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我没有长眠
我是四处流动的风
我是雪中闪耀的钻石
我是阳光下成熟的稻谷
我是秋天里的雨露
当你在宁静的早晨醒来
我是俐落疾飞的鸟
我是夜晚闪烁是星星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佚名
走进亮光中
枯干垂死的小花，安睡吧，安睡，你们的美未及开放即已枯萎。
——康斯坦丁·巴尔蒙特
在6年前，加州基尔罗伊市的特产仍是大蒜，有个小天使在那儿诞生了。珊依·布拉斯对她的母亲萝莉来说是个奇迹。几年前，医生早就告诉萝莉她不可能再有小孩。而她却怀了双胞胎，三个半月时其中一个胎死腹中。小小的珊侬第一次展现了她不放弃生存的勇气。两岁半时，珊侬被诊断患了癌症。她的医生说她活不了太久，但凭借着爱与决心，她活了更多年。
珊侬患的是**细胞癌。每年7500个患癌症的孩子中只有75个患的是**细胞癌，医生们必须从她的骨盆中抽取骨髓。
珊侬在接受骨髓移植前经历了两年的化学疗法。那是一个威胁生命且不能预测结果的手术。骨髓移植和接近致命的化学疗法使她徘徊于生死之间。
医生说在化学疗法之后她会终生瘫痪不能走路。但她在重量仅27磅时竟能行走。萝莉说：“孩子们的生存意志真是不可思议。”她的勇气自始至终都很惊人，她以顽强的斗志宣示她永不放弃。珊依还因此在圣塔克拉拉的美的盛会中得到一个奖杯，以鼓励她不屈不挠的勇气。
珊侬的父亲赖瑞，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折断了背脊、脖子和双腿，变成全身瘫痪——正与珊侬的病被发现时差不多时间。赖瑞在白天和珊侬一起留在家中，他说：“她有强烈的生存意志，她会证明人们错了。”
萝莉说，她的家人活在希望中。你看着珊侬时，绝不对认为珊侬知道她快要死了。她总是精力十足，充满对她周遭事物的关心与爱。当珊侬在斯坦福医疗中心住院时，短短几年间，死亡把她最好的朋友都带走了，她失去的好友比任何年长的人在一生中所拥有的朋友还要多。
在珊侬最难熬的时期，她常在夜里惊醒，坐直了身子，紧抓着她的父母，她要求她的母亲别让她到天堂去。萝莉只能以沙哑的声音回答：“天哪！我多么希望我可以答应你。”
有时她甚至是个小讨厌。有天她跟她妈妈到杂货店去，有个友善的人对她们开玩笑：“你把这个小男孩的头发剪太短了！”珊侬则不带攻击意味地回答：“先生，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患了癌症、快要死的小女孩。”
有天早上，珊侬不断地咳嗽，她妈说：“我们必须再到斯坦福去。”
“不，我很好。”珊侬坚称。
“我认为我们必须去，珊侬。”
“不，我只是感冒而已。”
“珊侬，我们非去不可！”
“好吧，但只能去3天，否则我会搭便车回家！”
珊侬的不屈不挠和乐观精神让有幸在她周围的人觉得生命充满意义。
珊侬在意的并不是她自己和她的需要。当她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她还会跳起来帮助她的室友，倾听他们的需求。
还有一天，她看见有个满面愁容的陌生人走过她家，她就冲出门外，递给他一朵花，祝他有快乐的一天。
某个星期五下午，珊依躺在斯坦福儿童医院，盖着她温暖的旧毯子，不住地呻吟。麻醉作用消失，她打嗝且呜咽，但她却为了周围人的安宁强忍痛苦。
她张开眼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她妈：“你好吗？”
“我很好，珊依。”她妈说：“你好吗？”
在打嗝和呜咽结束后，她回答：“我很好。”
在他们的家庭保险不够支付她的医药费时，珊依直接和当地的基金筹措人打交道。她走进基尔罗伊罐头工厂，走向她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并和他们谈话。她对每个人都充满了爱心，从没注意到人们有什么不同。最后她这么说：“我患了癌症，可能会死。”之后，当这个人被问到他是否会为珊侬贡献他们罐头工厂的罐头时，他说：“给她她要的任何东西！”
珊侬的母亲对珊侬和其他患了绝症的孩子有如下看法：
“他们用心度过短暂人生。他们本身自然重要，但周围世界更重要。”
4岁时，小天使珊侬在生死线上挣扎，她的家人知道到了她该离去的时候了。聚在她床缘的家人，鼓励她走向通往光的隧道。珊侬回答：“太亮了。”有人要她走向有天使的那条路，她回答：“他们唱歌唱得太大声了。”
如果你路过基尔罗伊看到小珊侬的墓碑，你会读到她家人写的话：“愿你和其他天使们手牵手。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们的爱。”
1991年10月10日，在基尔罗伊当地的报纸《快递报》上，刊载了12岁的丹米安柯·达拉在珊侬去世前写给她的信：
走向亮光，珊侬，比你先走的人充满期待地在等你。他们会敞开双臂欢迎你，以在地上或在天堂中最让人感到愉快的爱、欢笑和情感来欢迎你。珊侬，那儿不再有痛苦，更不会有悲伤。进入光亮之中，你可以和过去你正奋力对抗癌症和聪明地躲开死神的手时神秘失踪的朋友玩耍。
还留在地上的人一定会深深怀念与众不同的你，你会活在他们的心灵里和精神中。人们都认识你，因为你使他们更亲密。
最让人惊讶的是，不管你的面前有什么问题，有多少艰难的障碍，你不断让自己更有力量来打败它们。但可悲的是，最后的审判打败了你。虽然我们舍不得你离开，但我们仍赞叹你的勇气。你最后终于体会到做个普通小女孩的自由，且知道你已做了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多的事。
被你感动的心永不会失去爱的感觉。所以，珊侬，如果你忽然发现你走在黑暗的通道中，只看得见一丁点光亮，记得我们，珊侬，并勇敢走向光。
（多娜·罗亚布）
斯奇——一个绝对的好朋友
小时候，我不了解为什么我只应为人类祈祷。当我妈妈吻我道晚安时，我已习惯于增加一个静静的祈求，为所有的生物祈祷。
——亚伯特·史怀哲
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它正坐在几只又跳又叫来吸引我注意的狗之中。它静**着，用它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它的眼睛是它最好的特征。它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像被人从很多只狗身上取下来滑稽地拼凑上去的。短腿德国猎犬的头，大麦町的斑点，看来像威尔斯腊肠狗的腿、尾巴或者是……？什么都有的它，看来很奇怪……它是我看过的最丑的狗！
我叫它斯奇·苏·萧。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它大概是3到4个月大，但看起来却有十四五岁。当它6个月大时，人们会说：“孩子，这只狗多大？它看来跟着你很久了。”当我回答它6个月大时，无法避免地会引致一阵冗长的沉默，有时就这样结束了谈话。它从不是那种当我在沙滩上遇到、或想遇到的朋友时会引起话题的狗，只有一些老太太会对它发慈悲心。
但它很可爱，有爱心也很聪明，正是一个可以帮助我在失恋时忘掉痛苦记忆的好伙伴。它喜欢睡在我的脚上……不，不是在床脚边，就是在我的脚上。每晚我翻身时总会感觉到它小小圆圆滚滚的身体。我感到我的腿好像被压在铁砧下头。最后我们达成个协议：它睡在我脚上，我尝试不要在床上多翻身。
我认识第一个丈夫时，斯奇在我身旁。他很高兴我和他一样都有条狗。他的家人也不欢迎他的狗，因为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完整的家具——完全被他的狗破坏殆尽。我的朋友非常开心，他以为把他的狗留在我的狗旁边，狗就会有事故，而不会天天啃家具。没错，他的狗使我的狗怀孕了。
那时我和斯奇刚从海边散步回来，虽然在我看来斯奇的外表并无长进，但对于3里之内的公狗来说，它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翘起尾巴，高抬着头，好像狗展里的公主。公狗从篱笆后头，一路跟着我们，咆哮呢喃，好像快要死掉一样。我马上联想到——一定是它发情期到了。我朋友的狗只有8个月大，所以我错以为让它们单独相处很安全，我还去打了电话和动物医院约定了斯奇的“相亲”日期。
当我返回来时，斯奇和我朋友的狗已经在我的客厅里黏在一起！噢，真是太可怕了。我除了吃惊地坐在那儿等着事情发生外还能做什么？我只能等候。它们开始喘息，斯奇看来无精打采，他的狗也疲惫不堪。我打电话叫他来，让狗儿分开并把他的狗带走。我等了一会儿之后，实在无法忍受，就到外头花园里打杂去了。当我的朋友在工作后带走他的狗时，这两只狗正在客厅地毯上打盹。它们看来如此天真无邪，让我以为一切只是我的想象，什么事也没发生。
斯奇有了怀孕的征兆。它本来就圆圆滚滚的身体在从狗门中挤进挤出时像一只小型的飞船。它对散步和跑步都兴趣索然，但已惯于以滚来滚去、摇摇摆摆的走路方式把大腹便便的自己从一个房间弄向另一个房间。该感谢的是此时它不再坚持睡在我的腿上。它已经没法爬上床，所以我在床底下做了一个窝，我认为它该每天做运动维持身材，所以每天下午我还是继续带它到海滩散步。只要我们到了沙滩，它一定趾高气扬地抬头四顾并翘起尾巴，在岸边走来走去。我想它肚子里的小狗一定东滚西滚，为这样的动荡而作呕。
在帮斯奇助产前我从没有类似的经验。它在某个凌晨用嘴把我的被单咬到它的窝那边来叫醒我。这时我已能机灵地应付它的每一项要求，在它努力生出第一个宝宝时我即随侍在侧。它看来像被塞在一个密闭袋子里。斯奇开始咬那个袋子。我真希望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看哪……真的是只小狗，滑滑的、黏黏的。斯奇把小狗舔干净，躺下来睡回笼觉，我也回到床上。
20分钟之后，我又发现棉被又被拖走了——另一只小狗——我陪它一起奋战、和它说话，直到第二只小狗出生。我们谈了一些从前我从没对任何一只狗说的事。我告诉它，我对它敞开了心扉，谈论了它到我身边来以前我失去的爱及内心的空虚。它从不抱怨……不抱怨我的话，也不抱怨生产的痛苦。整夜我们都在一起，斯奇和我……说话、生产、舔小狗……我做了第一件事，接着都是它的事。它一点也没有哭叫呻吟，从小狗们诞生的那一刻就深深爱着它们，那是我最感充实的人生经验之一。
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它，也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我朋友的狗。有三只看来像黑色的小羔羊，有三只则像短腿德国猎犬，背上有黑色的条纹。它们都很可爱。我们的朋友排队等着要斯奇的小狗，我大可不必在杂货店前捧着箱子等待别人来认领。
我的朋友和我结了婚又搬了家。我们把斯奇留在身边，把他的狗送给别人，这件事我想他大概不会原谅我。
我们搬到一个有开阔原野的地方，所以斯奇能够在那儿自由自在地跑动。它会全速地冲到原野尽头，消失无踪；偶尔你又会看到它的头顶和耳朵在微风中高高抬起、轻轻扇动。它常出去玩得气喘吁吁。不知它是否曾经抓过兔子，但我知道它尽力在做这样的事。
斯奇什么都吃，也什么都吃得下。有个下午我为了晚上的教会聚会做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不知怎么斯奇竟发现了装饼干的袋子，它不只吃了一点，也不只“大部分”，它吃掉了所有的饼干——总共250块！我还以为它在那个小时内重新变成了孕妇。只有这时候它才会呻吟、喘气，看来不太正常。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赶快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兽医问我它吃了什么，我回答，我根本没有喂过它。兽医的眉毛抬得几乎高到头发里头。他说它吃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把它留在动物医院过夜，回家去找我要带到教会聚餐的奉献品。250块饼干不翼而飞，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我确定自己在离家前把它们放在碗柜里。我到了后院，竟然发现我早先用来装饼干的9个塑胶袋整齐地堆在那儿。它们一点也没被弄皱弄乱，只是空了。我于是打电话给兽医，向他解释250块饼干不见了的事实。他说不可能，没有任何动物吃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之后还能活命。他在晚上会好好观察它。第二天斯奇就回家了。从那时起，它对饼干就不太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坚持它吃的话，它还是会吃。
