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约翰于一五○九年七月十日生于法国诺阳(Noyon)。诺阳位于巴黎东北六十里之遥，属毕卡底省(Picardy)。此为富庶之区，因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于谷粮与菜蔬的生长。当加尔文出生时，路德马丁已经年廿五岁了。在此时间上有神的安排护理。路德所作的是开荒工作，而加尔文则继路德之后树立抗罗宗的机构。加尔文的祖父是水手，其父(GerardCalvin)由于刻苦努力，终于得到本城教会主教的书记之职。不但自己勤勉(加尔文约翰即由其父所得的传统，每日工作十六至十八小时，著书四十九卷)，更对其子深具厚望。他第一件事就是要他的儿子们(对女儿们只要她们作家庭主妇)受相当的教育，因他目睹当日学校训练的伟大价值，所以他为他的三个儿子(包括约翰在内，是其中最聪慧的)都得到了“圣俸”(benefice)，这是当时对学者的一种资助金。此助学金系由教会的主教处理，给予有希望为圣工献身的学者。加尔文的父亲虽然克勤克俭，雄心大志，但可惜他有些利欲薰心，爱世界的心太强。事实足资证明他令约翰舍弃神学而专攻法律，因在当时，律师业乃致富之道。

    加尔文约翰的母亲吉恩(JeanneleFranc)明显是才貌兼具，极其敬虔的妇女。乃父为市议所会员。她笃信天主教，时常携带约翰拜谒临近寺院，在乡间漫步，同他作露天祈祷。不幸早逝，约翰于少时即失恃。但慈母之热心虔诚在其子身上大大显出。

    加尔文的父亲既在教会内任职，又为贵族人士所尊重，所以他与本城的牧师以及以流人物有密切往还。这对于他的儿子——约翰来说乃是一个特别机遇——他得与贵族子弟们同受小学教育。后来他成为韩阶斯(Hangest)与孟特摩(Montmo)之子的密友，并将他所著的头一本书奉献给孟特摩说：“我自幼在你家里长大与你学一样的书，我所领受的第一教诲就是从你尊贵之家的生活与修养得来的。”这种关系给了加尔文高尚的礼节与社交的平静，非路德所有。路德出身于矿工之家，总不失老百姓阶级的粗野作风。加尔文与贵族阶级有密切关联，所以对社会各阶层的交往上，均感应付裕如。明显这是神的预备，以致后来改教时能向君王进谏，并为改革教义求皇家与贵族的支援。至低限度这也影响加尔文的政治见解。有人怀疑他竟究是否主张纯正的民主。他确实是要百姓在政府内有发言权，但他却也主张在社会居高位的人才有资格治理国事。

    

    一五二三年诺阳流行传染性的瘟疫，年轻的加尔文伴随孟特摩家赴巴黎而升入大学。因他准备将来作神甫(当时加尔文属天主教)，所以学神学乃是首先的基础工作。拉丁文、伦理学与哲学乃是加尔文的大学课程。加尔文深为教授器重。当时加尔文专攻拉丁文学，深悉拉丁文学的底蕴。在考第尔(Cordier)指导之下也学到如何写文章。他的伦理学课程帮助他有敏锐的心思，对于后来的辩论助益匪浅。

    加尔文好学不倦，节制饮食，极少消遣，生性怕羞，以致给人一个无社交长才的印象。与他同时代的人论到加尔文写道：“他是一位禁食者，有时是为了集中心思于写作、研究与增进他的记忆力。加尔文不苟言笑，但是他的话时常带有份量，总不无的放矢；他从不出现于公共娱乐场所，总是退居斗室，从事写作。”

    于一五二七年受父命转入奥林斯大学(UniversityofOrleans)专攻法律。加尔文写道：“当我年幼的时候父亲定规了叫我学神学。但后来他考虑到律师职业能使人致富，因之他改变了他的目的。”因加尔文是个考子(或者他对严父颇有敬畏之心，因他是个很有道义的老先生)所以唯父命是从。他在一位诉讼律师门下受教，不久即成绩卓绝，甚至教授缺席时，也由加尔文代课。一五三一年他转入波纪斯大学(UniversityofBourges)法学院在有名律法学家阿凯齐(Alciati)足前受教。法律的研究培养了加尔文的组织力与明了力，后来在日内瓦对政务的处理时能给予正当的建议。神使他这样在名师手下学法律也预备他对圣经的详细研究(如在他的注释中)，并对伟大的圣经原则的发展——神的主权，有莫大帮助。此时他也开始学习希腊文与希伯来文。

    一五三一年加尔文的父亲去世。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重返巴黎大学专攻文学与古典文学。明显可见这是他的第一爱好。次年他的头一本书出版问世。该书引证五十五位拉丁文著者和二十二位希腊文著者。那是幸尼加(Seneca)全集中标题为“仁慈论”的注释。有的学者认为该书系为宗教抗议者向当局的请愿；有的人则否认。此书并未立时博得社会的好评，著者多少有些失望。无论如何，这本书把加尔文的名字介绍给知识界，这也表示加尔文后来注释圣经的方法，即发掘著者的原意，然后述说自己的反应。加尔文也重视到异邦宗教与文化中的真善之点，所以在评价非基督教作品上并不将之丢弃如敝屣，其中有些教训，如仁慈、互助、怜悯都与基督教的美德相近。之后加尔文把这些价值追溯到神的普通恩典上。他写道：“真理(不拘是什么真理)总是有价值的，这是多人所承认的。但神乃众善之根源，如果你不欢迎真理的各部(不拘从那一方面而来)是从神那里来的，并接受为从天上来对你说话的声音，你就应该受不感恩之嫌的攻击。”

    

    加尔文生平最大的转机是一五三○年前后。当他青年时期在诺阳一如他的父母，乃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明显可见，路德的教训尚未普遍到该地。但他在一五二三年来到巴黎的时候，他不得不与改教运动的新观念结识。在大学里宗教改革成为谈话与讨论的题旨。他或许目击包文(Pauvanne)——法国第一位殉道者——被焚在火刑柱上。或者他看见法国贵族波郡(Berquin)因翻译路德作品而牺牲生命。无疑此时加尔文已经读到一些偷渡至法国的路德作品。

    况且，加尔文的一些教授与同事都是同情这新的教训，并看见教会改革的必要。他的拉丁文教授考第尔曾公开非难当日的罗马大公教会(后来考氏加入宗教改革运动又在日内瓦学院执教)。加尔文的表兄欧利夫坦(RobertOlivetan)将圣经译成法文，因之令加尔文对直接研究圣经感到兴味十足。他们多次共同讨论，欧氏继续主张只有两个宗教：一个是靠人类功德得救的，一个是将人得救的事完全归给神。加尔文在巴黎的一些密友如克智弟兄等，都是极端批评现势并接纳路德观念的人。在奥林斯大学时他住在一路德派商人福尔治(EtiennedelaForgre)家中。他的家就成为宗教改革同志们的聚会处。这位商人乐善好施，每逢将食物赠给穷人时，就将写有路德教训的小单张随着分配出去。在波吉斯大学，加尔文从瓦尔玛(Wolmar)学习希腊文并一同念新约，从瓦氏的口中听到他对旧教会的侮辱与非难，又目睹教会之弊端，与新约教会的教义与生活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圣灵藉着这些外部的影响在加尔文身上作工，引领他达到生平中的大转机。他不但对教会就是对他自己的宗教现状都感到大大的不满。他写着说：“我的良心没有平安，每逢我内顾己心或仰望上主……我都感到有极端的恐怖在占据着我。”他逐渐醒悟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因信称义越发坚固地占据他的心灵。数年后在他写给莎多立托(Sadoleto)的那封名信中说：“我所忠实遵守的律法把握住我的良心，叫我深深感到有罪。我试过赦罪文、悔过苦行与代求，但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与解脱。”于一五三二年或一五三三年(日期不详)的某一个时候，加尔文将自己完全投在神主权的恩典里。他立刻找到内心的平安。将一切的功德都归给神。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话说：“当我的心固持虔信教皇的迷信时……可怜我的神，胜过我的心，以突然的改变制服我的心而使之温顺……”

    在他改宗之后，他立刻着手研究圣经和改革主义信仰。他也诵读反对派的文章并古教父的遗著。他的目的是以著述为宗教改革运动服务。他希望在幕后从事写作，阐明纯正圣经教义，但他身为圣经学者的盛誉却已不胫而走，法国的福音派领袖共聚搓商，邀请加尔文为他们解释圣经。他本想退隐研究圣经，但岂不知他的退修反而成为公开的活动，据说加氏每次讲演之后都说这一句：“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对神主权的实际意义有活泼的了解。

    

    加尔文改宗后法国福音派面临极其困难的情势。罗马教的领袖(本部于索波恩大学)及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他本人在与查理皇争权上需要教皇的协助)，都越发坚决铲除新教。于是发展至强烈的反抗。事情的暴发临到克普的头上。克普(NicholasCop)是加尔文的至友，亦痛感当日教会于教义和生活方面的败坏，新近被选为巴黎大学校长。按当日的习惯，新选校长要对公众发表就职演说。克氏于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此演说，题目为“基督教哲学”，但其中充满了福音主义的观念。该演说内容高举神的恩典，提到因信称义，非难靠赖人的功德作为得救的条件，并希望神“开通我们的心窍，得信福音”。

