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敬之
斗转星移，万象变迁。从前偌大的一个世界，如今仿佛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东西半球俨然璧合一家了。在今日的地球大家庭中，每五个人中间至少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在这个地球村中印行最多使用最广的一本共同的指南是《圣经》。由是观之，《圣经》中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若只字未提，似乎很难令人确信它是一部全人类的共同的经典。那么，《圣经》中究竟有没有提到中国呢？为了找寻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
拥有世上最多的人口，占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的中国，以她四千年悠长久远，绵绵不断的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像一个深奥诱人的谜，一直令世界称奇与向往。以老子（?公元前570左右）孔子（公元前551-前478年）为代表所表现的中国古代智慧，是世界精神文化宝库中的夺目的明珠。即使是在今天道德昏暗的世界，仍然是光彩四溢，灵光照人，启发心志。这个自古就称为赤县“神州”的中华文明古国，似乎一直受到她所崇敬的上帝的保佑，深得上天的宠爱。那曾经临到古代名城所多玛、蛾摩拉、庞培倾覆性的上帝的震怒，在漫长的历史中却没有一次临到“中华神州。”中国上古帝王的陵墓中出土的艺术珍品中，也没有近东与中东地区所挖掘出来的**糜烂不堪入目的**雕刻或图象。
然而您或许会同意，对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说到中国时最直接的意象还不是老子或孔子的圣明教诲，而是巍峨壮观曲折盘旋的万里长城。第一位将长城连接起来的，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
中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5年，由夏禹所建立的中国第一朝夏朝。就是不谙国史的中国人，也大多听说过“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据《书经》所载，大禹深得上帝的厚爱，亲授九类**，利用疏导开通的办法，治理九洲大水而安天下，深得华夏民众爱戴。（注一）大禹不仅以治水有方名称于世，而且以圣贤明君之圣德而垂范天下，为后世所效法。
夏朝之后是由汤武王所建立的商朝，以及文王与武王所建立的周朝。这就是所谓中国古代三朝。三朝的君王之下均有许多诸候国，有些诸候国的版图甚至比当朝天子的更大，势力更为雄厚。王室得立，全赖德行昭明，受天之命。更象是道德盟主，可谓德治天下时期，三朝均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周朝后期，即东周列国时期，诸候混战，欲霸天下，自成一家。公元前221年，秦国力胜诸国，“六国毕，四海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自此神州中华首次归于统一的集权政府。中国历史自此进入第四朝，号称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秦嬴政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因而自定尊号为“始皇帝。”他不但希望自己长生于世，而且还一心想把皇位传于子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为了防止外族的入侵，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秦修筑长城可谓人类史上最浩大的工程之一，动用民工达三十万之众。长城的修建记载了一部惨无人道的血泪史，无数家庭因而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尸首被就地埋于长城脚下。其惨景可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见出一斑。今天，随着时间变迁，历史的推移，长城虽然成了中华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没有人能忘记无数先民为这不老的长城所洒下的血和泪，所付出的沉重生命代价。
二千二百年之后的今天，正如诗人所说“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时的月亮也还是中国的月亮，秦时的国土也仍是中国的国土。长城，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大地与长城如此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到了二者不可分割的程度。提及其一就必然令人想起其二。外国语言文字中对中国的称谓就都来自对秦王朝的称呼。
中华民族之名称，其见于西人昔日着述者，为希腊人之“希乃”（Sinnai）、犹太人“希尼”（Sinim），罗马人之“希瑞”（Serre）、印度人之“支那”。“盖嬴秦主国，威震西陲，而印度通中国，及希腊通印度，均当吾国周秦之际，故其人得以朝代之名，名吾国民族而称之曰秦。其后加以音尾，遂成震旦之词，支那则又自震旦二字所演出也。希腊罗马所称各词，似亦为秦字转变。此则中华国族之又一名号也。”（注二）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的问题∶这本公认为为全人类而作的《圣经》究竟有没有说到中国呢？
《圣经》其书
《圣经》是一部由约四十位身份和经历各不相同的作者，在跨越1600年的时期中，在上帝之灵的感动默示之下所写成的六十六卷书的合集，是对上帝话语的忠实的记载。《圣经》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一部宝贵而奇妙的书。书页之中蕴藏着无价的真理的宝石；《圣经》是辨别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的真理标准。当今之世虽有书满为患之势，其中虽也不乏珍品；然而《圣经》仍是宝中之宝，书中之书。
《圣经》将过往的历史向世人展开。没有《圣经》的启示，人类对于逝去的漫长岁月将无可稽考，所剩下便只是那些无凭无据的猜想和荒诞不经的传说了。《圣经》不仅忠实准确的记载了从世界受造之初的历史，而且还将未来永恒世界的奇妙展示给世人。宇宙中无限神奇的奥秘，创造天地之主的无限荣美，都在《圣经》中有所显明。其文字之简练晓畅，连孺童也可捧读而受感悟；然其哲理与神学之完全深邃，又使得最聪明的学者也叹为观止，难窥堂奥。没有《圣经》，世界将淹没在有限之人无限的错误理论之中，人心必受制于迷信和谬误而不得真理的自由。
研究《圣经》能使人获得深远的真理和属天的智慧。虽然俗世对《圣经》的神圣不以为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圣经》的确是一切真知识的源泉。《圣经》像不断涌流的奔泉，日久弥新。《圣经》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其神圣的历史直通到永恒。在纷扰迷乱之中，上帝的圣手保持了其神圣的清纯。天启的灵光直射人类无力穿透的遥远的古代，使人在此找到人类真正的起源。
《圣经》中有着许多的不解之奥秘。正是这些奥秘说明了其神启的必然。如果《圣经》所授之知识均能为人识透，上帝的伟大与荣美竟能被有限之世人狭小的心智所完会掌握，上帝也就不再是上帝，而《圣经》也无所谓真神上帝无误的启示了。
其中之一就是圣经预言的奥秘。全本《圣经》预言达数千之多。绝大多数已按其所预言的时间与地点而准确应验了。许多国家的兴亡更替，早在历史上发生之前，《圣经》就预言到了。完全超出人的智识之外，却完全在《圣经》启示者的眼目之中。
耶稣基督曾和蔼地道出了上帝发预言的目的。他说∶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
《圣经》中最有力却又最被人所忽视，最能向中国人乃至全世界证明以色列的上帝乃是一位慈爱、能力与智慧的圣神的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之中。
《以赛亚书》
根据《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记载，以赛亚是阿摩司之子。传统认为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全书的作者。他的服务时期始于公元前720年，大约在公元前681年结束。
《以赛亚书》一书的历史可靠性与准确性尚有《死海古卷》的支持。1947年在考古学上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个牧童在寻找迷失的羊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用石头向洞里扔掷时，听到了有陶器破击的声音。结果走进去发现了七卷古旧的皮卷。这个偶然发现到1948年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将其中的四卷卖给了当地的补鞋匠与古玩商坎多（Kando），他转手又卖给了希伯来大学的苏克尼克（EleazarSukenik）。另外的四卷则被当地圣马克修道院的亚撒拿西乌斯（MarkAthanasius）购得。这位修士转而将这四幅皮卷带到了美国东方研究学院。从而引起了美国与欧洲学者的注意。几经辗转，古卷终被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阿尔布莱特博士（W.F.Albright）以二十五万美元的价码购得，送回即将举行复国大典的以色列国。
1949到1956年间，考古学家与当地的牧民对发现皮卷的附近地区进行了广泛挖掘，出土了大约800幅从公元前200年到69年间的古抄本和其它大量文物。除了《以斯帖》一书之外，《旧约圣经》中的其它书卷全部有抄本留下。专家们经过考证发现《以赛亚书》的古卷与今本仅有三个字之差，而这些字也只是拼写问题。《以赛亚书》的羊皮书卷被鉴定为公元前128年左右，与成书相距仅470年，应是相当可信的。这些书卷就是所谓的《死海古卷》。值得一提的是，纵使没有可信的古抄本的支持，中国人历来也将《五经》奉为可信的正经。
有趣的是，这些古卷中竟有些汉字文物。不过，这不是本书所要论及的题目，这里只提出来，供有心人考证。
《死海古卷》的发现再次确证了今本《圣经》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下面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中所记载的对中国的预言。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12）
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们正确地将希伯来原文Sinim译成了秦国。最负权威的英文钦定版《圣经》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fromthelandofSinim.”对“Sinim”只作音译。和合中文版译为“从秦国来”。“Sinim”是希伯来文音译词，是现代Sinology（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Ch音（即汉语拼音的Q音），故对Qin发音为Sin。英文China来自法语Chine（发音为“西恩”？因中古世纪的文化复兴是法国领头的。法语Sin发音为Sang，故为了保持拉丁文Sinim的原音，Chine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Sheen，但英国人对Chine的读音，自然成了China。
我们上面引证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都起始于建国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而秦家王朝的出现，是在以赛亚先知五百年之后的事。在以赛亚作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20-前681年），中国正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朝为正宗的中国的王室。当时的秦国仅为数百诸侯国之一，不足以代表中国。而且当时周室已将其都府向东迁移，而不在秦地了。以赛亚若是要指当时的中国，应当说东周或直接说中国才对。中国当时可能已经与西方开始通商。当时的秦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地位就好比对外开放后的广州一样。以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来代表整个中国之不合适，就好比以今天的“广州”来代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不合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以赛亚先知从数百诸侯国之中单选出一个秦国呢？
据司马迁所着《史记》《秦本纪第五》所载，秦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大费者，辅大禹平水有功，受帝舜赐妻，“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其后人中有一名叫做“非子”的，“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有人将此事上告于周孝王（公元前908年-前894年），于是孝王召非子为其牧马及畜，马壮畜多。孝王大悦，“分土为附庸。”以秦为地，使其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公元前770-前719年）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
可见秦受封于舜，孝王时为周室附庸，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得封为诸侯，始称为秦国。襄公在位期间，秦国兴旺，位跻十四大诸侯之列。后经过五百多年的盛衰变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力败六国，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时的秦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简单来说，以赛亚的上帝，在秦国还只是初封诸侯立国之初就似??已经看到了秦国在今后的五百四十年间，将从数百诸侯国之一，在五百年间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要一举登上帝国霸主的地位。这个预见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五百年间，当初与秦同存的数百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这六个诸侯国最终也被秦所灭。如果秦国也在这五百年间消亡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中，可能根本就弄不清，这里的Sinim究竟是指什么。然而，圣经中的上帝不仅看到了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它将选用“秦”作为新的帝国国名。而且，世界各国从秦王朝直到如今，也用秦来称呼中国。前面提过，英文的China，印度人说的“支那”等，就是明证。
有现代学者认为，这里的Sinim指埃及南部有犹太人寄居的Syene（赛印）。那是埃及的一个小城市。若细读《以赛亚书》的预言，就能排除这种现代派神学家背离圣经本意的“高见”。以赛亚在谈到“秦国”之前说∶
“现在他（上帝）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49：6）
上帝在此宣告他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命，并不限于复兴犹太国和使被驱散的犹太人归回。他还要作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话的上半句，已包括各地的犹太人在内。况且，外地犹太人回归祖国，上帝称之为“小事”；而经文的下半句及下文讲的都是外邦人。历来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的中国人，当然包括在基督救人使命之中。
耶稣基督也曾亲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8：11）。这是耶稣称赞罗马百夫长的信心之后所说的一句话。很明显，“从东从西”乃是指外邦信徒而言，这与以赛亚所说的“从北方从西方来”应当是一致的，都是指外邦人。因此，我们认为对于Sinim一词作为对中国的指代是正确的;把它看为埃及的城镇，没半点理由，何况Sinim同Syene二词发音相差很远。
退一步假定Sinim不指中国，却指埃及的赛印，因那里有犹太人，那还是讲不通。因耶44：1记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后，未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逃到了埃及的密夺，答比匿，挪弗，巴忒罗等四处，却不提赛印的地名。纵然赛印有犹太人，而且就是赛49：12的“秦国”，那末为什么上帝不提埃及其他四个有犹太人的地方，而只提赛印一处?