斯奇的外表和年纪终有相称的一天。它在16岁时开始举步维艰——爬阶梯对它而言变得困难；肾的疾病也使它有痉挛现象。它一直是我的朋友，有时是我惟一可贵的朋友。我和人类的友谊会枯萎凋谢，但我和斯奇的友谊一直稳固而可贵。我离婚，再婚，最后感觉自己是个劳碌命。我无法忍受看到它那么痛苦，我决定人道一点，让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平静。
我向医院预约并抱着它上了床。它亲密地挨紧了我，虽然我知道它正在受苦。它不要我为它担心，它只需要我的爱而已。在它的一生中，它从不发牢骚也不哭诉。它为我们之间付出了很多。在我们最后的一次同车的时候，我告诉它我有多爱它，而且为它感到骄傲。它真正的美长久以来一直笼罩着我。使我忘了我曾经认为它很丑。我告诉它，我很欣赏它从不乞求我的关心和爱，而以一种理所应当的优雅接纳。如果动物中也有高贵血统的话，它一定是，因为它有能力像个尊贵的女王一样享受生活。
我把它带进兽医的办公室，兽医问我在它最后的一刻我是否要陪着。我说是。当它躺在硬硬的金属床上时，我用双手环抱着它，企图使它在兽医为它注射一针结束生命时保持温暖。它企图起身，但没法像以前一样站直脚来。在这最孤独的一刻，我们互相凝视着……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温柔而值得信赖的眼睛，看着我泛着泪水的蓝眼睛。
“你准备好了吗？”兽医问。
“是！”我回答。
我在说谎。在我一生中，我永远没准备要放弃我对斯奇的爱，我永远不想放弃它。我永远没准备要如此，虽然我不想打破我和斯奇的联系，它也是。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我看见死亡进入了它的凝视里，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常在想，如果人也能复制宠物们对我所示范的品质，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斯奇就毫不费力地以优雅和体谅的方式给我忠诚、爱、理解与同情。如果我能给我的孩子同样的爱，我确信他们长大后会成为地球上最快乐、最有安全感的人。它是个好榜样，我也相信我会让它引以为荣。
人们说，我们死了之后会和我们所爱的人在某个地方相遇。我知道谁在等我——一只小小的、圆圆的、黑白相间的狗，它有一张老脸和一条再次看到它最好朋友时一定会快乐得摇个不停的尾巴。
（佩蒂·汉森）
一个英雄的故事
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吉本
越南军援司令部终于同意让我从西贡调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从克拉克调到关岛，从关岛再调到夏威夷。在那儿，我开始记起我为什么赴战场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着她们瞧的美丽动物们、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义猪、罪恶感。记得，那是在70年代早期，男人还有权痴痴地望着女人……夏威夷就是个能这么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过夜后，从檀香山飞往洛杉矶到达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睡了一天一夜，还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已旅行了9000里，却还留在西贡的时间习惯中。我想我还在回避无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对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诉她她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事实。我有罪恶感，但还是得这么做。
我在达拉斯机场搭公共汽车，开始前往波曼的250里长路。德州很冷，我心里也很冷。
我站在门口，无法按门铃。我怎能告诉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那个男人永远不会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强烈欲望和对一个我不认识、但使我人生因而改变的人的承诺中撕裂。我站在那儿，希望有些事会发生，帮助我伸出手去按门铃。
我开始哭了。我站在那儿，在大门口，恐惧和罪恶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几乎是第一百次了，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体，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哭了。为他哭，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为我哭。我必须向前走。我明白在这个悲剧的战争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幸存，这个无意义的战争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实现什么。
轮胎摩擦着碎煤渣路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拉回来。一辆破旧不堪、红白相间的普莱茅斯计程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的黑人妇女。司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车。他们瞪着我，相对无言，动也不动，怀疑着我，一个白人，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就在他们正要对我说话时，忽然间女人的脸闪过恐惧的表情。她开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冲向我，把司机留在背后。她三步并两步走，两手抓着我的外套，问：“告诉我，你是谁，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噢，该死！”我想，“难道是卡德威的妈？”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轻柔的声音说：“我叫弗来德·帕尔斯，我找辛蒂·卡德威。这是她家吗？”
女人盯着我，倾听我说话，试图理解我说的话。很久以后，她开始发抖，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如果我没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门。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一起倒向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
计程车司机在门被打开时过来帮我扶住这个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见了这幅景象：一个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妈妈，站在大门口，她迅速展开行动。
她很快地把门阖上一半，当她再次出现时，手里持着12口径的猎枪。枪稳稳地拿在她手上，她声色俱厉地说：“放开我妈并离开我家大门！”
我透过朦胧的镜片望着她，希望不要因为一个误解死在这里，我说：“如果我放开她，她会跌倒。”讣程车司机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
“马纳，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司机。
“我不清楚，亲爱的。”他说：“这个白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家门口，你妈跳向他大叫，问他你弟弟肯尼士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我，大惑不解。我说：“我名叫弗来德·帕尔斯，如果你是辛帝·卡德威的话，我必须和你谈谈。”
她握着枪的手松了些，说：“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点糊涂了，但你可以进来，你也可以扶我妈进来吧？”
我尽可能温柔地搀着辛蒂的母亲通过大门。那个司机跟着我们进了房子，并把刚掉下来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楼的梯子上。他一脸困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该留下来或是离去，不知道我是谁，或我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让辛蒂的母亲坐进填得硬硬的沙发椅里后退几步等待着。这样的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辛蒂说话时，清了清喉咙。
我说：“对不起，请继续。”
她说：“很抱歉，通常我不会用枪来欢迎客人，但我听到撞击的声音，又看到你抓着我妈站在门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断了她：“请别再说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样状况的话，也会这么做，反正又没有造成伤害。”
“你要喝咖啡吗？”她问，“你是不是该脱掉湿外套？否则你会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脱掉外套。”脱外套让我稍微有点事做，减轻我的紧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辛蒂的母亲和司机马纳，似乎都轻松了些，他们也有机会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显地，我通过了审查，因为这个女人伸出了手对我说：“我是伊达·梅·克雷蒙斯，这是我丈夫，马纳。请坐下，放松一下。”她指着一张牛皮沙发，叫我坐在那儿。
我知道这是马克·卡德威的椅子。我即将坐上他的椅子，摧毁他一家人的希望。我缓缓坐下，企图用我所有的力气抓着它，心情沉重。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问：“伊达·梅，我很抱歉刚刚吓着了你，但我不认识你儿子肯尼士，他在哪里？”
