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素娟
本书是我认为最有吸引力，最富感动力的的一本自传。书中的主角是一位中国名门淑女，也是一个虔诚的前佛**。她父亲在清朝末年任江苏省的制台，就是我双亲后来做宣教士医生的地区，也就是我生长的地方。
蔡素娟小姐在本书里告诉我们，她怎样藉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开始信靠、敬爱、事奉永生神；又怎样被神使用。虽一生受尽折磨，却能领千千万万人到主面前。
我有幸读到“暗室之后”，后来又在她暗室中见到这位活生生的传奇圣徒，使我亲身感到那位虽不能眼见的主与我们同在。
本书就是完全讲到那位——主耶稣自己；祂怎样以祂的智慧和慈爱，选择一班祂能信任的人，完成特殊的事奉。
祂交托给蔡小姐的事奉是：以床为讲台，以暗室为工场，以长久的病痛为她终身伴侣，以成千得救的灵魂为她的奖赏。
但愿您读本书而荣耀归主！
葛培理博士
黑暗逐渐笼罩
黑暗逐渐笼罩，像一层厚雾，将我卷入——恐惧爬上心头——直至我明白，“黑暗不能遮蔽祢”、“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之上覆盖着如此黑暗：创造众光之光啊！求你再施奇能在今天，像在暗室里的人知道
——不用视力也知道——他人的存在。同样，在黑暗中，我确实知道祢的同在，于是，冷酷、混沌、空虚的绝望，溶成柔和的光；像一个小孩怕黑，安静躺在母亲的怀中，现在荒唐的恐惧再也不能折磨我脆弱的心灵，黑暗——黑暗——仍然四围笼罩，只是祢已将我怀抱！
未来是一片空白与迷茫，祢已拒绝我最高的向往；我试图了解却不能；束手无策，只好等候仰望。在美物充足的世界橱窗外，我长久留恋、眩惑于它的色彩——直到我听见身旁的呼唤——祢，亲爱的主啊！我怎能抗拒如此强烈的爱？让一切消失吧！我已乐意知晓祢爱属我——因人生太短促，忧虑、欢娱；仅赐下祢自己为我，已够满足，满足——有余！你的爱日益增多——在祢里面，病痛转为甜蜜，一切愿望得知足，深邃喜乐得完美，在祢里面，我的福杯满而外溢。
点着的灯
不要为生命的尽头来临而伤怀；
应该为生命尚未开始而焦虑！
“暗室之后”蔡素娟小姐卧病四十多年，在她阳光照射不到的暗室里，应该是黝黑而暗淡的，她却是一盏“点着的明灯”。藉着神的能力，她点亮了自己，没有怨恨神，没有诅咒过黑暗，在暗室中发光，也照亮了别人。多年来在无尽的病痛煎熬中，本来生活在这种日子里，应该是苍白忧郁、狭窄的；可是神赐给她无比的爱，爱神、爱朋友、她笑容给予人，由神而来的鼓舞、安慰和关怀。她的秘诀是从未问过神：“为什么？”只是求神启示：“祢要我为你做什么？”
生命是一个神迹，一首诗歌，神的杰作。而蔡素娟小姐的生命更是神迹之神迹，歌中之歌。神为了要使她成喂养人的饼，因此将她磨细。一九五六年的初春，在美国宾州乐园中，初次认识蔡小姐和她干妈李曼小姐，并她的姐妹们，廿多年，我由“暗室之后”读者，而与她成为忘年之交，进而因“基督使者协会”承受了蔡小姐及李曼小姐姐妹奉献的房地产，而成了我及同工们的良师益友。
在最后的一段路，往往是最艰苦难行的，正如黎明前的一段时间，是最黑暗的一样。特别是在李曼小姐安息以后，蔡小姐要学习“孤军作战”，可是她的信心和毅力，完成这一本书。她全心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在她写作的过程中，曾遭遇过不少的艰难，靠着主，她有面对着暴风雨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她常说：“不怕慢，只怕站”。她知道谁在陪伴她同走人生的窄路，故此她没有半途而废。当李曼小姐尚未荣升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将近九十高龄的她，总是说：“我们必须前进”，“继续前进”。也是她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个信念几乎成为本书的命名。我们看到她好像是一颗绚烂的钻石，殊不知在这背后，她曾承受过多少折磨，流过多少辛酸的泪，忍受过多少孤单寂寞；在漫长的困厄的路程中，学习信心，萤萤独处中，操练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她在暗室中并不感到暗然惨淡，也没有灰心、悲观的情绪。暗室内发出来的光，成了怒海中的灯塔长期与顽疾搏斗之余，养成一股坚忍不拔的勇气，一颗永不动摇的信心和“与神同在”的经历。
在她高洁的脸上，闪耀着春阳似的灿烂的笑容，去迎接那可预知的明天。她知道谁掌管她的明天，她让神掌握她的生命，不让疾病制服她，不让黑暗腐蚀她。她深知死亡已经被复活所吞灭，她相信黑暗终将被晨曦所冲散而消逝。
记得我撰写第一本书，“暗室之后”的时候，曾用一年的时间几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该书上，一行行地推敲祈祷。该书于一九五三年出版后访客如潮水般涌进我们的家。来受训的军官、中国海员、学生、国际友人、美国妇女宣道部、中外教会团体、主日学儿童等等。
我已经在幽暗的卧室中度过四十七个年头了，但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一直做我暗室中的光。一九四九年，我第二次来美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主继续导演的戏剧。现在我要叙述的就是我被困在暗室中的前因后果，回忆感想以及发生在暗室中的事，如何产生超越的效果等等情形。但愿一切荣耀归于神，因为是在我暗室中做成一切的事。我不断地求祂使我保持谦卑。如果有一天我高举自己胜过高举我最尊敬的主耶稣基督时，神一定会把我撇在一边。祂说过：“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人(赛2:8)”。
我多么荣幸，在这些年间认识许多主内朋友，他们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能完成这本续集。深恐挂一漏万，因此我这里不提名地向每位有份于本书工作的人，致最深的谢意。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擘饼，不想留饼。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祢活在这里时，祢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祢的人得安适。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祢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祢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祢是我的安慰，不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蔡素娟
第一章乐园的小鸟
消息像燎原的野火一样，传遍了宾州的乡镇：李曼小姐带了一个中国人回来住！
真的！当我从那广大无边，多彩多姿的中国，初到宾州乐园镇来住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好像多年前我在上海买的那只火鸡惹人注意一样。因为火鸡在南京很少见到，我听说美国人有个特殊风俗，喜欢在感恩节的时候吃火鸡，于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了一只，准备送给我最敬爱的宣教士李曼牧师全家。我抱着这只放在笼子里的珍品，从上海搭火车到南京去。同车的人都挤过来，要看看这只怪禽。“它吃什么？”我不得不红着脸承认，我也不知。很可惜，一到南京，有人喂它麦精牛奶，结果李曼家来不及把它调制成精美的大餐，它就夭折了。
我终生的挚友和同工李曼小姐，用爱心把我带到美国来，就住在乐园镇的李曼家。那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十九年了，正像那只火鸡困在笼中，根本不能逃出来一样，有如以下这首诗歌的情景：
“我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远离青葱花草佳美田郊，为祢被囚，我心何等高兴，终日向祢歌唱吐露柔情。”
因为我的主啊，这是出于祢的美意！到美国后，我才体会到美国宣教士跟我一道去中国乡下布道的心情。人人都对他们的金发、兰眼睛、白皮肤好奇，问东问西。通常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陪着他们，因此有些乡下女人毫不客气地撩起我的袖子，要看看我的皮肤是不是真的跟他们一样颜色。有时还问：“你是道地的中国人吗？”
我非常喜爱在美国的新朋友，可是我们需要彼此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他们曾羞怯地排队进来看“中国女孩”，事实上当时我已经五十九岁了。他们又常常不知道怎样开口，在找不到话题来跟我谈天时，总是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吃什么？”
我尽量以最礼貌的态度回答他们，并述说我的童年，确实过得非常奢华。家中五打以上的仆婢听我们的使唤。所以我回答他们说：“在我的家乡，我们早上吃稀饭，配上馒头，咸板鸭、油鸡、炸油条，还有几种小菜，中午饭有一汤三荤三素，下午四点吃茶吃点心。两餐之间还有许多水果零食。晚餐是……”
我还没有说明正餐的山珍海味，他们已经睁大了眼睛，惊奇地说：“啊！我们还以为中国都是穷的只有饭吃，住茅屋，指甲长长的，留辫子，缠小脚的呢！”不错，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的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我生活在清朝末年一个官府之家。慈爱的神没让我预料到，我曾大半生，过“金鱼缸”式的生活：常常展览在人前，极少有独自安静的机会；而且我曾这样病弱无力，非受人照顾不可，而我幼年是最怕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的。
记得小时，我哥哥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捉弄我这个“最平凡的小妹妹”。他们常嗤笑我长得跟我廿三个兄弟一点也不像。他们有的长得像父亲那样英俊，有的生得像母亲那样美丽。在亲友之间母亲素有“北京美人”之称。因此他们常嗤笑我：“你不是我们的同胞妹妹，你一定是从茅屋捡来的！”他们这样使我变得又敏感又害羞。我常跑到奶奶那儿哭：“为什么妈**美丽一点儿也不传给我呢？”我怕见生人，就是碰上新年耍花灯那样热闹的场面，也只敢躲在奶奶背后，抓住她的围裙偷看人。如果要与生人同桌吃饭，我的咽喉就像堵住了似的，什么也吞不下。
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过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教女红和音乐。这时候我也就少受兄弟们的骚扰了，但到了过新年，在大家聚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他们又故态复萌的捉弄我。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后花园里，父母听不到的地方，我们真是尽兴而玩，不受打扰。我们有十八天的庆祝，大吃大玩，演戏、赌钱。哥哥们围着我跑，当着我的脸两手击钹，笑我说：“看！看！你的脸盆这样圆！”我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又着急，又伤心想发明一种新发型，可以遮掉半边脸就好。于是我变得更加孤独了，整天不想见人。
再大些的时候，我开始念中国古书。我喜欢写字，毛笔在手，就什么都忘记了。我也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得津津有味。“书比人更能做我的好朋友！”我这样跟自己理论：书真是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天地。那时我有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当时我以为绝没有要求得过分。我对将来的梦想，是过一个安静的生活，因此三个愿望，都集中在这方面。第一，如果我有一雅致的书房，里面放一张宽敞的书桌，一张舒适的椅子，一盏台灯可以无限期地安静读书写字，那就满足了。谁知我的大半生却是在床上度过的，连最起码的需要都不能自己料理。毯子成了书桌。又因疾病损害了视力，我必需用放大镜才能吃力地稍微看点书。室内的灯和窗户都要用黑布遮起来，因为我的眼睛对光特别敏感。这样差不多五十年来，我做了“暗室之后”。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有一架漂亮的钢琴，不是为了表演，只是为了表达我心中涌出的诗歌。自从我脱离佛教归向基督以后，主耶稣将喜乐和谐带入我生命中。我喜欢弹中国乐器的七弦琴，又从西教士处学弹钢琴。可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病不容我摸任何乐器，也不能听什么声音，别人很难听得见的声音，在我的耳膜上却像是敲响了一千片锣。门外公路上的货车声，像是瀑布在怒吼。初来美国的时候，许多个黑夜，我都用手指塞住耳朵，苦恼万分地想：如果他们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不在白天开呢？每当疾病再度发作时，我总像听见几百个纺线机在我脑子里转动似的。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拥有一间精美的图书室，里面整齐排列着各种我喜爱读的书籍，分门别类——要我找得到。可是我珍藏的中西书籍，都因每次的逃难散失了。剩下的几本重要书卷、信件，就塞在床底下的纸盒里，只绑了不同颜色的彩带，以资识别。想当年，在那么养尊处优环境中长大的我，哪肯床底藏放东西，现在要不想麻烦别人，就只好把最需要的东西藏在床底下，可以自己弯身去找。
我还有些简单的愿望，譬如在凉爽的树林中散步，在田野间跳跑，在清澈的溪水中赤足嬉戏，爬山到书上念过的地方去游历。我刚生病的时候才卅九岁，正是生命最旺盛、事奉主最热烈的年头。那时医生警告我说：“你可能要卧床三个礼拜”，我忍不住哭了，“三个礼拜就差不多一个月了，我怎么受得了这么久的病？”谁想到现在竟然躺了几乎半个世纪！
我早年的愿望差不多都没有实现，是不是神对我残忍呢？不！“祂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84:11)。”我怪神不公道吗？不，“泥土岂可对抟弄它的说，你作什么呢？(赛45:9)”在这么多年来的病痛中，我绝对不敢问神为什么叫我受苦受这么大？我只问他：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学保罗见证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腓4:11)”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神替我作的最好的选择，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我的心。在祂所安排的事中，我决不失望。
一九五三年写完“暗室之后”以后，我以为我的生命史就此完结，下一页无疑问是我想望的“完”这个字。然后我要从暗室中回到天家与我光明之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相见。所以写“暗室之后”那首诗，因为我想未完之路实在不长了。可是我的主有不同的计划，在宾州乐园镇，这个新舞台上，我生命史的续集将要上演。
神从世界各地带领人到这个偏僻小镇来，而病弱的我，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迎合他们灵性上的需要。但是圣灵总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亲自供应话语，通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说出来。耶稣基督，我暗室中唯一的光，也是世上的光，继续不断地照亮那些来到我床边诸男女老幼的心，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与神！
小时候在中国南京，一早醒过来就听见窗外的鸟在歌唱，真高兴，接着奶妈们进来服侍我们这一群幼小的孩子起床，替我们穿上花花绿绿的丝缎袄坐在床上。我们就像一排饥饿的小燕子似的，等她们拿一盒盒英国饼干进来。那些饼干形形色色有的像扇子，有的像花瓶，有的像蝴蝶，都是英国商人为要得到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送给父亲的礼品。我们小时候不大懂得父亲是个名人显要，后来慢慢看见人家对他的礼品尊敬才明白了些。他来自传统的儒教之家，代代都是中举的举者。父亲在清政府手上任过许多重要的职位，最后就是江苏省的制台。我们孩子们就是在这个大富大贵的家庭中生长的，可是我们的心灵却一片黑暗。
我们对父亲的显著地位也不大在乎，在乎的倒是洋商送他的礼物。还记得他收到好几箱汽水，那时汔水是极其珍贵的产品，可是我们不敢喝这种洋东西，喝了变成洋鬼子才糟，结果叫佣人把汽水倒进沟里，瓶子才留下装酱油、麻油。还有亮亮晶晶的煤炉，一套套的连管子带炉头都齐全，多漂亮，可惜我们都不曾欣赏使用。这些名贵的礼物，成打的让佣人堆在花园的角落里生锈，我们小孩们就围着这些怪物，大发挥其想像力，玩各种各样游戏。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像西方孩子跟“爹妈”那样亲热得近乎友情的关系。我们对父亲总是肃立起敬，鞠躬为礼，新年的时候才能跟他同吃饭。
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新年看舞龙踹高跷的节目了。官员们都坐在高高的看台上，父亲穿着绣花官服(每个节期都有特定的吉服，穿后就收藏起来，等待明年再用)，前面堆满了银牌，是为他以制台的身份赏给表演的人的。
锣鼓齐鸣的声音由远而近时，我们就更加兴奋起来了。一条长长的丝质瑞龙，由兵士们高撑而来。舞动时，只见蛟龙时而翻腾，时而滚动蜿蜿跳跃，最后分开排列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同时爆竹、烟花放得满天通红，震耳欲聋。这种场合，我总是紧紧抓住奶妈又怕又要看。
父亲不是基督徒，但对西人非常友好。一九零零年义和团**时，他是代理总督，当时慈禧太后颁令，命他杀尽所有的外国人。他冒生命的危险把诏令中的“杀害”改成“保护”，救了我们那一省的西国人。慈禧太后至终没有发现这个改动，因为她自己也在逃亡中，八国联军，这时已攻进了北京，营救受监禁的西人。
我们小时不知道围墙外的天地。我们住在宽敞的房屋里，哥哥们婚后，就另住一座厅房，还是在围墙以内。结果一百上下的人住在那所大宅中，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以后会跟一般的人民混杂而住。
可是这种隔离并没有将我们与罪恶隔开。我们不是不知道善恶之别，然而我们常常故意犯过。
我对奶妈比对母亲还亲近，母亲坐在牌桌上的时候，我曾溜到她房里去偷蜡烛给奶妈，好让奶妈带到乡下去送亲戚。那时一百枚铜钱穿成一串，母亲有个小柜子放了串串的钱，我有时也曾去偷一串给奶妈。
我家大部分的人都吸鸦片，吸上了瘾。起因是西方列强与中国通商时，坚持要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丝茶等。中国政府当然不答应这种毒害人民的条件，但当时的商人并没有这样的良心。
我们家每个吸鸦片的人都有自用的烟枪，银质雕花的，细致玲珑，佣人经常擦得雪亮，以备随时使用。鸦片一抽，精神振作，痛就止了，可是力气跟着也消失了，一种懒洋洋的感觉侵占了全身，食欲也减少了。(我常常听人说，中国就要被瓜分了，因为抽鸦片的人根本不想抵抗)。
看见我家里的人这样受鸦片之害，我甚至在信主以前就恨透了鸦片烟。我常常肚子痛，但是我决定不用鸦片来止痛。有一次肚子痛得特别厉害，家人劝我只要抽一口就行。果然，痛马上止了，舒服得很，我反而害怕起来。后来肚子再痛的时候，也想再抽一口，可是我下决心，宁死也不做任何毒品的奴隶。
我信佛教十分虔诚，常常烧香默念、恭诵佛经。我常在嫂嫂的陪伴之下，去杭州山上的灵隐寺拜佛。通往山上的石级很长，我们许了愿三级一拜上去。我当时很热心，什么善行都想修，甚至想预备作尼姑。可是我身体虚弱，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以致往往等到快近山顶时，才开始每三级一拜。
和尚常到我家来念经，我们全家人都相信他们的法力，也就是因为这样迷信算命，才改变了我婚姻的道路。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家来央媒提亲，拿了我的八字跟那家小男孩的八字放在一起推算。推算结果是：我将来的命运不极端好就是极端坏。结果那男孩的家人不敢冒这个险。神奇妙地计划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甚至人的迷信，他也关顾到了，保护我脱离不幸，直到进入祂的羊圈中。(当然任何迷信……都是神所禁止并恨恶的)。
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心灵开始渴望想飞到一个新的天地去学习新事物。那时我早已读完了家庭教师认为女孩子应读的书。附近刚好有一间女子学校，是一位西教士李曼小姐开的。我就求父亲准我去那女校读书。我的乳名叫‘太多’，是我出生时父亲顺口说的(因他已经子女满堂了)。
虽然这样，我还是个孝顺的女儿，父母也都爱我。可是父亲认为他对我的宠爱，仍不够理由去打破传统——让女儿出去念书，受高等教育。我不管这些，一直要求他。最后，他无可奈何，只好警告我说：“可不许吃洋教！”
“爸爸！我答应您了！”我快乐得叫了出来。
南京明德女子学校，实际上是美国宣教士李曼查理夫人理想的实现。她少女时代，曾在华南的真光女子学校任教，因此她了解基督教女校的重要性。中国女孩子很少念书的，她们也没兴趣念书。李曼夫人登了好几个月的广告，用尽方法“招诱”学生入门，竟一个招不到。后来第一个学生，还得校方付钱给她才肯来上学！
当时决不敢梦想，到李曼夫人女儿的那一代，竟有一千六百个学生注册。明德竟成为女校的先锋，以后南京城里接连开了十多个类似的学校。
你不难想像得到，一九0六年当我坐着轿子，穿着入时的服装，抵达校门时，引起多大的骚动！
“我要报名念英文、弹钢琴！”我用适合我身份的口吻，神气十足地宣布，但在那间宁静的教会学校里，听起来多不合宜。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曼小姐的情形。她是李曼查理夫妇的女儿，又高又瘦，穿了一件朴素的旗袍。我那时才十六岁，她却是；廿六岁的校长。她安祥的态度与声音，即时给予我内在的平安、美感与力量，正是我有生以来所想望、所寻求的。在神奇妙的安排之下，我俩以后共同生活，共同服事主五十八年之久。
李曼小姐知道我是谁以后，不敢接受我做住读生，过“粗茶淡饭还要做家事”的苦生活，只接受我做走读生，还要母亲亲自来说明许可我，才让我注册。这种要求，对母亲来说，是有些失身份的行动，但母亲终于不情愿的答应了，我也开始上学了。
跟一群普通女孩混杂在课室里，对于我是一个新奇的生活方式。可是我急于要冲入外面的天地里，也管不得这么多了。记得第一次参加崇拜聚会的时候，我觉得莫明奇妙，心中暗想：
“说我们在做礼拜，但是我看不到神像，只看见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演讲。”
我也听不懂那些古里古怪的神学术语，脑子里就胡思乱想。等下又跟两旁的同学低声说话，李曼小姐轻轻地告诉我：“我们正在敬拜一位看不见的神，请你不要讲话。”讲道的时候，我常常闷极了，只好偷带侦探小说去看。
可是，对知识的渴望成为我得救的门径。为了要多学些英文，我开始参加查经班，也顾不得答应过父亲的那些话了，“我随时可以退出的”，我对自己申辩。然而有一天，在早祷会中，我听到一位著名的美国传道人，哥登先生讲“耶稣——世上的光”，我那盲目般的灵眼被打开了，在主的光照中，我看见了自己罪污败坏的情形，而神藉着基督的十字架，为我预备了救恩。我跑进寝室，打开心门来接受了祂，平安、喜乐、光明立即充满了我的心中。
那时我父亲虽已去世，家中其余的人们笃信佛教，他们嘲笑我，恐吓我，把我软禁在家。可是我的主从不使我失望，逐渐地，他们坚硬的心一个个溶化了，神终于听了我的祷告。
一天，当我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想：在我们这座宫殿式的家园里，生活是多么恬静、愉快、安全！我缓慢地一步步走上我私人用的那座亭楼时，窗外的景色引起了我的注意。远处的南京城楼，是烟还是雾遮盖了半边天，我看见桌上的圣经正开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二节：“祂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
我早上刚刚背熟了这篇诗篇，现在那些本来好像空洞的应许，竟一个个活生生地跳了出来似的，是神在准备我接受什么吗？我的视线再跟踪着那一抹烟雾，烟越来越大了，而且由灰色转变成黑色，还夹着红色的火光。我的心开始砰砰地跳起来了。难道军阀们打来打去打不完的，又打到南京来了？
许多人早已逃到上海租界避难去了，我家里也有些人搬了去。可是还有几个哥哥和他们的家眷，都不愿意离开这座舒适豪华的园宅。母亲和我也留下来了，碰碰运气，希望情形不会如想像中那么糟。我再俯视花园，树梢上、天空中，凝结着一片沉重奇特的寂静。
远处的枪声开始震动我亭楼的玻璃窗了。女佣人在大力敲门：“七小姐！赶快！兵来了！城南已经被散兵占去了，子弹在满天飞！”她脚软得跪在地上：“他们快到我们这条街上来抢来了！”
真的，我听得见附近的民房，街上都有枪声了。一个男佣人跑上楼来，慌慌张张地说：“他们到每一家，专找老爷太太们，找到了吊捆起来打，逼他们把贵重的东西都拿出来，你一定得逃！”
第三个佣人又哭啼啼的来了：“他们来了，就在门口，现在在用枪射我们的铁门呢！”
我们全家大小急急涌进一道暗门，去躲起来。孩子吓得尖叫，女人急得痛哭，男人低声叫大家安静，免得给士兵发现。这时，再宝贵的财富也没有用处！
我把母亲从她厢房中拉出来，她缠过的小脚走不快，伧促惊惶之间又扭伤了脚踝。
“娟儿！我走不动了，脚好痛！你走吧！别管我！要不然大家都走不及，要给他们抓到杀掉的。你去吧！我老了，没用了。”
“不行，妈！我爱你，我舍不得你，天父也舍不得你。”接着我在心中默默地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凭着刚才所读过的应许向你祈求，求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你应许过：灾难不得临近你。亲爱的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这场灾难！”
家人都逃过墙那边去了，只剩下我抱着母亲。她痛得缩成一团，我家的狗“大发”又跟着我们大吠大叫。我对狗下命令：“大发，别叫！”还好，它乖乖地听话了。要不然它一直跟着我们，说不定就会让人发现我们匿藏的地方。这时，枪声越来越近了，我听见枪柄敲铁栅、脚踢大门的声音。
当时神给我急智与超常的体力。虽然我个子才五尺三寸，还能把母亲背在背上，跌跌撞撞地冲入后门，冲到佣人住的院子里。子弹在头上飞，母亲快昏过去了，搭在我背上好重。隔墙已传来兵士的呼酒唤茶与佣人们的小心侍候声。
我踢开佣人院子里的后门，急急在楼梯底下找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同时又安慰母亲，叫她别哭，免得我们给人发现。我这个一向难以侍候、一丝灰尘一点不舒服都受不了的人，居然全身污泥地卷缩在楼梯底下。经年累积的蜘蛛网垂挂木楔间，各种各样的蜘蛛在我头发脸面上擦过。我用手捂住嘴巴，禁止自己吓得叫出来，一阵阵霉气夹着坟墓般的阴冷侵袭我们的肺腑。我坐在泥土上，把母亲抱在膝间，“妈！妈！”我轻声向她耳语：“耶稣会保佑我们，祂应许过的。”
