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心理尚實際，重經驗，講倫理，長記憶，所以各時代經過的事跡都有很詳細的記載，而歷史的方式︰有編年，有傳志，有記事本末，真可說是體大恩精，起自軒轅以至近代，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為人類保存一個相傳不斷最為悠久的歷史。最近英人編著印度史，多取材于中國的史料，如法顯玄奘和義淨等的游記，這足見吾國人對于歷史的專長。可是在中國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政治、學術等，作有系統的敘述，可說是最近幾年才有的。如中國文學史，我最早看見的是英人祁士(Giles)用英文寫的中國六學史大綱(AnOutlin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在謝無量胡適之馮友蘭以前，首先編著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恐怕是日本Suzuki.我所見的也是英文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AnOutlineHistoryofAncientChinesePhilosoPhy)。至于佛教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雖有高僧傳傳燈錄刊行于世，可是中國哲學史的編輯，也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
文學、哲學、宗教雖說是文化中一部分，其實也就是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活動，一種內部的生活，為民族精神所寄托，或由之以表現，並且是民族思想的結晶，文化最要的成分。我國人既長于歷史的記載，何以對于民族特殊的活動，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呢？這個原因或許是因為數千年中國史家所注意的只有帝王和貴胃的事略，而民眾的活動則多疏忽。同時中國人缺少論理的思想和系統的觀念，所以能夠用科學的方法來編著各種特殊活動的歷史，真是鳳毛麟角不可多見。
基督教東漸和其他的宗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稍有不同，比如佛教在中國，雖有盛衰興廢的時期，但是自初傳以至于現在幾兩千年，其歷史是繼續不斷，其範圍雖廣，材料雖多，敘述起來還不算困難，基督教則不然，中間有的斷絕數百載，幾至于湮沒，後來雖死灰復燃，而名目變更，使人不得認識廬山真相，如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溫，明清之天主教，還有和基督教類似或相關的宗教的傳入，如麻尼教，一賜樂業教，以至明教，回教，吾國史籍的記載，多混雜不清，若非經一番整理，索隱鉤玄，真是無法究詰。
基督教說是自唐代至于現今，至少也有千余年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為他編一個很完備很翔實的歷史。我少時讀過謝洪賚的中中耶穌教布道小史，後來又讀陳援奄的一賜樂業教，元也里可溫考以及其他關系于中國基督教的考據，同時又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得見法國學者關于天主教傳入中國的著作，因為我自己學力與時間的不足，總希望有人能夠把這些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博考群書，提綱挈領，源源本本，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這種希望與私衷的禱祝，已有數年，最近見到王治心先生所著的中國基督教史綱，閱讀一遍，深得我心，數年來的禱祝奧希望，現在已成為事實了。王先生對于中國的國故極有研究，對于基督教的信仰又極純粹，他編著中國基督教史，是以中國宗教思想為背景，和一般專事摭拾西人牙慧，隔靴搔癢，與中國文化和生活漠不相關的編著，實不可同日語。
數年前王先生著有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由中華書局出版，早已膾炙人口，風行海內。現在的中國基督教史綱出版後『洛陽紙貴』，這是可不必說的。但是我國讀者知道中國基督教史綱和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是有連帶的關系。許多西方學者，以為中國人宗教思想非常淡薄，甚而至說中國是無宗教的國家，中國學者也有引著此語以自豪。殊不知中國在上古時代就有『祝官』和『史官』之設，『祝官』掌天事，『史官』掌人事，一是關于宗教，一是關于歷史，所以在中國的古代，宗教和歷史是相提並重。並且一切偉大的宗教都產生于東方，而這些的宗教，除婆羅門教外，如佛教、明教、同教、猶太教以至于基督教都曾在中國下了種子，而中國也成了肥沃的宗教園地，除一二萎謝不振外，其余都已婆娑合抱，茂盛蕃滋。關于這個問題，我不欲多贅，只要你們翻開王先生的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就可明白了。不過還有人以為基督教不能迎合國人的心理，一是因為中國人宗教思想淡薄，一是因為基督教義和中國文化抵觸。頭一個問題王先生已經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答覆了。第二個問題，他在這本書里也給了我們一個很愷切詳明的答覆。我在這本書里面得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不應該再把基督教看為一種洋教了，因為它已經在我們中國文化園地里生了根，而且已是根深蒂固，雖在風雨飄搖之秋，遭受不少摧殘，還能挺然獨秀，好像老菊凌霜，青松抱雪。
中國基督教信徒現在約有四百萬，中間二百七十二萬左右是天主教信徒，一百萬多是更正教信徒，為中國人口百分之一，換言之，一百人中有一個基督徒。數量雖然不多，而其影響之大，散布之廣，這些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之社會、政治、文學、藝術，以至于整個的生活，無不直接間接與之發生關系。至于全國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有福音使者的足跡，散下種子，結成生命之花。基督教已漸漸地和中國民眾生活，織錦似的打成一片，這一點王先生在書中也給了我們一種的暗示。
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卻也有它的特性。比方佛教把哲學、科學、宗教合在一起，基督教雖也提倡科學，研究哲學，卻把哲學、科學、宗教分開。基督教不是哲學、科學，它是宗教，它是生活之道，是真理，是生命。假使我們要在基督教里求科學與哲學，那真是『緣木求魚』，自然要失望。有的宗教，經典之多，浩如煙海，而基督教則統一于新舊約兩經，但是里面的道理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不在于典籍之多寡，卻在于影響社會和人生的能力是怎樣。基督教在中國慢慢地發展，富有生力，這一點在這一本書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基督教在中國至少有三次受過極大的打擊，第一次是庚子義和團的排斥洋教，那不過是物質上和肉體上的打擊。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反基運動，那是精神上的打擊，物質上卻沒有受到多少的損失。每次受過打擊之後，起來，發展的力量則突飛猛進，可是這兩次所受的苦痛是為著基督教而受，而且是基督教自身單獨蒙受。第三次是在這大時代，基督教的精神和物質都受了極嚴重的威嚇，因為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中國基督徒不特在此時要盡其救亡圖存的職責，而且也要與國人同生死，同患難，同艱苦，同奮斗。基督教不特要受水的洗禮，火的洗禮，更要受血的洗禮，那應不特骷髏荒冢，白骨復甦，即基督教自身在這次大戰之後，灰燼之余，將要亭亭毒毒，繼長增高，涌現一朵新的生命樹，奇葩怒放，異香散發。佛教對于中國文化有過極大的貢獻，而中國文化又能發揚光大之，將來對于基督教自然也能夠使之特放異彩，光芒萬丈。那末中國基督教將來的歷史有更偉大更光榮的一頁，而王先生這一本書也要成為將來中國基督教史的前奏了。
末了，編史不是容易的事，古之良史如司馬遷尚有是非頗繆，先黃老後六經之誚，班固也有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譏，王先生說他急急忙忙寫成這本書，『實在談不上「備」與「信」的條件。」我們不能求『備』于王先生，但是王先生所收集的材料都很慎重很正確，我以為至少已達到『信』的條件了。我拜讀之余，有感于心，聊綴數語以為序。
陳文淵于香港旅次
主歷一九四○年二月廿七日
在最近百年中，從海禁既開以後，有一種不可遏止的潮流，涌進到中國來，使中國蹈常習故的固有制度與思想，根本地動搖起來。正如胡適所說︰『一個有過光榮歷史及固有文明的民族，當著被生活需要的**，而必須接受外來的丈化時，一定要很自然地很合理地發生起疑懼的心理』(見先秦名學史序)。這種新舊文化的搏斗現象，在今日更為顯著。而推究它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由于民治主義(Democracy)與科學思想(Science)在推動。陳獨秀這樣說過︰『要擁護那德先生(民治主義)，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科學思想)，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見新青年八年一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他那樣站在全盤承受西洋文化方面的理論，把中國固有的一切，盡情地加以破壞，這種態度，我們不能給以百分之百的同情。果然不能否認中國固有文化，必須加以改造，使一切不良成份歸于淘汰，以合于現代的潮流，但是我們決不可以不問青紅皂白，一棍子把固有的一切**，全盤承受西洋文化來替代。正如耶穌所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馬太五章十七節)。耶穌的態度，不是極端的無理由的破壞，而是存善汰惡的成全，對于希伯來舊有的文化是如此，對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亦莫不然。
民治主義本是基督教的產物，基督教帶來了這顆種子，下種在中國的文化田里，使中國固有的階級制度與傳統思想，發生了莫大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至于科學，雖不是基督教的東西，而基督教卻負了介紹的責任。在自明至清的教士們中，看他們如何努力譯著的工作，可見一班。所以基督教雖不是文化搏斗中的主力，卻勿庸否認是把面酵放在面粉中的婦人。耶穌說過這個比喻︰『天國好像面酵，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面中，直等全團都發起來」(馬太十三章三十三節)。果然，現在已到了全團發酵的時候了，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一部分的表現，他如新生活運動，國民革命的成分里，都有這面酵的作用。
從現實方面看一看，我們無論到那一個城市，總可以見到許多基督教的事業，有禮拜堂，有醫院，有學校，已經十分普遍地建立著。比較名聞全國的，如上海徐家匯的天主教堂，即遠在吳淞口外已可了見雙雙樹立的塔尖。其他各大都市中，莫不有巍峨高聳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禮拜堂，尤莫不有規模宏偉的教會醫院，最著名如北平的『協和』，長沙的『湘雅」等，幾乎為國人所共知。特別是學校的設立，大中小學的總數，有千余所之多，就學的學生，不下五十萬人，最著名的大學，如天主教的『震旦』，『輔仁』，如基督教的『燕京』，『嶺南』，『齊魯』，『聖約翰』，『滬江』等等。即窮鄉僻壤之間，亦必有一教會設立的小學，與簡單的禮拜場所。與再從基督教有關的事業觀之，則各大城市及各學校中設立的男女青年會，對于一般社會亦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凡此種種，莫不予人們以深刻的印象，亦可以證明基督教在中國發酵的一班。
再從歷史講來，基督教與中國發生關系，原不是新近之事體，已經有過很長久的時期了。許多傳疑的說素，不去管它，而確實可以考證的，從唐朝的景教算起，一直到現在，亦有一千三百年或斷或續的活動。雖然還沒有人把這種活動加以系統的敘述，至少我們可以承認有過四個時期︰即(一)唐代的景教，(二)元代的也里可溫教，(三)明代的天主教，(四)近代的更正教，在這樣長時期的活動中，當然的，在中國文化上，生活上，不能沒有相當的影響。
既然在空間上已經普遍到全國，在時間上亦佔千百年的長期，照理應該是人所共知的了，但是不幸的很，還有許多人不能明了她的內容與經過，會引起許多誤會，而認為是『用夷變夏』，『文化侵略』的。在新文化運動的秩序中，有非基同盟的一幕。『吃飯忘記種田人』，所以我們便有一種說明的必要。
我們所要說明的，有下列的幾點︰(一)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固有的宗教習慣，是融和的還是沖突的？(二)基督教輸入後，其經過的情形在中國文化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三)過去基督教的發展與所引起的變動，究竟是有功還是有過？(四)基督教在中國所經營的事業與工作，于新中國的建設究竟有什麼關系沒有？總之︰我們在這里要對于過去的加以檢討，為未來工作上的參考。根據著這個意見，來做一個嘗試。
這個嘗試，歐美學者中已經有過若干的著作，而在中國人卻是一個破天荒，覺得有相當的困難。記得在十五年以前，我個人會經有一個嘗試的宏願，利用編輯金陵神學志的機會，想收集近代基督教各宗派的史料。于是分別函請各宗派領袖，記述他們自己一宗派的經過，但是結果並不圓滿。在一百三十多派別中，只得到少數較大宗派的報告。因此，深深地感覺到材料的不易收集。在基督教方面尚感到這種困難，對于比較隔膜的天主教，豈非更屬不易麼？
因為我們知道編歷史最重要的條件，至少要做到『備』與『信』兩個字。什麼叫做『備』？就是要沒有掛漏。什麼叫做『信』？就是要非常正確。要達到『備』與『信』的條件，關鍵全在收集材料的一點上。若從基督教在中國所經過的四時期講︰第一，第二兩時期，只有幾塊殘碑做根據，而加以一種合理的推斷。不過推斷是最容易陷入主觀的錯誤的，只要一看清代金石學家的考證，如王昶錢大昕杭世駿等的景教考驗，洪鈞俞樾等的也里可溫教解說，都不免有許多錯誤。至于第三第四兩時期，根本要從天主教基督教散漫的文獻中去整理出系統來。宗派既分歧，工作又各自為謀，雖協進會等會出有綜合的年鑒，也只限于一部分與近十年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做到『備』奧『信』的條件，實在是不可能的。
現在全國青年協會編輯部主任吳耀宗先生，突然向我提到這問題，要我繼續十五年前所未成的工作，因過去經驗上感到收集材料不易的緣故，覺得非常躊躇，不敢貿然地答應下來；況且在相當忙碌的教課生活下，要從事于此！困難可以想見。十五年來已死的灰，本來沒有使它復燃的希望，但是吳先生好像不容我逃避，決意要把這死灰復燃起來，我也只好寫信給幾個朋友與機關，征求材料。最得著幫助的，如燕大洪煨蓮教授，協大圖書館金雲銘主任，以及天主教圖書館，協進會圖書館……等等，得了些中西文的書籍雜志，由我的大女兒雅子把英文書里的大意翻譯出來，還有我的兒子女兒們或檢查，或謄清，全體動員，幫助我在暑假兩個多月里，急急忙忙地寫成，實在談不上『備』與『信』的條件。本來想寫成以後，就正于範子美先生，卻不料在九月十日那一天他竟與世長辭了！三十多年來商量學問的老友，一旦永別，不禁悲從中來，就把這一本不完全的書來表示對他的紀念！
中華民族在宗教上向來沒有固執的成見，信仰有絕對的自由。不獨在固有的宗教上很少爭端，即對于外來的宗教，亦莫不宏量的容納。這一點，在我們將述說宗教背景之前，應先鄭重的提出。
有人說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雖號稱有儒釋道三教，釋教是外來的，姑且除外，儒道二教，都算不得宗教，梁任公說過︰『儒教之教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也。』儒家所崇奉的孔子，本是個教育家，他的學說，只限于現實的人生，絕少討論到天道與神明，而且他的天道觀念，正是修正了古代遺傳下來的神權思想。至于所稱的道教，創始于漢代的張道陵，依托老子之名的。老子本是個哲學家，而不是宗教家，從他所遺下的五千言道德經中，知道他認宇宙的本體為道，道的性質是自然，並不是一個有意志的神明。張道陵借托老子之名用符錄來愚民，做黃冠逐食的法門。佛教雖是外來的宗教，但佛教中的學者，也有不承認其為宗教的。歐陽竟無曾有『佛法非宗教，亦非哲學』的理論。他以為宗教上所必具的四條件，(一)崇仰教主，(二)信從聖經，(三)謹守信條，(四)宗教儀式，佛教中是沒有的，所以佛教算不得宗教。上面這些理論，是不是正確？只要一看一般社會的生活，便可以了解。
我們無論走到那一處城市，便可以見到許多孔廟，庵院，寺觀；即數十戶集居之小村落中，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廟宇，供著觀音、關帝、財神、閻王等等塑像，尤其在普通家庭之中，莫不有土地神灶神門神及祖先等神牌，按時按節的焚香燒楮，頂禮膜拜。這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豈不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麼？我們不能根據少數學者的理想，就把這種事實根本抹去的。
不過這種多神宗教的形成，當然有他的種種因素，本不是一件筒單的事。現在要略略地加以說明，便不能不從原始的自然崇拜說起。原始人民，對于種種不可解說的自然現象，起了驚奇而怕懼的心理，便視之為神明而崇拜它，那不只中國原始人民是如此，也可以說是世界一切宗教的起源。在中國的古書中，關于這類自然崇拜的紀錄，真是多不勝舉。我們從禮記的祭義中，得知古代有崇拜日月星辰的禮節，如所謂『祭日于壇，祭月于坎，』『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尚書堯典所稱『滅于六宗』。六宗是什麼？賈逵說︰「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周禮春官亦雲︰『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古稱為三光。從中國文字上看來，凡關于祭祀的字，都是從『示』的，『示』是會意字，是由『二』與『川』兩義合成的，『二』即古『上』字，『川』即『三垂』，表明日月星三光。可見三光崇拜，在中國是很早而且很普通的。此外如崇拜風雨，崇拜寒暑，崇拜山川，崇拜社稷等等，在尚書禮記周禮中都可考見。特別是社稷的祭祀，在古代看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謂『春祈豐年，秋祀報賽』，『右社稷，左宗廟』；尤其是周代要典。所以後來所謂『變置社稷』，成為國家滅亡的代名。我們只要一讀禮祀祭法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後代多神崇拜的情形︰
『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總之︰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古代自然崇拜的事實︰原始的三光崇拜，游牧時代的庶物祟拜，進而至于農業社會的山川社稷祟拜，再進而至于封建社會的天祖崇拜，這種崇拜的演變，都由于生活的關系，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後來雖然因著社會的進步，而有不少的變遷，但是直到現在，還有許多遺傳，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可以見到。從儒釋道三教中考察，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可以看見這種古代宗教的遺傳。現在把它分開來說一說！
儒教本不是宗教，誠如梁任公所說，但是後來卻的確變成為宗教了。不但如此，在無形中竟成為國教。孔子自身，果然有反對古代宗教的意味，把古代的天祖崇拜，從宗教的而變為倫理的了。從前以『天』為有意志的神明，『祖』為有知覺的精靈的觀念，到孔子身上卻大大地不同。孔子觀念中的天，已不是有意志的神明，而是一種流行不息的定理，所以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從『四時行，百物生』的變化上說明天道，是為哲學上的現象論。他又曾明白的說到禱告的態度，在子路請禱——『禱爾于上下神只』——的時候。明明表示出禱告是不能愈病的，而有『丘之禱久矣」的拒絕。照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之義，子路之請，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而孔子為什麼這樣嚴予拒絕呢？我們只要看他所說的『獲罪于天，無所禱也』這句話，就可以知道。如果天是個有意志的神明，難道就不可以用感情去挽回的麼？這可以證明孔子所承認的天，已經不是古代宗教上有意志的天了。再看他對于祖宗的觀念，也是從求福降祥的宗教意味，變成為報本返始的紀念了。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個『如』字，明明表出所祭的對象是假設的而不是實有的。因為他根本不承認死人是有知覺的，他回答子貢死人有知無知之問，很明白地說︰
『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祀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為晚也』(說苑)。在這樣模稜的答話中，很可以看出他是不信死人有知覺的，死人既沒有知覺，何必祭祀祖宗呢？所以墨子曾經批評他是『無鬼而學祭禮』的虛偽，而孔子卻認為是維持倫理的一種方法，叫人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去從事祭祀。後來傳他學說的孟子荀子，都是把原始宗教性的天，變作了人本化的天。這可證梁任公的話是對的。但是後來的儒教，確實成為宗教了。從漢朝尊孔以後，孔子的地位，變成宗教的教主，他所手訂的六藝，變為宗教的經典︰他所提倡的孝道，也變為宗教的教義，儒釋道三教同源之說，便為一般人所承認。從此歷代行政元首的帝王，莫不用宗教的儀式，代表全體人民負起祀孔的責任。各處莊嚴的孔廟，普遍地建立起來，這樣，儒教的『教』字，決不是僅僅教育的意味，而是有宗教的意味了。我們研究這中間的因果，不能不承認是受了陰陽家的影響。從董仲舒揉合陰陽五行的思想來說春秋，把孔子看得有點神秘，陰陽家原來保存不少古代的迷信，這種迷信就變成了東漢所盛行的讖緯之學。讖是一種預言，因此孔子也是未卜先知的神化人了。緯是一種迷信，竟承認是孔子所作。再加上三鋼五常的提倡，儒教更為歷代帝王所利用的護符，而由國家的功令來提倡尊孔。後來宋代的朱熹，繼續完成這宗教化的禮教，統制著千余年來人民的生活。質言之，儒教的成為宗教，實始于漢儒，完成于宋學者。
說到道教，也是創立于漢代，一方面附會著老子的學說，一方面摹仿佛教的組織，而有所謂五斗米道的產生。它表面是以老子為教祖，實際上是陰陽家方士派思想所凝成，迎合人民的低級信仰，以治病驅邪長生神仙之說相號召，硬把宗教家的冠冕，加在哲學家的老子頭上。讀過老子道德經的人，誰都可以了解老子是個唯物的機械論者。他所說的道，不是個有意志的神明——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抽象的自然。繼續發揮老子思想的莊子，他雖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的懷疑，究竟還是個『未始夫未始有始』的玄學者，而不是宗教家。所以認老莊為道教領袖，實是漢以後的事。從張道陵以後，有魏伯陽葛洪的鏈養服食，有陶弘景寇謙之的經典科教，于是符錄，丹鼎，經懺等派的道教，次第產生而普遍起來。這與佛教的輸入，不無相互的因果關系，宋代朱熹所說︰『二氏固互相仿效』的話，是有理由的。雖然他比較地說到︰
『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只偷得佛教不好處︰理致之見于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只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見于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只見其荒誕不切矣。』這一番話，未必正確，但是道佛旨趣相同，互相仿效，自是一種事實。
在六朝老佛同重的結果，道教遂駕凌儒教之上。後來唐代以國姓之故而崇老，再以崇老之故而名道家書為經，宋代又集天下道書為道藏，道教更見發達，與儒釋並行而支配了整個民族的生活。從此道佛二教，支配著水平線以下的低級社會，儒教則在水平線以上的高級社會中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總之︰無論在儒釋道三教之中，都隱藏著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質素。說到這點，不能不提起墨子。墨子的學說，實在是很近于宗教的，他的天鬼信仰，原是古代自然宗教的信仰，以天志為實行兼愛的根據，正與基督教以上帝為愛的根源一樣。在春秋戰國，獨有他是極端的保守古代宗教的，奇怪的很，本不是宗教的儒與道，倒成為宗教，很近宗教的墨子，反而無形地消滅了。但是照我的觀察，墨子的宗教精神，並沒有消滅，儒釋道三教中，都有他的影響在內，我們不能因為墨子學派的形式沒有人繼續下去，便把他保存古代自然宗教的精神也抹煞了。前面說過中國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很有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遺傳，這種遺傳，與墨子學派實在有密切關系。戰國以後，那種天鬼多神的信仰，影響到一般平民的生活中，正與當時陰陽家思想的影響有同樣的潛在力，這在大多數人們是不甚了解的，這里我們應該補充的說明。
現在要說到佛教，佛教本是從印度輸入的，但是不久便成為中國的宗教，與原來的形式有很顯著的不同。輸入之初，因為種族的關系，不免有種種的爭端︰先有道佛之爭，後有儒佛之爭。關于前者如古今佛道論衡中所記五岳十八山觀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對，與在白馬寺內道佛門法的事，這些固然不足觀信，但後來在佛教歷史中所說的『三武一宗』之厄，卻大半由于道士所發動的。後魏太武帝因听信道士寇謙之與宰相崔浩的話，以及北周武帝听信道士張賓之，唐武宗听信道士趙歸真等，乃有坑殺僧尼，毀滅佛寺的慘劇。推究這種爭端的原因，由于道教的嫉妒，而不是兩教教義的沖突，與民間的宗教信仰，未嘗發生任何影響，反之一般人民因佛教頻受摧殘之故，而擁護更力。究竟道佛二教的旨趣相同，仍舊異常融洽，所以像雇歡夷夏論中所謂︰
『釋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則同，在形而下之器則異，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則異，在實則合。』等議論，卻可以代表道教中的一般見解。關于後者，儒家中也不免有很多反對的理論，如六朝時代的範縝，發表他所著的神滅論，予佛教以致命的打擊，然究因帝王的提倡，仍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唐宋學者的攻擊佛教，如傳奕韓愈歐陽修以及宋代理學家等，除了張橫渠從研究楞嚴經的結果而從教義上立論外，其他都不過是形式上的攻擊。柳子厚所以說韓昌黎的闢佛，不過是罪其跡，『知石而不知韞玉』，這實是對一般闢佛者的確評。但是在擁護與信仰方面︰有學者，有帝王，有大多數的人民，如漢末牟子的理惑論，六朝時代三教調和的主張，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都是有力的論證。尤其大多數帝王的提倡，與佛**宣揚的努力，不但使儒佛二教漸形融洽，更是使佛教日趨發達的重要因素。于是『三教同源』，便成為一般社會的信仰。
說到帝王對佛教的提倡，從漢明帝遣使求佛以後，孫權為康僧會建寺江南，石勒的敬禮佛圖澄，苻堅的迎取鳩摩羅什，以及南北朝的帝王，無一不信佛的，尤以梁武帝為最，親手受戒于惠約，迎達摩于廣州，三幸『同泰寺』，寺院多至幾千所，可謂佛教全盛時代。此後歷唐宋元明大多數帝王，都予佛教推行上以無窮力量，所謂上行下效，其影響于人民的信仰，自是很大。再從僧徒宣傳方面觀之，在譯著事業與求法精神二點，可以見得大概。
譯著工作，根據宋贊寧和尚在高僧傳所說︰
『初則梵客華僧，听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是有差違，後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印印皆同，聲聲不別。」之言，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東漢至西晉，為第一時期，大概是西僧主政的，著名的譯者有安世高支婁迦讖等人。從東晉至南北朝為第二時期，是西僧與華人合作的，著名的譯者有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等人。唐朝至貞元為第三時期，是完全由華人自任的，著名的譯者有玄奘義淨等人。佛教經典，經過這些名人的譯著，不獨介紹，抑多發揮，當時學者既厭倦于注疏詞章之空疏，又懾于名僧之學問德業，遂易歧視而為歡迎，變容納而為皈依。又加以一般高僧之歷盡艱辛，西行求法，佛教文化，遂與中國文化相融合。不獨中國學術思想中含有不少佛教思想，如宋明理學然，即佛教本身，亦不再是印度之舊，而成為中國的佛教了。尤其從上行下效的原因，使佛教『轉迷啟悟離苦得樂」之本旨，影響大多數的平民，因為從兵變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生活，要尋求精神安慰與希望，更容易使『三世因果，善惡輪回』等小乘說素，普遍于民間。于是大多數信佛之人，都本著自私的來生希望，去焚香拜佛而借以為生活的和尚緇流，迎合這種種心理。寺院廟宇，遍滿了全國，既本佛教固有的地獄天堂，又混合著中國古代遺傳的多神崇拜，佛教便佔著中國宗教上的第一位。雖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尚，與智信的居士，而大多數信仰的民眾，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迷信。這種迷信，支配著中國千余年來的人民生活，一直到現在還是具有很大的勢力。
這樣說來，怎能說中國是沒有宗教的呢？換一方面看，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萬物都有神明。從壞的一方面說，這種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時代的，應加以改正。從好的一方面說，中國人民都是承認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對精神修養方面，更有很豐富的經驗，古聖賢人對于這方面有過不少有價值的理論，這也是中國文化上最優越的一點。
上章已經把中國宗教背景略加說明，這里應當與基督教教義互為比較。不過詳細地比較，已有中國基督教學者如吳雷川徐寶謙諸先生著成了專書，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類，用不著在這里嚕嗦。在這里只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提出幾點重要的道理，來研究到底基督教在中國宗教的思想與習慣上有無融通的可能。現在先從思想方面說起︰
(一)基督教的一神崇拜，與中國固有的對天觀念，本沒有多少沖突。在中國的對天觀念中，雖不免有多神崇拜的傾向，然而認群天之中，有一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執掌著統治全世界的大權，與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一個創造宇宙管轄萬有的主宰，初無若何分別。且看中國古人怎樣解釋這個『天』字︰說文說︰『天，顛也，』含有至高無上的意義，詩經一類的古書里，有不少『上帝臨汝』『赫赫上帝』等句子，可以證明古代人民具有認天為主宰的信仰。到了春秋時代學者思想中，才有一部分人從哲學的範疇中，把主宰的天變成為義理的天了。如孔子的天行思想，老子的自然主義，莊子的天鈞天倪，孟子的天與人歸等等，確已修改了對天神的觀念。但是孔孟並不把天神崇拜根本**，還承認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的主宰。即機械主義的老莊，猶有『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其有真君存焉』一類的話。特別是那個保存古代信仰的墨子，他的天志篇里所表現出來的天，不獨是一個賞善罰惡的主宰，直是一個愛人利人的父親。那種思想，影響于後來的學者與一般的人民，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且看漢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宋儒張橫渠的『乾稱父坤稱母』等等理論，何莫而非是古信仰的遺傳？歷來雖然也有不少唯物思想的意見，像荀子的天行有常，像王充的天道自然，範縝的神隨形滅等等，不承認有精神界的存在，但卻沒有影響到最大多數的民眾信仰。所以一般社會，還是認天為人類的根源，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在森羅萬象之中，有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具體的神明。
(二)基督教的教義，包括在一個『愛』字里，從基督的犧牲，彰顯了上帝的愛。上帝是愛，這個道理，在約翰的三封書信里，講得最明白了。他說︰『上帝是愛。』『上帝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愛神的，也當受弟兄。』這可以說把基督教的根本道理說得很透徹；全部的新約聖經，都不過是闡明這個道理罷了。一方面講明上帝怎樣愛人，一方面講明人應該怎樣愛上帝。上帝看不見，愛弟兄就是愛上帝，所以說『不愛看得見的弟兄，怎能愛看不見的上帝』。但是怎樣愛弟兄呢？約翰又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這是根據耶穌自己的話︰『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里，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實際地憐憫人的困乏，是愛的表現。但這猶不足包括愛的全體，約翰又說︰『主為我舍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舍命。』耶穌說︰『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可見在基督教愛的道理里，不單是周濟貧乏，還有兩點重要的意義，就是(一)為弟兄舍命，(二)愛仇敵。保羅在林前十三章闡明愛的意義中！更包括著自我的道德，在消極方面，他說︰
『愛是不嫉妨，不自夸，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歡喜不義。」在積極方面，又說︰『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又可見愛不單是對人，也是對己的。在自己沒有完備的道德，如何能真實的愛人，所以說︰『愛不可虛假，要恨惡愛善。』能真實愛人，便是愛上帝，也便是『用心靈誠實拜上帝』。這種道理，在中國古聖賢的教訓里，也有許多相同的說法，孔子所主張的『唯仁』的道德中，也有『仁者愛人』的說明，張西銘『凡天下疲癃殘疾，恂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的思想，不即是基督教濟困扶危的愛麼？尤其是墨子的兼愛主義。他所說的『兼相愛』，必須從『交相利』上去實行，也有『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等與耶穌相同的話。孔孟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不即是基督教犧牲的愛麼？老子的『以德報怨』，不即是基督教愛仇的道理麼？從理論上講來，原無多大的分別，即從歷史上講，也有不少真正『殺身成仁』『以德報怨』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的事實，而一般民族精神，尤都認『樂善好施』為高尚的美德的。
(三)基督教的道德主張，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價值，不是在物質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耶穌說過︰
『人若得著了全世界，失去了靈魂，有什麼益處呢？』
『人活著不是單靠餅，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話。』
見得精神生活比物質生活更重要，同時，也並不叫人看輕肉身生活。保羅很明白地要人知道︰『身體是上帝的殿，若有人毀壞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毀壞他。』
可見身體是何等的寶貴，必須保全自我的身體，來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教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是奮斗的，是樂觀的。憑著這積極的奮斗的樂觀的人生觀，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努力實現天國主義，達到世界大同。從個人的改造到世界的改造，這見得基督教的道德，並不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而是『兼善天下』的世界主義。
但是如何改造自我？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悔改，在祈禱的含義里，最重要的成分，是檢查自己，叫人覺悟已往的錯誤，立定一個未來的新志願。然後努力向上，追求到完全的地步，『你們要完全，像上帝的完全一樣。』以個人完全的道德為建立天國的基礎。總之︰從對己方面言之，愛人如已為道德的標準，悔改信仰為建德的力量，祈禱默念為修養的工夫。從這點上說到中國；注重精神生活，注重道德修養，與基督教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視富貴如浮雲，求精神之逸樂，幾乎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非功利態度，也可以說是數千年來所共守的準則。儒家所主張的『反身而誠』『慎獨克己』，正無異于基督教之祈禱懺悔。儒家之人格階梯，包括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語，聖人是人格上的完人，而聖人卻是法天的。尤其是道家墨家，更明白地以道以天為道德根源，這又與基督教以上帝為道德標準無異。要建立完美的道德，先須從自我起頭，所謂忠恕，所謂契矩，莫不是正己而後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個人而及于社會，可見中國在道德上的主張，也不是自私的個人主義，而是利人的大同思想。現在且進而研究到這一點，看看兩方面的主張怎樣？
基督教是要建立起地上的天國，沒有國家的界限，沒有人種的區分，是一個絕對平等的世界主義。這是基督教的特點，也是中國人所服膺的教訓，我們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與孔子的『視人國若其國，視人家若其家』等等主張，何莫而非『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世界主義，這正與基督教若合符節。故亞派領袖西里爾(Cyril)訟聶派于東羅馬帝及教皇，結果，判定聶派為異端而開除教籍。聶派便流竄到阿拉伯及埃及，後來他的學說為波斯學者所歡迎，遂得由波斯漸布及印度中國等處，阿羅本奉其教而來中國，可知此所謂景教者，即聶斯脫里派的基督教。
現在且把景教教義，與基督教互相比較，可以確實承認景教之即基督教，李之藻亦會從景教碑加以比較，略舉如下︰
景教碑文基督教教義
先先而無元後後而妙有上帝無始無終
三一妙身 三位一體
無元真主阿羅訶上帝耶和華
判十字以定四方十字架
匠成萬物然立初人上帝創造天地又造人
娑殫施妄 魔鬼撒但
三一分身 耶穌為上帝化身
景尊彌施訶基督彌賽亞
室女誕聖童貞女馬利亞生耶穌
三常 信望愛
八境 八福
魔妄悉摧耶穌曠野勝魔
亭午升真復活升天
經留廿七部新約廿七卷
七日一薦七日禮拜
三威蒙度贊基督教義
慈父阿羅訶 天父耶和華
蒙聖慈光救離魔 上帝是真光救人脫離罪惡
彌施訶普尊大聖子彌賽亞聖子耶穌
慈喜羔上帝的羔羊
聖子端任父右座 耶穌升天坐上帝之右
三身同歸一體 三位一體
瑜罕難 約翰
盧伽路加
寶路保羅
廉薩古以摩西
賀薩耶何西阿
這些經名或人名，都是諾音的，略舉幾條以概共余，若再從他執似剽加以研究，更為明了。所雲︰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覺。」與馬太六章三節同。
『有財物不須放置地上，有盜賊將去，財物皆須向天堂上，必竟不壤不失。』與馬太六章十九節同。
『唯看飛鳥，亦不種不列，亦無倉窖可守。』與馬太六章廿六節同。
『梁柱著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說言汝眼里有物。』與馬太七章四節同。
『汝等于父邊索餅，即得，若從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魚亦可，若索蛇恐螫汝，為此不與。」與馬太七章九節同。從這幾條，已可見兩種經義完全相同，惟譯文稍有分別耳。此可證景教之即基督教毫無疑義。
根據碑文所載，我們便可以推測景教在當時的經過情形。碑雲︰
『貞觀十二年秋七月詔日︰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聖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師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這一個詔諭，在唐會要中亦有相同記錄︰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見唐會要卷四十九)其不同之點，即一稱波斯，一稱大秦，宋敏求長安志卷十有雲︰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義寧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雲︰『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阿羅斯當即是阿羅本之誤。先是唐章述兩京新記中亦有︰
『義寧坊十字街之東北波斯胡寺』的話。起初原皆稱波斯寺，後來因為要與火祆教有所分別，乃改稱為大秦。唐會耍卷四十九有詔改寺名之事，雲︰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之者，亦準此。』
碑文又說︰
『高宗大帝，克恭鑽祖，潤色真宗，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羅本為鎮國**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可見太宗為建景寺于義寧坊後，高宗又繼續建立景寺于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唐分全國為十道，故所謂十道即全國之意。)碑文又雲︰『聖歷年釋子(和尚)用壯(疑即玄奘)騰口于東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訕謗于西鎬。』東周即洛陽，西鎬乃長安，又可見長安洛陽皆設立景寺，引起佛教與道教的反對，景教處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繼續維持于不墮，當然是因為當時帝王的優遇，而景教教士的繼來，聲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雲︰『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羅含及烈，當是繼阿羅本之後而來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兩見于冊府無龜︰『開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來朝』。及烈原是武後時景教的領袖，這里所說在玄宗時來華，據近人考證，當時曾經回國而復來的。但在玄宗後期，又有許多教士來華，據碑文雲︰
『三載(即天實三年)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問化，望日期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于興慶宮修功德。』肅宗時命令景僧伊斯，參郭子儀戎事，碑雲︰
『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于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親見于臥內，不自異于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亦見教士中，于修德傳教之外，竟有參與戎幕的人。西來教士，見于碑文中的，雖僅二十余人，一為推測，必不止此數。從碑末具名之人數計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長安大約為景教教會之總機關，列名于碑上的，當為總機關中的職員。而當時教會已推及全國，所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雖屬形容之詞，但教會日漸擴展，傳道人數，更不止碑文所載十人而已。
碑文中的話，雖近于夸大，但當時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贊助，不是絕對無因的。因為唐朝對各種外來宗教的優容，不獨于景教是如此。碑中所舉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齡賓迎阿羅本，又把皇帝肖像，畫在景教寺牆壁之上，碑雲，『旋命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高宗又于諸州各置景寺，仍祟阿羅本為鎮國**主，玄宗命寧國五王，親到景寺中設立壇場，並且把五代祖宗遺像，陳列寺中，碑雲，『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五王，親臨福字，建立壇場，天實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肅宗又重建景寺，碑雲︰『肅宗文明皇帝于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則于耶穌聖誕時送香賜餅，以表慶祝，碑雲︰『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餅以光景象。』至于德宗登極的第二年，即為立碑紀念之時，其于景教的優容，亦可以見。德宗以後，情形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而從此至武宗，尚有大十多年經過，單從武宗毀廢佛寺的詔令中，與李德裕的德音表觀之，亦可以反證當時景教的隆盛，與佛教相伯仲。當時大臣如房玄齡高力士郭子儀等皆奉命招待，與景教發生密切關系，後人疑房郭為景**，雖無佐證，也有可能。
景教的傳教方法，我們在景教碑里，可以看出有兩種︰一為翻譯經典，一為醫治疾病？當唐太宗賓迎阿羅本時，即令為他『翻經書殿』。後來那個撰碑的景淨，確是景教中的一個著作家，諸經目錄中曾說他譯經三十部卷，大約當時景教經典，經他翻譯的，一定不少。從敦煌石室中所獲得的三威蒙度贊等等(見上述)，是不是這三十部卷中的東西，卻不能斷定，但他確會努力譯著，是可信的。我們從貞元釋教錄，知道他曾與般若共同翻譯佛經，其文如下
『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球，圖竊虛名，匪為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聖上浚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陳。且夫釋氏伽南，大秦寺僧，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閘佛經，欲使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查六波羅密經，原有兩譯本，一為十卷本，一為七卷本，現存藏中，題為唐劇賓沙門般若譯，而七卷本今已無存，當即般若景淨合譯，德宗評其『理昧詞陳』，乃至廢棄。然所謂理昧詞陳，大約是譯文中有許多牽強之處，基督徒而翻譯佛經，所用名詞，或許多附會，看景教碑與三威蒙度贊等文中，有許多佛教名詞，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度』，『世尊』等類，便可以知道了。
傳教之士，往往有精通醫術的人，以醫藥為傳教方法，為歷來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教士中，亦必有不少醫生在內。舊唐書記睿宗之子玄宗之弟讓皇帝患有病，經景僧崇一為他醫治。讓皇帝患傳里這樣記著︰
『開元二十八年冬，患寢疾，上令中使送醫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瘵患稍廖，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見舊唐書卷九十五)崇一這個名字，含有『崇奉一神』的意恩，景**中以『一』為名的，如景教碑所列的人名中有『元』『守一』『明』，以『崇』為名的，也有『敬崇』『崇德』等類，可知『祟一』是個景教教士。而不是和尚。並且所賜的『緋袍魚袋』，據唐書與服志，緋袍是紅色的品官服飾︰
『四品服深緋色，五品服淺緋色。』
魚袋也是唐朝一種大官所用的東西，上面刻著官姓名，隨身懸佩。都不是和尚所用的，故可以斷定這崇一是景**之名醫的。又杜環經行記說︰
『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足證西醫已于此時隨景教以輸入，而為傳教的一種工具了。
景教傳到了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年)遭受著很大的打擊，因為武宗听信了道士趙歸真的話，發出一道嚴厲的滅佛詔諭。從經濟的立場，以為僧尼穆護，都是坐食分利，飭令還俗。在詔諭中有這樣的話︰
『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士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唐書卷八十)當時宰相李德裕十分贊成，所以上一道慶賀武宗毀佛寺德音表，也這樣說︰
『遂使土本興妖，山林增構，一嚴之秀，必極雕鑽，一川之腴，已布高剎，耗蠹生靈，侵滅征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資治通鑒記著︰
『會昌五年秋七月，上惡僧民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還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日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八)這里說『道士趙歸真復勸之』，究竟他是勸武宗毀滅佛教呢？還是勸武宗存留都城的佛寺呢？很難知道。若以『耗蠹天下』為滅佛理由，當時道教也非常興盛，何以在這大案中，別的宗教都牽連在內，獨不及于道教，難道道教不是耗蠹天下麼？那可以知道趙歸真之勸與唐武宗之惡，並不單是經濟方面的耗蠹天下，我們再看他詔諭中所說︰
『是逢季時，傳此異俗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一則日『異俗』，再則日『西方之教』，便可潦然于武宗此舉，是出發于排外思想，佛教是印度來的，景教是大秦來的，其余波及的一切宗教，都是外國教，所以他毀滅了一切宗教而獨不及道教，究意當時毀滅的宗教有多少呢？唐書食貨志雲︰
『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招提梵語，漢譯為四方僧物，蘭若亦梵語，漢語譯為空淨閑靜之處。)大秦穆護祆二千余人。』(即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唐會要有相同的記載︰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余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明顯外國之教，勸大秦穆護祆三千余人還俗』(見唐會要卷四十九)而李德裕德音表中所舉數目略有不同︰
『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余人，得良田數千頃，共僧尼令屬主客戶。大秦穆護祆二十余人，並令還俗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這里所說的二十余人，或為二千余人之誤。數目雖有不同，毀滅佛教及一切外來宗教的事實，是可信的。所以在唐朝二百十年傳布的景教，遭著這一次空前的教難，是非常不幸的。觀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條奏所雲︰『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所送還本處收管。』知道外國教士都被驅逐回國，中國信徒均須納稅為民，(當時宗**是免納國稅的，)景教在中國，似乎告一段落，但卻依舊沒有絕跡。因為下一年武宗就死了，繼他的王位的是宣宗，是武宗的叔父，他即位之始，便貶斥李德裕，一反武宗所為，收同滅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有『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盛革末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這一番敕諭，佛教便恢復起來。是教有沒有恢復呢？這卻無從知道，不過從此三十多年以後，據一個阿拉伯作家的述說，黃巢作亂時，曾經在廣府殲滅了十二萬回回猶太波斯和信奉景教的人，事在八八○年左右，廣府在何處？有說是廣州，有說是杭州，至難考定，不過在武宗以後，景教仍舊在傳布，可以想見的。經過黃巢的大屠殺以後，中國又入于紛亂之局，西北十地，淪陷于吐蕃，西域來華之路，于是被塞，又經八姓十三君的五代大亂，景教便陷于無法繼續的情形之下了。一部分教士退入到蒙古境內，待機恢復，斐化行在所著的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中這樣說︰
『景教直到一四○五年，在外蒙古一帶，還有他們的蹤跡。又有一個親眼見過他們的人記載說︰那些聶斯脫里教人，彷佛是從作坊里走出來的鐵匠一樣。直到現在？還時常在黃河套左近發現些古時崇拜十字架的人們的遺跡，有人會想在當時那些人們所信奉的或許是景教。』(見該書3233頁)似乎景教在中國已經滅絕，只活動在蒙古境內，其實不然。我們從馬哥孛羅的游記中，看見他跟著他父親到中國來的時候，經過梁州府，寧夏，歸化等處，多遇到景教的人。後來他另一次旅行，經河問府，見該處有景**，也有教堂。南行經運河到揚州，記載在該處及鎮江有景教教堂，杭州亦有景教堂一所，這可見唐朝以後，景教在中國內地未嘗絕跡，惟其勢力不若唐時之盛而已。容于下文再為詳敘。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這便是中國的元朝。元朝開始于一二○六年的成吉思汗鐵木真，他帶領了蒙古軍隊，從中國的西北部出發，平定了西遼及花剌子模，滅西夏，雄震亞洲。他的兒子窩闊台，就是元太宗，繼承遺志，聯宋滅金，並吞了中國北部及高麗，復侵入歐洲，進軍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此後歷定宗憲宗而至世祖忽必烈，他在一二六○年即位，至一二七八年減宋而一統中國，定都燕京，又東征日本，南征緬甸安南佔城爪哇等國，其領士之廣，包括東歐及亞洲大部，實為前此所未有。
蒙古帝國既憑借其武力，統治了中國，他的國際貿易，不但推行到中亞細亞，更及到了歐洲，海道陸路的交通，遠至歐洲的意大利等國，听到『中國』這個名字，亦相率東來。蒙古的長官，對于外來的商人和教士，具著極優容的態度。處處于他們各方面的便利。在宗教方面，允許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來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時候，對于各種宗教是兼收並蓄，來者不拒，天主教也好，景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什麼都歡迎，什麼都附和。凡屬**，都可以不納租賦，不完捐稅，並免除其他任何國民的義務。借著這漫無限制的機會，于是潛伏在蒙古與內地的景教，既可以卷土重來，即流行于羅馬的天主教，亦得乘時東漸，這兩派基督教，使沉寂已歷四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從新復活起來。現在且分說之︰
【一元代的景教】
聶斯脫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後？不但在美索不達米亞，中亞細亞及蒙古境內，沒朋絕跡，甚至連中國疆域以內的景教團體還有存在，已見上述。最近麥克納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的演說中，在敘述景教之後，又說︰