她把身子拉到和椅子同高，说：“我儿子肯尼士是海军，驻在越南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他两个星期内会回家。”
我说：“很高兴听到他能平安返家。大使馆的任务很好，很安全。我真的很高兴他快回来了。”
她看着我的短发和老式的衣服，说：“你也在军中？也在越南吗？”
“是的。”我说，“昨天我才回来，也许是前天。我被13个小时的时差搞昏头了，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她和马纳看着我，咯咯地笑。
我刚说完话，辛蒂就拿着碟子、杯子、饼干、奶油、糖和咖啡走进来。味道很好闻，我极需喝一杯，我极需任何可以缓和气氛及让我双手不要抖动的东西。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辛蒂说：
“弗来德，能见到你和与你说话是我们的荣幸，但我很好奇，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那一刻，前门忽然打开，两个小女孩走了进来。两人缓缓地走进屋子，以夸张的方式炫耀着她们的新衣服。跟着她们进来的是个抱着婴儿的中年女子。
我忘了我的任务。我们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新衣服上头，称赞她们很漂亮，说她们能拥有这么可爱的新衣服真是幸运。当兴奋稍稍平缓下来，女孩们坐在用餐房间的游戏桌那边，辛蒂折回来时，介绍道：“弗来德，这是我的母亲，佛罗伦丝·卡德威。佛罗伦丝，这是弗来德……嗯！”
“帕尔斯。”我补充道。
“他就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她又说。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伸手取我的皮包，说：“我真不知该如何开始，几个礼拜前我才从越南的P·O·W集中营逃回来。”我直视着辛蒂，说：“当我成了囚犯时，你的丈夫，马克，被带到我的身边，半死不活了。他在北越执行任务时中了枪，被俘虏到我的集中营来。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我们两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辛蒂以手掩口，发出呜呜的声音，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伊达·梅和佛罗伦丝两个人都哽咽了。马纳喃喃说：“天哪！”
“马克说，如果我答应他一件事，他会协助我逃离集中营。老实说，我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答应为他做任何他要求的事。”
那时我们都哭了，我暂时打住话头来集中思绪。我看着她，她正看着远方。她的眼里满是泪花，以手掩面痛苦地哭着。我又继续说话了：
“他说：‘答应我到德州告诉我的妻子辛蒂，她还是我最爱的女人，我临死时想的是她和我们的女儿们。你答应我吗？’”
“‘是的，马克，我答应。我会到德州。’”我说。
“他把这张照片和他的结婚戒指给了我，你们可以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把戒指和照片交给辛蒂，并握住了她的手。
我倾着身子从外套内侧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给我这把救命的刀，我说：‘谢谢你，马克。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我会到德州。’”
“‘还有什么事要交待？’”我问。
“‘是的，你可以抱住我吗？’他问。‘抱住我，我不想孤独地死。’”
“我紧紧抱了他许久，许久。他一直重复地说，‘再见，辛蒂，我爱你，但我很抱歉，没法回去看女儿们长大。’后来，他平静地死在我怀里。”
“我要你明白，”我说，“我要你了解，辛蒂，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了。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我……”那时我彻底崩溃了。
我们一直在哭泣，女孩们因而走进房里。她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悲伤。我看着辛蒂，因为我没法再说一遍，所以她对孩子们说，我带来一些坏消息，而一切会很快复原的。
这样说似乎让她们满意了，她们回到用餐的房间，不一会儿又玩了起来。
我必须解释马克的壮烈事迹，所以我又开始说了。
“马克给我的刀子让我制伏了警卫，放走其他12个被囚禁在集中营的美国人。你的丈夫是英雄。因为他，有12个美国人获得了自由，我才能坐在这个椅子上，告诉你他的噩耗。我很抱歉，我多么害怕告诉你这件事。”
我又再度哭了起来，辛蒂从椅子上站起身子过来安慰我。她，失去了她最宝贵的东西，竟还在安慰我。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也很光荣。她用手捧起我的脸，看着我说：“你知道，你说的故事里有两个英雄，一个是我的丈夫马克，一个是你，弗来德。你也是个英雄。谢谢你，谢谢你到这儿来，亲自告诉我这件事。我知道你到这儿来，面对我，告诉我我丈夫死了并不容易，但你是个高尚的人，信守你的承诺。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谢谢！”
我怅然若失地坐在那儿。我没感觉自己是英雄，但我听到这个女人的话语，在她极度忧伤痛苦的时候，她还告诉我我是英雄，是个高尚的人。我只觉得罪恶与愤怒；我侥幸存活是罪恶，因为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死了；令我强烈愤怒的是战争的愚蠢和残酷，是浪费和损失。我无法原谅我的国家或我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一切；然而，一个经历这个巨大损失的痛苦的女人，失去丈夫的女人，却原谅了我，而且感谢我，我实在听不下去。
我也对政府感到难以言喻的愤怒：为什么他们不来告诉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马克·卡德威的尸体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葬礼，没有哀悼的时间？为什么？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把马克的尸体带回南越，我相信海军会和你联系有关他葬礼的事。我很抱歉我不会再到这儿，但请相信我会一直想念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我们坐了一会儿，然后我问马纳，他是否可以载我到公共汽车站让我搭公共汽车到达拉斯去。我正在休假，我想喝很多酒，醉很久、很久。
（弗德瑞克·E·帕尔斯Ⅲ）
怀念墨菲太太
给予比接受更为有福。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
因为高速公路驾驶的速度与争先恐后太让人感到无聊，去年夏天我的丈夫和我决定走“比较少人走的路”到海边去。
当我们停在马里兰州东岸一个不知名的少镇时，发生了一件我们永生难忘的事。
开头很简单。交通信号变成红灯，我们停下来等绿灯时，我瞄到了一间简陋的小疗养院。
前廊白色藤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她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似乎在召唤我到她身边去。
绿灯亮了。忽然间，我说：“吉姆，把车停在旁边。”
我示意吉姆把车开向朝疗养院的小路——吉姆停了车。
“等等，我们谁也不认识。”我温柔地劝解，让我的丈夫相信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用有磁力的眼光使我来到这儿的女士缓缓地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向我们。
“很高兴你们停了下来。”她感激地微笑。“我多么希望你们会停下来。你们可以坐下来闲谈几分钟吗？”我们跟着她到前廊的阴凉处。
我对这位女主人自然散发的美丽印象深刻。她很窈窕，但绝不单薄。除了她淡褐色眼睛边的皱纹外，她象牙色的肌肤十分光滑，近乎透明。她如丝般的银发整齐地在后脑勺挽成了髻。
“很多人经过这儿，”她开始说，“特别是夏天，他们从车窗内往外望，只看到一间住着老人的老建筑物。但你们看见我：玛格丽特·墨菲。你们停了车。”玛格丽特充满思虑地说：“有些人认为老人没用了，事实上，我们只是非常寂寞。”然后，她半开玩笑他说：“至少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话，不是吗？”
玛格丽特指着她棉质花洋装的蕾丝衣领上发出钻石光芒的卵形玛瑙浮雕，问我们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当我说“巴蒂摩尔”时，她的脸发亮，眼睛闪烁着光芒。她说：“我的妹妹，愿上天保佑她的灵魂，她一生都住在巴蒂摩尔的哥鲁希大道上。”
我很兴奋地解释道：“我小时候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农场街上。你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我立刻记起玛莉·吉布森斯。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玛格丽特和我一起怀旧聊起年轻时的往事来。
当护士拿着一杯水和两颗粉红色的药丸来时，我们谈得正水**融。
“对不起，打断你们……”她愉快地说：“但你吃药和午休的时间到了，玛格丽特小姐。我们必须按规定来，你知道的。”她说完后，微笑地把药递给玛格丽特。吉姆和我对视了一眼。
玛格丽特马上吞了药丸。
“我可以和我的朋友再聊几分钟吗？巴克斯特小姐？”玛格丽侍问。她很和蔼而坚定地问，护士拒绝了。
巴克斯特小姐帮忙把玛格丽特搀起身来。我们向她保证下周从海滩回来时会再回来看她，她才转忧为喜。
“太棒了！”玛格丽特说。
享受了一个星期的阳光后，吉姆和我返家的那一天天色相当阴霾。在乌云笼罩下，小疗养院别具萧瑟之感。
等了几分钟后，巴克斯特小姐出现了，她给我们一个小盒子，里头装着一封信。当我读那封信时，她握着我的手：
我亲爱的人：
自从我所爱的丈夫亨利在两年前去世以后，过去的这几天是我拥有的最快乐的时光。我再一次拥有被关心的感觉。
昨晚医生又来诊视过我的心脏。无论如何，我觉得很好。我心情很愉快，要感谢你们俩把欢乐又带进我的生活中。
碧佛莉，亲爱的，我给你的礼物是我们相识那天我戴的玛瑙胸针。1939年6月30日，我丈夫在结婚那天把它送给了我。它本来属于他的母亲。希望你喜欢它，并希望将来某一天它会属于你的女儿和她们的孩子。我永远的爱随着玛瑙胸针一起给了你。
玛格丽特
我们见面后第三天，玛格丽特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我握着玛瑙胸针，泪珠滑下了我的脸颊。我轻轻仔细端详它，并看到它的镶银边上的几个字：
“爱即永恒”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会一直怀念你。
年轻女子还活着
我年轻时决没有像年老时这样充分享受青春。
——桑塔亚那
下面这首诗是由一位在苏格兰妲蒂的阿许露蒂亚医院老人病房去世的女子所写的。它在她的遗物中被发现，使医院的人员很感动，并将它影印广为流传：
你看到什么，护士？
你看着我的时候这样想吗？
一个难缠的老太婆，不太聪明，
摸不清的脾气，却还有迷蒙的眼睛？
