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教义主义者以Wrede的专文为最明显的例子，但他不能代表所有反对者的观点。Adolf Schlatter曾提出新约历史研究与经文教义研究之区分的疑问。我们最好先明白Schlat- ter对教义与新约研究之关系的看法，他说：『借着知识与信仰的分享，使我们结合在一个教会里。』这便使他的意见与其他个别的意见有所不同。根据这定义，他以为教义是注视于现在（例如我们自己），而历史的研究则是回顾过去（例如他人的经验）。他不但不认为这两者互相排斥，反而说：『由于基督教教义以新约为根据，新约的诠释便是直接探索它的根基。』Schlatter甚至以为，当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局限于『散漫而矛盾的观察』时，将这『系统』运用在历史上也是合适的。他认为，『当我们的思想融洽和谐，就表示我们的工作是成功的。』Schlatter辩词的失败，是由于现代学者顽强地反对一切思想的和谐化，但Schlatter的意见仍值得我们三思。
一位新约历史学家若想使他的发现说起来合理，就必须作教义的研究，并预备随时接受质询，诚如Schlattef所言：『我们一生中很少能真正做到自我否认。』他以为，现在与过去是相辅相成的，借此可以了解过去。这就使教义与圣经神学变得非常接近了。
这个讲法与Wrede的研究迥然不同。Schlatter看重启示，他指出，如果新约是靠赖『人类所产生晦暗无光的作品，不管是法利赛的、希腊主义的、拉比的、或是诺斯底的，它就不再是神自己的作品了。』这样，『从神而来』与『历史的媒介』便似乎是互不相容了。但Schlatter并不坚持两者间的对峙，他只对那些试图以其他宗教背景，来使圣经看起来像是前两者的混合体的人提出警告。Schlatter力持启示乃了解新约神学之精粹的见解，很可惜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schlatter对新约神学的贡献，在近代得到了肯定。Kase－mann甚至把Schlatter列为Bultmann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同辈』人物，且以Schlatter为对历史耶稣新探索的真正创始者。Morgan视 Schlatter的立场与Bultmann的强调存在主义，在某些地方相似。事实上，Schlatter对神学研究的要求，比纯历史性的研究为近代所带来的影响还小。Morgan曾批评他对作者权威性的传统看法及过份重视特殊人物，但赞赏他对新约发展方面的认识。
如果我们接受新约『属启示』的本质，那么新约中许多对教义的观点也就必须调整了。这是很自然的结论：新约的教义教训，不可能像那些蕴酿在今日教会中大杂烩式的信条。对基督的信仰和新约神学间认为有其关连，并不等于新约神学家将源自历史性的教条置于新约的结构之中。至多我们可以这样说：新约神学能为教义神学提供基本资料，且在各世代继续与新约本身的概念核对并调整。新约研究所引起的一些必须讨论的主题，虽似与形式化的信条相类似，却不是强行插入的教义的原有思维。Schlatter坚持，神的统治权、基督、罪、称义、爱与信等，是架构新约神学的基要主题。他也声称，这些都出自新约圣经本身。
在Bultmann的神学中，新约神学与教义的关系因形式的不同而变得尖锐化。他把他的假想存在主义，强行插入新约神学的架构中，因此远离了纯历史性的研究。在后面谈到神学与历史时，我们将对Bultmann的立场再作讨论。现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保守派的Schlatter与存在主义派的Bultmann之间，有一点血缘的关系。
在新约神学与教义之间，有一个重要问题：新约神学是否具有规范性？倘若新约神学被视为全然的描述性，那么新约神学家就只不过是博物馆管理员，展示出古董最美的优点，却不能表现出他们与现代的关系。这种工作既缺乏动力，也赶不上新约时代基督徒体验神学的需要。
新约神学若能有规范，那么标准何在？第一世纪的思想型态，根据Bultmann所见，若需在各时代重加诠释，那么至少就客观立场而言，它就不能算作神学的规范。但若根据圣经乃是神权威之启示的本质来说，难道它本身不足以为每一个时代神学的规范吗？第一世纪以后，人类的文化背景自然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置身之环境的知识领域也无限地扩大了。然而，是否这些便使新约和我们今日的关系相对减低了呢？这只有在人类的基本需求改变后才可能如此。然而事实上，不管精密科学如何进步，人类与神的关系仍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假如靠知识可以得救，今天就需要一个与第一世纪观念不同、术语特多的新约神学了。然而，廿世纪还不能证明人类可以借知识得救。就事实而言，新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有罪的人如何能接近那位圣洁的神？这个问题在各个世代部一样。新约神学是有权威的，其模式主要是在属灵的领域中，而非在科学的园地里。
欲为新约神学建立规范，必须注意其内容不能仅为早期基督教信仰内容的重复，且须足为每一世代的模式。新约神学的规范，建立在人类对神基本需要的不能改变上，神学家需唤起他那时代的人们去体认新约的需要。换言之，倘若这是真正的规范，新约神学家就必须唤醒廿世纪的读者，体认其中所说的是与他们目前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如果它因而侵入了教义神学的领域，这也只是两者之间原来就并非壁垒分明的缘故（参前面的讨论）。
同样地，新约神学家也须率先检讨自己的著述是否中肯。惟其如此，才能让他的读者产生同感。他必须凭信心而做，甚至不惜让人认为过份偏重，而不符合历史的要求；因此他必须反应新约的基本信息，以免成为一个考古学者，单研究一些对耶稣的古老意见。然而这样做，恐怕是无法被人视为历史家了！由于人怕被孤立，所以现代人也怕被隔离，而宁愿选择具危险性的教义主义。笔者有鉴于此，故从信心的立场上来研究新约神学，且不引以为耻。所讨论的各个层面，都通过了基督徒经验的考验，也与历史上基督徒的各种宣信相互辉映。
然而，我们仍必须让新约自身作清楚的自我解说，不应被历史上种种的宣告所桎梏。每一时代的历史教义，应检讨其教义所说的，是否合乎新约本身所呈现的那活泼、有生命力的意义。由于新约本身便是教会教义的主要源头，不管系统神学家把这些教义放置在怎样的历史或文化的研究背景中，它都可以赋与教义以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