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
作者:海伦·凯勒
走出黑暗与寂静
 大学生活 遇见马克·吐温 不服输的人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怀念贝尔博士 热烈的反战运动 拍摄电影 杂耍剧院的生涯
 慈母去世 意外的喜悦 走出黑暗与寂静  
走出黑暗与寂静  大学生活
    以上我所描述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生活,现在让我来说说大学二年级以后的情

    形吧。

    《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所集成的。当时

    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想把它们整理出版的计

    划,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

    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

    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啊,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记者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

    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

    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

    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

    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

    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g.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

    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

    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

    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

    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

    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等时,竟不知所措。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

    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

    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就这样我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

    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

    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

    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

    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锐、感情丰富杰出的文学家。对我而言,当时的他既是

    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遇事时不可缺少的商量对象。如果现在所写

    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可以帮我的忙

    了。

    前面曾经提过,在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

    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

    我的,因此往往必须学习到半夜,而此时此刻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了。洛奇老师与维

    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

    习,所以常常跟不上进度。

    mpanel(1);

    现在,红十字会已经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编者按:指1928年),可

    以阅读好多好多书呢!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不超过叨本,每一本对我而

    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

    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不用别人

    帮忙也可独自用功了。”觉得十分快慰。

    在学业方面,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这也许

    与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像力、

    知识性强的文章。因此,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

    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不已。

    我推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多数教授的讲

    课对我来说都像留声机一样,机械性地听讲而已。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

    隔壁,可是我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也

    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

    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

    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融洽地玩在一起,不过大

    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我沟通和交流。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

    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

    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功课方面必须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觉得很吃力的话,我相信自

    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们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

    但最后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

    其中有一只名叫汤玛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特别好看,但很

    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猛摇尾巴,

    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

    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玛斯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

    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如何?”

    此言一出,汤玛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

    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

    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

    门面对马路,但屋字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

    屋里时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花,拿到

    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

    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

    家相处甚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

    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

    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

    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一度曾经是我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

    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了十来里的

    乡村小路,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

    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

    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接队南

    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

    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

    目,令人陶醉。

    天气清凉的冬夜里,我们租着有蓬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

    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

    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

    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

    追根究底。

    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邪恶的势

    力、黑暗的一面,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

    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构建乌托邦的理想是没有意义

    的。但是又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些较冲动的激进分子正想找“叛徒”决

    斗呢。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

    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

    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相偕到野外去采草莓,

    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偷快的日子里,4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

    时的报纸曾报导过毕业典礼中的我与莎莉文老师,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

    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

    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

    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

    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

    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的表现更是杰

    出,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

    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

    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最遗憾的

    是,母亲因为生病不能出席典礼。校长只是做了例行演讲而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

    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

    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

    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

    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地是我们计

    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

    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

    夸大报导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同时还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

    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

    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与莎莉文老师居住的,哪里是如此豪华的房子?事实上那是

    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的四周附带了7英亩荒废已久的田地。老师

    把挤奶场与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了,变成一个大房间,权充书房。在书房里,约

    有盲文书籍一百册左右。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

    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

    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在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

    受着和风舍不得进房,足足呆了一个多钟头。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枝叶绕着栏杆

    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花开时,扑鼻的香味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

    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

    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

    飞来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我正在猜测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

    “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量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

    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

    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传给我这些信息: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

    ——威、飞——普——啊——威”,我凝神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能分辩出它的

    节拍与情调,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

    能早就停在那儿,哦!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说:“现在,两只鸟已经卿卿我我地在苹果花间互诉衷曲了呢!”

    这幢农舍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

    时年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

    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

    到柏金斯盲校来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

    饭,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游,童星莱特也多半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

    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可是史波林先生总是弄不清我的意思,我因此

    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

    一下,可是不管我多么努力练习,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

    波林先生来时,我仍然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

    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

    法忘怀。

    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

    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可是

    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最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他把糖业公

    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老师与我第一次踏进这栋屋子,打开窗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

    时,无不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与我们同在。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位好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

    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在一幢白色美丽房子里进

    行。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回到南部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与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

    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让我出乎意料的惊喜,如同做梦,

    样。梅西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到处洋溢着木兰花的芳香,而且有最悦耳的鸟鸣声。”

