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教會的歷史雖然不長，但神卻早已借著的普通啟示，為福音在中華民族中的傳播，為中國教會的建立而預備了屬靈的種籽。

    在中國古籍中，記載有上古時代君主統領眾百姓，敬拜上帝的大祭，即「禮」。敬拜的形式和古代以色列人的祭禮十分相似，同樣要以牲畜作燔祭。

    中華先祖認識真神，這並不出人意外。因為，聖經說得清清楚楚，天下萬族，同出一本。離創世之初越近的人，便越了解上帝與人親密交往，大道通行天下的那個時代。

    今天的中國人似乎特別迷信，凡有華人聚集的地方，到處都是千奇百怪的偶像。其實，中國歷史上反對迷信、反對敬拜偶像的人也不少。孔子就教導他的學生們，不要講有關「怪、力、亂、神」之類的事，要「敬鬼神而遠之」。他在這里所說的「神」，完全不同與聖經所說的那位創造天地萬物的「神」。在中國古籍中，只有「天」、「天帝」、「上帝」，或者「皇上帝」、「皇天上帝」等，才指的是至高無上的真神，即上帝。

    孔子精通古籍，非常了解中華先祖本來所認識的獨一真神。這在孔子的言論中有很多明證。

    大家都知道，他所認定、並終身追求的，就是向世人解釋和宣揚他所了解的「天命」之真諦。用我們基督徒的話講，就是追求上帝的旨意，宣揚上帝之道。

    這里要指出的是，孔子手里沒有聖經，他不可能完全了解天命的真諦。盡管如此，他在終身的追求中，對天命有著非比常人的了解。例如，當有人問他拜哪個神更好時，他的回答是拜那個都不好，因為「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就是說，如果冒犯了上帝，求別的甚麼神都沒有用。這和聖經所說的除了耶和華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是一致的。

    孔子贊揚堯帝說︰「大哉堯之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帝為甚麼那麼偉大呢？因為，只有堯帝真正作到了處處以天意為至尊至大這個準則。這和聖經贊揚戴維王完全出于同一個理由。戴維之所以蒙耶和華喜悅，就是因為他順從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旨意治國安民。

    由此可見，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不是他有無神論傾向，而是他心中只有「天」，而不要敬拜鬼神。他所說的「鬼神」之「神」，指的就是山神、土地神、河神、灶神、等等。他們只不過是靈界的一些散兵游勇，根本不值得敬拜。

    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導中，核心的信息就是「敬天畏命」，這與聖經的中心信息也是十分接近的。

    古今中外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不敬畏上帝，不「敬天畏命」的人，為民則作奸犯科，為君則暴虐無道，這是鐵一樣的因果律。因為，人是有罪性的，一旦放縱私欲，就會受到惡的轄制，就會有敗壤的心思意念和言語行為。孔子之所以要「興滅國，繼絕世」，提倡「克己復禮」，就是想回到堯舜時代「惟天為大」、「敬畏天命」的理想狀態中去。

    孔孟這種對「天命」的追求，使中華民族受到長期的燻陶，無形中為福音在中華民族中的傳播，預備了心理上的沃土。(首刊于「真理報」1999年9月號)

    二

    另一位認識真神的古代名人，就是老子。雖然老子在死去好幾百年後，被道**捧成了甚麼「天尊」，甚麼「老君」，其實老子也是一個對天道有深切感悟的人。他在《道德經》中明白無誤地講到，天道是萬物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句話與聖經所講的「太初有道」(約1:1)，真是驚人地相似。老子和聖經都認為，創世以前，只有道是自有永有的存在者。道就是天地萬物的根源和創始者。然而，世人卻背離了天道，所以人間世事才錯亂荒謬。

    但是，他又預言，大道既隱，必有聖人出現，來拯救世人。這個聖人，並非儒家所說的，像孔子、孟子那樣道德高尚、學問出眾的人。他所說的聖人，是天道的化身。只有這樣的聖人「知其榮、守其辱」，犧牲自己，才能夠拯救眾人。(請參閱遠志明弟兄的《老子VS聖經──跨越時空的迎候》一書，台灣《宇宙光》社出版)。

    老子曾期望出現一位與天道合一，作天下萬民榜樣的聖人，由來彰顯天道的光明與永恆，使普天下的人都歸向，從而普救世人，將眾人從過犯中領回來。不想，老子西出函谷關四百多年後，他所預言的聖人卻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恆出生。聖經說他就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道成肉身」，就是「天道的化身」，含意完全相同。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並未明言那位聖人是哪國人。而且，他留下這部唯一的著作後，就騎牛西行，去而無蹤。

    我們雖然不能說老子的《道德經》就像聖經一樣，是從神而來的默示，但他的話語中確實包含著非常深奧的道理。聖經是神的特別啟示，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最高權威。但是，神也常常借著所創造的宇宙、自然現象以及人們的思想和言語，來開啟我們的心智。這就是神的「普通啟示」。人的智慧和良心，本身就是神賜給每個人的裝備，好讓我們運用這兩樣裝備來認識神的真理。正是因為有了像老子和孔子這樣一些善用智能和良心的大師，中華民族才得以維系數千年而不墜，這不能不說是出于神的憐憫和保守。我們固然不可以把老子或孔子的言論等同于聖經，但他們的智慧中確實包含著神的「普通啟示」，因而在一定的條件下，起到了為福音的傳播預備人心的作用。反過來講，也只有在聖經真理的光照下，透過這類「普通啟示」而來的道理，才能得到最後的升華與成就。(首刊于「真理報」1999年10月號)

    三

    聖經的啟示告訴我們，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的。但是，人卻濫用上帝所賜予的自由意志，選擇了一條背逆造物主的險路。然而，上帝的形象仍然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存留著，使人們有能力在福音的啟發下領悟上帝的正道，並重新與造物主和好，使我們的靈魂得到拯救，獲取那與主耶穌基督聯為一體的永恆生命。按我的粗淺知識，我認為良知(conscience)就是上帝的形象留下的印記，或者說是上帝在人們心中預設的道德律。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十二到十五節講得很清楚:「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原來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法的稱義。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里，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這段經文給我們這些外邦人很大的安慰，因為其中包含著一個很大的應許。很多慕道友都有一個疑惑:假如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列祖列宗都因沒有機會領受福音而滅亡，我自己一人得救又有甚麼意思呢？

    有的人也會說，既然連古聖先賢如堯舜禹湯及孔孟者，都沒有機會听到福音，我這一介草民又何必另闢蹊徑呢？讀了上述經文，就可明白，上帝對那些從未听到福音的人是另有計劃的。倒是我們這些生在福音廣傳時代的人，切不可失去那上好的福份呵！

    魯伊斯(C.S.Lewis)指出，凡有人的地方，都會出現爭議。一旦爭議發生，人們或指責對方，或為自己辯解，都自覺不自覺地訴諸某一共認的行為標準，也就是判斷是非善惡的共認尺度。

    我們常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甚麼叫「人皆有之」?就是普遍地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無論男女老少，尊卑貴賤；無論東方人西方人，文明人野蠻人，古代人現代人，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是非標準。比如，不可以強凌弱，不可奪人所有，不可以怨報德，不可過分自私貪婪，等等。在世界各民族的傳統故事中，善與惡的對立隨處可見；由此可見，是非善惡之心超越了民族和文化的界限，而有著普世一致的特點。

    物質世界本身不會產生是非善惡的標準。例如狼吃羊，羊吃青草，都不存在是非問題。那麼，在人類的意識里，強者欺壓弱者為甚麼就不對呢?

