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一九一四年，中國。封建帝制剛剛結束了它在中國的統治，新的思潮風起雲涌。經過洋務運動後，中國呈現出一種貌似生機勃勃，實則雜亂無章的局勢，各種人物爭相在中國這個大的舞台上粉墨登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歷經了極為動蕩不安的時期，在連年的戰爭和農業欠收的雙重打擊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這一時期也是中國蒙福的一個時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時期。一九一四年，在華的外國傳教士共有三萬多人，全國信徒有十多萬人，在痛苦艱難的時勢下，中國卻正進入一個空前的福音大興旺時期。上帝的祝福沒有忘記這個有著四億多人口的大國。

    一九一四年農歷六月，安徽蚌埠正值悶熱無比的夏季，太陽直直地照射著，沒有一絲風，鳥不鳴，樹枝也不動，整個城市都被濕悶而凝郁的空氣所籠罩。在蚌埠一座中等人家的院落里，氣氛更加緊張沉悶︰女主人在房間里痛苦呻吟，接生婆和佣人們忙里忙外，男主人在外面踱來踱去，卻又干著急幫不上忙。過了不久，一聲微弱的嬰兒啼哭聲終于劃破了這沉悶的空氣，緊接著又傳來接生婆高興的喊聲︰“是個男孩，是個男孩。”剛才在外面一直低頭焦躁地不停踱步的男主人一听是個男孩，高興得直搓著手，臉上立即露出了寬慰的笑容。于是愉快喜慶的氣氛沖破了空氣的沉悶，充盈在整個院落中。

    這個家的男主人姓袁，名禹庭，廣東東莞人，因父親跟隨著同是廣東籍的鐵路工程設計師詹天佑先生，修築著名的京張鐵路，就從南方遷到北京南口鎮落戶。袁禹庭從小受過良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因父母早故，袁禹庭長大後就子承父業，在鐵路部門工作。由于鐵路部門流動性較大，袁禹庭就帶著妻子來到安徽蚌埠就職，任鐵路行李員，專營行李過磅，有固定的收入，在當時稱得上是小康之家。袁禹庭是家中獨子，傳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頭胎就生了個兒子，對他來說是最高興的事。女主人姓羅名孝純，家庭背景與丈夫袁禹庭相似，羅氏父親祖籍也是廣東，當時在天津鐵路部門工作，專營財務工作，與袁家屬老世交。羅氏也是獨養女兒，被父母寵愛有加，雖生在封閉落後的時代，但因是家中的獨女，加上家庭條件許可，所以不僅沒有纏過足，而且受過良好的教育，畢業于女子師範學校。羅氏心靈手巧，有一手刺繡的好手藝。羅氏與其母篤信佛教，無論走到何處，都帶著一串長長的念珠。

    袁禹庭夫婦喜得貴子，自然對孩子寄托了無限希望，所以就給孩子起名為袁振邦，小名就按廣東人的習慣稱為阿邦。在那個社會無比動蕩的時代，袁家上下對這個出生不久的小生命寄托了振興國家的宏偉願望，這也是他們當時所知道、所理解的最偉大的願望。

    但這個小生命也讓他的父母時時處在擔心之中，最主要是因孩子的身體問題。這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的，臨產時只有七個月。俗話說，七活八不活，這七個月就生下來的孩子雖然活了，但卻很難養。最初是不怎麼會吃東西，吃了東西後又經常拉肚子，成天生病，瘦弱非常。袁羅氏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再加上沒有奶水，所以阿邦從小就喝牛奶，全家人都圍著這個小生命轉，養得很嬌，可是小東西還是三天兩頭地出問題。孩子稍長大後，更是成天泡在藥罐里。像所有先天不足的孩子一樣，小阿邦比其他同齡的孩子個頭小、走路晚、說話晚。盡管出生後營養在當時算是不錯，但阿邦的身體還是一直都比同齡人弱。袁氏夫妻為了使孩子健康成長，就按迷信的說法，給孩子認了個干媽。算命先生說，阿邦福淺，要找個以四條腿的動物為姓的女人認干媽，才穩當，小命才不會跑掉，找姓羊、姓馬的都行。最後袁氏夫婦就為兒子找了個姓楊的女人做干媽，雖然這“楊”不是那“羊”，但畢竟了卻一樁心事，圖個好意頭。

    小阿邦一歲後，因父親工作調動，就隨父母一起遷到了徐州，袁禹庭在徐州火車站售票房工作，負責賣車票。在徐州的這八年中，袁家無意識地進入了一個經濟頂盛時期，也進入了一個全家人長期痛苦不安的時期。

    到徐州工作時，袁禹庭正當盛年。他腦子靈活手腳快，再加上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不僅很快適應了工作環境，而且還迅速發現了一條不用本錢就能賺大錢的捷徑。當時社會上流通兩種錢幣︰一種是銀元，一種是中國銀行印的新鈔票。這兩種錢幣在銀行里面值相等，但在老百姓手中，價值相差卻很大。因為當時社會局勢動蕩，新鈔票面臨貶值的危險，所以老百姓不相信新鈔票，只相信銀元，在黑市上一塊錢的銀元相當于一塊五的新幣。從事這種換幣生意的人都能發財。袁禹庭賣火車票時，每天能經手幾百塊錢，這里面有銀元，也有新票，而車站結賬時，兩者都可以。袁禹庭就把收到的銀元拿到黑市上換新鈔票，然後完全用新鈔票向車站結賬，除能補足欠車站的款項外，還可以自己獲一大筆利潤。這樣他每月利用工作之便兌換銀元所得的錢，是他工資的幾倍，家底隨之日益豐厚。袁禹庭辦起了自己的飲料廠，在戲園子里有了寫著自己名牌的包廂，花錢大手大腳，家里有男女佣人，前呼後擁，全家一派興旺景象。小阿邦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他只要想去哪里，就立刻有佣人來抱著他去；想要什麼，就立即能得到。洗澡、看戲都有專人伺候著他，那是他最享受的一段時間。他的父親用自己的小聰明與小手段，為兒子成就了一生中肉身生活最幸福的時期，也成就了兒子一生中思考人生意義的開端。

    中國有句古話，不義之財發不得。袁禹庭發財不是靠勞力，不是靠正當生意，所以錢來得不光明，去的也就不干淨。這種不用費力費腦賺來的錢，使袁禹庭認為賺錢太容易了，關鍵是怎麼享受這些錢，于是漸漸地，他就沾染了一切有錢人都容易染上的壞毛病︰吃喝嫖賭，無所不嗜、無所不沾。他的整個家庭在享受到金錢所帶來的歡樂時，也很快地飽嘗了金錢所帶來的惡果。因袁禹庭在外面的**行為，使得他與妻子的關系很快陷入僵局。家里從此失去了寧靜，夫妻倆常常是一見面就爭吵不休，吵完之後就是僻哩叭啦的砸東西的聲音，之後就是妻子痛哭的聲音，再之後就是丈夫離家時的摔門的聲音，再之後就是死一樣的寂靜。每次吵完架後，袁禹庭都會幾天不回家，但只要一回家，夫婦倆就又繼續吵。小阿邦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吵，但知道這不是好事，所以一看他們吵就非常害怕，又不敢哭，只有縮在一個角落里，瑟瑟發抖。母親平時很少帶他玩，只是讓佣人來帶他玩，她自己每天除了念佛就是打麻將。父母雖然不和，但對他還是很喜歡，因為他是這個單傳家庭里的單傳繼承人。父親偶爾也會抱著他出去玩，母親心情好時也會很疼愛他，但心情不好時，他也很容易就成為父母的出氣筒。父親對他態度會很生硬，母親對他也很厭煩。有時他也會挨打，父親會用手指敲他的腦門，廣東話叫做“吃菱角”；母親則趁他還光著屁股睡在被窩里時，用藤條打他的屁股。總之，父母要隨著自己的心情來定奪對孩子之愛的程度︰有時是過度地溺愛，有時是過份地苛責。小阿邦七歲的時候，父親把他送進一所私墊學堂里，接受中國最傳統的教育。老師是一位留著胡子的晚清學士。一進去讀書時，老師坐在中間，先讓小孩子們站成一排，在孔夫子像前下拜，之後就是沒完沒了地背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背好了，老師會口頭鼓勵幾句；但背不好，就要挨板子。老師總拿著一條細尺子，每天一上學就讓學生上台挨個背昨天念的書，不會背書的就要自覺地把手伸出去挨打。小阿邦雖然在學習上較有靈氣，但也有挨板子的時候。板子打在手心上很痛，有時會留下很深的印子，但老師說︰“就得打！不打不成才，那些狀元們都是打出來的。”這位老先生留給小阿邦一生最值得紀念的東西，不是他的板子，而是他在開學第一天為阿邦取的一個學名︰袁相臣。這個名字與他原來的名字“振邦”在意義上相同，只是這個學名把振興國家的具體內容表達出來了——小阿邦振國興邦的具體目標，就是將來要做宰相大臣。“袁相臣”這個由第一位啟蒙老師所起的名字，從此就成了阿邦的正式名字。

    一九二三年，袁相臣九歲時，因父親不思悔改，在歧路上越走越遠，無節制地吃喝嫖賭，不僅花光了所賺到的錢，還虧空了大量的公款，最後終于東窗事發，被單位開除了公職。徐州鐵路局給袁禹庭兩條出路︰一是賠償欠款，二是入監獄，由他自己任選。走投無路的袁禹庭賣掉了飲料廠，賣掉了所有的家產，仍不夠還欠款；最後還是在天津鐵路局工作的岳父不計前嫌，幫他還清了其余的款項，才使他免受牢獄之苦。于是一家三口經過了大起大落後，兩手空空地回到天津，暫居在外祖父家中。

    徐州這八年的生活給袁家帶來了一場夢，夢醒了，但陰影卻沒有散去。袁氏夫妻的感情因這八年的蹉跎，再也回不到溫馨的從前了。袁禹庭到天津後身無分文，面臨生活上的困難，四處找工作，但因時局不好，加之他本人不光彩的過去，所以一般的單位也不敢用他。最後還是岳父出面，托人介紹他去京張鐵路做電報員。但過了不久，因軍閥混戰，鐵路也不景氣，最後發不出工資，于是袁禹庭又不得不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北京東華門大街的真光電影院收門票。這期間因袁禹庭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穩定，所以孩子和老婆還是留在岳父家里。剛有了一點起色的小家庭又分散了。

    在徐州的八年也是小相臣性格形成的關鍵時期，他的身上明顯地有著一切破碎家庭的孩子們都有的性格矛盾性︰膽小怕羞但又嫉惡如仇；在溺愛中卻又感受不到愛；不善表達卻又性格倔強；馬馬虎虎卻又敏感脆弱；性格單純卻又憂郁；缺乏安全感，缺乏知心的朋友。小相臣就帶著這樣的矛盾成長著。到天津後，他迎來了自己精神上第一個釋放的時期。

    因為相臣的外祖父羅子剛先生只有一個女兒，所以女兒的唯一孩子就成了老人的心肝寶貝。相臣在外祖父家里享受到了充分的家庭溫暖，過了一段耳邊沒有爭吵聲的日子，這也是他一生覺得最好玩的時期。外祖父在天津勸業場旁的租界租了樓房，當時能租得起樓房的人也不是很多。他還把相臣送進一所新式小學讀書。學校的功課並不緊張，加上相臣以前讀過私墊，認識很多字，所以上洋學就更輕松。這一時期，相臣還結識了許多新朋友，成天在街上奔來跑去地瘋玩，有時也和小朋友一起大聲地唱︰“小白菜，地里黃，二三歲呀，沒了娘。”

    他最喜歡的玩具是刀，這也是大多數男孩最忠愛的玩具。他向家里人要刀，但家人沒有給他買，于是小朋友就教他如何自己做刀︰把一塊鐵片放在鐵軌上，等火車一輾過去，車輪就會自然地把鐵片壓成一把刀。有一次，他看到一個小朋友有一把小寶劍，非常好看，他就偷偷地拿過來，悄悄拿回家，也不敢讓家人知道，又不能拿出去玩，他就把這把寶劍放在一個小箱子里。這小箱子裝滿了他所喜歡的小玩意︰小刀、彈珠、小泥人等，他最喜歡的是這把寶劍，但只能是沒有人在場時偷著看一眼，然後又趕忙把箱子蓋上，以免別人發現。還有一次他想買玻璃彈珠，但母親不給錢，于是他就趁外祖父不注意，偷了外祖父的一個銅板，買了幾顆彈珠。他是彈彈珠的好手，與小朋友交戰時，往往大獲全勝，每次都能贏回幾個彈珠，有時還能贏一點小錢，贏了錢就去買吃的。有一回，他也偷過一塊小毛巾。但他基本上沒干過太出格的壞事。

    在天津還有一個好玩的地方，就是去離外祖父家不遠的一個廣東老鄉家里。這家廣東老鄉姓梁，也是在鐵路工作，家境比羅家還略好。相臣叫女主人二嬸，二嬸的婆婆與相臣的外婆同姓黃，又是同鄉，就結拜為干姐妹，所以袁羅氏就常來與二嬸聊天，相臣就隨著一起來。二嬸家里最大的孩子阿珍比阿邦小五歲，阿邦就常揪著阿珍的小辮，欺負她，而阿珍也許是因為小的原因，卻並不介意。相臣也經常在梁家吃飯，梁家祖父過生日時，請羅氏全家，並為小孩子單開一桌，阿邦就做孩子王，把雞腿搶過來自己吃掉。

    偶爾犯錯母親要打時，相臣就喊外祖父母幫忙，所以這期間他所受的皮肉之苦也少了很多。因為羅家全家都愛玩麻將，所以晚上相臣還和外祖父母、母親一起打麻將，生活悠閑而快樂。這時期相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以各種方法玩以前不會玩的各種游戲，以及干一些小小的壞事，享受以前在徐州因被家里的佣人、及各種規矩所束縛而得不到的自由。

    二、尋求

    袁禹庭初去真光電影院任職時，是負責收門票。干了一段時間後，袁禹庭自己寫了一份英文簡歷，送給華北電影公的經理。經理一看，才發現原來老袁是個很有文化的人，並且懂英文，收門票太可惜了，就把他調到辦公室，負責進口片子的審核。袁禹庭的收入、住房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就在一九二七年秋把兒子接來，送進電影院附近的一所青年會辦的教會學校讀書。他之所以把相臣送到教會學校讀書，一是因為學校離電影院近，從東華門穿過金魚胡同，就到了米市大街的學校，免得接送；二是因為教會學校從小學起就教英文，袁禹庭想讓兒子多學英文，多接受好的教育，與信仰問題一點關系都沒有。于是相臣就離開母親和外祖父母，與父親一起來到北京，繼續讀小學。

    相臣在青年會學校開始讀四年級。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在他眼前鋪開了。青年會的學校實行會員制，凡入校的就都必須入會。青年會的會員以繳納的會金多少分為幾個等次，有甲種會員、乙種會員、丙種會員。繳付的會金越多，可享受的權益越多，這權益就是學校的活動設施，如免費的羽毛球場地和器材，免費在學校浴池洗澡等。學校里讓他最覺得新鮮的東西有兩樣，一是有一個白皮膚、黃頭發、藍眼楮的女老師，教相臣學他一竅不通的英文；另一個是學校專門有一門課叫《聖經》研讀，課上講一些聖經章節，還要求學生背誦部分章節。相臣在這里開始知道了耶穌的名字，也知道了一些基督教的基本常識。背書對相臣來說輕車熟路，但英文課倒是激起他很大興趣。他很認真地跟著那位中文名叫蕭安娜的美國老師學習，從發音、字母開始，每一個環節都很認真。蕭老師也很快就特別喜歡上這位插班的學生，覺得他聰明、听話，又有語言天賦。蕭老師總愛讓相臣回答問題，漸漸地他們師生之間開始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默契。相臣的各科成績都非常好，他身上在天津養成的玩性和野性，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改掉，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學習認真的好孩子。他的英文作文成績非常好，常被當作範文在班上誦讀；他的英語作業工整，干淨，常披掛在牆上展覽。他很快就因學習好、听老師的話而被選為班長，成了老師所器重的好學生、好幫手。

    不久，一位叫石天民的男老師又開始教相臣的國文課。所有的老師都是喜歡好學生的，這位姓石的老師也很快就喜歡上了相臣，而相臣也開始用自己的眼光來細心觀察這兩位自己最喜歡的老師。他很快就發現了這兩位老師與其他老師的不同之處︰別的老師言談行為隨便，但這兩位老師對學生和藹卻又恪守規章；別的老師下課了就是聚在一處抽煙聊天，而這兩位老師卻不參加那些粗俗的閑聊，下課後就認真地備課；別的老師有時對學生粗暴，而這兩位老師卻對學生和顏悅色；別的老師有時發牢騷，這兩位老師臉上卻總帶著喜樂與平安。他感覺到這兩位老師與別人不一樣，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因相臣的媽媽還在天津居住，相臣是與父親一起住在電影院里的一個小房子里，所以兩位老師更關心這個母親不在身邊的學生。相臣經常到蕭安娜老師家中玩，了解到蕭老師原來是傳教士，因嫁給一個姓蕭的中國人，母會就與她斷絕了經濟支持關系，現在靠教書維持生活。人們就按她丈夫的姓，稱她為蕭太太。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袁相臣因常去她家里玩，就被其他同學戲稱為蕭太太的干兒子。在那段時間里，蕭老師給了相臣母親一般的愛和關懷，她和相臣在師生感情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種忘年式的好朋友的感情。相臣對她無話不談，她也常勸相臣要真心相信耶穌。那時相臣嘴里不表態，心里卻在想︰“我在課堂上听听聖經教訓就夠了。我不能信這外國人的洋教，我還要光宗耀祖，做國家棟梁呢！”

    一九三零年秋，相臣升入高中，還是在青年會的這所學校。十六歲的相臣個子長高了，但依舊很瘦弱。他成了一個非常活躍的青年人，學習成績好，愛好體育運動︰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樣樣在行；也愛出風頭︰學校的一些公開活動，如演講比賽什麼的，總能找到他的身影。此時他已是一個初步成熟的青年了，開始思考一些比較長遠的問題，對政治、對社會有積極的參與意識，但又只是處在紙上談兵的初級階段。當時正是民國時期，三民主義思想在中國大行其道，相臣也很時髦地成為三民主義的擁護者。他非常崇拜孫中山先生，認為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最適合中國的，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救國主義。他開始大量地讀孫中山先生的著作︰總理遺訓、建國大綱、中山全書等，一一細讀，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能背下來。袁相臣接受了新思想後，就開始用自己的眼光來審視社會、審視人生。他首先對自己的名字深深地不滿，覺得“相臣”兩個字太腐朽了，流露著晚清的腐味，做為一個有新思想的人是不能要這種名字的。但這個名字大家己叫熟了，在教會學校也用了好幾年了，忽然改一個全新的名字也不太合適。想來想去，他就自己把大臣的“臣”改為熱忱的“忱”，發音雖相同，但整個意思卻改了，少了腐朽的味道，多了一股年輕人的朝氣，但“相忱”這個名字卻沒有任何特殊含義了。這個名字也成了他從十六歲起使用至今的名字。當時教會學校的校長蔡八全先生是國民黨黨員，他看相忱對三民主義如此追求，就說︰“我介紹你加入國民黨吧。”但這事終因相忱年齡太小而擱置不提。

    與此同時，蕭安娜和石天民兩位老師也更積極地向相忱傳福音。石天民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親密同工，他多次把相忱帶到王明道的聚會點去听道。相忱就是這樣在二九、三零年就認識了王明道先生。那時王先生在外租房子聚會，相忱開始不想去，但礙于兩位老師的面子，又不好意思直接說不去，每次去了總是站在最後邊，看著那麼多人在前面禱告，就覺得他們真可憐、真愚昧。每次听道他都覺得好笑，他听的目的是想找出破綻來駁斥給他傳福音的人。每次去听道，他都看王明道先生口若懸河地講個不停，就很佩服王先生的口才，但也僅僅是佩服他的口才而已。至于其它嘛，相忱就想︰“別看你講得好，講了半天都是空話，都是在說天書，根本就沒有神，你講得再起勁也是沒有神。”

    王明道先生在講道時對罪的斥責讓相忱听起來也不舒服，他認為王先生說得太玄乎了︰一個小孩子，又沒犯什麼大錯，沒被法院抓進去，怎麼會有罪呢？說每個人都犯了罪，為什麼法院沒把每個人都抓進去？既然沒被法院抓進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每次听完道，石先生和蕭太太都問他感受如何，他都搖著頭說︰“根本沒有神。如果你們能拿出來讓我看看神是什麼樣的，我就信。”石先生和蕭太太看到這種情況，也不和他爭論，惟有為他禱告。

    這個十六歲得剛硬的青年人，也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在初步思考人生的時候，陷入了一種青春的迷惘︰他不停地涉獵各種書籍，但有三個問題始終找不道答案。一是他無法解決自己心中莫名的煩惱，那種煩惱老是困擾著他，使他覺得生括沒意義，甚至想自殺。他一次次地反觀自己的生活環境，實在找不出煩惱的來由，但煩惱又確確實實地無時不折磨著他。他是家中的獨生子，父母很愛惜他，當時父親工作很穩定，生活豐衣足食；他自己的讀書成績很好，與老師和同學相處融洽；因父親在電影院工作，所以他還可以隨便到電影院里去看電影。這種無憂無慮的環境下為什麼還會有煩惱？袁相忱自己也解釋不了。這種煩惱有時使他痛苦到極點，甚至想以死來解決。有一個下午，他照著從書上看來的自殺樣子，雙手各拿一根大鐵釘子，準備往電源的插孔里插，就在雙手伸向電源的一剎那，忽然有一個聲音從心里響起︰“袁相忱，你這樣做，對得起父母嗎？難道他們就白白地養你一場嗎？”于是，伸向插座的雙手就慢慢地縮回來，但心中的煩惱和悲觀依然滋生漫長。

    袁相忱解決不了的第二個問題是︰自己如何才能戰勝罪惡的引誘，過一個聖潔的生活？他感受了自己家庭被罪惡所苦害的傷痛，也看到了許多年輕人在學校當學生的時候很純正剛毅，但一進入社會，很快就被同化，在大染缸里腐化墮落了。他深深地恨惡罪惡，渴望自己將來能過一個完全聖潔的生活，如荷花般出污泥而不染，做一個邪惡社會中的正直的中流砥柱。但他自己也明白，靠自身的力量來對抗社會的潮流，簡直是以卵擊石。那麼，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不停地尋找著，不停地失望著。

    袁相忱無法解決的第三個問題是︰人死了以後到底會怎麼樣呢？到底有沒有鬼怪，有沒有靈魂呢？人死後難道真的就是與草木同朽，一了百了、就此拉倒嗎？

    帶著這一連串疑問，相忱開始對人生哲學和世界觀作苦苦的尋求。

    他首先從傳統的宗教入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對社會有較深影響的有兩大傳統宗教，一是佛教，二是儒教。袁相忱以他十幾歲的青年人的眼光，開始分析這兩大宗教。他認為佛教雖然有數千年的歷史，並在中國有較大影響，但佛教消極出世的人生觀不符合他光宗耀祖、振興國家的遠大理想，所以佛教也根本解決不了他的問題。儒教中不提將來的事、死後的事，只講忠孝禮儀廉恥、三綱五常，這也不能解決他對人死後將何去何從的疑問。最後袁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轉向就在身邊的基督教信仰。經過教會學校幾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石、蕭兩位老師的引導，相忱對基督教教義已基本了解。他承認基督教在倫理方面是無比的，是個很不錯的人生哲學，但卻還不能完全接受。他仍然認為這是洋教，中國人不能信。當然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還沒有認識神，還不相信神的存在；他還頑固地認為，看不見、摸不著的就是沒有。科學一天天地發展，人類思想也會一天天地進步，再過十幾年，等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會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這一時期，袁相忱不停地尋找、失望、再尋找。他對任何新鮮的觀點理論都感興趣，但任何觀點理論都不能使他長久地徹底滿足。

    一九三一年冬天，袁相忱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聖誕公宴，這是一個任何學生都可以參加的晚會。吃過飯後，大家舉著蠟燭唱了幾首聖歌。唱過歌後就有一個姓王的公理會的牧師來到每個人面前，給大家施點水洗禮。王牧師沒有問︰“誰願意受洗？”

    他直接就過來，挨個給大家施洗。袁相忱也受了洗，但他並沒有真心相信。

    轉了一圈，相忱依然找不到答案。他依然處在極度的痛苦、煩惱之中，心靈的空虛使他生活在一種看不見卻感受得到的黑暗中。他知道人需要信仰卻又拒絕真正的信仰；苦苦尋求卻又不相信獨一的真神；干渴難耐而卻又不肯喝生命之水。他在愛中卻感受不到愛，在安全中卻沒有平安，在舒坦中卻沒有喜樂。他知道自己該被一種更高的力量來感染、來充滿，但卻找不到方向。他像所有尋求真理的人一樣，走過了一條很痛苦的心靈歷程。

    然而，心靈痛苦的人有福了，因為尋找的就必尋見。

    目錄下頁

    

    一、恩上加恩

    一九三二年，袁相忱的外祖父母因鐵路工作不景氣，就辭去工作，與袁相忱的母親一起從天津遷到北京居住。袁家就在東華門北河沿錫拉胡同十四號那里租了房子，一家人從此才得以團聚。十四號的房子是里外兩處院子，精明能干的袁母羅孝純就把這兩處院子共二十多個房間都租下來，自己一家人住三間北房、一間東房、四間耳房，其余的則再租出去，自己做起了二房東，每月都有不少的收入。

    團聚的新鮮勁過去後，母親才發現，相忱己變成一個沉默憂郁的年青人了。因為平時缺乏良好的溝通，此時再想無隔閡地溝通已為時晚矣。可能是孩子長大了，有獨立的空間和思想的原因吧？母親這樣想著，也沒有深究，照舊是每日念佛、打麻將、說閑話。相忱也依然經受思想上的掙扎與痛苦。在此期間，他與蕭安娜和石天民老師依然有良好的關系。自從他在一九三一年聖誕節受了點水洗後，開始比較熱心地向神靠攏，但還沒有完全歸屬神。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屋外寒風刺骨，屋內相忱正一個人坐在燈下做作業。煤油燈黃暈的光把他清瘦的身影在牆上勾勒出一個模糊的輪廓。九點半鐘，相忱做完了功課，一個人坐在桌前，忽然心中一陣感動，一個意念清楚地放在他的心中了——真的有神。這意念是清晰而無條件的，是用心理學和生理學都無法解釋的，說不清它的來處，卻感受的到它的真實。以前總是覺得沒有神，但這意念頃刻間就把神放在他心中，使他無條件地順服，無條件地接受神。他立刻就把煤油燈擰熄，跪在地上向神禱告︰“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現在知道你真的存在，我願意接受你為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接著他又一項一項地承認自己所犯的罪︰撒謊、偷東西、欺負人、虛偽、恨人、自私、嫉妒、驕傲、思想污穢等等。他誠懇地求神赦免他，用耶穌的寶血洗淨他一切的不義和罪。禱告完後，感恩的淚水從眼角流出，心頭長久壓抑的重擔隨淚水一齊解落，惶惶的心終于找到了安息之所。他久久地趴在地上，永遠地記住了這個對他無比重要的時刻。他明白了自己是個罪人，是個犯了道德律和良心律的罪人，他也接受了耶穌作他個人的教主，使他從罪中得以釋放，從此他心里有了神所賜的新生命。他進入了第二個精神釋放的時期，也是一個永遠釋放的時期，從此他的心不再流浪。當他從冰冷的地上站起來，把煤油燈重新擰亮時，好像整個宇宙都改變了，在他面前呈現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一條嶄新的道路。

    地上的一人得救，天上的天使也為之歡呼。

    袁相忱牢牢記住了這個屬于自己新生命開端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忘記了自己出母腹的日子。小時候，家里為他過很熱鬧的生日，但他太小，只知道拿禮物、吃好東西，具體日子倒沒記住。九歲以後，家境沒落，父母就沒法給他過生日了。母親偶爾傷感地提及此事，說袁相忱小時候過生日的種種高興景象，袁相忱也不記在心里，只模糊記得是陰歷六月，具體日子就沒有問母親，所以他是一個不知道自己肉身生日的人，但他一輩子卻牢牢記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他告訴別人︰“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生過兩次的人︰一次是從肉身的，一次是從神的。所以每個人都有兩個生日，都應該好好記住。”他只知道自己是農歷六月出生的，初幾就忘掉了，至于公歷幾月幾日，就更不知道了。他的戶口簿上的出生日期正是因為他想不起真正的出生日子，就干脆自己把生日的公歷日期定為六月六日，方便記憶。

    第二天，袁相忱來上學的時候，忍不住逢人就講耶穌在他身上施行的奇妙拯救，告訴同學們，惟有信靠耶穌，才能得著永久的平安和喜樂。蕭太太和石老師知道後，很為他高興，而有些同學則取笑他，說他是痴人說夢。相忱卻不在乎，他開始熱情地參加各種聚會，可以說是逢會必聚，還向熟悉的人們傳講福音。

    相忱傳福音的第一個對象是母親的一位牌友，人稱祥嬸，是位旗人。祥嬸天天來袁家與相忱的外祖父母和母親一起打麻將，相忱每天放學回來都能看見她。相忱也曾向外祖父母和父母傳過福音，但他們堅決不信，甚至連傾听相忱說話的耐心都沒有，外婆還說︰“你是年幼無知，上了外國人的當了，你以後清醒過來會後悔的。”

    但祥嬸卻不一樣，相忱一向她傳，她就很注意地听，之後又問了許多問題；考慮了一段時間後，就表示認罪悔改，真心相信了。祥嬸信主後，來袁家就不是打麻將了，而是與相忱交通。她的生命長進很快，熱心聚會，遠離惡事，還向別人傳福音，最後在她家里也有了聚會。相忱經常去她家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這是相忱在主里所結的第一個果子，在當時對相忱是個非常大的鼓舞。相忱又繼續向周圍的鄰居傳福音，有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年輕人也接受了福音，這個年輕人後來成為醫生。他周圍的同學看到相忱信主後，生命確實有很大改變，也就不再嘲笑他，反倒更願意接近他，听他講福音。那段時間，神很賜福這個以火熱的心傳福音的年輕人。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相忱幾乎每向人宣講福音，就都有可喜的收獲。他牢牢地記著保羅說的那句話︰“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神在他身上也成就了他的應許︰“祈求的就必得著。”

    他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向父親要什麼，父親就給什麼——天父的獎賞使他原本微小的信心大得鼓舞，他在傳福音的工作上愈加殷勤。

    相忱堅持每星期三次去王明道先生那里听道。他在真理上非常追求，認真地查考聖經，有不懂的地方就向石天民老師請教。他在英文的學習上也更加勤奮，參加了青年會開辦的英文查經班，各種聚會他都熱心參與。漸漸地他明白了受洗的真正含義︰受洗就是表示“老我”的生命在基督里與耶穌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的是用耶穌寶血換來的新生命。他回想起一九三一年在聖誕公宴上的受洗，認識到那不是真正的受洗，因為他那時還沒有在神面前認識自己的罪，更不明白受洗的真正含義，並且按聖經的教訓，應是浸洗，點水洗是不合適的，所以他就向石先生提出了重新受洗的想法。石先生听後很高興，又向相忱講解了當年王明道先生是如何為了受浸的緣故，被學校革除教職，石先生本人如何為此自動退學，並且又進一步向他講解了受洗的意義。當石先生了解他真的是明白了神的救恩後，就與王明道先生商量，讓相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受洗，那也是王明道先生第二次給人施洗，共有十幾個人，在萬壽山後青龍橋處受洗，那水是從頤和園中流出的。後來成為寬街堂長老的孟向召與相忱一同受洗，當時還拍了照片，照片上寫著︰“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二批。”

    王明道先生對要求受洗的人都要進行極嚴格的考察，凡要求受洗的都要多次談話，並且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考驗，沒有清楚得救的根本不予考慮。他不在乎數量，只求質量。王明道先生對聖工的嚴謹態度，給相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從受洗這件事開始，相忱開始反觀青年會的信仰問題。他逐漸明白，青年會在信仰上是有很多問題的。嚴格地說，青年會不是一個教會組織，只能算是一種民間團體組織；在青年會的學校中，不講耶穌、不講十字架的救恩，只談服務同胞、改良社會，以慈愛、博愛、犧牲的精神來服務大眾。青年會的辦學宗旨來自聖經上的一句話︰“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其實這句話的原文出自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節以及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節，但青年會只強調服侍人，卻忘了後面還有一句話︰“並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贖價”——這才是耶穌來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義。青年會雖在正式的名稱中冠以基督教三個字，但其實是一個社會福音派的信仰，就是以社會服務的信仰取代了基本的信仰真理。

    一九三三年秋，相忱升入高中，他就讀的學校是青年會辦的財政商業專門學校，簡稱財商。當時財商的辦學條件算是相當不錯的，開設的也都是簿記、財會、打字等熱門專業。在三十年代，年輕人只要學會這幾樣，就不愁在銀行等好單位找個職務，可以穿西服、打領帶，過一種白領階層的舒服日子；並且財商還有一種很獨特的吸引人的方法，就是對家庭困難的學生，上學時可以不收學費，等學生畢業、找到工作後，再分期還清學費。這一措施，吸引了很多人。

    財商的緊張學習並沒有使袁相忱放松對信仰生活的追求。他依然熱心地參加聚會、傳福音，那起初的愛心使他的生活充滿了短暫的快樂，快樂之後就是更深的思考與內心的爭戰。他常常反問自己︰“袁相忱，你己經歸屬耶穌了，但為什麼你活不出一個得勝的生活？你的內心為什麼還有愛慕虛榮、驕傲自大、嫉恨自私等等的不義？你為什麼不能做一個聖潔無暇的人？”他反復誦讀羅馬書第七章第十八到二十四節的經文，保羅說︰“我也知道在我里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頭的罪做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保羅的這段內心獨白，正是袁相忱此刻最想要說的話︰“我真是苦啊！”

    但保羅“苦”過之後又無比堅定地說︰“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而這一堅定的宣告，相忱當時卻無法達到。他還不知道，自己需要藉著聖靈的能力勝過這一切。

    約在一九三三年冬，山東靈恩會的牧師武熙考來到北京。當時北京的大教會都不敢請他去講道，因為怕有極端靈恩的因素在其中。只有青年會英文夜校的崔校長接待他，他就在崔校長家中聚會講道。因為相忱也參加夜校的英文查經班，所以崔校長就邀他來聚會。袁相忱一共去了三次，頭兩次沒什麼好感覺，因為聚會的場面太混亂了，信徒們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說方言、有的大聲喊叫、還有的唱靈歌，他只感覺到亂七八糟的，沒有什麼好印象。第三次，他上完自修課才進去，當時大家已開始禱告了，他也就跪下禱告，這時，崔校長來到他身邊，用手撫摸著他的頭說︰“赦免他的罪吧！”

    話音剛落，袁相忱就情不自禁地哭開了。他放聲大哭，淚水也嘩嘩地流個不停。他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這麼痛快地哭過，哭完之後又大笑，無法抑制住地笑個不停。散會後他騎著自行車走在大街上還笑個不停。那一夜，袁相忱經歷了得勝的釋放，安然入夢，因為神已經擦干了他一切的眼淚。

    當時，袁相忱並不明白許多聖經的理論，但從此他的生命就改變了，因為聖靈已將神的愛澆灌在這個最需要愛的孩子的心里了。神的愛、神的靈也潔淨了他。感恩與贊美充滿了他的心，他那對神的起初的火熱，隨之變成一種深層次的與神之間的雙向交流，他的屬靈生命更趨穩重和成熟。此後，袁相忱又進一步查考聖經，他在使徒行傳中看到︰神的工作的開展，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聖靈。要想依靠聖靈，就必須先叫聖靈**和征服自我，沒有自我了，聖靈的大能才能不受攔阻地彰顯出來。他明白了一個重生的信徒，必須要努力追求聖靈充滿，因為這是神的命令。他看到了當初聖靈如何帶領使徒們戰勝逼迫，將福音傳遍羅馬帝國和歐洲。他恆切地向神禱告︰“神啊，求你的靈不斷地充滿我，求你每天讓我與你更接近，讓我依靠你的靈，過得勝的生活。”

    二、蒙召裝備

    一九三四年夏，袁相忱結束了高中一年級的課程，到了升入高中二年級的預備期。此刻他也正走在一個從未有過的十字路口中。他一方面看到了這麼多的中國人因為沒有相信福音，正走在滅亡的道路上，就想自己應該為中國做些事情，做些課本里解決不了的事情。他領受了從神而來的救人靈魂的異象，把救人靈魂的工作看為至寶。神的呼召一天天地清晰起來，那就是要他出去傳福音，拯救同胞的靈魂。這呼召不是藉著一節經文或在某一情況下神托付給他的，而是在他心底慢慢升起，但卻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堅定，正如保羅所說的︰“我傳福音是不得已的。”

    他知道他應該回應神的呼召，他多次想告訴父母，他不想讀書了，他要趁著年輕，趕快去傳福音，因為繼續升學只能增加屬世的知識，不能救人的靈魂。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家人對他的期望與托付。父母雖然知道他信耶穌，但由于他與父母有隔閡，長年缺乏溝通，所以家人對他的信仰程度並不了解，或者說父母認為他的信仰只是一種臨時的愛好，等長大了，就自然會放棄。父母一心期盼這個獨生兒子將來即便得不到高官厚祿，也總應有一份好工作，吃穿無憂，可以挑起家庭的重擔，使他們能養兒防老，後半生有依靠。事實上，父母也正讓他按著這條路走著，只要再讀一年財商，拿到了高中畢業證，他就可以找一份既清閑又高雅的工作，就可以娶妻生子，傳宗接代，過安穩日子了。相忱在這種懼怕和矛盾之中一次次地盤問自己︰“我該怎麼對待神的呼召呢？難道充耳不聞嗎？不，不能！”

    袁相忱一次次地下決心，要順從神的呼召，不要顧念肉體的感情，可是每次話到嘴邊，卻又總說不出口。父母全然沒有發覺他們的兒子許多次欲言又止，因為他們太忙了，念完經要打麻將，打完麻將又該聊天了，所以沒有人注意到相忱的沉默和爭扎。相忱也無法把他的想法與家里人商量，因為這是個不用商量就知道結果的問題，他只有等自己最後信心很堅定了，再告訴家里人，這是惟一的方法。他不停地向神禱告，求神堅定他的心，求神賜給他勇氣，讓他能順服神的呼召，而不是順從父母。他還向神要一個憑據，如果是神的旨意，就讓他與蕭老師和石老師交通時，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于是相忱就去找兩位老師，他們听後都表示支持，相忱大得鼓舞，想回到家就告訴父母，但真的回到家時，又沒有勇氣了，他害怕父母因反對他的做法而與他發生不愉快，也怕自己不能堅持到底，最終妥協放棄。

    就這樣，整整兩個月的時間，他都處在順服神的呼召與服從父母的痛苦抉擇中，這期間神也在不停地用他自己的話語啟示他、堅立他。相忱在自己的小東房里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節和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節時，得到了神的啟示——主耶穌說︰“人到我這里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愛父母過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他問自己︰“袁相忱，主的這句話就是對你說的！你是否能愛主勝過愛父母？是否肯背著十字架跟從主？是否願意為主走這條無名無利、甚至無人理解的窄路？主己經藉著他的話語告訴你該怎麼做了，現在輪到你交答卷了。你是否願意為主付上這個代價呢？”

    終于，在快開學的一天，吃過晚飯後，相忱鼓足了勇氣，告訴父母︰“我不願意再讀書了。我信了耶穌，我要去傳福音，好使別人也能相信耶穌，得著永生的福份。”

    父母吃驚地瞪大了眼楮，不相信他說的話。相忱又一次重復了他的志願，這一次，回過味來的父母回答相忱的是粗暴的喝斥，但相忱依然很堅決。

    他告訴父母︰“我決心已定，不要再為我繳下學期的學費了，繳了我也不會再去念書了。”

    父親說︰“你是不是頭腦發昏了？不好好學習，去信什麼洋教！洋教能當飯吃嗎？以後不許你再說這些。你給我老老實實地學習，畢業後找個工作，安安心心地工作。”

    袁相忱說︰“我不能夠再學習了。耶穌讓我看到人的靈魂是多麼地寶貴。”

    父親問︰“人有靈魂嗎？你能看到什麼？有沒有耶穌這個人呢？即使有的話，他什麼時候叫你不讀書了？”相忱回答父親︰“上帝叫我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這是他所喜悅的，也是我這個信耶穌的人理所當然該做的。”

    父親大怒︰“我養了你十幾年，你還沒有把什麼獻給我呢！”

    就掀翻了桌子，大罵他是沒出息的忤逆子。相忱就一句話也不說，回到自己的房里繼續讀聖經。

    第二天，父母顯然是經過了商量，改換了另一種方式，硬的不行就來軟的。先是讓外祖父母勸說相忱，因為他們知道，外祖父母一向很疼相忱，而相忱與他們的關系也較親近，所以兩位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勸說，或許能起到作用。而這次他們卻想錯了，外祖父母的勸說也失去了作用，相忱不與他們辯駁，但總是在他們把話說盡後，他才很堅決地對他們說︰“我考慮過了，我不會為自己的決定後悔的。”

    外祖父母問他︰“你不上學，這麼年輕，將來干什麼呢？”

    相忱回答︰“傳福音。”

    外婆說︰“傳福音不能當飯吃啊！你總得考慮生活吧。”

    相忱說︰“主會預備一切。”

    之後又是母親勸說，內容大同小異︰作一個傳道人沒有錢，也沒出息，將來連生活問題都解決不了，你現在都二十歲了，找不到好工作，總不能讓父母養活一輩子吧？最後，是父親再次出場，這個一輩子心里剛硬、嚴厲的父親甚至用哀求的口氣對兒子說︰“聖經上的十誡不是叫人孝順父母嗎？听父母的話就是孝順父母，你就听我們這一次吧，全當是照著聖經的話來孝順我們。”

    父親一向對相忱極為嚴厲，這是相忱第一次听父親用這種口氣跟自己說話，他的心有點動搖了，但很快地，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信念上，用沉默回答父親。

    全家人一致認定︰這是一個被洋教迷昏了頭腦的不可救藥的、也是無可理喻的、胸無大志的孩子。他們甚至懷疑，這個孩子是不是發瘋了？但相忱卻更加堅定，義無反顧地走神要他走的路。

    相忱在他的事奉生涯中邁出了第一步，這一步是何等的艱難，也是何等的可喜，但他萬萬沒想到，他從此就進入了一個家庭逼迫的痛苦時期。有時候“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所要學習的第一個功課，卻是如何承受來自家庭的壓力和逼迫。

    憑著神所給的異象，相忱退了學，準備一輩子傳福音、一輩子為主作工。但在退學的初期，他還不明白神會如何引領他，只單純地籍著禱告與交托，把自己前面的路，交在神的手中，由他來定奪。相忱清楚自己目前最需要的是靜心學習神的話語，來裝備自己，但他不知道該如何進行裝備。不久，神所安排的機會來了。當時，遠東神學院在北京開辦了一個聖書學院，專收中國信徒，培養當地的傳道人，條件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清楚神的呼召，年齡在二十二歲以上。相忱當時只有二十歲，他去報名時，老師很遺憾地告訴他，因他不夠年齡，所以他們不能正式錄取他；若他想學習，只能按旁听生對待，四年後，也不能像正式生那樣取得畢業證書。相忱回答說︰“做神的工作，有沒有神學畢業證是無所謂的，關鍵是要有神的呼召。我有神的呼召，我來是為學習神的話語，有沒有畢業證都無關緊要。”

    遠東聖書學院是遠東宣教會繼在日本、韓國開始工作以後的另一個工作站，約從一九三零年開始，遠東宣教會在中國的廣州、上海、北京三地開辦聖書學院。北京聖書學院地址在地安門外東皇城根十四號，學制四年；其中三年半為上課時間，半年為實習。這三年半的正式上課時間中，也只有每天上午講課，下午則是在教會服事。正式生全部住校，旁听生則是走讀。正式生吃住及學費全免，旁听生免學費，吃住自理，並要負擔每學期幾塊錢的講義費。袁相忱有點感到為難了，因為他的退學問題，家人與他已經鬧得很僵了，現在自己還沒有掙錢，吃住還要靠父母養活，若要再伸手要講義費，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了。他反復地為這件事禱告，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但神用聖經上的一句話啟示他︰“信就必得著。”

    神的工作沒有一樣不是憑信心做成的，在這麼一點小事上不能依靠神，沒有信心，將來還能做什麼呢？神不會讓他的僕人因付不起講義費而中斷學業的。于是他就開始專心在遠東聖書學院里讀起書來。

    在讀神學的這三年半中，也是神操練袁相忱的時候，他的學習環境相當艱苦。他每天在清晨五點多鐘，天還沒亮就起床，讀經禱告，等天亮了就把爐火生起來，自己燒熱一些昨天的剩飯剩菜當早餐吃掉，然後又為父母燒開水，再把火封上。到了七點多鐘，就騎著自行車去神學院听課。出門的時候要輕輕地把門關好，因為這時父母還沒有起床，不能吵了他們。中午袁相忱從神學院上完課回來時，家里人早已吃過了午飯，他就自己熱些剩下的飯菜當午飯吃掉，下午沒課，他就在自己家中溫習講義，準備明天的課程，還要為家里準備晚飯。袁禹庭為了懲罰兒子的不听話，還特意為袁相忱分配了兩項任務，一是每天要把家里用的三個煤油燈的燈罩擦干淨，二是要每天晚上準時給父親開門。袁禹庭長年嗜酒，他在電影院工作時，最晚的一場電影是晚十一點多散場，袁禹庭等晚場電影散場後，還要去酒館喝酒，半夜十二點多才醉醺醺地回家。他回家後一搖風鈴，袁相忱就得從被窩里爬起來給他開門，不論冬夏，若稍微開門晚了些，父親就會破口大罵︰“養你一點用都沒有，養條狗還能看門呢，你連條狗都不如。叫你開門都開不好，你還能干什麼呢？”

    相忱每天晚上八點就上床睡覺，他之所以睡得這麼早，就是為了要在半夜能及時醒來給父親開門，但即使這樣，都難免有起晚的時候。每當父親大罵時，相忱就忍住不吭聲，把眼淚往肚子里咽。不僅父親對他如此冷淡，就連母親也不怎麼理會相忱；相忱的衣服破了，母親也不為他補，冬天來了，相忱腳上還穿著薄球鞋，父母不為他添衣服，相忱也不向他們要，因為一要反倒更激起他們生氣，更會怪相忱不讀書、不掙錢。一次相忱與幾位信徒相約去郊外傳道，要帶一條被子，母親都不許，相忱就含著眼淚把被子放下，但仍然出去傳道。一年後，相忱的父母又從孤兒院里抱回一個小女孩，認作女兒撫養，並且逢人就說︰“我生這個兒子一點用都沒有，算白養了；現在我要把這個女兒養大，將來讓她嫁給總督，為我們養老送終。”