    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可能把鸣叫的鸟语视为对他们新婚的最好的祝辞了。

    最后,我们一行4人一起回到连杉的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多事

    人纷纷揣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

    至还有人基于这种心理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

    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莉文老师是一个心地高贵、仁慈的诚实人,而梅西先生也是一个和善热情的

    人,他讲的故事常常弓俄发笑,而且经常灌输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新知给

    我,偶尔也和我讨论一些当前的文学动向。

    我曾经因为打字机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

    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我应邀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杂感》,主要在描

    述我身边的一些琐事。由于简·奥斯丁女王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书,因此我把稿子

    结集出版时,就把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我写

    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也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

    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去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

    天,我们到野外整修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

    篇对春之喜悦的歌颂。

    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协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

    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不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是经过我

    们吟咏再三,反复斟酌、修改再修改。梅西先生常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

    去做,如果还有不好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抵达连杉后,想到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开始兴起养家畜、种农作

    物的念头,打算过着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仅有从康桥带过来的那只名叫

    费兹的狗而已。费兹在我们搬到此地一年多之后就死了,后来又陆续养了几条狗。

    我们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

    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计划遂告失败。

    我们觉得有几间屋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

    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三次。然而那

    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也就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

    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所以

    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刚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那马忽做人立状,一声长嘶,

    然后拔腿狂奔,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只身上还佩戴着马

    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不得已,我们只有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

    济状况比较桔据,有人劝我们栽植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

    苹果来。到了第5年,树上开始结果实,我很兴奋,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

    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大声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

    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

    下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看呆了。然而就在这时,这群大大小

    小的不速之客竟然毫不客气地狂势猖撅一番。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地出去

    查看“灾情”,不看还好,一看之下都愣住了。

    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的各种农牧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回忆中,那却

    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在院子里,梅西先生特别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

    果实成熟时,我都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

    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妙法,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

    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独自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森林里面有高高的秋麒麟草,

    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公尺长,也就是说,我不

    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件事对我的意义非

    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许多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自由的

    滋味,我常常独自走出去晒太阳,心情变得十分愉快。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

    的,我由衷地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

    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想过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
走出黑暗与寂静 遇见马克·吐温
    早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时,就听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

    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

    莉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伦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

    当我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

    趣谈吐使我觉得十分开心。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

    见过几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

    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

    鼓励我。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许多名流演说,听众有包括日

    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现状,他说:“大约600名菲律宾

    妇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把他们悉数围杀了。几天后,这

    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

    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

    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着

    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

    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

    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

    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吐温先生一向很关心我,事无巨细,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十分热心。而且,

    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师的,因此,他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

    朋友之一。

    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

    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

    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第二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

    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许多工作可以打发时间,几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

    常为了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

    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

    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伦,你知道吗?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

    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位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

    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

    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幽默。

    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美国人的一切优点。他在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

    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3位马上

    到我舍下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

    于是,我们一行3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

    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

    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马车缓

    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我们的人告诉

    说,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着我们呢。马车终于进入了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

    我:“啊!吐温先生在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

    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

    充满了活力。”

    我们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爽的松香。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

    茶,吃着涂了奶油的吐司,感到无比的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如果再涂

    上些草毒酱就会更好吃。

    休息过后,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

    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边,有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直射进来,是主人经常喜欢流

    连之处,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过走廊,就是饭厅,然后又是

    另一个卧室。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吐温先生最常逗

    留的地方。吐温先生领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听了就直

    觉地问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又说:“说得也是,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

    闭上眼睛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

    接着,我们往楼上走,参观主人的卧室,欣赏美丽花样、古色古香的床铺。

    太阳即将西沉时,我们就在大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景色。

    “海伦,你不妨想像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些什么景象。我们所在的这

    个丘陵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远处是一大片辽阔的松林,左右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大

    小山丘,其上有断断续续的石垣,头顶是微带灰暗的天空。整个景象给人的感受是

    自由的,因为它相当原始,令你觉得无拘无束。你闻闻看,那阵阵的松香是不是妙

    透了?”

