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贫穷和孤独中度过的。六岁时，父亲去世了，当时传闻父亲是个诈骗犯。以针线活维持生计的母亲更是满脸的忧愁，就在孤苦无援的时期，我们家投入了天父的怀抱。

    1、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六岁时的初秋，我跟着母亲去了离海州有数百里远的平壤，为的是探望在平壤省立医院住院的父亲。对我来讲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父亲经常不在家，偶尔回来也是在深夜，并且拂晓前就匆匆离去。为此，在我的记忆当中对父亲的印象很不鲜明，轮廓也不清晰。一想到这次有机会好好看看父亲，还能向父亲撒娇，我的心雀跃不已，充满了喜乐。弟弟圣民因被母亲背着也很高兴。唯独母亲一路上只顾赶路，一言不发。

    不久，到了省立医院。我们跟随一位护士小姐走进了一间病房。病房里充斥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儿，一旁站着两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日本警察。在那儿，我见到了父亲。他整个身体都瘫在床上，唯独眼睛却异常有神。父亲凝视了我好一会儿，用温柔而低沉的声音说：“子实啊！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

    父亲苍白的脸映衬出慑人的威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连一声“爸爸”也没叫上，就哭着跑出病房。也就是那天晚上父亲去世了。几天后回海州的路上，我看到母亲无声的泪水。到海州下车后，走过丰收的田野和小溪时，我感到窒息的寂静和孤单。父亲的影子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抹也抹不掉。每次父亲来过后，第二天总有一帮警察气势汹汹地扑过来，脚穿皮靴在炕上窜来窜去，还冲着母亲大喊大叫，这样折腾了几天，母亲就打点行李领我们搬到别的村子去住。每一次搬家都有村子里的人站在篱笆墙外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回到家，我想这次肯定又要搬家了。然而，出乎意料地母亲决计不再搬来搬去的了。除了几位村子里的大婶陪着母亲落了一阵泪外，日本警察的搜查和篱笆墙外的指指点点都不见了。就这样我们在依山傍水的海州小乡村定居了下来。

    

    2、被人称为诈骗犯的父亲

    我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对母亲憔悴而又呆滞的表情有了关注。把布条扎在额头上，整天地陷在无穷尽的针线活当中，偶尔停住熨衣服的手望着远空叹口气并悄然拭泪的样子，让我感到无比地凄凉。逢年过节没有亲戚来拜年，更没有地方去过年。

    一年下来，在贫穷而单调的生活当中，母亲唯一的去处就是偶尔去一趟的寺庙，以此作为精神寄托。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枕着母亲的膝盖，一边用手摆弄着从母亲的额头上搭拉下来的布条，一边问：

    “妈，你怎么老是头疼呢？”

    母亲用叹息代替了回答。

    “很疼吗？”

    这一回母亲说话了。

    “因为你爸的缘故吧。”

    “因为爸爸？”

    母亲不再言语，然而泪水又在母亲的脸上缓缓地流淌。短暂的沉默后，我按捺不住好奇，缠着母亲把原因讲出来。这样才较详细地听到了有关父亲的故事，可是那个故事却让我感到耻辱，并且这种耻辱感在我心里埋藏了三十多年。

    听了母亲的话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是个诈骗犯。父亲常以“等独立的时候，我会让你在平壤做个不小的官儿”的承诺拿走别人的金银手饰，连自己亲戚家的贵重品也一起拿走。骗到手后就一走了之，音信全无。家里的田地只留下三亩外其余全卖掉了。后来，连仅剩的三亩地也没有了。所以父亲来过后，必有一群日本警察气势汹汹地扑过来。村里的人和至亲的族人都说：“崔德立是个诈骗犯。”在警察的监视和邻居的蔑视之下，母亲领我们频繁地搬家，我们的意志也越发地消沉下来。