    物質主義者認為，是非善惡之心是生產力發展所產生的結果，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並通過教育學習傳遞下來的。這一解釋听起來好象很有道理，但它卻無法說明為甚麼歷史上一些「天才」人物所發明的，違背人類良知的行為標準，雖可得意于一時，卻最終難免被人們拋入歷史的垃圾桶。例如本世紀在納粹德國實行過的排猶虐猶政策，曾有貌似有理的理論根據，有強大的宣傳教育機器加以灌輸，且有整個國家政權予以推行，到頭來卻在人類的良心面前遭到徹�}的破產。還有，如果說單單為了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產生良心的話，我們也無法解釋為甚麼人們要同情和保護巳經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者。「良心」應該允許人們毫不憐惜地把他們拋棄，以便減輕生產力發展的拖累才對。

    有的無神論社會學家也用「維系種族存續的本能」來解釋良心的來源，可是這一解釋無法說明人類為甚麼會有「舍身取義」的大智大勇，為甚麼會甘冒犧牲自己的危險而維護抽象的道義原則。「維系種族存續的本能」應該阻止這種犧牲才對，人的生命不正是種族命脈的承擔者嗎?

    魯伊斯認為，不去從上帝那里尋找良知的源頭，我們就永遠無法解開良知從何而來這個千古之迷。讓人們能夠識別是非善惡的良知，並非憑空產生于物質世界，也不能由人們通過約定俗成而形成。良知來自創造萬事萬物的上帝。正如他把物質運行的定律放在物質世界中那樣，他也把人倫道德的定律放在人們心里。孔孟之所以堪稱為「中華民族的良心」，就是因為他們順應良知的引導，竭盡全力，去探求「天命」的真諦，因「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而達到「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的境地。

    物質主義理論在人類的良知面前，遇到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我自己正是在深入思考良知問題時徹�}棄絕物質主義的。我想，這一世界觀的總破產，也必定會發生在人類的良知普遍覺醒之時。(首刊于「真理報」1999年11月號)

    在前篇文章中，我們很簡單地討論了上帝為了拯救中國人，早已在我們的心中預備下向往屬天真道的意念。這一點，從戴德生所講述的一件事情中，得到了清楚的見證。他于1853年初次來到中國，那時他只有二十二歲，「中國內地會」也還沒有成立。有一次，他和一位儒生談論基督的救恩，那位儒生听了，大受感動，便問戴德生︰「你們英國人認識這位耶穌有多久了?」當他听說英國人認識主耶穌已經二百多年時，便驚詫地問戴德生︰「你們那麼早就認識了他，為什麼現在才來和我們分享?」

    那位儒生急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凡是認識了基督真理的人，有誰不感到相見恨晚呢?

    然而，並不是上帝忘記了中國，事實恰恰相反，是我們中國人長期抗拒上帝的真道，硬著頸項往死路上走，一次又一次地錯失得到上好福分的良機。

    從歷史的記載來看，福音信息傳到中國的時間，實際上比傳入英國的時間還要早。有一些印度的文獻就認為，被稱為「東方使徒」的多馬，早在第一世紀就把福音傳到了印度和中國。這一點，因無法找到中國的歷史文獻印證而不能被史學家所確認。其實，在1623年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發現之前，中國古代文獻中也根本找不到有關景教的任何線索。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的歷代王朝都對史冊的編纂嚴密控制，一切不符合封建道統的內容，都被徹底刪除。難怪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安出土時，竟然沒有一個人弄得清楚碑文的內容。後來，經當時在華傳教的耶穌會修士確認屬基督教文獻之後，連西方學術界人士都認為是耶穌會傳教士偽造的。自那次的發現以後，學者查遍古代文獻，也沒有找到有關景教在中國傳播的任何記錄。由此可見歷代史家對非正統的宗教和學術思想的清洗，真的是十分徹底的。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二百多年後，人們才在位于甘肅西部沙漠中的敦煌「莫高窟」一個密封的佛教藏經洞中，又發現了景教曾在中國傳播的確切證據。至少有八卷混雜在佛教經典中的文獻中，包含明顯的基督教信息。雖然其中的文字和用語帶有太多佛、道及儒家意味，但多處提到「阿羅阿訶」(Elohim)、「彌詩訶」(彌賽亞)、「三一分身」(三位一體)、「室女誕聖」(童貞女生聖嬰)等等，毫無疑問是出自基督教的福音書。

    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記載，景教與貞觀九年(公元635年)由一位來自「大秦」(即敘利亞)的阿羅本傳至唐朝首都長安，並得到唐太宗的賞識，準許在京城及各地中心城市建立教會。雖然景教和佛教等外來宗教一樣，受到儒家學者和道**的抵制，但在二百多年里，一直在中國各地傳播，直到公元845年才在唐武宗對佛教的大**中遭到魚池之殃，從此湮沒無聞。在四百多年後的元朝，這一宗派再度傳入中國，當時的中文譯名是「也里可溫教」。元朝末期，這個教派再次失傳，沒有留下太多的資料可供研究。

    景教自公元635年傳入長安之後，在將近二百年的時間里興旺發達，全國各主要城市都有教堂或修院，也很可能吸引了不少中國信徒。

    然而，為什麼經過二百年的發展之後，竟然會因遭受到一時的逼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這是很令人費解的一件事。

    縱觀基督教的二千年歷史，在其最初傳播到一個地區時，總要遭遇到原有宗教或所謂「正統」意識形態的頑固抗拒。大規模的逼迫，在世界各地都曾發生過，但因為遭受大**而被徹底消滅的例子還真是少見。如果不是教會本身的屬靈生命中的問題，由主耶穌親手建立在「盤石」上的教會，怎麼會被人世間的潮流所沖垮呢?中國大陸教會在經歷了「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之後，仍能夠重新站立，並在重重困難之下不斷壯大，說明神所建立的教會是人的手所無法摧毀的。

    那麼，我們怎樣看唐代景教的湮滅無蹤這件事呢?直接的原因是武宗滅佛，景教遭到池魚之殃。但這仍然不能回答為什麼發展了近二百年的教派，竟然不能經受一時的逼迫這個問題。一些西方教會歷史學家認為，景教未能經受住大**的主要原因是:

    (1)雖然經過了近兩個世紀的發展，景教基本上仍然是一個以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來自中東的商人)為主的宗教團體。

    (2)景教由于遠離母會(遠在敘利亞)，不能及時得到來自母會的人力和屬靈的支持。

    (3)景教過分仰賴唐朝皇室的政治保護，沒有能夠在普通人民群眾中扎下生命的根基。

    (4)景教僧侶和佛教僧侶一樣，積累了過量的財產，招致儒道兩家的妒嫉，最後也引起朝廷的不滿。

    上面所列舉的問題，可能都有助于說明景教被湮滅無蹤的部分原因。但是，我認為其屬靈生命上的問題才是最根本的。經過近二百年的發展，景教仍然只是外國人的宗教這一點，我們找不到很多證據來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斷。在那麼長的年代中，未能吸收大量本地信徒似乎也太出人意外了。對此我們不妨存疑，並不影響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重點。

    從現有的數據看，景教在屬靈生命上的確存在致命的缺陷。也許因為來華傳教的景教修士找不到更好的助手來幫助他們翻譯經典和文獻，所以不得不依靠佛教僧侶來幫忙，因而使得景教文獻中滲入了太多的佛教𩓚語。例如，「上帝」一詞被譯成了「佛」，「浸禮」被譯成了「受戒」，「基督徒」被譯成了「善智識」，還有提到「彌詩訶」(即彌賽亞)降世要「普渡眾生」等等，讓一般讀者很難分清這些與佛教經文有何不同。另外，景教修士也和佛教僧侶一樣不結婚、剃光頭、敲木魚誦經、為死人超度，等等。難怪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他們只不過是另一種「佛**」而已。如此看來，景教之所以在武宗滅佛中受到同樣對待，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信仰方式和信仰的實踐，都太像佛教了。他們惟一有別于其它宗教的標志，也許就是十字架了，因而景教修院被稱為「十字寺」，景教修士則被稱為「十字僧」。