    神就藉著這樣一個家庭環境造就相忱，在這個較為富足的家庭中，相忱卻過著窮苦的生活，這是為主受逼迫的生活，也是每一個為主工作的人必須經過的考驗。系統的聖經知識和艱苦的學習環境，造就了一個在主的真道上比以前更加堅定的袁相忱，就如以賽亞書中所寫的︰“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賽30︰20）。一九三六年春，遠東宣教會的創始人查理.考門（C.Cowman）先生的夫人，親自來到北京的遠東聖書學院看望在校的學生，她知道袁相忱因年齡不夠而成為走讀生，寧可不要文憑，也要來學神的話語，很喜歡他的執著，就送袁相忱一本有親筆題詞的《荒漠甘泉》。她還與袁相忱進行了交通，並鼓勵他堅持讀下去。此時的相忱也開始了他較為固定的事奉工作。有一個人稱郭孫惠卿的太太常來遠東宣教會聚會，她是宋尚節博士組織的布道團的一個負責人。久而久之，就認識了相忱。郭太太很熱心，家庭也較富裕，所以她就在北新橋那里租了一個聚會的地方，相忱常去那里傳福音。不久，另一位姓郭的太太也在郊區的田村開了一個聚會點，她邀請相忱去講道，于是相忱就有了兩個比較固定的事奉地點。

    一九三六年，袁相忱還認識了一位來北京學華語的美國宣教士裴約翰牧師。裴牧師是美國宣聖會的傳教士，宣聖會又稱拿撒勒人教會。外國人來中國必需先學一年的華語，學會了華語，然後才開展工作。當時裴牧師正在北京學語言，他非常認真，心中滿懷救人靈魂的熱忱，恨不得立刻學會華語，迅速把福音傳遍中國。裴牧師與裴師母為了來中國，還專門做了結育手術，帶著兩個孩子，一心在中國傳道。裴牧師經常去遠東宣教會的英文夜校，給那些想學英語的中國學生傳福音，袁相忱也常去那里，所以就認識了。他與相忱有過幾次非常默契的交通，對相忱印象非常好。他學完華語後就邀請袁相忱與他一同到農村做工。袁相忱說︰“農村是片很廣大的禾場，我也有去農村傳福音的呼召，但不是現在，現在時候還沒到，我還要讀神學，讀完神學才去農村。”

    裴牧師很失望地自己去了農村傳福音，但這次相識對相忱畢業後的事奉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夏，宋尚節博士在廈門舉辦了全國第二屆基督徒查經會，這是一個集中系統學習神的話語的好時機。相忱知道這一消息後，非常想去，但苦于沒有足夠的路費，所以只是交托在禱告里。郭孫惠卿太太知道後，通過禱告，神感動她拿出錢來資助相忱，于是相忱就高高興興地去參加七月十日開始的查經會。這也是相忱第一次到外地參加兩千人以上的大型聚會。在一個月里，宋博士每天兩次主領二千多人系統地查考了聖經，從創世紀直到啟示錄的最後一章，從無間斷。他們住在鼓浪嶼上，因去的人太多，井水都喝干了。那是一個速成班，一個月的時間里大家不停地禱告、查經、集中的學習，使人的靈性更快地提高。宋博士禱告的生活及對年輕人的關心，給年輕的袁相忱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多年後，宋博士的女兒宋天真曾到袁相忱家里說起︰在宋博士的日記中，記載了這次大型查經會，並在上面記下了袁相忱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袁相忱開始向遠東宣教會的刊物《暗中之光》投稿，發表一些屬靈文章，他還發揮自己英文較好的特長，翻譯了司可福注釋在聖經後面的關于個人布道的論述，出版了《個人布道手冊》，還翻譯了一些屬靈書籍，在文字事奉上邁出了可喜的步伐。

    一九三七年秋，有一位天津的老鄉，是小時經常與相忱一起玩的阿珍，因報考北京一學校，暫住在袁相忱家里。此時的阿珍已長成一位亭亭玉立、非常漂亮的大姑娘了。袁相忱近幾年因外祖父已去世，外婆與父母都在北京，再加上神學院的功課，以及熱心傳福音所形成的忙碌，所以也很久未去天津。沒想到仿佛一眨眼，阿珍已不是那個當年任他揪著小辮也不敢出聲得罪他的小女孩了；她已在天津一所教會學校讀完了初中，但因日本入侵，天津太混亂，才來北京考學校，繼續念書。當然相忱也不是那個小淘氣了，他已成為一個神合用的器皿，隨時願意為主擺上。阿珍在袁家只住了兩天，考完試後就走了，但她這趟沒白來，相忱向她傳福音，告訴她只是在教會學校知道耶穌的名字是不夠的，要真心相信耶穌，把他接到心里來，那才是真正的信仰。相忱還告訴她，外面到處都是兵慌馬亂的，天津不太平，北京也不安寧，只有信靠耶穌，才有真正的平安。阿珍听後就表示接受了。

    在聖書學院讀書期間，袁相忱得到了扎實的聖經知識，尤其是在舊約部份，他受益匪淺。遠東神學院著重宣講四大教義︰重生、成聖、神愈、再臨，指人重生得救後，必需要追求聖潔得勝的生活，並相信在現代神依然能夠行神跡、醫治人，相信耶穌將再臨。神愈的教義對袁相忱啟迪很大，他想起自己小的時候吃了那麼多的苦藥，結果身體卻依然這麼瘦弱，沒有一點好處，就想，如果那時相信耶穌就好了，只要他有信心，向神求，神會醫治他的。所以從他二十歲讀神學時，就憑信心禱告︰“主啊，我把我的身體交給你，從今後我不願再吃藥，只願讓你來醫治。”

    從此，他就很少生病，有時即使是生病了，也不吃藥，只藉著禱告，神就一次又一次地醫治他。在神學院讀書時，相忱還經常這樣向神禱告︰“神啊，願你的話語直接供養我，讓我植根在你的話語上，而不是那些所謂的神學觀點上。”

    袁相忱在傳道時也對別人說，不要被這個觀點、那個觀點搞昏了頭，最重要的不是觀點，而是神的恩典。袁相忱在學習中非常吃苦認真，當時的神學院院長吳智非常喜歡他，他們師生之間的交往在以後還有所發展。

    

    一、天津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結束了在遠東聖書學院的為期三年半的學習，來到了天津聖會所事奉。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聖會所是由宋尚節博士在天津創立的布道團演變而來的。布道團先由張周新和陳善理夫妻負責，後來張陳二人把家產賣掉，開辦了聖會所，並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與張周新在布道團中認識，後來張周新就邀請袁相忱來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從北京來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傳福音，帶領聚會，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時，袁相忱有機會常去阿珍家里，但當時因天津太亂，阿珍的父母就讓阿珍和兩個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里，那里很安全，日本兵不會進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卻沒有看到過阿珍，只听阿珍的媽媽講，阿珍現在也信耶穌了，每天都在家里讀聖經，脾氣性格也有很大改變，不像以前那樣愛生氣了。她還想去讀神學，只是神學院只招走讀的，而阿珍的媽媽又不放心她一個女孩子在外面走來走去，因為時局實在太亂了，所以就沒讓她讀。相忱听後很高興，這也算是他所結的一個果子，他沒想到阿珍真的信了，並且信得這麼好，就很為阿珍高興。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里，阿珍的母親告訴相忱，有人給阿珍介紹對象，對方是一個銀行行長的兒子，可是阿珍一听人家不信耶穌，就一口回絕了，連面都不肯見，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氣。後來阿珍就干脆對家人明說︰“聖經上說，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負一軛；我信了，就要找個信的對象，以後你們就別給我瞎張羅了。”

    阿珍的媽媽說︰“你看看，這個樣子，我們怎麼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會。外面那麼不安全，並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個性很強，她說要找個信的，別人再勸也沒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穌的，認識的人多，看看有沒有條件好一點的基督徒給阿珍介紹一個。”袁相忱點頭答應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處，就立即給自己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說︰“阿珍的媽媽讓我給阿珍物色一個對象，我挺喜歡她的，如果父母也覺得合適，就請父親寫封信給阿珍的父母，向他們提親。”

    袁禹庭接到兒子的這封信，非常高興，覺得這是兒子最近幾年來最讓他們滿意的一個舉動。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時正患重病，但一听袁禹庭念完了這封信，就高興得合不攏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當時是無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寫了信，就應該有點把握。俗話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興，病就好了，並且可以下床走動了，于是全家人就合計該怎麼給梁家寫求婚信。最後還是由袁禹庭親自執筆，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長信給阿珍的父親，大意是︰“

    得知令愛阿珍也信了耶穌，並且說非基督便不嫁，我們很為她高興。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穌的，如您不嫌棄，就懇請向令嬡提提這件事，看看他們兩個的想法。我們也知道，按理說我家阿邦無論從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與令嬡商量一下此事，我們將感激不盡。”

    這是一封近乎懇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親收到信後很為難了一陣子，他知道阿邦是個好孩子，不抽煙不喝酒，為人正派，可是要成為他女婿的話，又似乎太窮了，恐怕女兒將來要跟著他受苦。他思來想去，最後還是把這封信給女兒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態，並反復對阿珍說︰“你自己可要考慮清楚了，阿邦雖然是個好孩子，但他家實在太窮了，房沒一間，地沒一畝，他自己又是一個傳道人，也不可能賺大錢。你要考慮以後的生活問題，別急著答復，終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慮了一段時間，最後的結論是︰“就沖著他是一個為主工作的傳道人，我答應了。”

    于是袁相忱與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訂了婚，並于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了婚禮。

    袁相忱與梁惠珍雖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馬，沒有介紹人，但嚴格地說並不是自由戀愛，因為他們兩個人之間從未談過戀愛。結婚前兩天，梁惠珍由母親和妹妹陪著坐火車來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時約有半個月的時間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說結婚時下雨不是好兆頭，並且下火車時因為拿的東西太多，結果就把傘放在火車上忘記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興。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結婚這一天，卻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與梁惠珍的婚禮在王府大街的大飯店舉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馬拉車，穿的卻是西式的婚紗。袁家請了一百多個客人，其中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各佔一半，還有一些外國牧師來參加。婚禮先由牧師證婚，之後又按中式規矩進餐，吃飯前，飯店先按中國的規矩給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面條，服務員給新郎新娘道喜，說︰“新郎一碗長壽面，新娘一碗長壽面，長長久久到永遠。”

    然後就把兩碗面條擺在新郎新娘面前。袁相忱一听，就不高興，說︰“我是信耶穌的，不信這個。”

    邊說邊拿起自己的那碗面往地下一擱，然後又把梁惠珍面前的那碗面也往地下一擱。袁母的臉刷地一下就變了，可礙于新娘和客人的面，又不便發作，過了好久臉色才稍微緩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卻絲毫不在意，又繼續招呼大家吃飯。這段婚禮上的小插曲一直讓梁惠珍記憶猶新，這是她第一次從近距離領略丈夫的風格。

    婚後，袁母曾對兒媳梁惠珍說，“阿邦脾氣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腸子，你以後多擔待他，別跟他計較。”

    梁惠珍卻心里想，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氣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繼續事奉，梁惠珍也跟著他回到天津，暫居在娘家。約過了半個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遷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後面收拾好了一間小屋後，才把妻子從岳母家中接來。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經常會有日本兵進來，但多數的日本兵也只是進來看看而己，並不鬧事。有一次，兩個日本兵進來，把槍擱下，拿起粉筆在小黑板上寫下了“戰爭罪惡”四個大字，一問，才知道他們也是基督徒，是被迫來服兵役的。看來普天下神的兒女都是痛恨戰爭的。

    二、北京

    一九三九年秋，袁相忱結束了在天津一年半的事奉工作，回到北京。當時妻子的身孕己日漸接近產期，袁相忱正進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艱難時期。恰在此時，遠東聖書學院的吳智院長非常熱情地邀請他回神學院做翻譯，每天只上半天班，每月有較高的固定的薪水，袁相忱每月除去十一奉獻、吃喝外，還能結余一半，這在當時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粱惠珍在協和醫院產下一子，取名為袁福音。袁家上下非常高興，袁禹庭最高興，他還希望將來兒子媳婦能生五男三女，他還把五個孫子的名字安排好了，就是“音聲樂慶榮”。袁禹庭給孫子起名字的本意沒有一點與基督教有關的，他只是高興袁家有後，香火有繼了。但袁相忱卻很恰當地為孩子的名字加上了個“福”字，他的三個兒子的名字分別為福音，福聲，福樂，從此意義就大變了。

    袁相忱在遠東神學院依然保持了認真勤懇的工作作風，在工作的時候，從來沒有遲到或早退過，他主要的工作是給院長吳智當翻譯︰吳智講課時，袁相忱就同步翻譯，還有一些講義，也需要袁相忱來翻譯成中文。在遠東神學院工作之余，袁相忱還堅持做一些教會的事奉工作，生活很安定，也很富足，全家人又都團聚在一起，一切都很好。漸漸地，袁相忱心中的不平安卻越來越大，他不停地向神禱告︰“神啊，我是不是貪圖世上的享受，淡忘了你的呼召？你召我本是為救農村的同胞，可是我目前這麼優越的生活，這麼舒適的環境，與農村的生活越來越遠了，我讀神學也是為了更好地去農村傳福音，可是我現在卻在這種舒適的環境中，越來越遠離神的呼召了。神啊，如果你讓我去農村，就求你引導我，我願意順服你的呼召。”

    一九四零年夏天，袁相忱在遠東宣教會堂很意外地見到了裴約翰牧師。這是一次奇妙的相遇︰裴牧師是去北戴河避暑，途經北京做短暫的停留，他們兩人既沒有事先的聯絡，也沒有刻意地尋找，沒想到卻在遠東宣教會的教堂里踫見，這真是神的安排。此刻袁相忱正在尋找農村事奉的途徑，而裴牧師在河北和山東的農村的事奉工作也剛剛有起色，急需要事奉的同工，于是兩個人一談即通，非常合拍，因為神已經在他們兩人心里都完成了奇妙的工作。當裴牧師從北戴河回來的時候，袁相忱已在神面前得到許可，決定帶著太太和不足一歲的兒子，一起隨裴牧師到河北南部的農村傳福音了。袁相忱一家三口動身去河北農村的時候，袁家父母很不高興，覺得這小兩口放著北京城里的舒服日子不過，偏要去農村，簡直是不可理喻。但袁相忱心中堅定，他知道，這是神的帶領，他不能也不應抗拒神。

    三、在河北、山東農村傳道

    一九四零年夏，袁相忱攜妻帶子，來到了河北省南部的城安縣，在縣城東關的一座小教堂里安家落戶。這是一片充滿泥濘的土地，下雨的時候遍地黃泥，天晴的時候，腳踩在地上，會有一路黃色的塵土隨著你，鞋和襪子片刻就弄髒了。但這也是一片事奉工作的熱土，到處是一顆顆饑渴的心。這里的生活比起北京差了一大截子，吃的東西也非常簡單，每天就是小米粥、窩窩頭、酸白菜，好一點的就是紅蘿卜。袁相忱曾與裴牧師一起作過一首詩，來形容當時的飲食狀況，詩的上聯是︰“紅蘿卜，白蘿卜，紅白蘿卜。”

    下聯是︰“稀米飯，稠米飯，稀稠米飯。”

    橫批是︰“頓頓如此。”

    裴牧師最喜歡喝小米粥，人們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小米缸”，裴牧師也很喜歡這個名字，還經常主動告訴別人他的綽號。每逢吃飯時，裴牧師總是與別人開玩笑︰“

    猜猜今天吃什麼？”

    說完後又用英語回答︰“又是酸白菜！”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大家就一起快樂地吃飯。能吃得上酸白菜還算是好日子，一九四零年秋天欠收，莊稼打得少，結果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夏，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天天吃的都是糠窩頭。河北南部盛產棉花，把棉花籽放在玉米面中做成花籽窩頭，這成了他們當時很長一段時間的主食。這些東西中國人吃起來都難以下咽，更何況是平時吃慣了面包牛奶的美國人。但裴牧師每次吃飯時都吃得很香，人們都沒有什麼怨言。

    袁相忱與裴牧師以及當地一位叫尚志榮的同工，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起去各鄉村布道，而梁惠珍則與裴師母一起，在教堂附設的學校里教書。梁惠珍教小學六年級的課程，上課的時候就把兒子福音托給工友看管，下課後還要備課洗衣服，晚上還要帶學生上晚自修，工作雖然累，但卻很充實。

    去鄉間布道是很辛苦的。他們帶著一個帳篷和一些簡單用品，從縣城出發後，逐村去布道。裴牧師與他們兩個人一樣，都穿一身中國最普通的黑色長袍，頭上頂一盞汽燈，因為當時還沒有電燈，晚上就靠著頭上的汽燈照明。每進一個村，先把帳蓬支開，安營扎寨，然後裴牧師就拿出一部手風琴，尚志榮就拉風琴，袁相忱敲鼓，開始唱詩歌。樂器聲和歌聲把人們吸引出來後，他們就開始傳福音，三個人輪流講。一個人在講時，其他兩人就在一邊禱告。每逢廟會，從各村來趕廟會的人川流不息，正是傳福音的好時候。人們听到鼓聲，以為有什麼熱鬧，就紛紛從家中跑出來看他們。一看，原來是洋人來樂，就圍著裴牧師看新鮮。他們趁大家都圍上來的時候，馬上開始傳講福音，有時一天內每人要講兩三回，都是一些簡單的道理。那時正是日本佔領時期，老百姓心中沒有平安，很容易接受福音。每天出去布道，都有人悔改歸主。對那些表示悔改的人，就約他們晚上來談，或在大樹下，或在他們的簡易帳篷外，帶領他們作認罪禱告。一直到很晚，他們才能進入帳篷內休息。至于吃飯問題，就隨便湊合。他們大約在每個村子呆四五天，然後又去另一個小村子，繼續敲鑼打鼓，游巡布道。每次從縣城里出來，都要走五六個村子，一個多月後才能返回到縣城。回到縣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後就是用開水燙衣服，因為長時間在農村，吃住條件差，所以身上長了虱子，但每次回來後，在縣城也休息不了幾天，他們又下農村去了。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們走遍了河北南部的農村，一個村落、一個村落地走下去，把神的福音帶給饑渴的人。

    在曠野的帳篷里，三個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背景、不同區域，但卻有著同樣為主工作心志的人，藉著禱告，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裴牧師身為一個外國人，但他擁有的卻是一顆坦誠的摯愛中國失喪靈魂的心。他常常徹夜為中國人流淚禱告，那一顆為福音工作迫切的心，常常使兩位中國同工倍受感動。裴牧師身體力行地帶領了袁相忱，使他在實踐中明白，神最喜悅的是愛人靈魂的心；神的工作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靈才能做成。作為一個傳道人，不在乎你有沒有口才，不在乎你有沒有文憑，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愛人的心，有沒有救人靈魂的托付。曠野從來就是鍛煉神工人的場所，摩西在米甸曠野的操練，大衛在曠野的牧羊，都是神所預備的最好的教育場所;不經過曠野的學習，就很難成為神合用的器皿。袁相忱在中國農村這個曠野中，學到了他在神學院課堂里所學不到的一切，在這里神把空泛的知識化作一種與工作現實相融合的祝福，使他的工人在牧養別人的同時，更得著神親自的牧養。

    “我與神更加接近了。”袁相忱曾這樣告訴亦師亦友的裴牧師。他找到了中國福音化的路徑︰到農村去，那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有一顆顆單純的心，有一個個瀕臨滅亡的靈魂。

    一九四零年夏到一九四一年年底，袁相忱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廣平、衛縣等五縣，以及附近山東五縣的各個村落往返傳播福音，他的足跡遍及了這十個縣區的每一個村莊，每到一處都廢寢忘食地傳福音。他不僅適應了鄉村的布道生活，而且還很快就摸索出了一條農村傳福音的決竅。農村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向他們傳福音時切不可說些高深的術語，要從最實際的問題入手，並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亂世之中有神的愛，讓他們感受到惟有在耶穌基督里，才有永遠的平安和喜樂。戰爭制造了無數的慘劇，但也為福音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時機，因為經受了戰亂的人們才明白和平的可貴，哀痛中的人們才懂得幸福的含義。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半中，他們所傳福音的地方，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袁相忱又去山東漕城等地傳福音，裴牧師留在城安縣做其他工作。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偷襲美軍駐扎在珍珠港的艦隊，日美正式交戰。因當時日本幾乎完全佔領了中國華北，所以從第二天開始，日本人就對在華的美國人動手，把美國人都集中起來，關入山東濰縣的集中營。裴牧師一家四口也難幸免。日本人從城里套車來到城安縣東關，闖入教堂內，帶走了裴牧師一家人，還搶掠了他們所有的東西。皇協軍，就是漢奸部隊，還闖進了袁相忱夫婦住的地方，看到好一點的東西或者值錢一點的東西就搶。當時正是冬天，日本兵在外打仗，沒有好的衣服穿，就把袁相忱夫婦的毛衣毛褲及皮鞋都搶走了，臨走時還把袁相忱的放在桌上的一只懷表順手牽羊地帶走。當時留在城安的梁惠珍才二十二歲，日本人進來之前，教堂的一個工人跑進來告訴梁惠珍說︰

    “日本人已經封鎖了城門，不許自由進出，恐怕過不了幾分鐘就會到教堂這里來了。你還這麼年輕，又帶著一個孩子，丈夫又不在身邊。听說日本人正四處找花姑娘，你還是趕快躲一躲吧！”

    于是梁惠珍就在臉上抹上鍋底的黑粉，然後抱上孩子躲進後院的地窖。她剛下地窖，日本兵就進來了。粱惠珍在地窖里不停地禱告，求神保守孩子千萬別哭出聲來，否則，如果孩子一哭，日本兵就會發現，後果不堪設想。日本人帶走了裴牧師全家後，又把整個教堂上上下下搜掠了一番，才坐車離開，臨走時還告訴看門的人，他們還會再回來。過了一會，日本兵果然又回來了，這次只是幾個當兵的來，帶著槍，站在門口站崗，表示己從美國人的手中接管了這個地方。教堂里己亂成一鍋粥，裴牧師全家被帶走後，教堂里還有幾個傳道人及同工，大家都一愁莫展，不知該如何辦。梁惠珍就抱著孩子在地窖里呆了幾天，因為大家告訴她，現在還不能出來，日本兵還在門外，隨時都會進來。每餐飯大家都幫她送到地窖中。她又擔心袁相忱，不知山東的情況怎麼樣，會不會和這里一樣？好在日本兵並沒有再進來找麻煩。教堂里的人不知道該走該留，在毫無辦法中只能向神切切禱告。

    袁相忱在山東也同樣遇到了這些情況，只不過日本人在山東的做法比在城安縣文明一些罷了。當袁相忱騎車傳福音到了山東的範縣，也就是與城安縣相臨的一個屬山東的小縣城時，他住在宣聖會在範縣的一個小教堂中。夜里，日本人來了，還帶著翻譯官，把在里面的傳道人都叫醒後，宣布這里己由日本人接管，屬于中國人的東西都可以帶走，屬于美國人的東西都留下。袁相忱一看這種情況，就想大概城安縣的總部也被日本人接管了吧？心中就惦念著妻兒和教會的同工們，尤其是裴牧師全家的安危。第二天，袁相忱就起程回到城安縣，進城門時，發現日本兵己荷槍實彈地站在城門口，並且規定︰每一個進城的人都要接受檢查，並向日本人鞠躬，才能進入城內。接受檢查無所謂，袁相忱在範縣時已被檢查過，也沒拿什麼讓日本人敏感的東西，但向日本人鞠躬，就不太舒服了，所以從此以後袁相忱就很少進城來。

    袁相忱來到東關教堂門外時，看到也有日本兵持槍把守著，就知道裴牧師一定已被他們帶走了，但里面的其他同工如何，就很難想像得到了。他在教堂周圍轉了轉，希望踫到一個熟人或是從里面出來個人，好讓他能了解一些情況，不致于冒然進去。但等了一會，既沒有踫見一個熟人，也沒有看到有人出來，他就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脫了長衫，摘下禮帽，只穿著里面的短衣服，如同當地的農民一樣的打扮，放下自行車，走到教堂門前，向日本兵說明自己的身份。日本人听不懂，但馬上就叫來一個翻譯，袁相忱又對翻譯說︰

    “我是中國人，是這個教堂的傳道人，里面也有一些中國人，我要進去跟大家商量一下該如何處理眼下的事情，也要安排一下想回家的人怎麼回家。”

    翻譯是個東北人，還是通情達理的，跟日本兵說了一通後，就讓袁相忱進去了。

    袁相忱一進去，里面的人都立刻圍上來，大家劫後重逢，悲喜萬分。袁相忱看著妻子臉上的鍋黑，又看著在妻子懷中熟睡的兒子，連聲說著“感謝神！感謝神。”同工們告訴袁相忱，裴牧師一家四口人可能被送到山東濰縣的集中營去了，但目前也沒有確切的消息。于是大家又為裴牧師一家人禱告，求神保守他們平平安安地在主的里面。接著又討論起人員的分流問題，袁相忱說︰“願意回家的，並且家遠的，就先把教會剩下的錢作路費，按路程遠近平均分配。”

    教堂被封，很多人都願意回家，再尋找事奉的途徑。教會剩下的錢很少，根本不夠大家的路費，但大家都沒什麼怨言。在一旁的尚青梅弟兄看袁相忱自己沒有要錢，以為是他知道錢不夠，故意不要。等人都散了後，尚青梅就拿出五元日幣，給袁相忱說︰

    “你拖家帶口的也很不容易，家又那麼遠，我給你五塊錢作路費吧。”

    袁相忱說︰“我不回去，我還要留在農村傳福音呢。”

    尚青梅听了這話很吃驚，他以為袁相忱是跟著裴牧師來的，現在裴牧師不在了，袁相忱也該回去了。但袁相忱到農村來不是跟著人，而是順服神的呼召，所以裴牧師在也好，走也好，他都會繼續留在農村的。袁相忱看尚老先生如此驚奇，就對他說︰

    “我真的不回去。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還等著我呢！現在工作好不容易有了點起色，我怎麼能離開呢？”

    尚青梅這才相信了。他被袁相忱的事奉決心感動了，就對袁相忱說︰“既然你已決定不回去，現在教堂又被日本人佔了，你就干脆住到我家吧，我們還能在一起工作。”

    尚青梅第二天就從家里套了一輛牛車來，把袁相忱一家三口接到了他的家中。尚青梅家住在離城安縣八里遠的北散湖村，袁相忱就在尚青梅家中的一間小西房中安下了一個簡陋的家。從此，他與農民同吃同住，成為一個真正的農民。

    一九四二年三月，梁惠珍在這里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女兒。袁相忱給女兒取名為袁安湖。“安湖”這兩個字就取自于城安縣北散湖村的地名。這是一個頗具紀念意義的名字。多年以後，一說起女兒的名字，袁相忱都會講述一番北散湖村鄉親們的真情厚愛。

    一九四二年春，袁相忱在河北城安縣北散湖村辦起了第一個家庭聚會點，因為在城安縣的教堂被日本人佔了，在農村又不可能有錢蓋教堂，但神的羊群需要牧養，信徒不能停止肢體生活，于是聚會就轉入家庭中。每天晚飯後，袁相忱的小屋里就坐滿了人，先是由梁惠珍帶著大家唱詩歌。農村的人大多不識字，更不識譜，全靠梁惠珍一句一句地反復教唱。唱完詩歌後，就由袁相忱講道。有時是他帶領大家一起查經。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人來；鄉親們都很愛來這個幾乎空無一物的小屋，愛逗袁相忱的一雙小兒女玩。有時候一些生活上的小問題，也都來請教袁相忱，而袁相忱夫婦不論事情大小，鄉親們隨叫隨到，只要能幫得上忙的，他們總是毫不推辭。梁惠珍還義務教鄉間的婦女們認字，讀聖經。鄉親們總是夸梁惠珍賢惠能干，每逢這時，梁惠珍卻說︰“我其實什麼都不會干，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你們教會我很多生活上的學問。”

    梁惠珍說的是實話，這個在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嬌小姐，此刻已在農村磨煉成一個非常能干的婦女。生完女兒後的第三天，因袁相忱外出傳道，她就下地自己燒火煮飯。像河北南部的每個婦女一樣，粱惠珍每天清晨五點就下地，在高粱地里摘高粱葉子，也就是將高粱最外邊的那一層葉子剝下來，晾干，再用來燒火做飯或取暖。嬌小的梁惠珍要踮著腳才能夠得著高粱的上部，她伸手把高粱葉子從頂上直剝到根部，再扯下來放在地上，接著又去摘另外一棵高粱。摘好後，還要把葉子搬到田埂上，捆成捆。太陽出來的時候，再把這些葉子都背回家里，攤開來曬在地上。高梁地離她所住的地方足有五里路，她每天都要來回走幾趟，並且還背著濕的高梁葉子，因為這些高梁葉子就是他們全家燒火用的，做飯用它，取暖也用它。在那片遠遠高過梁惠珍頭頂的高梁地里，她用自己一雙嬌嫩的手，擔負起了生活的擔子。早上的露水打濕了她的頭發，沾濕了她的衣服。從地里出來時，梁惠珍已不是那個玉指縴縴的女孩子了，而是一個被露水沾得像是從水池子里撈出來的標準的農家女人。她在這片土地上鍛煉著、成長著，不論是在靈性上，還是在生活上，這一時期她都有了一個大飛躍。也是由于那一段時間過度地勞累，梁惠珍背負了遠超過她身體所能承受的一切，她的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尤其是因為長期用肩扛那些又濕又重的高粱葉子，致使右肩變形，日積月累更進一步地形成了輕微的駝背。

    一九四二年秋，袁相忱收到母親寫來的一封快信，信中說父親因患肺病，己經病危，要袁相忱全家速回。袁相忱接到信後，就與梁惠珍商定︰夫婦二人立即帶上女兒安湖返回北京探望父親，兒子福音則留在農村由鄰居照管。這樣決定一是因為袁禹庭見過了孫子福音，但還未見過孫女安湖，讓老人見一見，也了卻一樁心願；二是因為袁相忱覺得父親年紀還輕，才剛五十，說不定能好轉起來，他們就可以速去速回，不用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走來走去了。于是他們天婦倆就帶著安湖回到北京。

    袁禹庭因長年嗜酒，且生活不規律，對身體損耗很大，雖剛過五十，但肺病卻很重，加上當時醫療條件的限制，對肺病沒有好的醫療方法，所以袁相忱回來時，袁禹庭已經是走到了生命最後關頭的病人了。醫生只囑咐家人好好照顧他，想吃什麼就給他吃點什麼，言外之意就是已經沒什麼好辦法治療他了。袁禹庭見到孫女安湖，很得安慰，看到兒子如今是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也就放了心。此時他已不能多講話，兒子媳婦向他傳福音，他就點點頭。袁相忱回家一個多月後，河北農村的教會又來信，催他回去工作。他與父母及妻子商量後，決定留下妻子和女兒陪父母，自己一個人先回去，把那邊的工作安排一下再回來。沒想到袁相忱這一走就再也沒有見到父親的面。他走後沒幾天，父親就病故，兒媳梁惠珍在病塌前殷勤服侍，直到袁禹庭去世前，她仍不忘向他傳福音。埋葬完公公後，梁惠珍又立即帶著女兒回到河北農村，與丈夫繼續在農村服事。

    袁相忱在農村的聚會點越來越多了。他從最初在北散湖村的小房間里苦苦耕耘開始，逐漸地恢復了廣平、衛縣等原有的家庭聚會點，更是與弟兄姊妹詳細交通。不久，各縣農村的小聚會點就零星地建立起來了，袁相忱就去各聚會點帶領聚會。尚家父子是他那一時期最好的同工，他常與尚志榮一起騎著車在鄉間往返布道。當時正是日本佔領時期，袁相忱一向對政治毫無熱忱，他只知道他的工作是傳福音，只要環境許可，他就不停止工作。有許多人勸他︰現在世道這麼亂，農村又這麼苦，你還不如回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安安穩穩過日子，工作之余再事奉，不也挺好嗎？袁相忱回答說︰“我這個人，只適合做傳福音的差事，世道亂，更要趕快把福音傳開。我是傳福音的，只對傳福音感興趣。”

    他在路上的時候，屢次被日本兵攔截，但都蒙神的保守。日本人知道他們是傳福音的之後，就把他們放走。那時河北南部白天由日軍控制，晚上有八路軍出來活動。袁相忱與尚志榮在外出的時候，身上同時會帶上日票和八路軍通用的兩種錢票，因為如果踫上日本人，你身上只有八路軍票，他就以為你是八路軍，會引來很多麻煩，對福音工作不利。若是只帶日票，踫上八路軍時，又會被誤認為是漢奸，同樣不好。所以他們身上都帶著兩種錢，各有不同的用處。但不論踫見誰，他們都會坦言︰“我們是傳福音的。”

    一般情況下，他們很少被刁難。

    一次他和尚志榮兩個人正在鄉間走著，忽然就听到前面傳來槍聲，他倆連忙跳下自行車，一邊往前走，一邊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扔出去，因為不知道前面來的是什麼人，也不知道該拿什麼錢，所以索性把錢都扔掉，免得麻煩。走近了一看，才知道是八路軍，真是虛驚一場。八路軍對他們非常好，知道他們把錢都扔掉時，很同情他們，就請他們到山上的營部烤火，又請他們一起吃早飯。他們看到當時八路軍的生活非常艱苦，早上吃的也是小米粥。有一個領導模樣的人和他們一起吃飯，听到士兵叫他郭司令，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吃過早飯，郭司令還派人護送他們下山，囑咐他們在路上要多加小心。

    自從袁相忱從城安縣東關的教堂搬到北散湖村後，他就很少再進城。這其中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城門都由日本人把守，進城時要向日本人鞠躬；袁相忱不樂意，所以搬出來後除了福音工作上非去不可的事，他一般絕不進城。第二個原因是袁相忱來往信件較多。一次他去縣城里的郵電局取信時，一個在郵局中工作的信徒很緊張地把他叫到一邊，對他說︰“今天在您的信中發現了八路軍的抗日**。幸好是我看到了，要是被別人發現了，告訴日本人，這可是很嚴重的大事情。”袁相忱接過信一看，里邊有一大疊抗日**，看看落款和郵出地址，根本不認識，但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確實是他的。在郵局工作的那位弟兄對他說︰“這幾天日本人查抗日**辦得很緊，你最好不要來了，免得惹麻煩，耽誤神的工作。以後有你的信，我想辦法托人帶過去。”袁相忱一听，覺得有道理，所以此後就很少進城。當然，袁相忱不進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閑暇。他實在太忙了！農村的信徒由于絕大多數不識字，看不懂書，所以在真理上需要更多的喂養，需要傳道人在口頭的傳播工作中付出更多的辛勞。袁相忱就在鄉間不同的聚會點中跑來跑去，加上當時交通不便，使得他一個月中有二十天的時間是花在跑路上，家中的事就全交給粱惠珍料理了。

    一九四四年，袁相忱在衛縣北皋村所建立的聚會點，人數越來越多了。信徒們沒有什麼文化，卻非常渴慕神的話語。每次袁相忱在北皋一住就是幾天，走的時候信徒們都依依不舍地囑咐他︰下次來的時候多呆幾天，我們還有許多問題要問呢。袁相忱每次從聚會的地方回來，都會滿懷感恩之情地對神說︰“神啊，農村才是最好的神學院啊！信徒們的火熱常使我覺得對你是多麼地虧欠。”

    最後因衛縣的工作漸漸成了袁相忱服事的主要內容，又有衛縣的弟兄姐妹們熱心為他們預備了住的地方，袁相忱全家就于一九四四年秋搬到衛縣的北皋村。他的第三個孩子袁福聲就是在北皋村出生的。

    北皋村是個風景優美的小村莊，村旁有一條幽靜的小河，叫漳河。每年春天，漳河水漲起來，又消下去，農民們就開始耕田犁地，撒種插秧了。袁相忱一身農民打扮，每天與弟兄姐妹們一道下田，一道收工。農田里的細活袁相忱始終干不好，他就做一些犁地的粗活。他第一次真切地體會了“手扶著犁向後看”的滋味；他看到了田地里的農民是如何撒種、如何澆灌、如何培育秧苗；他看到了莊稼如何一天天地成熟起來，從最初的點點綠意，一直生長成為漫山遍野的青翠。主的話不會錯︰

    “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田里的莊稼熟了！耶穌對每一個信靠他的人說︰“莊稼多，工人少，所以當求那莊稼的主，打發工人來收莊稼。”

    那莊稼的成長過程多麼像信徒的靈命長進啊！靈程的復雜過程被主耶穌用一個如此恰當的比喻就說明了。只有創造萬物的主宰才能告訴我們這其中的奧秘與關聯，才能一語中的地說明萬有的本質，其實萬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證明神自己的存在。

    在這個偏遠閉塞的小村莊里，神藉著他手所造的大自然啟示他的工人，造就他的工人。樹蔭下、田埂上，都是最好的聚會場所，邊犁地邊唱詩是對神最好的贊美。在這里他與農村的信徒們真正是打成了一片︰他幫農民鍘草，喂牲口，還護送因病需要住院的鄉親去邢台。他像這里的每個土生土長的農民一樣，種五轂雜糧，吃粗茶淡飯；他不再是穿著長袍、戴著禮帽的袁先生了，他是農民們信賴的袁弟兄，是裹腳老大娘能夠和他搭得上話的“福音的爸爸”。梁惠珍也在北皋的一所學校里教書。所謂的“學校”也就是只有幾個孩子的一間房子。她教孩子們認字、畫畫，向他們傳福音。淳樸的孩子們深深地喜愛梁老師，喜歡听她唱一首又一首的贊美詩。

    一九九六年，有北京的弟兄姐妹們去北皋傳福音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當地的老姐妹。她向他們打听，是否認識袁相忱和梁惠珍？北京去的弟兄姐妹回答說“認識”。北皋的老姐妹告訴他們︰“

    當年就是袁相忱向我們全家傳的福音，我們都信了。梁老師曾經做過我的老師，她教我的詩歌我現在還記得。”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里，袁相忱的事奉工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成熟的階段。他得到了神所賜的異象，也順著這異象奔跑，他找到了一條神所賜的傳福音道路︰不加入任何組織，不依靠任何勢力，只單單地信靠神，以傳福音為工作，傳福音的就靠福音養生。這一段時期正是中國人生活最困苦的時期，外憂內患，民不聊生，但是神卻以他的大能養活了他的工人。信靠耶和華的，必不致缺乏。

    在農村的這幾年，因為工作繁忙，袁相忱只是在一九四二年父親病重時回過家一次，也只是住了一個月。雖然當時父親已病危，但為了福音工作的緣故，袁相忱又匆匆返回農村。作為獨生子，他沒有在父親臨終時守候在父親身旁。父親去世後，家中只有母親和外婆相依為命，靠以前的積蓄過清苦的日子。不過，每逢過年過節，袁相忱就格外思念家中的親人，更為他們至今不肯相信耶穌基督而難過。他是傳道人，在外面傳福音使別人的靈魂得救，可是自己的親人卻還正走向滅亡的邊緣。他心中焦急，屢次寫信，但母親都沒有表態，他就惟有在神面前為自己的親人流淚禱告，求神使母親剛硬的心回轉，求神救母親和外婆脫離假神的束縛，脫離魔鬼的捆綁。每年過年，等家人都睡後，袁相忱就獨自坐在燈前，為家中的母親和外婆徹夜流淚禱告。從他自己信主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他為家人禱告也有十三年了，但仍沒有一點起色。母親佛照拜，香照燒，麻將照打，對基督教信仰的偏見依舊，對兒子的不理解依舊。袁相忱對神說︰

    “主啊，你應許我們，‘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信你的應許，但我在這漫長的等待中信心漸微，我信，但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啊！求你赦免我這小信的人，並賜下你的恩典拯救我的家人。”

    四、再回北京

    神通過不同的方式揀選每個他所召的人，每個基督徒的道路都不同，蒙神恩典的時間不同，但大家的歸宿卻相同。基督徒的道路是一種殊途同歸式的道路，是條條充滿奇跡、充滿恩惠的道路。神就是藉著一場奇特的病，拯救袁相忱的家人，對袁相忱的禱告作出應允。

    一九四五年五月，袁相忱收到了一封家里的快信，是外婆親筆寫的。信中說，母親因患水臌癥，目前已臥病在床。外婆年老，妹妹年幼，家中急需要人照料，希望袁相忱全家盡快回來，以便照料生病的母親。袁相忱接到這封信後，心中有一些疑慮，因為母親一向反對他們在農村傳福音。自父親病逝後，她更是多次寫信，找種種理由催他們回北京。這次是不是母親又編出來一個理由，要騙他們回去呢？為了弄清楚實情，袁相忱沒有馬上給家里覆信，而是先給王明道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直接告訴王先生︰“我家里來信，說是我母親臥病在床，我不知道是否是實情，還是他們想讓我回去，所以不好答覆。希望您能派人去我家里看一看，再寫信告訴我，我好盡快做出決定。”王明道先生接到信後，立即讓他教會的同工去袁相忱家中探望，看到袁相忱的母親確實臥病在床，並且病得很重，渾身腫得非常厲害。王明道先生知道真相後，馬上寫信告訴袁相忱︰

    “你母親確實病了，並且病得很重，家中確實無人料理。”

    袁相忱接到信後，把農村的工作進行了安排，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初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啟程，回到北京。這是袁相忱自一九四零年夏隨裴牧師去河北後第二次回來。

    一九四五年，袁相忱的母親與外婆住在北京豬市大街，是租的房子。袁禹庭在世時，袁家把整座院子都租下，做二房東，還有一些收入。但袁禹庭去世後，因袁相忱長年不在家，母親與外婆兩個婦道人家管一個院子不太方便，所以就不做二房東了，只是租了兩間東房自己住。袁相忱全家回來，就與母親和外婆住在一起，袁相忱一家五口住里屋，母親與外婆住外屋。袁相忱回到家里，看到母親躺在床上，肚子腫得高高的，原本消瘦的臉也腫得胖乎乎的，連笑一笑都顯得不方便，臉色蠟黃蠟黃的，頭發已脫得差不多要光了，連動一動眼珠都困難。袁相忱看到母親這個樣子，眼淚忍不住就流下來了。他安慰母親，讓她不要害怕，母親無奈地搖搖頭，表示已將不久于人世了。

    袁相忱滿腹傷心，覺得自己這幾年沒有好好照顧母親，很是虧欠。當時袁相忱在農村，沒有任何收入，母親和外婆在北京也是吃老本，前些年的一些積蓄已經折騰得差不多了，要給母親請好大夫看病，是支付不起了，並且袁相忱一貫堅持自己不吃藥，相信神有醫治的大能，所以他為母親切切地禱告，求神醫治母親，更求神拯救母親的靈魂。

    在豬市大街離袁相忱住處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神召會的教堂。因為離家近，袁相忱就每天都去那里為母親禱告。神召會的牧師看袁相忱是個陌生人，就與他交通，交通後才知道袁相忱也是自己的同行，並且在農村服事多年。當時神召會的牧師就向袁相忱約稿，希望他能為神召會的《信勝月刊》寫些東西，還邀請袁相忱在星期天講道，袁相忱答應了。他與神召會的同工們熟識後，有一個叫王哈拿的姐妹知道袁相忱的母親生病需要禱告時，就經常上他家里與梁惠珍一起為袁母禱告。當時同仁醫院有一個姓于的大夫也是主內的弟兄，他知道袁家的情況後，就主動免費為袁母做檢查。凡到袁家來的弟兄姐妹，都勸袁母要相信耶穌，可袁母就是不表態。看到這種情況，袁相忱就更加恆切地為母親禱告，求神除掉母親剛硬的心，拯救母親。

    一天傍晚，袁母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忽然就看到一個穿白大褂的人站在她床前，手里拿著一包黃色的粉末給她吃，她就吃了。過了一會，袁相忱的外婆又來叫她︰“你該吃藥了。”

    袁母就回答︰“媽，我不是剛剛吃過了嗎？”

    袁相忱的外婆很奇怪，就問︰“誰給你吃了藥？”

    袁母回答說︰“是一個穿白大褂的，我不認識的人。”

    外婆又問︰“吃的是什麼藥？”

    袁母回答說︰“是黃色的粉末”，並說，“我真的吃過藥了，不用再吃了。”

    說完就閉上眼睡覺。外婆很奇怪，就把這事對袁相忱說了。袁相忱想，全家人都沒有送藥給母親吃，當時屋里也沒有外人，這難道是異象？是神藉著這個神跡讓母親親自體驗到神的醫治的大能？于是他就對外婆說︰“母親不吃藥就算了。”

    說完後他又馬上回到房里禱告︰“神啊，感謝你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切。剛才的事如果真是你施行的奇跡，就求你盡快顯明你的旨意，好讓我們能更好地為你作見證。”

    果然，從第二天開始，母親身上的腫就開始消退了。于大夫來給袁母做例行檢查的時候，反復地在袁母的肚子上量來量去，最後告訴袁相忱︰“你母親的腫己比昨天好一些了。”

    袁相忱立即高聲贊美神，並對于大夫講了頭天晚上的事，于是大家又一同贊美神。從那天以後，袁母藥就不吃了，但身體卻一天天地好轉過來。腫消了，頭發又長出來了，眼楮也恢復了光澤和活力，吃東西也有胃口了，漸漸地又可以下床走路了。

    在死亡線上打過一個趔趄的母親，重新站在袁相忱面前時，已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新人了。她經歷了神的大能，逢人就說︰

    “感謝神，我這病是神醫治的！我過去老不信有神，現在神就親自醫治我，讓我看到他的大能。我現在信了，再也不會去燒香念佛，拜那些假神了。”

    袁相忱的外婆當時已年逾古稀，她說自己活了多少年，就拜了多久的佛，但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她看到了神在自己女兒身上所施行的大能，所以她與女兒一起砸碎偶像，開始敬拜真神。

    袁相忱在神面前深深地飲泣，以淚水表達他難言的感恩。整整十三年了，袁相忱無數次地為自己的家人流淚向神禱告，求神拯救他們，求神拆除他與家人之間因信仰帶來的隔閡，求神為他預備一個真正在神的里面合一的家庭，求神醫治他們這個家庭中所有的裂痕與創傷。這是一個受過無數次重創的家庭，是一個惟有用神的愛才能彌合的空缺。這一天終于來了！回過頭來再想想當初自己信主時家人的逼迫，那時袁相忱也是一百個想不通，曾無數次地間神︰

    “為什麼讓我遇到這麼不理解我的父母？為什麼逼迫偏偏是從家里來的？為什麼讓我們原本淡薄的親情，不僅沒有因我的信主而彌合，反倒如同雪上加霜？”

    現在他明白了，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家庭的逼迫是神許可的試煉，為的是要成就神對他無比的祝福，也要成就神對這個家庭的無比的祝福。

    神啊，你給予你的兒女的都是愛。

    從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冬天，袁相忱就是藉著星期天講道及平時做一些兼職的翻譯工作，維持著他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日子雖然緊了些，但心靈重卻很快樂。袁相忱自己信主十三年後，才第一次可以在自己家中有一個所有家庭成員都參加的崇拜。這是多麼來之不易啊！母親的身體一天天地恢復起來，袁相忱又有了新的計劃︰過一段時間，等母親身體穩定後，他還是要去農村傳福音，並且要帶著母親和外婆一起去。