『基督教在中國本部，未及推廣，其在中亞，則繼續傳布，在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時，東方基督教日漸來華，重整旗鼓。』相傳成吉思汗為他兒子娶了開爾脫(Kerart)部的公主為妻，這公主是個景**，所以在他的營內也有個景教寺。開爾脫的景**，都佔有相當的權勢，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在黃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在忽必烈入主中國復興起來，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這個名稱，在元朝的歷史中，卻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溫』。『也理可溫』是蒙古語的的譯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緣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謂蒙古人呼基督徒為Arcoun，唐朝傳景教之大德阿羅本，或即『也里可溫』的古音。多桑譯著旭烈兀傳︰
『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刺伯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溫，」即「也里可溫。」』
但也里可溫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聶斯脫里派的景教呢，還是佛蘭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經這樣說︰
「也里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洪鈞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溫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難怪的，因為那時侯所稱的也里可溫，正象現在人稱基督教一樣普通，變為任何派別不同的總名稱。其實在鎮江等地的也里可溫，還是景教一派。從至順鎮江志考證，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溫**叫馬薛里吉思，他做了鎮江的副達魯花赤，在一二七八至一二八二年間，在城內外興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熱心宗教的情形，可以從梁相記中見之︰
『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余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聞其所謂教者，今馬薛里
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繪于殿，冠于首，侶于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極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于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雲︰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雍門舍宅建八世忽木刺大興國寺，次得西津堅土山並建答石忽木刺雲山寺，都打吾見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創為也里可溫義阡。又于丹徒開沙建打雷忽木刺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蘆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于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于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公在鎮江五年，連興士木之役，秋毫無擾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見大興國寺記)我們在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鎮江也里可溫的創始，與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當時的也里可溫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馬氏興建七寺的時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國之始，僅僅鎮江一地，已有那樣偉大的建設，其他亦可想而知。關于鎮江一隅的事實，後來在馬哥孛羅的游記中，亦曾提到︰
『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名馬薛里吉思者為其地長官。寺即其所建。」這明明說鎮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園序楊文杰東城記余說道︰
『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也里牙之靈跡，上下四方以是為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雲「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同。』(見春在堂雜文)當時景教在中國的復興，不下于唐朝，幾乎彌漫到各地，固不獨在鎮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鎮江杭州，乃因鎮江大興國寺碑文獨得保存在至順鎮江志中的緣故。假若我們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據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的一條記載︰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為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興御史台集賢院祟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御史台集賢院祟福司來省里一處商量來，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祟福司管時分，我听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會與省台一處商量，省台必同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一百個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
宣政院是管釋教的，集賢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溫的。當時楊暗普做江南釋教總統，崇福司就根據他的奏章提出這番意見，以為也里可溫所犯的勾當既這樣多，就是有一百個官員，也管不了許多，可見也里可溫人數之多了。再從至順鎮江志戶口調查．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里可溫二十三戶，一萬零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溫一百零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單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溫一百零九人。從鎮江一區而論，平均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一戶是也里可溫，六十三人中，有一個也里可溫人。無怪這個崇福司官要著急了，若再從元史職官列傳去看，有許多職官寫著也里可溫字樣的。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直隸等省，南方如廣東雲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溫散居著。有也里可溫駐居的地方，當然有禮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順帝紀，說到別吉太後之喪，有下列的話︰
『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後雲雲。」甘州有十字寺，馬哥孛羅也提及過
『甘州者其地基督**，于城中建大禮拜寺二所。』
別吉太後是個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記也有『命也里可溫于顯懿壯聖皇後神御殿作佛事』的話。這不獨可以知道別吉太後是基督徒，更足以證明也里可溫教的普遍全國了。在元史中所稱為也里可溫人者，有不少是達官，是孝子，是良醫，是學者，是義士，而且他們的名氏，又多與古基督徒相同。當時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見元史卷一四三本)是聶斯脫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歷代的達官，他會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見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們是元代大族，並且都是信也里可溫的。黃濕曾著馬氏世譜，余闕合肥修城記記馬氏政績，都有也里可溫字樣。
後來更有從地下掘出許多景教的遺跡，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塊有十字的石碑，都是這時的遺物。泉州是中國中古時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後來的廈門，是唐朝以來一切阿刺伯人及其他外國商人教士們進出的地方，到現在還有許多關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遺跡。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幾個有十字的墓石，大約也是十二十三世紀的遺物。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發現了兩塊刻花的石碑，碑頭上都有十字，與泉州出十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處，有幾個義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著十三十四世紀的年代。凡此皆足證明元代景教的發達了。
【二元代的天主教】
當蒙古侵入中國的時候，也正是歐洲發生大變動的時候。自西羅以帝國滅亡後，偉大的新時代產生了，文化的改進，商業的繁榮，影響及于東方，于是商人們歡喜到中國來，引起了羅馬**傳教東方的熱忱，便在西亞細亞設立了傳教的分所。當時有二個新興的宗派︰一名方濟名派(Franciscus)一名多明尼派(Donlinicus)聖方濟各是死在三二六年的，他曾經傳道給埃及人，並且到過聖地。多明尼很想聯合全世界傳教工作，使羅馬各教派都隸屬于正宗天主教。當蒙古軍隊快速度發展的時候，歐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脅，教皇依諾增德四世(InnocentIV)派遣專使，赴蒙古探訪，這個專使，就是方濟各派的修士，名叫喬伐尼比亞諾賈比內(GiovanidaPianodiCarpino)，他是意大利人，是方濟各的弟子，在一二四五年由昂(Lyons)出發，次年七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庫倫(Karakorum)，朝見新君定宗貴由，呈遞教皇文書，十一月間得了定宗回書回歐，于一二四七年到了法國，報告教皇。
三四八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長官阿爾及吉台(Aljigidai)所差來兩個景**的報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親，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國人，名叫安德肋龍汝模(AndredeLongjumean)，帶了另外兩個多明尼派修士，于一二四九年從西潑魯斯(cyPrus)動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于上一年去世了，僅取得皇後兀立海迷失(OgulGaimish)的回書。此後教廷與蒙古問的使節往還，固非一次，而從這些使者的報告中，得知有許多聶派的景**改信了天主教，並且知道天主教在東方一天發達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馬哥孛羅的父親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學家和宗教師一百人來中國，結果，因著戰爭阻礙，那將來中國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馬哥孛羅父子二人回到中國。馬哥寺羅在中國住了多年，幫助了忽必烈許多事體，他也曾游歷過中國許多地方，著成世界聞名的一部游記(已經譯成中文)，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
在這個時期里，與天主教在中國工作上關系最大的人，莫如那個約翰蒙高未諾(Johnof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濟各派的意籍教士，在一二九四年奉教皇派遣，來到中國的京都北平，得著新皇帝元成宗鐵木耳的歡迎，他就開始在中國做傳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勸化了一個景**高唐王闊里吉思信教，這位高唐王為了紀念教士的緣故，替他自己的兒子題名叫約翰。他在景**的反對情形之下，創建三座教堂于北平——從一二九八至一三一八年間——當一三○五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個外教人家的男孩——七歲至十一歲——給他們施洗，教他們學習拉丁文和教會禮節，把他們組織成一個唱經班和歌詠隊，用蒙古文譯出許多經文和歌詞，一部分學習成功的，便在禮拜時幫助崇拜的儀式，每逢禮拜，甚至在皇帝宮里也听到他們的歌唱聲音。那個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擔任些職務。高唐王闊里吉思更領導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後，他的兄弟把這些人民帶回到綏遠東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約翰常常去看他們，因此對于那地方的語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約與詩篇翻譯成這種文字，他的工作範圍便日愈擴大了。
約翰雖只是有五十八歲的人，但他的形狀卻已經很老了。因為有十二年之外，沒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來，只有他獨個兒主持這樣的繁劇，到一三○三年方有一位德國教士亞諾爾德普洛尼(ArnoldofCologne)來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約兩年工夫。
一三二二年，有一位意籍方濟各派教士名和德理(FriarodoracofPordenone)到了中國，在泉州登陸，後來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揚州，臨津，濟甯，沿著黃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該地教會情形，在北平耽擱大約有三年之外——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八——勸化了許多人信奉天主教。一三二八年才由西北經陝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亞美尼來，回到意大利，原期請求教皇派遣五十個教士，同來中國傳教，不意在到達意大利的次年——一三三一年——即逝世了。
一三一八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貝來格理諾繼任，五年後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繼任，在他的任內，又建造起一座教堂與一座較大的修道院，建築剛完成，他也在一三二六年病故，便沒有人繼續他的職位。一三二八年北平總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國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國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業，他那種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實在給予當時的影響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偉人，可是從他死了以後，得不到一個相當繼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學神學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沒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個教會代表，去請求教皇派遣繼任的人。信里面寫著這樣懇切的話︰
『自約翰死後，中國教會缺少了一個精神上的領袖，需要派一個繼續的人。』結果，教皇派來了一個名叫馬利諾利(JohnofMarignolli)于一三四二年來到中國北平，他穿著很莊嚴的祭服，在盛大的儀式中朝覲中國皇帝元順帝，並且把教皇所贈送的戰馬和禮物書信獻上，頗得皇帝的歡喜。但他鑒于中國那時的政潮險惡，逆料元朝的命運不久，大亂即將發生，于一三四五年決計回歐，雖經元帝懇切挽留，亦置之不顧。他取道馬刺甲，錫蘭，耶路撒冷，等地，于一三五二年到達亞味濃(Avignin)向教皇陳說有繼續派遣教士至中國的必要。雖然後來曾經先後派過三個人︰——一名多默(Tomasso)一三六二年，一名伯拉多(Prao)一三七○年，一名加布阿(CaPua)一四二六年，都沒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國便無形的停頓了。
【三元朝基督教的滅亡】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國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國人把他們驅回蒙古去。同時，在中亞細亞等地也被回教所佔領，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著阻得。不但元朝的國運從此告終，即將近百年慘淡經營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擊。
原來羅馬教皇很想把中國天主教的工作，繼續地保存下去，他在一三七○年以後派了許多主教，像考斯米薩來亞(CosmeSarai)沒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ofPrato)帶著許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蘭西斯波多(FrancisofPedio)帶了十二個同伴，也失了蹤。還有十個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後一個，在一四七五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監禁了七年，釋出後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頭餃的，大都是有名而無實，因為那些人根本沒有到中國任職。所以天主教在這時候，便無法繼續。關于這一代天主教在中國的成績，也難加以考證。根據一部分不很確實的報告，說歸化天主教的有三萬人，不過這些人，不都是漢族人，以阿蘭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見得當時民眾，對于天主教，沒有受到重大影響。模勒氏(A．C．Moule)在一五五○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一書中這樣說︰
『古代和中古時代中國信徒的故事，並不是天主教的教會在中國開始成立的故事，卻多少在名義上或是在實際上，是信奉耶穌的外國人，在中國久居，或是暫居的記載。』他又根據古經上題著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沒有中國字，斷定德主教約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亞細亞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漢人。那些方濟各派的教士，他們留下來的遺跡，可以做我們考證的卻是很少。只有現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勞倫斯老楞佐圖畫館中的一本拉丁文聖經，這本聖經，是由于耶穌會修士柏應理(Couplet)在江甦常州地方一個外教人家里得著的，據說這是他家的祖先從元朝傳下來的。最近德禮賢氏(M．D-Elia)尋獲一只十四世紀的天主教聖爵。
在景教方面，我們從元朝文告中，見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溫同佛道的爭端。至元辨偽錄所記︰
『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見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八十七所引)『彌失訶』指景教，『達失蠻』指回教，這一番話，出于佛**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見得當時各教互爭地位的情形。我們又從元典章里見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說︰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準中書省書，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理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錄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于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先生人等毆打，深為不便，申訖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于各處再設衙門，又將道教法錄先生侵奪管領，實為不應，呈乞照驗。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議得即日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贊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擬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並攙管法錄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並僧錄司也里可溫掌教司，依上施行。』(見元典章卷三十三)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為也里可溫將法錄先生誘化，所謂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認為是侵奪管領之權。一為祝聖祈禱時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將法錄先生毆打。這可以想見當時也里可溫的興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擠。實際上當時景**的行為，的確也有許多可以非議的地方，在來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國基督教史里這樣說︰
『景**是不是可以稱為基督徒的，是很難說。有一個名威廉羅伯萊克(WilliamofRubruck)的，在中國邊境遇到幾個景**，他們念起經來，果然同歐洲的僧侶一樣，但是他們大都是醉漢，多妻的，盤剝重利的人。』
這未始不可以說是景教內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來的排擠。再看鎮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沒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溫實遭受一次很大的打擊。原來這寺本來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晉朝建武時建立的，初名澤心，後來梁天監在這寺內舉行水陸道場，宋大中祥符時改名龍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馬薛里吉思做鎮江副達魯花赤，始改建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復被收為金山寺院，歸佛教所有。這是根據趙孟淆的按語的，趙孟淆曾為該寺撰碑，其碑文有雲︰
『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為金山寺院，命臣趙孟淆為文，立碑金山，傳示無極雲雲。』(見至順鎮江志卷十)同時，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話。鎮江景教受此打擊以後，其勢力日就衰微，而漸至滅亡。所以總景教滅亡之原因，除了受著異教的**以外，還有自身內部的問題，在四大危急時期中說︰
『中國景**為數頗眾，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國人，威廉伯羅魯克來華，即在中亞傳道，與中亞景教接觸，評其缺乏知識設此兩派耶教，均以基督為法，互相敬愛，則耶教在華在亞之發展，必無限量也。總主教約翰初居北京寧夏時，景**極力反對，是以兩方互仇，不能協力同心。』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兩派互相傾軋，使佛道二教坐收漁人之利，是不足為怪的。
末了︰我們要問為什麼元朝基督教會和唐朝景教一樣的失敗，為什麼他們對于中國人的影響會這樣小？實在的原因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覺得困難，是無可否認的。元朝是挾帶了蒙古民族習慣來統治中國，處處與漢人顯得異樣，也許漢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對于蒙古民族有些岐視，所以蒙古皇帝與長官所熱烈提倡的基督教，漢人對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與無朝的兩時期中，基督教的活動，都在君王與貴族之間，與普通的平民階級沒有發生什麼關系，君王的勢力一倒，基督教也隨著消滅。等到漢族人起來**蒙古人的統治，把他們驅逐出長城以外，盛極一時的基督教，也就沒有站足之處了。本來與基督教站在對立地位的儒釋道三教，彷佛得了一個報復的機會，也在這種變動之中發展其排擠的一部分力量了。
蒙古人在中國政權傾覆以後，基督教的工作就沉寂了，但這沉寂卻是暫時的現象，不久，歐洲的天主**，受著文藝復興的鼓動，隨著商人的足跡，圖謀向外發展。十五世紀可以說是世界地理上的新發現時期，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繞好望角而到達印度，並及于遠東的日本與中國，與哥侖布向西航行發現新大陸有同樣的意義。葡萄牙商人既覓得了這市場，紛紛東來，天主教的教士們，他抱著傳道的熱忱在千辛萬苦的情形下，想做一番開闢的工作。他們曾經到印度、馬刺甲、日本、安南、暹羅以及中國。澳門做了他們的根據地，繼踵而來的西班牙人，也必經澳門而集中于菲律賓群島。所以中國官場為了要把兩種人加以分別，稱前者為馬刺甲佛郎機，稱後者為呂宋佛郎機(佛郎機乃回民加于歐洲天主**的名稱)。而葡西兩國人，可謂十六世紀東方傳教事業的先鋒，來扣嚴扃著的中國之門的。等到意大利人來，才把這門扣開。這種扣門工作的艱難困苦，實有非我人所可想像者。初期的教士們，莫不感到無門可入的痛苦，中國官府，嚴禁外人入境，因此，教士們有的被捕入獄，有的遇險喪命，也有至死而未能足履中國地界。範禮安(Valignani)因不能入中國境內，乃至對中國界石發出沉痛的嘆息，說道︰
「磐石呀！磐石呀！什麼時候可以裂開呢？」
可見當時欲傳教入中國的不易了。但是教士們抱著前僕後繼的精神，雖遭失敗，未常為之氣餒。茲舉其可資紀念者數人于下，
其一為耶穌會士沙勿略(Xavier)。他在一五四二年到達了印度的科亞(Goa)城。因為听說到中國去經商人很多，他就到了馬剌甲，從一個日本人叫雅吉洛的信教關系，曾到過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是淵源于中國的，所以他以為對于在日本最好的傳教方法，莫如先到中國。他希望從日本國王得到一張護照，能把他送到中國皇帝那里。但是欲得到護照，必須請求諸侯們蓋印，而那時日本的諸侯們非常專橫，所以無法取得。只是他到中國來的心志，仍未稍殺，于是他終于離開了日本，在一五五一年到了中國沿海的一個小鳥——土川——那時正是倭寇騷擾中國海岸，在閩粵海岸亦充斥海盜，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慘遭劫掠，或遭監禁，或被殺戮，尤其是歐洲人士，危險性更大，而沙氏竟冒險往返，幸獲安全。他曾經這樣說過︰
『一點不要信托自己，要完全依靠天主，這樣，我們既然有了強大的保護者，不要有絲毫害怕的意思，一定能得最後的勝利。』
他本著這樣的信心，安然地到了上川島，既到這島，只知道中國是遠東的樞紐，卻不知道從那條路可以進入中國。有一次，他到了一個三洲島上，想法與那些中國商人聯絡，希望他們能夠把他帶到廣東，費了不少力氣和他們商量，都被他們所拒絕。後來他費了二百塊錢雇用一只小船，想秘密進入廣東。許多同伴都勸阻他，以為這樣辦法，有兩種極大的危險︰第一，船上人為避免官廳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島的危險。第二，廣東官長，有把他送進監獄的危險，因為那時凡不得皇帝許可的人，一概不準入境的。他記起耶穌的話，『在今世愛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凡為我喪生命的，倒得保全，』因此，他那上中國這塊禁地的心，仍舊像火一般地燃燒著。但事實上卻都使他失望。後來，他想變更一個計劃，將跟隨暹羅公使，冒充公使館人員，一同上北京去。他那種偉大的計劃，不料在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晚上，竟跟著他的身體一同消逝，而死上川島上了。他那樣平凡的死去，得不到當時人的注意，但是他那種傳道的熱忱，卻激發了許多後來要向中國傳道者的勇氣。不但是同會的耶穌會士，接踵而來，就是那多明尼會方濟各會，和奧斯定會的教士們，也都聞風興起，在此後三十年間乘著他那種精神，繼續不斷地來扣中國之門。
印度各傳教會，得著了沙勿略的死耗，都感到極度的悲哀。繼任沙氏職位之貝而斯(Berse)，也是很想到中國傳教的，可惜他于次年十月間逝世了。繼貝氏任傳教會會長的，是一個耶穌會士名叫巴來多(Barreto)也是匍萄牙人，就任以來，就接到從日本來的請求書，得著同會的叫平托(Pinto)的慫恿，他們便出發到日本去。剛到中國海岸，得著教皇禁止印度會會長離開職位的命令，便中止遠征。想借此機會一履中國地界，于是未能成功，只好重返印度。當時，另有一位和巴來多同來東方的多明尼會士名叫克盧斯(Cruz)听說在廣州的中國門戶已經開放，便和巴來多一同離開印度，來到中國的門口，到達了上川島，在沙勿略墓上舉行彌撒。但是他們仍舊不能進入廣州，結果，巴氏乃上日本去，克氏卻回返印度。這時中匍間的商業，一步步地走上繁榮之途，葡人又曾助廣州當局消弭海盜，取得官廳好感，他們便從上川等小島自動移到澳門。澳門是一個極小的半島，面積不過四百八十公頃，在香山縣境，直接屬廣東省慶府管轄。起初是個極卑陋的地方，後來竟變成世界著名的商埠，那不能不歸功于一個傳教士名叫公匝勒(Gonzalez)的。他是最早受馬剌甲司鐸的委派，到那里去傳教，那便成為澳門的開闢者。巴來多克盧斯等既到了澳門，便有到廣州的機會；可是中國官廳的限制，仍舊很嚴，所以克盧斯曾經這樣說︰
『官家布置一些哨兵，把守廣州，凡是沒有得到許可的，決難渡過門禁森嚴的城垣為了這個緣故，不論是我或是別的司鐸，已經為傳教事業試辦過好幾次，都未能在中國得到結果。』雖然還是困難，卻比已往接近得多，所以一般談論中國傳教問題的，都是抱著樂觀，認為中國人並不固執的拒絕外來宗教，不過對于一種新宗教，沒有得到長官及皇帝的允許，不敢冒險的接受。所以有人主張由葡王派遣公使團，向中國皇帝進貢，借此取得皇帝許可的根本辦法。後來巴來多被調往別處，克盧斯回返葡國，只有公匝勒一人。仍舊留在澳門工作。一五六三年的時候，在澳門至少有八位耶穌會士，外來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內中有九百個是葡萄牙人，在這些葡人中間，有很多人計劃進中國傳道，像貝勒茲(Peres)上書廣東布政司，結果，因不懂得中國話，致被拒絕。像阿樂迦拉(Alcaraz)拉彌來(Ramirez)在中途遭風死于非命。此外如利培拉(Ribera)發拉(Volla)雖然歷經險阻，仍請求澳門當局準許他們到廣州去，均未成功。利培拉乃有改換中國服裝，托一個舟子把他帶到廣州江岸的計劃，同伴皆以為此舉太屬危險，設法阻止。不久，此三人皆被召回歐洲，他們所有的計劃，都成了空虛的幻夢。有人以為中國門戶的開放，較前進步，其實在沙勿略死後，所有的情形，更覺令人失望，不論是葡王的公使，不論是英勇的傳教士，都不能沖過中國的重圍。試用的方法，幾乎已經用盡，但一點也不發生什麼效力。所以一般激進的人，以為用和平的方法傳教，既然不行，用武力干涉或外交**，當可以有了保障，傳教士的善意既被拒絕，不如采用武力以克服抵抗。利培拉會有這樣的意見，若是不用戰爭，不借兵力，是沒有使他們歸化的希望的。原來中國人民是極易勸化的，只是他們在嚴格管理之下，就不敢嘗試罷了。嫩耶斯(Nunez)也有這樣的意見，他在一封信里說︰
『歐洲各王侯，與其相爭斗，自相殘殺，何若設法擴大基督的國，而迫令中國皇帝允許教士在國內傳教。中國民眾極易勸化，因為我們的風俗文化是他們所喜悅的。』這種意見，正是表示他們極端的反動，是在計窮力盡時所想出的最後辦法。這辦法簡直要把傳教工作，變成征服屬地的工作，不擇手段，求達目的。幸虧這方法沒有實現，給後來一班有遠見的教士們，加以糾正，認為此種思想，非常危險。惟一的辦法，只有用長期的忍耐，來取得事業的成功。因為他們並沒有失掉了希望，博而日亞(Borgia)听到代宰拉的樂觀主義，說道︰
『我對于他所具有的進中國的希望，覺得很是快樂，我也是這樣希望著。』所以那些希望傳道到中國的教士們，都抱著忍耐的心，集中在澳門(那時的澳門，已經成為非正式的居留地)。他們既然不能進中國，只好在澳門經營著宗教事業，所以到一五六五年，已經有五千以上的信友，在公匝勒的領導下，建立起會所及教堂。卡內羅(carneiro)奉了教皇的命令，于一九六八年到澳門，稱為第一任中國主教，那已經在澳門經營教務有十一年之入的公匝勒，被馬剌甲主教召到摩鹿加去了。卡內羅頗得修士們的歡喜，為了請求中國官廳允許在廣州成立會所，曾經到過廣州兩次。然而中國人總是懷著那些匍萄牙人有佔領士地的野心，始終未予允許。他們既無法向中國內地進行，只好在澳門勸化人信教，並且改善葡萄牙人自己的風俗。卡內羅曾經這樣說︰
『當我來到稱為「天主聖名」的商埠澳門時，第一件工作，是不令本處教友供給外教人看輕基督的機會，並禁止我們有錢有勢的商人，有不好的行為。』並且開設一座醫院，不分教外教內人，一律收容，可以說他是把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他又注重慈善事業，自己的生活，非常刻苦，注意于教會內容的充實，等候著將來對中國新局面的展開。當時澳門教會的使命︰一為預備向中國內地傳教的根據地，一為遠東教士們旅居之所。他們最大的目的，還是在前一點。當科斯塔(Costa)到廣州請求官廳準許教士居住廣州的時候，事雖未成，卻得著一個青年慕道的和尚，跟著他回到澳門。卡內羅主教見這個有為的青年，很想使他受點高深教育，並且送他到日本去求學，在聖誕節給他受洗，聖名保錄。想不到為了這個青年，卻引起極大的風波︰那些和尚們散播許多謠言，鼓動民眾**。聲言欲搗毀澳門商埠，沒收商人貨品；當局亦發出扣留葡國商船的命令。葡國乃化了許多運動費，允許找回這青年和尚。澳門教會經過長期討論，無法兩全，而那青年自己不欲使大眾受累，自願回返廣州。卡內羅不得已，只好伴他前往。一到官廳，那青年被捕去，遭受毒打，判了流徒之刑，卡內羅也無計可施。這青年可以說是中國為基督受苦難的第一人。廣州市內便有傳教人拐騙小孩的誹謗，教士們要想傳教內地的困難，亦愈加增，彷佛在關閉著的中國之門上加了一把鎖一樣。
在葡萄牙積極扣門的時候，西班牙挾其戰勝荷蘭叛變的余威，開始向摩鹿加群島菲律賓群島及太平洋東部進行。而那些奧斯定教士，對于擁有豐富利源與繁庶民眾而又具有優良文化的中國，當然被看作良好的傳道區域。所以他們以全力從事于國外傳道之余，單注意到中國，以菲律賓群島為根據地，成立中國奧斯定會傳教省，或稱為駐在菲律賓的中國傳教省，時常準備到中國傳福音。起初有巴斯克(Basque)，馬丁拉達(MartindeRada)和雷迦斯畢(Legazpi)，在該島上經營教育與建設事業，一面又很熱烈地預備進入中國，先期學習中國語言。到一五七五年有一個進入中國機會︰適中國統兵王望高為征討海盜林風的緣故，到了馬尼刺，馬尼剌當局，便把傳教士欲到中國的事，與之商量，結果，便有奧斯定會士拉達(P．deRada)馬林(Marin)隨著王望高到福建泉州，並至福州謁見總督，要求居住在中國傳教，未得允許，在中國仍舊不能立足，只得回返呂宋。第二次那位拉達，與同伴阿爾部開爾克(Albuquerque)又附王望高的軍艦來到中國，竟為王望高所賣，把他拋棄在桑提阿哥(santiago)海岸沙灘上，他們的翻譯員及僕役皆遭殺死，而這兩位教士，也已奄奄一息了。但奧斯定會並不因此沮喪，依舊不斷的努力。不過西班牙人的這種努力，卻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嫉妒，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深恐西班牙人的勢力膨脹之後，自己要受到害處，乃秘密和羅馬教廷商議抑制西班牙勢力的辦法，把中國及日本附近各島，盡歸澳門管理。因此西班牙人受了許多限制。及至一五七三年範禮安被任為遠東視察員，攜帶四十多名新會士，內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人都有，特別西班牙最多，于是國籍的分別。漸漸消除，範禮安是意大利人，一五六六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他帶了四十余人視察澳門教會，可以說是一種劃時代的工作，因為從他手里領導了兩個開創這一時期教會的偉人，就是羅明堅與利瑪竇，他自己雖往來于印度及中國海上垂三十二年之久，沒有達到他開啟中國這磐石的願望，而他那不餒的精神，實在做了建設中國教會的磐石︰同時，他結束了當時國籍的傾軋，使一切負傳教使命的人，只知在耶穌十字旗幟下盡責，忘記了國別，這是他承前啟後的大貢獻。他也到過日本，在日本勸化過馬郡藩主一家信教，也建立起幾所修道院。他以為預備入中國傳教，首要條件，必須熟悉華語，于是函請印度區長物色一個這樣的人，當其選者帥為羅明堅(MicheleRuggieri)于一五七八年偕同巴範濟(FrancoisPasio)利瑪竇(MatteoRicci)同來澳門。羅明堅遂從一中國畫師，學習中國文字。範禮安曾譽為『我所喜愛之一人』，說︰
『他用謙遜堅忍，把中國關得很緊的大門打開，因為他是第一個用中國語言文字，將耶穌救世的道理，在中國傳布，更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瑪竇領入中國。』時葡萄牙人興中國貿易每年有一定時期，在廣州附郭舉行，日入後，葡萄牙人必須歸舟，不許逗留中國境內。羅明堅利用這種情況，呈請許其居留陸上。中國官吏認其請求正當，且喜其善華語，乃許居于暹羅貢使之驛館中。後又得兩廣總督之邀，與巴範濟同至肇慶，時在一五八二年，得居于東關某佛寺中，這佛寺便成為中國內地之耶穌會第一會所。其後總督黜職，二人被迫返澳門，巴氏遂改道赴日本，羅氏于次年請命于新總督郭某，乃偕利瑪竇重赴肇慶。一日在城牆下見一病者，升入寓所為之診治，病愈，令受洗入教，此實為中國第一受洗之人，惜不知其姓氏。同時，有一學生研究教理，亦受洗入教，其人姓氏有寫作KinNiKO或寫作CinNi-Co其受洗之名稱若望(Jean)。此消息傳之澳門，範禮安欣喜異常。後來郭總督升遷他官，乃攜羅氏至其故鄉紹興，總督之父因此接受洗禮。此羅明堅氏始入中國工作之大概情形，謂為明朝中國內地傳教之開創者，亦無不可。
開創第三期中國基督教事工的，當然要算到利瑪竇，在他以前許多冒險而努力的人，都不過是他的開路先鋒。前人種，後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沒，而利氏苦心孤詣，亦足以耋萬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跡，見之于一般記述者甚多，茲且據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跡略述如次︰
利瑪竇，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國習慣，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題字號。)生于一五五二年意大利馬知拉打(Macerata)地方。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親，曾經做過高官，也希望他的兒子能步其後塵，所以叫他到羅馬京城去肄習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時候，有志修道，不願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穌會，有傳道四方之志。他把這意思寫信告訴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極端反對，欲親往羅馬去勸阻他，正欲動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這樣有三次，乃翻然覺悟，以為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寫了一封回信給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習文理科學識之外，進聖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學，在院立志傳道印度，于一五七七年附舟歷數國輾轉至印度。一五八○年受司鐸之職，次年得範禮安之召，乃至澳門。這時澳門已經中國政府允許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穌會士創立了會所一座，並且成立為主教區。
利氏到了澳門之後，範禮安便命他學習華語，因為範氏鑒于前此諸教士工作的未獲成效，乃由于不懂華語之故，于是命羅明堅利瑪竇等努力學習。後來，因為他們能操華語之故，獲得總督嘉許，使耶穌會得由廣州而入肇慶，立定了傳道的基礎。先是廣東總督名叫陳瑞，起初到任的時候，便借口調查澳門葡僑之名，乃傳令召澳門首領門多薩(AirozGonjalojde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薩阿主教(DonLeonardodeSaa)到肇慶總督府質問，其實他別有用意。這消息傳到澳門之後，一般僑商，成為不安，恐怕有什麼不幸的來臨。不得已選派兩個能說華語的人員，代替前往，于是令檢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門多薩，羅明堅代替薩主教，來到肇慶，向總督從容陳辭，並呈獻所帶布疋、絲絨、水晶鏡等約值二千余元銀兩之物，總督遂變其傲慢態度，款待禮遇，留居府內十五天之久，又以羅明堅酷好文學，贈給他們許多中國書籍。羅明堅見時機可乘，便向總督請求駐所，以便留此學習中國文字，雖然未得允許，卻彼此十分投契。此後羅明堅得幾次謁見總督，在肇慶建立了根基。
二年以後，羅明堅乃帶了利瑪竇(一五八三年)到肇慶謁見新任總督郭公。肇慶是當時廣東省的省城，風景非常美麗。他們到了那里，首先謁見知府王公，按照中國習俗，行跪拜禮。知府對于這幾位外來的朋友，十分殷勤。他們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塊遠離市塵的空地，可以為建築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帶他們到西門外江邊觀看地方，離這里不遠正在建築一九層高的八角塔，他們覺得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擇定一角。羅明堅便回澳門計劃建築經費，利瑪竇一人留在肇慶。因為他學習中國語還不過二年工夫，對于各種事務的處理，自感非常困難。官廳雖然允許他們建築，而民眾卻異常反對，于是引起了騷動，謠言蜂起，幾乎釀成大獄。幸虧那個知府加意保護，張貼告示，說明教士來華理由，經過六個月的口舌，風潮方始和緩。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歐式的，下層一共五間，中層暫作教堂的一間客廳，上層為教士們住室，前面有一個陽台，從遠處看來，式樣非常美觀，而且與旁峙的九層高塔互相輝映。人民少見多怪，哄動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慶。他本是長于數學及地理的研究，于是把一張世界地圖，放大尺寸，改繪成中國字的地圖，將中國本部十五省繪在中央，雖然與事實不符，但卻投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他把這地圖與渾天儀、天地球考、時晷、報時鐘等物，贈于當道，他們都覺得非常新奇，並佩服他們的學問而得一般學者的尊敬。羅明堅既然跟著卸任的總督到紹興去了，利瑪竇便獨當一面的進行著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學問使人佩服，並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橫逆之來，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個從後面牆上進來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給他，說他是為了貧窮的緣故，不必和他計較，那個人覺得很慚愧。自然這樣的事情便傳布開來，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稱贊，他們在肇慶，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學習中國語言，並且研究中國文字，對于中國的五經子史，都能明曉其意義，據此著書立說，發明教義。他欲實現保羅所說的︰『在什麼樣人中成什麼人』的教訓，他要『在中國成中國人』，于是他也像羅明堅一樣在飯食起居儀節生活上都完全中國化，穿著和尚的服裝，而改變歐洲的習慣。後來遇到瞿太素，才勸他改穿儒服，廢除僧名。那時有因愛慕其學問，而來跟從他的，如鐘銘但黃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來請求祈禱的，于是在肇慶便有許多人信奉天主教了。
到一五八九年一個新任總督叫劉節齋的，他羨慕利氏等的住宅，想要把他奪去，逼迫那些教士退到澳門，但卻不願居一惡名，所以仍舊叫教士回到肇慶，願償還其房價，利氏等力辭不受，只望在別一城中居住，總督遂指定韶州南華寺為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傳教工作，遂因此向北推進一步。利氏既到韶州，便請在城河西首官地建造堂宇。鑒于前次的糾紛，不復用歐洲式，建成華式的住宅及禮拜堂各一所，時在一五八九年。在韶州遇到瞿太素(按︰太素乃文懿公常熟景淳長子，文懿公有數子曰汝夔，日汝稷，曰汝說，後來殉國的瞿式耜是汝說的兒子，也是個熱忱的基督徒，可見太素之接受基督教，影響于其後來的家庭。)他本來認識利氏于肇慶，適過韶州，談論甚契，願奉為師。本來他想從利氏學得仙丹，卻不料所學的乃是宗教真理，與數理幾何等學問，歷時不久，頗有心得，所以後來在一六○五年受洗入教了。利氏曾問太素有何祈求？太素答以行年四十三，尚未有子，能為我祈天主乎？是年，太素果生一子，名曰式谷。太素本是一個著名的學者，得其揄揚于縉紳之間，利氏之名遂大噪。
利瑪竇曾乘暇游南雄，遇見王玉沙在南雄做官，深為契合，遂得在南雄暫住，為若干人授洗。時同伴麥安東(Antoined-Almeyde)石方西(FrancoisdePetris)相繼逝世，利氏遂感到孤單。適郭居靜(LazarusCattaneo)至韶州(一五九四年)遂共商赴北京計劃。次年跟隨起復之大吏姓石的少司馬同行，想借此以至北京。逾梅嶺後，溯贛江而上，要經過十八灘，波濤險惡，所乘之船觸灘沉沒，全船之人皆落水，隨行的青年名(JeanBarradas)者慘遭溺斃。利氏自己既沒水中，不諳游泳，度無生望，忽手觸一繩，乃得脫險。不意該大吏忽然變計，深恐攜一外人入境而獲咎，欲把利氏遣回廣州，幾經力請，始許帶至南京，而該大吏本人則陸行北上了。既至南京，不為官吏所容，復還江西，至南昌，心頗懊喪，適有醫士王繼樓者，本相識于韶州，至是見利氏至，殷勤款待，賴其見容，得識城中士人。時江西巡撫陸仲鶴，邀見甚喜，利氏以其所著書並三稜鏡獻之，遂得留居于南昌。由此，得謁見建安王，王甚歡迎之，握手而言日︰
『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嘗不交且敬之，西邦為道義之鄉，願聞其交友之道。』
利氏便著成交友論一卷獻之。時適同會穌若望(JeanSoerio)帶了些金錢來，遂租得小屋同居于此。從此利氏之名愈著，過訪者戶限為穿，有見其太煩而勸其托詞不在以謝客，利氏答曰︰
『天主不容我作偽言，寧願過客倍增，不願言行背道。』
因此，人家愈加看重其人格與其教道。利氏身居南昌，心常不忘北上，一五九八年適有舊相識王忠銘，新授南京禮部尚書，將入京覲見，路過韶州，原欲攜帶利氏入京，繼知利氏在南昌，遂偕郭居靜至南昌，將與利氏同至北京。
先是利氏在肇慶時，繪有地圖一幅，為趙心堂所得。時趙公方將開府姑甦，適王忠銘帶利氏到南京，趙公饋送禮物中有此地圖，王公甚奇，以示利氏，方知此圖本為利氏所作，乃作書以告趙公，趙公喜出望外，具車以邀利氏，相得甚歡。利氏並出天主像，趙公懸之于日常拜天之所，稽首敬禮，並遍請當道諸公，同為瞻仰，暢談十余日。時王忠銘已先北上了，趙公乃命人護送入京。時正因中國與日本因朝鮮事發生戰爭，流言外國人為日本間諜，為避嫌計，不得已使郭居靜逕返南京，自己則往甦州訪瞿太素，太素勸其在甦州建一住所，然以利氏久病新愈，甯赴鎮江休養，至一五九九年仍還南京。時王忠銘已就南京新職，介紹許多官吏與之訂交，一般士大夫，咸以與利氏訂交為榮。郭居靜亦由山東來會。商量建築住所。戶部劉斗墟曾于洪武岡建有住宅一所，因常為魔擾，願讓給利氏，視之，極為滿意，即奉天主神像于其中，夜與郭居靜鐘念江遷入同居，安然無異。次日諸相知過訪，咸以為邪不勝正，始知堪輿擇日之俱屬妄誕。有太史王順庵者，博學多聞，常有志于度數歷法之學，知利氏精此學，乃令張養默先就利氏受業，習之既久，于渾儀度數，始有所得，乃喟然嘆曰︰『彼釋氏之言天地也，但聞一須彌山而日月繞其前後，日在前為書，在背為夜，其言日月之蝕也，則雲羅漢以右手掩日而日蝕，左手掩月而月蝕，言地在須彌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國居其南，天地之可形像測者，尚創為不經之談，況不可測度者，其空幻虛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測驗可據，毫發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細，聖教之與釋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
名士吳左海李卓吾亦皆訂交利氏，賦詩為贈。又嘗折服道家李公，高僧三槐，其學識為當時人所驚服者類此。諸大夫中首先奉教的，乃一七十歲之武官，洗名為保祿，後其子及全家皆受洗。斯時奉之人日多，就其新住的禮拜堂中公開禮拜，郭居靜將此情形赴澳門報告，並請派輔助之人，不久，郭氏偕龐迪我(DidacedePantoja)同來，留郭氏主持南京教務，利氏則偕龐氏作北京之行，時在一六○○年，所帶頁物，有大小自嗚鐘各一，油畫三幅，內聖母像一，耶穌偕約翰像一，救世主像一，鏡數面，三稜玻璃柱兩面，聖課日禱書一冊，手琴一具，萬國輿圖等。被內臣馬堂，截奪貢物，自行上奏，奉旨使殿召見，命內臣學習西琴，並問西洋曲意，利氏乃譯西琴八曲以進，帝尤愛自嗚鐘，命此二外國人留居京師，並賜月俸。向例外臣貢物，必由禮部呈進，今因利氏逕由內官直達，禮部大臣認為越級，頗示不滿，後經利氏說明馬堂強奪邀功之事，方釋嫌怨。利氏雖留京師，卻居夷館中，乃具疏請命，冀能于兩京或吳越，得一居所，未蒙報可，後經禮部趙邦靖周旋其間，始得在北京僦屋以居。後趙公因事去官，利氏獨往唁慰，趙公感激相知，歸而研究利氏天學實義一書，頗多領悟。利氏住京師幾十年，時與名公巨卿論學，賓客過訪，絡繹不絕。每接見賓客時，軛言天主教理，一有賓客，則倒屐出迎，雖在抱病呻吟之時，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則呻吟如故，無分貧富貴賤，一視同仁，因此，交游日廣，人多樂以相親，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名公巨卿，翰苑聞人，頗多受洗入教，徐光啟李之藻即其中之一。時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余人，徐光啟本于一六○三年領洗于南京羅如望(JeandeRocha)，次年為翰林，至一六三二年入閣為尚書，為當時華人信道中最有貢獻的一人。李之藻從利氏學西學，深佩利氏器識，適患重病，以獨居京師，乏人照料，利氏朝夕于床第之間，為之調護，及病篤時，乃勸其立志奉教，遂為施洗，而病亦漸痊，後為基督教多所著述。
一六○九年利氏曾創立信徒團體，名曰天主母會，在會之人，相約以德行範世，瞻養窮人為務，按月聚會，互相策勵。其日常工作，除為志願受洗之人講說教理外，又嘗努力學問，于中國文學，造詣甚深，四書五經，都能熟讀，故其在應對周旋之時，往往引經據典，闡明教義，深得當時儒者的欽佩。本其于中國學問的素養，從事著述，一書之出，莫不受人稱譽。教內外人士，致書請問的，日有多起，輒手自裁答，雖縷縷長言，亦不憚煩。又嘗就北京建築大禮拜堂，親自督理工程。以一身任此繁劇，勞苦不辭，乃至促其年壽，于一六一○年五月十一日臥疾不起，年僅五十七歲。遺命以龍華民(Lonsobardi)繼其後任，龐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請葬地，乃以借沒楊內官私創二里溝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賜為利氏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之所。在京與南京南昌韶州諸士大夫都來參加葬禮，京兆玉沙王公撰文立石以資紀念。內臣中有以為外臣賜葬，向無此例為言，宰相葉向高乃曰︰『遑論利氏之道德學問，即就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亦足當葬地之賜。』此利氏之死。實予基督教在中國以莫大影響。當利氏臨終之前，曾致書于其同僚，有雲『我思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之良法，莫為我死。』果然，他不平凡的死，成為基督教史上的偉績。其生平所著漢文書籍甚多，當于下文另述。
總利瑪竇逝世時的教會情形，從上述的一篇傳記里，可以知道當時已開設教會的，有下列的幾處︰
(一)肇慶府。于一五八三年建一住宅。
(二)韶州府。于一五八九年建立教堂與住宅。郭居靜于一五九四年到此工作。到一六○六年已有教友八百人。
(三)南昌府。于一五九五年，以六十金買一小房作教堂，一六○七年李瑪諾又以百金買一較大之屋立堂。一六○九年時有教友約三四百人。
(四)南京。于一五九九年建造堂宇。
(五)北京。于一六○五年以五百金購一屋建立聖堂，即為南堂。
(六)上海。于一六○八年由徐光啟郭居靜開教，建立堂宇，二年中受洗者有二百人。
(七)杭州。于一六一一年由李之藻郭居靜開教。
當時奉教人中有名望的，如(一)瞿太素，江甦常熟人，大宗伯文懿公長子，一六○四年領洗于羅如望之手，聖名依納爵。(二)徐光啟，上海人，官至禮部尚書，一六○三領洗于羅如望，聖名保祿。(三)李之藻，杭州人，一六一○年病篤時在北京領洗于利瑪竇。(四)楊廷筠，杭州人，一六一一年在本地郭居靜手領洗入教。(五)馮應京。安徽盱眙人，讀天主實義而受感。(六)李天經，河間吳橋人，以進士仕京師，由徐光啟勸導而入教。(七)張壽，李之藻門人，與其師同受洗于利瑪竇。聖名彌額爾。(八)孫元化，嘉定人，在北京受徐光啟感化，于一六二一年領洗，聖名依納爵。(九)王征，陝西涇陽人，官至布政司，聖名斐伯理。(十)韓霏，山西絳州人，在北京與徐光啟善，聖名多默。(十一)段哀，山西絳州人，亦在北京做官時奉教。(十二)金聲，安徽甯人，崇禎進士，與徐光啟善而奉教，其女守貞不嫁，亦奉教(十三)瞿式耜，為瞿太素之佷，萬歷進士，後殉國。(十四)張賡。福建晉邑人。與利瑪竇同時同工的人，除上述羅明堅為其先進外，如︰麥安東，是葡萄牙人，他的號叫立修，在一五八五年偕孟三德到澳門，協助羅明堅利瑪竇傳教內地工作，曾隨羅氏至紹興，並與利氏共事于肇韶州，一五八九年病歿。