当时虽然我信主不久，但我明白主给了我很大的职分，要我为祂祂作见证，祂决不会这样丢弃我的。我一边牙齿打战，一边祷告：“主啊！保佑我好为你做见证，我现在死了就没用了。”兵丁酒醉饭饱后，更加胆大妄为了。他们翻箱倒柜搜寻财物，又逼佣人供出我们一家匿藏的地方来。几个兵丁摇摇倒倒的搜到我们躲着的院子里来了，幸好母亲已呈昏迷状态，不知道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当沉重的脚步来到数寸距离之外时，我只有屏息着呼吸，更加迫切地祷告，再抓紧神那天早晨藉着诗篇给我的宝贵应许。“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诗九十一11)。
沉重的军靴声走远了，我们卷缩在楼底下虽然只有几个钟头，却像永恒那样悠久。
忽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划过空中，母亲惊醒了。忘记自己身在何方，她紧紧抓住我，指甲掐入我肉中，哭了起来，我随即听见兵丁顿足诅咒，不情愿地彼此呼告，这是回营的信号。
不久，枪弹声也远远消失了，整个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我们还一直卷缩在楼梯底下，等佣人们清理整顿好兵丁留下来的一片混乱。最后，我终于伸直了身子，两条腿因卷在湿地太久而麻木了。母亲的脚踝肿得双倍那么大，我扶她出来的时候，她痛哭了出来。我再把她背上，她虚弱得发抖，我也双腿软得像橡皮一样，慢慢拖过那弯弯曲曲的小径，回到正宅去。
我的兄弟姐妹也在警报驱走兵丁后，从他们匿藏的地方爬了出来。他们伤心得很，以为会看见母亲吊在大厅里被兵丁凌辱了。等他们看见我背着母亲进来时，都跑上来扶着我们，流出宽慰喜乐的眼泪。
“是神救了我们”我无力地轻语：“赶快去抹掉妈头脸上的蜘蛛丝，给她换衣服，泡脚吧！”
后来我坐下来，用毯子包住，女佣替我磨擦双足，灵活血液的时候，哥哥们又来详细问我，主拯救我们的情形。我看得出来，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就对他们说：“哥哥们，只有独一永活的真神能救我们脱离苦难，烧香拜佛在灾祸面前是没有用的。菩萨不能救我们，不能给我们平安。”我在他们的眼中，首次看见罕有的温柔与信心的火花，那时我就知道，不久好牧人要把我更多的家人带进祂羊圈里了。
为了抢劫的事不断发生，人家劝我们离开危险的南京，逃到上海去。一对年老忠心的佣人答应替我们看家。可是该带什么，该留下什么呢？这是每个难民必须面对的痛苦抉择——那就是说，如果他逃难以前有时间抉择的话，他要作回不来的打算。我因为财宝在天上，所以不必像我家人那样伤心欲绝地去左思右想。
起程的时候，哥哥们说：“妹妹，你看起来太像有钱的人了，人家会打你抢你的。他们怎么知道你身上有没有财物？为什么你不化装？”
我就去借了女佣的粗布短衣，布鞋穿上。女佣又说：“小姐你的脸太白，头发也太时髦。”我把头发扎成一个脑后髻，她跑到外面去打了一盆泡了鲜核桃皮的水来，说：“哪！搽些在脸上，脸就会黑些了。”
我们一走出大门，就溶入了人潮，身不由己的推挤着往前走。哭呀、喊呀，推来挤去，大家都平等了，都是挣扎逃生群中的一分子。陪我们逃难的佣人，有的担着财物，有的推着载满了东西的独轮车。
我对一个哥哥说：“你有力，你在我们面前挤路，让我再来背妈。”挤到火车站，我们几百个人又一齐挤进那窄小的车门。火车里面真是挤得水泄不通，行李堆满了通道，人的汗臭味充塞在空气中。我看见两个女人挤在一个座位上，还向她们求：“求你们让一个小角给我妈靠靠吧！她受了伤，不能站。”出于同情和怜悯的心，她们果然挤得更紧些，让我可把母亲放下来，挤在安全的角落里。那时母亲还吸鸦片，她痛得厉害的时候，我没法，只好给她鸦片丸子吞。
虽然我打扮成一个穷苦的女佣，连母亲看见都吓了一跳；可是我的心中仍充满喜乐，知道我还是“君王的女儿”耶稣是管理我生命的主。这种喜乐一定很自然流露了出来，因为有一位先生走过来，好奇地注视着，问我说：“你是信耶稣的吗？”“是的！”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母亲看着我，问：“娟儿，讲给我听，到底你打了什么手势，让一个陌生人认出你是属耶稣的呢？”我只能以微笑回答。
火车终于“咔嚓”一声停在上海车站。我们在火车急停的震荡中，快乐万分。“赶快雇人力车！”哥哥们大声命令。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坐上车，十分安心地往五姐家中去了。母亲仍然坐在我膝上，佣人们仍然跟行李堆在一起。我们到五姐家敲门时，差不多午夜了，事先我们根本没有通知她。
下火车的时候，我们曾经瞄过一眼报纸，大标题上是“南京城南一片焦土，市民同归于尽”。现在我们听见五姐家里，传出办丧事似的大哭大嚎声，鼻子里又闻到烧香的气味。我们忽然明白过来，也许他们正在为我们悲伤呢！在烧纸钱纸箱，为我们预备“黄泉路上”的“需用”呢！
来开门的佣人看见我们，脸上吓得发青。她顾不得开门就跑掉了，我们留在又湿又冷的夜空中发抖，继续打门。五姐看见我们，惊奇得不得了，快乐得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了。我把母亲交给她照顾，但因为她家里早有许多逃难的亲友，已经很挤了，我们其余的人只好再去找旅馆住。等到天快黎明，我终于走进一间睡房时，几乎昏倒在地板上。过了许久，家人听见外面小贩的叫声，买了一碗馄饨进来给我吃，才叫醒了我，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又睡。在半眠状态中，我听见家人的低语声，“七妹一直那样背着母亲，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力气，勇气和智慧？”我相信这次的逃难，才真正在母亲的心田里撒下种子，使她明白基督的大爱与权能。后来，我们回到南京家里，母亲就到贵格会医院去戒鸦片瘾。李曼玛丽小姐为她禁食祷告，求神释放她。经过两周的挣扎以后，有一天，母亲注视李曼小姐的脸，突然发觉她脸上照耀出奇妙的爱之光辉。母亲发出一身大汗，就这样在那一刻，鸦片瘾离开了她。母亲从医院回来以后，对儿女们说：“是耶稣听了李曼小姐的祷告，医好我的。”她又强调：“现在我只期望我所有的儿孙都和我一同敬拜这位活神。”除了我一个哥哥在母亲悔改前已秘密信主外，在以后的年日中，我家有五十五位陆续接受基督。也就在那个时候，我选了Christiana做我的英文名字，是因为读了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受感动而改的。
母亲在李曼查理牧师建的礼拜堂受洗，我家有七人跟她一道当天受洗。母亲人很聪明，但是像当时一般中国妇女一样，不识字，信主以后她孙子“晤主”教她读一本有图画的大字本新约圣经，夏天的时候，甚至四周的邻居都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邻居们都奇怪母亲信主前是不多说话的，现在居然常常向她们作见证。
有一天，李曼小姐和我正在祷告亭中查考圣经的时候，母亲来对她说：“李曼小姐，你领我们一家人信耶稣找到真神，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谢谢你才好。我把七女儿送给你做主里的女儿，你愿意接受吗？”从那时起，我就叫李曼小姐干妈，开始了我们优美的属灵的关系。
李曼小姐常常默默地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她三岁大的时候，从楼上跌下来，骨头受了伤，所以要站在讲台上讲道，对她是一件吃力的事。况且，她从主得的恩赐是深沉安静的那种。她的工作在幕后；为人祷告，对个人证道，思考属灵的话语，得到启示与亮光。她在中国各地领会、旅行的时候，要平躺下来让人抬着走才行。因此，当我们合作共同事奉主的时候，神便为她预备我做站讲台的事奉。我一向怕这种事情，但她总是推我到前面去，又帮助我学习忘记自己，让主使用。“可是，干妈，我不要，我不要嘛！”我常常这样推却。
“假设你有一枝笔写不出字来，你是不是就不写字了呢？”她慈祥地劝勉我：“当然不会！你会换一枝笔，对不对？你不肯做神要你做的工，也不能改变神的计划，神会换一个器皿，你却丢失了机会。”
记得我在毕业典礼致词时，我的的确确吓病了。但是听众每一句都听得鼓掌，弄得我真不好意思。讲完了，他们鼓得厉害，要我一次一次出来鞠躬答谢，我真怕随时会昏倒下去。害得一位老师要去拿镇静神经的药水来给我喝。事后，市长又请我去喝茶，还对我鞠躬哩！更加难为情了，我不过是一位女学生啊！他说要安排我到中国各大城市去，当众演讲妇女教育的重要，但是我拒绝了，我说我还在念书呢！毕业以后，许多职位等着我。诸如：在母校当副校长啦，做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啦，为推行妇女教育去各地演讲啦。并不是我比别人好到哪儿去，实在是当时没有几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女性。正合我国一句成语：“山中无大树，茅草也为尊”。然而我生命中的“新君王”，没有呼召我接受这些当时人看为重要的高职，却要我为他作见证。我到过中国大多数的省份，在各种聚会，退休会中讲道或传译。许多次与有名的传道人同工，像安汝慈教士等等。与安教士同工而成为朋友，是使我特别快乐的事。安教士是著名的布道家和作家，我替她传译过差不多有三百次。她讲英文有名的快，没有人赶得上。但神让我们好像同一个心思，同感一灵地释放信息。我也将她那本著名的“活水江河”一书译成中文，选译了她的祷告集与讲道集。这样神开始使用了我为祂工作。
一天清早，我们从泰安府动身到泰山去。上山的石阶很宽很长，一共有六千七百级。山路两旁是石雕的巨形洞，洞背上刻着四书孔子的名言。山路一直很陡，我们经过半天门，一天门，以后到了南天门。山顶最高峰处有一座庙，我从那儿往下看，世界那么小，真如孔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了。蜿蜒的黄河细得像一条线。泰山的高度是海拔一千五百四十五公尺，其周围有一百公里之宽。
游玩泰山以后，我们要坐一种骡车，才能到孔子七十六世孙住的地方。一路上盗贼很多，所以还要请两个荷枪的，保护我们。终于我们到达了那座皇宫似的建筑物中，我们听见钟鼓齐鸣，有人朗声宣告，孔子的世孙驾到。他真正像个王，不但不要向政府纳税，还抽当地人民的税。他穿着锦绣黄袍，坐在宝座上，侍从替他握住叼在口中的长水烟管。我们站在他面前，鞠躬为礼。
“请坐”。他挥挥手说，看见我一个中国女孩跟几个美国人在一起，他有些惊奇，于是挑我出来问好。那时我才廿来岁，没有见惯大场面，真羞怯得要命。等他知道我是受过教育的，就邀请我留下：“我愿意你教我的儿女。”我真是受宠若惊，但是我回答说：“真万分对不起，大人！家母老弱多病，我一定要在身边照应她。如果她身体好些，我极愿效劳。”我们在孔庙的大成殿旁走廊上午餐后，再走了大约十八英哩，到达曲阜。孔子的坟墓就在附近。到了那里一看，真奇怪，成千成百的墓碑上都刻着“孔”字。我问向导，到底哪一座是真正孔子的坟墓呢？他耸了耸肩：“谁知道，小姐，谁知道。”我想起旧约圣经上的话说：“你的墓地也不被人纪念。”孔夫子这么一位名人，埋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名又有什么用？蔡素娟是谁又有什么关系？我心里想。我人生的目的只是为完成主所要我做的工作，然而我的主说祂知道祂自己的羊的名字——对于祂，我是宝贵的。世界上的人对我如何，毫无价值可言，因为过了一两代以后，我们的地方都不被人纪念了。
我是在贵族化的学校念书，每项科目都用英文教授，老师也都是美国人，有的住校专任，有的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太太。记得有一次，一位神重用的宣教士明美丽小姐，带我们几个“较高等”的学生到她**布道的船上去各地举行布道会。我们平时佣人侍候惯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照顾，更别说做普通家事了。所以我们都袖手旁观地坐在那里，让她一位宣教士煮呀、洗呀、清理呀，甚至倒脏桶也由她。她真像佣人那样，等我们吃完了就用我们的盘子吃。她确是为主舍己感人的宣教士！
以后的年日中，我常常与这位亲爱的宣教士一同祷告，一同工作至深夜，将她的信息译成中文。我一向深深佩服宣教士，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抛乡离井，许多人甚至为了神，为了我的同胞，牺牲他们的生命。
毕业后，我在中国政府办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做音乐、家政等科目的教员。课余我常向学生传福音，结果二百多名学生中有七十二名接受了基督。她们常常来我家，也来我们教会查经班。这时，报纸开始攻击我了，骂我：“这个音乐教师原来是传教的，教学生呼求神呀，神呀，唱天堂是我家。引起了家长们的震怒。”真的，许多学生实在为了信主受到家庭的逼迫，但他们在试炼中站住了，忠心到底。现在有些也住在美国，常来看我呢！
与我一齐出去旅行布道的宣教士，多半对基督徒讲道，我就常常对非基督徒证道。我们到过许多大城市，对公立学校、教会大学、中学的师生，对医院的护士，对普通老百姓，讲过无数次的道。有时人数多得没地方容得下，要搭帐蓬，我常住进学生宿舍，只为了要接近她们。
有时，一天讲完三次道以后，我还要忙到深夜，接见慕道的人，个别谈道。我们也到过许多穷乡僻壤过简单的物质生活。我们坐过火车、轮船、也坐过轿子，独轮车、人力车、帆船。我们遭遇过许多反对和试炼，但主是我们的先锋，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预备了无数的心田，接受他自己的救恩。
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许多高职位的机会，与我最亲爱的同工李曼小姐一道事奉主。神在我们共同事奉中，赐给我们深挚的友爱与和谐。我因此也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要不然，没有基督徒可能进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当时门第观念太深了。许多年后，我取笑李曼小姐，说她并没有正式邀请过我与她同工。是真的，我毛遂自荐，她总是静静地说：“愿主耶稣引导你。”每次我征求她的意见，问她做什么好的时候，她总是用同样的这几句话回答我，从不表示她自己的看法。我必得供认，初初信主的时候，真给她这句话激恼了。我心里想：“为什么她不把这句话印出来呢？每次回信给我的时候，夹上一份不就得了。
可是，她的回答多么正确，在人生的路途上的许多抉择中，我们都应当直接从神那儿得指示。我们可以请教属灵的长者，或者和主内的兄弟姐妹商量，但在最后的决断上，应该是神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
李曼小姐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疾病、战争生死关头和几乎没法解决的困难处境中彼此照顾。当我刚刚开始与她在南京同工时，引起了一大堆的疑问。苏州的校长贝小姐和安汝慈小姐，还有别的宣教士，一个一个专诚地来问她，为什么留住我，不让我做全国性的事奉：“南京只是一个地区呀！”她们这样责问她。
但是，李曼小姐实在没有“留住”我，是主自己领我俩在一起事奉祂。所以从这件事情又看出来，她是多么有智慧，常常用那句话回答我——“愿主耶稣引导你！”
一九三0年初，李曼小姐开始了她的杰作，一连十一年半才完成。原来她坚决相信大多数是文盲的中国人，应该有一本比汉字更简化的圣经阅读。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采用了注音符号，于是她动手把中文新旧约圣经全本每行汉字旁边都加上注音符号。这真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杰作。
李曼小姐可以说是最没资格，又最有资格从事这项伟大事工的人。她经济拮据，办公的地方局促，校对员是义务的，又只有一位铸字匠铸这种符号的字模。那时她已因健康关系退休了，身体虚弱，又周身疼痛不止，她的目标似乎不可能达到。而且不但没有人同情她，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人士反对她。然而，她有高深的中文造诣，钢铁般的意志，无限的信心，深信这是神呼召她的工作。这本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又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拦阻，在卅多年后才正式问世。
一九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就这样九死一生的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以后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我病得这么厉害，李曼小姐只好放下她白天的注音工作，整天来服侍我。仅剩下累极了的三更半夜做她的校对工作。
六个不同国籍的医生，请来看我的病，都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望。一位最著名的中医也请了来看我(我们还要付他一大笔钱，如果他在出诊中被人绑架的话)，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像一盏灯，油干灯尽了，最多只能活三天。”我的家人为此替我做了殓服，买了棺材。可是，神的大能藉着李曼小姐的祷告，信心及勇气，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在以后的年日中，又经过了许多类似的幽谷。
一九三七年，正当李曼小姐的注音工作做得颇有起色时，日本侵略中国了。但是她并没有停工。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她也不肯跟其他宣教士一道调遣返国，为的是想完成她的注音圣经工作。因而，她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两年，跟别的残废病弱的外国人关在一起。我呢，在那整整两年之中，也一直被困在病床上，患着不治之症，骨髓里藏着许多疟原虫。那年的圣诞前夕，我还活着，真是使大家惊奇不已。有一位医生公开对他的家人说：“我留意蔡小姐的病状很久了，从她的病我知道——一定有位真神。现在我们母子俩决定相信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也奇妙地救了我家看门的。他在我家卅五年，我父亲做官时，他总管我家门口，花园、庭院等的安全职责。当他听见我的病没有希望时，跑去见牧师说：“我也要去蔡小姐去的地方。”于是牧师指教他怎么信主，领他得救。他接着受了洗，几个月后就被主接去。有一次，当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我看见天堂的异像，也听见美妙的歌声。我想：我的时候到了，多么隆重的欢迎！
可是我似乎听见有声音说：“不，不是正式的欢迎，只是预演而已！”我的病症，经过十六年漫长的痛苦的日子，才得到正确的诊断，那时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治疗了。疟疾连带许多附属的症状，使我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的服事主了。人的耳朵里面有三个半规管，是保持人体平衡的，我耳朵里面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所以我的平衡系统也完全破坏了。我走起路来就像个螃蟹，前摇后摆地，没人扶住就要摔倒下去。我的眼睛受不住光，在窗帘低垂、灯光密罩的暗室里，还要戴上深黑的眼镜。
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一位耳鼻喉专家到我房里来，高声说：“蔡小姐，我知道你是个难民，而我是个专家，你是请不起我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缘故，我愿意好好检查你一次，要查出你不能走路的原因来。”
他把房间弄黑了，将我仔细检查一番，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得了解救似的，感谢主。然后他指着天说：“蔡小姐，只有那位天上的医生可以使你再行走。当然你知道，每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保持身体平衡，你两耳的半规管都分开了，因此你今生永远不能走路了。”他并不知道致使耳朵半规管分开的原因。我要求他替我动手术。可是他只微笑地说：“我说过了，只有天上的医生能使你再走路。”这是一九五0年以后的事。
我们逃难到上海后，一个酷热的八月天，想找出几件夏天的衣服来给李曼小姐换洗。“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只有注音字母的圣经稿件！”我大叫起来。真是这样，翻遍了她的箱子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李曼小姐就是这样的人，总是把神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舒适之前。收拾行礼的时候，她曾经叫佣人不要收拾她的日用衣物，先把圣经稿件收拾好以保安全。后来我们只好向苗妈借些衣服给她穿。
事实上，我们仓促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收拾行李，全是苗妈经手。不知为什么，苗妈把一个时钟放在行李中。那钟还是许多年前，李曼小姐的父亲在南京买的。钟很漂亮，也走得很准，一直都挂在李家。也许是佣人特别喜爱它，就把它偷塞在行李里。可是，经过这一场的旅途颠簸，钟居然不走了。不过，放在那儿也好，至少在李曼小姐入集中营，我住阁楼的那段日子，这座旧时钟使我想起，我们还有一件共同拥有的东西。一天，有个朋友来请我为一位中国教员祷告。说他一家五口，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朋友说：“他修理钟表，补贴家用。”接着朋友又问我，有什么办法通知更多的人，让他多有些钟表修理。我告诉朋友，如果这个人愿意到我家来，我就把我们那个旧钟给他修理。朋友说这个修钟的人不能来拿钟。可是我坚持说假如他要工作，一定得来看我。同时我也跟一些朋友提起这件事，也收集了相当多的钟表等他来取，我甚至答应替他出人力车费。
他终于来了，脸拉得长长的。请他坐下后，我就对他讲基督的救恩，他一句话也不答。他只要工作，对听耶稣毫无兴趣。我把朋友们的钟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给他，好让他下次还有机会来，李曼家的那个钟倒是先让他带回去了。
暑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宣教士艾太太来看我，告诉我她正在等船回美国。我们正谈话的时候，我听见纱门外有极伤心的哀哭声。叫人出去看是什么事，不久一位很漂亮的女士，正像梨花带雨那样可爱，羞怯怯走了进来。
“蔡小姐，我是那个修钟的人的妻子。”她说：“他害肺病，病得快死了。血一口一口的吐不止了。我们全家五口，只有一张破床，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一个钱都没有。”
艾太太听见，马上给了她相当于十二元美金的钞票，而且答应她，“我会告诉我丈夫，叫他去看你的先生。”
艾先生真的去拜访这个修钟的人，但是他一提到耶稣的名字，病人就转过身去，脸对墙睡。艾先生把救恩的道理解释得很清楚给他听，他却一点都不注意的样子。这位宣教士还是天天到那间充满肺痨菌，热得像烘炉的小房间去，将主耶稣奇妙的救恩讲给那垂死的病人听。我差人把这件事告诉石美医生。石医生是我的好朋友，她即刻叫她同工送钱去给这个不相识的病人。许多别的基督徒也为他祷告，愿意帮助他。
忠心的艾先生还是每天都去坐在他床边，讲耶稣给他听。突然有一天，这个病人翻过身来问：“你所说的那个美丽天堂，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艾先生回答：“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凡相信的都可以得救。”
“我天天用背对着你，不理你。”病人说：“可是你总是不放过我。主耶稣终于怜悯我，开了我的心眼，现在我愿意接受祂。我不要穿门上挂的那件兰色殓服，我要穿白衣上天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的罪。”
赞美主！虽然那时李曼查理已经在天上，他的时钟仍旧说话，领人归主。
李曼小姐关进集中营的第二天，就听说有三个老人死在里面——姓名未详。类似的谣言满天飞，而我搬进了一间小阁楼，靠别人来照顾我缠绵病榻的生活，期待着李曼小姐的归来。集中营的囚犯，大半靠外面送进去的食物养活。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进去，除了两罐她本来就不大爱吃的果酱。叫我怎么办呢？如果她看见别的囚犯收到包裹，而她自己什么也收不到，她会怎样想呢？一位瑞典的宣教士教我：“你只能把包裹交给像我这样中立国籍的人，由我交给红十字会，再转寄给囚犯。”
那时，国币贬值得很厉害，一个洋铁罐也要卖六百块钱。但同时，内地会总部被逼关门，有许多东西拍卖。一个朋友替我买了十二打新的瓶子，一夸脱(1.14升)装的，还有一个德国造的食物搅碎机，这些东西大有用处。我把能卖的东西都卖掉，神也奇妙地供应，而我每个月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装好一个包裹，寄给李曼小姐。
朋友替我买到一些大而肥的北京枣子，我把枣子蒸软了，等凉了，才紧紧的塞进瓶中。后来我又买到花生，炒熟剥壳以后，请朋友帮我用搅碎机搅成花生酱。李曼小姐不大喜欢吃甜食，所以我在花生酱里面加一点盐。我预备的食物都是可以就这样吃，无需蒸过，也无需煮过，也无需掺热水拌着吃。
包裹重量限定五十磅(合45市斤)。许多朋友都不懂，李曼小姐食量不大，为什么我每个月要送这么多食物进去呢？可是我知道她的性情，她喜欢帮助那些收不到包裹的同囚。战争结束后，许多被释的囚犯写信来告诉我，他们多么感激我寄给李曼小姐的普通饮食，全靠我送进去的东西维持。李曼小姐总是将最好的食物分给有病的人吃。
囚犯每天都被令在地上捡又脏又发霉的米粒。然后把山芋皮、红萝卜皮跟米粒煮成一大锅。囚犯们排队拿小铁罐来领食。每天早晨点名的时候，犯人要垂手站直立正。如果有谁动一下，就要挨打。说来真残忍，因许多老而又病的人怎么能立正呢，尤其是李曼小姐，她那时已经六十三岁了，脊骨有毛病，身子根本是扭曲的。但是她勉强自已，同时祷告，求主帮助她点名的时候，可以站着不动。事后我听说，除了李曼小姐以外，每一个犯人都挨过打。
两个艰苦的年头终于过去了，一个寂静的下午，一位牧师太太对我说：“我听见了李曼小姐的声音！”“你说什么？”我大声叫起来。“日本投降了，犯人都自由了！她打电话来要我通知你，她自由了。”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把我震惊得几乎不省人事。我曾经天天等待她的消息。等了那么久现在真的消息才来到，我的身体却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喜。许久我才渐渐恢复过来。那些从前送她进营的中国友人，现在都可以去探访她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有好心的朋友来告诉我，李曼小姐自由了。他们又尽量把一切关于李曼小姐的消息报告给我听，弄得我精疲力尽。可是，虽然我每天都累得要命，我还是热切地渴望她随时会回来。
