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默
序言
一.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时期神学
二.宗教改革与改革宗传统
三.改革宗信仰的神学特色
四.路德宗与改革宗神学的不同
五.范泰尔与重建神学
六.路斯得尼与重建神学
七.重建神学是新时代的宗教改革
八.中国教会与神学一瞥
九.重建神学与中国浅议
“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一直主宰着我的生命;
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始终鞭策着我的灵魂;
一旦偏离这神圣的呼召,愿生命的气息离开我。
不管世上有多少人反对,神的律法必定要坚立,
为了民众的福利,家庭、学校和国家都要遵行。
全部圣经和整个世界见证,神的诫命要刻进国家的良知,
万国要奉行,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亚伯拉罕·凯伯尔-
自序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
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代下15:3)
宗教改革并不是一次性的运动,教会需要时时改革,归回上帝,归回上帝的话语。《宗教改革与重建神学》一文回顾宗教改革和改革宗的发展,使大家明了重建神学的背景;并反思中国教会的发展和现状,使大家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现状,从而更加认识基督教重建的意义。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考察宗教改革的历史后思想,会使我们更加明白我们今天的处境。涉及重建神学,则是对改革宗最新神学动向的考察。重建神学有力的回击了目前教会中盛行的反知识、反律法的倾向,可谓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特别是针对时代论,在重建神学巨臂路斯德尼、巴森、诺斯的口诛笔伐之下,这种危害教会长达一个世纪的谬论,在美国神学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重建神学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因为主权的上帝的恩典;作为得救之人,上帝藉着他的圣灵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出于感恩的心,藉着圣灵的能力,忠心的遵行上帝所赐给的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完成上帝所赐给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
重建神学的奠基人路斯德尼,虽然倍受争议,但他确实不仅使改革宗教会,而且使欧美整个的基督教会,都重新正视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仅仅在这一点上,就足以功表千秋。福音与律法的平衡始终是一个难以掌握的问题。在约翰·加尔文的教导中,福音与律法的关系得到了完美的平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因为人性的败坏,在改革宗教会中,也越来越对上帝的律法加以限制或歪曲,认为旧约律法对当今的基督徒已经没有作用,重蹈以色列人当初所犯的错误。以色列人之所以遭受上帝的震怒,就是因为离弃上帝的律法。其实,离开上帝的律法,就犯了偶像崇拜的错误。从《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界定来看,偶像崇拜有两个方面,一是不敬拜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一是不按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敬拜。在旧约圣经中,离弃上帝的律法,总是与侍奉别神联系在一起的。“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是他在万民众作笑谈,被讥诮。”(代下7:19-20)
正象当初的宗教改革一样,重建神学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的人为之欢欣鼓舞,视之为宗教改革之后的宗教改革,是改革宗神学的重新归正,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有新的发展;也有的人为之咬牙切齿,视之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对上帝律法的态度上,一个人的本相就显明出来。圣经中无数地方高举上帝的律法,“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诗119:112)使徒保罗也一再告白:“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罗7:22)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上帝的律法,甚至抵挡上帝的律法,我们就没有必要和他辩论上帝的律法的作用,他所需要的是上帝的怜悯,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求上帝开他的眼睛,使他看出上帝律法的奇妙(诗119:18)。
当然,涉及教会历史和神学发展,可能并不像个人的见证那样清晰易懂,令人感兴趣。但基督徒必须发展自己的心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来5:13-14)我们的读者面也不是面向专家学者,故作深奥。作者尽可能地使更多的弟兄姊妹明白所讲述的内容,但涉及圣经神学,很多名词术语是无法简化的,像“因信称义”、“自由意志”、“三位一体”等,都是哲学和神学的术语。我们一方面要多多祷告,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智慧,同时也要谦卑地多多学习。诗人大卫告诉我们:“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119:97)圣经上一再提醒我们要“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诗1:2)原因之一就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需要我们努力去领悟、查考、研究。我们不要总是期望自己可以过目不忘,一看就懂,一蹴而就。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7:10)我们基督徒作为上帝的祭司,确实需要像先知以斯拉一样,首先是“定志”,要下定决心学习遵行;然后是“考究”,就是详细地考察、研究,分辨好歹,通达时事;下一步就是“遵行”,学习的目的是实行,首先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实行出来,以身作则。基督教不仅是头脑的知识,也是心灵的体验,实际的行动。最后,藉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教训”,把真理和知识传达给别人。在当今社会中,人们习惯了“廉价的福音”-只要信就可,习惯了“轻松的教导”-多是故事见证。世界上反知识、反律法的倾向也渗透到教会之中,而且我们天性中的怠惰也时时影响我们。所以,克服我们的怠惰,读不容易读懂的书,也是我们基督徒“攻克己身”的属灵操练的一部分。本文涉及很多历史性的材料,作者总是掌握有限,希望弟兄姊妹多多纠正、补充,彼此造就,荣耀主名。
雷默
二零零一年五月六日于
北京威斯敏斯德书斋
“人的称义是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人的成圣要靠上帝所启示的神圣律法。”
――路斯得尼《圣经律法要义》
http://www.zanmei.net/article/admin/article.php?action=nextpage&articleid=39#_ftn1
[1]――
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教会,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今生臻达完全。教会需要不断改革归正,重新回到上帝,回到上帝的话语。重建神学是在二十世纪美国改革宗教会内兴起的一种神学运动。重点是强调传统的加尔文主义救恩神学,并在基督徒伦理学领域中,高举上帝的约法,主张以上帝的话语为标准,重建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今欧美改革宗长老制教会多被新派神学颠覆。新派神学颠覆改革宗教会的手段,就是借助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律主义异端思想,使改革宗教会偏离圣经所启示的圣约神学,从而与一般福音派“廉价恩典”、“廉价福音”混在一起,失去了改革宗神学的传统特色。“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5:13)
在进一步介绍重建神学之前,我们首先简单地回顾宗教改革,以及改革宗教会与神学发展的历史。
新教传统的宗派有六大宗,分别是改革宗、路德宗、循道宗、浸礼宗、公理宗和圣公会(安立甘宗)。中六大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加尔文神学的影响。改革宗是完全的加尔文神学;而在路德宗中《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加尔文神学与路德宗的结晶;循道宗中亦有怀特菲尔德为首的加尔文主义者;在浸礼宗中则有采纳《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加尔文派浸信会,其中司布真就是浸礼宗中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者;公理宗的信仰是以加尔文神学思想为基础,只是对信条的态度比较灵活;圣公会至今所遵行的《三十九条》更是直接受加尔文神学的影响。[2]在世界各处基督教会中,持守加尔文主义神学立场的人也许不占多数,但他们总是带领神学的方向。
所以,现代改革宗神学家华菲德声称:“加尔文主义就是基督教。加尔文主义所代表的超自然主义就是基督教的生命;没有它基督教就不能存在。”[3]华菲德说,基督教的前途与改革宗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从前一样,基督教的将来与加尔文神学的命运直接相连。”[4]
[1]R.J.Rushdoony:TheInstituteofBiblicalLaw(ThepresbyterianandReformedPublishingCompany,1973),4.
