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範學德
【一、一個深深的困惑】
幾年前，我看到了在大陸出版的龍應台女士的一本書，封面上幾個赫赫的大字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好家伙，不必等到讀完全書，單單是這書目，就先聲逼人，令人觸目驚心了。當我執筆寫這篇文章時，受她的啟發，一個標題跳到進了我的腦海中─“中國人，你為什麼不懺悔？” 其實，這是二十多年前的疑問了，這麼多年來，它一直壓在我的心中。那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我還是一個年輕人，也不知道基督教是怎麼一回事，就連“悔改”這個詞的來路去路也不清楚，我那時熟悉的是一個佛教的但後來在中國天主教中廣泛使用的術語─懺悔。那時，我觀察到的一些社會現象令我思考起懺悔這個問題。我看到了一個個的當官的陸續被“解放”出來，又官復原職，或者官升一級、兩級。也听到了他們控訴“四人幫”是怎麼怎麼地**了他們，听了幾年，听來听去還是這一套。漸漸地我懷疑了。難道他們從來都是被**的嗎？那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被餓死的那三、四千萬人是誰之罪？一九五七年那五十多萬被打成右派的又是誰之罪？還有那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一次次政治運動，究竟是誰在上、在下、在左、在右扇風點火並推波助瀾的？
多年後，才看到了巴金寫的隨想錄，是懺悔的，但是從人出發的，並且面對的也僅僅是人。再後來的後來，看到了頗有名氣的文人宣告︰我曾經是紅衛兵，但我絕不懺悔。最近，文壇上又有了一場爭論，焦點竟然也是懺悔。 令我慚愧的是，二十年來，當我因許多害人者拒不懺悔而憤憤不平時，當我追問他們為什麼不懺悔時，我從來沒有想到我也需要懺悔，更不知道悔改為何物。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我信了主耶穌，我才不得不問自己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難道我不需要悔改嗎？我當然希望那答案是“不”。但是，我那不安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承認︰我必須悔改。這不僅是因為我也參入了那一場人類的浩劫，而且因為我是人，是一個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的罪人。
問題是，在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內，我為什麼不悔改呢？為什麼我根本就沒有覺得自己需要悔改呢？ 這麼多年來，我和我的同胞一再看到，盡管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軍在華犯下了滔天大罪，但許多日本要人至今依然拒絕為此向中國人民道歉、懺悔。對此，我們常常感到義憤填膺。但我們自己呢？我們中國人自己整中國人、害中國人、殺中國人，這樣的事還少嗎？還不嚴重嗎？更重要的是，當我們面對著民族災難與歷史的黑暗時，我們為什麼沒有勇氣去面對自己心靈的黑暗呢？日本人也好，中國人也好，每一個人，整個的人類，從古至今從來都是這樣，是我們背離上帝的罪孽使我們與上帝的生命隔絕了，從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嘗我們的罪孽結出的苦果。但是，我們自己為什麼不悔改呢？為什麼迄今為止，中國人哪，你不到上帝面前來悔改？
中國人哪，我們悖逆上帝、拒絕悔改要到什麼時候呢？
【二、“天”在人心中的失落】
我們中國人已經遠離了上帝，如何能悔改？ 即使是新儒學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復觀等)也認為，雖然整個中國古代文化中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宗教文化傳統，同時也沒有一獨立的祭司僧侶傳統，但是，中華民族並非先天地就缺乏宗教精神。中國〈詩〉、〈書〉中之重視上帝或天之信仰是非常明顯的，而此之天也就是人格化之上帝。同時，祭天地社稷之禮，亦一直為後代儒者所重視(見〈為中華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這樣的觀察的確是很有見地的。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偉大民族一樣，我們的先人，特別是創造了中華文化的那些聖賢們，他們是敬畏上天的人。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種力量、一個存在，這存在在暝暝之中主宰著天地萬物和人生。這些聖賢們竭盡一己的智慧和心力來尋找、認識這種存在，並且用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字將其概括為︰“天”。或者“帝”、“上天”、“上帝”、“神”。民間的說法則是︰“老天爺”“老天”，“天公”。
一部中國哲學，中心問題就是天人關系，所以，也可以稱其為“天人之學”，恰如司馬遷所言︰通古今之變，明天人之際…… 據馮友蘭的研究，春秋時期中國人對天的看法大概有五種意義，即“物質之天”、“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命運之天”、“自然之天”和“義理之天”(或“道德之天”)。馮說︰“詩，書，左傳，國語中所謂之天，除指物質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一部〈論語〉中，“天”是最高範疇，單言“天”字的就有十八次之多，其中，孔子自己說的有十二次半。孔子的“天”，基本上是“主宰之天”。 面對這樣的“主宰之天”，我們敬虔的先人的基本態度是︰敬天，“畏天”，絕不“欺天”。〈書經〉雲︰“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子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
正是基于人當畏天、不可欺天，才有了孔夫子的名言︰“獲罪于天，無所禱也”。那話的重點覺得不是說禱告沒有用處，而是說人不可以得罪上天。人若得罪了上天而不改過，那麼，他無論用什麼話來巴結上天都是沒有用的。 但是，中國的聖賢與猶太先知和基督的門徒不同，後者的共同經歷是︰太初有聖言(道)，上帝的話臨到我；而前者的共同經驗是︰“天不言”。“天”沒有直接對聖賢們說話。可天雖不言，卻如孟子所說“以行與事示之(萬章)”。這就造成了這樣的境況，人渴望認識上帝，但上帝無言。于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試圖從“天”的“行與事”來理解“天”。而這樣的理解，自然不可不能有偏、有弊、有誤，無法得到真確的認識。
歷史的悲劇就在于，自秦以後，一方面，在中國，百姓們雖然還保持著敬天之心，但又是什麼都去拜拜，各路神仙都不得罪。而一個人─皇帝(天子)壟斷了敬拜天的權利，只有他可以祭天。遠志明在〈神州〉中說得好︰“中國人，你慘就慘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寶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一個跟你一模一樣、與生帶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但他卻握著無限的權力，充當起了“人間的上帝”。 另一方面，那個人格化的上帝(天)的觀念，在漫長的歷史中，漸漸被抽象化、虛幻化，到了宋明理學，就化成了一個仁、義、禮、智的“理”，所謂“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熹語)。而到了近現代以來，就連這個干巴巴的“理”也被橫掃了，說那是唯心主義的破爛貨。天是什麼，物質的一種存在形式而已。
時至今日，“天”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已經失落很久很久了。 如今，人們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了。至于良心嗎，更不必怕。俗語說，良心，良心值多錢哪。
一個人若不敬畏上帝，悔改從何談起？
【三、扭曲了的悔改】
我們中國人的心靈對悔改是很陌生的。我們多多少少地熟悉一點懺悔這個詞，但那也不過是反省自己的過錯而已。而就是這一點，也常常被驕傲的人們的“內省不疚”所抵消。這幾十年來。我們熟悉的是悔改的低劣替代品，往小里說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往大里說是批判與自我檢討。就是在今天，雖然偶而人們會看到听到那些被關進或者放出牢房的人寫的悔過書，但那是在什麼狀態下寫出來的，誰都明白。 因為我們都曾經歷過。
雖然三十多年過去了，但青少年時代的往事還歷歷在目︰自己和當年許多的中國人一樣，站在**東的畫像前，向他請示、匯報、“狠斗私心一閃念”。盡管自己是誠心的，但那懺悔是心靈的扭曲。一個扭曲了的悔改就是︰要求人向另一個人或者另一群人懺悔，而那個人、那一群人冒充是上帝，一貫正確，從不需要悔過，只需要命令並且听別人的悔過。但他們也是人，是也無法擺脫自己的人性中、心靈中的黑暗的人。當黑暗與黑暗相遇時，哪一個黑暗有權利說只有你才是黑暗呢？沒有。所以，人與人之間可以有道歉、認錯、認罪，但不必悔改，悔改乃是人與上帝之間的事，它首先是人自願地向上帝認罪。“認罪”這個詞我曾經听了無數次，但是是向人而不是神。那是自己上中學時的事情，我作為“紅衛兵小將”的代表參加了一期又一期的“斗爭牛鬼蛇神學習班”。在學習班上，我不但听到了那些被劃為“牛鬼蛇神”的老師們一次又一次的檢討，而每一次檢討中都要大聲地認罪︰“我向黨和毛主席認罪。向人民認罪，向紅衛兵小將認罪！”他們剛認完罪，自己就和其他同學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批判他們的認罪是如何地不深刻，避重就輕，大帽子底下開小差，等等。並且，命令他們不僅要坦白自己的罪行，還要認識其錯誤和罪行的根源，從階級根源、歷史根源，一直到到社會根源和思想認識根源，還要承認自己罪行的影響惡劣，余毒無窮。而他們，則不得不一次次被迫地認罪檢討。
這是扭曲了的悔改的又一個突出的特征︰它常常是在強力的**下被迫作出來的，與政治上的**、控制直接相聯。在政治的淫威下，人為了活命不得不實行自我折磨、自我侮辱，即便是違心的話，也不得不說，還得裝出一副樣子，表明你說的是心里話。最近讀到沙葉新的文章，他將此類檢討概括為“精神的酷刑、靈魂的暗殺、思想的**、人格的蹂躪”，真是入木三分。 在強力下有意志的屈服，但不會有心的悔改，悔改是志願的，發自人的內心。
其實，在一個不相信上帝的世界中，如何能談論悔改？現今的時代，相對主義成了顯學。人類根本就沒有一個共同的善惡是非的標準。一切都是相對的，昔日為是者，今日為非；今日為是者，明日亦難逃為非的宿命。如此這般，根本就沒有一個是非善惡的絕對尺度，人們根據什麼認為自己需要悔改，向誰悔改。 妥斯托也夫斯基問得好︰若無上帝，孰不可為？
同理，若無上帝，我何罪之有，又何必悔改！
【四、人子如是說】
但上帝在，所以，人不能不悔改。 雖然人為之悔改的事是丑陋的、邪惡的，但悔改之情卻是神聖的，因為它是人心對神聖的反應，是人心听到了那神聖的呼喚，而那呼喚者是上帝。
悔改，就是人心從罪惡中回轉，歸向上帝。“回轉”，這是關于悔改的一個關鍵字。
當年，以色列的先知們向以色列人發出了上帝的呼召︰“回頭吧！離開你們的偶像，轉臉莫從你們一切可憎的事”(結14:6)。
人之所以要回轉，因為他面對的是偶像，無論這偶像是佛祖菩薩、玉皇大帝、至聖先師、得道仙人，還是什麼大師、領袖、歌星、球星，都是偶像，當人把他們視為上帝時，人就與真正的上帝背道而行。“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結33:11)。
上帝要世人轉回，是出于他的慈愛。他渴望世人相信耶穌，從而得到永生，不至于滅亡。“耶和華說︰背道的以色列啊，回來吧！我必不怒目看你們，因為我是慈愛的，我必不永遠存怒。這是耶和華說的。只要承認你的罪孽，就是你違背耶和華你的上帝，在各青翠樹下向別神東本西跑，沒有听從我的話。這是耶和華說的”(耶3︰12─13)。
悔改的起點，就是人來到上帝面前，承認自己背離上帝的罪孽。“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耶3:22)。
悔改是心靈的醫治，是上帝親自醫治我們的痼疾。 人回轉的不僅是思想，而且包括行為。如同中國人一樣，當年的以色列人也非常喜歡使用一個心字。悔改，說到底，是心的悔改。人在悔改中向上帝獻上的，正是自己的那一顆心，是一顆為自己的罪孽憂傷痛悔的心(詩51:17)。
當年耶穌出來傳道時，他的信息是︰“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太4:17)。 信福音與悔改是一體兩面。福音是上帝的恩典，悔改是人心的回轉。而人心之所以能回轉，那是福音的大能在人心中運行。
耶穌復活後，他的大弟子彼得向以色列人傳福音時說︰“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上帝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眾人听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免，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2︰36─38)。 十字架的信息之所以令人覺得扎心，因為它正是扎在了人的罪之上。主耶穌就是為了洗淨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
這就是上帝向人發出的呼召，要悔改，回心轉意，從什麼地方回轉呢？只有一個地方，那就是自己的罪。
【五、“自我神化”的時代思潮】
呼喚人悔改，這的確是不合時代潮流的。 當今時代的一個潮流就是“自我神化”，什麼自我贊美，自我榮耀，自我欣賞、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等等，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我中心本來就是人一直存在的根性，但唯有在現代，自我神化才成為顯學，從哲學、心理學、政治學、文化學，到社交術，人都毫不臉紅地鼓吹自我中心，說什麼上帝死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說什麼，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一言以蔽之，狂妄。
許多所謂的現代人，他們對之頂摩禮拜的最大偶像已經不是了廟里的泥菩薩，不是什麼天公、雷母，更不是什麼偉大領袖、模範英雄人物了。他的最大偶像是他自己。當然，他依舊可以把這個小小的偶像擴展為一個歌星，球星，一個領袖，或者一個組織、一個政黨。這就是人的悲哀，他自己本來不是上帝，卻以上帝自居；他不信上帝，于是說沒有上帝；他忍受不了上帝，于是說上帝死了。事實是︰說上帝死了的人的確死了，但上帝依然在，在信他的男男女女的生命中，在這個浩瀚的宇宙之上、之中。 一個人若以上帝自居，或者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上帝，他怎麼可能悔改！
當這種“自我神化”的時代思潮在中國大陸流行時，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的，這就是在中華文化中流傳久遠的虛假的聖人觀、人性本善的樂觀主義。 在八十年代的大陸文化界中，李澤厚的中國思想史論曾風行一時。他用“樂感文化”來概括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特點。所謂樂感文化，就是在人的倫常日用的人生快樂中實現超越，以達到人的身心與宇宙自然的合一。與之相對應，西方文化則被概括為“罪感文化”，這就是基于對原罪的自我意識，為了贖罪而奮勇斗爭︰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使自己的靈魂完全歸依于上帝。無論是浮士德的無限追求，還是妥斯托也夫斯基的靈魂拷問，都是罪感文化的突出典型。
“樂感文化”的人性論基礎就是性善論。孟子“道性善”，道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他之所謂的人性，只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凸顯的是人的類性。而當他論到性善的內容時，其實只是說了人人都有為善的可能。但誰都知道，可能雖然會變成現實，但它不是現實。並且，即便是可能，也不單單一種困難存在，而是多種可能並在。 但是，自從孟老夫子說了性善，又贊同了“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句古話後，“人之初，性本善”似乎就成了中華文化的公理。連主張“人之性惡，其善偽也”的荀子，也不在乎邏輯的矛盾，說什麼“涂之人可以為禹”，雖然加上了一點限制︰“涂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自竺道生提出“一闡提人皆能成佛”，到禪宗的“頓悟成佛”，佛教更以“人皆可成佛”與儒家的“人皆可成聖”相對相峙而又相輔相成，更加強了以性善論為基礎的人性樂觀主義。到了王陽明那里，就有了“滿街都是聖人”一說，到了大躍進的時代，就有了“六億神州盡舜堯”一嘆。
于是，盡管從孔老夫子起就哀嘆“天下無道”，盡管有荀子主張人性惡，但是，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缺乏對人心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認識與反省，進而也就無非產生出深刻的悔改精神。我們有懊悔、悔恨、悔過、悔悟，有追悔莫及，悔不當初，但沒有悔改。 到了今日，像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終于出現了“悔改”這個詞組。但其解釋也不過是“認識錯誤並加以改正”而已。即使我們對悔改這個詞並不陌生了。但我們的心靈對它仍然是非常隔膜，因為我們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罪為何物。
【六、人都犯了罪】
人若不承認自己是罪人，就無需悔改。? 人是因自己的罪而悔改的。
世人都犯了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因此，每一個人都需要悔改。 基督教的道理是從世人的罪開始的，而這個罪人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個人出現的。這一個人站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虧缺了上帝的榮耀，于是有悔改。
我相信，當年把聖經翻譯成中文的西方傳教士，一定會為如何把基督教關于罪的觀念翻譯成中文而絞盡了腦汁，因為在中文中，根本就沒有一個相應的字可以翻譯英文的那個字─Sin，勉乎其難，譯成了“罪”。 中國人一看到罪字，就想到犯法；而罪人，自然就是罪犯。即使今日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的基督徒，並且他們都自稱自己是罪人，但隨便翻開漢語字典或者詞典，那上面對罪的基本定義還是作惡或者犯法的行為。因此，中國人對罪的認識，可以上到法律的高度，知道那是違法；甚至能上升到良心的高度，感到內疚。但是，他無論如何也上升不到上帝的高度，用上帝的話來衡量人之罪。而那正是基督教的入口處。就是說，人認識自己的罪與認識上帝是分不開的，人是在上帝的面前稱為罪人的，所有的人都是。