    那麼，景教的覆滅對我們自己的信仰實踐有哪些借鑒意義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堅固的信仰原則，要認定主耶穌的教訓和主耶穌所行出來的榜樣，在社會潮流、文化環境乃至政治的壓力下，都不可動搖自己的信仰原則。雖然今天的基督教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信仰體系，不容易發生與別的宗教觀念相混淆的事，但在來自外面的環境影響之下，教會因喪失了自己的信仰原則而被世界所吞沒的例子並不少見。可以說，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就在于基督救恩的獨特性，這是基督教屬靈生命的根本。在這一點上有任何的妥協或含混，都會給教會帶來嚴重的傷害。(文載真理報2000年1-2月號)

    天主教和景教在元末明初的大動亂中消聲匿跡之後，又過了將近二百年的時間，才有天主教宣教士再次嘗試去中國宣教。

    在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過去，歐洲無論在工商業還是文化教育上，都落後于中國。但從十五世紀開始，歐洲在新興手工業和海外貿易的帶動下，經濟文化開始蓬勃發展。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家，先後到達印度和美洲，並成功地完成環球航行，這使他們在貿易以及開拓海外殖民地方面佔了先機。發端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帶動了歐洲學術文化的空前繁榮。當時的歐洲文明正是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並隨著他們的遠洋商隊、探險隊、海外殖民者和宣教士，把歐洲的科技、文化和宗教帶到了全世界。

    葡萄牙人率先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開通了從歐洲到印度的航道。接著，他們進而通過馬六夾海峽，開通了到達中國的航道。在十六世紀初期，他們已經常常在中國南方的港口出現。但當時的中國政府不歡迎任何外來訪客，凡來往外人一律驅逐。可是，不久之後，大約是1553年前後，葡萄牙商人運用賄賂手段，使當地政府準許他們在澳門上岸「晾曬貨物」。然而，從1557年開始，他們進一步在澳門建造住宅，長期居留。從此，澳門成了歐洲商人和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

    天主教宣教士緊跟著歐洲商人和探險家的腳步，來到中國南方口岸。耶穌會修士沙勿略(FrancisXavier)于1542年到達果阿(Goa)，他抱定心志要把天主教傳遍整個東亞地區。1549年，他赴日本開展宣教工作。在那里，他了解到日本文化的源頭在中國，更加強了他去中國宣教的熱心。他甚至認為，假如中國歸向天主教，日本就必定會追隨其後，成為天主的子民。1551年，沙勿略返回果阿，和他的一些朋友和同工準備去中國的行程。1552年，他從印度出發去中國，並且找到一位受過天主教教育的中國人隨行擔任翻譯。他到達中國外海的一個稱為上川(音譯，ShangCh-uan)的島嶼之後，就開始招集一些當地青少年，教導他們天主教的基本教義。可惜的是，就在他想方設法準備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卻患上重病，並且不久便去世了，使他向中國人傳教的大計劃功虧一簣。

    十六世紀下半葉，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了永久性據點。與此同時，西班牙也在菲律賓發展他們的勢力。這其間，曾有一些天主教宣教士試圖從菲律賓或者澳門進入中國，但都不成功。直到意大利耶穌會修士羅明堅(MichaelRoggierius)于1579年奉命來到澳門之後，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一到達，就開始學習中國的「官話」(Mandarin)，而不是澳門當地的方言－廣東話。因為，他已經了解到，要去中國內地宣教，不學好這種中國的儒生和全國官員所通用的語言是不行的。

    羅明堅多次試圖進入內地，但除了短暫地訪問過幾次廣州之外，他的努力在明朝閉關鎖國政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踫了壁。同時，他在學習漢語上，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他甚至找不到一位願意教他中文的老師。據說由于他在遭遇到許多挫折之余，有一次站在窗前，面對中國大陸，悲痛地喊著說:「岩石啊，岩石，你何時能開啟呢？！」

    果然，「岩石」終于開啟了。1583年，又有兩位耶穌會修士來到澳門，作羅明堅的同工。其中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瑪竇(MatteoRicci)。正是由于他的工作，使天主教在中國的宣教事業真正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利瑪竇的宣教活動

    利瑪竇(MatteoRicci)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馬奇拉達市(Macerata)一個貴族家庭。他自幼就是一個聰穎過人的學生。他父親要他去羅馬學習法學，準備將來作律師，然而他卻加入了耶穌會，作了修士，並決心去海外宣教。他于1577年被差遣赴遠東地區，于1582年到達澳門。一到那里，他便立刻開始學習中國官話(國語)。

    就在他到達澳門的第二年，他和羅明堅(MichaelRuggerius)一起在廣東肇慶市找到了一個固定的立足點。雖然明朝對外國人入住內地的限制仍未放松，但是由于羅明堅曾為當地官員處理涉外事務做翻譯，深得賞識，因而特許他在城內居住。他們最初雖然沒有隱瞞自己的信仰，但也沒有公開他們的宣教意圖，是說他們對中華文明仰慕已久，因而來此學習中國的典章文化。他們帶來了世界地圖，向來訪者指出歐洲的國家在那里，有時也送一些鐘表之類的小禮品，以吸引人們的好奇心。等他們認識了一些當地儒生和官員後，便進一步和他們探討學問，並向他們介紹西方的學術文化，這樣慢慢地把話題引到宗教信仰方面來。

    在這里，利瑪竇繼續學習中文，並深入研究中國的經典著作。不到一年，他已經把四書譯成了拉丁文。他研究中國典籍的目的，就是想多多了解中國人的思想和信仰，以便尋找一個向中國人傳教的適當切入點。

    有趣的是，他們開始以為中國的和尚和他們自己在西方的身份相當，都是職業宗教人士、僧侶，都不結婚，所以在初次進入內地時，特意穿上袈裟，剔了光頭，裝扮成和尚的模樣。後來發現，和尚在當時中國社會的地位並不是很高的，反而是儒生在社會上享有更高的地位，進可為官為宦，管理國家和地方政務；退則成為紳士，仍然是一鄉一鎮的領袖人物。于是，他們便脫下袈裟，改穿當時儒生的服飾，以便贏得民眾的尊敬和儒生、官吏的接納。

    他們的這一宣教策略是植根于耶穌會，甚至整個天主教的傳統之中的。自從第三世紀康士坦丁把天主教尊為羅馬帝國國教，並強制國民改信該教以來，天主教就處處以上層統治者為主要著力點，力促一國一族自上而下地改變信仰，歸入教皇的名下。羅明堅和利瑪竇爭取儒生認同的目的，就是因為看到他們掌握著通往高層統治階級的鑰匙，有靠著他們，能一步步地向上攀登，最終接近中國的皇室。而一旦使皇室了解了天主教的信仰，就有可能逐漸感化他們，並從他們中間產生出中國的「康士坦丁大帝」來。這不僅僅是他們的如意算盤，他們也為達成那個看似遙遠的目的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在他們結識的一些官員幫助下，他們于1585年去內地旅行，並一度到達杭州。1588年，羅明堅返回歐洲，不久即去世，中國的宣教工作便完全由利瑪竇負責。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被逐出肇慶，但他們又在潮州建立了據點。他于1594年進一步深入內地，一直到了南京，但不幸被逐，卻在江西省的南昌落下腳。1599年，利瑪竇首次進入北京，但未能找到落腳點，好回到南方，在南京找到了住處。在那里，他認識了幾位真正對天主教教義感興趣的儒生，其中就有中國天主教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徐光啟(PaulHsu)。徐光啟全家信奉天主教之後，對他家鄉的普通群眾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他的故鄉徐家匯也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國的最古老、勢力最大的根據地。

