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一
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
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只不过对教给我的一切和成人在我面前
的说教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而已，但这种信任是很不牢固的。
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早已去世），叫沃洛坚卡·M，是个中学
生，星期日到我们家来，把学校里的新发现作为一件特大新闻向我们宣传。这新发现就是：上帝是没有的，教给我们的全是无稽之谈（这发生在1838年）。我记得，几个哥哥对这件新闻很感兴趣，他们也叫我一起议论。我记得，我们大家非常兴奋，把它当作一件十分有趣和完全可能的事。
我还记得，我哥哥德米特里在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以其性格中特有的激情，一心一
意信起教来，并开始参加一切礼拜，吃斋，过着清白而高尚的生活。于是我们大家，甚至年长的人，都不断地嘲笑他，而且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诺亚。我记得，那时的喀山大学督学穆辛——普希金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参加舞会，他曾多次用大卫在方舟前面也跳过舞来劝说拒绝参加舞会的哥哥。当时我对年长的人开的这种玩笑是支持的，还由此得出结论：教义要背，教堂也应该去，但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则大可不必。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的冷嘲热讽不仅没有使我愤怒，反而使我非常高兴。
我脱离了宗教，受过我们这类教育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觉得：
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和大家一样生活着，而大家的生活原则不仅与教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多半与之对立。教义不参与生活，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永远不会与它发生关系，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来不按教义行事。这种教义在某个远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地方被信奉着，如果与它有一点关系的话，那也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表面的、与生活没有联系的现象。
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他的事业，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不能断定他是否信教。如
果说，公开信奉正教与不信教的人还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并不对前者有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公开推崇和信奉正教的大都是一些愚蠢而残酷，既无道德又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自称不信教的倒大多是一些聪明、诚实、坦率、善良、高尚的人。
小学讲授教义问答，并且让学生上教堂。官吏得交出圣餐的证明。但现在（过去则
更多），我们这类人，由于不再学习，又不出任公职，可以生活几十年而从来也想不到自己生活在基督徒中间，还自称是正教信徒。
因此，无论现在或过去，由于信赖而被接受并由外部压力支持着的教义，在与其对
立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可是一个人往往活得很久，自以为还保持着童年时代接受的教义，实际上它早就踪影全无了。
C聪明而又真诚，他告诉我他怎么会不信教的。他大约已经二十六岁，有一次狩猎宿夜，按照自小养成的习惯开始做晚祷。和他一起去打猎的哥哥躺在草地上看着他。当C做完了晚祷，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说："你还一直这样做吗？"后来他们俩也没有再谈下去。从此以后，C他就不做祷告和上教堂了。他就这样三十年不做祷告，不领圣餐，而且也不上教堂。并未因为他知道了哥哥的信念，同意他的观点，也不是因为他心里已经做出某种决定，只是因为哥哥讲的这句话好像一个指头向一堵由于本身的重压快要倒塌的墙上戳了一下，他指明了他原来以为被信仰占据的地方已经一无所有，因而他做祷告时的祷词、画十字、行礼膜拜等等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他一旦了解这一点之后，便不会再这样做了。
我想，过去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指的是具有我们这种修养的人，指表里如
一的人，而不是指把信仰的对象当作猎取眼前利益的手段的那些人（那些人最不相信宗教，因为既然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满足某种生活需要的手段，那么这就已经不是宗教了）。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人这些人的处境，就像一幢虚假的大楼在知识和生活的阳光照耀下溶化了一样，他们有的已经发觉这一点，并把它清除掉了，有的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和其他人一样，童年时代教给我们的教义在我头脑中消失了，只有一点差别：由于
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我从十六岁开始不作祷告，自己主动不上教堂，不做斋戒祈祷。我不再相信消失后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总还有某种信仰。究竟我信仰什么，那我是怎么也讲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不否认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也讲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样讲不清楚。
现在，回忆那段时间，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信仰，即除了动物本能之外推动我生活
的力量，也即那时我的唯一的信仰，是信仰完善。但是完善的本质，它的目的，我讲不清楚。我努力在智力方面完善自己，我什么都学，只要我力所能及，只要生活促使我这样做。我努力完善自己的意志——制定我努力遵守的准则，体力上完善自己，做各式各样的体操，锻炼体力和灵活性，通过艰难困苦来培养自己的韧性和耐力。我认为这一切都属于完善。最根本的当然是道德的完善，但不久它就被一般的完善所代替，即不是希望在自己或上帝面前，而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好些，而且很快这种愿望又被想比别人强些的愿望所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二
有机会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Rienneformeunjeunehomeuneliaisonavecunefemmecommeilfaut”（译注：法语：“没有什么能比与一个体面的妇女发生关系更能使年轻人有教养的了。”）。
她希望我还能得到另一种幸福，即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则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藏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译注：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托尔斯泰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来到彼得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教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相信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是一种信仰，我曾为之献身。为它献身是非常有力和愉快的。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他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上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与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这段时间，当时自己的情绪和那些人的情绪（现在这种人还有成千上万），我感到可怜，可怕，可笑，会出现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体验到的那种感觉。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拼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纸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为了我们能进行这些无益的事业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能为我们的活动辩论的论点。因此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凡是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着的都在发展。发展又都是通过教育。而教育就以书籍和报纸的推销情况来衡量。由于我们写书，出版报纸，人家付给我们稿酬，并且尊敬我们，因此我们是最有教益的好人。要是我们大家意见一致，这种论断当然非常之好。可是一部分人讲出来的想法往往与另一部分人的想法截然相反，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省。然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人家付给我们稿酬，我们的同伙夸奖我们，因此，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
现在我清楚了，与疯人院相比较，情况完全相同，那时我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怀疑到这一点，而且只不过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把别人都叫做疯子，而自己除外。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三
我在这种疯狂的状态中又生活了六年，直到结婚为止。这时我到了国外。在欧洲生
活，和一些先进的、有学问的欧洲人交往，使我对于成为我的生活中心的对完善的信仰更加深信不疑，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也看到了这种信仰。这信仰在我身上具有我们时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形式。这信仰，用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进步"。那时我以为，这个词表达了某种含义。我还不理解，我与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人一样，为"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这类问题而苦恼，而如果我回答应该"活得合乎进步"，那就好比一个人撑着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主要的惟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只会说："我们正飘向某地"，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那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只是偶尔在感情上，而不是在理智上，对我们时代这种共
同的迷信感到愤懑，因为他被人们用来掩盖自己对生活的不理解。例如，我在巴黎的时候，死刑的景象动摇了我对进步的迷信。当我看到一个人身首异处，分别掉落在棺材里，我就理解到——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理解到，任何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理论和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为这一行为辩解，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根据创始以来的任何一种理论，认为这是需要的，那么我也知道，这并不需要，这很不好。因此能生产什么是好什么需要的不是人们的言论和行为也不是进步而是我自己的心。是我意识到对进步的理性不足以说明生命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哥哥的死亡。他是一个聪明、善良、严肃的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病，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最后痛苦地死去，不理解为什么而生，更不理解为什么而死。在他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什么理论能针对这些问题给我和他做出回答。
但这只不过是偶尔产生怀疑的例子，实质上我继续生活下去，只信奉进步。"一切都在发展，我也在发展；而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起发展，日后会见分晓。"那时我应该这样来表述我的信仰。
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住在农村，办农民学校。我特别喜爱这工作，因为其中没有我
明显感到的虚伪，而在文学教育活动中，虚伪已经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在这儿我也是为进步而工作，但我已经批判地对待进步本身了。我对自己说，进步的某些表现是不正确的，因而对待蒙昧无知的人、农民的孩子需要完全的自由，让他们选择他们愿意走的那条进步的道路。
其实，我仍然围着那个原来的难题打转转，即要教育人，但不知道教什么。我在文
学界的上层看得很清楚，不知道教什么是无法进行教育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教的内容都不相同，彼此之间进行争论无非是为了不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无知。可是在这儿，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我想我可以避开这个难题，让他们学他们愿意学的东西。现在我想起我为了满足自己教育别人的欲望而支吾其词就感到可笑，其实当时我内心深处非常明白，我不能教给别人一点有用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办学一年之后，我又一次出国，企图了解怎样才能做到自己一无所知而又会教育别人。
我觉得，我在国外学到了这种本事。在掌握了全部奥妙之后，我便在解放农奴的那