基督教講罪首先不是從人與法律的關系入手的，而是始終立足與人與上帝的關系，被上帝所創造的人悖逆他的創造者上帝，這就是罪。罪就是人因自己的悖逆使上帝與自己的關系破裂了，隔絕了。正因其如此，悔改在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就是悖逆的人回心轉意，與上帝和好。 從人與上帝的關系出發，基督教指出，罪是“矢不中地”。上帝創造了人，把自己的形象放到了人的生命中，希望人能活得像能像一個人，就是像基督那樣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偏離了這一目標，偏離就是罪。最重要的是，人之所以偏離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目標在哪里，而是人堅持走自己的路，而那一條路通向死亡。
克爾凱戈爾說得好︰“人是不能靠自己來解說罪的。因為人自己已經陷在罪之中了，他關于罪的談論，骨子里都是要替罪說話，想尋找借口來減輕自己的罪”。 人只有將自己置身于與上帝的關系中，只有從上帝的話中才能知道罪。罪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是人拒絕相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話，公然違背上帝為人所制定的法律。〈羅馬書〉講︰“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這就是基督教關于罪的觀念的深刻之處，它不是以人的標志來衡量人的善惡是非，無論是從法律標準，還是道德標準。根據那些標準，人可以說是無辜的、無奈的，不幸的，但不能說是不義的；人需要的是認錯，檢討，而不是認罪。需要的是內省，而不是悔改。基督教是根據上帝之言來衡量人之罪的。它把人最大的罪歸結為人不信上帝，不信主耶穌基督。人之所以有種種犯法的罪行，人之所以有道德的種種墮落，究其總根源，在于人不以上帝為上帝，反而以自己或者一個偶像為上帝。 人若不是來到上帝面前，罪就不能絕對地顯現為罪，罪就不能絕對地被定為罪。罪之所以是罪，是因為它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它得罪的不止是人，首先是上帝，它違背了上帝的意志，侵犯了上帝的主權，踐踏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是光，若沒有光，黑暗就不能顯現為黑暗。
人在罪之中，所以要承認自己的罪。 人脫離罪惡，這就是真正的悔改。
【七、逃避自我】
人拒絕悔改是與人逃避自我不可分割的。 無論一個人多麼缺乏自知之明，他總是能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他不是完美的，是有缺陷的，最起碼的一點是，他達不到他自己心目中那個理想的自我的形象。而當他觀察別人時，無論他怎麼遲鈍，他總是能看出周圍的人大都是有缺陷的。他無須更多的社會觀察和社會經驗就可以確信︰人心比什麼都邪惡。
但人並沒有勇氣深入他自己心里的深處。當他意識到自己的不完美時，他心中已經悄悄地假定了一個“完美的標準”或者“完美的形象”，但實際上他在人間絕對找不到“完美的標準”，也發現不了一個“完美的形象”。而“完美”是屬于上帝並且也僅僅指向上帝的。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經常感嘆自己活得不像一個真正的人。但我們很少問一問自己，那個“真正的人”到底是誰？ 但是，人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的心靈的，他既不願意承認自己生命的可悲，因為黑暗是他渴望擺脫但始終也擺脫不了的陰影；他同時也不敢面對真正的美好，因為他關于真正的人和完美的思想都是指向上帝的，並且表明，他自己是從上帝那里墮落下來的。
但是為了拒絕上帝也拒絕自我，人就拒絕了悔改。而拒絕悔改的秘訣就是︰把自己躲藏到“眾人”之中，其公式是︰我之所以作了這樣的孽，是因為他人如此……，這一個他人可以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每一個人，也可以是社會、國家、民族、政黨、領袖、上級領導、老師、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我們會說，是的，我錯了，但我之所以作了這孽，主要是由于外界環境對我的影響，是外因的作用。 這個借口古已有之，自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以來，人類的共同借口一直是這樣的。當他們兩位吃了上帝禁止他們吃的樹上的果子後，他們對上帝的辯解是什麼呢？亞當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不是我的錯，是那女人的錯。而潛台詞則是︰那女人則是你上帝給我的。夏娃則說，那蛇引誘了我，我就吃了。同樣的邏輯，真是夫唱婦隨︰不是我的錯，是那蛇的毛病，同樣的潛台詞︰那蛇是你造的，是你的責任。
的確，他們倆人說的都是實話︰是夏娃把樹上的果子給亞當吃的，是那蛇欺騙了那女人。但是這只是事實真相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卻被他們隱瞞了，這就是上帝早已經有言在先，對亞當講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他們更沒有坦白地承認，他們之所以想吃這果子，不僅在那果子好看，好吃，更在于他們渴望能像上帝一樣知道善惡。蛇─邪靈對人的最大引誘就在于此，你們靠你們自己就能變得像上帝一樣。
亞當、夏娃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模式，就是人犯了罪之後，他不僅沒有勇氣去悔改，反而以外因為借口為自己開頭罪責。並且，當他與另一個罪人相比較的時候，他會權衡彼此罪孽的輕重、大小，會說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半斤對八兩，五十步笑一百步。 人拒絕悔改，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他逃避他自己，他逃避自己的良心對自己的譴責，甚至任良心泯滅。
想到了文革，反右。毫無疑問，這些浩劫發動者、組織者永遠也逃不了罪責。但問題是，我們自己是不是清白？我們是不是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參入了那場大災難？古希臘神化中有所謂的“潘多拉匣子”的故事，說是那匣子一打開，關在里面的邪惡的東西就都飛出來了。文革發動者作的正是打開那匣子的工作，但那里面飛出來的邪惡，絕對不是被突然地煽動出來的，那是我們自己本來就有的，且一直隱藏在我們心中。
【八、在上帝面前作一個罪人】
“我是個罪人”，當年彼得與耶穌相遇時在，他在心靈被深深地震憾的狀態下說出了這句心里話，將悔改之心表達得淋灕盡致。 一個悔改的人，他會這樣說︰上帝啊，求你帶我回轉。我們要歸向你，因為你是耶和華，我們的上帝。(耶31:18)沒有上帝的幫助，人根本就無法悔改，因為他絕對不可能確切地知道自己靈魂的黑暗到底有多麼深。
當一個人悔改時，他就是在上帝面前成為實實在在的罪人。如此這般，人就是不作他所不是的人─聖人、義人、好人，而是作他所是的人，罪人。 路德說︰上帝只能收納被人離棄的人，只能醫治有病的人，只能使瞎子看見，使死人復活。上帝只能使罪人成為聖徒，使愚拙人有智慧。總而言之，他之憐憫遭受災難的人，賜恩典給犯罪的人。
路德的話是從耶穌那里化來的。耶穌曾經引用〈以賽亞書〉說︰上帝“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受壓制的得自由”(路4:18)。一個悔改的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是一個貧窮的人，一個有病的人，一個受壓制的人，一個瞎子、死人，因為我們本來如此，本性如此。 當悔改的人來到上帝面前時，他不會帶著他曾經引以為驕傲的知識和智慧，不會帶著他那令人羨慕的家庭、文化，更不會帶著受世人稱贊的德性。他帶的是是他的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能，帶著他在靈性上的完全破產。他來到上帝面前祈求的只是上帝的憐憫。他的心里話是︰主啊，可憐我這個罪人吧。
當然，我們來到上帝面前的時候絕對不可能兩手空空。我們是帶著我們擺脫不了的罪孽來到上帝面前的。我們要把我們自己擁有而上帝永遠不會有的東西送給主耶穌，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罪。當人悔改時，他的心是沉重的，它不能不沉重，因為它感到自己的罪孽就像一座大山壓在自己的身上，壓得自己快喘不過氣來，他會像保羅一樣大聲呼喊︰我真是苦啊，誰能拯救我脫離這罪惡的苦海呢？于是他禱告說，主啊，我真是罪孽深重呵。但是，我承擔不了我的罪孽，我求你來替我承擔。 我們把罪交給耶穌，求他饒恕，求他承擔，這是交對了人。因為上帝將人的罪歸于自己，並使無罪的成為有罪的，並為此而犧牲，使人在耶穌基督里頭與上帝和好。這就是啟示，就是福音。
耶穌基督“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以53︰4)。這正是信仰的安慰和力量，是十字架的安慰和力量。正如路德所說︰十字架“叫你相信基督已經擔負了你的罪，為你的罪付了重價，你的罪既然放在基督身上，你就該平安了，你的罪放得正好，正是應該放的地方”。
中國人哪，我的骨肉同胞，現在是我們悔改的時候了。讓我們歸向上帝，听到主耶穌的呼聲︰你悔改吧，
【一、听起來刺耳】
一九九一年秋，剛來到美國後不久，一個周末的晚上，妻子帶我去了一個查經班。第一次听到查經班這個詞，挺新鮮的。什麼“經”啊，一問，是《聖經》。看到大家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一本正經地查，感到挺好笑的，心想︰都什麼年月了，在美國怎麼還有人象我們當年那樣學《毛選》。不過，出于禮貌的原因，我沒好意思笑出聲。查著查著，我就想笑也笑不出口了。大家查的題目正是“罪”。 多年後我才認識到，上帝真是幽默，象我這麼一個驕傲的人，自我感覺又一貫良好，但他卻在我第一次和基督徒學聖經時就讓我遇上了“罪”這個題目，真是當頭棒喝。可我，不僅沒有清醒，反而與基督教別上勁了。什麼“罪人”哪，“犯罪”啊，這些話，怎麼听，就怎麼反感，怎麼刺耳又扎心。
基督徒們認真地告訴我︰人是罪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這是我第一次听說人皆有罪，並且把我也圈在了罪人的圈子里。我認為這簡直太離譜了，我犯了什麼罪？怎麼好好的一下子就成了罪人？豈有此理！于是我就和他們辯論起來，我認為罪人就是流氓、小偷、殺人凶手，怎麼能把我們與這些人劃等號？ 基督徒用聖經上怎麼怎麼說來回答我的問題，但我那時根本就不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自然也不會承認它的權威。那天爭論結束後，只有一點我感觸很深，就是我爭得臉也紅了，嗓門也高了，但牧師和基督徒還是和聲細語。我佩服他們還蠻有修養的。
多年後我才問自己，為什麼一听到罪人就跳？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它踫到了我的痛處，一個罪人之所以是罪人的根據，就是他在上帝面前不承認自己是罪人；而人若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他就絕對不可能來到上帝面前。
【二、突破文化的隔閡】
我之所以對人是罪人的觀念那麼反感，最表層的原因起于文化的不同。一看到中文的這個“罪”字，我就望文生義地認為︰有罪就是犯法；罪人，就是被判刑的罪犯。 在深入接觸基督教的過程中，漸漸地我看到了許多自己以往在馬克思主義、儒家和道家學說中沒遇到的新思想，而它們的確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發現在基本出發點上我就錯了︰聖經中談論罪首先立足于在上帝與人的關系；而我盯著的則只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聖經中關于罪的觀念，首先是一個靈性的觀念，罪意味著人由于自己的悖逆而與上帝的關系隔絕了；而在我的文化環境中，罪則是一個法律的觀念，是人犯了法。 從上帝創造了人這個大前提出發，聖經認為，罪就是人偏離了上帝為人設立的目標，就是人違背了上帝賜給人的律法。罪不僅是錯誤的行為和意念，它同時是罪性。不是因為人犯罪了，所以我們是罪人；而是因為我們是罪人，所以我們才犯罪。
我不能不承認聖經中關于罪的觀念，它非常深刻，它把罪同人的本性連在一起，直逼人存在的根基。我承認基督教關于罪的觀念的理論價值，以為它是深化、更新中華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可是我把它僅僅限制在觀念中。但事實上，罪人不是一個抽象的數目字，它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是我、你、他。我拒絕面對自己的罪，怎可能明白罪是什麼呢？不為自己的罪而憂傷痛悔，我又怎麼可能面對自己的罪呢？當先知和聖徒指責罪時，他們是呼喚人到上帝面前來悔改。可我不信上帝，怎麼可能听到上帝的呼聲呢？
【三、逃避自我】
到教會時間久了，我對人都是罪人的說法就不那麼反感了，我承認︰萬物中最狡詐的，莫過于人類；世界上最黑暗的，莫過于人心。聖經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17:9)這話我贊成。 但我不願意承認我也是一個罪人。
我覺得自己有點小毛病，但畢竟不象有的人那麼壞。世上比我壞的大有人在。但如果我以“不比別人壞”作為判斷我行為的標準，那豈不是把靈魂賣給魔鬼了嗎？ 我更多想到的是，不錯，就算我是個罪人吧，但我犯下的那些罪，主要都是由他人和外在的社會環境造成的。我用“他人”來遮掩自己的罪過。但“他人”算什麼！“他人”可以為我的罪孽辯護，卻不能令我良心安寧；“他人”能減輕我的罪惡感，卻抹不去我以往的罪過；“他人”能使我的罪過合理化，卻不能在我心中呈現天國。
問自己︰難道我一直是由于“他人”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才犯罪的嗎？不。不是那樣的。外在的環境之所以對我構成誘惑，是因我內心的邪情惡欲一直蠢蠢欲動，它既渴望被誘惑，也經常主動出擊。 我也曾經下過無數次的“最後決心”，再也不犯錯誤了，但很快就又與邪惡妥協了，並且事後為此懊悔不已。多少次，面臨道德的抉擇，即使明知是非善惡，但自己卻對善說“不”，對惡說“是”。我沒有力量告別邪惡，我留戀那帶著邪惡的歡樂。我的良心一次次在罪惡的深淵中沉淪。
多少次讀《創世記》，總以為那是一個古老的神話，但當有一天我看到了自己在逃脫罪責時，我明白了，那里說的就是我的故事，我就是亞當，我就是夏娃。 亞當和夏娃吃過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後，亞當對上帝說︰“你所賜給我、和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而夏娃則說︰“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創世記3:12-13)他們的辯解翻譯成現代的語言就是︰那不是我的責任，我只是一個受害者，一個受騙上當的人；是外在條件的引誘促使我作出了那樣的行動。而這個環境是你上帝造成的，因為蛇是你創造，所以，責任應該由你上帝來負。
亞當和夏娃的借口，是幾千年來人類的共同借口，也是我的借口。我也象他們一樣，對自己所犯下的罪孽的第一個天然的反應就是︰那不是我的責任，不是我的錯。就從這一點來看，我就不能不承認︰我的確是亞當和夏娃的子孫。 我象亞當和夏娃的地方不僅在我不願意听從上帝的話，更在于我的驕傲。亞當和夏娃之所以想吃禁果，最深的渴望就是︰他們想象上帝一樣知道善惡。一切邪惡中最大的邪惡就是︰人想變得象上帝一樣。
【四、驕傲為萬惡之首】
我拒絕承認自己是罪人的最深刻原因就在于我心中那頑固的驕傲。 驕傲是我的老毛病。早在我小學三年級時的鑒定上，老師就在缺點的那行上寫了六個字︰有時驕傲自滿。從那以後，這“有時驕傲自滿”就總是出現在我的鑒定上，而“有時”接“有時”，就成了一貫。
我沒把這個缺點放在心上。心想︰人要是學習不好，沒有什麼能耐，叫你傲，你傲得起來嗎？雖然老師一直希望我牢記毛主席的教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語錄我是牢記了，沒用，改不了。我不僅不認為自己因驕傲而落後了，反而覺得無論在學習還是工作能力上我都在不斷進步呢。 進入大學後，知道這個毛病影響自己與別人的關系，但也認為它只是一個個人修養上的小毛病而已，無傷大雅。
奧古斯丁說︰自從人墮落後，人的第一個罪是驕傲，第二個是驕傲，第三個還是驕傲。當第一次听到這個名言時，我大吃一驚，有這麼嚴重嗎？但正是如此，說到底，驕傲就是人叛逆創造他生命的上帝，而以自己為生命的本源，以自己為萬事的中心。如此看來，驕傲首先不是品德的問題，而是靈性上的問題，是人背叛了上帝，以自我為上帝。 以色列人的先知以西結曾經指責國王︰“你雖然居心自比神，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以西結書28:1-2)而天使之所以墮落為魔鬼，就是因為他要高舉自己的寶座到上帝的眾星之上，他要自己象那至高者一般(參以賽亞書14:12-14)。
驕傲就是我心中的魔鬼。正因為我為自己的知識、才能和品德而驕傲，所以，我既不認識我之為我︰一個罪人；也不認識上帝之為上帝︰我的救主。而拒絕認識這兩點，我怎麼可能認罪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呢？
【五、我怎麼能洗淨我的罪？】
我真的是一個驕傲的人，即使當我認識到了自己罪孽深重，我也不願意來到耶穌面前，承認他是我的主。我想，好漢作事好漢當，既然自己作下了孽，就自己去承擔起來好了。我不需要主耶穌償還我的罪債，承受我應當承受的刑罰。這麼想時，我還挺得意的，我以為自己有骨氣。 但這是自欺。一個人怎麼可能知道他自己都犯了什麼罪呢？若他連自己犯了什麼罪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償還自己的罪債呢？
中學畢業將近三十年後，有一次一個同學對我說，學德，你當年可把我整苦了。我听後大吃一驚，怎麼，我整過你？她也驚訝，你都忘了？于是，她就數算起來了。而我那麼多年中，從來就沒認為我對她有什麼錯。由此看來，既然我連自己有意識犯下的罪都可能認識不到，那無意識中犯下的罪我又怎麼能知道呢？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罪人，已經深深地陷在罪中，許多事情，在上帝的眼楮中是有罪的，而我則不以然。一個罪人，怎麼能解釋罪是什麼呢？當自己面對那不得不承認的罪，還千方百計找理由為自己辯解，我怎麼能洗淨我的罪呢？一個罪人居然想洗淨自己的罪，這就是他拒絕認罪的最後一道防線。
上帝啊，你憐憫了我，你使我明白了，我絕對不可能承擔起自己的罪，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擔得起。是你，上帝，“使那無罪的，為我們成為有罪”(林後5:21)，而那“無罪的”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他就是主耶穌基督。 主耶穌，你道成肉身，就是為了洗淨我的罪，使我能與上帝和好。
【六、誰能拯救我呢？】
正是驕傲，使我羞于面對自己在靈性上的完全破產，一無所有，一無所是。 我在信主之前的幾年中，讀聖經時，最難接受的就是《創世記》和《羅馬書》。但奇怪的是，每一次來找我學習《聖經》的人，總是要從學《創世記》開始，而一位美國弟兄，則與我一句一句研讀《羅馬書》。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上帝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3:10-12,23)“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而來的，于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同上，5:12) 聖經中所指責的那些罪惡，哪一樣我沒有呢？無論是驕傲、狂妄、自私、貪心、邪情、惡欲、說謊、偷竊、不孝敬父母，還是嫉妒、爭競、詛咒他人、背後說人、自夸、背約、結黨等等。這些罪我犯過。