但是一天天过去，她还是没有回来。怎么啦，我等了又等，朋友来来去去，我都求他们告诉我，为什么她还不回来，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犯人在营地里吗？”我焦急地问。“只有一两个留在那儿，其余的都走了。”“那么，为什么她不回来呢？”大家都说不出理由来。像这样焦急了一个多月，我简直急坏了。她的小房间收拾好了这么久，等着她回来。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一个朋友送了一大篮美丽的鲜花来，说：“蔡小姐，恭喜你，李曼小姐就要回来啦！”
这样的空希望，更加摧残了我衰弱的身体，我连日来的疲劳由此转变成重病。天快亮的时候，我开始发冷，全身抖了一个钟头。那时陪伴我的人，是一个曾经在我床边悔改的尼姑，她听见了，冲进房来，双手紧抱着我说：“别怕！蔡小姐，主与你同在！”我还是一直发抖，然后就昏过去了。
一位朋友看见我情势危急，赶快跑到营地里去通知李曼小姐。营地在上海郊外，离市区很远。刚巧另一位朋友要开车进城来，李曼小姐即刻拿起她的圣经搭那位朋友的车离开了营地，她平躺在后座上，请朋友送她到美国领事馆去。
现在谜底才揭开了，按照法规，美国囚犯要经过美国医生检查身体，得到许可才能离开营地。李曼小姐受检验的时候，医生说她背部伤势严重，令她立即飞回美国。在领事馆里，她要求领事馆准许她放弃回美国，好跟我共住一个时期。“我的干女儿病得厉害”她说。“不行！”领事坚决地说，“我命令你立即飞回美国。没有什么例外的理由。而且这是你自己的益处，你需要医药上的照护才能复原。我不会允许你留在此地的！”
她说她决不离开我，因为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他毫不动心，她就一直坐在领事的硬板凳上等。在那样极度的虚弱中，她等了一整天，最后领事要下班了，门要关了，她还固执地坐在那儿。想想看，她那个样子多可怜，又虚弱，又消瘦，又病又累，又渴又饿，她从主那儿得来的爱是多么深！心里只想到我。领事最后拿她没办法，气愤愤地给了她三个月的期限。她谢了他，站起来徒步走了一英哩的路，来到我住的地方。在她那样的虚弱状况之下，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当她终于来到我床边，见到离开整整两年之久的我的时候，我却正在发高烧，根本不认得她，叫她“大哥”。也许我下意识中还是认识她的，因此我交给她一个布袋，里面全是我向朋友借钱的字据，一共有三千美元那么多。朋友们听说我快死了，大家都来找李曼小姐说个清楚，好让她知道我欠他们钱的确实数目。
有一天，一位未露姓名的宣教士来看我，我正在昏迷状态中，因此他把一个包裹交给李曼小姐，她问他要不要收条，他说：“不要，不要，我知道她是基督徒。”包裹里面正正是三千一百元美钞！神的供应多奇妙！李曼小姐用四百美元买了一个冰箱，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因为李曼小姐自出营后，常常觉得饿，却又一餐吃不下多少东西。有了冰箱，对我们俩人都大有帮助。
现在她有钱请医生来看我了，却没有一个医生诊断得出我的病证来。我体温高达华氏一百零六度(摄氏41.1度)，一个医生告诉李曼小姐：“请你别再劳神来请我。蔡小姐已经没有希望了，就是请全上海所有的医生，也不能救她。只有最后一个医生，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不幸到上海，染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都锯掉了。现在，他不能行医，所以他专心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专门研究疟原虫。”
李曼小姐看见我已经奄奄一息，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那两位年轻的医生请来了，还有医生的父亲也是医生，和两护士一同来。他对她说：“我要在蔡小姐的骨头中打个粗洞。”他先在我颈旁靠近锁骨的地方打一针麻醉针，然后护士按着脉，他抓紧我的手臂，开始用仪器钻入我的骨头里。当他抽出来的时候，血像墨那样黑。两个护士轮流压住伤口，血却流了半个小时才停。
医生对李曼小姐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血是黑的，我不用化验就知道血里满了疟原虫。”他又转过来对我说：“蔡小姐，请原谅我这样说，你会死在这间房子里的。”
我只能微声回答：“神是全能的。”他说：“李曼小姐，不用再麻烦什么医生了，给她药就像在火中倒下一杯水，绝对没有用处。”事后，他还是寄来了化验报告。我身上有三种最厉害的疟原虫，而且早已千子百孙的传宗接代了。红血球给它们吃光了，所以血是黑色的。那时大战刚完，许多美国大兵也染上了疟疾，一排排的躺在医院里，没法医治。就在那个时候，几个美国医生终于发明了一种特效药，他们不敢宣布药名，只用一个号码代替，有一个医生打电话给李曼小姐，通知她这个消息，说如果她能找到这种新特效药，也是个最后的办法。他告诉她新药治疗的办法。他告诉她新药的号码，没有药名，因为怕日本人知道。李曼小姐忽然想起，当初她进集中营的时候，一位中国先生曾经留下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给她，请她到美国后写信给他，因为他也想去美国。那时李曼小姐不敢把整张地址留在身边，她就撕成许多小片，分夹在圣经里，现在神帮助她把那些小片都找出来拼全了。她照着号码打电话过去时，果然那位先生亲自听电话。她请他打听一下，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种新药。“刚好昨天我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回家”他说，“美国政府不许人带现钞出口，但是可以带药品、手表之类的东西。我朋友带了许多药回来转卖，我可以去问他。假使他带了你说的那种药，我再打电话给你。”后来他打电话来说：“有了，我朋友带了一瓶这种药，号码相同，一千粒装。药瓶的说明是吃十粒就可以断根，但我朋友坚持要买就整瓶买。价钱是美金三百五十元，要不要由你，没价好讲。”
李曼小姐祷告，求主预备这笔钱以后，买下了整瓶药。她即刻请那位医生来。医生拿十颗药丸磨成粉，塞进我口中。我已经很久不能吞东西，但这些药粉毕竟让他们灌下去。两天以后，烧退到华氏一百零四度(摄氏40度)，医生再回来跟李曼小姐商量：“十颗药丸本来应该断根的，但她的病情特别严重，好不好再灌十颗下去？”他们两同意了，故此第五天又照样来灌进去。那个时候，我已经恢复一点知觉，但是，我还是不能自己吞，还得让他们替我灌下去。几天以后，体温降到华氏一百零二度(摄氏38.9度)，我的知觉渐渐恢复，终于知道周围发生的事了，可是还讲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你可以想得到，我当时是个什么样子；瘦得皮包骨，可怕极了。我半年连手指都不会动，医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病状，因此他决定“每天给她三颗药，看看情形如何。”这样一直吃下去，竟然吃了一千颗。这么大的药量，任何人都受不住，何况我那么衰弱。然而我的体温还是徘徊在华氏一百度与一百零一度之间(摄氏37.8－38.3度)
一位女医生姓伍的，住在我们附近，她丈夫是外科医生。她非常和善，一天两次替我做静脉注射，补给营养，因为我不能吃。她本来不信主，但在圣诞节的时候，她向家人宣布说她信主了，因为亲眼看见神怎样将我从坟墓边救回来。有一次她问我：“你知道医生以为你就要断气了。把你家里的人都叫来，他们围住你哭，这回事吗？”我说我毫不知情。她说那时我唯一有生命的表现就是肩头动了一下。“像你那样的情况，居然到今天还活着，因此我告诉家里的人，我们母子决定跟从这位活神。”
然后她请求我：“让我丈夫代替我为你打针好吗？给他一个机会看见真神的存在，我要他也相信主耶稣基督。”“不好。”我转过来求她；“像我这样虚弱的情形，还是你替我打针好些。”她一直要求我，圣灵也在我心里催逼我，虽然不信主，他却是个非常慈心的好人，他每天替打针，等到我头脑清醒了些，就向他传讲主耶稣。一天，他提议用一个新方法，也许可以医好我，他问我愿不愿意试试。我说只要对我有帮助，我什么都愿意试。因此，他每天给我注射三针不同抗疟疾的药，然后他改用治麻疯、梅毒、蛇毒的药替我注射，还另吃三种药。“医生，我没有这些病呀！”我向他说。他解释说因为我体内充满了毒素，所以要以毒攻毒。神再一次帮助我这个脆弱的身体，受得住这些针药。最后，我又病得不能吃了，一天天与病魔挣扎，软弱得像块烂布。啊！我多么希望能够好起来。后来，我又开始反应，一天到晚地吐，身子好像变成了喷水池。好心的伍医生坐在我床边，拿着一块苏打饼干劝我：“就吃半块，吐出来不要紧，你吃下去了总有些留在里面。”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的呕吐。外面正下着大雨。“蔡小姐！”他说，“今天我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在路上学到一个功课。我看见一座盖了一半的房子，大雨来了，工程一定要停下来，等雨停了再盖。我想我们也应当学造房子的办法，停止注射，等你好了些再重新来过。”
真是好像皇恩大赦！我就这样一点点地逐渐进步，像蜗牛爬那样慢慢一步步前进，不久可以吃东西了。最后烧退了，我的皮肤变成了土黄色。又经过许多个月，我才暂时脱离了危险。
十六年之久，我的病情绝少改变，也没有什么希望会变好。结果神奇妙的改变了我。李曼小姐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写给她妹妹的家书中提到这件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个真的，可是我们亲眼看见蔡素娟一天天恢复了生命与活动。我们只有惊异低头，感谢那特行奇事的神。当她的剧痛逐渐减少，骨头上再长回肌肉，动作也就也变得灵活时，我们才明白主在这么多年间，主一直奇妙地保守了她的身、心、灵。那侵入骨里致使她衰弱的疟原虫，已在减少中，可怕的疟原虫一减少，她就增加体重。耶和华在他丰盛的慈爱与怜悯中，好像在补还‘蝗虫那些年所吃的。(珥2:25)’她躺在床上，一点也看不出比病以前老些。请你们也转告友人为她祷告，求主照祂的美旨使用这康复的生命。不但她这样信靠，我们这些与她同受痛苦、同心祷告这么多年的人也同样信靠；但愿每时刻，我们都能分毫不差地遵照主的旨意，被主使用。”
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而且这次情形更糟。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那还是外来威胁，可是这次是内战，其危险性就更加大。中国人都心内惶惶，我们也被迫考虑别离中国到美国。朋友们有办法的，大多数都逃掉了，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我久病衰弱，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干妈，你走吧！”我对她说：“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现在政局改变，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还可能更厉害呢！我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总比较有办法。“不行！”她非常坚决地说,“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一天，有人来敲门。一个英俊果敢的青年说要见我。他随即冲了进来说：“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我回答，“加入什么一行也无用呀！”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这不是你的名字？”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一行写作。我会再来看你。”
他走了，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作同样的要求。第三天又换了一个。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赶快走吧，到李曼家。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
我迫切地祷告，求神给我智慧，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好不好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然后才去订船票，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我们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
六十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级。我心里想：她比我强壮，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事主。所以如果我陪她去就是不能作什么也没有关系，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事奉主。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领事馆绝对不答应她带佣人去，我们只好回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总是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去了。”
“等一下”我说，“既然我们到了这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总有好无坏吧！”于是李曼小姐、佣人、朋友把我扶出汽车，又扶进了电梯。办公室的小姐说：“你真聪明，趁能走的时候快走。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
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拉着长脸，尽嚼口香糖。候诊室里大约有卅个人。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他毫不在乎，还是猛吃口香糖。轮到我了，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简直使我受不了。
“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他大声咆哮，我不能撒谎，老老实实告诉他，是为患疟疾发高烧，烧掉了头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我告诉他，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他再仔细检查我。“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姆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把指甲连根拔出来，再来看我。”
李曼小姐吓了一跳，想跟他辩驳，我摇摇手，用中国话对她说，这种时候最好别作声。我们立即去见伍医生，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施行这种手术的，不过为了我，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把指甲拔出来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简直是受极刑！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通过了体格检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天哪！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回到家来，天都黑了，我们也累死了，到睡觉的时候，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显然是签字签得手指的绷带松掉了，墨水渗进了伤口里。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直通我的房间，但我不愿吵醒她。天快亮的时候，她进来看我，我告诉她整夜都没睡。她看了我的手，脸色变得灰白。“赶快去请医生！”她说。
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医生来看见，脸色白得像纸，话都说不出声来：“蔡小姐，真对不起。”最后他说，“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据掉。”李曼小姐和我俩人都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友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以为他能在医院外行拔指甲，这样的细巧而危险的手术，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
“蔡小姐，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伍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开一次刀。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不再上升的话，就有救了。”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毒素已经使我作呕、头晕、发热了，还有什么好说？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哀求主施恩帮助。医生再行手术，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那种疼真无法忍受。“如果毒素不出来，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他这样警告我。
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在那三日三夜中，医生每日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主再一次显出祂的神迹。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只顾扶住我的手，保持浸在药液中。过了几星期，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多了。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拖到这个时候，航行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他说：“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有三百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她请他尽量想办法，而她自己呢——也为这件事恳切祷告。
过不多久，电话响了。“李曼小姐，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那经理报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不过我只能给你们六人一舱的船位。”“我会再祷告，请你尽量再想办法。”李曼小姐再请求说，“因为我们有病，不愿吵扰他人。如果你能给我们双人舱位，真感激不尽。”“不可能，不可能！”经理喃喃地说。
神再次行了神迹——我们得到了一个双人舱位！
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勇敢地忍受了，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
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苗妈十九岁就来我家，服事了我十八年，在我记忆中，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她说：“蔡小姐，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好吗？”她的声音都哽咽了。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轻声说：“苗妈，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呢。”她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滴在我手上。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也许今天还活着。我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适应了变局？也不知她现在活在何方？
三位医生护送我上船，伍医生是其中之一。他与我握手告别，眼眶也红了。“真舍不得你走”他低声说。在这样亲友围集的场面中，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我说，“希望你读的时候，神会亲自对你说话。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他都不肯听，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然后跟他说再见。
船开了，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向我们所爱的中国，作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眼泪中作最后一次的凝视！那天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我们自已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李曼小姐六十九岁了，我也已经五十九，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
几个礼拜以后，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旧金山，中途只在火奴鲁鲁停留了一下，李曼小姐和我两人，拖着又累又病的身躯，坐上了横跨美国的火车。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在黎明的微光中到达宾州。车上的工人把我们和行李一股脑儿地送出了车箱，留放在又冷又长的月台上。火车立刻开走，我们站在雪花飞舞的站台上发抖。有一列长得不可思议的石级，通往上面的车站，我俩都不敢想像自己爬得上去。没办法，只好坐在两只小箱上等候、祷告，求神拯救。
我回想到一九二0年代，我陪李曼小姐回国度假的情形，与今日真是天壤之别。李曼小姐难得有一次假期，我又从来没到过美国，所以她请我陪她一道回国。那时，长老会差会总部趁机请我到美国各地去证道。我的行程，包括许多著名的礼拜堂，圣经学院，长老会的年会，慕迪圣经学校，星星监狱，也会见过哈定总统，他还招待我们俩参观白宫呢！三年之久，我饱尝了热烈的欢迎，也亲眼看到美国各地的基督教工作范围之广，对他们非常佩服。我们住过富人之广厦，也住过普通人的平屋。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来欢迎，都有主内兄弟姐妹照顾。当时，我们也在乐园镇的李曼家，享受了许多宝贵的时光。那个假期中，我们在李曼的老家，发现有两个“玛丽”，另外一个是一位堂妹，于是，在中国生长的这位宣教士，就冠以“中国玛丽”的名称，以资识别。这个名字，适合极了，因为李曼小姐实在彻头彻尾的是个中国人。
现在，廿多年以后，我俩却像一堆被抛弃的货物似的，积留在铁轨旁。过了许久，才有两个人推着两张轮椅出现了。我们以为一定是给我们两人一人一张的，所以很高兴地向着他们蹒跚地走去。谁知他们把我放在一张轮椅上，另外一张却堆上行李，大概他们看看情形不对，不能又推轮椅又提行李，又以为这位美国女士至少看起来还走得动，可怜中国玛丽，衰弱地跟在我身边，跌跌撞撞的又要扶住我，又要保持她自己的平衡。我照常昏眩得要命，一不小心就可能滚出椅外。那两个人把我们带行李，推进推出的坐了两次电梯，才终于到达行李室。随即他们又消失了，我简直要昏倒过去。一位好朋友曾经约好七点钟来接我们的，我微弱地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会死掉，好不好叫计程车呢？”坐了十英哩的车子，我们来到宾州乐园镇的李曼村。我们看见这座古老的大屋，灯火通明，欢迎我们。通往房子的车路，堆满了雪，中国玛丽的妹妹露西和堂妹玛丽站在门口等我们。露西亲热地吻我们，堂妹玛丽兴奋得大哭：“欢迎你们到乐园镇来！”
我们看见屋子里，摆满了李曼家多年收集的古董家俱，后面的老式大厨房，仍然保存着烧菜的大炉子。可是我太累了，不能再多看，她们把我放在一张高背的古老床上。我请她们把窗帘放下，躺在那儿真舒服！“乐园”对于我是象征式的，却又是名符其实的地方！我们逃难的日子过去了，艰苦停止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忽然有一丝丝不安思想闪过脑际：也许我们事奉主的生活真的就此完毕了，在这个遥远的角落，我们还能为主做什么呢？
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座落在乐园镇上已经两百年了，虽受风雨剥损，却仍很牢固。这里属于宾州的兰卡斯脱郡，素有美国的“花园地”之称，土壤肥沃，山峦起伏。这幢房子和四周相连的田地，是李曼的祖父买下的，原来的业主就是在独立战争享誉的瑞诺威廉将军。李曼的曾祖父也鼓励他的亲戚朋友，在这里造房子——开发，政府大为称许，因此称之为李曼村。
这么一来，我们就在这儿换马匹。现在林肯公路(又名三十号公路)，通过我们门前，在扩建这条公路的时候，把我们的园地削掉了一大块，前面的院子没有了，刚刚剩下屋前的走廊。啊！我多么怀念屋前那些美丽的苹果树！当我们第一次回美国旅行时，每次我们回家，远远的就看见摇摆的树枝和红色的苹果，好像在向我们招手欢迎。现在我们的房子，日夜暴露在轰隆声中。那些巨型的大卡车、拖车、疾速飞驰的汽车、摩托车，从一个山头驶到另一个山头，永不停止，永无宁静。