    有一天晚上，许久没有音信的父亲突然回到了家，在屋里整理账本的时候，随着村子里的狗叫声，我家的大门被敲得当当响。大事不妙！情急之中，父亲为了易容用钳子硬是把两颗大门牙拔了下来。父亲一边咽下满口的鲜血，一边翻越屋后的围墙。翻越时父亲压低了嗓子对母亲说：“孩子他妈，别忘了那个登记账本。”说完便跳下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母亲虽然不知道那个登记账本是干什么用的，但出于本能很快地把炕上的纸片收拾好藏进后院的大酱缸里。随即日本警察扑了进来，开始了又一次的搜查。拿着火把到处翻也找不到父亲，日警们被大酱味儿熏得破口大骂：“他娘的，熏死了！”

    这样的事总发生，也就习以为常了。可是每一次被惊吓的刺激导致了母亲慢性头痛。

    母亲重新拿起了针线活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死去的人总归是可怜的。而活下来的我们幸许还有好日子过呢！”然后又开始抹起了眼泪。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询问有关父亲的事了。幼小的我自尊心大受伤害，并且感到莫大的耻辱。这个疙瘩一直到我遇见白凡九先生（译者注：金九是韩国最著名的抗日领袖，号白凡。）时才化解开了。

    

    3、人为什么而活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死亡”有了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目睹了父亲的死亡，亦或总是置身于母亲忧郁的氛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动机。总之，我常常思考有关“死亡”的问题。

    记得小学三年级放寒假的那天，村口的小溪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我一蹦一跳地踩着石块过小溪时，不小心走眼踩空了一只脚，掉进了冰水里。其实水深不过我的腰际，可是由于掉进了结冰的水里，我吓得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邻居家的火炕上，妈妈正担心地看着我，是一个过路的叔叔救了我。从这事以后，我更加深刻地思想着“死亡”。

    第二年初夏的一个下午，菜园里有蝴蝶在飞舞，石墙外的柿子树叶在阳光下熠熠发亮。放学回来的我有点儿饿了，到厨房翻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母亲只是看了我一眼仍旧埋头熨衣服。

    我到杏树下的菜园里揪了几片生菜叶，大略冲洗了以后揭开大酱缸盖，沾上酱就吃，可是还是添不饱肚子。大酱缸沿儿上有几只苍蝇在搓着自己的前腿。我心中忽然涌上一个念头。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候母亲从炕上下来了。

    “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什么？”

    母亲愣愣地看了我一眼就要走开。我走近母亲，抬头望着她的脸问：

    “妈，人为什么而活？”

    “小丫头，啥为什么，为了嫁人呗。”

    “嫁人干什么？”

    “生儿育女，盖洋楼，吃牛排呀！”

    “然后干什么？”

    “然后……死罢。这些事可不是你们小孩子问的。”

    母亲进屋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呆呆地思考着。（唉，人只不过是为了吃饭而活呀，既然难免一死，就早点儿死罢，干什么那么辛苦非要活到老太婆呢，肚子饿，又没有爸爸，活着也没劲……）

    

    一望无际的田野到处是一片金黄，竖立的稻草人不时地吓走一群群麻雀。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从邻居英玉那里听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

    “哎，子实，今晚到帐篷那儿去吧。那里讲天上好爸爸的故事，还敲锣打鼓呢，挺热闹的。”

    “什么？好爸爸？”

    “不，是天父。”

    英玉讲的是上帝，可我耳朵里听到的是爸爸。

    “爸爸。”

    我在心里念叨了几遍做梦都想和别的小孩子一样能高声呼喊的单词。一天里面好几次想象好爸爸是什么样的，还自己说服自己，我的爸爸是好爸爸。几年前我曾拽着母亲的裙子说：

    “妈，今天上市场买一个爸爸吧。”

    我对父亲天真的思念，让母亲流了不少泪。然而如此梦寐以求的父亲居然在帐篷里，这真是梦境般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吃完饭后，就到帐篷周围探头探脑，很是焦急。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好象赶场似的往帐篷这儿涌来。然而帐篷口有位胖乎乎的大婶站在那里不让小孩子进去。