孟三德(EdouarddeSande)也是葡萄牙人，號叫甯寰。一五七二年至印度，奉範禮安之命，輔羅利工作于澳門，後經羅氏帶往肇慶，總督會面詢其會否思家，乃答曰︰『永與華人處，是我願也，』後因肇慶教士為總督所逐，相率至韶州，勸導青年華人入教，不久，孟氏遄返澳門。一六○○年病歿。
石方西(FrancoisdePetris)意大利人，號叫鎮宇，一五九○年奉範禮安之召，來至澳門，以麥安東病歿，赴韶州，繼其職，抵韶不久，有盜夜劫其室，被盜砍傷其頭，並傷僕役三人，官捕得盜，判處死刑，石氏等請寬其罪，僅杖二十釋之。助利氏傳布教道。體魄雖健，然預知不壽，未三年果病終。
郭居靜(LazrusCattane)。亦意大利人，字曰仰鳳，石方西病歿，利氏獨居韶州，郭乃召氏來助。利氏第一次赴南京時，留韶管理教務。後偕利氏同赴北京。及還南京，被遺歸澳門報告旅行經過。事畢遂攜龐迪我(JacquesdePantoja)至南京，利氏最後離開南京時，郭氏留居南京，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處教務。後來範禮安卒，郭氏遂繼其視察之職，留居澳門。會荷蘭人因嫉葡萄牙遠征得利，乃遺海盜擾沿海島嶼，並欲謀據台灣，進取澳門，于是葡人設防以備。華人見之，遂有外國人謀據中國，推郭氏為帝之流言，且有不良**，以教士們不袒庇其訟事，懷恨于心，又從而煽動。釀成焚燒教堂的暴動。流言既熾，教士等處境其危，兩廣總督派人調查，召見郭氏，欲觀其武庫，郭氏導之入圖書室，乃指其藏書曰︰『此我所持以謀據中國之武器也。』又導之入學校，而指其學生曰︰『此我將率以侵據中國之兵卒也。』流言之不實，至是始為之釋然。這件事體是在一六○六年。後帶熊三拔(deUrsis)來中國，及至南昌，三拔到赴北京，郭氏則止南京。時徐光啟因父喪回上海，道經南京，邀郭氏同往開教(一六○八年)。時上海因商業興盛，已成重要城市，居民約四萬戶，人口約三十萬人。以徐光啟位高望重之故，易于號召，得建一華麗教堂。郭氏居上海二年，受洗者有二百人。復奉新會督龍華民(NicolasLongobardi)之命，偕同金尼閣(N．Trigult)鐘巴相赴杭州開教。李之藻是杭州人，已在北京受洗，時亦因丁夏在籍，力助開教事業，並勸其友楊廷筠入教，徐李楊三人，實為當時開創教會之三大柱石。杭州亦建堂施洗，日臻興盛，兩地教會，皆由郭氏主持，居杭州約三十年，至一**○年逝世，年已八十。
龍華民意大利人，號曰精華，一五九七年到中國，先在韶州傳道，遭受甚多困難，仇教的民眾和尚，屢加侮陷。一六○三在韶州靖村建立教堂，此實為中國首建立之教堂，以其尚在利氏所建之北京教堂以前故。一六○九年被召至北京，任中國全國會督，其第一工作，即為編纂洗禮語，其意見與利氏不同，所以為引起後來禮儀問題討論的導火線。一六一六年南京教案起，在華教士，盡被驅逐，及至一六二二年熹宗帝以與滿州戰事，乃召回諸教士，謀軍事上的幫助。龍氏得與陽瑪諾(EmmanuelDiazJunior)同至北京，仍做傳教工作，並常至山東泰安傳教，勸化受洗甚多。年九十五，因跌傷而去世，時已為清朝，順治帝賜葬銀並致祭。
羅如望(JeandeRocha)葡萄牙人，號曰懷中，一五九八年被派至韶州，後來復派至南京，曾為瞿太素及徐光啟施洗。南京教案起，偕一中國修士邱良厚避難建昌，在建昌也曾為一名翰林萬瑪竇全家施洗。後來從建昌至福建漳州開教，又至江甦嘉定傳教，並建築教堂一所。當南京教案時，曾與徐光啟起草奏疏，辨明沈涔之誣。熹宗召回北京並任會督，次年(一六二三年)去世，葬杭州方井南。徐光啟聞訃，全家持服，如遭父喪。
龐迪我(DidacedePantoja)西班牙人，號順陽，一五九九年至澳門，範禮安遣往南京與利氏同工，利氏第二次入京，攜以同往，得其助力不少。曾赴近郊各村莊傳教，領洗者數十人，利氏死後，為之奏請葬地。奉朝命改正歷書，被暴徒毆擊，幾瀕于死。南京教案起，卒被驅逐，甫至澳門，得疾而死，時為一六一七年。
熊三拔(SabbathindeUrsis)意大利人，號曰有綱，一六○六年被派至北京，利氏令其精研中國語言。時因中國欽天監推算差錯，朝命龐迪我與熊氏共同修歷，著書推其經緯度數與日蝕。結果，雖遭官吏嫉恨，卻得萬歷帝的歡心。及至南京教案起，熊龐二氏同被驅至澳門。一六二○年病歿。
李瑪諾(EmmanuelDiazSenior)號曰海獄，一五八五年至印度，一五九六年任澳門會團長，並視察韶州南昌南京教務。一六○四年至北京，偕郭居靜南下。次年摧中國修士邱良厚返南昌傳教，受洗者有二百余人，並勸化一明朝宗王全家受洗。四年後重返澳門任團長職，後又奉命視察各處教會。一六三七年曾上書主教，自言居東方五十一年，任布道長或諮議逾四十九年雲雲。一六三九年病歿于澳門。
費奇規(GaspardFerreira)葡萄牙人，號曰揆一，曾至北京協助利氏，做培植教友工作，自任講授之職，因而受洗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後興陽瑪諾共管韶州教務，曾在建昌建一教堂，清兵入關，乃退回廣州傳道。
上述諸西教士，皆與利瑪竇有直接關系，同時工作的人，尚有若干中國人士。在當時傳教工作上有相當貢獻的，除上述之徐光啟李之藻楊延筠外，如︰
鐘巴相，一名銘仁，是第一個入耶穌會的中國人，他的號叫念江，廣東新會人，諳西方語，曾任利氏舌人，從行數年。時華人信教頗易遭受意外困難，在韶州曾受刑負枷，被驅逐後，又在杭州受杖而幽禁，隨利氏至北京後，復受第三次的禁錮，皆因其宣傳福音之故。在南京教案中受苦最多。一六二二年歿于杭州，入教凡三十二年。
黃明沙，偕鐘巴相同入耶穌會，偕傳教師入內地傳教，在南閔曾說瞿太素入教，後至南昌傳教，旋奉視察員之召至文州。時正流言葡萄牙人謀反甚盛，氏為新入教而背教者誣告于總督，謂為郭居靜之間牒，捕之入獄，備受苦刑，問無實據，本可釋放，不意彼告詰者，復誣以私藏火藥，乃被囚禁，受重笞，體無完膚，次日復遭刑訊，抵獄即死，年僅三十三歲，時在一六○六年。
游文輝字含機，澳門人，一五九八年隨利郭二教士在南京傳道，一六○五年得範禮安之許可，入耶穌會為修士。後隨利氏至北京，當利氏臨終時，彼曾在側。一六三○年歿于杭州。
雷安東也是澳門人，在北京入耶穌會，常偕龐迪我傳道近畿各村莊，雖體弱多病，仍能不辭勞苦。為費奇規伴侶，遺至韶州休養，後又由韶州赴澳門，歿于舟中，時在一六一一年。
邱良厚字永修，也是澳門人，父母皆基督徒，故自幼即入教，後為副教師，偕羅如望居南昌建昌數年。一六二一年隨畢方濟(F．Sanlbiasi)至北京，為龍華民之勤勞伴侶，受其勸化而受洗者甚多，其中有經龍氏施洗之太監龐天壽，亦為邱氏勸化之功。一**○年歿于北京。
鐘鳴禮，字若翰，與其父念山其兄鳴仁同在澳門入教。當其兄隨利氏赴北京時，他留居在江西南昌，後從王豐肅于南京，遂入耶穌會。利氏既死，曾往北京會葬。在南京教案中被刑殘廢，幾瀕于死，其為道受難如此，不意在一六二一年，被會中除名。
石宏基，亦澳門人，字厚濟，一六一二年隨郭居靜至杭州，次年隨林斐理至處州，又曾在南京絳州建昌等處傳道。
邱良稟，字完初，生于澳門，或為邱良厚的兄弟，一六一○年入耶穌會。在韶州修院肄業時，被拘入獄，備受苦刑。被釋出後，曾奉派往安南南坼。長于日才，勸化多人入教。
倪雅各，字一誠，生于日本，範禮安遣之回中國工作，一六○四年隨李瑪諾至北京，入耶穌會為修士，居北京多年。
凡此諸人，乃利瑪竇前後中西同工的幾個重要人物，是創造這一時期中國基督教的有力分子。此後在明末清初之間，尚有幾個重要西國教士，像葡萄牙人陽瑪諾，在一六一一年與費奇規同至韶州，法蘭西人金尼閣(NicolasTrigault)一六一○年至澳門，次年被派至南京，又工作于杭州北京等處。又有意大利人艾儒略(JulesAleni)一六一三年被派往北京，曾至開封訪求猶太教經典，後勸化楊州某大吏信教，教名伯多祿(Preire)。因伯多祿任職陝西之故，隨赴陝西，後由陝西至山西，勸化若干人信教，又赴常熟為瞿太素之佷進士式耜施洗，名公巨卿與之往還者甚多。畢方濟(FrancoisSambiasi)亦意大利人，一六一三年被召至北京，南京教案起，被逐南還。山東巡撫孫元化留之居嘉定，後仇教事息，潛入北京匿居徐光啟宅。後至上海松江開封南京各處傳教，頗為明末隆武永歷諸帝盡力，冀挽頹連。葡萄牙人傳汛際(FrancoisFuriadoHeurtado)一六一八年隨金尼閣來中國，初在嘉定，後至杭州與李之藻相隨，李之藻死後，便至陝西西安，在該處建立教堂一所。與艾儒略分主南北兩教區︰南區包括南京福建湖廣浙江江西兩廣，由艾氏管轄，北區包括京畿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四川，由傳氏管轄。日耳曼人鄧玉函，亦與金尼閣同來，被召至北京，助熊三拔等修歷，因南京仇教事起，乃南歸，迨事平，復召西士修歷；時在北京者，僅龍華民與鄧氏二人，乃命鄧氏主其事，迨鄧氏于一六三○年卒，湯若望羅雅各繼續其未成之業。說到湯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也是日耳曼人，對于中國教會，在歐洲教士中佔重要地位。當鄧玉函卒後，朝廷召湯氏入京繼其修歷之任。中國歷官頗嫉恨之，得徐光記以閣老地位加以庇護，故未遭意外。光啟將死，曾托其他信教大臣，為之保護。當時湯氏曾為若干太監施洗，其中以若瑟與龐天壽為最著名，若瑟在宮庭內傳道，宮內婦女太監及後妃因而信教者有二百余人。滿清入關，順治帝亦甚寵眷湯氏，呼之日瑪法(Mota滿洲語父也)。氏曾致書歐洲母會，請派會士來華，因已得皇帝自由傳教之許可。自一六五○至一六**年間，受洗者逾十萬人。後以楊光先反教之故，與當時同工神甫南懷仁利賴思安文思入獄，幾喪性命。其生平事跡，可與利瑪竇相比。同時在上海經營教務的，如意大利人潘國光，後來為南京主教的則為南懷仁，皆天主教中的有名教師，其他不及詳舉。
在此，我們應當補述明末皇室與教會的關系。自滿清侵入北京，崇禎殉國，福王稱帝于南京，迨南京失守，唐王稱帝于福建，號曰隆武。隆武被執，丁魁楚瞿式耜奉桂王稱帝于肇慶，改元永歷。永歷是萬歷之孫，在位十五年，端賴奉教大臣瞿式耜龐天壽焦璉等之力，支此殘局。永歷太後及皇後奉受洗進教，太後聖名赫肋納，皇後聖名亞納，太子亦因病受洗，聖名公斯當定。同時，宮中領洗的有五十人。太後曾遣使至澳門獻祭、並欲遣使至羅馬謁教皇，龐天壽本願自往，太後以其年高，乃改派卜彌格神甫前往，于永歷四年起程，持國書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長，信中請求為中國祈禱太平，並多派教師來中國傳教。龐天壽亦備上教皇書帶往。卜神甫在途歷二年始達羅馬，適教皇因諾增爵故世，乃謁新教皇亞立山大第七，得教皇回書，及回中國，太後已死。永歷帝卒不能復興明室，與太子共殉國于雲南，其皇後及宮女等均送至北京，居于別宮，不能得見神甫，只有幾個女教友，時常去安慰她們罷了！
佛教歷史上言佛教在中國遭遇的教難，共有四次，即所謂『三武一宗』之厄。而基督教在中國所遭到的教難，也有四次︰第一次為一六一六年的南京教案，是由南京禮部侍郎沈涔所主動的，第二次為一六五九年的欽天監教案，是由北京欽天監楊光先所主動的，第三次則為一九○○年的義和團之役，是由剛毅毓賢等所主動的，第四次則為一九二二年的非教同盟，是由學生們主動的。前三者出發于排外恩想，演成流血慘劇，後者出發于科學思想，旨在破除迷信。茲為便于敘述起見，依時代的先後，述說于後。
查基督教自輸入中國以來，所遭受的教難，固不是一六一六年才有的。一般傳教士受著當地人民的排擊，甚至為眾毆辱或搗毀寓所，時有所聞。亦有為官廳拘捕，囚禁或驅逐出境，尤屬不一而足。單從明朝講，據曾德昭(AlvaredeSemedo)神甫的調查說︰
『傳教師等所經危難之多，幾出人意想之外。我曾調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之數，共有五十四案。要以傳教初年發生于廣東者為多。』
不過這些教案，大概屬于地方事件，由于少數捕風捉影的流言而起，一經說明，即告平息。教士們原本耶穌犧牲精神，固求息事寧人，雅不欲使事端擴大，締結惡感，雖曾受物質損失，身體痛苦，亦惟抱『犯而不校』精神，泰然處之而已。但是後來往往有因一教士之犧牲，造成國際上不良結果的，實非教會本意，乃出于政治力量的借端擴張，教會本身亦屬無可如何的。不過教會既來自西方，負主持和宣傳之責的，又為歐洲人士，習慣不同，種族不同，在稟有數千年特殊優越文化的中華民族眼中，自難免有桿格歧視之處。『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中國儒者幾千年來傳統的態度。所以歷來用文字來攻擊基督教的，不一而足，最有力量的，莫如黃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請闢天主教書，以及王朝式的罪言，鐘始聲的天學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斯天罔世，林啟陸的誅夷論略，許大受的聖朝佐闢，李生光的儒教正，陳侯光的辯學芻等等。黃貞是一個儒家而信佛的，他自稱為天香居士，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為立場，他說︰
『佛道至高，以攝九十六外道之法攝之，免其惑世誣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只之上。』
他上書給他的老師顏茂猷舉天主教的可患可憤者五條，請他著論闢之。在他的破邪集中，收羅了許多非教的文章，如︰張廣恬的證妄後說，中間有『西人誣妄先師』的話，鄒維璉的闢邪管見錄，中間有『禱張為幻，左道惑人』的話，還有個和尚叫普潤的誅左集緣起，中間有『斬祖先之祀，亂秉彝之倫，于是集緇素之文，以誅左道』的話，因為他也收集了許多文章，編成誅左集，原欲鼓起佛**的聯合陣線，向基督教進攻，所以引出許多和尚的作品，除普潤自己的作品外，有︰密雲的辨天三說，侏宏的天說，圓悟的辯天說，通容的原道闢邪說，如純的天學初闢等等。總他們這些文字的大意，大概以破壞中國倫常為骨干，以陰謀不軌為罪狀，所以會引起許多同情的人。但是這些攻擊，還不過是筆墨上的空論，不足以影響到基督教的進行，信仰或贊同基督教的，還是大有其人，像葉向高，李卓吾，李日華，池顯方，沈光裕等名相學者，往往見之于詩文。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盛稱其教理的宏深，中有︰
『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冷然得深旨。』
沈光裕听湯若望講經，賦詩志感。又有錢路加的贈湯道未先生長詩，與趙懷王的游天主嘗即事長詩，皆贊美教士的道德與教道的精微。
從反對而見之于行動的，首有一六一六年的南京仇教案。這時詎利瑪竇之死，只有六年，當利氏在世之時，深得朝廷歡心，鑒于教會勢力的日愈擴大，反對的人，雖懷仇恨，奈無可乘機會。至是則認為領袖既逝，教會瓦解，不難一網打盡。于是有沈涔的奏參，引起大獄。沈涔是浙江吳興人，以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之職，據說他與基督**有宿怨，這時又受了和尚的賄，決意要驅逐傳教士，所以在萬歷四十四年五月八日及十二月連上三張奏疏，參劾教士，他的奏參標題，是說︰
『遠夷闌入都門，暗傷王化。』他所說的王化，就是儒教文化。從他所說的︰
『職聞帝王之御世也，本儒術以定紀綱，持紀綱以明賞罰，使民日改惡勸善，而不為異物所遷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儒教為立場，而加以排斥的。所舉出的重要理由︰一為治歷問題，一為祭祖問題。他這樣說︰
『從來治歷，必本于言天。言天者必有定體，堯典敬授人時，始于寅賓寅餞月之晦朔弦望，視日之遠近，而星之東南西北，與日之短永中相應。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解之者以天體之運有恆，而七政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則未聞有七政而可各自為一天者。今彼夷立說，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為一天其為誕妄不經，惑世誣民甚矣。」
這樣駁斥教士們治歷之謬，還是從學識方面加以攻擊，欲**朝廷對教士治歷的信任。當然的，以尚書堯典舜典為根據，現在看來，是毫無學理上的價值的。至對于祭祀祖宗問題，當時很可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意，因為中國幾千年祭祖的習慣，認為是儒家教孝的要道，一般反對基督教的理論中，都以這點為重要理由。所以他的奏疏中有︰
『臣又聞共誑惑小民，輒曰，祖宗不必祭祀今彼直勸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
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無君臣，由後言之，是李天下而無父子。何物丑類，造此矯誣！蓋儒術之大賊，聖世所必誅，』
在他看來，這種破壞中國儒家文化的大罪狀，是決不可以容忍的。但這理由是尚不足定教士之罪，所以他又舉出一個莫須有的理由，說他們有圖謀不軌之意，在第一疏中，還說得比較隱約，只說︰『聞其廣有貲財，量人而與，是以貪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此其心懷叵測』
『現今兩京各省有幾處屯聚，既稱去中國八萬里，其貲財源源而來，是何人為之津送。』
彼又引歷史故事，以證天主教之施與，實為收買人心，若不早為之防，恐貽將來莫大之禍。這一層最易聳動朝廷，然而疏上之後，毫無影響。只是因為他的奏疏中有『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等話，便引出徐光啟的答辯，在七月間亦上了一張辨學章疏，開端即說︰
『臣見邸報，南京體部參西洋陪臣龐迪我等，內言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
一雲妄為星官之言，士人亦墮其雲霧。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連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信向之者臣也，與言星官者臣也，諸陪臣果應得罪，臣豈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
他這樣勇敢地承認自己是基督教信徒，並且證明這些教士，都是有德有學的人，他們到中國來無非是勸人為善，絕無陰謀。進一層說到他們所傳之道，不但高出佛道二教，而且與儒教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能本容納佛回之例，容納他們。末則舉試驗之法三，處置之法三，以斷其是非。所謂試驗之法︰一將該教經典譯出，是否是邪說左道？二召集有名僧道，互相辯駁，定其是非。三將該教已譯諸書及其教中大意，略述成書，以供參證。所謂處置之法︰一供其費用，不必收取外國捐款。二合本地人士聯保具結，以察其有無不端行為。三調查信教者有無過犯。這張奏章，得到御批『知道了』三字，把沈涔的奏章擱了起來。但是沈涔怎肯從此干休，一方面他便逮捕信教的華人，一方面又上第二疏，再從『陰謀不軌』的一層，說得格外懇切。說道︰
『裔夷窺伺，潛住兩京，則國家之隱憂當杜也。』
所舉理由︰一日．『豐肅神奸，公然潛住正陽門里，洪武岡之西，起蓋無梁殿。』二曰︰『城內住房既據洪武岡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園一所，正在孝陵衛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為？」三曰︰『從其教者，每人與銀三兩，盡寫其家人口生年月日，雲有咒術，徑有呼召，不約而至。』四曰︰『每月日朔望外，又有房虛星昂四日為會期，每會少則五十人，多則二百人二尤有一要點，說︰『七月初才有邸報，而彼夷即于七月初旬具揭，及二十一日已有番書訂寄揭稿在王豐肅處矣。橫弄線索于其間，神速若此，又將何為乎？』這明明把反叛的罪名，加在教士身上，所以說『一朝竊發，患豈及圖。』請求朝廷，速即處分。一面他已迫不及待，逮捕了十三人，說︰『同居徒眾，妾稱天主教，煽惑人民，現在本所搜獲者，十三名，一面行提鞫審。」疏上之後，仍無影響，故又于十二月上第三疏，重申第二疏中的意義，說『伏戎于莽，為患叵測，』且以聞諸閩海士民之言，說他們曾借天主教名義，襲奪呂宋國土為證，一面陳說已捕鐘嗚禮等的審詢情形。當時萬歷王帝雖不相信他的話，但經不起那些仇教人的一再陳訴，結果，便有放逐教士出國的明諭，時王豐肅(後改名為高一志)與謝務祿(Semedo)後改名為曾德昭)雖明知其事，並不害怕逃避，仍舊守在居宅之中，等待吏役的來臨。果然吏役來了，把持他們的門，清查他們的財產，將他們逮捕。只因謝務祿正在患痛，所以把他關閉在一間房中，單將王豐肅舁至沈涔地方，囚諸獄中，後來經過幾次鞠訊，受著許多痛苦。據王氏後來自述，當審訊之時，『有足踢者，有拳擊者，有批頰者，其勢之來，有同暴風雨，有椎擊者，近類波浪，有唾吾人之面者，有拔吾人之毛發者，挫辱至甚，未能畢書。』並且受杖，惟謝氏因病得免杖責。最後把他們押解出境，房屋器具書籍，均被沒收。我們一讀當時南京禮部會審記錄，可以見得當時兩教士的受苦情形。
這一段記錄，正可以當作王豐肅教士傳教的歷史看，繼著又記審訊謝務祿情形。將他們移解到都察院，有『轉行巡城衙門，遵旨速差員役，遞送至廣東巡撫衙門，督令西歸。』這是萬歷四十五年二月里的事。再從其移都察院咨文里，又可以看見二種情形，第一，他們所認為王豐肅的罪狀，大旨與沈涔參奏中相同，說︰
『豐肅數年以來，深居簡出，寡交游，未足啟人之疑。邇來則大謬不然，私置花園于孝陵衛，廣集徒眾于洪武岡迫人盡去家堂之神，令人惟懸天主之像)其次，則見得當時參奏的人，固不僅沈涔一人，但是延旨卻遲遲不下，其言曰︰『今又有倡為天主教，若北有龐迪我等，南有王豐肅等，其似附于儒，其說實異乎正。以故南北禮卿參之，北科道參之，而南卿寺等巡視等衙門，各有論疏也，今一概留中而不下南禮臣特疏參之而不報，南府都台省合疏參之而不報，北科道諸臣暨本部參之亦不報，故南科臣晏文輝又有速賜處分之請也。』
直至『萬歷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本部署部事左侍朗兼翰林院侍續學士何宗彥等具題，二十八日奉聖旨︰「這奏內遠夷王豐肅等，立教惑眾，蓄謀叵測，爾部移咨南京禮部行文，各該衙門速差員役遞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以靜地方。其龐迪我等，去歲爾等各言曉知歷法，請與各官堆演七政，且系向化來京，亦令歸還本國。」』
遞送教士出國的朝旨下來以後，沈涔等仇教派便佔了上風。在華西教士與中國信徒，大有風聲鶴唳，到處荊棘的情形。西教士中，有些被解到澳門，有些避匿在內地教友家中，教會財產，都被沒收，傳教工作，不能公開活動。王豐肅曾述他當時遞解的痛苦︰
『將我輩囚置于一狹小之木籠中，項手帶鏈，發長，衣服不整，視我輩為外來蠻夷。一六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如是囚置，從獄中提至法堂，加貼封條，三桌前導，上陳上諭，禁止一切華人與我輩交通，如是離南京，囚處木籠三十日，抵于廣東省之第一城，數日後抵澳門。書籍儀器之具皆被沒收，教堂居宅皆被拆毀，而以材料供其他建築之用。』
先是中國信徒的被捕審訊，備受痛苦的，從南宮署牘中看見有會審鐘鳴禮與鐘鳴仁兩案。鐘鳴仁號叫念江，鐘鳴禮號叫若翰，是同胞兄弟，父親名叫念山，廣東新會人，父子同在澳門進教。鳴仁跟隨利瑪竇進入內地，充翻譯之職，在韶州曾遭官廳逮捕，並驅逐出境。後在杭州又遭士人告發，杖而囚禁，賴利氏營救得釋。遂隨利氏至北京，以其傳布福音之故又遭禁錮。一六一五年在南京被捕，幾次審訊，受種種苦刑與悔辱，經刑部定罪，罰往關外為奴。據說當時有一康姓基督徒名MatthienGham的，願意代他出關受罪，卒因朝中一新入教的大官援救，乃得免罪。鐘嗚仁後在一六二二年病死于杭州。在禮部審查的供詞中有︰
『己亥年隨利瑪竇進貢，在北京七八年，方來南京住三年，又往浙江一年。舊歲五月間，仍來天主堂中，為王豐肅招引徒眾。若婦人從教者，不便登堂，令仁竟詣本家，與婦淋水宣咒，大約淋過婦女十五六名。』從此見得他也受傳教之職，可以為婦女們施洗。他的兄弟鐘鳴禮，自入教後，即在澳門教會中服務，後來也跟著西教士進入內地。當其兄跟利氏到北京去的時候，他便留居在南昌。一六○五年從王豐肅于南京。一六一○年利氏去世，便與其兄會葬北京，葬事既畢，仍回南京，幫助傳教事務，為有志入教的人，講解教義。曾往杭州與郭居靜會談，得知王謝二教士與兄俱被拘捕，即回南京，見天主堂已封，即往訪教友王甫余成元，知王甫亦已被捕，只余成元在家，見張采持著北京寄來揭帖一封，即雇得刻字匠潘明潘華等刻印，將編送各機關，以圖解救被拘的人。方在裝訂之時，即遭拘捕。兩次受杖，囚入獄中，後經沈涔提訊，又遭毒打，受創甚重。後罰在南京執掌船役，經同教人醵金贖他出來，但他的身體已經殘廢了。當他被捕時，曾說︰『平日受天主大恩，無以報答，今日就拿也不怕』可見他的犧牲精神。
在沈涔的第二奏疏中，說『搜獲者十三人』，但在這兩案審訊的記錄，鐘鳴禮案則有八人，鐘鳴仁案則成年十一人幼童五人。可見當時逮捕的人，必不止僅僅審訊案中的十余人，其中有非基督徒而牽連在內的。這些被捕的人中，都能守道不變，忍受痛苦。結果，有定罪而流徙的，也有被釋的，本來照明朝法律，左道惑眾，為首的要處絞刑，從犯須杖一百，流三千里。他們以為這班**，不單是有上述的罪狀，又加以勾結夷人，通敵嫌疑，都應當處以死罪。但他們還以為是法外施仁，從輕發落，沒有一個判死刑。據SemedoHistoire里，記著當時基督徒在教難中的精神，並有若**難的人，他這樣地記著︰
『當此時間，諸**之表示，皆無愧于其神甫，無謀自救或輕其縲紲而自辦無罪者。有數人且欣然受拷訊，惟願為信仰而受苦刑，惟恐不能殉教而死中有二人被庾死。一名PierreHia，南京人，年二十二歲，入教已五年，德行素著。是為宗教而死于獄中之第一人。次名GuillaumeVem，已婚，服役于神甫所，死時較後。又有一**名姚如望，好學深思，曾制四旗，上書其姓名籍貫職業，以一旗插頭上，被捕後，口稱願為天主死。尚有軍官二人︰一名JgnaceTsen,一名LucTchang;鐵工一人，名AnereHiang;教授諸神甫華語者一人，名PhilippeSin其人因此被奪功名。』(三一八至三二三頁)
可惜這里所記的幾個人，沒有中文姓名，只有姚如望與上表中所有姚如望，或者說是一個人。關于這一次教難的材料，雖不十分充分，但是這次對教會的**，我們可以由此知道相當的利害，教會便因此而陷于停頓了。
誰都承認中國固有的文化，向來專注重在形而上方面的，初期天主教教士們，他們在宣揚基督教道之外，並介紹西洋的科學進來，基督教便做了中西文化接觸的介紹人。很顯然的事實，自中西文化接觸以後，不但使固有的倫理思想，發生了變化，同時，也感覺到物質文明的落後，有迎頭接受科學的必要。安常習素的中國，將一變而為革命進取的中國，推本溯源，天主教教士的介紹功勛，是不容抹煞的。現在先把那些耶穌會士的的著述，作一個概括的介紹，然後來看一看從他們的著作所發生的影響。
在清初的時候，曾有韓霖第賡著過聖教信證一書，其附錄則歷敘當時教士們的著作。繼有費賴之(LouisPfister)以十余年的收集，編纂耶穌會士之傳記及書錄一書，自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五年撰成于上海。其自序中有雲︰
『吾人現在刊行之書，並非完全新作。先有進士韓霖張賡二人，曾用漢文撰有聖教信證。序題順治丁亥，適當西歷之一**七年。其書之旨趣，乃在證明基督教之真實，而傳教者之離其祖國，並非為欺騙華人而來也吾人之目的，即在盡吾人之所能，補足此種缺陷，遺者補之，關者續之，止于舊耶穌會最後會士之死，而于各人之傳記書錄，務求完備。』其書中所輯錄的教士傳記，約有五百人，中有華籍者七十人，篇帙之巨大，殆數倍于翰張氏所作。茲經馮承鈞氏節譯為漢文，當時比較著名的教士，其著作與重要事跡，略具梗概。
費書原序中，把當時諸傳教士的事業，分為三個時代︰
『第一時代，始一五八○年，終一六七二年，約一世紀間，為不少漢文著述撰刻之時代。在 此開始時代，必須駁斥偶像崇拜，說明真正教旨顧欲得君主之保護，須用學術方法而獲取之。由是最初傳教師撰有數學，天文，物理之書甚多。與所撰關于宗教及辯論之書相等，或且過之。』
『第二時代，始一六七二年，終雍正(一七三六)初年，是為北京及諸行省法國傳教會產生發展之時代。中國禮儀問題在是時辯爭甚烈，時常超過限度，後在本篤十四世(BenoitXIV)時始完全解決。此種刺激問題發生會有不少文字，傳教信札即在此時代開始刊布科學在是時仍在培植。』
此後則為第三時代，這時代教會在蒙難犧牲之中，而非撰述的時代了。換言之︰即在一五八○年至一七三六年之間，大約一百五十年，天主教教士大都努力于著述，此種著述的影響中國文化，實在非常之大。且略舉之︰
開著述之先的，要算羅明堅，他在一五八四年所著成的聖教實錄，是歐洲人以華文寫成的第一部，敘述基督教的綱要。
著述更多的，便是利瑪竇，有二十余種，大半都用華文寫成的。如︰(一)天主實義，一名天學實義，共二卷。一五九五年初刻于南昌，一六○一年重刻于北京，又重刻于杭圳，一六三○年後屢有刻本，有若干刻本前有李之藻徐光啟馮應京等序文。(二)交友論一卷，一五九五年刻于南昌，一五九九年刻于南京，一六○三年刻于北京，前有馮應京序文。(三)西國記法一卷，一五九五年刻于南昌。(四)二十五言一卷，一六○四年刻于北京，前有馮應京徐光啟序文。(五)畸人十篇二卷，一六○八年刻于北京，一六○九年刻于南京及南昌，一八四七年上海有重刻本。是書設為問答，大抵駁釋氏之說。(六)辯學遺牘一卷，一六○九年刻于北京，有李之藻跋。因畸人十篇，引起杭州僧人侏宏作論以攻天主教，後人復作說闢之而成此書。一九一五年天津大公報有活字版本，一九一九年有英斂之刻本，前有陳垣馬相伯序。(七)西琴八曲一卷，以利氏獻品中有小琴，龐迪我善音樂，以授中官，乃成此書，附刻于畸人十篇之後。(八)齊旨一卷，後附司鐸化人九要一篇。(九)畸人十規，是利氏在一五八四年刻于肇慶的第一部教義綱領。(十)奏疏，是一六○一年利氏入教進貢物品請許留居北京的奏章。(十一)幾何原本六卷，徐光啟筆述，是譯自歐幾里得(Euclid)的西文的，一六○五年刻于北京，前有利徐二氏序文。康熙帝命轉譯滿文，同治四年兩江總督曾國藩重刻于南京並作序。歐幾里得原書凡十五卷，利氏僅譯前六卷，後由偉烈亞力與李善蘭合譯後九卷，一八五七年刻于松江，板在太平天國時焚毀，後重刻于南京。(十二)同文指算十一卷，李之藻筆述，是應用的算術，一六一四年刻于北京，著錄于四庫全書之中。(十三)測量法義一卷，是應用的幾何，又測量異同一卷，皆是徐光啟所筆述。(十四)勾股義一卷。(十五)圓容較義一卷，李之藻筆述，一六一四年刻于北京。(十六)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李之藻筆述，一六○七年刻于北京。經天該一卷，為星經之類，亦李之藻筆述，一六○一年刻于北京，一八○○年有重刻本。(十七)萬國輿圖，一五八四年作于肇慶，一五九八年刻于南京。一六○九年帝命仿繪八幅。按明史卷三三六意大里亞傳雲︰『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輿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余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余國，而意大利居其一，第三日利未亞洲，亦百余國，第四日亞墨利加洲，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默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城中大地盡矣。』(十八)西字奇跡一卷，一六○五年北京刻本。(十九)乾坤體義二卷，著錄于四庫全書之中。此外尚有許多信札，經後人輯錄而成書的，又有好幾種。
郭居靜曾與利瑪竇合撰音韶字典。並自著有靈性詣主與悔罪要旨各一卷。
甦如望著有天主聖教約言，一六○一年初刻于韶州,並撰十誡一書。聖若瑟法行實；地震解，靈魂道體說等。又有答客難十條一卷，乃與儒士辯駁天堂地獄童貞等問題，一**二年刻于定州。此外有若干稟帖信札，經後人輯錄而成的幾種。
羅如望著有︰天主聖教啟蒙，天主聖像略說二書。
龐迪我遺著有︰七克大全七卷，一六一四年刻于北京，收入四庫全書。人類原始，天神魔鬼說，受難始末各一卷，龐子遺詮二卷，又有實義續編一卷，乃繼利瑪竇的天主實義而作，辨揭一卷，乃對于仇教時所上的辯論。又曾為中國皇帝繪四大洲地圖，每洲一幅，附以說明。
高一志(即王豐肅)著有︰(一)聖教解略第二卷，一六二六年初刻于絳州。一九一四年重刻于士山灣。(二)聖母行實三卷，一六三年刻于絳州。(三)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七卷，一六二九年刻于絳州，後在一八八八年土山灣重刻第一卷，題日宗徒列傳，編入道原精粹第七冊中而成為八冊。(四)四末論四卷。(五)終末之記甚利于精修，凡六頁，一六七五年刻于北京。(六)則聖十篇一卷，一六二六年後刻于福州。(七)十慰一卷，刻于絳州。(八)勵學古言一卷。(九)西學修身十卷，一六三○年刻于絳州。(十)西學治平四卷，一名民治西學。(十一)西學齊家五卷。(十二)童幼教育二卷。(十三)寰宇始末二卷。(十四)斐錄匯答二卷。(斐錄即Philosophy今稱哲學)(十五)譬學警語二卷。(十六)神鬼正紀四卷。(十七)空際格致二卷。(十八)達道紀言一卷。別有推驗正道論一卷。未置撰人名，馮承鈞謂屬高一志著。尚有若干信札，記述南京教案情形。
熊三拔遺作有︰泰西水法六卷，前五卷言水法，第六卷為諸器之圖式，一六一二年刻于北京。後一**○年徐光啟奉敕撰農政全書六十卷．曾將此本采入。簡平儀說一卷，一六一一年刻于北京，前有徐光啟序。表度說一卷。三書皆收入四庫全書。據白篤利(Bartoki)神甫說熊氏曾與徐光啟李之藻共譯關于行星說書籍數種。又據畢嘉(Gabiani)神甫謂熊氏曾撰有上帝說，寫以漢文，題年一六一四，撰于北京，熊氏以為上帝之稱不足代表真主！立說與龍華民相同。
陽瑪諾著有︰(一)聖經直解，一六三六年北京刻本十四卷，一**二年一七九○年北京刻本八卷，一八六六年土山灣重刻本八卷，一九一五年刻本二卷。十九世紀初寧波亦有刻本。別有官話節譯本，題日聖經淺解。(三)天主聖教十誡直詮二卷。(三)代疑編一卷，一六二二年北京刻本。似出楊廷筠手筆，楊氏並撰有代疑續篇。(四)景教碑注一卷。(四)聖若瑟行實一卷。(六)聖若瑟禱文。(七)天主禱文。(八)經世全書二卷。(九)默想書考。(十)避罪指南一卷。(十一)天門略一卷。尚有天學舉要與袖珍日課，及受難記諸書。金尼閣著有︰推歷年瞻禮法一卷，西儒耳目資三卷，況義一卷，及基督教遠被中國記，宗徒禱文等書。
畢方濟著有︰靈言蠡勺二卷，睡答，書答等書。
艾儒略著有︰(一)天主降生言行記略八卷，一**二年北京刻本，後幾次重刻。(二)出像經解一卷，即前書初副本的附圖。(三)天主降生引義二卷。(四)彌撒祭二卷。(五)滌罪正規四卷。(六)悔罪要旨一卷。(七)萬有真原一卷。(八)三山論學記一卷，與葉向高論學之篇。初刻于福州，一九二三年土山灣重刻本，前有甦茂相段襲二序，段序有『三山論學書，艾先生既刻于閩，余何為又刻于絳，從余兄九章命也」等語。(按九章名褒，絳州人，尚有弟名依，皆奉天主教)。(九)聖夢歌亦題性靈篇一卷。(十)利瑪竇行實亦題大西利先生行跡一卷。(十一)張彌克遺跡一卷。(彌克，張賡子，名識字見伯。)(十二)楊淇圓行略一卷。(淇圓乃楊廷筠別號。(十三)熙朝崇正集四卷，編輯天主教之文字若章疏序跋之類，福州刻本。(十四)五十言一卷，卷首有張賡序，題作五十言余，刻于福州。(十五)聖體要理一卷。(十六)耶穌聖體禱文。(十七)四字經一卷。(十八)性學粗述八卷。(十九)玫瑰十五端圖像。(二十)景教碑頌注解，(廿一)西學凡一卷。(廿二)幾何要法四卷。(廿三)西方答問二卷。(廿四)職方外紀六卷，前有李之藻楊廷筠矍式谷等序文。先是利瑪竇進萬國圖，龐迪我熊三攏奉命撰為圖說，迪我卒，艾氏增補以成此書。此外有一六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日蝕之觀測等書。鄧玉函著有︰(一)崇禎歷書一百卷，康熙時乃改名西洋歷法新書，四庫全書總目改題日新法算書，而以屬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龍華民鄧玉函羅雅各湯若望等，阮元疇人傳以屬湯若望，其實講人皆與其事。全書分三編！首西洋天文學理，次行星，恆星，日月蝕之說，與夫測算之方法，次便利測算諸表。(二)人身說概二卷，首有東萊畢拱辰序、稱譯于武林李太僕家，李太僕即之藻，是玉函此書之作，當在居杭州時。(三)奇器圖說三卷，玉函口授，王征筆筆述。一六二七年北京刻本。(四)大測二卷。(五)測天約說二卷。(六)正球升度表一卷。(七)黃赤距度表一卷。(八)渾蓋通患圖說三卷。
傳泛際著有︰寰有詮六卷，名理探十卷(即論理學)，二書皆為李之藻所筆述，刻于杭州。費樂德著有︰聖教源流四卷，總牘念經二卷，念經勸一卷。湯若望著有︰(一)進呈書像，是篇乃進呈天主事跡圖與慕都王朝覲像的說明。(二)主制群徽二卷，一六二九年初刻于絳州。(三)主教緣起四卷，一**三年刻于北京。(四)真福訓詮一卷，解釋聖經八福之義。(五)渾天儀說五卷。(六)古今交食考一卷，一六三三年刻于北京。(七)西洋測日歷一卷，一**五年奉阿瑪王所修之日歷，清廷得之甚喜，以之頒行全國。(八)學歷小辯一卷。(九)民歷補注解惑一卷，一六八三年南懷仁刻于北京。(十)新歷曉惑一卷。(十一)大測二卷。遠鏡說一卷，一六三○年刻于北京。(十三)星圖。(十四)恆星歷指四卷。(十五)恆星出沒二卷。(十六)恆星表五卷。(十七)交食歷指七卷。(十八)交食表。(十九)測食說二卷。(二十)共譯各圖八線表。(廿一)測天約說二卷。(廿二)奏疏四卷。(廿三)新法歷引一卷。(廿四)新法表異二卷。(廿五)歷法西傳。(廿六)赤道南北兩動星圖。(廿七)西洋新法歷書三十六卷，與徐光啟羅雅各等合撰。其子目有︰日躔表，月離表，交食表，原敘目，五緯表等。此外有崇一堂日記隨筆，艾儒略四字經要略，則克錄以及其他書札。
伏若望著有︰助善終經，苦難禱丈，五傷經規等書。
羅雅各著有︰齊克二卷，哀矜行詮二卷，聖記百言一卷，天主經解，聖母經歷一卷，求說一卷；周歲警言一卷，測量全義十卷，比例規解一卷，五緯表十卷，五緯歷指九卷，月離歷指四卷，月離表四卷，日躔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黃赤正球一卷，籌算一卷，歷引一卷，日躔考，晝夜刻分等書。郭納爵著有︰老人妙處，教要，原染虧益上下二卷，身後編上下二卷等書。孟儒望著有︰辯敬錄，照迷鏡，天學略義等書。利類思著有︰超性學要四卷，天神五卷，六日工一卷，萬物原始一卷，天主體性六卷，三位一體三卷，靈魂一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不得已辨，昭事經典，司鐸典要，七聖事禮典，司鐸課典，聖教簡要，正教約征，獅子說，進呈鷹論等書。
潘國光著有︰聖禮規儀，十誡勸論，天神會課，聖教四規，未來辯論，天陛等書。衛匡國著有︰靈性理證，逑友論。柏應理著有︰百問答，永年瞻禮單，聖玻而日亞行實，四末真論，聖若瑟禱文，周歲聖人行略。
魯日滿著有︰問世編，聖教要理。
殷鐸澤著有︰耶穌會例，西文四書直解三卷。
南懷仁著有︰儀象志四卷，儀像圖二卷，測驗紀略一卷，驗氣說，坤輿圖說二卷，熙朝定案二卷，歷法不得已辯一卷，坤輿全圖，教要序論一卷，康熙永年歷法三十二卷，告解原義一卷，聖體答疑一卷，赤道南北星圖，簡平規總星圖等書。陸安德著有︰真福直指，聖教略說，聖教問答，萬民四末圖，默想大全，聖教撮言，聖教西理，默想規矩，善生福終正路等書。
上列根據韓霖張賡所輯聖教信證附錄，與費賴之耶穌會士列傳，舉其重要者略為介紹，以證初期天主教教士努力于著述。六七十年間，數量不可謂不多︰半為發明教義，半為介紹科學，于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思想觀念上，不無重大的影響。最顯著的，如破除迷信，排斥偶像，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生活習慣上的不安，間接影響到固有的倫理思想。尤其在科學方面，至少放大了中國人對世界的眼光，從萬國地圖知道世界之大，與向來所想像者不同。影響最大的，莫如在天文歷算方面，從利瑪竇譯著幾何原本同文指算勾股義等以後，要以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羅雅各等的貢獻為最大，他們對于那方面都有若干著作，足以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得參與修歷的工作。
自南京教難發生之後，一時教士們本不能在中國內地立足，只因精通歷算之故，方得重回中國，恢復其地位。先是在崇禎時欽天監因推算日月蝕，屢有錯誤，乃受皇帝的譴責。徐光啟李之藻便乘機進言︰
『本朝欽天監，惟依舊法推算，舊法疏闊，元朝時，已屢屢錯誤，無怪今日之失驗，惟西法精密，悉合天象，歷試不爽。昔年天學臣利瑪竇最稱博洽，其學未傳，遽嬰疾棄世，至今士論惜之。今尚有其徒侶鄧玉函龍華民等，居住賜宇，精通歷法天文，宜及時召用，飭令修改。』
皇帝照準，命徐光啟為監督，李之藻為副，設歷局于京師『首善書院』又召西洋教士湯若望羅雅各，偕同鄧玉函龍華民等譯書修歷，從此教士們又得寄居京師，其他散居各省之傳教士，亦得所庇蔭。後來徐光啟因病疏請辭職，推薦李天經代管歷局。徐光啟即去世，湯若望獨得皇帝寵眷。因聞湯若望不但精通天文，且長于制造，並令鑄炮造械。先鑄成銅炮二十尊，帝派大臣驗放，果然精利可用，令更鑄大炮五十尊，並賜「欽褒天學』匾額，懸掛天主堂中，于是湯羅龍三教士得出入禁中，與太監等往來，乘機宣傳救道，漸感化太監龐天壽溥樂德以及嬪宮女等進教者數十人，禁內設立教堂二所，屢次舉行彌撒，十余年中，禁中信教者達五百四十人之多。湯若望又會上疏勸皇帝信教，事雖末成，而崇禎帝鑒于國家多難，常默禱上帝，並毀宮中金銀佛像以充軍餉，可見崇禎帝對于救道，亦頗具信仰，惜乎為時不久，李自成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攻入京師，崇禎自縊。吳三桂借兵滿圳，清兵遂得入關。在當此劇變之時，教會未有遭大害，端賴湯若望等維持，但清兵既入北京，飭內城一切人士，限三日內遷至外城，以內城將專為旗人所居的緣故。湯若望乃具呈攝政王，請求仍留內城，得蒙允許。
湯若望本奉崇禎命修歷，成歷書百余卷，清攝政王知其能，爰命進呈順治二年歷書，書面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字，乃招舊歷官的妒忌。湯卷算得順治元年八月初一日『日食』，明年正月十五日『月食』，詳載虧蝕時刻分秒。攝政王欲折服舊監官之心，叫他們照樣推算，至期，派大臣登台驗看，驗得舊法不符，新法密合不差，遂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湯氏因辭不獲，不得已遂就職，從此西人之任欽天監官職者，直至道光中葉為止，中間教會雖屢遭反對？終未被消滅，端賴湯若望能取得朝廷信任。順治對于湯氏治歷之功，深加褒獎，在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記中，有日︰
『奧稽在昔，伏義制干支，神農分八節，黃帝綜六術，顓頊命二正。自時厥後，堯欽歷象，舜察璣衡，三統迭興，代有損益。見于經傳者，非不彰彰也，然其法皆不傳。若夫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時，俱號近天，元歷尤為精密，然用之既久，仍多疏而不合
自漢以還，迄于元末，修改者七十余次，至于明代，雖改元授時為大統之名，而積分之術，實仍其舊。洎乎晚季，分至漸乖，朝野之言，僉雲宜改。西洋學者，雅善步推，于時湯若望航海而來，理數兼暢。被薦召試，設局授粲，奈眾議紛紜，終莫能用。歲在甲申，朕仰承天眷，誕受多方，適當正位。擬命之時，首舉治歷明時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測驗，其時刻分秒，起復方位，獨與若望豫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夏之望，再驗月食，亦縴毫無爽，豈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創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歷，勒名時憲，頒行遠邇。」
這是對于湯氏治歷的褒揚，然又因治歷之故，而兼及其所傳之教！在湯氏等本以傳教為目的，以學術為手段，而朝廷卻以佩服其學術，乃信仰其宗教，故其在碑文中又曰︰「若望素習泰西之教，不婚不宦，只承朕命，勉受卿秩︰灃歷三品，特賜以通玄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都城宣武門內，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復錫賚所儲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兒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尚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玄佳境」，而為之記。』
其得順治帝的寵眷，于此可見，甚至授以光祿大夫封誥。祖先三代皆賜一品封典，並以潘盡孝之子士寵立為湯氏義孫，以蔭入國子監讀書，這實是從來未有曠典。當湯氏七十大壽的時候，舉朝大臣，咸為祝暉，此皆由于修治歷法與人格感召之故。後來湯氏請于朝廷，召南懷仁入京，幫同修歷。溯自徐光啟主開歷局，而引薦湯若望等教士參與修歷之事，三十多年來；教士們在這方面的貢獻，實在非常之大，尤其是湯若望。清代時憲歷的推算，都是他們的成績，這可以說天主教教士在中國文化上第一步有價值的貢獻。此後在康熙時，繼續修歷工作的，有南懷仁以及閔明我(Grimaldi)紀理安(KilianStumpi)等人，其貢獻亦甚大，在修歷之外，又有一大貢獻，即在康熙時，諸神甫奉派赴各省測量地勢，繪成了一幅精密的全國地圖。這些後話，當于下文補述。
惜當時順治去世，康熙以沖齡(即位時只八歲)承大統，一切政權，都操他人之手，而向來對湯氏懷恨的欽天監舊官吏，乃得乘機報復，便有楊光先發動的教難。
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教難，就是一六五九至一六六五年間楊光先所興起的歷獄，離開第一次南京教難大約五十年？其起因也有一部分相同，就是以為西士治歷，破壞中國成法，在沈涔第一疏中也有這條理由，不過這一次卻完全為了關于治歷上所生的憤恨而起。楊光先是安徽翕縣人，在明朝為新安衛官生，以參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而得名。他鑒于湯若望做欽天監監正，用西洋法來修中國歷，在歷書上寫著『依西洋新法』字樣；認為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變成使中國奉西洋正朔了。所以在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了一個奏章，參劾湯若望非中國聖人之教，未準。說者皆以為楊氏是回教人，監正一職，向為回人充任，中國歷算，向探回回歷法，今為西洋人所奪，因生嫉妒，想把西洋人**。最近陳援庵先生謂此未必可靠。楊氏是否是回教人？在中國書中沒有根據，這話很有理由。所以楊氏反對西洋人修歷，不過借題發揮，是完全出發于排外思想，與前述破邪集等人的立場差不多。看他後來參劾湯若望等的三大罪狀︰(一)潛謀**，(二)邪說惑眾，(三)歷法荒謬。還是注重于一二兩點。
因為順治帝于湯若望等教士，甚為寵眷，楊氏的參劾，當然不生效力。他只好改變方針，從事于運動權貴，乞靈于文字，來潛植勢力。于是著成闢邪論上下兩篇；印刷五千份，廣為散布。上篇是駁斥李祖白所著天學傳概一書。(李祖白是天主教**，任官于欽天監的。)以為依照天主教說，是率天下而無君臣父子。他更說︰
『若望借歷法以藏身金門，而棋布邪教之黨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于莽，萬一竊發，百余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這是他最大的理由，意思就是以邪說惑眾，潛謀**為教士們的罪狀。下篇是駁斥耶穌即天主之意，以為荒謬無稽。按天學傳概一書，本為利類思(Buglio)神甫所著，李祖白許之漸各作序文弁首，而闢邪論誤以為李祖白所著。而天主教歷史中？則謂利類思作此書為對闢邪論逐條辨明。說︰『楊光先見之，又作一書，名不得已，較闢邪論誣枉尤甚』。在不得已中說，天地萬物，系陰陽二氣所凝成，沒有什麼主宰的創造。以亞當為人類元祖，把中國人都變成西洋人的子孫了。並且西洋人來中國傳教，無非要謀我中國。又說︰澳門屯兵不少，湯若望實在是個頭腦，不可以不防備他。利類思乃作不得已辨以闢其誣。楊書流傳既廣，影響甚大。不但朝野人士有因而相信他的，即向來與教士們表同情的人，雖明知其言不實，也不敢得罪權貴，沒有仗義執言的人。恰值順治去世，教士們失了有力的保護，康熙年齡甚小，政權都操在輔政大臣手里。當時輔政大臣熬拜，本來不喜教士，現在又惑于楊光先的話，便有機會可乘。楊光先上了一個奏章，說湯若望等將潛謀**，于是便掀起大獄，把湯若望逮捕，發交禮部審問，這是康熙三年八月間事。湯若望這時年已七十有三歲。適患痿痹之癥，口舌結塞，由南懷仁(Verbiest)在旁，代為申說，審問圖謀不軌事，毫無證據。從此每日提審在京的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Magalhaes)四神甫，一連審了十二堂。及至十月間，傳出諭旨，提審四神甫及奉教職官李祖白潘盡孝等盡行收監。南懷仁等皆瑯鐺入獄，惟湯若望監押禮部。過了兩月，判定湯若望邪說惑人，革職監候絞，其余有職的革職充軍。便將湯若望移押刑部大獄，這獄本為大盜著匪拘押之所，而湯若望以老年受此酷刑，痛苦已極。楊光先意猶未足，再三上書，說西洋歷法，種種不善，舉數年前順治幼子榮親王之死，欽天監所選殯葬時刻，大為不吉，以致累及順治之喪。輔政大臣以此為情節重大，命六部九卿會勘。廷臣們已惑于楊光先先入為主之言，以為湯若望罪同弒逆，應得肢解之刑，其余如李祖白等七人，罪應斬決。乃于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大會朝臣二百余人，公同定案，不意案方議定，地忽大震，朝臣莫不驚惶散出、相顧失色，及至重復入堂坐定，地又大震，屋宇搖蕩，牆壁傾倒。大家以為上天示警，應減輕罪名，以回天意，次日，便將南懷仁等三神甫釋出，湯若望肢解之刑，改為監候斬。接著又一連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該輔政大臣以此案呈請太皇太後定奪，而太皇太後覽奏不悅，擲摺于地，嚴責諸輔政大臣，對他們說，『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過』。遂命速即開釋，惟李祖白等以榮親王事應當斬決。于是湯若望得蒙開釋，而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五人，均被冤殺。其他奉教大員，如御史許之漸，臬台許鑽曾，撫台佟國器，均遭革職。
湯若望蒙赦以後，即歸宣武門內天主堂(即南堂)，而楊光先既得勝利，便做了欽天監監正，同時，把南堂奪為自己的住宅，湯若望遷到東堂與南懷仁等同住，到第二年湯若望即因病去世，時年七十五歲，在中國為道工作，已有四十四年。
當京中這件案子鬧得利害的時候，各省督撫，也奉旨拘拿西洋教士，解京審辦，並禁止天主教的傳習，堂宇查封，經像焚毀。然而各地方長官，很有許多同情于教士們的，不忍加以拘拿，如江甦福建湖廣等省，都很優待教士，到期派兵護送進京。松江知府，甚至為潘國光(Brancati)神甫設筵餞行，南京劉迪我(LeFarre)神窗，亦蒙官廳優待。惟在山西陝西山東江西等省，教士卻備受凌虐。山西金尼閣(Trignult)陝西李方西(Ferrariis)以及山東汪儒望，江西聶伯多(Caneveri)浙江洪度貞(Auzeri)等，均被鎖押，教友亦遭苦刑，甚至有因而喪命的。各省解京神甫，共計三十個人，內有耶穌會二十五人，多明尼會四人，方濟各會一人。五月間先後到京，即有一人棄世。諸神甫大半皆年齒高邁，須眉皓白，他們在中國有已歷四十余年的，卻從來沒有會面的機會，如今反可以會東堂，末始非窘難中的樂事。這樣居留了兩個月，方奉旨定斷︰除南懷仁等四教士仍得留居京師外，其余俱遣發廣東交該省總督看管。于是有二十五位神甫，均圈禁廣州老城耶穌會堂之內，不準出城，不準傳教，幸有奉教紳士蚓戛為之照管。這時各省教務，端賴中國神甫羅文藻所照料，北省有教友許謙往來行教，教務得以維持。
教會這一回所遭迫難，正有如暴風驟雨，陰霾蔽日，至此方風停雨止，不久，便光明復現。因康熙帝年事稍長，臨朝親政，兩官皇太後曾屢稱湯若望為人，與其所推算歷法之善，向為先帝所信任，二十年並無過犯，今遭讒人陷害，深為可惜。康熙知道其間委曲，乃欲考其真相。其時楊光先既為欽天監監正，然對于天文學識，實無所知。康熙五六七年日歷，本為湯若望等所造就，故無問題，及所造康熙八年之歷，乃有不少差誤。康熙命近侍持以訪問西士，經南懷仁等指出錯謬多端。帝即于次日召南懷仁等入朝，時禮部尚書名布顏與欽天監人員咸在。侍臣乃宣讀上諭︰『歷法關系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執己見，以己為是，以人為非，務當平心考察，誰是誰非，是者從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並將南懷仁在楊光先歷上，指出的錯誤，亦朗誦一遍，問楊光先何以自解？楊乃大恚，憤然與辯，而教士們卻和顏悅色，侃侃而談。次日又大會朝臣，命南懷仁楊光先測驗日影，法立直木于平地，預測正午日影所至，而南懷仁推算不差分亳。又命測星象，亦悉如南懷仁所預言，而楊光先與欽天監監副吳明 竟茫然不知。諸大臣乃以試驗經過。報告皇帝。楊光先知事不妙，深恐南懷仁進用，將于己不利，即上一奏章，言『中國乃堯舜之歷，安有去堯舜之聖君而采用天主教歷？且中國以百刻椎算，西歷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洋歷，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他原想把這些聳人動聞的話打動皇帝，可以不用西洋歷；卻不料康熙早有平反前案之意，故意用這試驗之法，使一般大臣，明知其曲直優劣所在，而且楊光先這幾句話更激起了反應！便斥為妄言，著即革職。署南懷仁為欽天監正，南懷仁固辭不受，惟願布衣終身，在監效勞。
當時學者，曾有對楊光先的批評，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四說︰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啟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儈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歷法之弊，遂發大難，逐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于歷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歷，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事敗，論大闢。光先刻一書日不得已自附于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
阮元疇人傳卷三十六亦有同樣的批評︰
『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雲︰欽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論大闢，其實光先蓋論大闢免死歸卒者也。』
王士禎說光先論大闢，固非事實，而阮元所舉歙人言，為西人毒死，更不可信。蓋西教士以道德勸世，決無此種仇恨陰險的舉動。同書記錢大昕說︰
『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之。』同樣是不可信的傳說。但是楊光先究竟怎樣死的呢？據天主教傳教史所載是患發背而死的。先是楊光先既去官失勢，同時，那些同惡相濟的同黨，皆一一傾倒，如︰甦克薩哈是一個仇教最厲害的人，當時曾力主處湯若望于死刑的。但是他在湯若望死後兩年，為他人告發二十四款大罪，乃罹絞刑，其子佷亦皆棄市。熬拜，遏必隆二人，亦于楊光先失敗之年，削職罷黜。康熙帝知道當時湯若望一案的冤抑，暗暗地叫利類思等三神甫上書訴冤，許以平反，神甫等便遵諭上疏，略曰︰『臣等同鄉遠臣湯若望，來自西洋，住京三十八載，在故明時，即奉旨修歷。恭逢我朝鼎新，荷蒙皇恩，勒修歷二十余載，允合天行，頒行無異。不料遭棍徒楊光先，倚恃權奸，指為新法舛錯，將先帝數十年成法妄行更張。幸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誤舛，而新法則無不合，蒙恩命懷仁仍維新歷、此已無庸置辯。惟是天主一教，即詩經所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而為萬物之宗主也。在故明萬歷年間，其著書立言，大要以敬天主，愛疇人為宗旨。總不外克己盡性，忠孝廉節諸大端，往往為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數幸堂宇，賜銀修造，御制碑文，錫若望嘉名。若系邪教，先帝聖明，豈能如此表章？乃為光先所誣，火其書而毀其居，捏造闢邪論，蠱惑人心，臣等亦著有不得已辨可質。且其並將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等誣告，以致為教革職，此臣等抱不平之嗚者一也。又光先誣告若望謀反，臣等遠籍西洋，跋涉三年，歷程九萬里，在中國者不過二十余人，俱生于西而卒于東，有何羽翼，足以謀國？今遭橫口誣蔑，將無辜遠人栗安當等二十五名，押禁廣州府，不容進退。且若望等無抄沒之罪，而房屋被人居住，墳地被人侵佔，況若望為先帝數十年勛勞藎忠，羅織擬死，使忠魂含冤，此臣等抱不平之嗚者二也。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免死狐悲，情難容已。今權奸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冒懇天恩，俯鑒覆盆，恩賜昭雪，以表忠魂，生死餃恩。』康熙即把這呈文交六部九卿詳議，議得湯若望李祖白等的確被誣，應照原品賜邱，並給葬銀賜祭。其因奉教而被革職的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潘盡孝等十余人，俱應開復原官。宣武門內天主堂房屋，應給還南懷仁等。而楊光先則因誣告反坐，情罪重大，應即處斬，妻子流徙甯古塔，王公大臣等把這議案，呈報皇帝，即批依議施行。惟念楊光先年紀已老，故免死罪，著即驅逐回籍。楊光先使狼狽出京，舟行至山東德州，背上生一惡疽(俗叫發背)，不久，便死了。講到楊光先的失敗，實在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他既然對于歷算之學，本不甚深，要在這上頭與有專門研究的教士們爭長短，同時，強詞奪理地攻擊到基督教道，這顯得他的不自量，不識時，抱著憤憤之氣來圖一時快意。阮元說他『不旋踵而敗，宜哉！』實在是很確切的批評。
湯若望這件案子，果然平反了過來，但那些被拘押在廣州的神甫們，還沒有釋放，傳教之禁令，還沒有解除。這是在京三神甫的主要問題。修治歷法，本不過是為輔助傳道的一種方法，傳道既不能得到公開，豈不是變成舍本而逐末麼？于是他們便決意辭去歷官的職務。皇帝知道他們的隱意，便派國舅佟國綱慰留，並且告訴他們欲弛傳教禁令的困難，因為朝臣中尚有許多反對的人，叫他們姑且忍耐等待。神甫們始知皇帝並無仇教之意，頗得諒解，遂勉強打消辭意。一面在北京修葺東南兩教堂，天天在內獻祭講道，朝臣們亦知皇帝意思，對于他們傳教工作，並不加以阻止，所以這一年中有三千人受洗進教。第二年三神甫再上疏請求開釋廣州二十五位神甫並弛教禁。結果，仍為部議所不許。等到康熙九年方才獲得開釋教士的上諭，該上諭中因欲調停部議，一方面準許廣州二十五教士各歸本堂，一方面不準添立教堂與中國人入教。二十五人中如有通曉歷法的，令即來京幫同治歷，並御書『奉旨歸堂』四大字，囑分送廣州二十五神甫。在廣州被禁諸神甫，這時生存的只十九人，重返各省工作，各省封禁教堂，一律交還，被人拆毀的，責令賠償，地方官莫不優禮相待。其時閔明我神甫已死，格里瑪弟(Grimaldi)乃冒稱其名，由澳門來華。然以其通曉天文歷法，便奉召與恩理格(Herdtricht)徐日升(Pereyra)三人一同進京修歷。南懷仁即著成永年歷書共三十二卷，推算至二千年之外。又奉命鑄炮數百尊，皇帝親臨炮場試放，大得褒獎。康熙之于南懷仁，正如順治之于湯若望，屢加官職，升至工部侍郎，然皆固辭不就。康熙且日與南懷仁徐日升閔明我講求西學，對于教會發生極大興趣。當時法國皇帝路易十四，因聞中國皇帝雅好西學，南懷仁等神甫，又蒙優遇，乃派教士五人來華。此五人皆精通天文之學。南懷仁乃言于帝，奉召進京，便是法國教士初入中國之始。此後巴黎傳教會士，相繼而來，四川兩廣教務賴以發展。不意該教士在來京途中，忽接南懷仁去世消息，及至京，由徐日升帶領引見，著留張誠(Gerbillon)白晉(Bouvet)二人在京供職，余三人任令在中國傳教。