我们隔壁是村中的商店，房子是红砖造的，我们后面有一个木料厂。离开我们屋后一百码的地方，是宾州铁路的一个货车站。一长列一长列的货运车，常常吱哩咯罗的滚过，现在，高速的客运车飞驰过宾州主线的闪亮转道上，再也不像上一代那样，停歇在李曼村的小站上了。我们周围全是茂盛起伏的田园，点缀着一小组一小组的农舍：住房、马店、谷仓，全白得发亮。绿得像翠玉的田间有波浪式的玉蜀黍，涟漪式的麦穗和宽叶和烟草。天边是一道长满丛林的山脊，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儿是门诺会Mennonite的地区，他们的妇女都穿着一样的服装。有玫瑰色的双颊，带着白色的小帽。这儿也住着阿美色Amish的人，男的都穿黑色的衣服，蓄着胡子，沉着脸。女的都戴着帽子，穿长裙子，孩子也都打扮得像小大人一样，各色齐全连帽子也不缺少。到今天，你还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经过我们门口，还可以听到他们马车的得得声，甚至在那车辆拥挤的第卅号公路上，他们的马车照样怡然自得地行驶着。这两个宗派的人都安静、祥和、保守。他们的农庄就是他们的橱窗。他们仍然紧守着先祖的传统，过简单的生活，勤劳地工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果园中买到许多新鲜的水果，从菜园里买到各种菜蔬，从他们特种的牛群中买到浓美的牛奶。烘好的糕饼送上门来，还有许多家园的产品堆积在小店里。我们真像住在伊甸园中，中国的战争和痛苦都远隔在天边外。可是我们的心还留在中国，跟那些与我们同在主里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常常想念那些留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们，好像铁屑片紧跟着磁铁一样。
我们到后不久，中国的伍医生来了一封航空信，我急急地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图画，画着一个插了蜡烛的生日蛋糕，旁边有一个人跪着读圣经，这是什么意思？还好，里面还有一封信，说：“亲爱的蔡小姐：与你道别以后，我回到家里，立刻打开圣经。照你所说的，我求圣灵亲自做我的老师，于是我开始读。我一直读下去，读下去，真是读得废寝忘食。现在我每天都读，一天没有间断过。神真是听了你和李曼小姐的祷告，我要谢谢你们的耐心。现在我读了圣经，知道我是个罪人，唯一到天堂去的路就是相信主耶稣。我要告诉你，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图画中的那个人就是我，跪在那儿读圣经，这也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也许我永远没有来美国看你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回中国来。但是正如你在我们分别时所说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啊！但愿神继续帮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得便不得便，高兴不高兴，都向人传讲耶稣。我总要撒种，让神自己按祂的时候，照祂的旨意收成。
一年以后，我又收到一封哥哥的信，是他托人转来的，他就是从前反对我最厉害的那个哥哥。他曾撕破我的圣经和赞美诗，骂我叛教——叛离佛教。他反对基督最久，很少有比他更硬的人。可是，当他看见在一九四七年，神怎样奇妙地引领我经过长期疾病的折磨，又看见我毫无怨言地面对一切，圣灵就开始在他心中动工。这封信重述他怎样召集我们全家人，向他们宣布：“从七妹的久病和她无比的勇气能忍受着这长期的折磨，我知道宇宙中一定有一位真神。所以，我求祂赦免我的罪，我决定跟从祂，接受祂做我的永远的救主。”
中国玛丽和我，现在住在美国这么愉悦的环境中了，有许多物质上的便利，可是我们却像离了水的鱼那样不自在，因为我们过惯了中国的生活。美国这里没有帮助我们做家务的人。我们两人都不大懂得做饭，也没有力气做粗重的家务。宣教士在中国，通常都没有什么时间料理家务。他们是蒙神呼召到那儿去的，应该首先注意到在人群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既然佣人这么容易雇，又便宜，又听话，如果他们每天还花大部分时间做家务，把精力与时间用在这方面，实在不能算是神的好管家。
中国玛丽虽然是美国人，但待人接物非常中国化。她热爱中国人民，像圣经中伯大尼的马利亚，她极其属灵，完全将她的生命投献于祷告、个人谈道、文字工作上。我们在中国一向吃中国饭，是我吩咐佣人预备的。中国玛丽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东西，而且，如果有重要的事等着办的话，还常常忘记吃呢！她一点也不在乎东西好吃不好吃，只要有营养就够了。但如今，她是我们四人中，最年长最少病痛的一位，自然成为一家之长，还得挑起圣经中马大的担子来。她必须“为许多的事”忙碌(路10；41)，可是，她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来，最难学的功课，要记住炉子上在煮的东西。那时真不知烧焦了多少次！她还要自己学做饭。从她做的几道拿手好菜中，你就知道她还是爱好中国的一切食物。许多配料还特地到纽约的中国城，甚至香港去订购呢！
中国玛丽常常用创世纪四十五章廿四节提醒我们三人。那是约瑟的弟兄们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约瑟打发他们回去接父亲，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四个人，在这段人生路途上，不要相争，要彼此谅解。所以我们的共同语言非常简单：决不互相批评，决不探询动机，也决不放弃为神作见证的机会。因此神也做祂那方面的工作，从来没有不在我们的工作上祝福我们的。
我们开始学习怎样简单化自己的生活，我房间里只摆着必要的用具：床、小茶几、床头桌，给客人坐的沙发、椅子、书架，还有黑布罩着的灯。房间有一个窗户，也用深色的窗帘盖着，这间暗室是我的办公室，餐厅，也是祷告台，许多肢体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床上对他们证道。每天我要布两场景：早上布置成公共场所，把晚上用的东西都拿走，自己也换衣梳头妥当，常常有些不速之客很早就驾到的。晚上我又把暗室改成医院里的病房，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放在身边拿得到的地方，免得惊动别人。时常经过疼痛失眠的一夜，我早上觉得好虚弱，真是流着眼泪，来做白天的布景，可是我不敢让中国玛丽知道，怕她替我担心。时常我听见微小的声音似乎在我耳边说：“只要数算你主的恩典！”
每逢客人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坐在床边的小木椅上，这些小椅子还是我们从中国带回来的，路西教幼稚园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放在原定的地方，我通常都知道在哪儿找，甚至人家还来跟我借东西呢！看见我居然拿得出来，不胜惊奇。我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像小时候那样“等饼干吃”。中国玛丽总是把邮件连饼干一齐都拿进来，我们在拆信以前，先向天父祷告，求祂祝福每一位寄信的人，也求祂使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祝福。
信件与访客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要务。人声、走动声，对于我们单调死板的困居生活，是多么受欢迎的插曲！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难搞的客人，可是大体说来，都是使我们快乐的音调。我们衷心欢迎每一位客人。每天早晨，中国玛丽和我都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引导那些你要他们来的人，阻挡那些只来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的人，免得你的圣工受到亏损，使需要你的人得不到帮助。”
当客人来到的时候，我们很热烈地欢迎接待他们。坚立在神的应许上，相信这些人就是祂打发来的。受打扰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事，吃饭的时候，邻居们顺便进来看看，陌生人开车路途经过，也要进来见见我们，可能碰在一起同时将车停在树下，同时来按门铃。成千百的客人，为我们开了门户，通往更广大的天地。像我们这样周身病痛的人，要不是集中精力帮助他人的话，很容易落到自怜的地步。我们不久就明白，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屈服在病痛之下，将自己抛弃在世界之外，一条是凌驾于病痛之上，欢迎受打扰，甚至利用这些“打扰”益已益人。
虽然我们开始向后面这条路迈进了，很多时候我还会自问，我怎么能在这间孤立的房间里事奉主呢？离开人群那么远，我是藏匿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里呀！那时，主鼓励我，使我想起早年的一个经验，发生在我悔改不久的时候。那时我们在中国九江的牯岭避暑。牯岭是中国的避暑胜地，风景优美。医生嘱咐我每天要出去散步，所以，每天清早，我向属灵的母亲，中国玛丽说再见以后，就在女佣的陪同下，出外散步。我穿着草鞋，手拄拐杖，女佣带了一小包食物，一个小茶壶，一盒火柴，我们每次都走到一条小溪边，看着清澈的泉水从山头潺潺流下。我们在溪边用石头搭个小灶，拣些细树枝，生火，烧早饭。
晨星在天上闪闪发光，松枝在微风中摇摆，多美丽！水花四溅的溪涧两旁，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高树枝挺立，都在欢迎那即将升起的光芒万丈的朝日。“啊！我的创造者，天地的主宰，我敬爱你，我崇拜你。”刚被基督的爱唤醒的我，不由己的从心中发出这样的祷告。
一天早晨，女佣人留在溪边找新奇古怪的小石头玩，我一个人涉过清凉的小溪，爬上岩石，走入一条小径。附近的瀑布声，告诉我，我并非独自一人，是的，我一直感觉到主与我同在。祂真是全然可爱！我一路走，一路仰起脸来向着蓝天，唱“耶稣领我”。忽然，一股芬芳的清香冲入鼻孔，使我四处找香气的来源。找来找去，终于让我找到了，原来香气来自一堆丑陋不堪的垃圾中。还有些碎石片混在一起，想必是凿石的工人顺手抛在那儿的。那儿根本是无人注意、无人理会，人迹罕到的地方。但使我惊奇不已的是，就在那堆污垢、孤立的垃圾堆中，长了一朵清秀的百合花，亭亭玉立，美丽非凡。这朵百合花自由自在地播放祂的香气。“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林后2:14)"但愿我主耶稣自己的香气，藉着我沉重的担子，长期的病痛，人们的误会，日见衰弱的身体，经济的困穷，对未来的茫然，在这个黑暗的小角落里，自由放送。
中国玛利和我只不过是从中国漏出来的两颗水滴，滴在宾州乐园洞里。然而跟她们合起来却成为奇怪的小水潭，不肯干竭，总要起点什么作用，我们的环境最不可能但又最理想。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安全却又受限制。我们四个老弱残兵住在一起，有伴却是无用。
我们感到神要我们把流离在外的中国的人，聚集在一起。从中国来的老朋友(像我们一样的流离者)，路过此地，常停下来与我们叙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相信神喜欢使每一位愿意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在祂里面，都是兄弟姐妹，不拘种族，语言或职业。
对于中国的生活方式，好客厚礼的优良传统，我们都有共同的喜爱，这样也引起许多美丽的回忆——过去共享的好事物好时光，现在这些都隔得远远的，我们就觉得加倍的宝贵。我们共同欣赏、钟爱、效忠的中国，现在暂时失去了，留在中国的基督徒朋友，我们为他们的遭遇一齐忧伤。中国还有亿万的同胞，我们深切的关心他们。这些事情打开了我们心中爱的源泉，我们永远挂念那些微笑、友善的群众－－我们亲爱的同胞，前途会如何呢？那古老不变的中国，现在可有些什么的变动呢？
中国，涌流在我们的血液里，镂刻在我们的骨节间，凝结在我们的思想中，回响在我们的咀唇上。我们怎能忘记那细格子的窗，那朱红色的墙，那房顶飞翘的屋角，那翠玉似的稻田，那青山、那蜿蜒的河道，河上那美丽精巧的拱桥，河中扬着帆蓬的小船。我们怎能抹去记忆中，那笑容盈开的年轻小伙子，拉着人力车热切等客的影子；那满载货轮的苦力，弯腰弓背哼出歌声；那文雅潇洒的学者，挥动着毛笔写下的书法；那苗条而有光滑黑发的女人，带着几个结实的孩子，瞪看着我们的眼睛。还有记忆中的满布皱纹和微笑的乡下佬，善于经营的生意人，随处都在的群众，弄不清的各种土话，叫化子、阔佬、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像今日的新朋友一样真实。
“我们的朋友在中国不知怎样了？”这个问题常常在我们焦急的心中跃出。可是，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敢给任何亲友写信，怕对他们不利。从香港得到的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都拿来热切讨论又转告亲友。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没说出口，却使我们清楚感觉到的，最后又激励我写书信的，就是：“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值得吗？花掉的经费，投下的人力，献上的祷告，流出的血汗，都是白费的吗？”我必得作见证！我们得确定宣告，鼓励呼喊道：“没有白费！赞美主！是值得的！”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打开了行李在李曼老家安顿下来以后，隔离生活的真实感开始抓住了我。我要无限期的困在这间十二尺宽十五尺长的房子内了。我曾经答应主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事奉祂，只要有机会，我都要传讲福音。现在我有一口气，却没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去为祂作见证。下面这首诗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情：
我流露出热烈甘心的爱，问“父亲，我该哪那儿工作，今天？”祂说：“替我去那儿牧养。”手指着一个微细的小点。我急急回答：“啊！不行！那地方没人看得见，工作做得最好也无用，我不要那个小地点！”他温柔地回答，并没有严厉的字眼：“小子呀！查察你的内心，工作是为我呢还是在人前？拿撒勒是个小地方，加利利也同样微贱。”宾州的乐园镇更是如此！你在第卅号公路上开车，无论往东往西，一下子就容易开过了头，找不到乐园镇在哪儿，我大半生都是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现在好像住乌有之乡。我怎么能去传福音呢？躺在床上走都不能走的病人？我把这个问题摆在主的面前，就安心了，因为现在成了祂的问题，不是我的了。
然后，神开始在我的朋友身上动工，他们知道我的事情，就一个个传开了。那时神的呼召很清楚地来到：“写一本书，向全世界见证我的作为。”主啊，我怎么能写？谁要看？我是个无名小卒，谁知道我的名字？很多年前在中国，有人知道。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谁知道我蔡素娟呢？神似乎很温柔地责备我说：“你要写的书，不是写你的成就，而是写我的作为。我的名重要，不是你的。”
两年过去，我要作见证的事，毫无头绪。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疟疾还常常发作。发作起来，我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有时又昏得天旋地转，好像晕船那样大呕大吐。既不能吃又不能睡，一点点小声音就会痛得我醒过来。我常常想到我的老佣人，“要是苗妈在这里替我按摩就好了！”我这样叹息着，“她知道怎样帮助我，使我有勇气面对无休止的痛苦，使我躺在床上面不觉厌烦。”有时身体好过些，我就唱圣诗，将心思意念安息在主里面，我知道神的手在训练我，在造就我。后来，在不太痛苦的短瞬中，我开始在笔记本上，一鳞半爪地记下我早期的生活和神这些年来在我身上所行的奇事。好几个月以后，我的笔记本居然写满了。在我们离开中国差不多两年以后的一天，董海伦小姐来到我们这里。她也是从中国撤退的宣教士，也是在我们那一带工作的。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在基督里有非常密切的交通。来美国以前的那两年，我们曾同住在上海，一座受过炮火摧残的房子里。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么拥挤的城市中，我们能够头上有屋顶，周围有四幅墙已经是感谢不尽了。
董小姐也是第二代的宣教士，她父母来南京比李曼夫妇迟些。现在她也跟我们一样，受疾病的缠扰。于是我们中间加多了一个软弱的同伴，不过她还能出户外活动。我把要写自传的决定告诉她，她说愿意帮我的忙。她现在退休了，所以有时间，况且她跟我们这么熟，我童年时代的环境，生活情形，她都了解。对我来说，困居在暗室中，似乎只有一个方法传福音，就是把我个人的见证写出来。我要述说神藉着宣教士，在我、我的家人、我的同胞身上，所成就的大事。
既然我不能像一九二0年代那样，随心所欲地旅行美国各处，传讲神的恩典，我只能用笔来表达我的感恩。我的生活小史可以用书本的方式，传到各处，进入人的家中、心中。
也许这本书可以鼓励许多信徒，他们曾经忠心为中国的宣教事工，献上恳切的祷告、大量的金钱。现在正在怀疑所付出的一切劳苦是否值得，有否枉费？
我的小书，要以神的大能为主题，述说圣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所动的善工。我要见证，虽然我出生在贵族家庭中，又在悠久历史文化中的中国名门家里，佛教并不能满足我心灵的需求。少女时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没有光明。我几乎要进灵隐寺当尼姑了，寺中的主持已经替我取了新佛名，削发入空门日子也拣好了。可是我当时未识的真神，却另有安排，祂也替我取了一个新名，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引导我绕过异教的礁石，直达“万古磬石”之前。
自从认识基督以后，我最大的快乐就是领人归主，所以从我自己的大家庭开始，我着手做领人得救的工作，我知道美国也有许多人，虽然物质丰富，却没有平安，许多人失望痛苦，许多人觉得孤单无用。我知道他们可以从基督那儿得到平安，而我的真实故事可以帮助他们。因此，在董小姐的协助下，我们开始了这份见证的工作。
说出来真难叫人相信，在神的不断帮助及我们不停的写作之下，居然短短的两个月，就完成了初稿。我们第一步把活生生的事一件件连串起来，这些事情像投在水中的石子，引起了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水波，甚至到今天还在向世界各地扩展中。当然，这份初稿还不足粗模到出版者的手中，我们还需要一行行的修改，润饰，这项工作花了我们四个病人一年的时间，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我们就聚在我房中祷告，求神在每一段，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上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很谨慎地在事件的正确和连贯上下功夫。我们要在记下的每项事件中，荣耀神不是荣耀人。堂妹玛丽常说：“这本书真出版了的话，该是一本祷告的书。”
我的眼睛看书不能看得太久，因此三位李曼小姐要耐着性子，轮流的念给我听，我还常常说：“请再念一遍！我终于把稿子修改完了，现在到了需要一位打字专家，把稿子打完定稿的时候。有一位二十九岁的法官太太，是兰开斯脱人，她很壮健灵活，从事于编写兰开斯脱历史故事的工作。有时她也来看看我，每次来都是她侄女开车送她来。这位年轻的女士是很讲究的职业女性，长得漂亮，穿得也很时髦。她坐在我床边的幼稚园小凳子上时，我就跟她谈到宣教事工。她很冷酷很卤莽地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感兴趣宣教事工。”
碰到这样的反应，我只能默祷，得人的渔夫啊！也许我这个钓铒，不适宜于这条鱼。我没有再向她说什么，她就起身到客厅跟别人谈话去了。过了一会儿，中国玛丽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进房来说：“那位年轻的女士答应免费替你打稿子。她说她每个礼拜六来，跟你一道校对。”以后的每个礼拜六，她都真的来了，每次都穿了不同的时装，十分漂亮。她很仔细很内行地校对稿子上的每个标点符号。过了不多久，她对我说：“你的故事很生动，我办公室的人都围到我桌前来，要我念给他们听。”真使我惊喜不已。又一个礼拜六，董海伦小姐陪她走出我的房间时，听见她说：“任何不相信耶稣的人，看了这本书都不得不相信。”又过了些时间，她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宣告：“我已经报名受浸了。”她说，又赶快加上一句：“可是我不要做宣教士，我不要离开我的祖国。”“亲爱的女士，我们都是宣教士哪！”我说。
她睁大了双眼，惊奇地问：“我不做不行吗？”"对了！”我再问她，“你爱你丈夫吗？”"当然！”她困惑地回答。“你因为爱你的丈夫，所以在厨房里忙，对不对？现在你也可以从做厨房的宣教士开始。”我告诉她，“像我不能出外旅行，但我还是床上的宣教士呢！”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把稿子完成了，不过还没有决定交哪一家出版。我自从多年前在中国参加慕迪函授学校以来，就一直向往慕迪圣经学院。因此我的第一选择，就是把稿子送到慕迪出版社去。一位在一间著名书局任职过七年的牧师，警告我说：“出版事业好像赌博一样。像你这样的书，寿命很短——六个月至一年罢了。慕迪出版社只出版名人的著作，谁认识你的？”
“人也许不认识我”我回答说，“但是我的神认识我，听说英女王依利沙伯和玛格丽特公主小的时候，有一次迷了路，走到一个乡下人的家里。‘你们是谁？’一个老头儿问她们。‘我们是个无名小卒。’她们回答，‘可是我们的父亲是英王！’”
中国玛丽和我再一同为这件事祷告，然后我们把稿子寄去慕迪出版社。两个月后，他们来信说接受了。一九五三年八月“暗室之后”正式出版。七个月之后，就重印了三版。到如今竟然重印了三十七版。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六年，“暗室之后”的英文版由慕迪出版了卅六版，另外出版了卅多种不同的译文，还有三种盲人文字(英、日、文)。许多畅销书都有更大的发行数量，但我们确信，神将这本小见证，送到每个祂已经预备好的人心中。同时神也祝福我们，给我们许多朋友，恢复了我们对人生的兴趣。无数的朋友从远到近，事实上是从世界各方，都来看我，使我的生活过得更充实、更甜美、更仰望主。因为我书中的某些信息，打动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开车来我们的茅芦。书销得多，杂志上的书评也有了热烈的反应，我们信箱里跟着也塞满了读者来信。有一封是从首都华盛顿寄来的，一位古格林先生这样写着：
亲爱的蔡小姐：我看了你的书——暗室之后，当我看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过来，我正在再次见到我童年时代见过的光明之殿的“皇后”呢！记得是一位使我无法忘记的，可爱的福音使者，突然戏剧般地出现在我们小孩圈中。她说服力很强，把我整个人都征服了。然后，她又消失在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群里，不再出现。但今天，从您的书中，我推断您一定就是那个人。我想您一定愿意知道我们那次见面的情形。
应该是1915~1916年间，我十岁的时候，那时我在湖北省宜昌县的瑞典学校念书。我父母是瑞典差会派出的宣教士，当时在武昌；我因为要上学，寄宿在宜昌，由范牧师夫妇管理我们。一天，这位美丽的中国小姐出现了，她住在我们教会里，主领特别的布道会。
您不但奋兴了宜昌英差会和瑞典差会的中国会友们，您也奋兴了我们这些瑞典儿童们，使我们知道认罪侮改，成为“活”的基督徒。记得您常常在“妇女楼”的走廊上，坐在小风琴旁，教我们唱您心爱的诗歌。我们跟着您一遍遍的唱，就像中国小学生跟老师读书那样。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也不完全懂得歌里面的意思。正如中国孩子背起书来，也不一定完全懂得书上的意思一样。但是您教的歌，这些年来都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可见得我是乖学生，您也是好老师。记得那首歌的词，好像是对那些仍去信假神拜菩萨的人唱的，劝他们要破除迷信，求天父的保佑。我们孩子们并不是想到庙里去唱这首歌给他们听，我们学这首歌的原因，只因为您教的。您一领唱，我们就高兴地跟上去了。我们都(我是的的确确的)被您传福音的热诚抓住了，被您的奋兴的灵感动了。更有甚者，您清晰的影子从来没在我记忆中暗淡过。对于我这个当日的男孩来说，您是中国仙境出来的公主，今日进入廿世纪的现实中，您真符合您书上所写的，您是皇后。
看了您的书，不但使我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所热爱的中国；也使我个人在追溯您献身与同胞的爱心，对基督福音的坚定信心上，得到属灵的帮助。我知道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既然在过去许多病痛的年日中支持了您，在以后的日子中也会继续支持您，读到您病的那个部分，我心中很难过，但我又显然看到虽然医学还没发明方法医治您，您的心灵及信仰会支持您忍受一切痛苦，同时使您不致失去对生命的热诚，反而使您在基督里与人们有进一步的交通。
忽然之间，生活大改观了。中国玛丽和我早年开始同工时献上的祷告，现在因面对着主带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变成更大的心灵呼求了。我们祷告说：“我们所爱所事奉的主啊！愿您引导、提示、管理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事，都荣耀你！”
我们不再是停泊在港口的，过时而生锈的货轮了，我们不久就必得把房子侧边的车路修宽。有许多访客是作宣教士时的老朋友，很高兴再找到我们。他们路过的时候，便不拘礼节的顺便来看看我们。有许多教会团体打电话来预约时间。有时有些主日学的孩子来看并唱歌给我们听。有的人阖府光临问候我们，留下来吃顿饭才走。有的人旅行经过，看见我们外面“信耶稣得救”的中英文牌子，就进来跟我们讨论他们的难处。有的是大学生，假期结伴旅行来到此地。有的是教会领袖去赴特别聚会，由此路过进来茶叙一番。
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跟他祖父一道来看我们，他祖父是美国陆军部的退休将军。小男孩答应要每个月寄一块钱给我，我称他为“我的差会董事长”。我对我的小董事长说：“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我都是凭信心事奉主，现在我每个月要定期接受你一块钱！从今后我不能说不接受薪水事奉了！”
我们感到很荣幸，有无数的要人——政治界、教育界、军事、宗教各方面的——来访问我们，还有印度、日本、韩国等地来的，特别许多从菲律宾来的，不辞劳苦地找到我们。访客有的从前门进来，有的从后门。有时只有一位客人，但通常是同时有几组客人。特别节日的时候，前边的大厅、中间的客厅、后面的厨房都塞满了人。我房间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要挤在门口听我讲话。有一位朋友好奇地查阅我们的宾客签名薄，一个月之内，我们的客人平均是每天四十三名。许多客人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带给我们鼓励与美好的团契。有的是病人，来请代祷。有的心灵中满是重担，要我们为他祷告。还有一部分人，完全是为了好奇，要来看看他们听说过的“中国小女孩。”孩子们睁大眼睛，要来看看这位终年住在暗室里的，神的“皇后”。说老实话，我的一生虽特殊，但他们听起来，好像多神奇，多美丽似的。我当然不是小女孩，也不是什么皇后，不过是个普通人，而且已经六十多岁了。