一年回到俄国，担任调停人的职务，同时在学校中教育没有文化的人和出版杂志教育有文化的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我感觉到，我的理智并不完全正常，这样下去是不能持久的。当时我很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像我五十岁的时候那样，如果缺少了我还没有体验过、并且能使我找到出路的人生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家庭生活。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患无头绪而疲劳不堪。
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
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于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的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
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惟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的幸福，来
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
，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
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出现了象每一个内部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
，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痛苦日益加剧。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
这一切在我身上也发生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知道，如果这些问题老是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因此我企图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样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在管理萨马拉的田产、教育儿子、著书立说之前，应该知道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确之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对产业的一些想法当时非常吸引我，可是在这些想法中间，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译注：1俄亩约合1.09公顷。）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我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样想下去。或者当我考虑怎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当我谈论人民如何能得到福利的时候，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把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四
我的全部生命停顿了。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而且不能不呼吸、吃、喝、睡觉，但是生命不存在了，因为满足任何愿望在我看来都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想要什么，那么我预先就知道，无论我这个愿望能否满足，都不会产生什么后果。
如果一个女巫跑来，答应我满足我的愿望，我会不知道说什么。如果在不清醒的时候我有的不是愿望，而是原先的愿望的习惯，那么在清醒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幻觉，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不能希望认识真实，因为我是悟出来的。真实的是，生命毫无意义。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的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不能说我想自杀。诱使我摆脱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强大，更充沛，更带有一般性。这种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罢了。我竭尽全力要抛弃生命。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这个念头的诱惑力很强，为了避免贸然实现这种想法，我不得不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我之所以不愿意仓促行事，只是因为希望全力以赴地去解开这个疙瘩！我对自己说，如果疙瘩解不开，再干也不晚。因此，那时候，我——一个幸福的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这里）脱下衣服就把带子拿出去，生怕会吊死在衣柜的横梁上。我也不再带猎枪打猎了，因为担心不能控制自己而用这种极简单的办法摆脱生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害怕生命，力图摆脱它，同时又对它抱有某种希望。
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从各方面都得到了所谓完美幸福的那个时期，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我有一位善良的、体贴的、可爱的妻子，一群好孩子，巨大的田产，我不花力气它也在不断地发展，扩大。我受到亲戚朋友们的尊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为人称颂，我可以认为（这不是一种特殊的自我陶醉）我有名望。同时我的肉体、精神都没有病，相反，我的力量——精神的也好，肉体的也好，在与我同年龄的人中间是少见的。拿体力来说，我能刈草，不会落在庄稼人后面；在智力方面，我能连续工作八至十小时，不会因为这样紧张工作而产生不良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出了活不下去的结论。因为怕死，我只好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以免扼杀自己的生命。
这种心理状态在我是这样表现的：我之所以有生命，是某一个人对我开了一个荒唐而恶毒的玩笑。虽然我从来也不承认"某一个人"创造了我，但是这种思想模式，即某一个人把我送到尘世上来是对我开了一个荒唐而恶毒的玩笑，是我的最自然的思想模式。
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我生活了整整三四十年，看着我一面生活，一面学习、发展，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逐渐成长；而现在，当我在智力方面已经完全成熟，登上生命的顶峰，全部生命的奥秘已经一览无余的时候，我却傻乎乎的站在这个顶峰上，清楚地懂得了生命的空虚，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子虚乌有，——这个人一定觉得挺开心。"他觉得好笑……"
这个嘲笑我的人存在也罢，不存在也罢，我都不会因此觉得轻松一些。我不能认为我的任何一种行为，乃至我的全部生命是合理的。使我惊讶的只是，我如何未能一开始就理解到这一点。这一切早就是尽人皆知的了。不用多久，疾病和死亡就回落到（也已经落到）心爱的人和自己身上，除了尸臭和蛆虫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我的事业，无论是怎样的事业，会被统统忘掉，或迟或早，连我本身都不会存在。那么又何必忙碌呢？一个人怎能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活下去——真令人吃惊！只有陶醉于生命的时候才能够活下去，而头脑一清醒，就不能不看到，这一切都是幻觉，而且是荒唐的幻觉！正是这样，一点儿可笑和俏皮的成分也没有，简直就是残酷和荒唐。
很久以前就流传着一个东方寓言，讲一个旅行者在草原上遇到一头猛兽。为了躲避猛兽，旅行者跳入一口枯井，但他看到一条龙伏在井底，张开大口要吞噬他。于是这个不幸的人，既不敢爬出来，怕被猛兽咬死，又不敢跳下井底，怕被龙吞掉，只好抓住长在井壁裂缝中的野生树岔子，吊在上面。他的手劲快用完了，他感到，他不久就要听任在两边等着他的死神的摆布，但他一直坚持着，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两只老鼠，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在他抓住的那根树杈上从容地爬着，啃着。眼看这树杈子就要折断，他掉下去必然落入龙口。旅行者看到这一点，而且知道，他难免一死。但当他还吊在树杈上的时候，他四下张望，发现树叶上有几滴蜜，于是就伸出舌头舔蜜。我也是这样挂在生命的枝丫上面，知道那条准备把我撕裂的龙一定在等着我死，而且不理解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折磨。我也想吮吸原来使我感到快慰的蜜，但那几点蜜已经不能使我高兴了，而白鼠和黑鼠，即白天和黑夜，都在啃着我牢牢抓住的树枝。我清楚地看到龙，蜜对我来说也不甜了。我看到的只有躲避不了的龙和老鼠，而且也不能把我的视线从它们身上移开。这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真理。
原先的生的乐趣的幻觉曾经掩盖了对龙的恐惧，现在却不能欺骗我了。不管多少次对我说：你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别去想了，活下去吧，但我都不能这样做，因为过去我这样做得实在太久了。现在我不能不看到，交替着的白天黑夜在引我走向死亡。我只看到这一点，因为只有这一点是真实，其余的一切都是谎言。
对于家庭的爱情和对于被我称之为艺术的创作的爱好是两滴蜜，它们比其他的蜜更
长久地使我看不到严酷的真实。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这两滴蜜是甜的了。
"家庭……"我对自己说，但家庭就是妻子、儿女，他们同样是人。他们所处的环境
和我的一样，他们要么得生活在虚伪之中，要么得看到可怕的真实。他们为什么活着？我又为什么爱他们，保护、培养和照顾他们？还不就是为了和我一样绝望或者做个痴人吗？因为爱他们，我不能不让他们知道真实。在认识上每前进一步都把他们引向这个真实。但真实就是死亡。
"艺术，诗？……"我一直处于交口称誉的影响下，硬要自己相信，这是一项可以做
的事业，虽然死神一来就会毁灭一切——我自己，我的事业，以及对它们的记忆。但不久我就看到，这也是一种幻觉。我很明白，艺术是生命的装饰品，是生命的诱惑。但生命对于我已失去吸引力，我怎么能去吸引别人呢？当我没有独立的生命、而是别人的生命带着我随波逐流的时候，当我相信生命有意义（虽然我不会表达这意义）的时候，任何一种生命在诗和艺术中的反映都给我以欢乐，看到这面艺术之镜中的生命我感到高兴。而当我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当我感到自己必须独立活下去的时候，这面镜子对于我就是无用的，多余的，可笑的，或者是折磨人的了。当我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处境愚蠢，无望的时候，我无法感到快慰。当我在心灵深处还相信我的生命有意义、并对此感到高兴的时候，我是心情舒畅的。这时候，这种光和影的嬉戏——生命中喜剧性的、悲剧性的、动人的、美好的、可怕的东西，使我开心。当我了解到生命毫无意义、而且可怕的时候，镜中的嬉戏就不能使我感到有趣了。当我看到龙和啃嚼我的支柱的老鼠的时候，蜜的任何甜味都不能使我觉得是甜的了。
然而这还不够。如果我单是明白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我还能心安理得地知道这一点
，知道这是我的命运。如果我是生活在森林中的人，知道走不出这座森林，那么我还能够生活下去。但我像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感到恐怖，到处乱转，希望走到正道上，知道每一步无非是更加糊涂，但又不能不来回折腾。
可怕的正是这种情况。为了摆脱这种恐惧，我想自杀。我在我未来的结局面前感到
恐惧，我知道，这种恐惧比结局本身还要可怕，但我不能驱散它，也不能耐心地等待到底。心脏里的血管迟早总会破裂，或者别的什么会破裂，然后一切就都完了，不管这种论点如何有说服力，我不能耐心地等待到底。黑暗的恐怖实在太厉害了，因此我想尽快地用绳索或子弹帮自己摆脱它。正是这种感觉最有力地吸引我去自杀。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五
"但是，也许我看得不全面，有些东西我不理解？"我三番五次地对自己说。"绝望心绪不可能是人所固有的。"于是我在人们已经获得的全部知识中寻求我的问题的答案。我痛苦地、长久地探索，并不是出于无谓的猎奇，也不是泛泛地探索，而是痛苦地、顽强地、日夜不停地探索，还是一个气息奄奄的人求生，结果一无所得。我在一切知识中寻找答案，不仅没有找到，反而坚信，和我一样在知识中寻找答案的那些人同样是一无所得。
他们不仅没有找到答案，而且毫不含糊地承认，那个使我绝望的原因——生命毫无意义，才是人可以得到的唯一确定的知识。
我从各方面探索，由于我过去的学习生活，同样由于我和学术界的联系，我能够接触名类繁多的各个知识领域的作者本人，他们不仅在著作中，而且还通过谈话，乐意为我阐明自己的知识，我了解了知识对于生命这个问题的一切答案。
我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知识对生命问题，除了它现有的答案之外，提不出任何其他答案。看到科学论证与生命问题毫无关系的原理时那种十分认真和了不起的架势，我长久地感到，我有些东西还不懂。很长时间我在知识面前感到胆怯，我感到，我的问题的答案不妥当不是知识的过错，而是出于我的无知。这对我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是游戏，而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即我的问题是一些构成任何一门知识的基础的正当的问题，我提出问题无罪，有罪的是科学，如果他非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可的话。
我的问题，使我在五十岁的时候要自杀的问题，是从无知的婴儿到大智大慧的老人心
里都有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不可能活下去，就像我在实际中体验到的那样。问题是这样的："我目前所做的、将来要做的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的全部生命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个问题换句话表述出来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有愿望，为什么要做事？"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问题表述成这样："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并不因为我不可避免要死亡而消失？"
我在人类的知识中为这个用各种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寻求答案。我发现，根据对这问题的不同态度，人类的知识似乎分成两个相对的半球，在两个半球相对的顶端有两极，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但不管是哪一极，都没有回答生命的问题。
有一类知识似乎并不承认这个问题，但却准确明了地回答自己独立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是实验科学，他们的极端是数学。另一类知识承认这个问题，但不能回答，这是思辨科学，它们的极端是形而上学。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思辨科学，后来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吸引了我。当我还没有对自