    一天，在神召會教堂禱告結束後，一個叫冉約翰的丹麥籍年輕人來找袁相忱。冉約翰的父親是神召會的傳道人，早年來華傳道，冉約翰就出生在中國，所以能講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與GC黨的爭戰再次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美國成立了軍事調停委員會，總部設在北京協和醫院，專門調停兩黨之間的矛盾。英語、中文皆精通的冉約翰就在軍調部任翻譯。當時中國被日本佔領八年，年輕一代學的都是日語；現在日本投降了，英語人才的需求量大了，但會英語的人卻不多。冉約翰听過袁相忱幾次講道，對他印象很好；又听說袁相忱的英語相當不錯，而生活又比較緊張，于是就來問袁相忱，願不願意去軍調部當翻譯？若願意的話，他可以舉薦，因為軍調部急缺中英文翻譯，並且待遇非常優厚。袁相忱回答他說︰“

    我是傳福音的，這就是我的工作，我不會再考慮做其它全職的屬世的工作。”

    冉約翰听了後，很欽佩袁相忱的信心，就問他︰“你願意在不妨礙傳福音的同時，做一些兼職工作以維持生活嗎？”

    袁相忱說，“可以考慮。”

    冉約翰就告訴他，東四有一個原屬美國人的華語學校，日美開戰後，被日本人佔用，現在日本投降了，這個學校也應還給美國人。但目前美國人還沒有精力接手管理，所以冉約翰就以第三國的身份，把這座大樓先接手過來，把它改裝成一個旅館兼飯店，專門接待外國人。有許多從山東濰縣集中營出來的美國人，都要來北京辦事、買東西或等飛機回國，就住在這個飯店里，所以生意還可以。冉約翰自己在軍調部工作，沒時間去打理飯店的生意，想找個可靠的人去幫他打理。袁相忱想了想，回答他︰

    “我可以去，但每天只能去半天，因為我下午還要出來傳福音，有時還要講道，帶領聚會。”

    冉約翰听了很高興，就說︰“去半天也可以，你就幫我收錢吧。有客人住後，你就登記一下，收一下錢；沒客人的時候，你就可以靈修。”

    于是兩個人都挺滿意，就算談妥了。第二天，袁相忱就去了飯店上班，邊工作邊靈修，有時還整理一些屬靈的文章。

    一九四五年深秋的一天，袁相忱正坐在那里看一份屬靈刊物，有一位客人來住店。這位客人是挪威籍的牧師，中文名字叫甦朝生，屬挪威神召會。他在河北新保安一帶傳道，此次專程來北京是為醫治牙疾。袁相忱為他安排了房間，收了錢，又讓服務員帶甦牧師去休息。以後幾天，甦牧師出去看病，進進出出都與袁相忱相互問候，但並無深談。

    約一個星期後，甦牧師下樓來找袁相忱，用中文問他︰“你是基督徒嗎？”

    袁相忱回答說“是”，並問甦牧師︰“你怎麼知道的？”

    甦牧師說︰“我看到你的桌子上有英文聖經，還有一些屬靈刊物，有時還看到你在讀聖經。”

    甦牧師還作了一個翻書的動作，逗得袁相忱笑了。就這樣，他們二人就算是在主里又認識了一回。

    有一天，甦牧師把袁相忱請到他的房間，問他︰“你識不識五線譜？”

    袁相忱說“識”，甦牧師就告訴袁相忱，他听別人唱過“耶穌家庭”出版的一本詩歌集，很喜歡其中的歌，可是因為那些歌譜是用簡譜標識的，而他又不認識簡譜，所以想學著唱一唱都沒辦法。

    他又接著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幫我把簡譜翻譯成五線譜？”

    袁相忱說，“可以啊！你把詩歌本給我，我有空的時候就幫你譯一下。”

    于是甦牧師就把詩歌本交給袁相忱，讓他幫忙譯成五線譜。

    從那以後，袁相忱與甦牧師就逐漸熟悉起來，大家在交通中了解了對方的信仰及工作情況。當甦牧師得知袁相忱在河北農村工作過五年時，相仿的經歷更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他們一同暢談工作中的得失感受，也更多地提到了如何在現在的情況下，更好地開展工作的一些想法。袁相忱幫甦牧師譯的第一個五線譜曲子是詩篇第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一天下午，甦牧師又與袁相忱交通，交通時他說自己有感動要在北京開展工作，問袁相忱有什麼想法？袁相忱說︰

    “北京已經有很多傳道人，這里不需要我們了。我這次回來是因為母親生病，我將來還是要回農村去。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但農村的教會太少，傳道人也少。我的呼召是在農村，農村生活雖然苦，但做神的工作卻是甘甜的。等過一段時間我母親的身體穩定以後，局勢稍微好轉一些，我就帶著全家老小一起到農村去。”

    

    然而局勢卻並沒有好轉。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國共和談破裂，中國局勢進一步惡化，共產黨為了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把河北的一段鐵路都拆了，並且對城市的包圍圈越縮越小。袁相忱想要全家拖老帶小地再回農村，就不大容易了，因為當時袁相忱的外婆已近八十高齡，她多次表示自己決不去農村。如果袁相忱非要去，那就把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城里。這讓袁相忱很為難，因為外婆就生了母親這麼一個孩子，除去袁相忱一家外，她就無依無靠。把一個無依無靠的高齡老人留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里，這一點袁相忱無論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這一段時期，袁相忱心中有些迷惘。他老想著去農村，但條件卻總是不允許。先是母親身體不好，後來又是外邊局勢不穩，戰爭不斷，再後來又是妻子懷了第四胎，行動不便，不能長途旅行。袁相忱去農村的計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現實的條件所拖延，他心中有一種感覺︰這拖延還會持續下去，到什麼時候，他也說不清。這時期袁相忱向神禱告的內容，重點就是求神引導他的工作方向，因為他總是搞不清楚神為什麼不許可他立即就到農村去，而老是讓他在城里耽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事奉。他更加謙卑地時時省察自己，害怕是因他自己的過犯而使神棄絕他的服事。當時他不明白，這也是神給他的一個新的功課，讓他學習洞察何為神的心意。他告訴自己說，也許有些事情，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時間，需要靜心等候。“那我就等候吧！”

    有時他的心情也很苦悶，他還不知道神會藉著這一特殊的時間，要把一項新的工作交在他的手中，要親自地以事實提醒他︰一個神的工人，在哪里服事並不重要，關鍵是他的服事是否做在神的心意上，是否全心全意地投入神的工作。袁相忱不斷地求神使他能盡快地全心投入神的工作，他不知道神會以何種方式引領他以後的事奉，只知道他不能再耽誤時間了，應該盡快進入事奉崗位，讓他的一切都百分之百地為神所使用。

    一個下午，他和甦牧師一起在房間里編譯詩歌本。快到傍晚的時候，甦牧師說︰

    “休息一下，咱們出去走一走，透透空氣吧。”

    于是他們兩人就騎車來到街上，漫無目的地閑逛。他們邊騎邊聊，一直從住的地方騎到阜城門，忽然甦牧師抬頭看見了路邊有座福音堂，門口的福音堂的大牌匾還掛著，但門卻是被貼上封條的。袁相忱也看到了，心想︰這個福音堂怎麼會被封呢？于是兩個人就下車，過去看個究竟。門口的封條是民國政府封的，上面有貼封的年月和國民政府的紅印。趴在玻璃上往里一看，里面的面積足有幾十個平方米，坐得下二三百人；屋子里有一排排的長凳、風琴架，還有講壇，是一個現成的很好的福音堂。他們兩個都奇怪為什麼沒有人管理，于是就問在旁邊開店做買賣的人，有沒有人管理這個福音堂。那人告訴他們，福音堂有個看門的人還住在後面的小屋里，于是他們兩個又繞到房子的後面，找到了那個看門人。看門人告訴他們，這福音堂以前是由日本人幟田金雄租下來的。日本投降後，幟田金雄被集中在東單集中營里，等待遣返日本。國民政府以為這房子是日本人的，是屬于日本的產業，所以就把它封起來了，而實際上這房子也是日本人租的，不是買的，真正的房東是中國人，叫李少鵬。國民政府沒有認真調查就把房子封了，搞得房東也倒了楣，好好的房子空在這里，一分錢的房租也拿不到。

    幟田金雄是日本的一個牧師，在美國讀過書，後來到中國傳道，是一個較有名氣的日本牧師，當時曾任“中華基督教團”的領袖。袁相忱回到北京後听說過他，但彼此並無聯系，並且袁相忱是六月份才回到北京的；回來後不久，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幟田金雄也被集中了。

    听看門的人這麼一說，袁相忱和甦朝生兩個人不約而同地︰“房東的地址在哪里？我們想打听一下，這房子他願不願意出租？”看門的人就告訴他們︰“房東住兵部灣十九號，叫李少鵬，你們去找找他，他肯定願意出租。”

    當時，袁相忱和甦朝生還進福音堂的後院看了看，才發現這是很大的一處院子，前邊的福音堂是三間門臉，與後面的大間房子呈井字型排列。後面外帶一個小院，院里還有三間小耳房，合起來一共是大大小小十二間房間，外加一個院子，真是理想的聚會場所。兩個人看後覺得非常滿意，于是袁相忱就決定找一個時間，去和房東談一談。

    回到家里後，袁相忱就把這事與妻子說了，梁惠珍以一個女性的細心勸丈夫︰“這事你先別急，要好好禱告。你要確實清楚是否神的旨意，再考慮具體的細節。如果真是神的旨意，不僅為你預備事奉的地方，更為你預備事奉的平安道路。我們還是先禱告等候吧。”一連幾天的禱告，袁相忱覺得心里很平安。這期間他多次自己一個人去阜成門，在那所被封條貼得死死的院子周圍走來走去，越走越覺得這真是個傳福音聚會的好場所。這三間門面房緊靠北京的要道阜成門，交通方便，街市繁華，人群來往頻繁，再加上附近有著名的白塔寺，白塔寺每月就有兩次廟會。廟會時各種身份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有做買賣的、有舉家逛廟會的、更有友人相聚、結伴出游的，是一個傳福音的絕好機會。更有利的是，這里原來就是一個福音堂，有現成的設施，不僅免去了重新布置、打理的費財費時費力，而且肯定還會有一定的工作基礎，有固定的信徒隊伍。這些條件對于多年在農村事奉，對北京的福音工作己較生疏的袁相忱來說，是極好的，也是極其重要的。他越來越喜歡這個地方，多次趴在玻璃上往里看，屋里的板凳、黑板、講壇，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的是這畢竟是一個自己不曾工作過的地方，熟悉的是這一切都是他從事奉之日起，就經常接觸的用品。他的心中滿有平安，也滿有喜樂，一掃前一段時間的迷惘之感。

    一次他騎著自行車帶著六歲的大兒子袁福音，一起去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去看那座被查封了的福音堂。他抱起福音來，讓他趴在玻璃上往里看，福音就問︰“爸爸，這是什麼地方？”

    袁相忱就回答說︰“這是傳福音的地方。”

    福音又問︰“是誰的？”

    袁相忱就逗他︰“以後我們全家就在這里傳福音好嗎？”

    福音說︰“太好了！我喜歡這里，我來幫你一起傳福音。”

    袁相忱听了很高興，就計劃近幾天抽空去找房東談一談，但他高興的同時又擔心這只是他個人的喜好或想法，耽心他以個人的決定代替神的旨意，更怕他因個人的情緒愛好而攔阻了神的工作。所以在找房東前，他就對神說︰“神啊，如果這是你的旨意，就求你讓這件事順利成就，讓房東能痛快地答應租這個房子給我，並且租價是合理的。如果這不是出于你的旨意，就求你在這件事上攔阻，顯明你的旨意，好讓我知道還應進一步等候。”

    袁相忱去找房東前也與甦朝生商量過，是兩個人一起去，還是袁相忱一個人去？最後兩人一致決定︰由袁相忱一個人出面去找房東，最主要的原因是考慮到房東因把房子租給外國人，才惹來了房子被封的麻煩，耽心房主如果再看到有外國人，心里就會有顧慮，不肯出租。于是袁相忱就一個人騎車來到前門兵部灣十九號，一打听就找著了房主。房主李少鵬是個性格直率的中年人，他听說袁相忱想租他在阜成門的房子，很高興，但高興之後就是一大通的牢騷。他說，那處院子確實是他自己的，是當初日本人租用的；沒想到日本投降後，卻被國民政府誤當作日本人的產業而封閉。半年多了，他去找過幾次市政廳的人，但都不了了之，沒有給他一個明確的說法，這半年多房子就這樣空著，不僅拿不到一分錢的租金，還白跑了許多冤枉路，花了許多冤枉錢，受了許多冤枉氣，求爺爺告奶奶地一層層地往上托人找政府的官老爺們，結果直到現在還是沒有開封。

    說完這一通牢騷後，他又很灰心地對袁相枕說︰“我願意租給你，可是這房子你也不一定能租得成，因為現在關鍵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市政府的官員們。他們給你開了封，這房子才能租；否則你就是一天給我一百兩黃金也不管用。並且現在看來，要找市政府開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咱們這些小老百姓平時就是跟那些官員們說句話問聲好，都難得搭得上話，更別說現在是有求于他們。這樣吧，你願意租這個房，我也願意租給你，咱們就先說好個價，你覺得價錢合適了，再去想辦法找市政府開封。若覺得不合適，就省得麻煩了，免得你花了錢，跑了路，幫我開了封，又因為價格不合適而白費力氣，這樣我也覺得過意不去。我們先把價談好了，你再去辦開封的事，辦成了你就租下，辦不成就拉倒，兩不虧欠。”

    房主的意思很明顯，他己經不想再去跟政府打交道了。若是想租房子，就得自己去市政府想辦法開封。袁相忱听了，覺得房主的話有道理，也很喜歡他的直爽勁。最後他們又談了幾次，就把房租的價格定為每月為三百斤小米的價錢。為什麼房租不用錢直接算而是用小米的價錢呢？這是因為當時正處在內戰時期，貨幣極不穩定，一貶再貶，用錢已不能準確地表達房子的價值了。袁相忱與房主商定，每月交房租的時候，就按當天的米價來計算，每月的房租就是交當天的三百斤小米的價錢；交的還是錢，但錢的多少卻由市場的米價來定。這真是鈔票的作用的一種倒退。這種交房租的辦法本身也說明了當時的局勢是多麼地不穩定，社會是多麼地混亂。

    價格談好後，剩下該辦的就是如何使市政府同意開封了。袁相忱是個在北京舉目無親的平民，他本來就不是北京人，再加上近幾年又都在農村，回來也是在教會這個小圈子里，所以在北京辦這些屬世的、與人打交道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該找什麼路，最主要的是他本來就不是一個適合辦這類事的人。可以說，他這個人除了傳福音比較在行，其他一切基本上都不行。而甦牧師也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出頭辦事也有諸多的不便和不了解。他們兩個人一商量，市政府連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更不要說是肯幫忙辦事的熟人了。二人就有些泄氣，但泄氣之後心中又有很大的責備︰為什麼沒有想到求神呢？袁相忱責備著自己︰

    “這本來就是神的工作，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必會負完全的責任，為這件事打開通達的路，讓一切在世人眼中看為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我的信心為什麼竟然這麼小？一有事情，就被那些表面的問題所難住，忘了自己做事的本源，真是虧欠啊！”

    于是袁相忱就一個人在屋子里禱告，他把這件事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求神按他自己的意志來成就，使這件事情的結果成為神對在阜成門開福音堂這件事是否允許的又一個憑證。他和甦牧師也約定好了日期，準備一起到市政府，直接找管事的部門，不送禮、不請客，完全托付在神手中，看神如何帶領。

    當時日本已經投降，美國有許多軍用物品因戰爭的結束而顯得多余了，就決定把許多能夠轉為民用的物品在中國市場低價出售，一輛吉普車才賣五百美金，非常便宜。甦朝生牧師知道這一消息後，就趕去天津買了一輛舊的吉普車，價格雖然低，但卻非常好用，甦牧師用一句中國話來形容這輛車︰物美價廉。甦牧師和袁相忱一起把買來的車進行了一番改裝，把車身涂成了白色，在車身的側面和後面都寫上“福音車”三個字，這部吉普車退役後不僅成了民用車，而且更是身負使命的福音車，徹底摒棄戰爭的硝煙味。甦牧師駕著福音車在北京街上一走，有很多人都圍著看，他就給圍觀的人發單張傳福音，福音車真正派上了用場。

    甦牧師和袁相忱去市政府的那一天，也駕著這輛剛買的福音車，他把車直接開到市政府所在地西花廳。一下車，門口站崗的就對他們非常客氣。他們找到了負責管理查封日本人產業的辦公室後，辦公室的人員一看進來了一個高鼻子、黃頭發、藍眼楮的外國人，就以為甦牧師是美國人，而美國人當時在中國是格外受到優待的，是高貴的朋友，所以就對他們格外熱情。听甦牧師講完事情的來由後，負責人就一個勁地說，“這件事好辦、好辦！我們一定會盡快查清楚，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之後，又恭敬地遞上自己的名片，告訴甦牧師︰“以後有事，盡管來找我們，我們調查後一定馬上給你們答覆。”

    他們兩人出來的時候，市政府的人還握手送他們到門口。在沒著手辦之前想得千難萬難的事，沒想到卻辦得這麼順利。他們兩個人從市政府出來後，高興得都笑出來，這真是神的恩典，是神為他們開的路。

    袁相忱拿出主管人員送的名片，仔細一看，又發現了一個大的驚喜︰這位姓劉的主管人員的住址，竟然與袁相忱的老師王克忱先生相同，是住在同一個院子里的鄰居。王克忱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也是袁相忱在青年會讀書時的數學老師，多年來與袁相忱都保持著聯系，並且彼此關系很好。袁相忱把這一發現告訴甦牧師後，甦牧師也感到非常驚喜。兩人商量過後，就決定下午去王克忱先生家里，把這件事跟他也說一說，看看他有什麼感動沒有。

    當天下午，袁相忱又帶著甦牧師來找王克忱老先生。王先生听完他們的來意後，很贊同袁相忱開福音堂的做法，也為他找到合適的地方而高興。他還告訴袁相忱，市政府的劉先生確實住在他們院子里，並且兩家關系還不錯。按王先生估計，如果阜成門的門面真的是中國人的產業，是被誤封的，應該很快就能開封。他勸袁相忱安心禱告，靜心等候，他會找鄰居再說一說實情。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一定會成就的。

    接下來的日子，袁相忱就一面禱告，一面藉著信心預備福音堂開辦所需要的準備工作。那時他還是上午在冉約翰的飯店里收錢，下午去傳福音或做一些屬靈文章的翻譯工作。空閑的時候，他一個人常常設想著以後如果真的開了福音堂，該如何工作。越想信心就越大，信心越大就更加盼望能早日開始工作。兩個星期後，市政府的人通知房東李少鵬︰“根據調查，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確實是你私人產業，被誤認為日本人產業屬誤封。現在市政府決定為阜成門一百六十號開封，歸還私人使用。”房東接到通知後就馬上來找袁相忱，說︰“我沒想到這麼快就開封了！現在就把鑰匙交給你，房租還是按我們以前商定的。”

    袁相忱就去找甦牧師，把這一情況告訴他，甦牧師也很高興。當天，兩人就來到阜成門，看到封條已經撕了。他們用鑰匙打開門後，第一次進入里面，看到了整個福音堂的原貌，福音堂里面積滿了厚厚的灰塵，一些基本用具雖然東倒西歪，但卻一應俱全。

    更讓袁相忱高興的是，講壇的前方，有一個地窖，用木板蓋著。打開木板一看，原來是個施浸用的大水泥池子。袁相忱在受洗問題上也是主張施浸。這個池子是在地下，袁相忱以前幾次從外邊看，都沒看到，就以為沒有浸池，還準備拿到鑰匙後，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動手買材料砌一個浸池，沒想到這一切神都為他預備好了，又為他節省了一筆不小的開支。袁相忱對妻子說︰“神真是體恤我們，知道我們沒有錢，所以就為我們預備了一個不需要再買用俱或裝修的地方。現在我們就只要把它打掃干淨，寫一些宣傳標語就行了。”梁惠珍說︰“這些事情我們自己動手做吧，我來負責打掃衛生和寫標語。”

    第二天，梁惠珍就帶著大兒子袁福音，從家里帶來了掃帚等工具，用兩天時間把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所有房間，都打掃得干干淨淨。福音真的是像個大孩子了，他幫媽媽一起干活，收拾東西，跑前跑後，十分賣力。有些高處的或重的東西，就由袁相忱下午從冉約翰的飯店下班回來後再做。一家人忙了幾天，屋里屋外都變得干淨利落了。梁惠珍又去買了筆和墨，寫了兩幅經文條幅貼在門兩邊的窗上，一幅是︰“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的路”；另一幅是︰“罪的工價乃是死，神的恩賜是永生。”

    梁惠珍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她的字端莊秀麗，頗拿得出手。福音堂的窗玻璃上也被她做了各種設計，布置了一些簡單的圖畫來傳福音。福音堂一改往日灰頭土臉的樣子，變得容光煥發。袁相忱準備近日內就把家全部搬過來，要在這里開始他新的事奉。

    一天下午，甦牧師來了。他看到福音堂已裝飾一新，很高興，這里看看，那里摸摸。過了一會，又拿出尺子來量外邊牌匾的尺寸。袁相忱看他爬高爬低地量個不停，就很奇怪，問他要干什麼？甦牧師說︰“量牌匾啊！不量尺寸怎麼去做牌匾呢？”

    袁相忱更奇怪了︰“外邊不是有一個現成的牌匾嗎？牌匾還能用，就不要花那些錢了。”

    甦牧師說︰“你看看，這個牌匾能用嗎？上面寫的什麼？”袁相忱看了看牌匾，雖然牌匾有些舊，但前兩天己被他用布擦干淨了，上面的“福音堂”三個字端莊得體，沒有什麼不能用的地方。甦牧師看他一幅迷惑樣，就說︰“

    我們是神召會，要掛神召會的牌子，不掛這個福音堂的牌子。”

    袁相忱楞住了。在這之前，甦牧師反復地說過“咱們兩個一起同工”，袁相忱也表示歡迎，可是他所認為的“同工”，只是一同工作，沒有涉及到教會的所屬問題；而現在看來，甦牧師想的卻是教會的所屬問題。這個分歧終于出現了。袁相忱想了想，對甦牧師說︰“

    不要掛神召會的牌子，就用這個福音堂的牌子。”

    甦牧師說︰“那不行。如果不掛神召會的牌子，房租也沒有組織替我們出，你的工資問題也解決不了，教會的零碎開支更是沒有著落。現在剛開堂，沒幾個信徒，靠信徒的奉獻，絕對解決不了這些需求，更不要說再往大擴展了。”

    听到這里，袁相忱全部明白了︰甦牧師是希望這個福音堂用神召會的名義開辦，然後各項費用，包括袁相忱的工資，都由神召會總部來解決。這個辦法當然既省事又可靠，可是袁相忱卻最不能接受這種事奉方法。他認為一個傳道人可以在工作中與人合作，但生活的問題一定要單單地仰望主，否則就會出現依靠組織、依靠人過于依靠神的現象。甦牧師的擔憂確實是實情︰教會剛開辦，單靠信徒的奉獻連交房租都不夠；這時候如果能有一個組織來幫助，確實能解決很多實際問題。可是袁相忱一直都不願意這麼做，因為他覺得一旦加入一個組織，就難免會由于錢的緣故，受很多出于人的領導，以致于不能夠單單地仰望神，不能夠學習如何在困難中單單地信靠神。

    回想一九三八年，他結束神學裝備後，完全可以留在遠東聖書學院服事，過一種不愁吃穿的穩定生活，可是他不願意接受以工資為形式的事奉所得，所以就一個人去了天津。在天津雖然沒有完全擺脫這種事奉形式，但畢竟走出了有獨立意味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三九年，他回到北京後，一邊做翻譯掙錢養家，一邊事奉，就開始嘗試一種不受工資約束的自由事奉。通過這次嘗試，他知道了一個傳道人就是應當這樣，受神直接的供養與差派。在農村的五年中，袁相忱作為一個傳道人，就住在鄉親們家里，受神直接的供養。這五年使他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一套事奉方法和觀念，也使他的信心由理論而結出了豐碩的實踐之果，使他更加堅信︰一個傳道人，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該堅持直接受神的供養，而不是加入某個組織，按月領工資，如同世俗的人一般。

    但為主工作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一些很實際的問題，也經常有一些直接就能解決問題的方法，要比等候或禱告看起來更實際，所以人的信心也常會受到挑戰，受到引誘。此刻袁相忱又面臨這個已是老朋友的問題，但他依然很堅定，他相信這是神對他個人的帶領方式。他向甦朝生牧師表達了他的想法︰“我非常感謝你為我所設想的這些，但是我不想加入任何一個組織，尤其是外國的差會；我也不想拿任何組織的固定工資，如同外邦人上班打工一樣。我只願意在這個福音堂里做主所托付的工作。主給我一個羊，我就牧養一個；給我兩個，我就牧養兩個。傳福音的當靠福音養生。工作少，奉獻少，我就可以用帶職事奉的辦法維持家庭生活；工作多，奉獻夠我們的基本開銷後，我就專心全時間完成神的托付。我不求名聲響，也不求排場大，只願意做一個忠心的小僕人。主托付一份工作，我就努力做好一份。神的恩典是夠我用的。”

    甦牧師听了，好久沒有說話。過了一會，他又很堅決地對袁相忱說︰“袁弟兄，你可想好了？這麼大的一處房子，租金問題就夠你受的了！你不掛神召會的牌子，工資也沒有，一家老小怎麼生活？你再仔細想想，先不要做出決定，以免以後後悔。我說這些全是為你好。”袁相忱說︰“我不用再想了！這個問題從我讀神學畢業起就開始想了，我一輩子都不準備加入某個組織，也不準備領這種工資，但我相信，神一輩子也絕不會讓我缺乏，必負我完全的責任。我希望你能夠尊重我的意思，拋開組織，拋開金錢，大家就在這里彼此同工，牧養這個教會的信徒，完成神所托付給我們的工作。”甦牧師說︰“我是挪威神召會差派來的牧師，我不會脫離母會的，並且現在不拿現成工資的傳道人有幾個呢？這也是神供養我們的一種方式。再說有教會在背後支持，對以後的工作開展擴大會很有利，至少免去了你經費上的籌措問題。我還是勸你不要匆忙做決定，掛神召會的牌子對你會有很大好處的。你再考慮考慮吧！”

    袁相忱說︰“我相信神對每個人的帶領方式都不一樣。使徒時代的工人從來沒有固定的工資，但是他們傳福音的火熱和功效是無可比擬的。我們今天要把福音傳出去，也應該像當初的使徒們一樣，使徒們的所作所為就是我們的典範。大家都傳一個耶穌，不要設立什麼派別，更不要以派別而劃定範圍。我不同意掛神召會的牌子，就是這個意思。我不加入任何宗派，也不領任何組織的錢。”

    話說到這種情況，彼此都有些僵，甦牧師一再耐著性子讓袁相忱考慮一下加入神召會的事，而袁相忱也反復表了態。兩個人誰都不肯讓步，連一點緩和的余地都沒有。最後甦牧師撂下一句話︰“如果這樣的話，咱們無法同工，那我就退出。如果你以後有困難了，再來通知我。”他的意思很明顯，他不相信袁相忱能獨力把福音堂的工作支撐下來。每月三百斤小米的租金，對袁相忱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甦牧師說完了話，頭也沒回地走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市政府開封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幾天後，福音堂就正式開堂了。但開堂不久，袁相忱果然就遇到了經費上的問題。開堂布道前，袁相忱估計因為這里是老福音堂，會有一些老信徒因福音堂的重開而回來，結果卻根本不是這樣。原因很簡單，當初幟田金雄在這里的時候，其實就沒有多少中國信徒，再加上袁相忱近幾年都在農村服事，對北京的信徒根本不熟悉，所以也沒有信徒知道這里開了福音堂，也就是說，這個福音堂光有支出，沒有收入。第一個月內，袁相忱看到這種情況，除了在冉約翰的飯店工作半天之外，又在外面接了翻譯的工作在晚上來做，有時甚至要做到半夜才休息。但一個月下來，他所有的收入加起來都不夠交房租，這還沒算全家人的日常開銷。

    到了交房租的那天，梁惠珍拿出了結婚時娘家給自己的一些陪嫁錢，補足不夠的那部份款，袁相忱才去前門房東家里把錢交了。這困難也是預料之中的，但又比預料中的更大。甦牧師對形勢的分析是對的，經費的問題是這個小福音堂的一個很大的壓力，但他沒想到，面對這種壓力，袁相忱卻沒有回頭去找他，沒有去要那份等候在那里的支持。他只是對妻子說︰“不管怎麼樣，我們一定要等候神，自己生活苦一些沒關系，這是神對我們的試煉，看我們能否堅持到底。”

    袁相忱認為最大的困難不是經濟上的，而是來自于傳福音的果效上。開堂的第一天，袁相忱把母親和妻子、孩子都發動起來，讓他們坐好了，然後自己就站在講台上開始敲鼓，領家人唱詩。他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為的是讓街上的人能听到鼓聲，能听到唱詩的聲音，好進來一起聚會。盡管北京當時還是春寒陣陣，但他們全家卻毫不在意。外邊的人確實是听到鼓聲和歌聲了，但大家只是圍在門口往里看，袁相忱再三地請他們進來，他們都不肯；並且袁相忱越是邀請他們進來，他們就越往後退，最後又都散開了。倒是有個人探進身來問了一句︰“你們這麼熱鬧，是賣藥的嗎？”

    原來這人根本不知道“福音堂”為何物，看到個“堂”字，就以為是藥麼。當他得知這里是傳福音的地方後，就轉身走了。開堂第一天，袁相忱就為自己的家人講了一個專題講座︰“如何把你所求的告訴神。”

    袁相忱講的時間很短，講完後全家人一起為福音堂的工作向神禱吉，求神開路。

    第二次開堂布道的時候，袁相忱總結了上次的經驗，覺得光在屋里敲鼓唱歌是不行的，縱使你把門窗打開，但人們一般也不肯貿然進來。所以，他就決定主動出擊，一大早就把鼓抱出去擺在門口，然後他們全家人就站成一排，大家一起隨著袁相忱的鼓點唱詩歌，所唱的詩歌簡潔明快，反復重唱︰“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為要救罪人。”這一招果然奏效，歌聲一響，人們忽拉一下子就圍了上來，看有什麼事。他們全家依然繼續唱。等圍的人很多了，袁相忱就對大家說︰“我們是傳福音的，想得永生的人請進來听我們詳細地講。”

    于是人們你看我，我看你，但沒有一個挪動腳步的。袁相忱又繼續說︰“這福音是白白送給我們的，不要花一分錢就可以得著，得著的人就有永生，就能上天堂。”

    人們一听不要花一分錢，就放了心，于是有幾個愛熱鬧又膽大的人就帶頭走了進來，後面又有幾個也就跟著進來，袁相忱就回到講台上，趁熱打鐵地向大家傳起福音來。但听了一會，有幾個人就不耐煩了，出去干別的事了；還有幾個勉強听到最後，也沒什麼表示，並且以後再也不見蹤影了。

    傳福音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一項極其繁瑣的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也需要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更需要耐心等候。袁相忱為福音的工作一邊切切地祈求禱告，一邊又對自己說︰“等候吧！我只是撒種的，真正能讓種子生長的是神。我現在應該只問耕耘，不求收獲，因為還不到收獲的時候。”他依舊滿懷盼望的心，每星期三次帶著全家老小在門外敲鼓唱詩，以最簡單、最熱鬧的方式來傳達一個一成不變的真理。若是踫上白塔寺有廟會，袁相忱也會多加一次布道，因為廟會實在是個傳福音的好機會。

    阜成們福音堂開堂不久，袁相忱就去了東單的集中營看望幟田金雄。他之所以要去，原因很簡單︰福音堂中的許多用俱都是幟田金雄留下的，雖然他現在是作為戰犯被集中，失去自由，而且這些東西一起被政府查封，又一起交還給房主；將來幟田金雄被遣返回日本的時候，也不能把這些東西帶走，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他的，袁相忱覺得用了人家的東西要領情，並且也應該趁著他還在中國的時候去跟他打個招呼，以示起碼的禮節。

    他到了東單的集中營中，告訴看守，他想見幟田金雄，看守就問他是幟田金雄的什麼人？袁相忱想了想，就說算是認識的朋友吧。看守進去請示，不一會就又出來，請袁相忱進到一間屋子里。過了一會，幟田金雄就被帶來了。袁相忱就對他說明來意，告訴他︰“我己經去市政府開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封條，並且向房主李少鵬租下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現在己經在那里開堂布道了。你的那些椅子講台等用俱，暫且也沒有其它用處，所以我就先用了。我來就是向你打一聲招呼，告訴你這些情況，也來向你致謝。”袁相忱極謙和地說了這番話，沒想到幟田金雄听完後卻非常生氣。他用中國話對袁相忱說︰“你用我的東西是小事情，那些東西又不值什麼錢，我也不在乎；但最關鍵是你用我的福音堂，要先征得我的同意。你沒有經過我同意，怎能隨便打開我的福音堂使用呢？”

    袁相忱又向他解釋︰“第一，這個福音堂不是我自己打開的，而是國民政府開了封條，房主給了鑰匙打開的。第二，你雖然租了這個地方，但後來你被集中了。房子先是被封，後來又歸還給房主使用。不管你當初是與房主如何簽約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房主完全有權利處理他自己的產業。”幟田金雄听了，仍然不高興。他一再強調，袁相忱應該先找他，經他的同意後才能用那所房子。袁相忱也就不和他計較，知道他被集中這麼久，可能心情不好；又想自己來只是盡一點本份，不被理解也就算了，反正這個福音堂是合法開辦的。

    在開堂的最初一個月里，基本上就是袁相忱一家人在聚會，但袁相忱依然鄭重其事，唱詩、禱告、講道，沒有絲毫馬虎。他心里知道，在看不到明顯的效果的時候，更需要自己謹慎自守。他們全家經常圍坐在一起，切切地求神為他們的工作開路，也求神賜給他們合適的同工。

    一天下午，袁相忱正一個人坐在福音堂的凳子上看書，忽然听見有人在門外扣門。門本來就打開著，袁相忱一邊說“請進！”

    一邊抬起頭來看是誰。門口站著一位非常慈祥的老者，寬寬的額頭，炯炯有神的眼楮，更特殊的是，老者有著一捧極為罕見的長胡須，邊笑著往里看，邊撫著他的胡子。袁相忱放下書，迎上前去，將老者請進來。老者問︰“誰是這個福音堂的牧師？”

    袁相忱說︰“是我。小姓袁，叫我牧師不合適，叫我牧者，或者就叫袁先生吧。”老者又說︰“我也是信耶穌的。今天剛好路過這里，看到這個福音堂開了，很高興，就進來看一看。”老者滿口京腔，邊說話邊撫胡子。袁相忱就問︰“老先生貴姓？听口音像是北京人吧？”老者回答說︰“鄙人姓夏，夏天的夏，名露川，北京人，信主好幾年了，很高興看到現在服事主的人越來越多。”

    于是夏先生就與袁相忱交談起來，兩人越談越投機。夏先生作為本地人，又對在北京開展工作提了很多建議，諸如應該注意什麼，應該如何對本地人傳福音等。袁相忱覺得非常好，都一一記下。他們聊了很久，夏先生才告辭。袁相忱留夏先生吃飯，夏先生謝絕了，但說下一次開堂的時候他一定來幫忙。果然，再開堂的時候，人們就看到這個福音堂中多了一個總是笑呵呵的長胡子老者。他向人傳福音，招乎人們入座，忙里忙外。從此，每次開堂他都是最早來、最晚走，袁相枕就有了他的第一個同工。後來，因工作量加大，袁相枕就干脆請夏露川老夫婦倆住在福音堂中，他對夏老先生說︰“神己經為我們預備了足夠的地方，我們就享受兄弟和睦同居的福份吧。”

    福音堂開了以後，第一個在這里重生得救的人叫梁德芳。他本是河北武安縣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妻子女兒從老家來到北京，偶爾做些兌換銀元的小買賣，就住在阜成門南順城街，與福音堂相距不過幾百米。福音堂剛開堂時，袁相忱的鼓聲一響，他就總站在人堆里看熱鬧，也曾經進來听袁相忱講過一兩次，對袁相忱所講的人的罪，他深有認同感。但成熟的年齡和性格，又使他不是急于表示自己的回應，而是一再地深入觀察。一個多月來，他總是到福音堂听袁相忱講道。

    一天，袁相忱講完後，他還沒有走，袁相忱也看到了他，就過來跟他單獨談話。袁相忱問過他簡單的個人情況後，就單刀直入地問︰“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嗎？”

    大多數的人听到這個問題，都覺得不可理解，頂多也是隨口附和，心里卻多少覺得牧師有點故弄玄虛。但梁德芳卻不一樣，他很誠懇地回答說︰“你說的沒錯！人心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惡。我知道我有很多罪，這些罪有時算不得法律上的罪，但人的良心常常會提醒人。”袁相忱听他這一說，心中就暗暗感謝神。一個認識到自己有罪的人，他離神的救恩就不遠了。他又接著問︰“你既然承認自己有罪，那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你個人的救主，讓他除去你一切的罪？”

    梁德芳非常肯定地說︰“我願意。我現在就願意！我已經找了很久了，總找不到歸宿，現在終于找到了。”

    之後，袁相忱就帶梁德芳一起作了認罪禱告。開始是袁相忱說一句，梁德芳跟著說一句。禱告完了，梁德芳又對袁相忱說︰“我還想自己再做一個禱告。你能陪著我嗎？”

    袁相忱說“好”。沉默良久，梁德芳開始用他那疲憊的嗓音禱告，雖然話語有些不太流暢，但這是發自內心的真正傾訴。他對自己的罪的深刻認識，對耶穌基督的救恩的衷心領受，使袁相忱的預想得到了充分的印證︰這是一個在耶穌基督里有份的人；一個人對自己的罪認得越清、越深，他所蒙的恩就越大，他的屬靈生命成長得就越快。那天臨走的時候，梁德芳對袁相忱說︰“下次我來的時候，一定也把老婆孩子帶來，讓她們也得著這個福份。”

    果然從此以後，每逢袁相忱開堂布道，梁德芳一家三口就總是坐在最前邊。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兒也表示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他們一家三口的歸主，大大鼓舞了袁相忱的信心。他對別人介紹梁德芳時說︰“這是我敲鼓敲來的第一個神所賜的禮物。”

    福音堂剛開堂的時候，袁相忱听說北京八里莊有一所盲人學校，是一個外國的福音機構辦的，凡想入學的盲人都必需要相信耶穌。袁相忱一直想去看看這所學校，但因怕主辦機構有不高興的地方，所以就一直拖著沒去。沒想到一天有兩個盲人來到他的福音堂听道，散會後袁相忱便來與他們交通。他們告訴袁相忱，听人說阜成門這里己新開了一個福音堂，所以就專程趕來參加聚會。袁相忱很感動，就問他們學校的一些具體情況。盲人學校的情況與青年會學校的差不多，都是以信仰為名，以社會福利為實︰有福音的外表，但沒有信仰的實質。盲人為了入學，就都說自己相信，但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卻不多，學校里也沒有固定的聚會。學校中有幾個真心追求的學生，就自己出來四處找地方聚會。袁相忱听了這些情況後，就問他們︰“我能為你們提供一些什麼幫助呢？你們這樣走來走去，不是很方便，有沒有其他聚會的辦法？”兩個盲人青年想了想說︰“我們現在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等我們回去與其他人商量一下，下次再來告訴您。”

    談完話後，袁相忱就留他們吃飯，吃完飯又親自把他們送出阜成門，送到車上；又反復叮囑他們路上小心，然後自己才回來。

    一個禮拜後，開堂布道的時候，阜成門福音堂的長凳上多了四五個手持盲杖的青年人，他們都是盲人學校中在主的真道上比較追求的青年學生。散會後，袁相忱連一杯水都來不及喝，就過來與他們談話。他們告訴袁相忱，為了趕來听袁相忱講道，他們一大早就從學校里出來了，這次來收獲很大。他們很希望袁相忱能帶領他們一起查經；如果袁相忱有空暇的話，最好今天就能確定一下，看每星期能有幾天的時間可以與他們一起查考聖經。袁相忱想了想，就定在每星期二晚上一起查經，並問︰“我去你們學校方便不方便？應該能找到一個地方一起查經吧？”盲人中有一個叫王德明的年輕小伙子說︰“這樣麻煩您，多不好意思，還是我們來吧。我們一起到這里來，免得讓您跑來跑去，耽誤您的時間。”袁相忱很感謝這個青年人對他的體貼，但還是堅持說︰“如果你們學校中有地方聚會的話，我還是在每星期二去你們那里吧！星期天上午如果你們有時間，又方便的話，就來我這里參加崇拜，這樣大家可以一星期中有兩次見面的機會。”

    于是大家就初步這樣決定了以後的聚會時間。從此袁相忱就每星期二風雨無阻地出現在八里莊盲人學校中。八里莊離阜城門很遠，聚會的時間又是在晚上，袁相忱都是騎著自行車去。春天的時候，突如其來的大雨常常把正在路上騎車的袁相忱淋成落湯雞。有幾次聚會前忽然下起大雨，盲人學生們都以為袁相忱不會去了，沒想到他卻準時到場。冬天的時候，北京的氣候異常寒冷，北風呼嘯，有時還會下大雪，但不論天氣如何，袁相忱都保證能準時到場。他嚴謹的作工態度、熱情的助人精神，給當時的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相忱在帶領他們查經的同時，也得到了幾位很好的同工。盲人中有位叫陳邦恆的年輕人極富唱詩的恩賜，他的嗓音宏亮，音準極佳，並且記憶力和樂感都非常好︰任何一首新歌，只要是有人先彈琴把曲詞唱一兩遍，他就能準確地重復，不會出錯。他學一首新歌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快。袁相忱看到他有這種贊美的恩賜，就問他有沒有感動出來帶領大家贊美敬拜？他起初不好意思站出來領唱，袁相忱就鼓勵他︰“這是神給你的恩賜，你要充分地利用發揮，主所賜的要為主所用。”陳邦恆在袁相忱的鼓勵下，每星期在阜成門的福音堂里領唱詩，他逐漸從一個性格比較內向害羞的人，成長為一個非常出色的崇拜聚會的帶領者。他常常對人說︰“是袁牧師培養了我。”但袁相忱卻說︰“是主賜給你恩賜，又親自地培養了你。我從你的身上都看到許多值得學習的東西。你要更加地依靠主，主就會更加地使用你。”

    每逢星期天，袁相忱就讓大兒子福音去城門外的車站，迎接這些趕來聚會的盲人青年。聚完會，梁惠珍就把做好的飯菜端出來，請他們吃飯。剛開始時，盲人青年不肯吃，因為盲人吃飯會有很多的不方便，需要人幫助挾菜、端飯，每一件小事都需要人照顧。袁相忱夫婦那麼忙，他們就不好意思多打攪。但每次聚完會，他們要走時，袁相忱都會說︰“不要回去，先在這里吃完飯，然後再利用一點時間，如果有疑難問題的，就可以問。”

    梁惠珍更是忙里忙外，把盛好飯菜的碗、筷子一一遞到這些青年人的手中，自己就站在旁邊，不停地給大家盛飯挾菜，等全部人都吃好了，她自己才吃。吃完飯，靈里渴慕的青年們就不停地向袁相忱問一些自己不明白的問題。在袁相忱解答問題的時候，梁惠珍看到哪個人的衣服破了，就會拿出針線來替他縫好；看到哪個人的衣服髒了，就拿出袁相忱的衣服叫他們先穿上，自己馬上去把盲人青年的髒衣服洗了，曬干後，讓他們穿著干淨的衣服回學校去。有時正要回去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袁相忱就讓他們住在福音堂中。盲人青年來到袁相忱的家里，就像回自己家一樣，所以雖然路遠，他們卻是非常喜歡來，盼著快點到禮拜天，好去听袁相忱講道。

    一九四六年秋，神為袁相忱的事奉打開了另一扇門。當時北京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中央廣播電台專門開了850和770千兆的福音廣播頻道。此頻道每星期天中午都要請一個天主教的神父和一個基督教的牧師去講道，每人半個小時。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先生都在被邀之列，講道的時候，電台就派出汽車來牧師的家中接送。袁相忱每禮拜天早上在自己的福音堂中講完道後，就與個別听道的人交通，等到中央電台的車來接了，就去電台布道。有一次他與天主教設在定府大街的修士班的幾位修士一起去中央電台錄音，回來的時候袁相忱就用英語與他們交通。他向修士們講述了自己重生得救的經過，還談起了馬丁路德的改教，又邀他們到阜成門的福音堂小坐。後來袁相忱也去定府大街看訪過他們。經過交通後，袁相忱相信在天主教和東正教中，也有一些信徒是得救的，他們與基督教雖然外表的形式、儀文不同，但內里卻是相同的，都是相信十字架，相信神的救恩。袁相忱對青年人說︰“我們看別人要首先看到人家的長處，我覺得我有三樣東西比不上天主教的神父︰一是神父們不結婚，我沒有這種恩賜；二是神父們沒有私人財產，他們的衣服，手表都是一樣的；三是神父們絕對地服從教皇。這三樣我都做不到。”

    一九四七年，阜成門福音堂全體會眾在克服困難、靜心等候神之後，看到了工作的果效，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每禮拜天參加聚會的人，由初開堂時的只有袁相忱全家的境況，迅速上升到近二百人。福音堂還開設了主日學，專門給小孩子們傳講福音。袁相忱規定，不論是自己家的孩子，還是隨家人來聚會的小孩，在大人聚會的時候，都必需參加主日學，必需按時完成主日學老師布置的功課。

    一九四七年夏，阜成門福音堂為第一批得救的人施浸。施浸前袁相忱與每一位要求受洗的人詳細交通，了解對方的信仰根基和是否真的清楚得救。從此阜成門福音堂每年都在夏天有一次施浸，受洗的人數從四七年的二十多人，逐年增加，四八年為三十多人，四九年為四十多人，五零年達到了五十二人。

    一九四七年，袁相忱受瑞典傳道人傅約翰和傅安得生夫婦之托，照顧初來北京開展工作的年輕傳道人艾喜德。傅氏夫婦在陝西北部的荒漠地區傳福音，與袁相忱相識多年，是謙卑柔和、生活檢樸的牧者。傅氏夫婦早年帶領艾喜德歸主，後來艾喜德蒙神呼召來中國傳道，但因不懂中文，遇到了很多困難。袁相忱帶她到自己的福音堂參加聚會，鼓勵她用中文介紹自己，還告訴她︰“迅速學會一門語言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多與當地人交談。”

    艾喜德非常喜歡與梁惠珍在一起，梁惠珍以女性的細心教導她獨身在異鄉時的許多功課。梁惠珍對艾喜德說︰“你就把我的家當作你自己在中國的家。有什麼難處就告訴我們，我們是一家人，千萬不要客氣。”袁相忱與艾喜德在談到中國教會的發展時說︰“中國基督徒應該建立自己的教會，並且是自立的教會。我現在就是靠翻譯來維持生活，補貼教會的開支。中國教會應該向自立自養自傳的方向發展。”艾喜德看到阜成門福音堂的信徒們在聚會時熱心參與，非常清楚自己是得救的天國子民。