访客来，我们一概不拒绝，但是你可以想得到，我们应付得精疲力竭的情形。我常常都怕得不敢接电话，露西根本受了医生的嘱咐，保持安静；堂妹玛丽一生都过的是隐蔽式生活，惟有中国玛丽，交织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单纯的信心，从不动摇。她宣告：我们一定要用最佳的基督徒精神和李曼家的风范，来迎接、招待每个客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说太好，舍不得给客人享用的。幸好我们都喜欢客人，于是，我们保持这个原则，招待客人，客人也实在带给我们许多喜乐和安慰，值得我们招待。他们所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因此一听到门铃声，我们这四个足不出户的病人，就会找到那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头，给我们灵性上的能力、身体上的精力，去应付这一场紧张的服事工作。许多邻居出来帮忙我们弄点心、招待客人。我们又买了很多食物储存起来，以备急时之需。饭厅的餐桌一直是拼得大大的，给川流不息的客人进餐。然后，吃完了饭，又不可避免地要洗一堆的碗盆。
中国玛丽从早忙到晚。她还是穿中国旗袍，通常是深兰色的，围了一条围裙，几乎没时间解下来过，但她老是安静地，微笑地，从容地，专心地招待每个人，不管他是谁。屠夫、烤面包的师傅、货车司机、修理匠等等离开的时候，她总在门口与他们一起祷告。虽然这些人都很匆忙，但大部分都很感激她的关怀。至于招待客人，她是最完美的女主人。亲切地问候他们，安静地同他们一道坐下，跟他们谈到主的事情，如果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到来，不用说就是请他们一道吃。客人要走了，她又请他们早日再来。“安静候用”是中国玛丽的座右铭——等候主使用她，引领她去接触他人的生命，荣耀神的名。
有一个人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到我们的福音牌子。他是个酒鬼，“你牌子上说，信耶稣得救。这位耶稣能救我吗？”他问。中国玛丽花了两个钟头，跟这个完全不相识的人，一同坐在客厅里谈话、祷告。第二天，他回来谢谢她：“灵验了！真的灵验了！”他满心感激地说，“耶稣救我脱离了酒了！”
我的医生常常警告我，要把访客减少到最低数目，免得我脆弱的身体、精神过分疲劳。可是经过多年对我照顾，他开始明白，我的外体虽然日见衰弱，神的灵在我里面仍然满了活力。每次当中国玛丽到我房里来说：“亲爱的，有几位客人要见见你。”的时候，不管一分钟以前，我是多么疲累，多么疼痛，我会立刻打起精神来安排好：梳头、换衣服、把丝被盖在床上，遮住一些零星物体、请人把椅子排好。然后我拿出圣经和一切有关的书籍来，衷心地欢迎客人进来，款待他们好像款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我的眼睛没瞎，只是受不了强烈的光线，因此床头灯和窗边的灯都罩着黑绸。客人进来的时候，我看不清他们的脸面，单单看见他们模糊的轮廓而已。我房里最多只可容卅人坐在摺椅上，但常常有四十多人一齐挤进来。好几次，我这张百年以上寿命的古董床，都给客人坐得吱吱响。他们挤到我身边来坐，门外餐厅里还有许多客人站着，探头向内望呢。
我们的客人不论男女老幼，不分尊贵卑贱，我们都喜欢让他们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我们。结果许多有趣的谈话、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有的是神学理论，世界大事，灵性问题，甚至还有医药方面的问题。
我年纪这么大了，想到有不识之客驾到，还是会紧张的，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对他们有什么贡献。有时觉得实在不够资格，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的人传讲基督，向传道人、神学教授更不用说了。但主提醒我说，并不是在人前表现自己，我要显扬的是基督。这么一来，我有生来惧怕见人的恐惧和心中七上八下的吊桶，才得以平定下来。神的话不是早宣告过吗？“你不要怕见他们的面。(耶1:8)有一个春天，费城地区的各医院中，有廿二名医生和护士约定来见我，其中有一位医生是曾经来过的。我们在主里短短的交通后，就熟悉起来，好像从小就认识的老朋友一样。他们买了一百二十本“暗室之后”去送给朋友。他们相信许多病人和遭受苦难的人，读了我的见证以后，会受感动，会因而相信神的大能，勇敢地活下去。
三天以后，基督教大学团契的廿五位学生领袖来见我，虽然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但同样地，在主里我们奇妙地联合在一起。西门孟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门诺会的人，也是一个著名的商人。他病得很严重，住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医院里。中国玛丽天天打电话给他，在电话里为他祷告。三礼拜之久，他的痛苦越来越厉害，简直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中国玛丽问我：“你有感动为他祷告吗？求主不但除去他的痛苦，并且医治他！”他自己曾经祷告，求主让他知道生活上有什么过失，以致引起这场病痛，他要在主面前好好对付，否则的话，求主将痛苦除去。
我回答说：“好的，可是他也该跟我们同心信靠。”于是，我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们的心意。他也同意，我们三人就组成了一个祷告团。他已经好几个礼拜痛的晚上睡不着觉了，全靠镇静和止痛针来得到短暂的休息。那晚，中国玛丽和我彻夜为他祷告，恳求神照着祂的话语和旨意，赐下平安和医治！
第二天，孟诺打电话来，将这个奇妙的恩典告诉我们：“昨晚，虽然还是很痛，我忽然睡觉，睡得很甜。可是不久又醒了过来，我躺在那里不敢动，因为我不敢相信，我的痛苦已经消失了。护士进来，要照常给我打止痛针，我不肯。‘我不痛了’，我再三跟她说。我马上下床走动，她简直不能相信。不久医生来了，我说：‘我要报给你一个好消息。’他严肃的摇摇头说：‘我们不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可是我们知道不能再给你四个小时一次的止痛药了，因为你的生理系统已经坏了。’我告诉医生说：‘没关系，我不需要，我完全好了！’他大为惊奇。”
我们一同在电话里，感谢神的医治。两天以后，他就出院了，再没有痛过。西门孟诺先生以前就是个真诚、勤劳的基督徒，现在他重新献上自己、献上一切从神那儿得来的恩典，常常向人作见证，更加忠诚的事奉祂。
房子不会自动打扫，饭菜不会自动出现，碗盘也不会自动洗涤，向我们这样四口病人之家，怎能一天到晚招待这么多的客人呢？我们可以邀请人来吃饭，但是一定要有人去买菜，做饭、招待才能呀！客人一天廿四小时随时光临，一定要有人花费额外的时间来照应他们才行。
这些人就是门诺会中的朋友们。自从我们定居美国以来，她们真是深切地关怀我们的生活，做我们最亲爱最得力的同工。没有她们，我们真不可能活下去。任何客人来到，必定先请她们到我们家来帮忙，有时客人还会被请到她们家里去。门诺会的女士们，是我们“服役的天使”。她们不但脸上现出从主那儿来的安详，心中也保持着安静。她们生命中拥有的那种喜乐，平安和镇定，正是多数人所想望的。她们素以整齐清洁著名，她们的房子、院、庭、篱笆、花园都是井井有条的。因为她们不怕辛劳，而且热爱做家庭工作，所以她们立刻向我们伸出援手。无论是烹饪、洗扫，身体方面的照顾，她们都尽力帮忙，而且还慷慨地招待许多神差来访问我们的人。她们在我们客人面前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同时也将神的话供应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一位知道我们的情形的朋友，曾经坚决而预言式地说：“我为你们祷告，求神预备一些门诺会的人，在美国与你们同工。”没想到真是这样成就了。
苏珊娜小姐，我们的邻居，是一位门诺会的女士。她忠心事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以后，就来替我们管家。她很快就学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于应接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士。朋友们常常告诉我说，她多么和善，细心，善于接待客人。她是祷告同伴，又是护士、厨师、管家，这些还不过是她许多服事中的几种。每次有不速之客在吃饭前后来到的时候，总是苏珊娜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预备饭菜。过去，她照顾过生病的家人，得了许多经验。现在她帮忙照顾我们四个病人，尽心尽力。
“暗室之后”出版之后，收到许多读者的信件，急需人帮助处理。神又预备了第二位门诺会的友人。她是司徒自福太太，丈夫务农，有三个子女。她自己家务很忙，还来回开十六英里的车，一个礼拜几次到我这儿来，风雨无阻地帮我做秘书的工作。因为她这样的牺牲，我才能扩展我的通讯网，把书推销到全世界去，以致发行外文版。她坐在我的床前，在昏暗的灯光下笔录。她录的比我讲的还快，然后到客厅里去。在一架轻便的打字机上，打出信件来。许多年来，她替我包装、邮寄了几千本的书，又像个私人秘书，替我处理了许多事务。在我们同工的早期，每次如要离开的时候，我都只能交给她一个用过的信封，说：“这是给你买汽油的。”有时，我只能给她四角六分钱。这么小的数目真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我只有这么多的钱。
一天，大出我意料之外，她交给我一个没用过的信封，里面有六十六块钱。她说她的主日学班知道我这么虚弱，还凭信心事奉主，他们就决定烘制糕饼，腌装罐头食物出卖，将盈利拿来帮助我的工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爱心礼物，实在鼓励了我继续在主的葡萄园中的工作。然而，还有更使我惊喜更鼓励我的事情在后面呢。我们同工十五年以后，她亲笔写了下面一首诗送给我：
谨向我的皇后致敬：
她的寝室也许幽暗，当你刚置身其中，
但你坐下不久，就会看见救主慈容！
我看见了真实的忍耐、顺服、信靠及爱心。
当她一而再地求问：“要我作什么，我的神？”
我要感谢天父，差我到她身边。
让我们人生互织，共享快乐同担试炼。
求主使我能更像，我所敬爱的这位。
若能见她在天上加冕，该多奇妙美丽！
因此我祈求亲爱的天父，在她余下的年日，
多多施恩赐福，成就祢最美好的旨意！
感谢主！在我们这么密切同工的时期中，我们从来没起过冲突，没发生过误会。许多时候，我们都各自怀着难以告人的重担。照理说，这些重担，可能拦阻我们的活动，但当我们祷告，把重担卸给主，就能继续和谐的工作下去。然后我们又发现，我们不需要再背起那些重担了，我们把重担留给那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耶稣基督。
过了些时，神又奇妙地引领一位中国友人，黄惠慈小姐来参加我们的事奉。黄小姐在美国神学院修完四年宗教教育，曾在菲律宾的一间教会学校任校长，兼在教会事奉主廿多年。一九七一年暑期，她为感念我们的关照(在她念神学的假期中总到我们家中住)，故特来探望病中极虚弱的李曼小姐，不料一九七二年元月，李曼女士安返天家，她顺服主留下来，一同负责这小工厂，帮助我应付中文信件与个人谈道等工作。
近几年来，因邻居青年姐妹，有的远居，有的结婚，不能为帮工，黄小姐竟也靠主加给力量，学习做不少难务。她在此全不为名利，故蒙主感动在港、菲的亲友，非常关心顾念她，深信主也必记念她。
黄小姐在此不能多出门参加聚会，故深觉该多用祷告事奉主，经常有长途电话，从各地打来，请她解决属灵祷告的问题，并代祷。每早晚她一定花不少的时间跪下祷告，什么事也不能打扰她祷告的时间。她渴望每一位未信主的访客，进到我们房子里来，都能接受耶稣。因此主也用她帮助一些人对重生没有清楚认识的人，而同蒙救恩。
我们有时也请一些阿美色人的妇女，来帮助我们做大扫除的工作。她们一到，就马上卷起黑色宽裙和长袖，做最辛苦的洗刷，擦拭，清洁工作。她们用简单的扫帚，拖把，水桶和能干的双手，做成许多美妙的工作。她们做得又快又静，对我真是大有帮助，因为我敏感的耳朵实在受不了吸尘器的隆隆声，而她们用的只是安静而熟练的双手。
一天，一位阿美色人的女士出现在我们屋前。她下了马车，把马缚在屋前的树上，然后进来大声宣告：“蔡小姐，我刚刚看完你的书，所以现在来看你。”我们很高兴地谈了一阵以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小皮包来，倒出里面的铜板，在我床上一个个的数给我。一共是五十六个一分钱的铜板。她说：“蔡小姐，我要帮助你的工作。”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真诚和热情的微笑。
至于轻省一些的例常工作，好像洗碗呀，晚饭后的收拾工作呀，需要年轻人跑腿的工作等等，中国玛丽就请附近地区的中学生来担任，她知道这些年轻的中学生，常有临时要参加的校外活动，因此她请了好几个女孩教她们做同样的工作。每当我们有额外客人，特别聚会，或者健康的紧急需要时，她就有一大队的后备军可以调动。
可是最主要的愿望，还是领这些女孩到主的面前。她常常叫她们放下工作到她房间里去，要她们念一段圣经给她听，特别是她视力衰退后的那段时间，有时是要她们念一篇教会杂志上的文章，听一篇收音机里的讲道，或者带一张宗教唱片或录音带回家，以后再回来报告她听。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祷告在这些女孩身上，相信神的话必不至徒然返回，到了时候就必收成。正如中国俗话说：“雨后春笋”。主接中国玛丽回天家的时候，还有些种子没发芽，但后来，一个接一个，有五个女孩等不及地跑来告诉我，基督怎样进入她们心中。她们又多么渴望别人也认识耶稣，跟随他。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这些女孩怎样影响了她们的父母、亲戚、朋友。有一个女孩写了一篇文章记念中国玛丽，其中一段说：“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受我敬佩的一位。她将生命完全奉献给主，是每个基督徒该效法的榜样。我总是觉得与她同在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经历。虽然我只十多岁，她已经九十二岁了，她的信仰对我并不觉得老旧，因为她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将信仰更新了。”
好几次大聚会中，客厅里挤满了中国友人，军官和留学生，我就想到如果没有本地的教会及基督徒朋友来帮忙我们，这些聚会根本就不可能举行。这些朋友好像是主赐给我们的珍宝，她们不但与我们同工，而且以她们的信件及访问，大大地鼓励了我们。
美国各地的大学里，有成千成万的中国留学生，假期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不能像美国同学那样回家团聚。渐渐地，他们听到我们的消息，知道乐园镇有“一小块中国”的存在，于是许多留学生开始在感恩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假期到我们这儿来，把我们的家当成他们的家。
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学烤火鸡、切火鸡、烘南瓜饼，烹调许多传统的美食。更要紧的是他们学到庆祝的真正意义，在于感谢为他们所得到的许多恩典颂赞神。
圣诞节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将我们的房间都挂上五彩小灯泡，又用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装饰圣诞树。女孩们穿上美丽的旗袍，男孩都系好领带，等待一队队来报圣诞佳音的人。他们站成一排欢迎来宾，客人走的时候鞠躬为礼。圣诞前夕，远近的佳音队都来了，学生们赶快开亮全院灯光，请他们进来喝点热的饮料。最重要的是，他们认识了基督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为的是到世上来拯救所有的人。
复活节，我对一群留学生讲耶稣的复活。一个漂亮的女孩突然宣布：“我来美国七年了，今天才顺服圣灵的感动，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相信主耶稣，并且受浸。”她是菲律宾一位富商的女儿，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她就在一个安静而美丽的主日下午受浸了。两位强壮的朋友扶我走出暗室，坐在客厅旁边可坐卧两用的大椅子里。这是我病后第一次离开房间，参加聚会。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
牧师讲完道，中国玛丽就陪这位年轻的小姐走到前面，接着她跪下来受浸礼。她脸上发光，似乎有一大队天军在敬拜主耶稣，将荣耀归与祂，因为一只迷失的羊已带进了羊圈。她走上这一步实在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她不久就要回去面对家人的反对，她家人不信主。在我们家中给信徒行浸礼是第一次。以后有许多留学生、海员、军人都在我们家中接受了主，并且受浸。
我们家，也是兰开斯脱郡第一对中国基督徒结婚的场所。将近两百人来观礼，真是宾客满盈，济济一堂。中国玛丽早把地板和地下室的横梁重修了一次，这幢二百多年的古宅，现在要经常支持这么多人的重量，必得加强其支柱。我们也经常到附近的殡仪馆去借摺椅，才够这么多人坐。那次婚礼非常隆重。西敏市大学的校长特意派了一组“国际四重奏”的团员来，为婚礼演奏。我们当地的长老会牧师证婚，礼台就设在客厅，用棕树鲜花蜡烛布置，美丽辉煌，新郎新娘互换戒指。
请听这位新娘日后的回忆：“我第一次访问李曼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圣诞节，那年蔡小姐和李曼小姐刚从中国回来。我母亲曾经在上海见过她们，对她们的爱心和工作，印像非常深。因为她们健康那么差，母亲叫我们常去看望她们，尽量帮助她们。可是至今廿五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一点也没帮过她们。反而是我们常常得她们的帮助和鼓励。”
“我在普林斯顿念书的时候，每逢假期，我们全家连同朋友，就都往乐园镇跑。一九五四年，我遇见了我结婚的对象。一九五五年正月，我的未婚夫在李曼家客厅里接受了主，接着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那年二月十九日，我们在李曼家结婚，一切筹划的工作都由这两位老人家担当。结果参加婚礼的人，都深受感动，都蒙受属灵的祝福。”
“后来我们一连有了三个孩子，这两位老人家像自己的亲祖母一样爱他们。每一次我们去，总有玩具给孩子们玩。等到孩子们大些，又总是有糖果给他们吃，又寄书到家里来给他们做礼物。后来李曼小姐视力衰退，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给孩子们，劝他们要敬爱父母，要领人归主。我们最后一次去，她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但是她还叫每个孩子的名字，抚摸他们，跟他们一起唱诗，背圣经章节，问每个孩子学校的情形。她要他们回家以后，写信告诉她一路上看见的景物。”
“当李曼小姐回天家的消息传来时，三个孩子决定要去参加她的追思礼拜，并且自愿贡献一个音乐节目。从前我们每次去李曼家都是节期，带着愉快的心情去的。这次却是去赴葬礼，但似乎有节期的气氛。是的，这是快乐的节期，庆祝神的一位忠心女儿进入乐园，一定有千万天使欢呼迎接她。我们离开墓地的时候，我家老大说：‘我很快乐！最低限度我们能为祖母献上音乐节目！’我们都不能为她的离去悲伤。”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是我的书“暗室之后”是用英文写的。中国朋友们感到一定要译成中文才行。一九五五年中文译本出版了，非常畅销。
一天，我收到一封中文信，是个女人写来的，告诉我一则比小说更曲折动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曾在中国做了六年的秘书。后来她奔到香港，凄凉无倚。但她不肯读基督教的书报，也不愿意跟基督教或礼拜堂有任何的接触。她自杀两次，幸好都有邻居及时救活。一天，有一个女人来看她顺手放了一本“暗室之后”在她衣柜上，就匆匆离开了，她要拒绝已经来不及了。
她还是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预备了双份的毒药，当她正准备吃的时候，似乎有一个声音对她说：“先看看那本书再服毒。”她真的拿起那本书来，一口气读了两遍。她的罪一件件显在她眼前，她仆倒在地板上，流泪悔改达数小时。她信上说：“我的疑惑全消失了。以前，耶稣好像离得很远——不过是个神话。现在，祂突然变得好真实、好真实。我的心涌出说不尽的感谢，我接受了祂做我的救主。”她从一个教会打听到我的地址以后，我们接续通了好多次的信。后来她不但成为热心的基督徒，而且在家中开始了一个查经班，日后成为一个聚会点。
在喜玛拉雅山脚下，有一间小礼拜堂，有几位宣教士住在那儿。他们看见逃难的喇嘛，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就给他们东西吃。又看见有些孩子在难民中间，就快饿死了，于是向大人们提议：“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们的孩子，免费供养他们，教育他们。”
这些孩子中，有一个七岁的男孩，依照他们的风俗，他的年龄已足够进喇嘛庙了，而且他母亲也早早决定好了，要送他去做喇嘛。但是他都饿得半死了，母亲看见有这个救命的机会，就让他跟宣教士去念书。这个孩子很聪明书念得很好，到十一岁的时候，他决定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他学的是印度文，我那本书的印度译本传到他手中时，圣灵在他心中大大动工。他想：“等我念完书，如果主引领的话，我要把这本书译成西藏文。我们同胞除了几本喇嘛经，几本念告文以外，根本就无书可读，无文学可言。”他曾经看见人家，家里有圣经、有属灵书籍，非常羡慕，他希望他的同胞也有这种书读。
后来，有一位宣教士帮忙，安排他到加拿大来念圣经学院。他真的利用空余把我的书译成了西藏文。我写到此，刚好收到他的一封信，说已经译完了。他有一位朋友，在印度开印刷所，他写信去问那位朋友肯不肯印，朋友答应替他印一千本。他信上说：“我的同胞都很穷，他们没钱买书，所以我们也许要送给他们，请您为我们祷告，求神引领我的同胞读这本书，像您那样离开佛教接受基督。”
“暗室之后”这本书引起的反应中，最动人的是我侄儿从台湾写来的信。晤主是我在书里描写的情景中长大的，我寄书给他的时候，真有些紧张。我们蔡家亲戚当中，与我有联络的已几乎没有了。但他信中说：“姑姑，刚收到您的书。恭喜您了！真漂亮——书名漂亮，又写得漂亮。昨天晚上我有应酬，但是晚宴还没吃完，我就向主人致谢告别，赶紧回家来会见‘皇后’。我花了三个小时读完您的书，这一顿比刚刚吃筵席还丰富！您一定收到许多读者的赞词，可是我这个在您书中称为‘永乐’的人，是熟悉您内幕的。我愿意在此作证：您书中所提到的每件事都很真实很中肯。这是写自传最要紧的一点。您说您是用向朋友谈话的方式写的，我认为更像一篇向主报告的论文。主会按着您所领到祂面前的人，评判您的成就。您一定会得头奖的。”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拿大寄来的信，真喜出望外。信封上的地址是那间以海外宣道著名的教会——多伦多的民众教会。信是那教会的著名牧师，史密斯博士写的，其中一段说：“你的书使我很激动，我一拿起来读，就几乎放不下来了。想到你为基督经过了这么多苦难，我觉得自己真做的太少。主实在以手中的巧妙引领你，而你也忠心到底的跟随他。你领了许多人归主，冠冕必定为你存留。我想起你受的苦，心中深受感动……我要你知道，我一直切实地为你祷告。你的书使我对中国人民有新的认识，我真正希望中美两国的人民，能恢复友好。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应该成为最好的朋友。你的书能帮助医好这个伤口，能消除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偏见，我们误会了这些可爱的民众。他们接受主耶稣在心中以后，显出单纯的、美丽的、超越的圣徒模样来。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影子，看到他们之中最崇高的形像……不久以前，我为你题了一首小诗，表示我心中因你的画而起的激动。现抄在下面：
我要你知道：你永远不会被遗忘，救主与你同在，祂看见你一切忧伤；
请记住，祂关心，永不丢弃你，不久祂会回来带给你释放。
我每天想念你，常为你祈求，多少次我看见你在黑暗痛苦中；
但，你虽必须受苦，祂的恩典够用，他**将与主同掌权至无穷。
主与你同在，亲爱的暗室之后，地上的阴影将全部散消；
许多人在天上为你的忠心，要称赞你，因你使他们从黑暗转光明。
你的书带来祝福，又使我感到渺小，因你成就如许多，靠着祂的恩典；
有一天，你要步出你的暗室，因耶稣没忘，你要亲见慈颜！
以基督的爱，我的中国姐妹！我寄赠你此信息——你的祈求他垂听，
我要你知道神的慈悲覆庇你——被遗忘？决不会！你的救主常靠近！
一位张姓青年到马利兰洲的阿伯顿来，学习近代战术；到了那儿的军校，他才发现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上课听不懂。一位美国青年太太愿意替他补习，并且采用“暗室之后”做课本。不久他就明白，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的，然后他又发现我住的地方并不远，可以开车到达。于是他请求那位太太：“你可以带我去见这位女士吗？”
事后他在一本中文杂志上登载他访问我们的情形：
“蔡小姐已经在病床上躺了许多年了，我进到一间暗室去见她。我坐在她床边的幼稚园小椅子上，我经验到急涌出来的平安、喜乐和希望。就在那个时候，我真正重生得救了。从那时起，我受蔡小姐的鼓励，过真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因蔡小姐本身的能力，而是圣灵藉着她的口对我的内心说话。”
神奇妙！祂藉着这次与中国青年第一次的接触，扩大了我们作见证的范围，直达到大海的彼岸。
小张回到基地后，把这次的访问很兴奋地报告给其他中国青年听。一个礼拜后，希尔小姐开车带了五位中国青年来。希尔小姐是当地军校的秘书，她热心爱主，读过我的书，也想来见我。我们意识到这些接触的重要性。他们信主了，可以影响他们的家人及部属；那些部属又影响他们的亲戚朋友。这么一来，可能成为一支“福音军”，那该多奇妙！每一位信主的青年，都能为万军之耶和华传美好的佳音，在祂永世的旅程里，拯救世人免去罪恶与死亡。而我们住在美国的穷乡僻壤，居然有机会在中国人之间工作——继续我们的宣教事业！
真没想到，“暗室之后”引起了这么多的效果！这些青年与后期受训的青年，常常来看我们，而且带了朋友来。忠心的希尔小姐，还有别人，常开车送他们来。我们要他们把我们的家，当成他们海外之家；把我们当成他们在美国的亲戚。