我是偶爾才犯罪嗎？不是。我是經常犯罪。罪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靈之中，我甚至在夢中、在下意識中也擺脫不了罪。我不是罪人嗎？我怎有勇氣說不是呢！ 我真不知道，我內心的黑暗有多深！
幾十年來，在理智上，我一直仇恨罪；但我的情感和下意識卻強烈地被它所吸引。我的意志進行了一次次討伐邪惡的戰斗，得勝了，心中的魔鬼已被制伏了。但不久就發現，被**了的魔鬼又站起來了，它的名字是群。群魔亂舞，把我又一次打敗。一次次的慘敗，使我不斷地增加了對自己的懷疑、沮喪和厭棄！而令自己感到最可恨的是，在我的生命中，那些美好的東西和骯髒的東西，竟同時存在！我作不了好人，也作不成惡棍。 我想作一個堂堂正正的君子，但作出來的卻常常是小人；我渴望靈魂清清白白，但自己卻一次次親手把它污染；我要作我命運的主人，實際卻經常成了我惡欲的奴僕；我對罪一次次喊叫︰“不！不！”但听到的回聲卻是，“是的。是的。”保羅的話道出了我的心聲，“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在我反省罪之前，罪已經扎根在我的生命中了︰從我內在的心思、意念、下意識，到外在的行為；從我的過去，到我的現在。罪不是我存在中的一個偶然因素，而是我生命的結構性因素。我在，罪就在；我展開我自身的過程，就是罪施展它在我生命中的權柄和影響的過程。罪是導致我一再犯罪的根性。 怎麼可能不苦！我這個罪人又活在一個有罪的世界中。這個有罪的世界先于我而存在，而我則不能不在其中存在，它是我生命中又一個結構性因素。我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歷史、人和社會，它們在我還沒自覺到我是誰時，就已通過家庭、學校、廣播、電視等各種途徑，不斷加深我打在生命中的罪的烙印。我那內在的罪性與這個罪惡的世界不斷地調情，它們同流合污。
真是可怕啊！我羨慕那些真信主的基督徒的美好生命，我也知道耶穌願意拯救我。但是，我居然害怕耶穌把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我在這罪惡中生活得太久了，對有罪的生活我已經習慣了，我不願意也沒有勇氣拋棄它們。我要拋棄的罪惡太多了，我自己實在是無力棄惡從善。 主啊，一個需要被你拯救的罪人卻拒絕你的拯救，這就表明了︰主，我是你的敵人，我背叛了你，與你為敵。我以往所犯下的一切罪過，我得罪的不止是人，更是得罪了你──天地萬物的主。
主，我得罪了你，我不配成為你的兒女。我的罪孽深重，我怎麼能在你面前活著。但主你通過先知告訴我們︰“主耶和華這樣宣告︰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絕不喜悅惡人死亡，卻喜悅惡人離開他所行的，得以存活。”(結33:11)主，感謝你如此的聖愛，感謝你為了愛我、洗淨我的罪，竟然讓你的獨生子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穌，十字架，那本來是該我去的地方，因為我有罪，但你無罪，卻為我而死。我犯了大罪，得罪了你，但你卻饒恕了我，赦免了我；我本來該承受由我的罪而來的一切懲罰，但你卻把它們擔在你肩上，舍命死在十字架。這就是恩典，奇異恩典。
一九九五年年初，在聖靈的感動下，我終于知道自己是一個浪子，得罪了人，更得罪了上帝。于是，在一個深夜，我跪下來了，承認自己悖逆上帝的罪。我在祈禱中向上帝呼救︰慈愛的天父啊！我在罪惡的深淵向你求救︰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求你賜給我新生命。在那個深夜，主拯救了我，我被稱為他的兒女。
從此後，我在上帝面前的禱告是︰主耶穌啊，求你開恩憐憫我這個罪人！
【1.祖國成了偶像】
“愛國”一旦與政治聯姻，戴上了“主義”的桂冠，並且要從小教育、反覆宣傳、用許多方式鼓動，那麼，它一定會扭曲了、變味了，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意識形態”──歪曲地反應了社會生活。
愛國的情感是可貴的，但它卻可能為權力所扭曲，即通過煽動起全民狂熱的民族情感，來建造一個巨大而又空洞的偶像︰“祖國”。並且要求芸芸眾生，無論是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的，還是在這一塊土地上出生的，都要向它效忠，對它崇拜愛戴。其口號是︰祖國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獻出(個人的)一切。
明眼的過來人都知道，什麼忠于祖國，幌子而已。是權力打著神聖的幌子來玩弄老百姓的愛國情感，讓被愚弄的人心無二念地肯定︰現存的一切(從社會秩序，到權力和制度)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天經地義的。若反對，就是不愛國，是賣國，是漢奸。
在中國，這一脈的“愛國主義”源遠流長。
早在古代中國，“國”的觀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觀念吞噬了。這“家”，不是每一家，而是“一家”之“家”；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數；如此一人，惟皇帝勝任，道是“孤家寡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前提，也是結論。因此，古時所謂的愛國是與忠君直接相聯，只有忠君才是愛國。維系這一點的，不僅有皇權，更有滲透人心的倫常 “三綱”是也。“三綱”的核心是“君為臣綱”。其要義如宋儒所說︰天下無不是的君。于是，“聖上英明”，君要臣死、民死，都不得不死。什麼理由死，不必問，反正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現在自然都知道“國”與“家”有別了。但是，在祖國至上的愛國論的背後，沿襲的還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歷史傳統，只是充當這皇帝的個人或者集團，掛上了別的名目而已。
【2.信教就是不愛國？】
“信耶穌就是信教，信教就是不愛國”，這是扭曲了的愛國主義在信仰問題上的邏輯。雖然這邏輯很荒謬，但它畢竟有一定的歷史原因。
這歷史大概要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起。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傳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人的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所以，就有了“多了一個基督徒，就少了一個中國人”的挖苦之言。少了的那個中國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裝的“鬼子”，名之為“二鬼子”。
殺“鬼子”或“二鬼子”，則是因為把這“信教等于不愛國”的邏輯再往前推了一步──信教就是賣國。對于賣國者，殺無赦。動了這殺戒的，就是被歌頌為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的義和團。
在這場“殺鬼子”的動亂中，動刀動槍，殺人放火，在前面沖鋒陷陣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後煽風點火，出謀劃策的，則是達官貴人，儒生士紳。前者對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見于直接物質利益的沖突，而後者對基督的仇恨，則來自更深的恐懼︰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曾國藩就這樣聲討過︰“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教、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注1)。
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其另一個方面則在于，它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包括侵略陰謀)”始終連在一起。這一點，從1840年，到1900年，到1949年，以至現在，一直沒有改變。
無論是下意識地反感異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還是出于有系統的誣陷，說基督徒不愛國，最容易挑起民眾蔑視與仇恨基督徒的非理性情感。因為從鴉片戰爭起，反對民族**，爭取民族獨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的心聲。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指責信基督就是不愛國，無異是將基督徒置于“民族罪人”的歷史地位，也給殘忍、卑鄙地**基督徒的作法，戴上了神聖的光環。
而尤其這半個世紀以來，為了信仰而受難，就使得生活在大陸的基督徒，不但與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並且，苦上加苦。但是就正當基督徒與同胞一同受苦受難時，當他們在苦難中還默默地愛自己的同胞，默默地為祖國禱告時，當他們忍受著恥辱與**，竭心盡力做一個榮神益人的好公民時，一百多年來潑在華人基督徒頭上的污水，終于被殉道者的鮮血洗刷干淨了。
基督徒是愛國者。但他們心中的國比祖國更大，是天國。
【3.良性與惡性之分】
愛國，似乎是不用教育的，那是情之所至，理之當然，想讓他不愛都難。即使他在祖國受到了深深的傷害，他能恨傷害他的那些人和那權力，但他恨不了他的祖國。這情感那麼自然，那麼濃烈，就像一棵小樹那樣，只要根扎在大地，那泥土中的養分、水分，它不能不吸收。
多年前看春節晚會，听到了一位男聲唱余光中的詩︰“到如今，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大陸在那頭……”他還沒有唱完，我就覺得眼淚從眼角流出來了。那樣一種對祖國的愛，若不是出了國，是絕對體驗不到的。
但是，有形形色色的愛國主義。從樸素的愛國感情，到理性的、健全的愛國主義，到狹隘的、極端的愛國主義、到官方的愛國主義，雖然有時很難畫出一條清晰而又確定的界限，但區別的確存在在那里。
殷海光在論述“我族中心主義”時說︰從文化的觀點來看，任何一文化的份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義者，但有良性與惡性之分。良性者肯定並愛戴自己文化的風俗、習慣、制度、文物、傳統、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時也欣賞並且尊重其他文化里的這些東西；惡性者，只肯定自己的文化價值具有絕對的價值，並且這些價值只存在于我一族之中，並且優于一切文化，從而對別的文化采取了一種鄙夷甚至排斥的態度。(注2)
狹隘的愛國主義之所以狹隘，不僅在于它把自己的愛僅僅限制在一國之內，更在于它排斥人類的普遍價值、共同價值。而健全的愛國主義之所以健全，就在于它不僅愛自己祖國的一切真、善、美，而且愛一切的真、善、美，愛與美善相連的獨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不論它出現在什麼國家。
用孔夫子的話來說，健全的愛國主義有其“達”與“不欲”兩個方面 就“達”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不欲”而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耶穌更把它提升到整個人類精神生活、靈性生活的根本原則︰“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
【4.極端的狹隘的陷阱】
無論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是現實中，我們都可以不費力氣地發現︰狹隘的愛國主義往往成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代名詞，並且，它會迅速轉化為赤裸裸的反西方主義。
狹隘的愛國主義有一個簡單而明確的“凡是”邏輯︰凡是屬于西方的，都是壞的，必須堅決反對。
它最先排斥的是一切外來的器物、技術(物質文明)，從“洋火”、“洋布”，到“洋槍”、“洋炮”。這一層排斥是最容易消解的，因為物質文明是非常明顯地不具有國界的，而且它有用。
在器物之上，排斥的是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文明)。那心態，正著說，是“漢家自有制度”，反著說，則是“祖宗之法不可變”。
無奈民主、自由和**，乃當今世界之大流，擋是擋不住的。無論國情如何如何的特殊，當人們可以睜開眼楮自由地看世界時，他總是能看到法治社會與民主制度集中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無論有多少缺點，但總比專制、獨裁、人治好得多。反民主、反自由、反**，哪怕它打著“祖國”的旗號，在道義上也撐不久的，只有破產一途。
若是從排斥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的陣地退下來了，人還剩下一個陣地可以固守，這就是精神文化(精神文明)。凡是外國的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宗教，統統都是腐朽的，墮落的，甚至是反動的，必須堅決拒絕。套用一個公式，就是與西方的文化徹底決裂，或者說，與西方的觀念徹底決裂。
拒絕“洋人”的“洋教”，不相信外國人的上帝，這是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最後一塊盾牌。
上帝居然有了國界的限制，這豈不是笑談？但在這笑話的背後，有深刻的歷史悲哀。指責“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愛國者”們，很少有勇氣面對佛教，雖然他們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為什麼同是西方的經，這佛經就讀得，聖經就讀不得？
其中的一個奧秘就是 流傳在中國本土的佛教，早被中國文化改造了、同化了，成了土色土香的中國佛教。這自然令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文化人，有許多的自豪。但是，面對著基督教信仰，我們卻發現，它從根本上撞擊了我們的文化，什麼人皆為罪人，什麼救主耶穌，這樣一些觀念，是我們中國文化中從來沒有的。(而正是這樣的基本觀念，從根本上影響了西方文化。)
基督教信仰更宣稱︰這上帝是惟一真正的上帝，這救主是惟一真正的救主，這救恩是惟一真實的救恩，而這人，無論是高貴的還是卑賤的，都犯了罪，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都需要救贖。
這不能不令我們中國人反感。有點文化的，覺得這貶低了我們的孔孟老莊；以聖人、好人、新人自居的，認為這羞辱了他們的人格；平民百姓，總感到這有些霸道、別扭︰我們把儒啊、佛啊、道啊、關公啊，和耶穌都攪和到一起來信，怎麼就不行呢？
最滑稽的是，狹隘的愛國主義用來批判“西方人的上帝”的最銳利的武器，統統是從西方進口的。無論是辯證唯物主義，還是進化論和社會進化論，還是東方主義，統統都是進口貨。
【5.走火入魔的境地】
狹隘的愛國主義常常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它還有第二個簡單而明確的“凡是”邏輯 凡是屬于中華的，都是好的，必須堅決擁護。
愛國之情往往使人過高地估計他生長于其中的文化的品質，這是人之常情。但若到了一個地步，認為凡是我國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就連我這人種，都是宇宙間最純正的，這就帶上了邪氣，因它使人心偏執。二戰時的日本人相信，大和民族比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都優越，所以，他們就用屠殺來解救落後民族了。德意志民族如果沒有對“日耳曼人的優越”強烈信念，希特勒無論煽多麼大的風，也絕對點不起火來。
我們中國人自古就有“華夷之辨”，這一分辨，辨的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在遠古時期，中華文化與周邊的某些文化相比，的確有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這是事實。問題是到了今天，若還認為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僅此一家，別無分店，舉凡我們的文學、藝術、建築、園林、哲學，歷史、語言、甚至景色和美食，都完全優越于其它一切文化，對此，只有走火入魔可作解釋。
在當代的中國，愛國主義的走火入魔，走的往往不是文化這條路子，而是政治這條路。其公式是︰祖國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的利益，個人可以犧牲一切。
問題是在沒有如日本侵略之類的情況下，這祖國的利益並不是那麼一清二楚的。因為在一國之中有許多的人，有許多的家，許多的階層，許多的社會集團，還有一些黨派。就連一黨之內，按照**東的說法，也是黨內有黨的。那麼，這祖國的利益到底是誰的利益？是否對所有的國民都有益？即使都有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得到了同等的好處？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有種種的證明，大喊祖國利益的，往往是從祖國中受益最多的社會集團，並且，它們往往就是在祖國中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正因為如此，動不動就說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祖國的利益的，其代表性都是可疑的。
祖國的利益是有的，它是民族獨立，人民自由，是繁榮富強，是法治，是民主，是**。而實現這一切，絕對不是把“祖國”放在神龕中崇拜就可以達到的。把祖國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它造成的後果，恰恰害的是生活在這一國土上的平民百姓。
把祖國當成高于一切的，必然導致一種擴大了的利己主義──愛國的利己主義。這個詞是費爾巴哈提出來的，他說 “不僅有單數的或個別的利己主義，而且又有社會的利己主義，有家族的利己主義，有集團利己主義，有區域利己主義，有愛國利己主義”。(注3)
一個基督徒，即使在他真誠地愛著祖國的時候，即使在他為了祖國吃苦受難甚至舍命的時候，他也清楚地知道，祖國並不是高于一切的。不止是祖國，世上的一切，無論是財富、科學，還是民主、自由、**，都不是高于一切的。
這不是說科學民主這些東西不好，它們是好的，但不是絕對的好，而是有缺陷的美好，因此，它們不可能是至高至善的。這是其一。其二，無論它們怎麼好，它們都是人創造出來的，是人創造出來的好，而人是被上帝創造的。人若敬拜人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卻不敬拜創造人的創造者，這豈止是精神的顛倒？這是毀滅的開始！
因此，正因為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所以我不能把祖國的利益視為高于一切。套用甦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我要說︰“我愛我的祖國，但我更愛上帝”。
【6.現代阿Q的疤拉】
狹隘的愛國主義基于“兩個凡是”的邏輯，又導出了另一種非理性心態，就是祖國是批評不得的。如果你說我們的祖國怎麼怎麼偉大，怎麼怎麼繁榮富強，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國(比如美國)好多了，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氣，愛國。但你若說祖國有什麼病態，我們在科學技術上，在法治和政治制度上，在精神文化上有什麼不足、落後，這就犯了大忌諱。你胡說！你小子是洋奴、漢奸！