    （有什么办法能见一下那位好爸爸呢？）

    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来。我趴在地上悄悄地掀开帐篷布脚，小心翼翼地把头伸了进去。一抬头，看见有位穿白大褂的大人坐在讲台的椅子上正微笑着望着我。

    （啊，这位就是好爸爸吧。）

    好爸爸笑着打手势示意我进来。

    （这下好了，爸爸让我进来了。那位胖大婶奈何不了我啦。）

    我马上爬到讲台上，坐到好爸爸的脚边。讲台下，坐在前排的大人们都瞅着我笑了。人们认真地拍着手唱起了悦耳动听的歌。生来头一次看到这样好玩儿的场面，可是想跟着唱却不会唱，心里头干着急。过一会儿好爸爸站起来开始讲演了。突然他大声疾呼，说：

    “诸位，请听我说，人在这世上活着是为了什么？”

    这句话敲开了我的心门。

    （你看，这位好爸爸正往我心里头讲呢。）

    我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连母亲也不给回答的问题，今天这位好爸爸要给解答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只是为了吃而活吗？如果是这样，世上没有比猪更能吃的动物了。虽然它一日三餐都吃一大桶东西，但最终都要被人宰杀掉。那么是为了干活而活吗？只会干活的人和牛没有什么分别。劳碌一辈子的牛，它的归宿是人的嘴。那么是为了生养儿女而活吗？在这世上生育最多的是福桶家的母狗。难道人还不如狗吗？不！是人就得有人的生活。什么是人的生活呢？”

    我更加屏息静气地聆听。

    “是信耶稣进天国！人生不是一死百了，不信耶稣的人死后会掉进硫磺火湖般的地狱。所以人生真正的目的是在这世上寄居时，好好地信耶稣将来进天国。”

    “阿们！”

    人们异口同声地回应。

    （原来如此，人在这世上活着是为了选择来世，信耶稣进天国呀！）

    好爸爸继续讲到：

    “诸位，让我们得疾病、受贫穷、沮丧的是邪灵的作为。我们用圣灵的能力来捆绑邪灵，用圣灵的火来焚烧一切的不幸吧！”

    瞬间，帐篷里祷告声四起。好爸爸和两位老爷爷一起把手按在人们的头上做了祷告，我站在讲台上似懂非懂地观看台下所发生的一切。就在那时，有一个被老爷爷按手的人突然站起来激动地大声喊道：“我的胳膊能伸开了！好了！我这枯萎的胳膊治好了！”

    那不是住在我家前院的邻居吗？我睁大眼睛一看，真的！他的胳膊能动了。我头一次看到他随心所欲地挥舞曾经枯萎的手在跳舞。人们兴奋极了，大喊：

    “哈利路亚！”

    并且不由自主地唱起了赞美诗。

    （妈妈天天说头痛，把她带到这里来不就行了吗？）

    我快步走出帐篷，跑着穿过黑漆漆的胡同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也顾不上疼痛，一口气跑到家大声叫母亲。

    “妈妈，妈妈，帐篷里有一位好爸爸，那个前院的枯手大叔……”

    我上气不接下气，话也说不全，妈妈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头也不抬地说：

    “怎么？他又喝酒了？”

    “不——是，在帐篷里又是唱歌，又有好爸爸的讲演以后一说要捆绑邪灵，那个枯萎的胳膊就一下子伸开了，还跳舞了呢。妈，你去让那位老爷爷按手祷告的话头痛病也会好起来的。”

    “你瞎说什么呀？”

    “妈——，不管怎么样去看看吧。”

    “唉呀，这孩子啥时候迷上耶稣了？好哇，你做你的耶稣迷，我念我的阿弥陀佛吧。”

    母亲口念阿弥陀佛，把身子转过去了。

    “妈，快去吧，他们说拜佛的将来要下地狱呢。”

    “唉，别闹了。赶紧进屋做你的功课吧。吃完了饭老实儿在家做功课多好，疯哪儿去了，回来净说傻话。”