    究竟这篇演说词是否为加尔文所撰述，吾人不可确知。据说加尔文手抄的这篇讲词的原稿现仍存于日内瓦图书馆内。但此演说词确实表达了他的信念。这一篇演讲惹起了当局反抗的风潮。克普被控为传播异端，并决定将他和他的同志加以逮捕。克氏逃往瑞士的巴赛尔(Basel)，于是当局悬赏三百法郎，只要将其带返巴黎，生死不拘。有警官至加尔文住处搜捉，但被朋友通知，他象使徒保罗一样，由朋友用绳子从窗户把他放出，化装成一园丁逃出城外。

    加尔文于是开始他的亡命生涯。当局一直设法捉拿他，他则用查理戴斯威尔(Charlesd-Espeville)以及其他假名到处奔走。他在奈瑞克(Nerac)那瓦瑞女皇玛格利的宫中避了一些时候。女皇系法兰西斯之妹，但她本人却倾向改革运动。在她宫中有位传道师罗赛尔(Roussel)，乃法国改教运动先锋的子弟。预备这道路的是李佛(LeFevre)，他对路德的观念早有研究。一五一二年(在路德与罗马教破裂前五年)李氏由学习保罗书信的结果而教导因信称义的要道。他也否认抹大拉的马利亚与拉撒路的姊妹马利亚和膏耶稣脚的那个马利亚是同一个人。这看来好象是件小事，但却是打破教会传统的教训，行使“私人解经”的原则。加尔文与李佛有过数次的商谈。李氏明显主张从教会内部着手改革，然而加尔文却认为教会败坏到如此地步，非脱离教会另起炉灶不可。无论如何，李佛预言加尔文乃是“在法国恢复神国的杰出工具”。

    离奈瑞克不远处即是昂皋林(Angouleme)，在该处加尔文暂居一天主教神甫第莱特(LouisduTillet)家中，第氏极欲参加改教运动。他藏书甚丰，汗牛充栋，加尔文从此得益匪浅，无疑加氏由此开始他的名著《基督教要义》——抗罗宗信仰的伟大教义课本——的基础工作。

    六个月后加氏移居至包蒂尔(Poitiers)，在那里有福音派的人士。他们在洞穴内聚集，加尔文对他们讲道，弃绝弥撒而守主的圣餐。这或许是首次在法国举行的圣餐礼拜。后又旅行至诺阳，在那里他拒收“圣俸”，如此令自己与罗马教完全脱离关系。后至奥林斯，在该处他完成他的第一部神学著作“灵眠”(Psychopannychia)。该书目的在反对重洗派(浸信会派的先锋)，该派主张“睡了的人，从死时至审判日是无记忆、无理智、无知觉的，直等到他从睡中被惊醒”。明显见出加尔文认为自己是基督教教义的导师。该书的特点即在于绝对高举圣经。毫无疑问的，加尔文乃在成为抗罗宗伟大圣经解释家的途上跃进。

    

    一五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在法国是一个兴奋的日子。那一天早晨在巴黎城到处张贴着从瑞士输入的标语，在公共场所、官厅、教会，甚至在王宫里都发现这标语。这些标语都反对天主教的两项基本教义：(1)弥撒，以圣餐为基督牺牲的重演，与(2)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主张在弥撒中神甫祝福之后，饼即变为基督的身体。此**中也称天主教的神甫为背道者、豺狼、渎神者、假牧人。张贴此标语者，乃新教的信者马克特(Marcourt)及其门人。

    结果乃是立即的、严苛的**，多人被逮捕下监。有六位新教领袖，被捉并受苦刑。他们被绑在悬木上，下面有火，人用绳子系下，置于火上，然后再悬起，上下数次，直到他们掉在火中烧死。天主教当局决志扑灭他们所称的“抗罗宗瘟疫”。

    为了此**，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实处于窘境中。他不愿得罪德国的抗罗宗，因他需要他们的协助来反抗查理五世(CharlesⅤ)，假如德国的新教人士听说他**同志，他们将作何感想呢?于是法王想到一个办法。他控诉法国的新**为重洗派(Anabaptists)，当日的重洗派是革命份子与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说他们是捣乱政府。他声明并非反对他们的宗教观点，不过是反对他们社会与政治的意见而已。

    那些都是卑鄙的谎言，加尔文颇受此攻击的烦扰。这将如何是好呢?于是加尔文决定宣布一信仰纲领为法国新教人士所持守，同时也向信众澄清此项虚伪的攻击。他很久以前即有意草拟此纲领作为抗罗宗信仰的训导。现在他亡命至瑞士巴赛尔，于一五三六年出版了他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ofChristianReligion)，与一五五九年的八十四章最终版来比较，这初版只不过有六章，为避免危险的缘故，初版用阿路求那斯(Alcuinus)的名。在正文之前有一封致法王法兰西斯的信，提醒他在神前为君王的责任，并为法国受**的新**辩护，加尔文说：“我是为一切信徒辩护，因此也是为基督的真理而辩护，这真理目前正在法国遍地受践踏、**，处于绝望的情况中。”本书的第一目的乃是辩护学的，或言为受污辱的法国新**辩护。正如以后加尔文在诗篇注释的序言中写着说：“我的首要目的即在解放我的同胞脱离那耻辱，他们的死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宝贵；其次因多人受同样残酷的威胁，希望至少在别的国家为他们的受苦可以惹起一些同情感。”

    虽然这是当前的目的，但本书究竟为抗罗宗教义的课本。这部《要义》帮助改革派教会彼此联合。假如加尔文没有写这部《要义》，就是过去有三百年之久为改革主义教会神学的基要课本(在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用此为教义神学课本有一百年之久)，那么改革派教会就要**成许多支派，如今他们有一个标准足资遵循。

    由于《要义》一书的问世，使著者特别引人注意，这是不可避免的。此书在巴赛尔出版以后不久，即译为外文并分销到法国、瑞士、荷兰、英国与苏格兰各地。加尔文的名字在抗罗宗的家庭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已成为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正如慈魏格(StephenZweig)所说，因他所写的这本书是“决定历史行程并改变欧洲面目的世界十大名著中之一”。

    

    一五三六年在加尔文的生平中乃是多事之秋。就如我们以前所说的，他专心致志于研究和写作生活，以为这样能作有效的工作，于是决定瑞士的巴赛尔为最适当之所。在那里有几位著名的改革派领袖，并有一所兴盛的大学与印刷厂可以作出版工作。所以在那年八月加氏即起程赴巴赛尔。因当时法国法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正在作战，所以他必得绕道而行，方可抵达。因此在神的护理之下(神用历史上的事件(如战争)来实现祂的目的)，加尔文抵达日内瓦城。

    日内瓦以前是一个天主教的城市，改变为新教城市也不过是在一五三○年左右。那时抗罗宗的思想逐渐输入。李佛的学生法勒尔(WilliamFarel)是毫无恐惧、性如烈火的新教人士，于一五三二年开始传讲福音派的道理，惹起剧烈的反抗，甚至发生暴动，又有人在他的食物中下毒，强迫他离境。不久以后复返日内瓦，此次颇受欢迎。一般接受过抗罗宗主义的人都恳求法氏：“给我们讲道，给我们传讲神的话。”抗罗宗阵营逐渐强大起来，在一五三六年召开了一个辩论大会，参加这辩论的是天主教人士与抗罗宗人士，目的在表决本城的宗教(二者不能共存)。结果抗罗宗获胜，于是在一五三六年五月廿一日日内瓦总会时宣布，应许：“靠神的帮助他们要按照福音派的宗教与最近传布给他们的神的话语来生活，放弃弥撒、拜偶像、圣徒像以及其他教皇的错谬。”象希伯来人在迦南的边境与约书亚宣誓：“至于我和我的家，必要事奉耶和华。”

    加尔文路过日内瓦，本意只打算住一夜，翌日即起程往巴赛尔。可是法勒尔从所读《基督教要义》中对加尔文颇为景仰，得知他来到本城认为是神垂听了他的祈祷。法氏判断加尔文正是领导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人。法氏本人脾气暴燥、无技巧、缺乏组织力，所以他马上到加尔文所住的旅馆邀请他留在日内瓦工作。但加尔文婉言拒绝，认为自己不克胜任。他是一个怕羞、勤奋与小心翼翼的人，并没有从事此工作的意向，认为此工作所需要的乃是活跃有进取心的领袖。但法氏坚持向他恳求并劝他接受此挑战性的邀请。当加尔文仍拒绝法氏的恳请时，法勒尔即以神的审判来威吓他：“我实在对你说，在神这一方面，如果你拒绝在这里与我们同作神工，神要咒诅你；因为你以求学作口实来弃绝我们，你把自己放在神以上。”加尔文深深受感于此“神召”，觉得有留在此地的本分。他尚未得到安置即患神经痛，医生谓此系当时一种通症，经调治后逐渐康复，开始工作。