于是中国玛丽变为他们的“祖姑”，我是“七姑”。我们每次都向他们讲道，跟他们一同祷告，引导他们读圣经。我们从来不勉强他们参加任何教会。但每个决定信主受浸的人，要写一篇见证，说明信主的原因。然后我们请他们录音，录他们的经历和祷告。这样，后来的人可以听见他们的见证，而得到帮助与祝福。
这样过了许多年，差不多每个假期和每个周末都有三五成群的青年来我们家，他们的军事训练通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多次来看望我们，说：“家乡是美丽的，我们也想看看美国美丽的地方，可是我们宁愿来见你们，听圣经教训。”因此，他们周末一有机会就来。在阿伯顿军校十五年间，有七十二位中国青年受浸，由九位不同的牧师主礼。
给我们最大的满足是，知道他们之间有些人回家后，真的在亲友中传福音。这些中国青年为神的名做了美好的见证。神的福音工作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前进！
神给我们机会，特别器重这些青年人。我们祈求神，使他们能从我们身上确实感到那看不见的上面的能力，那超乎我们自己的支持力，使他们在我们身上找到那优异于人类情感的爱，从瓦器中透射出来。而且由此引致他们信仰天上的父亲，那比现实的物质更真实存在的天父。他们到美国来，是要学习使用人类发明的科学技术。可是军校没有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迎见死亡。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战争的的技术，而是生活上的信仰，值得舍命的信仰，总而言之，他们所需要的是认识神的爱。
这些离乡背井的青年，是一群极其寂寞的大孩子，妻子儿女不在身边，又只有仅可度日的饷银。因此圣经上的信息对他们非常需要：有天父爱护看顾他们，有慈悲的主为他们而死，有圣灵永远住在他们心中，有天上的家乡在等待他们，在各种试炼中有极大极宝贵的应许安慰他们——这些信息足可溶化他们的怨恨，消除他们的烦恼，赐给他们满心的喜乐。信仰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产生新的兄弟之情，替他们开辟了更好的人生道路，给予他们一个值得舍命的目标。
到底这些青年们，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四个有病的老人做朋友呢？他们用“温暖”这个常用的名词来总括一切的原因。虽然他们知道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招待他们，然而他们也知道，我们确实爱他们，了解他们。他们跟我们真像一家人一样，就是这么简单。他们的知识水平远超过我们，但是他们坐在我床边，很热切地听我讲主耶稣。我讲的简单比喻，他们听得印像最深。我常设身处地的教他们，怎样做一个“十字架的勇士”。
这种工作虽然要花费很大的精神，却是甜美的。我真高兴我是个老人！假如我年轻的话，有许多事就不方便去做了。因为我年老，他们把我看成姑姑，用中国人一向尊老敬贤的风尚来对待我。可是他们很快就超速的进步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有的简直使我不知道怎样答复。后来他们又说，要来跟我一道查经，更加叫我着急。我当圣经教员？机会是有了，可是我觉得不够资格应付他们。晚上我流着泪对主说：“我根本就不是圣经教员，而且我这么多年都不能用眼睛了，怎么能教他们呢？我只是一头笨驴！”主的回答非常清楚：“我用过驴子向巴兰说话，也能用你！”
赞美主！祂的话何等真实！神真的使用了我这头笨驴！我同这些青年人一道查考神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显明祂自己的带领，教导我们。许多朋友也用他们的祷告和爱心的服事，支持这件工作。这十五年向这些青年的工作，是极其辛劳的，我们付出了不少的心血。然而，报偿也是多么大！多么使我们心满意足！
农历新年的大除夕晚上，一位青年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一班从各地来美国受特别训练的青年，想第二天来看我们，向我们拜年。“明天？”我急喘喘地问，“多少位？”"大约四十人。”我用手盖住电话筒，跟中国玛丽轻声的讨论一下，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自动要来跟我们一起过年，那就是出于主的旨意。我们不能拒绝这份光荣，请他们来吧！”我接下去在电话中说：“我们高兴极了，早点来吧！”这些青年的心情，正如同美国大兵驻扎在外国过圣诞节一样凄凉。他们离开了所爱的人，所熟悉的环境，“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知道有四个老人，住在兰开斯脱郡不远的地方，了解农历新年对中国人的意义，他们是多么快乐呀！
我确信他们一定没想到，这么多人来过年，对我们是一项惊人的事。我们要在十二小时内，准备四十位青年吃的两顿新年筵席，他们决没想到，这不是简单的事啊！在中国，粗重的工作都是熟练的佣人担任的，家中的女主人只要发令，监督就行。可是在美国这里，我们是四个老残废，平日最基本的需要都要依赖别人帮忙。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传统的思想是每个女人都以做自己家事为光荣。这里没有人愿意当佣人，各种新式的电气用具，取代了佣人的位置。然而我们早已停止向神发问：为什么让这些人不谅解我们的老弱呢？我们只觉得这是无比的光荣，是特殊难得的机会，付上任何代价都值得。“喂！给他们吃热狗、冰淇淋就够了。”一位朋友这样提议，想把工作简化，中国玛丽没回答，却消失在她那办公室兼卧室的小房间里。她关紧房门，开始列食物单。等她拿起电话来吵醒店主的时候，差不多下午七点钟了，她竟敢要店主当晚把所有定的食品送来。第二天是个礼拜天呀！当晚不送怎么行？然后她又打电话去火鸡场，订好了几只巨形的火鸡，打电话去牛奶公司订冰淇淋。她决定要弄一顿正正式式的新年大餐，各色配料一应俱全。已经深夜了，我还是打了几个电话，请朋友帮忙招待。有一位朋友不相信说：“你在开玩笑吧！这哪里可能？根本不成话嘛！”是的，是不成话，可是，是为主作的。我又打电话给一位新泽西州的中国基督徒朋友，她很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刚从中国街回来，买了好多食品。我现在就开始烧菜，反正今晚是大除夕，要守岁的，我可以通宵烧菜，明天一早就送来。”
朋友们都忠心合作，但现在除了大餐以外，我们还得安排一个中文礼拜。因为大多数的青年听不惯英文，我们必须找一位会讲国语的主领聚会。第二步是打电话请邻居们来帮忙准备大餐，到时还要招待，当然，事后又有一大堆的碗盆要洗。幸好李曼家代代相传下来，一碗橱一碗橱的美丽瓷器，尽可够用。领居们不但自己答应来，还赶紧预备一大盆一大盆点心来。第三，我们又请了一些热心爱主的朋友，远至费城的都请，让他们在宴会中跟青年他们作个人谈道。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不可少的工作，包一辆公共汽车，接送青年，借摺椅来为聚会用。
晚上，过了半夜我们才诸事弄妥，熄灯就寝。我们已经打电话打得好像电线都烧断了，把那么多人从床上吵起来，又回答了一大箩数不清的“什么”“为什么”“怎么”，那晚，餐具都摆好了，有的食物也已经开始煮了。第二天，我们并非请五千人，但却真的请了一百人，而且不止一餐，是两餐！当大型客车驶进院子时，司机看见院子里已经停满了私家汽车。他把车门打开，青年们鱼贯而出，一式毕挺的绿褐色军服，胸前佩带着光荣的勋章。每一种食品都象征新年的一个愿望，如长寿、健康、发达、多子多孙、全有福。他们军帽在手，鞠躬微笑，走进了我们的寒舍。他们虽然彼此严守军制的礼仪，对外却不摆官架子。我们觉得他们正像一群回家度假的大孩子，他们也像老朋友似的跟我们打招呼。有的是湖南人，有的是北京人，有的是上海等地的人。
餐桌上摆设的是典型的美国式火鸡大餐，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实在没办法变出一桌中国筵席来。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菜更有典型的农历新年吃的各式各样糕饼果点，吉祥等等。中国玛丽用基督徒的观点来解释这些传统的象征，并且劝他们做“天父的好孩子、乖孩子”。出自这么一位年高德望的母亲型人物口中，这些训示使青年们听了都乐意接受。事后，那位军官当着一大群朋友的面说：“我晓得怎样命令一万军士服从我，现在我要学习怎样听从天父的命令。”
那天，我们这幢大房子真是挤得水泄不通。客人与帮忙的朋友们，几乎肩碰肩，脚蹦脚的转动。青年们看见基督徒表现出这样的爱心和款待，都深受感动。他们看见女士们忙来忙去的服侍他们，完全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也非常感激。基督教实在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等他们坐下来吃的时候，个人布道工作就开始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拿了食盘坐在一位青年身边，跟他们做朋友，分享自己的信仰。我们的一位朋友，送给他们每人一本“暗室之后”，基甸会送给他们每人一本新约圣经。
那天聚完会，除了一个青年以外，他们全体都举手表示愿意信耶稣，当时，我不太看重这种公开的表示，心想他们不过是客气，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报答我们的友情罢了。而且他们之中，只有几位是从前听过基督教真理的。可是事后，他们的长官(本身也是基督徒)交给我一张张的名单，是那些诚心要接受基督的人自愿签名。他们之中，有许多位以后我们都没有再见过。但有好几位从乡下写信来告诉我，他们现在去做礼拜了。有的带了全家去，有的已经正式加入教会。我知道在那次会宴中，圣灵与我们同在，是祂自己在那儿对许多人说话。
“你怎么知道，那些在你暗室中说要接受主的人，真正得救了呢？”朋友们有时这样问。这不是归我判断的事情，我只管忠心向人传讲基督。让我举一个实例：
一九一九年，当我开始在中国凭信心事奉主的时候，我替一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写稿。我请了一位能干的陈小姐做秘书，可是这位小姐就是不肯信主，无论我怎么劝她都没有用。有一次我到北戴河去领会，没想到她偷偷地跑到上海去登报征婚。果然有一个男人来应征，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她把所有的财物都交给了他。度密月的时候，他带她到一个名胜地，江苏省镇江的金山去。选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他抱着她的腰说：“看这江水多美！”他们走近江边俯视，他突然用力把她推下江去。幸好她没死，事后她告诉我当时的情形。她不会游泳，当她在水里快要淹死的时候，过去的一生事迹似乎都呈现在眼前。她记起我向她传的福音，基督怎样愿意拯救罪人。她就在那时作了垂死的决定，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虽然她同时在尖叫：“报仇！报仇！”当她第三次浮出水面，快到死亡门口时，一条渔船上的人忽然发现了她，赶快把她救了起来。她差不多要断气了，话根本说不出，只做手势说要写字。她终于写了那家旅馆的名牌地址，还写说她那新婚三天的丈夫意图谋杀她。警察赶到旅馆的时候，那新郎正在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要搬出旅馆，当场就捕获了。后来陈小姐去法庭作证，因为基督的新生命在她里面，她就一反以前要报仇的态度，只要回财物算数。她在庭上供证说，因为神赦免了她的罪，所以她也赦免这个流氓。这个经验成为她生命的转折点。从那时起，她完全为主而活。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口里承认基督就真的得救了呢？我们又怎么知道，一个人听了我们的见证以后，终有一天来到主前呢？假设我那位秘书当日淹死了，当然她是会得救的，可是我就直到今天都不会知道，她在临终的时候，像十字架上的强盗那样接受了主。因此我们必须在圣灵内忠心将神的道撒出去，把结果交在祂手中。
我们招待客人到第十五、六年的时候，来宾众多费用甚贵。有一天晚上，我为这件事思想祷告。我记起一位基督徒，是一间大商业机构的主管。他只看过我一次，我决定写封信给他，问他愿不愿意在这件工作的经济上有份。当我修改信稿时，忽然觉得神在拦阻我。“一九一九年起，你就凭信心事奉我，”主提醒我说：“现在你要向人乞讨吗？这是我的工作，我会照料。”困惑地又顺服祂，我把信撕掉了。可是帐单堆积起来的时候，我又受不了试探，想写信给他。这样来来去去的，我写了又撕了五封信。“女儿，**！”主这样向我保证。
几个月之后，我很惊喜地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位先生寄来的。信上说：“从几份不同的刊物上，与一些帮助你招待的中国青年的朋友口中，我现在看出你这份事业的价值，我决定分担一点经济上的责任。”
我回信谢谢他，并且告诉他，我五次写信五次撕的事，谢谢主怎样亲自感动他的心。他回信说，这证明神悦纳了他的决定，来帮忙我们的工作。他又说，假使我寄出了这些信，他就不能出面帮助这件工作。他要求我答应一个条件：除了李曼小姐以外，我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关于他奉献金钱的事。如果我说出来了，他就不能继续奉献。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展开，这位先生又跟我们建议，最好向政府正式注册，使别的奉献者可以因此享受扣税的利益。我们不想弄得这么复杂，因为最少牵涉到一位秘书、一位财政，还有许多办公室的工作，跟政府来往的正式公文等等。“我可以负责你们会计师和秘书的费用”他献议。可是我们表示：“我们事实上没有‘工作’。神只是随他美意，有时将机会赐给我们。”这位仁慈的朋友以后被主召回天家的时候，仅仅比中国玛丽早四个月。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三位中国青年乘火车到西岸去。他们被窗外的景像迷住了，兰开斯脱的郡的冬日景色，随着夕阳的余晖留在后面。不久火车就从整洁、长列的现代工厂中驶过。然后，有好几里的路程，铁轨与一条热闹的公路平行而驰，中间隔着整齐的村屋，半隐在枫树的秃枝后面。接着，火车又在安静的田野间隆隆响过，起伏的田地点缀着一组组白得发亮的农舍，时而有礼拜堂的尖顶矗立在天际。
“地球的这一角多美丽快乐！兰开斯脱！我们为你感到光荣，我们永远祝福你！”他们中的一位喃喃自语。
“昨天我们跟七姑、祖姑告别。两星期以前，我们在她家中受浸。今天我们在回家的路途上。这几个礼拜的变动可真大！”另一位说：“我们再也不跟以前一样了。”
“昨天离别的时候，真是铁石心肠也会溶化。”第三位说：“我现在还感觉到神的爱充满我心中。”
“好极了！”他们三人都同意。于是每人拿铅笔和纸来，开始写他们自称的“打油诗”。在中国朋友分别的时候，“如参商不见”，彼此就可以诗相赠为纪念。下面就是他们寄来的三首诗：
黄弟兄写：
你这美丽繁荣的地方：教堂、农庄、工厂，这是你的勋章，就是过路旅客也要留下深刻印像，何况，我们常来常往；
这里有好客的孟尝(古代好客名人)。这里有全美第一的人情温暖，虽然我们来自遥远的他邦，却似重回自己的家乡。这里有通往天堂的桥梁，啊！天堂，天堂已在望，并非方梁高墙。
对于生活在这片乐土上的朋友，我们为你们虔诚祈祷:“愿主赐福你们，永保身心健旺。”我们今日虽暂小别，来日还要欢聚一堂。兰卡斯脱！我们永远为你颂赞，为你颂赞。
曹弟兄写：
你是令人向往的地方，这里有和蔼可亲的美国家庭，曾招待过多少来自中国的青年，虽然，那仅是短短的几天，在我们的生命上却永记不忘。
我们一群迷失的羊羔，走进了主的羊圈，有主的使者向我们招唤；引导我们离开黑暗，而令我们获得重生，让快乐与欢欣与这里的老人共享。
啊！祖姑与七姑，你们是那么慈祥，祈主赐福给你们，并祝你们长寿平安，因为那是主的权柄，一直归到永远，永远。
兰卡斯脱！我们为你骄傲，为你宣扬。
郎弟兄写：
兰卡斯脱！你是我们人间的天堂，你持有了主耶稣的钥匙，启开了我闭塞的心房，让我们共享天国的地方，直到永远！永远！永不相忘。
这虽然是暂时的分别；我们却充满儿女心肠，愿求主的引领，把我们的心系一堂。
啊！兰卡斯脱！你是我重生的地方，使我重见光芒，我纪念你，纪念你，在我心中永驻。
啊！我要效法你，把主的钥匙，带到四方，启开那千千万，仍旧闭塞的心房。
彼得军官走进我房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背了好多次要说的话了。他站得笔直而骄傲地宣告：“我是从国外来的。我听毕军官说，您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我拜访您，可是我不是信教的。我不信基督教，您决不能叫我做基督徒！”
这么一套开场白，我还能用甚么预备好了的话去打动他的心呢！我只有默默地祷告，然后问他：“你是直接从国外来的吗？”“是的。”“你们早餐吃什么？”他回答：“吃饭。”“午餐呢？”“吃饭。”“晚餐呢？”他不耐烦地回答：“您是中国人，当然知道我们三顿都吃饭罗！”我再问：“你一天三顿都吃饭，吃不厌吗？”“当然吃不厌！吃饭都厌了，那就是要生病了！”我的机会来了。我说“我是基督徒。假使我不讲耶稣，那生命之粮，我就要生病了！”他笑起来，冰冷的场面就这样融化了。我知道圣灵现在可以继续工作了，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我们来听听彼得军官以后录下的见证：
“我不但不信耶稣，而且根本想也没想过，死后要不要上天堂问题。我只希望今生做个尽责的公民，替祖国做一番事业。我运用神赐的体格、智慧、力气，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听祂的命令事奉祂。我活得盲目无知，像一只迷途羔羊，不识分辨西东，无力自选道路。”
“我第三次到美国，才遇见了祖姑和七姑这两位慈祥爱神的老人家。她们一直跟我谈救恩，谈耶稣的爱，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事情。她们的话，给我很大的启示，使我黑暗的心转向光明。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我是个罪人，才明白我总是自己想办法，从来没有求问过神的引领。难怪我常常走错路，找不到快乐。这两位老人家真是神的‘猎犬’，把我带回祂的羊圈。我在李曼小姐家接受了基督，而且受浸。从那个时候起，我心里充满了喜乐。现在我的座右铭是：‘仰望耶稣，高举耶稣，至死忠心’。”
到阿伯顿受训的青年中，还有两位军官，一位是回**，一位是无神派。他俩听到我们的事情，也常常来我们家，不过是想跟自己的同胞有来往罢了。渐渐地，主开始感动他们的心，对属灵的事情，他们比较愿意接受了。我们许多个周末举行的查经班，他们也要求来参加。
葛培理在纽约开布道会的时候，我请胡先生夫妇帮助安排他们去听。他们听了回来，冲进我的房间问：“七姑！请解释给我们听，葛培理说的‘相信、悔改、得重生’是甚么意思？”我真欣喜万分，能指引他们到基督面前。
我们对青年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国玛丽曾经给友人写过这样的一段说：“想想看！就在这里，我们的老家，就在我父亲一百多年前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小时候他听见人家祷告，求神开中国福音的门，和八十多年前他到中国去终身传道，跟亲人道别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在中国大陆之门再度关闭的今日，主用祂无比的慈爱和恩惠，引领中国的许多青年们来听福音！”这些奇妙的机会，真使我们不停的赞美神！
许多美国友人，奇怪我们为什么这样注重浸礼，人决志接受基督以后，为什么新信徒我们都看重受浸的礼仪？我们并不是相信受浸才能得救。我们相信浸礼是外面的记号，表示那灵里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从死亡进入了永生的事实。可是，有东方背景的人，外面的记号是非常重要的表示，他们要藉着受浸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决志。新信徒要公开宣布他所做的永远决定——清楚承认跟随基督。对他们来说，浸礼差不多像婚礼那么重要“我放弃所有其他的人，单单贴近。”这就是决志信主的人，马上想到要受浸的原因。他们要表示他们的信仰，他们心中决定：绝不回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救主基督。悔罪的浸礼是圣经的教训。
我们一直认为这些青年回到祖国以后的栽培工作，非常重要。我常常勉励他们：“你们是在美国接受基督的，也许你们以为回到家乡，没有人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可能在家里脾气很坏，对家人很不好，你们要祷告，求主耶稣帮助你们做真正的基督徒。家里是最难为主作见证的地方。”
赞美主！我们听到这些信了主的青年中有十三位，不久就全家归主。神使用一位可敬爱的牧师带领他们。这位牧师九十三岁了，还亲笔写信告诉我们：“我虽然年事已高，还是传福音。我与那些在李曼家认识主的青年，保持很密切的联络。你们结的果子是荣耀永存的。”
对进一步的栽培工作，我们订了许多教会的杂志送给他们，介绍当地的基督徒跟他们做朋友，甚至替几位未婚的青年找基督徒对象。现在每年到春节，我们都收到一大叠美丽的卡片，挂满了我的房间。
许多中国货轮航行于台湾、费城波地磨间。创办中国海员工作的扬六先生，是主的忠仆，他常常带海员来看我。虞美村牧师则常驻在波地磨，辛勤地牧养海员的家属。许多年来，我们都很荣幸地有机会对他们作见证。许多海员在我们家受浸，也有许多在船上，在别的地方接受浸礼。
这些基督徒海员想尽方法，引领别的海员和他们的家人归主。他们在船上，每个礼拜都为未信主的人举行聚会。他们为海员选了许多属灵书籍，又用铜盒子做奉献箱，不单为海员工作奉献，也为宣教士奉献。
有一位史船长在我的暗室接受了主以后，他领了他船上的轮机长、很多海员，还有他自己的太太来信主，并且都接受了浸礼。
有一个礼拜，有三位货轮的船长来跟我接触，有的用电话，有的亲自探访。一位郑船长的话大大鼓励了我：“七年前我来过你们家，还跟李曼小姐一道在客厅里照了一张相。主藉着你们俩位对我说话，我的心大受感动而信了主。现在我为主的工作，献上一点点金钱，在属灵的事上，我实在欠你们很多。等我的船再回到美国，我会来看你们。”
这件事帮助我明白，当我们听主的命令撒种时，我们应该信靠圣灵浇灌会叫它生长。我们也许看不见效果，但不该灰心。假使我们真的看见了效果，那也许是因为别人在许多年前撒的种，神给我们收割的机会而已。
在美国和加拿大，有成千成百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常常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可是，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能跟现代的青年搭上关系呢？”有人这样问我：“你不觉得有所谓代沟的存在吗？”我很高兴的说，一点没有！生理上的年纪并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中国留学生到这个国家来，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寻求世界上的知识。有许多基督徒父母，不放心他们的儿女来美国留学。他们听到读到许多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事件，例如暴动、吸毒、凶杀、生活放纵等等使他们害怕。可是神的灵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继续荫庇这些基督徒留学生；为了完成神自己的旨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腓2:15)保守他们。近一二十年来，有好几个机构特别对中国留学生的属灵工作有负担，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们，给他们广大的工场和丰满的果实。他们对中国留学生的异象是传福音并且造就他们的灵性，使他们不但在此地能站立得稳，而且回本乡的时候，也能为基督作见证。
这些机构，事奉的圈子越来越扩大。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组织中文查经，并出版专为知识分子阅读的属灵刊物，创设中国人推动的宣教事工，组织基督徒退休会，夏令会等等。他们牧养北美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实在讨神喜悦，而我们居然也有份，这是多么快乐的事！
我们从前在中国的工作，也有很多是针对学生的。因为我们自己是做学生的时候，悔改得救的，所以我知道学生的问题。我被邀请到一个个学校去，对大群大群的学生讲道。我和安汝慈教士同工的时候，她负责造就信徒，我对外传福音。还记得在广州的真光学校，一些基督徒学生劝校中的工友来听道。为了要让工友有机会听福音，她们在聚会的时候代替工友作工。几天以后，差不多每个工友都接受了主，这些女学生多么快乐！
在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早期，你如果能说服一个妇女接受一本圣经，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了。但后来，许多妇女情愿省下新年添置衣服的钱，来买圣经。我们常常鼓励她们买圣经，很少叫她们接受免费分发的圣经。因为我们发现她们付了钱买的圣经，才会好好宝贵珍惜。虽然查经班里的许多女孩子，要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买。这些妇女真是宝贵圣经，回家的时候，外面还用手帕小心再包一层，免得在路上弄脏了。
现在，学生到我的床边来跟我接触时，我完全倚靠主耶稣基督和祂的道——圣经。在学术水平上，我不可能跟他们接近，我完全外行。而且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建造在知识上，乃是建造在与圣灵的交通上。圣经乃是我们人生的基础。
“可是，你懂圣经上的每一句话吗？你全部明白吗？”有人问我。当然我不明白。圣经有六十六卷，我不能说全部懂得。但是我能说，圣灵懂得我，知道我，帮助我懂得关于圣经的事。我可以举一件事例：
我父母有廿四个儿女，十一个儿子。有人送给父亲一个伦敦铸造的保险箱，漂亮得很。保险箱的锁是廿六个英文字母组合的，母亲只要把钥匙放进(U)字母底下的小洞里，箱子就“唱歌”了，歌声一停，保险箱就自动打开。
依照中国的风俗，所有的孩子们在过新年、端午节、中秋节、父母亲的生日呀，都要穿新衣服。女孩子还要戴上珠花、戒指、手镯等首饰。母亲等我们孩子都睡了，才去开保险箱。第二天早上，她把首饰分给我们说：“你戴这个”或者“你戴那个”。等晚上用毕了，我们把首饰交还母亲，她又等我们睡了，才把首饰放回保险箱。我从来没问过母亲，为什么她不让我们女孩子看看保险箱里藏的东西。
过了许多年以后，我的兄弟姐妹都结婚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陪着母亲。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俩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忽然把保险箱的钥匙放在我手中。“素娟，你收好吧！”妈说。我不懂她的意思。她继续说：“你的兄弟姐妹都结婚了，只剩下你陪我。去把保险箱打开吧！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的。”那一刻，我的感觉是不会有人了解的，我的手发抖地接受那枝钥匙。