當康熙十六年，安文思病歿，至二十六年南懷仁又病歿，皆蒙帝命賜葬。南懷仁享年六十六歲，皇帝派員致祭，御制碑文，勒石紀念，碑文︰
『朕維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歲紀也。苟稱厥職司，授時之典，實嘉賴之。況克殫藝能，有資軍國，則生膺榮秩，歿示褒崇，豈有靳焉。爾南懷仁，秉心質樸，肄業淹通，遠泛海以輸忱，久服官而宣力，明時正度，歷象無訛，望氣佔雲，星躔式敘，既協靈台之掌，復儲武庫之需。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可謂蒞事惟精，奉職弗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賜名勤敏。嗚呼！錫命永光手重壤，紀功廣示于遐陬，勒以貞 ，用壅弗替。』
這里可以看見康熙于南懷仁的寵眷，盛稱他治歷鑄炮之功，實則南懷仁最大的貢獻，並不在此，乃在于以一身系教會之安危。自楊光先教難以來，二十多年間，教會幾經困難，從黑暗勢力籠罩之下，平反冤獄，這是他的大事。但是教難雖平，傳教之禁仍未解除，西士不能傳教，華人不準進教，排外仇教的官吏，往往借為口實，橫加**，然卒能安然無大風波，都是靠著他的力量。越三年，浙江便發生搶掠教堂，**教友之事，蓋因巡撫張鵬翮出示禁習天主教而起。杭州神甫殷鐸澤告急于北京神甫，徐日升張誠乃面見皇帝，求弛教禁，命禮部議奏，禮部不符上意，復命內大臣滿與官再議，國舅佟國綱迎合上意，具題如下︰
『臣等會議，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數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歷法，用兵之際，力進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歷住之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實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敢擅便，謹具題請旨。』帝即批示『依議』，此旨一出，全國教堂，莫不歡欣歌舞。杭州殷神甫預備進京謝恩，不意，方欲起程，教堂忽毀于火，事聞于帝，飭浙江巡撫重行建造，張巡撫心雖不願，然亦無可如何。康熙三十二年，皇帝偶患瘧疾，太醫束手無策；張誠獻上西藥，一服而愈。皇帝大悅，遂賜張誠住宅，(該宅即前輔政大臣甦克隆哈舊府)並賜地建築天主堂一所，親題『萬有真原』匾額，並題一聯︰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又作律詩一首送至堂中。詩曰︰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當南懷仁過世以後，由閔明我繼其職，到康熙四十六年，閔明我去世，又由紀理安補欽天監。這時張誠已先去世，徐日升已于次年病故。在京教士，除白晉外，有巴多明(Pavennin)憑秉正(deMailla)雷孝思(J．B．Regis)等人，奉命赴蒙古及各省，用西洋三角測量方法，繪畫地圖。參加此工作者，另有神甫十余人。先從關外起頭，依次及各省內地，為時歷九年之外，圖始告成，名曰皇輿全覽圖，還有各省分圖。這圖實在比當時利瑪竇所繪的，詳盡得多，可以說中國最科學的第一幅地圖。白晉等進呈康熙，大得贊賞。康熙在位六十年，對于教士，實有非常的好感，教會便因此日臻發達。
但在這四十年間，至少可以見得增加了一倍以上，亦足以證明在十七世紀康熙時代教會的發達了。但是不幸因著禮儀問題的爭端，使中國教會遭受很大的打擊。
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教難，就是一六五九至一六六五年間楊光先所興起的歷獄，離開第一次南京教難大約五十年？其起因也有一部分相同，就是以為西士治歷，破壞中國成法，在沈涔第一疏中也有這條理由，不過這一次卻完全為了關于治歷上所生的憤恨而起。楊光先是安徽翕縣人，在明朝為新安衛官生，以參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而得名。他鑒于湯若望做欽天監監正，用西洋法來修中國歷，在歷書上寫著『依西洋新法』字樣；認為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變成使中國奉西洋正朔了。所以在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了一個奏章，參劾湯若望非中國聖人之教，未準。說者皆以為楊氏是回教人，監正一職，向為回人充任，中國歷算，向探回回歷法，今為西洋人所奪，因生嫉妒，想把西洋人**。最近陳援庵先生謂此未必可靠。楊氏是否是回教人？在中國書中沒有根據，這話很有理由。所以楊氏反對西洋人修歷，不過借題發揮，是完全出發于排外思想，與前述破邪集等人的立場差不多。看他後來參劾湯若望等的三大罪狀︰(一)潛謀**，(二)邪說惑眾，(三)歷法荒謬。還是注重于一二兩點。
因為順治帝于湯若望等教士，甚為寵眷，楊氏的參劾，當然不生效力。他只好改變方針，從事于運動權貴，乞靈于文字，來潛植勢力。于是著成闢邪論上下兩篇；印刷五千份，廣為散布。上篇是駁斥李祖白所著天學傳概一書。(李祖白是天主教**，任官于欽天監的。)以為依照天主教說，是率天下而無君臣父子。他更說︰
『若望借歷法以藏身金門，而棋布邪教之黨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于莽，萬一竊發，百余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這是他最大的理由，意思就是以邪說惑眾，潛謀**為教士們的罪狀。下篇是駁斥耶穌即天主之意，以為荒謬無稽。按天學傳概一書，本為利類思(Buglio)神甫所著，李祖白許之漸各作序文弁首，而闢邪論誤以為李祖白所著。而天主教歷史中？則謂利類思作此書為對闢邪論逐條辨明。說︰『楊光先見之，又作一書，名不得已，較闢邪論誣枉尤甚』。在不得已中說，天地萬物，系陰陽二氣所凝成，沒有什麼主宰的創造。以亞當為人類元祖，把中國人都變成西洋人的子孫了。並且西洋人來中國傳教，無非要謀我中國。又說︰澳門屯兵不少，湯若望實在是個頭腦，不可以不防備他。利類思乃作不得已辨以闢其誣。楊書流傳既廣，影響甚大。不但朝野人士有因而相信他的，即向來與教士們表同情的人，雖明知其言不實，也不敢得罪權貴，沒有仗義執言的人。恰值順治去世，教士們失了有力的保護，康熙年齡甚小，政權都操在輔政大臣手里。當時輔政大臣熬拜，本來不喜教士，現在又惑于楊光先的話，便有機會可乘。楊光先上了一個奏章，說湯若望等將潛謀**，于是便掀起大獄，把湯若望逮捕，發交禮部審問，這是康熙三年八月間事。湯若望這時年已七十有三歲。適患痿痹之癥，口舌結塞，由南懷仁(Verbiest)在旁，代為申說，審問圖謀不軌事，毫無證據。從此每日提審在京的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Magalhaes)四神甫，一連審了十二堂。及至十月間，傳出諭旨，提審四神甫及奉教職官李祖白潘盡孝等盡行收監。南懷仁等皆瑯鐺入獄，惟湯若望監押禮部。過了兩月，判定湯若望邪說惑人，革職監候絞，其余有職的革職充軍。便將湯若望移押刑部大獄，這獄本為大盜著匪拘押之所，而湯若望以老年受此酷刑，痛苦已極。楊光先意猶未足，再三上書，說西洋歷法，種種不善，舉數年前順治幼子榮親王之死，欽天監所選殯葬時刻，大為不吉，以致累及順治之喪。輔政大臣以此為情節重大，命六部九卿會勘。廷臣們已惑于楊光先先入為主之言，以為湯若望罪同弒逆，應得肢解之刑，其余如李祖白等七人，罪應斬決。乃于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大會朝臣二百余人，公同定案，不意案方議定，地忽大震，朝臣莫不驚惶散出、相顧失色，及至重復入堂坐定，地又大震，屋宇搖蕩，牆壁傾倒。大家以為上天示警，應減輕罪名，以回天意，次日，便將南懷仁等三神甫釋出，湯若望肢解之刑，改為監候斬。接著又一連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該輔政大臣以此案呈請太皇太後定奪，而太皇太後覽奏不悅，擲摺于地，嚴責諸輔政大臣，對他們說，『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過』。遂命速即開釋，惟李祖白等以榮親王事應當斬決。于是湯若望得蒙開釋，而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五人，均被冤殺。其他奉教大員，如御史許之漸，臬台許鑽曾，撫台佟國器，均遭革職。
湯若望蒙赦以後，即歸宣武門內天主堂(即南堂)，而楊光先既得勝利，便做了欽天監監正，同時，把南堂奪為自己的住宅，湯若望遷到東堂與南懷仁等同住，到第二年湯若望即因病去世，時年七十五歲，在中國為道工作，已有四十四年。
當京中這件案子鬧得利害的時候，各省督撫，也奉旨拘拿西洋教士，解京審辦，並禁止天主教的傳習，堂宇查封，經像焚毀。然而各地方長官，很有許多同情于教士們的，不忍加以拘拿，如江甦福建湖廣等省，都很優待教士，到期派兵護送進京。松江知府，甚至為潘國光(Brancati)神甫設筵餞行，南京劉迪我(LeFarre)神窗，亦蒙官廳優待。惟在山西陝西山東江西等省，教士卻備受凌虐。山西金尼閣(Trignult)陝西李方西(Ferrariis)以及山東汪儒望，江西聶伯多(Caneveri)浙江洪度貞(Auzeri)等，均被鎖押，教友亦遭苦刑，甚至有因而喪命的。各省解京神甫，共計三十個人，內有耶穌會二十五人，多明尼會四人，方濟各會一人。五月間先後到京，即有一人棄世。諸神甫大半皆年齒高邁，須眉皓白，他們在中國有已歷四十余年的，卻從來沒有會面的機會，如今反可以會東堂，末始非窘難中的樂事。這樣居留了兩個月，方奉旨定斷︰除南懷仁等四教士仍得留居京師外，其余俱遣發廣東交該省總督看管。于是有二十五位神甫，均圈禁廣州老城耶穌會堂之內，不準出城，不準傳教，幸有奉教紳士蚓戛為之照管。這時各省教務，端賴中國神甫羅文藻所照料，北省有教友許謙往來行教，教務得以維持。
教會這一回所遭迫難，正有如暴風驟雨，陰霾蔽日，至此方風停雨止，不久，便光明復現。因康熙帝年事稍長，臨朝親政，兩官皇太後曾屢稱湯若望為人，與其所推算歷法之善，向為先帝所信任，二十年並無過犯，今遭讒人陷害，深為可惜。康熙知道其間委曲，乃欲考其真相。其時楊光先既為欽天監監正，然對于天文學識，實無所知。康熙五六七年日歷，本為湯若望等所造就，故無問題，及所造康熙八年之歷，乃有不少差誤。康熙命近侍持以訪問西士，經南懷仁等指出錯謬多端。帝即于次日召南懷仁等入朝，時禮部尚書名布顏與欽天監人員咸在。侍臣乃宣讀上諭︰『歷法關系國家要務，爾等勿懷夙仇，各執己見，以己為是，以人為非，務當平心考察，誰是誰非，是者從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並將南懷仁在楊光先歷上，指出的錯誤，亦朗誦一遍，問楊光先何以自解？楊乃大恚，憤然與辯，而教士們卻和顏悅色，侃侃而談。次日又大會朝臣，命南懷仁楊光先測驗日影，法立直木于平地，預測正午日影所至，而南懷仁推算不差分亳。又命測星象，亦悉如南懷仁所預言，而楊光先與欽天監監副吳明 竟茫然不知。諸大臣乃以試驗經過。報告皇帝。楊光先知事不妙，深恐南懷仁進用，將于己不利，即上一奏章，言『中國乃堯舜之歷，安有去堯舜之聖君而采用天主教歷？且中國以百刻椎算，西歷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洋歷，必至短促國祚，不利子孫。』他原想把這些聳人動聞的話打動皇帝，可以不用西洋歷；卻不料康熙早有平反前案之意，故意用這試驗之法，使一般大臣，明知其曲直優劣所在，而且楊光先這幾句話更激起了反應！便斥為妄言，著即革職。署南懷仁為欽天監正，南懷仁固辭不受，惟願布衣終身，在監效勞。
當時學者，曾有對楊光先的批評，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四說︰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啟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儈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歷法之弊，遂發大難，逐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于歷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歷，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事敗，論大闢。光先刻一書日不得已自附于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
阮元疇人傳卷三十六亦有同樣的批評︰
『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雲︰欽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論大闢，其實光先蓋論大闢免死歸卒者也。』
王士禎說光先論大闢，固非事實，而阮元所舉歙人言，為西人毒死，更不可信。蓋西教士以道德勸世，決無此種仇恨陰險的舉動。同書記錢大昕說︰
『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之。』同樣是不可信的傳說。但是楊光先究竟怎樣死的呢？據天主教傳教史所載是患發背而死的。先是楊光先既去官失勢，同時，那些同惡相濟的同黨，皆一一傾倒，如︰甦克薩哈是一個仇教最厲害的人，當時曾力主處湯若望于死刑的。但是他在湯若望死後兩年，為他人告發二十四款大罪，乃罹絞刑，其子佷亦皆棄市。熬拜，遏必隆二人，亦于楊光先失敗之年，削職罷黜。康熙帝知道當時湯若望一案的冤抑，暗暗地叫利類思等三神甫上書訴冤，許以平反，神甫等便遵諭上疏，略曰︰『臣等同鄉遠臣湯若望，來自西洋，住京三十八載，在故明時，即奉旨修歷。恭逢我朝鼎新，荷蒙皇恩，勒修歷二十余載，允合天行，頒行無異。不料遭棍徒楊光先，倚恃權奸，指為新法舛錯，將先帝數十年成法妄行更張。幸諸王大臣，秉公考察，古法件件誤舛，而新法則無不合，蒙恩命懷仁仍維新歷、此已無庸置辯。惟是天主一教，即詩經所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而為萬物之宗主也。在故明萬歷年間，其著書立言，大要以敬天主，愛疇人為宗旨。總不外克己盡性，忠孝廉節諸大端，往往為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數幸堂宇，賜銀修造，御制碑文，錫若望嘉名。若系邪教，先帝聖明，豈能如此表章？乃為光先所誣，火其書而毀其居，捏造闢邪論，蠱惑人心，臣等亦著有不得已辨可質。且其並將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等誣告，以致為教革職，此臣等抱不平之嗚者一也。又光先誣告若望謀反，臣等遠籍西洋，跋涉三年，歷程九萬里，在中國者不過二十余人，俱生于西而卒于東，有何羽翼，足以謀國？今遭橫口誣蔑，將無辜遠人栗安當等二十五名，押禁廣州府，不容進退。且若望等無抄沒之罪，而房屋被人居住，墳地被人侵佔，況若望為先帝數十年勛勞藎忠，羅織擬死，使忠魂含冤，此臣等抱不平之嗚者二也。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免死狐悲，情難容已。今權奸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冒懇天恩，俯鑒覆盆，恩賜昭雪，以表忠魂，生死餃恩。』康熙即把這呈文交六部九卿詳議，議得湯若望李祖白等的確被誣，應照原品賜邱，並給葬銀賜祭。其因奉教而被革職的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潘盡孝等十余人，俱應開復原官。宣武門內天主堂房屋，應給還南懷仁等。而楊光先則因誣告反坐，情罪重大，應即處斬，妻子流徙甯古塔，王公大臣等把這議案，呈報皇帝，即批依議施行。惟念楊光先年紀已老，故免死罪，著即驅逐回籍。楊光先使狼狽出京，舟行至山東德州，背上生一惡疽(俗叫發背)，不久，便死了。講到楊光先的失敗，實在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他既然對于歷算之學，本不甚深，要在這上頭與有專門研究的教士們爭長短，同時，強詞奪理地攻擊到基督教道，這顯得他的不自量，不識時，抱著憤憤之氣來圖一時快意。阮元說他『不旋踵而敗，宜哉！』實在是很確切的批評。
湯若望這件案子，果然平反了過來，但那些被拘押在廣州的神甫們，還沒有釋放，傳教之禁令，還沒有解除。這是在京三神甫的主要問題。修治歷法，本不過是為輔助傳道的一種方法，傳道既不能得到公開，豈不是變成舍本而逐末麼？于是他們便決意辭去歷官的職務。皇帝知道他們的隱意，便派國舅佟國綱慰留，並且告訴他們欲弛傳教禁令的困難，因為朝臣中尚有許多反對的人，叫他們姑且忍耐等待。神甫們始知皇帝並無仇教之意，頗得諒解，遂勉強打消辭意。一面在北京修葺東南兩教堂，天天在內獻祭講道，朝臣們亦知皇帝意思，對于他們傳教工作，並不加以阻止，所以這一年中有三千人受洗進教。第二年三神甫再上疏請求開釋廣州二十五位神甫並弛教禁。結果，仍為部議所不許。等到康熙九年方才獲得開釋教士的上諭，該上諭中因欲調停部議，一方面準許廣州二十五教士各歸本堂，一方面不準添立教堂與中國人入教。二十五人中如有通曉歷法的，令即來京幫同治歷，並御書『奉旨歸堂』四大字，囑分送廣州二十五神甫。在廣州被禁諸神甫，這時生存的只十九人，重返各省工作，各省封禁教堂，一律交還，被人拆毀的，責令賠償，地方官莫不優禮相待。其時閔明我神甫已死，格里瑪弟(Grimaldi)乃冒稱其名，由澳門來華。然以其通曉天文歷法，便奉召與恩理格(Herdtricht)徐日升(Pereyra)三人一同進京修歷。南懷仁即著成永年歷書共三十二卷，推算至二千年之外。又奉命鑄炮數百尊，皇帝親臨炮場試放，大得褒獎。康熙之于南懷仁，正如順治之于湯若望，屢加官職，升至工部侍郎，然皆固辭不就。康熙且日與南懷仁徐日升閔明我講求西學，對于教會發生極大興趣。當時法國皇帝路易十四，因聞中國皇帝雅好西學，南懷仁等神甫，又蒙優遇，乃派教士五人來華。此五人皆精通天文之學。南懷仁乃言于帝，奉召進京，便是法國教士初入中國之始。此後巴黎傳教會士，相繼而來，四川兩廣教務賴以發展。不意該教士在來京途中，忽接南懷仁去世消息，及至京，由徐日升帶領引見，著留張誠(Gerbillon)白晉(Bouvet)二人在京供職，余三人任令在中國傳教。
當康熙十六年，安文思病歿，至二十六年南懷仁又病歿，皆蒙帝命賜葬。南懷仁享年六十六歲，皇帝派員致祭，御制碑文，勒石紀念，碑文︰
『朕維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歲紀也。苟稱厥職司，授時之典，實嘉賴之。況克殫藝能，有資軍國，則生膺榮秩，歿示褒崇，豈有靳焉。爾南懷仁，秉心質樸，肄業淹通，遠泛海以輸忱，久服官而宣力，明時正度，歷象無訛，望氣佔雲，星躔式敘，既協靈台之掌，復儲武庫之需。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可謂蒞事惟精，奉職弗懈者矣。遽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賜名勤敏。嗚呼！錫命永光手重壤，紀功廣示于遐陬，勒以貞 ，用壅弗替。』
這里可以看見康熙于南懷仁的寵眷，盛稱他治歷鑄炮之功，實則南懷仁最大的貢獻，並不在此，乃在于以一身系教會之安危。自楊光先教難以來，二十多年間，教會幾經困難，從黑暗勢力籠罩之下，平反冤獄，這是他的大事。但是教難雖平，傳教之禁仍未解除，西士不能傳教，華人不準進教，排外仇教的官吏，往往借為口實，橫加**，然卒能安然無大風波，都是靠著他的力量。越三年，浙江便發生搶掠教堂，**教友之事，蓋因巡撫張鵬翮出示禁習天主教而起。杭州神甫殷鐸澤告急于北京神甫，徐日升張誠乃面見皇帝，求弛教禁，命禮部議奏，禮部不符上意，復命內大臣滿與官再議，國舅佟國綱迎合上意，具題如下︰
『臣等會議，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數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歷法，用兵之際，力進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歷住之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實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敢擅便，謹具題請旨。』帝即批示『依議』，此旨一出，全國教堂，莫不歡欣歌舞。杭州殷神甫預備進京謝恩，不意，方欲起程，教堂忽毀于火，事聞于帝，飭浙江巡撫重行建造，張巡撫心雖不願，然亦無可如何。康熙三十二年，皇帝偶患瘧疾，太醫束手無策；張誠獻上西藥，一服而愈。皇帝大悅，遂賜張誠住宅，(該宅即前輔政大臣甦克隆哈舊府)並賜地建築天主堂一所，親題『萬有真原』匾額，並題一聯︰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又作律詩一首送至堂中。詩曰︰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當南懷仁過世以後，由閔明我繼其職，到康熙四十六年，閔明我去世，又由紀理安補欽天監。這時張誠已先去世，徐日升已于次年病故。在京教士，除白晉外，有巴多明(Pavennin)憑秉正(deMailla)雷孝思(J．B．Regis)等人，奉命赴蒙古及各省，用西洋三角測量方法，繪畫地圖。參加此工作者，另有神甫十余人。先從關外起頭，依次及各省內地，為時歷九年之外，圖始告成，名曰皇輿全覽圖，還有各省分圖。這圖實在比當時利瑪竇所繪的，詳盡得多，可以說中國最科學的第一幅地圖。白晉等進呈康熙，大得贊賞。康熙在位六十年，對于教士，實有非常的好感，教會便因此日臻發達。
但在這四十年間，至少可以見得增加了一倍以上，亦足以證明在十七世紀康熙時代教會的發達了。但是不幸因著禮儀問題的爭端，使中國教會遭受很大的打擊。
說者謂教會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忽然發生內部的爭端，為著禮儀問題而各執一辭，使教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不可謂非教會的不幸。其實這問題的起源，在耶穌會初入中國時，即已開端。耶穌會士利瑪竇，為了便于推行教道的緣故，處處謀迎合中國固有風俗習慣，所以他最初便穿著和尚服裝，以為可以借此不受中國人歧視,及至以後知道和尚並不為社會所重視，乃改為儒者的裝束。在利瑪竇以為凡不妨礙基督教本根信仰的各種習慣，不妨予以遷就。所以他在God的稱謂上，與尊孔祭祖的問題上，都不十分固執。因為那時候，基督教初入中國，對于宗教上應用的名詞，一時很難決定。God之名，起初便譯音而為陡斯(Deus)，因為找不到一個新的適當名詞。從前回教、猶太教、景教等對于這點都感困難。所以利瑪竇起初用『天主』二字。後他從中國古書中，看見天或上帝的名稱，是中國古聖賢用來指天地的主宰的，于是改變初志，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後來又讀到朱熹對天的解釋，說天不過是一種義理︰即上帝亦不必是獨一的天地主宰。他又以天主或上帝並用。這便引起了後來的爭論，即有一派人主張只許用天主，而不能用天與上帝之稱。而耶穌會士一派以為三名不妨並用，因為中國古人曾以此解作天地主宰。這問題辯論得非常利害。後來更正教中在翻譯聖經上也會經發生同樣的討論，有主張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現在有些聖經封面上還是注出『神』或『上帝』字樣，表明這書里把GOd譯作『神』字的或譯作『上帝』,不過沒有像天主教當時那樣的嚴重罷了。第二個問題，就是︰關于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徒是否絕對不能參加？在這種禮節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或者傳教士雖認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憑良心的裁斷？因為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民眾習慣，一旦欲完全把它排斥，勢必在傳教工作上將受莫大的阻力，一般人將以督教為破壞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家觀念了。利瑪竇對于這個問題，曾經采取一種折衷辦法，以為基督徒認這不過是一種禮節，表示敬仰與孝思而已，不妨任他奉行，這原是一種不得已的從權辦法。但當時已有耶穌會士加以反對，像龍華民等，曾經禁止祭祖拜孔，以為這與佛道講宗的拜偶像無異，大有背于天主教教義的。
第三，關于一部分零碎問題，如︰民問出會迎神等舉動，基督徒應不應輸錢與參加？或者一個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適用基督教的儀式？或者牧師為婦人施行洗禮，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國習慣上所認為不甚合適的禮節?這一些小問題，是與上述問題有連帶的關系，是附屬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為這次論爭中的中心問題的，還是第一第二兩點。教會在十七世紀外來的**，既然減少，而內部便起了爭論。結果，從兩派不同的意見，變為派別間的嫉妒，更影響到國際方面。不但在遠東的傳教士，都參與兩方面的陣線，即歐洲教會亦因此而有劇烈的辯論。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大部分是擁護利瑪竇的主張，而多明尼與方濟各會人，大都站在反對的地位。一六三一年時有多明尼會士到福建傳道，他看見耶穌會士容任祭祖敬孔的事，便大不以為然。就連合方濟各派，把這個問題稟告到馬尼刺(Manila菲律賓首邑)總主教，總主教又把這稟告送到羅馬教皇遷爾朋第八，這是一六三五年的事。一方面由教皇派員調查，而一方面耶穌會士向教皇辯訴，到一六三八年，遂由總主教撤回其訴狀。
多明尼會士有名馬拉來斯(Morales)的，從一六三三年來到中國，一六三七年被迫離開中國。他對耶穌會開始就反對。到了歐洲以後，在一**三年，把這情形告訴宣教會，提出十七條問題對耶穌會攻擊。內中有幾條比較重要的，如︰
傳教士在給婦女施洗時，是不是可以取消涂油禮？
是不是可以準許中國人出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靠放債過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後，是否仍舊可以繼續這種職業？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錢給迎神賽會等迷信事情?國家舉行祭祀時，基督徒是否可以參加此種儀式？基督徒可否參加祀孔典禮或其他葬禮？基督徒是否可稱孔子為神？在禮拜堂可否置『萬歲』一類的碑文或匾額？
經宣教會討論的結果，並呈請教皇依諾增爵第七的同意，于一**五年九月十二日發表一道禁止的命令。在這命令中聲明此項禁止，在未有別項決議前，須暫時遵守。而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對于這決議，自然非常驚奇，決定向當局陳述他們這方面的意見。于是在一六五一年派了一代表，就是衛匡國神甫(Martini)到羅馬去解釋。他們認為馬拉來斯對于他們的制度，不曾有正確的了解。迨一六五四年衛氏到了羅馬，把耶穌會一方面的陳述送交『異**裁判所』，經過相當的考慮，由教皇亞歷山大第七裁定，準許耶穌會照他們的意見去做，讓基督徒自己決定這範圍內的事，無論含有迷信的禮節與喪禮等事，只要不妨害他們根本的信仰，均可自由參加。這是一六五六年的命令，表面上好像與一**五年的命令沖突的，實際上都是一種暫時性質，並沒有絕對肯定的話。多明尼會對于第一次命令，本來已經不很滿意，馬拉來斯曾經提出了責問。這時候馬氏已去世，同會就有鮑郎高(Palanco)繼馬氏而起，向教廷詢問︰是否取消一**五年的法令？等到一六六九年教皇格來孟第九答覆他一道公文，說兩個法令，在依照環境情形下都當遵守，這似乎是使耶穌會得了點勝利。
當第二次教難發生，各省教士都被禁押在廣州，包括耶穌會、多明尼會、方濟各會人員,其問以耶穌會人數為最多，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機會。他們用了四十天工夫，充分討論著教會各方面的問題，共同議決了四十二個問題，中間有一條『當遵守一六五六年法令』。當議決時，與議諸教士一一簽押遵守。而多明尼會有名那槐來脫(Navarrette)的不能同意，潛逃至澳門，又乘船回到歐洲。他在歐洲發表了些著作，大大地攻擊耶穌會，所以當時的耶穌會不但天主教中攻擊他，就是歐洲的更正教也攻擊他。不過在中國的情形卻兩樣，所有的方濟各會奧斯定會人大都附和著耶穌會，即站在反對地位的多明尼會中，也有替利瑪竇當時的境地而辯護的。只有那位福建主教名叫滿家樂(Maigrot)，他是大不滿意于耶穌會的制度，也有些耶穌會中的法國人，與滿氏表同情。那位滿主教曾經公布了一條命令，禁止應用耶穌會制度，不許稱天主為天或上帝，也不準在禮拜堂里懸掛寫『青天』字樣的匾額，以為一六五六年教皇的法令，在良心上沒有遵守的責任，指斥衛匡國所呈訴的理由毫無根據,所以絕對不允許教友可以自由祀孔與祭祖。因為若不把這些異端從禮拜堂中除掉，便不能使教友們專心崇拜上帝，傳教士更不能把基督的道理去牽合中國古書里的教訓，應當注意到基督教所稱的God，乃是一個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他為了要實行這道命令的緣故，用斷然的手段開除了兩個耶穌會信徒，于是激起了耶穌會會眾的反響，發生了很大的沖突。他因此派了兩位教士，名叫管末南爾(Guemener)與雅爾馬(Charmot)到歐洲去把這問題請求教皇依諾增爵第十二重新審查。一六九七年教皇把原案交付『異**裁判所』研究。這問題又變成了宗教界極有興趣的辯論，一時出版許多辯論的書籍。有一位更正教的哲學家名叫萊伯尼志(Leibniz)，也替耶穌會著了一篇辯護書。直到一七○○O年巴黎大學神學系教授發表宣言，不贊成耶穌會的主張，並且批評耶穌會方面的書籍，才轉移了一般人的目光。
這問題既在歐洲鬧得滿城風雨，教廷便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委員會中，沒有耶穌會多明尼會人參與其間，以期有公允的解決。而此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士，適有把『祭祖與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質』的問題去請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于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宣言，說中國的祭祖祀孔，不過是一種崇敬的禮節，紀念其過去的善行，並沒有宗教性質。然在反對耶穌會的人，更得了一種借口，說關于教會的事，不請求教廷解決，反而去請求教外皇帝決定，實在不當。這實足以挑起教皇對耶穌會的惡感。到一七○四年『異**裁判所』印成一件公文，得教皇格來孟第十一(ClementXI)的批準，于十一月二十日公布，其條文有︰禁止以『天或上帝』稱天主。
禁止禮拜堂里懸掛有『青天』字樣的匾額。禁止基督徒祀孔與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靈魂等字樣。教廷因欲推行這公文，第恐發生什麼不良的影響，就決定派一個特別代表，來調停東方的爭端。因為當時在印度馬拉巴(Malaber)也有同樣的事件發生，所以這個代表，必須要靈敏強干，不但要使教士和當地**滿意，並且希望中國能諒解到教皇的法令。負著這樣重大使令的人選，一時很難獲得，最後乃決派多羅(CharlesMaillarddeTournon)主教帶著這道法令到中國來。先到了印度，預備在那里解決馬拉巴的爭執，結果，給匍萄牙主教與耶穌會人反對，沒有什發效能。乃在一七○五年四月到了廣州，十二月四日到了北京。耶穌會里的匍萄牙人，對于他的委任，根本起了懷疑，因為那些傳教士費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國做工，建造起許多房子，現在被一個年青的並不懂得中國情形的人來轄制，當然不能表示十分的服從。康熙帝起初很以優禮相待，後來這位青年的代表，與皇帝的觀念站在反對的地位，對于康熙前此所發出的諭旨，不能略為遷就，使康熙大大地不悅，乃下逐客令，命其速離京師。多羅不得已離開北京，到達南京。于是康熙帝便在一七○六年十二月間發出一道上諭，說明凡傳教士非領得朝廷準予傳教的印票，及許可服從中國的禮儀的，不準在中國傳教。
多羅主教听到了這個命令，他想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便在南京宣布的教皇的命令，並且加上自已的解釋，譴責那些用上帝和天的稱呼與那些牌位表示陰雲的。並且說凡違反這種禁令的，必須趕出教會；這顯然與康熙皇帝反對了，因此，有些法國教士，因為不服從康熙帝的命令，被驅逐出境。惟有多數的奧斯定和耶穌會人，接受皇帝的話，不過他們很希望將來去請求教皇，修改多羅的宣言。康熙帝因為多羅的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門看管起來，一面由耶穌會的提議選派兩教士到羅馬去申說，希望對于多羅在南京的宣言與一七○四年的法令有所變更。多羅既監禁在澳門，澳門的主教對于他也發生了反抗，但是多羅仍舊行使他代表的職權，趕出幾個教士，聲明凡未得代表的允許，都不能在中國傳教，也不許澳門的學院奧修道院容納，于是事情鬧得更利害了。結果，在澳門的葡國官員，也起來反對多羅。不過羅馬教皇卻嘉許他的忠心。升他為紅衣主教，可惜這升職的公文還沒有到達之前，他已經在澳門去世了。
多羅在南京所發表的宣言和耶穌會的請求，到了羅馬，不但沒有被教皇接受，反而重行申明南京宣言與一七○四年的法令，是同樣的效力。方濟各會教士，把這篇申明公布在北京的禮拜堂里，耶穌會人因此就感到極大的不安。羅馬教廷預備更有力的舉動，教皇格來孟十一又頒布了一道正式的諭旨，重新述說前此的禁令，必須絕對遵守，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處罰。凡傳教士必須宣誓服從。不過對于一切純粹屬于政治範圍而不含迷信的禮節，許予容納，若有一個新禮節產生時，不能決定它是否屬于迷信的，須送教皇審查後實行。這一道嚴厲的教諭，教士們都不敢把它公布在教堂里，等到主教在教堂里宣讀出來，就被康熙帝捉去監禁。耶穌會因此仍得繼續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教廷方面不得不再派一個比較重要的人到中國來，調解這極端的爭執，于是選派了一位主教名滿柴爾排(Mezzabarba)做代表，于一七一九年離開羅馬，第二年九月到了澳門。這次葡萄牙人卻很優禮的接待他。十二月間到了北京覲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他非常冷淡，因為過去的爭執，本來很不高興，及至看見教皇的公文，更加覺得生氣，就在公文上批著這樣的話︰『歐洲人沒有資格批評中國的禮節！』耶穌會人很為這事耽憂，因為這樣下去，恐怕要毀壞了過去的工作，所以他們請求滿主教不要把教皇的諭旨宣布。但是不能得他的允許，仍舊宣布出來，不過在教諭的下面，加上幾條變通的辦法︰基督徒可以有牌位，也可以允許基督徒不迷信的拜祖宗，為守禮節而祭孔也可以，用香燭食物陳設在牌位前面，在棺材前叩頭，葬禮中用香燭等等，皆可以權宜從事。這是一種對中國皇帝的讓步，但是康熙皇帝仍不滿意，所以與皇帝間不能有較進步的感情，不得已只好離開北京預備回歐洲去。在還沒有離開之前，他寫了八條寬免的辦法給教會，與前述的變通辦法差不多，用來作一般傳教士工作上的指導，但不許把它譯成中文或滿文。這辦法不但在擁護教皇方面的人並不看重，耶穌會人亦不守他的囑咐，仍舊把它譯成了中文。那時他已帶了多羅的尸骨回羅馬去了。這位滿主教，比較其他的人果然圓通得多，但在這復雜的情形下，卻仍沒有帶什麼平安給中國的基督徒。
當滿主教回羅馬報告教皇之後，教皇便發了一個命令給耶穌會，責備他們不能領導教友服從教令，即是對教皇的不忠，因為不服從教令就得處罰。恰巧這時候換了幾個教皇，所以暫時擱置。直到一七四二年本篤十四(BenedictXIV)乃舊事重提，發了一道命令，取消滿主教所自定的八條允許，維持格來孟十一的禁令，聲明凡不服從這法令的，必須回歐洲處罰。這個強硬的法令，卻暫時壓住了長期的爭執，雖然有不表贊成的人，卻也無可如何，只好默爾而息。繼承康熙之後的雍正，他本不很贊成基督教，所以更固執著康熙的主張。恰巧那時候又另外產生一種爭端，即有些基督徒在父母去世時，把父母的姓名職餃寫在一塊白緞上，讓教外人叩拜，在福建有些教士並不加以禁阻。北京主教覺得這是違反一七四二年的教令的，便通令各教堂，說明向死人叩拜是有罪的。不意這命令在各教堂發表的時候，引起了一種騷動，其至有人大叫說『叩頭是不是迷信？』主教便選定了這個題目講道，希望借以安定教友，卻不料反而增加了紛擾。因為有些官家或貴族的基督徒，不能容忍這種限制，又回復到反抗的態度，爭端又復活了。教皇鑒于這種紛爭，長此不已，實非教會之福，便毅然的一七七五年把耶穌會解散。這可見教廷當局，寧可犧牲在中國的已往工作，不願和中國的風俗習慣有絲毫妥協，這種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尋的精神，實在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看看這故事的經過情形，並不能叫我們歡喜，因為我們看見里面有許多妒忌，攻擊，仗勢等等不良的因素，實在違反基督教到中國來的精神。所以有以為這種爭執，實在是自己毀壞了傳教工作，若是沒有這次爭執，若是不因爭執而觸怒了中國的皇帝，十八或十九世紀的中國，或者可以變成天主教的國家。康熙對于教士，本來有很好的感情，為了與教皇發生意見，就一反從前的態度。本來因為皇帝的傾向，使那些反對教會的人，不敢有什麼動作，等到皇帝的態度一變，這種反對的勢力，也就漸漸的活動起來，造成了反教的風潮，這全是由于這次爭端所召來的惡果。但依我看來，這批評實在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基督教為求推行上的便利，對于社會風俗的遷就，在有限制的條件下，並非絕對的不可能，然而因此將影響到基督教的精神，不能不予以糾正。利瑪竇的主張，本有他的苦衷，但後來的耶穌會士變本加厲，一味遷就，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場，宜乎有人要起來反對。不過這種反對或掩護的方式，有點不智，以致影響到整個的大局，果然可惜。但是要說沒有這些爭執，教會便會達到怎樣的程度，而且不會引起反教的風潮，這卻不可以認為定論的。相反的，教會若然單靠著某一種勢力，他的後患必定更大，因為某種勢力有夫掉的時候，那時，反動的力量更利害。所以有人以為康熙本來有做基督徒的可能，只因這一次爭執阻當了他。要知道康熙做不做基督徒，于教會原無關系，正如上面所說的道理，反而于教會無益而有損的。
現在言歸正傳，要聯帶的說到康熙以後的教難，雖然不能說完全由于這次爭論的結果，但多少也有幾分關系，應當在這里敘述一二。
自前次沈涔楊光先之難平息以後，靠著康熙帝的保護，有五六十年的安寧。現在因禮儀之爭激惱了康熙，使康熙改變以前的態度，從此歷雍正乾隆嘉慶以至道光，又遭遇著不少的困難。第一件慘案，要算甦努全家的蒙難。甦努為雍正的從兄弟，說他有幫助允祀(康熙第八子)謀立之嫌，便因此獲罪。原來康熙有二十三子，末年諸皇子皆謀繼帝位，各樹黨派，互相傾害。四皇子胤禎以詐術取得帝位，是為雍正，借故治諸弟以罪。甦努全家也被牽連在內。甦努之子甦爾金書爾陳勒什亭烏爾陳木耳陳等均失後受洗進教，至是勒什亭烏爾陳均隨允唐允祀充軍西寧，葡籍耶穌會士穆經遠(Mouras)神甫素為允祀所敬愛，邀與同往。勒什亭烏爾陳既到西寧，不特專務靈修，亦且熱心傳道。據耶穌會士巴多明(Parrenin)致書同會函中有雲︰『川陝總督年羹堯遞摺控類思(勒什亭)若瑟(烏爾陳)同入天主教，並捐資建教堂，又與教士穆經遠相善。』雍正大怒，立召二人回京收押，允祀與穆經遠神甫亦因此得罪。並且禍及甦努，發往右衛充軍，除長子及妻皆病死途中外，自己亦病歿。朝臣中之希旨者，又一再告揭，甦努被削除宗籍，又遭戮尸，其子孫分禁各省，備受酷刑，三四年間相繼死亡。據巴西所述，甦努一家致死的原因，純為信教之故。當時右衛將軍曾迫令出教，而其子孫等皆眾口一詞，甯死不願背教。是可知信教實為他們致死原因之一。穆神甫本為雍正所惡，又誣以興起革命，為允祀黨援，乃至入獄。葡國遣使來中國營救，雍正不待葡使之至，先令人毒殺之。
先是，閩浙總督滿實深知雍正疾惡教會，適福安有建築教堂事，乃出示禁止，並將傳教士驅逐出境，以禁絕天主教事奏聞皇帝。雍正元年十二月有『遠夷住居各省，已歷有年所，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的上諭。各省官吏得此禁教之令，遂迎合上意，大肆仇教手段︰教士五十多人，悉遭驅逐，甚至百般凌虐。浙江總督李衛奏毀杭州天主教改為天後宮，福建巡撫劉世明請禁人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把居留廣州之教士逐至澳門，廣州教堂被毀，教友蒙難，各處教堂有改為公廨或書院，或廟宇的，南京教堂住宅均變為積谷倉，上海天主堂改為關帝廟，不數年間，全國教堂盡遭廢毀，惟在京教士二十余人，以服務欽天監之故，得安然居留。這時全國三十萬信徒，因教士被逐！乃至如羊無政，困苦可知。雍正在位僅十三年，其子弘歷繼位，是為乾隆。乾隆賦性懦弱，常被左右包圍，故教難更形嚴重。福建多明尼會桑主教(Sanz)等竟為巡撫所殺。桑主教西班牙人，雍正時既被放逐至澳門，一七三八年乃潛回福建至福安縣行堅振禮，與回會費(Alcober)德(Serrano)華(Royo)施(Diaz)四神甫相會于某村，為奸人告發，被捕解省。巡撫周學健素惡天主教，乃請旨**，桑主教及四神甫竟先後被殺。
次年在甦州有同樣事件，多明尼會葡人黃安多(Henriquesz)與意人漢方濟(Athemis)二神甫，以『洋人散布邪說，煽惑良民』之罪，絞死于甦州。教友被牽連者甚多，唐德光死于獄中，汪斐理出獄卻死。
自福建甦州之事發生後，各省皆起而仇教，南京有神甫被囚，已定經罪，後蒙釋解澳門。北京發生謠言，說教友用邪術剪人發辮，被剪數日即死，影響及于湖北，在谷成縣被捕教友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四川劉神甫因而被拘押有八年之久。各處皆搜捕教士，虐待教友，于是四川馮主教與李吳彭三神甫，山西馬吉主教，陝川高主教，山東四神甫，江西二神甫，廣西一神甫，湖廣二神父，以及其他教友神甫，均被押解至京，經部臣審問，將中國神甫七人，與教友十一人，刺字于額，充軍伊犁，另有教友三四十人枷號示眾，西洋教士，一律從寬開釋。嘉慶朝也有中國教士教友被難喪命之事。這時西教士除在京師有職務關系的，有欽天監監正戴進賢(Kogler)監副徐茂德(Pereira)繼戴進賢的有劉松齡(Hallersteni)鮑友管(Crogeisl)高慎思(d’Eespinha)索德超(d’Almeida)等。其他有郎世寧(Castglione)在內延繪畫，林濟谷(Stadlm)為表匠，羅懷忠(daCosta)為藥師，安泰(Rousset)為御醫。彼等仍得居留，故北京教務，仍有相當進展。其他各處，西教士均難立足，皆由中國神甫主持，在這樣艱險的情形下，繼續進行工作。此不絕如縷的教會，直至鴉片戰爭以後，方得重見光明，而另入一個新的時代。
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潛伏秘密黨會中的反清復明思想，卻並不因此而根本消滅。自乾嘉以後，滿人的威福日盛，國勢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間，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變相號召，遂有道光六年的貴州之變，十五年的趙城之變，雖經次第蕩平，然繼此而起的幾乎無年不有。最著者如天地會之于湖南，三合會之于廣州，潛滋暗長，大有此僕彼起之勢。彼滿人既不思根本改圖？反而驕縱自恣，專事**，外交下又著著失敗。鴉片戰爭，門戶開放，國土日削，民生日敝，加以天災流行，饑饉頻見，卒至民不聊生，挺而走險，遂釀成洪楊之役，樹民族革命之幟，由廣西起義而彌及全國。十三年命運的太平天國，事雖未成，亦足予滿人以重大打擊。記其事者，往往目之為寇逆，加以種種惡名，如平定粵匪紀略一書，紀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並附著賊名邪說逆跡瑣聞四卷，雖屬片面的理論，然亦足為歷史參考材料。又如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等書，一方面見得滿州功狗片面的諮誕，一方面卻可以見得太平天國的聲勢。
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于嘉慶十七年(一八二年)生在廣東花縣，野史中有天王本紀一篇，載其自幼聰穎，喜研歷史，對于歷代成敗興亡事跡，尤為注意。曾應童子試，不第；或謂其曾為秀才，所應的考試是鄉試。當他到省城考試的時候，有人送他一本小書，名叫規時良言。(這本書就是當初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中間包含九種小書的一個集子，由馬禮遜代輯付印的。)他帶了那份基督教書籍回到他的家里去，起初並不注意，把它放在書架上有九年之久。一八三六年，他的考試又名落孫山，懊喪歸來，得了一場大病，據天王本紀里記著，他在病中遇到一種異象，其情形如下︰『這一天，他因臥病在床上，忽然暴死，但心里卻很明白。起初，似乎看見一條龍，一只虎，和一只雞，同一走進房里。接著有一隊人馬，奏著各種音樂，後面跟著一頂采轎，到了房門口，就有一個人上前請他上轎。他心里非常驚奇，又無法推辭，就跟著來人，坐上轎子，到了一所光明華麗的官門口。站在宮門口的許多男女，看見他到了，都向他鞠躬致敬。
有一個老嫗，引他到潔身地去沐浴完畢，就有一隊老者來引他到一間小室里，將他的肚子剖開，取出舊的心髒，重又安上新的心髒，然後縫合起來，亳無痕跡。于是，他就一人走出室門，游覽宮內。但見四面牆壁上，刻滿勸善的碑文。走到正殿上的時候，忽然看見莊嚴燦爛的寶座上，坐了一位黃發黑服的老人，招他上前，流著淚對他說道︰「世界上的人類，都是我所造成，衣食一切，莫不是我所賜給，但是人類不但不知報本，反而背棄我而去親近惡魔了。我希望你能夠快去蕩滅惡魔，扶持真理，使人類都能返本歸元。」說完，又拿了一把寶刀，和一顆金印，送給他，算是委他去鋤奸扶正的憑證。』
他在這恍惚的病態中，說是常常遇見異象，據他自己說︰『有一天，他曾夢見一位中年男子，囑咐他要努力斬除惡魔，洗滅罪惡。』他以為這中年的男子，就是天兄耶穌。在寶座上的老人，就是天父耶和華，這種異象，是真是假，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把它當作一種『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問話罷了，
直到一八四三年，他坐在書房里看書，有一個朋友來拜訪他，發現那本在書架上擱置己久的書，才引起他的注意。當下便把它打開翻閱。一讀之下，便覺得從前在夢中所得異象，都是上帝的啟示。他就拔劍而起，從事于革命運動。這本規時良言，卻成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動機。後來有一位教士美都士(Meadows)在一八五六年做了一本書，中間論到梁發對于洪氏的影響說︰『洪秀全和他的友人馮雲山決意到外省去傳道，而以販賣筆墨維持生計，那是他受了梁發書中所載的「先知在故十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話，和使徒行傳十九章保羅傳道事跡之影響。」
洪氏既從這本書受了感動，便和他的同志馮雲山加入到朱九疇所創的上帝會。原來這個會陽以傳教為名，陰實圖謀恢復明室。朱九疇死了以後，他就被推為上帝會的領袖，與同志們楊秀清等共同研究這本所謂規時良言，增加了他們對宗教的熱忱。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考試又失敗了。他決意想加入教會，順便去拜訪美國浸禮會羅孝全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沈潛于基督教的教訓之中，他便請求牧師與他施洗，可是羅牧師因為他對于神學的認識不很透澈，拒絕了他的請求。洪秀全在失望之余，回去繼續他自己的團體，廣事宣傳，反對崇拜偶像，聯絡革命同志。當時清廷對于一切秘密會社，曾嚴厲取締，上帝會自然也在取締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機會與教會接近，跟著德教士郭實獵研究基督教道理。大約在這時候，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只因後來他的革命事業失敗了，便有人否認他是基督徒。他曾經采取梁發所用文字布道的方法，也著了許多布道小書。他初期所作的小書，極合于基督教教義，其中有一種名叫宗教戒律，麥都恩牧師曾經這樣說過︰『此書可說是太平天國諸人所著作的一些書中最好的一本，其理由正當，其禱文亦佳，而其關于人類之邪惡，耶穌以血救贖人罪，及聖靈感動人心等教義之敘述，皆能引導一切有志求道之人，共行天國。』
洪秀全所組織的團體，除了分送他們自己所著作的傳道小書外，又印送新約聖經。當時英國教會對于他們這種運動，認為極有希望，以為可以使中國人趨向真道。所以英國聖書公會在五十周年紀念時，籌募疑項，印送華文聖經，響應洪秀全的工作。洪秀全在廣西鵬化山中，為了要遠避官廳耳目，仍用上帝會名義，親自帶了馮雲山李秀成等同志，到各處宣傳上帝的道理。但是因為他時常勸人必須毀掉孔子牌位，和一切泥塑偶象，專心拜一位上帝，所以到處都引起人的反對，說他是傳邪教。不得已，只好帶著一班同志，走到苗族區域之內。數月之間，各地加入上帝會的，已有幾千人，他一面傳教，一面著作勸世文和贊美詩，分散給各地教友與民眾，這些文字，都成了太平天國的重要文獻。據林利氏的太平天國外記中說︰『洪氏這時候，還沒有注意到新約這部聖書，他注意到的只是舊約的文字。』我們從洪氏的作品和思想上研究，覺得這幾句批評是很對的，因為洪氏在太平建國的時候，仍是脫不了帝王思想，而且他們唯一的宣傳，只是叫人反對偶像，專門崇拜上帝，對于耶穌贖罪重生等項道理，不甚注重，這不過是舊約中的教義而已。而這種急進地破壞偶像的宣傳，對于一般人民的生活習慣，不免發生齟齬，因此，不但在**和平民之間，不能相容，也引起官廳們的注意，說他們妖言惑眾，嚴加禁止，但是他們仍舊努力地進行，發展得極快，人數一天增加一天。據說楊秀清能說預言，並且能用祈禱治人疾病，于是各地人民不顧官廳的禁令，紛紛加入教會。他們又定出許多教條，禁止**吸煙飲酒，更不許吸食鴉片。每七天禮拜，一依基督教儀式。這時候，他們鑒于勢力的漸大，一面仍舊主持上帝會傳教事務，一面乃與當地人士，如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結為弟兄，創立起一個保良攻匪會，明為保衛地方，實是借此以抵抗官兵，免遭逮捕。
當道光末後的幾年，廣西連年饑荒，人民多有餓死的，官吏只知貪賊害民，絕不顧到民間疾苦，因此各地盜賊如毛，挺而走險。韋昌輝本為當地富豪，借上帝會名義，廣為施濟，于是災民與盜賊，都聞風而來，投入上帝會，想借此得著庇護。官廳得此消息，深恐發生意外，桂平知縣將洪秀全逮捕，並搜獲入教名冊，將興大獄，並處洪氏以死刑。廣西巡撫鄭祖琛本是一個慈祥忠厚的人，不願多所殺戮，命將洪氏釋放。不久，他們便以『**滿清，恢復漢族』為號召，以成揭竿之勢。因此驚動朝廷，立命巡撫率兵捕剿。洪氏實逼處此，便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起義于金田村，有眾萬人，兵皆蓄發，人皆呼為長毛，不二月佔據永安，擁洪氏為天王。清廷派提督向榮副都統烏蘭泰與戰不利，因為太平軍銳不可當，勢如破竹，連奪數十城，清兵望風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陸並進，不到八個月功夫，居然攻進南京，逐建立太平天國，封起義諸人為王︰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其余如洪大全秦日綱胡以洗等，莫不封王列侯，聲勢浩大。
太平軍為什麼有這種銳氣呢？自然是由于民族思想的鼓勵，人人希望驅除韃虜，光復漢家，所以呼滿人為妖魔，以殺盡妖魔為口號。然此不過是表面上的號召，猶不是他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卻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與組織。他們的軍隊是宗教化的，軍人都充滿著宗教的犧牲精神，所以每遇戰事，莫不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並且相信死後得進天國，可以享受永生的快樂，反而看死是一件很榮耀的事。以不怕死的太平軍隊去打怕死的清軍，勝敗之數，無待蓍卜。所以太平軍的起義，雖然得力于種族革命的號召，但若沒有宗教的組織和訓練，也必不能有如此神速無敵的功效。我們看洪秀全初出兵時的檄文，開端數說滿人的罪惡，接著便說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拯救人民，你們官民人等，從前誤為滿人所用，現在應該棄暗投明，作天聖的子女。並且說到天父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識主，莫不一視同仁。在這篇長凡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則曰『天父天兄，命我真聖主天工降凡御世』。再則曰『爾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這不獨充滿著民族精神，尤其是充滿著宗教精神。
再看太平軍當攻取一城一邑的時候，必先派間諜去張貼許多布告，宣傳革命的意義。說太平軍是稟承天父的旨意，來驅逐滿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子女的，凡歡迎太平軍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國。這一套話，很能迎合一般人民所謂『真命天子』的思想，所以每每軍隊還沒有到那個城，已經得到了人民的歡心了。其利用宗教思想以收拾人心，往往如此。
太平軍所定的軍律，尤其處處充滿著宗教的意義，如軍營規例中的第一條，便是『耍恪遵天命』，第二條『要熟識天條贊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等類，沒有一種儀式不是從基督教采取而來的。所謂天條，就是基督教的十條誡命︰(一)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三)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禮拜，(五)頌贊皇上帝恩德，孝順父母，(六)不好殺人害人，(七)不好奸邪**，(八)不好偷竊劫搶，(九)不好講謊話，(十)不好起貪心。又在每條底下，附著一首極普通的七言四句韻語，或者可以叫它是詩︰像第一條底下說︰『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禮拜自超升，天條十款當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條底下，都有這樣相同的詩，這又與現在基督教所歌唱那些贊美詩差不多。除了這十條天條之外，還有許多歌詞之類，要每個軍隊中人，背得很熟，否則便要處罰，或責打，或處死。這種強迫式的宗教，使每個軍隊中人，都成為**。照這樣的情形，如果太平天國成功以後，一定把這種變質的基督教定為國教。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照我看來還是基督教的大幸。因為他們雖然采取基督教的形式，卻失去了基督教的精神。且看他們的禮拜儀式，每一枝軍隊中必定有一個禮拜的地方，凡是軍隊駐扎在什麼城市村墟，必先建造一個宏大的板房于曠野之中，為房虛星昂四天禮拜之用。他們禮拜的儀式，一方面采取天主教方法，一方面復參以中國拜天的習慣，所以便成了一種特創的儀式。堂的北端正中設一方桌，桌前系繡花紅桌幃，外懸幃幔，張掛燈彩楹聯書軸，陳設鼎彝花瓶屏鏡明角燈之類，名之為天主桌，很像佛教的佛堂，惟不設香案，以其不燃香燭故，或設油燈兩盞。又設花瓶或帽筒一對，插尖角小黃綢令旗一面，桌前置長約三尺的小竹板，上面寫『奉天令』三字，為戒責之用，這又像衙門中的公案。桌後設坐椅若干，椅上各被椅衣，自三座至七座不等，要看頭目與先生的名寡而定。禮拜時各頭目先生坐于其上。此種別開生面的離奇陳設，實足予人以不良的印象。
再看他的禮拜情形，禮拜的前一日，有人一手荷著一面旗幟，一手敲鑼周行市上，口里高呼明天禮拜。到了半夜三更時分，即開始禮拜，燃點桌上油燈及懸掛的彩燈。並在天主桌上供設清茶三杯，飯三盂，肴三盤，嗚鑼聚眾，頭目先生各坐正中，余皆環坐，齊誦贊美，然後先生跪誦章表，寫著全館(即全營)中的人名，誦畢焚化，這又好像道教中的建蘸形式。此後或講道理，或誦經文天條，最後以所供肴饌分享眾人，是日皆可向廚司領得豐盛食品，休息快樂。這是七日禮拜的大概情形，各館中都是如此舉行，平日亦有兩次禮拜，在朝餐與晚餐時舉行的，也是嗚鑼召集，像禮拜日一樣，不過略為簡單一些，禮拜既畢，方始就食。即在軍事勿忙的時候，亦不能廢。這樣儀式，後來漸成為一種具文，那些禮拜的人，往往覺得討厭，暗暗咒罵，但因為法令森嚴，無法規避。如果有無病貪睡，聞鑼不到，必杖責數百板，三次無故不到，便要斬首。所以心里雖不願禮拜，卻不敢不到，如有人犯了過失，便要在此當眾責打，即天王亦不能免。各王宮中也有這樣的禮拜場所，陳設較為侈麗，凡遇禮拜，得向天廚中領取海菜及點心之類，為敬天之用，實則借此多領食物，為宮中人享樂。遇有喜慶，亦行此種禮節，盛饌取樂。無論何事，都以禮拜為準。即出兵打仗之前，或打仗回來。無論勝敗，皆要召集大眾禮拜並講道理。如遇敗仗，要歸罪到一二人身上，說他們犯了天條，致于天父之怒，把那人當眾處死。或者別的時候，要治一個人的錯過。也是用講道理的方法辦理，或打或殺，說皆本之天意。講道理是一樁極普遍的事，無論遇到什麼事體，都要召集大眾講道理，亦若現在的當眾演說。所講的道理，大都是說到如何敬拜天父，如何練習天情，如何熟悉天條，有時講到天父七日創造天地的故事，或說天父的慈愛，如何照顧我們，萬事都要由天父安排，切勿懼怕！在一個限定的期間，必須把天條儀文背熟，逾期若不能背出，也要處罰，甚至處死。因此，太平軍的紀律很嚴明，都能服從命令，勇氣百倍。這些情形，是我的父親當時所親眼目睹的。
在太平軍中有一位曾經在倫敦會做過傳道的名叫洪仁干，是天王的本家，封為干王，他特地脫離教會工作，投身到太平軍中，原想向軍人們傳道，不料天王卻命他當軍師，做軍事上的參謀。他對于宗教的制度和組織，曾經想加一番改良，但是積重難返，不能奏效，只有在規畫教區的一方面，是一些貢獻。規定凡二十五家為一教區，設教堂一所，有一個教士主持教務，合數教區設一牧師。在縣有縣牧師，在省有省牧師，這些牧師大概是地方長官兼任的。後來他同忠王李秀成駐扎在甦州，倫敦會教士楊格非特地從上海去看他，希望得著太平軍的保護，可以在軍事區域里往來傳教。第一次卻只見到了忠王，忠王自已說他是信基督教的人，和西國人本是弟兄，所以很歡喜彼此常常往來。第二次才得見干王，很受干王歡迎，並且探听教會的工作。他又說。『基督的國，必要發達，終久要戰勝一切敵者。』楊氏就在他的營里領了一個禮拜，干王自己唱了一首贊美詩，覺得太平軍中的宗教空氣，非常濃厚。後來，由干王介紹，得到南京謁見天王，要求天王出一諭旨，準傳道者在天王轄境內，有隨意傳教的自由。得著天王允許。可見太平軍不但使他的軍隊宗教化，也是希望能普遍到民眾。