    加尔文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头衔，或者有一个是“读圣经的人”。他的工作首先是教授。他根据保罗的书信发表了一连串的讲演。不久以后他就开始讲道。他的头一篇讲道就博得听众的好评，所以有人就请他为头一次无法参加的人第二天再重讲一次。不久加尔文与法勒尔共同草拟“信仰告白”(ConfessionofFaith)后经市议会(CityCouncil)采纳。其目的在于清楚树立抗罗宗的教训以与天主教对抗。除了声称基本的福音派要道，如完全堕落、惟独靠基督宝血得救赎以外，又制定教会圣礼(即立主的晚餐为圣礼，并非为献祭必得一年四次。加尔文个人以为愈多举行愈好)、遵守安息日，并咒诅天主教的仪式为偶像崇拜。他们也出版一《要理问答》，为加尔文所著，特为儿童的宗教训导。天主教的主教们并未注意到这种需要。此问答成为后来抗罗宗教理问答(如韦敏斯德与海德堡问答)的模型。

    这不过是一个起头。困难即将来到。

    

    法勒尔与加尔文担任日内瓦的领袖这件事不久即遭遇反抗，因本城古老的仕绅家族不愿甘居次要地位，居民中生活散漫、不道德的分子都对律法的严厉执行颇抱愤慨。这些律法已经多年记载在册，但从未执行。结果日内瓦获得一个放荡不羁、下流城市的臭名。此外，有些加尔文的论敌是自由思想派，也不再接受教会的纯正教义。于是由于不肯失去威望的日内瓦的爱国者，抱怨一切律例与规条的不道德分子，与受约束的自由思想家的联合，结果组成自由思想派(Libertines)。他们都反对法勒尔与加尔文所领导的新政府。

    抗拒的态势渐增并扩延。有些叛党反对律法禁止跳舞，关闭赌场，并限制酒楼营业时间。多人憎恨的一件事实就是加尔文坚持所有市民接纳“公认信条”。他们要求有赞成者签字和不赞成者拒绝的自由。有的人以为加尔文在控制圣餐的纪念，因为有长老在举行圣餐之前到各家拜访，查问教友的行为，看有否分领圣餐的资格，他们认为这是过于严格。大多数的教友不愿把开除教籍的权柄交给教会。但加尔文却坚持这是教会的权柄，唯有教会能决定谁在教会中有好名声。市议会中多人仍要保留这个权柄。

    反对加尔文的这一党派势力渐强。他们在市议会中逐渐取得更多的席位。及至一五三八年二月三日的选举中，他们占大多数而获胜。磨擦达于最高潮，在加尔文派与市议会当局之间发生争执。市议会开始为教会下了规条，又介绍了些礼仪，例如在圣餐中用无酵饼、在教会中放施洗盆，并决定遵守圣日。这些实行的条例对于加尔文这一派来说，似乎太近似天主教。此外，政府方面以高压手段来介绍这些变革，并未与教会的牧师商量。于是市政当局进行设立“公开圣餐制”(opencommunion)，命令牧师向所有的人施圣餐。这就是当局与加尔文等人绝裂的最后原因。加尔文及其同仁坚决反对，因为这对他们乃是亵渎圣礼，圣餐必须施给那些悔改与有真信心的人。

    议会看牧师们不肯默认就禁止他们讲道。这争执达于白热化，市内起了暴动，捣乱分子向加尔文的住宅丢石头，并于夜间向他的卧室开枪，大声喊叫：“把卖国贼丢在鲁恩河中(鲁恩河系瑞士南部一河流)。”又对着街上的杂种狗呼叫加尔文的名字。虽然如此牧师们仍寸步不让，主张必须传讲神的道，在他们被禁讲道的下个礼拜天他们又步上讲台。那是复活节礼拜，礼拜仪式受扰而变为暴动，人们带着枪到教会去，法勒尔被护卫离开礼拜堂。那是非常紧张的一天。

    礼拜一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并潦草通过放逐的判决。加尔文、法勒尔以及他们的盲人同事柯罗德(Coraud)必须于三日内离境，永不准返回。改革家们匆忙地整理行装离开日内瓦。加尔文觉得很得释放。他说：“如果我们服事人，这就是最不值得的报酬；但我们所服事的乃是主，他将要赏赐我们。”正如使徒行传的话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基督的缘故受辱”。

    

    当加尔文等由日内瓦被放逐的时候，他想现在正是退修从事研究的良机，所以他以为瑞士的巴赛尔乃理想之地，在那里他可以用他的文墨及书翰为改教工作效力。但事与愿违，在德国西南部的斯塔斯堡(Strassburg)(那里有许多从法国逃来的难民)急需一位牧者，该处的改教者布舍(Bucer)邀请加氏到那里去为主作工。加氏拒绝前往有十周之久，然后布舍仿效法勒尔所用的策略来威胁加尔文，说如果他拒绝，“神会知道怎样来寻找祂悖逆之仆，尤如祂找到约拿一样”。加氏再次觉得有神的手在他身上，他就不敢再加拒绝。他在那里初次讲道是一五三八年九月八日。一五三九年七月他被拥戴为该城公民。

    除了遭遇贫困外，加氏在此工作颇为愉快。最初作牧师并无薪水，仅于学校教书得微薄的谢金而已。有人说他必须卖一些书来维持生活。我们则知道他多半是招学生来寄宿藉以糊口，除了这些不方便之外，他于斯塔斯堡深感自得。那里有所好学校名为“文科中学校”，为能干的斯特姆(JohnSturm)所领导。加尔文于此教圣经解释与神学。他也作法国人流亡教会的牧师(有会友五百人)，也将他在日内瓦不能施行的理想于此见诸实施。(在日内瓦长老亦为市议会的会员，但在斯塔斯堡则否。加尔文于此亦能每月得以举行一次圣餐，这是他在日内瓦所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建立起一群井井有条、服从规律的会众。他制定了一崇拜规程作为后来改革教会的模范。他也写了许多圣经注释，并与改教者、同情新教的政府官员，甚至与试图说服日内瓦重归天主教的大主教有过多次通信(有四卷这样的信函已译成英文)。

    就在这里加尔文结了婚。路德于一五二五年同一位以前作修女的结婚，他这样作是为了非难独身生活的不合圣经，然而天主教却推崇之为最高典型的基督徒生活。路德的目的在以行动显示婚姻非但是神所安排的尊荣圣礼，而且结婚生活与独身生活在神面前都是被重视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有一日加尔文闷坐斗室，正值路德的同工墨兰顿(Melanchthon)过访，他说了一句笑谈：“我看加尔文是想太太了。”加尔文默认他曾经这样想过。他生性怕羞胆小，所以求他的同工法勒尔作月下老人。及至不氏问他的条件如何时，他说：“我不象那些疯狂式的求爱者，甚至他们的手一与女人接触，连她们的错误之点也拥抱接受。女人所吸引我的惟一美德就是贞节、亲切、不挑三弄四、俭朴、肯对我的健康表示忍耐。”经过几次的说媒，但都没有撮合。最后他同本教会的一位寡妇伯爱丽(IdelettedeBure)结婚，他带来两个小孩。伯爱丽的前失是由重洗派改宗过来的，于一五四一年二月过世，同年八月和加尔文结为夫妇。婚后生下一子名雅各，但不幸数日后死去。加氏对其妻极为赞扬。在一五四九年她死的时候，加尔文说：“我失去了我生活中的至好伴侣，当她活着的时候，她是我传道工作上最忠实的助手。她从未带给我任何至微的障碍”。加尔文以后都未再婚，直到死时。

    

    日内瓦的情形自加尔文离开以后每况愈下。虽新请来两位传道者代替加尔文与法勒尔，但他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无法应付时艰。天主教的神甫们又溜入城内开始在私人家庭里举行弥撒。天主教的大主教名撒豆利透(Sadoleto)的又给市议会写了封紧急公函，邀请他们重归天主教的怀抱，说他们现今的困难即由于脱离神独一的真教会。(日内瓦竟没有一个人能够予以适当的回答，还得加尔文在斯塔斯堡来担任其事，他的《复撒豆利透书》ReplytoSadoleto被称为改教时期最有力的辩护文。)思想自由派的人们逐渐强大而勇于前进。不法与**事件极为盛行。

    日内瓦当局不久即悔悟他们当初驱逐加尔文乃是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一五三九年就有些人建议再请加尔文回来。一五四○年九月市议会委托一位会员“设法邀请加尔文牧师重返日内瓦”。在以后数月之行内曾发出一封请帖，又派一位代表亲赴斯塔斯堡劝请他回日内瓦。法勒尔此时在纽查台(Neuchatel)，他们也请求他来劝加尔文就道。

