William.C.Innes著，赵心渝译
一、替经济把脉的神学家
替经济把脉的神学家
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透过密集讲道和议会力量，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64）使他的经济神学思想得以对当时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力，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态度方面以及法制的建立上。透过这些公开的场合，加尔文和其他改革派的牧师得以充分表达他们对上帝诫命的诠释，尤其是在个人生活道德、社会责任、甚至是商业习惯上。改革宗的教会领袖认为，每一个日内瓦市民或议会所作的社会或经济决策，不只影响所有居民的物质生活福祉而已，还会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取向与灵性发展。本文将对加尔文的经济神学思想作一基础性的介绍。同时，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思想体系，亦有其必要性。替经济把脉的神学家加尔文许多有关社会福祉及经济活动的神学思想，不可否认的，其中反映了中古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各城市所关注的道德与敬虔、社会关怀与未来发展。加尔文对商业与经济活动的态度，与布塞珥和慈运理有许多相似之处，却与马丁路德的思想大异其趣；就某方面而言，加尔文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他可以说是当时第一位实际抓住经济脉动的神学家，企图把个人灵性成长与世俗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合理的解释。
这对当时的日内瓦而言，意义非凡；因为整个中古世纪所有大规模的资本活动都掌控在义大利银行家的手中，藉著他们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欧洲经济得以蓬勃发展，而他们所建立的产业也遍及欧洲各地，整个罗马大公教会以及官僚体制因而赖以为生。矛盾的是，当时教会的教条和传统经院学派仍机械式的谴责这些银行家，视取息及其他金钱活动为罪恶之极；贫穷则被视为上帝的祝福，而不是必须根除的社会之恶。
加尔文敏锐并具穿透力的智慧，绝不允许自己接受任何过于简单、未经分析的残余教条。加尔文认为，任何社会、经济理论或思想如果无法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的话，就必须放在信仰及实证的显微镜下重新检验。传统经院学派的作法，往往是根据一些与现实脱节的哲学思辨对经济议题妄加论断。加尔文则希望能够了解经济活动在现实世界的运作，然后再根据基督爱与关怀的诫命，来判断这些经济活动对个人以及对整个社会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全备的信仰生活
因此，加尔文相信全备的生活应包括两方面，即：属灵和属世的关怀。任何有关圣俗的区分都是人为的，而且具破坏性。若教会和牧师完全不理会社会经济活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作法。宣扬基督精神既然是教会的责任，教会便有义务透过属世的权柄，将基督精神落实到公共政策上。
加尔文认为，介入信徒的经济及社会生活型态，不仅是教会的权利也是义务。他认为金钱既是上帝实现神圣救赎计画的媒介之一，教会就有必要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立基于信仰的立场，对全体社会的福祉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正如旧约先知职分一般，今天的神职人员也接受了上帝的呼召；目的在督促政府制定并实施保护穷人的法案，并进而保障社会全体之福利。「圣经教导我们，如果富人愿意为穷人舍弃上帝所赏赐给他们的财富的话，他们必得到加倍的财富与上帝更大的祝福。」（加尔文，「使徒行传评论」）从这观点看来，加尔文确实已经投入当时日内瓦社会革新运动与财政决策当中；而他的思想则源于考究圣经原文与现实社会实证研究的巧妙结合。
加尔文所建立的革新教会，成功地要求议会达成多项措施，包括：提高就业机会、制定合理工资、透过大众医院对穷人提供社会救济。但是，若说加尔文是日内瓦惟一的社会经济良知，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中世纪以来，人民对整体社会福祉的关怀一直都相当受日内瓦政府重视，甚至奉为圭臬。例如：在加尔文到日内瓦之前（一五三六年以前），以及加尔文被驱逐期间（一五三八～一五四一），议会所作有关收取利息的政策，正好与加尔文后来所关心的问题不谋而合。虽然教会和政府偶尔会因意见不和而出现紧张关系，但基本上双方均同意共同承担控制经济及提高社会福祉的责任，积极推动各项经济方案，以达成共同理想。
随著加尔文与路德及传统经院学派的经济思想分道扬镳，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力也日益扩散，并进而塑造了日内瓦独特的财政及社会福利制度。