当时，圣灵启示我一个深奥的真理，使我得益不少。圣经诚然比这个保险箱重要的多，圣经里的珠宝非常贵重。申命记廿九章廿九节告诉我们：有的事我们明白，有的事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教训我，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决不应该怀疑天父的爱。有的事情，我们必须等待到一个时期，才能明白。好像这个装首饰的保险箱一样，到了母亲认为可以给我的时候，才将钥匙交给我。我们决不应该对圣经发生怀疑，对圣经的教训产生问号。神的时间到了，祂会把祂要我们知道的特殊真理，从圣经中启示我们。我们可能念一节圣经，念了十多次，还是只认得字而不能领会真正的意义。有一天，这节圣经的解释或者应用，突然使我领悟了，那多快乐！那个时候，这节圣经就成为活泼的道，存在我们心中。
圣经里面有很多珠宝，我们必须信靠天父，才能获得。我相信圣经中的每一句都是圣灵默示的，虽然我不完全读得懂，我特别对学生分享这一点。慕迪、司布真懂得很多圣经，因为他们相信圣经，神就将更多的启示他们。照样，我们若作信靠祂的儿女，神也会把圣经的真理多多启示我们。
有一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早上邮差来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包裹，是一位我仅见过两面的朋友寄来的。那时，我们家有几位来过圣诞节的中国朋友，正预备要离开，我就把包裹放下，跟他们道别。晚上，朋友们都走了，**在枕上休息，让我的思想再次飞回中国，想到那儿的亲人和朋友，不知道今生还能会面不能。当我的思想正在海阔天空地飞驰时，眼光却落在那个被冷落了的包裹上。我赶快打开来，里面是一盒信纸，散放着清香，还印了玫瑰花的图案。每张信纸都有一节经文，盒子里又有几个航空信封，还有一版邮票呢！这位朋友对我真好！想得真周到！我喜欢这种信纸的香气和精巧的设计。在收好这盒信纸以前，我觉得有一种诱力，要数数看有多少张纸，可以写多少封信。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从来懒得去管的事。可是这次我莫明其妙地做了，居然在纸张里发现好几张崭新的一元钞票。真使我大大惊喜，我立刻想到神的书。在神的书中，每一页，每一行都隐有宝藏。可是，多可惜！我常常忽略了这本书。有多少宝藏我没有挖掘出来！
有时学生结队来看我。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的夏令营，每年六月举行，有十八年之久，参加该会的学生都来看我。他们挤在我暗室里，有时我觉得只看见一片人海，我能跟这些青年学生分享什么呢？他们研究的是太空物理、数学、工程、哲学、医学，而我大学都没念完！可是，我又非常惊奇，当我跟他们分享圣灵启示给我的部分真理时，学生们常常依依不舍地含着眼泪，大受感动。我到现在还收到许多学生的来信，说读了“暗室之后”所受的感动。
神似乎使用我这个卑贱的教育背景和经历，来让青年学生有兴趣听我说话。愿荣耀全归神！有时得了博士头衔的人也跪在我床边祷告，或者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听我谈道！在神的眼光中，我们都是祂的儿子，在他学校中学习的。有时我们以为学成可以毕业了，但有时我们又会发现自己需要回到幼稚园去，从基本课程学起。
在我的苦难学校中，我从主那里学到许多功课。其中一个重复学习的是：当我来到精疲力竭的尽头时，我可以安息主里面，依赖他使用我。每隔几个礼拜，我就要吃一次药，治疗我骨髓里发作的疟疾。这种药很毒，吃了以后，我根本不可能跟客人谈话，因为我不能集中思想，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有一天，我刚刚服过这种药，头都抬不起时候，中国玛丽突然走进我房里来说，有一辆公共汽车的学生，从某个夏令会来的，到了门口要看我。我昏头昏脑的喃喃地说，根本不可能嘛！她很清楚我的情形，可是她说，假使他们不能进来跟我打个招呼会很失望的。我只好勉强同意了，心想不知道到底眼睁不睁得开呢？当时我记起布道家葛培理说过，到处人家都认得他，想跟他谈话，所以他总是尽力给人机会。我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我甚至体力不支呀，怎能给人机会呢？
中国玛丽和我的同工黄惠慈小姐，把学生们带进我的房间，就到厨房去预备茶点去了。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当日说了些什么，因为我那时脑子都不清楚。只恍惚记得说了一些关于“交托”和“安息”的话。
学生群中，有一位显赫的中国教授章力生博士，他在哲学、神学方面。都是著名的作家，又在一间神学院担任宣道工作的特别讲座。主拯救他以前，他曾经在政府任过要职。那天他离开的时候，热切地握住我的手说：“今天不是你讲话，是圣灵在讲。”不久，我听见客厅里有大哭的声音，真吓了一跳。从马尼拉来的蔡建中太太，那天早上正在楼上休息，听到哭声，她想一定是我过世了，急忙冲下楼梯，闯进了我房里。原来是有些学生听见章教授的见证，而哭了。章教授虽是神学教授著作家，那天他却谦卑地承认，他事奉神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现在看见一个病人能够靠圣灵的能力讲话。他觉悟了自己的缺欠。许多人因他的见证也明白自己，正是同样的情形，多少时候忘记依靠神。他们跟他一同哭泣，答应主，从今以后要倚靠圣灵。然后他们一齐祷告，又哭了起来。这件事真正证实了我暗室墙上挂的名言：“非我，惟主！”
一个主日的清晨，李曼家冬日的安静忽然被电话铃声震碎了。电话是一个朋友打来的，她刚接到纽约市给她来的长途电话说：“有两个学生今天晚上，从加拿大坐公共汽车来，他们明天要见你。”她在电话中继续说：“我告诉他们。你最近不舒服，而且没预先约好就来，可能见不到你。但是我没办法说服他们。他们说：‘我们碰碰运气看——我们非见她不可。’”
我那时特别虚弱，医生警告我不可接见任何人，我觉得真是不能见这两个人。于是说：“告诉他们不要来”我的朋友说：“我没办法告诉他们了。他们是在车站的电话亭打来的，票子都买好了。就要上车了。”
我叹了一口气，只好听其自然了。这次必定会过度费尽我的精力，但也只好接受了。当时我再记起中国玛丽的口号：“安静候用！”神替我们当天计划的，不论什么，我们都该用这种态度接受。虽然她疲倦极了，仍遵守她自己的格言：“神如果差了某人来，我们该为神的缘故接待他。”我心想，这两个年轻人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于是我请同工们来，一道为这件事祷告。
那天晚上八点钟，电话来了：“我们到了，在直达乐园镇的公路上，司机叫我们在这儿下车的。”我们的朋友冒着冬夜的寒冷，去接他们，发现他们很年轻。他们全套徒步旅行的装备，背上背着行囊，脚上穿着皮靴。除了一张中国的笑脸外，十足像个加拿大的伐木人。他们在我们朋友家过夜，坐在火炉前取暖，又吃了一大餐面条。原来他们要省钱，整天都没吃东西。吃完马上道出了正题：“我们想见暗室之后，想了六个月。现在是学校假期，我们才能来。我们的钱仅仅够来回车票，而且我们就要赶回去，因为我们回加拿大的签证只有两天就到期了。请告诉我们，暗室之后是什么样子？有她的照片吗？我们真兴奋极了，恐怕今天晚上会一夜都睡不着。”
我们的朋友拿出照片来，他俩传来传去看得又高兴又紧张。“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反而怕见她！”其中一个说。
“到底你们要见蔡小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朋友问。“我们实在不知道。”他们摇摇头说：“我们只知道该来。一定是神带领我们来的。”第二天，他们天刚亮就起身。“今天就是了！”他们一边说，一边匆匆忙忙地吃早餐。
当他们走进我房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甚么这么漂亮的年轻人想看我这个老得可以做他们曾祖母的病人呢？他们一一自我介绍完，我就跟他们做了一个祷告：求主基督引领我们交谈，使祂的名被高举。然后我问他们为甚么远路来看我。他们解释说因为听见朋友们提我的名字听得太多次了，他们决定亲自来看我一次。
我与他们分享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并不宝贵，诗第一百零三篇十五节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我们中国人见面第一句就是‘请问贵姓’，事实我们的姓名并不宝贵。根据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将来在天上有新名赐给我们呢！即使名人显要也会靠不住的，但是主耶稣绝不会叫我们失望，因此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最宝贵的事。祂是唯一能满足我们的心的，祂能帮助你，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困难。”
我又告诉他们一个故事：一次有个富人请客，大家请在座的一位名演员朗诵诗篇廿三篇。诵完，大家热烈鼓掌，赞美他戏剧化的天才。后来主人又请一位老牧师念诗篇廿三篇。这位牧师站起来，慢慢地尊敬地从心底一字一句地读了这章圣经。大家鸦雀无声，读完也无掌声。只见那位演员含着眼泪走到牧师面前说：“我只认得诗篇廿三篇的字句，但你认识这位牧者。”
我告诉这两个青年，他们这么远来看我，我真感到荣幸，可是对他们来说，认识耶稣才是最好的事。
“你们的访问，情形如何？”当他们将行囊再次背上肩头，当夜搭火车回加拿大时，人家这样问。他们感情冲动得一下子回答不出来，最后年纪大些的那个坦白地承认：“我离开她的时候哭了，神藉着她对我们说了话”。另外一个加上：“她对我们说话，好像跟我们一样年轻——像我们的姐姐、朋友；可是她指教劝告我们又像母亲，像受尊敬的祖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
多年来，我把将我的生平改编成“电影”，这个意念，放在神的坛前，看是否讨神喜悦。不久以后，就有一位基督徒作家，楼铠博士，将我的生平写成戏剧体裁。楼博士的剧本经过一番缩短改编的手续，改成电影剧本，于拍摄中间经过许多的困难，最后总算完成了。全片长约一小时，我本人并没有亲自上银幕。片子开始是用国语演出的，加英文字幕，后来也用英文配音。作为一个业余团体的第一次尝试，中国信徒(中信)算是为主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了。真的，这部片子演出后所收到属灵的果效，真像主耶稣用水变酒的神迹一样。因为祂躬身使用“那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1:27)”不是人，是主自己得到荣耀。在中信的书面报告里，这样写着：“我们的第一部福音电影片‘暗室之后’，在亚洲收到极大的效果。在最初几个月中，放映了七十二次，观众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二人。有六百零六人决志信主，七百七十八位基督徒献身事奉主。观众中有许多是从来没进过礼拜堂的，还有许多离开教会很久的，藉着电影，他们与教会发生了关联，受到激励。戏剧和电影真正是接触非基督徒的有效工具。”
中信同期刊物里，张天存说到他对该片印象：
看过“后”片以后，我们清楚知道有三样靠不住的东西：名誉、地位、财富。我们也看见蔡素娟信主后，受到三种严重的试炼：家人的逼迫、爱情的放弃、健康的丧失。她失去了伴侣，却得到了一位永远同在的朋友。她失去了健康，但在主看来，她是丰满的基督徒。
加拿大温哥华的王文铨，描写他那地区放映影片的情形：“真是一个壮观动人的场面：大礼堂里挤满了人，附近的几条街都停满了车，而人潮还继续涌来！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后’片来了！中国信徒布道会当晚要献映第一部中文彩色的福音片。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都来了。许多还带来未信主的朋友来。也有些加拿大的友人在场，他们是被全城贴满的广告吸引而来的。全场立时座无虚席。在救世军地下咖啡室演的那场，最使我们惊奇，观众是一群嬉皮，影片一放映，乌烟障气的地方马上变成严肃安静的聚会场所。”
神在许多地方都使用“后”片，吸引人来归祂。在三藩市，中国报纸登了该片演出的广告。中国城的一位大商人看见了，赶去，到了那里，他几乎找不到站的位置，这还是那天第五场的放映。事后赵先生写信：“我从来没听过你名字，也没看你的书，可是我看电影的时候，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终于我站了起来，接受主。我四周一看，有一百多人站起来，表示接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赵先生向朋友借了一本“暗室之后”读给他的家人听，家人也接受了主。他不知怎样打听到了我的地址，他说，他不知道到那儿去买我的书，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抄。
新加坡一间灵修院的院长，吴女士写信给我说：“我记得大概是一九一八年，您在厦门对面的鼓浪屿，那美丽的小岛上讲道。我去听了，有许多人因您的见证信了主。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国的时候，想去拜访您，好回来报告给新加坡的友人听，但可惜未能如愿。赞美主！您的影片来到此地了，在许多场所放映，观众都大得帮助。后来，影片又来到我门灵修院放映，全校师生都极受感动。我们不知道怎样向您表示谢意，只能寄上一点点爱心的奉献。我们会继续为着您祷告，求天父使用您。”
一位中国大学生采访我，为准备影片在美国东岸各大学放映的事情。他问我：“对于您的生平搬上银幕这件事，请问您感想如何？”“我感到不配，那是主的荣耀。”我回答他，“我祈求主帮助我，日后的生活不致羞辱他的名，也不使朋友们失望。”
我跟他分享一个谦卑的小故事。多年来，主都教导我一项圣经的原则，就是向自己死。当一个人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而将主耶稣放在宝座上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奇妙极了！死了是没有感觉的，他不在乎人家说什么，因为他死了。我多么渴望我可以在平凡事上高举耶稣，可以引导每一位进到我暗室中来的人，遇见主自己！
多年前，在牯岭那美丽的避暑山上，我们住宅的园子里有一口泉井。因为离厨房太远，我们就买了一些空心的长竹管子，一根根连接起来，把水引进厨房。一天有几位朋友预备来吃午饭，厨子忽然跑进来说，水管一滴泉水都流不出来了。我赶快跑上山坡，跑到泉水的地方去看看是什么原因。只见清澈沁的泉水，仍从地底涌出来，竹管子也一根根连得好好的，躺在青草地上。后来我把竹管子一根根拆开来，居然发现一只又肥又大的癞蛤蟆，横梗在一根竹管里，把管道塞得紧紧满满的，因此水一滴也流不通。我看见这个倨傲自大的癞蛤蟆，心灵立刻仆倒在主脚前，呼喊说：“我的磬石，我的救赎主啊，检查我，看我里面还有什么隐藏的罪恶没有，看我的心管里有没有自大的癞蛤蟆，塞住了你灵的涌流。”事后，我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这首诗录在下面，可用“万福源头”的调子唱：
求主使我时时虚心，不求尊贵不求名，求主用我空心器皿，传扬基督宝贝名。
不许自己遮主荣耀，闲事闲话遮主道，求我脱离一切骄傲，惟有主配得荣耀。
史祈生师母是著名的作家，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日夜咀嚼“暗室之后”，然后编了一部舞台剧。该剧于一九**年首次在菲律宾马尼拉演出，后来在东南亚各地也有陆续演出者，下面是马尼拉来的简短报告：
"在那间有冷气设备的大礼堂中，五百多观众盛装艳服，济济一堂，等候观赏本地教会历史中最盛大的一次戏剧演出，或者也可以说是本地华侨戏剧界最大规模的一次。八时正，准备开幕。气氛极佳，男女演员经过四个月的排练和祷告，表情自然感人。灯光是本国最好的……超乎这一切之上的是圣灵的自由运行，使这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大大成功。愿颂赞与荣耀归于那创始成终的主。您的祷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祷告一样，都没有落空。"
"您知道东南亚电力最强的远东广播电台，把您的传记改成每周十五分钟的叙述节目吗？他们一月一号开始广播，大概要三四个月才播得完。请为这个广播节目代祷，使许多听众因而得到祝福。"
此后，救世广播协会将‘暗室之后’改写后广播，全部节目分八十六次，每次十五分种，以戏剧方式播出。
礼拜天早上，苏珊娜去聚会的时候，一位中国朋友在家陪我们。忽然后门一阵急速的铃声，粉碎了屋里的寂静。我们的朋友进来说：“一个又高又凶的美国人在门口，说要进来看你。他是从缅因州老远来的。我不敢让他进来。”
我说：“我们只要信靠主，让他进来吧。”他大步踏进我的房间大声嚷着说：“我看过你的书，所以来见你。我要杀掉我的太太、六个孩子和我自己！”我心想，恐怕他也要连我们都一起杀掉吧。我是个缠绵病床的老人，根本无法自卫，我把保卫的责任完全交在主手中，同时心里向主呼求智慧，使我知道怎样去应付这个人。我轻声回答：“我就是跟你讲三天，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我们一个人拿一本圣经来读吧！求主亲自对你说话。”我们花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读圣经。神引领我昏昏沉沉的头，指给他看一处处的经文，让他知道自己的情形，也知道谋害和自杀不是出路，唯有信基督才是正路。
终于我意识到突破的时机到了，因为他指着我问：“你为什么一直微笑？你又老又病，躺在床上这么久，为什么还这样快乐？”
“是主耶稣住在我心里，祂给我喜乐的。”我告诉他，“当我打开心门来接受基督的时候，花草树木好像都变得更美丽，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你觉得人生是黑暗的，残酷的，因为你没有主耶稣在你心中。”他那紧绷着的脸，终于爆出了微笑。他站起来郑重地说：“蔡小姐我要耶稣进入我心中，我会遵守他的教训，我答应你不自杀，也不伤害我的家人。我会信赖神，上礼拜堂。”
我们祷告以后，他含着眼泪握住我的手说：“我可以吻你一下吗？”那时我差不多八十岁了，而且在那处境之下，不由得你拒绝，我只好把它当成“圣吻”接受了。当他离开我这小“舞台”走出大门后，我只能软弱无力地躺在床上称颂主。祂不但保存了我们的生命，可以服事祂更久一点，而且赐给我恩典，能指引又一个走向黑暗的灵魂，转入祂的光中。
又一次，宾州孟西的监牢门打开了，特为两辆汽车驶出。车里满载了女囚和警卫，她们要历四小时的车程来看我。警卫之一告诉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多囚犯得到准许去一间私人住宅访问。我向她们讲完以后，女囚都围着我说再见，并且说她们要耶稣永远住在她们之中。我跟女囚们讲话的时候，有五个中国人站在房间后面听，他们是非洲坦桑尼亚长大的华侨。因为基督使者协会的总干事周主培牧师曾访问过非洲引起他们的兴趣来乐园镇看我。女囚们一起出去，他们就来到我床边说：“我们五个人都要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以后不久，他们就受浸了，而且一直都很忠诚的在教会里事奉。
一九五八年复活节的前三天，美国圣经公会从纽约打长途电话来，说收到香港的电报：“中文注音版圣经急需汇款美金六千元。注音版圣经终于要出版了！”
我真希望你们在场，看我们签支票的情形。我要中国玛丽签，她又要我签。我们有生以来都没签过这么大数目的支票，所以好害怕。我们至少祷告了十二次以上，求神赐福给每一位帮助过这本圣经出版事宜的人，然后我们两人一同签名。
有一年，一场大风雪，我们门前林肯公路上，许多汽车都陷在雪中，动弹不得。我们打开门来，邀请这些暴露于风雪中的旅客进来过夜，不久，房子里就住满了。因为风雪的关系，电也停了，我们没灯光，没暖气，没自来水。旅客中还有一位老年的祖母，一个患肺炎的婴孩，整夜在我的室外啼哭。
苏珊娜搜集了家中所有的食物，煮了大锅饭给这些被雪困住的旅客吃。幸好，一些货车司机正要在我们大客厅的地板上打地铺的时候，电话来了，说附近的一间中学开门收纳客人，请货车司机们都到那儿去。这场大风雪足足延续了整个礼拜。
旅客中有一个摇滚歌手，很年轻，跳来跳去地娱乐大家。最后，他到我房里来了，请求我：“我唱首摇滚乐的歌给你听，好吗？”我的房间真要成为他的舞台。“好的”我回答他，“可是，我要跟你交换条件。你可以唱摇滚乐，但你要答应我，唱完以后出去要读我的书。”
“完全同意！”他大声叫嚷。他真的摇滚起来，摇了半个钟头以上，只有我一个听众。然后他出去，坐下来开始读“暗室之后”。第二天早上，他态度完全改变了。“我要接受耶稣”他说。后来，他还从匹次堡回来，看过我一次，完全是个真诚的基督徒的样子了。
“蔡小姐呀！您还记得我母亲——春山吗？”有一位访客热切地这样开头说，“她就是那七个被开除的学生中的一个。她到你家里去查经，给教务主任李小姐开除的。你书中写着说，她怎样跟其他七十多个学生都信了主。你看，现在我们两夫妻和两个女儿也都爱主。你知道吗？李小姐后来改变主意，热心事奉主以后，被关在监牢里，关了十八年，就死在监里。她作见证说：她宁愿死，也不能改变她对主的信仰。多勇敢的一位十架精兵！我们都要学她的榜样！”
我多么高兴！当我回忆这些事的时候，颂赞从我心中涌出。早年我在困难处境中所下的决定，影响到今天这位主内弟兄和他的家人。他带给我的这些消息，使我充满了感恩。
中国玛丽在她离世见主的前一年，得严重的肺炎。有一天她几乎不省人事，我正在照顾她的时候，一个女人来要求见她。这个女人进来，讲给我听下面的事情，是我从来不知道的。“我丈夫是个酒鬼，中国玛丽暗暗地资助我们，她也帮助我丈夫进戒酒所去戒酒。感谢主！他真的戒除了，现在是很热诚的基督徒，这里有六十块钱，请用在中国玛丽身上。我欠她太多，我不知道怎样感谢她。我这一生都会纪念她，我们会尽力活得像她！”
不久，一位B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后门口，他非常热切地要见中国玛丽，我们只好请求他体恤她软弱，仅仅停留五分钟。他进来握住她的手，一时激动得喉头都哽住了。后来他含着眼泪，轻柔地对她说，她曾经大大帮助了他的灵性。他也告诉她，他欠了她许多钱，现在他的儿女都跟随主，实在是因为她所给予的真正基督的爱。他离开的时候，送给她一百块钱。他立志要靠着主的权能，学中国玛丽的榜样去帮助别人。现在他和他长子都作了牧师。
有一位住在别州的牧师，好几次问我，“有一对夫妇要来见你，什么时候合适？”可是这一次，他们不管三七廿一就都来了。
跟这对父母谈话真不容易，因为这位父亲博学多闻，日若悬河。他好像一部百科全书似的，什么都懂。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便安静地听他讲话，只默默祷告，直等到他讲完为止。最后他终于安静下来了。然后，他又突然问我：“相信耶稣的人，暗暗在心里信，不就够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公开给人知道呢？”
我祷告以后，简单地回答：“这跟结婚一样，你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要举行婚礼，请客，弄成公开的场面呢？难道这些会增进你们两人的爱情？”“在婚礼中，你是正式向亲戚朋友宣布，你跟你太太结合成为一体。”我继续说，“悔改重生实在是发生在个人心里的事。请你读马太福音十章卅二、卅三节。”他很清楚地读了出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受浸，加入教会，就是在人前承认基督，给人知道你与基督联合，你是站在祂那一边的。”我说。
后来，那位牧师回来接这对夫妻的时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位父亲站起来问牧师：“你们教会什么时候受浸？”“十月”牧师回答。“请把我们俩夫妻的名字都登记下来。”那位父亲说：“我们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主宰。”
事后有人告诉我，这位父亲是真的重生了。没有人能阻挡他向别人传福音，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
有一个团体从新泽西洲来，要我给他们讲道。我讲完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出去到另一间房间去买书去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男人坐在后排，一直都安静地听我讲的每一句话。当领队来跟我谈些教会事务时，这个男人忽然走到我床边，说：“从前谁教你佛经的？”我立即回答：“杨仁山先生。”他深深地对我一鞠躬，使我莫明其妙。“杨先生教出来的弟子居然会变成基督徒，真难叫人相信！”他直摇头。那是真的，杨仁山博学多闻，曾任过驻法大使。他笃信佛教，对佛经素有研究，家里房子又大，他就在家里设佛堂，讲佛经。还在家里开了一间印刷店，专门印佛教的书刊。后花园里又造了一间庙堂，供虔诚的佛**住宿。我和朋友们在那儿住过许多次。记得我们三个女孩子，特别虔诚，日夜都诵经求告。每个星期天下午，就在杨大使的厅堂里，学佛经。洗脑真洗得澈底。
这位先生现在承认了：“我今天实在是来做侦探的。我离基督教的道理很远。我来是要捉你的错，好公开证明你所讲的，事实上你自己都不懂。但是我捉不到。我来的时候，离开耶稣很远、很远，现在也许只有一寸的距离了。”
我回答说：“不论你现在离得多远，一寸也好，一里也好，如果你不入门，还是门外汉。”接着我进一步向他证道。后来，我的同工黄惠慈小姐带他到另一间房间去谈道，后来他公开表示接受了主耶稣。
这是个寒冷的十一月早晨，天还未亮，我抖索着手拨电话给我的朋友丽安女士。她住在马利兰州的银泉镇。电话铃一直响，我一直默默祷告。如果她今天没空，我们要坐救护车到医院去的话，这一程长途旅行，一定会要了我们的老命。
一声睡意朦胧的“哈罗”，接着是热烈、甘心的同意，草率的安排，我们的朋友就上路到我们家来了。她破记录地用二个半小时完成了一百廿五英里的路程，一路开车到我们家来。
两天以来，我们想像中最糟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玛丽眼睛疼痛得厉害，头也痛。起初，她像往常一样，尽量瞒住我们。后来，实在痛得忍不住了，我们才发现，赶快打电话给医生。几年前，医生就警告过我们，如果中国玛丽眼睛剧疼的话，就是白内障(青光眼)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而且延迟开刀的话，还可能致命。所以我们这边在四小时内，诸事都预备妥当，动身上路了。
所谓的“我们”是一个很谨慎的说法。你知道“我们包括谁吗？除了病人中国玛丽以外，还有同工苏珊娜还有一满车我们认为非带不可的“必需品”。丽安开的旅行客货车是最大型的，却给我们挤塞得只留下一点点空位，好让她从后窗中得到一细丝的能见度。在中国住院真是什么日用品都要随身带，甚至家人还送饭给病人吃，留在医院里照顾她。我们没有在美国住院的经验，所以还是“有备无患”的多带点好。我们的眼科专家，黄路加医生在费城的眼科医院当职。他跟我们很熟，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一定坚持跟中国玛丽一道来医院的时候，他也不劝阻我。我和中国玛丽自从回美国以来，廿三年之久，从来没分离过一天。现在我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年老，几乎全盲，又正在痛苦中的她——一个人离开我到医院去！黄医生神迹地(这是他用的字眼)办好了我也同时住院的手续，虽然医院已经挤满了病人。病历表上，黄医生注明我早就应该利用特殊精密的光学仪器，来接受一系列的检验。第二个神迹是，从医院当局得到许可，让苏珊娜跟我们住在同一间病房里，做“助理护士”。我们答应替她付病人住院的同等费用。第三个神迹是真的得到了一间三人住的空房。诚然，我们的主常常做不可能的事。医生曾经叫我们每十五分钟，替中国玛丽滴一次眼药水，减轻她眼部的压力和痛苦，就是到医院去路途中，也要照时点。至于我，像这么长的旅途，廿年来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去费城考美国公民证的时候。我不能坐轮椅，更怕人推，因为一推动我就头晕眼花。想到要再去费城，坐这么久的汽车去，真好像去月球而没有压缩舱一样，想到都要呕吐了。