己明确提出自己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尚未形成，尚未要求立即解决的时候，我一直满足于知识所提供的对这一问题的虚假答案。
在实验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一切都在发展，分化，变得复杂和完善，而且存在着指导这一进程的规律。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尽可能认识整体和认识发展规律之后，你就会认识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和自己本身。"不管承认这一点是多么令我难为情，但我确实曾一度满足于此。那恰好是我自己渐渐复杂和成熟起来的时候。我的肌肉在增长，越来越结实，记忆丰富了，思维和理解能力增强了，我在成长和成熟，由于我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种成长，我自然认为，这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规律，从中我可以找到我的生命诸问题的答案。但我停止生长的时期来到了，于是我感到，我不再发展，而是在萎缩，我的肌肉渐渐松弛，牙齿脱落，于是我看到，这规律不仅什么也不能对我解释清楚，而且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自己在生命一定时期中的变化当作规律罢了。我对待这一规律的定义更加严格一些，结果我明白了，无限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明白了，如果说"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一切都在发展，完善，复杂化，分化，"——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所有这些话都毫无意义，因为在无限之中既无复杂，也无简单，既无前，也无后，既无较好，也无较坏。
主要的是，我的问题带有个人的性质，即满怀希望的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我明白了，虽然这些知识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但是用到生命问题上来，他们的正确性刚好与之成反比：它们对生命问题越不适用，就越正确和明确，它们越企图回答生命问题，就越含糊不清和无吸引力。如果诉诸试图回答生命问题的那一类知识——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那么你会看到思想的惊人疲乏与极端含糊，解决学科以外的问题的毫无理由的奢望，思想家之间，甚至思想家本身的无休止的矛盾。如果诉诸不研究如何解决生命问题、但回答自己的学科的专门问题的那一类知识，那么你会惊叹人类智慧的力量，但你也早就知道，对于生命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些学科就是不注意生命问题。它们声称："我们不能回答你是什么，为什么要活着这类问题，而且也不研究。如果你想知道光、化和的规律，机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想知道物体和他们的形式的规律，以及数与值的关系，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思维的规律，那么对这一切我们都有清楚、确切和不容置疑的答案。"
实验科学对生命问题的态度一般地说可以这样表述。问题：为什么我活着？——回答：
在广袤无垠的空间中，在无限长的时间内，无限小的粒子在作无限复杂的变化，只有当你理解了这些变化的规律，你才能理解你为什么活着。
在思辨科学方面，我时而对自己说："整个人类在指导着它的精神原则，即理想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些理想通过宗教、科学、艺术和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想越来越高，人类便走向最高的幸福。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而我的职责在于促进认识和实现人类的理想。"我在智力低下的时期便满足于此，可是不久，生命问题在我头脑中明确形成了，这一套理论便顷刻化解。更不必说，这类学科怎样敷衍塞责，将基于人类一小部分的研究结论当作一般的结论；也不必说，认为人类具有这些理想的各种人的互相矛盾——这一观点，如果不说它愚蠢，那也是非常奇怪的，奇怪的是，为了回答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我是什么？"，或"我为什么活着？"，或"我该怎么办？"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他所不了解的整个人类的生命？"因为他只知道其中一段短暂时期中的非常有限的局部。一个人为了要理解他是什么，首先要理解整个这一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人类却是由像他一样的、对自己也不理解的人所组成。
我必须承认，我一度相信过这一点。那时在我还怀有自己心爱的、能为我的任性辩护的理想的时候，而且我竭力想出一种理论，使我能根据它把自己的任性看作人类的规律。但当生命问题在我心灵深处非常清晰地出现之后，这样的答案立刻化为乌有了。现在我理解了，就像实验科学中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企图回答本学科范围之外的问题的半科学一样，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也理解了，存在着一系列最流行的、企图回答自己范围以外的问题的知识。这一领域的半科学就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它们企图以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即虚伪地，每门学科根据自己的理论来解决全人类的生命问题。
在实验科学领域内，一个人如果真诚地问：我该怎样生活？他就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你去研究研究无限空间之内的无数粒子在时间和复杂性方面的无穷变化，就会理解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你去研究研究整个人类的生命吧，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类的起源和终结，连它的一小部分也不知道，这样你就会理解自己的生命。在半实验科学领域内也是如此，这些半科学越是偏离自己的任务，就越含混、粗略、愚蠢、矛盾。实验科学的任务是研究物质现象的因果关系。只要实验科学涉及终极原因这个问题，就会胡说八道。思辨科学的任务是认识生命的无因果关系的本质。只要去研究因果现象，如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就会胡说八道。
实验科学只有在不把终极原因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才能提供有益的知识，表现出人的智慧的伟大。与此相反，思辨科学只有完全抛弃对因果现象的连续性的研究，仅仅从终极原因方面去研究人，才是一门科学，才能表现出人的智慧的伟大。在这个领域里，构成这个半球面的一级的科学——形而上学，或思辨科学，便是这样。这门科学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我和整个世界？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整个世界？从这门科学存在的那天起，它的回答永远是相同的。哲学家把存在于我身上和一切现存事物中的生命的本质称作观念也好，实体也好，精神也好，意志也好，讲的都是一回事，即这种本质是存在的，我就是这个本质；但为什么有这本质，如果他是一位头脑精密的思想家，他就不知道，也不能回答。我问：为什么要有这本质呢？它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又有什么结果呢？……哲学不仅不回答，连它也只能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是真正的哲学，那么它的全部工作只在于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它坚持自己的任务，那么它对这个问题："什么是我和整个世界？"只能回答："既是一切，也是乌有"；而对问题："世界为什么存在，我又为什么存在？"则回答："我不知道。"
因此，不管我如何搬弄那些哲学的抽象答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并
非因为答案与我的问题无关（正如在明确的实验科学领域那样），而是因为这里没有答案，虽然全部思维活动恰好是针对我的问题，结果代替了答案的还是原来的问题，只不过形式更加复杂罢了。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六
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受完全相同。
我走到森林中一块空地上，爬上树顶，清楚地看到一片茫茫的林海，渺无人烟，也不可能有人烟，我走向密林深处，进入黑暗中，只看到一片漆黑，同样没有人家。
于是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照间，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徬徨徘
徊。数学和实验科学在我眼前展现了清晰的地平线，但按其方向不可能找到人家；我在思辨科学领域走得越远，陷入黑暗便越深，结果我深信，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当我醉心于知识的光明面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过是回避问题罢了。不管呈现在我面前的地平线多么有吸引力，多么清晰，不管沉浸在这些高深莫测的知识中是多么诱人，我已经明白，它们，这些知识，越明确对我就越无用，越不能回答问题。
我常对自己说，就算我了解科学顽强地希望了解的一切，但在这条道路上对于我的生
命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我知道，在思辨科学领域内，虽然，或者说正因为知识的目的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除了我给自己提出的答案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答案，即，问："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答："毫无意义。"或者，问："我的生命会有什么结果？"答："毫无结果。"或者，问："为什么存在着的一切要存在，我又为什么存在？"答："就是为了存在。"
求教于人类知识的某一个方面的时候，我获得非我所问的无数准确的答案，如关于星球的化学成分，太阳向武仙星座的运动，物种和人的起源，无限小的原子的形式，无限小的、没有重量的以太粒子的震动；但在这些知识领域中，对于我的问题："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回答只有一个："你是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东西，你是许多粒子暂时的、偶然的聚合。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变化就构成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一切。这种聚合延续一段时间，然后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便停止，你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也就停下来，你的全部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你是偶然塑成的一块东西，它在霉烂。这块东西把霉烂称作它的生命。它粉碎以后，霉烂的过程和一切问题便告结束。"知识明确的一面就是这样回答问题的，只要它严格地遵循自己的原则，它就不可能说出别的答案来。
看来，这样的答案是答非所问。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生命的意义，而生命是无限的一颗粒子，不仅不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意义。
精确的实验科学中带有抽象议论的那一部分做出了同样含糊不清的结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和促进这种发展。由于不精确和含糊，这是不能算作回答的。
知识的另一面，思辨方面，当它坚持自己的原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的时候，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提出的答案总是千篇一律：世界是一种无限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不可知的"一切"的不可知的部分。我重又排除了处于思辨和实验科学之间的、构成所谓法律、政治、历史等半科学的基础的那些结论。在这些科学中，同样不正确地引进了发展、完善的概念，差别在于那里讲的是一切发展，而这里讲的是人的生命的发展。二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在无限的发展和完善既无目的，也无方向，而对于我的题什么答案也不能提供。
在精确的思辨科学领域内，即在真正的哲学，而不是叔本华称之为教授哲学的那种哲学（它不过把一切存在着的现象按新的哲学图表加以排列，冠以新的名字而已）领域内，只要哲学家不忽略实质性的问题，答案总是相同的，那就是苏格拉底、叔本华、所罗门、佛所给的答案。
"我们接近真理的程度仅仅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摆脱生命，"苏格拉底临死的时
候说。"我们这些热爱真理的人在生命中究竟追求什么呢？从肉体和由肉体生命产生的恶中解脱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死神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怎能不高兴啊？"
"哲人一生都在寻求死亡，因而死亡之于他并不可怕。"
"认识到世界内在的本质是意志，"叔本华说，"并在一切现象中——从无知觉的自然力的无意识的企图直到人的完全有意识的活动，只承认这种意志的具体性，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结果，即随着意志的任意否定和自我消亡，一切现象，世界赖以生存的、持久的、既无目的又不停息的、具有不同程度具体内容的希望和爱好也将消失，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也将消失，随同形式一起，意志的具有空间和时间这种一般形式的一切现象也就消失，结果是世界最终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消失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也就没有世界。在我们面前就只有空无。但是抗拒向寂灭转化的一切，我们的自然界也不过是这种构成我们自身和我们世界的生存意志。我们这样害怕寂灭，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这样想活着，这只意味着我们本身就是这种生存的愿望，除此以外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对我们这些还充满意志的人说来，意志完全消亡之后，剩下的当然是空无。与此相反，对于意志发生了变化并已消亡的那些人来说，我们这一非常现实的世界，连同他所有的太阳和银河，都是虚无。"（译注：见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结论部分第七十一段。）
"虚空的虚空，"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译注：《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
