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书中之书（一）

    我记得有次参加牛津大学翻译讨论会，我的行装里头忘了带最重要的一件，那就是英文圣经。

    我因此跑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买一本。我家里各种版本的圣经很多，所以只打算买一本便宜的。

    结果我买到的，很可能是最经济上算的一本圣经，我只花了相等于美金二角的代价，购到一本装帧美丽、印刷精美的圣经。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版本的圣经，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到了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书。

    我开始思想。

    我们生活在幸福中，自己却不知道。在古代，圣经是要用手来抄的。主后四世纪，因为重要的古籍都要经人手来抄，所以对抄书的人有一种标准的计算报酬的方法。要抄的书是用英文字的音节做单位来计酬的。每十六个音节构成一个单位，叫做“小行”，这个小行并不同于今天书的一行，而是像《荷马史诗》那种诗体一行诗的平均长度。因此书是按有多少个小行来分类的。不论你怎样抄它，怎样安排它，一本书的小行的数目总是不变的。

    六世纪时有一种叫做《清山抄体》的新约手稿，这种抄本把新约里每一本书的小行的总数都记上。四世纪初期，罗马皇帝戴克理先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各种东西的价钱，包括付给抄书的人报酬的计算法。每一百小行付给二十至二十五块罗马钱，一块罗马钱约等于美金二分；因此抄一百小行的人工是大约美金五角二分。

    依古代的标准来计算，《马太福音》有二千二百小行；《马可福音》有一千六百小行；《路加福音》有二千九百小行；《约翰福音》有二千小行。换句话说，四本福音书加起来一共有九千一百小行。这样看来，当日要得到一本四福音书的抄书，要付四十八块美元。照这个方法计算，保罗的全部书信的抄写费要花到六十块美元，而现在我只花美金二角买到了全部新旧约圣经。

    

    ·七月二日·书中之书（二）

    英国著名圣经翻译家威克里夫在十四世纪末出版英文圣经，这是最早的一个翻译本，当时印刷机还没有发明，因此圣经仍得用手来抄写。有人要付差不多等于现在五十块美元的代价，才买得到英译圣经中的一卷；有的用一大车干草去换《雅各书》，或者保罗书信中的几章。可见当时要得到神的话语，所付的代价之大。

    《大圣经》在一五四○年出版时，英国圣保罗教堂的班纳主教特别在礼拜堂里方便人进出的地方放了六本。群众涌往教堂，都想能读到、听到圣经的话语，弄得主日崇拜都无法进行，礼拜堂外的交通阻塞。人头涌涌，以致班纳主教不得不提出警告，要是这种拥挤的情形不遏止，他会将圣经收起来。

    今天的情形是何等的不同。我亲耳听到过英国海外圣经公会制作经理以欢欣无比的口吻，引用一首当年流行的打油诗，说明印刷的圣经比今天还便宜：圣经，圣经，书中之圣；皮面精装只卖一镑九先令；撒但看见通身战栗，

    圣经居然如此便宜。

    想起十六世纪的英国人那样不惜代价热心阅读圣经，真叫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无限惭愧。

    我们应该让圣经的大能释放出来，覆盖全地。今天的圣经售价已经如此便宜，我们再没有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了。

    

    ·七月三日·人生的债（一）

    德国著名哲学家史伟策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有三个世界等待他去征服。但他挑选了医学，决定接受六年的医科训练，成为他日后去非洲兰巴雷内一所医院终身工作的前奏。

    他决定学医的时候，已经有哲学博士学位，可以在学术界出人头地。那时，他已在巴黎随音乐大师维多尔研习风琴，年纪轻轻，已经是巴赫音乐的出色权威。

    他决定习医的时候，已拿到神学博士学位，是德国斯特拉斯堡神学院的院长，薪金优厚，居屋华丽，大有成为神学教授和一派思想大师的灿烂前程。

    可是他毅然决定走上去兰巴雷内的道路。

    他的决定绝非突然，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早晨。他生活在贡斯巴哈城的时候，生活里充满了幸福和美丽。可是像史伟策在他的传记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天请早，“我醒来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不应该把眼前的幸福当作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必须献出自己来报答。”

    史伟策的一生有好几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首先，他有责任感。

    他脑子里所想到的不是：“世界和人生欠我什么？”而是：“我欠世界和人生什么？”

    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是一个人人要求特惠的时代。事实上大家把特惠当作应得的权利。我们想来想去的都是这个社会、这个人生欠我们多少。年轻时要求免费的教育，大了要求工作、要求住漂亮的房子，却不愿付代价；要求帮助我们养大子女；有了病、年纪大了或是失业了，要求人家的照顾和关怀。

    对，这些都是国家应该给老百姓的；也是每个人一生应该享有的。可是，在我们这一方面，应该尽些什么责任、作些什么贡献来回报呢？我们不可以只顾把东西拿走，却不把东西添回去。

    在想到世界和人生欠我们多少的时候，也应该想到我们欠世界和人生多少。

    

    ·七月四日·人生的债（二）

    史伟策明白他对人生应尽的义务（所欠的债），他作了充分的准备来尽做人的责任（还人生的债）。

    一个人能够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神学博士学位、医学博士学位，又是巴赫音乐的最高权威，一定在工作和研究上有过严格的训练，下过无限的苦功。一个有这样训练和准备的人，他能对人生作出何等大的贡献。

    现代的人大多希望走最便捷的道路。有的学生专门捡最容易的课来上，最容易进的大学去读，要求考试容易，功课没有压力。又有不知多少人，只愿付出最少的体力和脑力的代价，却要得到最大、最多的报酬。