年轻的加尔文加尔文通往基督教信仰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道路，显然相当不同于其他改教家。青年时代，初到巴黎的加尔文本来跟随保守派学习，但却很快被古典文艺复兴思潮以及知性追求所吸引。对加尔文而言，改革后的基督教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其学术研究在信仰上的落实。
另一方面，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慈运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布塞珥（Martin Butzer, 1491～1551）以及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亦是罗马大公教会的一分子，他们都从这开始信仰的反省之路。
对他们来说，中古世纪教会的传统教导已无法提供属灵问题解答。透过原文来研究圣经，使他们发现初代教会的信仰精神与中古世纪的教导大相迳庭；这四人随后在一五二年代早期便共同投入实际的改教运动。直到一五三二年之前，加尔文还是一个人文主义学者，以及忠实的罗马大公教会信徒。当然，加尔文也比这四个人年轻得多。
坦白说，在一五三二年以前，加尔文对神学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早在十年前他就读过路德、拉弗利及墨兰顿的作品，但这些文章似乎对加尔文一点影响也没有。他对贵兰布德以及其他天主教人文主义学家则大感兴趣，因为他认为重建文学的地位远比去攻击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更为重要。加尔文似乎很满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愿跳进当时横扫整个巴黎的宗教改革漩涡当中。到了晚年，他曾写道：「当时的我如此冥顽地沈迷于教皇制的迷思中，以致于很难一下子把自己拖离困境；上帝终于驯服了一颗年轻不可教的心，使其变为可教的。」怀著一颗渴望的心，年轻的加尔文期望自己在写作与出版方面闯出名号，以获取老一辈人文主义学家给他一些评论。以二十三岁的年纪，加尔文完成了「评辛尼加的《论宽仁》（Seneca De Clementia）」一文。这项尝试显示了加尔文的热切，却略嫌冲动。因为稍早几年，德高望重的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才刚发行了辛尼加《论宽仁》的公订版；虽然伊拉斯姆在公订版的序面，表示欢迎任何人对此作品增饰补进。
加尔文采用文艺复兴时代所流行的《原文对照批评法》来分析「论宽仁」这篇文章，后来也用同样的方法从事圣经研究。要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必须在原文下很大的功夫，并且深入探讨作者在写作当时的真正含义。因此不同版本之间经常互相比较分析，目的在找出最符合原文与历史背景的版本。藉著这种系统化分析，原文的真实含义才能正确地显现出来。
就行公义的角度而言，基本上加尔文同意辛尼加对宽仁的重视；此外，加尔文还建议应该维持高标准的个人道德生活。不过，这观点倒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而是根据古代伟人的思想发展出来的。在加尔文的评论，他经常引用古代作家或奥古斯丁的话，但却很少提到圣经。虽然加尔文的评论的确使伊拉斯姆的公订版增色不少，很不幸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太多人注意。
早年加尔文虽然认同斯多葛派的哲学立场，但他渐渐发现，斯多葛派的学说有明显不足之处。经过深入研究，还有经常与朋友辩论，加尔文体会到惟有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能填补这个不足。因为这个缘故，加尔文终于承认：惟有透过基督教，中古世纪最伟大的心灵所建构出来的人类道德世界才得以臻于完善。
不像路德对自己生命的转变留下很多文字记载，加尔文基本上很少在他的文章里提及自己生命转变的经验。可以确定的是，大约在一五五三到一五五四年间，加尔文已经能完全接受改革派的观点与出发点，甚至在这之前，加尔文已被视为改革派圈子的一分子了。这个圈子包括他的表弟罗勃·奥立佛坦，他后来把圣经译成法文；以及有名的德文学者沃玛，他在法国以公开教导路德的思想闻名。这些人对加尔文的思想必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引导了他的学术研究。
投身宗教改革运动
加尔文投入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便将文艺复兴时代所普遍采用的注释法运用在圣经研究上，以便建立一种清晰、一致而且正确的神学。他相信圣经是神圣的启示，是信心及教义各方面权威的终极来源。他据此推论，惟有直接从原文来读圣经并精确了解原文字句的真义，才能将纯正的福音显明出来，不受长久以来走入歧途的罗马大公教会及教皇体制所扭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上帝的计画，教义问题也才能获得解答。于是，加尔文成了现代释经学的鼻祖之一。