    1601年，利瑪竇的長期努力有了結果－他終于成功地進入北京，並被準許居留下來。由于他對中國和西方學術文化的廣博知識以及他對中華文明所表現的認同和敬仰，他很快就成了京城里儒生和大小官員最喜歡結交的人物。據說有很多儒生，其中甚至有翰林學士，都改奉天主教了。1610年，在徐光啟的大力協助下，耶穌會修士們又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宣教據點。然而，也就是在這一年，利瑪竇在北京病逝，並被埋葬在皇城內某個太監家的後院里。

    利氏雖然死了，生前甚至未能見到中國的皇帝－他心目中的「東方康士坦丁大帝」，但他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他開闢的宣教工場，他所推行的宣教策略，以及他對中國文化所作的研究和解析，都成了後來的宣教工作不可缺少的資源和指引。他和徐光啟等人所翻譯的大量西方科技、數學、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學術方面的文獻，也給中國的知識界帶來了新知識、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中國學術文化的進步。對與天主教來講，最重要的是利瑪竇為其宣教事業打開了通往中國內地，通往明朝首都北京的門戶，直接造就了第一代中國信徒，並建立了潮州、南昌、南京、上海和北京的永久性宣教據點。他的功勞應該說是非常了不起的。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宣教活動

    利瑪竇(MatteoRicci)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後，耶穌會的宣教工作並未因此而受到任何影響，羅馬教廷委任另一位在華宣教的耶穌會修士，來自意大利西西里地區的洛拔蒂(NicoloLogobardi)接替利瑪竇的職務。從1610年到1613年間，又有六位耶穌會傳教士被差派來華。1615年，來自法國的耶穌會修士金尼閣(NicholasTrigault)從中國返回歐洲，向各天主教國家的王室貴族宣傳他們在遠東地區的輝煌成就，取得了一筆固定的資助，使耶穌會在中國的宣教事業有了財政上的保障。

    在1606年，因著利瑪竇的推薦，熊三拔(SabbatinodeUrsis)被派來華，協助主管天文歷算的「欽天監」修訂朝廷的歷法。此事並未因利瑪竇的去世而發生變化，反而更因西歐歷算的精確，加上徐光啟等人的大力保舉而受到明廷的器重，于1611年委派熊三拔主持歷法的修訂。從這時起，直到1644年清軍入關建立滿清皇朝為止，除了1616年至1622年間因範禮安(AlphonsusVagnoni)被禮部懷疑與「白蓮教」之亂有牽連而招致對天主教的短暫逼迫之外，耶穌會在中國的宣教事業保持了不斷壯大的態勢。

    在這期間，也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宣教士，特別是方濟格會(Franciscans)和多明我會(Dominicans)修士，多次從菲律賓經由澳門等地進入中國內地，但很少有像耶穌會那樣成功建立永久性居點的例子。

    從1620至1629年，又有十九位耶穌會宣教士來到中國，使天主教在中國各地都建立起了宣教的根據地，甚至遠在內陸的西安府都有了天主教教會。就在這時，熊三拔于1620年去世後，鄧玉函(JoannesTerrentius)接替他的職位。可惜，這位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的朋友未能為中國的天文歷算作出太大的貢獻。他在接掌「欽天監」後不久便謝世，由湯若望(JohnAdamSchallvonBell)接替他的工作，同時也成為天主教宣教士中最有威望的領袖人物。

    這些耶穌會宣教士的工作是卓然有成的。據史家記載，明朝末期中國的天主教信眾人數大幅增加，單是在明朝宮廷內就達到540之眾，其中包括後妃、皇族、宦官和王公大臣。此外，他翻譯介紹的西方科技和學術著作，也使中國知識分子接觸到了當時西歐最先進的學術文化和科學成就。例如，除了利瑪竇和徐光啟等人的著作和譯作外，熊三拔著有泰西水法六卷，後由徐光啟收入農政全書；金尼閣所著奇器圖說，由王征翻譯成中文；鄧玉函編著崇禎歷書100卷，後來收入清朝編纂的四庫全書，改名為新法算書；湯若望編著的古今交食考、渾天儀說、西洋測日歷、遠鏡說、測食說、西洋新歷法書等等，對于豐富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促進中國科技和學術文化的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清軍入關之後，在那場改朝換代的大動蕩中，天主教的勢力雖然難免遭受一些沖擊，卻沒有像景教在唐末或元末那樣遭遇到滅頂之災。相反，隨著清朝統治地位的確立和穩固，耶穌會在華宣教工作很快便恢復起來，並且繼續成長。湯若望雖然曾幫助明廷鑄造鐵炮，用以抗拒清軍，清廷似乎並不怪罪他，順治皇帝還延用明朝的做法，讓他仍舊主持「欽天監」天文歷法的修訂工作。後來，為了表示對其工作的賞識和對其學術成就的推崇，順治皇帝給湯若望和他遠在意大利的父母都封了爵位，而且在皇宮里面賜予土地，以建造住宅和教堂。這次所造的教堂，便是北京城里歷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教堂，至今仍完好保存的「南堂」。

    康熙時期天主教的發展

    由于順治皇帝對湯若望的禮遇，使天主教的傳播得到強有力的保護。到十七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天主教信徒已經達到十幾、二十萬，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山東、陝西、江甦、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順治皇帝于1662年去世之後，六歲大的康熙繼位，由幾位攝政王把持朝政。他們開始時還能維持順治時對傳教士的禮遇，但過了不久，就在堅決反對天主教的大臣楊光先和因重用西方傳教士出掌「欽天監」而失勢的阿拉伯天文歷法學者的合力攻擊之下，致使攝政王于1664年發動了對天主教宣教士的逼迫。湯若望和他在「欽天監」的助手南懷仁(FerduandusVerbiest)都遭到監禁，甚至準備要處死所有的西方宣教士。然而，由于皇太後的干預，再加上突然發生地震，攝政大臣們擔心上天降災害，便將他們釋放，但「欽天監」的天文歷算工作則交給阿拉伯學者負責。

    1666年，湯若望在北京逝世，被安葬在利瑪竇的陵墓旁邊。1668年，康熙從攝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奪回主政大權。他指責楊光先和他的阿拉伯朋友所修訂的歷法不夠精確，故命令南懷仁等天主教宣教士和阿拉伯學者比賽，看誰的算法更準確。最後，康熙評斷西方宣教士取勝，南懷仁于1669年入主「欽天監」，接續湯若望的事業。楊光先被判死刑，但念他年老體衰，故恩準他告老還鄉。

    南懷仁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常要他講解西方數學、科學及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識，並授予他從一品頂帶。南懷仁于1688年逝世，埋葬在利瑪竇和湯若望的墳墓旁邊。康熙繼續重用天主教傳教士主持「欽天監」的工作，並請幾位法國耶穌會修士為自己和皇子們講授西方天文、地理、數學、科學、人文及宗教知識。這幾位傳教士在寫回本國的書信中，都樂觀地認為康熙皇帝已經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國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沙勿略(FrancisXavier)和利瑪竇等人理想中的「東方康士坦丁大帝」即將出現在「中央帝國」(TheMiddleKingdom)。

    康熙是否準備皈信天主教，仍可存疑。但從他所作的七言律詩基督死的內容看，他對福音書的信息顯然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耶穌基督的事跡也明白無疑地打動了他的心。請看他的詩是怎樣寫的:

    基督死

    功成十字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兩番雞。

    五千鞭撻寸膚裂，

    六尺懸垂二盜齊。

    慘慟八垓警九品，

    七言一畢萬靈啼。

    這首詩把主耶穌受難的事描述得十分完備，文字簡潔、生動。如果沒有熟讀聖經，絕對寫不出來。十字架、彼得三次不認主、鞭撻膚裂、與二盜同死以及「十架七言」等，都有所交代。詩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確表明康熙有讓中國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寶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所謂「禮儀之爭」及其後果