這種非理性的態度，還有一個堂皇的理由，叫做兒不嫌母丑。這當然是順著宋明理學的路子傳下來的，由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變成天下無不是的祖國。
問題在于不嫌母丑，不能等于不承認母丑，或者索性鼓勵她更丑。
基督教認為，不僅人皆有罪，而且凡是人所創造之物都打上了罪的烙印。祖國也是如此。這“母丑”，實際上往往正是罪之所在。因此，基督徒愛祖國時，這並不意味著他無條件地愛祖國的一切，他不能愛祖國中那不是從上帝而來的東西，他們不能愛罪，不能愛邪惡，不能愛暴行，不能愛專制，不能愛愚昧。
基督徒不僅不能愛那一切的罪惡，而且他要實事求是地說，這些的確是罪惡。正是基督教信仰中的這一點實事求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筆者就時常遇到這種狀況，你若是從信仰出發，對大陸的現狀有所批評，有人就說你不愛國，盡管他們平時對那些現象深惡痛絕！
有趣的是，當我們在海外的大陸人听台灣人說大陸哪些地方不好時，心里就很氣，那態度大概也是阿Q似的，大陸，那也是你配說得的？而當我們這些人回國探親時，若我們說國內什麼地方不好，國內的人听了心里也很氣，那態度和我們對台灣人的態度，一模一樣。
由此想到了“愛國賊”一詞。這個詞不是我的發明，是我在網上看來的，出自大導演姜文之口。姜在談到他拍的那部影片《鬼子來了》時說︰“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
姜所謂的“愛國賊”到底指的是什麼，我不大清楚。但有一點我現在明白了，一個人若拒絕任何對自己祖國的批評，那他的“愛國之心”與“賊心”就相距不遠了。之所以是“賊心”，因為他偷竊了祖國的良心，扼殺了祖國的良知，成為禍國的工具。
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愛國者，由于他們揭露、批判了祖國之內的“丑態”(罪惡)，就背上了“賣國賊”的惡名。遠的不必說了，現代的，彭德懷將軍就是一個明證。他就因太愛這個祖國，說了大實話，所以死後多年，身上還背著“里通外國”的罪名！筆者還想到一些基督徒，盡管他們身上背著“帝國主義走狗”、“幫凶”等等的罪名，但他們就是被關在祖國的牢房中的時候，還默默地為祖國禱告。
【7.異鄉人的心里話】
幾年前我剛信主時，由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工人階級是沒有祖國的，突然想到了一個怪問題︰基督徒有祖國嗎？想來想去，我不得不承認︰從終極歸屬的意義上來說，基督徒是沒有祖國的。
基督徒的國是天國。他屬于基督而且只屬于基督。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屬于自己，連他自己也不屬于自己，因為他是屬于主的。
世界上一切的“有”，包括我“有”祖國，都會歸于消亡。因此，它們都是暫時的“有”，不具有永恆性，從而，不得稱為真正的“有”。真正的有是與永恆相聯系的，是在永恆中的“有”，換言之，它是永遠不會失去的。
因此，正如聖經上所講的，基督徒承認自己“在世上是異鄉人，是客旅”。不錯，他們有祖國、有故鄉，但那不是他們真正的家鄉。他們所向往的，是一個更美的、在天上的家鄉。那是上帝親手為他們所預備的城，這上帝之城美好無比。
但在現實中，人是有祖國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比如，我生而為中國人，喝著中華文化的乳汁長大。長江黃河，孔孟老莊，唐詩宋詞，山水園林，這一切已經深深地鑄入我的生命中，無可挽回。盡管在美國居住了十多年，但我的心眷戀的還是那片故土，我的祖國。
但對今日之我來說，祖國不是一個名字，不是可怕的權力，而是實實在在的鄉情、鄉音，是父老鄉親，是老師，是同學，是童年走過的路，是年輕時破滅的理想，是中年時精神上走過的地獄。即使我有不滿、不平、怨恨，即使我有時想忘記，但我忘記不了我的祖國。此生此世，我注定是中國人，無可改變。
中國，那是我的祖國，我的故鄉。既然上帝讓我生而為中國人，既然上帝讓我在神州大地上長大，既然上帝讓中文成為我的母語，這其中必有他的美好計劃，我欣然接受。
不需要什麼豪言壯語，主的命令使我不能不愛我的骨肉同胞。耶穌命令我愛我的“鄰居”，也就是我的骨肉同胞，不論他們居住在哪里。如果我連我的骨肉同胞都不愛，我還算是一個基督徒嗎？我還會愛上帝嗎？不會的。
主命令我向我的同胞傳福音。福音，這是天下最好的消息，最珍貴的禮物，我怎麼能不傳給我的同胞呢？如果我愛他們，我怎麼能不傳呢？即使他們不理解我的心，又怎麼樣呢？因為除了主耶穌，誰能拯救中國人呢？
祖國啊，我的骨肉同胞啊，回頭吧。你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你迷失得太久，回頭吧，回到上帝的懷抱中吧。我的同胞啊，回家吧，唯有上帝的愛才是人永恆的家園。□
注︰
1.謝扶雅《基督教與整個思想》第286頁。
2.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第121頁。
3.《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冊，第806頁。
【一、如果能……】
〈我為什麼成不了基督徒〉一文發表後，朋友們勸我寫點東西。猶豫了好長時間，我還是動不了筆。我不願意稱沈中為先生，這樣太生分了，幾天前看到他回應基甸的文章中稱基甸為兄，我就坦然了。我認識基甸其人，與他也稱兄道弟，這樣，我也就可以稱沈中(大概也是筆名吧)為沈兄了。想必沈中兄不會介意吧。
我不願意參加討論的原因也是怕傷了和氣。沈兄雖然對他所認為的基督教教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但他還是把基督徒當成朋友的，甚至認為一些基督徒是他見到的最友善、品行最端正的人。我相信他說的是心里話，在當今的時代能听到這樣的話，不容易。因此，若是自己下筆時不小心走了火，傷了沈兄的心，那就不是得罪了一語能道歉的了。
實際上，我盼望的是與沈兄面對面地坐著，清水一杯，慢慢地討論，而不是辯論，雖然爭個臉紅脖子粗也無妨，要是聲音高了，我隨時可以說一句對不起，相對一笑。不像這白紙黑字的，寫上就板上釘釘了。
沈兄，我與你的這一番筆談，不是為了爭個你贏我輸，我死你活，更不是為了斗嘴，而是一同去探索那生命的真理，而關于這一點，我們似乎誰也不敢說我全知道了，即使我們知道了一點，我們也沒有足夠的勇氣說，我將我所知道的在自己的生命中完全實現出來了。
沈兄提出了許多問題，不是一兩篇文章能回答清楚的。我感興趣的是︰沈兄提出了一個個如果上帝是上帝，他就不應該那樣的問題。但在這些問題的背後則是，如果有上帝，上帝應當是這樣的。沈兄，你心目中的上帝是什麼樣的呢？難道真的不能在聖經中找到答案嗎？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沈兄你認為“道德的標準是無法定義的”，但又說，“世界上最不道德的是什麼呢？是戰爭，疾病，災害，事故，地震，饑荒，貧窮，是天生的不健康的嬰兒”，那麼，你又是根據什麼來判斷疾病、貧窮等等的事情是不道德的呢？顯然，你心中有一個道德的標準，但它的根據是什麼呢？如果上帝也同意你的看法，認為那些事情的確是不道德的，並且，他也指出了一條路可以制止這一切但人卻拒絕听從，那麼，責任到底在誰呢？
沈兄，如果您不嫌棄的話，我盼望能與你直接談一談，無論是電話還是電子信件都可以，不是為了說服你，也不是為了給你一套正確答案，說句實在話，一些問題我依然在探索之中，我只想與你作一個共同探索真理的朋友。
【二、人值得活著】
其實，我們能有多少新見解呢？對基督教的批評也好，辯護也好，快兩千年了，該說的也差不多都說了，一部聖經，也被翻個差不多了；辯護的論點和論據，舉出來的也不少了，願意相信主的，自然承認︰敲門，就給你開門；拒絕相信的，總有理由不信，並且還不少。沈兄，多年前我曾經激烈地指責上帝不該作這個，或者為什麼不作這個？但我從來沒有細細想過，如果上帝真的都像我所希望的那樣作了，比如，一出現邪惡就立刻制止，那麼，就不會出現我敵視上帝這回事了。我也從來沒有思考過，上帝有那樣的海量，創造了人居然同時也給了人反對他的自由；也就是上帝，居然有如此的忍耐，等待這些浪子回頭。而這些浪子(包括自己)就是對自己也時常厭惡得無可忍耐，人為什麼不從上帝的慈愛著眼去思考上帝的慈愛呢？
這就是無數的現代人的心態︰什麼也不信，就信我自己。雖然自己也清楚，相信自己的最後就是死路一條，或早或晚。但誰願意面對如此荒謬的人生，我過去雖然明知明天不在自己手里，但卻以為死亡是他人的事，明天總是會來的，面包，明天會有的。我嘲笑基督徒把一切交給上帝是心靈軟弱，但卻不承認自己相信有明天是自欺。在一個拒絕承認有上帝的世界中生活，沒有幾分自欺、麻木和驕傲，能活得下去嗎？
我非常佩服俄國大作家陀夫妥也夫斯基的一句名言︰“若無上帝，孰不可為！”如果就是這麼踫著撞著爆炸了冷卻了就有了天，有了地，後來，又有了我此時在電腦前寫與您筆談的文章。我呢，風風火火走一回也好，默默無聞過一生也罷，反正，怎麼來的，還怎麼回去。死了，一了百了。那麼，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及時行樂就是了，大英雄曹操早就說了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天死與活。”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管了猴年管不了馬年，到頭來還是一場空。
沈兄，我這麼離題地說，就是我清楚，基督教不用我替它衛道，聖經也不需要我為它辯護，要是靠我的話，基督教早就亡了，聖經也不會有人讀。我只是盼望你有大勇，敢于直面人生，問︰人活著，值得嗎？我們的先祖講的是安身立命之根，這根在哪里，這是一個不能不問的大問題。基督徒的答案是︰基督。或者說，上帝。
基督徒並不佔有一切真理，他只是一個學習者而已，向真理學習，傾听真理，進入真理所宣示的生命中去。他只是心悅誠服地承認，盡管自古就天下無道，今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不到哪里去，但是依然有真理。主，你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人生的正路，因你在，人值得活著，生命有神聖的意義。
【三、深哉，上帝的豐富、智慧和知識】
我們對上帝並非是知之不盡的，我們對上帝的所知十分有限，上帝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上帝無限地超越我們對上帝的一切認知。
保羅、奧古斯丁和路德深刻地影響了基督教的歷史。他們都共同地承認了對上帝的“無知”。回顧自己一生的經歷時，保羅驚嘆︰“上帝的豐富、智慧和知識，是多麼的高深啊！他的判斷是多麼的難測，他的道路是多麼的難尋！”而奧古斯丁則說︰“我們說到上帝，你若不了解他，這有什麼可稀奇的呢？若是你能了解，他就不是上帝了。心靈能接近上帝，這乃是最大的恩賜，但是完全理解上帝則是完全不可能的。”據當年路德教基督教教義時曾經問一個農民︰“弟兄，上帝是全能的，這句話的意思，你懂嗎？”農民回答︰“不懂，我不懂。”路德緊接著告訴他︰“朋友，告訴你吧，這，我也是不懂的，而且人間所有有知識的人也都不懂。所以，就簡單地相信吧！上帝願意你好，就像父親對待兒子一樣。”
也許，這樣的態度似乎消極了一些，但孔老夫子早就說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對于我們人類無法完全知道的，承認自己“不知”，難道不是一個恰當的態度嗎？何況西方的聖人甦格拉底也坦誠地承認︰“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在認識上帝這件事情上，承認自己“一無所知”，不是很恰當的嗎。
【四、我們不願意知道的】
沈兄，我想上帝不會因我們受我們存在的限制(時代，知識等等)而無法理解的來審判我們，審判我們的是我們明明明白知道卻不願意相信的。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耶穌是主”，這樣的真理，聖經上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問題是我們願不願相信，願不願順從。人所必須知道的真理，人所能夠明白的真理(它集中體現在“救恩”上)，聖經已經說了，也是人能理解的，人之所以不明白，是因為人不願意明白，拒絕明白，是因為人背叛上帝，是因為人的罪使人與上帝，與真理隔絕了。
順便說說地獄，我知道這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基督教教義。奇怪的是，人們既然不相信有上帝，也不相信有最後審判，何必在乎有什麼地獄不地獄呢？其實，只要捫心自問，我們就知道，地獄離我們並不遠，它就在我們心中。它就是罪，驕傲還是自私，仇恨還是嫉妒，當它們在我們心中燃起大火時，我們就多多少少知道一點地獄的滋味了。至對最終審判時所顯現的地獄到底是什麼？是不是惡人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永遠受苦？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斯托得就認為，地獄就是意味著惡人最終要被毀滅。(見《當代神學對話》第六章)也就是說，與上帝永遠隔絕。葛雷格博德在《信心的跳躍》一書中說︰“關于地獄最重要的一點，不是去了解它解釋它，而是要逃避它。”我覺得他說得很妙。就我來說，我不明白的是，上帝如此渴望拯救每一個願意相信他的人，並應許信他的人有永生，但為什麼人拒絕上帝要賜給他的天堂，同時又怨恨地獄的存在呢？
我雖然相信天堂與地獄，但我的確不很清楚它們的具體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的，別人對我說的越具體我就越不相信他的說的。但主說了，天國就在你們心中，我承認這是真理。我需要的是在生命中呈現天國而不是地獄，至于天堂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不需要我操心，也不是我管的事。我需要管的事的是永遠住在上帝的家中，在天父的愛之中，讓生命呈現真理。
馬克吐溫說的很妙︰“不是聖經中不能理解的讓我不安，而是聖經中我能理解的讓我不安。”問題是他所理解的是什麼，有什麼信心使他敢于說我理解。“上帝是愛”，相信馬克吐溫一定能從字面上明白，但他真的理解嗎？我知道我自己，這句話字面的意思我似乎也懂，正因為懂了才使我不安，因為我常常沒有愛別人，沒有把自己理解的東西化為生命，我只是在大腦中明白那句話的字面意思，但它所包含的生命我遠遠不明白。
想到了我過去的一個經驗，也許可供沈兄鑒戒。我過去讀聖經時，往往抱著一個挑刺的態度，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既然頭長在脖子上，總得思考點什麼。問題是我對聖經所講的明明白白的真理卻忽略了，更沒有認真思考它們對我的生命意味著什麼。以患難為例，問上帝為什麼義人還會受苦，上帝沒有回答。但聖經卻說了 “我們知道，上帝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處”(引自《現代中文譯本》)。對于這樣的話我們願意相信嗎？如果信了，我們就可以和無數的上帝的兒女一同宣告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沈兄，聆听上帝吧，他愛你也愛我。只有他能告訴我們，上帝是什麼？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君掌盛無邊，剎那含永劫。
【1.誰解其中味？】
清晨，我起來跑步。推開家門，擴胸，彎腰，做深呼吸，一股清新的氣流直入肺腑，好甜！眼前，在一片落光了枯葉的小樹林中，圓圓的紅日，透過灰色的、褐色的和黑色的樹干，正冉冉升起。剛才還朦朧的一團團枝頭，漸漸地清晰了，亮了，發光了。躍上樹梢後，太陽就刺眼了。于是我抬頭向上看，高天，一片瓦藍，藍得明淨、悠遠，就連那三、兩朵飄蕩的白雲，也顯得格外的輕柔。我又轉過頭看身後的西天，藍色變得淡淡的了，在淡藍色的天幕上，有半輪淡月，還有一條條灰色的雲，就像水在天盡頭散開一絲絲灰朦朦的夢。如此不同的美景竟然和諧地呈現在同一個蒼穹，真奇妙！
我的心陶醉了。我不得不贊嘆︰“上帝啊，你的創造是何等的美妙！”
但當我在書房中坐下，想就“山水多情”這個主題寫一點自己的感受時，卻不知道如何動筆了。自己書讀的少，有關這個主題的中文基督教書籍也很少。奇怪啊，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書談婚姻、談孩子，卻沒有太多的書呼喚坐在電視機、電腦前的人們︰走出家門吧，來到上帝的世界中，你的天地就大了。
當彎月爬上樹梢時，未來的孩子們還能不能拍著巴掌唱“天上的星，亮晶晶”呢？他們還會不會對著星星眨眼楮呢？
信手翻了翻幾本神學書，覺得許多神學家好像不大在乎大自然。他們只是在爭論“一般啟示”與“特殊啟示”的關系以及上帝創造了世界時，才把自然順筆帶來。我彷佛看見他們坐在書房的轉椅上，讓“自然”靠著牆角立正，站好，然後板著臉(也許是一臉的嚴肅或沉思)，用低沉而又痛苦的聲音追問︰人們能不能透過大自然來認識上帝呢？
上個世紀，一代神學巨人巴特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不！》。對巴特而言，“永恆的上帝只在耶穌基督里才能為人認識，而不在其它地方”。他擔心︰“只要我們讓小拇指黏上一點點自然神學，接下來必定是否定上帝在耶穌基督里的啟示。”巴特的擔心是有根據的，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神學思想的主流就是從人出發去尋找上帝，無論是士來馬赫的從人的經驗出發，還是立敕爾的從人的倫理出發，或者其他的什麼從理性、從神秘的感受出發，這些出發點在巴特看來通向的都是死路。但巴特為了維護真理走過頭了，因此，卜爾仁指出，創造物的本身就已經有了上帝的印記，這是不能否認的。
誰人能解自然的真味呢？
【2.落木蕭蕭下】
許多聖徒都說︰他們最愛讀兩本書，第一本是聖經，第二本是大自然。並且他們是通過讀第一本才開始理解了第二本的蘊味，然後大膽地宣布︰“我愛大自然之美！”
第一本書－－聖經的第一句話是︰“起初，上帝創造天地。”許多年前，身為一個無神論者，每當打開聖經時，我最怕讀的就是這句話。上帝創造天地的六天，就是我們現代人在日歷上標示的一日嗎，是表針轉的那一圈嗎？還是像老人們說的那樣︰天上才一日，世上已千年？還有，在創造天地之前，上帝在哪里呢？我看了許多書，也反覆思考，但還是不明白、不信。
信了，我才開始理解了。當摩西寫下《創世記》時，他不是給我們這些自命為懂得科學的人寫一本自然科學教科書，他是在神聖之光的照耀下，唱出心中對上帝的贊美，道出對上帝—－人類與天地的創造者的不盡的感恩。“起初，上帝創造天地”，這一句話，你不能把它放在顯微鏡下，就是用望遠鏡也看不出神秘名堂。可是，這是人類所能听到的最雄壯、最崇高的話語，是要站在泰岳之頂放聲高歌的，人唱了，群山會為之響應。這是要跪在野地上輕輕地默禱的，即使你不出聲，但春花會為之含笑，春風會為之低吟。
人如果不去贊美上帝，他怎麼可能明白“這是天父世界”呢？
聖經說︰上帝創造了日月星辰，飛禽走獸，花草樹木。上帝看他所造的是“好的”。上帝所創造的天地是“好的”，這是基督徒對大自然的最基本的看法。就是在今天，當我回想那些千古佳句，從“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到“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我心中要說的話還是︰“上帝啊，你的創造是何等的美好！”
在這美麗的創造中，我們看到了最美的一幅畫卷︰上帝“趁晚涼，在樂園中散步”(見《思高本》)。伊甸園是什麼樣的樂園呢？即使那最偉大的詩人彌爾頓，在他的《失樂園》中也無法真確地描述。聖經上只是告訴人們，那園子是上帝親手為人預備的。上帝使“各樣的樹從地上長起來，能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並且在那里有四條河，地中有許多的寶物。
上帝給人創造了一雙眼楮，能看到美，欣賞美，並且又創造了“能悅人眼目的”山川河流，花草樹木。樂園之謂樂園，就在于真與善與美在這里是結為一體的，主體(人)與客體(自然)是和諧的，沒有任何對立。