    我们的卧房邻着吐温先生,室内的壁炉上摆着一对烛台,烛台旁是一张卡片,

    整齐地列出房间内贵重物品的放置地点。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原来此处曾遭小偷

    光临,吐温先生为了免于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干脆明白地指出放置地点,想偷的

    人就自己去拿吧!这种作法很合乎吐温先生的幽默个性。

    用餐时,客人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主人则担任娱乐宾客的角色。我

    们常感到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后,不向主人道谢会于心不安。可是吐温先生的想法

    不同于一般人,他惟恐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沉闷,因此常说些笑话来逗乐大家,

    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每句话都那么生动有趣。

    他甚至常站起身来四处走动,一会儿在餐桌这头,一会儿到餐厅那头。有时一

    面说着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后,问我最喜欢什么。心血来潮时,就随手摘朵小花,

    让我猜猜是什么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像个孩子。

    为了测验我的警觉性,吐温先生会忽然偷偷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

    观察我,看看我对琴声所引起的振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对我说,吐温先

    生一面弹琴,一面观察我的样子非常有趣。

    吐温先生家的地板铺的是磁砖,因此一般的声音我不太有感觉,可是音乐的振

    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因此我有时会很快就察觉,这时,吐温先生会比我更兴奋。

    晚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早上约10

    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就去向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多半穿着

    漂亮的晨裤,半靠在枕头上,口述文章,而由秘书速记下来。某天,他一看到我进

    房,就对我说:“今天午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看看这附近的田园风光好

    吗?”

    那天的散步非常愉快。吐温先生穿着毛皮厚外套,戴着皮帽,他亲切地牵着我

    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着,一面向我讲沿途的景色。根据吐温先生的描述,

    我知道我们在一条介于岩壁与小河的小径上,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饱览了小溪与牧场的风光后,我们来到爬满藤蔓植物的石垣前,细数石头上残

    留的岁月痕迹。

    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山路,吐温先生感到有些疲倦了,决定由梅西先生先行回去

    叫马车来接我们。梅西先生走了之后,吐温先生、莎莉文老师与我三个人打算走到

    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马车。

    可是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山腰的大路仍有一段距离,其间要经过一段满是荆棘

    的窄路,以及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是一片长满青苔的滑溜地面,好几次都差点摔

    跤。

    “从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尾随松鼠爬到树上去。”

    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幽默的本色,谈笑风生依旧。可是路确实越

    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而行。我真的开始担心是否迷了路,然而吐温先生又安慰

    我说:“不必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走进地球

    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

    他说的不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问题是,我们与路之间横着一条小溪,

    而且溪水相当深。

    “到底要怎样渡过这条小溪呢?”正当我们访惶无计时,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的

    身影出现了。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你们。”

    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立刻着手拆除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一座临时的小桥,我们

    得以顺利通过。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

    心,继而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

    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们在吐温先生家盘桓数日,临走的前一夜,吐温先生朗诵《夏娃的日记》给

    我们听。我伸手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的悦耳感人,每

    个人都听得人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一向过得特别快,我们不得不整装回家了。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

    送我们的马车远去,一直走了好远好远,还看到他在频频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

    频回首,望着那幢在视线中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暮色苍茫中成为一个紫

    色的小点为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想,可是谁也

    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了。

    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曾再来过这所住宅,但已人事全非,那间有大壁炉的

    起居室内,已显出乏人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兀自开着花,似

    乎在怀想过去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走出黑暗与寂静 不服输的人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

    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

    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

    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

    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

    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

    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

    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

    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

    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

    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

    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

    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

    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

    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

    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

    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

    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

    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

    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

    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

    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

    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

    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

    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

    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

    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

    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

    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

    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

    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

    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

    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

    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

    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

    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

    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

    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

    “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

    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

    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

    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

    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

    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

    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

    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

    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

    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

    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

    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

    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

    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

    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

    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

    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

    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

    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

    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

    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

    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

    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

    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

    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

    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

    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

    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

    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

    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

    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

    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

    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

    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

    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

    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

    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

    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

    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

    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

    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

    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

    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

    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

    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

    一部分。
走出黑暗与寂静 鼓起勇气上台演讲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

    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

    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

    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

    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

    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

    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

    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

    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

    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

    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

    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

    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

    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

    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

    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

    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

    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

    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

    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

    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

    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阴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

    盛顿市区内热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

    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军乐

    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热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

    “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

    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

    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走出黑暗与寂静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