    事实上，我们愿意做的工作愈少，愿意接受严格的训练愈不足，我们对人生能作出的贡献也就愈微不足道。一个老师要是准备得不够；决不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医生要是准备得不足，对医学决难作出贡献；一个神学生要是不下苦功夫准备，决不能在教会的侍奉上作出他本来可以有的成绩；一个手艺工人要是缺乏训练，当然做不出好的产品来。

    尽一切的可能充实自己，做好准备，不仅仅是做学问的人应尽的责任，应有的雄心，应有的纪律，也是我们对天父、对人、对教会应有的义务。

    史伟策明白冒险的真义。

    史伟策在他的传记中说：“我被迫和那些所谓基督徒展开艰苦的唇枪舌战，声嘶力竭。在这些讨论中，叫我奇怪的是，这些人居然不明白耶稣所教导的爱，能够改变一个人走向人生的新道路。”

    基督的爱的确能改变我们。

    

    ·七月五日·飘浮不定

    英国圣经学者J·莫法特在他所写的《前天》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寓言故事。在里头复述了托尔斯泰写的一则寓言：

    我发现突然坐进一只小船中，船被人从岸边推到河里。有人告诉我：划向对岸去，又给了我两只桨。之后，小船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摇动桨，船向前移；我划得愈远，水流就愈急，让我不能朝原定的方向划去。

    河面上遇见别的船，也被激流荡开。有的人放下了桨，有的人还在挣扎，大多数的都在激流上漂浮。

    我的船漂得愈远，我见到的随波漂浮的船便愈多，以致忘记了原来我应该划去的方向。四面八方都有对我欢呼的声音，使我觉得我的方向很正确。大家都跟着潮流飘浮、滑进。我也跟着大家走。突然，我听到如雷的水声，急湍的险滩就在前面。我看见许多破船，明白我自己也快船破人亡。

    到这时我才清醒过来。

    在我前面是灭亡，我的小船正迅速漂去。我该怎么办？

    回头一望，发现不少在船正在和激流搏斗，朝上游划去。我这才想起我的桨、我的航道和应该去的彼岸。我开始奋力划船，逆流而上，向对岸驶去。

    彼岸就是天父，激流是传统，双桨是自由意志。要能选择向善，才能与天父重聚。

    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明白他的责任和生活里头所藏的危机。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随波逐流的危险。

    跟着潮流走，比逆着这世界的风向而行，当然容易得多。跟着人家走，比卓然不群，当然也要容易得多。

    自己不努力，跟着人家走，当然不用费什么力气。可是朝这种方向走去，决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十二2）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告诉人：“世界说什么，不要说‘阿们’；保持你心灵的清醒。”

    

    ·七月六日·随波逐流

    托尔斯泰的寓言又讲到自由意志的重要。希腊斯多葛派哲学思想坚决主张德行可以由意志的努力来取得。他们说：要走路才能学会走；要跑才能学会跑；要读才能学会读；要写才能学会写；因此，要去实行德行，才能得到德行。

    一个孩子练习摔交，被人摔倒在地上，教练会告诉他：“爬起来，再摔，直到你不再被摔倒。”

    只要下决心做一件事，这件事就能做成。要是你放弃努力，一切也就完了。得失存亡其实都在一个人里头。

    这就是斯多葛派所主张的决心行动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拿起桨，逆着激流划去，即使手已经起泡，胸背都已十分酸痛，还是要划。斯多葛派的主张至少让我们看见，人的意志的力量的确比我们知道的要大。

    可是让我们看看另一面。《罗马书》第七章讲到人的意志失败的光景：“因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憎恶的，我反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原来人的意志里面已经藏有败坏的因素。

    这就需要耶稣基督。有了耶稣基督无比的力量，人才有能力做他决无法做到的事，也有力量成为他自己决不能做到的人。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的意志是不自由的，是被罪所捆绑的。这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只能靠着基督的全能，才能让我们的意志真正的自由。

    随波逐流的结果是灭亡，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努力走上正路。可是只有靠基督的大能，我们才能有力量选定正确的方向，努力走去，不致偏离。

    

    ·七月七日·不值得……（一）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语汇里最危险的一句话，是用“不值得”三个字开始的。

    有一天，我积压了不少工作没有完成，可是我一定得赴一个约会。我手头只有半个小时可用，而我有一件工作一定得完成。我心里在说：“只剩了半个钟头，不值得着手做这件事。”

    我们常常发现能用的时间不多，可是要做的事却不少，我们会说：“只有这一点点时间，不值得动手去做。”“不值得”三个字的确很危险，因为这等于说，把整整半个小时浪费了。把这些浪费了的半小时加起来，可就多得不得了。要是一个礼拜做五天，每天浪费半小时，一个礼拜加起来就有二个半小时；一年加起来就有一百三十个小时，等于十六个工作日全没有派上用处。

    我的老师麦克菲登总爱告诉人他怎样学会意大利文的故事。他每天坐电车从家里去大学。路上要花半个小时。他每天就用这半个小时学习，居然学会了一种新语言。

    别小看半个小时，半小时中你可以完成许多事。

    最要紧的明白“值得”开始。

    有时候我们说：不值得一试，我们说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担心工作太难，负担不了，或者才能与财力都不足，不能把工作做好。我们知道应该一试，可是我们自宽自解地说：“不值得一试。”英国小说作家斯蒂文森患病之后，自知不久于人世，可是他却说：“要是写不完一本书，至少可以开始写第一面。”

    

    ·七月八日·不值得……（二）

    有时候我们会说：“不值得伤脑筋。”

    这可能是最危险的一句话，我们说的时候，可能心里知道有个小地方出了毛病，或者犯了一个小错误。这些小过失，要是即时来纠正，应该是很容易补救的，可是我们轻轻放过了它，说：“不值得伤脑筋。”