[2]汤清编译:《历代基督教信条》,179,211,396页,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年。
[3]华菲德著,赵中辉译:《神学家加尔文与今日的加尔文主义》,40页,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84年。
[4]赵中辉著:《神学名词辞典》,第568页,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台北,1998年。
宗教改革始于十六世纪时的西欧。从根本上讲,乃是一种宗教的运动,核心是基督教神学的变革,成果就是合乎圣经的改革宗神学的确立。不明白基督教神学,也就不明白宗教改革的原委。很多人把宗教改革视为政治运动、社会解放,但这都不是根本。根本乃在于罗马天主教会在权威和得救的问题上,背离了圣经,从而导致种种的败坏。罗马天主教会否认圣经为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唯一无谬的准则,后来甚至发展出教皇无谬的邪说;在得救的问题上,罗马天主教会主张称义既要靠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也要靠我们自己的作为。
宗教改革时期神学与历史上遵循《圣经》真理的基督教神学一脉相承。它坚持:《圣经》是基督徒信心和行为绝对可靠无误的准则。整个基督教都服从《圣经》的权威。耶和华全能的神是天地的主宰。他全然圣洁、智慧、公义、慈爱和正直。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本质为一,但包含了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耶和华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意指他并非旁观者,而是至高的统治者,万有的监护者,无人能干涉他神圣的旨意。他照着自己的美意和筹算,在历世历代坚定不移地施行他的旨意。根据他的旨意,他为自己的羊群制定了一个救恩的计划。他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住在我们中间,承受死难的痛苦,成为他百姓宝贵的赎罪祭;然后身体复活,得到了尊贵和荣耀;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审判死人和活人。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强调健全合理的教义,就是承认神的主权,人的卑微和教会得以与他相交所仰赖的丰富奇妙的恩典。
在宗教改革这一时期里,教会经历了一场变革,爱上帝的人试图使基督教归回到《圣经》的权威之下。宗教改革运动的意愿不是篡改,而是要教会的实践重新归回、遵循上帝的话语。复原派教会(亦称抗罗宗)由马丁路德、慈运理和约翰加尔文掌旗,摈弃中世纪罗马教会的错误,开创了今天众所周知的新教信仰。新教教会,即复原教会,就是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
马丁·路德和早期的宗教改革人士毕尽全力,试图说服教会:救恩全系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solagratia),唯有通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唯独信心,solafide)方能得到。他们相信教会所有的教导和教义都应仅仅根植于《圣经》(唯独《圣经》,solaScripture)。经过路德和加尔文的努力,改教人士认识到《圣经》的确清楚教导我们,上帝确是主权的上帝。他们相信上帝不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旁观者,而是积极介入整个自然和人的生活:“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诗121:3)他们效仿使徒保罗,教导:“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17:28)他们坚信上帝以全权掌管万有,一切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经过了上帝的设计,因为他“随己意行作万事。”(弗1:11)他们也承认上帝所有作为中所蕴含的旨意和人的主要目的都在于荣耀上帝(唯独上帝的荣耀,soliDeoGloria)。
宗教改革确立了三大基本原则:
1.上帝话语的权威性
复原派教会都相信,教会之教训唯一的来源就是圣经。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上帝曾向人说话,施展作为。上帝怎样和人来往都写在圣经里。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之道。人的信仰和教会的行动如果不符合、超越、离开上帝的启示之道,就不能接受。教会的传统是了解圣经的帮助,但不能视为启示的第二来源。惟独圣经才是基督教教义的最终来源和标准。罗马教会却主张圣经和传统二者都是信仰的来源和规范。所谓的传统就是教皇和大公会议颁布的谕旨,罗马教会把这种谕旨视为圣经的唯一许可、合法与永远正确的解释。后来甚至演化出教皇无谬的教义。
2.称义全凭上帝恩典
人的得救全凭上帝的恩典。人本来不配,是上帝白白赐给的。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复原教会相信人的罪得以赦免,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是藉着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从此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罗马教会相信基督的拯救,但他们强调善行与信心并重,并强调善行的功劳。复原教会认为人的“称义”和为上帝接受,完全靠基督。罗马教会在信心上添加了自己的善行。复原教会不把善行的价值当作称义的条件,视善行为称义的结果与证据。
3.信徒皆为祭司
基督徒不分圣职人员和信徒两个阶层。只有一个福音,一个因信而称的义,在上帝面前所有男女信徒、圣职人员都处于平等地位。所有基督徒,都有聆听彼此认罪之共同权利,而罗马教会则是一定要向神父认罪。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必中间还经过一个居间人。牧师和平信徒之间并没有属灵的差别,只是在基督的身体内,功能上的区分而已。[1]
[1]参考《基督教两千年史》,陶理主编,香港海天书楼,370-373页,1998年;《神学名词辞典》,544-545页。
在欧洲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1483-1546)、慈运理(1484-1531)和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虽然写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忙于与对手论战,并没有时间作系统性的整理和著述。而慈运理则是在47岁时就战死沙场。加尔文比路德小26岁,比慈运理小25岁,他是属于宗教改革的第二代人物。所以,他比较有时间在神学上作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是宗教改革神学的集大成者。
改革宗一词,乃是为了使加尔文派传统与信义宗及重洗派传统有所区别。改革宗传统的开山鼻祖是苏黎世第一个改教者慈运理和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其中加尔文更是在其圣经注释、小册丛书,特别是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发展出一整套新教神学。从宗教改革时期直到如今都有许多人和团体随从加尔文的教训,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循着相同的思考或发展路线前进。因此改革宗传统中的加尔文主义者,尽管在许多方面基本上都彼此认同且相似,但因着历史或地理上的环境,也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就形成了此传统中的许多路线或门派。
改革宗传统发展出的第一路线,为西北欧、瑞士、法国、荷兰和德国所共享;并且也影响到匈牙利东部和意大利南方的瓦德西亚教会。改革宗教会在这些地区活跃于编制早期的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许多教会视其为教义标准。1537年加尔文起草了第一篇改革宗要理问答,并于1541年重新修订。这项工作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并产生莫大影响力。而更为重要的是1563年出台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它至今还是大多数欧洲改革宗教会内标准的信仰告白文件。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也清楚说明了加尔文派的教义立场。
越过大不列颠群岛的水道,加尔文主义乃是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当时伊丽莎白女王强迫英格兰教会保留半天主教式的崇拜仪式和管理方式,但加尔文主义仍如呈现于1563年《三十九信条》中一样是基要的神学(此信条是克兰麦大主教于1553年所著的《四十二信条》的翻版)。步入十七世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也为说英语的神学生提供了基础神学的指导。当时由独立教派,长老会,以及更为坚定的加尔文派人士所形成的清**,坚持要根除国立教会中一切罗马天主教的残迹。同时,一群为数可观,受重洗派影响的新**,虽然接受为成人施洗是执行圣礼的唯一适当方式;另一方面也接受改革宗绝大部分的教义。因着他们相信预定的教义,因此人称之为“特别”浸礼派,以区别那些拒绝预定论的“自由意志”浸礼派。而这些不从国教的团体也就负起了起草《威斯敏斯德信条》和《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教会行政方式和崇拜规程的责任,直到如今这些都仍然是一切说英语的长老会的标准。苏格兰长老会和苏格兰教会最初使用《苏格兰人信仰宣言》(1560)和《日内瓦教理问答》,后于1647年采用了威斯敏斯德信仰准则;在独立派以压倒性的多数占据英国国会之后,他们就拒绝接受英国国教的信仰标准。
在全世界欧洲和英国的殖民地上的改革宗和长老会,都是十七世纪末移居麻省、纽约、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他处的移民者所建立的。虽然起初母会并未给什么帮助,可是他们还是遵循母会的教义、崇拜仪式、和行政传统,发展了自己的教会。大多数长老会都采用《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基准,而根源于欧陆改革宗传统的教会则坚守其原有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和《多特信条》)。
改革宗传统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毫无争议的。有时出现难题,令那些坚守改革宗立场的人对其基本信仰作重新检讨和辩护。其中最有影响的明证之一,是一场始于荷兰神学家雅各·阿米念的争论。阿米念反对加尔文有关恩典的教义。1610年他的信徒发表了一份《抗议文》(Remonstrance),反对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使事态陷入白热化。161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们为此在荷兰的多特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与会者谴责了阿米念派的观点,把阿米念派定为异端,确认:(1)人类完全堕落;(2)神无条件拣选;(3)基督的赎罪仅限于选民;(4)神恩之不可抗拒;(5)信徒蒙保守直到永远。阿米念派人士被驱出改革宗教会,成立了自己的教会,并且一时声势浩大,成为卫斯理主义循道派及其他非改革宗和抗改革宗教派的根基。多特总会的《多特信经》与《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合称为三项联合信条,是大多数欧陆改革宗教会持守的信仰基准。