    加尔文并没有回去的心情。无疑他觉得被请是件尊荣的事，也知道他们到底了解他在那里的工作，但他怕回去。他写信给他的改教同工范来特(Viret)说：“我宁愿忍受千刀万刮，也不愿去背那个十字架……我宁可立刻死去，也不愿在那酷刑室里受刑至死……天下就再没有别处比那里更可怕的……我为什么还要再到那里去流血负伤?”况且他在斯塔斯堡的工作是大受欢迎，人们都爱这位敬虔的牧师。他正从事着适当的工作，一边服事信徒灵性的需要，一边以写作来帮助改教运动。

    但在这里有一项重要的考虑，即日内瓦居瑞士与意大利的中心，它比斯塔斯堡重要得多。加尔文对改教运动的感力从这一点来说要比在德国的任一城市都为重要，因为德国政府随时可以干涉该城的自由。所以在责任的压力之下加尔文再度顺服。他写着说：“当我想到这事的时候，我并不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乃是将我的心当作祭物奉献给主。”自从那时起，一张开的手掌放着一颗心和一句座名铭“主阿，我愿立刻诚恳地将我的心奉献给你”(“CORMEUMTEOFFEREDOMINEPROMPTEETSINCERE”MyheartIofferthee,Lord,promptlyandsincerely)就成为加尔文主义的徽章。一五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加尔文重返日内瓦城，受到市议会热烈的欢迎，每年给予五百法郎年薪(约合美金一百二十五元)。这正如圣经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加尔文本着一个主要的目标与理想回到日内瓦，那就是建设他向来所称的“圣经治理”的社会，也就是说在他心中早有一个模范的社会，在此社会中教会与政府在圣经的原则下互相合作。教会之与政府犹如灵魂之与身体。教会在属灵的事上是独立的，是政府的良心与教师(正如旧约的先知忠告以色列君王：以利亚与亚哈，拿单与大卫等)。政府的任务就是管理俗事，其本分在于“支持对神的外部崇拜，保守宗教的真道，卫护教会制度，约束并惩罚亵渎神明者，给予公共大众机会来信奉宗教”。

    

    加尔文一回到日内瓦即开始工作，他的伟大理想即在日内瓦基督教共和国里组织一个有秩序有规条的教会，于是他立刻起草一教会组织纲要，名为“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Ordinances)。经市议会稍加修改后，被总会及两千市民所通过。其中包括一些律法的细节——那都是当日欧洲城市的普通情事——诸如亵渎和谈吐**的处以罚金，禁止奢华服装，除假日以外日用饮食不得超过两道，严禁夜宴等；大部分都是为建立教会而设。

    教会内设四种职分。第一即牧师。以团体的牧师来说称之为“牧师团”(VenerableCompany)。虽然各牧师在城内各教会可以轮流讲道，但每人有自己牧养的教区。为使牧师多用时间在预备讲道并使信徒得益上，此乃良策。(加尔文每主日讲道，而且每隔一个礼拜天去教课，除此之外他还为牧师团举办三次解经讲座，一次对学院，又每周一次对公众演讲。)只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其他如圣诞节、复活节都被认为沾有罗马教的气息。加尔文主张在讲台上的祷告与讲道都应当简短。他说：“最好在家多用时间祈祷，在会众中要简短。”当有人对法勒尔的冗长讲道发怨言的时候，加尔文写信给他说：“主召我们上讲台既然不是为造就我们自己，乃为祂的百姓，我们就应当思考，不叫神的道受亏损，因为你使听众困倦。”唱诗篇也被介绍到崇拜中，为的是会众可以参与此崇拜的赞美本质。加尔文反对有口无心的歌颂，他说：“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免得我们的耳只听音调的和谐，内心却忽略字句中的隐意。”牧师团封立新牧师，但准试(即后补牧师)必须先受教义、圣经知识以及个人生活的考验，然后他要讲一篇试验的讲道，同时市议会也派有代表参加，如果他通过这一切的考试，就受按手礼，而成为牧师团中的一员，享有同等地位。

    第二种职分为教师。此职分按加尔文对弗四11的解释乃是神所立的。他的职责乃在以要理问答要训导儿童。教师被认为是传道的职分之一，置于惩诫条例之下。教师经牧师团的推荐，在市议会受验，然后经牧师按立。

    第三种职分为长老。这种职分在当日的教会中早已废止了。此次又把平信徒介绍到教会议会里，这就是牧师与信徒之间早已断绝的关系又得恢复。长老治理教会，特别在于监督圣餐的神圣。他们必须看管会众不许亵渎圣餐，因为圣餐乃基督教崇拜中的最高点。(那就是加尔文所以要一年多于四次守圣餐的缘故了。)牧师每年一次必须有长老和执事陪同拜访城中每一家庭。长老与执事在此拜访中就奉献问题有所教导。拜访的主要目的乃在询问信徒的个人信仰，看他有否资格领主的圣餐。长老是经市议会的委派领受此职。该市议会(其中包括三部分)从其会员中选举十二为教会的长老，作为此二治理机构的桥梁。教会与政府之间虽然分派，但也有密切关系。

    第四种职分是执事，他们受托管理教会的财政事项。这就是所谓长老制教会的行政(Presbyterianism)，但晚近欧美诸国的改革宗教会在细节上多有出入。

    

    在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的时候本以为工作的情形仍如在斯塔斯堡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归来时日内瓦人所得的喜乐止息以后，又发生了新的难题。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在自由思想派中有些是加尔文的旧日仇敌又起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在严格的法律之下心怀不平，暗发怒气。当他们因拒绝参加崇拜，批评牧师讲道，称教皇为“好人”，穿着奇特衣衫等而被惩收罚金时，他们都置之不理。他们都认为这是过于干涉他们个人的自由。

    自由派的领袖之一波林(AmiPerrin)，是一名军官，从前与加尔文颇友善，事实上他也是极力劝加尔文回来的一位，但现在他却反对加尔文。他是小议会(LittleCouncil)中的会员(日内瓦市议会分三部：一部为二百人；一部为六十人；一部为二十五人)，道德不甚好。在他家中时常举行狂欢舞会。明显可见他深恐教会对他非基督徒的行为采取行动，所以尽力想把开除教籍的权柄从教会手中夺去而交给政府。此外还有个领袖名叫阿妙斯(PierreAmeaux)，也是小议会的会员。他是纸牌制造者，当此纸牌被禁止的时候，他的营业受到影响。还有教会对他要求与妻子离婚的事件迟迟不准。这种种的因素都令阿氏对加尔文心怀成见，并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毁谤加尔文。他说加尔文是传假道理的，并说他的生活颇有指摘之处。在街头巷尾的小群众中，他时常对加尔说些咒骂的话。例如：“喂!你看他来啦。我宁肯去听三只狗咬架，也不愿听他讲道”。

    自由派中第三位有势力的人物是伯提勒(Berthelier)。他是德国一位为自由而殉道者的儿子。他的生活也是放荡，不满教会的法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得领圣餐。事实上他在这一点上与教会争执不已。在赴圣餐的礼拜日，他与他的党羽身披武装进到教会。加尔文讲完短篇道理，诵读圣餐仪式文之后走下讲台，来到桌前。由伯提勒所率领的自由派等人剑拔弓张，大步走入堂内。那是紧张的一霎那。加尔文并未受威吓。他伸出双手在桌子以上说：“我绝不施这圣礼给你们……这两只手你们可以打碎，两臂可断；生命可取，血可流；但你们却绝无法强迫我将此圣礼施给不敬虔的人，来污辱我神的桌子。”自由派党羽默然无声，退出会堂。加尔文想他一定会再次被逐，所以当日下午他对哭泣的会众讲了一篇临别的信息，以“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为经题。虽然如此，并没有放逐的谕令下来。

    此外尚有别样的难题。有一后补牧师卡斯提留(Castellio)，他请求被封立为牧师遭到拒绝，因他怀疑雅歌属于正典，且也不同意当是对“主下入阴间”的解释。他未能了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以及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乃是地狱的痛苦。加尔文和他的同事都认为卡氏是把他自己的理性驾乎神的启示之上。预定论的道理也是遭至人批评与仇视的原因。其中之一即医生巴尔色克(Bolsec)，前此为白袍僧。他不但称此教义为不合圣经，也是不能支持的，因为他说，这样使神成为一个暴君，他又毁谤加尔文有不道德的行为。

    争斗层出不穷。一次暴民走向前来面对加尔文。他们对他喊骂不已，加尔文对他们说：“我知道我就是你们争吵的原因，如果流我的血可止息你们的争斗，就取我的生命，我求神给我作见证，我来是不怕死的。”这诚然是多事之秋。若不是同保罗一样说：“有主与我同在”(提后四17)，不然胆怯的加尔文是无法承受的。

    

    在加尔文时代有一名诚实，但却走入极端错误里的西班牙医生色维图(MichaelServetus)无疑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但是医学圣手(发明肺中的血液循环)，同时对术学与神学也有专攻。但他的心智反常，受人非议。加尔文初次与他相识是在巴黎，那是一五三四年。当有人把色维图的见解告诉加尔文之后，他愿意找机会和他讨论一番。色氏同意了，但总未露面，反而到处奔走行医，并特别对神学发生兴趣。