    我们这种态度可以让小毛病变成大问题，一点小火星可以酿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大灾害。有人会因此永远丧失健康，甚至丧失生命。医生经常感到难的事，是病人有了毛病，不即时去看医生。病人会说，“不值得伤脑筋。”等到他决定要伤点脑筋的时候，生命已经无可挽救了。

    有许多事要是能即时对付，常能纠正和补救。比方说，你的汽车出了一点小毛病，你会说：“不值得伤脑筋。”可是这小毛病能让整部车子抛锚，而最近的修理站却在十几二十英里外。

    因此要是出了什么小毛病，应该立刻对付。

    要是人人都能关心小地方、小毛病，愿意不怕麻烦，多做几个钟头，多走几里路，来把这些小错失补救，人生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好。尽力把事情做得完美，永远是值得的。

    要是我们开始说：“不值得这……”，“不值得那……”，我们得当心，因为这里头已隐含着大麻烦、大危险。

    

    ·七月九日·圣经新译本（一）

    有一个时期，新约圣经的重新翻译工作，十分热闹，数目之多叫不少人感到迷惑。

    有的人问：“为什么还要新的翻译本呢？有现在通用的《钦定本》圣经，不就够了吗？”

    在有些的心目中，《钦定本》是唯一的圣经，他们讨厌任何重新翻译的尝试。

    有的人因为读惯了《钦定本》，可以琅琅上口，因此也不喜欢任何新译本。

    这样说来，为什么还有把圣经重新翻译的必要呢？

    答案有好几个。

    《钦定本》是一六一一年问世的（现在通用的中文圣经是一九一一年才出版，是由英文译成的《和合本》——译者注），其新约所根据的希腊文版本，是《伊拉斯姆本》，出版于一五一六年。

    希腊文新约抄本日期愈早，正确性也就愈高，因为原稿每重抄一次，不免会发出新的错误；要是手抄本的时间愈接近原作，犯错误的机会也就愈少，正确性便随之增加。

    伊拉斯姆所编的四福音书根据最早的抄本，是十五世纪的。他的《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所用的最早抄本，是十二到十四世纪的。他的《启示录》所根据的最早抄本，是十二世纪的，所以到二十二章十五节便停止了。《启示录》的后面几节，是他从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译回希腊文，再补上去的。

    这就是《钦定本》所根据的希腊版本，所用的抄本没有一本早过十二世纪。

    以后更早的手抄本续有发现。十九世纪时，德国神学家蒂申多夫发现了西奈抄本，这时，梵蒂冈抄本也面世。这两个抄本都成于四世纪。本世纪，也就是在一九三一年，又发现了彻斯忒俾提古抄本，其中有些书卷成于三世纪。到一九五八年，又发现了博多麦尔古抄本；成书的年代早在公元二○○年左右。

    这也就是说，我们手头现有的新约抄本，已经比《钦定本》所根据的抄本早一千年。接近圣经原稿约一千年，其内容当然应该更为正确。因此我们现在用来翻译圣经所根据的材料，比《钦定本》圣经翻译的时候所能得到的材料，不知好了多少。

    

    ·七月十日·圣经新译本（二）

    《钦定本》圣经所用的英文当然也是十六世纪时代的英文，用的是古体。现在当然需要用现代语的圣经（《和合本》中文圣经出版于一九一九年，采用当时口语，虽然有关制度、称谓和今天已有若干不同，但大体上仍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语言的一个译本，因此受到中国教会普遍的采用——译者注）。

    新约圣经最早是用希腊文写成，用的是当时大家通用的语言。可是一六一一年的英文却不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文字。圣经应该用当代的语言，向读者说话，这是圣经原文所遵行的一个原则，今天也必须用现代的翻译来向现代人说话。

    我们现在对新约时代所用的语言，已经增加了不少了解，比《钦定本》翻译时多得多。这是因为近年来发现了不知多少古代的文献，包括私人信札，法律文件，税单，户籍资料，还有会议记录。

    七十五年前出版的字典，还在告诉我们，新约所用的二千八百二十九个不同的希腊字，其中有五百五十个只用在新约中，不见于他处。现在这五百五十个字当中，已有五百个可以从上述新发现的文件当中找到，让我们能更明白它们的确切意义。

    今天我们翻译圣经，比一六一一年多了许多可用的参考，不利用这些参考资料理重译圣经，是十分可惜的事，因为失去了帮助我们更明白圣经真理的机会。

    有新知识而不用，也是一种罪。

    

    ·七月十一日·忠心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罗一16）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应该对耶稣基督有坚决不动摇的忠心。

    我们在公众场合，对耶稣忠心吗？

    有多少教友，有多少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在餐厅用餐前作谢饭的祷告？

    也许这是小事，但却可以看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忠心。在公众场合，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又甘心情愿向人见证我们是基督徒，抑或下意识地不让自己显得与人不同，因而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们在社交生活中，对耶稣忠心吗？

    许多年前，有位很有学问的爱尔兰的教牧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家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是的。但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自在。”

    他的意思是说，他虽然是基督徒，但不愿因此妨碍他社交生活的享受和愉快。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为了怕难为情，在社交场合隐藏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对耶稣基督忠心吗？

    我们会从报纸上看见，有些小的、不出名的宗派团体里的人，不顾外面的压力，决不肯接受一些大家都认为当然的行为规范。这些人很多时候因此失业，因为他们反对某些行为规范，形成工业上的问题。

    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赞成这种行为，我只是说，我个人很钦佩他们。

    我们有没有为了怕事而接受世界的标准？我们能不能不问后果如何，坚持耶稣基督的标准。

    只有我们自己的良心能诚诚实实的对这个问题提出答案。不过我们都可以像斯蒂文森那样祷告：不问人生变化有多少，甚至面临死亡，天父能保守我们忠于自己，忠于我们所爱的人，忠于上主。