    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

    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

    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

    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

    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

    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

    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

    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

    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

    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

    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

    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

    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

    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

    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

    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

    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

    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

    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

    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

    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

    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

    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

    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

    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

    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

    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

    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

    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

    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

    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

    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

    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

    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

    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

    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

    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

    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

    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

    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

    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

    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

    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

    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尤

    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去,他告

    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

    备。”

    在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

    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

    场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

    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

    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之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用的东西。如果

    不是由于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吧!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给

    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

    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出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

    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与我们同住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纽康博士,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大谈

    月蚀、流星及彗星的种种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

    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

    有谁来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可是我觉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况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

    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

    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

    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岂不是太可怜了

    吗?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

    较这些而同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吧?”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且不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

    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

    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大建筑的顶上会有小型飞

    机场,就像现在家家有车库一样,以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将来临。博士还说,下

    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为主要战场,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比巡洋舰更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

    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

    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

    验。因此,当我在6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还着实吃

    了了惊呢!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

    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贝尔博士在1922年8月3日去世,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说起来这个地方

    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某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

    雷电闪,星云交会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已

    经丧失了一生最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程的演讲旅行后,疲累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

    来感到茫然而不安。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桔据了。过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们生活

    费,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

    无法如愿。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

    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

    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不失礼的情形下予以婉拒。当时的我年轻气

    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

    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卡内

    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

    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

    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

    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

    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

    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已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

    重视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感动!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人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在1至1.5美元左右。”我如

    此回答时,没想到他竟说:“啊!这种票价太贵了,我想如果一张5毛钱的话,就

    可以有更多收入。对了!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毛5.”

    我与老师仍然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

    由于身体太虚,无法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

    内不必求助于人。我苦撑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面临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那是隔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

    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

    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

    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同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

    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给我这种机会,

    我觉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这样,我与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

    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也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

    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
走出黑暗与寂静 热烈的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

    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

    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

    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

    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

    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

    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

    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

    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育又聋,可

    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

    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

    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

    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

    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

    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

    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

    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

    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

    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

    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握大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

    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

    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

    昏时倘祥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

    连忘反。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

    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

    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

    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

    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

    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

    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

    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

    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

    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

    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

    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

    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

    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

    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

    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

    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

    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

    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

    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

    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

    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

    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

    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

    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

    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

    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

    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

    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

    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

    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

    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

    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

    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

    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

    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

    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

    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

    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

    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

    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

    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

    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

    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

    :“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

    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

    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

    **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

    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

    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

    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

    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

    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

    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月。她们在波多

    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

    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月

    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

    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

    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

    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

    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

    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

    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

    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

    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走出黑暗与寂静 拍摄电影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

    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

    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

    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

    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

    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

    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

    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

    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

    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

    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

    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

    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

    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

    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过去从未遭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

    我惊喜,从来不知道踏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

    上,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会见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

    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

    屋……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

    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

    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

    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

    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

    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

    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

    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

    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恰,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

    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

    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

    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

    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

    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

    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

    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

    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界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

    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

    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

    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

    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

    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

    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

    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

    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

    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

    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

    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

    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

    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月岁的老头子,那时的

    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

    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

    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

    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

    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

    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

    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

    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叨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

    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

    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

    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

    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

    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

    “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

    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

    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

    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

    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

    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

    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

    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

    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

    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

    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

    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

    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

    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

    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

    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

    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

    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

    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

    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

    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走出黑暗与寂静 杂耍剧院的生涯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这期

    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

    考虑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

    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

    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

    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

    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

    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

    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人也丰厚。虽然名为

    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

    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

    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

    每场仅叨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

    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

    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

    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

    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

    得有点不是味道。只是,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

    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

    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

    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

    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

    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幽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

    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

    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

    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

    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

    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

    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

    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

    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

    寞。
走出黑暗与寂静  慈母去世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

    我们正在洛杉矾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

    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

    更多的难舍情。康。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

    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

    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

    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

    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

    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百说不厌,还说某次家

    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

    兴奋,老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

    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了

    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成又育又聋时,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

    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因为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的个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

    幸,心情当然更落寞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

    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

    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吧!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

    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

    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

    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

    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

    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

    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

    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

    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

    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

    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

    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

    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

    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

    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

    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

    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

    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

    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

    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

    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

    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

    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

    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

    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

    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

    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

    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

    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

    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

    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不要太麻烦别人,宁可静静地离开

    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

    事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

    我不曾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

    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

    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当天,我还记得很,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对自己问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已经很

    大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岁数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

    “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如此。

    当我回到后台,内心的悲哀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我激动得无

    法思想,无法动作。虽然,我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母亲,

    可是眼前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是如此寂寞。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

    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低呼:“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

    多么好啊!”