現在我們所提倡的白話文，以為是文學革命的產物，是空前的，卻不知道當太平天國的時候，早有過一番改革。我們且看一看他們所用的經典與文告，有好幾種很通俗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很淺近的，與現在的白話差不多。想不到在貴族文學極盛的時候，竟有這種平民文學出現。可見太平天國的革命，不單是單純政治民族問題，也是及到了宗教與社會革命。他們每禮拜所誦讀的，有所謂新遣詔聖書，舊遺詔聖書。我們現在把新遣詔聖書與新約馬太福音比較一下，覺得完全是一樣的。第一章講耶穌的譜系和降生，以下每章都與馬太所記相同，全書也有二十七章。文字都是非常的淺近。他們辦理許多初級學校，實施國民的強迫教育，同時，也用開科考試的科舉，分為男女兩科。以聖經里的教訓做考試的題目。特編三字經幼童詩做初級學校的教科書，是根據新舊約的歷史編成的，文亦淺顯。
三字經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人宰物，得光榮。七日拜，報天恩，普天下，把心虔。說當初，講番國，敬上帝，以色列︰十二子，徙麥西(即埃及國)，帝眷顧，子孫齊。後狂出，鬼人心，忌興旺，苦害侵。命養女，莫養男，煩役苦，實難堪。皇上帝，耋憫他，命摩西，還本家乃釋放，出麥西，日乘雲，夜火柱。到紅海，水汪洋，以色列，實驚慌，追兵到，上帝欄，會紅海，水兩開，以色列，盡保全。行至野，食無糧，降甘露，人一觴。西乃山，顯神跡，命摩西，造碑石。皇上帝，設天條，傳至後，暫不遵，中魔計，陷沉淪。皇上帝，憫世人，遣太子，降凡塵，曰耶穌，救世主，代贖罪，真受苦，十字架，釘其身，流寶血，救凡人。死三日，復重生，四十日，論天情，臨升天，命門徒，傳福音，宣詔書。信者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全書有三百五十二句，從這里所節錄的幾句，見得它是完全敘述基督教歷史，每個小孩子，從小讀熟了這樣的詩，將要發生什麼樣的效果呢？幼童詩是仿從前的神童詩，是五言一句的，意義上與它差不多，是說到禮拜上帝的重要。此外有許多詩歌和格言，如敬雙親詩，君道詩，臣道詩，父道詩，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以及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婦道等等，都各有詩。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也各有詩，而且每本書末附載天堂詩一道︰『貴賤皆由己，為人當自強，天條遵十款，享福在天堂」。文字都是那樣的通俗淺近，在一般士大夫眼里，自然覺得太俚鄙，但卻不知道是普及思想的利器，這方法在更正教初期也曾采用過。另外有所謂天父上帝醒世詔，也稱為十全大吉詩的，是七言一句，不但俚俗，而且像一種謎語，每首詩里用拆字的方法，暗藏著一個字，好像第二首說︰『人字腳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間，為人不可起歪心，全敬上帝自無尤。』這里面是明明含著一個『全』字，十首詩都是這樣子，在我們覺得很奇怪，然而在民間文學的範疇里，卻有偉大的價值。而且我們看它末一句不押韻，用一個『尤』字煞腳，若然要押韻，很可以換個『愆』字，這又可看見他們對于舊詩的格律音韻，一起**了。我們又在他們的文告中，看見許多忌諱的字。例如︰把『丑』字改作『好』字，『卯』字改作『榮』字，『亥』字改作『開』字。還有一種特別的名詞，像『燈草』『放草』『寬草』『一條草』這一類，很有些莫明其妙，後來才知道『心』字是忌諱的，所以用『草』字代替。但是為什麼忌諱？為什麼這樣改法？到底什麼意思？卻不能知道，在宗教上恐怕是沒有關系的。林利氏在太平天國外記中說道︰
『基督教在中國三十年中，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國一旦有七千萬信徒，而歐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導，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顛倒之甚者矣。』又有一個美國人名叫白齊文，他本來在清軍中服務的，鑒于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竟表示非常的欽佩，特地從清軍中出來，投身到太平軍中，為之計劃軍事，並且說︰『鋒鏑之中，乃能篤信宗教，不失儀節，其道德自當高出于清軍，吾何慢慢，乃為虎作倀，憑利器而殺上帝之信徒哉？』
于是他便在神前懺侮，誓效忠于天國，後竟為太平天國而死。可見西人中贊成太平軍的，大有其人。可惜有許多教士，看見太平天國的宗教儀式中，加入了許多中國固有儀節，認為基督教的叛徒，加以反對，各向他們的本國政府報告，說了許多壞話，像郝姆士的南京游記中有一段說︰
『洪秀全不是一個詐騙者，也必是一個無智識的狂徒；從他的人，都是些危險分子。他的組織，無異于一群盜匪，擁戴他做盜匪的頭兒罷了。』
這篇游記，由英公使轉呈到英政府，英政府受了他的影響，便把太平天國看做亂黨，派兵幫助清府攻打，這是太平天國失敗的一個原因。所以林利氏很為之不平，說︰『太平之宗教戰爭，不背上帝之誡，而歐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本能扶助此宗教之革命，如維多利亞主教，如約翰，如密爾，如密納，如洛勃斯克，如倫白等，皆未反對者。獨有郝姆士，則更狂詆太平，不足以言傳教矣。」
真是『說好不足奇，說壞傳千里，』像郝氏的話，便發生了極大的壞影響。尤其是那時的天主**，對于太平天國，大都表示不滿。原來洪秀全的上帝會，起初是取法于天主教的，後來又受了耶穌教的影響，反對偶像，不獨把佛道教的偶像，盡行毀壞，就是天主教的聖母像等，也為他們所蹂躪。于是天主教人把破壞正教的罪名，報告到羅馬教皇和法國政府，于是法國政府便與英國政府抱同樣態度，幫助清政府平亂。
同時，他那毀壞偶像，不拜祖先的舉動，與中國數千來牢不可破的習慣相背。凡太平軍所到之處，廟宇偶像，無一幸存，初起！大家知道是民族革命，所以十分歡迎。及至定都南京以後，卻變成了社會革命，連一切宗教上的遺傳，都用激烈手段徹底破壞。不但如此，凡一切習慣風俗，都要加以改革，如禁止纏足，改用陽歷，實行共產，都足以引起舊社會的不安。所以後來的人民，不但大失所望，更發生仇恨之心，不可謂非太平軍操之過激的緣故。清政府便利用這種社會弱點，從舊禮教舊宗教方面去鼓動人民反抗，使十三年壽命的太平天國，乃至功敗耋成。質言之︰太平軍之興，興于利用宗教的力量，太平軍之亡，也亡于宗教上的矛盾。因為太平軍以破除迷信為前提，而他自己所產生的宗教，仍舊是變相的迷信。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來達到他的革命目的，那自然要失敗的。而且這種強迫式的宗教，像林利氏所說『一旦有七千萬信徒』，這種信徒，我以為完全靠不住的，當時即使成功，也是于基督教有害無利的。
我們述說太平天國的經過與他在宗教上的情形，最大的用意，不過是證明馬禮遜梁發等教士們工作上所生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究竟是好是壞，那是另一問題。
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被羅馬教皇解散以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幾乎陷于停頓；直到一八一四年在歐洲始行恢復。一八四二年由教皇選派巴黎南格祿(Gotteland)與艾方濟(Esteve)李秀芳(Brueyre)三人重來上海。其時正值鴉片戰爭結束，中英條約上有︰
『耶穌天主教原系為善之道，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一體保護」的話，于是教士來華設堂傳教，為條約所許。從此基督教在中國，轉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八四六年道光又有上諭說︰
「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請免治罪，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教堂，除改為廟宇民居毋庸查辦外，其原有舊房屋，各勘明確實，準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
因這道上諭與後來法國條約所規定，各省天主堂均得收回︰例如上海南門的聖墓堂與老天主堂，皆歸還天主教，北京的南堂，亦得啟封。于是天主教工作，不但盡行恢復，抑且日見進展，各國天主教的修會，又紛紛派員來華。除耶穌會已于一八二四年重來分派在江甦安徽兩省及河北省東南部傳教外，不久，在上海徐家匯設立總部。由各修會認定地點工作︰如傳教于福建，則由西班牙多明尼會士，管轄四川貴州雲南兩廣滿洲和西藏的，則有巴黎外方傳教會，在山東山西陝西湖北湖南五省工作的，則有方濟各會士，至于遣使會的教士們，接管耶穌會在河北江西河南浙江等處工作。到十九世紀的下半期，更有其他修會來華，我們看見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修會，有三十余種之多，另外有八十多個女修會，可見他的派別也是很多的。不過德禮賢氏在他所著的中國天主教史十三章內這樣聲明說︰ 『非天主教讀者，宜注意此等傳教會，都是天主會各種修會，並不是像聖公會長老會等各樹一幟，不相統屬的。天主教內傳教會，不過是修士團體，都在唯一天主教公教教會以內。」
從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事業的發展，固已不是已往所可比擬。然而在這發展的過程中，卻又遭遇著不少的風波；其所遭遇的迫逼，實比更正教為大，且略舉咸同以來的天主教教難如下︰
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在廣西西林法國神甫馬奧斯定，為知縣張鳳鳴逮捕處死，同時，有教士貝滿及女教師曹桂英皆一同喪命。經法領事交涉之後，乃將該知縣革職了事。此後殺死外國人及教女的事，仍舊繼續不斷地發生，如兩廣總督葉銘琛捕殺了英國的水手，焚毀了工藝廠，便引起極大的交涉。同時法國亦因中國官吏屢次有殺死教士的事，英法兩國便聯合出兵，會帥于香港，移文兩廣總督？要求遵約保護，賠償損失。不意葉銘琛竟置之不理，反而下令備戰，結果，葉氏兵敗被擒。這是咸豐七年的事。次年二月間聯軍移師北上，要求派遣大臣議約，清廷又不理。不得已率師進逼，于五月三十日入天津，清廷始派大學士桂良議和，訂立天津條約，說定第二年換約，兩國遂撤兵。清廷又復反悔，並出上論禁止傳教。到了次年六月間換約時，不但拒而不行，反命僧格林沁封鎖白河，伏兵攻殺英兵五百余人，並毀戰艦三艘，清廷且嘉其忠勇。禁止傳教，更甚于前。江西福建又有查奴教友的事。英兵中伏敗呶，乃約同法國，派遣大隊戰艦，以圖報復。兵至上海，下哀的美敦書，要求認罪賠償，履行天津條約，這是咸豐年三月間事。北京接到哀的美敦書後，不知悔禍，反而下令宣戰，任命僧格林沁經略戰守事宜。八月間交戰數次，大沽炮台失陷，英法兵復入天津，清廷方始惶懼，復遣桂良議和，仍圖虛與委蛇，一面求和，一面整頓軍隊，出其不意，將通州兩國使臣三十八人擄掠而去。聯軍不得已乃繼續進攻，清兵傷亡甚眾，僧格林沁率部北逃。皇帝赤摧後妃逃至熱河，命皇弟恭王留守京師，遣使求和。聯軍要求先行釋放被擄三十八人，不意這三十八人，已被處死過半，聯軍聞信，憤怒異常，乃焚燒圓明圓，情勢愈趨緊張。恭王遂被任為全權議和大臣，簽訂數十條和約。在第十三條之中，有幾句是關于傳教問題的，略舉如下︰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听其便。
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
凡中國人願信祟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
從此美俄義葡等國，皆沿例要求通商傳教，中國門戶，于是洞開。時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尚與清廷爭持；同時，河南張總愚的捻匪，四川雲南的回匪，相繼騷擾，全國鼎沸，人民涂炭，教會亦遭波及。而仇教官吏，往往借端陷害；證教友為匪，離京較遠的地方，又往往任意慘殺。咸豐十一年有貴州教友張有揚等四人被殺，同治元年又有文神甫與教友吳學聖等四人被殺，皆誣以通匪之罪。這一年南昌重慶也有搗毀教堂等事。各省仇教之事，仍不斷發生。
四川西陽以巨紳張丕昭作謗教書，人民為所蠱惑，群起仇教。在同治四年，又有殺死教友與馬神甫的事。到同治七年鬧的更凶了，仇教者聚眾搜殺洋人，被殺者有李神甫與教友等四十人，堂尾盡毀。彭水地方亦有焚掠教友七八百家之多。四川鬧教，影響貴州，在遵義地方，亦起仇教風波。知府陳光璧放任人民劫掠教堂，教友家被搶劫者不下七八百家，教士雖未遇害，而遭打受辱，亦有多人。
江甦省中鎮江淮安揚州等處，謠言『教士迷拐幼孩，摘心挖眼」；乃至演成驅逐教士，焚毀教堂等慘劇。安徽省城安慶亦然，紳民為謠言所惑，亦有驅逐教士，焚毀教堂之事，教友家之被掠者，八十余家，死于非命者，二十五人。
湖北亦有仇教事，天門縣地方，有莠民聚眾仇教，焚毀教堂四五座，焚掠教友數十家。利川縣知縣拘捕教友，毀其廬舍。湖南更甚，藍月旺神甫在長沙罹難後，竟不許西人駐足。江西河南廣東陝西直隸皆有同樣的遭遇，教士教友，有死于鬧教中的，也有死于兵亂中的，不勝列舉。而當時最大的教案，要算同治九年的天津事件。
天津教案，由陳國瑞一人煽動而成。陳國瑞本是僧格林沁的義子，疾惡洋人特甚。當他在南京時撒播謠言，希圖煽起仇教事件，因計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偏貼謗教**。果于六月二十二日發生暴動，圍攻天主教堂。官府不加彈壓，亂民愈聚愈多，謝吳兩神甫即報告法領事豐大業，豐領事即請北洋大臣崇厚保護。崇厚百端推諉，領事與隨員及神甫均因而遇害，領事署天主堂亦付之一炬。又焚燒『仁愛堂』，『仁愛堂』乃一修女院，內有修女十名，收養孤兒**，並施藥施診，行種種慈善事業。是日屋宇被焚，修女被殺，孤兒亦多死傷，並波及鄰居法商及俄僑多人喪命，英美福音堂亦遭焚掠。結果，賠償撫恤，懲辦官吏了事。
光緒二年，長江下游又起謠言，說天主教教友楊琴錫等，散放紙人，夜間剪人發辮。仇教者乘機鼓惑，安徽建平宣城富國等處又演成焚毀教堂，殺死教友等事。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廣東等省竟有遷怒于教會，多處教堂遭受毀損。越南東京國王下令屠殺教友三萬八千多人。光緒十四年長江流域又有仇教排外之謠，引起騷動。到十七年湖南有周漢者編印書籍圖書，煽起教禍，影響及于安徽的蕪湖廣德，江甦的丹陽無錫，湖北的武穴宜昌，江西的九江等處，又有焚毀教會和各種房屋，劫掠財物等暴舉，惟幸未傷人。此後更有庚子的大屠殺，當另述。
總之，此種教案之起，純由于民智未開，以天主教所舉辦的育嬰事業，誤為誘拐小孩，發生種種謠言，說什麼挖眼剖心，制為藥材，不獨愚民無智，盲目听信，即士大夫中知識階級，亦多相信，見于文章著述之中。試看梁章鉅所著浪跡叢談的話︰
『自西洋人設立天主教，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日吃教，按名與白銀四兩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針灸，婦女亦**受治。死時主人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臨門行殮。殮畢以膏藥二紙掩尸目，後裹以紅巾囊曰衣胞，紉其頂以入棺，或曰借事以刳死人楮，作鏈銀藥。』(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卷二九二。下卷四九一)
如此愚昧之言，見之于記載者，固屬不一而足。闢邪紀實書中捏造事實，尤為荒謬絕倫，此皆引起教案的唯一原因。在此種教案之中，往往波及更正教堂，特別是庚子之變。不過教會往往在苦難中生長的，每過一次苦難，便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在苦難中，不但可以增強奮斗精神且可以從反省覺悟自身的缺點，以資改進。所以這時候的教會當局，覺得在外人領導下的教會，很容易引起誤會。因而有基督教的『本色』運動。『本色教會』這個名稱，雖然產生于最近更正教會中，但也是天主教多年來所注重的一件事。他們最初便注意到『本籍神職班』的造就，希望有多數中國人出來負擔中國教會的各項職司。當一八九三年教皇宗良十三世會頒布過這樣的話︰
『要是沒有國籍神職和國籍主教，那麼，教外國中的天主教信仰，不會有確定的將來。』後來像本篤十五世都發表同樣的意見，如說『每一個國家，應該培養自己的神職班』。『耶穌的神國，假使沒有本籍神職班做基礎，不能有穩固的進展』。可見他們把『本籍神職班』的培植，看做一件重要的事。當利瑪竇最初傳教時，便領導鐘鳴仁黃明沙進耶穌會為修士，他曾經這樣記著說︰
『在我們各處的住院中，除了本會會士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的學生們，都是生長在中國的，他們正在預備著進耶穌會』。(見利瑪竇二冊)據一九一一年北京出版的一六九七年以來傳教中國遣使會司鐸修士目錄說到『從一六九七年至一九一一年間。在中國傳教的五百九十三名會士中，有十一個蒙古人都是司鐸，一百八十五個中國人，除了八人外，其余都是司鐸。』其中有二人，在一九二六年，祝聖為主教。這是單從遣使會一會而言，其他修會也可以此為比例的。最有名的，要算一六八五年在廣州祝聖的主教，名叫羅文藻，他是第一個中國主教，後來由他所祝聖的三個司鐸，一個叫萬其淵號三泉，一個叫吳歷號漁山，別號叫墨井道人，是清代六大名畫家之一，現在有墨井集流傳。一個叫劉蘊德號素公，做過『欽天監』監副。此後華籍教士一天天的增加，有些地方，反比外籍教士超過許多。尤其女修士們的數量，很快的增加。庚子以後，其進展更不以道里計，下章當另述。
一八四二年以前，基督教傳教士，不能以傳教名義進入中國境內。馬禮遜等少數教士，獨能逗留于廣州者，莫不假托經商之名！其他有志傳教于華人的西洋教士，只能駐足于南洋諸島與澳門等處，如倫敦會教士之駐馬刺甲，聖公會教士之駐爪哇，均無法入境。及至南京條約訂立以後，傳教士得條約的保護，方絡繹來到通商口岸，從此各教會之來中國者，除意法等國的天主教外，在更正教會方面，有英美德坎等國的各公會，以是在中國的更正教傳教團體，竟有一三○多不同的傳道會，同一長老宗，而有英、美、坎拿大等之分，同一監理宗，而有監理，美以美，循理，美道等之分，他會亦然。試觀下表︰
更正教宗派系統表(根據‘中華歸主’)
┌─┬─┬─┬──┬──┐
︱華︱美︱坎︱英︱聖︱
︱北︱聖︱聖︱聖︱公︱
︱英︱公︱公︱公︱宗︱
︱聖︱會︱會︱會︱︱
︱︱︱︱︱︱
├─┼─┼─┼──┼──┤
︱孟︱英︱美︱來︱侵︱
︱那︱浸︱浸︱復︱禮︱
︱福︱禮︱禮︱會︱宗︱
︱音︱會︱會︱︱︱
├─┼─┼─┼──┼──┤
︱協︱美︱倫︱公︱公︱
︱同︱普︱敦︱理︱理︱
︱公︱目︱會︱會︱宗︱
︱會︱會︱︱︱︱
├─┼─┼─┼──┼──┤
︱北︱丹︱德︱巴︱信︱
︱美︱路︱信︱色︱義︱
︱信︱德︱義︱會︱宗︱
︱義︱會︱會︱︱︱
├─┼─┼─┼──┼──┤
︱美︱美︱循︱美︱監︱
︱以︱道︱理︱福︱理︱
︱美︱會︱會︱音︱宗︱
︱會︱︱︱會︱︱
├─┼─┼─┼──┼──┤
︱艾︱坎︱英︱甦︱長︱
︱長︱長︱長︱福︱老︱
︱老︱老︱老︱音︱宗︱
︱會︱會︱會︱會︱︱
├─┼─┼─┼──┼──┤
︱自︱女︱德︱內︱內︱
︱由︱執︱女︱地︱地︱
︱會︱事︱公︱會︱會︱
︱︱會︱會︱︱系︱
├─┼─┼─┼──┼──┤
︱美︱公︱宣︱貴︱其︱
︱女︱誼︱道︱格︱他︱
︱公︱會︱會︱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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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瑞︱瑞︱禮︱挪︱挪︱信︱豫︱信︱挪︱長︱自︱芬︱中︱
︱行︱信︱美︱賢︱信︱路︱義︱鄂︱義︱美︱老︱立︱信︱美︱
︱道︱義︱行︱會︱義︱德︱長︱信︱公︱遵︱教︱信︱義︱信︱
︱會︱會︱道︱︱會︱會︱老︱義︱理︱道︱會︱會︱會︱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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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聖︱美︱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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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基︱約︱復︱歸︱南︱北︱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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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瑞︱復︱南︱五︱美︱弟︱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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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會︱安︱福︱會︱督︱會︱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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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本同就基督為元首，為布道作證引人歸主的機關，其宗旨本無不同，特在行政的制度與所在地域不同的緣故，乃有此分別，茲且把它的背景與特點略予說明。
一曰『公理宗』。其在中國有綱紀慎會，美華會，浸信會，倫敦會，瑞丹會，瑞華會，或自理會，宣道會等不同名稱，其義為全體治理！不受制于一人，是純粹的民主制度，只重信仰；不拘儀文畛域。
二曰『長老宗』(Presbvterian)。介乎監理宗與公理宗之間！既不承認監督主治之權如監理宗，又與權在教友的公理宗異，是一種共和制度的政體。創立者為克立文，屬于『預定論』者，在中國傳教的公會，以其所來的地點不同，故有甦格蘭、愛爾蘭、紐芬蘭、坎拿大等等的分別。
三曰『信義宗』(EvangelicalLutheran)亦稱路德宗，為更正教最古的教會。『人得稱義，端賴信仰』，為該宗要道。其對于聖餐的見解，固不信餅與酒即為基督的血肉，但確認在酒餅之中有基督實質在其中。在中國的名稱雖不同！而今統稱之為『中華信義會』，共政制則為議會制？由各堂決定其自治權。
四曰『浸禮宗』(Baptist)。注重以全身浸入水中，為信仰的表示，信道全由個人自己意志的決定，父不能強其子，故不收未成年之童子進教，取絕對的民主制度，信徒一律平等，無階級之分，會中執事，不過是一種職務，沒有管轄權力。安息會，基督會，三一浸會雖亦注重浸禮，然並不屬于本宗系統。
五曰『監理宗』。創始者為衛斯理，故亦名『衛斯理宗』，其英文名稱Methedist，原義為循規蹈矩的意思，因有譯為「循道』，亦有譯其音為『美以美』。其組織為監督制，最高立法權，操于大議會，注重個人靈性的保證，保守因信稱義之道。
六日『聖公宗』︰是由HolyCatholicChurch譯成的，初譯為『聖而公之教會』，也有譯英國聖公會為『安立甘會』，也有稱為『監督會』，一九零九年則通稱為『中華聖公會』，不問其來自何國，其組織為監督制，其儀式近于天主教，故為新舊教的調和者。與舊教不同之處即大度包容，采取自由主義。
七曰『內地會系』。是專門向中國內地傳道的教會的總稱，沒有所屬的宗派。 其他各教會，大都由于幾個同志結合而成的，崇拜或傳道的團體，雖各有其特點，卻不能成為一種宗派。
宗派的背景既明，然後依次略述各公會在中國的傳道經過︰
【一公理宗】
倫敦會是公理宗中一種向國外傳道的組織？起初稱為『倫敦傳道會』，也稱為『國外傳道會』，英文叫做ForeignMissions。馬禮遜是第一個東來的人，繼之者為米憐，他們的事跡已見前述。及至一八四三年英國又打發麥恩都來至香港，不久，就和哈信醫生一同遷至上海，麥家圓天安堂，即其最初的根據地。後來由此推廣至江甦南部與浙江北部，成為倫敦會『江浙傳道區』。後經人的繼續努力，成立堂會十六處，已有數處自理，自建禮拜堂四處，男女醫院各一所(即仁濟醫院)學校十一處(中有麥倫中學)。米憐的兒子也到上海幫麥氏工作。麥氏著了一本通俗三字經，並且翻譯聖經及編著英華字典，為當時學術界一大貢獻。
在粵港方面，自李雅各把『英華書院』從馬刺甲遷到香港，就在香港主持一切教務，傳教辦學之暇，又把中國的四書及詩書易左傳等書譯為英文。不久，有基教士與華人屈昂，梁發，何福堂(伍廷芳之岳父)協助傳道。一八四七年，英國又派夏吐嗶醫生來設醫院于灣仔。同時哈信復由上海回廣州，設『惠愛醫館』。一八五二年，又有湛約翰來助，立教會于廣州沙基，與華教士如區鳳犀謝恩祿招觀海等的努力，遂成為今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一八二六年在香港又得德教士歐德理與英教士越治及譚臣醫士相助，並聘禮賢會華牧師王煜初(王寵惠之父)及後來張祝齡等主持，會務日愈進展。何啟律師(何福堂之子)的夫人雅麗氏女士去世、建一紀念醫院，後來與公理會，長老會，同寅會，美瑞丹會，合並為中華基督教會。王牧師以澳門為蔡高受洗的發祥地，乃籌建禮拜堂曰『志道堂』，豎橫額曰『福音初到之地』，張祝齡倡改為中華基督教會，籌建『第一受洗人蔡高紀念堂』，一九一八年落成開幕。倫敦會在粵港區域中有分堂四十余處，大小學二十余處，醫院四處，男女信徒二千多人。
又由粵港教會推廣到福建，在廈門惠安漳州汀州等處建立教堂。一八六一年，楊格非牧師由上海往漢口，創立起湖北傳教區。說到楊格非在中國傳教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是在一八五五年與韋廉臣同到中國，韋氏創辦『廣學會』，提倡文字布道，楊氏在上海學習華語，也曾幫助戴德生創立內地會，並且往來平湖杭州松江等處傳道，太平天國干王洪仁干曾在倫敦會做過傳道，楊氏特地到甦州去見他，要求傳教的自由。一八六一年，他才到漢口計劃建立教會，在武漢三鎮奠定了基礎，又溯江而上，經宜昌重慶而至成都，協助內地會傳道，又到陝西湖南等處做開闢工作。當在漢口時組成漢口『聖教書會』，編著許多勸世文，所著德慧入門一書，頗為人所稱譽。同時，又助『甦格蘭聖經會』翻譯和合本聖經。其傳道于中國計五十七年，開創長江上游的傳道工作，設醫院，立學校，至今在湖北區內，有支會七十八處，學校二十余處，醫院八處，信徒二千多人，實不能不歸功于楊氏。其生平事跡，廣學會另有專傳。
同時，艾約瑟開創直隸區工作在天津北京滄縣蕭張等處，建立教堂，至今有支會九十處，醫院九處，學校二十余，信徒二千余人。
總倫敦會在中國傳道地點，計分五區︰即江浙粵港福建湖北直隸，一切工作，全由倫敦會全國顧問會議通盤計劃，以策進行。
公理會是美國第一個來華的宣教會，故亦稱美部會，裨治文是美國第一個來華的宣教士，他在一八三○年到廣州，後與伯駕醫生同創『博濟醫院』。至一八四七年離粵至上海，以廣州傳教工作，讓與長老會，裨氏在上海專事譯經，至一八六一年去世。于一八八三年，喜嘉理自美至香港，公理會在粵事工，又能復興起來。他在廣州香港間建設教會，開辦學校，經營有二十七年之久，其最關重要的工作，即到香港，為孫總理施洗。繼有伍賴信在廣州創辦神學，此後經中國教士陳遂昌，翁挺生，梁文壽，譚沃心等擘畫經營，日見發達，迄今有支會三十三處，信徒三千七百多人，學校三十三處。
公理會第二傳教區，是在閩北。在一八四七年，有楊順教士從暹羅到福州南台，開始了作。同時，有弼來滿夫婦二人，亦從暹羅來到福州。到一八五二年，教士夏察理方在下渡租得一店鋪，作講道禮拜之用，是為福州第一個禮拜堂。一八五三年，教士盧力在保福山買得某家花園，開辦男女學堂，劉孟滬是當時頭一批學生，後來在公理會做頭一個牧師。時美以美會，公理會亦來福州傳道，乃劃定傳道區域，以邵武之永泰長邑為公理會傳道範圍。由此，先後在永泰洋口長樂洪山橋等處，設立分堂。開設『格致書院』，『文山女學』，一八九六年舉行五十年紀念大會時，林日新牧師發起自立運動。在一九二三年在閩北區內有教堂七十一處，領養教友二千六百余人？學校二十三處，與聖公會，美以美會共同辦理『協和大學』，『協和神學』。
華北區域，包括晉燕魯三省地界，從一八六○年有柏亭理牧師到天津，居津四年，創立教會，開辦男女學校。一八四六六年到北京，『貝滿女學』即于是時創辦，推廣到通縣保定德縣臨清太谷汾州等處，一九一四年成立三省董事部，謀求統一。總計華北區內有眾議會八處。在公理宗系統中，另有美普會在張家口傳道，開始于一八**年，第一個牧師名叫儒理。他亦曾傳道到蒙古。一八六七年有馬維康，一八七六年有雷雲霄等，先後來助。華人如蔡清馮錦成姚樹德等，皆畢業于『協和大學』而從事傳道。一九○九年海寧爾牧師，復興庚子以後的教會。辦理學校醫院，有支堂十三處，教友一千三百余名。同時，有宣化教會，本為瑞典人生得本所創辦，本屬于宣道會的，到一八一四年，乃並入美普會了。又有協同會在陝西傳道，當一八九三年，有挪威教士孫芝城首先至與平設堂，以後推廣到八十余文堂，又曾購辦帳幕三頂，大可容七百余人，作**布道之用。
【二信義宗】
信義宗中，最早來中國傳教的差會，要算禮賢會與巴陵會。當一八三○年的時候，德教士郭實獵受荷蘭教會差遣來中國傳教，僑居澳門學習粵語。一八三八年，中英戰起，郭氏受聘于香港政府任翻譯宮，日則辦公，夜到講道，乃函請祖國派人前來相助。一八四七年，禮賢會便派柯士德，葉納清二教士東來，柯氏至江門患痢疾故世，葉氏入虎門鎮口，布道施藥，首為之助者，有華牧師王元深。(即王龐惠之祖)繼又有羅存德，高懷義先後由德國來華，推廣教務，成立福永荷坳西鄉石龍虎門莞成等教會。福永陳長興，壯滿和奉派至廣西傳道，為道喪命。一八七二年，禮賢會與巴陵會合並。設堂于廣州油欄門，由戴惠臨牧師主政。次年陳貢川由德國留學歸來，開設北江南雄教會。一八八一年復與巴陵分工，以廣州及北江歸巴陵會管理。次年葉道勝山德國來，設神學于福永。王謙如，陳貢川先後立為牧師。在莞城設『普濟醫院』，又開辦神學，及『東莞中學』，『瘋人院』等工作，一九一四年，香港新堂落成，適歐戰起，乃交華人自理。當時在廣東傳道的有『三巴會』，即巴陵，巴色，巴免，都是德國教會。巴陵會的創始，是由郭實獵的計劃，于一八四○年該會派了吳教士等到中國來，吳教士同他的夫人駐在香港傳道，同時，收養被棄的嬰兒，成立了一個『育嬰堂』。幾年以來，吳氏夫婦因病回國，韓士伯繼續他的工作。一八六二年有何必烈來幫忙，傳道于惠陽，淡水等處，因受地方人的逼迫，才到省城辦學，後來翰氏夫婦又因病回國，只剩何氏一人工作，當時『德國中國傳道會』因經濟來源斷絕，要求巴免會接辦他們的工作，巴免會就在油欄門買得房子，並在花縣設立福音堂。不久巴陵會又派員來幫助『中國傳道會』，巴免會便把油欄門房屋讓與巴陵會，使巴陵會仍繼承『中華傳道會』工作，擴充傳道區域，在新安惠陽花縣清遠東莞韶州南雄各縣設立支堂，在惠陽的永湖設立總堂，以便聯絡。以油欄門為巴陵會總機關，設立男女學校。一九一四年，也以歐戰的緣故，經濟來源斷絕，郭宜堅總牧，向信義會借款維持，會務仍得進行，男女教友已有六千三百余人，中西教士駐所二百二十七處，辦有高等神學，與中小學二十二所。一九二○年參加『信義宗大會』于雞公山，謀信義宗在中國的統一與進行。
巴色會在一八四七年由黎九基韓山明傳道到中國，在香港的長州九龍塘筲箕灣等處，向客家布道，復奔走于潮州的豳州，廣州的新安東和深圳布吉沙灣李朗等處。其傳道區域，大概在梅江東江之間，由樟村起而展至源坑嵩頭博石嘉慶大布坪。分為十七教區，教堂並宣道所有一百四十二處，教友有一萬二千多人，自一九二二年起，教權漸操于華人，至次年實行自立者四會，改巴色會之名為崇真會。信義會在中國傳道的區域，可以分為豫鄂湘中湘西豫東豫中粵南陝西關東等處，雖為同一宗派，而傳道會的來源不同。湖北河南是美國的，湖南是挪威與芬蘭，粵南是德國的，陝西是挪威的，關東是丹麥的。歷史最老的，則在豫鄂，稱為『中華信義會』，原由樊城鴻恩會，信陽路得會，光州信義會三會聯合而成。開創人為李立生牧師，他于一八九○年到漢口，後擇定樊城為根據地，推廣到信陽與光州，三處合並，有分堂一百二十二處，在灄口有『信義神學院』，並有『鴻文學校』，『同濟醫院』等事業。其次則為湘中，一九○二年，挪威傳道會派教士戈德白，醫生戈本普等數人到長沙，次年在長沙益陽建築總堂，而于桃花岑建立醫院學校等慈善機關。分設沅江寧鄉新化東坪以及崩堪春華山等處支堂。有一百七十一處布道機關，有七千六百多教友。當一八九六年時，丹麥路得會派柏衛外得勞二牧師到關東三省經過岫岩大孤山鳳凰城安貔口金州旅順等外與長老會在營口商議傳教地點，沿海一帶劃為路得會布道區域。于是外牧經營旅順，伯牧經經大孤山。一八九八年開岫岩為第三道區，明年開鳳凰為第四布道區。一九○一年開安東為第五布道區，一九一一年季天申開工于綏化。一九二三年在長春向女界布道，同時開大會于鳳凰城，改稱路得會為信義會。
陝西教會，由挪威人夏明化于一九一七年開始的，在興安建造教堂，學校，醫院，又在恆口設立分堂，向回民傳道，當時有駐兵一營，十分之八皆記名慕道。當時內地會在該處的工作，因傳道無人，至此全歸信義長老會接辦，傳道區域乃愈推廣了。他如在廣東南部工作的，稱為粵南區，有德教士若申阿白曼傳道于白海，林州，南豐等處。在河南歸德工作的，稱為豫東區，有美教士孔德斯主持，與聖公會合辦醫院，並開總堂三處。在河南許昌工作的，稱為豫中區，由美教士易德文于一九○七年開創，不久推廣到禹縣臨汝洛陽郟縣等處，華人中如吳玉瀾，劉秉章等皆熱心傳道，進展甚速，已有教友一千二百多人。在湖南澧縣一帶工作的，稱為湘西區，一九○三年，芬蘭教士石約翰在津市成立總堂，後得喜漫恩來助，建造教堂，推廣教區，在澧州石門慈利大庸安福等處，分設支堂。以上各會，曾于一九二○年，開聯合會議于雞公山，成立『中華信義會大議會』，商訂統一辦法，並組織『協進部』以策進行。
此外屬于信義宗的，又有行道會，分為南北兩支︰南支乃瑞典國韓宗盛，任大德，梅保善諸牧師于一八九○年至武昌而創始的。越三年便建造禮拜堂，並分設支堂于麻城宣昌沙市荊州黃州監州圻水等等城市中，設立神學校，師範學校普通小學校，醫院等事業。北支乃美國馬德盛牧師于一八九一年到襄陽開始的。繼而在南漳宣城荊州府、荊州府等處設支堂，亦從醫院學校為道入手。著名的『荊州神學』，便是行道會所設立的。
【三聖公宗】
聖公會由英美坎拿大三方面傳到中國，在中國傳教區分成十一轄境︰即屬于英聖公會的，有浙江福建港粵華北山東四川桂湘七轄境，屬于美聖公會的，有江甦鄂湘皖贛三轄境，屬于坎聖公會的，則有河南一轄境。最先來中國的則為美聖公會，一八三五年有駱韓二教士傳道，因不能入境，留駐于爪哇，對華人傳教。一八四四年文惠廉主教至上海，建立了聖公會的基礎，由此推及江甦全省，更進而建設皖贛鄂湘等處教務，皆由江甦主教遙領。一八九三年第五任主教郭斐蔚任職後，教會益形發達，乃于一九○三年闢鄂湘為一轄境，段德生為初任主教。後美德施繼之。一九一二年又分皖贛為一轄境，韓仁敦任主教。上海的『聖約翰大學』，自卜舫濟任校長以來，逐年擴充，與武昌的『文華大學』，都是名播中外的。尚有許多中小學和女學，成績亦甚優美。
英聖公會于一八三五年，即有布道中華的意思，只因經濟人才的缺乏，未能如願，直至一八四三年，有某富翁捐款，遂得派遣史密斯主教至香港，開辦學校，即今之『聖保羅書院』。一八四八年始在寧波開始布道工作。戈柏陸賜布道三年，僅得二人信教，即鮑學義與某君。後來，有岳斐迪，包爾勝來助，包氏曾至北京傳道，一八七五年乃任為香港主教，同時，陸賜氏升任為華北主教，總持九省教務。又有慕稼谷來華，先居寧波，後移杭州，乃于一八八○年任為浙江主教，服務浙江教會有五十余年。浙江教會中，華人會長，要以沈恩德為第一人。王有光(王正延之父)夏光耀陳志醒後亦升為會長。先是一八五○年，派韋翟二教士至福建傳道，初無效果，十年以後，派醫生前往施醫，教會始漸形發達。要以胡約翰會吏長之功為最，一九○六年，始成立獨立轄境，以貝加德為主教。霍約翰任香港主教時，曾派教士至廣州傳道，至今已有偉大之禮拜堂，與男女學校等事業。華北轄境自陸賜去世後，由史樂慕稼谷主任，史氏駐北京，總理燕晉及東三省會政。一九○三年分立山東轄境，以艾立法為主教。四川布道之期，始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九○年蓋偉良入川，會務始有進步。五年後被任為主教，四川成為一轄境。英聖公會在廣西及湖南之南部，亦有傳教區，稱為桂湘轄境，一九○九年班為蘭為主教。坎聖公會以河南為其工作地，懷偉廉于一九一○年任為主教，故河南轄境，在聖公會為最後，而進步卻甚快。
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召集一次『中華聖公會總會』，組織『中華聖公會布道部』，為統一辦事機關。一九一六年由傳道部派葛丕六，溥化人至陝西傳道，進行甚速，至一九二二年調查，已有教友一百八十多人，以陝西成為布道轄境。十一轄境中教友總數有四萬八千七百多人。
【四浸禮宗】
中國浸禮會曾在一九三六年編印了一冊浸會在華百年史，把全國浸會工作敘述得很詳細，這里只節取其大意而已。浸會在中國傳教區域，分華南(包括兩廣嶺東)華匍(包括江甦浙江)華北(包括山東及山西陝西東三省一部份)華西(四川)華內(包括河南安徽)五區，以及英浸會在山東山西陝西間，與瑞典浸會在山東等等工作。
最先到中國的，是為一八三六年到香港的叔未士與一八三七年到澳門的羅孝會，旋成立教會于香港。越二年在廣州租一平房，組成『粵東浸信會』，並雇船在海上傳道。一八五○年時洪秀全曾請領浸禮于總牧師未成。而培植成中國第一個牧師叫楊慶。一八五六年紀好弼到廣州，浸會遂入于進展時期，他的工作不僅限于廣州，且推廣到肇慶及廣西梧州桂林，設立講堂及醫院。立華人黃梅為牧師。有威雲女士于一八七二年創立了『慕光瞽目院』，服務失明的女子，有四十二年之久，後因病回國，紀好弼夫人便繼其任。她又兼管著『培道女學』，繼續服務四十七年。一八九五年湛羅弼來創辦『浸會書局』，推行基督教文字事業，時相助著作的，先後有李會珍陳夢南以至于張亦鏡。他們努力于譯經編報(真光雜志)外；又創辦『培正中學』布道工作，尤見推廣，『恤孤院』『安老院』先後成立，在興華江門東石等處教會皆先後自立。一九○四年，九約翰創辦了『麻瘋院』。先是紀好弼創辦的『浸會神學』，至是建成宏大校舍。紀氏在華南服務有五十六年之久，一九一二年離世。華南浸會，在廣州東山梧州的事業。今日猶方興而未艾。其次有『嶺東教會』，就是在潮州揭陽嘉慶汕頭這一帶地方，先時有幾個潮州人，在暹羅進教，他們就把道理傳到本鄉，內中有黃寶山，後來成為忠誠的華牧師。一八**年，在潮州成立了教會，汕頭揭陽澄海等處，也先後成立教會。一八七三年，斐女士設『聖經女學校』于汕頭，稱為『明道女子學校』，是中國最初的女神學。一八七六年她又開了一個男學校在角石，那就是現在的『角石中學』了。在汕頭與揭陽又設了兩個醫院，在汕頭設了『普益社』做社會服務的機關。在說潮州話的人中間傳道的，成立了『潮州協進會』，在說客家話的人中間傳道的，成立了『客家協進會』；共計管轄一百多會堂，與六千五百多教友。
說到華東區，不能不紀念到一八四七年到上海的晏馬太夫婦，他們學習了一年華語，便組織起老北門的教會來，從此領導這教會有三十八年之久。一八五六年有黃品三進教，到一八六二年便做了中國第一個牧師。推廣布道工作到昆山甦州鎮江，先後建造禮拜堂，連上海成立了四教會。一八八六年萬應遠海林來助，到一八八八年晏馬太去世，這年又有白多馬戴佐恩等來華，分派在甦州，鎮江等處工作。又從鎮江推廣到楊州。一八九七年，開辦一個女校，名叫『桂秀』，即今日的『晏摩氏女學校』。在上海有五個教會，(一)老北門的『第一浸會』，(二)『廣東浸會』，是旅滬廣東基督徒所組織的，(三)『懷恩浸會』是「明強』『晏摩』兩校員生所組織的，(四)『懷施浸會』。(五)『閘北門會』。近年在『滬江大學』里又有『滬江教會』的組織。『滬江大學』是一九○○年，由萬應遠辦理聖經學校起頭而進展成功的。同時吉惠麗女士在老北門建了個『婦女讀經室』，今已擴展為學校了。在昆山甦州鎮江揚州都有相當的進展。
浸會在華東的事業，實在從寧波起始，頭一個到寧波的，是一八四三年的馬高溫醫生。一八四七年才有羅梯爾牧師來，便創辦了教會。三星期就一個入教的周祖濂(是著者妻子的祖父)，他本是教馬醫生華語的，已經受感一年多了。後來做傳道士，並且著了一消罪集福真言小冊，散布甚廣。一八四九年又有高德來，他努力于翻譯聖經。工作逐漸擴展到杭州以及金華湖州紹興，成為華東教區，以杭州為中心。
在華北區的工作，開始于煙台。一八六○年，花海兩牧師到了煙台，不幸花牧師犧牲于太平軍之亂，而海牧師在十分困難中，救護當時的難民，並且把工作推廣到黃縣平度上花等處，後來遭遇了拳匪之亂，有許多教友殉難。亂平以後，又推廣到青島濟南濟寧等處。一九二一年在掖縣創辦了一個『孤兒院』，該處各教會組成『山東議會』，派員傳道于山西陝西及東三省，『山東議會』，乃改稱為『華北議會」管理七十九個教會。
華西區是始于一八八九年，有魏侯兩牧師到了四川敘府，組織一個教會。一八九四年又有十一位教士到四川，開闢傳道區域，于是滬州自流井嘉定雅州皆成立了教會。次年女傳道部派遣女教士，辦理婦女工作。一九○五年，又開闢了寧遠工作，一九一三年在成都設立『師範女學校』，並在成都組織了教會。聯合辦理『協合大學』畢業生費崇之留美歸來，做了華西浸會第一任干事。教會漸漸達到自養的地位。迄今在四川有四個布道中心區，教友已有三千多人。
還有在河南工作的，稱為華內區，在一九○四年有施陸兩牧師到鄭州開始工作，後來擴展到開封，歸德以及安徽的毫州，及張市銅山。開封所辦的『男女聖經學校』，實為該區中傳道的中心力量。
英國浸會，在山東開始傳道，要以李提摩太為最有關系的人了。李氏于一八七五年到青州；次年仲均安來與他同工，兩年以後，李氏便到山西放賑去了，只留仲氏在青州工作。他開始就注意于教會的自養自治問題，培植中國領袖，王保泰便是中國第一個牧師。到一八八八年已有六十個傳道處，壹千五百教友。當時懷恩光牧師已在青州立了個『培真書院』，成為傳道牧師的養成所。拳匪之亂，袁世凱做山東巡撫，西教士雖得著保護，而中國教女仍有一百二十多人被慘殺。亂平，教會復興起來，與長老會合辦『廣文大學』，『培真』亦改為神學。懷恩光在濟南又辦了個『廣智院』，陳列許多圖表及關于天文，地理，地質，礦物，與道路建築等等模型，仿佛是一個『博物院』，參觀的人很多，乘機向他們宣講福音，並且把『廣文』『培真』及『濟南醫學』合並而成為『齊魯大學』。當李提摩太到山西放賑，山四人沒有一個人不敬仰他，他就長久在太原傳道。山西受拳禍最厲害，但教會卻反而更興旺。後來得閣錫山的同情，學校醫院相繼成立，教務逐漸進展，推廣到陝西，在西安建設了教會各種事業。在英浸會範圍內，教會的自養自治自傳的程度，實為全國各教會的先進。
瑞典浸會得戴德生的鼓勵，派員來華視察，擇定了山東為布道地點，即在青島以西，膠濟鐵路以南，包括六縣城七千多村莊中工作。先是有溫道慎牧師在安慶內地會『華語學校』學習華語，同時有令約翰來華，與溫氏同到膠州傳道，以後陸續又來許多教士，從膠州推廣到諸城高密日照等處，成為布道的中心區。並且創辦醫院學校『聖經學校』『孤兒院』等等事業。此外有孟挪浸會在福建的上杭工作，來復會在南京工作，友愛會在山西平定壽陽工作，安息浸會之在上海，新約教會之在北海，都有相當的工作，這里不能詳述了。
【五長老宗】
開始長老會在中國的工作，據說是一八三八年由美國來的宓(J．A．Mitchell)何(R．W．Oir)兩教士，駐在新加城。一八四二年婁禮華到澳門，次年又有哈巴和高利等到廣州，不久高利攜帶了印書機器與婁氏到寧波，留哈巴一人在廣州澳門間工作。同時也派俾雅理到廈門。一八四七年，婁氏到上海幫助翻譯聖經，工畢而回，在途遇盜，溺斃，寧波教會便由高氏獨力支持。一八六○年美國因南北戰爭的影響，教會亦分成為南北。最先來華的，如上面所說，在廣州與浙江方面的是北長老會，在廈門的是歸正教，此後才有甦格蘭的、坎拿大的、大英的、愛爾蘭的、紐西蘭的以及美南、復初、約老、同寅、等共計十二會。
在廣東方面，曾于一八四五年，創辦一男學校的澳門，一八七二年在廣州辦了一女學，就是『真光書院』一八七九年創立一男校名曰安各堂即今之培英中學。一八四七年英長老會亦傳入廣州，而北長老會推廣傳教事業到海南島，于一八九三年成立海南長老會教會。其推廣的布道區域，在廣東的二十余公會中為最廣，與其他公會合辦的事業如『協和學校』『嶺南 大學』等。『夏葛醫科大學』為北長老會所首創，又附設『柔濟醫院』及「護士學校』。在浙江方面有應斯理教士于一八**年到寧波，漸漸推廣到紹興與杭州，而以杭州為浙江區的中心，應氏卜居杭州的大井巷。繼續來杭的西教士，有郝理美，吳思敦，貝恩德，司徒爾，以及藍周葛女士，創辦女學醫院及推廣德清新市衢州等教區，華教士如陳達三桑堅棠劉德森周茂公先後按立為牧師，又有畢來思花第生創嘉興教會，杜步西創甦州教會，海敦李德理創江陰教會，柏雅各吳板橋等創鎮江教會。南長老會在江北方面，由鎮江溯運河北上，在鎮江宿遷淮安徐州海州等處創設教會，賽兆祥，白秀生，葛馬可以及英長老會周碧桃馬錦章二女士等，皆為開始工作的人。
同時，久在寧波傳道的倪維忠往山東傳道，在煙台立了自養自傳的教會基礎。煙台自一八六二年起，已有麥嘉締，郭顯德等工作，推廣到淮縣濟南濟寧沂州等處，倪氏來，注意于鄉村布道，四十年熱心勤苦，領導多數教會自立，劉壽山于子明等皆為煙台教會中重要份子。
北京方面的丁韙良起初也在寧波傳道，編成寧波士話羅馬字聖經，後來到北京去任『同文館』教習，編輯了許多書籍，如格致入門，性學舉隅，富國策，天道溯源，均為士大夫所傳誦。李佳白也是傳道于知識階級的？曾經發起『尚賢堂』，用宗教比較的態度，來發揮基督教的優點，坎拿大長老會，在直隸的磁縣，與河南的汴梁彰德衛輝等處，創立六處總堂，稱為『豫直長老會』，季理斐曾任其牧師。
江甦方面，在上海南門曾設『滬南區會』，在租界上則設有『美華書館』，此館本由寧波遷來，範約翰為之經理，創建『思婁堂』。『閘北區會」，由俞宗周所創設。另有海士開闢甦州，李滿開闢南京，又由南京派柯某開闢安徽懷遠，成立了『江安區會」。一九二○年，凌雲志開闢湖南工作，在長沙建立教會，高伯蘭傳道湘潭，梅知理傳道柳州；葛惠廉傳道衡陽，成立了湖南區會。
關東方面，開始于一八六六年，有甦格蘭聖經會韋廉臣游歷其地，居留未久，次年英國賓維廉由北京至營口，設立福音堂，越二年愛爾蘭長老會亦派人來設堂施醫。一八七六年甦愛爾長老會合辦奉天東西兩關教會，並推廣到錦州鳳凰城吉林各地，漸成十五個中心教區，散布于奉天吉林兩省之間。
甦格蘭長老會在湖北宜昌創立教會，時在一八七八年，開辦者有郭布倫牧師，後分設支堂十余處。閩南教會，開始于一八四二年歸正會雅俾理的到廈門；一八五○年英長老會用雅各醫生由香港來，行醫設學。一八六二年兩會合一；成為『漳泉長老大會』。英長老會在廣東潮惠二州傳道，于一八八一年成立大會，其範圍東至福建詔安，北至福建汀州，西至海陸豐，南瀕海，以汕頭為中心，稱為『嶺東大會』。
一九○一年時，甘路德倡議長老會合一，使在中國工作的八長老會——(美北、美南、歸正、坎拿大、愛爾蘭、甦格蘭、自由、大英、)與所創立的六大會——(關東大會，華北大會、五省大會——(甦，浙，皖，鄂，湘)，閩南大會，東廣東大會，西廣東大會)——合成一會，經一再召開全國大會，商討至一九一六年始成立『中華長老聯合會』，此後又與倫敦會公理會合成為『中華基督教會』。
至于復初會之在州，約老會之在廣東德慶，約老會之在廣東德慶，同寅會之在廣州河南，都是長老會一系中的工作。
【六監理宗】
監理宗就是衛斯理宗，在中國共有八個差會。第一個傳來中國的是美以美會，一八四七年柯林斯與懷提夫婦到了福州，開始學習語言。次年美國又派了一個赫克來作後援，不意那年懷提夫人去世，次年赫克也病故了，只剩懷提在行醫，柯林斯在辦學。再過兩年，柯氏也因病回國。去「。此後有吉卜生，馬克來夫婦等來，馬夫人開辦女學。一八五大年建造了真神堂與天安堂，偉來牧師一面傳道一面行醫。一八五七年得著第一個教友，名叫陳安，足以鼓舞了傳道人的精神。尼斯頓女士辦了一個女學。一八五九年辦了一個印書局，印出二十頁的一種小冊，名叫道理和奇事，又印小本福音數千本。同年在城內租得房子作禮拜堂和住宅，不久，城內人民，發生暴動，只得仍遷至城外。但是信道的人，卻年年增加，一八六七年有三三九名，一八七O年便有二千名了。傳道工作推廣到興化延平，在福建便成立了三個年義會。更由此向西，到江西九江。一八六七年，在九江找得四個信徒，便組織起一個禮拜堂。金斯來會督在九江區巡視會務，覺得九江應與福建分離，以赫爾提專任九江工作，九江漸成一年義會。一八六八年福州開會時派裴
來爾羅銳二牧師北上，由天津到北京開闢傳道工作。一八七一年購得一所房子，並收得一些教
友，奠定了北京教會基礎。裴氏即為主任傳道。後來又有衛立爾夫婦鹿依士夫婦到四川重慶成
都等處開始工作。成立四川教會，所以到現在美以美在中國有華南的福州與化延平三年會，華中有江西年會，華北有北京年會，華西有四川年會，一九二○年是牧師三六七位，教友四二、六八○名，學生有三四、七七○名，到一九二三年教友便加到六二、八○九名，其進步之速，可見一班。
美國南方的美以美會，在中國監理會，一八四八年有秦右牧師與戴醫生到中國來，秦氏因妻病留在香港，戴氏帶著妻子到了上海，在王家碼頭租到一宅房子。明年秦氏亦來，在鄭家木橋建造一所禮拜堂，在一八五○年落成。同時開辦起女學校小學來，有教員劉竹松同他的兒子進了教，幫助秦氏傳道。一八五二年派來耿惠牧師，明年又有唐雅各大衛藍柏三位來一同工作，不久又有甦州人殷勤山在上海進教，于是回到甦州傳道。林樂知亦在這時在中國，任『廣方言館』教習，兼做傳道工作，推廣到上海的四鄉。在甦州有藍柏和劉竹松創立教會，得李子義和他的兒子伯蓮仲覃進教。同曹子實由美國回來，史孑嘉由杭州長老會薦來，在所設的『存養書院』中教書，後來都做了牧師。一八七五年潘慎文，雷金女士等不辦學，藍醫生行醫，林樂知助李提摩教會在岳州都立了基礎。獨循道會至一九○○年方在長沙賃屋立堂，始有固定的傳道地點。庚子以後，湖南傳道之門大開，傳道的差會乃有十四個之多，教務便蒸蒸日上，信徒有二萬人左右。遵道會亦從一九○二年到湖南，德慕登教士偕內地會劉佐霖從江西到了長沙，設堂傳道。不久，推廣到湘潭醴陵攸縣茶陵等處，同時在湖北的棗陽，有美教士齊能設立遵道會教堂，亦推廣到附近十佘村鎮。循理會在一九○四年，由美國差會派安培生，甦爾裴傳道到四川，次年差會又派李女士等到鄭州，不兩月，李女士積勞病故，便命四川安甦牧師回鄭州長傳道，遂放棄四川，專在河南經營，擴展到開封滎澤。一九○八年，接收清江浦孤兒院，次年又接收杞縣教會，其後于河陰陳留滎陽等處，皆設立分堂，設立學校醫院，教會工作便愈推廣了。
福音會初在湖南辰州傳道，一九一四年始入貴州，在銅仁建立教堂，開辦醫院。在上海亦有福音會教堂，由祝名揚牧師創始于一八八二年，後由華教士周亮亭主持，稱為『中華福音會』，不限宗派，無論何種公會教友，皆可加入，變成一種合眾教會，經濟完全自立。
【七內地會系】
內地會本不是一種宗派，乃是一班熱心教士，自由組織的傳道團體。創始人是英國戴德生牧師，他是在中國傳教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偉人，但已有他的專傳，在此無暇詳敘。當他在英國的時候，听一個醫生演說中國乏人傳道的情形，便激動了許多信徒，組成一個『醒華會』，一八五三年他就被派到中國來。後來因與該會意見不同，就脫離關系，獨自傳道。一八六○年，因病回國，到處演講中國需要傳道情形。越二年帶了家眷，和十六位男女教士，重來中國，以杭州為根據地。一八六七年，成立了杭州紹興寧波奉化台州溫州六處教會。同時有童跟福(GeorgeDuncan)到了南京，戴氏自己到揚州鎮江。明年，又在清江浦設立教會，一八六九年，梅度士(JamesMeaous)韋靈生(Jameswilliamson)在安徽省城布道，高學海(J、E、Gardmell)在九江分會傳道。他們雖已在浙江安徽成立教會，但仍竭力擴張。一八七五年又開創武昌教會，做進行西北工作的根據地，一面函請英國績派教士十八人來助，分赴山西陝西甘肅湖南四川貴州雲南等處，先後設立教會，又曾至西藏**傳道，那時華傳道士亦已有二十佘人，協助工作。在外國傳教士中，本來只有英吉利甦格蘭愛爾蘭威斯人，至此則有美國坎拿大澳洲德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意大利等國的教士，同來合作，西南的苗族、族，尤為內地會注意的工作對象。于是派亞當氏(J•R•Adams)與華德氏(B•C•Waters)前往傳道，從一八八八年起，八月之間，已有一千人信道。而在貴州幾近萬人，雲南亦有數千，有出人意外的成績。又有泰羅女士(MissATaylor)孑身入西藏內地，茂爾夫婦(J•R•Muir)在松潘茂州潘根(Georgeparker)衡德(G．W．Hunter)在新疆貴迪化，先後開堂布道。總之，最能刻苦犧牲的，莫如內地會中的西教士。他們絕不顧到衣食住的舒適，吃的是大餅鏌鏌，臥的是草堆磚地，不怕苦，不怕死，是他們的偉大精神。這種精神，都是戴德生所感召的，而且他們的教會，都是自立自傳，不受外來的津貼。散布在全國的內地會，名稱雖不同，精神都是一樣的，恕不一一分述。
【八其他教會】
貴格會是一種自由的組織，于一八八七年由美中傳到南京，初創的教士名義白理，繼任者乃華牧師高竹。宣教會在長沙武昌無為臨潭梧州，均有偉大事工。公誼會就是英國的貴格會，傳道于四川，美女公會傳誕于上海。使徒信心會傳道于廣西陝西山西浙江與上海等處。復臨安息會傳道一浙甦桂燕閩豫湘粵晉魯陝蜀滇等省。上帝教會傳道于燕隴桂粵晉魯陝等省。以及南直福音會之在直隸，救世軍之在燕晉魯，弟兄會之在閩贛甦魯，一旬會之在雲南，美基督會之在南京與安徽，瑞美會之在廣東……等等，都有相當的工作，這里因篇幅關系，不能詳述。
中國基督教的流血慘史，莫過于庚子年(一九○○)義和團之亂了。這一次事變。共計被殺害的天主教主教五人，教士四十八人，教友一萬八千人，更正教教士一百八十八人，教友五千人，實在是空前的浩劫。
記錄這一次教難的書籍，有廣學會季理斐牧師(Rev．D．MacGillivray)所匯集的庚子教會受難記二冊，與聖教書會柴蓮甫氏收集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皆載更正教受難情形。拳禍記，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與聖教史略，有附載天主教被難情形。茲且根據他們的記載，約略地加以敘述︰考義和團本來是白蓮會一類的秘密組織，很早就有的。雍正五年會教出諭禁止過。乾隆時，河南商丘地方有一個名叫郜生文，專門傳授拳棒，招收黨徒，後不因犯案**。嘉慶時江南之穎毫徐，河南之歸德，山東之曹沂等處，復有聚徒弄武，設立順刀會，虎必鞭，義和拳，八卦教諸名目，橫行鄉曲，朝廷明論嚴禁。又有郜生文之孫郜坦照，與青撬李八福明等，傳授義和門教，同時固氈葛立業，青尤明等傳習義和拳棒，均為地方官拘獲，明正典刑。在直隸有王景會一族，散處灤州盧龍等處，以大乘清茶門傳徒，奉諭搜捕。至光緒初年，冀州土匪，名叫黑虎，勢甚猖獗。時適李秉衡為該州知州，設法招撫，編成義和團隊；惟黑虎抗不受撫。義和團之名，蓋始于此。這是義和團的起始。至于義和團的組織，實甚離奇怪誕︰其頭目稱曰老師，小頭目稱大師兄二師兄，每傳拳法，必招集二十五人為一團，團立一首，全團聚散，皆從其命。其所拜之神，皆發源于戲劇小說，如姜幫公諸葛亮孫悟空豬戒楊香武黃天霸之類，有許多荒誕不經的咒語。在故城拿獲一和尚，名大貴危，據供山東人，並述其教咒語，有什麼『日出東方一滴油，驚動弟兄天下行』等語，還有什麼『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開，一指地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這一類荒唐話，稍有知識的人，莫不嗤之以鼻，不意身為王公大臣者，竟會為其所惑)。欲習拳術者，必須焚香念咒，以涼水潤身，咒畢僕地，口吐白味，不多時便奮然而起，索刀索棍，手舞足蹈，如醉如痴，口里大聲說︰我是某神仙。說從此雖手無寸鐵，亦能破堅攻敵。又有所謂紅燈照，都是十佘歲的**，身著紅衫紅褲，一手持紅燈，一手持紅巾，謂能飛行空際，隨意縱火，帶同義和拳，剪滅羊人。拳匪稱她為大師姐二師姐，到處鼓煽，勸人習拳，以保清滅洋為鼓煽的理由。
一面盛稱拳術的神奇，一面痛詆洋人的禍中國，說教士摘心剜眼，迷拐小兒，種種謠言，鄉愚皆信以為真。呼洋人為大毛子，呼教民為二毛子，其他通洋語用洋貨的，呼為三毛子四毛子。這一年恰值天旱，于是散布謠言，說是教士摭住了天。凡此都足以煽動愚民，起而仇教的。時值李秉衡任山東巡撫，毓賢為按察司，二人皆昏庸不識時務，常懷排外思想，見義和團專以仇教為務，正符其願，故听其輾轉傳布，不加禁止，于是教案日多。于光緒二十三年殺死一德國教士，李秉衡毓賢均因此撤任。越二年毓賢任山東巡撫，以其信任拳匪，省內漸有多人演習拳棒。匪首朱紅燈，自稱明朝後裔，聚眾千佘人，托名習拳，實與教會為仇。焚毀教堂，搶劫教民，毓賢不但不加禁止，反而一味縱容，以致效尤者紛紛並起，在平原禹城荏平東昌等十佘縣屬，皆被騷擾。肥城乃有殺死英教士卜克斯之案，毓賢因此撤職。袁世凱繼任，捕獲匪首 汶吳方城吳經明龐燕木李潼關等多名，分別斬決，賠償造堂費九千兩了事。毓賢既因教案去官，更加仇恨西人，乃進京向權貴們游說，稱拳匪為義民，且多有神技妙技，不畏槍咬，正可利用之以伸民氣，強國之道，無過于此。端王剛毅有滅洋之志，今乃惑于毓賢之說，自是贊同。此時端剛既踞要津，大權在握，在京大員，莫不隨聲附和，如徐桐，崇綺，英年，啟秀等，以及其他朝臣，十之八九，大都傾信拳匪。首相榮祿與慶王王文韶等雖心知其非，亦不敢力爭。因為這時候慈禧太後欲謀廢立，方倚任端剛，乃亦為其所惑。時淶水涿川拳匪作亂，命剛毅與趙舒翹前往查辦，二人不但不遵旨查辦，反召見共大師兄，多方獎勵，並引之入京。且盛稱拳匪之忠勇可用，端王又力為慫恿，太後乃愈信之。連日召見王公貝勒六部九卿會議，廷臣咸知太後已听端剛的話，決意主戰，莫敢發言；惟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五人，力言＊不可開，拳民不可恃，殺洋仇教，必觸各國怒；將合而謀我。端王一聞此言，甚至斥他們為漢奸，其罪當誅。袁許二人連上三疏，剴切陳辭，乃于七月初四日奉旨**。十七日又殺徐等三人，數日間連殺五大臣，全國震動。當時會議凡三次，光緒帝亦力言戰畔不可開，無如端剛等勢焰甚張，無力挽同此危機。一般附和端剛之沛，眾口一詞，說人心不可失。遂下詔褒揚拳匪，稱為義民，賞銀十萬兩，並頒給口糧，比于官軍。因拳匪人數眾多，不可無統帥之人，乃命載勛為統領天下義和團大元帥，剛毅為副，于是義和團仇殺洋人的舉動，便成為國家明今允許的政策了。我們看看當時的那道上諭︰『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洋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罕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準被等通商，並許在我國傳教，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地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人民，仇怒郁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民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教士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畔，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乃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為民教解釋宿怨，朝廷懷柔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有杜士藺照會，令我退出大沽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于彼，被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如此乎？股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世，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幾及山東等省，義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既土地廣有二十佘省，人民多至四百佘兆，何難翦被凶焰，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沖鋒，抑或仗義捐資，益助餉械，朝廷不惜破格懋賞，奮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不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