"我心里说，来罢，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指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译注：《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二章。）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分了。"（译注：《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九章。）
所罗门，或者写了这些话的人，是这样说的。
印度的哲理讲出了如下的一番道理：
释迦牟尼是一位年轻、幸福的王子，他对病痛、衰老、死亡一无所知。有一次他乘车出游，看到一个可怕的老人，牙齿全部脱落，流着口涎。在此之前对衰老一无所知的王子感到惊讶，问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落到如此可怜、讨厌和不成体统的地步？当他了解到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他，年轻的王子，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他便无心乘车漫游了，命令转回去，要好好思索这个问题。他一个人闭门思索。后来大概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他又兴高采烈和幸福地乘车出游了。这一次他碰到一个病人。他看到一个四肢无力、脸色发青、全身颤抖眼光浑浊的人。对疾病一无所知的王子停下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了解到这是疾病，所有的人都会得病，他自己，一个健康的和幸福的王子，明天也能病成那样，他又无心玩乐了，命令转回去，重新寻求安慰，后来大概找到了，因为他第三次出去游乐。第三次，他又看到了新的景象。他看到人们抬着一件东西。"这是什么？"——"一个死人。"——"什么叫死人呢？"王子问。人家对他说，所谓死人，就是象那个人一样。王子走到死人跟前，打开来端详。"那么他以后会怎样呢？"——王子问。人们对他说，以后就把他埋进土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活过来了，从他身上只会生出恶臭和蛆虫。"——"这是一切人的命运吗？我也会这样？被埋在地下，发出恶臭，被蛆虫吞噬？"——"是的。"——"回去！我不游玩了，永远不再出游。"
释迦牟尼在生活中找不到安慰，他认定生命是最大的恶，把全部精神用来超脱尘世和普度众生，而且要达到这样的境地，使生命在人死后也不能复苏，从根本上彻底地消灭生命。这便是整个印度哲理的观点。
人类智慧在解决生命问题的时候所给的直接答案便是这样。
"肉体生命是罪恶和谎言。肉体生命的消灭便是幸福，我们应当心向往之。"苏格拉底
说。
"生命是个不应存在的东西，是罪恶，转化为空无是生命唯一的幸福。"叔本华说。
"世上的一切，无论智、愚、贫、富、苦、乐全是虚空和无用之物。人一死，一切便都不存在了。因而这是荒唐。"所罗门说。
"意识到痛苦、衰老、死亡不可避免，就无法生活下去，要使自己超脱尘世，舍弃任何生存的可能性。"佛说。
这些大智大慧者所讲的话，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人都说过，想过和体验过了。这也是
我现在想到和感觉到的。
我在知识中徬徨徘徊不仅没有把我引出绝望的境地，反而加重了我的绝望情绪。一类知识不能回答生命问题，另一类虽然回答了，但却刚好肯定了我的绝望，并指出，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我的错误和智力病态的产物，相反，它向我证明，我的考虑是正确的，并且和人类大智大慧者的结论一致。
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切都是虚空。没有落入尘世的人是幸福的，死比生好，应当摆
脱生命。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七
我在知识中得不到解释，便开始在生活中寻求解释，指望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找到它。于是我开始观察人——和我一样的人，观察他们在我周围怎样生活，怎样对待把我引入绝望境地的那个问题。
在教育与生活方式与我相同的一些人身上，我观察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发现，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要摆脱我们的可怕的处境，有四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浑浑噩噩。它的实质在于对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这类人——大部分是妇女，或者非常年轻，或者非常愚钝，还不理解叔本华、所罗门、佛等所遇到的有关生命的问题。他们既看不到等着吞噬他们的龙，也看不到两只老鼠在啃着他们赖以活命的树干，而是舔着几滴蜜。不过他们只能在一定时间内舔着这几滴蜜，一旦龙和老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便舔不下去了。从他们身上我没有什么可学的，你既然已经知道，就不能又不知道了。
第二种办法是寻欢作乐。它的实质在于，因为了解生命没有指望，便享用现有的幸福，既不顾龙，也不顾鼠，而是用最好的办法舔蜜；如果树枝上蜜很多，那尤其如此。所罗门这样描述这种办法：
"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上帝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译注：《圣经·旧约·传道书》第八章。）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译注：《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九章。）
我们这类人中的大部分实行第二种办法。他们所处的条件使他们的幸福多于罪恶，精神上的愚钝又使他们有可能忘记他们的有利地位是偶然的，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像所罗门那样占有一千个女人和宫院，有一个人占有一千个女人，就有一千个人没有妻子，有一座宫院就有一千个流汗建造它的人，今天使我成为所罗门的偶然性，明天也能使我变成所罗门的奴隶。这些人的想象力迟钝，他们可能会忘记使佛不安的原因——不可避免的疾病、衰老、死亡早晚会把一切欢乐都毁掉。他们之中有些人断言，他们思维和想象的迟钝是一种哲学，他们称之为实证哲学。在我看来，这并不能把他们从看不到问题、只一味舔蜜的那一类人中间分别出来。我也不能模仿这些人，因为我缺乏他们想象的迟钝，不能人为地在自己身上制造出迟钝来。我一旦看见了龙和鼠，就不能把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就像任何一个活人都做不到一样。
第三种办法是使用强力手段。它的实质在于，理解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后，就把它毁灭。为数不多的坚强和彻底的人是这样做的。一旦了解对他们开的玩笑是何等愚蠢，了解到死者比生者更幸福，最好不存在，他们就这样做，立即结束这个愚蠢的玩笑。好在有的是办法：上吊，投河，用刀子刺破心脏，卧轨。在我们这类人中间这样做的日益增多，他们大部分处在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精神力量最旺盛，还很少沾染丧失人的理智的习惯。我认为，这是最值得采取的办法，我也想这样做。
第四种办法是无所作为。它的实质在于，理解到生命的罪恶和荒谬以后，继续苟延残生，尽管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这类人知道死比生强，但无力采取合理行动，即尽快地结束这场欺骗并将自己杀死，而似乎还有所期待。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办法，因为我既然知道最好的做法，而它又是我力所能及的，为什么不实行呢？……我就属于这一类人。
我们这一类人就是通过这四种办法来摆脱可怕的矛盾。无论我怎样用心思考，除了这四种办法，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办法。一种办法——不去理解生命是荒谬、虚空和罪恶，还不如死了的好。我不能不了解这一点，而且一旦了解之后，我就不能对之视而不见。第二种办法——不去考虑未来，就按生命的本来面目去享受它。但我做不到。我，象释迦牟尼一样，既知道存在着衰老、痛苦、死亡，就不能去游猎。我的想像力非常活跃。此外，我不能对给予我一时欢乐的瞬息而逝的偶然性感到高兴。第三种办法——了解了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后，就停止生活，杀死自己。我懂得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没有自杀。第四种办法——象所罗门、叔本华那样生活，即知道生命是对我开的一场荒谬的玩笑，但还照旧活着，洗脸，穿衣，吃饭，讲话，甚至写书。这使我反感，痛苦，但我还是处于这种状态。
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没有自杀，那么原因是我模糊地意识到我的思想不对。不管我和那些使我们承认生命是荒谬的圣者的思路在我看来如何令人信服和不容置疑，对于我的断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我总有一种模糊的怀疑。
事情是这样的：我，我的理智认为生命是不合理的。如果不存在最高的理智（它确实不存在，没有什么能证明它存在），那么对我来说，理智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如果没有理智，那么对我来说也就没有生命。这个理智既然创造了生命，它怎么去否定生命呢？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没有生命，那也就没有我的理智了，因此理智是生命之子。生命就是一切。理智是生命之果，可是这个理智却否定生命本身。我觉得这儿有点不妥。
生命是荒诞的罪恶，这不容怀疑，——我对自己说。但我曾经生活过，现在还生活着，
整个人类也曾经生活过，现在还生活着。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人类不必存在，为什么要存在呢？
难道只有我和叔本华这样聪明，理解了生命的荒诞和罪恶吗？
被圣人的智慧所肯定了的我的知识向我揭示了世界上的一切，有机的和无机的，构造
得非常合理，只有我的境遇非常荒唐。这些呆子，即大量的平凡的人，对世界上的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构造一无所知，可是他们生活着，而且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安排得很合理的！
我还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万一某些方面我还不了解又怎么办呢？无知就是这样表现的。无知总是发表这套议论。当它对某些方面不了解的时候，它就说它不了解的东西是荒谬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存在着整个人类，它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而且似乎是理解自己的生命的意义的，因为如果不理解，它就不能生存，可是我声称，整个这种生命毫无意义，我活不下去了。
谁也不会妨碍我们和叔本华一起去否定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自杀吧，也用不着发什么议论了。你不喜欢生命，你就自杀吧。如果你活着而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那么你就别活下去，别在生活中游荡，同时不断诉说和写什么你不理解生命等等。你来到一伙欢乐的人当中，大家都心情舒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而你觉得无聊，厌烦，那么你就走开。
事实上，我们既坚信必须自杀，又不下决心实行，那我们算什么人呢？难道不是极端软弱、极不彻底的人吗？说得通俗一点，同蠢话连篇、喋喋不休的蠢人有什么两样啊？
我们的智慧虽然无疑是可靠的，却没有提供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知识。而构成生命的整个人类，亿万人，对生命的意义并不怀疑。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从我有所认识的生命开始存在的时候，人们就生活着，也知道生命空虚的论断，这论断向我们证明了生命的荒谬。但人们终究还是生活着，同时赋予他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从人们开始某种生活的时候起，他们已经知道了这种生活的意义因而他们过着这种生活，并传给了我。在我身上和我们周围的一切，所有这一切是他们的生活知识的果实。我用来讨论和谴责这种生活的那些思想武器本身，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而是他们的创造。多亏他们我自己才出生，受教育和成长。他们挖出了铁，传授了伐木，驯养了牛、马，传授了播种，传授了如同共同生活，安排好了我们生活；他们教我思考、说话。而我，是他们的一个产品，被他们哺育、培养成人，由他们教导，以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进行思考，却向他们证明，他们——毫无意义！"这儿有点问题，"我对自己说，"我有什么地方错了。"但错在哪里，我怎么也发现不了。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八
现在我能比较有条理地讲出这些怀疑，以前我讲不清楚。那时我只是感觉到，我那些被最伟大的思想家证明了的关于生命空虚的结论，尽管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其中却有不妥的地方。是论点本身不妥，还是问题的提法不妥，我不清楚。我只感觉到，那个道理的说服力是无懈可击的，但这还不够。所有这些论据不能使我信服到能够实行从我的论断中必然产生的想法，即自杀。如果说，我依据理智的力量，得出了我已经得出的结论，因此没有自杀，那我讲得并不真实。理智是起了作用，但起作用的还有别的东西，我只能称它为生命的意识。起作用的还有迫使我注意那一面而不是这一面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把我引出绝境，并把理智引到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这种力量迫使我注意到：我和与我相类似的几百人还构不成整个人类，人类的生命我还不了解。
当我观察与我年龄相同的人的狭隘圈子的时候，我只看到不理解问题的人，理解问题而又以醉生梦死掩盖问题的人，理解问题并中断生命的人，理解问题，但因意志薄弱而苟延残喘的人。我还没有见到别种人。那时我觉得，我所属的那个由学者、富人、有闲者构成的狭隘圈子就是整个人类，而亿万前人和今人则不值一提，他们是某种畜类，而不是人。
我怎么能在议论生命的时候，对我的前后左右的人类生命视而不见，怎么能糊涂到如此可笑的地步，竟认为我的、所罗门的和叔本华的生命是真正的、正常的生命，而亿万人的生命却是一种不值得注意的情况，现在我对此感到十分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不管我现在感到如何奇怪，我很清楚，过去确实是这样。由于理智高傲的错误，我曾经毫不怀疑我和所罗门、叔本华一起提出的问题非常正确和真诚，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问题。我也不怀疑，亿万人都是还不能透彻理解这个问题的深度的人。而我在探索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却从来也没有想过："世界上亿万前人和今人过去和现在赋予生命什么意义？"