    康熙幾乎接受了天主教信仰，這點在他所寫的基督死一詩中表達得十分清楚。不過，他所願意接受的天主教信仰，就是利瑪竇所闡釋的，與中國的儒家禮教相融合的天主教。其中最有指標性意義的，就是對祭祖和祭孔的態度。利瑪竇在深入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之後，清楚地認識到祭祖和祭孔在中國人心目中近乎神聖的地位。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講，祭祖是他們最重要的宗教活動，也是他們維系家族傳統的有力手段。而祭孔則是當時國家體制中的盛大慶典，與朝廷科舉選士制度緊密結合，對于維護皇朝官僚統治體制的傳承，有著無可代替的功用。因此，祭祖和祭孔是關系到整個皇朝統治基礎的大事，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廢棄的。

    利瑪竇看清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就想要繞開這個阻礙中國人，特別是阻礙士大夫和上層貴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問題。利瑪竇借用中國古籍中的「上帝」一詞指稱聖經中的創造主耶和華神。他指出祭祖和祭孔不過是表達人們對祖先和古聖先賢的懷念及感恩之情，就像西方人去墓地向故人獻花憑吊一般，並沒有什麼屬靈的意義。他甚至認為供在家里的祖宗牌位和孔廟里的孔孟牌位，都是祖先和聖賢的象征，並沒有鬼神或靈魂附在其中。因此，他認為中國人信仰天主教之後，仍然可以參加祭祖和祭孔的典禮，要他們心中不把所祭拜的對象看成神靈，也不敬獻供品就可以了。

    自利瑪竇提出以上解釋之後，在華傳教的耶穌會修士都認同他的做法。他們這種對中國傳統禮儀妥協的態度，得到康熙皇帝的贊賞，這也是他得到朝廷保護的關鍵所在。然而，繼耶穌會之後來華傳教的其它宗派中，有很多並不認同利瑪竇所作的闡釋，因而一方面在中國與耶穌會爭辯，另一方面也去歐洲散布攻擊耶穌會流言，尤其是屢次上書給教宗，要求就所謂「中國禮儀問題」作出裁決。當時的教宗先是按多明我會(Dominican)和方濟格會(Franciscan)修士的告訴否決了耶穌會的作法(1645年)，後來又接受耶穌會的申辯，認可了他們的作法(1656年)。但是，反對派卻一直不服，不斷抗爭。耶穌會也努力維護自己的立場，並要求康熙作出裁定，康熙亦于1700年11月30日宣布了他對耶穌會的支持，並將敕文寄給教廷。結果，教廷卻認為耶穌會讓一位世俗君主裁定教會事務是很嚴重的錯誤，因而新教宗格勒門十一(ClementXI)于1704年11月20日正式發出諭令，禁止用「上帝」一詞稱呼造物主，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1705年，教宗特使多羅(CharlesMillarddeTournon)，要求康熙允許中國信徒遵守「禁約」。康熙先以禮相待，後來因對方態度頑固而發怒，將多羅驅逐出境，軟禁在澳門的一處修道院里，直到病死在那里。

    教宗又于1715年宣布諭令，再次強調中國信徒不可祭祖祭孔，不可用「上帝」一詞，並再帕特使嘉樂(JeanAmbroseCharlesMezzabarba)來華，試圖說服康熙。嘉樂于1720年11月25日抵達北京，康熙于12月2日召見，次日又設宴款待。12月17日再次召見，明確答復他拒絕教宗諭令，並在教宗諭令上朱批說:「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嘉樂遂被驅逐出境。

    1722年康熙逝世，雍正繼位後采取了更加嚴厲的禁教措施。從此以後，在一百多年里，清廷嚴禁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直到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國門為止。這其間有少數天主教宣教士秘密進入中國，在各地活動，信徒人數也大幅度下降。

    關于康熙的天主教信仰

    康熙于1662年繼皇帝大位之初年僅六歲，在幾位攝政王的把持下，曾對西方傳教士和天主教發動過一次短時期的逼迫。然而，康熙于1668年從攝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奪回主政大權之後，重新采取了保護天主教宣教事業的政策，並仍舊啟用西方宣教士南懷仁入主「欽天監」，接續湯若望的事業。南懷仁逝世後，康熙繼續重用天主教傳教士主持「欽天監」的工作，並請幾位法國耶穌會修士為自己和皇子們講授西方天文、地理、數學、科學、人文及宗教知識。

    這幾位傳教士在寫回本國的書信中，都樂觀地認為康熙皇帝已經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國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然而，由于後來發生的所謂「禮儀之爭」，卻使康熙最終與羅馬教廷鬧翻了臉，西方傳教士造就一位「東方康士坦丁大帝」的理想功虧一簣，至今仍為中外天主教人士及眾多教會史家唏噓扼腕，痛悔不已。他們認為如果當年教宗與康熙達成共識，今天的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國家，中國的歷史也許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這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想法。天主教在華宣教事業所遭遇到的挫折，必須放在中西宗教和文化的沖突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其中所牽涉的問題極其復雜，而所謂「禮儀之爭」則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已，有沒有它都不會改變歷史發展的大勢。

    那麼，康熙是否如天主教宣教士所言已經皈信天主教呢?從他所作的七言律詩基督死(參閱本報今年七月號第十三版拙文)的內容看，他對福音書的信息顯然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耶穌基督的事跡也明白無疑地打動了他的心。詩中有「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確表明康熙有讓中國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寶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康熙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心意在他的另一首詩生命之寶里，似乎得到更為明確的印證:

    天上寶日月星辰，地上寶五谷金銀。

    國需寶正直忠臣，家需寶孝子賢孫。

    黃金白玉非為寶，有生命一世閑。

    百歲三萬六千日，若無生命最可憐。

    來時胡涂去時亡，空度人間夢一場。

    口中吃盡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間最大為生死，白玉黃金也枉然。

    淡飯清粥充一饑，錦衣那著幾千年。

    天門久為初人開，福路全是聖子通。

    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份得永生。

    從這首詩的最後四句中，我們看到康熙皇帝確實有接受基督為救主的心願。但從他後來的作為來看，他皈信天主教的過程並未最終達成。這樣的結果究竟是羅馬教廷對中國傳統禮儀的態度所造成的呢，還是康熙自身的內心狀況所造成的?我認為是後者，因為他無論對天主教信仰有多少寬容，有多少期待，對聖經和天主教教義有多少了解，他仍然是一位深受儒道兩大傳統影響，並以之為中華文化的「正統」(Orthodoxy)的封建君主。當西方宗教文化傷害到這個所謂的「道統」時，他仍然毫不猶豫他選擇本國的宗教文化傳統，而放棄外來的所謂「道德文明」。話又說回來，即使康熙真的作了「東方康士坦丁大帝」，強迫國人把天主教尊為「國教」，那又能怎樣呢?我相信歷史的邏輯發展，仍然會迫使後來的人采取同樣的排外行動。

    基督教在中國宣教的發端(一)

    在進入這個題目之前，我想簡略談談基督教與天主教的異同，以便為初次接觸這個問題的讀者提供一點背景知識。

    在一般英文文獻中，基督教(Christianity)實際上包括了天主教(Catholicism)、東正教(Orthodoxy)和基督教新教(或者更正教)(Protestantism)。但是，在中文文獻中，「基督教」一詞則專指新教或更正教。基督教新教與天主教在歷史上有淵源承接的關系，兩者在信仰上也有一定的共同點，但也存在著重大的分歧。