    听到母亲的数落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妈你上寺庙不分昼夜，我让你去的地方却……呜呜呜……”

    想到再过一会儿聚会就结束了，我心里焦急万分。这时候上帝用我的哭声感动了母亲的心。

    什么大不了的事哭哭啼啼的，好了，好了，别哭了，我去，我去。

    我破涕为笑，拽着母亲的手一路小跑地到了帐篷。幸亏那里还亮着灯。我把母亲带到刚才给枯手大叔祷告的那位老爷爷那里。

    “老爷爷，这是我妈妈，有头痛病，天天说疼。”

    “噢，是吗？我知道了。他嫂子啊，从今天开始你要信耶稣吗？”

    “我也是上寺庙的，成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可是那样也没有治好头痛病。”

    “他嫂子，信佛是没有用的，信耶稣吧，信耶稣不仅灵魂得救进天国，还能医治疾病呢。”

    “那——，我也信吧。”

    就这样老爷爷和刚才讲演的好爸爸一起给母亲按手恳切地做了祷告。不一会儿，母亲突然瘫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那位老爷爷紧张地问：

    “他嫂子，怎么哭了，哪儿不舒服吗？”

    “刚才按手祷告时，我看到有两个尼姑怒气冲冲地走近我，从我头上拔走了象铜筷子似的东西。可能是我上寺庙时他们把那东西插在了我头上，所以终日头痛的吧。我一想到把那些连孩子们也舍不得喂的大米献到寺庙的事儿，心里太委屈就哭了出来。现在我确信上帝是存在的。”

    从那天起那根布条和母亲的慢性头痛一起消失了。回到家后，母亲把每次搬家时先行的佛像、香炉、念珠等从碗架柜上拿下来，到厕所后边的灰坑里烧掉了。看到这一切，我的心别提多舒畅了。

    

    从那以后母亲比以往上寺庙还积极、热心地出席了教会的晨更祷告会，过上了服侍上帝的仆人、做十分之一奉献的虔诚的生活。

    不管有没有人看，母亲总是以诚实的心去服侍主的教会。一到夏天就从西瓜香瓜开始到大葱，从初熟的果子中把最好挑出来送到传道人家。米糕、新辗的稻子等吃的东西都得先送到教会传道人家后才轮上我们吃。我和弟弟从小就在服侍主仆的事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操练。

    母亲是一位祷告的勇士，从来不落下一次晨更祷告。

    一个令人疲乏的初春，不时鸣叫的小鸡们从上半夜开始就叫醒人的鼾睡。那天晚上母亲照往常一样做针线活，做到很晚才躺下来。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邻居家的公鸡开始鸣叫了。母亲赶紧起来要上教会做晨祷。虽说是初春三月份的夜晚可还是凉气逼人。教会的执事对母亲的到来大吃一惊，睡眼惺松地跑过来问出了什么事。

    “我听见鸡叫就来了，晨祷结束了吗？”

    “唉呀！大婶，这两天的小鸡不是从上半夜开始就叫的吗？现在才几点呀！”

    “啊？我还以为到点儿了呢？”

    “才十一点，离晨祷还有五个小时呢，回去睡一觉再来吧。”

    这样的事儿不只一次了，对母亲来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晨祷了。

    那年初冬的一天，从傍晚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凌晨母亲也照样去做晨祷，有点儿去早了。想叫醒值班执事又不好意思，返回家又不是个事儿。母亲干脆就蹲在教会钟塔下顶着大雪开始祷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浑身开始颤抖起来，母亲还以为是身子被冻着了。其实这震动是被圣灵充满后而来的。值班执事听到动静就起来了。

    “大婶，这么冷的天怎么在这儿呢？来早了就敲门哪！快进屋暖暖身子吧。”

    “不用，一点儿都不冷。”

    “唉呀，客气什么。都冻得发抖了，还说不冷啊？要是让牧师知道了非怪我不可呢。快，快进屋吧。”