這一篇自尋苦惱的糊涂話，是在五月二十五日發表的，這時拳匪已經非常猖獗，加上這一番鼓勵，正如火上添油，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先是五月初一日，拳匪進襲長辛店蘆溝橋車站，放火焚燒，截斷電線，京城戒嚴。從此連日焚燒豐台京津蘆保等車站，一路拆毀鐵路橋梁，至十一日，京中官員眷紛紛逃難。十四日有安徽姚提督自甘肅入都，在市**，見遍地都是拳匪，聲言要殺洋子，姚叱曰．升平世界，你們不叮胡說，你們要殺鬼子，恐怕你們要被鬼子所殺。匪便誣為二毛子，把他拖下馬來殺死。十五日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聞本國使館衛兵將至，乘車出永定門迎接，為董福祥所見，命兵士將他殺死。接著到處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統共有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所三處，盲目學堂一所，天主堂二所。殺死的人不計其數，端剛等下令圍攻使館。
圍攻使館的情形，據一位被圍在英國使館中的某教士，寫信寄給他本國的朋友，說得很親切。現在把他的大意，節錄在下面︰
『記得我們被圍困到如今，差不多五十天了，雖然曾經派了許多送信的人。但能到天津又回到北京的，只有三人，其佘都在路上被殺，所以信息全無，外邊的事情，一概沒有知道。『我們在沒有進入使館之前，已經受著許多從古以來所沒有的苦痛。去年冬天以來，在京城的周圍，中國教友，受著拳匪的逼害，卻想不到在京城里面，也這樣任憑拳匪攪擾，更使我們受苦。現在被圍在使館里的，除了西國人之外，一共有二千多中國教友。離使館九里路遠的地方，有一所天主堂，俗名叫北堂，也有二千多名教友，被拳匪圍困在里頭，只有四十個法國意國兵在保護，我們不能通個信，不知道現在平安不平安？但听見北面槍炮的聲音，沒 有停止罷了！『五月二十日，那天京城里西國教士和中國教友都聚集在崇方門里的美以美會禮拜堂，那地方離開英國使館有三里多路，只有幾個美國水兵在看守門戶。每天晚上看見四處有火光，知道拳匪在放火燒教堂。二十三日早晨，接到美國公使的信說．中國王大臣請各國公使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到天津去。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奸謀，因為這時在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拳匪像亂麻一般，我們若是出去，必定半路上給他們殺死。況且各教士都不忍扔掉中國教友，所以我們願意在這里與他們同死。第二天早晨，派德國公使克林德帶了參贊，到總理衙門(即外交部)去商量，在路上克公使被殺，參贊也受了重傷。因此困在使館的西人，更加不敢到天津去了。我們有七十一個西國人，七百個中國教友，便一齊搬到英使館去。因為人多，英使館容納不下，對河便是肅王府，幸虧有位從前在山東傳道的秀牧師，同肅王府中的人認識，就派他到肅王府去商量，容中國教友避難，不幸秀牧師在路上也被拳匪放槍打死了。過了一天，總稅務司赫德也帶了稅關上的各西中人，進英國使館來避難。稅務衙門四十年來的公文，都被燒掉了。『拳匪起初都用長槍大刀，被西國兵用快槍打走他們，他們就在上風放火，翰林院衙門在英使館北面，也被燒掉，中間有許多世間少有的古書，都損失了。這一夜，在南面有六處起火，使館里的男男女女，都竭力救火，幸未波及。『從五月二十四日起，拳匪日夜不斷的放槍攻打。受圍困的一個武官，曾經在西國打過好幾回仗，他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樣凶狠的敵手。有一夜，天下大雨，雷聲隆隆，拳匪趁機加緊來攻，槍聲雷聲，攪成一片。他們看用槍不能取勝，就排大炮進攻，我們都有點害怕，恐怕所防守的牆垣要守不住了。曾有人計算過，開花炮彈落在院子里的有二千八百顆的多，但是卻沒有一個人受傷。他們在內城的城牆上，正對著公使館北面安排了兩個大炮，向下攻打，牆頭都被打得破壞不堪。西國小孩子，常常在院子里，用小筐子拾彈子做玩意兒，像不知道有拳匪在外打仗似的。各國公使館里，受損最大的，算法國德國兩處。婦女們一天到晚縫布袋，盛著泥士，做破缺的防堵。防守的各西兵，只有槍沒有炮，所以漸漸有不能抵擋的樣子。『恰好在某舊貨鋪里找著一個舊炮，在一八**年用過的，如今當作廢物，埋在地下，我們把它找出。但是沒有炮架子，仍舊不能用。剛巧又在某公使館里找著一個舊炮架，恰恰相配。就是缺少炮彈，有人在某公使館找著許多未曾開花過的炮彈，大小也正適合，就拿來試試看，果然把拳匪嚇得四散逃走。拳匪有四五萬人，守使館的西國兵，只有四百多人，他們竭力攻打，屢次被打退。拳匪最恨的是中國教友，要叫使館里把中國人交出來，就可以免了攻打。西國官那里肯把無罪的好百姓交給仇人的手里呢？『六月十七日下半天，攻打得最利害了，他們在法國公使館放了三個地雷，把房屋轟掉大半又傷了許多人，醫院也被打毀了。為了防備炮彈，特地在空地上挖了幾個窟窿，預備給婦女孩子們躲避。有一天陣亡了一位兵官，正在把他抱到樹下葬埋的時候，忽然一個開花彈飛來，打在樹頂上，嚇得大家四散奔避。這兩個月里，西國人死了大十，傷了一百四十，現在圍困在府里的，一共有十七國的人。七月十八日我因病躺在床上，听見救兵已經到了天津， 拳匪知道救兵快到了，更加拚命的打，院子里的彈子像雨點一樣，晚上也拚命的打，拳匪頭目催緊許進不許退，正在危險萬分的時候，听見城外炮聲，知道救兵已到，大家膽壯起來，更加用力的抵抗了。『二十一日午後，救兵打破京城，打退了拳匪，大眾都同聲感謝上帝，使我們能彀從死里復活』、這篇報告，寫得非常動人，在這里因為篇幅關系，節掉了許多，文字上也有些改變。(原文可參觀庚子教會受難記上卷)聯軍雖已入京，解了使館之圍，但在西什庫一帶，兵匪之圍攻北堂者，仍不稍懈。皇城各要區，尚有重兵據守。聯軍復于二十一日節節進攻，東華門之戰，尤為劇烈，良久，兵匪始潰，遂破皇城。次日日本兵先到北堂。法兵繼之，從此兩月之被圍苦守，一旦告終，莫不喜出望外，謝上帝洪恩。計北堂避難教民三千四百人，被困兩月佘，死四百人，地雷炸發，斃幼孩七十六；護堂西兵四十二名，陣亡十一人。京師既陷，董福祥縱兵大掠而逃，數萬拳匪，與庇匪王大臣，皆鳥獸散。凡寺觀與王公府第中所設拳壇，皆被焚毀。皇太後已攜光緒帝逃往山西太原，後又逃到陝西西安。命慶親王會同李鴻章與各國議和。各國要求先辨罪魁。太後以縱匪仇洋之人，多系親貴，因此為難，命李鴻章竭力分辨，而聯軍統帥德國瓦爾德西(Waldersee)乃說『所索罪魁，還是附從的人，真正罪魁，為保全中國體面，還沒有提出。』這明明是指著
西太後說的。李鴻章密電以告，太後懼，始允分別治罪。乃于十二月發出上諭︰『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募友邦，現經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鋼草約，業已畫押。退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于剿辦團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情拳匪，妄行攻戰，以至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于肘腋之下，勢 不可遏。復主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久，釀成奇禍，社稷臨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涂炭。朕與皇太後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前者兩降諭旨，尚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即分別等差，加以懲處．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著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葛實華前往監視。已革端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啟募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著革去爵職，惟念均屬懿親，特予加恩，均著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今為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至山西任內，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著傳旨即行**，並派按察使何福髡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並曾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已病故，著追奪原官，即行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系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著即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雖尚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為斬監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尚書趙舒翹，均著先在陝西省監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著革職，並將恤典撤消。經此次降旨以後，凡我友邦，當共諒拳匪肇禍，實由禍首激迫而成，決非朝廷本意。朕懲辦禍首諸人，並無輕縱，即天下臣民，亦曉然于此案之關系重大也。』
將此上諭與前述對外國宣戰的上諭一為比較，見得所謂罪魁禍首，還不是端王剛毅等人，直是那個貽禍中國的西太後！西太後又徇各國之請，出諭懲洽各省戕害教士教民的地方官吏，于是道台鄭文，都司周之德，知縣白昶，文星等，均置重典。充軍與革職永不敘用的，凡百余員。其他殺人凶犯，亦有為教民指控，經官判令抵償的，為數亦不少。綜計拳匪的死亡，為數實倍蓰于遇害的教民。
各國除要求懲凶外，又要求十二款，如︰因戕害德國公使與日本書記官，須派專使赴兩國謝罪，賠償各國人及教士教民所受公私損失。西太後一一答允，于是議定賠償各國兵費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年還清，每年還一千五百萬。各省焚毀的教堂與教士教民的屋宇，皆由地方官就地籌款賠補。拳匪大亂的一件案子，就此結束了。
但是上面只敘述一部分的情形，而京師以外各省情形，在此有略加補述的必要。這時候從山東省起，連上山西的地方和直隸河南，更有東三省，沒有一處安靜的地方。其間受禍最烈的，要算山西了。因為山西是在毓賢的管治下，他是第一個提倡義和拳的人，招徠了山不的拳匪頭目，教授拳術，以仇洋滅教為號召，所以在山西所遭遇的教難比別處更利害。六月初二日那一天，他開始在太原屠殺了，先派兵把守城門，防教友們逃走，一面集了一萬多拳匪，把天主堂圍困起來。上一夜曾經圍攻過刻國更正教堂，被教堂里面的人開槍打死了幾個人；在現在他們看見天主堂的人更多，深恐像昨天一樣，所以先叫知縣白昶假言保護，進到堂里探听虛實，知道里面一無準備，報知毓賢，然後再來勸西教士們遷到鐵路公司，一到公司，便被捕殺。主教們既被殺死，房屋數百間，盡被放火焚燒。當時尚有數百教友，聚集城中，就捉到官署，逼他們反教，又被殺死三十多人。還有『慈幼堂』內修女與女孩二百余人，亦被拘禁，也殺了好幾個。他們搜索城內教友，每逢尋到一個，便逼他反教，若肯焚香拜佛，到官廳買一張反教執照，便可以免死，但是多數教友都寧死不願，就被殺掉。而且他們用種種殘忍的方法，如挖心挖眼肢解活燒等等，真是慘不忍說。當他們放火焚醫院的時候，醫生牧師等人從圍住的人中逃出來，一位姓顧的女教士，因為要搶救一個女孩。落在後面，拳匪就把她連女孩一齊推在火里燒死。毓賢定計要焚害那些住在鐵路公司的人，親自拿了兵器，把許多西國人從到巡撫衙門，吩咐開刀，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末了殺孩子，把首級號令在城上。那天殺死的西人，天主教有兩個主教，三個神甫，七個女修士；耶穌教有牧師夫妻十六個，醫生夫妻二個，女教士十二個，孩子十一個。第二天在北門殺了天主教中國教友四十七個，更正教教友也被殺許多。同時，在榆次壽陽等縣，也有大殺中國教友的事，單壽陽一處，有七十二人之多。在山西其他各地受害的，天主教外，更正教以內地會為最多，此外如公理會，浸禮會，瑞典會，大英聖書會。美國紐約播道會等等亦不少。受難的人數，總有好幾千。單記華人在山西受難的更正教人，柴蓮馥氏的著作里有山西之難一冊里，廿七篇記錄，大都是可歌可泣的事實。
其次說到直隸，總督裕祿，臬司廷雍，都是毓賢一路人。四五月間，拳風已大熾，蔓延幾遍全省，幾乎沒有一個村莊不習拳棒，老者黠者，充頭目師兄，天天以搜殺教民為事。北京城內已鬧得天翻地覆，其他各城各村，亦莫不風聲鶴唳，殺人如麻。教友們無處逃，只好團聚一莊，掘濠築壘，以備抵御。這種為保全性命的不得已辦法，官廳不諒，倒說︰教友聚眾備械，抗拒官兵，形同叛逆，官兵乃助拳匪圍攻。景州朱家河，成為教友避難庸聚的地方，遭李秉衡率兵北上，其部將陳澤霖路過其地，州官乃誣稱朱家河洋人聚眾謀逆，請其剿除，于是千數百教友與兩神甫，皆被慘殺，陳澤霖因此得著西太後的特賞。南皮縣吉行村也發生同樣的慘劇，被匪攻破，有聶鮑二神甫與一百多教友同被殺。宣化府有數百教友避匿山洞中，被拳匪積薪洞口，悉數燒斃。獻縣地方，被活埋了一百多人。鞏村地方，有拳匪一隊來搜捉教會中人，將趙牧師及劉姓教友殺死，並開瞠破肚，尸首扔在河里。保定孟繼先牧師，他勸教友們都躲到別處，自己與西牧師等留待殉道，後來果然被拳匪殺了。美以美會的教友被殺死的，據一位海牧師當時報告，說在開平有四十五人。另外在逃到天津的路上殺了三人，因逃難而餓死的大七人。在這些死難中人，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情形。在延慶有大十歲的一個老收師陳大鏞一家四人，都被殺死。遷安一處慘殺死了九十一人之多，在漲通州被殺的人更多，單在更正教方面，有男教友四十二人，女教友五十四人，男女小孩四十一人，記名教友五人等。拳匪殺人的方法，真是殘酷到了極點，在遷安把一個姓吳的女教友，拴在廟里的柱子上，用一大把香燒她的臉，又把四肢割下來，堆在門外用火燒。還有被活埋的，有用滾水倒在喉嚨里燙死的，諸如此類的事體，真是多得不可勝數。(參看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第三冊)。
再說到山東，原是拳匪最初的發源地，毓賢李秉衡都做山東的高官，他們是提倡拳匪最先最有力的人，星星之火，從山東蔓延到山西直隸而成燎原之勢。光緒二十五年便有肥城縣殺死英教士的事，次年又有曹州土匪滋鬧的事。幸虧毓賢調往山西，袁世凱來繼任，他是一個明白時勢的人，對于拳匪，本來很恨，所以拳匪不敢在他的境內滋擾。不過這時端剛的勢焰很大，西太後又宣布了宣戰的上諭，不得已令西教士暫避到海口租界，一面把教堂房屋借查封入官為名，以防被匪毀壞。不過在濰縣樂陵泰安等處，也不免有毀教堂，焚掠教民家的事，教友死難的，也有二百九十人。濰縣有個學堂叫『樂道院』，為暴徒搶劫焚毀，也有學生朱東光為匪毆斃，劉作哲受傷的事。從濰縣焚毀洋樓之事，傳布到四方，各處拳匪，都蠢蠢欲動。有些地方靠著長官的賢明，平安無事；有些地方，因為地方長官的糊涂，也發生暴動。例如︰蓬萊縣地方，雖亦有拳匪屢次鬧事，幸虧知縣李于階，百般壓抑，方得無事，這位李知縣，實在是很有膽略的，因為當時登州知府是一個滿州人叫端謹，也傾因于拳匪的，同時，有守備魏某地保馬某，都是煽動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竭力保護教會，是十分困難的，幸虧袁世凱態度是和他相同的，又得了薩鎮冰臂助，使登州教會一點沒有受著意外。又如武定府屬等地方，因為地方長官不竭力彈壓的緣故，樂陵縣知縣何業健竟出示袒匪，故濱州一處，有中國教友八十九個遇害。黃河南岸有一處泰市里地方，有二十四個，與菱榭地方有十一個人受害。樂陵西倉上一處，殉難的十七人，魏家倉殉難的三十八人，該村房尾盡被焚毀。朱家寨的西人住宅醫院學校教堂，都遭燒毀。這幾處所遭遇的困難，與山西直隸等處無異。可見當時拳匪的擾亂，全以地方長官的態度為轉移的。有袁世凱的**，山東省總算還不致大糜爛。
還有東三省，也非常利害，因為做副都統的晉昌，素來化教，雖然盛京將軍增祺曾出示禁止拳匪，一點也不生效力。在六月初四初五這兩天，拳匪兩次攻打南關的天主教堂，被堂里的人放槍打死了幾個，晉昌便自己領了炮兵，來幫助拳匪攻打。主教對大眾說，我們只可以敵匪，不可以敵官兵，就叫教友們停戰。因此拳匪便得攻進天主堂，逢人即殺，紀主教及艾李二神甫及教友一百多人，及許多婦孺，盡被殺死。燒毀教堂及教友的房屋，又殺死了許多更正教教友。當那些教友被殺的時候，一點也不害怕。沈陽有個姓侯的女教友，臨殺的時候，還大聲的禱告，五家屯有教女王富恆一家被殺，也大聲禱告。在沈陽一共殺死十一個男教友三個女教友。內中有一個瞎眼教友，名叫常森，本來是個賭徒，並且學『混元道』，後來瞎了雙眼，到醫院醫治，得听道理，痛悔前非，勸化了許多『混元道』中的人，常常講道勸人，人都稱他小保羅，這次也殉了難，臨死他還唱贊美詩。此外在新賓堡殉難的有四十二人，永陵有二十三人，旺清門有十四人，上夾河有二人，懷仁縣有十多人，入家子有三人，遼陽有八十多歲的一個女教友，合家都被殺。在廣寧一帶，也有五十多人受難。新民屯等處一共死了三十八個人。天主教被殺的更多，單在奉天一省，有一千四五百人，內中有一個主教，十個神甫，三個中國神甫。吉林黑龍江也有受難的人，只是比較少一點。
在蒙古天主教分三區，受禍之烈，不下山西直隸，在東區因灤平知縣廣星仇教，有把司神甫
活埋的慘劇。中區西灣子總堂，逃難教友五大千，團結自衛，散處他方的，十之八九皆被殺。被害的有三千二百多人，內有神甫五人。西南區殉難教友八百余人，內神甫四人。更正教在法庫邊門地方，有許方明劉種玉等以及男女學生受難的十多人。此外在河南光州信陽等內地會路得會，都受著逼迫。
總起來說，在北方受拳匪之禍的，以山西直隸為最利害，其次為奉天，其次為山東蒙古河南等處一部分，獨南方則幸免，前面已經說過，全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之力。當宣戰上諭到南方的時候，他們二人往返函商，都以不奉中央命令，保衛地方，為正當辦法。兩廣總督李鴻章在粵亦不奉詔，南方遂免拳匪之禍。然而地方上仇教的莠民與哥老會等，亦都想乘機竊發，故不免有焚劫教堂教民之事。河南巡撫裕長(乃裕祿之弟)浙江巡撫劉樹棠，河南巡撫俞廉三，江西巡撫松壽等，傾向拳匪，故在河南境內，教堂被毀者十之七八，教文數千家亦遭劫掠。浙江以衢台二州為最烈，教堂與教友家無一幸免，亦有多人喪命。湖南衡州道台隆文知府裕慶，與北省仇教大員遙通聲氣，乃有主教神甫殉難之事。江西北境尚無大損。陝西亦賴端方維持，尚稱平安，惟密近山西之處，亦不免波及，因有郭神甫及數教女喪命。惟有四川雲貴兩廣福建等省，被害較輕。
基督教遭此莫大的洗劫，我們一讀此類記載，莫不為之心悸。然而在基督教本身，利害相權，實在利多而害少，因為庚子以後的教會，因遭此一番鍛鏈，不但教友的信德念堅，不良分子，予以淘汰，而其進步之速，較十倍于庚子以前。所可惜的，滿清政府從此對外喪失國體，對內失去人民信仰，不十年國祚便移，而改為**。這不可謂非滿清當局的愚昧有以致之。
中國基督教從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訓，覺得以前的傳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當局對于教士幫助教友訴訟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于教友的訓練與教友全家歸主的運動，所以成立了許多訓練教友的團體，如山東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處，都有這種組織，有些是培養教文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討論個人傳道方法的，有些是為鄰友祈禱的，總之是以鼓勵教友傳道為目的，規定每人每年必須領導一人進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處地方，竟從七百個教友，突然增加到三千多人。同時，對于慕道者的訓練，亦加緊起來，每個慕道者，非經過二三月的長期訓練，不可以進教。其訓練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學校一樣，使他們學習一切教義問答，並旦熟讀經丈及十誠等，或由教士們親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訓練期中，教會每開支了巨大的經費，予慕道者以相當的津貼，有時且利用賑災的機會，吸引許多貧民，來受宗教的訓練。在一九一○年直隸災荒時，曾一面放賑，一面以金錢召人听道，結果，便增加了許多教友。這種方法，當然會引起一部分教土的反對，不過在施用這方法的人，以為待他們進教以後，可以用教育來把他們品格提高，並且在二三代以後，他們的子孫，從小就可以獲得宗教的薰陶，而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們很普遍地采用這方法來吸引教友。
可以見得天主教在一九○○年後的進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顯著的發展。
原中國之有新教育，實不能不歸功于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從一八五○年開辦『徐匯公學』以後，逐漸增設許多普通小學中學與教理學校，為便利學生深造起見，法國耶穌會于一九○三年創辦『震旦大學』于上海，一九二五年北平的『輔仁大學』，初由美國本篤會所創辦，到一九三三年改由聖言會管理，法國耶穌會又在一九二二年創辦『工商學院』于天津。這是天主教在中國的最高學府，都已先後向中國教育部依法立案。據一九三○年的統計，三大學學生有一、三八四名。高初中學校共五十一所，男生八、三○六名，女生四、○二六名。師範學生男二七九名女生三九五名。至于高初小學，高小男校一九七所，學生一○、三八九名，女校二七所，學生八、三八七名。上述各級學校中，有半數以上是教外學生。而純粹培植教內學生的，有教理學校八、**○所，男女學生一六二、四八五名。教理教員養成學校中有男女青年一、六三一名。此外則專攻神學的修院，是培植傳道人才的，在一九三○年一年中。習拉丁文的有四、三五一名，習哲學的有三二七名，習神學的有四二五名，尚有在羅馬留學，預備晉升司鐸的有二九名。只就學生的人數比較，一九三○年的統計，差不多比一九一四年加了一倍，其教育發達的情形，可見一斑。
各教區中所設的『孤兒院』，有三○六處，收容孤兒有二一、八五八名，聖嬰會收養嬰兒，有五二、八九四名。從上面種種數字上看，覺得天主教所特別注重的工作，即是收養嬰孩孤兒與培植教內子女，使他們從小就得著宗教的訓練，可以建立起中國教會的基礎。同時，也設立了『留養院』有二三二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們擔任看護之責。這些修女們，大都受過簡單醫藥常識訓練，所以對于嬰兒孤兒與老人遇尋常疾病的時候，他們便可以為之醫治。苟有重病，方送醫院診治，在漢口陝西上海等處會設醫院，施診給藥，在一九三○這一年中，就醫人數有七、○六一、四九二人，在廣州亦會設『麻瘋院』一所，收容麻瘋息者。
至于印刷和著作，據最近統計，共有定期刊物三十余種，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一九一五年創辦一日報，即天津的益世報，在中國的新聞界中也佔著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二十余處，規模較大的，要以漲平天津上海為最，出版書籍，上海共有五十三萬多種？重慶共有四十萬種，他如獻縣等處，亦出了不少書籍。為發展此種事業計，曾于一九二八年設立一個中樞機關于北平，名為『中華公教教育會』，大部份的工作，是管理全國的出版事業。
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加緊中國領袖人才的訓練，努力于中國教士與職員的增加。當一九一八年時，中國教士佔百分之三五，至一九二三年加到百分之四一，一九一六年時中國職員佔百分之六六，十年之後，便增加到百分之七二。對于一般新興的建築，大都采用中國式樣。又編成了許多中國諧調的詩歌，教區的名稱，都改為中國地名。這些工作，與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會運動，有相同的意味。一九二四年召集一次『中華全國公教會議』，議決從速建立一個經常自立的本國教會，並且劃定了幾個自立傳教區。在這會議中，分設七個小組委員會，計劃各方面工作的聯合。此後幾年中，傳教區域，陸繽移交于華籍神職班管理，使中國教會可以漸漸達到自立的地步。可見最近二十年來，跟著時代的潮流，向著這新方向邁進。
一般的批評，以為天主教對于社會服務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實亦不盡然，我們看天主教在救災救難的一方面，也很有偉大成績。例如一九三一年華北水災時，教皇及中國信徒發起的賑災會，募得二十余萬元的賑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戰事中，多數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難民收容所，並且設立許多軍事醫院，為救護傷兵之用。饒神父為難民奔走呼喻，劃定難民安全區，不獨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戰區；受他蔭庇的人，更何止幾千百萬。一般中西修士與教友，日夜為難民服務，尤不乏其人。中國領袖如陸伯鴻馬相伯等人，亦莫不為之盡力。
至于教友人數的增加，在一九○○年前，必須經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從一九○○至一九一二年，只十一年間已加了一倍。不過從一九一八年後，其增加的速率，較為遲慢。一九一八年的統計為一、九六三、六三九人，到一九二四年加到二、二四四、三六六人，只增加到百分之一四．三而已。
說到更正教，在一九○○年以後，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國人仇視基督教，多誤會外人來華傳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亂，各國乃有瓜分中國之議，但經教會人士力持正誼，主張保全中國領土，始得轉危為安。其後山東浸會首先以其賠款創辦『山西大學』，而美國乃主張退還賠款，創辦『清華大學』，各國多亦效法，均將賠款退還，遂使國人仇教心理為之一變。其次如政府銳意維新，廣設學校，算術英文及科學教員，大都取材于教會，尤其在國民革命的時候，參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國成立以後，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職的，更不乏其人，單在廣東省政府中，當時任職人員，信徒竟佔百之六十五以上。並且基督教所辦各種慈善事業，每每取得一般社會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時候，不獨教會能慷慨捐輸，尤必擔任放賑事務，任勞任怨，涓滴歸公，凡此皆足以改變國人對教會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獲得一部份人的諒解。
在教會自身，因遭遇許多困難，發現了許多弱點，力謀改弦更張。例如教會的自立自傳運動，從此更加猛進。一九○六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自立會』，設辦事處于寶山路，發行聖報為宣傳機關。到一九一○年浙江平陽內地會首先響應，宣告自立。自立的風氣，遂漸漸普及到全國。如上海的羅店，浙江的鎮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廣東的南澳，湖漲的京山天門，湖南的常德等處，皆先後成立自立教會。並設總堂于上海閘北。一九二○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國大會，當時報告有八十多處自立教會，從此歷年增加，一九二一年增至一百五十余處，一九二二年增至一百八十多處，一九二三年增至二百九十處，一九二四年增至三百三十多處，在這四五年之間，幾乎是級數的增加，進步之速，從此可見。同時，上海又有高鳳池謝洪賚等發起『中國基督徒會』，不久，在香港設立了支會，逐漸推廣到北京天津寧波徐州長沙太原等處，亦先後成立支會，其後在天津則改稱為『中國基督教會』，他處亦漸漸的無形消滅，惟香港至今猶存。
一九一○年時，天津徐君匯張伯芩等聯合當地五公會教友，發起一個自立教會。一九一八年又有長老會教友劉壽山等在山東煙台組織『中華基督教會』，青島濟南相繼成立分會，推及到山東全省以至于直隸山西等處，而成立華北的自立系統。同時，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莊李逢謙等組織一個自立教會，名為『基督徒團契』。在香港廣東福建等處，尤努力于自立自養自傳，而改稱其教會為『中華基督教會』。全國教會差不多都有謀求自立的計劃，即未完全自立的教會，亦必將其原有名稱，冠以『中國』字樣，或改稱為『中國基督教』。而在傳道工作方面，都漸漸由華教士負起主要的責任，西教士乃退處于輔佐的地位。
其次，中國大多數的教友，不但覺悟到自身應負教會的一切責任，並且應推廣布道工作到各方面，于是有『國內布道會』等的發起(另詳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龍江陝西蒙古雲南等處布道，十數年間，成立了二三十處機關
再次，謀全國教會的大聯合，不但在事工上消滅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運動，歸主運動，國內布道會，信仰自由情願等等，已不復有宗派的區分。而一九○七年召集『百年大會』，更表現了各教會的合作精神。該會自四月二十五日開會至五月八日閉會，以上海青年會新建的殉道堂為會場，各教會各機關所派出席代表，共有六百多人，討論的總題，為『中國有教會』。結果，有人主張組織一個無宗派的基督教協會，亦有人主張各省組織省基督教聯會，然後由省聯會聯合成全國基督教議會。此後，各省基督教紛紛組織了省聯會，地方教會亦組織了許多地方聯會。不過這次大會閉會以後，沒有負責推進的中心機關，進行得很慢。直至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會國大會』，由穆德主席，組織成一個全國基督教中心機關，名為『中華續行委辦會』。她的任務︰(一)執行全國大會的議決案，(二)在中西溝通的機關，與艾丁堡續行委辦會通聲氣，(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業，(四)發表教會公共的意見，(五)為各教會的諮詢機關。設立事務所于上海昆山花園五號，聘請誠靜怡為總干事，開始做調查與研究工作，把調查全國各方面的事業，印成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一期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繼續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一九二二年五月間又召開了一個全國大會，中西出席代表有一千一百八十人之多，與上次大會比較，見得進步了許多，上次會員中國人佔三分之一，而此次則佔二分之一強。開會凡八日，分五股討論，對于布道，醫藥，文字，教育，工業，婦女等問題，皆有詳細的計劃。改『中華續行委會』為『中華基督教協進會』選舉中西會員百人，仍以誠靜怡為會長，提倡『本色教會』，編成中西文中華歸主兩巨冊，全國各教會的工作情形，悉載無遣。由是各教會咸謀聯絡或合並，除長老會曾于一九○七年成立『全國聯合會』，並與公理會、倫敦會合組『中華基督教聯會』外，全國信義宗教會，亦成為『中華信義會』，全國聖公宗教會，亦聯成『中國聖公會』，最近屬于衛斯理宗的監理會、美以美會、美道會，亦已實行合並而為一會，這可以見得中國教會的日趨于聯合統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則為因中日戰事的發生，教會在物資方面雖受很大的損失，而在救濟難民的工作上所盡的力量，卻博得一般民眾的好感，為千載一時的的傳道良機，使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日愈鞏固，前途便有無窮的希望。茲且以最近統計，列表于下。
最近二十年中教友人數增加表
年份教士領餐信徒學習信徒
一九○五三八三三一七八、二五一二五六、七七九
一九一○五、一四四一六七、○七五三二四、八九○
一九一五五、三三八二六八、六五二五二六、一○八
一九二○六、二○四三六六、五二七八○六、九二六
一九二八四、三七五四四六、六三一
一九三三五、七七五四八八、五三九
一九三五五、八七五五三、八七三
因為人們在生活上受著一種**，對于舊制度有不滿的時候，便會生出了反抗的情緒，用一種激烈的手段，來達到理想中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就是所謂革命。世界上無論是政治的革命，社會的革命，宗教的革命，或者其他一切的革命，莫不出發于這個理由。我中國自受滿清統治以後；人民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最先就有洪秀全所領導的民族革命，只因為他的革命陣線不健全，乃至于功敗垂成。繼之而起的，則有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他自己用了四十年繼續不斷的奮斗，把二百六十七年滿人的統洽權**，使君主專制政體，變成為民主共和政體，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現在有他的信徒在依照他的遺志，繼續努力，以期完成一個平等自由的**。
我們研究這種革命精神的來源，卻不能否認與基督教有相當的關系︰洪秀全既從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發動這十三年偉大的力量，雖然他那種利用基督教的手段，不能叫我們贊同，而他與基督教的關系，卻無可否認的。孫中山也是如此，他從小就受著基督教思想的薰陶，獲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犧牲奮斗的原動力量。不信，我們可以看一看他的生平。對于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系，一般替他寫傳記的人，都把他隱諱。只有一位英國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Linblerger)的，寫了一本孫逸仙傳記，才把他一生的宗教生活，亳無忌諱的述說出來。從這本書里我們大略可以知道孫中山個人的宗教生活與他所領導的革命，不無密切的關系。
常他在十四歲那年(一八七九年)，跟著他的哥哥德彰離開了生長的翠亨家鄉，到夏威夷火奴魯魯(檀香山)去的時候，就進入了一個基督教的學校，在那里讀了三年書。後來又入了香港的皇家學校，在香港公理會喜嘉理(C．R．Hager)牧師手里正式受洗，這年他是十八歲(一八八三年)。他寫在基督徒冊籍上名字叫孫日新，因為廣東音『日新』與『逸仙』是同音的。他為什麼不寫『逸仙』而寫『日新』？我們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約的推想起來，或者是因為家庭中不贊成的緣故。他的哥哥也是反對的，因為那時候的讀書費用，是由他的哥哥供給的。在香港進教的事，被他哥哥知道了，就寫信給他，叫他與基督教斷絕關系，否則不再予以經濟上的援助。可是他的志向並不因此動搖，他哥哥沒法，只好叫他同檀香山，說有業務相托。到了檀島，他哥哥迫脅禁阻，且不給一錢。當時在僑居的信徒中，見他熱心宗教，就資助他回國學習傳道，後來棄傳道而習醫，原來想借行醫以傳道的。從『博濟醫院』畢業後，在澳門設立了醫院，便開始進行他的革命工作了。先是他從進教以後，對于耶穌的犧牲精神，不但一天天的了解，而且生活變成基督化了。一本聖經，便做了他終身行事的法規，而有虔誠的信仰。林百克在孫逸仙傳記第三十三章里有一段話說︰
『他當耶穌教是文化的法規，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國丈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與近代丈化一同往前進的因為他親見耶教有實現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見耶教訓練個人，增加他的力量，減少他的弱點。』
他在那年回到家鄉，曾經毀壞了翠享村上萬人崇拜的北帝神像，便引起了大眾的咒詛，他們罵他︰『這個瘋孩子，都是外國教育使得這樣的，這種褻瀆神道的舉動，只有洋人教得出來』。他的父親因此也生了氣，叫他離開了家鄉。但是他還是拿著一本聖經，在一個小的油燈邊靜靜地念著。林百克又記著說︰
『他這個時候，出神地想，也覺得他已屬于耶穌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分子。這個神像的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浪，為什麼緣故？因為他們不懂得耶穌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國人知道耶穌犧牲的道理，不是三言兩語所能盡的，第一，必須使民眾的經濟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于是也可以增高，他們就可以知道耶穌救世的道理了耶穌是愛與和平的救主。』
他又寫過一本倫敦被難記的小冊，但在這一封信里，己經可以包括倫敦被難的大概情形了。他這次能在萬分危險中得著釋放，正如死里復活一樣，全靠康德黎營救的力量。這位康德黎先生，在孫中山去世的時候，他還健在。當旅英華人開追悼會時，曾經到會，涕淚沾襟，挽詞中有這麼幾句話︰
『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產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
在這封短短的信里，充滿著宗教的信仰，他怎樣在危急的時候，懇切的祈禱，從祈禱中怎樣得到內心的安慰。在萬無生望的當中，竟會脫出危險而安然無事，覺得是上帝的特別施恩，因而始終不忘他『從神道而入治道』的使命。(再看這位英國人侍者哥羅，怎肯為一個外國的犯人傳遞消息︰當孫中山與他閑說的時候，曾經說『我是一個基督徒，將為基督而受難』，因此得了感動。並不接受給他的酬報，把孫中山送他的金錢，交還給康德黎夫人，可見這位侍者，完全出于一種基督徒的義俠與同情。)及至得到康德黎的回信，知道有重生的希望，揮淚而感謝上帝。他雖然以後不很談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卻處處表出他是『以耶穌之心為心』的，林百克所以說︰
『中山雖然不大談論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為心的耶穌主義者，他是個全人類都是弟兄的耶穌主義者。』
這結論實是確切不移，我們看他所發明的三民主義，更是充滿著耶穌的博愛精神。記者在民國十五年曾經寫過一篇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的短文，把民族民權民生的含義與耶穌所主張自由平等博愛互相比較。張亦鏡先生也在真光雜志第二十七卷十號里詳細的比較過，並且列一個表做結論。
在這里我們不需要詳細的重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發于耶穌的救世精神而來，這在平心靜氣加一番研究的人，決不會說是穿鑿附會的。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午前病卒于北京錢獅子胡同行軒的時候，最後的遺囑中，他承認是一個基督徒，要用基督教儀式，殯葬他的遺骸，因為他覺得一生(六十歲)的生活與他努力的革命事業，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
要說非基同盟，必須先說非基同盟所以產生的背景。簡單地說，它的背景有兩點值得注意的︰一即新思潮的運動，一即外交上的反應。說到新思潮運動，開始于非基同盟產生前六年，這運動是由于北大的六君子發生︰六君子就是陳獨秀，錢玄同，沈尹墨，劉復，胡適，及周作人，這時正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長。這運動實是中國的丈藝復興，對于一切舊思想，舊倫理，舊制度，舊學說，皆加以價值上的重估。所以它不單是影響到中國整個的丈化，亦與基督教有莫大的關系。陳獨秀所著基督教與中國人，胡適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足以表現新思潮運動對于宗教的態度。同時，對于中國思想界發生重要影響的外國人，莫過于美國的杜威與英國的羅素兩博士，他們應中國教育領袖之請，來華演講。杜威主張實驗主義，羅素主張經濟的社會主義，同樣對于基督教有反對的態度。杜威以宗教不當佔學校課程之一部，羅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給新思想運動以莫大影響，胡適是杜威的學生，所以以實驗主義做他的思想中心，處處叫人抱著『為什麼』的懷疑態度。宗教是感情的產物，不能用『為什麼』的理智來分析，以為凡不能以理智分析的所謂形而上部分，都是非科學的，非科學的東西，都在排斥之例，只有科學才是萬能的。六個人中，影響最大而最速的，莫如陳獨秀的唯物主義，胡適的實驗主義，其次則錢玄同的疑古。當時青年學生界，莫不跟著他們跑︰非基同盟，不可謂非新思潮運動中的一種結果。我們看他們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與信仰科學萬能為出發點，後來才走到反帝國主義的路上。
第二種背景，當一九一九年歐戰告終，巴黎和會的結果，激起了極大的思潮，國內的學生界以及商人，因外交上的失敗，有非常激昂的輿論，對于世界各國，都籠統地表示懷疑而至于抱恨，以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加上五卅，大二三等慘案，覺得凡屬外人，莫不是帝國主義，都是不懷好意而來的。非基同盟，又不可謂非這種民氣所造成的結果。看他們非基的理由，多少帶一點排外的色彩。
背景既明，然後可以說到非基同盟的事實。什麼叫非基同盟？乃是基督教在中國所遭遇的第四次反對，在性質上，比第三次庚子反教來得嚴重，在形式及意義上卻不同︰
第三次第四次發動于無知識的拳匪，發動于知識階級的學生，由一般頑舊的王公大人提倡，由幾個教育家文人的領導，出發于排外思想，出發于科學思想，取野蠻的屠殺手段，取文明的文字討論僅，限于北方的幾省普及于南北各地，在物質方面盡量破壞，在思想方面盡情進攻發生流血的慘劇影響教會的改革
從這幾點比較上，可以知道這次所謂非基同盟，是一回什麼事。我們且先來看一看非基同盟的產生︰
當一九二二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開十一屆大會于中國。我國以地主的地位，借北京『清華大學』為招待三十余國代表的會場。自四月四日下午開會，至八日晚間閉會。輿會代表，計外國一百四十六人，我國各省區出席代表有四百余人，大都是全世界學生界領袖，其問有著名的文學家著作家。美國穆德博士為該會會長，我國如王正廷余日章等皆為該會中堅。會中分六股討論︰(一)國際與種族問題，(二)基督教與社會及實業界之改造，(三)如何宣傳基督教于現代學生，(四)學校生活之基督化，(五)學生在教會中之責任，(六)如何使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在世界中成一更強有力之團體。此外有霍德進演說『基督教與國際』，法代表蒙博士演說『基督教與平民運動』，德國某哲學家演講『基督教與哲學』，丹麥學生代表演講『基督教與實業』，巴黎大學某博士演講『基督教與文化』等等。這原不過是一種尋常的宗教聚會，並沒有別的意義，卻不料會引起非基會徒學生的反對。他們一听見四月間有這樣一個聚會，不問這個聚會的性質如何？便在三月間就發動起反對來，三月九日發出一篇宣言，叫做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
該宣言，是以社會主義為立場，硬說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先鋒，把這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看做是資本主義支配經濟的會議，我們一看前面所述大會中的議題，便可知道這種反對完全是誤會的。次日又發了一個通電(即灰電)其意義與宣言不同，側重在『清華乃國校，不能供一教之用』。隔了七日，又有非宗教大同盟的霰電及宣言。灰電沒有發電地點及負責人名，霰電卻說明是北京各學校並有『北京大學第一院金家鳳收交』字樣，又有七十七人簽名有名單。其宣言則稱為非宗教，內容還是非基督教，特別痛罵青年會。同是對基督教的攻擊，不過立場不同，而以基督教為違反科學，束縛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中間有幾句極決絕的話，『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是欲把宗教從人類社會中掃除，也就是要把基督教從人類社會中掃除。這兩次宣言發表以後，便引起全國學生界響應，于是函電紛馳，對于教會不無仇視。
在基督教方面，能夠出來與他們辯駁的，卻是很少，只有真光雜志的記者張亦鏡氏，可算是唯一努力的健將，他在真光雜志上差不多每期都有辯駁的文章，後來他把這些丈章印成一冊，叫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匯刊。他那種孤軍奮戰的精神，也給非基督教人們的一個反攻。另外有許多基督徒作家，對于非基督教的言論，卻相當地容納了一部份意見，指出基督教內部的缺點，發表了許多自省的文章，如︰徐寶謙的反對基督教運動與吾人今後應采之方針︰趙紫宸的風潮奮起的中國教會，武漢基督**革新運動宣言等等，大都是對內的言論，而于非基督教的言論，認為不屑與辯的。倒有幾個第三者出來評論其是非，最初有周作人等五人，『在非宗教同盟』霰電發表以後，接著就發表一篇宣言︰
『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該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于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三月三十一日。』
這是第三者根據信教自由的立場，來反對非基同盟。意思就是說，強迫人信某種宗教是違反信教自由，強迫人不信某種宗教也是違反信教自由，非基同盟就是犯了後者的毛病。這的確給予非基的學生們一盆冷水，所以在東電里表示對五人電報的不滿意，他們說︰『對于現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而對于耶教學生同盟，又獨不表示反對，雖說他們「不擁護任何宗教」其實已經有傾向于擁護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態度』。這見得非宗教同盟的無聊解嘲，因為這句問話，很容易解答的，假使他們要回答的話，只要說『耶教學生同盟，並沒有干涉到非耶教人的自由』！一看這電報，就會懂得有這句話在里頭，所以我說東電里的駁語是無聊的。
梁啟超也以第三者來說幾句折衷的話，其實也是對『非宗教同盟』的一個忠告。梁先生本來慣于說兩面光的話，他在四月十大那一天在『哲學社』公開演講，題目就叫評非宗教同盟，他替宗教下了個定義，說一切信仰都是宗教，證明非宗教的不可能。他說︰『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之下，認宗教是神聖，認宗教為人類社會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徹頭徹尾承認自己是個非非宗教者』。這個意思，明明是駁他們『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的話。他所下的宗教定義，果然太嫌籠統，但是對非宗教同盟者的武斷態度，的確是一種針砭。常乃德也寫了一篇對于非宗教同盟的諍言，他以為『非宗教同盟』的人，還沒有把問題弄清楚，自己以為擁護科學，卻不知不覺有『武斷』『謾罵』『凶暴』等非科學的氣焰。他說︰『英國美國是基督教國，但他們的科學進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國，究竟誰好誰壞？』他竟舉出了三十二條不解，說他們不能平心靜氣地加以研究。這也是對于那班非宗教的學生們一番不客氣的教訓。陳衛哲在努力周報上寫了一篇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從歷史研究的立場，說了一番持平話。另外有一位旁觀者叫劉紹寬，他卻沒有像上面幾個人那樣客氣了，竟說︰
『深嘆非基督教一般人全無學識，盲言瞎論，亡中國者必此輩人也。此輩自認為科學中人，而科學家如歌白尼奈端侯失勒諸人，皆是基督教中人，彼竟不知今乃于新舊約全未見，凡新約中所主張真平等真自由，及力破資本主義處，全未知之，反謂誘人歡迎資本主義，要養成資本家的走狗，真是夢話。至謂我國本無宗教，又雲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等語，更是無法無天之極獨恨中國學子，全是盲從，胸無點墨，如汪精衛等，自命通人，而所言鄙俗尚如是，他更安足言耶？徒借盲言瞎論，叫囂一世，以自文其不學無行之罪狀。而禍害一世，不可救藥矣。』
這正如老師痛斥頑皮學生一樣的嚴厲，便成為斬斷亂絲的快刀。
溯自民國成立以來，對于保障信教自由，教會會經有過相當的努力，當時有人主張規定孔教為國教，全國基督徒結合團體，並會同其他宗教，起而與爭，奔走呼號，派代表赴北京請願，並主持其事，幸而能獲得信教自由的條文規定︰此次的反教，顯然有背于信教自由的原則，是以那班局外的學者作此不平之鳴，使這次普遍的反教運動，漸漸地無形消滅。雖然這一次的反教，僅僅是一場筆墨官司，但卻給予了基督教不少刺激︰能使一般基督徒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自己加一番檢討，覺悟到自身確有其不可或諱的弱點。同時，覺得要消除外界的誤會，使基督教從不平等條約的關系中解放出來，惟有使中國教會脫離西洋化而為中國化。于是有中國『本色教會』的運動。
何謂『本色教會』？解釋的人很多，簡單地說︰就是一個自理自養自傳的中國化教會。這個運動，是從『基督教協進會』提倡起來的。誠諍怡氏曾經說︰
『當今舉國皆聞的「本色教會」四字，也是「協進會」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號』。(見真光雜志二十五周紀念特刊協進會對于教會之貢獻)
在這短短的幾句語里，很明白地指出『本色教會』的任務與目的。任務有兩種．一使中國信徒自負責任。這責任就是自理自養自傳，在經濟上行政上工作上，都是以中國信徒為主體，西國教士可以退處于輔佐地位。雖不免有少數西人懷疑到是一種排外的舉動，但是大多數賢明的西教士，都十分同情，協助這運動的進行。因為中國教會真正能達到自理自養自傳，可以減輕了西教士的負擔，所以在很早就有人在提倡，像俞國楨氏所創立的『中國自立會』(自立會有兩種︰一稱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一稱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成立有六百余處，散布在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淅江江甦山東福建廣東等省)與胡素貞女士所發起的『國內布道會』，皆其一例。另一任務是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那就是要使教會與中國文化結婚，洗刷去西洋色彩。這在當時便有人主張改變禮拜儀式，采取一點佛教的方法，在禮拜時燃點香燭，跪誦以文禱文等等，上海在寶興路曾有過這樣一種試驗、在南京艾香德氏所組織的『景風山』，完全變成了佛化基督教。同時，也有從詩歌方面入手，特著了許多中國歌調的贊美詩，一方面也修改固有的贊美詩，使詩歌中國化起來。但是這種形式上的改變，不獨不足以適合本色教會的原意，卻反而覺得愈加紛歧，所以有人主張從思想方面來研究，一方而研究中國文化是什麼，一方而研究基督思想如何與它調和。基督教學者曾發表了許多意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類的文章，在教會雜志上層見疊出。吳雷川氏曾著成了一專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他如徐寶謙趙紫宸謝扶雅等都著作過這類的文字，這些大概是從建設方而著想的。另外有從破壞方面著想的，像聶雲台主張『基督教儒教化』，張純一主張『基督教佛教化』，他們的言論，雖然離開了根本的立場，幾乎站在反對的地位，但是他們不滿意于基督教的西洋色彩，是相同的。我們看一看『基督教全國大會』里所發表的教會的宣言第二段，舉出九條關于『本色教會』的意見，其間第三第六第七條說︰『三，我們對于西來的古傳，儀式，組織，倘若不事批評，專做大體的抄襲，卑鄙的摹仿，實在是不利于「中華基督教」永久實在的建設，這是我們教會同胞的公意。』『六，所以我們請求國內耶穌基督的門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統的捐輸，達到自養的目的。由果決的實習，不怕試驗，不懼失敗，而達到自治的正鵠。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領袖的栽培，及摯切的個人傳道，而達到自傳的目的。』『七，我們宣告時期已到，吾中華信徒，應用謹慎的研究，放膽的試驗，自己刪定教會的禮節和儀式，教會的組織和系統，以及教會布道及推廣的方法。務求一切都能輔導現在的教會，成為中國本色的教會。』
這確可代表一般中國基督**要說的話，西國人也有很多是同意的，歐德模氏發表過這樣幾句話，也可以代表一般西國人的意見︰
『中國教會本色的問題，是「協進會」的必需比如嘗有甦格蘭的友人警告我說，我應當時刻小心，不要過于推重美國人的思想，或是習染美國人的方法。因為這種美國色彩的東西，決不合甦格蘭的民情。同時，我也看得出來，若是一種辦事的方法，過于帶英國的色彩，又不是美國人的利益，同時歐陸各國的友人，也要發生一樣的感覺到什麼時候基督教才有真確的本色有發揚呢？就是什麼時候基督教的運動，是本國人親手來主持他，管理他，必要他們自身去取決行止，那就是那一國的基督教自由發展了若是基督教必需按著本國的國情自由發展，那個問題的答復，不只是由中國人自行決斷，乃是中國人要自身去發生一個自動的問題中國人到底是否要自動的擔負完全責任？依鄙人看來，一種帶西洋色彩的責任，中國人還未心願意去負擔他。』(上皆見全國大會紀錄)
這樣，可以見得無論中西人士，一致承認中國教會必須脫離西洋色彩，就是上面所說『要消除洋教的丑惡』，這便成為提倡『本色教會』的目的，而使基督教完全成為中國的基督教。
這里所說的基督教事工，是專指更正教(即耶穌教)而言，因為我們對于天主教，除了前面已經略略說過以外，其他實在所知不多。關于更正教的事工，我們可以說的，大約有五部份，即︰布道，文字，教育，醫藥，和社會。依次加以敘述︰
【一節布道】
所謂布道事業，從廣義方面說來，下列的各種事業，都是布道範圍內事︰但這里所說的，只是指用口舌宣傳的一方面。說到這一方面，我們知道是更正教所特別注重的一件事。當更正教初入時期，即注重于向大眾或個人演講，或散發印刷小冊及單張等工作。從一八五六年以後，外國人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旅行，因此，更正教教士的足跡，幾乎踏遍到全國︰他們常常帶些單張**，上面刊著聖經章節或簡單的基督教教義，到處宣傳。這在天主教看為是一件不大莊重的事，而更正教卻認為重要的工作。第二步設法在商埠與城市中，租賃或購買房屋，作為道機時候外國人要租賃房屋非常不易，不要說在內地，就是在開放的商埠上，也感到相當的困難。因為條約上並沒有外國人可以置產居住的明文，不過傳教士若然得著了住屋或地皮，中國政府亦並不加以**，當地官廳亦不能不加以保護。
既經成立了一處布道機關、往往建立起禮拜堂，談道所，醫院，學校，住宅等等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大概是在城市之中︰用紅磚砌成的西式房屋，足以引起當地人民的注意或反對。又由此推廣到鄰近村鎮，在熱鬧的大街上，租賃商店房屋，成立一小禮拜堂，有中國協助傳道者居住其間，作非正式的講道，隨時招待鄰近的人民往來談道，從個人的接觸上，漸漸引人信仰。在城市機關中的談道所，亦有同樣的設備，如同一種應接室，用中國固的有禮節，接待來賓。
禮拜堂是專門作崇拜之用，與村鎮間的小禮拜堂不同。但是這種禮拜堂，最初是異常簡陋，或用中國舊屋改成的，或特別新建的，或用西洋的形式，或沿中國的舊制，頗不一致，但都不很注意到美化的裝飾。當時因男女界限分別極嚴，所以當禮拜的時候，大都是男女分坐，甚至有在中間隔以屏風，禮拜的儀式，不過是唱詩禱告讀經講經而已。所唱的詩，都是從英文翻譯的，而用外國的調子。在中國的習慣上，實在非常陌生，所以唱來不甚好听；同時，在翻譯的詞句上亦甚俚俗。其聖經贊美詩，間有用本地土白譯成的，如有所謂福州土白，廣州土白，上海土堪，寧波土白等類，在寧波更有羅馬字拼音的土白，使外省人完全不懂。禱告的口語，是臨時隨口說出的，雖不十分美化，卻實是心靈中自然的呼諭。除了聖公會有比較固定的禮節外，其他都十分簡單，沒有中世紀及天主教的繁文褥節。在一個總機關下，分設出若干市鎮鄉村的小團體，即上述的小禮拜堂，因于這小禮拜堂，是漸漸由于當地的信徒組織起來的。而這種信徒的來源不一，有借醫藥，有借教育，大多數是由于個人的友誼而來的。小團體中必有一負責傳道的人員，主持其事，普通稱他牧師。而總機關里的最高當局，或稱為主教，或稱為監督，或稱為會長，總牧等等不一。此最高當局，必須計劃每一個小團體的經費，每年中有幾次巡視各堂，負監察、施洗、指導、訓誡等等責任，有時亦為之解決問題，調停糾紛。這些小團體，有稱為堂會的，亦有稱為區會的，總之是總機關——或稱總堂——的基礎。每一公會，必有如是的總堂若于處，隸屬一總主教或監督之下，每年開全體會議一次，稱之為年會或年議會，聆取各部傳道人員與牧師等的報告，以計劃未來的種種布道工作。這是各公會在布道方面組織的大概情形，因各公會在名稱上系統上略有不同，在此只能籠統地說起。