    後來艾喜德先後在內蒙、天津等地開展工作，但她與袁氏夫妻亦師亦友的感情，一直未曾間斷。艾喜德在天津工作期間，袁氏夫妻有機會經常去天津探望她。一見了面，袁相忱總要問艾喜德學習中文的進展情況，並抽出時間幫她輔導中文。當時中國正處在政權交接的關頭，很多傳道人紛紛撤離，人心惶惶，袁相忱勸勉艾喜德繼續努力學好中文，回應神的呼召，作一個“在中國人中間傳道的傳道人”。袁相忱經常向艾喜德談起主的工人所應有的做事原則，無論面對什麼樣的環境，都要堅守神的話語。一九五一年，艾喜德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但她始終沒忘記袁相忱對她說的話，她也回應了神的呼召，繼續在中國人中傳福音。袁相忱夫婦對她的幫助，使她在香港事奉的四十年期間，大得益處。

    一九四七年後半年開始，袁相忱辭去了一切外面的工作，專心傳道。到一九四九年，每逢聚會，阜成門福音堂的二百多個座位都坐得滿滿的。袁相忱在福音堂的房木項上豎起了八個大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

    這八個藝術體的大字從老遠都能看得見。這八個字也曾救過一個感覺人生失意、準備自殺的東北青年的生命。

    有一天，一個從東北流亡到北京的青年學生，因覺得生活動蕩、人生失意，就想在阜成門外護城河投河自盡。他正要自殺時，一抬頭，看見了福音堂上的這八個大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

    這話深深地打動了這個正在走向死亡邊緣的人。他想︰“這話不正是對我說的嗎？我難道真的只有死這一條路嗎？”他就徘徊猶豫了很久，最後，又決定進來看一看到底是誰寫的這句話？他有什麼好的辦法沒有？于是他就來到了福音堂門口，當時袁相忱正在里面，看到一個陌生人，就主動問他︰“有什麼事沒有？”

    年輕人還沒說話，淚就流出來了。他嗚咽著把自己的煩惱和解不開的悲觀失望都說了出來，也把自己剛才在自殺前看到的那句話說了出來。袁相忱看著他說︰“年輕人，你來對了！我也許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大的難處，非要走自殺的路，但我可以告訴你︰你沒有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是上帝創造了你，給了你生命。你只能好好地珍惜生命，並且要知道是誰創造了你。好好地信靠上帝，你就不會覺得生活是多麼苦了。”那個年輕人以後就信了主，來阜成門聚會，後來又滿有喜樂平安地回老家去了。

    大陸解放前，許多傳道人看到前景黯淡，擔心GC黨執政後會帶來許多不好的結果，所以紛紛遠走他國。遠東神學院院長吳智先生來找袁相忱，告訴他，聖公會召牧師，要求會英文和廣東話，要到印尼開展工作。他覺得袁相忱合適，所以就來問問他本人的意思。吳智說︰“這件事你要好好禱告神，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去，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就不要去。”

    袁相忱告訴他︰“我不去。神給我的呼召是在中國，中國有這麼多沒有得救的靈魂，我要在這里安營扎寨，踏踏實實地把神的工作做好。”一九四八年年底到一九四九年期間，大批的傳教士離開中國。當時在北京開展福音工作的芮牧師問袁相忱︰“GC黨掌權後，恐怕福音工作就不好開展了，並且極有可能會受逼迫。你如果想離開中國的話，現在還來得及，我們帶你一起走。你英文那麼好，在國外照樣能服事。”袁相忱回答他說︰“我的托付是在中國。到外國干嗎呢？GC黨在宣傳宗教信仰自由，我想他們不會做得太離譜。再說，神既然呼召我在中國傳福音，他一定會負責到底，會為我開路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解放軍首批部隊進入北京城。軍隊從阜成門進城，就經過袁相忱的家門口。梁惠珍把玻璃用膠條貼成米字狀，謹防部隊進城時的震動把玻璃震碎。梁惠珍還買了一些米面儲存在家里，以防物價上漲，但袁相忱卻認為這是過分的擔憂。他看到解放軍隊伍整齊、軍紀嚴整，更加感到放心，因為他認為，有紀律的部隊是不會亂來的，並且自己不過是個傳福音的，基督徒和政治沒什麼大的關系，不管誰來掌權，只要自己遠離政治、不犯法，還是像以前那樣傳福音，是不會有問題的。

    政權變了、環境變了，而袁相忱傳福音的心志卻始終沒有改變。

    

    一、“SZ運動”引發的風波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解放軍進入北京。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各教會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聯合會”，主要工作是討論如何應付環境，在GC黨執政的國家里求得生存。在起初的那一段時間里，許多教會的傳道人都處在一種自我恐慌的無序狀態中。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GC黨宣揚無神論，新政權上台後，就會鏟除一些對自己有妨礙的東西，會不會首先就拿教會開刀？如果GC黨對教會采取措施的話，教會該如何應付？

    袁相忱卻和原來一樣，對這一切變化都安然處之，有時有弟兄姐妹把這種擔憂與袁相忱交通時，袁相忱就笑著勸大家︰“你們太過憂慮了！首先，我們傳福音的與政治沒有什麼關系，誰掌權我們的工作都一樣，誰掌權我們的工作都照樣做，因為我們是為神工作，不是為某個人或政權。第二，GC黨也並非傳言中說的那樣，‘GC共妻’，純粹是沒有的事，並且GC黨的政策中有一條︰宗教信仰自由。解放軍進了北京城，一切都很好。在宗教問題上他們也不會亂來的，你們就放心好了。”

    這並非是袁相忱用來安慰大家的話，他的的確確是這樣認為的。他對GC黨頗具好感，認為這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事實也是這樣。一九四九年全年，GC黨沒有對基督教采取任何措施，與傳道人也沒有過任何接觸。然而，現在沒有發生的事不等于將來不會發生。

    一九四九年冬，袁相忱帶著幾位信徒在白塔寺大街上打鼓布道。鼓聲一響，照例就有許多人圍上來。袁相忱就開始向大家傳福音，正講著，忽然人群外圍傳來幾聲呼喝︰“都散開！不要圍在這里！快點散開，別站在馬路上！”隨著這聲音，人們呼拉一下就散開了，有幾個穿軍服扎皮帶的人出現在袁相忱面前，領頭的一個問他們︰

    “你們怎麼回事？在大街上敲敲打打地干什麼？誰讓你們在這里的？”袁相忱馬上明白過來了︰踫上解放軍了。

    他回答說︰“我們是傳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這里傳。”領頭的那個人打量了一下袁相忱，看到是個斯文瘦弱的中年人，就想了一下，說，

    “不許在這里聚集，跟我們到軍管會去。”

    軍管會就是軍事管制委員會，是解放初期的一個維持治安的組織，由軍人擔任。于是就有幾個穿軍服的人上前來，七手八腳地把袁相忱他們帶來的鼓、釵等東西統統拿走，大步地朝當時軍管會設在西四的辦公地走去。袁相忱他們幾個就跟在後面。到了軍管會里面，領頭的那個人態度就比剛才在大街上好了許多。

    他問袁相忱︰“你是干什麼的？”

    袁相忱回答說，“我是阜成門福音堂的傳道人，叫袁相忱。”

    那人點點頭，就說，“以後不許在大街上布道，明白了嗎？”

    袁相忱就問︰“你們GC黨不是說有宗教信仰自由嗎？”

    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有自由，為什麼又不許我在大街上布道呢？那人楞了一下，口氣更加緩和下來，解釋說︰

    “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只不過現在剛解放，外面比較亂，現在最好不要在外面。你們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拿回去了。”

    袁相忱看那個干部態度很好，就不再說什麼，于是他們幾個就抬著鼓回了福音堂。從此以後，袁相忱就不在外面布道了，但每逢聚會，他都把門窗打開，里面唱詩、講道的聲音都能清楚地傳到外面，也有行人經常听到這聲音就駐足不前了。

    北京解放初期，因政局還不是很穩定，所以沒有馬上處理宗教問題，政府只是一切以安定為出發點，還沒有直接染指宗教生活。這一段時期，倒是一段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時期，雖然前後只有一年多時間，但現在看來，這段時間是多麼寶貴啊！那一段時間，宗教雖然沒有和政治緊密結合，但從雙方來看，卻又都有聯合的傾向和條件。在宗教界這方面，解放後隨著大批外國傳教士的撤離中國，留下了一大堆問題。首先是教會的財產問題，然後是教會醫院、教會學校的運作問題。這些機構以前都是由不同宗派的外國人經營管理，或是由外國人監管的，現在一下子好像群龍無首，人心惶惶，這一大攤子該怎麼辦？該由誰來管理？該怎樣領導？另一方面，GC黨作為一個標榜無神論的政黨，在執政後自然會對與帝國主義有著某些聯系的基督教頗具戒心，早就想插手，但又沒有合適的時間和機會。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GC黨沒有主動來聯系宗教界人士，但宗教界中的一些人，卻開始積極主動地向政府靠攏。于是中國基督教界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時期，一些對中國宗教政策的發展方向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也開始粉墨登場。這里面，最活躍的就是吳耀宗先生。

    吳耀宗先生是廣東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一個非基督教家庭，一九一八年信主後，先後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及尼布爾門下進修，接受了新派的神學思想。所謂新派，簡單說就是不相信童貞女生耶穌、不相信復活、不相信三位一體、不相信末日審判、不相信耶穌再來等他們認為不合理性的教義。吳耀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參加了中共組織的保衛中國大同盟，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醫療用品，是具有明顯親共政治傾向的基督徒。吳耀宗先生的思想可用他自己的文章來說明。他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的《天風》上發表題為《GC黨教育了我》的文章，文章寫道︰“在過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經過兩次巨大轉變，第一次接受基督教——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通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吳耀宗先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全國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然而，這五位代表卻並非由基督教團體所選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吳耀宗為首的基督教訪問團成立。一九五零年五月，基督教訪問團在訪問北京後，先後在五月二日、六日、十三日三次受到周恩來的接見，會談的中心內容是︰基督教應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響。也就是說，早從五零年起，中共就為基督教的發展定出了方向，以後的一切行動，都是由基督教界人士出面，按中共所指的方向走的。他們認為，中國的教會目前最該辦的兩件事就是︰一是與帝國主義割斷聯系，二是要實行三自，即自治、自傳、自養。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吳耀宗聯合其他發起人，將題為《中國基督徒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及征求簽名的信寄出，開展全國範圍內的簽名運動，“SZ愛國運動”正式開始。此宣言的中心內容是︰警惕及肅清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間存在的關系，作為政治立場，並在短期內完成教會的自治、自養及自傳運動，作為教會革新與發展的基本方針。此宣言在新的任務中明確說明︰

    “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

    通過這一“宣言”，宗教與政治堂而皇之地正式接軌。

    一九五零年八月，中國政府統計，全國約有天主**三百萬，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基督徒約七十萬，百分之七十分布在農村。

    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革新宣言》即《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發表，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為“三自運動”定性。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在上海召開第十四屆年會，通過了開展SZ運動的決定，並選舉吳耀宗為副會長。從此吳耀宗正式進入全國基督教界的領導層。

    這一時期，SZ運動還處于意識狀態下，或者是步履艱難的起步期。SZ的領導人原計劃用五年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統一的領導，但沒想到的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來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二十七日，美國參戰；七月二十七日，聯合國軍參戰；十月二十五日，中國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SZ運動的反帝愛國的真正目的，在這一時期完全表明，SZ運動利用抗美援朝的戰爭，加快了國內“SZ運動”的步伐，也加強了運動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擇︰你是支持自己的國家呢，還是支持帝國主義？換言之就是︰你若不參加SZ，就是支持帝國主義，就是不愛國，更甚者，就是**。“SZ運動”利用宗教作幌子打政治牌的本質暴露無遺。

    “SZ運動”這個以在教會內部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為藉口而開展的改革運動，此刻已名正言順地變成了政治運動。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第六十五次會議，公布了《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一九五一年四月召開了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的會議，全國各宗派、各團體的一百五十四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也有一些是與美國差會沒有任何關系的教會領袖。SZ運動的成員已由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擴大到所有的教會。大會專門用兩天的時間，對帝國主義在中國教會中的種種劣行進行了控訴。這次會議還產生了一個新的全國性的基督教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SZ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吳耀宗為主席，劉良模為書記，吳耀宗在中國基督教界中的頭把交椅正式坐穩。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國基督教會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和《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辦法草案》，並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政務院正式公布。聯合宣言中指出︰中國教會因倚靠上帝的幫助，藉著毛主席的領導及黨政府的鼓勵，必能群策群力，發展一種更純粹、更完全的基督教事業來服務人民。

    從此中國基督教界進入一個轟轟烈烈的控訴時期，《怎樣開好控訴會》、《我們要控訴》等具有明顯政治意味和操作導向的文章，佔據了基督教的刊物《天風》的大部份位置。吳耀宗和劉良模等人多次發表文章，在政治意義下重新解釋了基督教的“論斷”與“重生”等教義，引起了一些維護聖經的基督教界人士的不滿。但截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已簽名擁護SZ運動的信徒達三十三萬多。三自運動初見成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開辦了第一屆基督教SZ革新運動干部學習班，對信徒的思想教育及改造藉此開始。然而，全國各地還是有許多人拒絕參加SZ運動。當時北京有六十多個宗教團體，但有十一位教會或宗教團體的負責人拒絕參加SZ運動。他們拒絕參加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早就是自治、自傳、自養了，所以沒有參加的必要。”

    這十一位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畢永琴、王鎮、彭宏亮、吳慕迦、王偉明、張周新、陳善理、吳文靜、劉秀穎。

    袁相忱曾多次對信徒闡述過他為何不參加SZ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是他的教會早在一九四六年開辦之日起，就是三自的，沒有加入任何外國差會，也沒有做任何機構或團體的附屬，以取得支持。他也是北京六十多個教會中唯一的一個租房子聚會的教會，他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福音堂的房租，都是由信徒的奉獻和他自己做翻譯的收入來維持，早就是自治、自傳、自養的了，所有沒有必要參加三自。第二個原因是他認為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屬神的，是童年，不應該與一切屬世的聯合。政治和宗教要絕對地分開，神的東西要歸給神，該撒的東西要歸給該撒。這是兩個領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會工作也不應依靠政治。國家用宗教事務局來管理一切宗教活動，認為宗教是人民團體之一，也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是袁相忱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對三自某些領導人的信仰不認同，袁相忱具有傳統福音派的神學觀點，不贊同新派的信仰。他認為吳耀宗先生的新派神學觀點雖然承認有神，但這個神是抽象的；袁相忱相信的是有生命、有位格的神，與他們的不一樣。所以他就常對別人說︰“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負一軛，這是聖經上教導我們的。他們信的神和我們信的神不一樣，所以我不和他們在一起。”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這十一個人與SZ領導人之間的立場，已劃分得非常清楚了，參加SZ的和不參加的信徒，也漸漸地有了分水嶺。也是從一九五一年開始，袁相忱請王明道先生每月去他的阜成門福音堂講道一次，兩人間的聯系比以前更加緊密。

    這期間不斷有信徒帶著關于參加SZ與否的各種疑惑來請教袁相忱。一次，有一個信徒問袁相忱有沒有看過劉良模發表在當年《天風》第十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寫的是參加政治學習的感受。文章中說，以前想不通基督徒為什麼要參加政治學習，現在想通了，這種感覺就是基督教里所說的“重生”。

    這位信徒問袁相忱︰“耶穌與尼哥底母所講的重生是這樣的嗎？”

    袁相忱明確地告訴他︰“這種說法不對！重生是指我們信耶穌後所獲得的新生命，與政治學習毫無關系。只有耶穌的寶血有赦罪的功效，只有信耶穌才能讓人獲得新生命。”

    那一段時期，SZ的領導們頻頻在《天風》刊物上發表一些所謂指導性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數都是政治性強、革命性強而屬靈性弱︰有的是用革命性、政治性的理論，來指導屬靈事工，有的干脆就是純政治性的。信徒們看了，除了不能夠得到造就外，還產生許多迷惑。

    袁相忱就告訴大家︰“不要看這些對屬靈生命毫無益處的文章，如果有時間的話，就去多讀讀王明道先生寫的文章，王先生的文章都發表在《靈食季刊》上，這樣的文章才值得讀。”

    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從一九五二年開始，SZ和中國政府開始對那些拒絕參加SZ的基督徒進行引誘、拉攏和逼迫，目的是讓大家都加入，將所有的信徒，都由黨和政府來藉著SZ統一領導，從而加強對宗教的領導。至一九五二年夏，他們己從各個不肯參加SZ的教會中拉走了一大批信徒，孤立不肯參加SZ的人。袁相忱的福音堂中也有一大批信徒離開，參加了SZ。袁相忱對此毫不介意，他說︰

    “主托付我多少羊，我就牧養多少。至于參加不參加SZ，這是個人的事，由他們個人選擇。總之，我的選擇是不參加。”

    一九五三年五月，基督教聯合會又立公約，規定任何教會都不得請王明道、王鎮、袁相忱去講道。政府想利用各種壓力來迫使這十一個人就範。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六日，“第一屆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燈市口衛理公會召開，吳耀宗做了一篇充滿政治性的工作報吉，緩　發表《告全國同道書》，把“SZ革新運動”更名為“SZ愛國運動”，並正式成立了它的全國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SZ愛國運動委員會”。吳耀宗順理成章地成為主席；SZ的領導權己經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鞏固。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市政府邀請不參加三自的十一個宗教團體的一百余人，到中山公園中山堂後面的議事廳去開會，這是政府對這十一個團體的又一次爭取。會上，宗教事務處李處長首先發言，勸大家加入三自。李處長發過言後，這十一個團體中的王明道先生也做了發言。他很坦率地講了他本人為什麼不肯參加三自的原因，之後又有其他人發言，主要原因大致相同︰一是這十一個教會團體本身很早就已經是三自的了，所以沒有參加的必要；二是這十一個教會團體都是基要派的，他們的信仰與“三自”的主要領導的新派信仰有很大的不同。王明道先生直言不諱地把新派稱之為“不信派”。這次座談會開得相當坦誠，這也是雙方第一次在桌前坐下，擺明自己的立場。會議的結果當然不會有令政府滿意的答覆，但他們至少搞清楚了這些人為什麼不肯參加三自的原因，這十一個團體也把自己想說的話說了出來。散會的時候，政府發給每位到會者一本控訴美帝國主義的書，讓大家回去好好學習。座談會後不久，政府已清楚地知道目前要讓這十一個團體加入三自是不太可能了，但若就此讓這些人放任自流，政府也不放心。于是不久，政府又提出一個折衷的處理方法︰你們這十一個團體的信仰既然跟三自主要領導的信仰不一樣，那你們就另外組織一個學習小組，參加政治學習，由政府直接派人來領導。政府的建議提出了，該如何回應卻很為難。從心里講，這十一個團體的負責人都不願意在教會中開展政治學習，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政治與宗教應該是嚴格分離的；但既然政府的建議是針對十一個團體提出的，那麼這十一個團體也就應該來討論一下該如何答覆。

    一天，東大地福音堂的彭宏亮來阜成門福音堂找袁相忱，問他︰“你收到了政府讓我們單獨學習的信了嗎？”

    袁相忱說︰“收到了，我還正不知該如何答覆呢。”

    彭宏亮說︰“那咱們就干脆在一起商量一下該怎麼辦。這樣吧，你發幾封明信片，約個時間，讓大家一起到王明道先生的會堂里聚一聚，商量一下，盡快給政府一個答覆。”于是袁相忱就給大家發了明信片，約好了某天下午三點鐘，一起去王先生的會堂商量。

    那天，十一個團體的負責人都來了，大家就坐下來商量。先由袁相忱把發信的原因講了一下，袁相忱講完後，王鎮第一個發言。他說︰“我看，咱們不能參加這個學習，如果參加了，難免以後不會和‘SZ’走在一起，就好像兩群鴿子在天上飛一樣，開始是兩群，但飛著飛著，就難免會變成一群。”

    王鎮說完之後，每個人都做了發言，談了看法，大家意見基本上一樣，最後的結論是︰“如果要參加學習的話，每個人就以市民的身份參加就行了，不以傳道人的身份，更不以教會團體的身份參加學習。既然以個人身份參加，就用不著政府特別派人來領導了。”他們的答覆很巧妙地回絕了政府的建議。

    政府仍沒有放棄用各種方法說服這十一個團體參加SZ。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務處向所有的教會團體的負責人發出請柬，邀請他們一月二十六日在新橋飯店聚餐，但卻惟獨沒有給王明道先生發請柬。袁相忱接到信後，並不知道政府沒有請王明道先生，也不知道政府也請了SZ的人，他只是想，既然是禮尚往來，去去也好。後來他又听說基督徒聚會處的人也去，就于一月二十六日那天直接去了新橋飯店。李處長非常熱情地過來跟他握手，嘴里連說幾聲“歡迎！歡迎！”並叫袁相忱坐在他旁邊。坐下後袁相忱才發現，原來SZ的人都在座，並且不參加SZ的十一個人中，只有他一個人出席聚餐。他想︰“我要不要走呢？”

    可是又一想，既來之則安之，不就是吃一餐飯嘛！走了的話，就顯得太小氣了，所以就坐下來安安穩穩地吃飯。其實那天其他人也確實是準備去的，但在去的時候，不知是誰得到了政府也邀請SZ的人的消息，大家又半路上返回了，結果就只有袁相忱一個人坐在那里，一枝獨秀。

    席間李處長說︰“大家都是有信仰的人，喝酒或者不喝酒，就請自便吧。”

    他頻頻給袁相忱挾菜，並詳細詢問了他家中的情況，然後又邀袁相忱與他踫杯。李處長喝的是白酒，袁相忱喝的是茶水。SZ的領導對袁相忱也非常熱情。袁相忱是無意之間單刀赴會，李處長和SZ的人卻理解成袁相忱有向SZ靠攏的誠意，所以對他格外關愛。李處長對袁相忱說︰“你才四十多歲，年輕得很！要好好學習，追求進步。”

    換言之，李處長認為袁相忱還有挽救的可能。這大概也是王明道先生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被捕時袁相忱卻沒有被捕的原因，並且也沒有追究他發明信片召集大家開會的事，因為政府覺得袁相忱年紀又輕，脾氣又不是太明顯，還是有可能與政府合作的。他們把袁相忱去參加聚餐，當成是袁相忱有意向他們靠攏的證明。他們要給袁相忱留一些時間，讓他自己做出決定。

    一九五五年五月，政府開始用強制手段打擊不參加SZ的基督教界人士。外地不參加SZ的陸續被逮埔，每天都有信徒被捕的消息傳到北京，政府希望北京的這十一個團體能夠在這種壓力下參加SZ，所以把北京的強制行動放在最後。但政府的希望落空了，沒有一個人在這壓力下主動聲明加入SZ。政府的忍耐期結束了，八月七日夜，王明道先生和太太在北京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十幾位傳道人和信徒。

    當信徒告訴袁相忱有關王明道先生夫婦被捕的消息後，袁相忱就想到自己也快了。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袁相忱的工作和信仰進入了一個低潮時期。政府在這一個階段也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勸說、威脅、強迫他們。一九五六年，政府成功地將北京所有的傳道人聚在一起，參加了政治學習，這是來之不易的成果，是政府從一九五三年起，就開始花大功夫來做的工作，現在終于在軟硬兼施中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袁相忱也從一九五六年起參加了學習，每次學習，李處長都親自帶領，學習的內容就是GC黨的有關政策，以及宗教該如何配合黨，把祖國建設好的問題。SZ和政府的人心里很清楚袁相忱的掙扎，所以每次都叫袁相忱坐在最前邊，一是表示關心，二是為了能更好地了解袁相忱的表情動態。每次去學習，袁相忱都是坐在那里一言不發，因為他也實在不清楚自己該說什麼。說一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話吧，怕惹麻煩；說一些合政府口味的話，自己又不是心甘情願，所以就干脆什麼也不說。

    此時，要不要繼續參加這種學習的爭戰，常在袁相忱腦中翻騰。對于袁相忱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肉體與神的旨意爭戰的時期。內心的爭戰使他變得沉默，也促使他重新反省以往的一切。

    終于有一天，袁相忱在禱告後很高興地對妻子梁惠珍說︰“我已經決定了，再也不去參加學習了。”

    那天他果然沒有去，他整天都高興得很，一改往日愁苦的樣子；他不停地哼著歌，像個小孩子一樣。梁惠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丈夫這些日子受了多麼大的壓力，可是這種壓力是她無法幫助解決的。她看袁相忱那麼高興，就想，“不想去參加學習干脆就不要去了。不去，政府也不會把我們怎麼樣，我們又沒干什麼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開始，SZ又組織大規模的學習，袁相忱又被叫去開會。那時，李處長親自主持會議。開會的前幾天，袁相忱照例一言不發，坐在那里只是听大家發言，後來李處長就說︰“袁相忱，你也該發發言了。怎麼老是坐著不說話？”

    袁相忱說︰“我不用發言了，听听大家的就行了。”

    李處長說︰“不要害怕，有什麼話就敞開來談，有什麼意見也要說出來，沒關系的。”

    李處長其實很明白，袁相忱是從心里不願參加學習的，只不過沒有明著表態罷了。他想到袁相忱可能會有很多不滿或意見，就用沉默表態；他也很想了解袁相忱真實的心理狀態，所以他就又鼓勵袁相忱說︰“沒關系的，有什麼話就說出來。你們要多給我們提意見，才能促使我們把工作做好。不論大家提出什麼樣的意見，都歡迎。有則該之，無則加勉嘛。”袁相忱沉默良久，心里想，“既然是你叫我說，那我說說也無妨的，況且這些天我的心里也實在是悶得難受，說說也好。”

    袁相忱思考良久，終于開口說話了。他在會上說的第一條是︰“現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對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就拿基督教與回教相比，二者同為宗教，但宗教政策卻極其不平等︰對回教的政策很寬松，對基督教卻很緊，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第二條是︰“在SZ隊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SZ的人。這些人可以說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國人來了就領美國的津貼，現在又搖身一變成為三自的人，其實他們是最不‘三自’的。他們只不過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袁相忱的發言結束後，會場一片肅靜，李處長也沒有做任何表態。袁相忱心里倒是覺得暢快得很，他終于可以一吐為快了。發言結束後，袁相忱就想︰“我以前怎麼那麼傻？把心里話說出來的感覺是這麼痛快淋灕！我以前怎麼不說呢？早說了，也許就不必受這麼多的罪了。真是何苦啊！以後有什麼想法一定要說出來，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會議結束的那天，袁相忱所在的學習小組的組長王毓華宣布說︰“按政府要求，每個小組要產生四個右派。根據大家的發言記錄，袁相忱被劃為右派。”接著王毓華又解釋說，“右派是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希望被劃為右派的人不要灰心，而要更加積極地參加學習，常常反省自己。”

    袁相忱听了，沒做任何表態。他回到家後很平靜地對梁惠珍說︰“從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梁惠珍急忙問︰“右派有什麼處罰嗎？”

    袁相忱回答說︰“閉門思過。我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安靜地反省反省了。”

    從此袁相忱就不再去參加SZ的學習。SZ曾派人來叫過他幾次，他也沒有去，後來SZ的人也就不來了。“SZ”這個名詞好像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樣，他每天照例天一亮就起床，禱告讀經，照例一星期三次開堂布道，照例督促孩子的學習，照例每天查考聖經至深夜。他的生活又好像恢復到了一九五三年之前的樣子，一切都平平靜靜。

    在每星期的三次講道中，袁相忱多次根據聖經，針對當時的情況，講了什麼是神所喜悅的教會，什麼是神所喜悅的工人等專題。最後，他明確地表態︰“教會的領導不是宗教事務處，也不是三自；教會的頭是基督。GC黨設立宗教事務處，領導一切宗教事務。我們有真信仰的拒絕參加，這是出于不參加政治而考慮的，並不是出于對政府或黨有什麼不滿。基督是教會的頭，統戰部宗教事務局和所謂的牧師都不是教會的頭；宗教和政治是兩碼事，加入SZ和愛國也是兩碼事，不應該扯在一起。以公民的身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都是可以的，但不應該以教會的名義做什麼。教會不是人民團體，教會是屬天的，是屬靈的。”

    很多次聚會結束後，都有信徒提醒袁相忱說︰

    “袁先生，你以後還是稍微小心一點。今天聚會的時候我看到有幾個很陌生的人。”

    袁相忱說︰“沒關系的。我們傳福音就是要傳給陌生的人，只要他想來听，我們的門是敞開的。我講的這些，都是聖經上的。有些人是因為不知道聖經是怎麼講的，所以才會走偏了。”

    一天，祁庭鐸牧師來到了袁相忱的福音堂。寒喧幾句後，祁牧師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當時正是吃飯的時間，袁相忱就邀他一起吃。祁牧師以前和袁相忱關系還不錯，但SZ成立後，祁牧師就積極加入了，所以兩個人這幾年來也沒什麼深的交往。他們兩個邊吃邊談，祁牧師忍不住嘆氣說︰

    “袁弟兄，我還是要勸你幾句。也許你不愛听，不過我還是要來勸你。我听說你沒有去參加學習，這是很危險的，這種情況下，你就把個人的脾氣忍一忍，裝裝樣子，主動去向他們要求參加學習。現在你如果還堅持不參加SZ，後果不可想像。你家里有老有小，這麼多人，你若是有個什麼不好的結果，他們怎麼辦哪？”

    說到這里，祁庭鐸的眼淚就流下來了。袁相忱不知道他是SZ派來的說客，還是他自己來的，但看得出他還是真心的，所以也就很感激他的提醒。但感激歸感激，他還是不能認同祁庭鐸的立場，更不認同他的做法。他對祁庭鐸說︰“我不是因為個人的脾氣才不參加的。我不敢糊弄神，也不願意糊弄人。”

    又有一次，袁相忱去看望一個生病的信徒，姓王，就住在袁相忱家的附近。袁相忱探訪過後，正要離開的時候，祁牧師也來了。袁相忱就說︰“你們談，我先走了。”

    祁牧師跟著袁相忱出來，又勸他加入SZ。祁牧師說︰“中國有句古話︰‘既在矮檐下，豈能不低頭？’我們現在也是沒辦法︰GC黨要求加入SZ，我們就不得不加入。有什麼辦法呢？”

    袁相忱只是听著，就是不表態，心里說︰“今天所以有這種局面，就是因為膽小的基督徒太多了！你是在矮檐下，我才不在呢，所以也沒什麼好低頭的。”

    通過兩次和祁牧師的接觸，袁相忱明白了，政府是不會放過他的。祁牧師說的沒錯，不參加SZ的話，後果不堪設想。他不知等待他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但他已預感到，危險在一步步地逼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進入了深秋季節，這是北京最漂亮的時候，淡黃色的銀杏葉子飄落滿地，秋風起時，滿地厚厚的葉層就隨風而動，秋的美麗楚楚而來。袁相忱對妻子梁惠珍說︰“我們兩個還沒有去長城玩過呢！這兩天天氣正好，我們去一趟長城吧。”

    嫁給了一個傳道人，除了幫助丈夫傳福音外，還要照料六個孩子，梁惠珍每天忙得腰酸背痛，袁相忱也是忙得很，所以在北京住了這麼長時間，兩人卻沒有去過長城。丈夫提出了這麼好的建議，梁惠珍卻還有點不忍心浪費時間。她說︰“要不以後再去吧，我還要趕時間給孩子做棉衣呢。”

    袁相忱說，“你陪我去吧。你嫁給我這麼多年，我還沒有帶你出去玩過呢。”梁惠珍說︰“怎麼現在倒有玩的心了？”

    袁相忱說︰“我就要離開家了，以後說不定想陪你玩都玩不成了。”

    梁惠珍听了怔在那里，她看袁相忱絕對不是開玩笑的樣子，也就不再說什麼，點點頭答應了。

    這是袁相忱第一次說出他的預感。

    一九五七年年底，梁惠珍接到一個由李處長辦公室的秘書打來的電話，叫梁惠珍和袁相忱的母親第二天早上九點去李處長的辦公室，說李處長要找她們談話，很重要的，一定要去。辦公室就在長安街宗教事務處。梁惠珍和婆婆商量了一下，決定先不讓袁相忱知道，免得影響他的情緒，等談完話回來了，再告訴他。

    第二天一早，梁惠珍吃完早飯後就帶著婆婆來到了長安街的宗教事務處。李處長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她們談了約一個小時，中心話題是要讓他們動員袁相忱，趕緊向政府靠攏。李處長說話時很嚴肅，他說︰

    “我找你們來是很要緊的事情，是關系到你們切身的問題。袁相忱沒有參加學習，也沒有向政府靠攏。我請你們來，就是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趕緊向政府靠攏，懸崖勒馬，不然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我們看他還年輕，才四十四歲，還有挽救的可能，所以就找你們來。你們是他家里最近的人，回去要好好勸勸他。你們家有六個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事了，你們怎麼辦呢？我們給你們一條出路，要袁相忱趕快悔改，向政府靠攏，參加學習，這樣我們才能對他放心；不然的話，我們怎麼收拾王明道，照樣怎麼收拾袁相忱。我們一直在給他機會，等他回頭，不過我們的線不能拉得太長，我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是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攏，我們就要采取行動了。對他，我們己經算是仁至義盡了。你們不信就等著瞧！我們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進去了，你們家一堆孩子怎麼過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勸勸他，不要和政府做對；否則的話，會自食其果的。”

    李處長又對袁老太太說︰

    “老太太，我知道你就這麼一個兒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沒有兒子，你怎麼生活呀？你要回去好好勸勸他，讓他好好參加學習，好好參加SZ，向政府靠攏，回頭是岸。要不然，你們這一大家子怎麼生活呀？我是為你們好，所以才把你們找來。你們記住我的話，回頭是岸，要不然的話，後果自負。”

    談話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梁惠珍和婆婆在回來的路上都沉默著；她們己經知道，最後抉擇的時刻己經到了。她們回到家時己經快中午十一點了，梁惠珍進家後先做飯，因為有孩子要吃完飯去上學。等到大的孩子們上了學，小的女兒睡午覺後，梁惠珍才來到袁相忱身邊。袁相忱正在看書，梁惠珍看著丈夫，就有一種悲哀襲上心頭。她想︰“要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他？”

    最後她決定還是要告訴他，讓他知道也好。袁相忱也看出妻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就問︰“你怎麼了？”

    梁惠珍就告訴他說︰“李處長今天找我和媽媽談話了。”

    袁相忱听了，楞住了，過了一會才問︰“談什麼？”

    梁惠珍說︰“要我們勸你參加SZ，向政府靠攏。”

    袁相忱又問︰“是政府叫你們去的嗎？”

    梁惠珍點點頭，袁相忱又問︰“你和媽都去了嗎？”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後，袁相忱馬上明白了，這是最後的爭取，也是最後的通諜，並且這通諜中帶著最實際的利益的威脅︰如果袁相忱不肯就範的話，這一大家子怎麼辦？

    屋里是一片死一樣的寂靜。袁相忱又把目光集中到書本上，但卻一個字也看不下去。良久之後，袁相忱嘆了一口氣，說出了八個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此刻的袁相忱已經完全從那種畏懼、膽怯、軟弱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了，天好像在剎那間雲開霧散，他對神的信心大增，與神的關系又得到了修復。他告訴妻子︰“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種罪；人在軟弱的時候，就是被這種罪所捆綁。

    所以神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里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我們也應當剛強壯膽。以前那麼多苦日子不也過來了！我相信神不會給我們承受不了的重擔的，我們若恆久禱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們。”

    危險依舊在一步步地逼進。一天，袁相忱剛講完道，就有一輛汽車“嘎”地停在福音堂門口，有幾個公安人員進來，把在這里聚會的郝文利帶走了。在袁相忱的福音堂里逮捕別人，殺雞給猴看的用意是何等的明顯！緊接著就是與袁相忱從一九三四年起就有配搭工作的老同工郭孫惠卿也被捕了。郭太太對袁相忱的福音工作從始至終都是非常支持的，這是政府故意讓袁相忱看一看政府的威風。袁相忱也明白政府的用意，他告訴梁惠珍說︰

    “一個基督徒，要想得著天上的，就不能在乎地上的。”

    這時期，袁相忱一面做好了被捕的準備，一面又堅信，只要他有信心，神就必保守他脫離這網羅。但他卻忘了︰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人不能測透神的旨意，人更無法知道神的計劃。

    夜晚，輾轉難眠的袁相忱在反復地讀《約伯記》，約伯的話使他大得安慰︰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黑暗中，神的僕人向神做最深切的禱告︰

    “神啊，不論外面是何種的環境，我都深信，我的救贖主活著。求你保守我的心懷意念，永遠在你的里面。”

    

    一、被捕

    五八年姍姍來遲的春天終于叩響了北京的城門；清明過後，第一場春雨為北京帶來了朦朧的綠意。袁相忱每天帶著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邊的小店吃早餐時，明顯地感受到春天的腳步。六歲的小女兒在春天里，明顯地比以前更加活潑，更加懂事。過了一個年，孩子又長大了一歲。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種勃勃的生機，也感到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內心卻毫無輕松感，知道自己離開家的日子不遠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懷來一一體味這一切的。

    天熱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換下來，開始穿毛衣。梁惠珍幫他把棉衣洗好後，準備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對妻子說︰

    “你別把我的棉衣收起來，就把它放在我枕頭邊就行了。”

    梁惠珍問︰“你還穿嗎？不穿就收起來吧。我剛洗過了，放在外面會落上灰塵的。”

    袁相忱猶豫了一會，還是說︰“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塊小布包起來，放在我枕頭旁。”

    梁惠珍就沒再說什麼，把棉衣疊整齊了，用一塊干淨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頭邊。

    袁相忱已經預感到自己會在近期內被捕，所以就想萬一被捕的時候，就把棉衣一起拿著。听說監獄里邊被子很薄，到時候肯定用得上。又過了兩天，袁相忱對梁惠珍說︰

    “你出去給我買雙新布鞋吧，要合腳一點，耐穿一點的。”

    梁惠珍問他︰“怎麼想起來要買新布鞋穿了？”

    因為袁相忱平時經常登台講道，所以穿皮鞋的時候較多，並且袁相忱一向注意節儉，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讓梁惠珍去買；若是衣服還沒穿破，梁惠珍就幫他買了，他還會說梁惠珍不該浪費錢。這麼多年來，梁惠珍已經摸透了丈夫的脾氣，並且也養成了同樣節儉的習慣。這一次是袁相忱主動提出讓她買鞋，她就覺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問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說︰

    “買雙布鞋，好在以後勞動的時候穿。”

    梁惠珍听了楞了一下，繼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經為被捕作準備，前幾天丈夫不肯讓她把棉衣收起來，她當時不明白為什麼，現在想起來，應該也是為被捕作準備。梁惠珍楞在原地，淚水就在眼框里打轉，但她控制住，沒有讓它流下來。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樣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著，當做沒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樣，走到外屋看書去了。

    被捕的預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擔憂。他不是為自己擔憂，而是為他走後一大家人的生活擔憂。他的母親當時已六十多歲，妻子梁惠珍沒有工作，家里有六個孩子︰老大福音剛滿十七歲，小六還只有六歲多；五個孩子在讀書，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顧的時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這一家人怎麼辦呢？

    撒但很會尋找人的致命處來攻擊人。他知道袁相忱對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關鍵的時候，撒但已經藉著袁相忱的這個弱點來多次攻擊過他︰不論是政府的警告，還是主內信徒的勸說，都以“你走了以後，這一大家人怎麼辦？”

    這個問題來做文章，今天他又面對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內心的擔憂的挑戰。

    弱點是明擺著的，關鍵是怎麼解決。袁相忱反復地考慮著。

    當時從表面上看，只有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向政府表態，願意參加SZ；參加了SZ，自然就不會被捕，不會和家人分開了。二是徹底堅持到底，堅決不參加SZ；這樣的結果就必然是被捕，顧不了家人了。

    除了這兩條路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脫離這患難，使他既不用加入SZ，違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與家人分離，他就在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這樣向神求，禱告的時候他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為他個人和家庭開路，更求神為中國的福音工作開路，因為他相信，凡是出于愛神的動機的，神就必保守。

    沒錯，神是會保守義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權用各種方法來保守他的兒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們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後，袁相忱回憶自己被捕的前前後後，才明白︰神己經為他和他的家庭開了出路，神也為中國的教會和福音工作開了出路，並且神所為他個人和中國的福音工作所開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遠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禱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來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沒有人警告他，沒有人勸說他，沒有人打擾他。他想，“神一定是听我的禱告了，要救我脫離這患難，要為中國教會開一條新的路，讓人們看到，不參加SZ也是可以的。只要基督徒能堅決地擺明立場，政府就不會把我們怎麼樣。”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從街上回來，把一雙新的厚底布鞋交給袁相忱，說︰“你先試一試，看看合適不合適？”

    袁相忱當時正在看書，頭也沒抬，也沒細想妻子的話，拿起鞋來套在腳上時才想起來，這是自己前一段時間叫妻子買來準備被捕的時候穿的，而現在，鞋己經買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驚︰“神啊，難道你是藉著這件事來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說話，以為他在看鞋，就說︰“這鞋很結實的，花了四塊八毛錢。我剛才拿了十塊錢出去，找回來五塊多，這五塊多零錢就擱你的兜里吧。”說完就把錢塞進袁相忱的褲兜里。他們誰都沒想到，這雙鞋在當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場︰袁相忱是穿著這雙新布鞋，帶著那五塊多錢，進了監獄的門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個特別的年份︰春天的時候從中央傳來一道命令，全國的人都必須參加“除四害”的活動，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別，全國每一個地區在一天里集中時間集體行動，制造各種噪聲，使麻雀驚嚇之際，四處飛，但飛來飛去，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繼續飛，直到在天上疲乏過度，掉下來摔死為止。打麻雀的結果有兩個︰一是功夫不負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從第二年開始，各類昆蟲因失去了麻雀這個天敵，而開始大量繁殖，釀成了另一種蟲災，其中尤以蝗蟲為甚。蝗蟲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蟲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為比麻雀更大的一種災害，使各種農作物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直接引發了五九年的糧食大饑荒。緊接著又是三年困難時期。用人為的手法破壞神所立的自然法則，必然導致嚴重的後果。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統一行動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點正準時開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區，由區到片，由片到街道，層層落實，要求必須準時、準點、全部人都參加。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來開會，做進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為街道主任（一條小街道的管理人員），自然也參加了。那天夜里，布置任務會議開到十點半才散會，梁惠珍回到家里，孩子們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書。盲人青年陳邦恆因下午來袁相忱家里請教問題，吃完飯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當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里，睡在另一個房間里。梁惠珍洗漱完後，也就準備上床睡覺了。那時大約十一點多一點，忽然听到門外有人敲門，又有一個管戶口的警察在門外叫︰“梁主任，開一下門。”

    梁惠珍以為是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邊問，“有什麼事？”

    一邊打開了門。開門後看到門外站著兩個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時都很熟。那兩個人說︰“

    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們所長要請老袁去談話。”

    袁相忱听了，說︰“好吧，等我一會。”

    邊說邊趕快起來，下床的時候，順手拿出放在床邊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識到要發生什麼事了，但他們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話，不會有這麼客氣。”

    其實是派出所的人因為剛剛與梁惠珍一起開完會，布置完工作，所以給她一點面子，不讓她親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門口，又回頭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卻沒說什麼，就跟著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個派出所的人對梁惠珍說︰“你睡覺吧。”

    但另一個人卻說︰“等過一會或許我們還會再來。”

    梁惠珍听了覺得很奇怪，心想，“他們說話怎麼兩個人都不一樣？一個說讓我睡吧，意思是沒什麼事了；另一個卻說過一會還會再來，意思是還有事情沒辦完。他們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干什麼？”這樣想著，心就咚咚地狂跳起來。她趕忙跪下禱告，哪里還有心思睡覺！

    袁相忱跟著兩個警察往香家園派出所走，他一邊走一邊想︰“叫我去，干什麼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這里，他心里後悔剛才沒有去另外一個房間里與母親道別，也沒有去看一看六個孩子，也後悔還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沒有向同工們交待。走到半路，一個警察問袁相忱︰“哎，你是屬于什麼**？”

    袁相忱楞住了，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我也沒有**。”

    警察就不再說什麼。原來，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現行**”。

    到了香家園派出所，剛坐下，就從屋里出來三個人，是袁相忱不認識的，可能是從市里面來的。他們凶巴巴地走過來，呼喝說︰“站起來！”

    袁相忱就站起來，接著其中的一個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證朝袁相忱一出示，就開始宣讀逮捕證，正式宣布逮捕他。讀完逮捕證後，又拿出印泥，指著一處空白的地方，讓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過手印後，就有人給他把手銬帶上了。這一切做得干淨利落，前後不過三五分鐘，顯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時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點半，黑暗正濃。從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長達二十一年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袁相忱走後約半小時，梁惠珍還在禱告，就听到轟隆隆好多汽車開過來的聲音，梁惠珍心中一驚︰“難道相忱真的被捕了？”

    緊接著，又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看到門外站滿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對她說︰“袁相忱已經被捕了，這是逮捕證。”

    說完就拿出逮捕證給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陣發軟，幾乎站立不住。她心里說︰“要挺住，一定要挺住。”

    警察又接著說︰“現在要把這里所有的東西都翻出來，我們要徹底搜查。”

    說完話，一擺手，做了個開始的動作，就有五六個警察忽拉一下進到屋子里，每人手里都拿著工具，二話不說，就先從聚會的福音堂開始搜起，把東西摔得闢啪作響。

    最先被這吵嘈聲驚醒的是袁相忱的母親。她听到兒子已經被捕，渾身發顫。梁惠珍對她說︰“媽，我們一起去把孩子們叫醒吧。”

    老大福音已經自己起來了，一邊扣衣扣，一邊從房間里走出來。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經被推得東倒西歪，所有的聖經、詩歌本、屬靈書籍都被堆在地板當中，連袁相忱布道時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緊緊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紀輕，容易沖動，就對他說︰“你進屋里把弟弟妹妹們都叫起來。”

    福音就進去把大家都喊起來，把陳邦恆也叫起來。孩子們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櫃，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來的時候還閉著眼，滿肚子不高興，但她睜開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亂丟東西時，就嚇得一下子哭出聲來。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著哭了起來。

    梁惠珍把小六攬在懷里，輕輕撫摸著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紀老邁的婆婆和六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他們一家人就這樣看著警察在那里搜尋。

    搜完了福音堂又進到每個房間里搜，每個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鐵棍，每走一步都用鐵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麼地方有空洞的聲音就撬開。福音堂的地下有一個浸池，警察把浸池的蓋子揭開後，看到里面什麼也沒有，還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圍的地都撬開，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搜查從夜里十二點開始直到凌晨四點多才結束，檢查之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上車帶走，臨走的時候又對梁惠珍說︰“你覺得我們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覺得合理，就簽個名。”

    搜都搜完了，才問“合不合理？”

    明擺著是走過場。梁惠珍看也沒看，就拿過筆來寫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點半，警察開著車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經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陳邦恆一大早就離開袁相忱的家里，回到了盲人工廠。他把經常去袁相忱家里的幾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後告訴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師被捕了。”