我长久地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最放任和最有学问的人所特有的，这不是口头上讲，事实如此。但由于我对真正的劳动人民有一种奇怪的生理上的好感，我便理解他们，并且看到，他们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愚蠢。或者由于我真诚地坚信，我什么也不能了解，我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上吊，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回过头来观察过去和现在的众多的普通人，不是学者和富人，我就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亿万前人和今人都不能归入我的分类，我不能认为他们不理解问题，因为他们自己提出问题并异常明确地回答了他。认为他们是享乐主义者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一种享受，而更多的是贫困与痛苦。我更不能认为他们不合情理地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的任何一个行动和死亡本身他们都能解释。他们认为自杀是最大的罪恶。看来，整个人类具有一种我不承认和我蔑视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结果合乎理性的认识不能指明生命的意义，它排斥生命；而被亿万人，被整个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却以某种被人蔑视的、虚假的知识作为基础。
合乎理性的认识通过学者和哲人否定生命的意义，而大众，整个人类的不合理性的认识承认这种意义。这种不合理的认识就是宗教，就是我过去不能不抛弃的宗教，即三位一体的上帝，即六天的创造，魔鬼和天使，以及我神智清醒时不能接受的一切。我的处境十分可怕。我知道，除了否定生命之外，我在合乎理性的认识的道路上什么也找不到。在宗教中，除了否定理性，我同样是什么也找不到，而这比否定生命更难做到。根据合乎理性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是：生命即恶，人们知道这一点，死取决于人，而人们一直生存着，现在仍然生存者。虽然我早就知道生命毫无意义，而且是一种恶，我自己也一直生存着。根据宗教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应该抛弃理智，然而正是理智需要明确生命的意义。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九
产生了矛盾，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我认为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合乎理
性，或者是我觉得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不合乎理性。
我在检查合乎理性的认识的推理过程时，发现它完全正确。关于生命是空无的结论是必然的，但我看到了一个错误。错误在于，我的思维与我所提的问题并不一致。问题是：我活着为什么？从那渺茫的，逐渐毁灭的生命中能产生什么真正的、不灭的东西吗？在这无限的世界中我这有限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研究了生命。
一切可能提出的生命问题的答案显然都不能使我满意，因为不管我的问题初看起来是如何简单，它却要求以无限来解释有限和以有限来解释无限。
我问的是：我的生命具有怎样的超越时间、超越因果关系、超越空间的意义？而我回答的是：我的生命在时间上、因果关系上和空间上具有什么意义？结果，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之后，我回答：毫无意义。
在推理中，我常常把永恒与永恒、有限与有限等同起来，而且我也不能不这样做，因此我就得出我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力就是力，物质就是物质，意志就是意志，无限性就是无限性，空无就是空无，进一步的结论就得不出了。
这有点儿像数学中常有的情况，你想解的是方程式，而你在解的是恒等式。思维的进
程是正确的，但结果得出的答案是：a=a，或x=x，或0=0。我对我的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推理也有这种情况。全部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恒等式。
事实上，严格合乎理性的认识——象笛卡尔所做的那样，从怀疑一切开始，抛弃任何一
种让人相信的认识并把一切重新建立在理性和经验规律之上——不能对生命问题做出另一种回答，除了我所获得的那个答案之外，而那是一个不明确的答案。我起先只以为，认识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叔本华的答案，即生命没有意义，它是恶。但经过研究，我理解到这个答案不是肯定的，只是我的感觉把它表述成那样。表述严密的答案，象婆罗门**、所罗门、叔本华表述的那样，只是一种不明确的答案，或者是恒等式：0=0，被我视为空无的生命是空无。因此，哲学什么也没有否定，只是回答说，这个问题它解决不了，对它来说答案仍是不明确的。
理解了这些，我就懂了，不可能在合乎理性的认识中找到我的问题的答案，合乎理性的认识所给予的回答只是指出：只有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答。我也理解到，不管宗教给予的回答如何不合理性，如何荒诞，它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在每一个回答中引入了有限对永恒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有答案。不管我如何提出问题，"我该怎样生活？"回答是：根据上帝的律法。从我的生命中会得出什么真正的结果？——无限的痛苦或者无限的幸福。不会被死亡毁灭的意义是什么？——和永恒的上帝结合，天堂。
因此，除了原先我以为是唯一的认识，即合乎理性的认识之外，我必然要承认，整个生存着的人类还有另一种认识，一种不合乎理性的认识，即宗教信仰，它使人能够生存下去。对我来说，宗教信仰仍然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但我不能不承认，只有它给人类提供了生命问题的答案，使生存成为可能。
合乎理性的认识使我承认生命毫无意义，我的生命停顿了，于是我想毁灭自己。回过头来看看人们，看看整个人类，我发现人们生存着，而且断言，他们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回顾一下自己，当我知道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也生活着。无论对其他人，或者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都是宗教信仰提供的。
进一步观察一下其他国家的人，与我同时代的和以前的人，我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况。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便有宗教信仰，它从有人类的时候起，就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无论何地，无论何时都是一样的。
无论何种宗教信仰，不管给什么人提供什么答案，它的任何一个答案都赋予人的有限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会因为痛苦、贫困和死亡而消失。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我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不仅仅是"显示无形的事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神的启示（这仅仅是宗教信仰特征之一的描写），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关系（应该先确定宗教信仰，然后才是上帝，而不是通过上帝来确定宗教信仰），不仅仅是同意已经告诉人们的通常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宗教信仰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认识，由此人才不毁灭自己而活下去。宗教信仰是生存的力量。只要人活着，他总有宗教信仰。如果他没有为之必须活下去的信仰，那么他就不会活下去。如果他看不到，也不懂得有限的虚幻，他就信仰这种有限。如果他懂得了有限的虚幻，他应该信仰永恒。没有信仰，人就无法生存。
我想起自己内心活动的全过程，就感到可怕。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得看不到永恒，或者这样来解释生命的意义，使有限与永恒等同起来。我曾经这样解释过，但是当我还相信有限的时候，这种解释我并不需要，而且我用理性去检验它。而在理性的光照下，原来的一切解释都化为泡影，我不再信仰有限的时刻来到了。于是我在理性的基础上，用我所知道的一切去建立一种能说明生命意义的解释。但毫无结果。我和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0=0，而且感到十分惊讶，居然得到了这样的解答，其实，别的解答是不可能有的。
当我在实验科学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为此我研究了身外的一切。当然，我能了解到许许多多东西，但我需要的却一点也不了解。
当我在哲学科学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呢？我研究了与我处境相同而又回答不了"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的人的思想。当然，除了我已经知道的以外，我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
我是什么？是永恒的一部分。其实这两个词已经包含了全部问题。莫非人类从昨天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吗？莫非在我之前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这样简单的、每个聪明的小孩子都能脱口提出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从人类存在的时候起就提出来了，而且从人类存在的时候起就已经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有限与有限，永恒与永恒之间划一等号是同样不够的，从有人类存在的时候开始就找到了有限对永恒的关系，而且表述了出来。
把有限与永恒等量奇观，因而获得了生命意义的那些概念，上帝、自由、善良的概念，都经过我们严密的研究。这些概念经不起理性的批判。
我们，像孩子一样，怀着多么骄傲和自得其乐的心情，把一座钟拆开来，取出发条，把它当作玩具，然后感到奇怪，为什么钟不走了，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很可怕，起码是很可笑的。
解决有限与永恒之间的矛盾，对生命问题提供使生命有可能继续下去的答案，既需要，又可贵。这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那儿都能找到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时间的产物，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明显的，它来之不易，我们决不能提出类似的解决办法——正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被我们轻率地推倒了，目的是再次提出任何一个人都有的，而我们又不能解答的问题。
上帝永在、心灵神圣、人间的事与上帝的关系等概念，善与恶的道德概念实质上是在我们看不见的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概念，如果没有它们，便不会有生命和我自己本身，可是我却要抛弃全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工作，企图独自一个人按照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时我还没有这样想，但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在我头脑里是有的。我懂得：（1）我同叔本华和所罗门的处境是愚蠢的，虽然我们有见识。我们明知生命即恶，而我们还是活着。这显然是愚蠢的，因为既然生命是愚蠢的（而我热爱理性），那么就应该毁灭生命，也就不会有人来否定生命了。（2）我懂得，我们的一切论点在迷魂阵中打转转，好像一个没有卡住齿轮的轮子。不管我们论证得如何好。我们得不到问题的答案，永远是0=0，因此，我们的路子大概是错误的。（3）我开始理解，在宗教信仰提出的答案中包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我没有权利以理性的原则否定它们，而主要的是，只有这些答案才回答了生命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十
我明白了这一切，但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些。
我现在准备皈依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只要它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因为否定理性就
是谬误。于是我从书本上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而研究得最多的是基督教，既通过书本，也通过我周围的具体人进行研究。
自然，我首先找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找有学问的人，东正教神学家，僧侣长老，新派东正教神学家，甚至宣传因信得救的所谓新**。我抓住这些信教的人，询问他们怎样会信教的，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何在。
尽管我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当作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别的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
我还记得在失望之余我害怕回复到先前的绝望境地的痛苦感觉，我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曾经无数次地体验到这种感觉。他们对我叙述自己的信仰越多，越详细，我就越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错误，而且丧失了从他们的信仰中找到生命意义的说明的希望。
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叙述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中，把许多不需要的和不合理性的东西与我永远感到亲切的基督教的教义混杂在一起，不是这一点使我疏远他们。使我疏远的原因是，这些人的生命与我的一模一样，差别仅仅在于它与他们叙述的自己信仰的原则不一致。我清楚地感到，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像我一样，除了能活着便活着、凡是能到手的东西不放过以外，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义。我发现这一点的依据是，如果他们了解了那种能使对贫困、痛苦、死亡的恐惧消失的意义，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可是他们，我的圈子里这些信教的人，和我完全一样，生活富裕，竭力扩大或维持这种富裕，害怕贫困、痛苦、死亡，而且像我和所有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一样，活着是为了满足淫欲，如果不比不信教的人更坏，那也是同样的糟。
没有什么论据能使我相信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只有行动能证明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因此不害怕我所恐惧的贫困、疾病、死亡的行动才能使我信服。但是在我的圈子里的各种人中间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行动。相反，在我的圈子里不信教的人中间，我看到过这种行动，而在我的圈子里所谓信教的人中间，却从未见到过。