上面是說到在禮拜堂以內的布道情形，還有許多在禮堂以外的布道，例如︰沿街布道，值熱鬧市區，或茶肆之中，一面分散印刷品或聖經，一面也有用聖經故事圖畫，或用手風琴隨拉隨唱，晚間或用幻燈影片，使途 麇聚，然後傳道者站立在較高的階沿上或板凳上，向眾講演，所講的大都是『上帝如何創造天地』，『人類如何犯罪』，『耶穌如何降世』，『如何舍身贖罪』，『信仰可免罪得永生』等等問題。後來擴大範圍，有舉行篷帳布道，其法就一空隙的廣場，支搭一座大布篷，可以容納四五百人之多。排列著許多長橙，正中設一講台，懸掛了許多標語宣傳品之類。用大字寫些布道詩歌于白布上，有風琴或其他樂器和唱，按日有幾次演講，如是舉行一星期或數星期不等。也有用這方法在禮拜堂內舉行，每禮拜總有幾次在晚間或白日舉行所謂開堂布道。有時請得著名人物，舉行演講，或講科學，或講時事，或講耶穌道理。當一九一三年美國布道穆德與艾迪**遠東布道，先在日本與印度演講，後來到了中國，在十四處大城開布道會與科學演講會，听講者有十三萬七千五百七十九人之多，立志研究聖經者有七千○五十七人。次年艾迪又重來中國，在十二大城市布道，听講者有十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人，簽名入查經班者七千余人。當時擔任翻譯的的王正延誠靜怡溫佩珊曹雪賡等人。事前由當地各教會聯合籌、備組織祈禱會，訓練招待員，以及張巾廣告之類。更預定較大會場，在上海曾借大舞台戲院為會場，沒講可容二三千人。講題大概為『中國之轉機』『中國之希望』一類愛國思想，把蠅國情形詳加分析，而後歸結于耶穌道理與國家關系，一般青年學生聞而受感，簽名研究。教會對于這些簽名的人，但負起善後栽培工作。組織研究會查經班，因此受洗而為基督徒的，為數也頗不少。這種布道方法，實為中國布道工作上一大興奮劑，此後各處教會，往往仿效而聯合大布道會，請余日章饒伯森工正廷丁立美等人講演。特別是饒氏，帶了科學儀器，到處演講，頗受各處歡迎。這些都可以稱為群眾布道，有時也能收到一些效果，至少能使一般人知道『耶穌教是什麼』一點知識。同時，在演講耶穌道理之外，也常講到普通知識，如提倡衛生，破除迷信，公民常識，識字等等問題，也可以漢作一種民眾教育。而在這種舉動中，需要多數男女教友的幫助，所以做牧師的責任，不獨要訓練教友們信德上的上進，更是要訓練教友們布道的能力，使教友能在這種場面下做布道工作，亦能做個人布道工作。說到個人布道，收效實較群眾布道更大，天主教所以只注重個人布道而不注重群眾布道，就是為此。實則兩方面都有他的功效，耶穌嘗以捕魚比渝布道，說『得人如得魚』，這里可以說群眾布道是用網捕魚，個人布道道是用對捕魚，兩種方法都可以得些魚。不信，請看利瑪寶當時用個人布道的方法引導了許多學者信教；而梁發在考場外分散書本，用群眾布道的方法，也吸引了些信徒。這些從群眾布道或或個人布道所感化來的所謂慕道友，到怎樣的程度，方才可以允許他受洗進教？各公會的意見不很相同︰有的以為只要有信仰便可以，有的以為非培植到有相當程度不可。
總之︰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培植，是大家認為極其重要的事。所以主日學及聖經研究班等組織，與每禮拜舉行崇拜听道，有一樣的重要。不但使受訓練者能了解一切多妻，賭博，鴉片，拜偶像，擇日，風水，早婚，離婚，偷雞等種種行為，應該撤底拒絕，更使他們有博愛，犧牲，服務的精神。不然，便會引起意外的不幸。初期天主教與更正教因求數量上的增加，訓練工作不能充分的緣故，有些不良分子，抱著別種目的，進入了教會，不免有包攪詞訟，借勢欺人的事，神甫牧師受其蒙蔽，出頭與宮廳交涉，特別在天主教中常見的事，成了鬧教仇洋的原因。所以後來更正教中以教士干涉詞訟為大戒，而努力于教友信德的培植，使教友都能潔身自好，不求個人的利益。以前的教友，都是沒有什麼學問的人，一下子要訓練他們成為有力的教會主體，自然不很容易。因為當時的人數既不多，經濟也不寬裕，又是大都借教會生活的人，所以免不了有人說信教是吃教，這些教友，要他捐款來維持教會，不但事實上不可能，也是沒有這種習慣。所以教會便注意到人材的訓練，努力計劃設立高等傳道學校，在一九○○年以後，便有許多合格領袖繼續產生出來，在教會里擔任各種不同的職務，也有女傳道人員，擔負向女界布道工作。這時候在每個教堂里，差不多都有中國牧師，也有許多協助布道的人，如同沿街分發宗教書籍的，領導各種聚會的，大都是中國人。這些人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有從小信奉基督，獻身為傳道的。到了後來，方有許多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的青年，他們從小就受著家庭的宗教教育，立志做布道工作。這些大概是在教會里訓練成功的，他們跟著牧師實地練習，像中國從前『拜**』的情形一樣。或者有時候教會為這些人開一個會，如『夏令傳道會』『傳道研究會』之類，規定學習的功課，與領袖們的演講，繼續著一二星期的訓練，也造就了許多合適的人材。一八六六年乃有正式的神學院產生，英國長老會首先設立一所『神學院』在廈門；一八六九年荷蘭教會也在此設立了一所『神學院』；到一八八四年兩院便合並起來。那時教會都注意于神學的設立，福州在一八七八年中華聖公會也設立了一所，一八七九年上海『聖約翰大學』里附設神科，次年便有十三個學生。此後不但神學的數量逐漸增加，而程度也日愈提高。據十年前的調查，中國現有神學共十三處，『聖經學校』有五十處。比較著名的，如奉天的『基督教神學校』，北京『燕京大學神科』與『華北協和神學院』，『婦女聖道學校』，濟南的『齊魯大學神科』，南京的『金陵神學院』，『金陵女神學院』；上海的『滬江大學神科』，江灣『聖經學校』，福州的『協和神學院』，廣州的『協和高等神學校』；長沙的『湖南聖經學校』，湖北的『荊州神學校』，灄口『信義神學院』；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神科』；與保寧『神道學校』等等。肄業的學生，大都是高中以上程度。這些神學，起初程度很低，從『聖約翰神科』用英文教授神學生，以及其他神學課程，都漸合大學程度，並且有許多既經畢業，又留學歐美而有很高深的造詣，所以在現今中國傳道人中，有不少的留學生，也有不少的神學博士，普通傳道人非畢業神學，即畢業某種高等學校或大學。同時，又提倡學問的自修，各公會都規定傳道人必修的課程，經過相當的考試及格以後，方能升為牧師。尤其注重中文訓練與文化的研究，不但有神學提高中文程度，並且常有懸獎征文的事，如『廣學會李提摩太紀念征文』之類。可見中國布道人材的日見增加並且把中國布道責任，由中國人自負起來。更因受著國革的教訓，覺悟到中國教會，非自立自養自傳不可，于是有中國熱心教友，組織了中國自立會，中華基督教會，以及原有各教會，莫不向著這一條自立自養自傳的路上邁進。同時，更台全中基督徒力量，發起『國內布道會』，向蒙古雲南東三省等處，擔起布道的責任，使中國基督徒布道的力量，得以向外及展。這里略略將『國內布道會』的經過，附述于此︰
『中華國內布道會』于一九一八年，開始赴雲南布道，一九二二年推廣到東三省的黑龍江次年又推展到蒙古，所有經費，由全國更正**所捐助，由誠靜怡蔡甦娟陳維屏等二十一人為執行委員，聘請李瓊皆為執行干事。成立之初，即由發起人胡素貞在香港聯合各公會信徒倡議組織『協進部』，同時，在直隸方面，亦有順德的劉汝剛醫士和長老會幾個信徒，相繼成立同樣的『協進部』，從此南北二京和其他城市中，聞風興起，繼續設立『協進部』有八十余處之多。『協進部』的責任，除代禱宣傳之外，更努力于捐款，成為中國人自己負責的布道會。在雲南工作的地點，有雲南府祿豐縣個舊縣三處，首先創辦女學校和幼稚園于雲南府，頗受各界歡迦。初往工作的，有林借恩醫士，陳玉玲女士，陳錢生牧師，成績甚佳，香港『協進部』捐助建築八千元，當地紳商學各界領袖，熱心贊助，代募捐款，為建築新會所和禮拜堂之用。對于布道教育醫藥各項事業，都有充分有發展。黑龍江布道工作，成立于民國十一年，同時在哈爾賓設立『協進部』，負責管理一切經濟人材事務。
講道地點，共有八處︰(一)大黑河，由史世良牧主任至民國十六年已有教友七十九名，經濟已能自養。(二)北安鎮，由朱輯五君主任，已有孝友七十六名。(三)克山縣，由張成仁牧師主任，又在城東設立分堂，教友已六十九名，有自建的新會所，並籌備自立。(四)拜泉縣，由金秉權君主任，有教友一百○九名，慕道友二百九十四名。(五)海倫縣，由王仁甫牧師主任，教友有一百○四名。(六)省城卜魁，由于作霖牧師夫婦與李秀華君在此工作，教友有九十三名，募款三千五百元，購買平房十九間為新會所之用。(七)嫩江縣由信徒自行組織布道團體，並組織基督徒新村，定此為職業布道區。(八)海拉爾雖為交通要道，然教會較為幼稚，僅有教友十四名。
至于蒙古布道工作，早為國人所注意，及至民國十二年年會中議決實行，先行組織『蒙古布道籌備會』從事調查，雖已籌得開辦費二千元然以人材經濟沒有充分準備，未能實現。同時，其他分會也有國內布道團體的組織，如監理會獨力在東三省開發，設總部于哈爾賓，類如此種的團體，有二十余個之多。此可見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基督教一面謀所以自養自立自傳，一面更擔負起向外布道的責任來。現在更有人注意除上述三處外有新疆西臧青海等邊陲地方，經推廣其布道工作。一九三○年霍輔民牧師發起過國外布道，向南洋群島及安菲列賓等處華僑布道︰以王載為團長，成績亦甚佳。
此外，尚有幾個布道團體︰(一)『中華學生立志布道團』，于一九一○年由山東濰縣『廣文學校』發起有，初名『義勇布道團』推丁立美為干事。一九一四年改稱此名，添聘王善治為干事。**各地，向學生們演講布道工作的重要-喚起一般基督徒學生的熱心，因而立志終身傳道的，每年有百余人簽名。全國成立支團有十三處，團員一千一百七十人，決意傳道的五百三十人，入神學預備的八十七人。(二)『湖南逐家布道團』，于一九一一年由長沙內地會葛蔭華牧師與蕭慕光牧師發起的。初僅團員六人，後因團員增加，分成南北兩隊，南隊由楊熙少帶領，布道于衡州各屬︰北隊由蕭慕光帶領，布道于湘陰平江等處。共有團員二十八人，**布道，攜帶各種單張小本聖經。逐家分送，五年之間，曾進十萬七千余家中布道。(三)廣東『河南布道團』于一九一二年，由杜女士等發起︰廣東有在水上聚族而居的蛋民，杜女士特造『啟明福音船』，專向他們布道，該船可容百余人坐而听道。杜女士常住船中，日則與布道人員分向蛋家船中談道，夜則招集蛋家在船中演講，並且贈醫施藥，就診者甚多。一九一四年又創立『義學船』，教育蛋家兒童，其效亦甚大。(四)上海車夫听道處』，又名『維持人力車夫會』，于一九一三年由英人馬達生創設的。馬氏乃巡捕房總巡，目擊車夫的困苦，在身心兩方面予以幫助，初在開封路租屋一間講道，後因擁擠，乃改租阿拉白司脫路房屋二間，每日晚間講道，並有教授識字，衛生講演，練習唱歌等工作。寒天準其借宿，且施粥一碗。患病的送『仁濟醫院』免費醫洽。每禮拜有一次專為車夫妻女講道。又在嘉興路添設分堂一所，有一年逾四十之車夫，勤懇夜讀，後竟獲得知識，改營他業。受洗人數，每年約有數十人。其造福于人力車夫，實匪淺甚。(五)『福州旗族布道』，光復後旗人生活異常痛苦，福州公理會衛瑪玳女士，薛子隱學生，發起向旗人布道。設查經班四處，每星期分兩處禮拜，各有七八十人听道。後見旗人生計困難，設立『婦女工廠』。因而進教者有八十余人，後又開辦女學，半日婦女學校，幼稚園，閱報所，施醫局，晨光小學等事業，成立了一個很興盛的教會。(六)『香港海面傳道』。亦向海面生活的蛋戶布道，成立于一九一三年，購船裝修，二月一日行下水禮。聘邵天賜為傳道員，並設小學于船上。進教者甚多，又資助梁美好女士入婦女傳道學校肄業，並資助有志學道之男子多人，養成傳道人才。(七)『上海基督徒布道團』借麥家園堂為會所，推嚴忱熱為團長，團員有一百十二人，他隊四出布道。夏令在公園中露天演講，因而記名慕道者亦不少。(八)『監獄布道首由北京青年會發起，各地皆有同樣的工作。(九)『回民布道』，中國各地散處有回民甚多。熱心基督徒組織團體，進行此項工作。(十)『上海布道福音車間，由榮耀休主辦的，于一九三六年出發至南京沿途各鄉村布道，放射影片及用無線電收音機播音(十一『福音廣播電台』，由王完白等發起，上海各教會機關輪流布道，後請竺規身牧師主任其事。上述為比較著名的布道團體，大都由華人動發起而負責進行的。
【二節文字】
更正教初入的時候，即已注重用文字來布道。馬禮遜米憐等創辦印刷所于馬刺甲，並且努力翻譯聖經，梁發更撰著了許多小冊和單張，即已開其先河。此後繼續來華有傳教士，莫不十分注重，迄今一百多年，欲加一全盤的統計，很不容易。當一八六七年時，有偉理牧師(Rev、AlexanderWylie)開始調查所有作品，撰成基督教文字索引，經過四十余載，未嘗加以修纂，直至一九○七年季理斐埔充再版。一九一六年『中國續行委辦會』基督教文字委員部，鏗于該項工作的重要，原擬聘請中西各一人，用一年的工夫，專事調查全國基督教書籍，重行編纂，卒因人材難得，遂商請漢口雷振華牧師代理，一九一八年撰成一教會書報目錄匯編，他在這目錄中用英文將全國教會所有機關出版書籍，一一加以說明。一九三○年『中華基督教書報發行會』，曾擬修改前書，沒有成功。一九三三年由上海『廣協書局』，收集各書局目錄。編成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同時根據廣學會出版界每期所載新書，隨時捕人。一九三八年又增刊一續編，這可以說是基督教最近而完備的目錄。據雷振華氏當時的報告說︰
『教會出版之書，共計二千八百余種，調查時以書面多少為等差，五十面以上者為大冊，五十面以下者為小冊，謹一面者為單張。此項單張，共八百○五種小冊共九百九十三種，只四百六十七種可以列入教會書林；大冊共一千○二種，有三百五十種，不得列入教會書林之內。』
可以列入教會書林的書，共一千一百十九種，計分︰宗教，自然神學，聖經，教義，靈修，講道，教會，宗教史，宗教與科學，衛生，倫理，小說，傳記，教授法，雜記等十五類。未能列入教會書林的，如醫學，算學，格致，以及其他有時間性與公會界限等書。一九三八年所增捕的有三千五百余種，其間布道單張及招貼約一千種，醫藥及教科書詩歌種類約一千種，可以列入教會書林的有一千五百種，合計當為二千六百多種。最近二十年間所增入的書，有永久價值的，比較前期為多。可以見得基督教在文字方面，質與量皆有相當的進步。在這書目里，也有少數天主教的著作，而天主教著作的黃金時代，當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時代，現在似已成過去，從天主教索來的書目觀之，近代作品，數量甚少。以天主教所有著作，必須經教會當局的核準，不若更正教的自由。惟其太自由，所以在質的方面，反不若天主教的精審。是無可否認的。更正教中發行及出版的社團，有六十九處，其問要以廣學會，青年協會，聖教書會，浸會書局等的歷史最久，出版最多。他如興華報社，基督教教育會，信義會書報部，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文社，女青年協會，等，出版亦不少。至于發售基督教書籍的書坊，有一百三十多處，在上海則以『廣協書局』為最集中，其他男女青年會，及各教會機關與大學中往往附設售書處。
現在我們應常首先述說的，厥為聖經翻譯的經過。這一件事本為歷來教士所注意。當第七世紀景教傳入中國之初，即有『翻經書殿』的事，大約當時已著手翻譯聖經，究竟成績如何，以彼時印刷尚未大行，現在卻無從考證。至十七八世紀天主教亦會翻譯聖經中的數部分，大約並未刊印。馬禮遜未到中國以前，已留意于翻譯聖經的事，即到廣州，用六年工夫，將新約譯成，就在廣州雕板印刷。又從事于舊約的翻譯，至一八二三年完成，在馬拉甲印刷。他用十六年光陰完成這偉大的工作，得著『大英聖經公會』濟以巨款，乃得印成。同時，在印度錫蘭浦地方有教士名馬士曼亦會翻譯中文聖經，在一八二二年完成新舊約，用活字木板印刷，這可以說是中國印刷上新紀元。一八四二年以後，向來只活動于南洋群島的教士們，得有機會遷到香港，便公開地從事翻譯工作。他們對于馬禮遜所譯的聖經，覺得在文字上有不甚妥當的地方，組織一個委員會，重行翻譯，希望得一文字較優的中國聖經，自一八五二至一八五四年完成，名曰馬譯聖經。同時，裨治文與克培臣(GulbertSOn)譯成的文理聖經，于一八六二年出版。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問將馬士曼譯本修改兩次，曾印數十萬本發行。此外，尚有許多人各別翻譯，至一八七七年已有譯本十一種。凡此皆初期教會上所應用的聖經，然各教士尚以為未盡完善，乃于一八九○年開會于上海，推選委員會重譯，于一九○七年出版新約，名曰合譯本。同時，在北京的天主教士，亦譯成一文理聖經。先是在一八八五年漢口揚格非譯一淺文理新約，一八八九年有包博二教士合譯的新約，與施約瑟獨譯的新約，均為淺文理譯本。一九○二年淺文理新舊約全書，方始付印。初期教會所譯聖經，都注重于文言，但後來因為教友日愈眾多，文言聖經只能供少數文人閱讀，故由高深文言而變為淺近文言；再由淺近文言而變成官話士白。第一次官話譯本，乃一八五七年在上海發行，第二次一八七二年在湖北發行。一八七四年乃發行舊約。楊格非也于一八八九年譯成官話聖經，直至一九○七年始有官話和合新約，一九一六年舊約亦完成。此為最近通行的譯本。至于土白新舊約全書；有上海甦州寧波台州福州廈門興化廣東等。汕頭，客話，海南島江寧溫州只譯成新約或舊約的一部分。對于滇黔苗族，已譯成客家花苗喇家力蚓及犴夷等苗文四福音。另外有蒙文新舊約全書；滿文新約與漢滿文和合的四福音，西臧文的新約與舊約一部分。在長江流域，尚是一種用羅馬字拼成士音的新約或舊約，寧波最為盛行，使一般不識字教友有極大的便利。為供給盲人用的，另有高凸字聖經。
當時在聖經翻譯的問題上，有許多困難問題，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華人執筆，為欲求文字的美化，不免要失去原文的意義，為欲符合原文的意義，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于是有官話土自，而官話士白，又為當時外界所詬病。卻不料這種官話士白，竟成了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鋒。還有翻譯在God這名稱時，幾乎蹈天主教的覆轍而引起糾紛，有主張必須譯為『神』字的，但也有仍舊譯為天或上帝。在浸禮洗禮的名稱，聖靈聖神的區別，曾有小小的辯論，幸而兩方面並不十分固執，終至于各行其是而已。無論那一種譯本，皆由聖經會印行，在中國的聖經會有三個︰一曰『大美聖經會』，二曰『甦格蘭聖經會』，三曰『大英聖經公會」。前二會在一八五六年以前就來中國，一八六二年『大英聖書會』始來，派以前在倫敦會服務的偉理為經理，除督理印刷工作外，又到各處去旅行，在他的指導下，雇用幾個外國人及許多中國人沿街叫賣，分散聖經及書籍，因此，聖經得在中國流行，直至一八七七年因目力衰弱而辭職。『大美聖經會』亦努力工作。聖經推銷的工作，增加得很快。『甦格蘭聖經會』，原是由幾個舊團體在一八六○年聯合辦理的，一八六三年派韋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為第一任經理，辦事處設在漢口，到一八九○年有九個外國職員，一百個分書人。這些聖經最初的政策，原是把聖經贈送人的，後來因為要中國人重視一點，略為收一點代價，所以每年要耗去巨大的經費。得著各傳教團體的幫助，使聖經漸漸地著名了。雖然有些學者鄙視它的文字，卻至少能知道有聖經這本書。中國基督教女教友送給慈喜太後一本很美麗的新約聖經，做她六十歲的壽禮，後來光緒帝也向教會要了一本新舊約。在一九一四年的報告中，三會所售出聖經總數，為一千八百○二萬七千八百十六本。又據力宣德報告僅一九三五，三六兩年中，售出九百三十萬四千五百六十二本。由此例推，又知三會售出總數，差不多可以到一萬萬本，其工作的偉大，可以想見了。
其次則有許多發揮教義的作品，一方面借以介紹給非基督徒，一方面勉勵和聯絡基督徒。有用文言的，有用白話的，有些名詞是基督教創造出來的，有些名詞是從佛經中借用的。當一八七七年上海會議時的報告，說有四十三本布道書，五二一本神學書，二五本傳記，八二本問答書，五四本祈禱書和禮節書，六三本贊美詩，七種刊物，一○一張單張。這些作品，大概是傳教士在傳道之余由中國人執筆而寫成的，差不多都是由英文翻譯的，這時候中國領袖能寫作的還是很少。特別是剛剛開始的科學書，不但在教會所設的學校里要采用為課本，即教外所需求的，也必仰給于教士的翻譯。在一八七七年會議中也委派負責人員，供給學校的課本，總編輯是由寧蘭雅(JohnFryer)擔任。他在一八九○年會議時報告說︰譯成的有算學，化學，物理，地理，音樂，生理衛生，天文，歷史，哲學；神學，教育，法律等書。同時，也有其他傳教士譯出同類的書籍。這些西教士不但把西方學說介紹到中國，並且比較東西文化，很受一般進步的中國人所歡迎。成了後來中國革命的導源。有些作品。大都是文言的，為的是要得著當時學者的尊重，惟有關于宗教的書籍，大多是白話的，甚至有些課本是用羅馬字拼音的，希望容易普及到民眾。在當時的著作中，對于教育上貢獻最大的，莫如編輯字典一事。起初有馬禮遜所編的漢英字典，後來又有教士們所編的廈門話字典，廣東話字典，都很給予一般研究者以便利。同時，他們把中國的古書與孔孟學說譯成英文，使一般西國人了解到中國文化的內容，引起他們對中國學說研究的興趣。他們又編輯許多刊物，當一八九○年會議時報會當時己有十三種刊物，最早的要算一本一八七○年福州的郇山使者。一八七四年又有一種兒童新聞(TheChildrenSNews)後來就有一種時事報告，名為(AReviewoftheTime)，目的是把西方的思想介紹給一般中國學者。也有些英文刊物，專供傳教士閱讀的，此後有許多同樣的刊物，在福州及上海等處發行，大概是記錄教會各方面的消息。
這些書籍和報紙，都由教會自辦的印刷所印行，在一八九五年的時候；己有各公會自辦的印刷所十處，到一八九七年又加了一處，其中最重要的，莫如美國長老會所辦的一所，在一八四四年創辦于澳門，一八四五年移到寧波，一八六○年又移到上海，這就是『美華書館』。最初經理館務的有柯麥鹿高魏及甘君，至一八**年，得惠柏諸君及狄氏兄弟為經理，一八七六年有何君經理，一八八四年始由範約翰經理，一八八八年費啟鴻繼任，在其任中，特建印刷所房屋于上海北四川路，並設發行所于北京路。當時聖經會、聖教書會、廣學會一切出版書籍，皆由其承印，並且兼印教外各種書籍，為上海最宏大而最早的印刷機關。所承印的各種教會書報紙，英文如教務雜志及各種月報季報年報，中文如新民開鳳福幼神學通問等報及聖日課。實為上海歷史最久的印刷所。民國初年乃停辦。一八六一年福州美以美會也創辦一個印刷所，一八九九年廣州浸信會由紀好弼牧師計劃開辦印刷所，自印出版書籍，一九○二年自建房屋于沙面，發行真光報，一九一二年遷移至東山，自建房屋，出版許多布道書籍，後來遷到了上海，到現在還存在。這些印刷所，實開中國新法印書的先河。
當時在教會著作界界有權威有，要算廣學會了。先是一八八四年在甦格蘭的格拉斯哥有人組織一個聖教書會。到一八八七年此會因事解散，便將所有的印刷機器，送給在中國辦理『甦格蘭聖書會』的韋廉臣，韋氏于是便聯絡發同志，組成為廣學會，來繼續格拉斯哥的工作。計劃編著書報，發揮基督教義，韋氏實為開創廣學會第一人。這時的中國，是在沉睡狀態之中，對于世界大勢，茫無所所，從西方輸入的學說，也不被一般人所注意。廣學會著手編譯書報，希望能喚醒中國的迷夢，特別注意于知識階級，所以在一八八九年創辦萬國公報，按月出版，由林樂知為編輯主任，並聘請中國學者，協助譯著工作，最負盛名的，如蔡爾康，任保羅，範子美等，以極優美的文筆，介紹西洋思想與文化，頗引起中國維新份子的歡迎，後不那些主張政治改革的人，大都受著這些書報的感動。次年因為自己所辦的印刷所，賠累甚多，便將印刷所停辦，把機器賣給漢口『甦格蘭聖書會』，而專門努力于著作方面了。韋氏于是年秋後病故，由會長總稅務司赫德和幾位同志商決，延聘李提摩太教士繼任，乃于一八九一年就職。李氏于一八九二年遍函全國各教會領袖，征求意見，究竟現在中國需要何種書籍，有二十七人發表了他們的意見，建議許多具體務法，同時也有二十多人應許幫助譯著，供給材料。又討論到銷行的問題，與其盡量贈送，賠累太多，應如何發售以補經濟的不足。然而普通書店，又不肯代售，只有自辦發行所，于是成立廣學會售書處，直到現在還是繼續存在。這一年恰值順天鄉試，李氏乘機到了北京分送他前著的救世教益一書，這本書本來是他在天津的時候著成的。他對于當時有幾位大臣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丁寶楨等都相當的熟悉，曾向他們條陳過許多新政，這次進京，尤多影響。其時林樂知例假回國，萬國公報，教會公報等編輯，都由李氏代理。又著手編譯泰西新史攬要一書，出版以後，銷售極多，在中國各省大著效力。
一八九三年，為清慈禧太後六十壽辰，各省舉行恩科鄉試，同時，有德國教士捐助一千二百元，為印刷自西徂東一書，分贈各省舉子，並又分送其他書籍，共計送出有六萬余冊。那時，萬國公報有各省教會機關代為經理，銷行甚廣，因此感動了幾省的督撫大員，都贊成廣學會工作。張之洞特捐助一千六百元，聶仲芳也捐助銀兩。招商局職員，購買泰西新史攬要百部，分贈其同人。至一九○二年聶氏升任淅江巡撫，又捐助千元，以後他在淅江任內，勸本省官紳，每年購買廣學會書報甚多。其夫人是曾國藩的女兒，後來在一九一四年信仰了基督教，做熱心的教友，他的兒子中有兩個也做了熱心基督徒。聶其杰是上海青年會著名領袖，聶其琨亦為長沙熱心信徒。這都是當時所下的種子。一八九四年英商漢璧禮多馬捐銀六百兩，為廣學會征文之費，其征文題目，即如何故艮中國幣制，建築鐵路，擴充郵政，用機器制茶制絲，敦睦外交，禁止鴉片等等切要問題，要激發當時的文人，注意于國內要政，發表改進意見。漢氏臨終時，遺囑捐銀二萬五千兩，建築廣學針新會所于北四州路。這種幫助，更足鼓勵他們的努力。直至一九一五年李氏因身體衰弱，辭去總干事職務。其時廣學針的工作擴大，有六位西人在會工作，有十八位華人任助譯謄錄等事務，財產約值二十五萬，他自己所譯著大小書冊，有百余種。廣學會在他二十五年工作下，感動了英國的布道會，發生最大的興趣，盡量的贊助，並且感動了多少中國知識階級。那些維新運動的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他們所組織的強學會，在所辦的中外公報上轉載廣學會不少的文章，李氏也曾在他們的時事叢刊上著了三十余篇論文。廣學會鞏固的基礎，實在由李氏一人打定的，所以後來潘慎文這樣說︰『多年以來，李提摩太與廣學會，二而一。一而二，廣學會就是李提摩太，我們與先生同工，越接近，越令人親愛而又尊敬』。這話實在是確評。當李氏闢職後，由瑞思義繼任，而李氏仍任名譽總理。當時與李氏同工的，有林樂知高葆真丁韙良花之安潘慎文等人，他們對于譯著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當戊戌**的時候，廣學會書籍數百種，行銷已及全國，以其時所有之著作，多半是介紹西洋學說，匡時拯俗的東西，為一般留心時事的人所歡迎。瑞思義曾親往武昌漢口北京天津濟南廣州香港等處，實地調查，以為改進方針。增聘梅益盛赫士等，瑞任編譯及注釋工作，季理斐與華人張純一杭海等撰著時論，投載教外各日報。是時偉大著作，莫如瑞季二氏主譯的聖經字典，其次有關發揮教義的譯著多種。又刊大同報，以提倡東亞和平為旨，其內容雖不如萬國公報的充實，而銷路卻不減少。同時，創辦女鐸報，由前南京匯文女學校長亮樂月擔任編輯，有女學畢業生襄助，實為中國女界最早且最有價值的刊物。又繼續出版教會公報。並由樂靈生編輯英文中國教會年鑒。此後歷季理斐寶樂安莫安仁與賈立言勵德厚貝德厚女士諸人，相繼工作，有季進斐夫人主筆的福幼報月刊；李路德主筆的明燈半月刊。宗教倫理百科全書，為莫安仁主編的，陳金鏞專輯勸世單張十數萬套，這些都是比較顯著的事工。華人中又有聶紹經周靈路許耐廬謝頌羔張仕章以及李冠芳沈駿英二女士等，五十年來，除出版書籍不下千種外，刻下所繼續的報紙，則除福幼明燈女鐸外，有女星道聲平民與紫晶數種。
其次在基督教文字事業上佔先鋒地位的，要算『聖教書會』。原來『聖教書會』設在中國的有六處︰(一)上海聖教書會，(二)漢口與天津合並的聖教協和書局，(三)華西聖教書會，(四)兩粵基督教書會，(五)閩南聖教書會，(六)閩省聖教書會。六處中以上海為最早，于一八七八年，由上海中西人士範約翰丁韙良林樂知顧詠經吳虹玉鮑華甫等提倡或立，仿效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兩聖教書會辦法，印刷谷種聖經注釋與勸世文、醒世歌、報章、單張等類，專以開通民智化導人心為宗旨。每年發行的單張，約有百余萬張，內而二十二行省，外而華僑足跡所到各地，莫不風行遍及。所印的書，有大部小冊，有文言白話，或發揮真理，或闡明科學。漢口天津起初是分立的，後來合並改稱『協和書局』，以漢口為總局，天津為分局，成立全國協會，計劃合並問題。六處同樣印刷布道書籍和單張，都以華文為主。推華西則兼印苗文，上海閩粵兼印土白，使此類布道單張，能普及于各處民眾。總計六會所出書目，上海有五百六十四種，津漢有五百二十九種，華西有八百八十九種，兩粵有二十九種，閩省有五十種，可見其事業的偉大了。上海總理斐有文，華人如柴蓮馥徐維繪等，除編撰書籍外，亦曾出版新民開風等報。他如丁韙良所著基督教辨證，尤為闡揚真理之作。跟著時代進步的著作機關，我敢說要算『青年協會』的書報部，它有一個特點，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始終由中國人負編輯的全責，不若上述的機關，以西人為主體，華人只處于輔佐的地位。所以在『青年協會』的出版物中，創作佔大部份，翻譯佔小部份，與其他機關成一個反比例。在思想上技術上都比較地前進得多。溯中國之有青年會，實于一八九五年，比廣學會、聖教書會為後進。這一年世界學生同盟總干事穆德博士第一次到中國，促進組織教會學校青年會，進行非常之速，不久，就有二十九個學校成立校會。一八九六年便召集各會代表于上海，開第一次全國大會，便產生全國的總委辦，潘慎文當還為總委辦會長，來會理為書啟。這時所說的委辦會，即現在所謂董事會，所說的書啟，即現在所謂干事。同時，決定一條議案．『編印適用書報以促學生宗教生活』。于是便成立了『全國協會』。成立之初，假上海青年會四樓之一室為事務所，因陋就簡，除通信及巡視聯絡各學校青年會外，編行學塾月報。到了一九○三年，謝洪賚加入協會以後，便組織起編輯部來，謝氏即任為編輯部長。原來現在協會這個名稱，起初叫做『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總委辦』，後來因為包括韓國青年會在內，所以改稱為『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繼又改為『基督教青年會組合』，直至一九一五年第七次全國大會議定改『組合』為『協會』。第八次大會又擴充編輯部為書報部，一九二○年新會所落成于博物院路。關于書報部工作，一方面編輯，一方面發售。除了青年報為記載消息外，又編輯進步月刊，討論學術。出版以後，頗受教育界歡迦。後來把青年與進步，合為一報，就稱為青年進步，始終由範子美擔任編輯，到最近數年前才停刊。此外，又出版了不少書籍，一方面發揮基督教義，並討論到宗教與科學等問題，一方面闡明青年會的本旨與工作。同時，又發揮中國固有學術，本基督教的立場，對中國文化分別其優劣與價值。歷來主持筆政的，類皆飽學之士，如謝洪賚之後，有奚伯綬胡貽谷，以及現在的吳耀宗。中間有許多學者從事著述，如謝扶雅應當元稻孫沈體蘭張仕等人。書目甚多，不勝枚舉，例如謝洪賚所著聖德管窺，聖經錐指，聖跡陂聞，基督教與科學等等，不下數十種，範于美所著道之桴，適道篇，以及最近匯刊的麗誨叢書等等。其他各家都有不朽之作，最近所編著的青年叢書中如趙紫宸耶穌傳，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沈嗣壯社會主義史等類，尤為精審而富有時代精神的作品。『青年協會』始終維持其進取精神，而保持其青年的面目。
既然說到青年會，便附帶地說到女青年會，中國之有女青年會，始于一九○八年。一九二三年成立協會，第一任協會總干事為潘女士，繼任的為顧恩慈女士，與文自立女士，然皆為西國人。中國繼任為干事的，有丁淑靜女士，現在由蔡葵女士擔任。其組織與男青年會相同，亦設有書報部，分編輯與營業兩部份工作。編輯部與編輯及翻譯各種應用書籍。自一九一七年出版女青年報，初名女青年季報，年出四期，三年後成績甚好，乃增加篇幅，年出八期，改名女青年月刊。于記載會務外，又加以論說討論家庭改造，教育子女等等問題。為後起的女界有名刊物。此外又出版關于婦女兒童宗教體育等書籍五十余種，都極受人歡迦。
『真光雜志社』亦為出版數量較多的著作機關。當一九○二年在廣州成立美華印書局時，即編著布道小冊，說經叢書及土白聖經贊美詩之類，並發行刊物，如真光月刊，恩喻周刊，新東方英文雙月刊，由湛羅弼張亦鏡等主政，後遷上海與『浸會書局』合並辦理後起之秀的『基督教文社』雖僅有三年多壽命，然曾出版十幾種重要的書。如趙紫宸的基督教哲學，耶穌的人生哲學，王治心的中國歷史的上帝觀，簡又文的革命的基督教，謝頌羔米星如合譯的近代科學家的宗教觀，頗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文社』始創于一九二六年，其本旨是謀促進中國本色基督教的國文著作，曾發行文社月刊，對于一般的讀物，加以批評，言論較為激烈，為一般人所忌，一九二八年遂停辦。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教會報紙的大概情形。中國教會最早的報紙，要算福州所出郇山使者月報，時在一八七○年，由武林吉創辦，黃乃裳主筆。
一八七五年上海『聖經書會』發行的月報，亦為最早之報，由範約翰創辦，鍾子能為主筆，專為幼童立言，多載孩童故事及寓言之類，間插圖畫，一九○七年由柴蓮馥主筆，一九一三年上海漢口兩聖教書會合並，該報亦改名為開風報，至一九一五年因歐戰關系而停刊。又有圖畫新報，亦為『聖教書會』所出月刊，于一八八○年發行，以開通教友知識，聯絡教會聲氣為宗旨。先後由鍾子能蓮馥主政，後改名為新民報，于一九二一年停刊。萬國公報，于一八八九年由林樂知私人創辦的，每星期出版一冊，後林氏服務廣學會，便變為廣學會的出版物，改星期刊為月刊，以灌輸新知識為宗旨，操筆政的有蔡爾康範子美等，當時盛稱為有益士林之刊物。至一九○七年以林氏去世，遂亦停辦。
真光報，創辦于一九○二年，在廣州由湛羅弼主政，陳禹廷編輯，名為真光月刊，繼聘廖卓庵為協理，廖氏與張亦鏡本同在香港辦理中國郇報，故邀張氏來助，此後真光便為張氏終身事業，刊載不少辯道文章。一九一七年改稱真光雜志。後隨『美華印書局』遷滬辦理。張氏去世，後由曹新銘編輯。
通問報，乃長老會機關報，創始于一九○二年，由吳板橋主政，陳春生任編輯，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有光紙印的單張。專載全國教會消息，行銷甚廣。教會公報，亦為廣學會出版，創始于一九○四年初名中西教會報，高葆真主政，馮九卿為編輯，多載經題講義，教會新聞，至一九一五年停刊。
地報，于一九○五年旅美華僑基督徒所創辦，亦載教會消息及經題解釋等，間插圖畫；在華文之外兼刊英文，由黃梓材伍盤照為中英文主筆，每月出版一次，數年後即停刊。聖公會報，創于一九○八年，初名聖教會報，由聶高萊主任，為聖公會刊物。一九一三年改稱中華聖公會報，後移漢口發行，而以孟良佐為主筆，一九二四年改為半月刊，簡稱聖公會報，仍遷回上海，由董健吾主筆。
神學志，乃南京『金陵神學』出版的季刊，一九一四年出版，由陳金鏞主筆；專以發揚教義，指導牧師為宗旨。後由王治心主筆，增加篇幅，充實材料，遂為基督教領袖所歡迎。今則改為頁數較少的月刊。
興華報，為美以美會與監理會合辦的機關報。起初美以美會武林吉在福州辦有華美報，監理會林樂知在上海辦有教保，後來合並稱為華美教保，月出一冊，由林氏主政，及範子任保羅等襄助。後林氏故世，由潘慎文繼任，曹邁豪襄助。一九一○年故稱興華報，每星期出版一冊。美以美會又派師圖爾主任，聘屠坤華編輯。至一九二年師氏因病去世，仍由潘氏主理，聘王治心為編輯。一九一七年由陳維屏李逢謙編輯，後羅運炎繼陳氏職，仍由李氏操筆政。行銷不亞于通問報。大同報，為廣學會刊物，創于一九○四年，高葆真主筆，張純一徐翰臣等襄助撰著，以灌輸知識為宗旨，民國紀元增添內容，銷數亦加，至一九一五年因歐戰而停刊。
奮興會報，系香港十余華信徒辦理的，創始于一九一四年，由楊少泉糾合同志分任編輯，初僅載會中消息，互通聲氣，後乃增加篇幅，裝訂成冊，以發揚個人道德為主，按月出版，未嘗間斷。談天，也是香港基督徒所辦，一九一六年出版，注重說教，七日一出，為尹文楷醫生所手創，後由黎文錦麥梅生陳安仁張亦鏡諸人主筆政。青年進步，乃青年協會所出版。由謝洪賚主政的青年與後起之進步兩報合並而成，月出一巨冊，主編輯的為範子美，其他奚伯綬胡貽谷應元道皆襄僵譯著，于溝通中西文化，實有莫大貢獻，自範氏告老，該報遂改為華年，而變為潘光旦個人主持的周刊，今則華年也停辦，青年會刊物中，只勝消息報告學生部事工，同工載職員的工作情形。信義報，湖北灄口信義會的機關報，初與通問報相仿，以互通消息為主，由楊道榮等編輯，後逐漸改進而裝訂成冊，按月發行，兼及教義的發揚，今已停刊。
湖廣月報，漢口聖教書局發行，創始于一九一○年，內容有論文消息等，民國以來，已不知究竟。
醒世月報，一九○八年出版，由武漢懇親會辦理，內容亦較豐富，民國以來，也不知是否繼續。女鐸報，由廣學會亮樂月女士所創辦，華文主筆為許篤齊，專供女界閱讀，內容豐富。按月出版。
晨星報，由山東煙台長老會出版，于一九一○年始創，內容以故事小說為多，月出一冊，傳道人甚為歡迎。
聖經報，由梧州宣道書局發行，主筆為翟輔民，月出一冊，專以解釋聖經為主，亦為傳道人所歡迎的刊物。
此外有協進會所辦專以聯合全國教會為旨的中華歸主，北京基督徒注重發揚真理與生命，與提倡基督教文學的紫晶，基督教教育會專以促進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季刊教育月刊，廣學會提倡中學生宗教文藝的明燈，平民識字運動的平民，與介紹新書的出版界，提倡靈修的靈光報，靈食，靈聲等。促進文字事業的文社月刊，鼓吹教會自立的聖報，以及其他各大學神學中學的校刊，如約大周刊，約翰聲，協大學術和藝文，金大團契通訊，金陵學報，南大工友，建道院刊，哲理聲，真光校刊，培正校刊，崇真月刊，崇真季刊，化北神學志，齊大旬刊和季刊，燕大團契聲，之江校刊，嶺南大學校報等等。又如各宗派各教會機關的機關報，例如女青年，天津公理會月刊，中華女布道會季刊，循道會月刊，公理公報，北平公理會月刊，江甦浸會刊，自立月刊，合一周刊，布道雜志，河南聖公會刊，兩廣浸會周刊，新生命，道風，福音光，福音鐘，衛理，桂林自立會刊， 瘋季刊，時兆月報等等更多。又有各地青年會會刊，真是舉不勝舉。其間有許多已經停刊的，有許多無定期的，有許多是創刊未久的，因為限于篇幅，不及詳載，姑以見聞所及，略舉如上，不免働@├誦磯唷Ｗ冉 酪蚓 謔 鼓曇 曇 賢臣疲 加諳攏 枰鑰技 澆淘諼淖止ぷ韉囊話唷 /div>
【三節教育】
當中國尚在用八股試帖，開科取士的時候，基督教帶來了西洋教育制度，用格致科學來訓練人才，這在中國覺得是一件極陌生的事情，並且動搖了固有的教育基礎。因為從這種新教育制度中造就的人物，不能應付國家的考試，與從前傳統的『讀書是為做官』的觀念，大相背弛所以一般人不願把他們的子弟送進教會學校。只有兩種人敢去嘗試︰一是「要讀書而沒有錢』的貧寒人家，因為那時的教會學校，不但不收學費，反而津貼學生的衣食零用。一是想進洋行海關謀生的人，他們鑒于教會學校注重英文課程，希望造就所謂買辦階級。然而進教會學校，大家都以為帶點冒險性質，所以要招收教外學生，實在很不容易，只有一些基督徒家的子弟，因為可以借此避去崇拜孔子的麻煩；基督教最初辦理學校的動機，也是為基督徒子弟便于讀書的緣故。以教育為宗教介紹的意義，原不是最初的動機，到後來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天主教在教育上到現在還是注重在第一點上，他們不甚重視學校的辦理，所有的學校，無非是培植教內的修士修女，以及所養的孤兒，大都就是所稱的教理學校，所以起初他們的學校數量是很少的。後來鑒于更正教在努力辦理學校的一件工作上，進展得非常迅速，便也相當地努力起來。一八五○年在上海開始創辦『徐匯公學』，一八○三年創辦『震旦大學』于上海，一九二二年創辦『工商學院』于天津，一九二五年創辦『輔仁大學』于北平，據最近的調查，各教區中，教育最發達的，要算南京北平香港漢口兗州和天津等處；南京區內，共有男子中學八所，學生二千六百二十五名；女子中學五所，學生九百五十五名。北平區內，共有男子中學十所，學生一千一百八十六名，女子中學十三所，學生七百九十大名。漢口區內，有男高小學校二十所，學生九百四十七名，女高小學校十九所，學生九百名。至于小學數最多的，是南京區，高小學生有一千五百九十六名，初小學生有八千○七十三名。香港則女生為多，有高小學生一千六百名，初小學生二千八百五十五名。此外在兗州有二百五十三所初級男小學，有四千五百十五名學生。天津有一百三十所初級男小學，學生不詳；尚有初級女小學。南京區有六千四百四十八名。香港區有二千八百五十五名。這些都是普通學校，招收教外學生讀書的。至于所謂教理小學，其數甚多︰在獻縣有一千○六十九名，兗州有七百十二名，永平有五百二十二名，北平有五百十九名。還有讀經學生；獻縣六千三百二十五名，北平五千四百四十九名，南京四千九百四十九名，兗州四千○二十三名。這是根據德禮賢氏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的記載，看見所謂教理讀經學生數，與普通學生數差不多相等。其普通學校與更正教的統計一為比較，就覺得相差甚遠了。更正教教育狀況，據一九三四年統計，
大學十三所學生五千七百十八名
醫學院三所學生一百八十二名
神學院七所學生一百八十八名
總共二十三所學生六千○八十八名
男中學一百十五所學生高中六千八百九十二名初中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七名
女中學一百○二所學生高中二千九百十九名初中六千八百九十名
男女同校中學四十三所學生高中一千四百四十八名初中六千六百六十三名
總共二百六十所學生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九名
又據一九二二年中華歸主中的統計︰
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學生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九名
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學生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總共六千五百九十三所學生十八萬四千四百八十一名
這統計還是十七年以前的情形，當然現在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根據這統計，與天主教同年的數目比較，已有七與一之比，證明更正教對于教育事業注意的一班。現在且略略將更正教教育經過情形，敘述于下︰
最早的學校，當然要算一八一七年馬禮遜在馬刺甲所創辦的『英華書院』，後來在一八四二年遷到了香港，在這個學校里產生過不少的教會領袖。校長李雅各用宗教教育和中英文字教授學生，是為中國人習學英文的起頭。一九二五年公理會有葛蘭德女士在新加坡為中國女子設一學校，是為中國女子受新教育的起頭，一九三五年西國信徒為紀念馬禮遜的緣故，捐資在澳門設一女學。這些學校都設在中國沿海的島嶼之上，至于在中國內地設立的學校，是為南京條約以後的事。最先在一八四四年有阿爾德女士奉了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之命，來華設女校于寧波，同年施牧亞力山大與養夫人分設『英華男女兩校』于廈門。一八四六年崇真會在李朗設『存真書院，』即後來的『李朗神學』；可謂最早的神學。一八四八年美以美會柯林斯創辦男校于福洲。一八五○年馬克來夫人又在福州創辦女校。同年，長才會用雅各設學校于廈門，又在鼓浪嶼設『英華男校，『懷仁女校』。歸正會同時亦在鼓浪嶼設立男女學校。一八五六年廈門又成立了『真道學校』，一八五九年美以美會在福州亦辦一女校。一八六一年範約翰手創『清心書院』于上海，即今『清心中學』。一八**年公理會設『育英學堂』于北平；裨治文夫人亦在北平創辦『裨治文女學，』後來遷到了上海。又設『格致書院』于福州，即今『格致中學』。一八六五年聖公會在上海設立『培雅學堂』，次年又設立『度恩學堂』，到一八七九年兩校合並成為『約翰書院』，遷校址于梵王渡，即是今之『聖約翰大學』。先是在一八四五年北長老會在寧波所設的學校，于一八六七年遷到杭州，名叫『育英義塾』，到一九一○年南北長老會合並，便把它改成大學建校舍于錢塘江畔和塔，名曰『之江大學』，即今『之江文理學院』。一八六五那一年，又有美以美會在九江設立『南偉烈書院』，後稱『南偉烈大學』；長老會丁韙良在北平創設『崇實館』，後改稱『崇實中學』。次年巴陵會在廣州油欄門設男女學校。一八五九年美以美會屋斯頓又辦女學于福州。一八六七年公理會弼夫人在福州又辦女校。一八七○年香港『聖保羅書院』成立。同年，監理會在甦州設立一學校，初開時只有兩個學生，到後來改名為『存養書院』，繼又改為『博習書院』，再後將在一八八一年上海所設的『中西書院』收並，就成為現在所稱的『東吳大學』，文理科辦在甦州天賜莊，法科則辦在上海。鼓浪嶼的『毓德女校』，也于是年成立。一八七二年登州浸會設一學校，初僅學生十二人，後逐漸發展，不久遂增至五校。一八七五年九江美以美會增設『儒勵女學』。一八七八年監理會有雷賡女士在南翔設立『悅來書塾』，後來遷到吳興，改為『華英學校』，就是現在的『東吳第三附中』。同年，宜昌有男女學校成立。一八○五年浸禮會在甦州開辦→晏成中學』，後又添設『慧靈女學』。一八八二年美以美會沙德納女士在南京創辦了『匯文女學』。一八八三年公理會有宋女士又辦一女校于福州。同時喜嘉理在香港辦一學校，夜則教授英文，孫中山就是從這個學校里受洗的，當時一同進教的有三個人，一個叫宋毓林，一個叫陳中桂。廣州的『培英』，也在這時創立的。
一八八五年的登州『文會館』，實為山東基督教基礎，因為有許多教會領袖，都從這里產生的，他們那些畢業生，每年捐助教會自立費，並且在一八九八年創辦『自立學塾』，可以說中國人最早自辦的學校。當時本有一『廣文大學』，後來這個『文會館』，就變成現在『齊魯大學』的前身。一八七九年長老會在廣州沙基創設一學校，即今日之培英小學。這個學校在一八八八年遷到花地，一八九三年與基督教書院合辦，一八九八年分立，後者就是『嶺南大學』之前身。一八八九這一年，也有『培正中學』設立于廣州。一八九○年漳州成立『振興女學』。一八九二年金井成立『毓英學校』；重慶成立『廣益學校』。一八九八年在永春有『育賢男女學校』成立，成都有『華美女中』成立；同時，倫敦會在上海創立了『麥倫書院』，即今『麥倫中學』。一八九九年倫敦會又在漳州設立『中西學塾』。
因為學校的數量逐漸增多，教育當局便覺得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所以曾經在一八七七年發起一個會議，結果推出一個課程委員會，這就是教會學校表示合作的第一步。進一步的合作，就在一八九○年組織了『中華教育協進會』，目的是要推進中國基督教教育，並聯絡各學校的教師，規定每三年召集一次。這時候中國亦改變共教育制度，廢除科舉，亦漸漸注重科學的學習，各省各府紛紛地設起學校來，不過程度都不若教會學校，教授英文及科學的人才，大都仰給于教會學校。在紀律校風方面，亦不若教會學校的嚴肅，當時供職于海關，洋行，郵政，各方面需用英文的機關的，類多取材于教會學校，因為教會學校對于英文方面的教授，較為可靠。國家亦感到人才的缺乏，于是派遣多數學生留學日本，也派少數學生留學西洋。東西洋的新思想新制度便由此源源而來中國，不但影響到整個教育的制度，也漸漸影響到政治的改革。從基督教本身上講，因著學校的發達，產生許多服務教會人材，使布道事業亦得因此而進步。所以在各公會的差會中，都認辦理學校是一種效力宏偉的布道工作，因此，差會所供給的教育經費，反而超過了布道經費，教育事業的進步，當然更來得可觀了。
試就這時期中學生人數和教友數量，略加比較，以覘其進步情形的一班。
年份 學生數 信徒人數 百分比
一八七七五、九一七 一三、○三五 四五
一八九九 一六、八三六 三七、二八七、四五
一九一○ 一○二、五三三一九五、九○五五○
一九一五 一六九、七○七 二六八、六五二六○
以前那些教會學校，是被少數人所輕視的，但在這時候漸漸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學校的人數迅速地增加起來，收進的學費與中國人的捐輸，也可以供給一部分的開支，一部分教員的薪水，可以從收入的學費里支付。有些學校漸漸達到了經濟自立的地步，不必仰給于教會的支持了。尤其是小學教育的普遍，差不多每個教堂的旁邊，都有一所小學，男女學生並收。中國女子向來是不受教育的，從教會女學一天天的發展，女學生便一天天的多起來，女子的地位也就一天天的提高了。甚至連雲南的苗族也設立起學校來。同時亦普遍地設立起幼稚園來，數量的增加，尤見迅速，在一九○七年有四二、五四六個男女學生，二一九六個中學。四年中便增加到四六、七三二個學生；校數二、五五七個。再看小學的進展︰一九一四年初小學校有四、一二○所，初小學生。有一○四、八四一人，高小學校有二六八所，高小學生有一三、四五三人。
從一九○○年以後，基督教教育更進一步趨向于高級學校的建設了。除了一般的高級中學次第的增設，如廣州的『通志英文學校』(一九○○)，南京的**『聖道書院』(一九○一)，即『金陵神學院』的前身。奉天的『文會書院』(一九○三)後改遼寧『文會高中』，美以美會設『葆靈女學』于南昌(一九○三)，泉州的『培元中學』(一九○五)，信義會設中學于益陽(一九○六)，美以美又在福州設立『英華書院』(一九○六)，香港成立『聖士提反書院』(一九○三)等等中等學校以外，許多最高學府，都次第的建立起來，如杭州的『之江大學』，是在一九一○年成立的。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在一九一三年已有三百七十學生，許多政商學界及教會中的著名領袖，如顧維鈞顏惠慶余日章等人，都出于該校。南京的『金陵大學』在一九一一由原有基督會美以美會長老會三學校合並而成。後來添設農科師範科，一九一三年便有五百學生，四十個教師。一九一五年『金陵女子大學』亦開始成立，今稱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中國基督教所辦的女子最高學府。上海浸禮會所辦的『滬江大學』，溯其最初的起源，則一九○七年的『浸會書院』，幾經擴充，始成大學，建校舍于楊樹浦黃浦江邊，連中學有學生千余人，後來又在租界建設商學院夜校，給一般商界青年補習機會。甦州監理會所辦的『東吳大學』，前已說及，其校舍建于天賜莊，有三個附屬中學，第一設在大學內，第二設在上海，即從前『中西書院』舊址，第三設在湖州，即從前的『海島中學』，總共不下有一千五百學生。後第二中學合並于湖州，在上海所辦的『東吳法學院』，即移設于二中原址。成都由四公會合辦的『華西協合大學』，發起于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始正式開辦，佔地六十畝，在一九一四年有二百五十八學生，今則倍之。當袁世凱時代，中國政府曾給以相當的資助。通州的『華北大學』，屬于當地『華北教育會』所經營，該會是由倫敦會、長老會、聖公會聯合組織起來的；又有『華北女大學』，是從一九○五年開始由『裨治文學院』改組而成的，至一九二年合並而成『燕京大學』，一九一五年得董事部批準，遂兼收女生，可以說開中國男女同學的先河。校址設于北平海甸，規模相當宏大，在教會大學中可以首屈一指。山東濟南的『齊魯大學』，由長老會浸禮會合辦，由『文會館』擴充而成，于一九○三年創始的。初僅辦文理兩學院，後來荊州的浸會神學與師範學校與在濟南的醫學院先後並入，便成現在的『齊魯大學』。福州有一個『協和學院』，創始于一九一八年，又有一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可以說是在福州省內的最高學府，這兩校學生皆甚少，久欲合並，到現在還沒有成功。此外有幾個業已不復存在的大學，如岳州的『湖濱大學』，長沙的『雅禮大學』，寧波的『斐迪大學』，益陽的『信義大學』，九江的『南偉烈大學』等等，亦曾造就過不少人材，但因種種關系，與他校合並或停辦了。
上述的教會學校情形；不過舉其大者而言，掛漏必多，茲再根據最近統計，概括地敘述于下︰關于大學部。
北平輔仁大學
天主教上海震旦大學
天津工商學院
北平燕京大學設文、理、法、三院
華北區
山東齊魯大學設文、理、醫、三院
南京金陵大學設文、理、農、三院
甦州東吳大學設文、理、法、三院
上海滬江大學設文、理、商、三院
華東區
上海聖約翰大學設文理、工、醫三院
杭州之江文理學院
更正教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廣州嶺南大學設文理、農、工三院
華南區福州協和文理學院
福州華南女子文理學院
湖北華中大學設文、理、教育、三院
華中區
湖南湘雅醫學院
華西區四川華西協合大學設文、理、醫、三院
總上表有十一個大學，六個學院，一九三二年統計學生總數，有六千八百三十八人，其中男生佔百份之七十九，除了天主教學校不收女生外，其余都是男女同學。專就更正教而言，教員五百五十人，內華人三百五十六，西人一百九十四人。歷屆畢業總數，大約有七千人，以職業論，服務于教育界的百分之四十，經商的百分之十二，從事宗教及社會事工的百分之十，從事于政界的百分之七，出國求深造的百分之七。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九日申報發表教育部統計全國私立各大學沿革，茲摘錄其關于教會大學的一部分于下．
一，東吳大學，初為教會人士為擴充教育事業，將甦州博習書院上海甦州兩『中西書院』合並而成今校，民國前十一年三月正式開學，十八年七月呈準立案。
二，震旦大學，初為蔡孑民馬相伯兩氏，以京師『譯學館』因戊戌**停辦，商請耶穌會創辦今校，逐年設科，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呈準立案。
三，滬江大學，初為『浸會大學』，民四改為『滬江大學』，十八年三月呈準立案。
四，金陵大學，由『匯文』『宏育』兩書院合並而成，民三『東方醫科大學』復並入該校。
十年七**前教育部核準立案，十七年九**大學院復準立案。
五，嶺南大學，初為美人創辦之『格致書院，』民國前十二年改為『嶺南學堂』，民十六國人接收自辦，改名『嶺南大學』，十九年七月立案。
六，齊魯大學，該校初為『廣文學校』，與濟南『共合醫道學堂』合並，稱以今名，十二年北京『華北協和女子學校』，復並入該校醫科，二十年十二月呈準教育部立案。
七，燕京大學，由北通州『協和大學』北京『匯文大學』合組而成，民九『女子協和』復並入，十六年春，經前教育部認可，十八年六月呈準立案。
八，武昌化中大學，為教會所辦『武昌文華大學』，『博文書院』之大學部，長沙『雅禮大學』三校合組而成，十六年**停辦，十八年恢復，並加並『湖濱大學』，二十年十二月呈準立案。
九，輔仁大學，為公教學校，初為『輔仁社』，嗣更名為『輔仁大學』，十六年六**部批準試辦，二十年八月準予立案。其余如『協和』『華南』『金女大』等，亦相繼立案，惟『聖約翰』則尚在籌劃中。
關于中學部份，調查基督教所辦的中學，全國約有二百四十處，有三四、○八一學生，其中百分之三十系高中，百分之七十是初中。以省分來分配︰
省名學生總數學校總數
江甦七、三三七四○
河北六、八四九一九
福建三、九六三五二
浙江三、二四九二○
山東二、八二七二○
廣東二、三九四二一
湖北一、八一○一一
四川一、六五六一六
湖南一、○四八八
安徽六九五七
東三省六七一一四
山西五五八三
江西五五四四
河南四七二五
總數︰三四、○八一總數︰二四○
辦理比較完善的，大都設在大都市之中，且看︰
上海三七一二一八
福州一、八○○一四
廣州一、三八二九
甦州一、五六一九
北平三、八一○八
總數︰一二、二六五（佔百分之卅五）總數︰五八（佔百分之廿四）
其間男中學一百十八處，女中學九十二處，男女同學的中學三十處。肄業高中的學生有一○、一八四人；內男校學生為百分之六十一，女校學生為百分二十七︰男女同校中學生為百分之十二。肄業初中的學生有二三、八九七人，男校學生為百分之五十二；女校學生為百分之二十八，男女同校中學生為百分之二十。說到學生的宗教情形，在高級中學里，基督徒佔百分之三十五，初級中學里則佔百分之二十。由基督徒家庭中來的學生，其比率亦如之。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的一年中，中學生受洗人數共有四百六十七人。而教員中的基督徒數，平均是百分之七十五。
至于小學。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統計，一九三○年北長老會報告他們一會中有高初小學三百八十三處，學生一四、六九三人。美以美會報告他們一會中有高初小學五百五十一處，學生二九、三七二人。其他公會中所辦小學，未能盡知，從上述兩會的報告而加以比率的推測，小學校數至少在三千以上，學生數大概有十萬人。
上列的種種統計，雖不十分正確，而基督教教育事業的逐漸進展，是顯然的。綜基督教在中國辦教育的經過，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一九○○年以前，可以稱為草創時期，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可以說是發展的時期，自一九二二年以後，便入于革新的時期。現在且略述最後時期的情形。
從一九二二年非基運動發生以後，基督教教育便受著猛烈的攻擊，一九二四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會年時，余家菊等曾提議收同教育權，孫恩元等提議無**國籍者不得在**領士內對于中華人民施行國家教育，吳士崇提議取締外人在中國設立學校。同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開年會時，也通過教育實行與宗教分辦，及取締外人在國內辦理教育事業。(見舒新城編收回教育權運動四十八頁)當時，國民黨中的左傾份子，主張把基督教學校完全接收，于是竟有若干學校被佔據，也有若干學校被迫而停閉的。他們所加于基督教學校的罪名，最大的兩點，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種反科學的文化侵略，基督教教育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外來的攻擊**既如是利害，而基督教內部中也起了反應，教會學校，處在內外交攻的情形下，不得不考慮到向政府請求立案的問題。根據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北京教育部所頒布的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共六條，與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所頒布的私立學校規程，內容大同小異。最重要的條文，就是︰不得以宗教課目為必修科，不得在課內作宗教活動，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不得以外國人為校長，組織華人為多數的校董會等等。其用意是要把宗教與教育分離，並且要使教會學校統制于中國政府。而基督教辦理教育的當局，對于立案問題，費了很多討論，深恐立案以後，受政府干涉，失去自由，並失去基督教特殊精神，特別是英國教士，多抱這種顧瀘。『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為了這個問題通函各處教會人士，征求意見。結果主張極端贊成的為一一三件，主張相當贊成，而對于第五第七兩條要求修改的有一○一件，主張不贊成的有四二件。(見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五十五頁)但是大多數學校，自動地願意遵照政府法令，請求立案，少數學校有的自行宣告停辦，有的被官廳勒令解散。立案以後，實施黨化教育，必修黨義課程，舉行紀念周，懸掛總理遺像及黨國旗，各級學校黨義教師與訓育主任，須一律受『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檢定。後來在『全國教員會議』中，取消『黨化教育』這名稱，另訂三民主義教育方案，以三民主義編入公民課中。也有少歟中西人士，對于紀念周的舉行，向總理遺像與黨國旗行鞠躬禮，認為與基督教信條有根本沖突的地方，因此，不免又發生小小糾紛，而大多數領袖們以為是無關重要，一律奉行。于是教會學校，在這種情勢之下，漸漸把西人管理權移交于華人，組織校董會，推選華人為校長，如鍾榮光任嶺南大學校長，陳裕光任金陵大學校長，劉湛恩任滬江大學校長，楊永清任東吳大學校長，吳雷川任燕京大學校長，林景潤任福建協和學院院長，吳貽芳任金陵女子學院院長，韋卓民任華中大學校長，王世靜任華南女子學院院長，以及其他大學及中學，莫不如是。西人中的開明人士，他們的地位雖然改變，然皆樂以幫助，認此舉于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會教育。終必由中國人自己起來負責，現在時機已到，毋庸推諉。陳湘帆曾這樣說過︰
『移交之事，無論其程序如何繁重，責任如何重大，實有不可不行之勢。今日不行，必有行之之一日。與其留待將來，夜長夢多，不如今日排萬難、披荊棘，毅然決然勉力行之。』(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號八十一頁)