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不管是加尔文或其他人文主义学派，都不曾尝试建立新的信仰或信条，他们只是透过辩证与理性的批评方式，企图将中古世纪的教会重新带回使徒时代的纯正信仰。他们认为中古世纪的经院学派已经失落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他们的神学则堕落到只专注枝微末节的事而已，而奥古斯丁在生命转变经验中所看为重的个人救赎反被忽略了；恢复其在教义及服事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成为当务之急。
改革派宣称，一如正确的释经可以显明上帝的话语，深入了解新约的「社会背景」（sitz im leben），则能进一步阐明所谓福音的原意。他们的神学完全以圣经及早期教父的释经作品为基础。教父的作品照亮了初代教会，而中古世纪的罗马官僚体制却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限制在教会上，使得真实的教会景况越来越远离初代教会的情形。消除这些体制上的障碍，将有利于加速教会重寻使徒时代的精神。(3787)加尔文的经济神学思想 ─ 职业无分圣俗勾勒经济神学面貌勾勒经济神学面貌勾勒经济神学面貌虽然经济在加尔文的神学面所占的分量不重，不过对加尔文将释经技巧应用在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努力倒不令人惊讶。加尔文认为包含创造、亚当的堕落、以及基督对人类的救赎，均有其经济方面的结果及解释。再者，加尔文的经济神学理论，对政府官员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提供了相当明确的神学立场。
创造之初
加尔文认为：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并且命亚当管理它。在伊甸园里，物质的供应不虞匮乏。堕落之前的亚当可以与神直接而亲密的沟通，因此人的物质需求也可以毫无阻碍地传达到上帝那里去，并且立即获得满足。然而，因为亚当的不顺服而破坏了这个美好的状态，人类被逐离富裕的伊甸并且被迫终日辛劳工作，从地里获得出产维生。伊甸园外的世界并不像伊甸园一样出产丰富，因此不足，甚至饥饿产生；而人类与神的亲密交通同时遭到破坏，人类不再认识神及其神圣美好的旨意。
旧约藉著以色列人的历史，一再强调人类不完全的结局；贪婪、物质的嫉妒、剥夺邻舍、拜偶像，都是人类堕落的本性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为了要纠正人类的败坏，所以上帝差遣先知呼召希伯来民族回到与上帝亲密交通的地位，遵循上帝的律法。然而因为先知无法救赎人类，社会与经济上的恶也就无法彻底消除。
惟有通过死、复活、以及基督的恩典，人类才有可能填补因亚当的不顺服所造成人与神间的鸿沟；藉著回转归向神，人类的本性才得以从贪婪转向慈爱，从自私转向关怀，从金钱崇拜转向掌握金钱的使用。透过基督以及使徒教会的精神，人与神之间完美的交通才得以再次建立。
「加尔文发现，『圣徒的相通』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教会应有的景况，因为在教会里面信徒得以彼此分享神的恩典与祝福。交通与沟通的想法在此强烈表达出来。加尔文无法容忍任何离群索居的敬虔方式，因为如此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属灵交通隔绝了。因此，加尔文认为：教会是上帝神圣救赎计画中，不可或缺的媒介。」（麦克尼尔，《加尔文派的历史与特质》，1954》）加尔文所有的经济理论皆由此出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以及上帝神圣的计画，加尔文认为我们没有人拥有世界财富的所有权，也没有人有权剥夺它，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过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管家或仆人，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上帝希望我们如何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