    

    ·七月十二日·依据

    基督徒判断事物的时候，该用什么做最高的依据。

    我们可以凭良心来判断吗？

    有人说，良心是与生俱有的，是内在的，天赋的。希腊哲学家艾皮科蒂塔曾经说过：没有人生下来就有音乐或者几何学的知识，但分别是非的知识却是与生俱来的。

    可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良心是可变的。稚子的良心就和成人的良心不同；文明人的良心又和原始人不同。

    一个人可以压抑、不理良心的声音，以致良心失去作用。像良心这样多变化，又会随环境而改变的东西，当然不能拿来作为判断的最高依据。

    我们可以凭教会的标准来判断吗？

    罗马天主教把教会当作最高的权威。可是教会犯过不少错误，例如十三世纪的异端裁判所的残暴手段；十六世纪发售赎罪券等不合圣经的商业行为；教士们伪善的律己行为；反对普及知识的蒙昧评论；在一般人需要指导的事上，完全不能作出确切的宣告，有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就是一例。地上的教会有太多人为的因素渗在其内，因此不可能不犯错误。

    我们能单单凭引圣经来判断吗？

    我们可以从圣经找到一节经文来支持一个论点，但是往往也能够找到另外一节来支持相反的论点。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同时找到应该消灭敌人和应该宽恕敌人的根据，完全忽视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引用这些经文。

    圣经本身当然是完善连贯的，是我们行为的权威标准。可是当人引用的时候，他便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挑选，有时还会根据其他的原则来挑选。

    上主的方法是要人先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然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判断力来分辨是非。因此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作判断、选择的标准，认识基督就能得到这种做判断、做决定的最终权威。

    

    ·七月十三日·人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怎样去？

    这是人生三个最基本的，也是人人会问的问题。

    我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答案不止一个。人是男女交合的产物，男的是他的父，女的是他的母。因此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伟大的、纯洁的爱情的结晶；但也可能是片刻的难控制的情欲的产物。

    我们可以说，人是纯物质的构成物。有人曾把人体做过一次化学分析：人身上的脂肪可以做七块肥皂；铁质可以做颗小钉；石灰质可以够粉饰一间鸡舍；糖质可以装满一个小汤碟；镁质够做几个镁片；足够的钾质，可以让小玩具炮开响一次；还有磷质可做二千二百支火柴；还有一小点硫磺。从这一方面看，这就是人的来源。

    要是你问基督教的神学家和思想家，人从哪里来？他们的答案会大大不同。基督真道告诉我们，人都是天父的心灵的杰作，是祂精心思考的产物。每个人都是天父子女，祂付托我们特殊的任务，和与众不同的命运。

    在基督徒眼中，生命不是偶然的遇合，也不是化学物质的揉搓。生命实质上来自上主。

    

    ·七月十四日·人往哪里去？

    我往哪里去？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有的人至少会说，我们哪儿都不去；既然人到头来就是死，死了什么也完了。

    有的人会说，生命的终点是“无”，是“寂灭”。

    基督真道的答案完全不同。我们相信，既然人是从上主来的，因此要回到上主那儿去。

    对基督徒来说，今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要是人生的终极就是今生，那么我们怎么渡过今生便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打发今生最理想的办法，应该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因为到头来，我们不必对自己所做的负责。

    要是生命是天父精心构思的杰作，那就不能不有审判，因为人必须对有没有完成天父的旨意有个交代。基督真道很直截的指出：生命来自天父，所以一定要回到天父那里。这也是生命所以具有意义的道理。

    怎样到那里去？

    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建立美好生活的地图和旅行指南，告诉他达到目标应走的道路。

    可是从地图上去找路有时会很困难，有了地图以后要想保证不迷途，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这就是请一位熟悉道路的人来做我们的旅行指导。

    这位指导就是耶稣基督。

    

    ·七月十五日·耶稣都经历过（一）

    美国布道家慕迪是一个说话直率而又十分敢言的人。某次在他的布道会中，有一个人用尽方法，又叫又骂，想打断他的讲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这个人走到慕迪面前要想和他握手。慕迪望着他说：“要是耶稣基督都能和加略人犹大一道吃最后的晚餐，我也应该同你握手。”

    这句话的确含有至理：不问我们所受的苦难、凌辱、艰辛、怨尤何等的大，耶稣受过的比我们还大。

    耶稣曾经受凌辱、遭诽谤。

    耶稣曾被人辱骂，说祂好吃、贪酒，又说祂是税吏和罪人的一党。

    有时我们也受到委屈，蒙受不白之冤。不管人家怎么说，总要记着：耶稣所受的比我们还厉害，可是祂却是没有罪的人。

    耶稣曾遭朋友离弃。

    耶稣曾被祂的朋友背弃。在祂最需要友谊的时刻，在祂最需要朋友的忠诚时候。祂的朋友都抛弃了祂，纷纷逃避。

    我们的朋友有时也离弃我们，对我们不忠，海誓山盟一一幻灭，这当然叫人心伤欲绝。

    要是我们遇到这些事，应该记得耶稣也曾经遭遇过，而祂的一个朋友还出卖了祂，把祂交给敌人处死。不管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耶稣都曾经历过，耶稣爱属祂的人，而且爱他们到底。

    祂用超绝的忠诚待人，所得到的却是人家难以言喻的背信弃义。

    

    ·七月十六日·耶稣都经历过（二）

    耶稣也遇到过人家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耶稣接受决定祂生死的审判的时候，被押赴刑场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千千万万吃过祂给的食物，受过祂的医治和从死亡中被救回来的人，现在去了哪里呢？没有人为祂说话，也没有人在这黑暗的时刻挺身站在祂一边。