正由于樂園集真善美于一體，上帝才會在其中散步。在“散步”這兩個字面前，我的想像力枯竭了。但我的心卻感受到了那一定是無比的美好，那是上帝的兒女世世代代渴望親眼看到的。但是，晚了。在樂園中已經發生了叛逆，而且那悖逆的夫婦在大禍臨頭前還推諉己過，拒絕懺悔。上帝在樂園中散步的時候，他一定知道那已經發生了的叛逆，他為什麼還有心情散步呢？他在散步中想了什麼？當他呼喚那人“你在哪里”時，他是否渴望人能跪在青草和野花上說，主，我錯了？但是人沒有。
從此，人就再沒有听到上帝在樂園中散步的聲音了。然而，只要人用一顆謙卑的心仰望太空，他就會在自己的心中听到詩人的歌唱︰“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他也會知道保羅說的是實話︰“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
【3.大地的嘆息】
但是，人的心靈向上帝封閉了。他既不能在春花秋月中看到上帝的創造，也不能于地老天荒處體會到大地的苦楚。雖然敏感如林妹妹(黛玉)者，看見了紛紛落英隨流水而東去，就想到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想到了質本潔來還潔去，但她感傷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悲哀，而不是大地的苦楚。雖然那在天涯的斷腸人看到了“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但他道的只是“斷腸人在天涯”的淒涼，孤寂和愁悵，而不是大地的嘆息。
大地的嘆息久矣
保羅說“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因為它們“服在虛空之下”，受著敗壞的奴役(《羅》8:21,22)在風塵僕僕的傳福音的路上，保羅是懷著一顆什麼樣的心寫下這詩一般的神秘話語啊。就是他，披星戴月，走在崎嶇的小路上；行船中，偏遇到了狂風打破了小船；在曠野里，赤身露體，受盡了風寒。但在經歷了這一切後，保羅沒有詛咒一句天地，他听到的是大地的嘆息。
萬物的嘆息是什麼？是花隨風飄去，還是月有陰晴圓缺？是羊羔恐懼地望著豺狼，還是春風吹來，野草卻不再新生？空虛，敗壞，死亡，這難道就是大地的嘆息嗎？這些，也許是活在今天的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只有上帝知道。
但從聖經中我們知道了一件事，就是這嘆息始終和人的罪孽相聯系。聖經上說，自從人悖逆了上帝，地就因人的緣故受了上帝的詛咒，沃野中長出了荊棘，野獸與人為敵，山崩、海嘯、火山、地震使大地顛簸不止。
我一直不明白上帝為什麼要因人的緣故而詛咒大地，大地何罪有之，竟然遭遇如此的橫禍？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自己心靈的邪惡，我才不得不承認，人的邪惡與罪，使他連在陽光底下生活都不配，更不必說居住在樂園中了。
人是大地的污染者。人不僅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他本來應當成為一個忠心的管家，但卻經常監守自盜，成了一個賊。他任意地剝削、**、凌辱萬物，他根本忘記了，萬物都“來自上帝”、“通過上帝”並且“在上帝之中”，彼此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相互支持，相互制約。但是，現代人卻破壞了這一切，人成了一個制造垃圾的動物。人所制造的垃圾，自然再也無力消化。而人制造的最大垃圾－—罪，只有上帝才能清理。
這一個過程開始于四百多年前的西歐。近代科學技術的發端，為其提供了手段，資本主義的興起，使之合法化、合理化，人文主義、唯科學主義的思潮，為之奠定價值基礎。如培根所說，知識就是力量，如笛卡爾所說，自然科學的目標就是把人變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這種不受限制的控制欲，攫取欲，四百年來一直驅使著人們去控制自然，攫取、榨取自然，而這剝削的基本原則就是 有用。或者說得更明確，對我有用。
于是，人既忘記了自己來自塵土，又忘記了自己要歸于塵土。他與腳下的塵土越來越疏遠了。“我們對自然陌生的程度，與我們同上帝疏離的程度是相等的”(愛默生語)，我們將自然視為被征服的對象，自然就視人類為大地的毀滅者。本來同為上帝的所造之物，如今卻成了仇敵。
于是，舉目望天，在污染了的天空上，臭氧層張開了大大的破口；腳下的大地，不再有安息，土壤和植物正在逐漸中毒；伴隨著一片片綠色的消失(全世界每分鐘在摧毀一百畝森林)，是沙漠一步步向人類逼進。而更有狂妄者，竟然要復制人！
大地還能呻吟多久？
1855年，一位印地安人酋長控訴白人對大地的掠奪說 “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對我的人民都是神聖的，每一片閃閃發光的松針、每一片細沙海灘、濃密森林里的霧氣……多石的山巒、柔軟的草地、小馬、還有人的溫暖的軀體，這一切都屬于一個家庭。”更早的時候，一位偉大的中國哲人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都是人的同伴。這樣的話，在許多現代人听來，近乎囈語。正因為此，無數的現代人仍然還在夢鄉中，可怕的這是一個噩夢。
【4.一花一世界】
英國詩人勃萊克︰“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君掌盛無邊，剎那含永劫。”
為什麼我在大自然中看不到上帝的創造呢？為什麼我總是認為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事物和過程呢？這是我在信主前常常感到苦惱的一個問題。
現在我明白了︰那是因為我心中沒有天國、上帝、耶穌，所以，心里就黑暗了，自然也就看不到什麼了。一個人，如果不首先在生命中分享上帝的幾分神性，那他就無法撫摸到在自然中打上的上帝的印記。一個人如果不承認自己是被創造者，他就不能在萬物中看到上帝的創造，這不是因為上帝沒有創造，而是因為人不承認。
一個什麼樣的人，就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天空中有飛鳥，耶穌看到的是養活它的上帝。野地的小花在開放，耶穌看到的是上帝給它們披上如此美麗的衣裳。征服者凱撒稱他的房子是羅馬，而德蘭修女則在最窮的窮人中看到了化身的基督。
瑞士思想家阿米爾(Amiel)說︰“一片自然風景就是一個心靈的境界。”
問題在于，什麼是心靈。在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並不存在一個與物質完全不同的心靈，一切都是物質及其運動的不同形態。但基督徒卻相信，人是有心靈的，或者說，人是有靈的。上帝是靈。當上帝創造了人的時候，他就把自己的靈賜給了人，使人成為一個有靈的存在。正是這一點靈，使人不僅能超越一切事物的外形，看到了它所蘊含的靈氣，也可以整合不同的事物，讓它們構成了一個風景，並且，人是以他心靈全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來凝視這一片風景的。
在這一剎那凝視的目光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太陽每一天都是新的，陽光下的一花一草，一水一石都有它獨特的美，並且，從日出東方到夕陽西下，每一個時刻都展現了不同的美，處于此時此地的我所看到的這美，是我過去從來沒有看到，而且也永遠不可能再見到的獨一的一幅畫卷。
詩人贊美說︰上帝啊，“因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36:9)。心向上帝敞開，我們就看到了大自然是上帝的創造。上帝的名字是奇妙，我們在上帝的創造中看到的正是奇妙。看到了，我們就會像詩人一樣說︰“這是天父世界。”“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樹木花草，蒼天碧海，述說天父全能。”“群鳥歡唱齊鳴，清晨明亮，好花美麗，證明創造精深。”“風吹草聲，知他經過，隨處能听他言。”是的，是這樣的。
人要是單單靠自己，他還是靠不住。不是他力不足，而是他心不正。
【1.不是庸人自擾】
不知道給自己的文章起個什麼標題，踫巧讀到了歌德的兩句詩︰“我們這些青年人，午後坐在涼風里”，于是就把它順手拿過來了。問自己，歌德在涼風里想了什麼呢，想了想，還是不知道。但我卻想到了幾個朋友告訴我的一段苦衷，他們也曾想過把孩子帶到教會中，但想了想還是不敢。怕孩子信教後就不再努力奮斗，不肯竭力發揮自己的才能，把什麼事都推給上帝了。
我多年前也有過同樣的擔憂。雖然今天知道這里頭有誤解，但心有時還是不能全放下。我就听過這樣的宣講，說你把一切都交給上帝好了，什麼也不必做，一切都讓上帝自己親自來干。這不能說不是高論、妙論，但太高了，不著地。吃飯你總得自己張口吧，走路你若不邁開雙腳，肯定寸步難行。我擔心我的孩子在這樣的薰陶下，當耶穌呼喚他們同行時，他們還肯自己行嗎？會不會叫耶穌抱著、背著甚至扛著他們呢？
朋友們的擔憂是有歷史根據的。不必問羅素在《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一書中，給基督教列了多少罪狀，不必在意無神論者霍爾巴赫說什麼基督教是“在人類精神上散布昏暗的黑夜”，大略知道一些世界歷史常識的人都听說十字軍遠征、宗教裁判所和伽利略事件，還有把女巫活活燒死。從古到今，總是有那麼一些基督徒，打著上帝的名義，貶低、踐踏甚至扼殺人的創造力，無論這創造力表現在科學還是文學藝術上。
有的基督徒為了掩飾這些丑聞，便說作這些事的人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其實，你我是誰？有什麼資格判斷誰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只要不是閉上眼楮不看歷史，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那些人當年都是社會上公認的基督徒，在他們背後的是堂堂的教會。我們總不能說加爾文不是基督徒吧，但就是他把塞爾加特活活燒死了。
錯了，就是錯了。認錯時需要的是懺悔，而不是辯護。為罪孽而辯護是無恥。
大社會學家韋伯一定會對羅素和霍爾巴赫的觀點付之一笑，笑他們走極端，以偏概全。他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就鮮明地說明了基督教新教的倫理中包含了極大的創造力。大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一書中，再次印證了韋伯的觀點，並把它擴展到了政治和文化方面，認為正是在基督教的影響下，教會將本身的活力賦予給了自己腹內孕育的新文明，讓“這種創造力的源泉不斷奔流到社會生活的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的世俗渠道中去”。以科技為例，“西方技術的驚人而巨大的機械設備，顯然還是西方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副產品。這個強大的物質建築的心理基礎就是相信體力勞動是人們應盡的義務，而且是尊嚴的活動－－勞動就是祈禱。這種信念對于古代希臘認為勞動是俗夫和奴隸的本分的概念，是一種革命性的轉變”。
相信耶穌並不意味著扼殺人的創造力，西方近幾百年來涌現出來的許多偉大的神學家、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都可以為此作證。
【2.失落了的中心輿論】
反思西方社會的種種亂象，細心人發現︰實踐上的混亂與理論上的混亂是不可分割的。而理論上的混亂集中表現為再沒有一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關于“人”的根本觀念了。在許多個世代，西方文明中有一些基本觀念，它們構成了輿論的中心，或者對社會輿論有極大的影響。在這些觀念中，最基本的觀念就是，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創造的。但是進入近代以來，已經沒有這樣的輿論中心了。正如卡西爾所說的︰“我們近代關于人的理論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我們所得到的只是思想的完全無政府狀態。”整個文化中沒有一個中心的觀念。什麼尼采的權力意志，弗洛依德的下意識，馬克思的生產關系，薩特的自由選擇，一個人開一個攤子，都叫賣說自己的貨最好，但過路人都說你的貨也不怎麼樣。
在這些觀念中，要麼就是盲目的樂觀主義，要麼就是消極的悲觀主義。前者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一直高舉著理性與進步的大旗，而後者自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就在歷史的舞台上唉聲嘆氣。在樂觀主義看來，科學至上、理性萬歲，人無所不能，我就是我的上帝，人間就可以建立天堂；而悲觀主義看到的卻是日近黃昏，偏偏又下了蕭蕭秋雨，其典型詞匯則是︰本能、非理性、無意義、迷失、絕望、荒謬，等等。于是乎，貝爾論說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時宣稱，文化言路斷裂了。而有部小說的名字就叫《出了毛病》。“出了毛病”，真是妙語。
人的創造力若拒絕上帝的引導，人的創造一旦背離了上帝，肯定要出毛病，不可能不出毛病。古代以色列人亞倫鑄造金牛犢是明證，現代兩次世界大戰、文化大革命亦是明證。
當年章太炎先生提出過“俱進化論”，認為人類文明的進展是善亦進化，惡亦進化。以此來描繪人類創造力的發展，實在精當。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一再表明，人是有創造力的，它的使用和發揮是不可估量、不可限量的。人可以用自己不斷增長的創造力來榮耀上帝，也可以用它來造下越來越深的罪孽。而最可怕的就是，人以為自己正在用創造力建設人間天堂，但卻不知何時早已經墮入了地獄。
【3.扭曲的創造力】
人的創造大概足以令天使都驚嘆。但可能讓天使更驚訝，是人的各種創造力之間如此不和諧。紐約有一個警察說過︰“我們已經能送人上月球了，但卻無法叫人上了公共汽車以後再往里走走。”這幽默是黑色的，且苦。
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人們往往不願意承認人的渺小和能力的有限，以為只要假以時日，人能把一切問題解決掉。就是《國際歌》上說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
問題是能靠得住嗎？無論人有多麼大的力量，人要是單單靠自己，他還是靠不住。不是他力不足，而是他心不正。
古希臘有一句名言叫“認識你自己”，我們祖宗講的是人貴有自知之明。但其困難程度早就被克爾凱格爾看透了︰“人靠自己根本就不能認識自己，因為人已經陷溺在罪惡之中了。”他對自己的認識必然是扭曲的，他不是由于過高地估計自己而陷入驕傲，就是過低地估計自己而陷入自卑，而在這兩者之間的，是麻木不仁、混日子、得過且過。
于是，人的創造力也被扭曲了。世界被扭曲了。
越是在人能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不受外在對象和外界環境限制的地方，人的創造力就越是容易被扭曲。正如卜仁納(EmilBrunner)所分析的那樣︰最接近人性及神人關系的思想與行動，往往因為我們自身的乖謬，受到的扭曲最嚴重，如神學、哲學、歷史、文學這些領域中。而在比較客觀的領域如物理、化學等，影響就比較少。在數學範疇中，扭曲幾乎近于零。
但這扭曲，套用孟子的話，“非才之罪也”，不是人的創造力的罪，而是人心的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了極處”。人的創造力是好的，但它卻能被人心的邪惡用到了邪惡的地方去。人心一壞了，人的創造力必然會被誤用。
【4.總高宇宙一籌】
無論我們有多麼卓越的創造力，面對著浩瀚的宇宙時，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人在天地之間實在是太渺小了。
但人若認識了上帝，他就可以明白︰“如果有一天宇宙把人捏得粉碎，人還是勝過宇宙一籌。因為他知道他要面對的是死亡，他知道宇宙優于他的地方，但是，宇宙對此一無所知。”(法國著名思想家帕斯卡爾語)
人是上帝創造的，人的一切創造能力都是上帝賦予的，這是聖經關于創造的根本觀點。
人是被上帝創造的。這不是人的恥辱，而是人的榮耀，並且是人一切的尊貴與偉大的唯一根基。人不是一個東西或者一群東西中的一個，他也不是從任何東西進化來的，更不是被無緣無故拋到這個世界上的。人是被天地的主精心創造出來的。
一個被創造者，不可能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他必然並且必須有所依賴。毫無疑問，人一出生就必然要依賴于自然界、社會文化環境和他人。而基督教則進一步指出，人最終依賴的是上帝，“因著他我們可以生存、活動、存在”(《徒》17:28新譯本)。
與人的被造相關的問題是，人是有限的。無論人如何創造，他的創造能力不是無限的，他所創造的總是不完美的、有待于完善的。人的有限不是罪。罪是有限的人不承認自己的有限，反而把人的有限視為無限，是人拼命抓住他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科學技術、政治制度，並將其看成最高的價值。于是，他就割斷了自己與創造之源的聯系，這是最根本的觀點。
失去了根，人就成了一個浮萍，在水面上飄飄蕩蕩。他以為自己是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但卻是把生活之樓建在沙灘上了。即使是瓊樓玉宇又怎麼樣，潮水一來，就把什麼都卷走了，他賴以安身立命的成就，頃刻間化為虛無。就像經上說的，“你雖居心自比上帝，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結》28:2)。
【5.什麼的形像】
從古希臘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到先秦的，“仁者，人也”，在對人的探索中，人們說了多少話啊，但是，最偉大的話只有一句，就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創》1:27)。
“上帝的形像”是什麼呢，神學家們有許多不同而又相互補充的論點。斯托德總結說，這包括人擁有的自我意識的理智，作出道德抉擇的能力，從事藝術性活動的創造力，建立愛的關系的能力，和內心對上帝的無限渴望。在這五個方面中，都潛藏著人的創造力。
上帝是一位從事創造的上帝，創造是上帝形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上帝把他自己的形像賦予給了人，人就有了創造的能力。人有了創造能力，他才與上帝相像、相通。
小時候看過蜂窩，驚訝蜜蜂把房子造得真美。長大後更驚嘆的是，蜜蜂雖無創造能力但居然有如此偉大的本能。人不是動物，也不是固定好了的一套程序，人除了本能外，更有創造力，這是人的顯著特征。
根據孟老夫子的觀點，人與禽獸的區別是非常微小的。但就是這一點點的區別，卻在人與物之間造成了天地之別。正如卜仁納所說︰“在動物身上，我們看不到它們有半點傾向為真理而尋求真理，為美麗而創造美麗，為公義而推行公義，為聖潔而去敬拜那位至聖者。”但人卻不停地問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他總是上下求索，不停止創造，“太初有為”，我想，這也許就是歌德創造的浮士德這個形像的意義所在。
【5.盡善盡美】
人的創造力既能造福于人類，也能為害于眾生，這是有目共睹的。有什麼出路？出路就在于讓人的創造力為上帝所掌管，為上帝所使用。以色列的先知曾預言，上帝說“我必潔淨你們一切的污穢，使你們遠離所有可憎的像。我必把新心賜給你們，把新靈放在你們里面”(《結》36:25-26新譯本)。按照上帝這樣的計劃，上帝之子耶穌來到了人間，他要把“新心”賜給每一個相信他的人，使之成為“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
耶穌曾經講過一個關于才干的著名比喻，說上帝按照我們每一個人的不同才干，給了我們不同的銀子。當他回來時，他要連本帶利收回。這個“本”，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才干、創造力，這個“利”就是我們在一生中把此一才干、能力、潛力、創造力發揮出來的程度。上帝的心意是什麼呢，他希望我們把他賜給我們的天賦發展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並存感恩的心，把一切榮耀歸于上帝。