    直到次年4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

    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

    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

    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走出黑暗与寂静 意外的喜悦
    经过长期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

    构终于成立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在

    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

    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

    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害怕了。当我

    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不乐

    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

    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

    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

    地去演讲了。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

    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

    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

    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3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123个

    大小城市,参加过249场**,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

    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

    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尤其是狮子会的

    会员,他们对残障儿童的照顾真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予同样的关爱,因此,募

    款工作几乎成为会员的主要活动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

    得喜悦的事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D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

    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另一件是

    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辉煌;第三件喜事是由于美国

    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以统一。不仅如此,第一座国

    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拔出一大笔经费来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

    十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

    以—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宽慰。

    1926年冬,我们游说旅行来到了华盛顿,其时正逢国会中通过了有关拨款筹建

    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我们闻此喜讯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

    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然

    后又很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

    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

    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果真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呢,而且捐了不

    少钱给基金会,连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与我们的服务工作。这位第一夫人果

    真对聋哑者非常热心,替聋哑者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

    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

    我万分感激。

    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义不容

    辞地向市民们高呼,结果我们虽然只在该地**一次,便募得4.2万美元。不仅如

    此,会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则1美元,多则达4500美元,光是这个城市

    的收获就很可观。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

    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万美元。

    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

    反而募到了1.5万美元之多。

    众所周知,电影明星的生活远比一般人富裕,我预计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可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矾去,回信却只有一封,那是

    一位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来的,其他人则无片纸只字的反应。为此,我

    们对于玛丽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

    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

    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热心地引

    导我们参观试验场。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的仙人掌

    有许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会刺伤手,他则加以改良,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就

    是没有刺的。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那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我联想到

    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

    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

    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

    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以去年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

    都捐了不少钱。迄今为止,捐款的人已不计其数,已经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姓名,

    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

    心,而且世代传下去。

    老实说,募款本来就是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累积,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

    我们的协会就无法像目前这样依照计划推展工作。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都有支

    票从信封里滑落下来。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来自世界

    各地,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

    1美元。

    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

    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

    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在纽约的安迪**时,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丽

    的玫瑰花。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却永远

    绽开在我心田的花园中。
走出黑暗与寂静 走出黑暗与寂静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

    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

    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

    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

    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

    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至8种杂志。此外,

    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

    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

    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

    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

    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

    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

    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

    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

    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

    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履,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

    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

    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

    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

    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

    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

    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

    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

    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

    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

    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

    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mpanel(1);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

    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

    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

    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

    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

    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

    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

    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

    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

    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

    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

    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

    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

    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

    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

    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

    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

    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实业界的大亨,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

    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

    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

    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甚至连吃饭都可以省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

    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

    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

    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像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使

    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有点诧异地说:“幄,你这么想?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反正人类说的话

    多半无关紧要,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

    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

    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才见到的。

    福特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到工厂里去参观,并且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他成功

    的经历:“开始时,我的动机是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

    试验,我对汽车就越来越内行了……其实,有好构想的人何其多,只是大多数人不

    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有也等于没有了。”

    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以后,我不禁有一个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视为

    像福特工厂一般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率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缩短工作

    时间,却拿到更高的报酬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须工作几个小时,则衣食住行都不匾乏,还能有四五个小时

    的自由时间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是痴人说梦,福特固然是

    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适合整个世界,因为国家毕竟不能视同工厂去

    管理啊!