    有时候我们认为人是无情无义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一条至理，就是做事不要请恩义。世上没有认帮助人之多能超过基督，可是在祂最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刻，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祂说话。

    耶稣也曾为人误解。

    在祂布道的那几年，祂的门徒并不真正了解祂所说的话。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打算，而且相互之间彼此妒忌。他们从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耶稣复活的教训根本进不了他们的大脑。

    有时候我们也认为自己为人误解，我们有话想说，人家根本不听。耶稣为人误解之深世上无人能及，可是祂从不抱怨，也从没有失望灰心过。

    耶稣受过不应该受的痛苦。

    耶稣比谁都不应该受那么多的苦，而祂所受痛苦的可怕也无人能及。祂一生只知道爱人，过着道德与灵性上完善无缺的生活。可是却在十字架无比苦痛中了结祂的生命。

    我们要经历的事物，耶稣都经历过；正因为祂自己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所以祂能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

    

    ·七月十七日·玩票的人

    我有一次要在一天之内驾车旅行四百多里。四百里路一天来开，路途长，一定得快。在这次长途驾车的经验中，我发觉有两种人挡住我的去路。

    一种是重型货车，这种货车当然快不起来，货车司机可算是公路上最有礼貌的，他们总是尽量把车开快，减少阻塞。

    可是公路上也有十分叫人讨厌的司机。一种是开车永远维持在一小时三十里速度的人。这种人的确可以说是可得安全奖的司机。另一种比这更糟，他们是开车来玩，来兜风的。车子开得很慢，优哉游哉，顾盼自得。

    这也是教会和信徒的好写照。

    有些信徒不能算很好的会友，但却诚诚实实尽他们的本分。有时候我们希望确定一下一个好会友的标准，然后要求大家去做到。事实上我们当然不可以这样做。

    对这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徒，我们不应该批评，不应该刺激，反应该同情、帮忙、鼓励他们。

    可是教会中还有另一种会友，他们不慌不忙，一切都是慢慢来，没有冲劲，只求安全。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向不做这个。”因为他们不愿意快，所以会务推不动。这一类的会友常常能令牧师失望灰心。

    但是最糟糕的，还是那些像开车兜风的司机一样来教会玩玩的教友。我们也可以叫他们做“票友式”的基督徒。他们优哉游哉、唱唱讲讲；自己不干，也不让愿意推动教会进步的人向前走。在他们心目中，信仰不是一个朝前走去的旅程，而只是一种消遣；是兜风，不是开车。

    就是这种游荡分子形成了公路上的拥塞；也正是这种玩票式的信仰，让教会停滞不前。

    

    ·七月十八日·教会

    教会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建”人的，而不是“建”堂。

    “教会”二字在圣经里面绝没有建筑物的意思。要是你对初期教会的信徒说：“这座教会多美！”而你指的是教堂的话，他们会不懂人说什么。在他们心目中，教会是由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男、女、儿童所组成的团体。

    人既然是教会的中心，我们今天建造礼拜堂就应该带有今天这个时代的风格和特色。

    只要留心观察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我们很喜欢停留在某一个时代，不再向前。不少教会典礼仪式中的仪文还是用很古老的文体写成的。不少教会的建筑物的设计也同样古色古香。牧师穿的袍子根本和时代脱节，那种阔袖曳地的长袍，其实是欧洲中世纪**僧人的衣着。

    人既然是教会的中心，礼拜堂的设计应该和教会的功能配合，要能充分照顾到教会各种的活动。

    教会建筑物的设计就针对两个目标——实际的需要和时代的气息，教会一天生活在陈旧的仪文和古老的建筑设计中，人们便会一天把教会当作历史的残余物，而不是一股生动清新的力量。

    

    ·七月十九日·生与死（二）

    生命是短暂的。

    世界是一座桥，智慧人只会从桥上走过，不会从桥上往下走。人只是世上的一个寄居者，一个朝圣客。

    早在公元六二七年，古国诺森伯尼亚（属英格兰的一个安格鲁王国）的一群智者，开会讨论可不可以认可他们的国王已接受了的基督教信仰。有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在会上说了几句有关生命的话：“国王陛下，人的生命好像麻雀飞过这座宫廷的大厅。陛下在用餐，壁炉里的炉火熊熊燃着，可是宫殿外冬天的风雪正在怒吼，灰暗寒冷。这只麻雀从一边的门飞进来，在屋内明亮的灯光和熊熊炉火的温暖中逗留片刻，然后从另外一个门飞走，消失在它飞来的隆冬的黑暗中。人也是这样，只在我们眼前逗留片刻。他来到世上以前和离开世界以后的情形，我们都不知道。”

    这种对人生的悲观看法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大相径庭。我们知道我是从上主那里来、回到上主那里去；人生只是上主的永恒中的短暂的一瞥。生命不是一种长期的持有物，人没有权利把生命据为己有。生命在基本上、在本质上，只是永恒当中的极其短暂的片刻。

    人生是生与死的交替，也是哀与乐的交替。

    我们只要看一看每天出版的报纸，总可以读到有人出生，有人逝世，也有喜庆的消息。在这些新闻后面有喜也有哀。

    哀是爱付出的代价，要是我们能放弃爱，让我们做到绝不关心人，这世上也便不会有哀。可是我们有感情、有喜好，我们是一个人，所以要生活在乐与哀的交替中。

    人生的确很短暂，有哀也有乐，无法摆脱。

    