我明白了，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并不是我所追求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仅仅是生活中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安慰。我明白了，这种宗教信仰，对行将死亡的、忏悔的所罗门，即使不能算安慰，当作某种消遣也许是有用的，但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处。为了整个人类能够生存下去，为了它能延续生命，赋予生命以意义，他们，亿万人应该有另外的、真正的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而况不是因为我和所罗门、叔本华没有自杀才使我相信宗教信仰的存在，使我信服的是亿万人生存过并且生存着，他们以自己的生命的浪涛带动我和所罗门等人向前。
我开始和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香客、修士、**派**、农民接近。来自人民的这些人和我的圈子里并不真正信教的人一样，也是信仰基督教，也有很多迷信与基督教的真道混在一起，但区别在于，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的迷信是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与他们的生活不能结合起来，而只是一种特殊的伊壁鸠鲁式的娱乐；劳动人民中信教的人的迷信和他们的生活却结合得十分紧密，甚至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可以没有迷信，因为迷信是这种生活的必要条件。我的圈子里信教的人的全部生活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矛盾的，而信教的劳动者的全部生活是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赋予生命的意义的一种肯定。因此我开始观察这些人的生活和信仰，观察得越深入，我就越相信，他们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只有它才指出生命的意义并使活下去成为可能。我看到，在我的圈子里可以没有宗教信仰而生活，一千个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信教；与此相反，在他们一千个人当中也难找到一个不信教的。我看到，在我的圈子里，整个生活都消磨在空闲、娱乐和对生活的不满之中；与此相反，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在繁重的劳动中度过的，而他们对生活不像富人那样不满。我的圈子里的人因为贫困、痛苦而反抗，对命运不满；与此相反，那些人接受病痛、悲伤而丝毫没有表示不理解，也不反抗，而是安详地、坚定地相信，一切都应该是这样，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善。我们越聪明，就越不理解生命的意义，而且把我们的痛苦和死亡看作某种刻毒的嘲弄；与此相反，那些人活着，受苦，平平静静地、常常是高高兴兴地走向死亡。在我的圈子里，安详的死亡，没有恐怖和绝望的死亡是很少有的例外；与此相反，在人民中间不安详的、不驯服和不愉快的死亡是非常少有的例外，而缺乏我和所罗门视为生活中的唯一的幸福，同时却感受到最大的幸福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扩展了观察面，研究了过去和现在的大众的生活。我看到，理解生的意义、善于生善于死的人不是两个、三个，也不是十来个，而是几百、几千、几百万个。所有这些脾性、智力、教育水平和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与我的无知完全相反，都一样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安详地劳动，忍受贫困和痛苦，活着或死去，并在其中看到善，而不是虚空。
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
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我这样生活了两年，我身上发了激变。这激变早就在我身上酝酿着，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况是这样发生的：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我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在我看来都是胡闹。我明白了，从这方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不行的。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惟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十一
同样一种教义，当人们信奉它，而自己的生活却与它背道而驰的时候，这种教义使我反感，使我觉得它毫无意义。而当我看到人们遵循它去生活的时候，它就吸引我，在我眼里变得合理了。回想起这些情况，我才懂得为什么我在那时舍弃这种教义并认为它毫无意义，而现在却接受了它并认为它充满意义。我懂得我犯了错误，原因又在哪里。我犯错误的原因不是思维不正确，而是生活腐化。我懂了，我看不到真理的原因与其说在于我的思维不正确，不如说在于我生活在享乐、纵欲的特殊条件下。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我的生命是什么？"和答案："是罪恶"——完全正确。错误仅仅在于，我以适用于我个人的答案去看待一切生命。我问自己：我的生命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是：恶与谬。确实，我的生命——耽迷于情欲的生命是恶与谬，因而"生命是恶与谬"这一回答仅仅适用于我的生命，而不适用于一切人的生命。我懂得了我后来在《福音书》中找到一个真理，即人们更喜欢黑暗，而不是光明，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恶。因为任何一个干坏事的人都仇视光明，不会向往光明，不然他的坏事便会揭露出来。我懂了，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应该首先使生命不再是毫无意义和罪恶的，其次才需要借以理解生命的理性。我懂了，为什么我在这样明显的道理周围长期徘徊，而且要考虑和谈论人类的生命，就应该谈论和考虑人类的生命，而不是一些寄生虫的生命。这个真理永远是真理，就像2×2=4一样，但是过去我不承认它，因为如果我承认2×2=4，我就应该承认我不好。而那时觉得自己好对我来说比2×2=4更重要，更必须。后来我爱上了好人，开始憎恨自己，于是就承认了真理。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清楚了。
如果一个在拷问和斩首中消磨生命的刽子手，或者一个无可救药的醉鬼，或者一个在暗室中坐了一辈子、把自己的房间弄得污秽不堪、而且想象自己离开了这个房间就必然会死亡的疯子问自己：生命是什么？显然，他们对"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除了生命是最大的恶外，不可能得到别的回答，而且疯子得到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仅仅对他而言。如果我是那样一个疯子，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这些，有财产、有学问的人都是那样的疯子，又会怎样呢？
我懂了，我们实际上就是那样的疯子。至少我曾经是那样的疯子。其实，鸟儿活着就
是要飞翔，觅食，筑巢。当我看到鸟儿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为它的高兴而高兴。山羊、兔子、狼活着就是要吃食，繁殖，喂养自己的后代。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坚信，它们是幸福的，它们的生命是合理的。那么人应该做什么呢？他就应该像动物那样去谋生，唯一的区别在于他单独去谋生就会死亡，他必须为大家，而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谋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坚信，他是幸福的，他的生命是合理的。而在我三十年有意识的生命中我又做了什么呢？我不仅没有为大家谋生，我甚至也没有为自己这样做。我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我问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我得到的回答是：不为什么。如果人类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谋生，那么我，三十年来所从事的不是谋生，而是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扼杀生命的我，除了我的生命是谬与恶之外，怎能获得别的答案呢？它也的确是谬与恶啊。
世界的生存是依据某个人的意志进行的——某个人通过全世界的这种生存和我们的生存
完成自己的某种事业。为了有希望理解这种意志的意义，首先要服从它，做要求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我不去做要求我做的事，那么我就永远也不会理解对我的要求，更不用说理解对我们所有的人和全世界的要求了。
如果把一个衣不蔽体、饥肠辘辘的乞丐从十字路口找来，领到一座美丽的田庄上的凉
棚下，让他吃饱喝足，命他上下摇动一根杠杆，那么显然，在弄清楚为什么把他找来，为什么摇动杠杆，整个田庄的安排是否合理之前，乞丐首先得摇动杠杆。如果他摇动了杠杆，他就会理解，这根杠杆推动唧筒，唧筒把水抽上来，水就流到田垅里去。然后他被领出有水井的凉棚，去做别的事情，他将收获果实，分享到主人的欢乐，而且从低级的事情转到高级的，日益理解这田庄的安排，参与其中的活动，他永远也不会想到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他在这里，也无论如何不会去责怪主人。
因此，那些执行主人的意志的人——平凡的人，工人，没有知识的人，被我们视为畜生
的人是不会责怪主人的。而我们这些聪明人吃要吃主人的，却不按主人的要求去做，不仅不去做，反而围成一圈发议论："为什么要摇动杠杆？这太愚蠢了吧。"真是异想天开。居然到了这等地步，说主人是愚蠢的，或者说他是不存在，而我们很聪明，不过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得想法子摆脱自己。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十二
意识到理性认识的错误，我就摆脱了徒劳的想象的诱惑。确信只有通过生存才能取得对真理的认识，使我怀疑我的生存的正确性。我终于冲破自己的特殊性，看到平凡的劳动人民的真正生活，并且懂得只有它是真正的生活，我才得救了。我懂了，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和它的意义，我就不能过寄生虫的生活，而应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只有接受了真正的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并与这种生命融合之后，我才能检验这意义是否正确。
这时候，我发生了如下的情况。有一年之久我几乎每时每刻在问自己：要不要上吊或开枪自杀？在这段时间内，与我谈到的这些思路和观察的同时，我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折磨着。这种感情我只能称之为寻找上帝。
我要说，这种寻找不是推理，而是感觉，因为这种寻找不是从我的思路中产生的（它甚至与我的思想对立），它是从心里产生的。这是身处异域而又指望有人来帮助的一种恐怖、孤独、凄凉的感觉。
尽管我深信，要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康德已经给我证明，我也完全理解他的看法：要证明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寻找上帝，指望我能找到，于是我按照老习惯向我寻找而又未能找到的对象祈祷。一会儿我在头脑中检查康德和叔本华关于不可能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一会儿我又去否定它们。我对自己说，原因是与空间和时间不同的思维范畴。如果我存在，那么就有存在的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所有一切的原因就是被称之为上帝的东西。我详细研究了这个思想，并以全身心去努力意识这个原因的存在。只要意识到存在着一种我受其控制的力量，我马上就感到生存是可能的了。但我自问："这个原因，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我对它该怎样想，我该怎样对待我称之为上帝的东西呢？"只有我所熟知的答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是造物主，庇护者"。这些答案不能使我满足，我感到，我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在我身上消失了，我觉得可怕，并开始向我寻找的对象祈祷，指望他能帮助我。我祈祷得越多，心里就越明白，他听不到我的声音，我可以向之祈祷的上帝是不存在的。想到上帝绝不可能存在，我心里绝望地说："主啊，怜悯我，拯救我吧！开导我，主啊，我的上帝！"但谁也不怜悯我，于是我感到，我的生命停顿了。
但我一再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不可能无缘无故、毫无目的地来到世界上，我不可能是从窝里掉下来的雏鸟，仰面躺着，在长长的草丛中吱吱哀啼，但我哀啼是因为我知道母亲孕育了我，把我孵化出来，使我温暖，喂养我，抚爱我。现在她在哪儿，这位母亲？如果我被抛弃，那么是谁抛弃了我呢？我不能对自己隐瞒，总是有人怀着爱的感情将我生下来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又是上帝。
"他了解并看到我的探索、绝望、斗争。他是存在的。"我对自己说。只要我在瞬间承
认这一点，生命立刻在我身上高涨起来，同时我既感到生是可能的，也感到生的欢乐。但我从承认上帝的存在又转向了对他的态度的探索，我又想到那个上帝，我们那位派来了圣子，即救主的三位一体的造物主。于是这个与世隔绝，与我无关的上帝就像冰块一样在我的眼前溶化了，一切又复归于无，生命的源泉又枯竭了，我陷入绝望中，并且感到，除了自杀之外，我无路可走。而最糟的是，我感到自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不是两次、三次，而是几十次、几百次我处于这种状况，一会儿兴高采烈，生气勃勃，一会儿悲观绝望，感到活下去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是一个早春，我独自在森林里，倾听着森林的音响。我倾听着并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在最近三年内经常思考着的老问题。我又在寻找上帝。
"好吧，什么上帝也没有，"我对自己说，"没有一个上帝不是我的想象，而是与我整个生命相同的现实。没有这样的上帝。也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奇迹能够证明这个上帝，因为奇迹也是我的想象，而且是不合理性的。"
"可是我关于上帝的概念，我所寻找的东西的概念呢？"我问自己。"这种概念从何而来呢？"想到这里，生命的欢乐的波涛又一次在我内心高涨起来。我周围的一切都有了生气，获得了意义。但我高兴得并不长久。理智继续工作。"上帝的概念不是上帝，"我对自己说。"概念是我头脑中产生的，上帝的概念是一种我可以促使它产生或不使它产生的思想。这并不是我寻找的东西。我寻找的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于是我周围的一切又开始死亡，我又想自杀了。