行文至此，心中有許多的慚愧。孔夫子當年評論古代的音樂時，說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王時的樂曲，則“盡美矣，未盡善也”，而自己對上帝賜給自己的才能，不但未能夠發揮到“盡善”的程度，更不必說“盡美”了。此刻的禱告是︰上帝啊，求你憐憫我，不要讓我 蹋了你賜給我的才干。
中國人愛用個“搞”字，過去是“搞革命”，“搞運動”，現在成了“搞活”，“搞錢”，“搞樂”，就連過去帶有貶義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並且是有本事的象征。
【1.別誤解了唯物主義】
有朋友問我，大陸今天的追求享樂、物質實惠的價值觀，是否與過去多年宣傳的唯物論有關。一想再想，這問題還真有點難答，不像小蔥拌豆腐那樣一清二白。
當年恩格斯為辯證唯物論辯護時說，在庸人的眼楮中，唯物主義就等于吃喝、玩樂、享受、酗酒等等他暗中追求的一切。的確有人這樣誤解過唯物主義，但也的確有唯物主義的思想家自己就這樣地把唯物主義庸俗化了、糟蹋了。
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自古即有之。有位學者說，“Materialism"這個詞其實應翻譯為“物本論”，而不是“唯物論”。“物本論”者，以物為本而已。那個“本”，是本源、本根、本質的意思。唯物論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和精神，都可用物質及其運動的不同形態來解釋。至于那種認為只有物質利益才是實在的、重要的，觀點不應稱為唯物主義，只能名之“實利主義”。
嚴肅的唯物主義思想家，都鄙視只追求物質享樂的“實利主義”。古希臘的唯物論者伊壁鳩魯以快樂為人生最高的善，但其快樂指的不是享樂和放蕩，而是“身體上無痛苦和靈魂上無紛擾”。馬克思是唯物史觀的奠基人，但他恰恰反對人成為金錢的奴隸，說那是異化，他渴望的是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發展、在人間實現天堂。
主張唯物論的，雖然大都是無神論者，但也未必個個都是。伊壁鳩魯就堅決相信神明的存在，只是神只在忙他們自己的事情，並不過問人間的是是非非。激烈地攻擊基督教的，如法國啟蒙思想家們，主要也不是出于理論上的原因，而是實踐上的、政治上的原因。就連保守的黑格爾都看到這一點了，說他們攻擊的是天主教中最無恥的迷信、教權、愚蠢、出賣良心，並且，無恥和不義都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當年保羅在雅典傳福音的時候，曾經同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亞學派的哲學家們都辯論過。盡管這兩個學派在哲學觀點上針鋒相對，但保羅既沒有拉一個，也沒有打一個。他單刀直入要“把你們不認識而敬拜的這位神，傳給你們”，因為上帝其實“離我們各人不遠，因著他我們可以生存、活動、存在”，“過去那無知的時代，上帝不加以追究；現在，他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好了日子，要藉著他所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給萬人作一個可信的憑據”《使徒行傳》17:23,27,30,31(聖經新譯本)。
可見根本的問題不在于人們主張的是什麼主義，而在于人想出來的一切主義、思想和理論，都不可能知道上帝，相信耶穌就是相信上帝，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2.我們中國人哪】
當年在北京讀研究生時，一位老先生指點我要區分兩種價值觀，即哲學的價值觀與世俗的價值觀。無論是孔、孟還是老、莊，這些哲學家的價值觀，的確對社會有深刻的影響，並得到當權者的推崇；但盤踞在人心深處的、在社會上真正通行的，卻是世俗的價值觀。其核心就是追求福祿利壽、升官發財、功名富貴……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
如果一個中國人有點異想天開了，親朋好友往往會勸他“實際一點吧”。這個“實際”不是指客觀存在的事與物，而是要你別逆著社會潮流走。而這個潮流的大趨勢就是追求實惠、實際利益、實際效果。
十八世紀來北京傳教的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其回憶錄中就比較過，說中國人非常注重實效，而歐洲人則是異想天開。那時還沒有胡適博士介紹過來的美國的實用主義。就是實用主義後來傳到了中國人的手里，與那個“有效、有用”相連的，就不是真理的證實問題了，而是怎麼樣地處理實際生活或者說有什麼好處。
深感于中國的老百姓太講實用了，孫隆基憤憤地說，中國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養”字。此語不全是夸張。我們俗語講的是“養生”、“養家”、“養孩子”、“養身子”“養精神”、“養老”，就連“大同世界”這個理想天地，講的也是個“皆有所養”。與這個講究實用相配的，就是林語堂所說的，“中國人對抽象的觀念沒有胃口”。所以，“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這樣的話，最對中國老百姓的胃口，並且，也容易消化。
1949年，革命了。革著革著，就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不管有產無產，都要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筆者曾被灌輸過這種世界觀，後來也向別人灌過。什麼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等等。我上學的那個年月，人們說這套大道理听起來挺玄的，現在的說法是“太空”了。有多少中國人明白它，又有誰感興趣？有是有，不多。政治課中精神溜號的現象從中學、大學到黨校，比比皆是。
不過，那套道德觀，即“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對中國人民卻影響甚深。它最明顯的特色，除了階級道德論外，就是在革命旗號宣傳的“禁欲主義、苦行主義”，即為了革命必須犧牲個人利益，可以名之為“革命的禁欲主義”。從我明白事時起，灌輸給我們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是“艱苦樸素”，是“節約每一個銅板”，是“小車不倒只管推”……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個接一個的家喻戶曉的模範人物，以致于剛進幼兒園的小孩子都必須學雷鋒。不能不承認，在這種“革命的禁欲主義”的影響教育下，當年的確出了一批批追求理想的“革命的傻子”，他們嚴于克己，遵守紀律，鄙視享樂，無私地奉獻，為了革命的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辭。這樣的人用現代人的話來說，是“有毛病了”，“傻得都冒傻氣了”。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禁欲主義”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女孩子連穿條裙子都是腐化墮落的苗頭。生活本來已經苦不堪言了，但還叫你吃憶苦飯，咽下去後還得思甜，就連人之大欲也被革命革得夠可以的了，那八個樣本戲中的女主角，幾乎個個都是女光棍或者活寡婦，不近男色。
當然，那個“欲”只是讓老百姓去禁的，官越大就越不在被禁的行列之中，這是另當別論的。需要點明的只有一點，到老百姓漸漸地知道了那些鼓吹禁欲的大人物們，是如何如何地縱欲之後，“革命的禁欲主義”就從道義上徹底破產了。轉眼間，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開始的一個“價值解體”的社會過程了。
【3.東鴉西鴉一般黑】
從表面上看，中國大陸目前流行的追求實惠與享樂的價值觀，是對1949年後流行的“革命的禁欲主義”的反抗。這些年來，盡管大陸不斷有人批判當今時代是天下無道、人欲橫流，要通過道德教育挽狂瀾于既倒。但大勢畢竟已經去了，回頭無路。
手邊有一本翻譯成中文的貝爾寫的大作︰《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1978年寫的，據說是名著。書中說，資本主義精神有雙重的起源，一個是韋伯所謂的“禁欲苦行主義”，另一個是桑巴特提出的“貪婪攫取性”。此兩者一為“宗教沖動力”，一為“經濟沖動力”。但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這兩者出現了嚴重的失調，“宗教沖動力”被科技和經濟的迅猛發展耗盡了能量，“經濟沖動力”則成為社會前進的惟一主宰。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佔統治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是“大眾享樂主義”。
他分析說，現代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汽車和電影電視的普及，廣告術的普遍滲透，分期付款的信用卡制度的發明，這一切為“大眾享樂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溫床。大眾享樂主義的主要動機，就是追求無限體驗的沖動與不受節制的享受，它的絕對命令是“享受生活”、“滿足我的欲望。”讓我們盡情享樂吧！讓我們盡情地吃喝玩樂玩女人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死與活”。這些東西在過去被視為頹廢、空虛和墮落，但在今天卻被看成是想得開，是瀟灑，是放達，是明智，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實現！古代的所羅門王曾把那一切的享樂看成是“虛空的虛空”，現代人才不在乎什麼虛呀空呀，他要先得到，先享受，要在人生中瀟瀟灑灑、快快樂樂、舒舒服服、風風火火走一遭。死了，拉倒！
就在教會這個歷來被看成是聖地的地方，成功神學也正在大行其道。“只要你真誠深信你會有大筆財富，就能擁有它。”美國一位鼓吹“積極思想”的大牌牧師就這麼“傳道”，並且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而另一位主張“積極宣告”的“信心教師”則說，信心“乃是一種宣告”，“我宣告什麼，我就可以得著”。有人用一句話概括出了這類所謂“新福音”，“那就是健康或者醫治，豐盛或繁榮，有時甚至是財富，還有幸福。”“我要得到醫治，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錢財！我要得到繁盛！”除了這以外的，還有就是我要得到性！大概這太露骨了，在教會不能這麼喊，于是喊我要快樂。
中國大陸目前流行的追求實惠、實利的道德觀，正是在步西方的後塵。
【4."天”塌了。】
貝爾說︰“現代主義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它就是一種精神危機。”這個危機早在十九世紀就種下了禍根，那時，尼采就狂妄地宣告，上帝死了。說完這話，他就瘋了。
【5.如果上帝死了，那人怎麼辦呢？這是個問題。】
在被毛姆稱為“主題偉大”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部文學巨著中，陀思妥也夫斯基一再探索了這個問題。書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即不信上帝的新派人物伊凡說，在他三十歲以前，他願意像他父親一樣，“把色欲當作盤石來作為立腳點”。“既然趴在了這個酒杯(指色欲)上，在沒有完全把它喝干以前，是不願意撒手的。”他的弟弟阿遼沙對哥哥說︰“這就是沉醉于荒淫生活，就是使靈魂腐化墮落，是這樣麼，是這樣麼？”伊凡承認是的。那你靠什麼方法幸存下來呢？阿遼沙又問，是不是靠卡拉馬佐夫的方法︰“一切都可以允許”，“一切都可以做”？哥哥不得不承認，是的。
“卡拉馬佐夫的方法”把沒有上帝推到了邏輯上最徹底的結論︰若無上帝，孰不可為！一切都是可以做的。這听來刺耳，但非常真實、坦率。多年來，大陸宣傳的唯物論一直把無產階級(或者“人民”、“黨”)的利益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但是，“人民”的利益從來就是對的嗎？再說，誰是人民啊？怎麼去判斷人民的利益？天知道。退一萬步說，就算人民的利益一直是對的，我這個偶然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高級動物就必須順從它嗎？這正是大陸唯物論宣傳中的根本困境。
大哲學家康德早就看到了這個危機，所以，盡管他認為上帝是否存在在理性上是無法證明的，但在實踐理性即道德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永生，卻是人的德性得以成立的基礎。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則說，“如果上帝不存在，就應該把他造出來。”
中國的老百姓歷來也都是敬畏神明、上天的，所謂三尺之上有神明也。所以，到哪個廟都燒香，見神明都磕頭。社會主義革命把這一套全掃蕩了，說那是迷信。你不讓人信，可以，但人總得信點什麼，是吧。對神明的需要總得用神明來代替。
于是，大陸就造出了一個人間神，集合來看，它的名字叫︰黨；分別地看，那是偉大領袖，“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代表著人民的黨和領袖，從來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還要加上善與美。小百姓的看法就簡單了，說上面不會錯的，錯的只是偉大的人民。
但是，當天安門廣場上偉大領袖的“紀念堂”建成的時候，人心中的“天”卻塌下來了，原來，偉大領袖也是人不是神啊！于是，當深圳特區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成了經濟活動的原則的時候，在文化領域中也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革命的初期是以尼采“打碎偶像”“重估一切價值”的精神為代表的(在官方的理論中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它表現為對舊的以“革命的禁欲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的否定，從撫摸心靈的“傷痕”，到唱出“一無所有”，到把中國人崇拜了三十多年的神請下神壇。這時，被精神奴役的人們終于喘了一口氣，說“解放了”。
但解放了的人們很快就發現他面對著的是一個空虛世界，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了。于是善惡就是相對的了，取決于個人的喜好；共產主義的理想太飄渺了，于是就尋求實惠；靠我們靠不住，只好“全靠我自己”了。八十年代初期大學生、青年人中間的那場人生觀的大討論，雖然官方竭力正面引導，但挑戰者提出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哲學，或者直接就說“人都是自私的”，已經暗暗在人心中生根了，並且是植根于新的經濟土壤中。
從此後，雖說在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領域中，人們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但他們在精神領域中已經不用摸了，他們已經抓住了一個大石頭，那就是“我”。一夜間人們好像都明白了，都想開了，哀嘆一無所有沒有用，最要緊的是抓住為“我”的，“跟著感覺走”的那個感覺，就是我的利益、我的享受、我的幸福、我的價值。而在我的世界中，最實在的就是物質利益。中國人愛用個“搞”字，過去是“搞革命”，“搞運動”，現在成了“搞活”，“搞錢”，“搞樂”，就連過去帶有貶義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並且是有本事的象征。
中國雖然在經濟上正擠著搭上“後工業社會”的列車，但在文化領域中，已提前加入了現代社會的俱樂部。中國雖然沒有像西方那樣流行過什麼像樣的“現代主義”，有的一點點東西大都也是模仿或者抄襲，並且，往往慢了好幾拍。但中國人正在竭力掙脫“革命的禁欲主義”的枷鎖。
中國式的唯物論告訴中國人沒有上帝，中國人信了。文革又使他看清了，偉大領袖也不是上帝；現在中國人似乎更真的明白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而我這個上帝關心的就是我自己。當然羅，咱們不必向西方那樣公開地建立以享樂主義為核心的“文化霸權”，我們在嘴上在公共場合還要繼續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但我們心里要明白，只有建設好我自己的小安樂窩，才是實在的。
若無上帝，孰不可為？“卡拉馬佐夫的方法”，終于徹底摧毀了套在唯物論頭上的光環。那麼人可以抓住什麼實在的東西作為救命的稻草呢？沒有，什麼也沒有。他只好無可奈何地抓住我的實惠，我的享樂。他心里清楚著呢，這也是靠不住的。但管他呢，“我死後哪怕洪水滔滔”！
但問題是上帝在，他一直在。耶穌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這一點，千千萬萬的基督徒可同作見證。他們沒信耶穌前，也有心中魔，叫它財神也好，色鬼或者權力欲也罷，反正它們總是弄得你求生不滿足求死又舍不得。不管你怎麼淡泊明志，怎麼寡欲絕情，可你面對的仍是情海無涯、欲壑難填。但自信了耶穌，他們不僅知道了一僕不能二主，人“不能服事上帝，又服事金錢”。他更願意尊主為大。也是奇了，耶穌一在人生命中作了主，人從此就不再六魂無主。
當然，他七情六欲還是有的，也照樣要操心柴米油鹽醬醋茶。但他明白了自己是個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話。這時，他就覺得有一句罵人的話還真有不少的黑色幽默，那話是說，你這個人怎這麼不是東西呀。
天地萬物中，唯有人才問有沒有上帝。人之所以要問，在于他有心。
【1.動物不問有沒有上帝】
苦苦地思索著神與人這個大題目，理不出一點頭緒來。突然間我想起了一句古詩︰“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于是我問，那乍起的風，吹不皺山，為什麼偏偏能吹皺了水？但若不是起風了，春水怎麼能被吹皺？如果把人心比作一池春水，那什麼是風兒？噢，原來天地萬物中，唯有人才問有沒有上帝。人之所以要問，在于他有心。
動物從來不問有沒有上帝，更不會為此而煩惱、而爭論、甚至而戰、而死。
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尼非常厭惡荷馬和赫西阿德筆下的奧林匹克山上的眾神，這兩位文人把人間一切的無恥與丑行都加在眾神靈身上，如偷盜、**、彼此欺詐等等。色諾芬尼認為︰“世人都認為神只和他們一樣是被誕生出來的，穿著與他們一樣的衣服，並且有著同樣的聲音和形貌……其實，假如牛和馬有手，並且能夠像人一樣用手作畫和創作藝術品的話，馬就會畫出馬形的神像，牛就會畫出牛形的神像，並各自按照自己的模樣來塑造神的身體了。”某些無神論者曾把這段名言當作批評有神論的一個論據，說上帝是按照人的形像創造的。但這樣的引用的確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因為色諾芬尼不僅相信有上帝，而且他還相信這個上帝在形像和思想上都與人不同。
人詢問有沒有上帝，這至少表明了人不是動物也不願意變為動物。
【2.人造的神明】