    他发现加尔文的神学观点十分可憎。当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出版以后，他即刻获得一本，并在书中写下许多更正的边注，然后寄给加尔文。后来他又照着自己的见解写了一本《基督教恢复》(ChristianRestitution)。在此书中他否认基督神性、婴儿洗礼、因信称义，以及其他重要的圣经教义。他认为三位一体的道理最为无味。三位合而为一对他简直是荒诞至极。他用亵渎的话语说：“你的圣三位一体乃是三头的地狱犬。”他自己的神观则是泛神论的，亦即相信神即是万物，万物即是神。在他受审时，他说他坐的板凳也有神的本质。当有人问他：“魔鬼呢?它也是神吗?”他笑着说：“当然也是神。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

    加尔文和其他改革家因听到此异端攻击他们所宝贵的信仰而受震惊还有什么希奇吗?当一五四五年色维图受威胁欲来日内瓦的消息传出以后，加尔文给他的朋友范来特写信说：“我敢断言，如果他来，我必不叫他活着离开日内瓦。”这也是天主教对此异端者的判决。事实上天主教已将他拘禁在维也纳，并定死罪，处以焚刑，但他逃脱了。

    他果然来到日内瓦。那是一五五三年春正当加尔文的权势动摇时期。无疑色维图想得自由派党人的支持。如果他们能把加尔文推下台，或可举他为该城的领袖。他到达日内瓦不久即被人侦出。当加尔文讲道时，他还去参加礼拜，即被认出，立刻加以逮捕。从他的著述中找出三十八处作为控诉他的把柄。一五五三年八月十四日开始审讯。起初关于神学方面大肆辩论，言词白热化。市议会当局已特别留意处理此案件。市议会又致函给其他市区派代表参加：请求他们的建议。大众均一致表决此异端者该处以死刑，不可容忍。于十月二十六日被处焚刑。加尔文请求议会以斩首代之，但结果无效。法勒尔曾至狱中访色维图劝他悔改，但他拒绝悔改。次**被牵至火刑场，那时还劝他“求告神的永生之子”，只要说：“耶稣，神永远之子，你可怜我。”就可以，但他没有说。

    评论此悲惨之余，我们必须记得加尔文不过是反映他当日的观点而已。虽然我们认为此事不当，但我们却能加以解释。自从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A.D.400)时代以来，人们都相信异端者应处以死刑，此观念在法国革命以后(一七八九)方才改变。路德对于处异端者以死刑的利害发生疑问，这是不错的。他写着说：“我不赞成把冒充医生的处死。异端乃属灵性之事，是无法伐之以斧，焚之以火，或息之以水。管辖人灵魂的，只有神自己。”但路德是在此事件发生的老早以前说这话。加尔文具有中古时代的观点。如潘宁(Penning)所说“加尔文的翅翼被我们认为错误的观念所捆绑。”以我们的判断，加尔文是有罪的。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色维图被处火刑之地方立了一木牌，其上写着：“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之后裔，特定加尔文当代之错误的罪，但是我们根据改革运动与福音的真实教义，却宝贵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牌以表忏悔。”

    

    加尔文和其他改教者一样特别重视教育。为了促进真宗教(因人的信仰必须有理智)，并为社会一般福利，教育乃为当务之急。所有社会上的领袖均需受教与受训。

    过去于一四二八年在日内瓦曾设立一所大学，创始者为一位富翁名佛逊迪(FrancoisdeVersonnary)，他说过：“我视教导为有益之工作；它驱散愚蒙，使人得智慧，彬彬有礼，培植美德，而且对于公务的处理也是方便的。”他捐了一笔巨款，于是开办了学校，但经过数年以后因内争与缺乏经费遂于一五三一年停办。

    所以当加尔文一五四二年回到日内瓦的时候，他的特殊趣旨之一即在办教育。在他的制度中教师具有尊荣地位。他主张初等教育包括七年，大学四年。但在那风暴之年，他的宿愿未能克遂。此外还要唤起人们的注意并筹备所需之款。

    他于一五五二年开始行动。市议会为设立学校购置了一块地皮。一五五八年加尔文要求他们筹款。市议会委托公证人劝说雇主把他们的遗产捐给这所兴办中的大学。他们也决定将民事法庭所得的罚金留为建校使用。加尔文亲自到各家募款，结果收到一万金币。然后开始兴工建造。加尔文特别注意建校事宜，逐日监工。一五五九年六月五日校舍举行献堂礼。从前多病，以后献身基督教教育的比莎(TheodoreBeza)被派为初任校长。在他对已注册的一百六十二位学员致词中说：“我奉神的名劝勉你们不要对自己不忠。在柏拉图足资纪念的话语中说，离弃正义与道德的知识不过是技巧而非真理……诸君集于一堂，并非如希腊人为求知识的修养，体力的夸示，乃为学习最高的真理和极优越的科学，造就自己，以荣神名，以致将来造福你们的国家；不但如此，你终须记得末**们要在主前为你们所领受的神圣使命交帐。”

    最初的校舍颇为简单，以木板充当桌椅，室内无暖气装置，窗上的玻璃也是等到一五**年才安装的。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所以教授的俸给不佳，教员都与学生共同食宿，以节省开销。

    加尔文明显是从斯特恩得到他的教育观点，斯氏系与加尔文在斯塔斯堡同工的一位著名教育家。斯氏的学校成为日内瓦大学的模范。董事部乃为本城的牧师团，他们委派校长教授，经市议会的通过而任命之。学校是免费的。学生并不因年龄或班次而分优劣，乃在于他的智力与进步的程度。学生上课是从午前七时至十时，午后一时至四时，每年授课十一个月。课程表里充满了圣经研究与诗篇歌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的三次崇拜和周间的每日早礼拜。礼拜六下午还有要理问答之研究。

    学校的发展突飞猛进。五年内有学生一千五百人，来自欧洲各国。苏格兰的改教者诺克斯约翰(JohnKnox)即于此受教，他说：“这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最优良的基督学校。”当这些学者毕业以后回到他们的本教会去，在传播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上都有莫大的感化力。加尔文逝世数年后，因缺乏经费，学校的行政逐渐恶化。

    

    【神的主权】

    加尔文是一个有理性的思想家。他着重系统。他深信在圣经中必有一中心的真理，有一基本原则，一切圣经真理均以此原则为主干。他认为圣经的一切教训如同车轮，必有一轴心。加尔文发掘的这中心真理就是神的主权。当他在圣经中遇见如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关神性的名词；仔细考察有如洪水、十灾与尼布甲尼撒的降卑等历史事件；又特别注意到以下诸圣经章节(申三23；四35；书十一20；诗九十九1、2；箴十六9；赛十11；但二44；徒十七28；罗九21；弗一11)时，他就发现都屡次着重神的主权，正如一位圣经学者所说：“乃是神绝对的治理，管辖一切的现实。”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有一标题为“神乃众善之源”并为“治理万物者”。在他教导日内瓦市民的问答中他写道：“神将万事置于他的权能之下；所以他以护理之工管理世界；凭己意制定万事，本着自己看为好的治理众生。”

    为了简述此项基本原理，加尔文与失掉神主权真理的天主教对抗。路德曾极端反对天主教的救恩教义，他与他们的争论点乃在于“人如何能从罪中得救”。天主教说人得救虽然靠恩典和基督的赎罪，可是人对于自己的得救也有所贡献；路德则回到奥古斯丁与保罗的教训，说：“不是的，人对于得救的事毫无贡献。人是藉恩因信而得救。”因此信义宗的基本原理就是唯独“因信称义”。而加尔文在天主教关于救恩的严重错误上却有更深入的观察。他看出他们乃是拜偶像。救恩乃是神的工作，惟独是神的工作。假如人在他得救的事上有所贡献，算为自己的功劳，那他就被抬举到与神同等的地位，他也就得了神当得的荣耀。这不啻拜受造之物。为了反抗此项虚伪，加尔文特别强调神的主权，他说：“人若不觉得他在凡事上亏欠神……神对于他乃是众善之源，除他以外别无可求，人就总无法愿意顺服神，向神投降。”基本的真理乃是神的主权。

    神主权的性质为何呢?圣经把什么样的主权归给我们的神呢?