她只会滴漏她的食物；
当你大叫：“我希望你试试看！”时闷声不响；
她看来不太注意你做了什么：
总是掉了一只袜子或鞋子。
不管你做什么，她都随便——
让你洗澡喂饭，度过漫漫长日，
你想到看到的是这样吗？
睁开你的眼睛，护士，看着我。
我会告诉你我是谁。
坐在这儿，照你吩咐，你要我吃就吃的我。
我是一个有父有母的10岁小女孩，
有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
又一个脚上长翅膀的16岁女孩，
梦想着不久后会遇上白马王子；
是一个内心狂乱的20岁新娘，
深记我许下的海誓山盟；
25岁时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需要我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快乐的家；
是一个30岁的女人，孩子长得很快，
开始系上了领带；
40岁，孩子们长大离了家，
但我身旁的男人忽视了我的悲伤；
50岁，孩子们又在我膝上玩耍，
我又再次认识了我所爱的孩子们。
愁云惨雾的日子却来临了——我的丈失去世。
展望未来，我因恐惧而战栗。
我的孩子都在为他们的孩子而努力，
我只能缅怀过去的这些年和我的所爱。
自然很残酷，我变成了老女人，
身体不管用，不再优雅也不再生气蓬勃；
心也变得坚硬如石。
在这个老而僵的身体中却活着一个年轻女子。
现在，我悲苦的心又沉醉了，
我记得欢笑，也记得痛苦。
我又再度爱上人生，重活了一次，
我想到那些年，过得太快、太短，
并已接受没有任何东西会留下来——
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睁开你的眼睛，护士，睁开眼看清楚——
我不是一个难缠的老太婆，
靠近点——了解我！
（作者佚名）
（朗纳德·达尔斯坦提供）
最后的再见
他没有死，也没有睡，他只是从人生的噩梦之中一朝觉醒。
——雪莱
“我要回丹麦的家去，儿子，而且我要告诉你我爱你。”
在我爸打给我的最后一个电话中，他在半个小时内把上述的话重复了7次。我并没有真正听出他要传达的意思。我听到他说的话，但并没有收到讯息，更甭说论它深刻的内涵。我相信我爸会活过100岁，像我那个活到107岁的叔公一样。我并没有感觉他对**去世很自责。
也不了解他深深的寂寞，不知道他绝大多数的好友已经离开这个星球。他淡淡地要求我和我家兄弟为他生下下一代，这样他才能来得及当个有所贡献的祖父。
“爸过世了。”我弟弟布莱恩在1973年7月4日说。
我的小弟是个聪明伶俐的律师，反应敏捷，有幽默感。我以为他在开我玩笑，所以我等着他自己辟谣，但他没有。
“爸在他出生的那张床上去世了——在罗兹凯蒂。”布莱恩继续说，“殡仪馆的人把他放进棺木里，明天会把他的遗体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该准备举行葬礼了。”
我无言以对。这件事不该是这样的。如果我知道那是爸生命中最后的几天，我应该和他一起到丹麦去才对，我相信那些宗教慈善团体所强调的话——“没有人该孤独地死去。”
当他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应该给他慰藉，就像我真正在倾听、思考一样。爸已经向我预告了他要离开这世界，而我却错过了这个讯息。我感到忧伤、痛苦和自责。为什么那时我不在他身旁呢？当我需要他时，他却总在我身边。
在9岁那年的早晨，在自己的面包店工作了18个小时的他会在5点回家，用他强壮有力的手搔我的背、叫醒我，并轻声说：“该起床了，儿子。”在我梳洗好准备送报以前，他会把我的报纸折好，装在我的自行车篮子里。当再度想起他的慈爱与宽大，泪水又盈满了我的眼睛。
当我参加自行车比赛时，每周二他会开50里的车送我到威斯康辛州的康诺夏，让我在晚上参加比赛，而他则在一旁观战。我输时他为我打气，我赢的时候他则和我共享殊荣。
之后，他陪伴我参加芝加哥地方性的演说，当我在21世纪公司、玫琳凯、公正公司和不同的教会演说时，他总是微笑倾听，并骄傲地对他的邻座说：“那是我儿子！”
想及这些往事，我因父亲总是陪伴我，则我却没能在他身旁而痛苦。我的小小忠告，是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和你爱的人分享你的爱。并在他们肉体生死转变的神圣时刻陪伴他们。和你爱的人一起经历死亡，会将你带进更大、更宽广的时空里。
（马克·维克多·汉森）
今天就做！
如果你快死了，只能再打一个电话，你会打给谁，会说些什么？你还等什么？
——史蒂芬·拉宾
当我在加州帕罗阿尔多的学校当校长时，我们的理事会主席保利·蒂纳写了一封信在帕罗阿尔多时报刊出。保利的儿子吉姆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他被分在教育障碍班，对双亲和教师而言都亟需耐心。但吉姆却是个乐观的孩子，他的欢笑照亮了整个班级。他的父母承认他在学业上有困难，但总是帮助他，让他在体力上有所发挥，使他也拥有一些荣耀。但就在吉姆完成高中学业后不久，他在机车事故中丧生了。他死后，他的母亲把这封信提供给报刊发表。
今天我们埋葬了我们20岁的儿子。他在星期五晚上一场机车事故中遽然丧生。我多么希望当我最后一次跟他谈话时知道，那就是最后一次。如果我知道，我会说：“吉姆，我爱你，我也感到骄傲。”
我想花点时间算算他带给爱他的人多少幸福。我也想花点时间欣赏他美丽的笑容，他的笑声，他对人们的真爱。
当你把他美好的属性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和那些把收音机开得震耳欲聋、发型梳得奇形怪状、把脏袜子扔在床上等激怒你的坏习惯比较时，你会发现，那些让人生气的坏习惯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再也没有机会把我希望他听到的话告诉我的儿子了，但其他的父母，你们都还有机会。把要他们听的告诉他们吧！就像把握最后一次的谈话机会一样。我最后一次和吉姆说话，是在他去世的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嗨，妈！我打电话给你，只是要告诉你我爱你。我得去做事了，再见。”他给了我永远能够珍藏的东西。
如果吉姆的死有任何目的的话，也许就是让其他人更欣赏人生并让人们——特别是家人，拨出时间来让彼此知道我们有多么关心对方。
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今天就做！
（罗伯特·李瑞任那）
善行安抚破碎的心
我是惟一。但，我也是一个人。我没法做所有的事，但总能做些事。就因为我不能做所有事，所以我不会拒绝我能做的事。
——艾德华·艾佛瑞·海尔
我丈夫，汉诺许，和我合写了一本书《慈心善行》——如何创造善的革命。这本书在美国各州都拥有不少读者。这个故事就是在芝加哥的广播节目中由一位匿名的听众提供的。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苏西问。
“我正在为隔壁的史密斯太太烘一盘东西。”她母亲说。
“为什么？”6岁的苏西问。
“因为史密斯太太很忧伤，她失去了女儿，心都碎了，我们必须照顾她一会儿。”
“为什么，妈妈？”
“你知道，苏西，当人很难过的时候，他们会连做饭或其他家务小事都没法做。我们也是社区的一分子，史密斯太太又是我们的邻居，得帮史密斯太大一点忙才行。史密斯太太没办法像一般母亲那样拥抱她女儿了。苏西，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也许你也会想出一些方法来安慰史密斯太太。”
苏西开始认真地思考她如何帮忙照顾史密斯太太。几分钟后，苏西敲了她的门。不久，史密斯太太来应门，说：“嗨，苏西！”
苏西注意到史密斯太太的声音不再像从前应门时一样动听了。
她看来像哭了很久，因为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有什么事吗，苏西？”史密斯太太问。
“我妈说你失去了女儿，非常非常难过，心都碎了。”苏西害羞地伸出她的手。手里有个OK绷带。
“这是让你把碎掉的心粘起来的。”史密斯太太接过了它，破涕为笑。她弯下身子拥抱苏西，泪光盈盈他说：“谢谢你，亲爱的女孩，你帮了很大的忙。”
史密斯太太接受了苏西的善行，并将它扩充了。她买了一个附带塑胶玻璃画框的钥匙环——平常人用来携带钥匙和展示家人照片的。史密斯太太把苏西的OK绷带放在画框中，提醒她自己，每次看到它时都要宽慰一些。聪明的她知道治疗需要时间和支持。它变成她疗伤的象征，提醒她不要忘记她和女儿曾一起拥有的欢乐和爱。
（米兰蒂·麦克卡提）
早上见
谁要是能够把悲哀一笑置之，悲哀也会减弱它的咬人的力量。
——莎士比亚
因为我母亲及她的智慧，使我免于死亡的恐惧。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伟大的老师。每次我们分开前，不管是不是到了晚上，还是其中一个人就要去旅行，她总会说：“早上见。”那是她常挂在嘴边的承诺。
我的祖父是牧师。当时，就在世纪交接之际，任何一个教会的人去世，尸体都会放在牧师家的大厅里。对一个8岁的女孩而言，这可是最令人恐惧的。
有一天，我祖父把我妈抱起来带到大厅里，并要她摸着墙壁。
“芭比，你感觉如何？”他问。
“嗯，又硬又冷。”她回答。
然后他把她带到棺材边，说：“芭比，我要求你做一件最困难的事。但若你做到了，你就不会害怕死亡。我要你把手放在史密斯先生的脸上。”
因为她爱自己的父亲而且完全信任他，所以她就照着做。
“什么感觉？”我的祖父问。
“爸，”她说，“感觉像墙壁。”
“这就对了，”他说，“这是他的旧壳，我们的朋友，史密斯先生搬家了。芭比，你没有必要害怕一间旧房子。”
这一堂课对她影响很大，使她对死亡毫无所惧。在她离开我们的8个小时前，她还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要求。
当我们站在她床缘强忍泪水时，她说：“别带鲜花到我的坟上，因为我不会在那儿。当我舍弃这个身体后，我会到欧洲去。你们的爸爸留不住我。”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个晚上再也没人掉眼泪。
当我们吻她和她道晚安时，她微笑道：“我们早上见。”
第二天清晨6点15分，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她已经动身前往欧洲了。
两天后，我们在父母的房子里整理母亲的遗物，我们看到她所写的堆积如山的档案。我将它们打开来时，有张纸飞落在地上。
它写着如下的诗篇。我不知道那是她的原作还是她所钟爱的其他诗人的作品。我只知道它是惟一掉下来的一张纸，上面写道：
当我死去，把我留下的给孩子们。
如果你必须哭，为走在你身旁的弟兄哭泣。
把你的手臂拥着任何人，就像拥着我一样。
我想留给你一些东西，
比文字和声音更好的东西。
在我认识和我所爱的人身上看见我的存在。
如果没有我你活不下去，那么让我
活在你的眼里、心里和善行里。
你可以更爱我——
心手相连让孩子们得到自由。
爱不会死，人会。
所以我所留下仅有爱……
让我走……
爸和我相视而笑，因为我们感觉她就在我们身边，早晨又再度来临了。
（约翰·韦恩·希许拉特）
爱从未离开你
当一个人征服死亡和会导向死亡的东西时，他的胜利是最完满的。
——阿奎那
我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长大，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姊妹。虽然我们当时很穷，爸妈还是会在周末带我们出去野餐、去动物园玩。
我妈是个充满爱心与关怀的人。她随时随地都准备要帮助别人，也总是把迷路和受伤的动物带回家。即使她得照料5个小孩，她还是有时间助人。
回忆孩提时候，我总感觉我的父母不像是一对有5个小孩的夫妻，而像新婚燕尔般充满亲爱。白天他们和我们消磨，晚上则是他们相处的时间。