    我們從新約聖經，特別是從使徒行傳中了解到，基督教會是主耶穌親自選召並訓練出來的幾位使徒如彼得、約翰、多馬和保羅等人，按照主耶穌的教導在他升天之後的幾十年里建立起來的。而真正建立教會的，則是與這些使徒同工的聖靈。在聖經里，聖靈有時稱為「上帝的靈」，有時稱為「基督的靈」，是三位一體的上帝的一個位格。所以，聖經也說教會是上帝親自建立的。

    當主耶穌把建立教會的聖工交給使徒時，並沒有指定由誰來作眾使徒的首領，所有的使徒和門徒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完全平等的。聖靈借著幾位使徒，特別是保羅的工作，在第一世紀內已經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了小亞細亞、歐洲和非洲。那時，耶路撒冷是最早的福音發祥地，因而那里的教會在各地信徒心目中有一點特殊的地位。此外，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希臘的哥林多、意大利的羅馬和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等地的教會，都是當時傳福音的主要根據地，地位上是不分伯仲的。

    但是，在主歷313年康士坦丁大帝歸信基督教之後，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境內逐步確立「國教」的地位。羅馬的教會便開始假借世俗政權之力，擴充自己的勢力，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們所找到的一個理由就是，彼得是使徒中為首的，而主耶穌也指著彼得說過「我要把教會建立在岩石上」，因此彼得繼承了主耶穌的權柄，而彼得又將此權柄傳給了羅馬教會的領袖。當然，這在聖經上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主耶穌所說的「岩石」並不是指彼得，而是指主耶穌自己。盡管如此，羅馬教會還是憑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把自己凌駕于眾教會之上，並最終宣稱本會的主教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他所說的話都和聖經一樣是出自上帝的啟示，是絕對無誤的。這就是教宗(或教皇)的由來。

    羅馬帝國首都東遷至君士坦丁堡之後，那里的教會主教便同樣想借著政權之力提高自己的地位，試圖與羅馬教廷爭奪對普世教會的主導權。後來，于1054年隨著東西羅馬帝國的**，兩地教會也分道揚鑣，成為以羅馬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正教。前者首先在西歐傳播開來，後者則主要在希臘、東歐及俄國建立了正統地位。

    經過差不多十個世紀的發展，到十五、十六世紀時，羅馬教廷已變得非常腐敗，完全失去了聖經的根基和使徒時代教會的本來面目。所以，從1517年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開始，許多堅定追求聖經真理的人，向羅馬教廷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運動，推動教會恢復使徒時代的聖潔，借著聖靈的力量重新把教會建立在聖經真理的基礎之上。英文Protestant,原意是「抗議者」，由他們建立的教會，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Church)，在中文文獻里就是與天主教相區別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國宣教的發端(二)

    從1517年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開始，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Church)首先在德國建立起來，這就是所謂的「路德會」或者「信義會」(LutheranChurch)的開始。這個宗派之所以稱為「信義會」，就是因為馬丁.路德強調「因信稱義」的信念，以此對抗天主教的「教皇無誤」論，以及當時羅馬教廷用「贖罪券」赦罪的做法。

    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之後，在歐洲引起連串反應，先後有加爾文(JohnCalvin)和慈運里(HuldreichZwingli)在瑞士進行宗教改革，建立改革宗教會。後來又有所謂的「再浸禮會」(Anabaptists，不承認嬰兒期所受的洗禮，要在重生得救後再次受洗)和門諾會(Mennonotes)在中歐、北歐發起的獨立教會運動，以及清**(Puritans)和分離宗(Separatists,主張從受世俗政權控制的國教中分離出來)在英國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當他們在本國受到天主教和世俗統治者的殘酷逼迫之後，他們有的就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以新教教義為本的新政府；有的則流亡異國，在新的國家爭取宗教信仰的自由。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十六、十七世紀有大量新教人士移民北美洲，而在他們的主導下建立起了美國這個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和宗教完全分離的新國家。

    在基督教新教問世後的最初幾十年里，教會受到天主教和專制政權的極大逼迫，以致除了在歐洲當地傳教，擴大教會勢力之外，還無力他顧，去世界各地傳福音。在「三十年戰爭」之後，新教已經在歐洲，特別是中歐和北歐，爭得了相當穩固的生存空間。此後，新教在英國也有很大發展，又借著移民北美，在「新大陸」獲得了自由發展的廣闊天地。

    但是，新教向歐美以外地區的傳播，則是在經歷了十八世紀宗教大復興之後才開始的。1793年，克理維廉(WilliamCarey)受英國浸信會(BaptistMissionarySociety)差遣赴印度宣教；1807年，馬禮遜(RobertMorrison)受倫敦會(LondonMissionarySociety)差遣赴中國宣教；1840年，李文斯東(DavidLivingstone)同樣受倫敦會差遣赴非洲宣教。從此，更正教的信仰便一步一步走向全世界，並對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全人類的宗教信仰、哲學思想、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科學技術以及政治法律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影響。

    我們對中國福音派教會的歷史回顧，也就必須從1807年馬禮遜來到中國開始

    馬禮遜來華

    馬禮遜是有歷史記載的第一位赴中國傳福音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Church)宣教士，他于1807年到達廣州。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遠在1624至1662年荷蘭人佔據台灣期間，就曾有荷蘭新教宣教士在那里向當地人傳福音。由于當時從福建沿海移民台灣的漢族人還不多，因此那時信主的主要是原住民，或稱為「高山族」、「山胞」。

    馬禮遜于1782年出生在英國北部一個稱為莫培斯(Morpeth)的小城鎮，父母都是很虔盞幕酵健Ｋ雜拙禿藶驅f，記憶力很強，十二歲那年曾在一夜之間背下詩篇中最長的第119篇全文，並毫無錯誤地覆述出來。

    少年時的馬禮遜也曾有過一段酗酒、狂歡、污言穢語的放縱生活，但他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經歷了重生的喜悅，成為長老會的會友。兩年後，他決志奉獻自己，作一名海外宣教士。1802年，他赴倫敦求學接受裝備，在那里領受到去中國傳福音的呼召，並于1804年向倫敦會(theLondonMissionarySociety)申請遠赴中國。

    當他還在倫敦求學期間，他就藉助大英博物館里收藏的一部中譯本聖經手稿學習中文。他曾對一位同學說:

    「且不論學習中文的困難和其它的困難－這些困難在我看來已經是非常大的了－我們若去，必定先有決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

    就是抱著這種「決死之心」，馬禮遜排除萬難，踏上了前往中國的征途。1807年一月，就要出發去中國了。可是，當時壟斷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卻極不同情宣教士的工作，至使馬禮遜無法直接從英國搭船，只好先轉往美國，再從那里乘船去遠東。

    他于四月間到達紐約，便托人幫忙找去中國的輪船。輪船公司的職員听說他要去中國傳福音，都覺得十分可笑。有人問他:

    「馬禮遜先生，你真的相信你能改變中國人崇拜偶像的習俗嗎?」

    「我不能，先生，」馬禮遜十分認真地回答道:「但我相信上帝會做得到。」

    五月十二日，馬禮遜乘船從紐約出發，經過三個多月的航行，于九月四日到達澳門。當他從海上看到中國的海岸線時，便從心底里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感嘆:

    「中國，啊，中國!」

    這一聲呼喚之中，包含著多少期待，又包含著對未來的多少疑慮啊!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遠離自己的祖國和親友，來到一個如此遙遠，如此陌生的地方，不為別的，就為著把上帝的福音傳給古老的中國。這需要多麼大的信心和愛心才做得到啊!