    那时母亲本想说：“别担心了，你既然起来了，就给开教堂的门吧。”可是母亲发现自己说话很奇怪，身子还在颤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后来母亲时不时地向我提起那天凌晨奇怪的经历，我当时无法理解那件事，一直到后来我自己也经历了那恩赐为止。那就是在五旬节，马可楼房的一百二十个门徒经历的圣灵的洗礼，也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话的恩赐。从那以后每当祷告进行到很深的境界时母亲就能用方言做祷告。

    母亲不但热衷于晨更祷告，而且热心地服侍了上帝的仆人。有一天放学回家从大门口就闻到了香喷喷的鸡肉味儿。这可是一年也闻不到一次的香味儿。那时候整个村子里能把下蛋的母鸡宰了当菜吃的人家不过一、两家而已。可是我居然在自家的门口闻到了这稀罕的香味儿。弟弟看到喜形于色的我跑了过来，他也高兴得心花怒放。

    “姐姐，咱家杀鸡了。”

    “为什么杀鸡呢？”

    “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要到我家了。”

    正在这时候牧师、师母和长老进来了。我虽然向他们鞠躬打了招呼，可是心里却有些不高兴。我偷眼望着摆满角瓜饼、山菜，还有鸡肉的饭桌心里干着急。

    （他们会不会把鸡肉全吃光？）

    幸亏他们没有吃多少就上别的信徒家去了。我如愿以偿地吃到了鸡肉。那以后的日子里，我虽然吃了不少的鸡肉但都没有那天吃的香。

    那天夜里，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我们早早地铺被睡下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感觉脸上掉下什么凉的东西，一睁开眼，发现母亲正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做流泪祷告。母亲的泪水一滴接一滴地落在我的脸上，我就装着睡觉。祷告时断时续，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但是大致的内容是希望我成为牧师师母，弟弟成为优秀的牧师。

    （是啊，我要是成为牧师师母，不就能常常吃上香喷喷的鸡肉了吗？）我不由得笑了一下，美美地睡过去了。

    

    一个夏天的下午，炽热的太阳快要落山时，清凉的风徐徐吹来。我为了完成学校留的针线活作业正翻箱倒柜时，母亲进屋来了。

    “子实，翻东西找什么呀？”

    “学校留了针线活作业。”

    “针线活作业？”

    “是啊，这也算分数的。”

    “行了，行了，别找了，那样的作业我替你做。你放心读书吧，后天就考试还做什么针线活。你长大了还想象妈这样替人做针线活呀？有钱就什么都有了。好好信耶稣、好好学习就有钱挣了。”

    母亲边夺下我手中的针线活边说道。的确几个月后女子中学就开始招生了。我很想去，可是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境也只能看母亲的脸色了。母亲倒是一有机会就鼓励我不断上进。

    “现在的女人也要读书啊，如今的时代，女人只要读好书也能成为大人物。”

    每当这时我都发自内心地想：我妈是世上最好的母亲。要知道，当时很多有钱人家也认为女孩儿嘛，书读多了没有用。能看看孩子，做点家务，到了年纪找个好婆家就行了。可是以做针线活维持生计的母亲却能够这样鼓励我，我心里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等我读好了书，挣很多钱时，要让妈妈住进大瓦房，好好地享享福，还要供弟弟尽心读书。）

    这个念头成了我学习的动力。每当听到邻居们笑话母亲穷人家供女儿念书有什么用时，我则更加倍地努力学习。放学后别的孩子都在胡同口玩耍戏嬉，而我关上门在屋里认真学习。结果，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沙里院高级女校。由于母亲供不上学费，念不到一年我不得不转到了明信女子学校。

    我毫不气馁更加认真学习，当时我想无论在什么学校只要认真学习就行。几个月后我成了学校的优等生，并意外地成为同班同学的家庭教师。家教费虽然不多，可是在她家食宿，还能拿到一点儿零用钱。我和她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帮她学习等她学完了睡着后一直到凌晨三点就是我的时间了。功课结束后，在万赖俱静的凌晨我就做这样的祷告：