在英国与苏格兰之间发生了与以上不同的冲突。清**试图完全改革英国国教,但遭到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继承者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反对。由于清**在国会的影响很大,因此能与皇室对抗,但最后这场对抗演变成战争。战争的起点是在苏格兰,因查理一世想强迫苏格兰长老会接受主教制,遭到后者的坚拒。查理一世想用武力**反抗,却受到国会中清**的强烈反对。结果是1649年国王战败,被俘,被国会送上断头台,其后九年就由克伦威尔当政。但克氏去世后不久,查理二世登基,遵循其父查理一世的政策继续治理英格兰和苏格兰。此时英国的清**受到压制,但苏格兰人却奋起以武力反抗查理二世,从此展开了游击战。所谓“盟约者”,乃因共同立约要为“耶稣基督的王权”争战而获名。他们一直坚持奋战下去,即使查理二世的弟弟,罗马天主**雅各接替其兄即位也未能止息他们的对抗。直到1688年雅各王被迫退位,奥伦治王子威廉继承王位,他们才放下了武器。
改革宗传统虽然有其坎坷争议之处,但它在世界上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十八世纪时,它在世界福音复兴中就占有中心地位。如1700年在苏格兰的复兴运动是由于汤摩斯·波士顿(ThomasBoston)以及清**之著述而产生。其中《现代神学的精华》一书力主加尔文派信仰,影响巨大。这场复兴逐渐与英格兰在乔治·怀特菲德领导下的大复兴汇合。在美国殖民地,约拿单·爱德华滋参与大觉醒运动,这场运动也与英格兰的大复兴息息相关。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加尔文神学乃具最根本的影响力。
近代在大不列颠群岛,改革宗传统继续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最重要的教会事件是绝大部分人脱离了苏格兰教会,成立了苏格兰自由教会。尽管直接原因是反对赞助者强迫牧师对会友的权力,根本原因则是因为苏格兰教会已大规模地放弃了改革宗的立场,而那些渴望持守这一立场的人就坚持主张他们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牧师。这一要求被否决后,他们就退出成立了自己的宗派。但改革宗信仰的影响不仅只在教会范围内有所行动。当时的产业革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化,工场主普遍残酷地剥削工人。英格兰的安东尼·阿希理·库珀、谢福斯白瑞之第七伯爵、汤摩斯·钱模士牧师等人大力奔走,促使国会立法保护工场工人,矿工,和残疾人的利益。这些领袖大多数都极力赞同加尔文信仰。到该世纪末不少持同样看法的人进入了英国国会,为其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立法负责。
以改革宗观念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惯例被带入美洲。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许多人参与了废除奴隶制的运动,近年来对民权运动和其他类似运动更是非常热心。[1]
改革宗传统向来积极支持教会信徒的教育。加尔文坚持对教会青少年进行要理问答的训练,并建立了今天的日内瓦大学。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参照这一教育模式,在所著的《第一训诲书》中提出了有关教育的条文。在荷兰,莱登大学是按照这一教育思想成立的;在法国则据此设立了数间神学院。美国受同样教育传统的影响,建立了哈佛和耶鲁等大学。
改革宗神学是全方位的世界观,它所注重的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而上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它所传到的每一个地方,首先是给当地文化带来极大的震动,其次就上逐步地变革当地文化,把上帝的真道应用在个人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罗1:16)在改革宗神学中,福音的大能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1]请查阅《宗教改革简介》、《改教时期神学》,
http://chinachristianbooks.org。
以主权的上帝为中心的教义乃是改革宗神学的主题。而路德本人一直为罪得赦免而挣扎,给后人遗留下来的集中在因信称义的拯救论上。受加尔文影响的改革宗神学,则在上帝至上主权的基础和前提下将整个的圣经教义揭示出来。[1]
改革宗神学往往又被称为加尔文神学,或加尔文主义,这是因为加尔文思想对改革宗神学的影响。许多人滥用加尔文神学这个词,责备信奉改革宗神学的人只是追随加尔文这个人,而他们则是跟随上帝和圣经。这都是自欺欺人。他们也是听自己牧师的讲道,阅读自己所认可的神学家所写的圣经注释,认为这样能更好地理解圣经。改革宗神学之所以接受来自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的教导,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的教导比其他任何人的学说更接近圣经的教导。但圣经仍然是我们唯一的无谬的标准。我们只是相信他们的教导比其他人的教导更高超而已。
一讲到改革宗神学,人们往往立即想到的是加尔文神学五大要义,即TULIP:(1)人全然败坏(TotalDepravity)。人在其堕落、罪恶的天性中,“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2:14)堕落和未获重生的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2:1),无能自助。除非通过我们的救主白白的恩典,人不可能脱离这可怕的境地。(2)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Election):神没有任凭人在罪中灭亡,而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一群人施行拯救,这群人的数目无可胜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1:4),显然得救的人就是那些被全权的神拣选出来预备得救的人,“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33:19)他的拣选不是基于人的任何美德,“免得有人自夸。”(弗2:9)(3)有限的赎罪(LimitedorDefiniteAtonement):基督的赎罪特别是为了他的百姓得拯救:“我为(我的)羊舍命。”(约10:15)他并没有为那些不来就他的人抛洒热血,也没有为他们的罪付上赎价,他们自己必须为之付代价。“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祢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约17:9)(4)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ofGrace):他所拣选的人一定会归向他:“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约10:27)上帝派遣圣灵在选民的心里有效地工作,基督就是为这些选民而死。“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结36:26)“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11:29)(5)圣徒蒙保守(PerseveranceoftheSaints):“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10:29)救恩不是基于任何人的美德,主的羊在永恒中的安全也就不靠他们自己,因为“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1:6)神的恩典会保守真正的信徒。那些从信心中滑落的人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得救过。
此加尔文神学五大要义固然概括了加尔文救恩神学的特色。但加尔文神学的内容要远比五大要义更为广泛。如果我们仅仅把加尔文神学局限在这五大要义上,不尊重个改革宗传统信条中所告白的其他重要的信仰要道,教会的健康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正是二十世纪欧美改革宗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重建神学根据教会的这一处境,唤醒教会重新全方位地复兴改革宗传统。
桑德林(AndrewSandlin)是改革宗重建神学的后起之秀,现任《迦克顿简讯》主编。他从七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宗信仰:[2]
1.主题
每一个神学体系都有自己所强调的主题。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思想是围绕大公教会展开的,而循道宗的神学主题则是成圣,五旬宗的主题是圣灵,浸信会的主题是重生,路德宗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希腊东正教的主题是圣礼。而改革宗信仰则是以上帝为中心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
2.上帝
与大多数基督教宗派一样,改革宗认为上帝有诸多崇高的特性。但在改革宗信仰中,上帝得到了更高的尊崇。上帝知晓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是上帝,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赛46:9,10)。他行他自己想行的事,没有人能拦阻(诗115:3),他是圣洁的(赛6:1-5),他恨恶邪恶,也恨恶恶人(诗11:5)。
改革宗信仰持守《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敦信经》、《亚他那修信经》所界定的上帝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
3.权威
对于改革宗而言,圣经是上帝的默示,是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标准,“决定一切宗教的辩论,审查一切会议的教令、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并下最后断言的至上裁判者,除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以外,别无其他。”(《威斯敏斯德信条》1·10)我们必须知道的一切,都在圣经中可以找到,或者是在圣经明确的文字表达中,或者可由其含义推出。
4.救赎