這話實足以代表當時一般見解，而成為一致的輿論，移交之事，終于在順利進行中，見諸實行。在內部方面，有其他種種問題︰如經濟的重新支配，學校與教會的關系，西教士與學校的關系，以及宗教課程︰等等，結果，都得到意外的圓滿解決。最初那些抱著懷疑態度的人，深恐宗教課程，一旦變為選修，勢必等于消滅，但實行以後所得的效杲，反比以前增大，選修宗教課程的數量，平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都抱自動的研究態度，在精神方面，實有極大的進步。而學生們的參加宗教儀式，人數雖僅佔百分之五十左右，然實比強迫式的參加為有價值。
如今教會學校，在國家教育系統中，實佔著平等的地位，在宗教自由的原則下，得到政府經濟的補助，使教會學校有相當的進展，最近政府又有取消宗教限制的法令，教會學校的前途更有無窮的希望了。
末了，我們應該補敘幾個有關于基督教教育的問題。第一，是『基督教教育會』的組織。基督教在中國辦理教育，已經百余年了，各學校應當如何聯絡，宜有一個中心的機關，所以在一八七七年開傳教士大會的時候，覺悟到該如何統一教會學校的教科書材料，便推出一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了中國基督教學校第一個聯合的機關。從專編教科書的範圍，進而為討論一般教育的問題了，在一八九○年便定名為『中國教育會』，其責任除編輯教科書以應教會學校的需求外，更謀教授上的互助與一般教育問題的解決。一九○○年出版了一本教育指南，一九○七年發行一種教育朋刊，一九○九年改為教育雜志，後來改為英文教育季報。一九○七年聘請西爾斐為總干事，一九一二年第七次大會時，改名『中華基督教教育會』賈腓力路義思為正副干事。一九二二年英美教育會因被調查中國教會教育情形而籌聯合進行計劃，特派視察團視察一切，依照視察團的主張，分四部組織︰高等教育組，初等與中等教育組，宗教教育組，推廣與成人教育組，各組設委員會及干事，以四組委員會代表。合組為全國董事會，各省區設立分董事會。分中國教育區為十區，即︰
一華東 二華南 三華西 四華中 五燕晉 六福建 七皖豫 八湖南 九東三省十山東
各區又設區教育會，發行教育季刊為總機關報。一以謀各學校的工作，減少教育上的沖突與浪費，一以代表基督教學校與政府機關有所接洽，俾于國家教育系統上佔一地位。這便是『中華基督教教育會』重要的使命。
第二，中國基督教學校，在辦學經驗上，覺得要增厚教育上的效能與力量，必須努力于合並與合作。例如『燕京大學』本為數大學合並而成。『華西協合大學』乃四教會合作而創立，一九二二年『教育視察團』曾作此項合並與合作的建議，直至一九二八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組，通過了具體的聯合辦法，主張華東七大學聯合成一大規模的大學，稱為『華東協和大學』，華中五大學合成一『華中大學』，後者已實現。並且指定各大學的工作，如南京『金陵』將擴充農林專科，『嶺南』亦有規模比較小的農科，『燕京』亦設農事試驗場，覺得應各分工合作，以期減少重復。其他關于醫科，法科，商科，教育科，均有相同的計劃。並創設『研究院』，限于兩中心地點之『燕京』與『華東』，使經濟人才各方面不致浪費，並且能收互助之效。但是因有地域的限制，政策的各別，所以很難使這種計劃完全實現。不意現在卻得一意外的合作機會，即如七七抗戰以後，各淪陷區中的學校，均集中在一隅，如上海『聖約翰』『東吳』『之江』『滬江』四大學的合作，四川有『金陵』『金女大』『魯齊』『華西』等的合作，中學校亦有不少由數學校合並辦理，這是從前遲遲不能實現，而今竟成為事實的奇跡。
第三，布道教育。教會辦學的目的，原是布道，所以造就布道人才，當然是教會學校所注重的，所以最初就組織了許多『聖經研究班』與『聖經學校』。不過在一九○○年以前，程度是很低的，到一九○○年以後，不但程度漸漸提高，而且此種學校的數量，亦逐漸增多。在一八七六年只有二十個神學，二百三十一個學生，到一九○六年便有六十八個神學，七千八百七十二個男學生與五百四十三個女學生了。這些學生入學的程度，必須是中學畢業，這猶是一九○七年以前的限制，及至美國聖公會在武昌招收神學生中，有三個是大學畢業生，兩個是大學肄業生。一九三年山東『齊魯大學神學院』里，其中有八個是文學院的畢業生。當時的各大學中，差不多都附設『神學院』，如『燕京』『滬江』『約翰』等校，栽培出不少傳道人才。至于獨立的神學院，則有如︰南京的『金陵神學院』，『金陵女神學』，灄口的『信義神學院』，廣州福州的『協和神學院』等，都是造就高等傳道人才的機關。此外有程度較低的各種『聖經學校』為數亦甚不少。
第四，師範教育。為應付各級學校的教授人才起見，不得不設立『教育學院』與『師範科』，訓練適用的教員，曾經有人主張每省設立一『聯合師範』學校，在廈門，福州，甦州，武昌等地都開始實行過。
第五，醫藥教育。這也是基督教教育範圍中重要的工作，初期基督教便已注重到這一點。培植中國醫藥人才，實比由各國派遣醫生來華，更為切要，所以從一九○○年以後，便有醫學校次第成立了。一九一三年瀋陽正式成立了醫學校，一九○六年創辦北平『協和醫學院』，清朝慈禧太後亦曾捐輸款項，並由政府頒給學位。在北平加有『華北女子學院』，一九一四年有二人畢業。上海有『女子醫院』。廣州有『夏葛醫院』。山東『齊魯大學』附設『醫學院』中，在一九一四年時，有學生二十五人，教師四人。一九○二年在漢口有『聯合醫學校』，長沙有『雅禮醫學院』，南京也有聯合的醫學校，一九一三年並入『金陵大學』。一九○八年又曾辦『護士學校』，『東吳』『聖約翰』等大學設醫學系，亦授醫學博士學位，其他大學中亦多設醫學預科。在杭州有梅醫生繼續訓練醫藥人才；在福州曾設有『協和醫學院』，一九二一年就停辦了。『香港大學』亦設有醫學系。廣州有『華南醫學院』和『中華醫學會』所辦的醫院，按一九一三年的統計，全國有五百學生受醫學的訓練，更有不少的護士學校。被稱為煤油大王的洛克斐勒(JohnD．Rockefeller)對于醫藥衛生事業，特別感到興趣，因而組織一個『基金委員會』，到中國來研究醫藥學狀況，根據這委員會的輾音，又組織了一個『中國醫藥董事會』，支配一筆巨大的款子，計劃培植中國的醫藥人才，並津貼教會各醫學校。又創辦二個『肺病療養院』，預備獎學金給中國出洋學醫的學生。該董事會在上海重新辦了一個醫學校，又擴充了北平的『協和醫院』，輔助湖南『雅禮醫學院』和其他許多醫院，大學中所設有醫學預科的，都得著他的津貼。于醫藥教育上的貢獻，實在不少。
第六，方言學校，是為剛來中國的西教士預備的。一九○○年以前已有此種設備，至一九一○年倫敦會在北年創辦了一所『華言學校』，一九一三年擴充成一個聯合的學校。在南京『金陵大學』附設了一所『華言學校』。廣州和成都都有同樣的組織，使初來中國的西教土，先在這學校里學習一年的中國話，然後分發到內地去做傳道工作。
第七，職業學校。在濟南有專制花邊等工藝品的學校，上海興化宜昌福州都有此種小規模的組織。
第八，平民教育。因為中國文字過于艱深的緣故，教育便不易普及，所以在一般提倡平民教育的人，研究如何改良文字，用簡易的方法，來推行識字運動。『滬煤大學』董景安編著了一種六百字通俗課本，組織起『通俗學校』，各處教會都熱忱地推行，在一九一六年成立了二百多個學校，但是六百字究竟不夠應用，于是又增加到七百字。青年會重復加以研究，另編一種平民千字課本，晏陽初也是同樣的提倡。一九二三年組織起一個『民眾教育會』，推行這種工作。另一方面，用羅馬字拚音翻譯聖經，如寧波福州等處都曾熱烈地實施。後來中國政府規定『注音字母』，來做普及教育的工具，教會最努力于這種工作，不但用『注音字母』譯成單本聖經，且辦理『學習注音字母學校』。同時，在『主日學』課本都加以采用。此外如『婦女半日學校』，各種『補習學校』，以及『盲童學校』，『聾啞學校』，『聖經函授學校』，亦皆屬于基督教教育範圍內的工作，現在我們不能一一詳細說明。比較重要而極普遍的教育工作，則又莫如各教會一致辦理的『主日學』。『主日學』的創始，雖然已經很久，但是在一九○○年以前，不過是傳教士的一部份工作，教會中設立『主日學』的，只有八分之一。後來由『萬國主日學學會』負責推行，編輯中文的課本，分兒童的，少年的，成人的，各種不同的程度，于是『主日學』的範圍，不單是屬于兒童的訓練，也是普及到教會以外，成為『平民教育』的工作了。負責推行這件工作的，有『中國主日學會』，郁春圃盡了多年的力量，使全國各教會沒有一處不有主日學的設立。因此，基督教的教友百分之六十的男子，百分之四十的女子，都能讀聖經，其識字的百分比，實在比普通的人民高多了。用許多方法，減少文盲，當時有一句口號︰『每一個基督徒必須能讀聖經，每一個基督徒必須是不識字者的教師』。
【四節醫藥】
中國在醫學上，本有很悠人的歷史，與高深的哲理，不過是立足于形而上方面的，乃致以虛實邪正，陰陽五行為辨別病源的根據，陷入于抽象玄想之境。然而在大體上不是沒有優越的地方，不過不能掩蓋它的許多缺點。從西洋新醫術傳進中國以後，這種醫術便發生了問題。推原介紹西洋新醫術的功臣，不能不說是基督教。唐朝以來，已經有景教僧侶以西洋醫術為中國人治病的故事，天主教中一般女修士，又往往具普通的醫藥知識，任『孤兒院』中的看護工作。更正教特別重視這種工作，認為是推行基督教布道事業的良好輔助，所以在百余年前『博濟醫院』的憲章中，已有這種明文的規定。直到現在，還是保持著原有的意旨，看醫藥事業與宣教工作一樣重要。當馬禮遜來華以後，便有伯駕醫士哈信醫士繼續來華，伯駕在一八三四年奉美國公理會的派遣；先在新加波設立醫院，後乃移至廣州，成立中國最初的醫院，就是『博濟醫院』，一八四七年英國倫敦會打發一個政吐嗶醫生到香港，在下環灣仔山上建立醫院；次年又有哈信醫士到了廣州，在金利埠設立『惠愛醫館』；這都是中國最早設立的教會醫院，他們的目的，不但要減少人身體上的痛菩，更是要拯救人的靈魂。所以大多數的醫生，在沒有到中國來的以前，都曾受過神學的訓練。他們的責任，是要向病人宣傳福音，使大多數就醫的病人在離開醫院的時候，得著一種宗教上的影響。對于一般貧窮的病人，不受醫資，不收藥費，使他們感覺到教會醫院，完全是一種慈善事業，對于宗教方面，發生了興趣。所以醫院中在宗教方面的設施，非常的注重，一般看護士及職員，大都施以宗教上的訓練，特別在每個醫院之中，有專聘的傳道人員或牧師，擔任向病人講道及分發布道**等工作。因此，感動了無數就醫的病人，受洗而為基督信徒。教會當局，鑒于這種工作的成效，加倍努力以求其發展。從一八五六年以後，便有很穩定的進步，一八七四年有十個醫師；到一八八一年便增加到十九個；一八七六年有十六個醫院，二十四個藥房，四一、二八一個病人，到一八八九年便有六十一個醫院，四十四個藥房，三四八、四三九個病人。十余年間，進步有這樣的快。當時在每個比較大一點的傳教機關里，至少有一個醫生，一般無知的愚民，便造出許多離奇的謠言，說教會里剜病人的心，摘病人的眼去制藥，去做電報，這種無中生有的謠言，現在看來，果然不值一笑，而當時卻引起絕大的糾紛，大多數的鬧教風潮，大都以謠言為號召群眾的根據。後來民智漸開，這種誤會，便漸漸地消滅了。
新醫術在中國的發祥地，要算廣東，當南京條約尚未訂立之前，在廣東已經有一個『中國醫藥會』，後來中英戰事爆發，大多數西教士都因此回國，這個『醫藥會』也感到很多的不便，但卻仍舊在艱難中繼績維持下去，集中力量于廣州的『博濟醫院』，這個醫院曾由美國北長老會嘉約翰(J．G．Kerr)醫生主持，歷四十年之久，就醫的人數有百萬之多。又訓練了許多中國人做醫藥事業，並編輯了許多關于醫藥衛生的書籍。他在一八七二年動議成立『瘋人院』到一八九二年方在廣州芳村建築了一所房子，一八九八年落成。這是中國唯一的『瘋癲醫院』，開辦以來，留醫人數，前後不下三四千人。甫及三年，嘉醫生即因病去世，由恂嘉理醫生繼任其職。求醫人數，日漸增多，三分之二，是由官廳送來的，病者的種類不一，男女老幼，貧賤富貴，無所不有。因為住院人數之多，不得不謀擴充，本來僅估十八畝地基，房屋三座，可容一百病人，後便添置基地九畝，增築樓房三座，平房九座，有曠地可資**運動，有工藝娛樂種種等場所，設備愈見完備，常有五百人住院。內附設禮拜堂，每日舉行禮拜講道，病人及工役等因此信教者頗多。
其次，我們可以特別提到的，就是北平『協和醫院』的經過。這個醫院開始于一八六一年，從倫敦會駱克和(Lockhart)醫生創設一個『施醫院』起頭的，地址在英使館的旁邊，開辦之初，遠近來醫的踵跡相接，乃于一八六三年添聘德貞醫生來院襄助。次年，駱醫生回國，由德醫生主持院務，遷院址于米市大街，另建房屋，並收學生數十人，翻譯全體通考，西藥大全等書。一八九五年魏女醫生于附近設立『婦孺醫院』。嗣因庚子之變，全院俱毀于兵燹，至一九○一年權賃鋪房，依舊開診，由科齡醫士接辦，逐漸整理，悉復舊觀，一九○三年更于院側設大藥房一所，一九○五年『協和醫學校』成立，錄取學生四十五名。成為中國唯一的最高醫學校，後乃得美國洛克斐勒津貼，院務大加擴充，據一九一四年報告，初次來診的有二萬九百余人，復診的有四萬三千五百余人，住院男九百二十四人，女二百八十二人，至今猶為中國最大的醫院。
同時，在汕頭有英國長老會的『高德醫院』，一八六七年新院落成，初僅容病人五十至六十人，至一八七四年可收容七八四個住院病人。倫敦會有個著名的醫生名叫麥根司(Mackenzie)于一八七五年來到中國在漢口倫敦會所設的醫院中服務，後來因他的夫人身體關系，就搬到天津。在天津治愈了李鴻章夫人的重病，因而取得官方的贊美，並捐助一筆款子，建造一個醫院。同時麥氏也辦了一個醫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後來都在政界里服務。直到一八八八年麥氏去世，官方才停止他們的津貼，而這個醫院的工作，就由倫敦會接辦下去。
一個青年有才干的醫生名叫蕭斐德(H．A．schofield)拋棄了在英國的高尚事業，用自己的經費在一八八○年參加中國內地布道會在山西的醫藥工作，三年之後，竟不幸因傷寒而病故。甦格蘭長老會在滿州的醫藥工作，非常著名，有兩個醫生︰一個叫亨德(JosePhM、Hunter),一個叫杜加(Dugaldchristie)，一八八二年在沈陽設立醫院，當時有人懷疑他們是英國軍隊的先鋒，傳出許多挖心摘眼等等謠言，幸虧他們的工作取得官廳和人民的信仰，因此，他信的醫院反而擴充起來，西方藥物漸為一般人所歡迎，並且也設立了一個醫校。大英聖公會醫生梅藤更(DuncanMain)一八八一年到中國，在杭州設立一個『廣濟醫院』。倫敦會在上海設立『仁濟醫院』，美聖公會在上海設立『同仁醫院』，以及英長老會之在廈門，英衛斯理會之在漢口，英長老會之在台灣，美長老會之在北平，美國教會之在福州，倫敦會之在香港，美以美會之在南京，中國內地傳道會之在成都，等處，都有相當的醫藥工作，見後列醫院表可知，這里用不著細說。
第一個到中國來的女醫士，就是康醫生(Combs)在一八七三年由美以美會派到了北京。同來的有哈醫生(Howard),在天津設了個醫院，他專門為李鴻章家屬看病。一八七四年美以美會『婦女國外布道會』派了一位女醫生到福州，美國『婦女傳道聯合會』，于一八八五年派了一位女醫生韋太太(Mrs、Williamson)到上海，據一八九○年調查，在中國的女醫士一共有二十一位。第一個中國女醫士，要算是尤梅慶，她本是一個牧師的女兒，因為父母過世，由寧波長老會傳教士米卡悌(D、B、Maccartee)幫助，學醫于美國，回來便在『婦孺醫院』中工作。第二個是福州人名叫吳敬恩，也是一個牧師之女，一八九四年赴美國菲拉特菲爾『女子醫學院』學醫；畢業回來，在一八八九年任『吳士登紀念醫院』(WoolstenMemorialHoSPital)院長。更有石美玉醫士，也是一個牧師的女兒，跟一位傳教土到美國，在『密西根大學』醫科畢業，一八九六年回國，在九江開設一個醫院。這是幾個著名的女醫士，其他習醫的女子，當然不少，這里不能一一詳舉。
這里且說一說關于醫藥上的譯著，倫敦會胡醫生(FrancisHobson)翻譯了一些關于醫藥的書；衛斯理會史密斯(J．P．Smith)與嘉約翰(Kerr)都曾寫過一些醫藥書。禮賢會羅醫生(WilhelmLobScheid)曾寫許多醫藥論文，美國在福建的奧醫生(D．W．Osgood)翻譯了Gray氏所著的解剖學，後來又經過了(Whitney)氏重編。先是『中國博醫會』曾于一八八七年發行一種醫藥雜志。借這雜志推進醫藥教育，提倡公共衛生，統一醫學名詞，並且出版了一本醫學和科學的名辭字典，和一部醫學課本。後來合組而成的『中國醫學會』，也曾出版一種雜志，並注意于新醫術的介紹。
說到『麻瘋醫院』的設立，要算廣東北海倫敦會醫院所附設的為最早，成立于一八九一年，創辦人為傅特醫生，他鑒于廣東地方麻瘋患者之多，乃請求『萬國麻瘋救濟會』幫助，創設此院，收容男女麻瘋一百多名，強行注射，成效卓著。調查麻瘋患者，以閩粵兩省為最多，他省亦不少，總計全國不下有百萬人之多，于是各省醫院咸注意到這種麻瘋救濟的事工，一八九二年杭州梅藤更醫生，也在『廣濟醫院』附設一『麻瘋院』，于一九一四年在與市場較為隔遠的松木場建立新院所，分男女兩部，共收病人六十余名，該院背山面湖，空氣清潔，為全國最合適的病院。一九○五年德國長老教會的柯納醫生(Dr、Kuhne)得『英國萬國麻瘋會』之助，在東莞創設一『麻瘋院』，收容患者有三百多人，省政府按月津貼五百元。一九○七年天主教康神父(LoUisCon．rady)在廣州石龍建築一『麻瘋院』，一九一三年得省政府的津貼，大加擴充，收容息者不下七百人之多。該院大小房屋有三十余幢，麻瘋人居此，仿佛成一村落，男耕女織，各勤操作，惟宗教色彩太濃，每天必舉行幾次彌撒，對于醫治注射方面不很注重，未免美中不足。此外大衾島『麻瘋院』，發起于一九一四年浸會力約翰牧師(JohnLake)，至一九二五年建築完成，曾得伍廷芳捐資，規模甚大，可容五千息者。福州東西門外有麻瘋村二處，歷史甚久，由官廳與教會人士發起組織『閩北麻瘋救濟會』，設立大規模『麻瘋院』一所。完全由中國官廳自辦的『麻瘋院』，只有汕頭一處，于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其他如孝感滄州蘭州梧州福清仙游煙台雲南省城，均有英國『麻瘋救濟會』的工作，引起中國人士的注意，才組織『中華麻瘋救濟會』，並在香港汕頭福州廈門設立分會，聘鄔志堅任總干事，為拯救此百萬麻瘋息者而努力。關于麻瘋救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服務工作，但也是一種醫藥事業，所以在這里加以敘述。
根據一九一四年的調查，旅華西醫士，男的有三百人，女的有一百三十五人，西看護有一百十二人，中國醫士有九十四人，住院養病的有十二萬七千人，門診的有二百十三萬人，教會在華醫藥事業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其時雖值歐戰，旅華的英德醫士，多數回國服務，而在中國醫藥工作上，並不發生什麼影響，因得洛氏基金委員會盡量資助，反見擴充而進步。一九一六年歐美返國的醫學生，在上海組織了一個中國醫學會。一九一七年『中國基督教博醫會』與『中國醫學會』開聯合會于廣州，通過的議案中，有幾件重要的事，即反對嗎啡私運入華，主張設立公共衛生部，更主張設立中央醫務部，計劃全國醫學校的課程與程度，使教會醫學不致落人之後。當時全國醫學校，共有二十六處，有一千九百三十八個學生，在二十六校中有八校是由中國人自辦的，學生則居總數之半，而教會所辦的醫學校，似感不及，應如何加以改進，便是這次大會所注意的一件事。
『中國醫學會』成立雖不甚久，會員人數日增，類皆畢業于東西各國的醫學士，乃能不分派別，謀醫藥前途的發展。『中國博醫會』，已有很久的歷史，開始于南京條約以前的『中國醫藥會』，為西醫士所組織。至此，中西兩醫學會，乃聯全青年會辦理公共衛生事業，如預防傳染，禁止鴉片嗎啡，提倡清潔等等運動，都是由醫學界在中間主動的事。有醫學士畢德門氏，周游通都大邑，開會展覽，登台演講，計各處听講人數，不下十數萬人。
一九二一年又開聯合大會于北平『協和醫校』內，到會會員有五百人，其間有八十余中國人，以教會醫士佔最多數。其余則為地方代表與東西各國代表，不啻是一個『萬國醫學大會』。討論許多醫學上的推進問題，特別注重學術上的演講，演講題目有一百八十件之多。並改選兩醫學會職員，龔孫(C．L．JohnSon)為博醫會會長，俞鳳賓為中國醫學會會長。
當革命軍北伐與非教風潮的時候，教會醫院遭遇著不少困難，一九二六年竟有若干醫院受地方政府與黨部的干涉，有勒閉、強佔、擄掠、搗毀等出人意外的事，尤以河南福州上海長沙杭州等處受損失最大。醫院本是無偏無黨的機關，凡需求醫藥上服務的，無論屬于何方，都有不能推卸的責任，決無借故加罪的理由，所以此種對醫院所施的**，足以引起國內外醫學界的驚異。不過這種施行暴舉的人，大都是外來的軍隊，與一般仇教分子在內策動，並不是當地人士，因為當地人士對于醫院多數表示好感，予以相當的同情與維護。當時的醫院情形︰
在國民政府治理下的在北方政府洽理下的
醫院總數 一六五 七○
照常辦事的 三五(百分之二一•二) 四九(百分之七○)
暫時維持的 七一(百分之四三) 一七(百分之二四•三)
被軍事當局佔用的四(百分之二•四) 無
閉歇的 五五(百分之三三•四)四(百分之五•七)
在這表里河地雲南等處，尚未列入，可見當時醫院所受打擊之大了。除了被軍隊強佔與被迫閉歇的以外，有些醫院，因負責人他往，由一般職員暫維現狀，也有一小部份醫院，把事業移交到華人手里。不過這種現象，卻是暫時的，不到二年，逐漸恢復，各地官廳的態度也多改善，尤其是中央政府本不贊成這種行為，所以對濟南當局封閉『齊魯大學醫院』，曾加以制止，廣州醫院的未遭佔據，亦是為此。凡屬醫院，必須登記，是這次風潮以後所得結果。教會醫院；絕不反對登記，只因登記條例，多由就地自擬，絕不一致，有些地方，非常苛嚴，遂大感困難。
教會醫院自經此次打擊後，不但不因此而衰落，卻反得著特殊的進展，即從前由西國人主持的醫院，至是有許多變為中國人主持了，從前稱為外國人的醫院，至是人多稱以西醫了；從前華職員處于被動地位，至是則因西人離開職守，都由華人出來負責，而變成主動了。多數教會醫院于此皆經改組，由華人充任院長，與由華人組織董事部；此皆在事變中所獲得的成功。從此以後，基督教醫藥事業，便在平順中得著相當的進展。到一九三二年，『中國博醫會』，與『中國醫學會』，合並而成為範圍較大的『中華醫學會』。據『平信徒調查團』(FactFindingCom．mission)李諾克斯(Lonox)在一九三二年報告中說︰『華醫與西醫的比例，在一九二○年為百分之五五，至一九二五年為百分之五七，一九三○年為百分之六七』；可見得中國醫生的逐漸增加。『一九三○年，住院病人共一七八、四六七人，至施診所受診者共三、一一一、四六七人』。在教會醫院任職的外國醫士，共二七五人，有相當資格的華醫，至少有四百人，大半由醫學校最近畢業的。在各醫院服務的華看護，共約有七百人左右，每一個醫院里，都有他們自己訓練的看護士。而這些醫生與看護士中，百分之八十四是基督徒。以前教會醫院的經費，都仰給于外國，近年來因外國經費銳減，多數醫院不能不當地籌募，中國人的捐款數量，在比例上日見增高，但大部份仍來自外國，所以幾年來所討論的移交問題，要求中國人自負經濟上的全責，尚未能完全辦到，不過中國國民政府對于教會醫藥事業，頗能予以合作，最顯著的是年來在公共衛生方面的進行。在中日戰事中，教會醫院雖受相當的損失，常受敵機轟炸，與淪陷區中的破壞，而對于籌設傷兵醫院與參加前線救護工作，實曾相當的努力。可見教會醫院與政府合作程度日愈增高了。茲將現有各教會所設立的醫院，列表如下︰
（原表非常不清，已略）
這表是很據一九三六年第十三期基督教年鑒編成的，其間沒有東三省的醫院在內，因為從『九一八』以後，關于東三省的基督教現狀，非常模糊，所以在這斯年鑒里便沒有東三省的記錄。從兩年以前的調查，知道在東三省本有十八個醫院，現在情形怎樣，卻不得而知了。這張表里所列入的公會凡三十四，加以學校附設的與數公會合辦的，共計有二百六十個醫院。此外尚有許多小規模的醫藥機關未列入，可見基督教在醫藥方面的努力了！
【五節社會】
『我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這是耶穌親口詔誥門徒的話，是以歷來的基督教會，莫不本此意義，實行社會服務。如上文所敘述的教育，醫藥，文字等等，本來也是社會服務範圍內的事，但是這里所要說的，是單指『拯困濟危』『改良風俗』的一方面。
中國風俗的亟宜改良者，除破除迷信外，莫如煙酒嫖賭。說到煙，最先努力謀所以鏟除的，莫如一九○八年所組織的『萬國改良會分會』。該會以丁義華為干事，專門勸人戒除煙酒嫖賭。時中國正在努力禁煙，政府與英國訂定十年禁絕條約，所以該會對于禁煙問題，為第一入手工作。他們曾經(一)聯合中國政府暨各省當局，認真嚴禁。(二)聯合各報社，宣布鴉片流毒，使人人有所注意，(三)聯合高學各界，在各處各學校演說鴉片毒史。(四)通函各國新聞報，請各慈善家輔助中國進行，(五)組織全國『禁煙聯合會』，一面請政府設立專管機關，由內務部設立『督查禁煙處』。(六)函請各省官廳，凡有緝獲煙土，定期當眾公焚。(七)聯合『英國國民禁煙會』，鼓動英國政府，提前禁煙，以免流毒鄰國。經此努力，果生奇效，當時各行省中，已有十四省已告禁絕。又曾聯合各省教會及青年會，設立分會，于撲滅煙毒之外，更勸人戒吸卷煙禁止賭博。該會自設立以來，編著書籍，刊印圖書，函電紛飛，東西奔走，工作異常緊張，耗費亦屬不貲，然所用經費皆仰給于美國，故當歐戰發生時，華盛頓總會不遑兼顧，遂不得不謀經濟上的獨立，改名為『中國萬國改良總會』，並購置北京王府大街民房為會所。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希望數十年煙毒，可以從此掃除，想不到竟功敗垂成，前此七八年的努力，都付流水。因為當時上海洋商存有六千箱煙土，中國政府竟徇洋商之請，命上海道蔡乃煌與之訂立合同，準其運銷江甦江西廣東三省，以制藥為名，設立專賣局，這不啻公然開禁，奸商乃乘謀利，軍閥又借此抽稅，死灰竟至復燃，該會亦因此無形消滅。間接繼承其工作的，在這一年十月間有『天津拒土會』的發起，設總會于北京上海廣東武漢山西河南等處，皆次第設立分會。聯合呈請政府取消公賣，徐世昌總統便毅然明令燒毀存土一千四百萬金，禁煙前途，又呈樂觀。曾幾何時，毒焰復職，不但鴉片遍滿全國，加以嗎啡，高根，**等毒物，源源而來，于是『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聯合『青年會』『醫學會』等團體，發起組織『中華國民拒毒會』，一九二四年八月成立于上海。規定九月二十八日為『全國拒毒運動日』，印發擔毒圖書，全國報章特刊專號，並公開演講，舉行大規模**，以期喚醒民眾。發行拒毒月刊，規定五年計劃，經長時間的奮斗，始獲國民政府贊助，嚴厲禁種禁吸，毒氛幾告息滅。又不意七七事變發生後，沿海淪陷區中，復毒焰漫天了。
次言賭。中國賭風之盛，莫如廣東，是以『廣東基督教聯合會』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開會時曾討論勸釋奴婢及戒煙戒賭一案，推李育泉起草，次年李氏提出鏟除煙酒賭級四害意見書。一九一九年年會時認禁賭為先急之務，因決定三條議案︰(一)請願政府嚴禁賭博；(二)請願警廳禁止未成年男女吸煙及賭博，(三)禁止信徒賭博(無論麻雀撲克凡屬賭具一律嚴禁)。並召集各教會各學校代表，推定委員會負責進行。規定一月間一星期為拒賭禮拜，一九二○年一月十六日開成立大會，到會男女有五千多人，廣事宣傳，分三部進行工作，(一)調查，(二)廣告，(三)征求，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十日止，已征求拒賭會員五萬零二百九十人，于是設辦事處，聘請駐會干事，發行拒賭周刊，後來此組織也影響及于他處。
對于這種不良習慣，力謀加以改革的團體，有好幾個，例如︰『婦女節制會』，也是以反對煙酒娼妓組織的。當一八八六年時，有美國『萬國節制會』代表來華，**演說，乃于上海鎮江等處設立支會，因缺乏相當負責人員，上海會務，幾乎無形消滅，直至一九○七年，『萬國節制會』又派代表來華，重復喚起國人的熱忱，並推定上海長老會範女士為『中國婦女節制會』總會長，負責推行，連任數年，由九江美以美會石美玉女醫士繼任，對于會務，多所擘劃。一九○九年北京公理會美國富軻慕慈夫人，任『萬國節制會』駐中國干事；她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在中國宣道，已歷有四十年之久，對于中國的風土人情，無不熟悉，任事之初，即從事于書籍小說圖書等等的著作，廣事宣傳，到處演講，組織支會。除鎮江外，有支會四十六處，無一非夫人所手創，後來由梅雲英以至劉湛恩夫人為該會總干事。工作範圍，逐漸推廣，不但曾參與『中華拒毒會』的發起，舉行拒賭運動，及宣傳香煙酒的害處，更設立『尚德部』提倡家庭道德，『女工保護部』謀求婦女工人的幸福，『幼童部』培植兒童智德體育的發展，『社會服務部』創設婦孺教養院一所，院址在兆豐路，來院教養者有百余人，出院後類能謀得自立的生活，『國際和平部』謀鏟除戰爭，增進人類友愛；『學生部』舉行作文競賽，演說競賽，暑期演講等。當上海一二八戰事發生時，因多數會員避難租界，乃創辦一『上海女子公寓』。又創辦了一個『節制女子家事學校』于江灣，在這個學校里一切事務，都由學生自己操作。最近自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遷于租界，改為『新生女子職業中學』。可見節制會的工作日愈擴大了。
一九一八年上海公共租界各團體，鑒于娼妓充斥，要求工部局，設立一『正俗委員會』，工部局局邀請『基督教教士公會』『基督教婦女禁酒會』等十七團體，開聯席會議，結果，組織成功一個『風俗改良會』，到一九二○年改名為『進德會』。專門謀**事業的減少，規定妓院必須領照，每年按照抽簽，減去百分之二十，以期五年抽盡。並且設感化所，收容沿街拉客**，成效卓著。其進行工作︰(一)盡力營救陷于罪惡中的**婦，(二)研究婦女本身的難題，助其經濟獨立；(三)警告人用正當的花柳病療洽，免受欺騙。又發行進德報，在學校中提倡性教育及衛生。關于救拔**的問題，早為一般基督教人所注意，先是在一九○○年有西國女士五人，因見上海**的痛苦，遂同心祈禱，計劃設立『濟良所』以資拯救，至次年果然成立，初有包女士及中國張女士留所辦事，不數年建有房屋五處。至一九一五年，任事者有西女士六人，中國職員二十三人，女佣十三人，住所婦女四百七十人，前後十四年中收容九百二十人，由所擇配的約三百人。起初立所于西華德路，後又移至浙江路，復在寶山路建二層樓房一所，中有讀書室，有工業場，佔地十三畝，會所于是擴大。當一九○五年時，有滬紳十一人，捐資設立分所于四馬路，後移至南京路南香粉弄，專門收容會審公堂所判送的**。來所之人，半日教以讀書識字，半日教以女紅烹飪，後入工業場作工，予以相當工資，使能自立自養。自分所開設以後，數年中收容有一千八百人之多，每晚在分所宣講福音，禮拜日舉行『主日學校』，並派員赴會審公堂女監中及**中講道。一九○六年復于江灣開設『愛育學校』，專為培植脫離妓院的**而設，特建三層樓房一所，大廈一座，可容百人，內分幼稚初小高小等級，與普通學校相同。一九○九年開設醫院一所，一九一三年建立禮拜堂一座名『思裘堂』。一九一二年復于唐山路購地建屋，專收被拐迷路無處安插的男女幼孩，收容有八百余人，此外在滬西亦設有分校，亦收容拐孩及被主人虐待的婢女。此種工作，到現在還是繼續地維持著。同樣在其他通商大埠上，亦有此種救拔不幸婦女的工作。數年前廈門的教會中人，曾有救找婢女的組織，亦曾收容數十婢女。關于解救婦女的事，又有天足的提倡，中國婦女纏足的風俗，已有很悠久的歷史，推其弊害，不但有背人道，抑且使女子身體孱弱，影響到國民體質。一八九五年李德立夫人李提摩太夫人商議創立天足會，宣傳纏足的害處，利用廣學會的書報，廣事宣傳，于是發刊了許多小冊和勸世文，分散到各地。各處教會，亦多響應，教會學校的女生，先行放腳以資提倡。李德立夫人又親身游歷南北各省，開會演說︰並請求各省督撫大員及皇太盾出諭勸導全國，實行放腳。奔走數十年，發生巨大影響，至今中國女子已完全脫離纏足惡習，推本窮源，不能不歸功于四十年前李夫人。此外如天津雍劍秋曾發起『養真社』，在消極方面，亦注重戒嫖戒賭等改良工作；在積極方面，提倡敬天，齊家，愛國，互助，孝親等運動。主張修養四真五愛︰何謂四真？一曰靈真，要將一切迷信打破，篤信上帝，遵守上帝博愛世人之旨。二曰心真，要將一切私心打消，遵行上帝真理，以基督為模範。三曰體真，要將一切有傷身體之事掃除，不作嫖賭納妾之事，堅守一夫一妻之義，借保天真。四曰行真，要將一切虛偽欺詐，屏除淨盡。何謂五愛？一曰自愛，二曰愛人，三曰愛家，四日愛國，五日愛和平。當時入社同志有三千余人。南京長老會牧師孫喜聖發起『南京改良會』，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開成立大會于『協進會』，入會的有二千余人，推定宣傳員二十四位，規定宣傳事項︰(一)戒鴉片，(二)戒香煙，(三)戒飲酒，(四)戒賭博，(五)戒邪淫，(六)戒納妾，(七)戒奢侈，(八)戒淫書，(九)戒裹足，(十)戒迷信。提倡之事亦有十項；(一)公共衛生，(二)公共游戲場，(三)通俗學校，(四)通俗報，(五)殘廢院，(六)流民習藝所，(七)**演講，(八)博物院，(九)惜牲會，(十)賑災會。後在漢西門，溧水縣，湖熟鎮，山東濟寧府，嶧縣，登州府，次第設立分會。並請求『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通函各省教會提倡。
總之︰中國當時一切社會惡習，無論煙酒嫖賭等嗜好，風水星相等迷信，偶像鬼魅等崇拜，都是基督教所極端注意，而竭全力以反對的。
次言拯困濟危。天下最困苦的人，莫如盲目聾啞與孤兒，特別在中國，這種人的痛苦更利害，因為一般社會對于他們沒有什麼救濟的辦法，譬如生一盲童，他的父母，看做一個廢人，男的叫他學習星相算命，女的叫她學習歌唱做瞽妓，一生命運，便入于悲慘之境。基督教教士，本其人道主義，設法予以救濟，當一八四○年的時候，有某教士偶然收容瞽士六人，因中國此時尚無盲人學校，故分送二人至美，四人至英，入盲人學校受適當教育，至英中的四人中，後有一人返國充寧波『瞽人院』院長。一八七四年，始有某教士在北京設一『瞽人院』，以後在漢口奉天福州九龍保定成都湖南寧波上海等處，相繼設立，收容男女盲童，雖皆施以適當教育，尚未注意到工藝的學習，有之自一九一一年『上海盲童學校』始。該校為美國傅蘭雅獨力捐資而設，中分四種功課︰(一)為家庭部，即學習家庭中的種種操作，(二)為六學部，學習中西文字及打字。(三)為音樂部，學習彈琴唱歌。(四)為工藝部，學習編織等手工。其所用書籍，系用硬紙制成凸字，讀時以手代目，自左而右。此種凸字，是以六凸點變換而成五十四音，計前音十八，後音三十六，如中國固有切音方法，把前後二音合成一音，而得四百四十字音，各盲校皆以此為教授根據，並且曾用此點號印成了新約全書，這學校經傅步蘭(傅蘭雅之子)繼續辦理，進步甚速，其畢業生受各處盲校之聘而為教員的為數甚多。又組織西樂隊，及創辦印刷部，發行盲人月刊。學生中有畢業聖約翰大學而得文學士學位者一人。一九三一年又創辦女學部。
其次如廣州的『明心瞽女學校』，始創于一八八二年，當時在博濟醫院中的一位美國女醫士，名叫賴馬西，一日見路旁有一被棄的失明女孩，年僅周歲，憐而攜歸，未幾，又收得失明女孩三人，寄養于醫院之中。並聘得香港巴陵會『育嬰堂』瞽目女教員，教授該孩等凸字。後來盲生漸多，不得不另租校舍，但屋小僅容三十人，乃別謀建築校舍，蒙恂嘉理醫士以所購上芳村空地十五畝，讓與建築。但賴醫士妙手空空，初無的款，以前費用，皆出私囊，轉輾向親友們捐募，直至一九一○年始行落成，計女生宿舍兩座，男生宿舍一座，校務日見發達。一九二八年賴氏因年邁回美，由嘉秉道女士繼承辦理。該校自創辦至今，已歷五十余年，所收男女學生，共有三百七十五名，畢業者有任傳道或教員的，也有借手工謀生的，類能自食其力。當一九一二年時，廣州警察廳取締瞽女**事，乃將學習彈唱瞽女七十一人，送至『明心學校』教養，那時的『明心』，已患人滿，因此另立一個『正心學校』。
還有福州聖公會創辦一個『靈光學校』。一九○○年以前在廈門本來有過一個盲童學校，但不久即停辦。一八九八年有一位澳洲教會的奧女士(AmyOxley)到了福建的連江，是擔任醫院的看護的，她很同情盲童的痛苦，在順昌遇到一位久辦盲人教育的教士叫柯先生(Cook)他本是發明華音凸字的人，她便采用這方法在連江創辦一個學校，于教授讀書之外，又教授織席工藝，其出品甚為著名。一九○○年庚子亂起，遂即停閉，女士例假回澳洲，乘機募款，以備重建，次年回華，與旅福州醫士魏更生(Wilkinson)結婚，遂于醫院附近租得大廈，開始其計劃已久的盲校工作。特別發展其工藝，學生所編竹籃，所結草席，曾得南京工業展覽會與巴拿馬展覽會的獎章。在工藝部內，有織席機十架，並有修琴室，制藤椅，熱水鉛壺等各工場，畢業生有任教員傳道打字等各職外，大都以工業謀生。一九○三年又有英國『印度婦女傳教會』教士司蒂芬女士在福州創設『明道盲童女校』，學生亦甚多，小學畢業後，即令學習織補縫級等手工。先是一八九七年，德國教會在九龍創設『瞽女書院』，起初附學于『明心』，後學生漸多，乃自建校舍，有學生七十九人，並設分校于香港，有學生四十六人。九龍校中兼收瞽目嬰孩，故課程有自幼稚園而至高等︰其音樂與織造，成績最佳。中有一既盲而又聾啞的學生，後來竟能借工藝以自食其力。而長于音樂的，又為各處禮拜堂聘為琴師。該校中又設『師範班』，其畢業生都任一般盲校的教師。在肇慶德慶亦曾分設『盲童小學』，此外在漢口有『訓育書院』，長沙有『瞽女學校』，奉天有『重明女學』，保定有『盲啞學校』，以及其他，類皆由基督教教士所擘劃經營，共間少數會受官廳津貼，而大部分經費，都由教會捐募而來。據一九二六年統計，中國盲人學校，共有三十八處，收容男女盲人有一千余人，不幸因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政潮影響，多數盲校已縮小範圍，並有若干處遭受搶卻書籍物品，全被毀壞，越二年始恢復舊觀，以至于今。聾啞之人，痛菩更甚，因為凡聾者必啞，以其未嘗聞人的語言，故遂不知如何發言。泰西諸國教聾啞人以語言及文字，不但能發言，亦能懂人的話，一如普通人一樣。有一個美國教士名叫梅理士與夫人耐德女士同在中國登州傳道，卻不料生了個聾啞的兒子，耐德女士便悉心教他，使他能懂得語言文字。因此，她想到中國這樣大的地方，一定有許多聾啞的人，所以在一八八七那一年，創設一『聾啞學校』，把她自己的經驗與美國所施用的聾啞教授法，來救濟這些痛苦的人。不意來學者甚為寥寥。未幾，梅理士去世，耐德女士乃于一八九八年把學校遷到煙台，購地建屋，以謀擴充。復從美國聘來了哈愛德女士，乃添設女學講室，總名曰『啟喑學館』。至此來學者乃漸多，而學生中有高麗李某，杭州周耀先，福州黃女士，學成後各歸本地創辦學校。一在杭州白馬廟巷口福音堂內附設『聾啞學校』，學生九人。一在福州曲城妹妹會女學校內附設『聾啞學校』，學生數人。其他學生學工學藝，類能自謀正業以維生活。
至于救濟孤兒，在天主教是十分注重的一件工作，凡在大城市里的天主堂，差不多都附設著一個育嬰堂或孤兒院的。他們那些修女們稱為姆姆的人，都是負擔著照顧嬰兒與教育兒童的義務。從上海土山灣的情形推之，亦可以略見一班。上海土山灣的育嬰工作，是由『聖母院』負責辦理的，起初有薛孔昭司鐸，于一八五五年創設『聖母院』于青浦的橫塘，一八**年遷到王家堂，一八六九年再遷到徐家匯土山灣，第一任院長，是個多明尼的姆姆，經營擘劃，主持有三十
年之久，使院務蒸蒸日上，達到今天的宏大規模。現在院內分為『育嬰堂』，『幼稚園』，『聾啞學校』，『啟明女校』，『聖誕女校』，『徐匯女中』，『施醫處』，『洗衣廠』，『刺繡所』，『花邊間』，『裁縫作』，等部份，拯亡會長戴步賢為現任院長。其『育嬰堂』收容初生至五歲的無靠嬰兒，自成立以來，前後收容過二萬五千多名，目前有嬰兒六百五十名。有完善的醫藥設備，自蓄乳牛二十四頭，以新鮮清潔牛奶育養這班嬰兒。六歲以上，即受『幼稚園』教育，一年以後，送入士山灣『孤兒院』，繼續修業。若女孩則學習縫紉、刺繡、花邊、編織、及其他家庭工作。及至長成，堂方即協助擇配，與奉教男子結婚。結婚以後，如仍願在堂工作的，堂方則給以工資，始終維持密切的關系。男子則令學習工業︰有印刷、有銅匠、有修琴、有繪畫等等自辦工場即不在院內工作的，亦能各有一謀生技能，以維個人或家庭生活，平時又受有相當的宗教訓練，大多數都能恪守人生的道德而取得人家的信仰。天主教對孤兒的教養，不但是規模宏大，且亦辦理完善，實為更正教所不及。
更正教亦辦有不少『孤兒院』，據一九一四年的調查，有『孤兒院』三十七所，大抵為各教會所設立，收養的孤兒，約有二千五百余名，男女各半，分布在全國，江甦最佔多數，計十一所，鄂浙二省次之，各五所，大多數是成立在一九○○年以後的。成立在一九○○年以前的，為數不多。最早的則在香港，是一八五一年創辦的，其次則在上海，開辦于一八八四年。大抵這種『孤兒院』的設立，的一共同的情形，即有幾個熱心的基督徒，抱著基督的博愛精神，對于一般無依無靠的男女孤兒，負起教養的責任來。譬如上海『孤兒院』的發起，則由高鳳池顧念劬等在普陀夏令會時因見一無家童子，激發憐憫之念而起頭的。寧波『恤孤院』也是同樣從杭州的傅道大會中，的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偶然談起的。如果調查每個『孤兒院』創辦之始。十九是這樣起頭的。同時，也有同樣的辦理情形，除向國內外各教會各個人勸募捐款，維持衣食生活外，授以相當的普通教育，及予以生活上的技能，兼辦各種工藝，如印刷、織布、制造藤器、木匠、種植等種種小工業。比較天資聰穎的人，繼續資助升學，有升中學或大學，甚至留學東西洋的。從來這些孤兒，類能在社會上謀生或竟佔著重要的地位，這是一般孤兒院大概的辦理情形。因為沒有詳細的統計，不能反每個孤兒院的經過，一一敘述，故舉一二，以例其余。
上海『孤兒院』成立于一九○五年，初借城內長老會的『雨化堂』為院址，後來在龍華獲得曠地二十余畝，募款建築院宇，分男女兩院，通常住院學生有男生三百女生一百人，半工半讀。教育方面，是一個完全的二級小學，六年課程，在工藝方面︰則分藤工、木工、旗工、醫藥、音樂、縫紉、烹飪、絨線八科，亦會辦過織布、種植、編草、漆工等科。出院學生，有升送中學的三十余名，入商務印書館任職六十余名，學習看護及醫生的八名，當工藝教員的八名，入印刷所的二十余名，入公司工廠的三十余名，留學日本『帝國大學』的一名，入『南開大學』的一名，升『香山慈幼院』習工的七名，其余在院讀完小學課程，各能自謀職業。女生中由院擇配十余人。
廣州浸信會『孤兒教養院』，創始于一九○六年，男女學生五十余人，大都附讀于該會『培正』『培道』等男女學校，並學習農林畜牧的工作。寧波『恤孤院』，發起于一九○九年，由寧波六公會維持，男校設在高橋，女校設在余姚，男生七十五人，女生二十五人，由院辦完全小學，曾辦拍照、縫紉、理發、烹飪、農業外，又曾派畢業生到地毯專校學習四年，同院辦理地毯科，所制成的堂毯車毯椅毯，頗受社會歡迎。其學生中有升中學、道學、大學、師範、醫科、牙科、影片等專科的，有任教會傳道，教會機關干事，以及中小學教員，公司經理，工廠主任，醫院院長的，其成效可知。他如山東曹縣江甦興化等『孤兒院』，則以刺繡紡織，編帽制履著名，『香山慈幼院』，以及長沙杭州松江泰安鄭州等等，莫不工讀並重，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尤其注意的，則為宗教教育的訓練，男女孤兒，不獨敦品勵行，更能以傳布福音為天職，長沙某孤兒竟能跋涉長途，傳教苗人之中，其熱心聖教，可見一班。上述的各『孤兒院』，都屬地方性質，各自辦理，毫無統屬，惟在一九二八年孔祥熙等所發起『中華慈幼協濟會』，方是全國性質的慈幼組織，是以謀全國一萬萬二千萬兒童幸福為宗旨的。分五部工作︰(一)兒童保障部。對于一切虐待婢女、學徒、童養媳等，設法予以救濟，或代向地方警權機關申訴，遇的必需收養的兒童，或介紹其他慈善機關收容，或由該會附設的『慈幼教養院』收容(二)兒童教養部，當山東河南諸省發生災荒時。曾匯寄賑款，救濟災童，並收養孤苦兒童三百多名，分別寄養于各地『孤兒院』，並在上海設立『慈幼教養院』，收容無靠孤兒。(三)兒童衛生部，在貧民匯集的地方，設立若干處慈幼保健醫病所，施診施藥，並演講衛生常識，(四)兒童研究部，敦請兒童教育專家，組織『兒童研究委員會』，舉行心理與生理的測驗，發行慈幼月刊及嬰兒保健表孕婦保健慈幼叢書等出版物，並設立兒童圖書館等(五)社會教育訓，舉行慈幼運動大會，衛生運動大會，喚起社會同情。宣傳慈幼事工，普及慈幼知識。因為要推行這種工作，便組織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十七人，如孔祥熙余日章陳鶴琴郭秉文夫人等，皆屬知名之士。歷來辦理虐待男女兒童案件，不下百余起。規定四月四日為全國作童節，已經政府核準。每逢兒童節，錢國各大城市卸舉行盛大典禮，又在南京籌建『模範教養院』，並增設『保健所』，『工人托兒所』。北平南京等處成立『慈幼分會』。召集全國慈幼領袖會議。呈請立法院厘訂兒童法律，設立兒童法庭，取締婦孺販賣。救濟雛妓、童工、難童，特別收容戰區婦孺。以一九三五年為兒童年，使全國人民都注意兒童生活的改善。最近慈幼月刊改稱現氏父母，並編輯了許多小冊，如怎樣教小孩子，為兒童造良好的環境，義麻雀與家庭教育等書，有吳維德陳錢陳征帆等先後任該會干事，負責進行。先是在青年會本有童子事業，其性質只限于教育方面，而不及于救濟，容于下文敘述青年會事業時再詳。
任何人都承認青年會是一個基督教社會服務的機關，他的歷史與事工，也值得我們注意的。中國之有青年會，是始于一八九五年，其實在一八八五年北通州『潞河中學』，福州『英華書院』，都曾組織一學校青年會，這才是青年會在中國最初的發軔。到一八九五年『北美青年協會』派來會理到中國來，首先在天津創辦了一個城市青年會，一八九九年路義思又創辦上海青年會，其後青年會事業，在中國奠定了堅固的基礎，由試驗而開拓，由開拓而擴張了。分為城市青年會，學校青年會兩種，其進步情形，列表如下︰
青年會歷年會員比較表
年份 市會 會員 校會 會員
一九一四三四 一○、○○○一二○ 七、○
一九二○三四三二、三三○一七四一五、五五五
一九二五四三四四、五五○二○八二七、四八七
一九三一三九三六、二一五
一九三五四○三七、**八一二二八、四二四
當一九二一年在天津第八次全國大會舉行二十五周紀念祝典時，到會者有千二百七十一人，代表十八省二十九處城市青年會，一百三十一處的學校青年會，和七處海外青年會，十五處基督教團體，實為中國青年會開一新紀元，見得二十五年來進步之速。總青年會一切事工的，則有『全國青年協會』。協會組織于一八九六年，其時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總干事穆德第一次來華，巡視各地教會學校，促進學校青年會的組織，得二十九處校會派遣代表，于十一月三日至五日**于上海，是為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產生總委辦，其名曰『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總委辦』，以潘慎文為總委辦會長，來會理為書啟，其時所謂書啟，即今日所謂干事。後來就有中國人做總干事，如王正廷，余日章以及良小初等。一九○一年第三次全國大會集于南京，因韓國青年會加入中華青年會之故，改稱為『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合會』。在第五次大會中又刪去香港二字，又變成『中韓基督教青年會總委辦』。後來因為將韓國青年會分出，改稱為『中化基督教青年會組合』，呈請國民政府內務部立案。一九一五年第七次大會始改為今名，即『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當協會初創的時候，借上海青年會四樓的一室為事務所，其任務為通信及巡視各學校。編行學塾月報。即後來的青年進步。一九一○年成立學生立志布道團，聘丁立美為旅行干事，亦為協會事業之一。一九二○年協會新會所落成，範圍日廣，其工作分八部二組。八部即宗教，職工，庶務，體育，智育，干事，學生，書報等部；二組即校會組、市會組。屬于智育部的事，有科學演講、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圖影教育、學校教育等。在宗教方面，派干事巡游演講，並指導查經布道方法，訓練查經領袖，鼓勵個人談道，舉行職員退修會，敦請世界名人舉行布道大會，如穆德艾迪等曾在十幾個大城講道。在智育部方面的工作，則有科學演講，如饒伯森攜帶儀器，赴各大城市演講。其次為平民教育運動，為晏陽初傅若愚兩人所發起，編千字課本，激發各地開辦平民學校，並用圖書幻燈及電影等到處演講，備有八百余卷關于道德，衛生，知識等電影片，曾出租于四十余大城。關于學生方面的事工，除聯絡各校學生，發展各校會務等以外，尤注重每年夏令會的召集與指導。又的所謂童子部，是由一九一三年克樂愷來華辦起的，組織俱樂部，舉行旅行童子營，演講會，以及征求會員的工作。同時，因提倡自治精神；有童子養成團的組織，欲發展個人天才，有演劇團的組織，並提倡服務，開辦『惠寒學校』與組織『社會改良會』，『個人布道團』等事。一九二三年第九次全國大會，提倡公民教育，聘劉湛恩為干事，負責進行，全國校會市會紛紛組織『公民研究社』，有九十七處之多，組織『公民宣講隊』，到處演講，又舉行公民問題論文競賽，規定五月三日至九日為『公民教育運動周』。當時頗得『中華教育改進社』『江甦省教育會』的贊同與合作，中央教育部各省教育廳亦多來函褒揚，認為是切要工作，其他如書報部及學生立志布道團等工作，前文已略及，此不復贅。而近來最有價值的工作，則莫如戰時服務。當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發生，有十五萬華工，在法國參加後方工作，青年會特派干事約百人，就華工中設立一百六十一處青年會，備些樂器玩物及象棋之類，使他們在操作余暇，得一娛樂之地。也是中國參加歐戰的一種貢獻，而青年會為了要鼓勵這班華工的精神與高興，並解除中西問的隔膜與誤會，去擔任這服務的工作，這也是對歐戰一種間接的貢獻。並且把青年會工作，推行到軍隊之中，成立了『軍人青年會』。等到歐戰結束，華工回國，這班干事擔任一切招待事宜，使他們安然到家。並且在青州周村設立了二個『職工青年會』，天津濟南漢口南京各地青年會，也添設了職工部，專門為這班回國華工及普通工人提倡通俗教育。在九一八東三省事變與三八淞滬戰起時，組織『基督教戰地難民救濟會』，設立『難民收容所』，並組織『戰區服務全國委員會』，敦聘全紹文為前方戰區服務部主任，辦理傷兵招待處，傷兵醫院俱樂部，軍官俱樂部，及慰勞等工作。及至蘆溝橋事件發生，揭開中日戰事的序幕，青年會即分三部份工作服務︰(一)為軍人，(二)為學生，(三)為難民。當戰事初起，即由協會主持成立『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委員會』，以梁小初為執行干事，分設支部五十處，擔任慰勞與招待，裹傷與救護，訓練與教育，游藝與娛樂四種工作。設立『軍官俱樂部』，『軍人俱樂部』，『傷兵招待處』，『醫院服務處』，如代軍人寫信，分發慰勞品，供給茶水，教授識字唱歌，報告時事，演講，戲劇，電影，音樂會，游藝會，游戲，游泳，布道，個人談話等等。各地方青年會如廣州南昌長沙寧波上海北平漢口等處，亦都有同樣軍人服務。戰事蔓延，文化機關被炸，戰地學生，流離失所，上海劉湛恩等發起『學生救濟委員會』，其後，香港福州昆明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沅陵北平寶雞西安延安江等地亦相繼有同樣組織。救濟工作分︰(一)工讀及貸金，(二)旅費津貼，(三)設立經濟宿舍，(四)學生公社，(五)醫藥補助與藥物品供給，(六)學生合作社等。並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如重慶貴陽成都昆明建立學生會所，招待流亡學生，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此種救濟經費，大部分是國外捐來的，在上海設有『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黎照寰為該會主席，分拔款項到各地委員會，實施救濟工作。而該會辦事人員都是由男女青年干事義務擔任。救濟難民，雖為基督教普遍的工作，亦屬青年會主要服務之一，從各戰地流亡的難民數，無慮千百萬，各地的情形雖不同，而青年會所擔負的工作，大約有四點︰(一)受地方政府委托，辦理難民收容與遣送事宜︰(二)與當地社會團體合作，負責經營『難民收容所』，(三)聯絡當地基督教團體，進行一般救濟工作；(四)為戰區難胞募集捐款及物品。尤其重要的，在『難民收容所』內，實施教育及服務。這是青年會在社會服務方而一般的工作，筒路的敘述如此。
同時，又有女青年會，其大部分的工作亦相等。一九○○年以後，中國文化起了極大的變化，美國女青年會鑒于中國婦女的亟待服務，便派遣潘女士來華計劃設立中國女青年會，于一九○六年成立上海城市女青年會，以顧恩慈為干事，一九一三年潘女士返國，顧女士乃任為協會總干事，當時成立的市會不過三四處，校會三十余所，至一九二二年，市會已達十二所，校會有八十余所，顧女士八年成績，可見一班。顧女士病故，繼任者為文自立女士，一年以後，文女士回國，由丁淑靜女士代理，為中國人任總干事的第一人。一九二三年在杭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規定協會的典章，以聯絡發展中國各地女青年會，促進女子德智體群四育為宗旨。發行女青年報。其工作大旨與青年會相同，在德育方面，辦理查經班，靈修會，主日學，宗教演講，及各種退修會等。智育方面，出版書報，提倡平民教育，半日學校，及家政、烹飪、縫紉、音樂、美術等。體育方面，訓練體育師資，提倡正當游戲，演講衛生等。群育方面，設『寄宿舍』，『休憩所』，『東道廬』及提倡娛樂交際等。此外又注意勞工事業，農村服務，家庭改進︰和公民教育等運動；又與『青年會』及『基督教協進會』等教會機關辦理各種慈善事業，如此次戰事中的救濟難民工作。至最近一九三五年，共有市會十八處，會員四千余人。校會九十五處，會員五千余人。男女青年會在最近幾年中提倡『團契』，由兩會學生部推行，許多校會已改成了基督徒團契，另外又有所謂少年運動與少女運動，亦有非常的進步。
末了，略為述說基督教一般的救災恤難情形。救災恤難一類的慈善事業，本為基督教活動中重要的部份，據『華洋義賑會上海分會』調查，在上海的慈善團體有七十三個，而實際能擔負這種救恤事工的，要算『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上海華洋義賑會』，『經字會』，幾個團體。而這些團體中，大半是基督教所組織的。每遇什麼水災旱災兵災，基督教便引為唯一的義務，負實施救濟的責任，例如一九一四年廣東連年水災，美教士湛羅弼等，聯合基督教各團體，成立『娠災會』，電外國及華僑及本國信徒勸捐放賑，教堂學校盡為災民收容之所，一九一八年直隸水災，基督教合組『華北水災賑濟會』，募款、制衣、收容、盡力救濟。同年汕頭地震，房屋傾倒，人民壓斃者甚多，教會亦出動救護。一九二○年華北五省旱災，赤地千里，災情尤重，每萬人中有二百八十人凍餓而死，二百○八男女災童被賣。除『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一致努力娠濟外，基督教亦組『賑災會』，在工作上捐款上均盡相當的力量。北平『華洋義賑會』請內地會安先生至甘肅主賑務，請貝克教士至山西主賑務，其他各處都托教會主持。一九三一年長江流域大水災，淹沒田地達七萬方哩，一八三二年東北又生水災，基督教人士尤多盡力。遇有戰事發生，往往擔任救護難民工作，自革命軍興，以至于連年內戰，各處教會都會為救護難民而努力。如一九二五年齊廬內戰，滬寧一帶廬舍為墟，人民失所，南京教會便組織『戰地救濟會』，與『紅十字會』同時出發工作。近如九一八之役，三八之役，以及最近七七以後，各地基督教莫不聯合組織，禮拜堂盡成為『難民收容所』，天主教亦十分盡力，饒神甫在上海南京以及漢口等處設立難民區，賴以保全生命的，無慮數百萬眾。又曾奔走號呼，向中外人士廣募捐款。而更正教全國牧師教友，幾乎全體動員，為難民捐款服務，此為盡人目堵的事，將來當有專書記載的。
此外基督教人士曾熱心提倡農村合作，農村改造等等運動，自一九三三年『基督教協進會』在河北定縣討論平教運動，基督教的農村事業便為人所注意；以華北為最發達，如公理會在潞河舉辦的鄉村服務，保定樊家莊同仁學校的鄉村工作，灤東三縣的婦女教育，昌平清河龍山福山等處農村服務實驗，『銘賢學校』在山西改良種植，以及新德『農業試驗場』等等，可謂農村運動的先鋒。其他如『華東教會』亦多辦理農村事業，如甦州青年會劃唯亭為『農村服務區』，女青年會最初在遼寧四鄉，山東福山，廣東台山，江甦大場及宋墅辦理農村婦女教育。後來又在湖南漢壽，湖北皂市，四川壁山潼南溫江等縣，進行鄉村服務工作。『浙滬浸禮會』之于上虞『金陵神學』之于淳化鎮，『金大農學院』之于烏江，皆有農村服務的實驗工作。華南方面，如福州『協和大學』的『農村服務委員會』，新寧女青年會的服務鄉村，廣東協會在人和墟提倡農村基督化。華西方面，四川教會對于農村工作亦發生興趣，重慶成都皆有農村服務工作。江西基督教會在黎川縣舉辦農村實驗區，定縣有平教運動，凡此皆基督教對于農村運動的情形。最初在一九一四年有『義農會』的組織，及一九三二年農村合作的推行，全國成立『合作社』有八十余所。這些都是基督教對于社會服務的大概情形，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詳述，舉其綱要而已。
從上述的各種情形觀之，則知基督教在中國的活動，已有千三百年的經過，然而在中國社會上發生影響，卻為三百五十年來的事。其間得西差會的慷慨捐輸，煞費經營；西教士的歷盡艱苦，為道犧牲，奠定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基礎，豐功偉績，實有足多者。其對于中國所有的貢獻，固非片言所能盡述，而比較顯著的幾點，則莫如︰(一)介紹西洋科學，(二)改良社會風俗，(三)推行慈善事業，(四)提倡新教育；小之，影響于個人生活的改造，大之，影響于國家制度的變革。其在道德方面的主張，如提倡男女平等，糾正重男輕女的積習，主張一夫一妻制度，掃除納妾蓄婢的惡俗，尤其是積極奮斗的精神，使安常習故的生活發生變動，犧牲博愛的主義，使自私利己的心理受著刺激，獨一真神的祟奉，使多神偶像的迷信有所打擊。諸如此類，不獨在信奉基督教的三百五十萬信徒；咸能遵守，即一般社會人士，亦多受其影響。是則基督教的有助于我國近數十年的革新運動，實為不容否認的事實。
然而基督教亦自有其毋庸諱飾的缺點，即其傳布的背景，不幸與不平等條約發生關系，這雖在當時情勢有不得不爾的苦衷，非一般抱犧牲主義的教士們的素願，窿竟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上不易洗滌去的污點。是以有不少明達的西教士，曾經電呈各本國政府，願意脫離傅教條約的保護，與積極提倡本色教會。平心而論，謂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則可以，諾基督教甘心作帝國主義的虎倀，未免有點冤枉。不過為基督教本身計，今後應加倍努力于本色教會的完成，使教會的形式精神。得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與習慣打成一片。盡可能的範圍，減少西教士的派遺與經濟上的律貼，在行政上經濟上完全讓中國人去負責，像佛教一樣。佛教自印度輸入，自漢迄唐，固有不少西來高僧，負創造領導之責，然而降及今日，誰復有認為外國教呢？所以我希望基督教的中國化，能夠早日實現，可以減少許多不必有的困難。
其次是宗派的紛歧，實在予人以莫大詬病。這在西方固有其分門別戶的背景。而在中國實不必要有這種奴主之見。近數十年來大多數教會不無相當的覺悟，力謀聯合與統一；然而仍不乏固執成見是己非人的現象。例如浸禮洗禮的爭執，新教舊教的水火，尤為習見的事。天主教書籍中，往往痛詆路得為叛逆，更正教為**，即更正教中亦有自以為屬靈派斥他會為屬世。這種情形，我以為有亟謀改進的必要，不但希望更正教中的宗派主義漸臻消滅，更希望天主教與更正教間不應再有歧視。
再次是基督徒程度的低下，不能引起社會人士的尊重。初期基督教為求數量的增加，不問其對于基督教了解的程度如何，便貿然收容，使一般抱有他項目的的人，混跡其間，其行為，其知識，反給社會以不良印象，甚至引起許多社會的不幸。而今教友的程度雖已提高，大多數傳教士多受過相當教育，普通教友亦沒有借教行私的人，然欲使基督徒負起領導社會的責任，非有高尚的道德與豐富的知識不可。平心而論，普通基督徒的知識程度，原較一般民眾的水準為高，就識字一端言，基督徒中的文盲，不到十分之四，固可以證明過去基督教訓練的一班。但是時代是在不息的進展，所以基督徒更應站在時代的最前線，為一般社會的領導。此後基督教的布道界教育界著作界，當如何加緊這一方面的努力。
末了，要說到社會福音的問題。基督教雖注意于個人生活的改造，但決不是獨善其身的小乘宗教。要知道靈性生活的培養，目的是在增加精神力量，來負擔改造社會的責任。所以一方面應十分注重到靈修工作，一方面應激發教友的服務精神，決不能偏于一面，置國家社會于不顧。過去基督教不無此種偏枯，雖近年來對于社會福音的提倡，固已大見進步，然而猶有一部分基督徒只知自求受用，理亂不聞。要知道基督教所重的『得救』道理，『不能自救，決不能救人，不能救人，亦決不能自救』，其中有因果關系存焉。此後基督教如果不能努力于社會福音的提倡，以應付社會新潮流，恐將與佛教同樣要成為新社會的疣癤。因為此次戰事結束以後，中國社會必有很大的改變，這是今後基督教極應注意的問題。
上述區區，不過表示我個人在編完本書後的一點意見，本來是一種畫蛇添足的贅語，因為歷史是重在事實的敘述，不貴有理論的發表，所以就此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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