1973年5月27日那晚，我在睡眼中被他们回家的声音吵醒了，他们是和朋友一起出门的。她们一直笑，一直闹着玩，直到我听到他们上了床，我才转身睡回笼觉，但整个晚上梦魇连连。
翌日，彤云密布，我起了床，但母亲还没起来，所以我们各自打点好准备上学。一整天，我都感到很空虚。回家走进房子时，我说：“嗨，妈，我回来了。”却没有回答。
房子看上去既冷又空。我好害怕，一边发抖，一边走上楼到爸**卧房。门只打开了一条小缝，看不到里头。
“妈？”我推开了门，以便看清整个房间，却发现我妈躺在床边的地板上。我企图摇醒她，但她却没醒。我猜她死了。我转身离开房间，下了楼，坐在沙发上发起呆来，直到我大姐回家来。她看我呆呆坐在那儿，忽然间就冲上楼去。
我坐在大厅，看着我父亲对警察说话。救护车来了，把我妈放在担架上抬走。我只能坐在一边看，甚至哭不出来。我从来不认为父亲像个老人，但当我看着他时，他看来苍老无比。
1973年5月29日，星期二，是我的11岁生日。没有人唱生日快乐歌，没有蛋糕和宴会，我们只是围着餐桌静**着，看着我们的食物。那是我的错。如果早点回家，她就不会死了。如果我再长大点，她就会活着。如果……
多年来，我对母亲的死一直怀有罪恶感。我想到一切我应该可以挽回的事。对她来说我是个难缠的孩子。我真的相信，因为我爱惹麻烦，所以上帝惩罚我，带走我的母亲。最困扰我的是我从没机会说再见。我不能再享受她温暖的怀抱，闻她甜蜜的香水味或在道晚安时感觉她温柔的吻。我认为一切都是给我的惩罚。
1989年5月29日：我的27岁生日，感觉既寂寞又空虚。我还没有从母亲死亡的阴影中恢复过来，还是陷在错综的情感中。我对上帝的愤怒到达顶点，于是我对上帝尖叫抗议：“你为什么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你甚至没有给我机会说再见。我爱她，你却带走她。我只希望再拥抱她一次。我恨你！”我坐在自己的大厅里哭泣。我觉得自己憔悴不堪，而忽然间，却有温暖的感觉传遍我全身。我几乎具体地感觉到有一双手臂拥抱我。我也仿佛在房间内闻到了我永远难忘的芳香。是她。我感觉她在。我感到她的抚触，嗅到她的芬芳。我所恨的上帝实现了我的愿望。当我需要她时，她回来了。
我知道她一直在我身旁。我仍然全心爱着她，我也知道她为我守候。就在我放弃希望，承认她已经离去的事实时，她让我明白她的爱永不离开我。
（史丹利·D·慕尔森）
最漂亮的天使
笨蛋的心在嘴巴上，聪明人的嘴巴在他的心上。
——本杰明·富兰克林
过去20年来，我一直扮演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的角色对各式各样的听众演讲。纵然我从前的演说大多针对法人组织和工会，但我还是很喜欢到学校去演讲。当我在为费城地区之外的某个法人客户工作时，我要求他们赞助我到两个学校演讲，服务他们的社区。
我发现，再小的孩子都能妥善接收我所传达的富兰克林的讯息。我总是鼓励他们问想问的问题，所以我通常会收到很有趣的问题。富兰克林的角色对学生们来说栩栩如生，因而他们很愿意抛开不信任感，把我当成富兰克林进行对话。
某个特别的一天，在一所小学的**之后，我拜访一班5年级的学生，回答那些学生有关美国历史的问题。有个学生举手说：“我以为你死了。”这个问题并非不寻常，我如此回答道：“是的，我在1790年4月17日，84岁的时候去世了，但我并不喜欢死，不想再死一次。”
我马上要求他们再问其他的问题，叫了坐在教室后排举手的一位同学。他问：“你在天堂的时候见到我妈了吗？”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我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躲起来。我惟一的想法是：“别吹牛了！”我了解一个11岁的男孩会当着全班同学问这个问题，若不是他的母亲不久前才去世，就是出自于深切的怀念。我也知道我必须说些什么。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但如果是的话，她就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
他脸上的微笑告诉我，它是正确答案。我不确定这个答案为何脱口而出，但我想，一定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帮了我一点小忙。
（罗夫·雅企鲍尔德）
卡车司机的遗言
能选择希望，能期待天明，而不选择离开世间。
——杰拉德·霍普金斯
斯蒂姆勃拉山是座杀人山，所有在阿拉斯加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卡车司机都对它心怀恐惧。尤其是冬天，积雪的道路盘环曲折，一侧就是陡峭的悬崖。有无数的卡车和它们的司机在这里出了事，而更多的人可能还要与他们走上同一条路。
一次，在这条高速公路的驱车途中，我遇到了加拿大皇家山地警察，还有几名正在用绞车从悬崖下提升卡车残骸的营救队员。我把我的卡车停下，也加入到一群沉默着的司机中间去，他们正默默地注视着一辆被渐渐提升上来的卡车残骸。
一名山地警察走到我们中间，声音非常低沉地说：“我非常遗憾，司机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就已经死了。他一定是两天前掉下去的，当时我们正遭受一场暴风雪的袭击。现场没有什么痕迹，我们能注意到车体镀铬部分反射的太阳光纯是出于侥幸。”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把手伸进风雪大衣的口袋。
“这个，你们或许愿意读一下，我猜想他在被严寒冻死以前还活了几个小时。”
我从来没有见过警察流泪，我一向认为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场面，因而已经感觉麻木。但是，他是一边抹眼泪一边把那封信放到我手里的。读着那封信，我开始抽泣。每位司机都默默地读完了信，然后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卡车。那封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如今，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那封信的内容还像捧在我面前一样鲜明。我希望能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我深爱的妻子：
这是一封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写的信，然而，我还是十分庆幸能有这段时间说出我多少次想说而未说的话。我爱你，我的小甜心。
你过去常常讥笑我爱卡车胜过了爱你，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它在一起。我确实喜欢这个铁家伙，它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它跟我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我愿意开着它拉货，它在路上跑得飞快，从来也不坍我的台。
你想知道吗？我爱你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同样目睹了我在艰苦岁月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和奋斗。
还记得我们的第一辆卡车吗？它特别能耗油，以至于我们忙碌一天赚来的钱却只够糊口。你走出家门找了一份工作，挣钱付房租和帐单。我挣的每分钱都喂了卡车，是你的收入保证了我们能有饭吃和有一间房子住。
我记得我抱怨过那辆车，但我却不记得你有过丝毫抱怨，即使当你浑身疲惫地下班回家，而我又向你要钱准备上路时，你也没有过怨言。假如你当时真的有怨言，我想我也听不到，我当时已完全陷入了自己的问题，根本不会考虑你的抱怨。
我现在还记得你无私奉献给我的全部东西：衣服、假期、晚会、朋友。你从没抱怨过，而我却不记得自己说过谢谢。
当我坐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总是不停他讲我的卡车，我的机器，我的收入，却忘了你是我的合伙人——即使没有和我一同坐在驾驶室里。正是因为你所付出的同我一样多的牺牲，加上我俩的决心和坚定，使我们拥有了一辆新的卡车。
我是多么骄傲自己有辆新车，我高兴极了。我同样为拥有你而感到骄傲，但我从未告诉过你这些。我想当然地认为你全都知道。但是如果我拿出和擦车一样多的时间和你说话，我或许就会把那些话告诉你。
这些年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车，我始终带着你的祈祷一同行驶，但是这次不灵了。
我受了伤，而且伤势很重。我正在走向死亡，但是我想说出那些从前就应当说出许多遍的话。从前忘记讲这些话，是因为我过于关注我的卡车和工作。
我记起了那些被我错过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和生日，那些因为我正行驶在路上而只好由你一个人去参加的学校演出和曲棍球比赛。
我想起了那些你独自度过的孤独的夜晚，在辗转反侧中你猜想我走到了何处，发生了哪些事。我想起了多少次我想给你打个电话，只为问一声好，但我却从没付诸行动。我想起了当我想到你正在家里和孩子们等我归来时，我心里的那份踏实和宁静。
你在餐桌上讲的故事，我怎么就没有享受它呢？我正在忙着换油，我正忙着检查汽车零件，我正在睡觉，因为明早又要早早动身。我总是有个理由，但现在看来，它们对我都微不足道。
我们刚刚结婚时，你连一只灯泡都不会换，几年之后，当我在佛罗里达等待装货时，你却能够在暴风雪来临时修理火炉。你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技师，帮我维修汽车。当我看到你跳进驾驶室把车倒出玫瑰丛时，我感到无比自豪。
当我把车开进院子，看到你虽然已在汽车里睡着，却依然在等我时，我感到骄傲。不论是在午夜2点，还是在午后2点，你在我看来都和电影明星一样美。你很漂亮，你知道。我不记得我最近告诉过你，但你的确很美。
我这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如果我还有过一个英明决断的话，那就是我求你嫁给我。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我坚持开卡车，我也不知道，但这是我谋生的途径。你始终紧跟着我，无论岁月艰难还是顺利，你始终在我身边。我爱你，我的甜心，我爱孩子们。
我的身体受了伤，但我心上的伤势更重，当我要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身边，这是自我们结婚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孤独，我感到害怕，我特别需要你，但我知道已经太迟了。
可笑的是，现在陪伴我的竟是卡车。这只该死的铁家伙长时间左右我们的生活，我在这堆奇形怪状的钢铁中一呆就是许多年，但是它并不能回报我的爱，只有你才能。
你此刻正在千里之外，但我感觉你仿佛就在我身边。我能看到你的脸，感到你的爱，我害怕一个人走完剩下的路。
告诉孩子们，我深深地爱他们，不要让男孩们将来以开卡车为生。
就此止笔了，亲爱的。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照顾好你自己。记住，这一生中我爱你，胜过其他的一切，我只是忘了告诉你。
我爱你！
贝尔
1974年12月
（路德·肯道尔）
（瓦莱·泰什提供）
爱的黄丝带
我倾听再度洪水的一声鸽哨。
——朱塞佩·翁加雷蒂