非改革宗人士最注意的就是改革宗的救赎神学[3]。救赎的教义只是改革宗信仰的一部分,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改革宗信仰包括预定和拣选(弗1:4,5),人类的完全败坏(罗3:10-18),基督的受死确保他的子民的救赎(约10:15),基督对其选民的保守(腓1:6)。改革宗相信罪人的得救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其他许多团体,如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许多浸信会人士、循道宗人士,相信堕落之人仍然有自由意志,在得救上可以与上帝合作;上帝作上帝当作的部分,人作人当作的部分。但改革宗信仰与此不同。我们相信救赎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圣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1:4),圣子在骷髅地为我们买赎了救恩(徒20:28),圣灵到时以其重生的大能更新我们(约3:5)。上帝救拔我们,并不是因着我们自身的作为,或者他知道我们将要怎样,而是因着他的恩典(弗2:8-10)。
改革宗并不像许多福音派和基要派信徒所相信的那样,认为人是在信了之后才得到重生。改革宗相信人重生之后,才会相信。如果人本身的灵性发展能够导致相信基督,那他们为什么还需要重生呢?(林后2:14)
但我们也与早期的浸信会信徒不同,他们相信不需要传福音,使人得救。因为上帝拣选属于他自己的人,他也拣选了得救的方法,那就是通过福音的传扬(林前1:21)。我们预定要传福音,因为圣灵就是藉着传福音来使罪人悔改(弗1:13)。
我们相信人称义是单因着信(罗4:5;加3:6-8)。当我们在救恩中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上帝就把基督完全的义归于我们。换言之,他视我们像基督一样无罪,这并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义,因为我们自身无义可言(腓3:9),而是因着他看基督的义,并把基督的义归于我们(林前1:30)。我们因信得救,这信也是上帝的恩赐(弗2:8,9)。
改革宗相信那些上帝称义的人,上帝也使之成圣(罗8:29-39)。我们不相信那些真正得救的人会丧失他们的救恩,也不相信真正得救的人会离开上帝的眷顾而生活在持续的属血气的状态之中。时代论者和基要派人士声称有属血气的基督徒,我们并不赞同,虽然我们相信基督徒可能有属血气的行为。如果口里承认是基督徒,却没有什么善行,他们只是证明自己的信心并不是真诚的(雅2:17-26),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归信基督。
改革宗相信基督徒今生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完美,相反,与罪的争战要持续终生(罗7:15-25),直到死后见主或他来之时。改革宗确实相信,因着圣灵在选民心中的动工,基督徒会不断进步,罪的权势越来越弱(罗6:16)。上帝使完美成圣的工具包括他的话语(彼前2:1-3),我们自身对罪的抵挡(彼前5:8-99),治死罪人之事(罗6:15-22),经历个人的苦难(雅1:2-4)。
5.盟约
改革宗相信上帝是藉着盟约与人联系。“上帝与受造者中间的距离非常遥远,虽然有理性的人应服从他,以他为他们的创造者,但是他们决不能得着他,以他为他们的福分和赏赐,除非是上帝自愿俯就,这俯就乃是他乐意用立约的方式显明的。”(《威斯敏斯德信条》7·1)
例如,在救赎中,基于基督的死,上帝应许把永生赐给一切基督为之而死并信基督的人(约3:14-18)。在新约之下,上帝饶恕他的子民的罪,并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中,因为基督担当了他们的罪(来8:6-14)
上帝也应许根据他的子民及其后裔的顺服而赐福他们(申4:39,40;5:32,33)。信主的父母的子女也是盟约的后裔,与上帝也有特别的关系(创17:7;徒2:38,39;林前7:14)。
改革宗相信亚伯拉罕之约必定要成就。亚伯拉罕必定要成为多国之父(创17:4-8)。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些信靠基督属乎基督的人(加3:28-29)。所以,将来有一天会有众多的国家、众多的君王藉着与基督的联合而归入教会。
6.教会
教会论是改革宗信仰极其重要的部分。虽然我们承认由所有的基督徒组成的普世教会,但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地方教会信徒的联合上。普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弗1:22,23),由地上和天上所有的信徒组成(来12:23)。地方教会则由为基督而联合在一起完成治理与福音的使命的信徒组成。
教会是基督在世上的社团代表(太28:18-20;林后5:19,20)。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万国列邦都处于耶稣基督和上帝的话语的管教之下。教会通过讲道造就自身(提后4:2),通过圣餐而与讲道的血和肉联合(林前10:16),并在会众之间以爱心发挥各样的恩赐(弗4:7-16)。
改革宗向来注重的是讲道。在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中,神父的地位几乎像基督一样,向那些听道的人布施上帝的恩典。在五旬宗和浸信会中,牧师则更像先知:宣告他所相信的上帝直接启示他的话语。但改革宗的信仰则与之相反,在改革宗中,牧师以敬畏之心站在会众面前,宣讲圣经中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作为改革宗的牧师,他不仅要具备高尚的属灵的资质(提前3:1-7),而且也要具备高尚的学术的资质(提后2:15)。这并不是说他要成为不信者眼中的学者,而是说他对圣经、对优秀的解经书籍、对他自己讲道所使用的语言,要确实精通,能够熟练运用。他不得宣讲自己的观念,而是要宣讲上帝的话语。他的讲道是解经式的讲道,把圣经的本意向会众解释清楚。不仅如此,他还要藉着圣灵的大能和他的话语,教导信徒和还未归信的人应用圣经的真理。
改革宗信仰强调圣餐。在圣餐时,教会中的各个家庭的成员一起掰饼,记念耶稣的死(林前11:24),并从中得力,可以过基督徒的生活(约6:41-63),掰饼也是公开地宣告信徒遵守新约的决心(太26:28)。
改革宗信仰不同意罗马天主教关于圣餐的变质说,也不同意圣餐是弥撒献祭。我们相信这种说法是亵渎上帝的。我们也不赞同路德宗的同质说,路德宗认为基督肉身临在于饼酒之中。我们也不赞同大多数福音派教会的立场,他们认为,掰饼只是对主的记念,而不是把恩典和力量施与那些藉着信心参与的人。
我们相信,基督徒藉着信心参与掰饼的时候,他们确实是与基督的体和血交通(林前10:16)。但饼还是饼,酒还是酒,只是我们借以得永生的基督的体和血伴随这些标记。
7.社会
改革宗信仰不相信基督只是基督徒的主,基督只是教会和家庭的主。改革宗基督徒相信基督是万有的主人(弗1)。我们相信正如基督徒、家庭和教会要成圣一样,社会也要成圣。改革宗相信“政教分离”,但这种政教分离并不是说国家与上帝分离。我们相信上帝要求所有的领袖都要顺服上帝和他的话语。
我们与再洗礼派不同,再洗礼派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不应担任政府官员,要远离一切政治事务。我们相信基督徒应当在政治领域确立基督的主权,正如在家庭、教会、教育、商业、经济、艺术等社会的其他所有领域一样。
我们相信教会在传福音,运用上帝的话语,使列国基督化的过程中,是不会失败的(太16:18,19;28:18-20)。我们并不认为教会是在坚守最后的阵地,直到基督肉身再来救拔他的子民。我们相信,在基督徒完成上帝的使命的过程中,基督始终与我们同在(太28:18-20),而且我们相信基督徒所成就的要超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相信基督之所以回到天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使他的子民藉着他的恩典能够成就更大的事(约14:12)。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徒2:22-36),他要在那里等候直到他所有的仇敌都服在他的脚下(来10:11-14)。所以,我们相信,教会在传福音,使万国列邦顺服于基督的话语的管教之下的使命上,必定会得胜。我们所期望的是将来有大量的人归信主耶稣(罗11:11-19),会有基督化的文明出现(赛11:1-11)。
总之,改革宗并不赞同“基要派”和“福音派”的称谓。他们像那些基要派人士一样强烈地坚持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我们认为基要派稀释了圣经的信息,并没有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张耶稣基督的主权。同样,改革宗也不喜欢被称为“福音派”,虽然我们也像福音派人士一样强烈地持守福音要道,强烈地主张传福音。我们相信福音派在福音的信息上打了折扣,他们主张基督的死仅仅是为了拯救罪人,并藉着他的受死确实地保障了他们的救恩。
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全方位的生活方式,它关涉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主日敬拜结束就结束了;主日敬拜仅仅是开始。所以,改革宗相信基督会藉着我们在整个历史中得胜。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圣经中确实应许了这样的得胜;第二个原因就是加尔文宗是唯一的真正地全方位地与撒但的国度争战的基督教世界观。其他的宗派各有选择,各有侧重;惟独加尔文宗是全方位的。藉着上帝的恩典,改革宗必定要在各个领域与撒但的国度争战,使所有的仇敌都降服于基督的脚下。亚伯拉罕·凯波尔是十九世纪加尔文宗伟大的捍卫者,他将加尔文神学带入政治生活中,成立了一间大学,一份日报,后来又作了荷兰的首相。他对加尔文神学的简短有力的陈述是:
“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一直主宰着我的生命;
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始终鞭策着我的灵魂;
一旦偏离这神圣的呼召,愿生命的气息离开我。
不管世上有多少人反对,神的律法必定要坚立,
为了民众的福利,家庭、学校和国家都要遵行。
全部圣经和整个世界见证,神的诫命要刻进国家的良知,
万国要奉行,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http://www.zanmei.net/article/admin/article.php?action=nextpage&articleid=39#_ftn4
[4]
伯特纳是现代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他在回顾基督教会发展史的时候,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所有的传统教会都受到来自内部的不信的攻击。其中,很多人已经屈服了。降格的方向几乎总是由加尔文宗到阿米念派,然后由阿米念派到自由派,再从自由派通向独神论派(注:此派人士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并教训说在神格中只有一位,就是圣父,并否认基督和圣灵的真实神性)。自由派和独神论派的历史显明,他们最后都退化为社会福音,脆弱不堪,无力自守。我们确信基督教的未来与历史上称为加尔文神学的体系紧密相连。如果放弃加尔文宗以上帝为中心的原则,基督教就会跌进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神学和世俗主义的泥潭。有人宣称-我们也相信-在加尔文宗和无神论之间没有稳定的落脚之地。”[5]
[1]参考赵中辉:《基督教神学·译者序》,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出版,1993年。
[2]AndrewSandlin:ASurveyoftheReformedFaith,ChalcedonFoudition,1997.