我從沒見過動物造出的神，但看過人造的。這神明或是風雷日月、河流山川，或是馬牛羊，龍虎豹，或者竟是黃鼠狼子。在那鐘聲悠悠的寺院內，在那香煙裊裊的供桌前，我越是細看那些神像，我就越覺得他們好像我們中國人，那鼻子，那眼楮，真是像極了！當然也有不像的，但這原因在于幾千年歷史的變遷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堅持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造出來的無神論者費爾巴哈自述，他思考宗教問題的方法是“把一切超人的東西歸結為人。”所以，神學之秘密就是人本學和自然學。意思是說上帝就是人，上帝的本質(善、愛和人格)就是人對人的本質的自我意識。只是人把他的自我意識外化為一種與人完全不同的絕對本質，這就是神。
費氏的說法並非毫無道理。的確，古今許多的神只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出來的，並且至今還在不屈不撓地進行這個創造。甚至宣布自己就是神，比神還了不起。
人能造神，並不等于神就是人造的，也不等于神的本性是人的自我意識。基督教一再說，人造的神是偶像。這偶像就像中國的老百姓說的︰“八面威風、十分無用。”
能證明或者否證上帝的存在嗎？
有人造神，也有人思考有沒有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部西方哲學史，從甦格拉底，到尼采和沙特，都圍繞著上帝問題在思索，在爭論，也可以說是在打轉。信者說有，不信者說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爭吵的阿公和阿婆雖然說的不是一個理，但爭論的方法卻都是“說理”，要從邏輯上證明或否證上帝的存在。
中世紀的偉大神學家阿奎那從第一推動者、第一因、目的論等五個方面論證了上帝的存在。可惜，這五大論證都被批評過，人們問︰“為什麼無限之因不能成立？即使這能證明有一個或者幾個上帝存在，又怎麼能證明這就是聖經中所說的耶和華？”最有趣的是，哲學大師康德把阿奎那批得體無完膚，可他自己竟然又提出了上帝存在的道德論證明。可以想像，等待著康德老先生的也只能是一個體無完膚。
自康德以後，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人的有限理性根本就沒有能力解決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理性對于超出人經驗範圍的事物，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否則它就會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對于現代多數的哲學家來說，用邏輯推理的方法，無論是證明還是否證上帝的存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能證明則能否證，反之亦然。是啊，上帝若是要靠人的理性來證實存在，那還是上帝嗎？若一個人能從理性上、邏輯上、推理上否證上帝的存在，那他還不是上帝嗎？
既然證明也證明不了，否證也否證不了，怎麼辦？當代有一種思潮開出了一個妙方，它宣布上帝存在與否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就像哲學家艾耶爾所說的，上帝存在與否是一個既不能真也不能假的形而上的說法，只好取消這個問題算了。先生，且慢。就算是你把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取消了，可那並不能取消上帝的存在啊！
【3.反對理性專制主義】
保羅早就說過，上帝之子耶穌竟被釘死在十字架，這在人的理性看來的確是荒謬絕倫、愚昧透頂的！但上帝就樂意用這在人看來是愚拙的道理來拯救那些願意信靠的人。走向上帝的路，是一顆敞開了的人心，而不是一堆絞干了的腦汁；是信仰、是懺悔、是順服、是謙卑、是愛，而不是邏輯、推理和證明。“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不是理智。上帝是人心可以感受的，而不是理智可以感受的。”(巴斯卡)
早在第三世紀初期，基督教神學家特土良就以雅典來象征希臘哲學，以耶路撒冷象征基督教信仰，並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間有何相通之處？學院和教會之間有何相通之處？我們信仰的體系，來自所羅門的廊下，所羅門教導說人必須用單純的心尋求上帝。”
一顆像小孩子那樣單純的心，一顆謙卑的心，一顆為自己的罪孽憂傷痛悔的心；這樣的心，上帝必不輕看。人有了這一顆心，他就會像特土良一樣豪邁地說︰“任世人說我們的信仰是荒謬的，正因為荒謬，我們才信仰！”他就會像紐曼主教一樣堅定地宣布︰“千難萬險都不足以使我懷疑！”
早在三百多年前，偉大的數學家、哲學家巴斯卡就提出了一個個令人深思的命題。他說︰“心靈有其自己的理智(道理)，這是理智所不認識的。”他說︰“信仰乃是上帝的一種恩賜；千萬不要相信我們所說的︰‘它是推理的一種恩賜。’”他說︰“理智的最後一步，就是要承認有無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沒有達到認識這一點，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這就是巴斯卡，一個堂堂的漢子，即使只剩下一個人，他也要**理性主義的專制，剝奪理性審判上帝的權利。
繼巴斯卡之後，在本世紀初的俄國有一個叫舍斯托夫的知識分子，他又“以流血的頭顱來撞絕對理性的鐵門”了。他在撞這鐵門時一定會听到特土良在他耳邊說︰“上帝之子死了，雖荒謬卻因此而可信；埋葬後又復活了，雖不可能卻因此而是肯定的。”對，這就是真理！舍斯托夫默默地點頭。幾千年了，為了得到理性的贊揚，多少人失去了生命中那最寶貴的東西－－信仰。自從希臘哲學侵入基督教信仰後，怕丟臉的人們都認為自己有義務不僅使雅典和耶路撒冷和解，而且命令耶路撒冷去雅典訴罪和謝恩。凡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東西，都必須用雅典的秤先秤一秤。人們熱衷于對上帝存在的邏輯證明、理性推理，其實不過是讓耶路撒冷去雅典法庭受審而已。
噢！雅典，理性的象征，邏輯的廟宇，科學的殿堂。你自認是創造者，是立法者，是審判者，是萬王之王，坐在至高的寶座上。理性必須判斷一切，理性有能力判斷一切，理性的審判是最後審判。即使上帝存在，也必須首先能夠被理性、邏輯和科學所證明。凡是理性不能證明的，就是假的、惡的、不可能存在的。“當理性覺得可恥的時候，大家就應當感到害羞；當理性談到愚蠢的時候，大家就應當憤怒；當理性認為不可能的時候，大家就應當順從。”天哪！理性居然要成為人生命中至高無上的主宰。
別了，弗洛伊德醫生，你說未來的希望就在于理性將最終統治人的心靈。別了，羅素勛爵，你稱理性是人類唯一的真正朋友。別了，啟蒙時代的袞袞諸公，你們高呼理性萬能！理性萬歲！但我們听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槍聲，我們看見了在人間建立的天國一個個地倒塌了。我們生活在污染了的環境中，超越這一切的是我們相信了耶穌，因此我們經歷到了並且也看到了千千萬萬新生了的男男女女。于是我們有勇氣像前賢一樣地說︰“在理性以為可恥之處，我們不必害羞；在理性斷定無法理解的地方，人應期待真理；在理性看到完全沒有可能的絕望之谷，神的兒女們在深淵中向上帝呼救。”
【4.理性誠可貴】
反對理性專制主義的專制，並不是反對人的理性。上帝創造了人的理性，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能夠知道這個天地之中有上帝，就如保羅所說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里；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康德以他的墓志銘印證了保羅的話。那墓志銘是 “仰望太空，星光燦爛；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這道德律保羅稱之為“是非之心”，它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
居住在城市里的現代人，很少仰望星光燦爛的太空了。但是，當牛頓觀察到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時，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為。”當美國的太空人登上月球時，他吟誦了古人大衛的詩篇。“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也許有人曾問，為什麼你們所說的“上帝的事情”我卻不曉得呢？巴斯卡會這樣回答︰上帝既願意公開地向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的人顯現，又對那些一心躲避的人隱藏起來。他使自己的標志為那些追求的人看得見，又為那些不追求的人看不見。對那些一心渴望看得見的人，便有足夠多的光明；而對那些懷著相反的心意的人，便有足夠多的幽晦。耶穌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
【5.只有上帝才能告訴人上帝是誰】
無論人怎麼去尋找上帝，靠他的力量和智慧，他絕不可能認識上帝、找到上帝。人類靠自己去尋找上帝的一切努力，結局都是兩個字︰失敗。
上帝與人之間有無限的距離，這個距離，靠人根本就無法消除。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因此，人需要上帝來告訴他上帝是怎樣的一位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很好地談論上帝。只有上帝賜下了智慧和啟示的聖靈，人才有可能明白上帝的事。
上帝通過一部聖經清楚地告訴了世人他是誰，他讓人在耶穌的生命中看到了他自己。正如人在歷史中所看到的那樣︰上帝不是哲學家和學者的上帝，而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上帝。
這就是上帝，他從無中創造天地萬物，又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他賜福亞伯拉罕，並讓世上的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而得福。他在何烈山告訴摩西的名字是自有永有，在西乃山賜給以色列人十誡。他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過紅海，進迦南。他把自己的獨生子耶穌賜給世人並定意讓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面對著這樣的上帝，摩西脫下了鞋，蒙上了臉，因為怕看上帝；以賽亞驚呼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面對著復活的主，多馬俯首敬拜︰“我的主！我的神！”
在一部聖經中，上帝不僅從來不為自己的存在而辯解，反而向人提出了十分明確的要求︰相信我、跟隨我。
【6.哪一個上帝死了？】
與基督徒宣稱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相反，早在十九世紀末，尼采就宣布︰“最近時事中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上帝死了。”
“哪一個上帝死了？”在西方思想傳統中，至少有三個上帝形像︰一個是聖經中的上帝，一個是形而上的上帝，即哲學家根據形而上的原理而推論出來的上帝，一個是不同時代的教會神父和牧師們所宣講的上帝。利科的回答是 “我們只能回答說，形而上的上帝死了，還有神學的上帝也死了。”是的，我們知道，一些神父和牧師們所宣講的上帝的確死了。
當尼采解釋“我們已經把上帝殺死了”的意義時說，人們對人、對道德、對真理的看法都隨著基督教的上帝的滅亡而消亡了。不存在永恆的真理、不變的善和絕對的價值了。一切都是相對的，我就是我的上帝。
聖經中沒有像尼采這樣的理論上的無神論者，但詩篇第十一篇記載了一個實際上的無神論者︰“愚頑人心里說，沒有上帝。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而他之所以說“沒有上帝”，是因為他不怕上帝，他行了可憎惡的事卻不以為恥，他以為他在暗中作的孽永遠不會暴露，他行惡卻不怕報應！
我們現代這些聰明人多麼像古代那個愚頑人哪︰吃吧！玩吧！我們從上帝的束縛下解放了。願作什麼就作什麼吧！道德法則是用來束縛軟弱者的，強者為自己立法並叫眾人服從。作惡有什麼了不起？在你為惡，而在我則為善。為了實現我的夢想、我的目的，我為什麼不能把他人當成工具？人生苦短，何不及時行樂？死後皆空，立德、立功、立言是一片荒唐！用剝削陷窮苦人以永遠的貧困，以**使無助者失去作人的尊嚴和自由！什麼戰爭、什麼吸毒、什麼**、什麼墮胎、什麼污染環境，這一切有什麼不可以？若無上帝，孰不可為？！
【7.說不盡、說不明白的苦難】
“我為什麼受難，這是無神論的支柱”，畢希納的這句話說出了許多人拒絕上帝的根本原因。對于他們來說，隔在人與上帝之間的是一片苦海，是納粹“奧斯威茨”集中營內的哀聲禱告，是唐山大地震留下的斷臂殘肢，是孤苦伶丁的非洲黑孩子一個個地被活活餓死。
“為什麼上帝不制止罪惡？”從伊壁鳩魯到費爾巴哈，在憤怒的呼喊中，有多少人擺不脫那浸透了苦水的沉思 既然世界上充滿了邪惡和苦難，那麼，上帝或者無力改變，從而就不是全能的；或者不願意改變，從而就不是全善的。因為一個全知、全能和全善的上帝應該創造一個沒有惡的世界。
我們的先祖沒有像希臘哲人那麼多的哲思，但同樣有流不盡的眼淚。早在詩經中先祖就發問︰“疾威上帝，其命多闢。天生鬹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這些民歌表現出來的不是無神論，而是對上帝的疑惑、埋怨、甚至可以說是怨恨。在西方的思想界、哲學界、神學界，關于苦難的問題，從奧古斯丁以來人們爭論了幾千年，雙方的基本論據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沒有一方能滿意自己提出的解答，更不必說滿足對方的結論。
其實，在伊壁鳩魯以前，約伯就問過這樣的問題，這問題就是無辜人、好人、善人、正義的人為什麼遭受苦難？
當上帝在旋風中回答約伯的疑問時，上帝沒有解釋苦難的原因，他說的卻是宇宙萬物是誰創造？上帝的奇妙作為誰能理解？上帝甚至反問約伯︰“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時候，你在哪里呢？”我奇妙的作為，“你知道嗎？”約伯回答說︰“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好人為什麼遭難，無辜的人為什麼受苦？上帝沒有回答，約伯也沒有再問。人的苦難是無法說明的。于是，多少世代的人就一直在問，當我遭受苦難的時候，上帝在哪里？答案是 上帝在十字架上。耶穌親身死在十字架上，承擔了人的痛苦。
苦難的存在，並不是上帝的不在。即使不承認上帝的存在，人的苦難依然存在，苦難的原因依舊得不到說明。只有當上帝以無盡的愛和人一同受苦，只有在耶穌的受難、死亡和復活中，苦難才獲得了意義；這就是無論人遭受了如何的苦難，但只要人和上帝在一起，就有平安，就有希望，就有愛。
當苦難臨到的時候，即使上帝為你我清楚地解釋了苦難的原因，又能如何！面對著苦難，人需要知道的不是它為什麼臨到，而是我將向何處去。人需要問的不是上帝何以能受苦，而是我如何去分擔上帝的痛苦。人在苦難中需要的是能像大衛一樣說，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隨時的幫助。
有一對弟兄從小在基督教家庭中長大，當他們放棄信仰基督時說，令他們困擾的問題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實？”而是“基督教跟他們是否有關系？”或者上帝對他們有什麼意義？這也是許多被社會認為是成功的人感到困惑的主要問題，他們不覺得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上帝。
基督跟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有什麼關系？這也是在每一個時代中的每一個教會都面臨的並且必須不斷地要回答的問題。
不錯，不信上帝，人依然可以學習工作、結婚生子，可以五子登科，甚至德性高潔。但難道這就是人生活的全部？難道金錢、事業、權力是我們的上帝？我們能否把舒適的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就叫作人生的意義呢？愛因斯坦說得好︰“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
更何況，當人有勇氣去面對人生時，他不得不承認，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中，生存是沒有根基的、生命是荒謬的、人生是無意義的。人無論如何尋找安身立命的基礎，到頭來他所能發現的都只是虛無，而他用來遮掩虛無這個真相的，不過是無聊與平庸而已。
從古到今，人必有一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從來就沒有作為人活過一天；可怕的是我的活著僅僅是活著，沒有任何意義，如同行尸走肉,可怕的是在我今天生活中我所滿意的這一切，等待著它們的是虛無。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這就為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意義，永恆的意義，這意義就是上帝對人無盡的愛。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需要愛，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需要愛。愛上帝、愛你的鄰居，這就是人生命的意義所在。
張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遠的師長。
上一次見到岱年先生是九七年夏，我從美國回國探親。那時先生已經八十八歲了，但還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見到他時那樣︰頭腦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邊大口地吃著紅燒牛肉和炒海參，一邊還說很香、很香，只是听力差多了。他開玩笑說，現在得對我大聲疾呼了。
與先生別後，心中總惦記著一件事，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先生九十大壽，願上帝保佑先生平安。
我是在大學學習中國哲學史時,才知道了先生的大名，等到多次細讀了先生的大作─〈中國哲學大綱〉之後，我不得不同意曹聚仁先生的評價，"宇同(即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其成就不在馮友蘭先生之下。"我那時以為，先生寫這將近六十萬字大部頭時,一定是老先生了，後來才知道，先生完成這部立身之作時年僅二十八歲，尚不到而立之年，時為一九三七。
親眼見到先生時，先生已經快八十歲了。那是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黨校理論部讀研究生，導師劉宏章邀請他的老師張岱年先生講課。先生拄著拐杖走進了教室，穿的中山裝已經洗舊了，是藍色的，提著不知是哪一個會議發的一個布包包，白色藍色相間。他說話有時有點口吃，像一個慈祥的老爺爺，沒有一點名流的派頭。若不是劉老師介紹，我怎麼也不會信這就是北大的名教授、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泰斗。
課後，按照劉老師的囑托，我和範鵬同學負責整理張先生的講課錄音。
整理先生的講課稿非常容易，記下來就是了。正如先生行文喜歡簡練一樣，他講課也簡練，沒廢話。當時我氣盛，在整理的過程中，沒有征求先生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地在他的稿子上增添了幾句話，當然也有根據，是他早年寫的〈中國哲學大綱〉。
稿子整理好了以後，我和範鵬騎了二十多分鐘的自行車,從頤和園後面的中央黨校,到了先生的家.師母給我們開的門,並說請進,請進.
我們把稿子交給了張先生,他看後微笑著說了兩句話，"加的好。加的好。謝謝。謝謝。"
我們告別時，先生站起來，要送我們倆。我們擔當不起，忙說:先生不要送了.