与中国对照，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圣经》预言它们将不复存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国，也在以赛亚的预言之中。当古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他发预言攻击巴比伦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赛13：19-20）
二千多年来，这段预言经受住了历史的验证。昔日巴比伦城的旧址犹在，可是正如同《圣经》所言，“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历代都有人想让这片土地上人烟重兴，包括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可是这些人为的主张一个也没有实现。巴比伦至今一片荒芜，上帝赐给以赛亚所发的预言至今未破。
当耶和华上帝发这段预言时，中国正处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时期。三代圣王笃尊天命的传统已在动摇，到秦始皇时，敬天的传统更是受到重创，黑暗似乎要完全遮盖中国秦国大地，然而，耶和华藉着他的先知宣告∶秦国的百姓，仍能得见“外邦人的光”，仍能得着上帝施行的救恩。
《以赛亚书》对于中国（秦国）的预言，并不以秦王朝的建立与灭亡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现今乃至未来。有趣的是，《圣经》中没有提到中国国土的破裂，却始终以秦的版图作为中国的代表：一片保存完好，不可分割的国土——二千多年来，朝代的更替，君王的轮转都始终没有使这个预言破灭∶秦时的土地今日仍是中国的土地——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赋予领土完整如此神圣的意义。从我们的民族英雄榜上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都是为捍卫国土完整而浴血奋战的英雄；甚至民间对保钓运动中牺牲的壮士的尊敬中，我们都可看出中国人对国土完整的特别感情。与巴比伦不同的是∶2200年来中国是以完整的秦地在默默见证着《圣经》预言的准确!那“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的上帝，竟在其他古老的民族与文化已经消亡的今日，保留着中华民族完整与繁荣，这里面一定有他奇妙的美意。
除了对于中国作为国家的延续的预言之外，圣经的这段预言，尚有更深刻的一层。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基督）作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8-10，12.）
预言中说到，耶和华的仆人将使“被捆绑的人”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8：21），使“在黑暗的人”进入真理的“奇妙光明”（彼前2：9）。而大批的“从秦国来”的人，必在他的怜恤与安慰中，回应上帝慈爱的呼召。
由远古直到今天，一直有上帝真理的光照在神州大地，照在“秦国”人民的心中。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都有着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仁人志士，与不愧于天地的谦谦君子，更有无数心存天理良心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今天的神州大地上，更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从真光，立志作基督徒，这一切不都是这一预言的验证吗？
上帝发出预言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以赛亚书》对中国的奇妙预言，在古代在今天的奇妙应验，正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中的这位上帝是能预知未来的上帝，是怜恤中国人的上帝，是值得中国人信靠的上帝。
前面提到∶中国的长城与长城的中国已永远联在一起。想到长城自然会想到修筑长城的秦王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逾百，大多数尽都被人遗忘了，可是秦始皇却以统一中国与修筑长城的帝王的身份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长城的功用在于护卫，长城的代价却是生命。
先知以赛亚还预言到以色列的上帝为人类的和平与安宁而用无限的代价修筑了一座抵挡罪恶的“长城”——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又为拯救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为人类建造了一座救恩的长城。或许有人会问∶以色列的上帝会在乎来自秦地的中国人？还是让上帝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赛49：15-16）
如今秦地依在，长城的墙垣犹存，巍然屹立在中国人和《圣经》中的上帝眼前。上帝不会忘记中国人，“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为了让这片古老的秦地上的中国人走出黑暗而进入光明天地。
或许您会问，既然上帝对秦地上的中国人有着如此的爱心，甚至选用希伯来的先知来预言有关这个遥远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位深爱中国的上帝在过去的年代是否直接向中国人传达过他的旨意呢？上帝是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兴起过他的先知，如同在以色列兴起先知一样？中国古代的明哲是否能向现代的国人传言，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中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注释：
注一∶江灏、钱宗武译注周秉钧审校，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书经》“禹贡”，第69-91面。注二∶罗香林着，《中国通史》上，（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第30、31面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徒14∶15-17）
太阳不停地照亮四方，那“公义的日头”，也同样长明不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
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谎言之间的大斗争，从人类堕落起，至今未止，而且愈演愈烈。然而，那“真光”已经“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罪恶与苦难中挣扎的世人，从来没有一刻被完全弃置于黑暗之中。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加3∶7-8）
上帝的旨意乃是让世人都成为“天子”，因为“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份。”（弗1∶4-5）那最早将福音传给天下万国的，就是上帝自己。以何方式？
“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来1∶1）基督论到奉他所差遣到以色列传讲属天真理的代表时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太23∶34）可见，奉差遣的不仅有先知，也有智慧人与文士。
这福音在上古之时，除了传给以色列之外，是否还传给了别的国家？那使人得福，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好的信息”是否曾传到过古代中国？
请听那位直接为基督所拣选，作外邦人（非犹太人）之使徒的保罗是如何说的∶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罗10∶17-18）
按照保罗的说法，“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既如此，那真理之声在古时也必曾传到过中国大地。《圣经》称那将来的救主为“万国所羡慕的”（该2∶7），就表明那种对人间救主的渴望，从起初就是深植于万国心底的。
那么，上古之时，谁是中华大地上真理的传声筒？我们上面提过“上帝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的（来1∶1）；中国的先祖们，是否也有“众先知”、智慧人或文士晓谕他们？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他们会是谁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给“先知”下个定义。我们先来看两则现代辞书对于先知一词的定义。着名的《韦伯氏大学词典》将“先知”定义为∶“宣讲神圣启示的人；有着比普通人更深的属灵与道德洞察力的人；预言未来事件的人；某一事业或教义或团体的有效的领导者或代言人。”（注一）
《现代汉语词典》将先知定义为∶“1∶对人类或国家的大事了解得较早的人。2∶犹太教、基督教称预言者。”（注二）
因此，我们不必将先知神秘化。先知所以成为先知，不在于他们有什么不同于人的地方，也不在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蒙天所召，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林前12∶11）真先知的信息，无论是预言、是教导、是警训、是斥责；都反映上天的旨意。但先知本人，却并不是完人。圣经中的大多数先知，都能尽忠职守，践行上帝的旨意。但也有离弃正路、哄骗人、贪不义之财的。（见王上13∶18；彼后2∶15）以色列人的大先知摩西，也因犯罪（后真诚悔改）而未能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先知的信息，而不是先知本人。以色列的先知虽然为数众多，但也只有部分先知所写的书被收入了《圣经》之中，流传至今。
与现代辞书不同，中国古人对先知及其使命有独特的定义。孟子在《万章章句》上提到了伊尹的一句话。伊尹，名阿衡，是商朝汤王时期的一位高人。汤王奉天为王之后，先是派人带着聘礼去请他出来辅佐朝政，被伊尹婉言谢绝。后来汤王又三次派人请驾，伊尹决意前往商室，倡导先王之道。伊尹之于成汤，正如舜之于尧，禹之于舜。临行前，他这样说∶
原文∶“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已也。”
译文：“上天抚育百姓，就是要先知先觉的人启发后知后觉的人。我是上天造就的先知先觉的人，我将用此道（尧舜的仁义之道）去启发现在人的觉悟。”《孟子·万章章句上》
原文∶“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译文∶“上天生育百姓，同时也立了国君，立了老师，派给国君和老师的使命，就是帮助解明上帝爱护百姓的道理。”《书经·泰誓》
若将这两段话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先知不仅从上天领受其信息，而且还是上天选立的百姓之师。显然，这种定义是现代辞书所不及的。然而，细心的读者将看到，《圣经》对先知及其使命，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摩3∶7）
上帝对世人将要采取的行动，包括赐福与降灾，都预先告诉他所拣选的先知。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在伊甸园向他们宣布了将有一位救主来拯救堕落的人类。耶和华上帝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
这是第一次向人类宣讲福音的信息，给罪恶无望的人类燃起了希望之火。四千年之后，“女人的后裔”按着向亚当所宣布的“奥秘”，降世为人，用自己的生命，为人类的罪付上了宝贵的赎价。
上帝在降洪水毁灭世界之前一百二十年，将这一“奥秘”告诉了当时的义人挪亚，并吩咐他预备方舟，好在洪水时不至被水淹没。又将各样动物收入方舟之中，为世界留种。当古代的“所多玛和蛾摩拉罪恶甚重”（创18∶20），声闻于上帝时，上帝决定降火烧灭这两座罪恶之城。耶和华上帝说∶“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创18∶17）。被上帝称为“我的朋友”（赛41∶8）的亚伯拉罕，略早于商汤，是希伯来人的先祖。“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一位先知。
有趣的是，汉语的“知”字是由“矢”字（即箭、如有的放矢）和“口”字组成，有如口中之箭，直射人心，暗示着一种得到“真知”之后的扎心的感受。让我们来看几段《圣经》经文∶“远方的众民哪，留心而听！他使我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将我藏在他的箭袋之中。”（赛49∶1-2）
“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骨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4∶12）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后1∶21）
这里将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口中的话比作刀。《以弗所书》6∶17上说“上帝的道”“就是圣灵”。先知所写下的上帝的道又是通过圣灵（上帝中的第三位）在心中的感动默化而成。一旦这出自上帝“口”中的如箭（矢）一般的天道进入人心时，就会使人真正地“知”“道”。
因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先知们也可能是受了上帝圣灵的默化感动，“先”于人“知”“道”而领受“天命”，将其所“先知”之道传给其他的百姓。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所写的一切都是圣灵所默示，因为他们的作品并未收入《圣经》之中。然而我们却相信，那普照凡生在世上之人的真光，也曾光照中国的先知们，立他们作他们时代的光。中国的经典中有不少记载，直接以“上帝说”开头，表明上帝在古时，并没有忽视中国古人，而确实与我们的先祖有过交通与引导。基督教界虽有人因偏狭，而盲目否定这一史实。可幸的是，“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他是宽宏的，“他并不偏待人。”（约一3∶21；徒10∶34）
看明了先知及其使命，接下来要回答是的，中国的先知都有些什么人？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给出全部的古代先知名录。但有一些却是广为人知的。比方说被尊为万世师表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自称是学效先王之道（尧舜所传的圣人之道），孔子收集整理了大批的上古时的诗书史料，自谓“述而不作”。他一生设帐授徒，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是古代圣人之道之集大成者，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又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儒家虽不称为教，但其思想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之深，则是有目共睹的史实和现实。
与孔子同时代而稍长于孔子的老子（生卒不详），今天被认为是中国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开山鼻祖。他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既简明又包罗万象的《道德经》五千言。或许他的教导与信息历代以来一直被人误解，被神秘的迷雾所笼罩，使其中的灼灼的亮光未能射入人心？
被中国人奉为“亚圣”，在孔府庙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其生平事迹也与孔子老子一样不详，他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充满智慧与教诲的《孟子》被收入《四书》之中，与《五经》并列，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必读经书，并被列于宋以后的科举考试的必试内容。
还有一些比上述三位早又倍受三圣尊重与仰慕的上古时期的君王与圣人，如尧舜、文王周公等，都应列于中国的先知与智慧人之列。
有趣的是，孔子之前中国的古人，均称从天领受的道为圣人之道。孔孟之后，为道者虽称所承继的为孔孟之道，其实也就是圣人之道。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道统。虽然时代变迁，而这个道统却不改变。论到这个千年延绵传承的道，唐代大诗人大文豪韩愈在他所写的《原道》中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按照韩愈的说法，孟子之前的先知们所传的都是同一个道。孟子之后这个道开始在中国传偏了。可是要找到千古传承的道的来龙去脉，真正的解开这个千古薪火相传的圣道，就有必要回到中国上古的历史的起点。中国的历史分为传说的历史与“信史”两部分。“三皇五帝”中的尧舜就属于传说的历史部分。而中国的信史始于公元前2205年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中国人在此之后的历史均有着可信的史料保存至今。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没有早于公元2205年的记载呢？或许夏真是中国历史的开始也未可知？有没有别的有关世界历史的可信记载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几千来扑朔迷离历史悬谜呢?