    “天父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和勇气吧。让我能够有能力照顾饱经风霜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也让我象以斯帖一样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做些贡献吧。”

    白天被学校的课程和家教的事折腾得很疲劳。一到晚上学习时就很容易打盹，每到这时我就以在家做针线活日日辛劳的母亲鞭策自己。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早日毕业好好照顾母亲。可是怎么样才能挣些钱呢？对此我心里一片茫然。

    在这烦恼中我发现了一条路子，就是成为职业女性。当时的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很卑微的。但学校的教师和护士之类的工作对女性来讲是很适合又抢手的职业。其中最能赚钱的职业是护士，而护士中属专门负责接产的护士钱最多。

    所以我在明信女子学校毕业前几个月就参加了平壤省立医院接产护士培训中心的入学考试。这次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在一千三百零八名考生中只招五十名，大部分的考生都是日本人，韩国人只有一百多名。看情形省立医院护士学校只招收日本学生的传闻是事实了。但是，我心里仍然抱着希望，认为只要好好学习，韩国人也能考上。

    然而更令我难过的是，明信女子学校同班同学的冷嘲热讽。富家小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个个盛气凌人。她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撇着嘴在背后说我：

    “哎，子实要当职业女性啊。”

    “还要做什么接生婆呢。”

    “说是家里太穷了，为了赚钱。”

    “丫头片子赚啥钱哪？”

    “不对，她没有老爸不得不自己赚钱呢。”

    当时有钱人家的孩子们互相攀比吃喝玩乐，并且对班里象我一样要找个工作赚钱的人施加压力。更何况我是个优等生自然成为她们妒嫉的对象了。

    我被她们孤立了，然而我更加拼命地学习。有时老师们路过时用手抚摸一下我的头，或者有事招我去帮忙，这些都给我带来了莫大安慰和喜乐。

    弹指间五十年已过。在当时最诽谤我，最能在背后议论我找工作的那位富家小姐毕业后马上结了婚，而且到东京度了蜜月。可如今她却在汉城某个高中门口搭帐篷卖面条呢。

    我还没有机会和她交谈，但是我想在她失败的原因中，是否有一点是由于鄙视职业的偏见呢？

    当时我不顾同学们异样的眼神，心中只是憧憬将来成为白衣天使照顾贫穷患者的日子，并小心翼翼地等待发榜。那一天终于来了。启示板上用墨汁密密麻麻地写上了五十名被录取者的大名。我紧张地搜寻着自己的名字，终于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另外五个韩国学生的名字排在一起。我悲喜交集地站在那里禁不住进行了感恩祷告，一串串喜悦的泪水从脸颊上滑了下来。

    （同学们的非议又算得了什么，挺起胸膛吧！我可以让妈妈和弟弟过上平安日子了。）那天回家时心情格外轻松，好象自己已经成为职业女性，赚了很多钱让母亲住进了大瓦房似的。内心的喜悦之意溢于言表。虽然那时只有十七岁，但是仿佛一下子成了一家之主，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了家。

    

    经过三年护士学校的学习和一年的接生实习后，我就要派到医院了。当时护士的月薪是十元，这可是一大笔钱。我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自愿到鸭绿江边的边境地区。因为派到那里可拿工资外的二十元津贴，边境地区有很多的土匪出没，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故而边境津贴实际上就是扶恤金。对一草袋大米才三元，一筐鸡蛋才一分钱的时代来说，三十元的月薪的确是笔大数目。

    母亲担心地挽留我，不让我去边境地区。邻居们也都说生命比金钱贵重。

    “唉，我听说那里有很多土匪杀人放火啊！”

    “还不止那些呢，有时连衣服也全扒走呢！”

    “可不是嘛，住在那里的人们都怕土匪，要往南部搬家呢。你一个姑娘家单枪匹马的……”

    可是，我早已下定了决心。

    “妈，人生不在于匪帮而在乎上帝。不要担心了，呆上三、五年就……”