「我们要注意，任何人所拥有的财富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经由万物的主宰所分配的。所以，任何人都不应向他人炫耀自己的财富，因为如此一来，上帝的主权就受到破坏。」（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用爱心分配财富要知道如何分配财富，上帝所赐的爱心便是我们衡量的准则。当基督徒的心中充满了神的爱时，他便能够在经济上做正确的判断。加尔文在经济神学方面的教导与其前辈或同侪大不相同之处，在于加尔文严格坚持：教会在支持或谴责任何经济行为之前，必须用基督「爱邻舍」的律法来检验其对实际生活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加尔文引用著名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家贵兰布德的话说：「虽然法律强调的是绝对公正，但法律本身也因衡平法的设计而保留了弹性。」（For while law demands complete and unwavering rectitude, equity remits something of the law·_）所有世上一切的努力与作为，最后皆须摆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受审判。「上帝在人的本性上刻了平等的律法，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抛弃这个法则求取过度的个人利益，必然无可避免地要被社会舍弃。……一旦他堕落到只关心自己的事务，背拗、自私的爱便会使他变得盲目或是被包围在五里雾中，以致自己与神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应学习节制，不让自己的私利超越公义而横行。」（加尔文，《论第一》）贫穷之恶因为加尔文对神学的深入研究，他逐渐相信，贫穷的存在乃是因为集体犯罪的结果。虽然这个世界所供应的足供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但是因为贪婪、自私及剥削，却导致严重的财富不均；这点很不幸地证明了人的罪性、对权力的选择、物质取得，以及枉顾基督和其教导的短暂欢乐。基督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没有太多钱或私人财物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从不缺乏，他的生活方式给我们最好的典范，就是：不求物质丰裕，但求心灵满足，并有义务与需要的人一同分享。
其实，生活在贫乏中的人，往往因为环境因素以及他们对爱心的强烈感受，常能成为好的神职人员。如果人类希望回到与神与人亲密交通的状态，就必须将我们各方面的需要表达出来。
一个公义的社会，必须努力消除越来越恶化的贫穷问题。因为，过度的贫穷并非值得鼓励的状态，或如传统经院学派所说的是个人得救赎的方法。尤其，教会的贫穷特别容易导致虚假，将怠惰合理化，甚至导致乞丐或修道士的偷窃行为。总括而言，非神所定意的贫穷，很容易使一般人陷入罪恶的试探当中。
「阿摩司认为，在物质稀少的时代，人对财富的过度欲望，等于是将一只脚放在另一个人的喉咙上，强迫他作奴隶；我们很清楚造成欲望和过度需求的原因是什么。当一个人被饥饿**，他可以不计代价立刻出卖自己的生命一百次，只要能使他免于饥饿的恐惧。」（加尔文，《十二小先知书的教训与熟知的解释》）施舍是一种义务加尔文根据基督的教训，认为富人之所以需要帮助穷人不只是一种特权，或为了换取自己灵魂的救赎而已，更是一种责任；因为人得救不得救，单靠信心而已，积功德的爱心对罪人毫无益处。因此加尔文认为，施舍是应当的，而且是一种义务，惟一的报偿就是使捐助者与神、与人能建立更亲密的交通。施舍，同时确保人与神的关系不会受到财富或自我放纵的阻碍与破坏。
为了要达到加尔文照顾穷人的目标，光是慈善捐助是不够的，积极辅导就业、订定合理工资及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以达成某种程度的财富重新分配是必须的。此外，基督徒团契必须设法消除某些严重威胁人民的福祉，或使贫穷更加恶化的经济措施。加尔文尤其谴责囤积民生物资获取暴利的行为，因为投机行为使物价不合理地升高，只为少数人之获利。当面粉的价格被人为地抬升到穷人无法负担的程度时，他们的生存便直接受到严重威胁。这样的行为，无异窃取穷人的利益，迫使饥饿者借贷养生，或铤而走险，或饿死街头。因此，加尔文直接谴责这些无耻的商人或机会主义者为小偷或凶手。
二、职业无分圣俗
还有一点，加尔文与中古世纪的经济观有很大差异。跟路德早年一样，加尔文也不同意传统经院学派对职业的定义。在中古世纪，接受呼召为教会服务远比从事任何其他职业要来得神圣，社会地位也高。改革派则认为：所有的职业在上帝面前，都具有同等地位。这种对职业看法的转变，或许可以用来评估商人和工匠的敬虔态度，特别是他们对上帝带领的信心。
如果基督徒祈求神为他预备终身职业，那么包括教会和社会都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并不是建立在赚钱与地位的提升上，而是在倾听上帝对他的旨意，然后凭信心跟随他的呼召。上帝对一个人工作的应许，与这个人的所拥有的财富与社会地位完全无关。
「『职业』这个词，含有呼召的意思；而所谓『呼召』，乃是指上帝用他的手指头指向某一个人说，我要你如此如此的生活。」（加尔文，《评马太福音》）惟有那些不道德或不义的职业，应该加以禁止。
基本上，路德相当高举农人与工匠，相对地贬抑商人的地位。因为路德认为：前二者毕竟是靠著自己的技艺与劳力生产制造民生物资；而商人则是靠买卖别人所生产的物品赚取利润。加尔文不同意这样的区分，他认为所有的职业只要是对大众有利益的，在神面前的地位一律平等；这样的主张毫无疑问地，相当讨好当时的商人和工匠。加尔文举例说明，一个管理者或教师显然并没有栽种或生产出任何有形的物品，然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却是相当值得尊敬的。