世界上完整记载从地球受造之初起始的人类历史的唯一的一部史记，是希伯来人的经书现在被称为《圣经》。其中的第一卷书《创世记》是希伯来人摩西在公元前1500年前受上帝圣灵感动所写下的伟大史诗。《创世记》记载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创2∶1-2）这便是世界各国七日一周，经年循环不息的来历。
上帝“按自已的形像和样式”造了一个男子亚当；然后再从亚当身上取其肋骨，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名叫女人。人类始祖受造之初，完美圣洁，毫无罪污。上帝将他们安置在可爱的伊甸园里。万物生长，隹树成荫。在伊甸园子中间又独有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树。
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276-324）对其中的生命之树，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万物暂见，人生如寄，不死之树寿蔽天地。”“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郭璞赞》）人“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创3∶22），岂不就是“不死之树”“神木养命”？将来得赎之民所居住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22∶1-2）。那生命水岂不就象郭璞诗中所说的驻年的“赤泉”？那些“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22∶14）的人，岂不是“禀此遐龄，悠悠无竟”？
上帝吩咐除了伊甸园中的那棵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之外，上帝将地上的一切都赐给了人类管理与食用。上帝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类的始祖，违背这个吩咐的结果乃是死亡。这是上帝对人类的忠诚所设的一个小小的考验。（《创世记》2∶17）善恶树的果子是上帝为自己留下的，作为证据，提醒人类，人与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人应该作一个忠实的管家，作上帝的忠实的代理人。
其实，善恶树的果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和毒害在其中，因为上帝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上帝没有造任何一样于人类不利的东西置于人的周围。上帝的本意是让人只知道真善美，在真善美中认识真善美，培养与发展真善美。上帝不希望人去认识假恶丑，去经历体验并承受假恶丑的恶果。那被上帝扣留的乃是关于罪恶的知识罪及其恶果，苦难、病痛、失望、焦虑、死亡这一切上帝都怀着慈爱给扣下了。如果人能经得起这个考验，能表现出对上帝的忠诚，选择听从上帝的话，那么人类就必将与那未曾背叛的圣天使一样圣洁，所得的赐福将是无可限量的。
然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他们在附身于蛇的魔鬼撒但的试探之下，背叛了上帝的吩咐，伸手摘下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而成了违反上帝命令的罪人。罪恶与痛苦也从此侵入了人类。
上帝有没有立即对他们施行审判而将其处以死刑呢？没有！我们在《圣经》中发现这位恩慈的创造主上帝，满怀悲悯之心，抱着对人类比死更强的慈爱之情；从天上的宝座上走下来，降生为人，替人而死，“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人类因此得到了再一次的机会，可以在善恶之间再作选择∶或效忠于上帝，或效忠于魔鬼继续与上帝为敌。
亚当夏娃之后的第十代，一方面人类在地上迅速的繁衍，另一方面，罪恶也布满了全地，以致上帝不得不亲自毁灭这个被罪所污秽的地球。根据《圣经》的记载，公元前2348年，上帝发动了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大洪水来洗净地球。洪水淹没了地上一切的山脉丛林和地上的一切活物，惟有忠实的挪亚一家八口和藏于他在洪水前用120年时间所造的方舟内的动物得以幸免，以备在洪水之后再度生衍繁殖于世。有学者认为，这次事件记载于汉字的“船”字中了。（注三）因为除了动物之外，当时得救的就只有挪亚一家八口。
有趣的是，中国传说中最古老的人物里有女娲、神农与伏羲三个人物。传说中女娲“铕土为人”“炼五色石补天”，乃是人类的始祖；神农与伏羲是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圣人。现存的《神农本草经》，即托神农之名而作。而伏羲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之精华八卦的创始人。最值得注意与令人惊讶的是，这三个传说人物的名字的发音，与方舟中的幸存者挪亚、闪、雅弗极为相近。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先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与《圣经》的记载相去不远。
在中国先祖的信仰中，万物都是天所造。人更是上天创造的绝作。洪水之后，挪亚实际上成了人类新的始祖。“铕土造人”的传说，必是在久远的历史年代中，对上帝用尘土造人，与挪亚成了新始祖的误传。女娲在洪水之时，“炼五色石补天”，也应该是对挪亚出方舟之后，用石头筑坛献祭，上帝将彩虹放在天上，作为与挪亚立约之记号的误传。（创8:20;9:7）。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补天之事，乃是因天下有大洪水而起。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圣经所记载的洪水的真实性。因为科学的概率论，排除了相距遥远的两个文明，纯粹偶然地记下了同一事件以及三位同名的经事人的可能性。（注四）
根据《圣经》的记载，洪水之后仅五代一百零一年，又有一件大背叛发生了。人类一方面广泛地繁衍生息，另一方面又沉湎于罪恶之中，公然地反抗上帝，聚众树塔入云，对上帝发起的洪水提出公然的挑战。上帝对此作出了应有的反应。这一次上帝变乱了当时的共同语，使人们说不同的语言，并将操不同语种的人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这次的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47年。因此，中国的先祖就极有可能是在当时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巴别塔（今伊拉克境内），由西向东来到中国境内的。在这里，不久之后即公元2205年，成立于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
有鉴于此，传说时期的两位帝王∶尧舜二帝，就很可能是洪水之后率领中国先祖们向东大举迁徙的两位领袖。现代中国人虽然自称是“炎黄子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向后代史学提供最多可信史料的孔孟，却不谈炎黄，而是对尧舜推崇备至。我国最早的史书《书经》开篇就是《尧典篇》。因此，以尧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与领袖，应当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据《书经》记载，尧舜曾向“上帝”献祭。“上帝”是对至高主宰者的敬称。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所说的上帝，其创造主的身分以及其圣德与本性的方方面面都一一对应，难分彼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发音也极其相近。希伯来人称“全能者”为ElShaddai；用汉语中保存古音最完好的广东话读“上帝”一词，与希伯来Shaddai相差无几！这难道又只是一种巧合？
尧舜二帝，及孟子提到的伊尹等，都是当时的有德之人，他们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圣人”。他们的话常被后世的圣人所引用。我们将在本书中发现，他们所教导的道理正与《圣经》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我们还将发现，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作的一些预言也与《圣经》中的一些最奇妙的预言不谋而合。虽然不是每个预言都如《圣经》中的预言那样准确无误，但却无疑地向世人证明∶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约1∶9）中国古代的先知们，作为天道的传声筒，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属天的教诲。基督与撒但之间的大斗争，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围绕着这些记载着上天声音的宝贵经训，善与恶之间展开了一次次传扬与销毁的斗争。但乌云毕竟遮不住光明，“公义的日头”总是照亮着中华大地上那些不断求索的诚实的人。
《圣经》上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4∶18）。有真光不断的从中国古代的先贤身上放射出来，如点点烛光，将人引向那璨璨的大光《圣经》中大好的信息天国“永远的福音”！（启14∶6）——
注释：
注一Merriam-Webster-sCollegiateDictionary（Springdield:10thedition,1993）
注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45面。
注三：美国汉字研究学者李美基博士（Dr.EthelNelson），曾着书数册，专论汉字与圣经的关系。中译本有周江译：《骨头里的故事》、《儒家难解的谜》等。
与《圣经》一样，中国经典几千年来得以流传下来，其间也是大起大落，险象环生，奇迹迭出。这些经书也与《圣经》一样，是由许多位不同的作者写成，而且总体的历代跨度达二千多年。其中某些单本经典的形成就包括多位作者，跨越数个世纪而成。还有一点可能也会令今天中外读者感到惊讶∶其中的许多作者在论到自己的使命和教导时，都是直指上天或上帝，其情之诚其状之恭，令人肃然生敬。
数千年来，这些经书在中国历史的传承中，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深深地渗透到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与哲学、史学民俗、以及无所不及的民族传统中。不仅塑造了华夏的民族风貌，而且更是积淀在民族的心理之中，构成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基本精神。不仅中国人能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体会到这一点，就是一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也对此深有感触。
1856年一位来自英国的非国教教会（即新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回到英国後自发地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翻译中国经书的工作，成了将中国经书最多的介绍到西方，介绍到世界的第一人。他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所做的贡献之大是无庸讳言的。他这样评价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国∶“很明显，在这个民族中无疑地有着某种最伟大的道德力量之准则。…中国人所养就的师道尊严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世上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敬重学问。(注一）
中国的所谓经典通常是指《四书五经》。据《康熙字典》中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字典的解释∶“经者道之常也，”即永恒之真理的意思。《四书五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犹如《圣经》之於基督教。传至今天的这些经书，至少在基督教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就已形成。这些古老的经书虽然历经多次不幸，但所遭受的最大的厄运，却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5━前210）所制造的臭名昭着的“焚书坑儒”事件中。公元前213年，秦嬴政执政第三十四年。秦王在咸阳皇宫内大摆筵席，有博士七十人前往贺寿。不料席间大起争执。仆射周青臣大献浮词，令秦王大悦。可是，齐博士淳于越却进前谏奏，指周不为王室着想，只是一味地献媚邀宠，实为国家的不忠之臣，并建议秦王封侯为助。两下相执，秦王遂问身为丞相的李斯。李斯的一派淫词招来了儒生们不幸的命运。根据李斯的奏请，“史官非秦记一律焚烧；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诗经）、《书》（书经）、百家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注二）有敢私下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令下三十天不烧的，在脸上刺字后服修筑长城的劳役，刑期四年。只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就当以吏为师。不幸的是李斯的这番奏摺得到了秦王的认可。结果民间典籍尽废，所存者仅朝廷博士官所守，以及一些大胆的士子私藏於屋壁之中者而已。