    “好了，我知道你下面讲什么话了。好日子也好，大瓦房也不错，只是我不想用你在满州用生命换来的钱过好日子啊。我供你念书也不是为了这些呀……”

    我也拗不过母亲，我知道硬说是不行的，只好用非常手段了。

    “可是妈，递上去的自愿书是不能取消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就这样好不容易征得了母亲的同意。说归说，事实上我心里也很怕遇上土匪。听说他们残暴得象发狂的禽兽，只要冰封鸭绿江就会过来抢牛、猪、粮食等，而且杀人不眨眼。这些风闻真叫我坐立不安。加上我出发时正值二月份，冰还未解冻，脚还没站稳的时候遇上匪帮可怎么办啊。但是内心深处却分明有一个刚强壮胆的信心。

    （上帝保守我呢，谁敢对付我？）

    最终我把前程交托给上帝，安顿好母亲后，揣着一张调令到了咸境北道楚山地区。好在那一个冬天平安地过去了。

    在楚山服务的第二年一月中旬，在风雪交加的一个晚上，值班的我到一个高中教师家接生去了。去年我在他们家接生过头胎女儿，那天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欢天喜地我也很高兴，忙着照顾产妇和婴孩，一晃就过了十一点，他家婆婆说：“怎能让一个姑娘家在深夜单独回去呢？”就拿着灯笼跟了过来。

    我到医院还没来得及脱下大衣就听见刺耳的警铃声。值班的员工慌忙跑出去招呼医生和护士。医院闹翻了天，电话铃也响个不停，有人喊道：

    “他们出现了，这么冷的天匪帮出现了。”

    听到喊声我马上就知道事态了。过去几个月里也有过几回。

    “不知道又是哪个村子被洗劫了？”

    我自言自语地重新穿上大衣，戴上手套。那时卡车已到了医院的大院里。

    “大家快上车，这回要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多穿几件衣服。听说有不少伤员，多带些棉球和纱布！”

    我们急忙收拾好医药品上了卡车，二十三名医生和护士中留下两名后，其余的人全部紧急出动了。我们坐的卡车离开楚山上了长白山脉的山坡上。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急驶的卡车，好象随时都要滚下山崖。寒风夹着雪打在脸上，可我们也全然不顾，每个人都不敢喘大气生怕不知什么时候从哪个山沟里飞出子弹来。竖起大衣领随着拐弯的卡车晃来晃去的我突然想起了母亲，还想起了弟弟圣民，耳边好象响起了母亲挽留我的声音。为了打消这令人恐惧的念头，我使劲甩了甩头望着天空。天空依然漆黑，飘下的鹅毛大雪冰冷地灌进脖子里。不一会儿我们坐的卡车到了一个叫碧洞的村子。

    “下车，下车，到了到了。”

    我们都下了车，在车上蹲了好几个小时腿都发麻伸不开了。下车一看，全副武装的警察们正几步一岗地站在那里。

    我们俩人一组搭伴进了村子。我进去的人家在那个村子里是最悲惨的。八口人中七口人已经死去，仅剩一个小男孩儿，肋下负了伤，肠子都流出来了，真是惨不忍睹。

    “天哪，怎么会这样……”

    我心跳如雷，手足无措。几个小时前还在那位老师家因喜得贵子而欢乐着，而同一时间里这个村子的人在瞬间已死掉了数十人。我们用绑带固定骨折的胳膊，止住了血，大概进行急救措施后把活下来的十一个人装上了大卡车。片刻也不能耽延了。到达楚山前又死了四个人，只剩下七个人幸免于难，太惨了，数十口人的村子只存活了七个人。那次事件之后，我在边境地区又经历了几次类似事件，每次我都想明天一定收拾东西回到母亲身边，可是事情一过就又忘了。起初为边境补贴而来的很多护士不到一个月就都回去了。而我为了能让家里摆脱困境，冒着生命危险在楚山度过了三年的岁月。那期间我家的光景有所好转，搬到新义州时还买下了梦寐以求的大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