这时我回顾一下自己，回顾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想起这种死亡和复活在我身上出现过几百次。我记得，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时候，我才活着。和以前一样，现在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体会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我忘记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亡。"这些复活与死亡是什么呢？当我对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便不是活着，如果我没有能找到上帝的模糊希望，那我早就自杀了。只是我感觉到他和寻找他的时候，我才活着，真正的活着。"那么我还寻求什么呢？"我心里有个声音叫道。"他就在这儿。他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认识上帝和生命是一回事，上帝就是生命。"
"活下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我心中和我周围的一切从来没有
这样亮堂过，这光明从此没有离开过我。
我摆脱了自杀的念头而得救。这一激变在我身上是何时又是如何完成的，我说不清楚。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逐渐地消失，我得出了不可能活下去、要使生命停顿、要自杀的结论。生命力量的恢复也是这样，是逐渐的，难以觉察的。而且很奇怪，在我身上恢复的生命力量不是一种新的，而是最老的——就是在我生命的初期吸引我的那种力量。我在一切方面又回到最初的，童年和青年的时代。我回复到对一种意志的信，这种意志使我诞生并对我报有希望。我回复到我生命的主要的和惟一的目的；成为更好一些的人，即生活得和这种意志更相一致些。我回复到能够从全人类在我所不了解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说的信仰。区别仅仅在于，以前这一切都是不自觉地被接受的，而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我似乎有这样的经历：我记不得在什么时候被人们安置在一条小船上，又被他们推开
陌生的河岸，向我指明到达对岸的航向，把桨给了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由我一人做主。我拚命划桨，船向前漂去。我越是临近河心，水流就越加急湍，使我远离目标，我遇到的和我一样被激流带走的划手也越来越多了，少数几个划手继续在划桨，有的把桨也丢开了。一些满载着人的巨轮，有的在与激流做斗争，有的则听天由命。我越是向前划去，发现顺流而下的划手越多，我就常常忘记给我指明的航向。到了激流中心，挤在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只中间，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航向，也停止了划桨。我四周的划手兴高采烈，欢声雷动，扯起帆，划着桨，顺流而下，要我相信并互相证明不可能有另外的航向。我相信了他们，和他们一起漂了下去。我漂得很远，已经听到了石滩激流的响声，我必然会在石滩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也已经看到了撞翻在石滩上的船只。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久久不能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看到在我面前只有死亡，我向它奔去，但又害怕，看不到一点儿出路，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我回头一看，就发现无数小船不停地、顽强地破浪前进，这时候我想起了岸、桨和航向，于是我就往回划去，逆流而上，驶向岸边。
岸就是上帝，航向是传说，桨是赋予我的划向彼岸的自由，即与上帝结合的自由。这
样，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复苏了，我重新开始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十三
我与我的圈子里的生活决裂了，因为我承认，这不是生活，而仅仅是生活的影子。我
们的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命，我应该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寄生虫，而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人，是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在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求助于他们并研究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这种意义，如果可以表述的话，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世界上。上帝创造了人，使他既可以毁灭自己的灵魂，也可挽救自己的灵魂。人一生的任务就在于挽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挽救自己的灵魂，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人民从宗教信仰中获得这种意义，而宗教信仰是由牧师和流传在民间、反映在传说、格言、故事中的遗训一代又一代传给他们的。这种意义我很清楚，也感到亲切。可是在我与之一起生活的我们那些非**教派的老百姓那里，与人民的宗教信仰的这种意义紧密相连的有许多使我觉得讨厌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如举行圣礼、做礼拜、持斋、拜圣徒遗骨和圣像。人们不能一一加以区别，我也做不到。无论我对属于人民的宗教信仰的许多现象如何感到奇怪，我全部接受了。我去做礼拜，做晨祷和晚祷，持斋祈祷。起初一段时间，我的理智毫无反抗，原先被我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没有引起我的反抗。
我的对宗教信仰的态度，现在和过去完全不同。原来生命本身在我看来充满了意义，而宗教信仰只是一堆被任意肯定了的原理，对我完全无用，既不合理，又与生命毫无联系。当时我问过自己：这些原理有何意义？我确信它们毫无意义之后，就抛弃了它们。现在则相反，我确实知道，我的生命没有，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因此，宗教信仰的原理不仅不是对我毫无用处，而且我通过确定无疑的经验得出了一个信念，即只有宗教信仰的原理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过去我把它们看成完全无用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而现在，如果我还没有理解，那么我也知道，其中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说，应该学会理解它们。
我作了如下的推论。我对自己说：宗教信仰的意义，和具有理智的人类一样，都发端于神秘之源。这个源就是上帝，是人体及其理智之源。我的身体是上帝传给我的，我的理智和对生命的理解也是这样传给我的，因此对生命的这种理解的一切发展阶段不可能是虚伪的。凡是人们真正信赖的一切都应当是真理。它的表现方式可以不同，但它不可能是谎言，所以它如果被我看作是谎言，这仅仅意味着我不理解它。其次我对自己说：任何宗教信仰的实质都是赋予生命以不朽的意义。很自然，宗教信仰要能回答在穷奢极欲中死去的沙皇、劳累过度的老奴隶、不懂事的孩子、贤明的长老、痴愚的老妇、年轻幸福的女子、欲火中烧的青年，以及一切生活条件和教养水平极不相同的人的问题，如果有一种回答能解决生活中永存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的生命又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么这一种回答，虽然在实质上是统一的，却必然具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这种回答越统一，越真实，越深刻，那么，很自然，它根据每个人的教养与地位的不同，必然在试图表现的形式中显得越发奇特和反常。但这些向我为宗教仪式的荒诞辩解的议论总是缺乏说服力，它们不能使我在惟一的生活事业信仰中，即宗教中，做出我所怀疑的行为来。我满心希望能与人们融合，遵守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我就是在欺骗自己，嘲弄我认为神圣的东西。但这时候，新的，我们俄罗斯的神学著作帮了我的忙。根据这些神学家的解释，宗教的基本教条是教会永无谬误。教会宣扬的一切都是真理就是承认这一教条的必然结果。教会，作为由爱联合起来，因而具有真知的信徒的集合体，构成了我的信仰基础。我对自己说：上帝的真道是单个人得不着的，它只显露给由爱联合起来的一群人。要得到真道，就不能与世隔绝，为此必须爱，并且与自己不同意的一切妥协。真道显露给爱，因此你如果不服从教会的仪式，你就破坏了爱，这样，你就没有可能认识真道。当时我没有发现这种推理中的诡辩，当时我没有发现爱的联合能够产生最伟大的爱，但决不会产生以一定的文字记录在尼西亚信经（译注：由两次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第一次在尼西亚，公元325年；第二次在君士坦丁堡，公元381年）通过的基督教信条。）中的神的真道；我也没有发现，爱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真道的一定表现变成联合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当时我没有发现这种推理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可能接受并实行正教教会的一切仪式，尽管其中大部分我并不理解。当时我竭尽全力回避各种议论、矛盾，并力图尽可能合理地解释我所遇到的教规。
由于遵守教会的仪式，我抑制了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服从于人类固有的传说。我与我的祖先，与我所爱的人——父亲、母亲、祖父母联合起来了。他们和所有的先人都信仰过，生活过，养育了我。我也和我所尊教的千百万人民联合起来了。此外，这些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什么坏处（我认为不好的是耽迷情欲）。清早起来就作祷告，我知道，这样做很好，起码能抑制理智的傲气，能与我的祖先和现代人接近，能为了探求生命意义而牺牲肉体的安逸。在斋戒祈祷、天天读经行礼的时候，在各种斋期都有这样的感觉。不论这类牺牲是如何微不足道，总归是为美好的理想而作出的牺牲。我斋戒祈祷，持斋，按时在家里和教堂里祷告。在做礼拜的时候，我注意听每一句话，并尽可能理解礼拜的意义。做午前礼拜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话是："因思想一致而相亲相爱吧……"接下去的话"信奉圣父、圣子和圣灵"我就不管了，因为我理解不了。
[天涯于2006-09-1322:02:10修改此小说]
列夫·托尔斯泰卷十四
为了活下去，我那时非有宗教信仰不可，因此，我不自觉地回避了宗教学说中的矛盾
和含糊不明的地方。但是对宗教仪式的这种解释是有限度的。如果叶克千尼亚祷文的主要内容**益明白，如果我勉强给自己解释了如下的祷文："记住我们万能的圣母和一切圣徒，把我们自己，大家，全体的生命都奉献给基督上帝"，如果我说明，经常为沙皇及其亲人而祷告的原因是他们比别人更容易受到诱惑，那么，祈求以武力征服敌人的祷告（如果我把它们解释为：敌人就是恶）和其他，如天使颂歌，奉献祈祷或者"威武的将军"的圣礼等等，几乎有三分之二的祷告或者根本无法解释，或者我感到，要是硬作解释，我就在扯谎，那就完全毁坏了我对上帝的态度，彻底丧失信仰的任何可能性。
庆祝主要节日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守安息日，即用一星期中的一天与上帝交流，这我理解。但主要的节日是对复活的回忆，而复活的真实性我却难以想象和理解。每周要庆祝的那一天正是以"复活"命名的（译注：在俄语中，"星期日（BockpeceHbe）"的含义是复活。）。每逢这个日子都要举行圣餐礼，对此我完全不理解。其余十二大节日，除圣诞节以外，都是对奇迹的回忆（为了不至于否定它们，我努力不去思考其内容）：主升天节（译注：复活节后第四十天，纪念基督升天。），圣灵降临节（译注：复活节后第五十天。），主显节（译注：即耶稣领洗节，在俄历一月六日，公历一月十九日。），圣母节（译注：俄历十月一日，公历十月十四日。）等等。在庆祝这些节日的时候，因为我认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被看做非常重要，我只有想出能使我心安理得的解释，或者闭起双眼，对使我怀疑的地方视而不见。
我最强烈地感到这一点是在参加最常见而又被认为最重要的圣礼，即洗礼和圣餐的时候。这时我碰到的并非是不理解的行为，而是完全理解的行为。不仅如此，我被置于二者必择其一的窘境——或者扯谎，或者否定。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参加圣餐那一天体验到的痛苦的感觉。祷告，忏悔，教规——这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并且高兴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向我表露了。我把圣餐解释成为一种纪念基督、意味着洗刷罪过和完全接受基督的学说的行为。其实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但我却没有发现。我非常高兴在神父面前，在一个普通的小心翼翼的司祭面前俯首听命，把内心深处的脏东西全部掏出来，忏悔自己的罪过，非常高兴在思想上与写出规范祷文的教士的愿望完全一致，非常高兴与过去和现在信教的人一致，因而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可是当我走近圣障中门，神父迫使我重述我的信仰，要我承认我要咽下去的是真正的肉体和血的时候，我心疼得象刀割一样。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虚伪的调子，而是某个显然从来也不知道信仰为何物的人的残酷的要求。
现在我可以说，这时残酷的要求，而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是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我已经没有青年时期那种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非常明确的情绪了，我之所以接受宗教信仰是因为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大概别无出路，只有死亡，因此我不可能把它舍弃，我只得屈服。我在心里找到了帮助我忍受这一切的一种感情。这是自卑和驯服的感情。我驯服了，虔诚地吞下了血和肉，希望相信这一切，但已经受到了打击。我既然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自然就不可能再去了。
我继续正确地奉行教会仪式，而且仍旧相信，我所信奉的教义是真理，于是在我身上发生了当时看来非常奇怪，而现在看来非常清楚的事情。
我听过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香客关于上帝、宗教信仰、生命、得救等问题的谈话，我理
解了宗教信仰的意义。听了人民对生命、宗教信仰的议论，我和人民接近了，而且对真理的理解也日益透彻。我在阅读《东正教圣徒传略汇编》（译注：《东正教圣徒传略汇编》共十二卷，于一八六〇年在莫斯科出版。）和《训诫集》（译注：古罗斯时代教会中流行的一本书，根据教会日历编排，其中包括圣徒传和训诫诗。）时也是这样。这成了我爱读的书。除了神迹（我把它们当作表现一定思想的情节）以外，这些书向我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书中有大马卡里传、王子约瑟夫传（即佛的一生）、也有金口约翰的故事（译注：这三个故事在《训诫集》中编在一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等条目下面，金口约翰的故事遍及全书。）、井中旅人的故事、拾金修士的故事、税吏彼得的故事（译注：这三个故事在《训诫集》中编在十一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二日等条目下面。），还有殉教的圣徒传。他们一致声称，死亡并不排斥生命。还有一些关于不识字的、愚昧无知的、不懂教会学说的人得救的故事。