    這一聲呼喚，也讓我們想起，在馬禮遜去中國的二百年前，意大利耶穌會修士範禮安(AlexandreValignani)就曾在澳門等待十年，始終未能踏足中國本土一步。他在1606年臨死前，遙望著中國大陸的方向悲痛而絕望地呼喚道:

    「岩石啊，岩石!你何時才能開門呢?!」

    馬禮遜會不會重演範禮安的悲劇呢?中國會不會再一次讓來自西方的使者失望呢?在大海中開道路，在沙漠里開江河的神啊，您讓「岩石」開啟大門的時候到了嗎?

    中文聖經的問世

    大家都知道，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把聖經譯成現代德文，從而讓每一個德國信徒，都能夠直接通過神自己的話語，來尋求神的真理。後來的宗教史家都一致認為，這一點正是宗教改革ξW，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化產生強烈沖擊的地方。現代民族語文聖經的出現，打破了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對聖經真理的壟斷，使普通信徒不再單靠神父們的解釋，就可以憑著神所賜的悟性來領受神的旨意。其結果，就是歐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擺脫了羅馬教廷的思想禁錮，也使歐洲的宗教信仰和學術思想，從中世紀的封閉狀態中解脫出來。席卷整個西歐的民主化櫻　部芍苯幼匪蕕漿F代民族語文聖經的廣泛傳播。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稟承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這一傳統，每到一地，必先將聖經譯成當地當時的通行語文，好使當地人直接從聖經中認識上帝和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這一點，正是他們為當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貢獻。在中國也是這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獻給中國人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最早把部份聖經譯成中文的，是遠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據考證，唐代景教譯本有阿思瞿利容經(福音書)、傳化經(使徒行傳)、寶路法王經(保羅書信)、啟真經(啟示錄)、渾元經(創世記)、牟世法王經(摩西書，可能是出埃及記)、多惠聖王經(戴維王的詩篇)，等等。這些譯本雖未能流傳下來，但僅從標題的譯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語的很多影響。咋一看，幾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聖經，還是佛教經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譯過部份或全本的聖經。最早的中文聖經，出于十六世紀在中國宣教的耶穌會修士之手。

    馬禮遜于1807年來到澳門後，由于滿清政府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他一時無法進入中國本土。但他一點都不氣餒，相神必定會為他開路。所以，毫不遲延，草草安頓下來之後，馬上開始學習中文。很快，他便決定親手翻譯聖經。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後期到達澳門的同工米憐(Milne)的協助下，終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並于1823至1824年間出版。

    此外，英國浸信會派駐印度的宣教士馬士曼(JohnMarshman)，也想著要為中國人準備一本聖經。他和一位擔任澳葡政府翻譯官的亞美尼亞人拉沙(JoannesLasser)一道，花費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中譯本。後來，又有英國聖公會宣教士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德國宣教士郭實獵(又稱郭立士)(KarlFariedrichGutzlaff)、美國公理會宣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e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RobertMorrison)合作翻譯，于1840年前後完成的全本聖經，其中的新約部份題目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經太平天國刪改後采用作欽定經書。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憐、麥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布(JamesLegge)和克陛存(M.S.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謂「代表譯本」。由于參加者對神的名稱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兩種不同的譯本。

    1890年，上海在華宣教士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並于次年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文理(即文言文)、𧇍撗z和�Z三種譯本的翻譯工作。其中，「𧇍撗z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約部份，「文理譯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國語和合譯本則成為最受歡迎，也流傳最廣的中文聖經譯本。至此，「神的話語」正式成為中華文化體系中的一個無法忽略的組成部份，默默地發揮著淨化心靈，匡正世道的功效。

    馬禮遜在中國的宣教活動

    馬禮遜于1807年9月8日乘美國貨輪「三叉戟」號由紐約抵達廣州，但由于清朝政府嚴格禁止外國人在廣州居住，馬禮遜之好躲在美國商館里學習中文。翌年，馬禮遜轉往澳門，並于1809年2月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請，擔任其譯員。對于他接受這份工作的原因，他向倫敦會作了如下說明:

    「(一)可使我安全地居留此地；(二)大有助于我學習中文；(三)所得薪酬可減輕差會的財務負擔；(四)或可改變東印度公司敵視宣教工作的態度。」

    盡管如此，他對此項工作的心情仍然顯得相當矛盾，他表示如有更好的辦法使他專心于傳教工作的話，他「將十分高興辭去現職。」

    至于後來的學者指責他與走私鴉片的東印度公司掛鉤，從而使基督教(新教)的在華宣教事業有了一個「不光彩的」開始的說法，我認為應該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首先，對馬禮遜來講，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職務是可以使他長期居住在廣州，並合法地出入中國內地的唯一途徑。第二，當時的東印度公司還不是以走私鴉片為主要業務的。第三，當時人們對鴉片的認識就如同現在人們對香煙的看法一樣，認為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嗜好而已，因而並沒有非常強烈的道義理由讓那時的人自覺地反對鴉片貿易。而後來，正是在宣教士醫生的臨床觀察所積累的數據基礎上，才有越來越多的在華宣教士發起抵制鴉片貿易的櫻K在英國國內信徒的呼應下，最終迫使英國政府采取了限制，以至取締鴉片貿易的立法行動。第四，馬禮遜所提供的是翻譯服務，並未參與公司的決策和管理，對于該公司的歷史罪責不可能，也不應該負任何道義責任。所以，我認為上述的責難是毫無道理的。

    在馬禮遜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佔了很大的份量。上期中我們已經提到他于1823年在馬六甲正式出版了新舊約全書中譯本，這是他和中國助手們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結晶，也是他為中國人所準備的一份最寶貴的禮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p.24)

    此外，馬禮遜和後來的米憐(WilliamMilne)等助手一起，編印了很多傳講基本信仰的小冊子，免費分發給中國人。他們于1815年8月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MonthlyMagazine)，據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民營中文報紙。他又于1818年在馬六甲創立「英華書院」，開了中國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馬禮遜的另一項重大的文字工作是編纂華英字典，1817年在澳門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陸續出齊，共六卷，4595頁，其中僅從康熙字典里所收的漢字加英譯就達四萬余字。這是他對中英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貢獻。

    雖然馬禮遜在文字事工方面取得了如此豐富的成果，同時又要為東印度公司作翻譯，但他仍然在傳福音的工作上有所收獲。據記載，在他來華開展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他為第一位中國信徒施洗，以後就有更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位梁阿發成為中國教會史上第一位華裔牧師，也是馬禮遜在文字、教育和傳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之一。梁牧師所著的福音小冊勤世良言在當時曾廣泛流傳，影響到許多人，甚至後來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都是在這本小冊子的影響下決定發起成立「拜上帝會」的。

    馬禮遜在中國工作二十余年，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妻子和一個兒子都因病早逝，確實為主、為中國人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犧牲。他自己也因患急癥于1834年去世，終年五十二歲，死後安葬在澳門。

    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郭士立

    郭士立，又稱郭實臘(KarlFriedrichAugustGutzlaff)是德國人，受荷蘭差會(theNetherlandsMissionarySociety)派遣于1827年來到東印度群島(今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在那里開始學習馬來語和漢語。不久，又轉往新加坡、泰國一帶，繼續學習漢語文。從1831年開始至1838年，他曾不下十次去中國東南沿海活動，最遠到達中國東北的奉天(今沈陽)，以及朝鮮和日本。

    郭士立是一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宣教士，在文字宣教和街頭布道方面都很有恩賜；另一方面，他也從事了很多遭人非議的活動。中國的歷史書里有許多對他的指責，認為他為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和西方列強的侵華戰爭搜集情報，是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的間諜」。不幸的是，他自己寫的日記和專記中，也有很多記載似乎證實了這樣的指控。