    說完就放聲大哭。其他人听後也都哭起來。

    二十日早上九點鐘，集體行動打麻雀的時間到了。梁惠珍照樣按著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戶地通知大家出來打麻雀。街坊們都已經知道梁惠珍家里出事了，可沒想到她還能出來照樣工作。大家對她充滿關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負責十一個居委會。當時香家園派出所一共管轄二十二個居委會，梁惠珍就負責了一半，並且是義務的。她當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只是出于幫忙之心而已。現在家中發生了那麼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樣出來認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從十九日晚開始，她已經被列為“**份子”的家屬了。她心中有不滿、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懼和擔憂，但她都強壓著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應該在自己的職份上盡本份，不管將來如何，只要今天她還是街道工作的負責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當時受袁相忱的被捕影響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長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時福音在讀小學六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好，並且處處很關心同學，老師們都很喜歡他，他還被選為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學回來，看到家門對面有幾個穿著藍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張望，他當時感覺不對勁，想這些人到底是干什麼的？穿著球鞋，但又不是鍛練身體，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開，他根本沒想到這些人是來監視他家里的動靜的。父親的被捕給福音很大的打擊，他不清楚自己的父親到底為什麼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為家中的長子，將來的道路該怎麼走。父親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學校的門口，就貼出了“**袁相忱”的大字報，大字報中列舉了袁相忱的數條罪狀。中午等到同學們都回家以後，福音一個人去看。當時青年會、缸瓦寺、白塔寺都有關于袁相忱的大字報，說要把袁從一白六十號趕出來。看完學校門口的大字報後，福音沒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沒有父親的大字報。作為長子，作為袁相忱的兒子，他想知道父親到底為什麼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兩次針對袁相忱的大字報，第一次是參加SZ的牧師寫的，第二次是針對重點人物寫的，專對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里看大字報時，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傷地離開，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親真的是**，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沒有任何理由地亂抓人；他無法理解這一切，也無法跟別人說，包括自己的母親，因為他知道，母親己經承受了夠多的壓力了。福音含著眼淚，只好一個人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懷疑、迷惑、失望、無助，過早地介入了這個十七歲青年的生活。他在這壓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間就變成大人了，他知道他從此就是家中擔負責任的男子漢了。

    一個星期後，老師把袁福音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從今天開始就由另一個同學擔任了。福音點點頭，他沒有問老師什麼原因，老師也沒有講原因，但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里，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母親，因為他怕母親擔心，他倒是對母親說︰“媽，你別發愁，等我六月份畢業了，就找份工作，我來養活你。”

    二、審訊

    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個底朝天的同時，袁相忱自己卻被押上另一輛汽車，拉到北海後面的草嵐子胡同，那里是預審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後，預審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銬摘下來，又讓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預審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關袁相忱的材料，這期間沒有問袁相忱一句話。

    約到半夜兩點鐘，預審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帶到一間監舍里邊，吩咐他在這里睡覺。監舍大約只有十多個平方米，里面卻有十來個人，每人一條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會掉下去。警察告訴袁相忱睡在那條空的木板上，之後就把門鎖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經睡覺了，被開門關門的聲音驚醒後，看到又新來了一個斯斯文文的戴眼鏡的中年人，也沒什麼特殊表示，大概這里來來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對新來的人已經失去了新鮮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著，心里一片紛亂。不知道家人現在知道他的情況了嗎？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將會怎樣，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來想去都沒結果，就好像什麼也沒想一樣，惟留一顆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監獄到了吃早飯的時間，有人把飯菜用一個大盤子端進來，袁相忱一看，每人一個窩頭，一碗白菜湯。袁相忱一點食欲都沒有，這種時候哪里還能吃得下飯？可一想，萬一要是被審問的話，還得要有足夠的精力來應付，所以還是要勉強吃一點。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個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這怎麼能吃呢？但看到別人就這樣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著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湯，把湯都喝了，窩頭則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說話，就有人把他的窩頭拿過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後來都不明白為什麼每人只給一根筷子。

    按預審股規矩，犯人每天起來洗完臉吃完飯就穿好衣服，準備被提訊。提訊時點名，叫到的人就跟著當兵的走，沒有叫到的繼續留在監倉里。每天早晨八點鐘就開始叫號提訊，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個就提訊袁相忱。提訊的時候，前邊有一個領路的，後邊有當兵的拿著槍，跟在後邊，袁相忱走在中間。院子的另一邊有一個單獨的地方，這是專門用來審訊犯人的。袁相忱被帶到一間房子里，里面已經坐好了三個穿制服的人。他們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讓他坐到一張硬板凳上，開始問話。

    問完姓名、年齡、籍貫之後，袁相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召集人開會的事。中間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問︰“你有沒有寫信給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會堂里開會？”

    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禱告︰“主啊，求你賜給我當說的話語。”

    當他听到這樣的問題後，就點頭承認。那三個人互相交換一下眼神，大概是沒想到袁相忱這麼老實、這麼快地就承認了。他又接著問︰“你是什麼時候給他們寫信的？”

    袁相忱想了想，說︰“我忘記了。”

    其實袁相忱說的是實話，他的記憶力確實是很差，又何況事隔這麼久？並且自己發明信片的時候，既沒有把這當作一件大事，又沒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寫上地址，告訴大家聚一下罷了，誰料到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審訊他的人卻不認為這是真的忘記了，以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從實回答。之後，又問他承不承認寫黑信召集大家開會這件事是犯罪？

    袁相忱說︰“我寫的是明信片，連郵遞員都能看到上面的內容，沒有什麼不可以讓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說，寫信讓大家來聚一聚，純屬基督徒之間的肢體聯系，根本不是罪。”

    審訊他的那個中年人听了，氣得不得了，就威脅他說︰“如果不認罪，就等著瞧！”

    袁相忱以為他們會動粗，但他們只是嚇唬他一通而已，並沒有太為難他，最後又讓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間去的時候，同房間那些沒有被提訊的人都問他情況如何，袁相忱沒有說什麼，但那些人卻以老大哥的身份來教袁相忱。有幾個老犯人對袁相忱說︰

    “你要認罪，認了罪就判得輕。”

    袁相忱說︰“我沒犯罪，認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漫長的審訊期。他們提了很多問題，並且問的非常詳細。這樣的日子對袁相忱是痛苦的，因為他實在不記得那些瑣碎的事情。並非他的記憶力不好，而是因為他這麼多年來養成了從來不去為這些事情操心的習慣；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傳福音。他所能記得的都是有關福音方面的東西，所以每次提訊時，公安人員問什麼，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卻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說自己沒犯什麼罪，他也確實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們問他為什麼想不起來？袁相忱就說，“不習慣記這些事”，但審訊員說，“想不起來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

    袁相忱出獄後，甚至連他們審訊時提的問題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公安人員曾讓他復述自己的右派言論，袁相忱說︰“我只記得兩個觀點，一個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個是SZ隊伍中有人是最不SZ的。”

    審訊員說︰“還有一個你為什麼不老實交待？你說過‘老和尚為什麼不說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袁相忱覺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但公安人員說，“你這些話是指著毛主席說的。”

    袁相忱說︰“我真的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你們現在定我為右派言論，但開始全是因為你們讓我發言，讓我說的。我本來是不發言的。”

    他們說︰“不讓你發言怎麼能了解到你的**思想呢？還有人揭發你，你曾說過GC黨是‘大紅龍’，多次在講道中煽動信徒不要愛黨愛國。”

    袁相忱回答︰“我講道的時候講的都是聖經上的道理。”

    後來審訊員又問到誣蔑SZ領導是“三朝元老”這個問題時，袁相忱說︰

    “我確實是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我說的都是事實︰王梓仲是公理會的一個牧師，原是美國教派，日本人來了後，又做了‘中華基督教團’的負責人，在SZ時又做了副主席。這些事，每個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實就不是罪。”

    公安人員還問到袁相忱護送胡俊德姐妹去廣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護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會。她的丈夫在美國做生意，看著國內的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胡姐妹就決定自己也出國。一九五六年，胡姐妹從廣州坐飛機去美國找她的丈夫，她一個人帶著兩個雙胞胎兒子，又帶著許多行李，坐火車去廣州，諸多不便，就請袁相忱幫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廣州，當時到了廣州的時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馬站林獻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飛機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車回北京來。這是袁相忱第一次見到林獻羔，但時間倉促，並沒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這次公安局又把這件事提出來，並且強加給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國，勾結外國人”。袁相忱說︰

    “我只是幫助人而已，並且以後並無任何聯系。”

    公安局還讓袁相忱詳細交代阜成門福音堂與日本牧師的關系。袁相忱據實回答︰

    “一九四六年開辦阜成門福音堂的時候，日本牧師幟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從房東那里租的房子，與幟田金雄沒什麼來往，並且幟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時候，他隨一個訪華團來到北京，並且去阜成門福音堂參觀，SZ還派牧師陪著幟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來，怎麼能說我和他勾結呢？如果真有勾結的話，也是SZ和日本人勾結。”

    但公安人員卻說︰“我們說你和日本人勾結，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

    袁相忱說︰“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兩個月才回到北京的。當時我母親病重，我在家里忙于照顧她，兩個月之後，幟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麼可能有機會和他勾結呢？”

    但公安人員堅持說︰“不管你怎樣狡辯，我們認為你有漢奸的嫌疑。”

    在審訊期間，公安局對袁相忱的評價就是︰“你任何問題都不肯老實回答，不肯認罪，回答問題時要不就說忘記了，要不就說這不算罪。你的行為是公開表示抗拒。”

    為了懲罰袁相忱，他們就決定把他交給其他犯人去教育，讓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監號是個犯人來路很雜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問題都比較輕。袁相忱剛去的時候，里面有一個小伙子是天主**，袁相忱自然對他有一份親切感。他也是因為不肯參加天主教愛國委員會而被抓的，進監獄的時候只有二十多歲。有時候他常自己坐在一邊哀聲嘆氣，袁相忱就安慰他幾句。這個年輕人很害怕會在監獄里呆一輩子，所以每次提訊前都緊張得要命。袁相忱問了他的情況，得知他不是教會負責人，只是一個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對他說︰

    “你可能沒什麼大問題。你這麼年輕，又沒犯過大錯，公安局了解了解情況就會放了你的。其實我和你一樣，我們都是為義受逼迫的，不過就是信仰問題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神只是用這個小試煉來試一試我們是否忠心。”

    袁相忱的這番話是真心話，他在大難臨頭的節骨眼上，還認為這個問題只是信仰問題，可見他的確是很單純的。他還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時代下，不參加SZ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他的罪已不是信仰問題了，而是革命與**的問題。

    年輕人在被提訊過幾次後，從審訊他的人的口氣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大問題，心情也就漸漸安定下來，開始計劃出獄後的事情。那個年輕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擔心出獄以後沒錢，回不去老家，就告訴他說︰“你出獄後如果有困難的話，就上阜成門找我的愛人，姓梁。你告訴她你是天主**，她一定會幫助你的。你可以從我愛人那里拿錢做路費回家。”之後，袁相忱又向他說起了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區別，勸他仔細想想。沒想到，那個年輕人第二天就去把這些都匯報給隊長了，說袁相忱拉攏他，在監獄里還繼續傳道。隊長就說袁相忱氣焰囂張，在監獄里繼續**。這後來也成為他的一條罪狀，一起寫在判決書里。而那個年輕人則因為揭發有功，不幾天就被釋放了。

    與袁相忱同一監舍的還有兩個人，更是冤枉得很。他們因為在參加國慶**喊口號的時候，不小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喊錯了，喊成了“**萬歲”，結果被揭發，關到監獄里來。袁相忱開始只跟那個天主**說話，但後來被出賣，吃了大虧，就更加謹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說話，只是靜靜地坐著，思想或是默禱，所以大家對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細，也就不敢太放肆。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後來的犯人斗爭犯人的時候，沒有受太多的苦。監獄中所謂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針對那些不肯認罪的人，要讓同監舍的犯人幫助你反省認罪；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經過許可的監獄內的暴力。幫助的內容主要有三項︰一是開批斗會，大家一起來口頭批評，然後就是罰被批評的人做一些疊被子、倒尿盆之類的小事，這是最輕的。另有一種是讓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時候兩條腿要盤起來，身子要坐直；雖然不痛，卻是讓人累得受不了。被幫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個鐘頭，有時甚至一個晚上都要這樣坐著，等到睡覺的時候，兩條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覺；有時實在受不了，還會從木板上摔下來。但只要那些幫助你的人不肯點頭，就還得再爬起來接著坐。最嚴厲的一種方法叫“坐飛機”，就是把人的手舉起來，使勁往後拽。這種刑罰的特點是︰斗爭人的人根本不費力，但被斗爭者卻是疼痛難當。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從一些監舍里發出慘叫聲，大家心里就會說，不知道是哪個人又在被斗爭。這時候監獄的公安人員都听得很清楚，但他們從來不去管，因為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他們授意的。

    袁相忱在監舍里很少說話，在提訊的時候雖然是有問必答，但答案卻往往不能讓審問者滿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們監舍里的重點幫助對象。監獄領導曾多次明說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對袁相忱實行嚴厲一點的幫助。可神卻保守他，使他在這期間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幫助”，也只是盤腿坐在硬木板上。這一點，連袁相忱本人也頗覺得奇怪，實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謝神的保守。

    在監獄里，袁相忱所面對的最大的試煉，還是來自家庭的壓力。在關押他的監舍中，有一個小小的窗戶，窗戶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們在街上嬉鬧的聲音就從窗子傳進來，袁相忱就開始想起自己的六個孩子，擔心他們會不會被人欺負，擔心他們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擔心他們將來的成長教育問題。還有，看到監獄里做飯菜時，聞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飯菜的香味就是一個家庭的象征，可是他現在卻享受不了家庭的溫暖了。當這些煩惱涌上心頭的時候，袁相忱就在這矛盾中變得軟弱。母親需要兒子的照顧，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親的呵護。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監獄的高牆鐵網，此刻人最容易手扶著犁往後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當他最軟弱的時候，總有一句話臨到他︰

    “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的國。”

    袁相忱此刻經歷了不能夠愛父母、愛子女超過愛主的痛苦抉擇。他每次在軟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還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會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審訊期間不許探監，所以他沒有教會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卻擔心他們會因自己受牽連。阜成門福音堂開辦後，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為放假兩天，袁相忱的教會就利用這兩天的時間安排兩次教會同工聚會，大家在一起座談，彼此分享。他被捕後，不知教會是否還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這些同工還有沒有堅持服事？其實，自從他被捕後，阜成門福音堂已無任何聚會，同工們各自分散，但他對這一切卻一無所知，惟有在禱告中紀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們。

    在長達半年的審訊期里，袁相忱過著一種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生活︰沒有家人的消息，沒有教會的消息，沒有關于時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憶、交待，不停地被別人揭發，也不停地被要求揭發別人。袁相忱告訴公安局說︰

    “我的記憶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記不清，能記清的我都已經說了。至于別人的事情，你還是問別人好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同監舍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遲關進來，都一個個地結案了，惟獨袁相忱一個人在那里老結不了案。之所以結不了案，是因為官方認為袁相忱不認罪，不認罪就無法結案。公安局多次對他說︰“抗拒是要從嚴的。”而袁相忱卻說︰“我沒有不認罪，因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沒有抗拒，只是實話實說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獄整整半年後，法院要他寫一份親筆供詞，承認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這就表示要為他結案了。寫了供詞後不久，他就被轉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監獄，開始勞動。先是在毛巾廠，後是在襪廠勞動。在襪廠的時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決書，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決後當場暈倒。法院的人要當著犯人的面念判決書，袁相忱听了別人的罪名和判決，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這個時候，他還幼稚地認為，他的問題還是信仰問題，達不到**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決書下來了。發判決書的時候，袁相忱正在勞動，法院來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來听判決。首先宣讀罪狀，然後是依法做出判決，判處“無期徒刑。”判決書中特意說明，袁相忱是屬于**的首惡，又加上在審訊過程中態度不好、抗拒，所以要從嚴處罰。至于判決書的具體內容，袁相忱己忘記，只記得法院的人告訴他，如果不服判決，十天之內可以上訴。袁相忱說︰“我不上訴，因為基督徒從來不主動打官司。”

    關在自新路監獄的人，若是被判無期徒刑，很多當事人一听就會暈倒，但袁相忱卻沒什麼感覺。他沒想到會判他無期，因為他認為自己沒犯什麼大罪，但判了無期也沒覺得太難過。袁相忱此刻的心態是，在監獄里呆一年和呆一輩子已沒有什麼區別。經過火的試煉後，他重新剛剛強強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準備為主殉難，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對自己那已沒有未來的未來。他只求自己有一顆順服的心，卻沒想到這其中包含著神多少的美意。他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從監獄里出來，更沒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話，在文革中他早就會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沒有獄中的勞動鍛練，他瘦弱的身體也活不到現在。在中國最動蕩的時刻，神把他的僕人送進了保險箱。多少人死在勞改農場上，而袁相忱卻在二十多年的鐵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過。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跡！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後，北京的六十四所教會合並為四所。一九六六年後，所有的教會都被迫關閉，GC黨己暫時達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離阜城門福音堂，帶著六個孩子和婆婆，遷到白塔寺內大街四十號居住。四十號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後來喇嘛就把這里租出去，最終又被收歸國有。梁惠珍攜母帶子，八口人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里。她所有的家當就只有幾個包裹著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帶著孩子出去找來幾塊木板，用磚頭墊起來，再鋪上一層褥子，他們全家就睡在這一條通鋪上。那時她家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清貧。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後，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養家糊口。當時房管所是建築單位，又苦又累，工資又低，沒有人願意去，但梁惠珍作為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婦女，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貧的生活更讓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掛念。她對丈夫的情況一無所知，她也無法面對孩子們的痛苦。小六還不懂事，想爸爸的時候就哭，有時候一個勁地追問︰“爸爸到哪里去了？”

    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靈過早地受到傷害，就告訴她說，“爸爸去學習了。”

    于是小六又天天盼著爸爸早點學習完了就回來，再帶她去街對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個極其聰明的孩子，伶牙利齒，非常出眾，袁相忱非常疼愛她，小六也非常喜歡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讓袁相忱給她講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懷中，一邊講聖經故事，一邊搖著她入睡，等她睡著了，才輕輕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問梁惠珍︰

    “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為什麼學習這麼久還不回來？別人的爸爸為什麼總在家里，我爸爸為什麼要出去？”

    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淚，強作歡顏來安慰孩子，因為她知道，現在這種情況下，她一定要剛強，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來維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約六點鐘，梁惠珍還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門，梁惠珍連忙起身開門，一看，是兩個不認識的人。來人問她︰“你姓梁嗎？是從阜成門搬來的嗎？是袁相忱的家屬嗎？”梁惠珍連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兩個人接著說︰“們是從法院來的。袁相忱的判決書已經下來了！我念，你听著，最後我會問你听明白了沒有。”當念到“判處無期徒刑”時，她心中一楞，但最後還是回答︰“听明白了。”

    法院的人把判決書交給梁惠珍，接著又說︰“如果你要上訴的話，還有機會。十天之內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訴。”梁惠珍說︰“我不上訴。”

    法院的人說︰“那好吧，”並告訴她，袁相忱現在在北京監獄，因為己經過了審訊期，所以就可以接見家屬，每月一次。袁相忱會從獄中發明信片，上面寫有接見日期，按日期來就可以接見。說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後，梁惠珍才看判決書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狀，一共是七大條︰一是右派言論；二是反對破壞“SZ愛國運動”，污蔑SZ領導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劃開黑會，反抗政治學習；四是誣蔑政府，說信仰沒有自由，與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監獄里繼續**，氣焰非常囂張；六是有漢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國。後來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無期徒刑的消息後，就勸梁惠珍說︰“這樣判是太重了，你為什麼不上訴呢？”

    梁惠珍答道︰“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搶又不是偷，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主所許可的。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想主動打官司。既然判的是無期徒刑，我也只好認同了。”

    

    三、初期監獄生活

    （北京監獄，1958年冬——1960年夏）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望眼欲穿的梁惠珍終于收到了丈夫從北京監獄發出的第一封明信片，上面寫著︰“請于本月幾日來自新路北京監獄探監。”

    梁惠珍看著丈夫的筆跡，眼淚忍不住就往下掉，但她又怕孩子和婆婆看見心里更難受，所以就強忍著。那天是星期天，梁惠珍一大早就起來，到街上買了些袁相忱愛吃的點心，就帶著婆婆和小女兒一起坐公共汽車來到自新路。

    當她們來到自新路監獄外的時候，小六問梁惠珍︰“媽媽，這是什麼地方？怎麼有這麼高的牆？”梁惠珍說︰“這是爸爸學習的地方。”

    她一直告訴女兒，袁相忱去學習了。走到門口，小六又看見高高的炮樓，上面還有士兵背著槍站著，心里就有些害怕。梁惠珍就把小六抱起來走。到了一個小小的黑色的門，梁惠珍把袁相忱寫的明信片交給站崗的士兵，那士兵看過後，就讓她們三人進去。進了監獄，才看到里面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的，都是來等著探監的。探監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分批進去，每一批半個小時。梁惠珍就像大家一樣排隊，大約等了一個鐘頭，才輪到她們進去。她進去的時候有士兵把明信片從她手中拿去，又讓她們坐在一張小桌後等著，然後按著上面發信人的名字喊犯人進來接見。梁惠珍看到袁相忱從里邊的小門進來，頭發按規定剃成了光頭，看起來比以前更瘦了，走路好像沒有勁。梁惠珍鼻子又開始發酸，她告訴自己，不能在這時候流淚的。袁相忱也看到她們，快步走過來，坐到桌子對面。梁惠珍、袁相忱、袁母三個人幾乎同時伸出手去，緊緊地握在一起。小六看了半天，終于認出眼前這個光頭的人就是爸爸時，高興地喊出了聲，袁相忱又摸著女兒的臉龐，大家一時激動，都不知該說什麼好。

    還是袁母先說話。她告訴兒子︰“家里現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著。在這里要吃好、穿暖，千萬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梁惠珍說︰“你在這里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要學會照顧自己。我給你帶了些衣服和吃的東西，有什麼需要就寫信告訴我。”

    袁相忱說︰“我在這里也很平安，你們也別惦著。肉體受點苦沒什麼關系，我現在心里很喜樂。肉體是算不得什麼的，最要緊的是心里好受。我現在心里很平安，分配我在毛巾廠勞動，不是很累，你們放心好了。”

    梁惠珍還想告訴丈夫一些外面的消息，因為她想，自從袁相忱被捕後，又有很多弟兄姐妹被捕，大概袁相忱都不知道，但有個看守總是站在他們旁邊，所以她又不好說什麼。她告訴袁相忱，現在搬家了，是住在白塔寺內以前喇嘛的西配殿；老大福音已經小學畢業，考上了首鋼技校，二年後可以直接分配進首鋼工作。梁惠珍自己也找了份工作，所以生活沒有問題。

    袁相忱問梁惠珍︰“你在建築單位會不會很累？不要累壞了身體。”

    梁惠珍說︰“沒關系的，我沒覺得太累。”

    然後又拿出帶來的幾包糕點給袁相忱。袁相忱說︰“監獄里不讓帶吃的東西，這些東西還是你們拿回去吃吧。”

    又對袁母說︰“媽，我不能在你身邊孝順，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

    袁母說︰“你放心，我和你在的時候一樣，惠珍對我很好。你倒是要多保重自己。”半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警察吹起哨子，犯人就都站起來，排隊走出去了。

    這是梁惠珍自丈夫被捕後第一次見到他。相隔半年多，丈夫身體是瘦了，但精神還很好，梁惠珍也就放心了。從此，每月到了探監的時候，梁惠珍都去。她每次都帶不同的孩子去見袁相忱，讓他有機會看到所有的孩子們。

    有一次監獄的接見日中，袁相忱看到了自己的老師蕭太太，他心里別提多高興了，可是卻不能和他的屬靈啟蒙老師說句話，只能點點頭以示問候。蕭太太的女兒蕭語平當時也在北京監獄，被判刑勞改，蕭太太是去看女兒。雖然同在一所監獄，但男女犯人平時根本見不到面；即便是男犯人，也很難見到，因為干活或是吃飯，都是以監號為單位進行的。不在一個監號里，很難得有機會見面。

    監獄里還規定，每個禮拜犯人必須去看一次電影，好改造思想。電影是經過特選的，不外乎是些革命的進步影片，往往是一部片子看了又看，里面的台詞都幾乎能背得下來，但還是被要求去看。看的時候每人帶一個馬扎去監獄的操場上，坐在露天中，前面扯起一塊白布，大家就坐在下面看。

    五九年有一次看電影時，袁相忱拿著馬扎往前面走，忽然看見王明道先生坐在那里，王明道先生也看見袁相忱了。這時候袁相忱才知道王明道先生又被捕了。因為監獄中不許犯人隨便講話，他們兩人只好對視一下，袁相忱仰頭看天，王明道先生也向上看，意思是仰望主。他們兩個都讀懂了對方的意思，點點頭，袁相忱就又往前走。

    袁相忱也與張周新有過一次有趣的踫面。犯人要上廁所，都要按房間號，按不同的時間分配，稱為放茅。一個房間十幾個人，一起去廁所，並且也是排隊，這一房間的出來後，下一個房間的再進去。有時兩個房間的犯人能踫上，但不能說話。里面的人要出來時，先要喊︰“多少多少號報告”，表示下面的人可以進廁所了。一天袁相忱和他們房間的十幾個人在外面等著，就听有人喊︰“十三號報告”。袁相忱一听就想︰“難道這麼巧，正踫上張周新？”

    因為袁相忱在三八年到三九年的時候，曾和張周新一起服事過，做過同工，對張周新那濃重的福建口音很熟悉。在北京監獄中，有這麼重的南方口音的人也不是很多。果然，出來的是張周新。兩人見面都楞住了，袁相忱向張周新點點頭，張周新在與袁相忱擦肩而過的一瞬間，故意用胳膊踫袁相忱一下，順手塞給他一卷手紙，然後又匆匆離開。在那種情況下踫見老熟人，非常難得，所以印象就異常深刻。

    監獄里有許多人都想要做出點好成績，爭取立功減刑，而立功減刑的最好、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揭發人。袁相忱看到有好幾個人判了十多年的刑，但因為屢次揭發有功，所以多次獲減刑。在這種環境下，袁相忱很注意說話的謹慎，因為他已經吃了很多這樣的苦頭，所以一般的情況下，不與別人說話，除非是特別熟了，才說一些。也可能是因為袁相忱被判無期，己經是最高刑，所以大家也不把揭發的重點放在他身上。袁相忱自己也根本不會想到他要盡力表現，以獲減刑。從判決書下來的那一天，他就想︰“我老死在監獄里就算了，只求神保守我不論在何處，都持守他的道。”

    監獄里有一個小伙子，原來是賓館的服務員，有一次忍不住偷了外賓的照相機。雖然他是初犯，可偷外賓的東西在當時是關系到國情的大事，所以就判得較重。但他後來因揭發有功，表現突出，隊長又對他非常好，就減刑釋放了。但獲釋不久他又被抓回來了，因為他在監獄里又學習了偷盜技術，出去又繼續偷。可見除了神的救恩外，一切都救不了人。

    四、短暫的東北監獄生活

    （1960年夏——1962年秋）

    一九六零年夏，因為北京監獄里的犯人越來越多，所以政府就決定把重刑犯，即二十年徒刑以上的犯人，都送到黑龍江，在那里勞動。六零年夏末，袁相忱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東北黑龍江興凱湖監獄服刑。坐火車起程的時候，犯人坐在車廂里，車廂前後都有人拿著機關槍看守著。車到沈陽的時候，正是夜間，感覺外面天氣變冷了，等到了黑龍江，還沒下火車，看守就讓大家穿上分發的厚棉襖、棉褲，戴上大皮帽，穿上氈襪，冬天的裝備已全副武裝在身上。下了火車，已有十幾輛軍用汽車等著他們，他們被押上汽車，送往監獄。汽車走過大街，小孩子們就跑出來看，邊看汽車走過，邊拍著手喊︰

    “你們都是**，你們都是**！”

    那個年代，稚氣未脫的小孩子還不會認字的時候，卻已知道什麼是**了，可見當時的社會氣氛是何等的緊張。

    興凱湖是在中甦邊界，與甦聯只隔一條河。剛去的時候，帳篷就是他們的監獄。一座座的帳篷集中在一起，外邊又用鐵絲網圍著，又有持槍的人四處把守，這就是一座監獄了。由于在東北住帳篷根本無法過冬，所以犯人們到了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先燒磚蓋房子，要為監獄干部和犯人蓋住的房間，也就是犯人要為自己蓋監獄。犯人中有一部份被派去燒磚，另一部份就用燒好的磚砌圍牆，砌完圍牆後又為干部蓋住房，最後才是給自己蓋監舍。每個監含有五十米長，一條南北炕，當中有個用磚頭砌的火爐，火爐里燒柴火或煤，用于冬天取暖。每個犯人睡覺的地方都很窄，有一定的寬度限制，一翻身就會踫到別人。在那里，冬天差不多天天吃高梁米，幾乎沒有菜吃，吃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每月有一個禮拜天吃饅頭，每人八兩，這就算是大餐了；每個禮拜有一次改善生活吃白面，平時都是吃玉米面或高粱米。主要的菜是土豆，並且是發黑的土豆，幾乎餐餐都是。所以袁相忱獲釋後，好多年都不想吃土豆。

    監獄的房子蓋好後，犯人們的任務就變為種莊稼了。秋天收完莊稼後又去打草。北大荒很多草，比人還高，袁相忱以前從未見過這麼高的草，一年的生火、燒爐子，都靠自己打的草來維持。

    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剛從北京上去時，梁惠珍為丈夫準備了毛襪子，讓袁相忱穿著覺得暖和；可到了東北後才知道，根本無法跟烏拉草比。把烏拉草卷一卷，放在鞋里，真暖和，真是寶貝。他們常去與甦聯搭界的興凱湖打烏拉草，作為過冬之用。神的創造真是奇妙，有多麼嚴寒的氣候，就有與氣候相適應的植物。在東北滴水成冰，說實際點就是拿臉盆去打水，回來都凍上了。有一次干活時，氣溫大約零下三十多度，有人看到袁相忱的鼻子白了，馬上叫他上屋里去。幸虧進去得及時，要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听人說，有時耳朵一凍就能掰下來，真是那樣，一點都不夸張。凍死的人都是站著的，並且是笑著的。袁相忱雖沒親眼看過，但總听人們說起。

    去了東北不久，剛好過中秋，當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已開始，這就是一九五八年打麻雀的嚴重後果，所以即便是過中秋，監獄仍然是吃窩頭。一九六一年的春天，監獄的生活就更慘了，連窩頭都吃不飽，犯人們就在外邊找野菜，用野菜做菜窩頭吃。

    那時興凱湖共有六個勞政農場，袁相忱是在勞改隊第四分場。有的犯人常把窩頭扔過河的對岸去，那邊的甦聯人就把面包扔過來，以示友好。也有很多犯人忍受不了饑餓，就越境逃跑了；有些人游過對岸，逃到甦聯，結果甦聯也不要他們，因為要一個普通犯人也沒用，憑空多了一張嘴，所以把逃過去的人又用麻袋裝起來，送回來。

    一九六二年，珍寶島事件後，中甦關系破裂了，中國政府又覺得把重刑犯放在邊界不合適，就決定把他們調回來。有一天，勞政農場場長對他們說︰“現在關里需要你們，所以要把你們調回北京。”

    犯人們個個覺得莫名其妙︰“一會兒說監獄里放不下了，一會兒又說關里需要我們。”

    但在困難時期，在北京總比在東北好。所以人們就又都歡天喜地的回來。一九六二年秋天，他們坐火車回北京，一切又都像來的時候一樣，用專列運送犯人，車廂兩頭有士兵持機關槍把守，只不過去的路上是一件件地往上加衣服，而回來時則是一件件地往下脫衣服。

    能重回北京對袁相忱來說是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喜事，出發前就忍不住給梁惠珍發了一張明信片，告訴她自己快要回北京服刑了。梁惠珍接到明信片後，又驚奇，又高興，覺得好像做夢一樣。

    這輛載有兩千多犯人的專列，到了天津茶澱，一個犯人勞改的地方，就停車，讓犯人下火車吃飯。吃過飯後，這兩千多犯人中的大多數，就要留在這里勞改了。只有極少一部份讓政府更不放心的犯人，才被押回到北京監獄。

    袁相忱一下車，卻意外地踫見一個老熟人——楊津廣。楊津廣也是廣東人，在北京讀大學時，在袁相忱的福音堂信主，以後很熱心，常去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當初被捕時，楊津廣還沒事，現在卻在這里看見了他，袁相忱又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他鄉遇故知，難過的是故知也同樣深陷囹圄。楊津廣當時正是作為“王明道**集團”的成員，在茶澱勞改。兩人看見了，卻不能說話，只能點點頭。

    下車後開始吃飯，先端上來一碗菜湯。袁相忱以為監獄考慮到犯人坐車渴了，先上一碗飯前湯，讓大家解解渴。沒想到喝完湯好久，還不見端飯上來。原來當時正是饑荒時期，老百姓都吃不飽，所以對犯人，只給每人一碗菜湯，沒有飯。袁相忱又饑腸轆轆地繼續上車回北京。雖然饑餓，但他心中卻是充滿喜樂，因為當時在茶澱，大部份犯人都留下了，只有五十幾個政府認為能夠里通外國的人，也就是危險份子，還得回到北京監獄里。別人把袁相忱當作重刑犯中的重刑犯，所以要送回北京嚴加看管，而袁相忱卻知道這是神的恩典。

    五、重回北京監獄

    （1962年秋——1966年春）

    能夠回到北京，對袁相忱來說真是太好了！一是離家近，可以經常看到家人；二是當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嚴重缺乏糧食，北京的監獄還比外地好一些。以前監獄不許家屬送吃的東西，但困難時期為減輕國家負擔，就允許家屬送東西。袁相忱在東北時，己經是吃菜窩頭了，後來連菜窩頭都吃不到，只有吃糠窩頭。回到北京後，北京監獄常吃白薯干，可見困難程度是很嚴重的。但就是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袁相忱卻沒受什麼苦，因為家里每月都送東西來。

    每到探訪時間，梁惠珍就拿著點心、糖，在監獄門外排隊等候。那時人們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憐，一個人每月只有二兩油、半斤肉、半斤點心。點心全家人一點都不吃，八口人四斤點心全留著，到探監的時候，全給袁相忱帶去。所以盡管這一時期外面的生活很艱苦，但袁相忱卻是犯人中的富人，他的身體得到了較好的保養。

    梁惠珍每次來探監時，都一大早就起來，先到賣糕點的商店里排隊買糕點。那時商店里東西很少，雖然有點心票，可也得一大早去排隊，如果去晚了，商店里就沒有東西賣了。梁惠珍排隊買好糕點後，回到家里，孩子們就都圍著糕點看，因為他們平時幾乎沒有吃過什麼糕點，所以都想吃。梁惠珍就說︰“這是給爸爸買的，誰都不能吃。”

    孩子們都很听話，不向梁惠珍要，但卻圍著糕點看個不停。

    有一天，宋尚節博士的女兒宋天真來到袁相忱家里，對梁惠珍說︰“我是宋博士的女兒。有一次監獄接見的時候見過你，所以我有感動送點洋點心給你。”這種洋點心在當時特別貴，可見宋天真是多麼有愛心的人。梁惠珍原來不認識宋天真，只是因為宋天真的姐姐宋天嬰當時也在北京監獄，所以探監的時候就彼此見過面。宋天真還告訴梁惠珍，她曾在父親的日記中看到袁相忱的名字，時間是在三六年宋尚節主領全國第二屆查經會的時候。梁惠珍听了很感動，當時參加查經會的約有幾千人，宋尚節博士是名家，卻還記得袁相忱這麼個小小的孩子。後來梁惠珍把這些洋點心都帶給袁相忱吃，並告訴他是宋天真送的。袁相忱就說︰

    “宋博士去世時，還很年輕。很多人都不理解，神為什麼不留他的僕人多做一些工？現在知道了，是神恩待他的僕人，讓他免受痛苦。如果宋博士還在的話，他現在肯定也在監獄里。”

    袁相忱六二年回到北京監獄後，先在監獄毛巾廠工作，後來又調到塑料廠，給象棋染色。干這些室內的勞動，袁相忱還是能勝任的，勞動成績也不錯。**年，袁相忱的大女兒結婚後，大女婿對梁惠珍說︰“媽媽，我還沒見過爸爸呢！下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想去看看他。”

    一個月後，袁相忱的大女兒袁安湖就帶著丈夫，到北京監獄探望袁相忱。袁相忱很高興，自己的女兒都長大成人，並且結婚了，作父親的有一種深深的自豪感。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袁相忱的二兒子袁福聲己被批準去寧夏參軍，是在生產建設兵團。福聲離開北京之前，就去右安門第一監獄看父親。當時不是接見時間，開始領導不同意他見，但福聲不肯走，死磨硬蹭地反復說明︰“我就要去寧夏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您就幫幫我。”

    最後監獄領導終于答應了。袁相忱走進接見室，看見兒子在那里，很吃驚。福聲就告訴他，自己就要去寧夏了，這次是特意來看父親。袁相忱听了很高興，握著福聲的手說︰

    “你十八歲了，自立也好。出門在外，自己多保重，要多寫信回家。我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掛著。去農村也好，我傳福音也是在農村。”又問福聲︰“你現在對信仰有沒有信心？”

    福聲說︰“有。”

    袁相忱又問︰“還會不會唱詩？”

    福聲說︰“會。詩篇二十三篇我現在還記得很熟。”

    袁相忱听了很得安慰。接見的半個小時中，父子兩人就這樣拉著手輕聲地交談著。福聲去寧夏後不久，就接到家里的來信，說袁相忱又上東北去了。袁相忱和福聲見面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又要再回到東北去。福聲從六五年十月以後，直到七九年年底才與父親再次相見，那時是袁相忱獲釋回家。其中相隔整整十四個年頭。

    從六二年到六六年這段監獄生活中，袁相忱最大的收獲就是認識了一位真正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劉浩。劉浩本是一個中學老師，五八年在干部下放農村時，看到農村被現行政策搞得烏煙瘴氣，農民敢怒不敢言，知識份子的良知就促使他起來表示反對，結果被打成“現行**”，抓入監獄，判處無期徒刑。他和袁相忱關在一個監倉里，漸漸熟悉後，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兩人的認識先從勞動中開始，然後又相互交談被捕的原因。袁相忱告訴劉浩︰

    “我是個傳道人，因為不參加SZ而被捕，但我信的沒有錯。”

    此後，他就利用一些方便的時候，給劉浩傳福音。劉浩听了，覺得袁相忱所信的神是真神，但苦于當時的環境，他不敢明確表示接受，但兩人卻是互相都明白對方的心意。六六年三月，當袁相忱第二次被送到東北去的時候，劉浩也在同去之列。

    北京監獄的整個監舍呈八掛形，每個監舍之間都有一個三角空隙，犯人們就稱之為“三角院”。每逢節日，犯人們就被允許在此“自由活動，搞個人衛生”。因為平時在監舍里犯人多，工作的時候也不方便談話，所以惟有在節日休息時，惟有在這個三角院中，他們兩人才有機會談心。三角院成了劉浩靈命初級培訓的好場所。

    劉浩是個學政治、哲學的大學生，他對真理很尋求。袁相忱根據他的特點，就從約翰福音開始講起，向他講什麼是真正的“道”，什麼是真正有意義的信仰和人生。袁相忱還告訴他，禱告是信徒屬靈的呼吸，雖然在監獄中，但是我們並不孤單，可以與神隨時交通。

    當時各地“一貫道”的迷信活動很猖獗，政府到處**那些巫婆、神漢。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迷信，什麼是真的信仰，所以都把人的信仰看作是迷信。一天，管教干部拿來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冊子給袁相忱，對他說︰

    “你要好好看看這些書，這些書能解決你的思想問題。”

    袁相忱看了一會，又還給管教干部說︰“我的信仰不屬于這些迷信東西，所以我不看。”

    袁相忱的這番話使在場的人都很震驚，因為管教干部讓人們干什麼，大家都會唯唯諾諾，照章奉行。當時也在場的劉浩為袁相忱捏了一把汗，怕他惹麻煩。沒想到那個干部听了袁相忱的話，沉思了一會，就說︰“你既然不是這些迷信的範圍，那你一定是個和尚了。”

    袁相忱說︰“我不是中國的和尚，如果要算和尚的話，也是個洋和尚。”

    一句話逗得干部哈哈大笑起來，也就不追究袁相忱什麼了。從此，“洋和尚”這個名號就一傳十、十傳百地在北京監獄傳開了。以後一提洋和尚，大家都知道是指袁相忱。

    袁相忱和劉浩是知心朋友，無話不談，每月接見家屬時，劉浩和袁相忱總是排在一起，所以彼此的親屬都見過面。有一次劉浩感慨地說︰“我們在監獄里，家里的生活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有老母親和一個女兒，你有老母親和妻子，還有六個孩子。他們的生活將來該怎麼辦？”袁相忱說︰“听從上主的安排吧。神就是愛，我們相愛，不只在言語和舌頭上，也在行為和誠實上。我愛人也信主，我相信她會妥善安排這一切的。”

    一九六五年年底，北京監獄又人滿為患，主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正處于政治上極其動蕩的時期，文化大革命已揭開序幕，再加上中國與甦聯的關系當時己初步穩定，不至于發生戰爭，所以政府決定又要把重刑犯送到東北去。劉浩和袁相忱這兩個現行**罪名的無期徒刑犯人，就一起被押送到東北去了。

    六、東北十四年監獄生活

    （1966年春——1979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袁相忱和其他二千多名犯人，又坐著火車，來到東北黑龍江。袁相忱對黑龍江已不再陌生了。六年前，他曾在這里短暫地停留一年多，六年之後，他又再度踏足這塊神秘的黑土地。這次的目的地是音河，位于齊齊哈爾市甘南縣旁，是一塊很荒涼的土地，原名為“陰河”，意思是陰森恐怖，傳說其中有鬼怪出沒；解放後，為了破除迷信，特意改名為“音河”，是一個新開闢的地方。剛去時只看到一片空空蕩蕩的土地，他們先在地下鋪草睡覺，第二天，犯人們就開始為自己蓋監獄。同樣是先做磚，做好磚後再蓋房子。因為六年前在東北興凱湖已經學過了蓋房子，所以袁相忱此刻已成了熟練工人。初去音河時，雖然已到三月，但那里還是零下三十多度，漫天塵土襲來時，天昏地暗。每頓飯每人分一份高粱米飯，至多有四兩，另加一碗菜場。晚上睡覺時凍得縮成一團，每逢劉浩覺得自己頂不住的時候，袁相忱就安慰他︰

    “這不算苦。主耶穌被釘十字架，那才叫苦呢。要挺得住！”

    袁相忱也經常把自己的飯菜撥一些給劉浩，並說︰“你多吃點，別客氣，我飯量小，夠吃了。”

    其實他也不夠吃，但他自己在困境中，還懂得體恤別人。

    在音河勞改農場，因為是新建的點，所以對犯人的管理比較自由。吃的還是高粱米、黑土豆，穿的還是每年發一身棉褲棉衣，共有七斤重，能立起來，還有每年發一身白粗布褂子。袁相忱很快就完全適應了東北監獄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革的動蕩傳到監獄中，監獄外到處是一片“**”聲，監獄內也不能幸免。監獄管理層為了表示對重刑犯的懲治，就把重刑犯收監管理，袁相忱就從音河農場被調去齊齊哈爾監獄中，接受嚴格的監獄管理。在監獄里，雖然管理嚴，不如農場自由，但生活環境好了，伙食好了，勞動也輕省了。袁相忱被分配在鉸絲組，做螺絲釘。做螺絲釘對袁相忱來說雖然是個新工作，但比起在農場挑土來，要輕松得多。

    如果一九六六年不去東北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袁相忱很有可能被活活折磨死，活也活不了，這真是神特別的安排，特別的保守。東北監獄里雖然也有文化大革命的風波，但比起北京的監獄，比起監獄外面，簡直只能算是小兒科。但作為**份子，袁相忱仍未能完全逃過這次運動。

    那時監獄里天天組織學習，每天兩個小時，听完廣播要發言，還要有人做發言記錄。大約是六八年，袁相忱在听完廣播後說︰“這兩天怎麼沒看到劉少奇的消息，難道GC黨里面也有黨派嗎？”

    這本是他隨口發的一句感嘆，沒想到卻被人報告了。第二天監獄領導就來了，問袁相忱是不是真說過這些話。袁相忱說，“是”。領導就說︰“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不能在這里解決。我們一直忽略了你的思想狀態，現在鄭重地問你︰你現在還相信不相信你的上帝了？”

    袁相忱說︰“我還相信。”領導橫眉怒目地斥責說︰“看來這句話真是你的反動思想的大暴露。再問你一次，你還信不信？”

    袁相忱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還信。”監獄隊長就說︰“你是個頑固不化、反動透頂的**份子，你的問題不是在學習會上所能解決的，必須要從嚴懲處。”

    于是立即派人將袁相忱關入小號，單獨禁閉，命令他每天除規定的睡覺和吃飯時間外，都要盤腿坐著，老老實實地反省自己的問題。

    所謂“小號”，就是監中之監，獄中之獄，是一間長、寬各不足兩米，沒有窗子，只在牢門下部接近地面之處有一個小方洞的小牢房。袁相忱被押進小號單獨禁閉之前，監獄隊長叫人把袁相忱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剪掉，把褲腰帶也拿下，怕他在禁閉期間吞食扣子或是利用皮帶自殺。獄方經常派人從牢門的間隙察看袁相忱是否按規定的姿勢好好坐在那里反省，有沒有其它違紀行為。小號又稱為“一米屋”，房子很黑，白天都得開電燈。人可以站起來，但不能走動，因為空間太小；這樣的空間里有時還要關兩個人。其他被關的人都是只關幾天就放出去了，惟獨袁相忱一關就是半年。被關在小號里的人每天只能吃兩頓飯，吃飯時有人從小方洞遞進食物，早晨有人從小方洞遞進來濕毛巾，袁相忱就用濕毛巾擦一擦手和臉，就算洗臉了。大小便都不準出去，一律都要在牢房里的馬桶里方便，再加上牢房里不通風，里面的空氣可想而知了。

    袁相忱就是在條件如此惡劣的小號里蹲了長達半年之久的禁閉，半年沒有見到陽光，半年沒有被放過風，半年沒有用水洗過臉和手，更談不上洗澡了，半年身體得不到活動，半年沒有換洗過身上穿的衣服，已經生滿了虱子。這些毫無人道的折磨，對袁相忱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摧殘。他那本來瘦弱的身體，經過這半年的折磨，就更加瘦弱了，眼楮視物已模糊不清。在關小號的半年之久，是神所賜的毅力，促使他堅強地挺過來。半年之後，當他被放出小號的時候，因長時間地盤腿而坐，又不能活動，他的腿已不能走路，要扶著牆才能站住，身上虱子成堆，眼楮也不適應太陽光的照射，幾乎成了一個殘廢人。但他被放出小號後，在獄中生活和營養極差的情況下，身體卻得到了迅速的恢復，恢復速度令同監的犯人都感到驚奇。這是神又一次在他身上施行了神跡奇事。