可是只要我和有学问的**在一起，或者读他们的著作，我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不满，自己和自己激烈争论，我感到，我越深入研究他们的言论，离开真理越远，而且是向深渊走去。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十五
我多少次羡慕目不识丁、无知无识的农夫啊！我从一些宗教教义引出显然是荒谬的结论，而农民则认为那都是正确的，他们能够接受，而且还能相信真理，相信我所相信的真理。只是在我这个不幸的人看来，非常清楚的是，真理与谎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真理。
我这样度过了约三年，起先我只是无意识地、一点一滴地研究真理，只是凭着直感朝我认为光明的方向走去，那时候，这些矛盾冲突不太使我吃惊。当我有什么不理解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有罪，我不好。"可是当**益深入研究我所研究的真理，它们日益成为我的生命基础的时候，这些矛盾冲突就日益严重和激烈，而且在我不善于理解、因而不理解的东西和除非自己欺骗自己才能理解的东西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明显。
尽管有这些怀疑和痛苦，我仍然信奉正教。但出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教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与我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相反的，这就迫使我彻底断绝了与正教的联系。这些问题首先是，正教教会对其他教会的态度——对天主教和所谓**教派的态度。当时，由于我对宗教有兴趣，我和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交往，如天主**、新**、**教派**、莫洛康教派**（译注：俄国正教中的一教派，否定一切宗教仪式和整个教阶制。）等等。在他们中间我遇到许多道德高尚、信仰虔诚的人。我希望我能成为她们的兄弟。可是结果如何呢？向我保证能以统一的信仰和爱将一切人团结起来的那种学说，通过它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告诉我，这都是一些走上邪路的人，他们的生活动力是魔鬼的诱惑，只有我们掌握惟一可能的真理。我看到，凡是与正教**的信仰不一致的人，都被正教**斥之为异**。与此完全相同的是，天主**和其他**也把正教斥之为异端。我还看到，正教敌视一切不像它那样以表面的教条和语言宣传自己的信仰的人，虽然它竭力掩盖这一点。这也是必然的，第一，因为你错误而我正确的说法是一个人能够对一个人讲得最残酷的语言；第二，因为一个热爱自己的儿女和兄弟的人不可能不去敌视一个想叫自己的儿女和兄弟去信奉异端的人。这种敌视随着对教义理解的加深而加剧了。我认为真理是与爱统一的，却不得不看到，教义本身在破坏它应该建立的东西。
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实在太明显了，以致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生活在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里，看到天主**对正**和新**，正**对天主**和新**，新**对其他两种**都有的那种轻蔑、自信、坚决的否定态度以及**派、帕什科夫派（译注：帕什科夫，？-1902，是英国子爵雷德斯托克的信徒，他的宗教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贵族中很盛行。）、震教（译注：公谊会——又名贵格会——内的一种派别。）和其他教派**的同样态度，开头甚至为此感到苦恼。你对自己说，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而且人们毕竟不会看到，如果两种观点互相否定，那么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不可能是信仰应该代表的那种统一的真理。这里总有什么原因。总可以解释，——我也这样认为，并且寻找这种解释。我阅读我所能读到的有关的一切书籍，和一切能交换意见的人讨论。可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除了陈词滥调，即苏姆斯基的骠骑兵认为天下最好的团队就是苏姆斯基骠骑兵团，而黄穗的枪骑兵认为天下最好的团队是黄穗枪骑兵。各种不同信仰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的优秀代表，除了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替别人祈祷之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拜访过修士大司祭、主教、长老、苦行修士，请教他们，可是谁也不打算给我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只有一个人作了解释，但解释成这样，以至我再也不去请教人了。
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没有信仰开始建立信仰的人来说（我们整个青年一代应该建立信仰），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真理不在路德教、天主教那里，而是在正教这里？中学在教他，他不会像农民那样不知道，新**、天主**同样确定无疑地肯定自己信仰的是惟一真理。被每一种宗教弄得有利于自己方面的历史证明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说，能不能站得高一点去理解教义，以便借助于教义使差别归于消灭，就像对真正新教的人来说不存在差别那样？能不能让我们和**派**在一条路上走得远一些呢？他们强调说，我们画十字，赞美上帝（哈利路亚），绕祭坛行的做法和他们的不一样。我们说，你们相信尼西亚信经，相信七件圣事（译注：基督教的主要宗教仪式，即圣洗（洗礼）、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我们也相信。就让我们在这方面一致起来，至于其他方面，可以各行其是。我们把信仰中本质的方面置于非本质方面之上，这样就和他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对天主**能不能说，你们信什么什么，那是主要的，至于怎样对待"及子"（译注：公元五、六世纪间，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曾于尼西亚信经的圣灵"从父出来"一句中增加了"及子"（filioque）一词，东派教会认为这是对正统信仰的篡改。几经争辩，终于形成东西文本之间的永久性一词之差。）和教皇，悉听尊便？能不能以同样的内容告诉新**，和他们在主要的方面联合起来？和我谈话的人同意我的想法，但又对我说，这样的让步会引起对教会权力的非难——责怪它背离祖先的信仰，导致**，而教会权利的使命就是要维护受之于祖先的俄罗斯希腊正教的纯洁。
我恍然大悟。我寻求信仰、生命的力量，而他们寻求的是在人们面前完成一定的人的义务的最好办法。在完成这些人间事务的时候，他们自然是按人间的方式去完成的。不管他们口头上如何怜悯误入歧途的兄弟，在上帝的祭坛前为他们祈祷，而为了完成人间事物需要暴力，过去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将来还要使用。如果两种信仰都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对方是谬误，那么，由于指望把同胞吸引到真理方面来，他们必然要宣扬自己的教义。如果错误的教义在拥有真理的教会的一些没有经验的子民中传播，那么这个教会就不能不烧书，不能不把诱惑他的子民的人赶走。那么一个其他教派的信徒（按正教的说法，他狂热地信仰邪教）在生活的最重要的事业中，即信仰方面诱惑教会的子民，又该怎么办呢？除了砍他的头或者把他禁闭起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译注：俄国沙皇1624-1676）时代是把他活活烧死，也就是说，从前处以极刑，而现在同样处以极刑——关入单身牢房。我注意到了以信仰的名义所作的事情，我感到可怕，几乎完全和正教决裂了。教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第二种态度是它对战争和刑罚的态度。
这时候在俄国爆发了战争。俄罗斯人以基督之爱的名义屠杀自己的兄弟。不想到这一点是不行的。杀人是罪恶，与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的教义相违背，不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可是各教堂都在祈求让我们的军队获胜，信仰的导师们也承认这种屠杀是一种来源于信仰的事业。不仅仅是这些战争中的屠杀，在战后的混乱年代，我看到教会的成员，它的导师、僧侣、修士都赞许屠杀误入歧途、孤立无援的青年人。我注意到基督教信徒们的所作所为，并且感到可怕。
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卷十六
我不再怀疑，而是完全确信，我所赞成的那种信仰不完全是真理。要是在过去，我会说，一些教义都是虚伪的，而现在就不能这样说。全体人民认识了真理，这是无疑的，不然他们便不能生存。此外，对真理的这种认识我已经能够理解，我已经以此为生并感到了它的正确，但其中也有错误，在这方面我不能怀疑。过去使我讨厌的一切现在都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虽然我也看到，在人民那里使我讨厌的谬误的成分要比在教会里的人身上少一些——我毕竟看到，在人民的宗教信仰中谬误是和真理混杂在一起的。
谬误和真理的根源在哪里呢？无论是谬误还是真理，都是由所谓教会传下来的。谬误和真理都包含在传说中，在所谓神话和《圣经》中。
我不得不去研究、探讨《圣经》和神话，这种探讨直到目前都令我十分害怕。
我着手研究我曾经当作无用之物而不屑一瞥的神学。当时它被我认为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废话，当时我周围的一切生活现象在我看来都很明了并充满意义；就是现在我也非常乐意抛弃那些为健全的头脑所不能接受的东西，但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在这一教义的基础之上，或者与它紧密相连，建立着被我认识了的生命意义的唯一认识。无论它给我这老练而清醒的头脑的印象如何怪诞，但这是惟一的得救的希望。要小心地、仔细地研究它，以便理解它，甚至不是像我理解科学原理那样去理解。由于我了解宗教信仰的特点，我对此并不追求，也不能去追求。我并不指望一切都能解释。我知道一切的解释象一切的本源那样，应该隐在无限之中。但我希望能理解到这样的程度，以便能够确定必然无法解释的东西。我希望，一切无法解释的东西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我的理智的要求不正确（它们是正确的，离开了它们我什么也不能理解），而是由于我看到了自己的理智有局限。我希望理解到这样的程度，使任何一种无法解释的原理在我的想象中是一种理智的必然性，而不是一种一定要相信的义务。
教义中存在真理，这我并不怀疑；但其中有谬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应该找出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区分开来。我现在就着手做这件事。在教义中我找到了什么谬误，什么真理，得出什么结论，将构成这篇作品的其余部分。这篇作品如果还有价值，对一些人有益，以后大概会在某个刊物上发表。
这是我三年前写成的。
由于现在重读印出来的这一部分，我常常回想我当时的思路和感觉，因而最近做了一
个梦。我认为这个梦以精炼生动的形式表现了我所体验过的和描述的全部内容，因此我想，对于已经理解我的人们来说，叙述这个梦将使写得冗长、占了很大篇幅的内容汇成一个统一体，易于理解，形象鲜明。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躺在床上。我既不感到舒服，也不觉得难受，只是仰面躺着。但我开始思考，我躺着是否舒服，我就觉得腿上似乎不大舒服，不知是床短了些，还是不平，总之是有点不舒服。我挪了挪，同时又开始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我躺得怎样和躺在哪儿。我察看了床垫之后发现，我睡在系在床沿边上的、由绳索编成的吊带上。我的脚搁在一条吊带上，小腿在另一条吊带上，因而腿感到不舒服。我不晓得怎么会知道这些吊带是可以移动的。我用两脚将靠边的一条吊带推远些。我觉得，这样可能舒服一点。但我把它踢得太远了，想用脚把它攫住，但这个动作使得小腿下面另一根吊带也滑掉了，于是我的两腿悬空了。我挪动全身，想躺得好些，我也充满信心，以为马上可以弄好。可是挪动一下以后，我身子下面的一些吊带滑掉了，也弄乱了，我看到事情很糟糕。我身子的下半部向下滑去，悬空挂着，两脚也不着地。我只是依靠脊背的上半部支撑着，我不仅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点毛骨悚然。这时候我才问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问自己：我在哪儿，躺在什么上面？我开始环顾四周，首先朝下看，看我的身子悬空挂着的地方，看我即将掉下去的地方。
我朝下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处在高耸入云的塔顶或山颠那样的高度，而是处在我从来也无法想象的高度上。
我甚至不清楚，在那下面，在我悬空挂着也能掉下去的无底深渊中，我看见了什么。
我的心紧缩起来，我感到恐惧。朝那儿看很可怕。如果我朝那儿看，我感到，我将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摔死。我不去看，但不看更糟，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的话，结果会怎样。而且我感到，因为恐惧，我正在失去最后的支持点，慢慢地从背上往下滑去。只要一瞬间，我就会掉下去。这时候我产生一个想法：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一个梦。快醒过来吧。我拼命想醒过来，但我做不到。怎么办？怎么办？——我问自己并向上看去。上面也是深邃无底。我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竭力忘却下面的无底深渊，真的，我渐渐忘了。下面的无限性使我讨厌和害怕，上面的无限性使我感兴趣和坚定。我就这样靠身子下面几根尚未滑掉的吊带悬挂在深渊上。我知道我挂在空中，但我只看上面，我的恐惧便消失了。像通常在睡梦中那样，有个声音说："注意，就是这个！"于是我一直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感到内心平静下来，记得过去的一切，也想起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怎样挪动双脚，怎样挂在空中，怎样通过观察天空摆脱了恐惧的感觉。于是我问自己：现在怎样了？我还像过去那样挂在空中吗？我不是察看四周，而是以全身去感觉我所依靠的支点。我发现，我已经不是悬空挂着，也不往下掉落了，而是稳稳当当的。我问自己，怎么会稳当的，我摸索着，察看周围的情况，我看见，在我下面，我身子的中央有一根吊带，当我向上看的时候，我躺在吊带上保持了最稳定的平衡，原先就是躺在这条吊带上的。这时候，象在睡梦中常有的那样，我觉得我躺在上面的那种办法非常自然，明白，不容置疑，虽然在现实中这种办法是毫无意义的。我在梦中甚至感到惊讶，我以前怎么会不理解。原来在我床头有一根柱子，这根柱子的牢固性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这根细长的柱子并没有任何支架。后来又发现从柱子上挂下来的绳圈似乎做得很巧妙，同时也很简单，如果身子的中段躺在绳圈上并向上看，那么根本不会产生往下掉的问题。这一切对我来说非常清楚，我很高兴，也安心了，好像有人对我说：你可要小心，要记住。于是我就醒过来了。
[翻译]冯增义
[出版]华文出版社
（全书已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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