17岁的迈克·爱玛开着一辆1967年出厂的福特·野马牌轿车。在他买下它之前，这辆车已经被废弃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达7年之外。迈克把它买下，加以维修，并把它喷成亮黄色。作为一名天才的学生，迈克是个快乐、乐于助人的年轻人，他的前程也和他的车一样亮丽，朋友们都叫他“野马迈克”。
“我多么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去恨别人。”他在遗书中写道，“你们不要自责，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记住，我永远与你们同在。”落款是“爱你们的迈克于11时45分”。
迈克的热恋由于他的女友在8月23日与别人订婚而被突然中止。9月8日，迈克以一种令所有认识他的人震惊的方式，悄然坐到他亮黄色野马车的前座上，关上车门，饮弹自杀。
11点52分，他的双亲——达和代尔·爱玛，还有他的哥哥维在多紧贴着迈克的车，把他们的车也开进了车道。前后只差7分钟，可是已经太迟了。
第二天中午，年轻人聚到了爱玛家，他们都穿着一件印有一辆黄色野马汽车和“悼念迈克·爱玛”字样的T恤衫（这个图案是由迈克的生前好友杰罗德和杰罗德的母亲设计出来的。）
一连串已经埋没许久的故事被挖掘出来了，有许多对迈克家来讲却是新闻。有些故事还要追溯到迈克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曾和一位比较不幸的孩子共同分享午餐，或者把午饭的钱拿出来参加募捐。
一位陌生人打来电话说，有天晚上她的车在半路上抛了锚，她和她的两个小孩在一条漆黑的路上束手无策。迈克在他们身边停下来，先出示他的驾驶证，表明他不会伤害他们，然后帮她启动了汽车，并且为了确保安全，还跟在他们的车子后面，一直护送他们到家。
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同学回忆起迈克曾经取消了一个他订购的、全新的、全功能的野马变速器，而是到旧物回收场买了两个二手货，为的是让他这位同学的车也能继续跑起来。
接下来是一位年轻姑娘讲述如果不是迈克帮忙，她将不能参加那次返校节舞会。当迈克听说她没有钱买一件晚礼服时，他出钱在旧物商店为她买下了那件她早已看好的裙子。
迈克14岁时，他的侄女患先天性残疾。迈克学会了如何移动架在她喉部的气管切开术导管，如果有紧急情况出现，就换一个新的。还有如何操纵架在她身上的共脉冲信号接收器，以及怎样用手语和她唱歌而不让她说话，因为气管上的导管一旦掉下来，她就会死掉。他们最喜欢比划的歌中有一句合唱：“上帝正在远处注视我们……”看起来迈克一直都在给予别人欢乐、帮助和拥抱。
年轻人集中到爱玛家来安慰迈克的家人，也进行自我安慰。他们议论到了年轻人自杀的悲剧和自杀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有天分（高智商）的孩子的事实。他们得知自杀是造成5至14岁儿童死亡的第六大原因，是15至24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他们发现每年有超过7000名10至19岁的青少年因自杀而死亡，这种现象甚至已经蔓延到小学。有人提出一项关于没有明显的精神错乱症状，但却实施了自杀行为的青少年和同年龄的、没有自杀的青少年的对比研究，这项研究表明二者只有一点不同——有没有一支装上子弹的枪放在家里。
当他们探索采取何种措施去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时，有人低头思索，猛然注意到了T恤衫上那辆黄色的野马车，于是黄缎带计划诞生了。林达·保尔，爱玛家的一位朋友，取来了一大卷黄缎带，并且印制了小型工作证大小的卡片，卡片上印有黄缎带使用指南，上面写着：
黄丝带计划
为了沉痛悼念迈克·爱玛。
这条丝带是一条生命线，它载着那些关心并且愿意帮助你们的人的材料。如果你（或其他任何人）需要但却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别人帮助的话，拿着它，或其他任何黄丝带及卡片，去找位顾问、老师、神父、教士、牧师、父母或者朋友，并且说：
“我想使用我的黄丝带。”
坐在爱玛家起居室的地板上，爱玛的朋友们彼此分担着往事、哀痛和泪水。他们在每张使用说明卡片上都系上一条黄丝带，以此表达对亡友的悼念。
在迈克的葬礼上，500条这样的黄丝带放到一个篮子里。当葬礼接近尾声时，篮子被拿空了。500条小小的黄丝带，连缀着使用说明卡，开始了它们挽救自杀儿童的使命。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仅被人们知道的就有3名青少年被黄丝带计划挽救。这个计划被迅速推广到科罗拉多州的所有高中，此后它更是被广为采用。
由于天性中的绝望、孤独和恐惧，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好孩子——他们表面看起来十分活泼，但却深陷在精神痛苦中暗自哭泣。我们该怎么办？
黄丝带计划欢迎你的加入，并且提出良好的建议。通信地址是威斯敏斯特市644号信箱，邮政编码为80030，电话号码为（303）429-3530。
（蒂亚·亚历山大）
最后的舞步
我们死后，会有别人来占据我们的位置。但毕竟与我们不同
——谢尔盖·叶塞宁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父亲捡拾柴禾。我热爱这项工作，我同父亲一起到树林中砍劈木柴。我们是男人，就像强有力的伐木工人一样在一起干活，做我们份内的事，要让我们的屋子和女人们一起温暖起来。是的，父亲教我要成为一名奉献者，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他经常和我打赌，说我不可能在500下之内劈开一块巨大的多结的木头。噢！我是多么卖力呀！大多数都是我赢了，但我想他每次总是给我足够的劈砍次数，因为他喜欢当那块木头在我最后（第499次）全力一击之下，最终被劈开，我是多么的骄傲和兴奋。然后，我们推着装满木柴的雪橇往家走，朝着食物和一个温暖、欢快的火堆前进，鼻子却被冻得直淌鼻涕。
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和父亲经常在星期二的晚上坐在一起看电视：怀亚特·厄普、切内·马维里克和苏加·劳夫。父亲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了他过去曾和这些人一起骑过马，他总是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告诉我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他认识他们，所以就可以预见他们的行动。作为一名男孩，我是多么的骄傲呀！我的父亲竟然会是一名真正的牛仔，竟然曾和最好的骑手一起骑过马。我在学校里把这些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他们一起嘲笑我并对我说这是我父亲在骗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我连续不断地跟人打架。有一天，我被打的很严重。看到了我撕破的裤子和裂开的嘴唇，我的老师把我推到一边，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类似事件接踵而至，以至于我父亲不得不告诉了我真相。不用说，我几乎要崩溃了，但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他。
在我13岁那年，父亲开始学玩高尔夫球了。我是他的球童，每次在我们走出俱乐部会所之前，他总会让我也打几杆球。我从此迷上了这项运动并逐渐擅长了这门技艺。偶尔，父亲会带他的两位朋友一起来玩，每当父亲和我把他们带入一个骗局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之后，我总会笑得非常开心。我们是一个队的。
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跳舞是父亲和母亲最爱的。他们跳的都非常好。舞厅里的人给父亲和母亲都起了绰号，马文和马克森，舞场中伟大的马文和马克森。他们浪漫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当他们跳舞时，在父亲和母亲的脸上除了微笑之外，我从未看到过还有别的什么。我的两个姐姐南希和朱丽叶，经常和我一起去参加婚礼舞会。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呀！
星期天的早晨，做完礼拜之后，父亲和我负责准备早餐。在我们等待煮好的燕麦粥和葡葡干时，我们总要在母亲擦洗干净并打了蜡的地板上跳踢踏舞，而母亲也从未因此而抱怨过我们。
渐渐地，我长大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似乎开始逐渐有些疏远。在我上初中之后，课外活动开始消耗我的时间。我同时成为两个同等重要的角色：运动员和音乐家——我和他们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在同一个乐队中演奏，并且追女孩子。我还记得当父亲开始在夜里工作而且不再关心我的任何活动的时候，我那时是多么的痛苦与孤独。我把自己浸没在曲棍球和高尔夫球的运动里，我赌气地想：“我要做给你看，即使没有你在场我也是最好的。”我同时是曲棍球和高尔夫球两支球队的队长。但是，他没有关心过我的任何一场比赛。我感到似乎他很少关心我，是为了要让我在生活中锻炼成为一名艰苦的奋斗者。我需要他，他难道不知道？
喝酒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亲看起来不再像一个英雄，却更像一个不懂我的感觉以及我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时期的局外人。偶尔，当我们在一起喝酒，并已过量时，我俩似乎更近了一些。但那种对于过去的特殊的感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我15岁到26岁期间，我们从未说过爱对方，11年呀！
之后，有件事发生了。一天上午，父亲和我准备好要出去干活。当时，他正在剃须，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喉咙上有一个肿块。我问他：“爸爸，你脖子上长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感觉父亲看上去竟是如此地消瘦。
医生诊断出父亲咽喉上的肿块是癌瘤。在以后的4个月当中，我几乎每天都会感觉到父亲正在逐渐地消逝。他好像被所发生的一切搞糊涂了，他一直非常的健康。看着他由165磅的身躯转眼间变成115磅的皮包骨，简直让人无法承受。我尽力地和他接近，但我猜想他当时的思想一定非常混乱，他还不可能会注意到我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
我的猜想看上去是对的，直到圣诞节前夕的夜晚。
那天夜里，我来到医院，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在那里，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有一整天了。为了让她们可以回家去休息一下，我决定留下来继续看护。当我走进父亲的病房时，他正在沉睡，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也许已经醒了，但他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我几乎听不见他要说什么。