秦始皇享尽人间富贵荣华，因此对人世极为留恋。对死极为避讳，无人敢在他面前说个死字。他竭力寻求“不死之药”，甚至不惜派方士入海寻觅。可是这些方士大多一去不返。如方士徐福，就利用这个机会作了有计划的移民，最终在日本扎下根来。公元前212年，，背地议论了一番而逃出咸阳。始皇闻之大怒，又听说其他儒生也有不敬之言，於是吩咐御史审问在咸阳的儒生。结果受到牵连的儒生达四百六十馀人之多。始皇命令一并活埋於咸阳城。长子扶苏进谏:“诸生诵法孔子，今重绳之，恐天下不安。”秦始皇不仅不接受，而且令扶苏出咸阳下贬为长城监军。始皇的暴政并没有好结果。此事之後仅三年，始皇就一命呜呼了，成了千古罪人。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他作恶也多，成就也丰。在二十五年的统治之内，他东征西战，用武力征服了中国。因此他自称始皇，希望万世不变，由其子孙一个一个坐下去。外国语之言中国，也大都以秦而得名。因惧匈奴（蒙古）入侵，故修筑长城，始临洮，至辽东，绵延万里，号称“万里长城，”蔚为壮观。秦始皇实行“车同轨，度同衡，书同文”为後世统一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可是秦始皇也污秽了对祭祀上帝的郊祭。他另立祭坛，拜起了赤帝、青帝，北帝、白帝和黑帝五帝，使纯正的单拜独一之真神上帝的信仰受到了破坏。
可幸的是，虽有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发的诏令，这些宝贵的经书并未因此而绝迹。大多数经书已存於儒生的记忆之中，是大火不能烧灭的。西汉武帝时，听取了汉朝的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於是在建元五年（公元136年）付诸实施，设立“五经博士，”并大力搜集古藉。汉代的搜集整理工作，形成了流传於後世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
关於五经，《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段话论到“六艺”极为切要∶“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言志，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一∶《四书》
《四书》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书。
（一）∶《论语》
记载了孔子在不同的舴合下与弟子或他人的讨论，称为“论”，及孔子不问自述的一些讲话，称为“语”。《论语》的成书至少在孔子之後四十年，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传记文学之一。从汉代恢复《论语》真本之后，就一直是中国读书必读的启蒙书目之一。私塾先生一般都要求学童先做到闭目成诵，然後才一一讲习。《论语》全书共二十章，共15917个字。文字虽简，内容却广且深，对後世的影响力之大，可以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中见出一斑。对孔子的生平事迹最可靠的记载也还在《论语》一书。公元前150年，在孔府院内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些古书，《论语》一书也在其内。这些书是多年前由孔府先人藏于壁中的。
(二）∶《大学》《大学》出自《礼记》第43章。作者究竟是谁，历来说法不一。古人一般认为是子思依祖父孔子的教诲而作。据《唐氏奏疏》引汉贾逵之言，说子思因“恐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一书是儒家学派的纪念碑性的着作。虽未直接引用孔子之语，却是孔子思想的忠实的反映。可是相信，无论《大学》出自何人之手，它都因与孔子相距不远而为孔子教义之真传。
《大学》乃体现了汉朝为培养未来天子所说的太学府之教育宗旨。有所谓三纲八目说。三纲者∶“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八目则为∶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英国着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威尔斯将《大学》一书列於世上最伟大的十部着作之一。
（三）∶《中庸》如上节所引语录所言，一般认为《中庸》一书为子思所作。子思幼年时常与祖父相近、聪明灵惠、耳濡目染，颇得真传。据说，有一天，年幼的子思听到祖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便问道∶“您叹息是因为子孙们不善修身还是不中用，或者是您自己未达尧舜之道而自叹呢？”据说孔子从这里看出子思乃孺子可教，能继承其志。虽然子思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与其祖相提并论，但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是一位圣贤难得的传人。
（四）∶《孟子》
孟子一书可能由孟子和他的弟子万章等人所作，目的是要弘扬孔子的仁义之道，抨击当时的异端邪说。《孟子》一书的重要性可从孟子在孔庙中的地位上见诸一斑。孟子被称为亚圣，其地位仅次於孔子。後人提到儒家也是孔孟并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唐代韩愈《原道》中说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话点出了孟子在这个道统传承过程中的地位。而《孟子》一书就是这一传承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五经》
《五经》包括《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
（一）∶《易经》
古人称《易经》为“群经之首”，又称之为“五经之原”。《易经》是五经的枢纽和根本。所以写下《易经》，是为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说要推究世物之理，使人性得以充分发展，以至于完成天定的人生使命。《易经》大有究天人之际、寻造化之原之势，以求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修齐治平之本。用现代的话来说，《易经》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宇宙与人生观，使我们有信心、有定见、乐观积极、奋发有为。一言以蔽之，则为明天人合一之道。就是要找到人生的意义，实现符合天道的正确的人生。
一、卦（1）六十四卦━━伏羲画卦、乾坤居首；
二、卦辞━━（1）卦辞━━文王作
━━（2）爻辞━━周公作
易━━传
━━象传
三、传━━系辞
经━━文言传━━说卦传孔子及其门人作
━━序卦传
━━杂卦传
从伏羲画卦至周代之始，经过三千六百多年。据传说，夏代的易称为“连山”，商代的易称为“归藏”。我们现在所说的《易经》又称《周易》，实则经过了四圣之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最后由孔子修订成书.秦始皇焚书时，以《易经》为卜噬之书而独存。从此《易经》成了古今第一部完书。我们在本书稍後将发现，《易经》得以幸免秦火，尚有更深的原因，因为书中不仅记载了上天的救赎大计，而且藏有永生上帝的印记。在此不表。近代新儒家的大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说∶“孔子作周易，始绝术数，而纯为哲学大典。”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学易可以避免人生走入误途。《论语·述而》载孔子言∶“加我以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也。”这句话可以和他说的另一句话连起来读∶“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可见在孔子的人生中，周易对他这位乐天知命的夫子有着何等的地位。《周易》能帮助他认识天定的人生使命与目的，能帮助他避人生重大的错误。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这对於今天学易的人，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启示。我们不可将重心偏置於占卜之类的活动，而迷信占卜。而应该从中寻找上天所定的人生目的。《系辞上传》载∶“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圣人用易来启迪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人的事业，了断天下人的疑难。人间的事业第一要讲究的就是“天时”。只有对这天时有充足的了解，人间的事业才可能立定成就。我们在本书中将较为详细地来探讨这个题目。
从孔子叙述中可以得知，《周易》里面深藏着不少关於上天所启示的道理，不然人何以因读易而可知天命呢？以易的博大精深，不是一两篇文字可以穷尽的。我们将仅摘取《易经》中较具代表性的语录，来研究这部古经对人类认识上帝以及上天所赋与的人生使命的指归。
另外，我们知道《圣经》为一部上帝亲自启示的经典。人们读《圣经》也是为了知天命而行天命即行上帝的旨意。而且《圣经》是对上帝旨意的完全的启示。两经既同样启示上天的道理，我们还将发现，藉着《圣经》所发出的亮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易经》。我们甚至可以作一个结论，不懂《圣经》的人不能真正读懂《易经》。
（二）∶《书经》
《书经》又称为《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的唯一的宝典。其内容大多为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上古时全书的书名只有一个《书》字。因此孔孟论到《书经》时都是以《书》指称。後来朱熹在《书》的前面又加上了一个“尚”字，“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在儒家看来，《书经》正如同天书。《书》是孔子教育弟子的主要教本之一。孔子所修订的《书》本有一百篇。可是原书在秦始皇的一把火中被烧得荡然无存。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使《书》遭受了第二次厄运。古文《书经》又完全丧失了。我们现在所存的《尚书》称为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其历史年代跨度长达1700年之久，是一直公认的可信的史料。《书经》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先祖们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及与上帝的亲密往来可能会令今天的国人大感惊叹！
（三）∶《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到了汉朝时因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生们在《诗》的後面又加上了一个经字，把它作为儒家的经典加以传习，所以才有了《诗经》之名。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乐的民族、一个诗化的民族。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民间百姓，都对诗歌独有情锺。中国的诗歌虽以唐为盛，可是最早的诗歌却可以追溯到二千五百年之前。《诗经》中所收集的诗歌就反映了这些古老的诗歌风貌。《诗经》的创作时代大约是从周初叶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六世纪之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诗原有三千馀篇，後经孔子删减淘汰，选择了其中的三百另五首订为《诗三百》;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列於风者，皆足以观国政之盛衰；凡列於雅者，皆足以考王道之得失；凡列於颂者，皆足以见先王创业垂统之意。雅又分为大雅与小雅∶大雅为朝庭举行**及典礼时的乐曲，而小雅则兼含民间的乐曲。而颂则多为国家在重大的祭祀或隆重的庆典上所演奏的壮严盛大的乐章。古时的诗曲是不分的，可以说《诗经》是中国的古典音乐。后来诗与曲虽然分开，但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元曲，大多追求押韵、要上口、表现出一定的音乐性。《诗经》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史学上所达到的境界都是空前的。无疑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制度、人文思想、人的认识水平、探求古人的信仰与对人生的理解，一个重要的教本。《诗经》内容丰富、题材也较广泛。我们在本书中重点要研究的是《诗经》中的神学思想。
（四）∶《礼记》
古代所谓礼，涵义甚广，传统制度、成文法与民间风俗习惯等，无所不包。礼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核心，大至祭天之制度与国家的法令，小到个人的行为规范。所以中华民族又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旧时称《礼经》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其中的道理是一贯的。收入五经的《礼记》是孔门弟子根据孔子的教导所作，其中可考证的弟子有∶子思、子游、子夏。孔门之中历来有子夏传诗、子游传礼的说法。其中的《大学》《中庸》《礼运》等篇，均可以说是孔子之道的精华所在。五经中间受始皇大火最重的当数《礼记》。今存《礼记》四十九篇，又称为小戴《礼记》以别於大戴《礼记》。