    (1)是有计划的主权。这主权并不是武断、反复无常的。据说回教的上帝阿拉有此种“武断”的主权。我们的神并非如此。他有一永远的定旨，他按着他“心中的思念”行作万事(诗卅三11)。此主权受神的智慧、公义与圣洁的限制。

    (2)此主权以慈爱与恩典为根基。神不是一个恋横的暴君。他没有权势的欲望与辖制别人的意图。他以热爱对待他所造的人，他用无限的能力供给他们的需要。他的慈爱与恩典在他赐给人的一般祝福并特别在赐下他的儿子上有充分的表显。神爱的最大礼物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为世人舍命。

    (3)此主权是不受限制，是绝对的。包括神一切的道德受造者(即人类与天使)、历史的程序(诗四十六篇)，与自然界。

    (4)此主权并不取消人的责任。神的统治权达于至微细节(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若没有神旨意的许可，连一只麻雀都不会落在地上)，但人不能因此就忽略自己的责任。加尔文说：“如果有人离弃正路……他不能说他错误是因他未能作好；反而言之，他乃是众恶之因，并应自己负完全责任。”

    

    【预定】

    预定的要道，就是神从永远预定每个人的命运，往往与加尔文的名字有联系。事实上，这也就是一些人关于加尔文所仅仅知道的一件事。加尔文果真教导了有关预定的道理，那是不错的。因为首先他看到预定乃圣经中清楚的教训，其次则是他由认识神的观念中推论出来的。根据圣经，如果神是有最高主权、无所不知，又有在创立世界以前的计划，那么他必预定一切将要成的事，这当然包括人的命运在内。加尔文认为任何其他的计谋都会侵犯神主权的真理。

    如果神真是有主权的神，那么人得救的决定因素(以及其他别的事)都不会在乎人，这是极其简明的真理。可是有几件事应当留心。这并不是加尔文的主要教义，也并不是他的出发点。他在《基督教要义》的初版中并未提到预定。他首先提到此教义是在一五三九年版中，那不过是顺便提及，在以后诸版中方占显著地位。亦即加尔文从未企图以此为讨论重点，以后在解释此教义时方才讨论。预定是告诉人如何并为何来到神面前。那就是清楚告诉他说：“你来就神并不是因为你这样选择。你来，惟因神在永世里如此决定了。在他的计划中把你包括在内，所以他赐给你意志与能力相信神。”

    我们也应当记得加尔文知道由于这教义所引起的许多难题。即如：为何神不造没有犯罪可能性的人呢?他为何预定人要堕落罪中呢?那怎能与神的爱相调合呢?一个完全的人怎能受试探呢?他也想到这些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答案。虽然如此，他还是教导人关于预定的道理，因为这是圣经中的教训。

    预定论对加尔文来说，不仅是神知道谁要相信，能看到将来，能预告谁要接受福音并谁要拒绝福音，此外也暗示着神决定谁要相信，谁不相信，因此这并不仅仅是预知，乃是预定。

    这不能说神不公平。实在说来，人类是陷在罪中，世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因此都当受咒诅被定罪。人若犯罪只能埋怨自己；他若从罪中被拯救必得多谢主恩。因为他自己掉进罪坑里，惟独藉着神的恩典把他从罪坑里救出来。神是公平的，有位格的，正如加尔文在《要义》中说：“神所愿意的必定是公正的，因为是他的美意。”

    预定也不干犯人的“自由意志”。加尔文是指着“人的责任”说的，因为亚当是独一有自由意志的人，那意思是说他有作选择的完全自由。虽然如此，人并不是被迫而犯罪。他犯罪是甘心愿意的，自动的。加尔文坚决反对日内瓦的自由派，他们是泛神论者，否认人有任何自由意志或责任。他说，如果你主张这个错谬就有以下三个可怕的结果：“第一，在神与魔鬼之间将无分别。第二，人就没有良心来逃避恶事，不过如禽兽一样，毫无分辨地随从肉体所好的去行。第三，凡事都可改称为善——不拘**、杀害或偷盗——所有可想象的罪恶都可被认为是懿行善举。”

    【圣礼】

    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中，加尔文解说圣礼为“外部的标记，基督藉以申明并保证他对我们的善意，为了支持我们信心的软弱，同时试验我们对他的敬虔”。圣礼乃为标记，是眼所能见的，是印证(有如公文上的印一样)保证其中所有的内容，也是信仰的公认，因其价值乃在于信仰的本身。圣礼并未带给我们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重新坚定圣经中的应许。圣礼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所以同样要求人的信心。

    我们应当守几种圣礼?加尔文说两种，因为基督只设立了两种圣礼。当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设立了洗礼(以前人守的是割礼，他现在以洗礼代之)，当他纪念逾越节的时候，他设立了圣餐，那是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洗礼并不能神奇地赐给人恩典(有如重生)，如天主教所传授的那样。加尔文说：“洗礼是准许我们进入教会的起码标记，为了与基督联合，我们可以被列在神的子民之中”，“是一种工具，藉此神保证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涂抹，永远在他面前消失”水当然是最普通的洁净动因。藉着洗礼表明我们的罪被洗净，也是重生的标记，因惟有重生的人才得赦免。洗礼好似对悔改的人说：“这是圣经的应许在此坚立——你的心已被改变，你的罪得赦免，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对受洗儿童的父母说：“你的孩子和你同样有神的应许，所以你应当尽全力教导他成为神的孩子。”加尔文说，洗礼的方式(或洒水或浸水)并无什么重要，根本的意义乃在洁净。

    信主父母的婴孩有资格受洗礼。他们能受洗礼因他们也在神的约以内。从有史以来他们就被认为在恩典之约中有地位。因此在旧约中也给婴孩施割礼。洗礼已经代替了割礼(西二11、12)，况且，基督已表示他对小孩子的爱待，给他们祝福。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叫听众确实知道儿童在恩约社会中有相当的地位(徒二39)。保罗在林前七14重申儿童因与父母的关系而成圣。

    加尔文说，圣餐乃一“属灵的筵席，在此筵席中基督证明他自己乃是生命的饼，我们的灵魂靠此得以喂养，得着真实不朽的祝福”。圣餐并非基督牺牲的重演，有如天主教所宣称的，圣餐乃是：(1)救赎的标记，饼与酒向我们说明基督死在十字架上；(2)神爱的印证，神甘愿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圣餐正如圣经一样对受领的人说：“你们因基督的血而得救，你们必须为他而活。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买赎你们；这已活画在你眼前。你当将你自己奉献给他，正如他为你舍己一样。”

    基督果真具体地在酒饼之中吗?天主教真这样相信，说这是神的奇迹。当神父宣读“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饼就改变为基督的身体。路德派也赞同此说，因为在主升天的时候，耶稣的身体取了神的属性之一，那就是他的无所不在。慈运理派(是以瑞士苏黎克为中心的抗罗宗)否认此点，因为圣礼就是一种纪念，有如纪念某人的碑塔。加尔文也不赞同变质说，他说：“基督诚然是在圣礼之中，但不是体质上的同在。”无论如何，基督是同在的，他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他离世前所应许的。藉此属灵的同在，我们才能与永活的基督有实际的交通。圣灵在圣餐中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作工，那就是我们与永活之主间的生命联络。

    

    【普通恩典】

    普通恩典可以解说为神给万人不当得的恩典，这恩典是以他爱世人的爱为根基，藉以把祝福赐给他们，控制个人与社会中的罪恶，并使未重生、不敬虔之类能行表面之善。

    如此说来，神普通恩典的根基乃在乎神对众人之爱，他爱众人因他们为他所造。他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虽然我们犯罪，污毁了这形像，但我们究竟还是神所造的。因此正如加尔文所说：“虽然恨恶我们所行的，但他究竟爱由他所生出的。他恨恶他所造之人的罪恶行为，但他仍爱人，因他是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样式造他们。”神在人所作的和他本人之间加以区分。

    这普通的恩典教义究竟有何意义呢?

    一、神把他的祝福赐给所造的人是很明显的。作诗篇的人说：“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诗卅三5下半)神不仅赐给基督徒的田地雨水——他也赐给那些不信的人。他许可不敬虔的人发财享受今生物质上的福气。他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创十一)。政府为神所设立，为要赏善罚恶，保护神儿女的安全，但这祝福也照样临到不信的人。当作诗的人环视神所造的世界时他就慷然说道：“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诗一四五9)

    二、在控制罪上，保守人不致败坏到所能败坏的地步上，都看出神普通的恩典。加尔文说：“……虽然我们的天性是败坏的，仍有蒙神恩典之处。因为如果神任凭恶人随意放荡，则无一人不会犯罪，这正如保罗所说的。”假如任凭人为所欲为，这世界将成为何等可怕的世界!因此神得控制罪。他用种种的方法来控制罪恶的行动。他用人的良心。良心有如交通灯，发出红色信号警告危险，要抵抗罪的倾向。他用公众舆论的压力。人们不敢作某种恶行，因为怕社会加给他们一个恶名。神用惧怕因果关系。一个人因怕下监，所以不致犯偷盗罪。神用政府执行律法来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正如创六3说，有圣灵的直接感化来驱使人就犯。神这样保守人不致败坏到所能败坏的地步。

    三、神的普通恩典在许可未重生之人有道德及善行上有所表显。未重生的人可能和蔼可亲、诚实、友善、宽大为怀、乐于助人。加尔文引证以下例子，异教的律师关心权利与正直；哲学家在他们的系统思想中有真理的本质(如柏拉图相信灵魂不朽)；不信的医生牺牲自己的生命医治他人的生命。我们如何能明了这些道德与善行呢?这些并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的善行。某项绝对的善行，有如海德堡要理问答上所说，乃是出自圣洁之心的善行，是按着神的律法与神的荣耀而发出来的。按着我们自己是不能行善的。甚至基督徒也只能发出相关的善行，虽然他们是以信心并爱神的心为动机，但仍有被罪污染的可能。加尔

    