大约是夜里11点30分的时候，我感觉睡意袭来，就躺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张床是早先时候一个护士搬进来的。突然，父亲叫醒了我，他在喊我的名字，“里克！里克！”当我坐起来时，我看见父亲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很坚决，“我想跳舞，我想跳舞，就现在。”他说。
开始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所以只是仍旧坐在原地。他再次坚持：“我想跳舞，儿子，就让我们最后再跳一次舞。”我走到他的床边，轻轻地弯下腰问他：“你是想和我跳舞吗？爸爸。”的确让人吃惊，几乎不用我的帮助，他从床上自己站了起来。他的能量一定是来自上帝的恩惠。手拉着手，搂住对方，我们绕着房子跳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所拥有的精力以及我们所分享的爱是以往任何作家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所从未描述过的。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是在真正意义的爱、理解以及相互关怀下结合在了一起。我们所有的生命历程都似乎在那个时刻交织在一起，跳踢踏舞、打猎、钓鱼、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一刹那间复苏了所有的记忆。时间凝滞了。我们不需要收音机或录音机，因为所有的曲调（无论是已传唱的老歌还是尚未创作的音乐）都在天空中奏响。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见识过的任何舞场都要宏大。爸爸的双眸闪烁着悲喜交加的光彩，那是我未曾见过的。我们跳着，跳着，相对四目已是泪光莹莹。我们依依道别，在短暂的一刻，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彼此间坚定的爱。
我们止住了舞步，我扶父亲回到床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深呼了一口气，握住了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我的儿子。你来这和我共度长夜，使我很快活。这对于我是如此的有意义。”第二天是圣诞节，他去世了。
那最后的跳舞是上帝在圣诞节前夕赠给我的礼物——一件欢乐和智慧的礼物，因为我发现了父子之间的爱会达到怎样的强烈与明确的程度。
好了，爸爸，我的确爱您，我企盼着我们下一次能够在上帝的舞厅中跳舞。
（里克·内尔斯）
爸爸
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而不是对于死的沉思。
——斯宾诺莎
我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于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是我选的爸爸。妈妈和“爸爸”约会一段时间后，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我爸爸，我们将接受他。”
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们参加过父亲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妈说：“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爸确实对我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我——一个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期。因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祈祷上帝给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愿将来有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命必须继续。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然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动，而父亲是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们来的时候查理总是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气和忍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道当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礼物。在那个属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的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礼物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电梯）。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为爸爸表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起头部的剧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亲不能离开病房（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生活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骄傲。他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
（凯利·J·沃特肯斯）
麻雀死后飞到哪儿？
死者并没有死亡。他们在一旁观看并帮助我们。
——D·H·劳伦斯
孩提时我经常想：麻雀死后飞到哪儿？我想不明白，一直对此迷惑不解。现在我看见一只麻雀没了生命，静静地躺在那儿，悄无声息。我知道它没死。一定是什么东西伤害了它：这种东西把它，一个迷途的灵魂，在黑夜里带走了。
6岁的时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个男孩。我们常在沙箱里玩，讲那些早被大人忘记的事——像永远这么小点儿，或者讲藏在床底下，衣橱里面的妖怪。他叫汤米，但我叫他麻雀，因为对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有些瘦小。现在想起他的名字有着莫大的讽刺含义：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汤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里等着汤米，边等他边漫不经心地用沙子堆我们以前就开始堆的城堡。没有汤米，我不会专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等似乎需要永远等下去的人。天开始下雨了。不一会儿，我就隐约地听到屋子里电话铃声。大约10分种以后，妈妈出来了，打着伞，但脸湿了。我们朝屋子走去。在我刚要进门的时候，转身发现雨把我和汤米的城堡浇倒了。
我走进屋子，刚刚喝完一杯热咖啡，妈妈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妈**手在抖。我立刻感觉到：汤米出事了。妈妈说医生刚刚给汤米作了血化验，汤米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说人们得了汤米所得的病——不，是病找到汤米——一定会死。我不愿他离开我，我要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须见汤米。我一定要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汤米家下了车，刚一进门，汤米妈妈说汤米不想见我。她不知道她多么轻易地就伤害了一个小女孩，像打碎薄玻璃那样击痛了我的心，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汤米打来电话说，等我爸爸妈妈睡着以后到沙箱那儿找他，我答应了汤米。
他看来没什么变化，也许脸色有点苍白，可他还是汤米。他真的在等我。我们一边堆城堡一边讲那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汤米说我们能住进像这个小沙堡一样的房子里，永远不长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在那睡着了，沉浸在纯真的友谊之中，躺在温暖的沙子上，城堡为我们守望。
我醒的时候天还没亮。沙箱像一个小岛。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草的海洋，只是一部分被后院和街道隔断了。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一颗露珠也会在那想象的海洋中闪闪发光。我记得当时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会在草海上泛起涟漪，结果没有。我转过身，看见汤米就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他已经醒了，凝视着城堡。我也去看城堡。坐在那儿，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们两个深深地吸引住了。
汤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里去。”我们像木偶那样挪到城堡跟前，好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道的。汤米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说：“我现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来看我，不然我会寂寞的。”我诚心向他保证我会去的。他闭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飞走了，飞向所有麻雀死后都飞去的地方。沙箱里只留下我，抱着那只没有灵魂，不再完整的小鸟。
20年后，我来到汤米的墓前，把一个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着这样的字：“给汤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会走进城堡，永远和你在一起。”
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回到沙箱那儿，想象出我们的城堡。然后，我的灵魂，像汤米那样变成一只麻雀，飞回城堡，飞到汤米身边，和别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重新变成一个6岁的小女孩，一个永远不长大的小女孩。
（凯茜·考考斯卡）