工作的真义
由于深入了解旧约时代希伯来人的思想，这位法国人文主义学者找出了「职业」一词的更深含义。传统经院学派认为人类之所以要辛勤工作，乃是因为亚当犯罪所受的惩罚，因为创世记记载了「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 得吃的」。然而，加尔文认为传统经院学派犯了一个哲学思想上的错误；因为上帝对亚当的咒诅并非工作本身，而是工作所带来的枯燥与挫折。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 得吃的』；摩西所谓从地 得吃的，意思乃是指靠地上的果实维生。在希伯来原文中，『劳苦』的意思也代表了枯燥与痛苦。这种劳苦，与亚当先前愉快的工作所代表的意义完全相反；堕落之前的工作对亚当而言，不过是他的游戏或是娱乐。」（加尔文，《论创世记》）加尔文仔细研读创世记的经文发现，上帝的确要求人类为生活而努力工作。因此如果一个人不努力而依赖他人过活，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正如乞丐倚靠别人的施舍维生一样。加尔文也同样谴责那些不事生产的人文主义学者，专靠仰赖教会或社会救济维生。
「摩西进一步说上帝将土地交给人类，惟一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努力耕耘。人之所以被创造的目的，乃是要与神一同工作，而不是为了躺下来不做事。当上帝使人受土地的操练时，他同时也咒诅怠惰。因此，没有任何事情比浪费生命在吃喝睡觉而不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更违反大自然的法则。」（加尔文，《论创世记》）由于加尔文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所赋予他的天职，因此工作本身就被圣化了；任何剥夺一个人从事天职的行为，都是违反上帝旨意的。失业，是一种社会的咒诅；任何人因为贪婪以致剥夺他人的工作，都是不可容许的。教会和政府应一起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保护人民的工作权。
因为加尔文视所有的职业为天职，他对「诚实」与「正直」的严格要求不难想见。商人的工作本身并没有可议之处，但是如果他用诈欺的手段来达到工作目的则另当别论。「不诚实」不只反映一个人的不完全及堕落本性，更糟的是，它还代表了背叛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管家职分。曾经是社会伦理学家的加尔文的确认为，每一种职业皆应在某方面得以增进公共福祉。
「因为工作的方式有很多种，任何人只要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不管是透过管理家庭，或管理公共或私人事务，或谘询、或教导，皆不应被视为闲置而没有生产力的人。」（加尔文，新约评论+）一切荣耀归给神贪图暴利或投机的行为虽然应被禁止，但是不包括开工厂在内；因为这样的投资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祈求上帝祝福这样的企业，一点也不违反基督徒的原则；企业家将他的精力与资源贡献在一个属灵的企业上，当然可以合理地向上帝祈求事业成功，只要他的目的不是为牟一己之私利而已。基督徒应向上帝祈求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惟有上帝能成就我们辛劳的代价。
「不管我做什么，我都有义务祈求上帝赐下祝福，使努力不致白费。如果我有任何收获，我的第二项义务就是将感谢归给神。」（加尔文，《论创世记》）正如神成就人的工并且赋予意义一样，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人就白白劳苦。「如果上帝不使天降雨，人在地 的劳苦就白费。因此我们的工必须透过神来灌溉并使其生长，否则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拒绝了上帝的祝福，因而有了贫穷与不足。」（加尔文，《评先知以赛亚》）基督徒应将我们对物质的满足交托给神，不要为明天忧虑。虽然拥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是上帝的祝福，但是要记住的是：上帝的应许与财富之间，是没有数量关系的。否则的话，加尔文的日内瓦与希伯来民族早就因上帝的责备而凋零了。
加尔文的经济理念与他的神学观，不管是在方法上或内容上均完全相符。虽然他跟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传统经院学派所教导的理念不和，跟他同时期的人也不见得路线一致，不过他倒是融和了这些自由派的主张，坚持基督的爱以及对整体社会利益的关怀，是所有经济决策的终极目标。由于加尔文的思想的影响，使得日内瓦原已存在的穷人救济制度，得以更进一步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