[3]参考《灯塔简讯》:《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总第23期,2000年3月。
[4]AbrahamKuyper:CalvinismAsALifeSystem,
http://www.reformed.org/books
[5]LoraineBoettner,TheReformedFaith(PresbyterianandreformedPublishingCompany,Phillipsburg,NewJercy,1983)
路德宗,又称信义宗,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之统称,因其教义核心为“唯信称义”,故又称信义宗。改革宗又称加尔文宗,是以加尔文神学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的总称。教会行政实行长老制,由信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管理教会,所以亦称长老宗。
路德宗和改革宗是宗教改革中出现的两大宗派。所以,他们都具备宗教改革神学的共同特征,两者的共同点较多,分歧点较少,然而仍有一些分歧,主要表现在:
1.圣经的默示
马丁·路德对圣经默示的看法颇为过激。他认为启示的唯一内容,就是人在基督里的因信称义,他把圣灵的默示看作是为基督(上帝的道)作见证。那么这个道成为内在的判断正典的标准。这种“正典内的正典”,使得路德对圣经内部有许多的批评。其中有:(1)先知常有错误;(2)列王纪比历代志可靠;(3)以斯帖记可以从圣经中省略;(4)符类福音书不都有同样价值;(5)希伯来书否认有第二次悔改的可能是错误的;(6)雅各书作者把圣经弄糟了;(7)启示录没有启示什么。
加尔文也在道与圣经之道之间有所区分,但并非说前者是后者的标准。他说虽然上帝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并藉着口头传下来,但如今上帝的圣灵感动已经记载下来。这样,被记载下来的就成了上帝无谬的圣言。[1]
因此批评、挑战圣经权威的人往往是在路德对圣经默示的学说中找到根据。德语神学,也就是受路德宗影响的神学一直是自由主义神学的温床,欧洲自由派神学的主要代表就是德国神学家里奇耳、哈纳克,美国社会福音派的主将劳兴布希也是在德国学习,有路德宗神学的背景,而所谓的以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主义则是直接受哈纳克自由神学的影响,种种的存在主义神学、辩证神学、解放神学、希望神学、生态神学、女权神学、过程神学、历史神学等等,都是反对圣经的无谬性,从反对圣经的权威开始构建他们所谓的神学,是基督教会内的不信派。[2]
2.律法与福音
路德本身强调因信称义,惟独信心,把福音与律法对立起来。路德说:“律法只是显明我们的罪,别无其他,使我们感到罪咎,从而使良心痛苦;但福音所提供的则是在这种痛苦中长期挣扎的人所盼望的救赎。因此,律法是邪恶的,福音是美善的;律法宣告的是忿怒,而福音所宣告的则是平安。”这与罗马天主教会反律主义一脉相承,天主教神父利立在注释《罗马书》时声称:“律法的功用就是把人引向耶稣。当律法达成这一目的的时候,当基督来临的时候,律法就废止了。”[3]路德把律法和福音放在对立的地位,把律法描述为死亡的工具,而福音则是圣灵的工具。律法导致死亡;福音则宣布藉着基督救赎的力量而得永生。律法把人置于上帝的震怒之下,而福音则带来了恩典。[4]
路德认为摩西律法只是对犹太人有效,对外邦人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不会再让摩西来作我们的统治者或立法者了,”路德认为,“第一,我对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不予理会。它们对我算不了什么。这些诫命已经死掉了,一去不复返了。”这些诫命只不过是先例而已,“第二,我在摩西律法中发现上帝关于基督的应许。这是最美好的事情。”“第三,我在摩西律法中读到信心、爱、十字架的美好例证,比如在先祖亚当、亚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亦即其他人身上。”我们也在摩西五经中读到恶人及其后裔的事。但无论如何,“摩西所给的诫命,我们是无需遵守的,除非是这些诫命是合乎自然法的。”[5]总之,路德认为律法和罪都废止了,所以他宣告:“我在多大程度上因信而持守基督,律法就在多大程度上对我废止了。”[6]
加尔文对律法和福音则有比较平衡的看法。上帝首先藉着“律法”把有关救赎主上帝的认识显明给旧约中的族长们,然后又藉“福音”显明给新约时代的我们。新约旧约启示是同一个约,律法和福音的应许是一致的,都是指向永生的福分,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律法”作为整体性预表,说得比较模糊;“福音”仿佛用手指头指着耶稣基督,比较清晰。
加尔文对福音和律法同样重视。“因信称义”是信仰的根基,确信人的任何努力不是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惟有全心信靠上帝,领受神的恩典才是通往救赎的道路;律法是鞭策基督徒所必须的,对于一个站立在福音根基上的基督徒,律法所代表的纪律和训练是不可缺少的。
就律法而言,一是教导,一是执行,转换成对教会信徒的应用就是信徒教育和信徒训练,前者是“教”,后者是“管”,“管教合一”,才能把真正的信仰落实在生活之中。
路德是最重视“因信称义”的神学家,主张好树结好果子,而好果子无法使一棵树成为好树:亦即站立在因信称义根基上的人,才是好树,自然有如同好果子的好行为出现,而一切好行为并无法使人在神面前称义。站立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加尔文对人性的怠惰特别忧心,主张称义必须与悔改、重生、成圣密切联结,上帝的拯救不在于某一刹那,而是持续的整体过程,因此基督徒必须一辈子与人性怠惰奋战不懈,而律法是鞭策基督徒不要犯罪、离弃犯罪的途径。
路德的错误在于把律法与福音对立起来。其实,律法是上帝赐予的,福音也是上帝赐予的;福音中有律法,律法中有福音,这是圣经全备的启示。福音是上帝恩典的赐予,律法也是上帝恩典的赐予。与律法相对立的不是福音,而是罪;与福音相对立的不是律法,也是罪。[7]
路德反律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使路德宗在基督教伦理学的领域失去了根本的标准,路德宗神学退化成了理智的思辨,或者神秘主义的敬虔。前者就是路德宗神学中的理性主义,后者就是敬虔主义。希特勒就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路德反律主义神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是诞生在德国的土壤上,马克思的父亲就是一个路德宗信徒,马克思本人也在路德宗教会施洗,只是后来叛道不信。自由主义不信派神学家蒂里希,逃离纳粹主义统治的恶梦之后反思的时候,亦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伦理学方面,含糊不清仍然统治着大陆神学。”[8]离开上帝的律法,就失去了标准和依据,当然无法构建系统的伦理学。
3.圣餐论
路德虽然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变质说,但他仍然相信基督的身体在圣餐中的临在,而他的身体被所有分领饼与杯的人得到。他对圣经中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作字面的解读,认为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身体。被称为同质说。加尔文认为路德的主张是把“基督的身体从天上的圣所拉下来”,“但基督的肉身是一直在天上,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会显现。”[9];他主张在圣餐中涉及接受基督的身体与血,但只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圣礼乃是真正的蒙恩之道,是基督与我们相通的管道。[10]
当然,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上,路德宗与改革宗的主张和经历也截然不同。路德在德国的宗教改革一开始就依附当时的封建选侯,使路德宗一开始就成长在世俗政权的阴影下,国家主义始终是其无法摆脱的毒瘤。改革宗从加尔文起就主张上帝的律法,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奠定的是神权政治,高举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律法,使人从个人或组织的专制奴役下摆脱出来,奠定了近现代民主政治的神学根基。连对加尔文神学颇有微辞的人本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加尔文神权政治奠基之日,亦即民主政治萌芽之日。”[11]
[1]赵中辉著:《神学名词辞典》,353页。
[2]桌新平著:《当代神学的发展与派别》,参考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教新教》,1-90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
[3]转引自R.J.Rushdoony:Romans&Galatians(Vallecito,CA.RossHouseBooks,1997),198。
[4]参考保罗·阿尔托依兹著:《马丁·路德的神学》,259页,段琦、孙善玲翻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
[5]R.J.Rushdoony:TheInstituteofBiblicalLaw,p.651。
[6]同上书,P674。
[7]梁望惠:《神学反思-加尔文与台湾基督教长老会》,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
[8]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51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9]JohnCalvin: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4.17.30,TranslatedbyFordLewisBattles,AGESSoftware,Albany,ORUSAVersion1.01998
[10]《神学名词辞典》,408-510页。
[11]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664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
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教会空前地受到人本主义的渗透和侵蚀,自由主义神学几乎占领了西方所有的神学院校和教会。很多人认为,大陆教会是因为缺乏牧会的工人,缺乏神学的书籍,所以就出现异端蜂起、神学混乱的情况。西方教会情况与中国不同,肯定要比中国好得多。其实,在西方教会,虽然环境比大陆要好,到处都有神学院,神学书籍随处可得,但其信仰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1998年,美国一个名叫杰弗里·哈登(JeffreyHadden)的社会学家,对美国新教神职人员作了一项调查。他向10000名神职人员寄去问题,其中有7441个人作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耶稣基督身体复活是历史的事实吗?”51%的循道宗人士回答是“否”!35%的长老宗人士的回答是“否”!30%的圣公会人士的回答是“否”!33%的浸信会人士的回答是“否”!13%的路德宗人士的回答是“否”!第二个问题是“你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吗?”60%的循道宗人士、44%的圣公会人士、49%的长老会人士、34%的浸信会人士、19%的路德宗人士回答说“否”!第三个问题是“你相信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邪灵的权势吗?”62%的循道宗人士、37%的圣公会人士、47%的长老会人士、37%的浸信会人士、14%的路德宗人士回答说“否”!第四个问题是“你相信圣经在信仰、历史和社会事务上是神所启示、绝对正确的话语吗?”87%的循道宗人士、95%的圣公会人士、82%的长老会人士、67%的浸信会人士、77%的路德宗人士回答说“否”![1]这是不是令人吃惊?!但现状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不赞同路斯得尼的结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又重新回到路德改革之前同样的处境,但现在的异教比那时更为深入。”[2]