    [结婚与离婚】

    从加尔文的观点来看，罗马天主教在这方面犯了两大错误。这两大错误都与圣经背道而驰，他们把婚姻高举为一种圣礼。他们以为“婚姻当被视为一种圣礼，不只是因为那是神的工(主曾命立两种圣礼，即洗礼和圣餐)，而且也是神为坚定承诺而指定的额外礼仪。在婚姻关系中，就是要象这样，连小孩都知道分辨。”其实，这是错的。另外，该教还提倡独身主义，以为这是至圣的麦记，也是不合乎圣经的。婚姻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早在人类堕落之前，就已经有此制度。独身主义反而是违反自然的事，可能导发无数的性犯罪。加尔文说：“在十个修道院中，要找出一个不是妓院，而是纯净圣洁的地方，实在不可能!”由此可知，加氏反对独身生活(象马丁路德一样，他原是修士，娶了一位修女凯莎琳范波拉CatharinevonBora)，后来，他娶了虔敬热心的艾迪雷特第标尔(IdelettedeBure)小姐，更足以证明。

    根据加尔文的看法，婚姻是神所颁赐的神圣律例之一。它是很神圣的，因为是神所设立的神圣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与基督徒有关的新协约体；但它也是民事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新夫妇在社会上也形成一个联体。其目的是双重的：一、传延子嗣(这是最基本的目的，在人类堕落前后都一样地真实)。二、是防止性泛滥的良药。后一个目的是在人堕落后才加上去的，因为罪挟其千钧之力而来，为了避免男女私通**，就拟了一个合理的计策，供其性发泄，遂确立了婚姻制度。婚姻被认为是神慎选给人的一件礼物，而且是万般福乐之源。加尔文又警告说，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关系极为亲密，但仍然会产生问题和困难。他说：“记住!因为我们天性败坏了，婚姻就变成一剂药，因此我们不必奇怪它甜中还带着苦。”

    论到两个已婚夫妇之间所发生的问题，他说，首先应尽可能停止彼止闹意见，并想方法解决问题。他俨若一位日内瓦的婚姻问题专家，为那些婚姻触礁的人提出忠告。第二，以林前七9为基础，他劝告说，干脆分居或者解除婚姻关系。他的确了解这里的困难，因为禁欲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第三，他劝人离婚或撒销婚约。撒销婚约是因为不能**。离婚若基于以下三个理由是许可的：一、**。加尔文以为这是最不可赦的错误，甚至他都不敢为日内瓦人劝解这档纷争事，因为在旧约时代，犯了这项罪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二、遗弃(十年不见音讯，就等于是遗弃了)。三、彼此在宗教信仰上不能和谐共存。这是杂乱婚姻不可避免的结果。有个意大利的基督徒，为了躲避**迁至日内瓦，他的妻子笃信天主教，又拒绝改变她的信仰跟随他，加尔文遂赞成他们离婚。在宗教**和改教时期，从本质上看，遗弃和宗教上不能和谐共存的根据，倒是蛮适切的。

    日内瓦结婚规则包括：在举行婚礼前，连续三个礼拜天，在教会崇拜中当众宣布结婚。除了领圣餐的那个礼拜天，其余任何一天都可以结婚。订婚后六周内必须完婚。订婚具有约束力，唯有当未婚妻被发现是非**时，或者一方得了不治之疾病或传染病时才无效。

    

    【宣教事工】

    据说，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都没有什么宗教热诚。人们攻击他们对异教世界缺乏传播福音的工作。华乃克(Warneck)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向海外传福音的这种义务。”这个判语是实在的。改革运动之前，鹿特丹的尹拉斯莫斯(Erasmus)曾经出版一本书，就写得是有关这件事，他呼吁大家拿出行动来；但是象路德(Luther)、慈运理(Zwingli)、诺克斯(Knox)和墨兰顿(Melanchthon)一班人，对于数百万异**的需要却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宣教工作的本质和主题有误解。有些人(如路德)以为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所说的大使命，既传给了十二使徒，那么它就只是为这十二使徒所计划的，不适用在我们身上。有些人则说，异教主义是神对这世界拒绝福音的一个惩罚。另有些人则以为福音已经传到地极。还有另外一些人则说，国家一定要先基督教化，然后再透过政治领导者来传福音。

    此外，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势。在那个时候，欧洲以外的世界实际上是鲜为人知的，对于遥远彼方的认识，也只不过是一点儿模糊的概念而已。探险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除了一些大胆的探险家渡过海峡，带回一些奇怪的故事外，当地还不曾与其他地区经常来往呢!

    再者，欧洲的基督教人士起初都忙于为生存而奋斗。葛拉佛(Glover)说：“改革家们一心一意想从教皇政治中争取自由，和建立信仰上的新团体……所以，外面世界的需要遂被遗忘了。”在大部分国家里，新**——即信奉基督教者，都恒受罗马天主教的**，生活得胆战心惊，时刻有生命的危险。他们很可能一觉醒来发现财产都充了公，警察正站在门口，准备把他们带进监狱里。既然大部分人民都敌视他们，他们只好把精力花在保护自己上。既或政府方面给予一些友谊，象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教会所能做的也只是自顾不暇而已。

    加尔文似乎也和他的同工一样，有一些误解和狭隘的概念；然而他似乎多具有些宣教热诚。当他评论以赛亚书十二章4、5节时，他写到：“这拯救者(基督)的工作是何等地美善，应当将它传遍世界各处。”论到基督的大使命，他又说：“主劝告传福音的牧师到远方去，以便将拯救的大好信息传遍到世界各地。”

    后来，他果然试图作了一次宣教的冒险。事情是这样的，海军上将柯利尼(Conligny)——一位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拟了一个构想，要把法国新教的种子散播到海外殖民地去。这下解决受**的法子终于有了：罗马天主教既不容忍我们，我们就自己另辟地而活。所以，一五五五年，他就差遣了一支探险队，在杜兰特区费勒盖那(Villegagnon)的领导下走向巴西。正如他所想的一样，费勒盖那很同情新教，他先在殖民地作了很好的准备，并请柯利尼带更多的移民者以及两位牧师，来照应当地人的属灵需要。柯利尼随即央求加尔文，加尔文立刻就答应了。他还特别使日内瓦教会注意到这件事，以征求自愿者；结果有二人自愿加入，一是五十岁的理查(Richer)，一是三十岁的查提尔(Chartier)。这些加尔文主义者都表现出一副首批基督教宣教士的特质来。一五五七年，他们抵达巴西，发现费勒盖那是那么热诚和愿意合作。他告诉他们，他也相信耶稣唯一的中保，唯有藉着信心才能获得拯救。后来，这些宣教士们发现土著间的工作好艰难，而且没有任何收获。在理查写的一封书信中，说到有关这个蛮荒地区的景况，说他们三餐不继，土著们粗鲁又愚昧无知，在道德方面如同盲眼的瞎子。唯一还有成功希望的，就是把些年轻土著带到基督教团体中加以训练，再送他们回自己人那里去。

    现在，好景不常，费氏方面开始反对了，这时候罗马天主教也再次在法国占了上风。费氏放弃对新教的同情，命令他们停止宣教工作，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境。如此，另尔文主义者首次尝试的宣教活动失败了，但这至少显示出加尔文关心异教世界的需要。

    

    【娱乐】

    很多人都以为加尔文是一个很严谨而冷峻的人，平日总是一副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样子；其实，这绝不是实情。他的生活虽然忙碌，但是他一定腾出时间来作一些有趣的消遣，松驰一下绷紧的神经。他经常和朋友在花园玩一种掷环套桩的游戏(类似我们掷铁蹄，或对着木桩掷环的游戏)；冬天则改玩clef，和人比赛看谁可以将一串钥匙抛向桌沿滑动而不落地。虽然他不象路德一样生性快活，毫无疑问地那是因为他经常闹病的结果；但他却是一位和蔼的主人。当大伙儿聚在一起的时候，幽默的笑语就不绝于耳。他的应答捷巧如流，据说，他最会讲双关俏皮话，总是逗得客人们个个笑得前俯后仰。

    这些事都是他在《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中论基督徒自由的时候顺便提到的，他说：“我们仍可以说说笑笑，或享用食物，或在自己或祖遗的以外增加财产，高兴的时候一样可以听听音乐，喝喝酒什么的。”

    但他却反对无节制的娱乐。他认为娱乐不可在人的生活中占首要地位，它们应该是次要的，藉以消除疲劳，和提神用，是人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有节制的饮酒，他是不反对的；无节制的饮酒将使人沦为与野兽一般。加尔文说：“假使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酒量，但他却硬是喝下三杯，结果烂醉如泥，那他不是猪吗?”