    一九六九年春天，齊齊哈爾監獄的人也滿了，領導就考慮要新開一個監獄，作為齊齊哈爾監獄的下屬部分，這就是後來的黑龍江嫩江地區肇源縣革志監獄。革志監獄與大慶緊挨著，現對外稱為礦山機械廠。袁相忱和另外一千多名犯人，就來到這個荒涼的地方，開始他們新的創業。像以往一樣，他們先是住在帳篷里，帳篷外圍用鐵絲網圈住，犯人就在鐵絲網內活動。他們照舊是先燒磚，後蓋房，蓋好房子後才從帳篷中搬進去住。此後，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開荒種地，在農田里干活。當時革志還是一塊荒地，到處是墳墓，他們要先把墳墓挖掉了，土地平整了，才能撒種種東西。袁相忱被分配在專門負責開荒的一個小組中，就是要使荒地平整，適合種莊稼。他干的最多的就是拔草、挑石頭的工作，雖然很累，但是因為革志監獄沒有正規監獄那樣死板的看管，所以給人有一種自由的感覺。

    袁相忱在革志監獄里遇到了一個老熟人——吳慕迦。吳慕迦是不肯參加SZ的十一個代表中的一個，是由外國傳道人帶大的。長大後，又被送到山東騰縣華北神學院讀過書，也在東北白城子教過書，後來在北京二條傳道。五五年因拒絕參加SZ被捕，判十五年徒刑。吳慕迦與袁相忱被捕原因相同，並且可以說是在同一個戰壕里出來的，理應非常親近。袁相忱是在種甜菜耕田的時候看見吳慕迦的，好不容易踫到一個老熟人，袁相忱別提有多高興了。當時袁相忱在耕田，吳慕迦在另一塊地里插秧，他低著頭，沒有看到袁相忱。當時監獄規定，勞動時不許互相說話，袁相忱和吳慕迦不是在一個生產小組里，平時也沒有見過，這次不知怎麼會這麼巧。袁相忱就想︰“我該用什麼方法讓他注意到我在這里，但又不被其他人發覺呢？有了，我用唱屬靈歌曲的方法來和他打招呼。”

    于是袁相忱就大聲地唱︰“主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吳慕迦听到歌聲後果然抬起頭來，看到了袁相忱，但又馬上低下頭去。袁相忱以為他一定會接著唱，因為他正迎面走來，可是他沒接著唱，袁相忱又唱一遍，吳慕迦還是不開口。袁相忱覺得很奇怪，在那時踫見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更何況還是老熟人，是因為一個共同的問題而受牽連的共患難者。他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他們又有幾次接觸，沒有人的時候，袁相忱就把話題往信仰上引，但發現吳慕迦一點也不提信仰，後來才知道他已經放棄了信仰。袁相忱帶了補靴子的東西，借給他用，到過他們的小隊，發現他跟看守處得很好，別人叫他吳老師。袁相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當時同甘苦共患難的朋友，不一定都能堅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革志監獄中又要分出一批人來，去革志監獄三十里遠的一個地方開荒。那是一個專門用來種水稻的地方，約有四百五十人被調去這個仍屬肇源縣，但與吉林省僅隔一條嫩江的曠野，袁相忱和劉浩都在其中，袁相忱被分配到水田組，劉浩被分配到大田組，從此兩人的談心機會就少了。

    黑龍江省第一監獄按政策辦事，隊長是個復員軍人，沒什麼知識文化，認為基督教都是美國特務，但因袁相忱在勞動中表現較好，能吃苦，所以對他不錯。解放軍不敢殺雞，袁相忱還幫他們殺雞。領導想讓他提高認識，提前獲釋，就把報上批評迷信的文章給他看，希望他也能反省後表態，爭取提前釋放。袁相忱說︰“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洋和尚。”

    隊長就笑了，從此就不勉強他。在監獄中，袁相忱勞動認真，節約用品，節約糧食，常做記錄員，但就是勞動跟不上。割水稻時，別人割一畝地，他盡最大的努力，才能割五分地，所以達不到要求，不能立功，也不能減刑。當時還有一條減刑的途徑，就是控告人，但袁相忱卻從不控告人。他是無期徒刑，當時也沒想到要出來。

    袁相忱是近視眼，眼楮不好，干農田活就受影響。他本來就沒做過農田活，所以速度比別人慢，尤其是拔草時，更容易出錯。他分不清哪個是草，哪是稻子，再加上眼楮不好，就把稻子和草一起拔出來了。七七年春天，袁相忱在除草時，因不認識稻苗和草，就把稻子的苗拔了一些。收工時，組長一看袁相忱拔的草，就發脾氣了︰

    “這是誰拔的？怎麼把稻子拔出來放在這里？”

    然後就匯報給隊長，隊長就叫袁相忱去，認為袁相忱是故意破壞，讓袁相忱反省，並接受嚴管處理。于是召開了批斗大會，袁相忱被推上台，接受大家的批斗。犯人們大聲呼喊口號，震耳欲聾，有的犯人還跑上台去，揭發袁相忱，以求自己立功減刑，有的犯人則對袁相忱推推拉拉，動手打人。當時劉浩也在場，他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找隊長說情，說︰

    “我們北京城里人都不認識莊稼，我自己也曾把麥苗當作韭菜。袁相忱絕對不是故意的，他是不認識莊稼，才把麥苗拔下來的。”

    隊長听了，很生氣，說劉浩是包庇**的破壞活動，喝斥劉浩反省。

    當時，袁相忱在批斗台上，卻是態度自然，毫不緊張，大有旁若無人的架式。事後，劉浩曾問起他當時的想法。袁相忱說︰

    “沒有神的許可，我的一根頭發都不會掉下來。我根本不在乎他們對我的態度，只當他們是一群瘋子，讓他們嚎叫吧。**主的大能大力，作剛強人，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東西所壓垮。”

    于是，袁相忱又進入了長達半年的嚴管時期。所謂嚴管就是監獄對付不听話的犯人的一種處罰︰接受嚴管的犯人在行動的自由上比其他犯人嚴格，工作都有人監督，不許隨便講話，不許隨便走動，基本上沒有自由，但不如小號嚴。工作也變成又髒又累，以示懲罰。袁相忱就被派去做最髒最累的掏茅房的工作。被嚴管的犯人吃的也和普通犯人不一樣，比普通犯人的還差，並且份量還少。

    袁相忱的嚴管期快要結束時，正好他的第四個孩子福樂有機會出差去東北，他就順便去看袁相忱。袁相忱五八年被捕時，老四福樂才十一歲，正在小學讀書。他的成績非常好，但苦于家庭出身問題，中學畢業後，就被分配到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工作。福樂出差到東北，要先經過北京。回到北京時，他和母親商量，說想順便去探望一下父親。他和父親已經十一年沒有見面了。梁惠珍馬上去商店買了很多罐頭、點心、糖果之類的東西，福樂就拎著大包小包，坐火車起程了。他坐了一天一夜的快車，先到哈爾濱，然後再由哈爾濱換火車，坐到泰康，到了泰康，還要換汽車才能到達革志監獄。當時正是二九天氣，哈爾濱市的氣候為零下二十九度，呼呼的北風夾著塵土撲面而來，福樂頂著刺骨的冷風，好不容易找到汽車站，一看發車時間表，才知道原來每天只有一班車開往革志，並且是早晨六點鐘就發車的。他只能第二天才坐車了。他隨便找了一個小旅社，湊合著睡一夜，等著第二天再坐汽車去革志。那間小旅社是一間給拉大車的人停留休息的大屋子，里面烏煙瘴氣，十幾個人睡在一起，條件很差，白色的被子都蓋成灰色的了，只有折皺處才能見到一點點白。福樂想，就這樣湊合一夜算了，反正這里離車站近，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去看父親了。躺下去的時候，他的肚子開始咕咕叫了，他這才想起來自己忙著找車站、旅社，都還沒吃晚飯，旅社里又沒有賣飯的，只好忍著。他的背包里就有從北京帶來的點心，可是他一塊都不舍得吃。他想，父親這麼多年在監獄里，是多麼不容易啊！自己若是吃一塊，父親就會少一塊，還是留給父親吃吧。自己還年輕，餓一頓沒關系。

    他就合衣躺了幾個鐘頭，早晨五點鐘就來到汽車站，看見車站里有一個小飯店開了門，在賣面條。這小飯店是有車次、有乘客的時候才開門，昨天下午沒有車次，所以就沒有開門。福樂就買了一碗面條吃，六點鐘就上了汽車。早晨八點鐘，汽車到了革志，在一片荒地上停下。福樂下了車，看著周圍的荒涼景象，不覺疼惜起父親來。原來父親就是在這麼荒涼的地方！下車後，他問一個當地人，監獄在哪里？那個人告訴他，監獄離這里還有三公里遠，並且不通汽車，比這里還要偏僻、荒涼。走三公里的路，對拎著大包小包的福樂來說，不是件輕松的事。但很感謝神，當時的天氣很好，前一天還是北風呼嘯，但今天卻一點風都沒有，比昨天暖和多了。因為想著很快就能見到父親了，所以他的心情也好多了，大步向前走，一個小時就到了革志農場。福樂先到廠部去見廠長，向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場長還檢查了他的工作證和出差證明，才同意他見父親。

    福樂在接見室里等了約十多分鐘，才听到外面有人喊︰“報告！”

    隊長說︰“進來！”

    這是犯人進接待室的規矩。袁相忱進來了，先朝領導一個九十度的鞠躬，頭也沒抬。隊長就說︰“袁相忱，你來看一下，是誰來看你來了？”

    袁相忱抬起頭來，看到眼前有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但他不知道是誰，只覺得似曾相識，更不會想到是誰會來看他。袁相忱就問︰“你是誰？”

    福樂忙叫“爸爸”，並說︰“我是老四福樂”，袁相忱才猛然認出眼前這個年輕人，就是自己的孩子福樂。他有些激動，眼里含著淚，走上前來，摸了福樂一下，說︰“你這麼遠來看我。”

    隊長看袁相忱有些激動，就說︰“孩子來看你，你不要難過。你兒子來看你，你應該高興才對啊。”福樂眼里也含滿了淚，從父親進屋的那一刻，他還認得父親，但父親卻蒼老了許多。十幾年了，從袁相忱六六年離開北京監獄以後，他常常想起父親，但都沒有機會見父親一面。這次看到父親雖然蒼老了一些，但精神還很好。隊長叫袁相忱坐下，叫福樂坐在相距有兩米遠的地方，兩人一時間都不知該說些什麼。當時袁相忱因拔草時把麥苗拔出來，正在被嚴管，隊長就說︰

    “袁相忱，你兒子好不容易才來一次，你要好好向你的兒子匯報一下自己改造的情況，把你堅持反動立場、死不改悔、被關小號的事講一講；把你在獄中還搞破壞，在勞動時把稻子當作草拔下來的事講一講。你今後要好好端正態度，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和你同時進來的許多人都已獲得減刑，只有你，改造快二十年了，還是老樣子。你以後要多向黨和領導靠攏，不可抗拒，否則死路一條。”

    隊長說這番話的時候，福樂就在想，父親眼楮不好，又沒干過農田活，他怎麼能分出什麼是草，什麼是稻子呢？袁相忱一直看著福樂，問他︰“家里人都還好吧？”

    福樂就把家里人的近況一一詳細地說給袁相忱听，並告訴他︰“不用惦著家里，媽媽能夠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安心下來，不用掛記我們。”袁相忱點點頭，又吩咐福樂，東北很冷，出差時要注意保暖。四十分鐘的接見時間很快過去了，福樂忽然想起忘了拿出帶來的東西。他趕忙把東西交給父親，但隊長說不能留這麼多吃的，只準留下一點點。福樂就再三請求，對領導說︰“我這麼運來一趟不容易，請領導允許多留一點吧。”

    但隊長還是不同意，福樂就只好把剩下的再帶回來。袁相忱被兩個人帶走的時候，一直低著頭，心里很難過，不敢看福樂，怕一看福樂就忍不住掉眼淚。福樂也不敢看父親，也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淚。袁相忱走出接見的屋子後，福樂也就背著自己的旅行包，離開監獄，又繼續趕路，去到出差的地方報到去了。他到達哈爾濱後，並沒有耽誤出差的時間。安頓好行李後，立即就往家里打了一封電報，告訴梁惠珍︰“我已平安探望了父親，父親一切均好，勿念，詳情回家再敘。”

    因為他知道，媽媽這幾天肯定睡覺都睡不好，一直掛記著他探望父親的情況；打一封電報回去，可以讓母親早些安心。

    在袁相忱二十一年零八個月的監獄生涯中，有十六年的光陰是在東北這塊黑土地上度過的。他被捕的時候，瘦瘦的，戴個眼鏡，被判無期徒刑。很多人都想，他在監獄那麼差的環境中，呆不了幾年就會死掉的。他被送到東北去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想，“恐怕我這把骨頭是要交付給主，留在東北了。”但任何人都沒有想到，這二十幾年的監獄生活只是神對天僕人的一個操煉，是為了以後更好地使用他。監獄不僅很好地保護了他的性命，還磨練了他的意志，鍛練了他的體格。他為了主把生命全然擺上，但神卻保守他的性命，不僅不受損傷，而且還比以前更健康。一般情況下，重刑勞改犯有三個結果，一是上吊或跳江自殺，二是神經錯亂，三是通過勞動鍛練，身體反倒變好了。袁相忱是屬于第三種。在荒無人煙、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袁相忱每天至少要干九個小時的體力勞動。在如此惡劣、艱難的生活環境下，他卻從來沒有生過病，僅僅得過一次小感冒。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也使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學。去東北對袁相忱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恩典時期，冰天雪地中沒有一天不摔跟斗，又冷又滑。他在東北最常做的工作是挑土︰一擔土沉沉地壓在肩上，挑土時必需挺直了腰，越是彎著腰，越容易摔跤。袁相忱就在這種情況下得到鍛練，直到八十多歲還腰不彎。長年吃素，對袁相忱那原本不太好的腸胃，起了很好的治療作用。在東北袁相忱隨勞改農場走過很多地方，有些地名袁相忱已記不住了，也不去記；他想活一天算一天，死在東北就算了。他根本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回來，更沒想到，還能繼續為主做幾十年的工。

    面對不能用思維和理由解說的現實苦難，袁相忱依然不懷疑神的信實和慈愛。他相信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從神那里來接受，是為了他的好處。所以在他心中，對GC黨始終沒什麼怨恨。他定意順從主的安排，所以每天能愉快地勞動和學習，是主奇妙的保守，使他平安地度過了漫長而又艱苦的歲月，而且又能夠平安、健康地回來。這是神在他身上施行的一個很大的奇跡。

    在監獄中沒有聖經，袁相忱就每日默想以前背下的經節，有時還偷偷地用筆記下來，傳給劉浩看。在他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中，有兩首詩歌成為他的力量，激勵他持守到底。一首是詩篇第二十七篇，一首是《古舊十架》。在每天勞動中休息時間，別人都回到屋子里喝水抽煙，他卻站在屋外向神唱這兩首詩歌，在歌聲中重新得力︰

    “我要高聲稱頌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見父面；那時听他說︰‘忠心僕人，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

    神所要的是忠心。袁相忱不停地問自己︰“你能對神的托付忠心到底嗎？”

    北大荒的肅肅北風見證了神的僕人的禱告︰“主啊，我若稍微偏離正路，立刻就能舒服，但我紀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堅定不移。我願做你的忠心僕人，所以我也願甘心順服到底。”

    

    一、粱惠珍的家世及蒙恩經過

    梁惠珍生于一九一九年，比袁相忱小五歲，廣東肇慶人，祖母和母親都是信佛的。祖父梁耀南畢業于廣東水師，參加過甲午戰爭，英文很好，因他日常工作都是用英文辦公，後分配在天津鐵路工作。全家人住在一個大獨院中，生活很優裕。梁惠珍的父親梁巨驥是南開大學畢業的，母親叫林貴好，出身于一個資本家家庭。梁惠珍家里有佣人，有專人做飯，有專人做衣服。她接受西式教育，五歲時就上幼兒園，六歲上一年級，讀鐵路子弟學校。六年後，在伯特利學校讀初中，是教會學校，教師很愛主，給梁惠珍留下很深的印象。初三那年，她轉學到仰山中學讀書，也是教會學校。那時很流行讀教會學校，因為教會學校有正規的英文教育。在仰山上學時，有一個神召會的老師給梁惠珍留下深刻印象︰師娘有病，老師不請醫生看，而是一下課就自己回家為太太禱告。他按手大聲禱告，凡事禱告，學生都听得到。可梁惠珍當時並沒有信耶穌，並沒有在生命深處接受神。學校還設有聖經課程，要求學生背誦聖經經文，聖誕要演聖劇。梁惠珍是文藝活動積極分子，所以參加演出過很多福音戲劇。初中畢業後，梁惠珍就上了非常有名的二八女中，是女子師範設立的。

    梁惠珍的家與袁相忱的家是老鄉，也是世交，袁相忱的外婆與梁惠珍的奶奶是結拜干姐妹，袁相忱的母親與外婆經常上梁家去作客。七七蘆溝橋事變時，日軍轟炸天津，梁惠珍他們全家九口從炸彈中跑出來，母親用個小提包包些錢財。家里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但幸無人員傷亡。梁惠珍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慘狀，她看見飛機一下拋出六個黑長的炸彈，不知道會落在哪里。人們四處亂跑，炸彈在地上爆炸，火光沖天，當時哭喊聲就起來，就有人瘸了，有人死了。梁惠珍心中充滿恐懼，這時才想起耶穌，想只有耶穌能教我，又想起來應該禱告。那時梁惠珍才開始第一次求告神︰“主啊，你救我吧！人生是這麼可怕。”飛機轟炸過後又下雨，下了雨就冷得要命，他們一家人就穿著濕衣服坐在街頭，直打哆嗦。看著眼前來來往往的難民，梁惠珍第一次感覺到，人的生命原來就是這麼地輕微，人與死亡原來是那麼地接近。驚慌之下，梁惠珍知道自己確實需要神，她不住地禱告︰“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救我。”從早上七點鐘到晚上，他們全家就一直在街上。到處都有死人橫尸街頭。中午的時候，難民都躲在意大利租界附近。當時天津有日本、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租界，進了租界，炸彈就炸不著了。但意大利人不僅不讓中國人進去，而且還用水龍頭射租界外邊的人，逼人們離開租界附近。下午，才有人揮著旗子喊︰“難民們！都過來，往左拐，這里有難民收容所。”于是大家就都往收容所跑去。有賣燒餅的，乘機發國難財，一塊現洋一個燒餅，但一天沒有吃東西的人們都搶著買。梁惠珍全家九口人才買到兩個燒餅。正在發愁的時候，又听到有人喊︰“大家都過來！這里有粥喝。”于是大家又都跑過去喝免費的救濟粥。梁惠珍全家就在難民收容所里呆了三天，收容所里沒有床，地上只有席子，大家都坐著。三天後，父親托一個朋友在法租界租了一間房子，十五元錢，全家才有了暫時安身的地方。但母親還惦著天津河北新大陸的房子，所以局勢稍微好轉後，就決定搬回去住；但因為日本人四處找年輕女孩子，所以梁惠珍的父母就不敢讓大的女孩子回去，只是帶著小的孩子回去，梁惠珍和大妹妹則還在租界里呆著。

    戰爭徹底改變了梁惠珍的生命。通過這次戰爭，梁惠珍才真正地認識了主。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在那段空閑又驚慌的日子里，梁惠珍就開始認真讀聖經，也開始學習做飯。戰爭平靜後，袁相忱去天津，來看梁惠珍全家。他勸梁母信主，但梁母卻不肯相信。那時梁惠珍因住在租界，所以沒有見到袁相忱。三七年九月，梁惠珍上北京考學校，在袁相忱家住了兩夜，袁相忱就給梁惠珍認真地講解福音。梁惠珍告訴袁相忱，自己願意相信。但因為時間緊促，彼此也沒有深談。梁惠珍去北京報考第一女中，考上了但又沒上，因為通知下來的時候，她已是個非常熱心的基督徒了，所以她不想讀書，想去讀神學了。祖母已把梁惠珍讀大學的錢準備好了，但她卻沒有讀，使得家人非常失望。九月，梁惠珍還住在租界里，她就聯系到了屬于聖潔宗系統的天津聖書學院潘子豐院長，這是袁相忱向她推薦的，與袁相忱所讀的聖書學院是同一個宗派。但當時神學院沒有提供宿舍，走讀又太遠，正趕上兵慌馬亂的，梁母不放心女兒每天在外面走來走去，所以就沒有讀。梁惠珍就自己看書、靈修、聚會，後來就在法租界耀華里張周新的聖會所聚會，三七年到三八年期間一直在那里聚會。三八年五月又在那里受洗。三八年初，袁相忱也來到天津，在天津聖會所實習。

    梁惠珍的母親看到女兒信耶穌信得那麼熱心，成天往外跑，就不放心，但又看到女兒真的改變了，尤其是脾氣，改變很大，就為女兒高興，想耶穌真是好，可以如此快地改變一個人，但她自己卻還未信。

    有一天，梁惠珍在父親的書房里，看到一封信，外面寫著父親的名字，落款寫北京錫拉胡同，她知道這地址是袁相忱家的，就打開看了。里面的信半文半白，字寫得非常漂亮，是袁相忱的父親寫給梁惠珍父親的求婚信。當時梁惠珍的父母因為不太滿意袁相忱的家庭，所以還沒有考慮好，也沒有問梁惠珍的意見。梁惠珍看完信後，一陣羞澀，連忙把信放回去，但心里卻老惦著這件事。好幾天過去了，梁惠珍看父母沒有動靜，就心里想，怎麼父母不和我談呢？又一想，袁相忱長得又不好看，心里就二二乎乎的。但又一想，袁相忱是傳道人，救人靈魂是很好的，自己不就是想找一個信主的嗎？

    一個星期六，梁惠珍的父親休息在家，父母坐在客廳里，把她叫過來。父親說︰“阿珍，有件事我們要和你商量一下。北京來了一封信，是阿邦的父親來的，想和我們家結親。我和你媽媽想來想去，覺得不能同意。這樣吧，我們給你一個禮拜時間，你自己考慮，由你自己決定。”

    梁惠珍就點頭，並開始為自己的婚姻禱告神。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後，她覺得自己找丈夫，窮富與長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的本性。她知道袁相忱是愛主第一的，為了信仰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她想，我就沖著這點吧。但堅定中也有顧慮，擔心袁相忱太窮，以後的生活都成問題。但最終還是愛主的心佔了上風，她就向神要憑據，說︰“主啊，如果是你配合的，你就讓我心里有平安。我不求袁相忱有多少家產，有多漂亮，只求他有一顆愛主的心，將來我們一同服事你。”神就將平安放在梁惠珍心里。一個禮拜天，梁惠珍的父親問女兒的意見，梁惠珍就說︰“我願意。”但父親想了想又說︰“你年紀這麼小，我不得不提醒你︰他家太窮，人是好，但將來結婚後生了孩子，恐怕連孩子都養不起，怕你將來會後悔。你應該考慮長遠一點，就不至于自己以後受苦。”梁惠珍說︰“我以後生活的第一要緊的事是信靠主。”父母听了這話，對望一下。父親還是不甘心，說︰“我勸你再考慮考慮，不要急。”梁惠珍這次明確表態說︰“我已下了決心。”父親听到女兒這麼堅決，就說︰“你既然下了決心，我就沒辦法阻止你，但你將來可別後悔。你生了孩子，孩子多了，你怎麼生活？以前給你介紹那麼多好的，你都不要；你以後後悔的時候，不要怪我們。”母親就叫父親寫信給袁父，事情就定下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袁相忱和梁惠珍在天津定婚，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結婚。結婚時梁母說︰“我家雖然孩子多，但大女兒出嫁不能馬虎，我們要給嫁妝。”袁相忱說︰“我們信耶穌的不講究這些”，但梁母還是按規矩給袁做了馬褂、大褂等，從帽子到鞋都是新的；又陪嫁梁惠珍四大箱新衣服，還要給袁相忱安家的家俱等，袁相忱說︰“我們信耶穌的不要這些東西，況且我們又不在天津安家，我們傳道人也沒有固定的地方，今天在這里，明天在那里。”梁母就把安家的錢送給袁相忱，作他們日後的生活補貼，共七百大洋。梁惠珍在結婚後，每逢經濟困難的時候，就用這筆錢來補貼生活。

    在梁惠珍的信仰歷程上，雖然她听到福音是在教會學校，接受福音是在七七事變的患難中，但她信仰的堅立以及日後的扎深根，卻和袁相忱的幫助分不開。“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這是神對婚姻的祝福。結婚後，梁惠珍更成了丈夫工作中最好的助手，也是最好的靈修伙伴。他們一起查經、一起唱詩、一起禱告、一起服事主，吃了很多苦，也嘗夠了主恩的滋味。凡是與梁惠珍有過接觸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既聰明又能干的人，心靈手巧。她良好的文化素養，使得她在神的真道上扎下了很好的根基；能吃苦的精神，又使她在日後的患難生活中得以頑強地生活下來。

    與袁相忱結婚時，梁惠珍幾乎任何家務都不會做。結婚後第三天，為了節省開支，袁母就把老媽子辭退了。梁惠珍就開始從頭學習做家務，總是做在前吃在後，自己能做的，決不求人。六個孩子都是自己一手帶大的，常常是一個手抱孩子，一個手洗衣服。袁相忱的脾氣很急，他研經時，桌子上總是攤著一大堆書，看完了也不收拾，梁惠珍就幫他收拾。可是當他再想看時，一時找不到書，就會發脾氣，梁惠珍就忍著，袁相忱要什麼東西，她馬上就去拿。梁惠珍對袁相忱非常尊重，也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

    當大兒子福音剛會走路的時候，梁惠珍就帶著孩子，隨袁相忱一起去了河北南部成安縣東關傳道。她除了帶孩子、照顧袁相忱的生活起居外，還要義務教書，生活很苦。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件發生時，袁相忱正好不在家。日本佔領了教會，不許出入，梁惠珍只好躲藏在地窖里。日本兵發現屋里沒有人，就把袁相忱與梁惠珍的衣服全都拿走了。二孩子安湖則出生在成安縣北散湖村。那時袁相忱在鄉下布道，他們的生活很苦，燒的是自己從地里撿回來的柴，梁惠珍每天拉風箱做飯，滿屋子是煙。這種生活與梁惠珍以前所過的簡直是天淵之別。安湖是七個月出生的，不足月，又橫生，差點沒要了梁惠珍的命。全是神的保守。因為梁惠珍晾被單時，踮著腳去探晾衣服的繩子，結果動了胎氣，早產。先出腰，又推進去，折騰了好久才生下來，結果生下來還不會吃奶，要一點點地喂米糕。當時在農村不僅生活條件差，而且還沒有人服侍產婦。生下安湖三天後，袁相忱出去帶領聚會，梁惠珍就自己下地干活，也沒有什麼額外的營養補充，天天是咸菜窩頭小米粥。因為梁惠珍的奶不夠吃，還要養羊擠羊奶給安湖喝。梁惠珍每天還要下地，掰高梁葉子，一是用來生火，二是用來喂小羊。還要拾麥碴，撿棉花，天天搓花子油，為的是用油點燈。農村的活什麼都做過。一天，她走到很遠的地方去下地勞動，就把幾個月大的安湖用蚊帳托著，沒想到安湖自己滾下來。梁惠珍回來後，看到安湖掉在地上，當時是泥土地，小安湖連哭帶尿，淚水和尿水把地上的土和成泥巴，又沾在她身上，最後她哭累了，就在泥中睡著了。梁惠珍看了心里非常難過，她流著淚把孩子在水里洗了四次，才洗干淨。偶爾空閑下來，梁惠珍還要教農村的老太太們唱詩、念聖經。只有在過年過節才能吃到饅頭，改善生活，但梁惠珍從沒有向袁相忱發怨言，袁相忱說︰“真沒想到，你這麼個嬌小姐，還能跟著我吃窩頭、住草房。”梁惠珍說︰“我嫁給你，就不會嫌你這些的。”在農村生活的這一段時期，神對梁惠珍的造就很大。她吃了很多苦，但從來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一次，袁相忱去到縣城，看到有賣面包的，他想梁惠珍是過慣西式生活的，已經好久沒吃面包了，就買了一個面包，拿回來給梁惠珍吃。梁惠珍很感激丈夫對她的關心，但又覺得太浪費了，最後夫妻倆推來讓去，誰都不舍得吃。

    一九四二年年底，家里來快信，說袁父病重，袁相忱與梁惠珍就帶著女兒安湖回來，服侍父親。袁相忱住了一段時間又走了，回到農村繼續傳福音，梁惠珍則留在北京，一直等安葬完公公後才回到河北，替袁相忱盡了孝道。

    老三福聲生于河北南部北皋，老三三個月大時，袁相忱因為母親病重，家中無人照料，所以就帶著全家回到北京來。回來後就因八路軍包圍圈越來越小，並把鐵路拆掉，他們就無法再去農村工作。梁惠珍就每天侍候婆婆，端屎端尿，熬湯喂藥。袁母每天要吃豬腰子，杜仲子，用這些來補身體，梁惠珍就一大早起來，到市場上買。在堅持不懈地禱告下，袁母的病居然奇跡般地慢慢好起來，甚至可以起來，下床走動，後來就全好了。經過神的醫治後，袁母也從一個抵擋神的人，變成一個敬畏神的人。袁母以前長年拜佛，自稱有佛力，火紅的煤球都能直接用手拿出來，而且手還不受傷。但她信主後，整個人都有很大改變，四處去傳道。

    袁相忱在家中很少過問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梁惠珍一手操勞，這樣他就可以安心傳道，不分散精力。但袁相忱對孩子們的教育卻抓得很緊，尤其是在勞動和上主日學方面，他親自為每個孩子定下工作任務︰有的負責接送來聚會的人，有的負責生煤爐，有的負責打掃福音堂，有的負責派發詩歌本。袁相忱工作很忙，再加上本身的性格是不苟言笑的，不能經常帶孩子們出去玩，也不善于和孩子談心，所以孩子們都很怕他，覺得父親不怒而威。但梁惠珍卻好像是家庭中的調和劑，她開朗的性格使家人都能感受到溫暖，她的聰明能干也把一大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除去了袁相忱的後顧之憂。梁惠珍做事細致，考慮認真，並且總是身體力行。這個家在他們兩夫妻共同的操持下，充滿了溫馨。

    梁惠珍知道怎麼樣處富貴，也知道該如何處貧賤。靠著主加給的力量，所以她能勝過一切。梁惠珍在農村住了四年，回來後去天津看媽媽。梁母一看到女兒又黑又瘦，馬上就心疼得哭了。她讓梁惠珍多在天津呆一些時候，好好補養補養，可梁惠珍卻不能多留在母親身邊，因為她還要回北京，與袁相忱一起繼續服事主。

    一九四六年，阜成門福音堂開堂後，他們全家的生活來源主要是靠袁相忱做翻譯的工價，其次是有一些信徒的奉獻。但剛開始時，因為信徒少，所以奉獻也很少。但盡管自己的生活還不好，梁惠珍還是經常接待客人，尤其是盲人信徒，只要他們去了，梁惠珍就一定留他們吃飯。她總是說，神給我們的恩典是豐富有余的。梁惠珍在困苦中認識神，經過試煉後，她更加信靠神。

    梁惠珍對丈夫的評價是，優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優點是︰堅持真理，並且到底；脾氣耿直，不說閑話；有骨氣，沒有詭詐；工作專一，對主忠心。缺點是︰脾氣急，說什麼就要立刻做什麼。但他們結婚六十多年來，從來沒吵過架。梁惠珍記得特別清楚的，只有一次吵架︰當時袁相忱要去天津，梁惠珍就出去買了盒點心，讓袁相忱帶給自己的母親。袁相忱說︰“我們基督徒不應該講究這些，你買了我就不去了！”還拿出點心自己吃起來，結果真的就沒去天津。袁相忱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使他很難體會親情，但這也是使他能在監獄中堅持到底的原因。他善于個人布道，不吃飯不睡覺都可以，但脾氣急，人情世故方面很差。梁惠珍的細心和聰慧，恰好補足了袁相忱的不足。袁相忱結婚多年，連梁惠珍的生日都不知道，但梁惠珍卻從末有怨言，因為她知道，袁相忱的個性就是這樣的，只專注于傳福音，只對福音工作認真，其它一切都不管。他連自己的生日都搞不清楚是在哪一天，只知道是農歷六月，可見他是不看重這些自認為是小事的事情。袁相忱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得到梁惠珍很大的幫助，袁相忱甚至對信徒們說過，他的工作中有八成是靠梁惠珍才能做成的。梁惠珍听到後則說︰“這個評價對我來說是太高了。”

    二、袁相忱被捕後家庭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四月，袁相忱被捕了，從此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家中既有年邁的婆婆，又有年幼的子女，梁惠珍又是個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將來這一大家子的生活該怎麼辦？粱惠珍雖說對袁相忱的被捕早有心理準備，但事情發生後，她心里還是很難接受。

    當時，由于袁相忱全家的生活是長年憑信心事奉，沒有接受任何機構的薪金，也沒有任何積蓄，所以袁相忱被捕後，福音堂不能開了，一家八口連生活都成問題。梁惠珍度過了一生中最困難的半年，她家里往往是吃了上頓，還不知道下頓吃什麼，經常是一整天吃白粥，或是喝糊糊，對付肚皮。有時白粥都吃不飽。孩子們身體在發育，餓不得；婆婆年紀大了，餓不得；梁惠珍就只有苦自己。面對生活的壓力，梁惠珍常常被愁苦的情緒所捆綁，她開始不斷地跟神講理︰“主啊，我的丈夫是為你的緣故才被抓進監獄的！現在剩下我們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沒有工作，我們該怎麼辦哪？這付擔子實在太重了，我擔當不起。”

    讓梁惠珍愁心的不僅僅是一家人的生活問題，而且還有個別信徒的冷落。袁相忱是為信仰的緣故被捕的，雖然被捕前有很多信徒支持他，但袁相忱被捕後，很多平時很熟悉、很熱心的信徒，卻都避開袁相忱的家人。有些曾受過袁相忱和梁惠珍幫助的信徒，看到梁惠珍卻裝作沒看見，低頭走過；有些信徒路過梁惠珍的家，都不會進來，說是怕人跟蹤。有一個姐妹，也是個傳道人的後代，很熱心的時候曾給王明道先生抄大字聖經，但後來卻加入三自，王明道先生知道後生氣得直拍桌子。袁相忱也曾勸說過她，不要加入三自。袁相忱被捕後，這位姐妹甚至不敢承認認識袁相忱，生怕被牽連。別人問她︰“你認識袁相忱嗎？”她說︰“袁相忱啊？我听說過。”別人又問她︰“那你認識梁惠珍嗎？”她說︰“梁惠珍啊？我認識。”後來九八年的時候，有人問這位姐妹︰“你認識袁相忱嗎？”事隔四十年後，這位姐妹才能坦率地說︰“認識。但袁先生因為我去三自，就不理我了。”同樣的問題，不同的答案，但卻反映出了不同的政治氛圍下人們的心理。

    袁相忱被捕的時候，最大的孩子十七，最小的才六歲，全部在上學。梁惠珍要為孩子們樹立一個堅強的榜樣，她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流露悲傷，只一個人悄悄地流淚。幾個大一點的孩子能懂得母親的心情，從不問父親的情況，而小六卻不太懂事，老問︰“我爸去哪里了？怎麼還沒回來？”梁惠珍就告訴孩子說︰“你爸學習去了，學習完了就回來。”過了好久還沒見到爸爸，小六又問︰“我爸是不是沒有日子回來了？是不是再也不會回來看我了？你告訴我上哪兒能看我爸爸，我想爸爸了。”說完就哭了。有一天，小六在外面玩，不一會兒就哭著回來了。她告訴媽媽，別的小朋友罵她、欺負她，不跟她一起玩，說她沒有爸爸。她問媽媽︰“我爸爸到底在不在了？”梁惠珍說︰“你爸爸在。別听小朋友胡說，以後不跟他們一起玩就好了。”梁惠珍一邊安慰孩子，一邊心如刀割。

    袁相忱被捕後，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福音堂的房子的屋主要收回房子，梁惠珍一家大小就搬到白塔寺內四十號居住。經過抄家，梁惠珍所有的家產就只有幾個用破布包裹著的包袱了。連她結婚時做的銅床也在大躍進時貢獻出去，大煉鋼鐵去了。梁惠珍就用磚頭墊在地上，上面再鋪上木板，靠牆做成一個大通鋪，一大家人就睡在上面。家里除了一個水缸和幾個紙箱之外，別無他物。

    在袁相忱被捕後的頭三個月內，梁惠珍在沒有一分錢收入的情況下，幾乎把家里僅存的一些東西都變賣掉，以維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生活的艱辛和靈里的苦楚，使她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生命低潮期。每天晚上，她都一個人跪在床上禱告，但那禱告不是交托的禱告，而是爭戰的禱告，是和神摔跤的禱告。她不停地和神講理，不停地求問神，為什麼讓這些事臨到她的身上？為什麼不听她的禱告，不救她脫離這困苦？她越是和神講理，心靈的擔子就越重；心靈的擔子越重，就越是堅持和神講理——惡性循環，反復發生，而神總是沉默。最後，這擔子重到把她壓趴下，使她透不過氣來。

    就在看似無助的禱告中，神的話臨到了︰“這事出于我。”

    “不可能的！主，你不可能讓我們受這些苦。”

    “這事出于我，因為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霎時間，梁惠珍得了安慰，更得了力量。她重新俯伏在神的面前，對神說︰“這事既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語，只求你保守我和我家里的每一個人，在任何景況下，都不至羞辱你的名。”

    從此，身上的重擔脫落了，心頭的重擔脫落了，梁惠珍鄭重地對神說︰“主啊，我相信你能扶持著我，度過一切難關。我要永遠背著十字架跟從你。”

    當時，因為沒有收入，家里僅有的一點糧食很快就如基立溪畔的水一樣，干了。婆婆望著即將用盡的米面，對梁惠珍說︰“明天我到我姑娘家去躲躲饑荒吧！”梁惠珍听了，心里很難過，但她又不忍心讓婆婆跟她一起挨餓，就只有默默向神傾訴。神用話語安慰了她︰“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天父尚且養活他們，何況你們是神的兒女呢？”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一看，外面站著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太太。她看著梁惠珍問︰“你家是姓袁的嗎？”梁惠珍說︰“是”。她又問︰“是袁弟兄家嗎？”梁惠珍說“是”。

    看來，這是一個主里的姐妹，當時，敢以“弟兄”的字眼來稱呼一個被捕的人，是很少的。但這個老太太是誰呢？梁惠珍請她進來坐，問她︰“請問您怎麼稱呼？”老姐妹笑了笑，說︰“你搬了家，叫我找得好苦啊！這幾天，聖靈一直催逼著我到你家里來。”說著，隨手遞給梁惠珍一個信封和一個小包。

    這位姐妹始終都沒有說出她的名字。她走後，梁惠珍打開小包，里面竟是五十塊錢！在那個年代，五十塊錢是足夠梁惠珍一家八口二個月的糧食錢！梁惠珍禁不住流下了感恩的眼淚︰“主啊，你是信實的主，你從不誤事。而我卻是如此小信的人啊！”

    袁相忱被捕五個月後，梁惠珍在建築單位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工資微薄，每天只掙八角錢，縱使工作一個月，一天都不休息，也只有二十四元，要應付孩子們的教育費和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實在不夠。孩子們都很懂事，知道家里沒錢，就走路去上學；開學交學費的時候也都輪流交，因為梁惠珍實在一下子拿不出那麼多錢，所以老大交完老二交，每個月交一個人的。

    但神卻感動許多不曾相識的主內肢體，補足他們全家的需要。東北一位人稱“易大娘”的老姐妹，曾把一塊肉裝在罐里，凍在雪里，托人捎來給梁惠珍。那個年代，肉是憑票供應的，易大娘把自己積了半年的肉票，買來這一大塊肉，帶給梁惠珍，並說︰“我自己少吃一口沒關系，袁師娘帶著六個孩子、一個婆婆，太不容易了！我少吃一口，他們全家就能多吃一口。”弟兄姐妹們奉獻時，為了不讓梁惠珍知道姓名，很多都是用代號廠址寄來匯票的，而梁惠珍發出的謝函卻往往被退回來，並且還說明是因查無此人而遭退回，梁惠珍把滿心的感謝都歸給神。又有一次，有人寄來匯票，上面的地址卻寫著“以馬忤斯路20號”。北京根本沒有這條馬路，所以梁惠珍根本無法回信。

    袁相忱被捕後，梁惠珍沒有告訴自己的娘家，因為他們很多人都還沒有信主，怕他們因此而更加遠離神。袁相忱被捕快一年了，梁惠珍的弟弟從天津來北京出差，順道來看梁惠珍。進門看到袁相忱不在，等了好久還沒見他回來，弟弟感覺不對勁，就問姐姐︰“大姐夫呢？”梁惠珍就避開這個話題，談別的。弟弟問了三次，梁惠珍才說︰“告訴你吧，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們擔心，才不告訴你們。你也別告訴媽媽，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麼不跟我說，自己一個人在這里過苦日子！我不怕受連累，你是我手足之親。你現在這個樣子，我理該幫助你的。”弟弟一邊說，一邊就掏出錢，交給梁惠珍，說︰“你用這些錢給孩子們買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親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親外甥，我不怕受連累。姐夫不在，我照顧你們是應該的。”從那以後，他就每月都給梁惠珍寄錢來。也是從那時起，梁惠珍的娘家才知道袁相忱被捕了。梁惠珍的母親也寄衣服和吃的來。每年過年，從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帶著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直到七四年母親去世。

    不論生活有多苦，梁惠珍都不放松對孩子們的教育。六個孩子都是神的恩典，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學壞的。她常為孩子們禱告︰“神啊，不要從我和孩子們的身上羞辱主的名。”梁惠珍常說，“我的孩子都是神帶大的。”在那種境況下，孩子們很容易學壞、自暴自棄，但袁相忱的孩子卻個個都很听話。曾有一個弟兄說︰“你看到袁相忱的六個孩子，不和人吵，听話，就知道神的恩典了。從他的孩子的身上就看出神的同在。”每個孩子都很早就學會做飯了，放學後不是像其他的孩子那樣出去玩，而是學梁惠珍的樣子，圍上圍裙，在灶前做飯。孩子的老師在知道梁惠珍的家庭情況後，深有感觸地說︰“你一個人還把孩子教育得這麼好，真是不容易！”梁惠珍就說︰“我們信耶穌的不做壞事，都按的道理教育孩子。”老大袁福音在袁相忱被捕半年後，主動放棄繼續升學的機會，報考了首鋼技校，為的是早一點出來工作，幫助家中的生活。他在技校讀書時，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學習，每月有十六塊錢的補貼，他就交給母親十元錢，自己只留六塊錢，作為一個月的生活費。老四福樂生在北京阜城門，學習很好，是在重點中學三十五中的尖子生。當時學校到處亂哄哄的，學生們忙于**，不安心學習，惟獨福樂卻認認真真，一考就是一個滿分。那時家里很窮，福樂買不起月票，就每天走路上學，也沒錢在食堂買飯吃，中午就吃從家里帶去的飯，隨便湊合一頓，福樂的中餐幾乎天天都是吃頭一天家里剩下的窩窩頭。一到吃飯的時候，同學們就嘲笑他，還給他起了一個綽號︰“窩窩頭腦袋”。福樂每次考試，幾乎都是全班第一，不服氣的同學就欺負他，說︰“你這個窩窩頭腦袋，憑什麼考試就考得那麼好？你考得再好，還不是天天吃窩窩頭？”福樂的自尊心很受傷害，就回家對梁惠珍說︰“媽，咱們就吃一回饅頭吧，你就給我帶一回饅頭吧！堵一堵他們的嘴，就一回，好不好？”梁惠珍心里很難過，但她卻說︰“不行！等到過'六一兒童節'的時候，我們才能吃饅頭。”小六一直到**、六五年的時候，還沒有穿過毛衣，直到大姐安湖結婚後，才把舊毛衣送給小妹穿，梁惠珍家里的生活才有所好轉。小六小學是大隊長，中學是校學生會的干部，各方面都表現突出。她很聰明，功課特好，回家來從不看書，但成績卻總是第一。她是家中最小的一個孩子，對袁相忱的記憶最模糊，不知道父親被捕的真正原因，只單純地覺得父親有問題，自己覺得心中有愧，所以加倍表現，學毛選比別人積極，干什麼都積極。但社會卻不接納她，連集體活動都不許她去，說她是屬于黑五類，沒有和**家庭劃清界線。六七年，爭強好勝。小六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把名字改為梁永紅，取母親的姓，表示要與**父親脫離關系。她天真地以為，改了姓自然就脫離了關系，就不會被排斥在社會之外，就不會再有不公平的待遇。但她完全不了解當時的社會。六九年的時候，她初中畢業，按說不應下鄉，但學校卻讓她報名，說︰“黑五類不下鄉，誰下呀！”至此，小六才明白，自己無法被這個不公平的社會所接納、所承認。當袁相忱出獄後，得知女兒改名的過程，他沒有責怪女兒，因為他知道，女兒小小的年紀，己經過早地承受了她不該承受的壓力。在那種環境下，孩子們也實在是不容易。

    梁惠珍開始在建築部門工作時，先是做體力活，但干了三天後，領導發現梁惠珍是個有文化的人，寫得一手好字，並且工作細心認真。當時，有文化的婦女還不是很多，但又有很多工作需要有文化的婦女來做，所以領導就把她選拔到辦公室，負責管理倉庫和財務工作。靠著主賜的智慧和能力，梁惠珍在工作上的認真態度和突出成績，使領導和群眾對她都很滿意。

    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作為**家屬，梁惠珍和孩子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有一天梁惠珍上班時，一踏進辦公室的門，就看到屋子里貼滿了大字報，上面寫著︰“**家屬不能在辦公室里擔任要職！把**家屬下放到第一線勞動改造！”滿屋子的大字報雖然沒有正式點梁惠珍的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指的是誰。

    第二天，領導通知梁惠珍︰“從今天開始，你就到工地上去工作。”梁惠珍沒有分辯什麼，只是默默地點點頭。從此，她的工作地點就不停地更換、流動，工作量則一次重過一次。開始時梁惠珍被派去用小車推磚，限定每十五分鐘走一趟，每趟要推150塊磚，共750斤重。後來又分配梁惠珍去篩沙子，最後是去推石頭子、供灰泥、剝抹面粉。這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工作量大，並且要求速度快。夏天的時候，汗水從梁惠珍的頭頂流到腳底，整個人像在淋浴一樣，她脖子上圍著的毛巾，一擰就能擰得出水。冬天，寒風吹來，梁惠珍凍得直打哆嗦，手腳都僵硬了。但不論是怎麼樣的環境條件，監督她的人都要求她必須按期完成配額任務。下班回到家後，她還要照顧整個家庭，常常是深夜了還不能休息。她為了省錢，就把袁相忱的衣服改一改，給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穿過的衣服改一改，給小孩子穿。她經常到半夜才能睡覺。有一次婆婆出去探訪人，把腿摔斷了，躺在床上不能動，梁惠珍就一邊上班，一邊伺候婆婆。婆婆在床上拉屎拉尿，她也從來沒有嫌棄過。