    ·七月二十日·生与死（三）

    生与死、乐与忧，交替不息，不管变化如何，生命总得向前。

    我们不能叫世界停步，让我们休息。我们也不能选择不让自己活下去，生命的本质要求我们不改变地接受它，一直活下去。

    对人生憎恨、抱怨、抗拒，不能改变世界，只能引起无穷的烦恼，徒呼负负。

    著名的布道家麦克莱恩说过一个小故事。

    几个朋友坐在一道讨论英雄的精神。大家同意无论是谁，在人生某个阶段，总会有点英勇的行为。座中有位年老的女人，看来平凡普通，却异常沉默冷静。有位年轻人问她：“你的英雄事迹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曾经饱经沧桑，因为看见她平淡无奇，难免不信在这种女人的生命里，会有什么卓绝超凡的故事。女人回答说：“你问我？我的英雄精神就是我能不断活下去。”

    接受人生，不断生活下去，真的需要英雄般的勇气和毅力。

    人必须有放下生命的准备。

    生命不单如白驹过隙，非常短暂；而且沧桑多变，极不确定。谁也无法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时辰是他生命的终点。因此，他必须让自己尽早与天父恢复和好，把生活纳入正轨，合乎他所教导的法则。这样，任何时候，无论是早晨，是中午，是晚上，听到那最后的呼召，他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主面。

    开头是婚礼，终了是葬礼，其间都是普普通通的日常工作，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命的旋律。这旋律时刻提醒我们：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只是一个奔向永恒去的旅人。

    

    ·七月二十一日·绕道

    我们做事要达到目标，最智慧的方法是走点迂回的道路。多绕几条路，看似费时失事，却是处人处事最好的方法。有的人做事好像关在栏里的狂牛，横冲直撞，任性而为，很容易铸成大错。

    这也是教会里面常常发生困难的原因。有些明明应该做的事，总有一种惰性在那里，宁可走老路。在这种情形下，教会领袖若想进行改革，而又能成功，最好的办法，不是不顾一切雷厉风行的改；而是先把他的想法像种子一样种在人们的心思，忍耐地等待发芽开花，直到有一天大家把这主意当成了自己的，热热心心的接受了下来。要是当日硬塞进他们的脑袋，一定会受到抵制，无法实行。

    一件走直路去执行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的事，要是忍忍耐耐地绕个圈子，反而可以如愿以偿。

    有人告诉我，伦敦的人要开计程车得通过很严格的道路考试，证明他熟悉街道的情况，知道怎样开最近的道路。有位考计程车执照的人，事前把地图读得滚瓜烂熟。他参加考试，问题中有一条是要他指出从某处至某处最快的途径。他照着地图上学来的知识作了答复。他没有通过。原来他指出的那条路虽是最快的途径，可是得把车子开下一条弯弯曲曲的长石级，还得经过一条巷子、窄得只可以让自行车通过。

    因此人生应该走的途径，不是那些最快最短的，而是最能让工作做好的。走这样的道路常常需要很大的忍耐，常常得绕道，走点迂回曲折的路。一个好的领袖，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很难得的美质：一是热心，一是忍耐。

    

    ·七月二十日二·历史（一）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说过一句话：“历史都是大谎言。”他接着加上了一句：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不是那些已经过去的、已经作过了许多事的历史，而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现在自觉地塑造的历史。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也说过一句有关历史的话。他在安排儿子的教育时说：“我要让他学一点历史。”

    这里提出的是两种对历史的看法，到底哪一种对呢？其实两者都对，全看你用得正不正确。

    历史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让人乐观。

    我们可以引用历史来证明不可以作某一件事，也可以引用历史来证明可以作某一件事。

    比方说，我们可以引用历史来证明人性是难改变的。我们指出战争、层出不穷的欺骗、勒索、罪案、**，这些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然后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清除这些事，因为人性是改变不了的。

    可是一位传教士会告诉你一个他在中非主持主日圣餐的故事。两个本来互相敌对的非洲部落，可以坐在一起，和谐无间，彼此相爱地共享圣餐。不到二十年前，这两个部落的年轻人，在他们成人的那一年，一定得依照族里的习俗，去杀对方的人，强掳对方的妇女，烧他们的房舍，毁他们的庄稼。几百年来都如此，早已成为根深蒂固风俗。可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可以让世仇和好，绕着圣餐桌共享主爱里的交通。

    历史因此证明了基督的能力可以完成像这样不可能的事。历史让我们可以对人类保持乐观的希望。

    历史可以给我们希望，也可以给我们失望，全由我们怎样看它来决定。

    

    ·七月二十三日·历史（二）

    历史可以叫我们怀疑，也可以让我们得到信心。

    我们可以举两个对历史下的不同定论作例子：一位历史学家说：历史是人类罪恶、愚蠢与错误的记录；可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J·A·弗劳德却说：“历史是一个自古到今响彻时间的声音，警告我们：到头来善恶都有报。”

    前者认为历史只是人类在错误中颠踬的记录；另外一个则说：历史是天父的公义和祂的旨意在世上的施行。这当然是对的，世上有一种道德的秩序，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要是破坏这秩序，必定以灾祸终结。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伟大的真理的。有时候这胜利迟迟不见到来，但是终必出现。

    历史可以催人睡，也可以叫人醒。

    一个伟大的过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作用：它可以成为很大的阻碍。有时候在教会中或者在社区中使用某种方法得到很大的成功，我们常常会认为过去成功了的方法，现在拿来使用，一样可以成功。英国诗人卜林就曾经忠告作家们：“成功了一次的手法，千万不要再用。”

    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上一代能够成功的事，在下一代不可能同样成功。让我们看历史叫人醒的一面。伟大的历史的伟大作用，不是要我们把过去拿来翻版。而是让我们得到启迪，可以找到适合今天的东西。

    悲观、乐观；怀疑、信服；催眼、提醒；这一切，历史都可以给我们。

    选择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

    