（五）∶《春秋》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着作，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惟一的一部由孔子亲自执笔而成的史书。《春秋》所记为鲁国自公元前722到前481止二百四十年间的历史，共十一卷、千八百余事、一万六千五百馀字。倾注了孔子晚年的心血，可以说是微言大义，满卷正义之道。孟子在论到《春秋》时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论到《春秋》的社会影响力，孟子又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后世有所谓“春秋笔法”之说，也起自於孔子的《春秋》。这已超出了我们这里的范围了，恕不细说。
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另几部古经，虽不在上述《四书五经》之列，可其地位和影响丝毫不下於上述各书。一部是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的作者与写作年代历来是一个悬案，我们这里也不敢多言。只需指出，《道德经》虽仅五千言，却是字字珠玑。
《道德经》分为《道篇》与《德篇》，纵观全书，其所论及多而深者乃圣道与圣人，俨然一部中国的古代的《传道书》。
另一部是《孝经》。《孝经》曾位列六经之位，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平民百姓，一般都以《孝经》教子育人。观其全文不过千八百字，可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大，实不在任何上述经书之下。文明世界，惟神州中华有此一部《孝经》世代相传。不仅如此，後人郭居敬更是选出二十四位孝敬父母的模范，作为中华儿女学习效法的榜样。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二十四孝∶虞舜、汉文帝、曾叁、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续、唐夫人、吴猛、玉详、郭臣、杨香、朱寿昌、瘦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诗、王裹、丁兰、孟宗、黄庭坚。《孝经》乃对上帝所亲立的“十诫”第五诫之阐发细说，中国社会蒙上帝之赐福，数千年国立不破，实为遵守此命而蒙上帝应许之福使然。关於“十诫”我们後文将有专门介绍。这里就不详说了。希伯来人虽有十诫明文，可言行不一，虽为上帝特选作为圣言的保存者，可是其信诚却远不如中国先人。以色列屡遭灭国之灾，有辱上天所托；偌大个中国却蒙福至今，其中孝之理大矣——顺从与不顺从，乃是祸福的关键。
另一部列於本书讨论范围的是《墨子》一书。黑子生平无考。据《史记》所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後。”（注三）传统认为，墨子当介於孔孟之间。《墨子》一书为其门生对其言论的记述与阐发。在孟子时，墨家学说已达到“其言盈天下”的地步。墨家的思想虽未被接受为中国的正统，可其核心部分实为中华智慧的精华之一。本书中，我们还会引用其他一些古代经典，如《吕氏春秋》，《尸子》、《扬子法言》等，不一一列举。我们不惜重复地指出，中华民族的蒙福，实与保存在这些经典中的属天的教训息息相关——
注释：
注一∶理雅各译着《中国经书》（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6），第一卷，“传略”第十面。
注二∶司马迁着《史记》，（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秦始皇本纪第六》第29面。
注三∶同上，《史记·传七十四》第470面。
孟子是上古圣人中的最后一位，历史上称之为亚圣，其地位仅次于孔子。唐儒韩愈把孟子作为尧舜之道的最后传人。他在《原道》中写道∶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里所说到的孟轲，就是孟子。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其他几位圣哲，我们将在探讨孟子的奇妙预言时逐次说明。这里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孟子本人的生活背景。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史籍无明确记载。据推算，大约为公元前373到前289年。
孟子可能是早年丧父，因为有关孟子的故事中，大多只见其母不见其父。有关孟子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当数西汉未年的学者刘向在《列女传》中所记载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话说孟子的母亲仉（音zhang长）氏为了给孟子选择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不惜三次搬迁。第一次所搬到的地方是一个商人区，那里的小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彼此做生意。孟母不希望看到孟子长大以后心中重利轻义，就决定迁开。第二所迁到的地方不巧有一些做棺材生意的人住在那里，孩子们在一起便以做丧事为游戏。孟母认为这样会使孟子不重生死，游戏人生。因此再次动迁。第三次所迁到的地方，早上能听到学童们朗朗的读书声。孟母认为这里的人对学习看得重，故在那里住了下来。以孟母一孤单妇人，如此执意的三次搬迁，足见对孟子教育之重视。
可是孟子早年贪玩，不爱读书。身为慈母，又要身兼严父之责。为了教育孟子，孟母可以说是费尽了苦心。在现代织机发明之前，古代的中国虽为纺织之国，可是用来织布的织机却完全是手工操作的。古诗《木兰辞》中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就是对古代妇女辛勤地织布的生动写照。可是为了启发儿子，孟母有一次不惜“断织投杼”，将自已辛辛苦苦日夜不停织出的布从中剪断，又将梭子重重的摔在地上。母亲的这一举动使孟子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已的贪玩是如何伤透了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的心。从此发奋读书，学效孔子，终于成为一代圣贤。
孟子虽然为不能在孔子门下亲聆教诲而感到婉惜，可他却有幸做了孔子玄孙子思门下的的学生。孟子与孔子相距一百多年，不大可能直接师从子思，大概师从子思的学生，从他们那里得到孔子之道的真传。孟子一生也是设帐授徒，门生济济。他常与门生周游列国，所到之处虽倍受礼遇，可他的教诲与主张却未得各国君王的重视与采纳。
孟子一生享年八十三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孟子》一书。《孟子》一书凡七章，意深境远，其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影响实非言语所能笔录。下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究《孟子》书中的几段精彩的预言。
孟子的大预言
我们在《孟子》一书中常可读到孟子论到从传说中的两位先王所传下来的“尧舜之道”。虽然现有的历史对于这个大道的传承过程没有明确的记载，可是孟子却给出了各个圣人之间传承的大致年限。
《孟子尽心章句》最后一段，也是《孟子》全书最后一段∶原文：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的前半句∶“由尧舜至于汤，五百余岁”。舜在禹登帝王之位之前去世。而禹是建国公元前2205年前后中国第一朝夏朝的第一位帝王。根据历史年代，殷商第一位帝王汤王卒于1753年。汤王去世之前五百年，则为公元前2253年。而这个年代正与尧舜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影响的年代相吻合。考虑到《圣经》所记载的巴别塔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247年这个因素。《圣经》上说到耶和华上帝“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创11∶9）；中国史书对此却无记载。我们若相信《圣经》的话，就能看出，中国人也必从此而来。公元前2253年前后，应该正是中华祖先从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巴别塔（今伊拉克境内）所在地，由西向东大举迁徙到中国境内的时候。对于这一迁徙，中国古经并无记载。
再看后半句：“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这里所说的禹就是民间传说的大禹治水的那位治水英雄，中国夏朝的第一位帝王。皋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辅佐舜和禹两位帝王的两朝重臣。说是大臣，其地位却又异常的特殊，常常教导舜和禹。（见《尚书·皋陶谟》）与《圣经》中的先知地位极为相似。他们与舜和禹生活在同一时代，故得亲自见到并晓得尧舜之道。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幅孟子所描述的“圣道”薪火相传的美妙图景。汤是这个链环中的关键性的第一环。夏朝的最后一位帝王桀，亲女色，疑直臣，荒淫无度，滥杀忠良。汤会合诸侯，起兵灭桀，取而代之，夏灭商立。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汤武革命”。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第四十九》）。汤王是一位圣明的君王，尧舜之道在汤身上得以发扬光大，普照天下。汤在位十三年崩，即公元前1753年。到汤时尧舜早已作古，故汤之于圣道乃听人传说而得。这里同时告诉我们，早期的圣道是囗头相传的，并无文字记录。
第二句∶“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中国帝王年谱上虽无文王之名，可他却是周朝真正的开国元勋。《诗经》上却充满了对文王的赞扬。例如《皇矣》∶
原文译文
皇矣上帝，伟大啊，上帝伟大！
临下有赫。面对下界，洞然明察。
临观四方，观察四方之国，
求民之莫。觅求安民之所。
维此文王，就是这位文王，
帝度其心，上帝审察其心，
貊其德音，巩固他的威信。
其德克明，他能明察曲直是非，
克明克君，他能分辨邪恶善美。
克长克君。赏罚分明，人人敬畏。
文王名昌，乃商纣王时期的位于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的一位诸侯，世称周。世伯笃仁敬老，德威显世，纣王因此对这位世伯昌甚为忌恨，曾将其囚于今河南省汤阴县。文王被囚期间，作易爻辞，成为现在流传的《周易》的作者之一。商纣王无道，文王之子起兵伐纣，灭商立周。据史书所载，文王生于公元前1229年，卒于公元前1132年，终年97岁。（注一）因此，从商汤（卒前1753年）到文王出生共历524年。
第三句∶“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我们看到，孟子在讲论圣道传承链环时是谨慎而恭敬的，旨在向后世说明，“孔子之道”就是最初中华祖先承天所启的“尧舜之道”，或“圣人之道”。
从文王去世的公元前1132年，到孔子出生时的公元前551年，其间相距共581年。太公望、散宜生都是归服文王的周朝开国大臣，他们乃亲受文王教诲，故对“圣人之道”是见而知之。而孔子则是从古籍和向当时的人学习而得“先王之道”。可惜到了孔子时，先王之道中的“大道”以及真正的祭天之礼已经失传。
孟子看到上天所赐的“圣人之道”，如此精妙地保存传世，深知上天不绝此道。虽然孔子已去，到他的年代未见其他的圣者兴起。然而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说∶
原文∶“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在世者。”译文∶“那时有天时，现在也有天时。五百年必有圣王兴起，而其间必有一些有德之人出现。”《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依孟子的看法，从尧舜到成汤，其间五百余年；从成汤到文王其间又经过了五百余年；从文王到孔子也是五百余年；那么在孔子之后五百余年，世间必有一位圣王兴起！而且这些圣人一位比一位更加贤明，对“圣人之道”的领受一位比一位更加光大。在孔子的眼里，文王周公乃是集古圣之大成者；而在孟子的眼里，孔子则又过于一切古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说∶“出于其类，拨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天道的这种渐进性，正如同《圣经》所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4∶18）
上天所赐的圣人之道，必不因日久而昏暗；恰恰相反，将以更明亮的光辉照亮世界。那么，孔子之后的将五百年将要兴起的这位“王者”，必如中天之日，光彩照世。
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据太史公记载“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注二）依此推算，孔子丧礼终日应当往后推六年，即公元前474年。五百年之后就是公元27年（没有公元0年，因此加上一年），正是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刘秀虽于公元25年重建汉室江山，但以他的文治武功，不堪称为孟子所仰望的圣王。光武帝在位十五年，并非有惊人的建树。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任何功过三朝圣王的帝王将相。
那么，孟子的这个预言是否落空了呢？如果没有，那么，这位“王者”会是谁呢？如果在中国的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位“圣王”，又当从何处寻找呢？孔子似有所一段话指点迷津。