    工作上的重擔可以以吃苦來承受，經濟上的重擔可以用節約來彌補，但因政治因素造成的壓力和心靈上的煎熬，卻遠比其他的重擔更令人難以承受。

    由于梁惠珍是“**家屬”，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里，無論她做得多麼好，也永遠無法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她默默地承受了別人的冷眼，甚至白眼。她所在的小組被評為先進，每個組員都有獎品，但惟獨沒有她這個平時干活最多的人的份。發獎的人走到她面前時，卻一躍而過，不把該得的獎品發給她。不單是她個人，甚至她的孩子們都受到牽連。老三福聲中學畢業後，原本被分配在北京自行車廠工作，但學校管分配的人卻壓著他的通知書，不肯發給他，並且還說︰“家里有被關押的人，都不能夠留在北京。”結果，袁福聲就被改派去了寧夏生產建設兵團，九年後才返回北京。老五袁平湖是個非常老實本份的孩子，工作後在單位各方面表現都很好，但卻因著“**父親”的緣故，處處受排擠。國慶**時，單位不許她去參加，將她和那些社會上的不良青年一樣對待，視為不安定份子。她因工作中任勞任怨，多次被工友們評為先進，可每次報到領導那里，先進者的名字就換成了別人的。領導還要找她談話，問︰“你知道為什麼不許你當先進嗎？”平湖說︰“我知道，不就是因為我父親的原因嗎？”有的工友為她打抱不平，去找領導反映，對當時的軍代表說︰“出身不好不能怪袁平湖，人的出身不可以選擇。你不是總說要給這些人出路嗎？她自己表現好就行了，為什麼不能讓她當先進呢？”軍代表回答說︰“對于這樣的**家屬，我們已經夠寬大了，她現在工作，還能拿工資，給她工資就算是給她出路了，她還想要什麼呢？”軍代表的回答，就是當時那個時代對待所謂“**家屬”政策的最好解釋。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梁惠診所遭受的逼迫也步步升級。有半年的時間，她天天被圍攻批斗。單位有十九個人，專門負責斗爭梁惠珍。這一伙人天天輪番上陣，逼問梁惠珍，弄得她心力憔悴。他們先是讓她批判自己的信仰，不再信神，並說︰“你信耶穌就是和無產階級對抗，是沒有好下場的。你若不信耶穌，我們就可以吸收你入黨。你只要肯當眾表個態，一切就都好辦了，不用受這麼多苦了。”然後又逼梁惠珍和丈夫離婚、劃清界線。當他們得知梁惠珍和監獄中的丈夫還保持經常的聯絡時，就更加氣極敗壞，警告她說︰“若是再發現你和**份子袁相忱聯系，定不輕饒！”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梁惠珍和袁相忱的聯絡才暫時中斷了。但她卻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從未背棄過自己的丈夫。

    那些負責批斗、折磨她的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每天總有新花樣出來，目的就是逼她就範。有一天，他們忽然對梁惠珍說︰“你的信仰問題是你自己心里的事，你離不離婚也是你自己的私事，我們現在可以不管了。但有人反映你貪污公款，你這次沒法抵賴了吧？”梁惠珍一下子就楞住了，她沒料到他們會卑鄙到誣陷人的地步。“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梁惠珍說。“我們己經掌握了很多確鑿的證據，也有許多人揭發你，你要放明白了︰現在我們是給你一個機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可要考慮好了。”“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梁惠珍又說。她開始想，這樣回答可能會激怒他們，但她又想起聖經上的話︰“你們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所以她就理直氣壯地反駁他們的誣陷。

    那些人還不甘心，還在做最後的攻擊，他們威脅梁惠珍說︰“你如果不承認的話，我們就要展開調查了，到時候你可別怪我們沒提醒過你。”

    梁惠珍說︰“我沒有貪污，一分錢也沒有貪污。”任憑他們怎樣威嚇、怒吼、逼供，梁惠珍都沒有因懼怕而軟弱。白天，她在單位勞動、挨斗，夜晚回到家里就在神面前流淚禱告。在那段痛苦的時期，她的心緊緊貼近主懷，主就賜給她出人意外的平安，讓她安然度過那段時間。他們如此折磨梁惠珍半年之久，找不到一點證據，所以只好作罷。而另一個被他們批斗的組員卻因受不住折磨，被逼瘋了。梁惠珍深知，若不是靠著主，她自己根本無法獨自承擔那麼多的重擔；若不是靠著主，她也早就像其他人那樣自殺或者被逼瘋了。

    那半年中，梁惠珍在單位中沒有見到過一張笑臉，沒有遇到過一雙暖手。

    有一天，像在夢境中一般，批斗她的那位組長居然對她笑著說︰“你雖然沒有問題，可還要繼續革命啊！你可以起來揭發別人。”

    梁惠珍明白了，在那個時代，揭發別人是表現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最佳方式。只要她肯，她就立刻能從被批斗者的身份，一躍而成為批斗別人的人，不僅可以報一箭之仇，而且可以加入批斗小組，成為人上人。但基督徒的良心時時提醒她︰“我要行在神所喜悅的正直的路上。”于是，她回答組長說︰“我只知道我自己沒有貪污，別人的事，我不知道。我只說我知道的話，不能誣陷別人。”

    又過了半年，他們實在查不出梁惠珍有一絲一毫的失誤，就只好停止了對她的批斗。隊長把她叫到辦公室中，對她說︰“經過對你多方面的調查，我們發現你確實沒有什麼問題。現在你應該正確對待群眾的檢舉，也要正確對待自己。過去的事就都忘了吧！組織決定讓你還做原來的工作。”對梁惠珍歷時兩年多的不公正待遇，才正式結束。

    袁相忱被捕時，梁惠珍還不到四十歲，但從外貌上看，她遠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顯得年輕，顯得漂亮。有些同情她的人，看到她丈夫被判無期徒刑，就極力勸她離婚改嫁，對她說︰“你丈夫是無期徒刑，回不來了，你何苦還背著這個**家屬的包袱呢？”更有人熱心為她搓合對象，也有不少男士想盡辦法追求梁惠珍，找各種理由到她家里來，跟她套近乎。有人用錢財、房子等好的物質條件，作為吸引她的手段；有人甚至替她寫好離婚書，求她遞給領導批準。每逢這種時候，梁惠珍就明確表態︰“你們不要瞎忙乎了！單位那樣逼我，我都沒有離婚，我不會再考慮婚姻上的事的。”

    情感上的事是對當時帶著六個孩子艱難生活的梁惠珍的一個重大考驗。六個孩子有父親，卻形同孤兒；梁惠珍有丈夫，卻形同寡婦。只要她把離婚書一遞，“**家屬”的帽子就立刻能摘除了，不僅她自己的身份、地位馬上提高了，連孩子們也會跟著沾一點光。但不論處在何種困難的境地中，神的光卻一直照在她心里，使她有力量拒絕任何誘惑，持守當年在主面前鄭重許下的婚約︰無論是福是禍、是苦是甜，我都跟從丈夫到底。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梁惠珍以其堅強的信心，度過了中年，進入老年。弟兄姐妹們對她的支持和堅持恆久為她禱告，伴隨她走過這段刻骨銘心的路程。

    袁相忱被捕後，袁相忱的老師王克忱先生的太太是最常來看望梁惠珍和孩子們的人。王老師曾幫助袁相忱租阜成門福音堂。王師母是家庭婦女，但很愛主，他們的兒子原是積水潭醫院的骨科大夫，因信仰問題被發配到懷柔，但他依然持守信仰。梁惠珍也經常去王克忱老師家里，與師母一起禱告。當時與梁惠珍接觸較多的人還有劉淑潔，是楊津廣的愛人（楊津廣曾被以'王明道**集團成員'的罪名送到茶澱勞改，六二年與袁相忱在茶澱相遇）。她來問梁惠珍，生活上有什麼難處需要幫助的？梁惠珍說︰“你能來看我，我就很高興了。我生活上沒問題，我有工資，夠生活的了。”袁相忱六六年被送到東北後，劉淑潔曾含著眼淚對梁惠珍說︰“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不休息了，我要把休息的日子攢下來，什麼時候你要去東北看袁先生，一定要叫上我，我和你一起去。”梁惠珍听了很感激。這是當時惟一的不怕到監獄看望袁相忱的信徒。

    當時還有盲人陳幫恆、張永和等經常來看梁惠珍。有一個禮拜六下午，陳幫恆來了。他一進門就說︰“昨天晚上我夢到袁牧師回來了，站在講台上講道，今天我就一定要來看一看袁牧師是否回來了。”梁惠珍說︰“還沒有。”但她非常感激神藉著弟兄姐妹的關心來看顧他們全家。陳幫恆很有歌唱的恩賜，他常和梁惠珍全家一起唱詩歌︰“等候，等候，不用憂愁”安慰在患難中的袁相忱一家人。

    還有一個住在大成胡同二十九號的馮老太太，她也不怕被牽連，時常來看望、幫助梁惠珍。

    還有蕭語平，也來看她。蕭語平被管制時，被分配去蹬收破爛泔水的車，每天在街上倒泔水。一天，她和梁惠珍在街上踫到，兩人都流下了眼淚，相約彼此代禱。梁惠珍曾去蕭語平的家看望過她和母親蕭太太。蕭語平所住的院子中，有一個解放軍，是負責看管蕭語平的。有一次梁惠珍去的時候，被那個解放軍盤問好久。蕭語平的外院中也有另一個姓李的護士，她也是信徒。她對梁惠珍說︰“你以後如果來給蕭語平送東西，就先交給我，我再幫你轉過去。我經常上里院，因為廁所在里院。”以後梁惠珍就把東西先交給李護士，再由她轉交蕭語平。梁惠珍去看蕭語平時還踫見過張周新的女兒張錫恩。大家都相約彼此安慰，彼此代禱。

    有一個姓高的老太太，獨身一人，住在阜成門附近，是梁惠珍帶小四看病的時候認識的。粱惠珍向她傳福音，她後來就悔改、信主，並且非常熱心，四處傳道。五二年的時候，高老太太出門傳道，不小心摔壞了腿，梁惠珍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在木床上挖一個洞，底下放個尿盤，伺候她半年多。文革中，有一次高老太太生病住進了醫院，梁惠珍雖然在上班，但還是天天去看她。別人就問高老太太︰“這人是誰呀？天天來給你送吃的。是你兒媳婦嗎？”高老太太說︰“你們說是兒媳婦，那也行。”別人听她這樣說，又問︰“是你女兒嗎？”高老太太又說︰“那也行。反正她非常愛我。”高老太太病好後，又暗中四處傳道。

    有一次梁惠珍把自己好不容易才積攢好的一百元錢送給一個有需要的弟兄，但第二天，自己忽然急需錢時卻沒有錢用。她正不知道該怎麼辦好，就有一個人從天津來，送給梁惠珍六百塊錢。梁惠珍既不認識給錢的人，也不認識來送錢的人。送錢的人只對梁惠珍說︰“這是一個姐妹，听說了你的情況後，特意給你的，你一個人帶六個孩子不容易。”以前梁惠珍的工資是三十多塊錢，她還拿出十分之一資助一對叫張惠源的無兒無女的夫妻，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十一奉獻。

    梁惠珍堅持每月一次去王師娘的家中禱告。王師娘是個很有信心的人，她說︰“主啊，我相信我沒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相忱回來。我有這個信心，等著他再為主做工。”梁惠珍則在禱告中說︰“求主不論在何種境況下，都能堅固相忱的心，不要讓他向後看，不要因顧念家里的妻兒老小，就妥協。讓他以你的名為重，能在監獄中持守到底。”

    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梁惠珍的身上經歷了神的慈愛，更經歷了神的信實。她常說︰“弟兄姐妹們這麼愛我，我覺得自己不配。”神在一個孤苦無依的弱女子身上，見證了他自己的信實︰“神在他的聖所里做孤兒的父，做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被囚的出來享福”（詩68:5-6）。

    

    一、獲假釋

    一九七九年，中國進入了一個以發展經濟為目的的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當時**平正式主政，在思想、政治和經濟領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對以前的極左錯誤路線也進行了批判，稱為“撥亂反正”，並為以前的許多冤假錯案平反。許多被劃為右派的人，都得到平反，這其中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但袁相忱此時卻還在東北監獄里，接受改造，他絲毫沒有想到，神對他的新計劃已經開始啟動了。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一方面中國的政策開始放松，對一些有冤假錯案的人雖然沒有平反，但也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那樣濃郁的政治氣氛。另一方面，東北監獄也開始飽和。一大批失去勞動能力的老犯人，長期在監獄中，為政府增加了負擔。政府為了要減輕負擔，就決定把那些凡是年齡六十歲以上、失去勞動能力、並且在監獄中政造二十年以上的人，釋放出來。是一批批地分批釋放︰有家的回家，沒有家的，就地分配工作。政府之所以敢把**份子放回去，一方面是政府知道過去所判刑的**犯中，有很多是冤枉的，有很多是量刑過重的，他們對社會其實並沒有多少危害，只不過是趕在那個政治風頭上，有時因為幾句話就成了**，是屬于時代的犧牲品。二是因為在這二十多年中，社會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溫床也沒有了，把**放回去，估計也不會危害社會了。

    從七九年下半年開始，黑龍江第一監獄里就開始有符合釋放條件的老犯人，斷斷續續地離開。袁相忱知道這一情況後，心想︰“我也是符合條件的。難道是神讓我出去再繼續為他工作？”他這樣想，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後來，經監獄中其他已獲釋的犯人們證實，政府確實有這樣一個政策，就是要分批釋放勞政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就馬上寫信給家里，要他們思想上有準備。他告訴家人︰“若是主許可，我也許很快就能獲釋。”梁惠珍接到信後，先是非常高興，但高興之後，又不相信，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實，當時他們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因為連袁相忱自己開始也不相信。這確實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在他們還沒有想到的時候，神卻替他們成就了。

    梁惠珍雖然不相信袁相忱馬上能回來，以為是監獄里的謠傳，但為了穩妥，她在接到袁相忱的信後，還是馬上讓大兒子福音寫信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問詢是否有這件事。她想，如果真的是要釋放的話，法院應該是最清楚的，問一問法院，就可以知道袁相忱的信的可信程度了。但她忘了，七九年是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期，各方面、各部門之間的工作還沒有協調好，正處在一個雜亂的轉接點上。這次的釋放計劃就是這樣︰直接通知監獄，監獄放人後，才再到法院備案。福音也很想知道父親到底有沒有可能回來，他在寫給法院的信中說︰“我是袁相忱的兒子，我父親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親到底犯了什麼罪，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人也不清楚、不知道︰為什麼我父親會被判這麼重的刑期？我覺得我父親不應該判得這麼重。現在有許多冤假錯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親這種情況，能否平反？”半個月後，法院就來了一封信，讓福音去面談，福音就去了。

    在一個接待室里，一個女的坐在桌子後，福音坐在前面的小板凳上。像審犯人一樣，那個女的問過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單位後，就說︰“你父親的問題很復雜，不能跟你說。他跟王明道一樣，是**集團的首惡，我們五八年對他的量刑是很確切的，也是很恰當的，不能改變。”福音說︰“我父親的問題再復雜，也應該能說得清楚。如果說不清楚，你們又是依據什麼判刑的呢？”那個女的看福音很激動，就說︰“你的出身是不可選擇的，但道路可以選擇。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福音說︰“我父親的事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時我己經十七歲了，我知道他沒干什麼壞事，但不知道你們怎麼就判了他是**。劉少奇當初不也被判**嗎？後來你們又說是判錯了。你們都能把國家主席判錯刑，更何況是其他人？”法院的人就生氣地說︰“你別往劉少奇那里扯！劉少奇是劉少奇，你父親是你父親。你父親的這個刑期判的沒有錯。你以後也不用再來找我們了。”說完就把一張紙條交給袁福音，這是法院正式的答覆。名稱上寫著︰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函。正文是︰“袁福音︰你的來信已收悉。經復查認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號刑事判決，對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確的。特此函告。”日期是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還有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的大紅印章。

    袁福音拿著法院的通知，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梁惠珍迫不急待地問︰“法院的人怎麼說？”福音把法院的通知拿給母親看，梁惠珍看了後，嘆了口氣說︰“交托主吧，我們只能等候。”經過這一次的法院確認，袁相忱的全家人都不相信袁相忱能回來，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過了幾天，袁福聲的妻子對福聲說︰“我夢見你爸了，夢見他回來了。”福聲听了，笑了笑，並沒有放在心上。當時福聲和妻子因為沒有房子，就在梁惠珍住的屋外，自己搭了一個六平方米的小房間。袁福聲的妻子根本沒有見過公公，福聲想，妻子可能是前幾天听到父親寫信說要回來的事，才有了這種想法的。他們全家都認定，袁相忱不可能在近期內回來——誰能有法院說的準呢？

    但是，在人看來不能的，在神卻凡事都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袁相忱從工地收工回來吃午飯。正吃的時候，監獄領導進來念公告，袁相忱和其他犯人就都起立，認真听著。當時每天都要念幾個人的名字，宣布釋放。他們的農場中己有三十多人分批釋放了。二十日那天，有袁相忱的名字。這一切既是在袁相忱意料之外，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當時沒有什麼感覺，因為在長期的勞動中，人的感覺已麻木了，根本不會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波動。但後來卻越想越高興。領導叫獲釋的人，吃完飯後就趕快收拾東西。袁相枕收拾行李時，把有些東西丟掉，有些東西送人。監獄又為要出獄的人每人發了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把灰色的、後面有“犯”字的勞改服裝換下來，就表示不是犯人了。此外還每人發了六十元錢，作為遣返費。監獄領導還問袁相忱的家住在哪里，袁相忱說︰“北京白塔寺。”領導听後，就說︰“現在全國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己經不能進戶口了，你有沒有兒子在小地方居住？可以把戶口上在你兒子那里。”袁相忱說“有”，就把大兒子的地址寫下來。袁福音的住址在北京石景山，袁相忱一邊寫福音的地址，一邊想︰自己被捕時大兒子才十七歲，媳婦根本不認識，怎麼能把戶口上在他家呢？但領導問，他就只好寫，因為犯人無權要求，也不能發表意見。

    袁相忱立即把自己獲釋的消息寫信告訴家人，用快件掛號寄出去，興奮得整夜難眠。那天下午，袁相忱已不用勞動了，收拾好東西只等著回家。第二天清早，監獄為他們發了釋放證。袁相忱一看上面寫的地址是白塔寺，就高興得不得了。心想要不然的話，戶口只能上在農村福音的家里了。其實他不知道，二十年後的石景山早已不是農村了。

    袁相忱得到的是編號為“79刑清字第655號”的《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的假釋證明。裁定書中寫著︰“對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釋，考驗期限和剝奪政治權利均為十年，從假釋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裁定書的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發裁定書的單位是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二庭。裁定書到達袁相忱手里的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說袁相忱雖然獲得了釋放，但還需要加上十年的考驗期，才能獲得公民權。這沒有公民權的十年中，按規定不能離開北京，耍離開北京就要向派出所請假，並且還要定期匯報思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袁相忱拿到假釋證後，就馬不停蹄地立即起程。他先是從監獄中步行三公里，趕到汽車站，再坐汽車到革志縣城，再從革志縣城轉火車回來。革志是個小車站，只有慢車經過，火車要經過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最後才能到達北京。火車從黑龍江革志起程後，因為天氣太冷，所以蒸汽機車怎麼也燒不起來，車速就減慢，慢車就成了慢慢車。袁相忱那時歸心似箭，在慢吞吞的火車上如坐針氈。車開到吉林太平川那站，袁相忱當機立斷，下了這列火車，準備在太平川換一輛快車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鐘見到家人都好，所以即便多花些錢也在所不惜。袁相忱下車後就直接去賣票的地方，買了票又趕到車站電報室打電報，要家里人二十三日晚十點半去接車。他打電報的時候已是下午五點多了，電報廳快要關門了，營業員一個勁地催促，所以匆忙之中他忘記寫自己的名字，只寫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車，二十三日晚十點半到。請接我。”這幾個字，營業員也應付了事，急著下班回家，沒有提醒袁相忱加上名字，所以這封無名無姓的電報就這樣發了出去。梁惠珍是在二十二日下午五點多收到電報，她剛下班回家，看了電報後心想︰“這是誰發的電報呀？連名字都不寫。”再看看電報的地址，是吉林省太平川，也是個陌生的地方，她實在想不出有誰會在這個叫太平川的地方給自己發電報。傍晚正好袁福聲的同學來了，他愛人是東北人，曾到北京看病，在梁惠珍家里住了一個月。梁惠珍就問他︰“這是不是你愛人來的電報呀？沒有寫名字。”福聲的那位同學看了看電報上的地址，說︰“不是我愛人發的電報。我愛人在吉林。”福聲眼前一亮，說︰“媽，說不定是我爸發的電報。”梁惠珍想，忘記寫名字的馬虎風格倒是像袁相忱，可地址也不對啊？袁相忱是在黑龍江，不是在吉林。福聲己經興奮得跑到屋里，找出一本列車時刻表，一看，高興地大聲說︰“沒錯!一定是我爸回來了！你看，從革志有車到太平川，從太平川又有車到北京，爸爸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車。明天就能到了。”梁惠珍看著兒子的興奮樣子，自己也興奮起來，但又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因為十一月十六日法院剛下的通知，說是不可能改判。一家人興奮了一會兒之後，又都變得垂頭喪氣起來，因為大家都相信法院說的話，不相信是袁相忱回來，只以為是哪個朋友要來。最後商量好，總之不管是誰發的電報，既然收到了，就一定要去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福聲先下班回到家里。他看到有一封寫著母親名字的信，筆跡是父親的，就急忙打開。這是袁相忱在監獄里發的那封快件信。袁相忱告訴家人︰“我就要回來了。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電報告訴你們。”福聲看完後，高興得直流眼淚。梁惠珍五點半下班回來後，還沒進門，福聲就沖出門來，向她大喊︰“媽！”梁惠珍被這喊聲嚇了一大跳，還沒反應過來，福聲又接著說︰“我爸來信了。我昨天說是我爸要回來，你不信。你看，他的信來了！”福聲一邊說，一邊流淚，他們母子二人就在門外邊又把信看了好幾遍，一邊看信一邊掉眼淚。福聲的妻子就催促大家趕緊吃飯，好早點去車站接人。

    那天晚飯，誰都吃不下去，大家只喝了點粥，就準備去車站接袁相忱。福聲又跑去大姐安湖的家里、老五平湖的家里，告訴他們收到了爸爸的信和電報，今晚就去車站接人。于是當晚梁惠珍、福聲、安湖，以及安湖的丈夫張仲賢四個人去接站。他們大概八點半鐘就到了車站，其實袁相忱坐的那輛車要十點半才能到，但他們個個激動異常，生怕去晚了。他們四個人，把住火車站當時僅有的四個出口，一直從八點半站到十二點鐘。一批又一批的人流涌出車站，他們望眼欲穿，但始終都沒見到袁相忱。

    足足等了四個鐘頭，看了四個鐘頭，他們四個人腿站得酸了，眼楮看得疼了，但還不忍心離開。等出站的人都走完了，出口的工作人員要關門了，他們還不甘心，問關門的檢票員，還有沒有人在里面，是不是車晚點了。關門的人說︰“那輛車早到了，人都走完了，沒人了。別在這里傻等了，你們回去吧。”

    勞累、失望、不知所措，他們四個人就這樣站在寒冷的北風里，大家都沉默著。梁惠珍又不禁流出眼淚來。她不停地默禱︰“神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安湖嘆了口氣，擔心地說︰“我爸別是又出了什麼問題，回不來了。”

    深深的愁緒籠罩著這一家人。從極度的興奮激動到極度的失望，這種大起大落的情緒波動，使他們精疲力竭。安湖怕母親晚上回到家後，又一個人胡思亂想，所以就說︰“媽，你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來。”梁惠珍說︰“不用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呢。”女兒又說︰“我給你們打個的士吧，現在也沒車了，打的士回去方便些。”梁惠珍說︰“不用了，打出租車多費錢哪。我和老二坐環城車回去，挺方便的。”于是他們四個人就坐夜班車回來，一路上默然無語。環城車只開到西四，到西四後，安湖和丈夫就回自己的家，梁惠珍和福聲要從西四走一站路，才能到家。

    梁惠珍坐在汽車上、走在路上，都不停地四處張望，看是不是袁相忱不認識路，四處亂走。但街上沒有一個人，離家近一步，她的心情就低沉一下，進了白塔寺的廟門後，她已低沉到了極點，淚水就在眼里打轉。她再一次地向神發問︰“神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我是空歡喜一場？”

    福聲想安慰母親，但又找不出合適的話，正不知該說些什麼，他一抬頭，發現母親屋里的燈是亮著的。梁惠珍一向節儉，不浪費一度電，今天臨出門時福聲親眼看著她關掉燈、鎖好門，把鑰匙交給自己的妻子。這麼晚了，自己的妻子也不會一個人呆在母親的房間，難道是父親回來了？梁惠珍也看到了屋里的燈光，他們兩個互相看一眼，但又沒有信心，不敢再說什麼，就只好彼此不約而同地快跑起來。一進門，看到一個光頭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腳，再一細看，才認出是袁相忱。他們兩人就奔到袁相忱面前。袁相忱也認出了妻子和兒子，他連忙站起來，腳還浸在腳盆里，伸出雙手來，緊緊地握住妻子和兒子的手，一家三口抱頭痛哭。袁相忱一邊哭一邊說︰“這些年你們受苦了。”

    福聲的妻子听到他們回來的聲音，就從自己的房間里出來，看著他們三個人抱頭痛哭，自己也忍不住直掉眼淚。但她又想，公公今天能回來，應該是高興才對，所以她就想使氣氛輕松一點，故意對自己的丈夫打趣說︰“福聲，瞧你笨的！被接的人都回來了，你這接人的還沒影兒。”于是一家人經她這麼一打趣，又破啼為笑。

    為什麼梁惠珍和孩子們沒有接到袁相忱呢？原來，袁相忱坐的車晚點了，本來是十點半到，結果十一點多鐘才到站，那時出站口的燈是紅眼燈，看不清楚，再加上袁相忱穿著一身黑，又戴著大皮帽，只露出兩只眼楮，所以四個人都沒有認出他。袁相忱本來是應該認得出妻子和孩子們的，但因為火車晚點，他的性格又急躁，從出站口出來時沒看到家人，他就想，或者是家人沒有收到電報，或者是來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所以也就沒有仔細看。其實當時只要他稍微停留一下，或是回頭再看一下，就會看到家人的。但歸心似箭的袁相忱卻出了車站後，就急忙去找103路車的站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點回家見家人。到了103路站牌下，一看時間，沒車了。他就打算叫一輛出租車回家去，花點錢也不怕。正當他準備打出租車的時候，很奇妙地，站牌下又來了另外兩個人，這兩個人看了時間後就互相商量，一個說︰“我要去白塔寺，現在103路車沒有了，我只能去坐夜班車了。”袁相忱一听那人的地址和自己家的一樣，就想，既然有夜班車可坐，他又和我同一個站下車，我就干脆跟著他，去坐夜班車，省些錢也好。他就一路跟著那人，來到夜班車的站牌下等車，袁相忱也是坐到西四，下車時，因為身上沒有零錢，他就給售票員十元錢來買票，售票員找不開錢，就沒收他的錢。下車後，袁相忱就往西向白塔寺方向走來。他想，只要找到白塔寺的廟門，就能找到家了。但因為廟門已被拆了，所以袁相忱就走過了頭，到了白塔寺東岔。因為袁相忱走後才搬的家，所以他不知道家的具體位置，感覺不對頭了，就憑著直覺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路喊梁惠珍的名字，但沒人答應。走到最里邊，還有一家沒睡覺，里面有人答應說︰“就在那間大屋子呢。”袁相忱也不知道是哪間大屋子，猜想是走過了頭，所以又往回走，仍然是一邊走一邊喊。福聲的妻子本來是在家等他們接公公回來，可是因為等得太晚了，她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袁相枕的喊聲把她喊醒，她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婆婆的名字，就在屋里答道︰“我媽去車站接人了。你有什麼事？”袁相忱說︰“她接的就是我。”福聲的妻子一听，趕緊起來，出門看到袁相忱，卻不知道該說什麼。這是她第一次和公公見面，只說自己是福聲的媳婦，就拿出鑰匙來開門。袁相忱就進到自己家里，媳婦又為他拿來臉盆、腳盆，為他倒好水，他就開始洗涮。正洗腳的時候，梁惠珍和福聲就回來了。其實，他們坐的是同一次夜班車，只不過袁相忱坐的車比梁惠珍和福聲坐的早一趟而已。

    袁相忱終于平安地到家了。他走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八個月。走的時候，孩子都還小；回來的時候已是兒孫滿堂。走的時候，母親健在；回來的時候，只能看到母親的遺像。這二十一年多，這個家就是靠著梁惠珍那柔弱的肩膀支撐著的。“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常人難以想像的事，神卻親自為袁相忱的全家成就了。

    袁相忱開始為主工作時，認為有個家庭，工作起來比較方便，所以沒有獨身的打算，他在婚姻上是順其自然的。他認為，作為一個主的僕人，如果你為主的事情掛心，主也必為你的事情掛心；這是主的恩典，不用自己瞎忙乎的。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使他不能對家人盡應盡的責任︰孩子們正需要培養的時候，他走了；母親正需要人服侍的時候，他也不在；但梁惠珍卻替他完成了他沒有完成的事情。袁相忱在監獄里時，每月發二元五角錢買生活用品，但他從這僅有的一點點錢中，還能攢下錢給家里寄來。袁相忱與父母的關系開始時因信仰而產生不和，但他始終都很孝順、關心父母，直到母親信主後，他們家庭關系才有所改善。袁相忱被捕後，袁母曾對梁惠珍說︰“我兒子在時，我也不是天天吃酒席；現在兒子走了，我吃我兒媳婦的，也是一樣。所以我沒有掛慮的，一心仰望主。兒子不在了，但媳婦也對我好。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但我又覺得過意不去，你還要養一幫孩子。”梁惠珍就說︰“媽，不是吃我的，我們都吃主的。”袁母信主後有禱告醫病的恩賜，她給一個姓李的老太太按手禱告，老太太的瀉病就好了。她常出去探望別人。八十歲開始患老年痴呆癥，不認識人，八十二歲去世。這二十一年中，一直是和兒媳梁惠珍生活在一起的。聖經說，“智慧婦人建立家室。”這二十一年中，梁惠珍用神所賜的智慧，為袁相忱保留著一個最溫暖的居所。

    袁相忱曾問妻子︰“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麼過來的？”梁惠珍用一句話回答他︰“困難很多，恩典更大。”

    袁相忱回來後對子女說︰“我走的時候，你們還小；現在你們長大了，我要給你們說明白︰有兩條大路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走哪條，要有個選擇了。”老大福音和老三福樂最早清楚得救，後來安湖、平湖也相繼受洗，使袁相忱很得安慰。這六個孩子都為人正派、孝順，沒有不良嗜好。袁相忱為此很感謝主。他說，我的生活是每天唱哈利路亞的。

    袁相忱生活很有規律，傳道很嚴謹，他是靠著主做每件事，而不是靠著人。對教會的接班人問題，他說︰“神的僕人是由神親自揀選的。憑自己的意思做事，這不是對待神的態度。”他非常正直，總是盡力培養年青人，只要是追求的，一律培養。

    袁相忱的大兒子福音一九八零年在缸瓦寺三自教會受洗。那里的牧師知道袁相忱從監獄里出來了，也知道福音也受洗了。福音受洗前跟父親談過，父親說︰“你自己拿主意，你受洗我當然很高興，但這是你和神的關系，你首先要自己清楚神的心意。”福音的單位知道他受洗後，就讓他參加三自會，但福音不參加，並且告訴他們說︰“我與他們觀點不一樣。”後來他們又來找過福音一次，福音還是同樣的答覆︰“我從小就是**，也不怕什麼，我和他們道路不同。”最後他們就不來找了。袁相忱從來不要求子女受洗，而是等孩子們清楚後，自己來要求，他只在平時注意引導孩子們的靈性和人生觀。現在他的五個在北京的孩子中，有四個已經受了洗。

    袁相忱在監獄里呆了二十多年，政府敢把他這樣的現行**份子放回來，主要是認為，經過二十年的社會變化，他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潮流了，已經失去了**的溫床了。這話只對了一半。在生活層面上，袁相忱確實是已經落伍了，他所理解的都是老觀念。出監獄的時候，發了六十元遣返費，他就高興地對梁惠珍說，“我還帶回來六十元錢，給你買點什麼東西吧。”他在監獄里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知道六十元錢已經不算什麼錢了，還覺得是個大數目。梁惠珍說︰“我不要你的錢，只要你人回來就好了。”袁相忱的行李還存在車站，他帶了一條被子回來，梁惠珍一看，都爛了，就把那條被子扔了。袁相忱笑著說︰“我要是知道這時我家里那麼闊，我就不用大老遠地把那些破爛帶回來了。”二十年前他走的時候，石景山還是農村，是個農場，有農民在種菜、種糧、養雞、養豬；二十年後，那里早已成了北京城市的一部分，農場變成了鋼廠，農民成了市民。袁相忱回來後，梁惠珍天天變著花樣給他做好吃的，但袁相忱覺得，籠養的雞沒有以前農民家里自己養的土雞香，他就讓在石景山工作的大兒子去買只老土雞來。福音哭笑不得，對父親說︰“爸，現在農民都富了，不養雞也不種地了，石景山的人吃的也是市場里買的籠養雞。”

    但在信仰層面上，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因為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上帝都是一樣的，所以信仰是一種永遠不會過時的東西，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你就永不會覺得過時。袁相忱回來的時候，已經快六十六歲了。有一個街坊很關心他，就說︰“老頭子回來怎麼辦呢？找其它工作都不好找了。這樣吧，我想辦法幫你介紹一個賣晚報或看門的工作吧。”袁相忱很感激鄰居的好意，但他謝絕了他的幫忙。其實袁相忱有六個孩子，孩子們都有工作，如果他要去賣晚報的話，孩子們都不答應。信徒楊津廣獲釋後繼續在醫院工作，他也很關心袁相忱的生活問題。一次他對袁相忱說︰“現在百科全書宗教部份需要翻譯。你外語那麼好，可以做這方面的工作，賺點錢。你不用去上班，只要把需要翻譯的東西拿回家里來做就行了。”袁相忱說︰“不，我不準備做任何工作了。我現在有惠珍的工資，再加上孩子們都很孝順，我們的生活已綽綽有余了。我要趁著還能動，要多做點神的工作，把以前的時間補回來。”

    袁相忱回來後沒幾天，梁惠珍就帶著他去見王克忱老師的妻子王師母。這是袁相忱去拜訪的第一個主內肢體。王師母在袁相忱還在監獄里的時候，就為他恆切禱告，並有信心相信在她有生之年，能見到相忱活著回來。袁相忱出獄時她已九十多歲，雙眼已失明。她听到梁惠珍問她︰“師娘，你猜我帶誰來看你了？”王師娘摸索著伸過手來，摸住了相忱的手。袁相忱說︰“王師娘，我是相忱，我來看你來了。”王師娘听了，卻不太相信，又問︰“真的是相忱嗎？”袁相忱說︰“是我，我回來了。”師母這次听出真是相忱的聲音，就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她握著袁相忱的手說︰“主真是听我的禱告了。他是信實的主。神讓我活到九十多歲，就是為了讓我活著看到你回來呀！”王師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歲的高齡安然辭世。

    袁相忱去見的第二個信徒是梁惠珍的弟妹，是個睡了二十多年大覺的基督徒。她看到袁相忱在監獄中二十多年還愛主依舊，就很受感動，說︰“我以前就信，但在文革中不敢承認。現在我要好好地信靠神了。”

    袁相忱的六個兒女中，有四個是在北京，有兩個在外地。老四福樂在貴州工作，在七七年去革志探望過袁相忱。倒是只有在山西大同工作的老六，是袁相忱十四年之久不曾見過面的。休養了一段時間後，袁相忱決定自己去大同看看小六全家。八零年春節前，袁相忱就去了大同，過了正月十五才回來。去大同的時候，女兒和女婿去車站接他，分別把住兩個出口。女婿看見一個老頭在那里走來走去，像是在找人，心想︰這個老頭是不是岳父呢？上前問一問吧。一問，就是袁相忱。女婿又領著袁相忱去另一個出口找小六，小六看到袁相忱，很清楚地認識這就是自己的父親，只不過以前覺得父親很高大，現在顯得又黑又瘦又矮。小六請了假陪著父親，共敘天倫。袁相忱在女兒家重操舊業，向女兒女婿的朋友傳福音，小六的兩個朋友都決志信主了。

    袁相忱回來後，面臨兩條很現實的出路︰一是參加三自，不僅能夠平反，而且還能獲得不少好處，至少老了不用發愁退休金；三自也多次派人來表示願意接受他。二是仍然堅持不參加三自，自己在家里服事神。袁相忱選擇了後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來看他，很多人勸他︰“現在很多案件都得到了平反，五七年和你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都己經得到了平反，只剩你一個還沒有平反。你應該去找他們，讓他們給你平反。”袁相忱知道，他的案件明擺著的是冤假錯案，應該平反，可是他卻不去找他們，因為聖經上寫著︰“寧可讓步，听憑主怒”；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主耶穌當時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在那公義審判人的神。我自己受的這些，和主比起來，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有的牧師告訴他說︰“你寫啊！寫材料讓他們給你平反，你去**，花多少年也值得。你死了還能為六個孩子摘去**家屬的帽子。”但袁相忱不這樣想，他解釋說︰“我本來是應該死的人，主讓我活到現在，我應該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服事他，哪有什麼時間去寫什麼伸訴材料？主的權柄遠比一頂**的帽子大得多。我已經得著最大的了，所以就不在乎這些小東西了。”

    二、上戶口

    袁相忱回來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落戶口。中國是個戶籍管理很嚴格的國家，沒有戶口就寸步難行。他上戶口的經過也是很奇妙的。當時在北京落戶口很難，要黨委的介紹信、證明信，而梁惠珍當時已經退休，她是七九年退休後又反聘，在工程隊做預算，很受重用。梁惠珍就對單位的領導說︰“我丈夫回來了，要上戶口。”領導說︰“可以呀！你為單位做了那麼大的貢獻，這事就交給我們辦吧。”梁惠珍寫下丈夫什麼時候回來，從哪里回來，要把戶口上在哪，領導就把條子送到公安五處。幾天後梁惠珍正在工作的時候，外面下著大雪，單位的同事來找她，說︰“戶口批下來了，你去找派出所，找姓何的，給他資料，他就會辦的。”梁惠珍就冒著雪，一身白，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看了看資料，對梁惠珍說︰“你回去吧！我們登記好了會通知你的。”袁相忱回來整整一個月後，即八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梁惠珍上班後，派出所的人來家里通知，說︰“姓袁的，你的戶口下來了，領戶口去。”袁相忱就去公安局。負責辦理的人問他︰“你的戶口關系怎麼沒有轉來？”袁相忱說︰“那是監獄，戶口和就業問題都由當地政府解決。”並把釋放證拿出來，派出所的人就進屋里去研究，沒多久就出來，把戶口給袁相忱，連布票、糧票、油票都一起拿回來了，非常順利。這確實是神的恩典，神的看顧。有許多跟他一起回來的人，有二十多個，好多年都報不上戶口。許多人想報戶口，是為了報上戶口以後好找工作，但袁相忱卻想︰“我的孩子那麼多，不怕沒人養老，所以我們要不要戶口都無所謂。”但不要求，神卻為他成就了。很多人知道袁相忱的戶口已經報好了，都打電話到梁惠珍的單位，問怎麼報的戶口？梁惠珍說︰“很簡單，從單位開了證明，然後到公安局說明他從哪里改造回來，就行了。”別人說︰“那我們為什麼不行？你的太容易了！”在那時能報上戶口是件很奇妙的事。吳慕迦的兒子也來了，說︰“我爸的戶口不能上北京，只好到內蒙我姐家里了。為什麼你們就可以上呢？”梁惠珍說︰“這是神的恩典，感動我們單位領導給報的。我自己沒有花錢，也沒有找人活動。”

    戶口有了，但袁相忱還不是公民，當局對他還是不放心，要加上考驗期十年。在十年中沒有公民權，不許離開北京，一個月兩次上派出所匯報，因袁相忱是重刑犯，所以開始的時候袁相忱提出要一個月匯報一次，派出所的人都不答應。所以他就只好每月去兩次，交兩份材料。袁相忱寫了很多年的匯報，已經是老手了。匯報上的內容主要有三點，一是回來後就訂了一份報紙，听廣播，每天改造思想；二是在家中做飯；三是希望首長幫我早一天獲公民權。每次都是這三個內容，領導看了也不說好也不說壞，後來一看老是這一套，也就不要了，只讓街坊監督袁相忱。可袁相忱和鄰里的關系也很好，所以也沒有什麼可監督的。後來就是只需要一年寫一次總結，抄幾段報紙交上去；到最後，一年一次的總結都不要了。八九年年底，派出所的警察來了，說︰“老袁，你的考驗期快到了，你寫個總結吧！”袁相忱就寫，寫檢查寫熟了，也不外乎東抄西抄，寫好了就去派出所蓋章，加意見︰派出所證明袁相忱在這十年中，沒什麼**行動，然後又把證明送到黑龍江省第一監獄，監獄蓋章通過，又通知派出所，袁相忱就得到完全解放。八九年十月份，拿到了身份證，獲得公民權。

    三、重新事奉

    袁相忱八零年去大同的時候，有一個姓趙的人從香港來北京，順道看望袁相忱。他說自己是在幼兒園工作的，從電台得知袁相忱已被釋放，頭發仍然很黑，精神也很飽滿，不減當年。他想查證一下這是否是真的。他沒有見到袁相忱，但從梁惠珍那里得到了這個準確的消息。這是第一個來看望袁相忱的外國人（但現在就算是中國人了）。

    袁相忱回來後，最強烈的想法就是繼續事奉，所以他不願意做其它工作，耽誤時間。他回來後，因為經常有信徒來問問題，來禱告，所以袁相忱就對大家說︰“干脆我們禮拜三一起查經吧！”後來禮拜天也有聚會了。八零年春天，參加他家里的查經會和聚會的人已近十個。後來國外的信徒也都知道袁相忱從監獄農場放回來了，就通過各種渠道來看他，于是他又多了一項接待工作。

    從出獄以後，袁相忱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送聖經。八一年三自還沒有印聖經，那一年他送出去大約二千多本聖經，是香港的一個牧師送來的。又有一個組織，名為“敞開的門”，專門向宗教**的地區送聖經，他們也送了很多聖經，通過袁相忱發給信徒。後來美國又有一個旅游團來到北京，他們白天旅游，晚上听袁相忱的見證，也送了些聖經給中國信徒。送聖經的工作當時是不合法的，但袁相忱不怕。他說︰“沒有聖經，大家怎麼敬拜主呢？”袁相忱還把聖經讓小六帶回大同，發給大同的信徒；小六因分發聖經的事還被當地的三自追查過，但感謝神，並沒出什麼大問題，真是神特別的保守。

    袁相忱的孩子們也在發送書籍的工作中做了很多事情。女兒袁平湖曾三次幫袁相忱取書，因為袁相忱老是出去，並且書太重，所以書就寄給女兒。後來公安來找袁相忱，下午又來找平湖，兩男一女，問平湖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本書？平湖說︰“我沒開箱，不知道里面有什麼，也不知有多少本。”公安人員說︰“這些都是反動的，是外國寄過來的版本。我們把你帶到分局派出所都是合適的，但為了你的前途，所以還是到你單位找你談話，你要好好配合我們。”其中有一個姓楊的人說︰“我和你爸已經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了。”原來他就是公安局里一直專門負責處理和袁相忱有關的各種事務的人。他說︰“老頭子歲數大了，想聚點會就聚吧，我們也不太管他。可這書不成，這是大事。”然後又詳細地問了平湖的家庭情況，並一一做了記錄。最後，公安局的人又說，“現在有很多宗教狂，打著你爸的旗號，搞別的活動。你爸成了他們反對共產黨的旗幟，也是被別人利用的。你以後也幫著我們做你爸的工作。你爸人是好的，信仰是很忠誠的。他就跟**東似的，老了後，糊涂了，江青等人就打他的旗號，在外頭亂搞。你爸就像**東晚年，自己說過的話也許都糊涂了，別人就利用他，打著他的旗號干壞事。你還年輕，你要為你爸做好防備工作。以後再有人把書寄給你，或是要做別的事，只要你知道了，就先給我們打個電話，我們也可以幫你去辦理。你收到書後，也可以先打開看一看，如果需要發的，就發；不需要的，咱們就處理掉。以後來的信件和書就都這樣辦。”平湖沒有答理他們。他們又追問︰“那些書你們都發給誰了？”平湖說︰“我都拿去給我爸了，一本也沒看到，也不知道是什麼。”公安局的看問不出什麼，就讓平湖在記錄上簽名。後來公安局又去調查領導，問平湖的情況，領導說︰“袁平湖是我們單位的老職工，挺好的，工會主席，很老實，不會干壞事的。”公安說︰“我們來查的不是她的事，是她爸的事。這老頭可不一般，共產黨弄了他二十多年，他能對共產黨好嗎？”領導說︰“我听說她老爸都八十多了，眼楮又不好，還能做什麼壞事呢？”公安局的人踫了一鼻子灰，就走了。

    袁相忱也嘗試利用各種方法傳福音。他先是買了一台錄相機，錄一些錄相帶，給信徒看。用錄相帶傳福音，尤其是對老太太、不識字的人，有很大造就。為了方便對農村的傳福音工作，他們也利用幻燈機來工作。國產幻燈機很便宜，機型又很小，帶到農村去很方便，但就是制作幻燈片卻太復雜、太費時。開始的時候，袁相忱就帶領幾個同工一起畫幻燈片，制作了福音橋和浪子回頭等。後來，有人帶來一兩套新約和舊約故事的幻燈片，他們就停止自己制作了。他也錄一些錄音帶，因為家庭聚會時，傳道人少，沒有人帶領，沒有人講道，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講道錄起來，送給別的家庭教會在聚會的時候播放。後來，又有人從海外帶來一些成套的講道磁帶來，袁相忱就把這些磁帶分發給家庭聚會點，用磁帶來傳講主的話語，造就信徒。

    袁相忱剛獲釋時，政府並沒有干涉他的工作，主要是因為那時來聚會的人沒有現在那麼多，並且因為袁相忱還在假釋期內，所以有些客人也不方便到他家里來，只能是叫袁相忱去外面見面，所以沒有引起派出所和鄰居們的注意。

    一九八六年，來袁相忱家里聚會的盲人信徒已經有七八個。他們住的地方離袁相忱家很遠，但他們彼此之間又住得很近，袁相忱就提議說︰“你們每次跑來跑去不方便，現在人數也比較多了，最好你們有自己的地方聚會，我每星期去你們那里帶聚會，你們就不用這麼辛苦了。”盲人信徒王德明弟兄自願把自己的家奉獻出來，作聚會場所，袁相忱就每星期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去那里領聚會。那個聚會點也很蒙神的恩︰幾年時間，由最初的七、八個人迅速發展到三、四十人。

    假釋期過後，袁相忱家里的聚會人數不斷增加，目前已有二、三百人，分成三次聚會，每次有一百多人，是北京一百多個家庭聚會中，人數最多的，所以很受政府注意。但袁相忱卻不怕，他說︰“神讓我從監獄中出來，為的就是繼續工作；我活一天，就要為神工作一天。傳道人可以被抓，但神的話語卻不能被捆綁。”