    ·七月二十四日·合一（一）

    我在一个基督教教育夏令班里呆过一个礼拜，那种经验十分迷人而又震荡心弦。最叫我感动的是这个夏令班无意中表现出的几乎完美的合一精神。

    班里有圣公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公理会、长老会的信徒，还有一位犹太教的女郎。

    这班里的人来自许多地方，包括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以色列。我是无意中得知这些人所属的宗派的。

    在这里，合一是建基在三件事上：

    第一件事是大家对真理的热爱。

    这个班的基本目标是查考圣经。查考圣经是合一的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做什么行业，都可以坐下来一道查考圣经，寻求这本天下的大经里头有关我们的教训。对彼此的观点愿意多听一点。在研究圣经的天地里，大家开始碰头。

    第二件事是大家对敬拜上主的热爱。

    合一的基础除了查考圣经之外，还有对天父的敬拜。在这里，对神的敬拜的要求不是外加的，或者迫不得已的。参加这个班的一百多人，把自己溶化在一种虔敬的气氛里，建立起灵里的交通。我们一早一晚聚在一道祷告，这种班完全是用祷告的心情来进行的。

    从敬拜方面来说，合一的希望也是很大的。过去二十年中，遵守仪文的和主张自由祷告的，其间的壁垒已逐渐消除。坚持自由祷告的人固然发现了应用仪文礼节的庄严美丽；而主张遵守仪文的人出发现在既有的仪式上增添一点自发性，也是很有价值的。在对天父的崇拜上，本来各走一端的人，现在互相伸出欢迎的手，大家都已看出彼此有不少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

    

    ·七月二十五日·合一（二）

    在查经和敬拜之外，夏令班的第三个基础是个人间的交通。

    我认为最有兴趣的一部分，是我们常常谈论到深夜，切磋琢磨，真像圣经所说：铁磨铁磨出刃来。彼此之间原有的壁垒逐渐消除；天主**愿意和新**交谈，犹太**也愿意和他们所说的“外邦人”交谈。

    把我们结合在一道的是查经、祷告与交通。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在我们前面还是有一条鸿沟，因为主日我们没有举行圣餐。

    是什么让我们隔开呢？这条分隔我们的鸿沟无以名之只好叫做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至少有下面四个特征：教条主义所敬拜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制度。教条主义限制了天父恩典的作为。教条主义是用过去的传统而不是今天的需要来做决定。

    教条主义眼里的教会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兼容并蓄的。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空前好的合一希望。要让这个盼望成为事实，得靠教会里面普通的会友，他们应该可以提供目前所缺乏的具有新眼光的领导。

    

    人家要我们做一件事，而我们说：“让我想一想。”实际上，我们的意思常常是我不想做决定。

    记得在希腊的历史上，有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是斯巴达大君阿杰西雷斯的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招集了他的兵马，准备作战。他派人去向希腊的另一个大君请求协助他共赴国难。那位大君回答说：他要想一想。阿杰西雷斯叫使者告诉他：“让他去想吧！我们决定进军。”

    所以当我们说：“让我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得十分小心；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只是想暂不做决定，而是根本不想做这件事。

    当我说：“让我想一想”的时候，常常只是把应该作的事搁置了下来。

    有时候，我们下意识的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把一件事谈来谈去，这件事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做成。不错，思考和讲座都是很有用的；可是我们得记住，光是想与说并不等于行动。说了想了之后，一定要用行动来实现，不可以老是停在“让我想一想”的阶段。

    要是我们不断说：“让我想一想”，事情常常永远完成不了。

    这种情形不时出现在我们想做一点好事的时候。我们的同情和怜悯心，油然而生，愿意慷慨解囊，可是我们停留在想一想的阶段，这个善念也就消失了。

    有时候说一句“让我想一想”的确有必要，可是我们应该更积极抓住机会说：“别想了吧！开始干。”

    

    有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是亲耳听过苏格兰牧师德拉蒙德讲道，而现在仍活在世上的少数人中间的一个。在他写人我的信中，讲了一个关于慕迪和德拉蒙德的故事。

    这两个人非常不同，可是却能共事许多年。慕迪相当保守，他对信仰的立场在今天几乎可以称之为基要派。德拉蒙德却接受了现代科学对宇宙的看法，赞成对圣经的批判性研究，在信仰观点上十分自由。

    慕迪的同事和支持者中，有一些人很不信任德拉蒙德，仍不满意慕迪用他做同事。他们认为德拉蒙德的信仰不够正统，很希望慕迪能和他分手。慕迪对这些攻击德拉蒙德的人，不相信他在传福音的事业上可以同事的人，作了如下的答辩：“德拉蒙德是学者，我不是；我如果是就好了。可是我深深知道，我虽不是学者，我有希望和他一同在永生里。”

    慕迪看得很清楚，神学上有没有造诣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自己。德拉蒙德属什么神学派系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是信主的人，一个慕迪愿意和他在永生里相处的人。慕迪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篇文章；写文章的人对当时教会奄奄无生气感到十分难过。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新教教牧的新题目：圣经里没有爱，神学里没有人，信仰里没有基督》。他认为这是他那个时代正统信仰的适当的写照。

    

    ·七月二十八日·宗教（二）

    有信仰而无爱心。

    有一种也叫做基督教的信仰，十足的正统。但几乎完全没有爱心。这种信仰所最关心的，不是帮助人的需要，而是嗅寻异端。除了自己的以外，对一切都是一个大大的“不”字。他们不能相信除了自己的道路之外，还有其他去到上主那里的途径。只有他们才有权来判断别人信仰的真伪。因为没有爱，爱好真理的人不能从这里得到温暖。