    他第一次去中國沿海是1831年，那次他從泰國出發，經福建、浙江、山東，一直到達天津，之後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到澳門。他所帶回來的信息顯然引起了東印度公司的極大興趣，因而很快就決定資助他再次北上，並有一位該公司高級職員林賽陪同，另外還帶了一名制圖員。

    這次他們于1832年2月27日從澳門出發，經廈門、福州、台灣，一直到朝鮮和日本，這才于同年9月5日返回，歷時七個月。他們沿途探測航道、測繪海圖、收集文化、經濟、商業、政治及軍事方面的情報。當然，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對于推動傳福音的事工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所做的似乎並不是單純為了傳福音的工作。這一點，有郭士立自己的日記為證:

    「1832年6月30日上海

    我們巡視了(吳淞口)炮台，察看了這個國家的防務內部組織。炮台是一個極為巨大的結構。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腳的軍隊也能攻破它，因為他們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術，全部依賴于壁壘和圍牆的厚度火藥質量低劣，炮的保養和使用都極壞，點火口太寬，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確信有些炮對炮手們要比對他們所瞄準的敵方更加危及性命。」

    讀到這里，我真不知該作何感想!假如他真的是為傳主的福音而來，那他為什麼對中國的軍事設施如此感興趣呢?聯想到那時離鴉片戰爭爆發只有幾年的時間，聯想到英軍對中國幾處口岸炮台的摧毀性攻擊，有誰還能對郭士立牧師的「貢獻」有不同的解釋呢?

    從郭士立的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傳教士也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也會有普通人常有的弱點和局限。他們當中也會有一些信仰不純正、行為有缺失的人。在中國和西方列強發生直接利益沖突，甚至爆發戰爭的時候，也一定會有一些西方傳教士，背離自己的職責及對神對人的信實，采取一些與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動。對于這樣的事情，西方教會史家，特別是一些原駐華傳教士都有相當多的反省，我們中國基督徒更沒有必要一味地為之遮掩。

    最早來華的美國宣教士

    正當馬禮遜在中國艱難地開闢福音工場之時，美國的肢體也開始為中國的福音事工作準備。成立于1810年的美部會(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通過英國倫敦會(LondonMissionarySociety)的協助，了解中國工場的進展情況和發展前景，並派人赴英協商合作事宜。1820年，美部會聘請馬禮遜擔任該會的通訊會員，為他們提供有關信息和協助。1829年，該會聘請了剛從神學院畢業的裨治文(ElijahCBridgeman)為第一位派往中國的宣教士。

    當時在廣州經商的美國人奧立芬(D.W.C.Olyphant)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徒，他答應為裨治文提供去中國的旅費，並讓他免費住在廣州的商行里。于是，裨治文便于1829年10月從紐約出發，搭乘奧立芬公司的商船遠赴中國，同行的還有美國海員友好協會(AmericanSeaman-sFriendSociety)派往中國擔任美國海員軍牧(Chaplain)的雅裨理(DavidAbeel)。經過135天的航程，他們于1830年2月25日到達廣州。

    裨治文在廣州一落腳，就開始努力學習中文。很快，他就向英國的傳教先驅馬禮遜學習，從教育和文字工作入手，展開他的宣教活動。他先創辦了一所男童學校，又在奧立芬的贊助下于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TheChineseRepository)。該報從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每月出版一期，共出了二十卷，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二十年間西方在華宣教士關于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調查研究，同時提供了有關當時西方人在中國的活動情況、中外關系的演變以及宣教工作的推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1833年，又有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on)受美部會差遣來到中國，成為裨氏的得力同工。

    到了1834年，在中國「醫療傳教」的「開山鼻祖」伯駕醫生(Dr.PeterParker)，同樣受美部會差遣來到廣州。伯駕受過正規的醫學和神學訓練，來到遠東之後先在新加坡學習中文兼行醫一年，然後于1835年回到廣州，開設眼科診所，專治白內障之類的常見眼疾，以此為傳福音的切入點。他的工作贏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在打破國人對西方宣教士的疑懼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在向中國人傳播當時最先進的西方醫藥知識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836年，美國浸禮會差會(GeneralMissionaryConventionofBaptists)的首位宣教土叔克(J.LewisShuck)夫婦來到澳門，次年又有羅孝全(IssacherW.Roberts)自費來到廣州宣教，但數年後正式成為美國浸禮會差會屬下的宣教士。此外，美國聖公會差會(theDomesticandForeignMissionarySocietyoftheProtestantEpiscopalChurch)的兩位宣教士也在1835年到達廣州，但均因身體不適的理由辭職返國，直到文惠廉(WilliamJonesBoone)于1838年前後來到廣州，才真正開拓出了一片屬于美國聖公會的在華宣教工場。

    西方宣教士在廣州的聯合組織

    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宣教士是不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傳教的，但西方商人卻被準許進入廣州，長期設置商館，派員駐守。西方商人中有如美國人奧立芬(D.W.C.Olyphant)這樣熱心的基督徒，極願協助宣教士在廣州及周圍地區從事宣教活動，並出資支持各國各宗派的宣教士成立聯合組織，共同推動宣教及慈善事業。

    西方宣教士在廣州成立的第一個聯合組織，是「廣州基督教聯合會」(TheChristianUnionofCanton)。該會于1930年問世，首期會員共七位:馬禮遜、雅裨理(DavidAbeel)、裨治文(ElijahCBridgeman)都是發起人。聯合會決定設立一處倉庫和圖書館，並且著手編印中文聖經課本，供中國學生使用，另外還為「中國叢報」(theChineseRepository)籌措了第一年的經費。不過，這個組織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後來就再沒有關于它的任何記錄了。

    第二個聯合組織，是成立于1834年末至1835年初的「實用知識傳播會」(theSocietyfortheDiffusionofUsefulKnowledgeinChina),其目的是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當代實用知識和基督教信仰，成立後不久就出版了世界通史、英國史及「伊索寓言」等書籍。但該組織同樣未能長期發揮作用，四年後便消聲匿跡了。

    第三個聯合組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theMorrisonEducationSociety)。在馬禮遜于1834年去世後不久，他的一些朋友想為紀念他而發起成立一個永久性組織來傳承他的名字。他們認為馬禮遜在開創中國基督教教育方面貢獻卓著，因而設立「馬禮遜教育協會」便是對他的最好紀念，也是繼續推動在華基督教教育發展的需要。為此，他們于1835年設立該協會，專事推動基督教學校的英文教學以及西方當代文理學科和聖經知識的傳授。首筆捐款共籌得4，860英鎊，用于支持各基督教學校，其中之一就是郭士立牧師所設立的小學。後來，該協會又聘得美國宣教士布朗(SamuelR.Brown)，並于1839年在澳門成立了一所「馬禮遜學校」，該校後來遷至香港(1849)。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先在郭士立牧師的小學讀書，後來轉入「馬禮遜學校」學生容閎(YungWing)，曾隨布朗牧師于1847年赴美國留學，並取得耶魯大學的學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赴美留學生。容閎學成回國後，又在取得朝廷大員支持下，于1872年選召120位小留學生赴美求學，開創了近代史上中國人留學海外之先河。另一位與容閎一起隨布朗赴美求學的黃寬(WongFunorWongFoon)，在麻薩諸塞州讀完中學後，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學成回國後在廣州基督教醫院行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本民族西醫。這兩位一個在教育方面，一個在醫藥方面，分別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由此也見證出西方宣教士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第四個聯合組織就是成立于1838年的「中華醫藥傳教會」(the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首任主席是柯列治(T.R.College)，伯駕醫生、裨治文、賴伊(G.T.Lay)等任副主席。該會的宗旨是用當時最先進的西方醫藥幫助貧病交加的中國人，用愛心的服事見證神的愛，在醫治的過程中向病人及家屬傳福音。該會也在把西方先進的醫藥知識傳遞給中國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