路斯得尼被称为重建神学之父,然而路斯得尼的神学方法则是师承范泰尔,而范泰尔则是师承凯波尔与巴文克。追本溯源,范泰尔应是基督教重建神学的奠基人,他所强调的前提论护教学是重建神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维路径,备受瞩目“神律论”(theonomy)一词也说由范泰尔首先强调的。改革宗重建神学的巨臂路斯德尼和巴森二人,都曾师承范泰尔,视他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巴森既是路斯德尼的晚辈,也是后者的学生。路斯得尼创建迦克敦基金会,通过其著述和影响使重建神学真正成为卓有影响力的运动。
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Kuyper,1837-1920)是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和政治领袖。他是近代荷兰历史上的主要人物。他父亲是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他在纯正信仰的环境中长大。大学时为高材生,后研究神学。毕业后不久就被按立为牧师,因为他深受加尔文派敬虔主义的影响,所以就接受了正统的加尔文主义。三十岁时迁到阿姆斯特丹;后参与政治,被选为国会议员,藉着他的宗教素养,他在政治上作了多项改革。1880年,凯波尔创立正统加尔文派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不受教会与政府的控制,他本人任教授职。1886年率10万信徒脱离荷兰改革宗教会,成立自由教会,为荷兰第二大教会。后被选为荷兰总理。
凯波尔最为人记念的就是他对普通恩典神学教义的发展,以及上帝国度在基督徒思想中的重要性。凯波尔深深感受到集体主义的危险,他深爱自由,促成在机制上对政府权力予以限制,但他也承认政府的功用,并上帝在社会中保守他的公义。[3]凯波尔强调基督徒的世界观,重新把加尔文神学拓展到教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文艺复兴以来,所有的人本主义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都是把其思想体系建构在自然人的自主上,从自然人的理性出发审视存在的一切,而凯波尔作为杰出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中流砥柱,从自有永有的上帝的主权出发,把基督教思想重新建构在本体论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基础上。凯波尔从前提论出发,强调人类的一切行为生来就是宗教性的。从青年时期范泰尔就喜欢拜读凯波尔的著述。从范泰尔开始,前提论在美国扎根成长。追本溯源,重建神学总是回到凯波尔的思想和影响。[4]
巴文克(HermanBavinck,1854-1921)是荷兰改革宗杰出的系统神学家。[5]范泰尔认为自己就是承继凯波尔和巴文克的思想。[6]他像加尔文一样,从圣经中采取思想来表达他的概念,并总是受圣经的引导。巴文克为了合乎圣经的改革宗基督教所作的护教工作,有力地抵挡了外部与内部四大违背圣经纯正信仰的势力:两大外部的势力是自由主义神学和罗马天主教,两大内部势力就是死气沉沉、徒具形式的纯正信仰派和个体化、神秘化、消极逃避的敬虔主义。他所赞同的是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对宗派孤立的敬虔主义来逃避世界:
“我们不是一个派别,我们不想、也不能另成一派,除非我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格。当然天国不属于这世界,但天国却的确要求每件事都为它效命。天国是独一的,不容许有任何独立的或中间性的国度与它平行存在。自然,若叫这个世界自行其道,不管世界,而在安安静静的隐退中寻求自己的力量,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此处却不容许这样的安舒稳妥存在,因为如果凭着感谢的心领受,那么凡事就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可以拒绝,因此若拒绝的话,那就是对神忘恩负义,也就是对神恩慈的误断与低估。我们所从事的战役就是抵抗罪。因此,不拘我们信徒被安置的关系如何复杂,也不拘社会、政治,特别是科学上的问题如何严肃困难、无法克服,但如果我们藉基督徒的动机,或认为此时代是属魔鬼的文化,而想从此争战中退缩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忠和怯懦了。”[7]
范泰尔(CorneliusVanTil,1895-1987)是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和护教家。他在基督教认识论与护教学两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生于荷兰一个敬虔的加尔文派家庭中,于1905年迁居美国。1928年开始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护教学。后来由于普林斯顿神学院倾向于自由主义神学,就辞去教职,同年成为费城新设立的威斯敏斯德神学院的初创教授之一。
范泰尔最主要的贡献则是在护教学方面。他独特的护教方式“前提论”(Presuppositionalism)开启了基督教护教学和神学的新篇章,他被誉为“前提论之父”。重建神学的方**就是奠基于范泰尔所倡导的前提论。前提论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法,也是一种护教学的方法,要求首先假定基督教是真实可信的。要判断基督教,没有中立的出发点。要发现基督教的真理,必须首先假定基督教有真理。[8]
“前提论的核心就是所有人的思维都是始于特定的信仰、生活和思想的自明的公理,这些公理为人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框架。”
“前提论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上帝,我们的思维都是继受性的,都服从于特定的信仰前提。如果基督徒的思想没有设定的前提,那就不是基督徒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思想的起点不是上帝和他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是从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他无谬的话语开始,那么早晚我们就会以其它的前提作为起点和终点并被其统治。”[9]
前提直接影响到人的思想和行为。如范泰尔所言,前提“并不仅仅是论辩中的一个假定,而是个人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个人的价值观念的最基本的层次。前提构成了人最基本的视角(起点),其余的一切都是根据人所信奉的前提来解读和评价的。”[10]所以,前提并不是假设,也不是无法证明的公理,而是我们心中根本的信仰。“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来11:3)每个人的论证都是从“信仰性的前提”出发。[11]因此,翻译成“假定论”,并不是理想的译法。[12]
范泰尔从其前提论出发,强调不存在所谓的“中立”(neutrality)。人对上帝不可能是中立的,人的思维和生活都不可能是中立的。只有两个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是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范泰尔说:“是遵行上帝的律法(theonomy),还是自己作主(autonomy),二者必居其一。”“神律论”(theonomy)一词的丰富内涵后来由范泰尔的学生路斯德尼和巴森给与了充分的阐明和拓展。范泰尔也戳穿了所谓的“自然法”的神话,或者是上帝的律法,或者是人为的律法不存在价值中立的“自然”。在人类思维和行为上,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上帝的方式,或者是自己的方式。“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55:8-9)这就是人最基本的处境。[13]重建神学的巨臂路斯得尼、巴森和诺斯都是直接师承范泰尔的前提论护教学,并应用拓展到伦理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
前提论并不是范泰尔的独创。“现代认识论也把‘相信’作为‘知识’的必要条件,承认任何知识体系都以无可置疑的信念为前提。”[14]圣经上亦明确警戒我们:“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赛7:9)希腊教父克莱门特(TitusFlaviusClement,153-217)就曾经详细地论证了信仰高于知识、高于哲学,他说:“所有问题都包含着已知的成分,即被相信为自明而无需证明的东西,它们必须被用作研究的起点和显而易见结果的标准。”[15]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的圣安瑟伦(St.Anselm,1033-1109)也提出了“信仰,然后理解”的说法来说明思想认识的顺序。[16]每个人天生都是前提论者,关键是以什么为前提。范泰尔的独特贡献就是他以其大量的著述,清晰地阐述了前提论护教学,并用前提论护教学的方法驳斥了卡尔·巴特新正统神学的悖逆虚妄,提醒所有的基督教思想家必须作一个自觉的前提论者,也就是一切思辨论证皆以主权的上帝和他无谬的启示为前提。
现代思想都是根基于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阿米念派神学把基督教信仰集中于人的意志,无力阻止这种趋势。美国的公立学校强制把上帝与知识分开,使公立学校成为人本主义者的教堂,对人本主义的思潮更是推波助澜。作为哲学、知识和社会行动的根基的神学,内外交困,实际上已经是死亡了。范泰尔洞见到所有的知识和意义都是前提性的,都是根基于主权的上帝和他无谬的启示。范泰尔是一个宗教哲学家,他把基督徒的思想从而使实际的人本主义式的理性思辨,带到唯一的根基,乃是上帝的话语。范泰尔可谓从神学上带领上帝的选民再“出埃及”。
有人称范泰尔可能是继加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在他之前,基督教神学始终笼罩在理性主义的阴影之下,试图从理性的角度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无论是从逻辑思辨的角度,还是从历史证据的角度,核心都是寻求与不信者一致的所谓的共同的“接触点”。是范泰尔再一次重申大公教会的传统,申明前提论护教学的重要性。从此,基督教护教学就从与不信者认同的古典的护教学转向自觉的前提论护教学。[17]基督教神学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纪。范泰尔实在是上帝赐给刚硬不信的二十世纪的特别的恩典。
二十一世纪的护教学必将进入范泰尔所奠定的前提护教学的新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也必将进入以前提论护教学为方**的改革宗重建神学的新时代。
[1]PaulCohen:
http://www.geocities.com/Heartland/Lane/5599/
[2]R.J.Rushdoony:AChristianSurveyofWorldHistory(RossHouseBooks),2000,Tape8
[3]《神学名词辞典》,383,384页。
[4]R.J.Rushdoony:ByWhatStandard?(Vallecito,CA,RossHouseBooks,1995),206,207.