    有几种娱乐是他所严格禁止的，其一就是玩牌。他反对打牌的主要理由，并不是因为人们靠老天保佑玩牌，而是因为那会使人们浪费大好光阴和导致赌博。因此他告诫日内瓦学校的学生们不可玩牌(或跳舞)。抓到赌博的人，就在他脖子上挂一副牌让人取笑，以为惩戒。一五四六年，加尔文还帮政府通过一项法律：玩牌只准在酒馆里玩，而且一次不可超过一小时。

    其次，加尔文坚决反对跳舞。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不好(它还是一种运动呢!圣经里也有好多正当使用舞蹈的例子，加尔文是首要的圣经神学家，当不会不知)；而是因为它产生了副作用，是**和淫荡不拘的根源。所以他以为，要保持纯洁的思想和贞节的心，就不可涉足跳舞。因此，在日内瓦跳舞被抓到，要罚钱和坐牢。他教会一个长老的太太就因为在订婚场合中提议跳舞，而遭受极严重的惩戒。

    说到戏院，加尔文倒有些保留。他并不反对戏剧这类东西。本质上言，扮演一个角色并不算错，演员在演另一个人物时，他也并没有淹没自己的本性。因此加尔文颇赞成，至少不讨厌这类古典戏剧。有一次，他甚至延后下午讲道的时间，以使整出戏能全部演完。他反对人描写圣经中的景象，因为那是神的一部分启示。他也反对男扮女装，或者女扮男装。一般来说，加尔文对戏院还是很怀疑，因为在一般男女演员间道德水准太低；假使他们在私生活中能崇尚高水准的道德，他可能对当代戏剧会多表些同情。

    

    【教会合一】

    教会合一是一项基督教各宗派在其目标上联合的运动。自从改教以来，就有许多嫌隙与裂缝存在，单单在美国，就有二百五十个以上的独立宗派，其中有些是自由派，有些介乎自由派与正统派之间，有些则与我们一样是笃信历史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应该分成这么多独立派别吗?主张教会合一的人士一定会说：“不可以!这些分割真是一大丑行，等于是将耶稣所穿的无缝外衣撕成碎片，我们实在应该致力于教会的合一。”

    加尔文约翰对于这件教会**的事相当敏感，有些人因而认为他没有容忍的气量，难以与异己共存，所以说他孤芳自赏。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这些**，他特别感伤，称之为“对耶稣身体的无端残害”。他企图在教会间提倡和平，使大家能和谐共存。但是改革宗和路德宗之间关于领主餐的问题太令他遗憾。他曾经被路德很不客气地指责了一番，心里不大舒服，就写了一封信向其友布林格(Bullinger)倾诉，他说：“我希望你还能记得，路德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你看，他的天资过人，他的毅力坚忍不拔而且持久，他学什么象什么，随时准备参与捣毁反基督国度的事，同时，他还传扬拯救的真理。现在即使他称我为恶魔，我还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他是神的杰出仆人。”加尔文真是“宰相肚里可以撑船”啊!

    你们也许会问：假使他对教会**的事感伤，那他为什么还要脱离罗马天主教呢?原来依加尔文的先见，罗马天主教已经变得不再是一个真教会了。所谓真教会的标记是：(1)忠实传讲神的道；(2)根据基督制定的律法执行圣礼。然而，当日的罗马天主教却是个“腐败的组织，……正义之光被制压，遂失其光芒”，而且“可咒的冒渎神圣之事取代了主的晚餐”，教会若蹈此错，而且没有改革的可能时，那么，你的责任就是脱离她。

    所以，根据加尔文的想法，第一，坚持教会要有两个标记的存在。神的道是至高无上的，圣礼一定要被正确地了解和执行。假使真是这样子，你们教会就可以算是真教会了。第二，记住，我们与别的教会互有责任，没有人能单独存活，不要忽视另一些正统教会。加尔文说，各真教会都是神的儿女，应该彼此拿出兄弟之谊，互相帮忙才对。

    依加尔文的看法，大家一定得拿出魄力剔除彼此之差异，共同为教会之合一而努力，那么其成功就指日可待了。他承认，大家在属灵上必是合一的，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都是同一位救主基督的仆人，也被同一位圣灵所膏，目标也同是一个天国，这些事实无可否认地使我们联合在一起。但是它应该更明显化，对那些教会以外的人来说，教会实不该**，因为内在属灵的联合，他们看不见啊!因此加尔文对于教会合一很感兴趣，当英国教会方面正拟开研讨会时，他立刻写信告诉他们，如果这能促使教会联合在一起，那么他就毫不犹疑地渡海来参加。他又写信给德国的路德宗教会说：“有些小小的不同不妨保留着，我们不要为此争得你死我活；但是让我们在救恩大元帅的旗帜指挥下齐一步伐，勇往直前，向着黑暗与死亡的权势进军。”

    教会应努力联合的基础是神的道，这是唯一坚固的基础，因为“没有神的道作基础所形成的联合，都是对神不虔敬的小团体，也是不信者的组织”。他建议各基督教会、德国的路德宗、瑞士的慈运理宗和改革宗、法国的改革宗，和英国的安立甘宗都派遣代表参与国际会议，然后在会议中，以圣经为基础，研讨彼此的差异，并拟出一项信经或信条。当然，每一宗派都必须愿意讨论这些差异才行，还要有颗谦卑的心，一个想向大家学习的心，承认神并没有把真理只赐给我一个教会。这样可使我们对那些不按照我们一样解释圣经的人加以忍耐，这也就是说每个人必须愿意对原则上不伤大雅的地方让步。

    据其领导信念来看，加尔文的确是想把教会联合在一块儿，他也得到慈运理宗、路德宗、甚至罗马天主教的认同，共赴教会的合一；在联合瑞士教会方面，他总算是成功了。此外，他也遭到其他改革宗方面的漠视和抗拒，日内瓦问题重重，他自己也卷进这场是非中，使他终日忙得不可开交。但无论如何，加尔文是提倡教会合一的。

    

    加尔文生平的最后阶段乃是他最愉快的经验，往往称此为胜利时期。教会与政府在日内瓦互相合作，有一牧师团体照顾教会的属灵需要，予以相当领导，并以圣经的原则来训诲政府职员。政府有事往往来向加尔文请教。学校为有能干的基督徒教师所管理。日内瓦迅速地获得模范基督教社会的荣誉。

    在此时期内值得人痛心的事就是加氏的健康逐日衰弱。他向来不是强壮的。他年轻的时候即患头痛病。他健康受影响也多半由于工作过多，而又缺乏运动。及至年长，头痛病更形加重。消化不良，往往使他日食一餐。他有胃溃疡，以后又患风湿神经痛、痔疮、膀胱结石、时常发昏、气喘。最后他患四日热(即每隔四天身体发烧)及肺病。他说他一生并无健康之日。

    虽然如此，他却作了非常伟大的工作。除了重编《基督教要义》之外，他又写圣经注释，从事次数频繁的书信往来、演讲。他差不多每周讲道五、六次。据说他的讲道是简明、直接的，以诚恳来阐明圣经的教训。

    一五**年二月二**在日内瓦学院讲完他最后的一堂课，二月六日则是他最后的一篇讲道。他讲时颇为困难，但终于完成了。三月市议会请求全市民为加氏恢复健康而祈祷。四月他被抬到教会举行圣餐礼拜，当他用颤抖的声音与会众同唱“主阿，让你仆人安然去世”的诗时，多人泪下。他日渐衰弱并求主早日接取灵魂。四月二十五日留下遗嘱。他身无积蓄，因他坚持拒受薪金。教皇比乌第四(PopePiusⅣ)有一次论到加尔文说：“新教异端的能力即在此，就是金钱在他身上也丝毫没有魔力。假如我有象他这样的臣仆，我的教国必扩展到四海之外。”加尔文所仅有的一些金钱他都捐给日内瓦学院、难民和他的亲属。

    四、五月时举行了一连串的送别会，许多人受感动。他接待日内瓦的牧师团，并向他们述说为本城的宗教改革运动而有的斗争、困难与神所赐的最后胜利。他劝勉他们要支持他的后继者比沙如支持他自己一样。他最后的一封信是写给法勒尔的，劝他“留意我们的同工，那是与教会有益的”，又说：“我与基督同在，死活于我足矣，基督对那些属他的人，在生在死都毫无所失。”当法氏收到此信后，立刻离开牛查台，虽年逾八旬，仍步行全程，企图在他的朋友未死以前见他一面。

    他对市议会代表的临终告辞颇令人受感。他们来向他表示敬爱，加尔文请求他们饶恕他往日的发怒(他容易犯的罪就是脾气，他说这是“我不易驯服的野兽”)。

    论到此次的会面，比沙说：“任何的离别所留下的悲痛也不能胜过这些人的。由于他的职分，他们要仰望他，他对他们的训诲犹如来自父神，他们爱他如父亲一样，因为他从小就认识他们、训练他们。”

    一五**年五月廿七日，在他背诵保罗的话“我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后，他便安睡于主怀，享年仅仅五十四岁。日内瓦与全抗罗宗均为其逝世举哀，并承认一位伟大的领袖荣返天家。如克拉登(Colladon)写着说：“当那天太阳西沉的时候，这世界的大光即被取入天。”在教会的记录中，在他的名字旁边写着几个简单的字：“二十七日礼拜六归天。”次日葬于公共墓地。墓碑石上仅刻有J.C.二字母以示埋葬之所。如此终结了这位伟大神仆的地上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