请帮我穿上红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义的人，决不会害怕死亡。
——托马斯·富勒
在我做教师和健康护理员双重身分的职业中，我一直工作在许多感染爱滋病毒的孩子们中。同这些特殊孩子们的关系永远是我一生的礼物。尤其，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勇气，让我把泰勒的故事讲给你听。
泰勒出生时就感染有爱滋病毒，他的母亲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从他生命的开始，就依靠药物生活。当泰勒5岁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在他的血腔血管中植入一个软管，这个软管同他背着的包裹内的泵相连，药品挂在泵上，不断地通过软管，输送到血液之中。有时，他需要补充氧气来维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愿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童年时代的每一分钟。在他家后院的周围，经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着盛满药物的包裹，抱着装着氧气瓶的小车，我们所有人都对他十足的喜悦和精力感到惊奇。他的妈妈经常开玩笑地对他说，他跑得太快了，只有让他穿上红色的衣服，这样，当她在窗前看他在院子里玩时，能很快认出他。
最后，这种可怕的疾病使像泰勒这样充满活力的肌体也衰弱下去了，他的病情很快加重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也接着病倒。很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泰勒的妈妈同他谈了“死”，安慰他说她也很快会死的，不久他们会在天国团聚。
在泰勒临死的前几天，他示意**近他的床，低声说：“我可能很快就死了，我不害怕。当我死的时候，请帮我穿上红色的衣服，妈妈说她很快也会来天国，当她到那儿时，我正在玩，我要确信她能找到我。”
（肯德迪·霍尔姆）
别担心，没事
作为母亲和学校的心理学家，我见过孩子之间许多异乎寻常的友谊，我儿子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就有着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世上罕见。
考特的童年并不快乐，语言表达障碍和运动神经反应迟缓一直困扰着他。4岁时，考特在特殊学校教育学前班认识了韦斯利。韦斯利患了脑瘤，这使他像考特那样发育迟缓。相同的境况使他们亲密起来井成为最好的朋友。对两人来说如果谁某一天没去上课，另一个一天都不会快乐。
2岁时，韦斯利被确诊脑部有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做了几次手术，都没成功。孩子们玩的时候，韦斯利就会拖着那条惹人注意的腿挪来挪去。机器记录装置表明肿瘤变大了，于是韦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术的痛苦了，只是这一次在俄克拉何马城。
在学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韦斯利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师的精心照料。孩子们深情地称她“白诚曼”。她是我校心理学家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白诚曼尽力向语言障碍学前班的孩子们解释韦斯利的手术和俄克拉何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动，他哭了。他不愿让最好的朋友坐飞机去那么远的地方，更不愿让医生碰韦斯利。
启程那天，韦斯利和全班同学一一告别，韦斯利热泪滚滚。后来，白诚曼让孩子们散去，让考特和韦斯利单独在一起，叙叙离别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见不到最好的朋友了。韦斯利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许多，他抱住考特的胸，会意地看着考特安慰道：“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手术极其危险，可韦斯利再一次挺住了。许多周以后，他重返校园。考特和韦斯利比以前更亲密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韦斯利不得不做更多危险的手术并且每次都有试验性的药剂。每一次，他都得忍受这些手术带来的副作用。韦斯利许多时候是坐在轮椅上或是让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韦斯利喜欢学校的千米慢跑活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参加。尽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有一次，他坐着妈妈推的轮椅参加比赛，边跑边喊：“快点儿，妈妈！”还有一次，韦斯利是伏在另一个孩子父亲的肩上参加比赛的。
11岁时，每一种手术和可以选择的药品对韦斯利的病都无济于事了。肿瘤已经扩散到韦斯利的全身。那年3月9日，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该向他最亲密的朋友真正告别了。韦斯利已经回到家，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
到11岁生日时，考特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是学习上的困难还很明显，千米慢跑运动也不适合他。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参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气喘病刚好，可他却想尽方法让我相信他能够上课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说肺滚热。拿着一个证书和闪闪发亮的第一名的绶带，证书上写着：“奖给五年级组第一名获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
平时考特不是那种有主见的、倔强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坚持要去看望韦斯利。韦斯利的妈妈安排我们在治疗间隙看他。韦斯利躺在床上，柔和的阳光照在他那虚弱的天使般的身体上，从后院传来了圣乐声。在病魔和过多的药物的折磨之下，韦斯利不能做什么了，偶尔地，能握着别人的手指，睁开一只眼睛。
白诚曼唤醒韦斯利，并且让他明白：考特来了。考特握住韦斯利的手，把证书给韦斯利看。告诉他，考特是为韦斯利拼命夺第一名的，因为韦斯利不能参加比赛了。韦斯利紧紧握住考特的一个手指，脸上的表情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亲吻韦斯利，低声说：“再见，韦斯利，我的朋友。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韦斯利捱到了自己11岁的生日，6月离开了人间。考特参加了韦斯利的葬礼，有人问他心情怎么样，他说已经跟最好的朋友告别了，并且知道韦斯利会“很好的”。
我想韦斯利死后他们的友谊就结束了。我错了。韦斯利死了整整一年的时候，考特得了严重的脑膜炎。在急救室里，考特绝望地抓住我，我们怕极了。考特浑身发冷，不停地打颤。
当医生做脊柱抽液时，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难以描述的平静涌向全身。考特立刻放松了，不再发抖。
医生和护士离开房间以后，考特和我互相凝视着，考特十分镇静地说：“妈妈，韦斯利在这儿，他说‘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一些友谊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对此深信不疑。
（珍妮斯·亨特）
拿着你的叉子
对我们来说，人死后不会立即消逝，他们仍沐浴在一种生命的光辉中。
——马塞尔·普鲁斯特
当玛莎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时候，教兄吉姆的脸上总是会带着微笑。因为她不仅是**中最年长的一个，而且也是最虔诚的**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叫她“玛莎姑妈”，她走到哪儿，就把虔诚、希望和爱带到哪里。
然而这一次，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异常：
“教士，今天下午您能来我这儿吗？我需要跟您谈谈。”
“当然可以，我大约3点钟到，好吗？”
在他们安静地坐在玛莎卧室里时，吉姆知道了为什么她电话里的声音异常。玛莎得知，她的医生刚刚发现她患了肿瘤，而这以前她从未觉察到。
“他说我大约还能活6个月。”玛莎的话十分严肃，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我很难过……”吉姆话还没说完，玛莎就打断了他。“不要那样，上帝对我一直很好。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准备好了，这你明白。”
“我明白。”吉姆点了点头，低声说。
“但我很想跟你谈谈关于我葬礼的事。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有几个要求希望你满足我。”
他们平静地谈了好长时间，谈论着玛莎喜爱的赞美诗，多年来对她十分重要的《圣经》文章。又回想起了玛莎与吉姆在中央大教室所度过的5年时光。
当他们好像已经谈到了每一件事时，玛莎一下子停下了，抬头看了看吉姆，眼里闪着兴奋。“还有一个要求，教士，葬我的时候，我想一手拿着旧圣经，一手拿着叉子。”
“叉子？”吉姆确信他听清了每一件事，但这件事却让他感到惊奇。“您为什么想让一只叉子同您葬在一块儿呢？”
“我一直在想这些年参加过的教会里的宴会，”她解释到，“我不能全记起来，可有一件事却印在我脑海中，无法忘却。”
“在那些盛大的宴会上，正餐刚刚用完时，仆人或者女主人会来收拾盘子，这时我会想起那句话：请拿着你的叉子。因为有时，即使是在最大的宴会上，也会有人伏在我肩上告诉我：‘拿着你的叉子。’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还有甜食呢！”
“甜食不是指一杯桔子果冻或者布丁，也不是一碟冰淇淋，这些不必用叉子。甜食是指好吃的甜点心，像巧克力蛋糕，或者樱桃馅饼！他们告诉我时，我就会拿着叉子，我知道最好的是下一道！”
“这正是我希望人们在葬礼上谈论的话题，当然，他们谈起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那很好。”
“但是当他们走过棺材，看见我的蓝裙时，希望他们会问：‘为什么拿着叉子？’”
“我希望你能告诉他们，我拿叉子的原因，是告诉他们最好的菜是下一道。”
（罗杰·威廉姆·汤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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