[5]同书,69,70。
[6]《神学名词辞典》,684页。
[7]《基督教神学·英译者序》
[8]AndrewSandlin:GlossaryofFrequentlyUsedTerms,ChalcedonReport,2000apr.
[9]R.J.Rushdoony:Presuppositionalism,ChalsedonReport,1998nov.
[10]JimWest:"VanTil'sApologetic:ReadingandAnalysis"byGregL.Bahnsen,ChalcedonReport,2000may.
[11]唐逸:《安瑟伦的真理论》,《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12]《神学名词辞典》,683页。
[13]参考R.J.Rushdoony:ByWhatStandard?(Vallecito,CA,RossHouseBooks,1995),206,207.
[14]赵敦华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9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同书,96页。
[16]同书,235页。
[17]AndrewSandlin:TheSovereityodGodinApologetics,ChalcedonReport,2000July.
路斯得尼(RousasJohnRushdoony,1916-),是亚美尼亚移民的儿子,是家庭中第八代担任牧师的人。他的祖父因其基督教信仰而被土耳其人杀害。当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父母就逃避土耳其人的追杀,他们是最后一组安全过河的人,而在他们身后的亚美尼亚人则惨遭屠杀。他的身上流着殉道者的血液,深深地知道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
1944年,路斯得尼28岁时,被按立为美国正统长老宗教会的牧师,并独自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宣教整整八年半。
1946年,他开始阅读范泰尔的书籍,立即为范泰尔的前提论所吸引,开始致力于在基督教会中重新确立宗教改革所恢复的大公教会史上传统的教义。
1963年,路斯得尼出版《美国教育的弥赛亚特性》一书,促动了家庭教育在美国的发展,今天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万美国家庭运用家庭教育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路斯得尼作为熟悉宗教自由历史的专家,向美国人民证明家庭教育相对于公立教育,是公民合法的选择。[1]
1964年,路斯得尼成立迦克敦基金会,强调治理的文化使命,以圣经律法为当然的工具和标准,挑战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从此,迦克敦基金会成为基督教重建运动的源头和中心。
在1965年10月31日的《迦克敦简报》中,路斯得尼鼓励读者担负起“重建的任务”。开始把基督徒的重建全面地推向社会。
1973年,路斯得尼出版《圣经律法要义》一书,重申圣经律法的有效性,主张圣经律法为基督徒成圣和自治的工具,把范泰尔的前提论全面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此书称为基督教重建神学的经典之作,路斯得尼也因此被称为基督教重建运动之父。从此,重建神学在美国成为一种运动,基督教改革宗重建派迄今出版了300多部书籍、无数的论文和期刊文章。[2]改革宗向来以生活的敬虔和学术的卓越著称。重建神学在学术上的研究和著述,有力地促动了改革宗神学的发展,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界都引起了振动。
支持重建神学立场的人认为,路斯得尼借助范泰尔的认识论和护教学,在当今时代最完美地表达了加尔文宗的纯正信仰,并根据圣灵所启示的新的亮光,发展了加尔文宗的神学传统。[3]
桑德林对路斯德尼的神学贡献总结如下:
1.离弃各种形式的二元论
改革宗的根本教义之一就是坚持一切呼召的神圣性。礼拜一的工作和礼拜天的敬拜同样神圣,工厂工人的工作和教会中牧师的服事同样神圣,基督徒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神圣的,没有圣俗之分。二元论是来自希腊的异教思想。基督教会一直抵挡来自各个方面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希腊哲学。甚至有人认为基督教就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相结合的产物。[4]路斯得尼师承范泰尔,继承宗教改革的传统,主张本体论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是解决古老的一与多的哲学问题的唯一方法。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既是一又是多,是一与多的统一。他是独一的创造者,宇宙的方方面面都由他而来,这就意味着统一并不消除真正的差异,差异也不消除真正的统一。只是因为上帝既统一又差异,才存在真正的统一和差异。
在历史方面,路斯得尼持守正统的基督教的观点,认为宇宙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这是理解历史的第一步。创造的教义必然的推论就是预定:宇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帝决定让它如此;离开上帝,没有意义。人的犯罪和上帝的救赎都是发生在历史上,这一切都是有形的、可见的。撒但的失败也是在历史上,并不是历史终止之后才会发生。对历史来说,最关键的是上帝的无谬的话语。上帝已“将全部启示笔之与书”(《威斯敏斯德信条》1·1)。历史就是上帝的事务,人无论在哪里都不能逃避上帝。二元论总是把真正的实体置于历史之外,而路斯得尼则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上的真正的基督教,这是上帝之作为的中心舞台。
路斯得尼把人视为一个统一体,既不是三分法,也不是二分法。人是上帝的受造物,他有上帝的形像,这就是人的本质。受造者总是想回避其受造性,潜在的倾向就是想变得和上帝一样。这是人的堕落的核心。路斯得尼在其著述中,总是一再引溯到《创世记》3章5节,魔鬼给夏娃的诱惑就是“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人总想超越他作为人的有限性,以扮演上帝的角色。他秉承清**的传统,坚决反对抽象的“属灵的”与“属世的”划分,这是他的著述的一个主题:
“对福音和得救之人的呼召的歪曲,是由于新柏拉图主义对教会的渗透。治理被离弃,世界被视为是魔鬼的地盘,肉体被鄙视,一种虚假的谦卑和温柔在教会中蔓延。”[5]
二元论不仅歪曲纯正的神学和哲学,也损害人治理的冲动,使人隐退到抽象的属灵的领域,偏离上帝所赐予的治理的使命。自由主义神学偏重现世的福音,鼓吹“社会福音”,甚至接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而基要主义者注重来世的生命,偏重永世,拯救灵魂免下地狱,忽视社会和文化的建设。这都是受希腊哲学二元论的影响。路斯得尼继承改革宗的传统,高举上帝的主权,使人以上帝为中心,把上帝的话语贯彻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反对任何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的倾向
在路斯得尼所组建的迦克敦基金会的信仰告白中,说明了迦克敦基金会存在的主旨:
迦克敦之名源于公元451年举行的于迦克敦基督教大公会议。在这一会议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基督论定义:“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亦人性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这一概括直接挑战一切人类组织把自身神化的虚妄主张,不管是国家、教会、教派、学校,还是会议。
路斯得尼称《迦克敦信经》对基督神人二性的界定和宣告,是“西方社会自由的根基”。[6]路斯得尼对传统的加尔文宗神学的贡献之一就是阐明《迦克敦信经》中基督里的社会含义:个人在上帝和上帝的律法之下享有自由,这是基督教神学和信经的信条。加尔文神学高举上帝的主权和个人的自由,从本质上就有反对国家和教会的专制的前项,在历史上也一向因此著称。路斯得尼拓展了加尔文神学的这一传统。历史上的无数悲剧就是人把惟独属于基督的神圣和主权附加在了个人或人类组织身上:
缺乏圣经所提供的超然的标准,其它体系不可避免地转向一个固有者,把国家、个人或生活的其它某些方面绝对化。[7]
路斯得尼对自由的界定不是工具性的(“我们需要自由,这样才能传福音。”或者是“我们需要自由,这样才能发挥人的潜力。”)也不是从人学的角度(“人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人。”)。路斯得尼的观点是从基督论出发:惟有主耶稣基督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把这样的权柄归给任何个人和人类组织都是赤裸裸的偶像崇拜,最终都会导致专制独裁。只有上帝拥有至高的不可废止的权柄,一切合法的人类权柄都依赖于上帝的赐予:
只有上帝拥有至高的权柄,只有上帝能要求绝对的顺服。上帝的权柄得到承认的地方,人才能因着顺服上帝和他所设立的次序而顺服其它合法的权柄。但是,如果否认上帝的权柄,从其逻辑的推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其它所有的权柄都失去了根基。[8]