原文∶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弗知，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智勇也，圣则丘弗知。”“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者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闲，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
译文∶商太宰来见孔子，问道“孔丘是圣人吗？”孔子问答说∶“圣人，孔丘不敢当，不过孔丘博学而多识。”商太宰又问∶“古代的三王是圣人吗？”孔子说∶“三王是善智勇的人，是不是圣人，孔丘不知道。”又问∶“五帝可谓圣人吗？”孔子说∶“五帝是善用仁义的人，是不是圣人，孔丘不知。”又问∶“三皇是圣人吗？”孔子说∶“三皇是善用天时的人，是不是圣人，孔丘不知道。”商太宰大为吃惊地问∶“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圣人呢？”孔子大为激动地答道∶“西方有一位圣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有信，无需教化而自行（天道）。此人之伟大，百姓无法用合适的话来描述。孔丘认为他可能就是那位圣人，不知是否为真？”商太宰心中暗笑道“这孔丘是在欺骗我！”
《列子·仲尼》列子书中与孔子对话的这位商太宰，是当时宋国的官员。具体姓是名谁，现已难以考证。他虽然求教于孔子，可是对孔子所说的“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并不相信，以为孔子是在骗他。这位官员不敢相信，为何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从古就一直向往的圣王竟然不是中国人，而将生在西方！列子所记的这段经文，历来未受人的注意。其中的原因众多，很多人也以为，孔子所的“西方之圣”乃为戏言。然而，孔子却是认真的。《列子》上说“孔子动容有闲”，足见孔子论到这位圣者时的激动与向往的神情。
孔子不仅指明了圣王的方位，而且还题到了他施行王政的时间上的特点：
原文∶“如有王者，必世后而仁。”
译文∶“若有真正的圣王兴起，他将等候三十年，然后将仁爱之道昭示于天下。”《论语·子路第十三》
孔子所说的这位西方圣王，为何要等三十年才将仁爱之道广播于天下？孔子所说的究竟是甚么意思？孔子说的西方又是指哪一国呢？与孔子同时代的释迦牟尼，后来被一部分中国人奉为“西方圣者”，甚至有人不惜千辛万苦去“西方取经”。然而释迦却是一位否定天道的人物，不大会是敬畏天道的孔子所说的“圣者”。相对于中国的地理位置来说，以色列乃是中国的西方。我们不妨将眼光以色列，从中国先知的预言转向希伯来先知的预言，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古希伯来先知对圣王的预言
查世界各国之经典着作，只有古希伯来的《圣经》中才有一段跨度超过二千年的关于一位至高的圣王预言。这段预言出自《旧约圣经》中的《但以理书》一书中。
大先知但以理生于公元前587年，他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恰为同时代的人；正值犹大国（以色列）历史上的所面临的生死存亡时期。当时，犹大国的京都耶路撒冷被强悍的巴比伦围困。后来耶路撒冷被攻陷。年少的但以理与许多以色列人一起做了巴比伦人的俘虏，于公元前605年离乡背井，被解往巴比伦帝国。可悲的是，犹大国末后的四位国王，不敬拜他们的创造主上帝，却反倒拜起了偶像，拒绝上帝的恩典与保护。因此上帝允许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占了他们的国家。
前此一百多年，那位曾经在秦王朝出现五百多年之久就预言到了秦朝存在的上帝藉大先知以赛亚，（见赛49：12）曾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赛39：6-7）
但以理虽然身在异邦，却靠上帝给他的智慧，解开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自己做过却完全忘记了的一个梦。但以理被公认为天上上帝的真先知，而且因他所表现的超人智慧，不仅得到王的器重，还做了巴比伦国的总理大臣（见但2：48，49）；而且在尼布甲尼撒王之后连任首相，成为三朝重臣。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之孙为王的第三年，上帝借天使向他说了一段可怕的预言。结束时又给了他一段与时间有关的预言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但8：14）
对后这段预言，但以理百思不解，并因此病了数日。（见但8：27）他清楚知道犹大国将在巴比伦为奴七十年，因有先知耶利米预言说∶
“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耶25：11）
但以理在给尼布甲尼撒王释梦时，曾预言巴比伦国到时必被玛代波斯所取代。而这一预言亦在他眼前实现。此时的但以理已是年过花甲，他一生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政绩赫赫，荣神益人。在玛代族大利乌王元年，年近百年的但以理知道七十年被俘的年岁将满，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上帝祈祷恳求∶“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忿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但9：4，16，19）
上帝应允了但以理的祷告，并派天使加百列迅速飞来，对他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但9：22-24）
但以理听罢一定大惊！天使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你本国（犹大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至圣者？”莫非这位圣者就是那位等候已久的弥赛亚（受膏者、或救世主的意思）？天使加百列继续向但以理解释道∶“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但9：25）
不错！加百列所说的正是那位等候已久的弥赛亚，那位圣王！那位在人类的始祖偷吃禁果后上帝向他们所应许的救主！可是，他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呢？可以想见但以理一定非常着急地想知道下文。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原文与英文此处有“不因自己”而）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但9∶26）
但以理心里一定会思想∶为什么那位受膏者（圣王）必被剪除，却又不是因为他自己呢？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的意思是明显的，不必多作解释。可是圣城与圣所不是被巴比伦人毁坏了吗？而且连人都被掳到了巴比伦！难道说要再建圣所又再度让它被毁不成？不过，加百列的信息尚未结束。请继续听∶“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但9：27）
这里所说到的预言论到了太多的将来要发生的事，但以理虽然不能全然明白；但毫无疑问，他深知这段预言的重要性，因为它关系到那位将要到来的救赎之主，那位圣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何其有幸，得以有机会在《圣经》的光照之下，解开这段预言！
论到时间的预言，《圣经》中有个原则：“一年顶一日。”（民14：34）或“一日顶一年。”（结4：6）因此预言中所说的2300日，也就是2300年。而从其中所截出的一段，“七十个七”，也就是490年。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寻找这490年的起点。请再读但9：25∶“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可见这490年的起点在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读者诸君，在但以理的时候，耶路撒冷乃是一片荒凉。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建其实也是一个预言，并且这个重建的预言后来得到了实现！根据《以斯拉记》，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538年由波斯王塞鲁士（古列大帝）发出的（拉1：2-4）;第二次是大利乌王在公元前519年左右发出的（拉6：1-12）；第三次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第七年，即公元前457年发出的（拉7：11-26）。最后发出的这个命令赋予了犹太人在波斯治下的政治宗教和司法权。以斯拉也于这一年回到了耶路撒冷。
第二∶请再回到但9：25节后半部：“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这里将490年又进一步分割。七个七等于49年。六十二个七是434年。事实上，耶路撒冷的城墙与街道的重修花费了49年的时间，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完成。公元前408年再加上434年就到了公元27年。
那么，公元27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呢？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日历，都是罗马历。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公元元年，并以此为分界点，分公元前与公元纪年。不过，罗马的史学家们在确定耶稣诞生年时把时间弄错了。耶稣实际出生的时间是公元前四年到五年之间。根据《路加福音》所载：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在三十岁。”（路3：23）
在耶稣正式出来公开传道之前，接受了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及圣灵的洗。约翰是在耶稣之前上帝差到以色列人那里去的最大的一位先知。约翰作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约1：32-34）
耶稣受洗时，不仅有圣灵的降临，天上也有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你。”（路3：22）耶稣的受洗就是受圣灵的膏，成为受膏者。耶稣受洗之后三年半，也就是公元31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祭祀的羔羊为人类的罪而献上，使预表他伟大牺牲的祭祀与供献从此止息。
公元34年，一位名叫司提反的信徒（见徒7：52-58），因传讲福音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为耶稣的福音殉道。至此，福音传向犹太人以外的外邦各国。划定给犹太人的490年到公元34年也就结束了。保罗的悔改，大约也发生在这一年。论及于此，保罗有话对犹太人说：
“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徒13：46-47）
耶稣在世传道时，曾几次引用但以理这段预言的话。有一次门徒彼得问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太18：21-22）耶稣实现了预言中的一切。
但以理书中的这段预言，预言了耶稣第一次以人形降世的确实年代。这段预言在历史上准确应验了！关于这些年代，本章的图解或许会给您一些帮助。
王者──耶稣
但以理的这段在耶稣降生前五百多年所作的预言，乃是基督教的的基石。没有这则预言的应验，就少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将要降世的救世主。而预言中关于救主之受膏、受死、除去罪孽引进永义等使命在耶稣身上的应验，正说明基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世人可以欢喜地说：
“啊，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待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待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赛25：9）
孟子在这里盼望王者兴起是有原因的。上古的中国人似乎很早就在等候这位王者的来临，因他来就要将百姓从罪罚之中救出来。孟子引《书经·仲虺之诰》上的话说：
原文：“奚我后，后来其无罚。”
译文：“恭敬等候我们的君王，君王为了我们就不再受罪恶的杀罚了。”《孟子·腾文公章句下》
这种对王者的期盼，也正是以色列人的素愿。
“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诗24：7-10）
这位王者将怎样来临？在何处加冕，他的王国又是怎样的呢？耶稣降生前五百多年，以色列的另一位先知撒迦利亚预言了那荣耀的王的来临的方式。
“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亚9：9）
这段预言在耶稣离世之前荣进耶路撒冷时得到了应验。这时，耶稣按着圣经上所预言的君王的加冕仪式，骑上了驴驹，在众门徒的拥戴之下，朝着耶路撒冷走去。那些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的门徒和百姓都欢呼起来，手舞着棕树枝，大声赞美上帝。跟随耶稣的人群与世上君王得胜归来的队伍不同，这里没有被打伤的残兵败将为俘虏，而只有被他所医好的人成了他慈爱的战利品，以及他从魔鬼手下所拯救出来的俘虏，跟随着这位不动刀兵的君王。他们大声欢呼∶“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路19：38）