    在那次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了一大笔钱,他

    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们,并非为了怜悯,而是因为他们

    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感受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中出现一阵不安时,我就知道我该到纽约

    去散散心了。纽约市内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欢到热闹嘈

    杂的地下铁路沿线逛一下。像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回来后,我的活力又可恢复了,因

    为我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地活着。

    从繁华的城市重返宁静的田园,会感觉到自己的庭园分外可爱,虽然有人嫌它

    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场所。

    我时常独自从前门的阶梯下来,沿着小径往前走,到尽头时一拐弯,就是我平

    常散步的马路了。小屋的四周有最宜人的景色,尤其每年的6月,郁金香与风信子

    全都展开了笑靥,我们就像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在我走往小凉亭的马路两旁,

    满是移植自德国或日本的菖薄花。6月真是个奇妙的月份,连树木都舒展了四肢,

    伸出的技桠似乎想向我们倾吐什么。我有时会觉得,树木真的在对我说:“你们人

    类何时才能学会这样站着不动呢?”有时则说:“看看那不安分的海伦,在花草丛

    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横生的小枝桠,无异是对我指指点点的

    小手指。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不像树木一样,固定站在某一个地点上呢?树木虽然不

    会移动,不是照样生长得很好吗?甚至比人类活得更快乐更长久呢!

    近来,我常为了劳资双方对立以及战争的问题而失眠,我奇怪人类为何不把花

    在战争上的精力转而投注在研究如何改善人类生活、迈向理想境界的方向上去?如

    此世界不是可以更美好吗?不过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来临。

    我盼望世界能早一天实现和平,让人类过得更幸福,到那时,人们就不必再期

    待身后的天堂了。

    最近,我常独坐书房中沉思:“如果当初郝博士不曾设计出这套教育盲聋者的

    方法,那我的这一生将变成什么样呢?”

    据说在郝博士想到要教育萝拉时,当时的法律上还明文规定着:盲聋者视同白

    痴。

    莎莉文老师在柏金斯盲校时与萝拉同寝室,所以对她的事很清楚,而第一个教

    莎莉文老师手语的,就是萝拉。

    当莎莉文老师告诉萝拉,她将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教一位又盲又哑又聋的女孩时,

    萝拉很高兴,同时嘱咐她:“不要使这个孩子养成太骄纵的个性,不能因为她有残

    缺就凡事顺着她,而使她变得太任性。”

    临走时,盲校中的那些女孩子们一起托莎莉文老师带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

    所穿的衣服就是萝拉亲手做的。我就是靠这个洋娃娃而学到“DOLL”这个字的。

    我初抵柏金斯盲校时,莎莉文老师头一个带我去见的人就是萝拉。当时萝拉正

    在房中编织,由于很久没有见到莎莉文老师,因此非常欣喜地迎接我们。同时也吻

    了我。可是当她看我想伸手去摸她所编织的花边时,就很快地把花边移开,并且用

    手语对我说:“你的手太脏了!”

    我又想用手去摸她的脸,她向后一闪,暗示我的手太脏。同时还问莎莉文老师

    :“你没有教这个孩子礼貌吗?”接着,她很慎重地一字一字对我说:“你去访问

    一位女士时,绝不可大随便。”

    我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痛快,因此就使性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

    可是萝拉也不含糊,她立刻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拖起来。

    “穿漂亮的礼服时绝不可坐在地板上,会把衣服坐脏的。你这个孩子真是任性,

    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们要告别出来前,吻别她时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免不了又被她训了一顿。

    事后萝拉告诉莎莉文老师:“这个孩子似乎任性了些,可是脑筋倒是很灵活的。”

    而我对萝拉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她冷酷得犹如铜墙,令人无法亲近。

    萝拉与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拿我俩做比较。

    我们变成盲聋时的年纪相仿,开始时的行动粗鲁,不易管教也很类似;此外,

    我们两人都是金发碧眼,又同样在7岁时开始接受教育。相似点仅此而已,因为萝

    拉用功上进的程度远在我之上。

    这个暂且不说,萝拉确实是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如果她当初也像我一样,

    有一位像莎莉文这样的老师来教导她,则她的成就必然比我大得多。

    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得不庆幸自己的幸运。可是当我再想到自己已经活到40多

    岁,而且能和常人一样讲话,但对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荒漠中的人却一点贡献也没有

    时。又不禁惭愧不已。

    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虽然调查仍继续进行中,但就既有的资料显示,在国

    内,除去年纪很大或卧病在床的以外,那些又盲又聋在等待指引他们走出黑暗世界

    的就有379人,其中15人目前正值学龄阶段,可是却没有学校能收容他们。

    常有人问我:“我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儿童呢?”