    神学里没有人。

    神学而不能够让普通的人了解，还会是有效的神学。基督的救赎是要救一切的人，不只是属于神学家的事。一个人要是发现了福音，他有传扬的义务。

    宗教里没有基督。

    这种情形今天仍然存在。有些宗派坚信誓反主义，他们的信仰仿佛建立在反抗的基础上。反抗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宗教信仰却是积极的。约翰·卫斯理告诉人：“你可以在任何一座教堂里得救，也可以在任何一座教堂里下地狱。要紧的是主基督在你心里的地位是什么。”

    正统主义、尚智主义、狭隘的誓反主义都不能够挽救失丧的人。只有在一个人的身上能看见主基督的大爱，这才能把失丧的人救回来。

    

    ·七月二十九日·不是“上主的作为”（一）

    一个主要以执教鞭为业的人，当然用不着像牧师一样去作牧养的工作，可是我却得去探访一位母亲，因为她的女儿在一种最惨痛的情况下死去。

    造成她女儿死亡的那种失事，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何以会发生。

    当局调查的时候，负责调查的高级官员里头，有一位经验很丰富的老手，他说了一句话：“这种失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唯一的解释只可以说是：‘上主的作为。’”

    这真是最可怕、也最亵渎上主的一句话。把芳龄二十四岁的女朗意外的死亡，说成是上主的作为，我们还能相信这样的上主吗？死者的家里人还能向作这种事的上主祷告吗？

    在我当牧师的那些年月里，要是遇到有哪个信徒的家里有人夭折、遭难，或遇到不幸，我从不能够说，这是上主的旨意。一个孩子、一个少年要是不幸早丧，或有人因意外致死，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一个人的迷失或判断错误，但决不会是上主的作为。也不会是上主的旨意。事实上，刚好与上主的旨意相反。上主的心会和我们一样难过，因为这不是祂的旨意。

    要是有人受到可怕的疾病的打击，或者患了不治之症，或有儿童遭汽车辗毙，开车的人也许是醉酒或者不守纪律的司机；或者发生空难、海难，火车或公路上的大灾难，这都不是上主的旨意。这是上主决不愿看见发生的事。这些事的发生决不是上主的意思，而是人为的错误。

    天父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没有了自由的意志，就不会有善，也还会有爱。正因为天父给了人自由的意志，所以人可以做出正好与天父的旨意背道而驰的事。

    谁都不可以把发生在世上可怕而不幸的事，所做成的巨大的损害，归于上主的旨意，说是祂愿意这些事发生。

    

    ·七月三十日·不是“上主的作为”（二）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祂治好患病的人。祂复活睚鲁的小女儿和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这就很明显的看出，耶稣并没有认为疾病和早亡是天父的旨意。这也可以很明白的看出，祂认为这些都是不合上主的意思。祂来到世上，就是要帮助人类克服这些不幸。

    遇到不幸的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天父也像我们一样伤心难过，祂愿意分担我们的忧患。我们受苦，祂也痛苦。祂愿意用祂的慈爱来安慰我们的心。

    我们可以说，全能的上主有能力来补救年轻就丧亡的人，祂有能力补偿遭遇痛苦不幸的人。要是上主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我毫无保留的相信，一定有一个来生。在那个世界里，天父一定会让早夭的生命有机会过着富足的生活。遭遇不幸的人也会在那里得到补偿。我们今生的一切缺陷，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都可以得到弥补。

    我们可以说，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勉强解释过人生何以有忧患和痛苦。

    任何不幸的遭遇里头，总可以找到人的过失、人的错误和人的罪过因素。任何灾难发生的原因，其中总有人的过错。可是即令把这一些因素和原因都放进来，仍旧不能充分解释何以人要受苦。

    基督信仰对这件事没有轻易的提出解释。我们只能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基督信仰的确提供了一种力量，让我们可以有无比的勇气来面对这些事。患难来时抗得住，而且能够胜利的克服它们，甚至可以把苦难化成荣耀的皇冠。

    

    ·七月三十一日·次等的地位

    在新约里面，我们有一个极其美好的模范，这就是提摩太的母亲友尼基（提后-5）。她愿意隐藏自己，并为这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我们都知道，保罗的助手里面，提摩太是他最亲近的一位。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说到提摩太的时候，认为没有别人可以和他相比（腓二22）。保罗不只一次称呼提摩太为他亲爱的、忠心的儿子（林前四17，提前一2，提后一2）。在保罗心目中，提摩太有亲子之情。

    保罗是在他第二次布道之旅中让提摩太参加工作的。《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至四节里，我们第一次读到有关提摩太与保罗的经文。从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相信友尼苦是个寡妇。拉丁文圣经本章第一节里面，称提摩太的母亲为vudua，也有一些希腊本的圣经，在同一节中称她为chera，这两个字都是寡妇的意思。因此第三节谈到他父亲的那一句，可以翻成“犹太人都知道他已故的父亲是希利尼人”。

    要是友尼基是个寡妇，提摩太又是她唯一的孩子，无疑也是很孝顺的孩子。要她让自己的儿子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与保罗一同翻山涉水，不仅是十分难受的事，也是相当大的牺牲。没有了提摩太，她在家里会更孤单，经济上也会很更拮据。在提摩太后面支持他的，是好母亲友尼基。当日的教会一般说来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可是，教会得感谢她让她的儿子来服事主。

    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是因着别人而连带提起的。我们只知道他是某人的丈夫、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姊妹，或者某人的儿子。他们大都能无怨无艾的接受，虽然他的朋友、亲戚、子女等等更出名，取得更大的注意，他们没有丝毫嫉妒、心满意足，屈居次等的地位。

    这世界的确需要这样的人，教会不能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团体没有领袖当然不行，可是有许多像提摩太这样的领袖绝不能成为领袖，要是没有一个在后面支持他的母亲、父亲或者家人。

    我们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好领袖的时候，千万别忘记同样得感谢那些无怨无艾屈居次要地位的许许多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