然而，耶稣却没有象民众所期盼的那样登大卫的宝座，揭竿而起，率领以犹太人**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四天后，他被交到罗马巡抚彼拉多手里受审。彼拉多问道∶“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问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再问∶‘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18：33-37）
耶稣在这里庄严地宣告自己是真理王国的王！是凡听从真理之人的王！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上面用三种文字写道：“犹太人的王。”圣经告诉我们∶外面作犹太人的人，不是真犹太人，惟有内心顺从真理的人，才是真犹太人。（罗2：28，29）因此，耶稣基督乃是世界真正的圣王！
现在，让我们回到孟子的预言∶孟子的预言没有落空，原来他所仰望的那位将在孔子后五百年降世的王者，不是别人，正是从天而降的真命天子耶稣基督!令我们大感惊奇的是∶孟子与但以理，这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先知所发的预言，竟同时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难道又只是另一个惊人的巧合？！孔孟的预言向人们提供了第二个可信的证据，使人们确信，耶稣就是那位从远古就一直被人仰望的那位圣王！耶稣真是那位“万国所羡慕的。”（该2：7）仁义之王！
我们因此更有理由相信，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我们因此更应该感谢上帝，在中国的先知之中，为华夏的子孙留下了寻找并确认那位要来临之圣王的预言！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让我们进一步在历史的长河中寻索，看这位在中国兴起先知，发出预言的上帝，藉着华夏的先圣，为了使中国人认识他，还留下了何等宝贵的记载——
注释：
注一∶吴树平、赖长扬主编《全译本白话四书五经》，（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三卷《礼记·文王世子》，第512面。注二：司马迁《史记》，（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孔子世家》第345面。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认识中国人所认识的最初的上帝。当中国的祖先在公元前2247年左右告别巴别塔，由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从西向东，迈进中国大地时，我们发现当时的中华祖先所敬拜的，正是《圣经》中所说到的义人挪亚和他儿子闪的上帝。传说中的“五帝”中最后二位分别是尧和舜。这二位先帝的一直以圣王的美名而流传了下来。论到尧，孔子这样说:
原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译文∶孔子说∶“尧作为国君真伟大啊！崇高啊！只有天最大，唯独尧能效法天。他的恩德广博无边，老百姓不知道怎样去称赞他。他的功业真崇高啊！他的礼仪制度也太美好”《论语·泰伯第八》
《书经·舜典》中记载舜帝“肆类于上帝。”从这两则短短的描述之中，可以看出尧和舜都是敬拜真神上帝的。在前一章我们提到中国上古社会所传习的圣人之道，也是自尧舜开始。中国最古老的《书经》的第一篇就是《尧典篇》。
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确定尧舜二帝为中国人的祖先之列。《书经·梓材》有这样的记载∶
原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译文∶“皇天上帝将中国版图及其人民赐给先时的圣王。”
可见中国的先民深信，是上帝赐给他们圣王以及美丽的国土和广大的人民的。所有的先王都是受命于天。使徒保罗这样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徒17∶26-27）
上帝不仅将各国安置于各地，又赐给他们完全的自由。“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保罗这里所说的上帝“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就是给万国自由行动的权利。当早期的中国人顺天而行，就有福惠从天而降临到他们；若是背逆上天而行，国家所面临的就是灾祸；君王就被剪除，而由仁德之主取而代之。
在漫长的年月中，上古的大多数君王都是敬畏上帝，顺天而行。根据史书所载，秦王朝之前的三朝的最后一个君王都偏离了正道，上帝就兴起仁德之主来攻击他们，不仅取了其王位，而且改朝换代。
原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译文∶“天道乃是赐福善良而降祸于淫恶。上天降灾于夏朝，以彰明其罪恶行径。”《书经·汤诰》
领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的汤，上顺天心，下合民意，应时而起，革除了夏桀的命，**了背离天命，日趋腐败的夏朝而建立了商。汤王在征伐之前对民众说∶
原文：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殆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戮汝，罔有攸赦。”
译文∶王说∶“来吧！诸位，都来用心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这年青人敢去作乱，而是因夏罪恶多端，天命我去攻灭它。现在，你们众人，常说∶-我们的君主太不怜恤体贴我们大家，荒废了我们农事而去征伐夏邑，民众都因而怠慢不恭，跟他不和洽，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呢？我情愿跟你共同灭亡！’夏的罪行如此，所以我如今一定要前去攻灭它。你们辅助我，来推行天的刑罚。我将重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是不会背信食言的。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誓言，我就要把你们和你们的儿子都杀掉，没有一个能得到赦免。”《书经·汤誓》
可见，汤王明白征伐夏桀的使命来自于上帝；他耐心地向民众解释这一使命的神圣性质，若有不听命的，实际上就是不从上天之命，因此其刑罚也是严重的。如同在以色民中兴起士师来领导并施行拯救一样，上帝在中国兴起了这些圣王来实行其对中国的领导。
原文∶“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义。”
译文∶“天生下老百姓就有七情六欲，没有君主就会生乱；只有天生聪明睿智之才能治理祸乱。”《书经·仲虺之诰》
成汤之德，闻名瑕迩，甚至及于鸟兽。现代汉语成语中的所说的“网开一面”，就是指着成汤的宽柔之心而言。据《吕氏春秋异用篇》所载，汤使人织网，仅织三面而网开一面。在中国的历史上，大禹因治水有方流芳万世；汤则因献身救旱而名留青史。
原文∶“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着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
译文∶“汤王救旱，赶着素车白马，身着大麻布衣，腰系白茅，将自己当作牺牲，在野外的桑林之间向上帝祈祷。”《尸子卷下》
汤王献身祈祷，以救天下大旱一事，也被受到孔子尊重的同时代史家吕不韦记入了《吕氏春秋》∶
原文∶“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
译文∶“古时汤王克胜夏桀而治天下时，适逢天下五年大旱，没有收成。汤王于是献上己身，在桑林中祈祷，说∶‘这是我一人之罪，请不要连累万民；就算是万民有罪，也是罪在我一人之身。不可因我一人之不聪敏，而使上帝鬼神（相当于圣经中‘灭命的天使’）伤万民之命。于是剪发，缚手，将自己当作牺牲，向上帝祈福。万民大喜，雨水大降。”《吕氏春秋·顺民篇》
这里所说的天下大旱虽为五年，但更为古今学者所公认的时间却是七年。《吕氏春秋》着名注释者，汉代的高诱就是这种看法。王充（27-97）着《论衡·感虚篇》也作七年。《竹书纪年卷五》列出汤之大旱，始于汤在位第十九年而终于二十五年，前后共七年。王国维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为伪，所记起始年限是否确实，尚需辨证，但有一点是与传统所记一致，即汤之大旱为时七年。似乎可以确定，大旱在夏桀时就已发生。
令人惊讶的是，汤所遭的五个大旱荒年，恰与古埃及所遭的七个荒年中第二年年尾相应！都发生在公元前1766年！两地发生的七年大旱同时发生同时结束。（请叁见圣经史事与中国史事年代比较表）。
据《圣经》记载，现今以色列人的祖先，乃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生的雅各。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最受他宠爱的是约瑟，因为“是他年老生的。”（创37∶3）。父亲的偏爱激起了哥哥们的不满，他们竟联手将约瑟卖给了埃及人。约瑟在埃及时，得到上帝的启示，解开了埃及法老所做的一个梦。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上帝已将所要作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有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创41∶28-39）
后来所发生的事，果然照着约瑟所说的。“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惟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当时饥荒遍满天下，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创41∶53-57）
中国商汤救旱，恰好证明遍满天下的七个荒年的《圣经》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而《圣经》的记载也证实了中国关于商汤救旱的历史记载。两者相遇在公元前1766年！这一记载，向中国人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证据，《圣经》是真实可信的。
从年代比较表上，细心的读者，还能看出另一个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同样惊人的历史事件∶即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的出埃及，并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于公元前1401年最终安居迦南，与中国人在盘庚率领下在公元前1400年完成历史性的迁都与朝代的更名。
七个荒年之时，以色列的众子都迁到了埃及，在约瑟的看顾下，度过了荒年。以后就在埃及住下来了。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出1∶8）苦待以色列人，使他们作了埃及人的奴隶。四百三十年之后，上帝兴起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恢复他们祖先对上帝的信仰。几乎与此同时，上帝兴起了盘庚，将商都从奄（今山东境内）迁到了殷（今河南境内）。为什么要动迁呢？
原文∶“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乃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译文∶“你们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使万民震动而迁徙呢？’我之所以迁徙，是上帝将要使我们复兴我们祖先的德行，从而安定治理我们的家园。我要孜孜不倦地向着忠厚谨慎的目标迈进，恭谨地保护民众的生命，从而使大家永远幸福地居住在这新邑。”《书经·盘庚下》
盘庚所给迁都的答案，竟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因一样无二。都是要恢复祖先们对上帝的德行ⅵ而这种德行，乃是以敬畏上帝为根本特色的。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为了保存或恢复百姓对他的信仰，上帝将他们从那些腐化不堪的地方迁走。公元前2247年建造巴别塔时，上帝将“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创11∶9）。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时，“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12∶1）。以色列人出埃及，盘庚的迁都，甚至清**离乡背井，来到荒无人烟的美国。我们在这些史实中看到了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ⅵ这个事实表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那位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与指示盘庚迁都的上帝，乃是同一位至高的真神。
后来周公在回顾夏商两朝的历史时说∶
原文∶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亨。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蒸，天惟降时丧。”