    由于小孩子们智力、环境各异,因此我也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他是该请家教,或

    是该送到哪一所学校去。我们能说的只是:“在儿童的眼、耳机能未完全丧失前,

    要尽快送到附近的盲哑学校去,否则这样的儿童日后会不愿意学习的。”

    在此,我顺便向大家说明一件令许多人感到好奇的事,那就是一个人虽然生活

    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样可以回忆、可以想像,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生活。当然,他要尽量以他可能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要自闭在这个世界之外。

    以我为例,因为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又都热心地把他们耳闻目睹的经验灌输给我,

    因此,我同样可以生活得多彩多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他们

    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勇气与快乐。

    无可讳言,身体上的不自由终究是一种缺憾,这点我也很了解。我不敢说从没

    有怨天尤人或沮丧的时候,但我更明白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此我总是极力控制自

    己,使自己的脑子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

    我时常自勉的一个目标是:我在有生之日,要极力学会自立,在能力范围之内

    尽量不去增添别人的麻烦。以宗教上的说法来表示就是:带笑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

    这并不是对命运投降,而是面对命运,进而设法克服它。

    这种事在口头上说来非常容易,可是要付诸实施的话,如果没有很深刻的信仰、

    坚强的毅力,再加上友情的温暖、上帝的指引,只怕很难做得到。

    现在回忆我的过去,值得安慰的是,我至少可以做一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

    鹉”。所谓“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代表什么?作家爱德华在完成《小洞的故事

    》这本书后,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的祖父养了许多鹦鹉却什么也不会,只

    会模仿猫头鹰鼓翅的样子。来访的客人们总是免不了要兴致勃勃地谈论鹦鹉们的精

    彩表演,并频频追问它们还会什么新奇花招。此时祖父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快别

    这么说,否则我们的比利会不高兴的,是吗?比利,来,你来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

    吧!‘我常常想起小时的这段往事。现在我写了这本书,就像那只只会模仿猫头鹰

    的鹦鹉一般。“

    我也把自己比喻成比利,因此很认真地模仿猫头鹰。我的能力太有限,我所能

    做的只有这件事,就跟小鹦鹉比利一样。

    我在佛立斯特家中的书房写完自传的最后一行,由于手很酸,暂时停下来休息

    一下。

    这儿的院子里有落叶松、山茱萸,但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

    道。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洋槐夹道的小径,因为就在那条小径上,我消磨过许多

    时光,同时享受着朋友们无限的温情,那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小径。现在,这些

    朋友们有的还在人间的小径上走,有的则已倘祥于天国的花园里了,但我对他们的

    怀念如一。

    认真说来,我过去曾看过的许多好书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代表着许多智者

    的智慧结晶,我同样对它们怀着敬畏与感恩的心情。

    我的自传称不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其中还有些价值的话,并非由于我

    的才能,而应归功于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平常的事情。也许神视我为它的子女而委

    以重任,希望由于我的盲聋而对其他人发生一点影响吧!

    神使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因而也无法说话,是想通过这种残缺而给世上的

    残弱者一些启示。神待我不薄,因为它为我送来了莎莉文老师,由她带领我离开黑

    暗而沉寂的世界。

    莎莉文老师自己的视力从小很差,当她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时,也只能看到些许

    光线而已。一个不太健康的弱女子只身远离她的朋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村

    落,这种勇气不能不说是受了冥冥中某种力量的支配。她为了我不辞任何辛劳,以

    她微弱的视力为我念了许多书,且成为我与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桥梁。我与

    她非亲非故,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岂仅是因为“喜欢我”这句话所可以解释的。

    直到现在,老师仍然靠着一副度数非常深的特制眼镜来阅读,那副眼镜是贝连

    博士精心制造的。

    由于我无法读自己的打字稿,有关事后的修改工作,都是由老师以手语为我复

    诵。当老师帮我做这些工作时,贝连博士又得伴在老师身边,观察她的视力,随时

    加以调整。

    老师为了我,不惜付出一切,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始终相信,只要莎莉文老师有这个心,她可以轻易地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

    物,或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却宁愿把一生的精力花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

    我服务社会人群的心志,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良好的表现以报答老师的一片苦心。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

    使我踏入了思想的光明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

    通的道路,但在围墙内的世界却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我仍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

    的神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欣赏满天闪烁的繁星。

    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且让我的心超脱我的躯体走向人群,

    沉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