先生重復地說︰"要送。要送。"
先生送我們到了樓梯口，還舉起右手連連跟我們說︰"再見。再見。"
以後每次告別先生，先生都要送，都要說"再見、再見。"
這一聲"再見"，使我成了張先生的私淑弟子。
已經過了十多年，我還忘不了第一次見到先生書房時的感受，用兩個字就可以形容︰震驚。先生住在中觀園四十八樓第二層，兩個臥房一個小書房，此外在別處還有一間小平房，放書。先生的書房小到了轉不開身的地步，他見我和範鵬來了，就先站起來，把椅子轉過來，再坐下。我們兩人一個坐在靠著牆的舊沙發上,一個坐到了書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後，誰也動不了了，因為腿根本就伸不開。我怎麼也無法相信這位學術泰斗的居住環境如此寒酸，而這還是在北大，還是在文革已經結束了十多年。但先生似乎對此已經無所謂了，或者無可奈何了，他只想抓緊有限的時光，多寫幾本書、幾篇文章。
與先生熟悉後，我曾問先生為什麼不給這書房起個什麼名號。
先生笑了，說，你看這能叫什麼呢？想了想又說，叫蝸牛居吧。但緊接著又說︰蝸牛居，不雅，不能這麼叫。現在我想，先生大概還是有些怕，怕起了這麼個名字，傳出去了人家會說他發牢騷。
不久後我給先生送稿費，又進了他的"蝸牛居"。先生說這份稿費他不能收下，因為是我和範鵬整理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收下。我們怎能收！但先生堅持必須收下，至少要收下一半。
我們別不過先生，只好全收下了。我握在手中的不是幾十元錢，而是一個仁厚的長者對後生學子的一顆愛心。
先生淡泊于利，也淡泊于名。他的文集中的每一本書、每一篇文章，都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的。他擔任主編、和別人合寫的書，他一概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弟子按照他的思想和他一起寫的文章，他也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看法很簡單，"那不是我寫的。"
在北京的兩年很快就過去了。八七年夏，我要畢業了。有一天，先生突然打來電話，約我和範鵬去飯店吃飯，說是為我們倆人餞行。那時我正因為研究生班內的某些事情傷肝火，以為太不公道了。但就在此時听到了先生清清楚楚所說的那兩個字︰"餞行"，我很感動。心想，無論在京城的這兩年遭遇了什麼，遇到了先生這樣的一個人，值得了；無論自己這一生學到了什麼，有先生這樣的一個仁者作我的老師，值得了。
一轉眼，快十二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先生。又一轉眼，我在美國生活也快八年了。這八年多來，當我懷念我的祖國時，我的祖國的概念中包含了我的先生，正是在像岱年先生這樣的一個個中國文人的生命中，我撫摸著祖國的心髒。
和先生接觸幾次後，我發現先生同許多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學者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同是什麼呢？我仔細地閱讀了先生的書籍和文章後我發現，原來先生是以一個哲學家的眼光來看中國哲學史的，先生首先是一個有自己的哲學思想的哲學家，然後才是一個有獨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國哲學史史家。
我為這樣的發現而興奮不已。我不相信先生在從三七年到四八年的這十一年間，思想上是一片空白。
一次去山西,偶爾從山西出版社出的一套學者小傳中，我看到了先生在清華園解放前曾寫下了若干哲學手稿。在我的再三懇求下，先生拿出了他四十年前寫下的哲學論稿的手抄本，讓我讀了。那些手抄本都是仔細裝釘好的，有黃色的封面，文章是當年先生求人一字一字抄的，字很漂亮。把這些手抄本捧在懷里，我突然體會到了什麼叫如獲至寶。
這些論稿寫于四十年代，還沒有完成。四八年清華大學解放後，慢慢地，先生知道了自己的思想是不合時宜的，于是，五三年秋，先生求人把它們謄清後，就鎖到了箱子里，這一鎖，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來，我是它們的第二個讀者。後來先生告訴我，他沒想到他能親眼看到自己的哲學論稿問世。我知道，不是他不想，乃是不敢想。在那個特殊的時代，除了一個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過。
再三地閱讀了先生的手稿後，我興奮不已，好像在精神的王國中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原來，從三十年代起，中國就有這麼一個唯物主義的哲學家，批評當時"多數講馬克思主義的人，對于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學說，不問內容，不加分別，一概藐視，一概抹殺。"主張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為一"，即將唯物論、唯心論和分析哲學綜合起來。他提出了這個主張，並按照這個方向在中國哲學中進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綜合創造。先生的思想被鎖在箱子里三十多年，這實在是思想貧乏的中國思想界之不幸。因為早在一九三六年，孫道聲就著文將張的哲學思想概括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
八七年的那個春天，我一再勸說先生把他的手稿公諸于世，張先生听後猶豫了，說還是等待身後再發表吧。先生是不可能不想自己的思想公諸于世的，他幾次和我說，你說他們會發表這些東西嗎？又自嘲自己的思想是"奇談怪論"。
我似乎明白但又不盡明白，先生已經是快八十的老人，還怕什麼！是先生太謹慎了？還是太膽小了？是生來就如此，還是多年挨整被整怕了？反正情況就是那樣，先生的確怕。後來，在我和劉鄂培等幾個弟子的反復勸說下，先生終于下決心把書稿交齊魯出版社出版。只是堅決拒絕使用原來的書名─〈天人五論〉，擔心別人會說他太狂了。于是，為手稿取了個新名字，叫〈真與善的探索〉。
看到先生的過分小心和那麼多的擔心，我感到好笑更感到悲哀和憤怒︰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真是太淒慘了。當清華大學在劉鄂培先生的主持下將張先生多年的著作和論文匯集出版時，先生堅持書名只能用〈張岱年文集〉，不能用〈張岱年選集〉，生怕用了選**觸犯聖諱。他明知這是一個很荒唐的事。但還是堅持不能用選集，怕惹禍。我笑先生心有余悸，先生說，是啊。是啊。可有人老拿著鞭子啊，有什麼辦法。
得到了先生的哲學論稿後，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藏身于圖書館中，查閱了先生從三十年代起發表的絕大多數哲學論文、著作，還有手稿，寫出了─〈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當我最初的幾篇論文寫出後，我曾請先生過目。先生總是說；"很好。很好。"除了個別的錯字外，先生從不改動我的文稿，特別是在我對其學術成就和哲學思想的評價方面，先生從來不改一字。他只是反復叮囑我，不要評價那麼高，高了就名不符實了。
我想先生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高興地感到"吾道不孤"，有人評析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知樹大招風，擔心別人會給他扣上一頂辯證唯物主義的"異端"的帽子。好在時代終究不同了，公開批判先生的哲學思想的文章沒有了。但先生還是很謹慎，他堅持的唯一的修改意見就是︰書的付標題不能叫論張岱年的哲學，要叫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
〈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出版後,我送了一些給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同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志工作的著名學者龐樸來信說:"季同先生聞道(辯證唯物)最早,治學最勤,坎坷最大,生計最苦,在同輩人中,也最少為人知.今得足下悉心闡揚,非唯先生之福,亦讀者之喜,學界之盛舉也"。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張先生在總結他一生的經歷和思想的"八十自述"這本小書中,說"近幾年來,有幾位及門學友對于我的哲學思想頗感興趣,寫了一些評述的文章,可以說是我的知音"，被先生視為知音的,首先就是他最得意的入門弟子程宜山君.緊接著先生就寫到，"1986年我應劉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黨校為研究班講課,听課的有同志,對于我的議論很感興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寫了許多篇論述我的見解的文章,進行深入的分析評述,1988年集我一書,題目是(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是關于我的思想的專著,由劉鄂培同志寫了序文."先生如此厚愛,令我十分感動，而我讀到這個小書時,人已經去美國多年了.
在研究張先生哲學思想的過程中，我深深地佩服先生學術修養的深厚。自己過去一直以為先生的國學功底深厚，但接觸後才知道先生對西方哲學特別是西方分析哲學有很深的了解。先生告訴我，在四九年前，他讀英文的哲學原著比讀中文的多。我在圖書館的舊報刊中也發現，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先生就向國人介紹過了維也納的哲學。
先生告訴我，大學時代，當時西方分析哲學最新的哲學著作一出來後，他的哥哥申府先生就向他推薦，他就一本接一本地讀了。
別看張先生是一位難得的大學教授,但他當年上大學時,卻不是循規守矩的好學生，他當時考上了清華大學，而那時清華大學的學校當局居然對學生的軍事訓練，先生實在手不了了,讀了幾個月，就退學了。
後來到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張先生不僅不喜歡听課，也常常不去听課，只是一個人鑽進哲學書籍中苦讀、深思、明辨，並為此而廢寢，而忘時,就因為他老缺課,所以他還多─念了一年。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張先生知道自己無法再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講授哲學理論了，從此後，他就不再接觸英文哲學原著了。
文化大革命時，先生被命令搬到一個只有一間半大的小房子，他不敢抗命。為了搬家，他不得不賣掉四平板車的舊書。我猜，這些舊書中一定有許多英文書。不過，我還沒問過先生，下一次回國得記著點。
在研究張先生思想中，先生告訴我，中文所翻譯的羅素的"感覺材料"一語，不準確，應當翻譯為"感相"，"唯物論"、"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應分別譯為"物本論"、"心本論"和"理本論"，等等。從先生的學養中，我明白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哲學為什麼可能出現一次短暫的繁榮，因為那時的學人首先是個讀書人，讀線裝書，也讀西洋書。
不過先生也對我坦誠地談到了自己在治學中的不足，他說，我對佛學沒有深入的研究。這可能是受先生的情感所影響的。先生自青年時代起，就深深地看到了佛學的流弊，國民由于沉溺于談佛之中而國民性懦弱。多年以來，先生一直弘揚一種剛健有為的人生觀。他認為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精華的思想就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他為自己立下這樣的座右銘︰"直道而行"。
但天底下真的有正道嗎？人若定意"直道而行"，他面臨的是什麼！
一九五七年那個蕭瑟的涼秋，先生遭受了平生第一次大厄運，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只能說是"揪"出來的，因為張先生一生篤信辯證唯物主義,如何是右?但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了，你想不是都不行，因為上面已經把你緊緊抓住了，且不放，且窮追，且深挖，且組織群眾群起而攻之，且往死里打，直到讓你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承認自己是階級敵人，被打得好,直到把你狠狠地扔到階級敵人的行列中，再宣布你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
被打成右派，此乃先生平生第一之奇恥大辱。先生對我說，我當時真誠地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笑先生的真誠其實是天真。先生點頭稱是。
先生雖然在思想的王國中可以縱橫古今中外，但對政治卻一竅不通。听到領導號召給黨組織提意見，還很感動，覺得黨這麼信任群眾,要是再不對黨交心,就對不起黨了.于是,他就真的就提了.
時間,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地點,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工會小組會.
他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
其實他真的不該提意見.因為不久前,當他去探望他的前輩熊十力老先生時,熊老先生就誠懇地告戒他千萬不要說什麼話,你要是一不注意,別人就會把屎盆子扣到你頭上.
但張先生認為自己相信唯物論,擁護社會主義,不會有問題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確被黨組織那麼誠摯的請提意見的懇求感動了,他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
我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鐘的意見，先生幾次一字一句的告訴我。
他的意見如下:
三反五反,我都積極參加了,但覺得有一些問題.清華搞三反運動,一些老教授,如馮友蘭先生,潘光旦先生,檢查了三次才通過,未免傷了知識分子的感情.
肅反運動時,系里開了批判王錦第的批判會,後來又宣布,據調查,王錦第的問題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經交待了,沒有新的問題.為什麼不先調查後討論呢?不先調查,卻先開批判會,這不合適.
接下來,張先生又盛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的英明.
張先生講話慢，若是稍微講快點講，那十五分鐘的話不到十分鐘就能講完。為了這十五分鐘的意見，先生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被打入另冊─不在人民的偉大行列之中達二十二年之久。按五年來算，那是每三分鐘的話，要用一年的時間來贖罪！按二十二年來算，那是每一分鐘的話，要用近一年半的時間來贖罪！
最使先生傷心的是，一些人深文周納，給他加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連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大綱〉都成了"徹頭徹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荒謬絕頂的壞書"，他想安靜地作研究成了企圖在學術界"給舊王朝留一塊蔣管區"。這些人中，有的是他昔日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學生，過去見面這些人都口口聲聲地稱他為先生，如今卻給他帶上了一頂頂置他于死地的大帽子。
這真像那本古老的聖書所斷言的那樣︰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誰能猜透呢？
許多過去見面打了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招呼的熟人，現在見到先生的身影都遠遠避開了，好像逃避瘟疫一樣。實在無法回避了，他們就好像沒看見先生這個人似的，連白眼都不肯送一個。那已不是眼中無人能形容的了，簡直就是眼中無物。此時的張岱年先生其實是連一個物也不如的。
幸喜堂堂的北大仍然還有那麼幾個堂堂正正的人，維系著北大學人的良心。金岳霖、朱謙之、唐□諸位先生與岱年先生相遇時，仍然以常禮相待，就是說還敢于打個招呼。先生的老朋友張恆壽、潘炳皋、王維誠、孫楷第還能與他保持友誼。而熊十力、周禮全先生知道他受誣告後竟敢來安慰岱年先生，那就已經不是冒天下之大而不諱所能形容的了。那是天地間、那是北大這個中國的學術殿堂所殘留的一絲浩然正氣！有了這一點正氣，半個世紀後回首北大的學術良心，人才有了一聲嘆息︰北大啊，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你畢竟沒有天良喪盡！
三十年後，當我翻閱當年的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哲學研究、新建設及其北大校內的一份通訊時，我震驚了。我為北大感到深深的恥辱。我發現，當年公開點名批判張岱年的反動言論的袞袞諸公，竟然是如今我仰慕的一個個大名鼎鼎的學者。北大，這個中國學術的聖殿，和當年其他的藏污納垢之地一樣，居然有這麼多令人羞辱的靈魂。而這樣的靈魂，竟還充當青年學子的導師。生而為人,他們何至如此地大義滅親、滅長、滅友、滅師！不，他們滅的是道！他們滅的是師道！他們滅的是人道！
我知道，那是一個良心與真理同時泯滅的特殊時代，一些人失足，只是由于懦弱。自己若不去批判人，就會被人批判。當然也不乏那樣的人，他們踏著弱小者的身體，用無辜者的鮮血來染紅自己對在上者的紅心、忠心。不過，我想知道的是，風息雨過後，這些人的良心甦醒了沒有，就是說，他們是否懺悔了？至少，對自己深深地傷害過的人說一聲道歉。
我問先生，有人跟你道歉了嗎?
先生說有一個人。
也就只有這一個人。
在參入編輯〈張岱年文集〉時，我建議在匯集先生五十年代發表的那些論文時，仿照魯迅先生，在文集的後面編一個附錄，把當年批判他的那些文章包括對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的文章匯集一起，立此存照。
先生不同意，說過去的事，算了。
我問先生當年他是怎麼樣熬過來的。先生說他曾想過以死抗爭，但死也不容易。死了就成了"自絕于人民"，孩子還小，妻子又沒有工作。活著不被當成人，死也成不了屈死的鬼，只有在患難中煎熬、忍耐，任人踐踏。
先生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孟子，這時，他常常默誦孟子的話語。孟子高標的大丈夫之浩然正氣，給了他在絕境中活下來的勇氣。但是，痛苦與恥辱畢竟是真實的、實在的，深夜里，先生常不能入睡。獨自一人，面對著弱妻幼子、長夜孤燈。斗室之內，他起而行，坐而思，卻始終無法排不出心中的那一份孤獨、憤慨和悲蒼，只有一個人默默地背誦三國中的一句古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好一個"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先生的確有由"自知"而來的一份自信與傲骨。雖然他昔日的同事與學生寫了那麼多文章批判他，但是，他不僅一篇也不讀，連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報已經送到門口了，老伴已經讀了，但他還是不讀，一個字也不讀！
二十多年後，我把這些奇文收集在一起了，問先生有沒有興趣看一看，至少知道是誰寫的.
先生只說了兩個字︰"不看。"
我想起了魯迅的一句名言︰最高的輕蔑是無言，甚至連瞧都不瞧他一眼。
從五七年到七七年，張岱年先生在學術研究上是一片空白。我為此而感到痛苦和憤慨，不是為先生一人，而是為我們中華民族，為我們的中華文化。先生寫中國哲學大綱時，年僅二十六歲，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寫成了近六十萬字的大作。而後的七八年間，又將其獨特的哲學思想簡要地寫成〈天人五論〉。從而達到了他思想的最高峰。他從開始學術研究初始就弘揚唯物論，渴望創造一概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新唯物論，復興中國哲學。
四九年以後,岱年先生雖然知道自己的"新唯物論"是要被看作"奇談怪論"的，但他多少還抱了些幻想，以為自己可以傳揚唯物論了，唯物論可以在新社會中有一個大的發展了。但現實很快地就把先生置于阿Q那樣可悲的地位︰研究唯物論，你配嗎？
不配!
痛苦地掙扎了幾年後，張先生承認了這一點。于是，他就放棄了二十多年來對哲學理論的不倦探索，只研究中國哲學史了。再于是，他就連研究中國哲學史也不配了，被分配去注釋中國哲學史資料，那還是為了在生活上給他一條出路。連再于是的年月中,他就只配寫檢討了.整整三十年間，先生不再有也不敢有獨創性的哲學思想研究。等到再有了學術研究的少許自由後，先生已經是七十歲的老翁了，垂垂老矣。
此後這二十多年來，先生一直在作最後的一搏，在他的研究中有許多思想的閃光，但是，他已經無力完成他未竟的天人新論了，這是先生平生最遺憾的一件事。有一次先生在書房中對我說︰"〈天人新論〉完不成了，永遠也完不成了。"先生說這番話時，語調平靜，但那平靜的語調後有多少悲哀和憤慨，只有天知道！
先生的弟子中，程宜山君好學深思，對先生的思想深知其意。程君立志承繼先生的衣缽，發揮、擴充先生的思想。先生對程君也抱有厚望。不幸的是程君英年早逝，累死了，這使先生非常悲痛。
自先生視我為私淑弟子之後,對我多加指導,我雖然深知自己學養非常不夠,但也渴望能闡發先生的思想,與先生合著一部(文化綜合創造論)的提綱已經擬就,但風雲突變,並且我又從此離開祖國,于是,這個夢想就實現不了了.深愧先生教悔之恩.
來美多年後,,我信了耶穌,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先生,但又怕先生傷心.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來信說:"人總要有信仰,或有哲學信仰,或有宗教信仰,如果沒有信仰,便會覺得生活無意義了.你信仰基督教,這也是由你的生活你的境遇決定的.有信仰就好."
先生少年，英氣勃發，我不得一見。及相見時，先生已是一仁慈厚道的長者、老先生了。其後閱讀先生五十多年中寫就的論文和著作，我漸漸地發現，先生變了，三、四十年代著書立論時的直抒己意，無所顧忌的狂放之氣象已經不見了，他也不得不戴著鎖鏈跳舞了，並且，漸漸地也習慣于戴著一、兩根鎖鏈在跳舞，自然，這也就很難在哲學思想上有大的突破性的建樹了。
先生老了。
雖然先生老了,但張岱年畢竟是張岱年，他雖然不敢暢所欲言了，但仍執著著做人的那一份骨氣，即使在面臨困境的時候，他依然挺直了脊梁骨。
先生本來是有條件"紅"起來的。
五十年代初期，國內思想文化界的批判運動一個接一個，只要抓住一個大家都痛打的"落水狗"，寫幾篇大批判的文章，先生就有可能憑借好風，直入青雲。但是，先生不批胡適，不批梁漱溟，連馮友蘭也不批。領導上已經向他提議了，但他保持沉默，就像沒听到似的。如此這般，就不能被領導只看作是不識抬舉了，而是在政治上沒有與地主資產階級劃清界限。
馮友蘭先生與岱年先生是親戚，多年交往甚密，但哲學思想卻相距甚遠。先生二十四歲那年(一九三三年)就著文批評了馮先生"理在事先"的唯心論。但他在解放後卻不肯批馮，也從沒有把馮的唯心論同國民黨、同地主資產階級聯系起來。先生既然不去痛擊所謂的國民黨的幫凶、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就只能被當作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而被人痛擊，這是那個時代的情與理。
在"批林批孔"這場政治運動中，先生被派去為"工農兵學員"講解孔子的思想資料。先生雖不敢對于一些有意曲解孔子思想的觀點提出反駁，但絕不曲學阿世，只是老老實實地講解他所了解的孔子思想資料，仍然是一個不識時務。
有一次，我和張先生聊天，有感于先生的學術生命被糟踏了二十多年，我問先生，他是否後悔。又問，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先生明明知道自己的思想不會容于當世，為什麼沒有離開大陸？去台灣，或歐美？先生沒有直接回答，他講了金岳霖老先生的一個故事，七二年金先生听到美國總統訪華的消息時說，我們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站起來，這就是先生心中揮不去的對中國人民的深情。
八七年離開北京之前,我請先生給我寫幾個字,作為我人生的座右銘,先生于是寫了兩句話相贈:一句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另一句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我想到張先生這麼多年來走過的人生之路時,我突然明白了,這不就是先生的心靈寫照嗎?
寫于1998年深秋，芝加哥北郊
修改于2002年年底
基督教書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