    袁相忱每天都有很多接待的工作，還要回很多的信。信徒來一是要書，二是尋求事奉主的路。有的信徒把自己還沒有信主的親人朋友帶來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就給他們傳福音，送小冊子讓他們回去看。袁相忱說，使徒行傳就是教會的藍圖，開玩笑說︰“把使徒行傳讀一百遍就知道該怎麼做了。”他還提倡，今天的教會要回到使徒行傳去，跟著使徒的腳步行。他對信徒說︰“在中國教會目前的這個特殊時期里，惟一的方法就是家庭聚會，在家中事奉主。如果想有招牌、有組織，那就走錯路了，因為有招牌、有組織的，就是人民團體了；而在中國，人民團體必需要黨的領導。教會若接受了黨的領導，就不是基督作頭了。”

    四、與王明道先生的後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剛剛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證，正式成為中國公民。很快地，他就讓這個得之不易的身份證第一次派上了用場——他要去上海，去見王明道先生。他本來說要住在陳本偉弟兄家，陳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書房工作的，阜仁大學畢業，後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親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婦住在他家里。陳本偉弟兄去車站接袁相忱夫婦，在車站一見面，陳弟兄說︰“袁弟兄，我們看來要改變計劃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說你們要來，看見你們的信就哭了，吩咐我無論如何，要你們一下車就直接去他家。”又對梁惠珍說︰“王太太直夸你呢，說︰'袁師母那麼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麼多年，真是神的作為。'”于是他們一行人就拎著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進門，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攙扶下，走到門口，對袁相忱說︰“相忱啊，我兩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一邊說著，一邊拿手摸著，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淚來。于是袁相忱夫婦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們不停地說著這二十多年來彼此的情況，又彼此勉勵。王明道先生當時眼楮已經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聾，所以說話很大聲。他當時身體狀況不是很好，言語表達有時清楚，有時糊涂，王太太當時比王先生腦子清楚，對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記得比王明道先生準確。

    王明道先生告訴袁相忱，他的兒子王天鋒小時候就受過洗了。天鋒是個孝子，每星期兩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飯。吃飯時袁相忱問天鋒︰“你父親已經這個樣子了，我們這一批人已經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鋒遲遲不回答，後來才說︰“一言難盡。你看我現在生活得這麼安穩，可我父親信耶穌、傳道，結果落到這個地步。”後來，他又談到聖經不可靠、不科學，特別是創世紀。但袁相忱卻覺得天鋒有一天會回歸的，他是屬于浪子；兒子永遠是兒子，時候到了，他會回來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談的最多的，就是當年一起拒絕參加三自的那十一個人，一個一個數過來︰有的是面對被捕的威嚇，立即就放棄的；有的是在監獄中把責任推給別人，甚至出賣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獄的；有的是經過一段時間改造，真的是被改造過來的，出了獄，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三自的。每談到這些，大家就覺得很壓抑。當年一同在主面前堅立心志，卻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讓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當年他苦心培養的彭宏亮。彭宏亮當時很年輕，比袁相忱還要小十多歲。他的動作、講道的聲音都學王明道先生，人稱“小王明道”。本來是彭宏亮來找袁相忱，出主意讓袁相忱寫信發明信片給大家，通知大家開會，結果入獄後，他把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時只說是自己發的明信片，不說別人。結果彭宏亮最早出獄，只在監獄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來。但神是輕慢不得的，彭在獄中檢舉這個、檢舉那個，推脫責任，結果出獄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東大地橋有人看見他腳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說話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個是吳慕迦。他的家與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別，正騎著車，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說︰“站住，你叫什麼名字？”他說了，就被帶上手銬。家里人都不知道。後來又抄家。吳慕迦與袁相忱曾一起在東北服刑，他獲釋後，梁惠珍和劉淑潔曾去看過他。她們都說主的話，他卻不說，老轉移話題。又有一次，梁惠珍給他送三十元錢，送烤鴨，吳慕迦告訴梁惠珍︰“我鄭重地告訴你們，你們以後不要再來了，你來了我還得向一個高個長臉的人匯報，你也認識。”梁惠珍馬上明白他說的是誰，那人是學生會的。吳又說︰“我鄭重地說，你們也不要再拿錢來了，我不要。”後來他承認說︰“我己經放棄了信仰。我們信耶穌的為什麼要欺騙人呢？為什麼要信呢？馬克思原來也是信的，但後來不信了。為什麼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騙人，我現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說，怕你難過。我為你高興，你沒有和袁相忱離婚，那麼多年都沒和袁相忱分手，我很為他高興。希望你現在要多訂一些進步的書籍，讓袁相忱的思想轉變得快一點，快點出來。他太固執了。”梁惠珍听了，一陣心寒。吳慕迦獲釋後愛人已去世，他很傷心，戶口也進不了北京，就留在當地勞動就業。他說這番話時，有三個人在場︰吳慕迦與他兒子大衛以及梁惠珍。他兒子就問︰“你批判的是什麼？算哪一類？”吳慕迦就說︰“我就批判信仰。我現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他兒子說︰“你每次匯報就是做間諜工作，出賣人。”吳慕迎就沉默不說話。梁惠珍帶給他三十元錢，他說不要，可梁惠珍也沒有拿回來，錢就擱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從此大家很少來往。吳慕迦後來又加入三自，神學院院長殷繼增勸他在燕京神學院教書，他就去教希臘文。加入了三自，戶口、薪水、樓房等一切生活問題都解決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訴信徒。一次，他在三自講道，主題是“謙卑”。講完後宋天真寫信問他︰“你講的很好，可為什麼不把失敗的見證講出來。你怎麼失敗、怎麼不承認主，這些見證更能教育別人。”吳慕迦看信後說，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為沒有人敢跟他提這些。

    吳慕迎後來曾來袁相忱家里看陳本偉的母親陳老太太，陳老太太當時來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辯解說︰“我當時是批判神學。”可他後來恰恰又做了神學老師。

    袁相忱說︰“我與吳慕迦雖然一同受苦，但後來道路卻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搖頭、苦笑、嘆息。

    人很難從外表來檢驗一個人，只有神用火來試煉。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識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穩。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開始，卻沒有好的終結，不能把起初的火熱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來沒有很多的恩賜，沒有轟轟烈烈的開始，卻能夠持守到底。袁相忱經常告誡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輕看任何一個人，因為你不知道他明天會怎樣，你不知道神會如何帶領他。”

    其實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經在思考一些當時中國家庭教會所面臨的問題。他找了七八個親近的同工，在他家里開會，還錄了音。後來有一個一起開會的弟兄來找梁惠珍，說是有事商量，讓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個弟兄告訴她︰“我要你來，是讓你听一盤錄音帶，是王先生與幾個人的談話。”梁惠珍就問︰“怎麼不讓相忱來听？”他說︰“相忱剛從里面出來，不了解外面的情況，他什麼都說，並且他認不清好壞人，對誰都沒有戒備。你听了回去再告訴他。”梁惠珍就認真听錄音帶。王明道先生說︰“當前宗教有兩個趨勢，一個是大教會，政府所控制的，一個是家庭會。現在的大教會是共產黨利用三自來壓制信仰，我是極力反對，堅決站在主的那一邊。不過現在我覺得很惋惜，到現在我覺得與我同心的人非常少，為我受牽連的人很多，為我的問題牽連了一大片，中學、大學、各行業都有為我受牽連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與我同心的人特別少。真正不向政府低頭，能夠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們說說，還有誰呢？據目前的情況，有兩個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個是廣東的，姓林（林獻羔），一個是北京的，也是廣東人（袁相忱），這兩個人我覺得還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廣東的那個屢次經過考驗，是這樣的；北京的那個也是這樣。別的人就寥寥無幾了，很多人都是見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擺上，令我很痛心。”除王明道先生發言外，還有別人也發言說︰“我們不能被共產黨利用，我們也不利用他人。我們傳的是主的真道，沒什麼可懼怕的。”主要還是王先生講話。王明道先生當時很清醒。這是梁惠珍親自在那個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婦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時，他已經是車軸輾話，說了又反復說。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後，寫了一篇《記神僕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

    

    五、遭遇干涉

    文革開始後，中國幾乎關閉了所有的教會，焚燒了許多屬靈書籍，所有的宗教事務停頓，三自的教牧工作者也受到沖擊。教牧人員多數是被下放或是勞教。七九年，伴隨著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的宗教政策也有一系列的變動。首先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國恢復了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去除了極左路線的干擾。七九年六月，上海市三自召開了文革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三自組織重新恢復，一大批原屬三自的教牧人員重新走上崗位。七九年九月二日，上海沐恩堂恢復禮拜，這也是文革後第一個恢復崇拜的教會。

    八十年代初，不論是政府還是三自，對家庭教會還是接納的。曾有三自的領導人說過︰“不要把家庭教會看做是另類的，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姐妹。”這是一個短暫的接納期，接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三自的很多領導，雖然在文革前把不參加三自的送入監獄，但在文革中，他們自己也未幸免于難，也在逼迫中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一段時期不僅是中國所謂“三自路線”的真面目的自我暴露，更是神藉著歷史的手，擊打悖逆的兒女的時期。也因著這一段逼迫的時期，恢復權利後的“三自”才能短時期內體諒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把他們視為敵人。

    然而，在中國的宗教問題上，有很多事是宗教界本身無法控制的。

    一九八二年，中國頒布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是文革後第一份正式針對宗教事務的國家文件，人們稱之為“十九號文件”。文件規定︰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要在政府事務部門的行政領導之下，由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負責管理，對家庭教會原則上不允許，但不硬性制止。

    中國的家庭教會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這一段較為寬松的時期內得到迅猛發展的。九十年代初，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已遠遠超過三自教會的人數。家庭教會信徒在對真理的追求上，更貼近于聖經，在對自身的信仰問題上，家庭教會的觀點也明顯地不討政府喜歡。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于九一年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即“六號文件”，文件中強調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和監督，並提出︰“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應依法登記，堅決制止自封傳道人的傳教活動，以及其它各種非法的傳教活動。”家庭教會已經被冠以“非法”的罪名。

    從一九九一年起，有一定數量的家庭教會負責人受到逼迫。

    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國務院頒布的第一四五號法令《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必需進行登記。”

    一九九四年五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根據國務院“一四五號法令”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詳細列出了有關宗教活動場所的條件與申請手續。也就是說，只要求家庭教會進行登記，而不要求家庭教會加入“兩會”。這個辦法中雖不再強調申請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必須要隸屬于官方認可的愛國宗教組織，但在第二條的條件中，卻提及必須“有主持宗教活動的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各宗教規定的人員”一項，意義不明確，模稜兩可。很多家庭教會因看這一條，擔心一旦登記後，政府就會把三自的教牧人員派進來，管理登記的家庭聚會點，所以拒絕登記。但政府又規定，若不進行登記，就要停止聚會。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國的弟兄願意把他在東城區朝陽門內南豆牙胡同六十八號的住房借給袁相忱用，袁相忱就和妻子梁惠珍搬過去住，聚會卻仍在白塔寺。搬過去住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較清靜，方便接待；二是把床櫃等搬走後，可以使白塔寺聚會的地方多容納三十多個人；三是可以利用這里的獨門獨院的環境，為信徒施洗。但一年過後，民警就開始不斷來找麻煩。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派出所的人突然來到袁相忱的家里，對他說︰“你們住在這里不合適，到你們這里的人那麼多，那麼復雜，你們也沒有辦理租賃手續，也沒報戶口。現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很快就要召開了，所以限你們在這個星期五之前一定要搬走。那天我們會來看你們搬走沒有。”說完這番話，又問袁相忱︰“你家里有沒有宗教書籍？”袁相忱實實在在地回答說︰“有。”公安人員就開始搜查。當時在另一個房間里，有許多書籍，窗台上放著一些聖經，在靠牆的櫃子上，還有好幾百本參考書籍。袁相忱想︰“如果參考書籍被他們搜去的話，就太可惜了！這是國外的弟兄姐妹千辛萬苦，冒著風險才帶進來的。”但聖靈提醒他還是要實實在在地說家里有書，並且告訴他們在哪個房間。可是那麼多人進來後，都只看到窗台上的書，說︰“這是非法的，要沒收，”卻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櫃子上也有書。所以，被他們拿走的只是一小部份。公安人員走後，袁相忱高興地對梁惠珍說︰“說實話真是有好處的，神自已會保守他的書籍。”

    星期四晚，公安局的人又來了，態度十分蠻橫強硬。當時己經是晚上九點多了，但他們讓袁相忱立即去派出所見所長。袁相忱對所長說︰“無論如何，星期五是搬不了家的，因為家里只有我們兩個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們都休息的時候。”所長這才勉強同意。所長旁邊有一個女公安忽然問袁相忱︰“你知道什麼叫三自嗎？”袁相忱說︰“我知道。”隨後他們就不再說什麼。這次公安走的時候，又把袁相忱家里的一些福音單張也一並帶走。但和上次一樣，他們沒有看到那些重要的書籍，也沒有給袁相忱留拿走東西的字據。

    更令袁相忱憤慨的是，派出所的人走了不久，家里的電話就被他們做了手腳。拿起電話來什麼聲音也沒有，既打不進來，又打不出去，顯然有關方面企圖利用電話來對袁相忱施加搬家的壓力。家里的電話不能用，袁相忱只得跑到街上去打公用電話，通知家人和朋友來幫他搬家。第二天，快要搬完東西的時候，電話又突然間能用了。他們根本沒有向電話局申請修理，電話就自動修復，說明電話出毛病，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故障，而是被人故意掐掉的，也說明在袁相忱的住宅周圍，政府有自己的耳目，看到袁相忱已快搬完了東西，就把電話恢復了。

    這是自七九年袁相忱出獄後，公安局第一次為信仰的緣故出面干涉他的工作。但這僅僅是序曲。

    一九九六年，政府人員找到袁相忱，把有關文件讓他讀過後，讓他辦理登記手續。袁相忱反復看過有關條例後，又與同工進行商量，答案是︰“拒絕登記。”

    為登記的事，西城區管宗教的李科長來了三次，李科長統管宗教民族工作。他對袁相忱說︰“這里雖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動場所，但可以說是簡易的，所以必需要登記。”但他也知道袁相忱在家庭教會中以及外國宗教界中的影響力，所以被拒絕後仍然努力爭取，他讓袁相忱下禮拜去區政府再詳談。

    袁相忱在下個禮拜二就去了區政府，他們對袁相忱很客氣，反復地宣講政策。袁相忱把經過與同工們商量後的意見告訴政府︰“我們六月四日己經在聚會時對大家宣布︰從下星期起停止聚會了。我們不登記，是因為我們不夠登記的資格。按宗教活動場所登記條例的第二條和第六條規定，我們都不夠條件。我們就一間小屋子，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專用禮拜堂；我也不是牧師。我們既沒有規章制度，又沒有經濟基金，我們認為自己不夠登記條件，所以不登記。”李科長听了，也沒什麼可說的。因為袁相忱一邊告訴他不登記，一邊又說已宣布停止聚會。政府規定︰凡是不登記的聚會就要被停；現在袁相忱自己主動把聚會停了，所以他們也沒什麼把柄可抓。李科長告訴袁相忱，他打算召集西城區家庭聚會的負責人，大家一起統一開個會，讓袁相忱一定要來參加。袁相忱說︰“我們既然不登記、不聚會了，也就沒有參加的必要了。”最後袁相忱留下一張自己的名片，說︰“你以後有事再找我，或者打電話吧。”就這樣，結束了政府人員的糾纏。

    袁相忱家里的聚會已宣布自行停止了，可信徒卻照舊來。宣布停止聚會的一兩個星期之內，信徒比較少，大約只有三十多人，但後來人又漸漸地多了起來。人多了，李科長又來了，並且這次是帶著派出所的所長一起來的，可見他們己經觀察了很久，是有準備的。禮拜天正在聚會的時候，李科長和派出所所長在外邊喊︰“把老袁叫出來！”信徒們傳話進去，把正在講道的袁相忱叫了出來。所長對袁相忱說︰“這樣不行。讓你們登記你們也不登記，現在又這麼多人，妨礙了交通。這里是非法聚會，現在正式取締，你讓聚會的人都走吧。”因為袁相忱耳朵不好，所以所長說的話沒太听清楚；既然沒听清楚，他也就不去理他，又進了屋，沒有宣布散會，而是繼續講道。所長在外面听到袁相忱又在講道，就很生氣，更加大聲地喊︰“這里不能聚會了，馬上停止！把老袁叫出來，你們大家都散開，回家去吧！”于是就把老人都趕走，留下三個年輕人和袁相忱一起問話，還查他們的身份證，間是什麼地方的人，後來也把他們放走了。派出所所長就與袁相忱談了二十分鐘，袁相忱據理力爭，所長最後說︰“老年人可以留下在這里聚會，年輕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數，人數太多了就是你的責任了。”

    後來袁相忱照樣堅持聚會。李科長不得不第三次到他家里來，這一次雙方談得很僵。袁相忱說︰“信徒要來，我沒辦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門封上，把我帶走，他們就不來了。至于我個人，我是信仰至上，國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觸，我只有順服神。”那天談話很僵，旁邊還有一個女的在記錄。李科長很生氣，說︰“你是怎麼念聖經的？聖經上寫的，在上掌權的，你們要順服。你念了半天聖經，卻一點都不順服政府。關你門就關你門，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我只要說一句話，就可以把你逮起來。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來；你如果再犯法，屢教不改，被我們抓起來，你這樣做對得起老梁嗎？”李科長很會說話，軟硬兼施；但說來說去，袁相忱就是不肯登記。李科長走的時候還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動你。只要我說一句話，你就完了。”袁相忱以為他們會再來逼迫他，甚至逮捕他。但感謝神，一直沒有，並且政府人員也再沒有為登記的事來干擾聚會或強迫停止聚會。

    宗教場所辦理登記的這件事傳到外國後，許多外國人不理解︰“為什麼不登記呢？我們國家也是都要登記的，登記就合法了。”他們不理解，在中國目前這個法制還不健全的時期，管理是幌子，要控制才是真的。

    袁相忱曾對信徒說︰“大家要做好準備，現在我們是允許一天就聚會一天；這個地方不允許了，就去那個地方。總之，聚會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登記風波過去了，其後雖然不再提登記的事，但袁相忱家中的聚會，卻有四次被強迫停止。第一次是在九七香港回歸的時候，派出所通知，在三天之內不許袁相忱家里有聚會，因為國家領導人要去香港，出席回歸儀式，要確保北京安全，所以就把袁相忱夫婦都接走了。不是拘留審查，而是很好的待遇。汽車接、汽車送，到袁相忱家附近公安局的一個地方，跟賓館一樣，有空調，但不是賓館，可能是個秘密開會或接待的地方——大鐵門，沒有門牌。他們一大早就來把袁相忱夫婦接走，晚上再用汽車送回來，還有兩個干部一刻不離地陪同著，袁相忱就和梁惠珍在那里看了三天的電視。六月二十九日正趕上是禮拜天，公安局比平時更早地接他們走，為的是不讓信徒們看見。七月一日是禮拜二，晚上也有聚會，公安局就不讓他們回來，比平時送回來的還要晚，可見他們對袁相忱家里的聚會時間和聚會情況，是很了解的。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八、九月份，初秋時節，美國的一個由三個宗教組織組成的代表團，來中國考察，《參考消息》上登過這個消息，是**請他們來考察中國是否真有宗教信仰自由。客人是**請來的，但政府卻不讓袁相忱聚會，怕代表團來找他，其實袁相忱當時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公安局的人來到袁相忱在北京昌平的住所，對袁相忱說︰“這麼熱的天，你們就在這里自己查經吧。”他們也知道這麼做不對，要講**，袁相忱又不是犯人，所以他們很客氣。他們不說是有什麼事，只是不讓袁相忱離開昌平，讓他好好休息，袁相忱是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有這麼個代表團來了，想要見袁相忱，而政府卻不讓見。

    那天袁相忱本來是事先約好了一位叫喬治的弟兄在白塔寺講道，喬治不知道袁相忱當時被強留在昌平不能來，就照舊去了，而袁相忱當時也無法再通知他不要去。好在袁福音早上十點鐘就去了白塔寺，他知道喬治今天要來，但不知道父親不能來。福音去了白塔寺後，發現門口有公安人員站著，福音就去開門上的鎖，公安看著他進屋後，也就跟進來，勸福音說︰“你回家去吧。”福音說︰“這就是我的家，我己經到家了。”公安說︰“你知道今天不讓聚會嗎？你有兩個選擇，要不就回家，要不就留在這里。但出去時，得告訴我們。”福音沒理他們，進屋後給昌平打了個電話，袁安湖正在昌平。袁福音說︰“白塔寺這里公安已經全把上了。”安湖說︰“昌平也是，四處有人轉來轉去。”福音又問了父母的情況，听說人沒事，就放心了。

    快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袁福音就想喬治他們快來了，他就往胡同口走，想找機會提醒他們不要進來。他一走，身後的公安也跟著走，但福音做出要買東西的樣子，左轉右看，公安跟了半截就回去了。福音在胡同口轉了一圈，就看見喬治等四人在過馬路，福音一擺手，他們四個人認識福音，就過來了，福音急忙對他們說︰“現在公安人員已看著我們了，你們趕快走！今天停止聚會。”翻譯就翻給喬治听，正翻著的時候，兩個公安就過來了，問福音︰“干嗎呢？”福音說︰“沒干什麼。”公安又問︰“你跟他們說什麼？”福音說︰“人家是旅游的，問個路，我能說什麼呢？”公安又對喬治說︰“拿護照來。”喬治卻從衣兜里拿出一塊糖來擱嘴里了。福音一擺手，他們四個人就快速走了，福音也往回走。那兩個公安措手不及，不知道該跟哪一個，最後沒有跟喬治，卻跟著福音，並對福音說︰“你快回家，不能在外面。”福音還沒進門，一個年輕的公安就過來了，很嚴厲地問︰“你剛才到底跟他們說什麼了？”福音說︰“你知道我說什麼了？人家來旅游的，問個路都不行嗎？”那人說︰“不對，你沒說實話。”福音說︰“那你說我說了什麼，就是什麼。剛才你不也在旁邊嗎？你听見什麼，就算什麼。”最後，福音急了，說︰“我在家里說話都沒自由了！以後別這樣，有事好說好商量。”那個年紀大的公安人員就說︰“算了，算了。”他們兩個就出去了。

    那天有些信徒來走到胡同口，等在那里的公安就說︰“別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會。”也有的信徒不相信，就問︰“為什麼沒有聚會？”公安就告訴信徒︰“老袁病了，你們走吧。”

    第三次是在中國召開“十五大”期間，袁相忱的聚會也被迫停止兩個禮拜——兩個禮拜不讓袁相忱去聚會，也不讓他離開昌平。袁相忱說︰“你們這是強制，我心里不服氣。”

    第四次是在克林頓訪問北京的時候，當時有兩千多名記者隨同，有關方面怕有記者來找袁相忱，所以不讓袁相忱來聚會。袁相忱說︰“克林頓是大總統，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他來和我有什麼關系呢？”有關方面回答說︰“克林頓來，帶著很多記者，這些記者難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頓在北京，你就不能聚會。”袁相忱很生氣，說︰“克林頓來是政府邀請來的，又不是我請他來的。你們請來的客人，你們自已管好，憑什麼反倒來管住我，不讓我出門？”最後，政府就派公安在昌平堵住袁相忱，不讓他出來，還讓袁相忱寫個紙條，說自己生病了，停止聚會。袁相忱說︰“我們基督徒不能說謊，我不會寫的。”公安局就派人在胡同口攔住信徒，不讓他們進來，說︰“袁相忱先生生病了，你們回家去吧。”

    除了這幾次被迫停止聚會外，袁相忱也多次被公安局找去談話，原因不外乎是因為發送書籍、聚會人數過多等等。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袁相忱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租用北京某廠的游泳池兩個小時。後來袁相忱被叫到公安局，他說︰“我沒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動，不妨礙交通和治安。”公安局說︰“宗教活動只限于教堂里邊，不許在外邊。”袁相忱說︰“宗教事務局不應該管這些事，你們只應該領導我們愛國就行了，這是我們教會內部的事。”公安局的人很生氣，警告袁相忱說︰“下次不許你再這樣。否則後果自負。”袁相忱就和同工們商量︰“下次，我們就去遠處。只要有信徒願意受洗，我們就有責任為他們施洗。”公安局還提醒袁相忱說︰“一九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門回歸，二是‘**’學運十周年紀念，你們要有思想準備。”意思是又要停止聚會。袁相忱說︰“你們停止我的聚會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宗教信仰自由，你們是強迫，但我心里不服。我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要向我的主交帳。”

    六、與外國友人的接觸

    福音派領袖葛培理博士曾在一九九四年到袁相忱的家中講道。葛培理去中國的目的是讓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彼此合作。葛培理來的前三天，袁相忱到其它地方帶領聚會的時候，為了趕公共車，摔倒了，眉毛上方受傷，當時就昏過去了。人們把他扶起來，他在路邊坐了一會，才搖搖晃晃地回家，當時說話都說不出來，問什麼都“啊啊”的，家人嚇壞了，趕忙用鹽水洗傷口、擠血，又打電話咨詢。觀察二十四小時後，見沒什麼事，才放心。第三天見葛培理的時候，袁相忱的臉上還是青一塊紫一塊，成了熊貓臉，尤其是眼楮處，又抹上了藥水，猛一看，很嚇人，袁相忱只好戴一幅墨鏡出門。一起吃飯時，袁相忱坐在葛培理的二兒子旁邊。他有一個組織，叫“東門”。他問袁相忱︰“三自他們也很好的，印聖經、傳福音、引人信主，你們為什麼不能合作呢？基督不是連仇敵都愛嗎？”袁相忱說︰“你所看見的、听見的，都是宣傳。我怕你們被他們欺騙了。”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宗教問題的這種復雜局面。

    在美國首都，每年二月初都有一個早餐祈禱會，邀請全世界各行業的基督徒領袖來。葛培理是白宮的宗教事務顧問，負責邀請來參加祈禱會的名單。美國方面認為北京的袁相忱、廣東的林獻羔、上海的李天恩這三個人是中國家庭教會的主要領袖，所以就邀請他們參加一九九五年二月的早餐祈禱會，當然也請了三自的人。袁相忱得到請帖後，就把這件事放在禱告上，但他心中始終沒有感動要去參加。傳道人不能隨便想上哪兒就上哪兒，一定要尋求主的旨意。葛培理夫人很好客，說︰“你們開完會後，要在我家里住三天。”這是屬于私人邀請。袁相忱就寫了封長信，給葛夫人，陳述了自己不去參加祈禱會的四個理由︰一是袁相忱認為政府不會發給他護照，因為他在監獄里呆了那麼多年，政府怕他說出什麼不好的話。二是因為袁相忱不願意參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動。在中國不參加三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祈禱會也是美國政府邀請，所以袁相忱不願意參加。三是美國方面也請了三自的負責人，袁相忱與他們無話可說。四是袁相忱覺得目前自己的健康已不許可他長途旅行。後來，葛夫人又回信，還是力勸袁相忱不要錯過這次機會，並針對袁相忱的幾個不去的理由給予詳細的答覆。首先說這是美國總統的約請，中國政府會給面子的，只要你提出申請，一定會讓你拿到護照的。至于和三自的人一同開會這個問題上，答覆是這個問題不要緊，討論時分開就可以了。對因健康問題不能長途旅行的答覆是︰我們會安排你先去三番市休息休息，然後再去華盛頓。葛培理和夫人及美國政府都是誠心邀請的，盡管如此，袁相忱已決定，無論如何，要順從聖靈的感動，不怕讓人失望。在寫給葛夫人的信中，袁相忱也寫道，如果是葛夫人私人約請，袁相忱就會考慮。政府邀請的，袁相忱不考慮。當時，他們三個被邀請的家庭教會的領袖，雖然沒有經過商量，但最後卻都沒去。很多外國人勸袁相忱說︰“你如果去的話，將來對你個人和教會的工作都會有好處的。”袁相忱說︰“我如果去的話，對我個人當然有好處，但我不是為個人而活，我只需傳耶穌的十字架就行了。葛培理總希望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和睦同處，但其實是不可能的。外國人以為我們這些家庭教會的不與三自合作是因為心靈中的傷痛還沒有被神的愛醫治，其實不是的。我們不能與他們合作，是因為雙方的道路不同︰我們是基督作頭，他們是政府的領導作頭。我們做任何事，不是要憑自己的能力和意思，而是通過禱告，憑聖靈感動而做。我們不求人的認同，只求做在神的心意上。”

    七、神學思想

    袁相忱自十八歲蒙恩後，一生中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屬世的工作團體，而是一直在服事神。他有傳福音的恩賜，傳福音時特別有耐心，干別的就沒什麼耐心。神召他就是專為傳福音的，他一提福音就忘我，好多次生病不吃飯都繼續講道，但神卻是一直保守他的身體。他的一生中，有著靈恩派的背景，卻始終執行著福音派的神學路徑。他念過神學，卻沒有神學文憑；他沒有寫過什麼屬靈著作，但卻牧養無數的羊群。他的事奉中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不參加任何組織，二是始終堅持家庭教會的服事方向。

    袁相忱說自己是非宗派主義者，他從不參加某個教會、團體、某個組織，更不拿工資，象雇工一樣。他與外國教會只是合作，而不是隸屬。袁相忱沒有神學文憑，但卻有神清楚的呼召。所以他認為一個傳道人應該是受神直接差派、靠信心生活的，不要固定收入。信徒應在各工作崗位以個人名義參加各種公義活動，而不是以教會名義。如水災捐獻，要比平常人多，比普通人積極。同樣，在愛國的行動上，不要以大會堂、教會的名義，而應以公民的身份和名義。

    袁相忱認為，現在三自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解放初期，還有一些自傳、自養的宣傳的必要，但解放五十年來，教會都是自傳、自養的，所以三自已經完成了其任務。三自是一種運動，運動都要有結束的時候，哪一種運動能持續五十年呢？三自之所以還要存在，是因為政府要利用三自控制教會，利用某些牧師，來做政治的工具。實在講，三自對教會沒有什麼貢獻，因為教會需要聖靈的能力、聖靈的工作。三自沒有這種供給，人們慢慢對它失望，退出三自，所以三自前途黯淡，既使是靠著政治的力量來做，表面看很好，但其實是變質的，沒有屬靈的實質。按聖經上講，就是草木禾秸︰人看一大堆，很熱鬧，但沒有用，全是社會化的地上組織。老底嘉的教會，末世的教會就是這樣。表面上什麼都有了，其實是貧窮、可憐、赤身的，把耶穌推在門外。

    雖然改造了二十多年，可袁相忱政教分開的觀點仍然沒改變。宗教事務局雖然口頭說他們只領導信徒來愛國，對教會內部事務不管，他們再三地說三自不是教會的太上皇，可事實上宗教處什麼都管。宗教政策還沒落實，與真正的自由相差還遠。基督徒應以公民的身份愛國，盡該盡的本份，按時納糧、繳稅，奉公守法；但如果政府的法律與信仰抵觸，那就只有順從神，而不順從人。袁相忱多次表態說︰“其實我們沒有超政治，但我們有一個原則，傳道人應專一以傳道祈禱為事。”

    袁相忱認為使徒信經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礎，很重要。他曾多次根據使徒信經，在講道中對新派的信仰提出批判。新派的人不相信使徒信經，但袁相忱卻堅信，使徒信經是我們信仰的準則，也是判別異端的標準。

    袁相忱的某些神學觀點，開始是受遠東宣教會的影響的。他開始認為，人得救後有失去的可能，即一次得救不能永遠得救，老師在課堂上這樣教，他也就這樣相信。但後來，隨著自己神學思想的成熟，通過經歷，他又覺得這些觀點不對，應該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三八年傳道後就總在思考這個問題，後來改變了。他認為一個人得救後，有了神的生命，他若犯罪，心里就不平安，若還再犯，神就擊打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就不會再失落。這是神學的一個爭論問題，但真正的得救與否是從神而看的，不是人自我想像的。

    在神學院讀書時，遠東聖書學院很注重四個教義︰重生、成聖、神愈、再臨。袁相忱認為重生是自己能知道的，而且生活中有改變的見證。根據聖經的應許，成聖是第二步，靠著聖靈的力量，能過一個得勝的生活，分別為主、分別為聖。那就是通過聖靈的充滿，接受聖靈的洗禮，是第二步的恩典。成聖並不是不犯錯，而是有能力勝過罪惡；還可能有失敗，但有能力勝過肉體，過一個得勝的生活；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不犯罪，過一個聖潔的生活。重生後你的地位已經成聖了，但生活還沒有；重生是因信稱義，但成聖是因信而成義。

    在對罪和義的認識問題上，袁相忱認為人是有原罪的，也有本罪。原罪是遺傳，是單數，本罪是自己所犯的，是復數。

    對三位一體的認識，是信仰的基石。如果不承認三位一體，就是異端。袁相忱也相信三元論，他的神學思想中，明顯地能看出五十年代中國神學思想的影子。

    袁相忱在講道時，也經常對年輕人講起如何分辨什麼是神的旨意。他認為可以通過三方面來辨別︰一是聖靈的感動。做什麼事都要分辨是否是聖靈的感動；有時是人自己的感動，有時或者是出于魔鬼的。二是凡是聖靈的感動都是合乎聖經的，不合聖經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三是要看環境是否許可，若環境不許可，表明時間還沒有到，不能去做；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時間，還需要等候。三個條件都合適了，才是神的旨意。

    袁相忱在講道中，也經常提及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一是十字架所表達的救恩︰我們有了十字架才能得救；二是有了救恩後，我們要過一個舍己背十字架跟隨主的生活。人很容易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難，但一定要一生背十字架跟隨主。十字架表示羞辱，表示受苦。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榮耀；有了十字架，才能換公義的冠冕。所以他鼓勵信徒應該樂意背十字架。因為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極重無比的永遠榮耀。有人問袁相忱︰“你在監獄里那麼長時間，苦不苦？”袁相忱說︰“沒什麼，這與耶穌的十字架，簡直不能比！”他靠著主的恩典，知道這窄路算不得什麼，情願為主殉難、為主而死。有這樣的想法後，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也就不覺得苦了，沒什麼感覺了。如果沒這個“豁出去”的想法，就會怨天尤人，會覺得苦死了。有很多人去自殺、上吊，但袁相忱卻從來沒有這種想法，認為這是主的安排，與主比起來，這又算得了什麼？

    關于教會的發展路線，無論在解放初期還是現在，都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袁相忱認為︰他始終主張自傳、自養，他也始終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宗派。雖然工作範圍小一點，但卻是本色化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搭建起來的；開始是一邊掙錢糊口，一邊做神的工作。對教會的發展前景，他也是很樂觀的，他相信基督教是在患難中、**中成長的；越逼迫，信徒越增多。一九零零年，中國殺了不少傳教士，也殺了不少基督徒，特別是山西，受難的人很多。叫外國人為“大毛子”，叫基督徒為“二毛子”，但經過大逼迫後，基督徒反而更多了。解放後也同樣。據香港調查，大陸的基督徒佔人口的百分之九。這個數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又無法徹底查清楚，因為中國有三自會和家庭教會兩個組織的基督徒，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不公開的，也是無法統計的，並且遠遠多過三自會。有人問袁相忱︰“現在國內的宗教政策是松了還是緊了？”袁相忱說︰“共產黨有一定的宗教政策，無所謂松緊。我們不管他松也罷、緊也罷，主的工作沒有停止。那就是︰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教會。好像使徒時代一樣，神跡奇事隨著證明听信之道。復興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國燃燒起來，而且在大陸也一樣。”

    袁相忱始終抓住主的應許。他多次勸勉同工說︰“很多人願意相信，只要你敢傳，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傳。現在人的心里都空得很，容易接受福音，並且主耶穌很快就會回來了，所以一定要抓住這個時機，努力傳福音。把得救的數目添滿了，主才能回來。”但在工作時袁相忱一直強調，不要依靠勢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靈。他說︰“我們缺少的是聖靈的恩賜。若用恩賜服事主，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聖靈的充滿，有聖靈的恩賜；另外就是要結出聖靈的果子，把基督活出來，工作就更有力量。”

    袁相忱也認為，教會與教會的聯合，應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的。聖經從來沒有組織上的聯合這一說，那都是錯誤的；把組織聯合起來是人的做法。啟示錄二、三章說了七個教會，那七個教會都在小亞細亞，約翰寫信時沒有寫亞細亞的總監督，而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教會與教會間在靈性上有聯系，在物質上有聯系，但在行政上一定要獨立。安徽發生大水災的時候，教會的這種形式就很清楚。北京各教會捐錢、捐物、捐糧，做了很多幫助，這是應該的。在屬靈的需要上，可以請外地的人來本地講道或交通，但再無其它大的聯合的必要。聖經上沒有總會、分會，母會、子會，都是平等的。神的計劃是整個宇宙性的，中國的教會也在他的計劃中。

    袁相忱對家庭教會的看法是︰他認為家庭聚會力量大得很，他的口號是︰“家庭聚會遍地開花”，這樣才能把福音推得更廣、發展更大——家家是哨兵。家庭教會將來會大大發展，遍地開花。沒什麼統一組織，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應這樣。他反復強調，沒有組織是對的，教會不是地上的組織，不是人民團體。四、五十年代時，袁相忱與王明道先生等教會也不是凡事都商量，因為都是獨立的。大家彼此都沒怎麼通情況，也沒有天天“開黑會”。王明道先生有時把著作拿給袁相忱看一看，有時來講道，大家都是獨立中又有配搭的。

    袁相忱相信神跡奇事在現在還是可能的。他自己就經歷過，也為別人趕過鬼，更嘗過神愈的甜頭。袁相忱信主後，就從不吃藥，相信神能醫治他的身體。感謝神，他在監獄中也沒有病過，好像出埃及，衣服沒破，鞋也沒壞，很奇妙。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曾因淚囊炎住院手術，當時眼楮老是流淚、發炎、眼紅，這也是他信主後幾十年來第一次上醫院。一進人民醫院，他就說︰“這是什麼地方？亂七八糟的，我不來這里了。”梁惠珍勸他說︰“你看病怎麼能不住醫院呢？”袁相忱對一切程序都不知道，每天只說要趕快回家。手術後又感冒發燒，又從眼科轉入內科，大夫看他年紀很大了，就讓他好好全面檢查一下，護士天天給袁相忱抽血化驗，袁相忱就不高興；護士給他打針，他不讓，說︰“別給我打針了，我很快就能自己好的。”後來他就在病房里大聲禱告，禱告完了，出了一身汗，就知道神醫治他了，立刻就要出院。家人勸他多住兩天，他就說︰“神已治好了我，你們為什麼不相信呢？”說什麼也不肯呆下去，後來就出來了。出院後算賬的時候，醫院多收了許多錢，同屋的人證明說沒打氧氣，但護士說打了，就讓交錢。袁相忱對梁惠珍說︰“你看，我說不住院，你非要讓我住，這下好，花錢受罪，又沒治好。學個功課吧！”出院時醫生讓家屬簽字，上面寫︰“醫生不同意出院，但病人自己自願出院，若出院有什麼意外，醫院概不負責任。”大女兒安湖就替父親簽了字，臨走醫生又開了幾百元的藥給袁相忱，袁相忱說︰“不要買，我已經好了。”家人就听他的話沒買，後來回家一看，果然是好了。

    住院時袁相忱才第一次有時間問起孩子們︰“這些年你們是怎麼生活的？怎麼找上了現在的工作？”

    袁相忱也是從一九九八年才開始吃藥的，以前無論有什麼病，都堅決不吃藥。一九九八年後，他的身體很差，家人勸他吃藥，他不肯；後來同工勸，才肯吃。但每次吃藥的時候，他都會說︰“我的病其實不用吃藥就能好的，我幾十年都不用吃藥，神也保守，現在你們把我當成皇太子了。吃藥是表示順服肢體，不是治病的。”

    九十年代初期，中國教會都受到靈恩運動的沖擊，袁相忱反對極端靈恩的某些片面的說法，但卻不排斥聖靈的工作。他說︰“我們需要聖靈。我十九歲就受了聖靈，要憑信心求。”袁相忱相信重生與聖靈充滿是兩個不同的工作，受聖靈充滿的感覺表現都不一樣︰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覺得發燒，好像過電一樣，有人拍手，有的跳起來，有的打滾；就他個人的體驗來說，相信萬軍之耶和華的靈充滿一個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現，有動作，有少數人沒有什麼感覺。聖靈充滿就好像重生一樣，不要追求感覺，要憑信心接受。

    袁相忱也曾在聚會中講過關于方言的知識。他說，聖經中方言有三個，一個是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別國的話，別人能听懂的，用不著翻譯。二是林前十二章，那是恩賜。三是十四章，聖靈里的禱告，用靈歌唱。在聚會的時候，按聖經的教訓，沒有翻譯，免得耽誤時間，就不要說方言；若有翻譯，還能對別人有些造就。普通聚會時，最好不要講，應當自己在家里講，其實那是聖靈里的禱告。

    對于極端靈恩派的許多過激言論，袁相忱常常予以批評。他說李常受也曾批評過靈恩派的過激行為，認為是挑動魂的工作，是肉體的活動，表面很熱鬧，里面沒成長。基督徒應當在真理和知識上多追求，不應過份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袁相忱認為雖然李常受本人有許多別的錯誤，如對三位一體的懷疑，認為耶穌是被造的等，甚至走到異端，但是他對極端靈恩派的批評，袁相忱是很同意的。有許多人說袁相忱是靈恩派的，袁相忱知道後說︰“我沒有派別，我也沒說方言，我也沒有認為不說方言不得救。我們要在真理上平均發展，要平衡。我說過要追求聖靈充滿，但不是指靈恩的過激行為，而是按聖經的要求，不走極端。”因為曾有挪威靈恩派的人來看望過袁相忱，所以人們以為他也是靈恩派。袁相忱說︰“我這里的門是敞開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經，就可以來，但來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我的觀點。”袁相忱覺得靈恩派也有長處、有能力，靈恩運動在教會歷史上是有貢獻的，但後來走偏了，偏在方言和醫病上。他告誡信徒︰“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怕靈恩的極端，卻不去追求聖靈充滿。應當被聖靈充滿，應當有恩賜。我們應當高舉生命的成熟，內心的潔淨，工作的能力。”

    袁相忱也非常注重肢體之間的彼此扶持和造就，他的聚會中，有很多時間是專門用來給信徒講見證的。聚會完後，信徒們就在那里繼續分享交通，袁相忱總是說︰“信耶穌的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多談話，多交通，多彼此了解。聚完會、听完講道就走了，彼此連個招呼都不打，能算是一家人嗎？”

    八、扶我前行

    袁相忱十八歲蒙恩，二十歲奉獻，經過四年的神學裝備後，進入了四十年的傳道生涯。這四十年又明顯地分為前後兩個時期，每個時期二十年︰第一個時期是三八年到五八年，是從神學院出來，直到被捕入獄；第二個時期是從八零年到現在，是獲釋後的重新事奉。這兩個事奉期間中又插入了近二十二年的鐵窗生涯。他十八歲成年以後的生活可以用“傳道”和“坐監獄”兩項內容來概括。他的一生，經歷了福音在中國傳播的幾個重要時期︰他成長在本世紀神的福音在中國的第一個復興時期，在這個大復興時期中接受福音並奉獻自己，投入事奉，完成了他二十年的初期事奉。他在大逼迫時期，為主做出了美好的見證，在監獄中度過了自己一生的最黃金時代；從監獄獲釋後，神又繼續大大地使用他，讓他牧養多人，使他成為八十年代後，中國本世紀第二次福音大復興時期的堅強斗士。他原以為，在監獄中的那二十多年，耽誤了他許多工作時間，沒想到神卻以自己的方式賜福他，在他後期這二十年的事奉中，神藉著他的手，成就了比以前二十年事奉更為顯著的果效。

    袁相忱在監獄中的時候，經常有一句話響在耳邊︰“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腓1︰12）。他當初只是憑信心單純地相信，神讓他遭遇到這一切，是有著人所不能測透的美意的，他只想到神讓他做一個殉道者，以他的殉道來榮耀神的名。但他卻沒想到，神在二十多年後，分配給他的角色是一個繼續戰斗的勇士，更不知道神將會一步步地帶領他，並把他個人的苦難，化成對中國靈魂的祝福。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當代教會歷史發展的影子──他本身就是一部歷史。

    從袁相忱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歷史的軌跡，更看到了神的作為。他幾十年的生命，在神的規劃下，其實只有一個目的︰為主做見證。時期不同，方法也不同，但所見證的卻是同一個神。在神面前，所有的政治偉人和歷史際遇都黯然失色，所有的風雨和波浪都不足為奇，惟有神的公義長存于天，惟有神的全能作為彰顯于地。五十年後的今天，現代派的神學信仰早已被歷史的發展所淘汰，現代派神學觀點已趨于沉落，而福音派的神學思想也有很大進展。這是神的作為，中國的工人已為神的這項工作做出了美好的見證，他們持守真道與捍衛真理的精神，已在中國的信仰根基上打下了美好的基石。

    神所看重的，不是人的才能，不是人的智慧；他看重的，是他兒女對他的忠貞。在神的工作中，神所重用的一批批兒女，前赴後繼地把自己擺上，當作活祭獻給神，神的祝福藉此臨到萬邦。神的僕人並不是有著過人的智慧和學識，他們之所以成為神所合用的器皿，是因為有著聖靈的同在，也正是因著聖靈的光照，他們能夠看清楚自己本身的一些弱點，在工作中加以避免。

    袁相忱對自己的缺點有很深的認識，他多次與同工談及他的缺點，讓大家在與他配搭中，幫他克服。頭一點就是性子急；二是不細致；三是不聰明，看不出問題，腦子不復雜，也不記事；四是他也沒有極富感染力的語言能力。但神卻大大地使用了他，因為神看重的就是他的完全把自己獻上的心志，看重的是他的忠心。袁相忱對來他家里的每一個人，都不厭其煩地宣講神的福音，每次聚會前、聚會後，袁相忱都把這一段時間專門留給新來的人，詢問他們的感受、情況。袁相忱的同工看到袁相忱講完道後還要和人談話，怕他太累，就說︰“袁先生，你休息一下吧。這些小事讓我們來做。”同工的意思也是愛護他，怕他太累了，袁相忱卻說︰“神的工作中沒有小事，我就是一輩子做這些小事的。”

    這句話正是袁相忱一輩子事奉的真實寫照︰神的工作中沒有小事，他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耶和華，並在他的聖殿中盡忠到底。

    袁相忱的身體一直都很差，他說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藥罐中熬出來的。但神卻一直保守他，賜給他信心，並賜給他令人難以想像的事奉精力，讓他在二十歲後，度過了幾十年沒有醫、藥的生活，並且在監獄那樣惡劣的環境中，他的身體更蒙神的保守，比年輕的時候更健康。袁相忱總是對同工們說︰“我是活一天就為主做一天，想不到什麼時候世途就走完了，想不到什麼時候主就回來了，所以能坦然無懼地見主就夠了。要不是信主，我不會有現在這麼幸福，是主扶著我走過這幾十年的人生歷程的。”

    袁相忱認為自己談不上賞賜、冠冕。因為啟示錄中說，要把冠冕放在主的腳前，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因著神特別的保守，所以他對自己的要求是︰“盡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做一個忠心有見識的僕人，活在主的恩典中。”

    上帝的手攙扶著袁相忱走過了這幾十年，上帝的手也攙扶著他的每個兒女，讓他們走在神所喜悅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