译文∶王这样说∶“告诉你们这许多的邦国，并不是上天要舍弃夏国，也不是上天要舍弃殷国，而是因为你们的君主及你们天下四方的邦国，行为过度放肆，鄙弃了上天的命令，并且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所以，上天才舍弃了你们。）由于夏国政治黑暗，不能尽心尽意地去祭祀神灵，所以上天才给夏降下了欣的大祸，并且让另外的邦国来代替了它。你们商代的末代君主，（不能汲取夏的教训，）依然过度享乐，使政治十分黑暗闭塞，祭祀时奉献神灵的祭品很不洁净，所以上天才给殷降下丧亡的大祸。”《书经·多方》
我们不必为上帝亲临人间事而感到惊讶，对于背道的犹大众民，圣经中记载了上帝的话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耶25∶8-9）。可是尼布甲尼撒因骄傲自大，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三朝老臣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王说∶“王啊，至高的上帝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与你父尼布甲尼撒；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但5∶17-21）。
孟子对此总结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从天意就必昌大，违逆天意必致灭亡。因为天是至公至义、至仁至善的。
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真正的神权政体。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孟子·离娄章句上》）夏商周三代所以得天下，都是领受天命，凭借的不是版图与势力，而是上天所赐之德行。汤王占地不过方圆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方圆百里，天下的许多诸侯国的版图都比他们要大，然而他们以美德着称于世，受命于天，而得天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尚书·仲虺之诰》
历代的圣王都懂得敬畏天道，不辱上天所交托的使命。即使有新王从前任手中接过王位，表面上是旧王所任命或禅让的，但中国古人深深地懂得，真正立王废王的是皇皇上天。请听孟子与万章之间的对禅让问题所进行的一段对话∶
万章问孟子∶“帝将天下交给舜，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不对。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人。”万章又问∶“那么舜得天下，是谁交给他的呢？”孟子说∶“上天交给他的。”万章说∶“上天交给的，是上天所反复叮咛告诉他的吗？”孟子说∶“不。天不说话，只不过用实际行动和事情体现出来罢了。”万章说∶“用实际行动和事情体现，是怎么回事呢？”孟子说∶“天子能向上天推荐人，但不能使上天把天下交给人；诸侯能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使天子封他为诸侯；大夫能向诸侯推荐人，但不能使诸侯封他为大夫。过去，尧把舜推荐给上天，上天接受了，并把他交给百姓，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上天不说话，而用实际行动和事情体现罢了。”《孟子·万章句上》
孟子后来作出结论说∶“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圣经》的记载，肯定了人间政权的天定原则。“这是守望者所发出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但4∶17）那真正在人间掌权的是上帝，要成就上天的旨意。
不仅孟子说天不说话，而且孔子也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纵观中国古经，天意在人生中是至为重要的。整个儒家哲学的基础就是敬天。中国人所说的天究竟是谁？我们在下面要作进一步地分析与探讨。
然而，三代的道统破坏了。自秦始皇开始，中国第一次有了靠武力争胜的中央集权，出现了皇帝之说。而且又搞起了对五帝的崇拜。秦王朝不可一世，结果成了最短命的朝代。这也是天意不可违、逆天者亡的一个例子。
在三代的帝王，崇祀上帝乃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每天都有两次对上帝的祭祀∶早晚祭。受孔子所尊敬的武王这样说∶
原文∶“予冲子夙夜桎祀。”
译文∶“我这个青年人，必早晚祭祀。”《书经·洛诰》
《诗经》中更是有许多祭祀上帝的记载∶如“我将我亨，”我们奉养，我们献飨;维羊维牛。供奉牺牲牛羊。维天其右之。“敬祈天帝接受。”《诗经·我将》
中国古人所祭祀的这位上帝，并不是一位抽象的天神，而是具有位格的真神。令人费解的是，有些人承认人是上帝造的，却不认为上帝能听能看，以为上帝是一位非人格神。有两段圣经的经文可以供有这种看法的人参考：
“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箴20∶12）
“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的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处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诗94∶8-11）
圣经中多次提到上帝在梦中向人显现。当以色列王大卫死后，其子所罗门接替他做了王。圣经上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邱坛献祭烧香。”（王上3∶3）上帝悦纳了所罗门王的虔诚之心，“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王上3∶5）
所罗门也像中国的古代的圣王一样，谦卑自守，以小子自居，向上帝求道∶“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个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王上3∶5，7-9）结果，上帝不仅应许赐给他智慧，还将国运、荣华等都赐给了他。
《书经》记载，大约与所罗门王同时的武丁，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
原文∶“恭默思道，帝贲予良弼，其代予言。”
译文∶“正当我恭敬地默默地思想天道之时，我梦见上帝给了我一个助手，他要代替我说话。”《书经·说命上》
武丁王于是吩咐人四处寻找上帝在梦见向他所指示的人，在傅严之地找到了一位做泥瓦匠的爰，把他请到京都，立他作了王相。中国古人对皇天上帝的认识，并不像巴比伦人那样，认为上天是“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但2∶11），高高在上，不与世人交往。有一句表明上帝与下民之间亲密关系的话，在《诗经》中反复出现∶“上帝临汝”。这个“汝”本意指“你们”。上帝既眷顾你们，自然也会眷顾我们。因此，理雅各将这句翻译为“Godbewithus.”即“上帝与我们同在。”正是希伯来人所说的“以马内利”（赛7∶14）。
中国古人所认识的天虽不言，然而，上帝却是既听取世人的祈祷，又与世人说话的。古经中有许多这类记载。
原文∶“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译文∶“天像我们一样能听能看；上天明明地表彰善人，惩罚恶人，一如我们彰扬美善而得天下敬畏一样；这样的联系通达上界与下界。地上的为政者，当持怀何等敬畏之心。”《书经·皋陶谟》
《诗经》中有许多诗对文王进行了赞扬，如《皇矣》篇上说∶
维此文王，就是这位文王，
帝度其心，上帝审察其心，
貊其德音。巩固他的威信。
其德克明，他能明察曲直是非，
克长克类，他能分辩邪恶善美，
克长克君。赏罚分明，顺从敬畏。
既受帝祉，既受上帝恩赐之福，
施于孙子。福泽绵延后世子孙。
这首诗接下来说说到上帝是如何教诲文王的∶
帝谓文王∶上帝对那文王赐言∶
无然畔援，不要任其跋扈自专，
无然锍羡，不要任其凯觎贪婪，
诞先登于岸。你应先将狱讼平断。
帝谓文王∶上帝告诫文王∶
予怀明德，我喜悦你美的德行，
不大声以色，不要总是发号施令，
不长夏以革。不能过度铺张或变化无常，
不识不知，不要自作聪明，
顺帝之则。而要顺应上帝的法则。
对于上帝所制定的法则，上天之命，中国古人是充满敬畏与顺从的。他们相信一切出自上帝都是毫无错误的，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原文∶“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译文∶“天命是不会有错误的，占卜所显示的就是这样。”《书经·大诰》
而且，古人认识到，既然天命是绝对正确的，因此也就不像人间法则，时常会发生变化，需要不时的修正。武王在对他的臣子发出衷告之后，对他们说∶
原文∶“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译文∶“你们不知道，天命是不会改变的。”《书经·大诰》
中国人很看重这个“命”字；不仅用它来表述神圣的“天命”，而且用这个字来代表人类的“生命”。如果仅从文字说的角度来看，古人对“天命”与“生命”、或“性命”，是不加区分的。成语中也有“人命关天”的说法，表明天与人的生命的渊源关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圣经》中耶稣的一句话，可以解开这个谜。
“我（圣子）也知道他（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约12∶50）
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不仅能解开“命”字之谜，而且还能帮助我们认识皇天与上帝的关系。第一、天父的命令就是生命。因此，顺从天父的旨意，就是领受生命，而违背天意，就是自绝于生命之源。第二、天并非不言，而是不直接与人沟通。为什么呢？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赛59∶1-2）
《约翰福音》1∶18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纵观全本圣经，天父只有三次说话的记录。一次是在耶稣受洗时（路3∶21-22）；一次是耶稣登山变像时（太17∶5）；一次是在耶稣受难的那一个星期（约12∶28）里。但天父的旨意却完全地向世人表明了。耶稣的这句话表明，天父与人类的沟通的媒介，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
可见，中国人所认识的天，正与圣经中所说的天父相同，而古人所说的上帝，正是圣子耶稣基督。千百年来，那位带领中国先民的上帝，正是神人共体的人子耶稣基督！
在上古中国人的眼中，皇天上帝不仅是公义的，而且是慈爱的。上帝虽然憎恶罪恶，却深爱世人。
原文∶“天惠民、惟辟奉天”。
译文∶“上天爱民众，在位者应当敬顺上天之心。”《书经·泰誓中》“有皇上帝，皇天上帝，伊谁云憎？”他憎恨谁呢？《诗经·正月》
以教导兼爱闻名天下的墨子，更是从自然的动转、朝政的兴衰、善恶的报应等多方面论述了上帝的大爱，并指出人当以爱回报于天。
原文∶“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矣，曰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从事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今有人于此，骐若爱其子，竭力单务以利之，其子长，而无报子求父，故天下君子，与谓之不仁不详。”
译文∶“并且我知道上天爱护人民，如此深厚，也有我的理由。因为上天将日月星晨分开，以照耀天下，制定春夏秋冬四时，以为纲纪法度，下霜雪，降雨露，使五谷生长，丝麻发遂，使人民得以供给财用，又分列山川峪谷，广布各种事业，设定王公侯伯，以监察人民的善恶，赏赐贤良，惩罚贪暴，征收五金木器和鸟兽而用之，从事于五谷与丝麻之生产，以供给人民的衣食财用，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现在假使此地有一个人，极喜欢他的儿子，为他儿子的利益，竭力的去做事，等到儿子长大了，却不报答父亲的恩惠，那么天下的君子都要说他不仁，不祥之人了。”
《墨子·天志中》从古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先秦的时代实际是以上帝（基督）为中心的时代。这一点从近代出土的各种殷商祭祀文物与其上的铭文上可得证实。受命的君王被称为“天子”，表现了人与上帝的父子一般的亲密关系。圣经称上帝“为我们的父”，耶稣教门徒祷告所说的第一句对上帝的称呼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复活之后即将升天去见上帝时，对他所爱的门徒玛利亚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约20∶17）。年高的门徒约翰，在年老时有感于上帝对于世人的爱，以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才好，大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3∶1）
可见“天子”的名字并不是帝王的专称，每一个顺从天命的人，都是天之娇子，都是上帝所生的“天子”！我们发现上帝在先秦的时代，使用先知先觉们传讲天道，甚至还直接与他们用言语进行交通（如与文王）。秦王焚书之祸，虽然使他们所传讲的一些宝贵的话语被焚，但真理的亮光却没有被大火所灭。那位使天地流转运行的上帝，仍是天地的主宰。太阳仍然每天升起，月亮照样彻夜透洒清辉。上帝会让那些在神州大地的“天子们”被扣在黑暗之中吗？中国的先知先觉之中有没有受到天道更深刻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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