我请求丽安：“请你能开多慢就多慢。每十五分钟在路边停一会，让我恢复一下平衡。”她很巧妙地试图解释给我听，“高速公路的规则”，又是什么“最低速度”。我不大懂，我只晓得我可能半路就晕车晕死了。她真的尽她的本份，把速度降低为急速的爬行，又每十五分钟就打信号，在那四条线道的公路边停下来，让我喘一口气，让苏珊娜替中国玛丽滴眼药水。我们大家都随着旅程的进展，紧张得满头大汗。我们不住的祷告，有时出声，有时无声，祈求主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关。当丽安开到公路的最后一个三叉口，要转入通往费城的公路上时，她把车停在“只准紧急时停车”的牌子下。苏珊娜又点了一次眼药水，我呢，抓紧前面椅背，免得天地在我身边游走。那时，庞重的货车，疯狂的汽车，，紧靠在我们车窗边，飞擦而过。我们车子两边的窗子，还是用纸板挡着的。因为几天前下过一场小雪，我们两个老人都受不了那白灿灿的反光。丽安没时间看地图，或者问清楚路线，我们五点钟就把她从床上叫起来了，她也即刻就离开了家里，她已经把这件事交托给主，相信到了时候，神必预备。
在她再次换档开车以前，尖锐的警笛声突然响起，两辆警车即刻“哧”的一声停在我们旁边。一个彪形警察，穿着笔挺的制服，戴了太阳镜，大踏步地走近丽安的车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停在紧急地带，知道不知道？”“警官，”丽安回答，“我们是紧急事呀！我在尽量赶快送这两位老人家到医院去。”
他一看我们情形，即刻明白而同意了。丽安又告诉他，自己不熟去医院的路，他马上叫一辆警车去执行别的职务，他自己对丽安说：“跟着我就行了，只要紧跟在我后面，红灯、车速都不用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警车上的红灯，又闪又转的活动。总有半小时之久，警官领我们冲过红灯和拥塞的车辆。那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候，我们在车辆中窜进挤出。我相信我当时已经昏眩过去，以为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亲在天门口迎接我。
终于，我们以急刹车方式停了下来，正精确地停在医院的挂号部门口。警察替我们找到黄医生以后，以手揭帽表示回答我们的致谢，就离去了。这位警察做了神派给我们的天使！因为神曾应许：“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我91：11、12)。这次对我们来说是：“免得我们在费城的市区迷宫里走错路。”
电梯离大门只有几码远，丽安还是叫了两架轮椅，实习医生帮忙扶我们出来，入电梯。丽安留在车上看行李，而且车子只暂时以双停方式停在大门口。同时，她请电梯生再开下来拿我们的“必需品”。这个电梯生是位年岁大的人，他管我们叫“三位祖母”。他送我们上去后，真的再开下来，以为只有三个那种出门过夜的小旅行包好拿，谁知丽安大包小包的，一包包拖出车来，有器械、有行头，还有“古古怪怪的东西，像古时乡下包扎东西那样扎成一捆捆的”。他真以为自己的眼睛老花了。“你在跟我开玩笑！”他惊骇地说。除了数不清的大小箱盒以外，还有垫手臂的、扶住走路的架子、茶壶。泡茶的草药、热水瓶、吃的东西、枕头、毯子等。“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带这些家伙到医院里来的。”楼上他们一定不准，“等下我又要一样样搬下来。好心的太太，算了吧。”他请求着。
丽安解释给他听，每一包，每一件，都是那三位“祖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同时给他一笔可观的小费抚痛，才解决了问题。等丽安上来时，看见电梯生还在摇头啧舌，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走廊上。这时，走廊上挤满了护士、实习医生、工友，大家都听说有某种侵袭来临了。后来传呀传的，又传到全院，说是一位中国皇后和她的侍从搬进一间私人病房里了。
可是我们的病房里，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的“王权”统治。房间很大，在电梯边的角头。里面已铺好了两张普通的病床。还有一张低矮的小行军床靠在墙边，是为“助理护士”预备的。我被推进去的时候，中国玛丽已经给他们抬上病床了。我要护士把我推到行军床边去：“这张才是我要睡的床，”我正式宣告。“但是那是照顾你的人睡的”年轻的护士跟我争辩，“那不是病床，我不能放你在那儿睡。”"我一定要睡在那儿”我说，“我从来不敢睡高床。我有不平衡的毛病，睡高床会头晕会掉下床来！”"床边有围杆呀！”她紧张的请求。“我不要围杆，我要睡在矮床上！”“对不起！女士！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啊！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我坚持。“我去问主任！”她软弱地说。说完就把我的轮椅停放在床边，跑开了。不一会儿，一位体态丰腴神气十足的女士来了。她穿着白衣，手拿一块夹板，夹了许多纸张。从她的双层眼镜后面，她迅速地查阅那些纸张。然后她转过头来大声审问苏珊娜：“到底谁是病人？”“这两位，”苏珊娜指着中国玛丽和我说，“我是陪她们的，我跟来帮忙。”“病人只能睡在普通的医院床上，任何人违反此条例，会引致保险的注销，那时我们大家都有得麻烦了！”她像打雷似的大吼。那时黄医生已经在场了，眼看着我们上演的戏剧一步步进入高潮，他很温柔却很坚决地解释给我听，我一定得睡在医院用的病床上。我终于答应了，心中祈求主保守我在那座白山上，正像祂以前保守我经过许多山谷一样，护士长看见我不再闹事了，高兴得吻我，谢谢我合作。
我们两几乎立刻就开始了接受检验。我们被推下楼，从这间房推到那间房，一架架的机器凶狠狠地瞪着我们。对于我们两人，这些检验真是试炼与苦刑。中国玛丽已经又虚弱又疼痛，我又累又晕，而且日常的生活程序都大大搞乱了，使我们非常难受。那天晚上我们受更详细地检验，检验了整天。到晚上十一点，外科主任才把我的轮椅推到一边，跟我说：“我很抱歉的告诉你，李曼小姐眼睛从前断过一条血管，留下了疤，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替她开刀。”“如果开了，她会怎样呢？”我惊惶地问。“她可能会大量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很严肃地回答。“不开刀怎样呢？”我探索地再问，“她会极其痛苦至死。”医生不太情愿地回答。
太空人飞往月球的途中，一直要跟德州休斯顿的总部保持联系，取得指示和修正；我也照样将我的心，藉着祷告，时常保持与我的总部主耶稣联络。我求祂现在给我清楚的指示，祂真的给了。我接着对医生说：“好的，如果她两条路都是面对死亡的话，我宁愿她从手术台上到主那儿去，不愿她这样慢慢痛苦至死。”“很好”外科主任说，“等我跟另外三位医生商量一下。”那时已经十一时半了，她和三位美国医生举行了一次密谈。似乎过了极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再叫我，好像叫到法庭去似的：你愿意签字，负她在手术台上出血死亡的责任吗？”
我的主清楚地引领我回答：“是的，我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签。”我俩被推回房中时，差不多早上一点了。那晚还有好几位护士来，替中国玛丽准备开刀的事。我真是感觉到慈悲的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第三天清早，丽安从她住宿的地方回来了。我们立刻一起祷告，求我们的主亲自做“至大医生”。不久，几个男护士进来，将中国玛丽从床上移到床边的推床上，要推她到手术室去。他们做得那么轻柔，那么快捷，又那么纯熟那么安静，真使我惊奇不已。在我长年的疾痛中，我曾在中国进过七个不同的医院，还进过日本大阪的圣巴伯医院，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轻柔的手法。丽安跟着推床出去，但她只能跟到最后一道门的十尺之外。那扇门内躺着许多病人，等待着开刀的时间来到。
我的心再次与天上的总部联络，“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是的，一切都在我主的控制之中。
中国玛丽开刀开了四个钟头，开刀完，黄医生连手术外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了我的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赞美主！手术成功了！”在“至大医生”的看顾下，这些技术高明的医生完成了缝补的工作。中国玛丽还是要很小心，像这样的危急事件还是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次在祂的各方安排之下，我们能及时赶到医院，接受手术。我的检查也给医生们更清楚的诊断，使他们知道怎样保存我仅有的视力。
我们曾经谢绝访客，因为我们需要完全休息。可是，各方友好打来问候的电话，仍络绎不绝。有一位亲爱的老朋友，居然想尽办法，通过了医院的禁关，来到我们床边。他就是密勒博士，虽然他担任宣教士四十年以后，正式退休了，可是他为主做的工作一点也没停止。暗室之后的伊朗文译本，就是他负责预备的。听说他每次在医院里坐电梯的时候都跟身边的人做见证，分福音单张给他们。正是做了一次宣教士，永远都是宣教士！
我们在医院住了十天。要出院的时候，我送给外科医生和护士长，每人一本“暗室之后”。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卅五位住院医师和护士来要书。还有许多人要我在书上签名留念，我都来不及数有多少位了。
回到李曼村的路上，没有那么多事故，可是有更多的喜乐。主让我们在祂的课室中，学习到了另一课程，名为“信靠我，甚至远征费城！”
干妈和我身体还好的时候，我们有时谈到将来的问题。我老是这样说：“假使主迟延不来，而我们必须分离的话，我要您祈求神，让我先上天堂，没有您，我是绝对活不下去的！您在主里面的信心这么坚强，我却这么软弱。”
中国玛丽总是轻柔地责备我：“别这样说，亲爱的，你该让主来决定什么是祂最好的旨意。”
她最后一次生病的时候，我知道病势严重。我不但自己祷告而且重复对她说：“干妈，请您祈求神先将我取去，因为您能面对困难，我却不能。”我又告诉她说：“假使主真的先将您取去的话，我要您知道，我再也不见人，不写东西。我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那儿等。我要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样：‘关店’。”
她病得那个样子，还很忍耐地轻声说：“素娟，收回你所说的话，收回！你必须遵行祂的旨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晚上，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感觉得到她的生命在急速溜失中。我在每个人的反对之下，坚持要留她睡在我床上，跟我在一起。我们不能在这么宝贵的时候分开。她这次生病以后，就一直睡在我身边。有时她在半昏迷状态中，翻来覆去，几乎都把我推到床下去了。她的病，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一天比一天更沉重。在那天晚上，仁慈的护士和我，分别握住她的左右手。许久以来，她的手是我们之间唯一交通的办法。她看不见了，话也说不清楚，可是她的手常常伸过来触摸我。我四十一年久病中，是干**手，慈爱而忍耐地照应我。最初的十六年，医生诊断不出我的病症，我发高烧，所有的手指关节都裂了开来，八个指甲也脱掉了。干妈将我的手浸在温水中，轻轻地按摩我的手指，一日复一日。当我已经不能吞咽的时候，干妈为了救我的命，强喂我吃。她每次一滴滴的把桔子汁滴进我口中，然后轻轻用手抹我的喉头，把果汁抹下去。这样小心地维护我的生命，足足整整一个月。就在她忽然病倒的前一天，她还照常每天早上在我疟疾发冷的时候，用她温暖的手来抚摸我的冰冷的手。她把我的手放在她温暖柔软的手中，说：“让我暖暖你的手吧！”更有甚者，这双亲爱的手为我的同胞预备了注音符号的圣经，使不认识字的可以阅读而明白神的话。我们到美国来以后，她的手又服侍了许多中国青年、海员、留学生，预备了许多的美味给他们享受。我可以用很多篇幅来叙述这双亲爱的手，这多年来，为我为他人所做的美事。那个最后的晚上，我握着她的手的时候，护士一直查听她微弱的心跳。忽然，她一点声音都没有，只略略动了一下肩头。我沙哑着喉咙轻唤：“干妈！干妈！”她回答一声：“嗯！”我再叫她，她不再回答。立时，万物都变得寂静了。
护士说：“她已经离开我们去了，我去请医生来。”
多么惨重的打击！当她的手终于停止伸向我时，我知道她已经与主同在了，正像保罗说：“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林后5:8)”
史耐德医生到了。他检查完以后，严厉地对我说：“素娟，我坚持要你离开这个房间。她已经去了，现在你要保重自己。你一定要休息！”这位医生非常仁慈，替我想得非常周到。他照顾干妈和我，已经廿多年了。我告诉他，虽然干**灵魂到了天上，我还是想跟她在一起呆一会。他很严肃地回答：“没这回事！出去休息！”他在客厅里签死亡证的时候，好心的布朗先生——殡仪馆老板，走来轻声对我说：“素娟，不要紧，我了解你，我需要两个小时的准备，才能回来取她。”事实上他的地方很近，从我们家望过去都几乎望得到，我知道他也许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回来。但他刚刚听到医生的吩咐，他也知道我的心多么伤痛，我需要较长的时间与干妈同在。他是教会里的一位长老，跟我们有许多年的交情。我们招待青年、海员、留学生时，就是他把摺椅借给我们，又替我们排好为大聚会时用。他总是说：“我要在神的工作上有份。”
夜已深了，大家都离开了我的房间，只剩下干妈和我。她现在正与她亲爱的救主面对面，而我还握住她冰冷的手。我们曾同工服事主五十八年之久，除了珍珠港事变后，她被送入集中营两年以外，从来没分开过。现在她进入了天堂的荣门，而我由此又回忆起她在中国进集中营的情形，她自己坐在黄包车上。我因身体不好，不能送她一程，只能含着眼泪孤独地目送她的雨伞消失在远处。那些朋友也只能送到营地门口，日本卫兵站在那儿，她下了黄包车，提着衣物包，单独走入营门。所有的朋友都只能含泪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我八十二岁的岁月中，这是第一次看到死亡权势的可怕，把我亲爱的人掠取了去。我巴不得能替她死，可是死亡毫不睬我。当我看着她的手终于止时，我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奇妙救恩。我知道干妈要与主永远同在。我感谢祂，因祂救赎的恩典，使我有把握要和干妈在天家见面。我现在也了解到一个不信主的人，在面对死亡、独自进入那未知境界时，该多么恐惧惊惶！
因为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复活的希望，永生的把握，我与干妈离别虽然暂时悲伤，却含着喜乐胜利的因素，知道不久我们仍在神的宝座前重见。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眼泪，甚至也不能祷告。忽然，我似乎看见一异象：在乌云遮盖的一片广大旷野地上，有一个人出现，急速地向一个无底坑走去。我看清那个人的面貌，然而我听见一个声音三次叫我：“素娟！阻止那个人！”
我忽然从异象中醒过来，明白这是主在忍耐地教导我一个功课：仍然有工作给我为主而作。我低下头来祷告；“主啊！赦免我以前说的话。我不要以自怜来伤祢的心，来违反干**心愿。主啊！求你帮助我跟随祢的引导，不论你要我作甚么。”老人家是不需要新衣服的。我已经八十二岁了，还需要“新衣”吗？我惟求干**基督化生活和可爱的属灵的见证，像以利亚的外衣那样落在我身上，使我的手也能在每件事上服事那复活的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吧！
那时现实开始唤醒了我，干**丧礼有许多细节需要我处理呀。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过安排丧礼经验。父亲死的时候，有哥哥们料理一切。母亲死的时候，我刚巧出远门，不在身边。我怎么知道到美国来，却要负全责安排丧礼、遗产、法律等等问题。身居异邦，风俗习惯都不熟悉，我几乎不能相信，主却把三个丧礼都交在我手中，而且是三个我最亲爱的人：李曼俩姐妹和堂妹玛丽。在我悲痛的时候，还要管理遗产的事务与律师、法律接头，做遗嘱的执行人，办理法律的手续等等。中国玛丽从前非常能干，头脑非常实际，可以处理任何危急事件。但八年前堂妹玛丽去世，四年前妹妹露西去世的时候，她已经身体太弱，不能办她们的后事了。而今，她自己又离开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连她的智慧、忍耐和扶持都没有了，但是，主像往常一样，做我“随时的帮助。(诗46:1)”
丧礼以后，我的朋友、同工，临时来帮忙的都非常累。突然后门的门铃响了。苏珊娜去开门，一个穿得很整齐的美国人站在门口，“你是谁？”她问。他很粗鲁地回答：“我不告诉你”。他走到餐厅里，黄小姐请他签宾本，他又拒绝了，“我不要签名！”他说。他进到我房间里，我模糊看得出，他很年轻英俊。第一句话我就问他贵姓，他又不肯回答，只坐在沙发角上双手蒙住脸大哭。我这一生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男人哭得这么厉害。他坐的位置正是干妈每天清晨坐的地方，我想他一定是认识干妈，为干**去世而哭。我试着问他一些不同的问题，都没有反应。我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位先生的伤心事，但你知道，求你对他说说，安慰他。”同时我的同工们怀疑他是坏人，来害我的。她们坐在房外，谨慎地注意他。最后，我藉着圣经的帮助，对他说：“先生，按着命定，我们都是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9:27)”他不理我，还是哭。圣灵帮助我继续解释救恩给他听，告诉他永生对于信徒的意义。天色已晚了，黄小姐进来说：“先生，你要不要到客厅去休息一下？”那时他没有哭得那么大声了，但还是在啜泣。他站起来，眼睛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谢谢您，您给我救恩的钥匙，我会在天上与您再见。再会！”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看见他，只有神知道！
他一走，一个朋友进来说：“怎么办？我知道你很累，但是一队美国年轻人来了。他们连中国玛丽到主那里去都不知道。”我回答：“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进来。”我记得干妈一向态度：不论主带甚么样的人来到我们生活中，都要“安静候用”。“我只跟他们打个招呼就是。”这些可贵的年轻人，安静地走进我的房间。我的眼睛累得不得了，简直看不清他们是甚么样子。我跟他们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116:15)”然后我差不多用十分钟跟他们分享救恩的奇妙，后来朋友问我：“你邀请他们信主的时候，你看见有六个人举手接受基督吗？”
主耶稣多么忍耐，多么有怜悯。他赦免我，“使我的灵魂苏醒(诗23:3)”。虽然祂刚刚引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祂的杖和竿不但安慰我，并且慈爱地鞭策我继续向前，去安慰、服事他人。神不许我“关店”，我该照常“办天父的事务”。
友人的长途电话、电报、慰问信，纷纷而来。都关心我以后的生活问题。干妈不在了，又没有别的亲戚在美国，我怎么办呢？真的，干妈比我的生母还亲。三年前，我们替妹妹露西立墓碑时，决定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刻上去。干妈还要在碑石刻下这些字：“耶稣永不离开我们(来13:5)”是的，干妈不得不离开我，但耶稣永不离开我。我要求朋友们在祷告中，纪念我下列几件事：
(一)不挂虑，下一步的路途。(箴言4：12，希伯来文译本)
(二)不远看未来，未来全在主的手中。
(三)不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的。
(四)不把想像中的重担压在背上。祂看顾我。我知道我的主要我继续往前。
人生好像一列火车。沿路有许多车站，这个人这一站下车，那个人下一站下车，我许多朋友都已经到站下车了。我一九四九年到美国的时候，中国玛丽，她妹妹露西、堂妹玛丽，一个女仆，一对来帮助我们的夫妇，我们的家庭医生，都在这列人生的火车上。现在七个都到主那儿去了。只有我，这个最软弱的还在这儿。我是我这一代留在火车上的最后几个之一。我不为甚么忧虑，我的车票在天上救主的手里——祂会给我知道我到站的时候。同时，主让我活这么久，一定有祂的目的。
一九四九年，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宾洲乐园镇上，最快乐最和谐的四音合唱：堂妹玛丽、妹妹露西、干妈中国玛丽和我。我们总是同心同意的服事主。堂妹玛丽的心愿常常这样表示出来：“大家在一起。”每次我在暗室带领聚会的时候，这三位祷告勇士总是在客厅里安静地为我祷告——我们四人一条心。
一九**年，亲爱的“大家在一起”堂妹玛丽，最先进入了荣耀。靠着主的怜悯，剩下了三音合唱。我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常常“把琴挂在柳树上(诗187:2)”“坐在罗滕树下(王上19:4)”可是干妈对主忠诚从来没动摇过，她一直扶持我。她的祷告生活比吃饭还重要。唯有主知道她怎样帮助我，鼓励我前进。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刚好是廿三年前我们离开中国海岸的那一日，干妈被召到天家去接任“新职”去了。每四年，我们四音合唱队就失去一位队员。我们知道，人生的电影是不会重映的，于是只剩下我一个。我只能低头说，我知道我的建筑师，“用祂手中的巧妙(诗78:72)”一直引领我的脚步。靠着祂的恩典，我要拿起弦琴来，继续独唱下去。
这一天像别的日子一样黎明了。虽是冬天，太阳升得迟些，日光却仍然强烈地照射在新降的雪面上。我看见日光在我深色窗帘的缝隙中透过，要照进房里来。可是我不敢注视光线，我敏感的眼睛受不了，我眨动着眼睛，避开那闪耀的日光。
这个早晨，我眼睛同时也眨出一连串的泪珠。我曾经用克制的水坝来忍住，但还有些泪滴漏过了我的眼帘，落在枕头上。今天是我亲爱的干妈回天家一周年纪念日。
她到主那儿去以后，我不相信我能单独活下去，我也不要继续活下去。我求主即刻也把我取去，那么我们就不致分离了。如果我和我一生的同伴能以并排站在一起，瞻仰主的荣脸，该多么美好！我们一同发现，许多在祂面前都显明出来的奥秘，该多么快乐！她可以看得见，我也可以走路了！“啊，让我离开这地上的帐蓬吧！主啊。”我曾经这样祷告，“我的一生够长了！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前进！”
可是圣灵，我的安慰师，时时刻刻扶持我。一天天，一个个礼拜，一个个月这样过去，现在干妈离开我已经五年了。我心中的痛苦和对她的敬爱，跟五年前的那一天一样，一点也没减少。想回到主那里与她同聚的渴望，也一点没放松。然而，主耶稣的甜美平安“出人意料地(腓4:7)”再一次围绕，覆盖着我。于是，我向主唱这首诗歌：
祢的十架，就是我的避难所；祢的宝血，就是我的保护。
可称颂的主耶稣，除祢之外，我不再需要别的！
我不害怕生命结束之日的阴影，因为祢必定领我走那未走完的路程。
一天，有人传消息来说，葛培理夫人她最小的儿子和她的女儿女婿要来看我。主在我的软弱中扶持我，给我超常的力量与心中的宁静，来迎接这次意料之外的荣幸。我们互相介绍以后，我就祷告求主耶稣祝福我们这次的团契，能荣耀神的名。祂真的祝福了我们。
葛培理夫人的父母是在中国行医的宣教士，她自己也生在中国。她告诉我，她看“暗室之后”看了三次，有机会还想再看一次，她极力鼓励我，赶快写完这本续集。她说：“蔡小姐呀！你应该停止所有的聚会，不要让人家来看你，要完全集中你的精神来完成这本见证！我深信主会用这本书，鼓励许多人——比在你暗室会见你的人更多！”
由此我请她女婿看这本续集的序言和第一章。他看了以后，说：“大家就是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们要看神在人身上显明的作为。赶快写完你的续集吧！”
按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我真想这样关起门来不见人，专心写作。可是神呼召我做他的“猎犬”，这个呼召仍像我奉献生命给祂的那一天，那样清晰。“葛夫人，你我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我说，“假使某人预备好了心来接受主，而我拒绝见他，那么，我就是对主不忠了。靠着主的帮助，我必须准备好带领人来归祂，我必须开祂羊圈的门，使迷羊找得到门进去。如果他喜悦我写这个小见证的话，我一定要在门的开关声中写成，让迷羊可以进入祂的羊圈，并且‘出入，得草吃(约10:9)’”
葛夫人很客气地许可我从她的诗集中录用下面这首诗：
试验我，主，并且赐我力量，迎见每个试验：
不退缩，不害怕，不尽力紧张挣扎；
不自信，也不轻心玩忽，只靠你的帮助。
炼净我，主，并且赐我恩典，忍受每朵火焰，发出炼净的灸热。
不因卑微身世怨恨，只忍受：份内的痛苦，而保持甜美长久。
奉耶稣的名求。
在我的杂物屉，我保存着一块小磁铁。因为我视力不佳，加上暗室里，要找一件小东西来用，使我真不容易摸索到。可是我用小磁铁推来推去，各种针呀甚么的，就都跳上磁铁，吸在那儿了。那些东西不论弯的曲的，破的、小的、大的都被吸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神应许我们当主来的时候，信徒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被提就像被磁铁吸上去的动作一样，我屉子里的东西，不是都可受磁铁吸住的，只有那些磁性的东西才可以。其它的东西依然故我，毫无反应。因此主提醒我们，祂来的时候，不论新的、旧的、弯的、破的，还是别种情形的——只要我们是属于祂的，而且单单我们这些属于祂的——要被提与祂在一起。
我是否只**等候我的光明之王，我天上的新郎，来我暗室的舞台上接我去，而落下我最后的帷幕呢？不是！神的慈爱和祂完全的计划曾经显明在祂的话中，这样说：“你们去工作，直等我回来(路19:13)”故此，我虽然年事已高，又病又弱，有日见增多的限制，但我快乐地答应祂，我必须前进！
史密斯博士慨允我录用他的诗，“我们必须前进”，于是，这首诗正表达出我继续奉献自己为主的心愿。
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必须前进，黑夜即将来临，
往昔已逝，我们无法将之改易；
哭泣祈求，我们却忘记：都于事无济，
我们必须前进，前进，靠恩主前进。
(1977年蔡女士已87岁，李曼玛丽终年92岁。)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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