任何人类组织本身都不是上帝,都不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都不能享有绝对的主权,都不是最终的权威,离开上帝之外,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任何反对上帝的主权的权威,都产生合法性的危机。
在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类组织都曾经主张或被授予绝对的权力。在古代社会中,普遍有把家庭神话的倾向,家长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然后是罗马教会声称自己有绝对的权柄。在古老的中国,在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则有把国家和民族予以神化的倾向。同时,针对国家的独裁专断,人本主义者开始强调主题的个人,把个人予以神化。二十世纪被称为造神的世纪,“上帝死了”,无数的个人妄称上帝,无数的组织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
路斯得尼始终清醒地意识到组织化的教会对权力的滥用。组织化的教会如果僭越上帝所赐给她的权柄,就会成为真正的敬虔教会的拦阻;罗马教会曾经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介,僭越上帝的主权,新教教会也要防范这样的倾向。教会本身并不是目的,教会只是在世界上拓展上帝的国度的一个组织。国家作为堕落之人的组织,也有“弥赛亚情结”,时时僭越上帝的主权,试图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典型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是在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批判国家的专制,只有路斯得尼是从神学的角度,径直挖掘一切专制的根基。他不是从人的自由的角度来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而是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反对任何人类组织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改革宗的传统一向就是以上帝为中心,并以圣经的启示为前提和根基,反对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反对一切个人及其组织扮演上帝的角色的企图。
3.坚固改革宗传统对律法与成圣的教义
路斯得尼是当今社会中主张上帝的律法的斗士。在基督教会各个支派中,惟有改革宗信仰高度尊崇上帝的律法。路斯得尼秉承改革宗的传统,极其珍视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律法。在明确地否定律法能使人称义的同时,改革宗在神学体系和生活实践中按上帝的启示高度尊崇上帝的律法。不管是在《海德堡要理问答》还是在《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中都有对十诫的详尽的解释。在《威斯敏斯德信条》中,明确界定十诫“是公义的完美标准”,在人堕落之后,仍然有效。
改革宗遵循加尔文的神学教导,主张律法有三大作用:一是制止社会犯罪,维持社会秩序;二是使罪人知罪,促使罪人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三是使基督徒成圣,藉着圣灵的大能,顺服上帝的绝对的道德标准。改革宗的传统是把圣经律法分为道德的、民事的和礼仪的三部分,只有道德的律法仍然对基督徒有效。
路斯得尼洞见到在传统的改革宗信仰和更为广泛的基督徒的教导中,在律法的第一和第二功用的表达上,存在着薄弱的环节。律法的第一功用,也就是政治上的功用,很多基督徒使用“自然法”这一术语,认为“自然法”是普遍承认的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和宇宙之中的规范。用“自然法”来取代圣经律法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
罗马天主教学者提出自然法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本源是在罗马法和罗马宗教之中。对于圣经而言,是不存在自然法的,因为自然也堕落了,不可能作为规范效法。更重要的是,律法的本源不是自然,而是上帝。
…无论是实证法还是自然法所反映的无非都是人的罪和叛逆:启示律法是基督教社会的需要和特权。圣经所启示的律法是人在上帝之下,完成治理的使命的唯一之道。[9]
对于路斯得尼来说,试图把社会秩序建立在没有定向的自然法的根基上,就使基督教文明失去了根基。主张圣经律法,而不是自然法,为基督教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路斯得尼的著述的主题,而且是他的思想的轴心。重建神学就是因为对圣经律法的强调而得到众多人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众多人的反对。
在律法的第一功用上,路斯得尼并不赞同传统的把律法分为道德律、民事律和礼仪律的划分。他认为这种划分局限了律法的作用。民事的律法和道德的律法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任何民事上的违法也都是道德上的违法,民事律法是道德律法的具体体现。国家和教会都处在上帝的律法之下:
说民事(司法)律已经废止,只有道德律还有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大多数时候,无法分别。杀人、偷盗、作假见证既是司法上的犯罪,也是道德上的犯罪。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通奸和不尊敬父母也都是民事上的犯罪。这些人的意思是不是宣告民事律废止,这样旧约圣经中的神权制就废止了呢?但在新约中,特别是在启示录中,重点强调的就是圣父上帝和圣子基督的王权。教会要顺服基督,国家也要顺服基督。非常清楚的是,只有献祭和礼仪方面的律法,因为已被基督和他的工作取代,所以就废止了。[10]
路斯得尼认识到在律法的作用上,旧约和新约之间是连贯一致的。很多人对上帝的律法的假定是:如果在新约中没有特别地重申,旧约中的律例就废止了。但我们应当采取的前提或立场是:上帝的律法的永远有效,除非有特别的证据表明已经废止:
仅是从定我们的罪的角度来说,律法已经废止了;但律法作为上帝的义,我们仍然要持守。除非仪式和祭祀方面的律法因着基督的到来已经成就,以及在新约中有重新诠释的部分,否则旧约中的所有律法对我们仍然有效。[11]
不仅仅十诫,还有案例法,案例法是对十诫的具体应用。要明白十诫的确切含义以及知道如何具体应用十诫,就必须参照权威的案例法:
没有案例法(“根据特别的案例解释基本原则”),上帝的律法很快就会被缩减到极其有限的领域。而这恰恰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那些只承认十诫的效力,不承认其它律例仍然有效的人,结果对盗窃的定义就非常地狭窄。[12]
案例法的应用不仅涉及到案例法本身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而且也涉及对圣经的解释:要知道十诫的精确含义,并且如何具体地应用,唯一的参照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权威的案例法。略有法律常识和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案例法来界定法律原则的具体应用,法律原则就不具备可适用性。十诫作为上帝所启示的法律的基本原则,没有圣经中所启示的案例法的辅佐,就只能任由人本主义者从人的角度肆意发挥了。
在律法的第三大功用,即帮助基督徒成圣方面,路斯得尼为现代教会中对此的忽略而感到悲哀。他强烈谴责现代教会中的反律主义,特别是现代教会中对上帝的律法的成圣作用的忽略。“人的称义是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人的成圣要靠上帝所启示的神圣律法。”[13]现代教会中最为猖獗的罪就是反律主义的蔓延。离开上帝的律法而讲“虔敬”、“属灵”,是对圣经启示的彻底背离:
无律法的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它是反基督教的。恩典的目的并不是撇开律法,而是成就律法,使人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既然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眼中是如此地严肃,以致于要求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的罪而舍命,然后上帝又废弃律法,这是非常离奇的!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让人反律法,无律法恩典的目的也不是让人无法无天,藐视律法的赐予者。[14]
研究圣经,而不研究圣经律法,就是否认圣经。认识西方文明,却忽视圣经律法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就是寻求杜撰的历史,就否定了二十世纪及其进步。[15]
路斯得尼既批评传统的改革宗信仰对律法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上的不连贯,又批评现代福音派人士对律法的忽略,拓展了传统的加尔文宗神学对律法的认识。他主张民事律以及案例法的有效性,并复兴了改革宗对律法的成圣作用的强调,把传统的加尔文神学推进到新的高度。
4.渐进的后千禧年论-继承基督教信仰的历史逐渐进步论
路斯得尼对自己的后千禧年论毫不掩饰。他特地著书《上帝的得胜计划:后千禧年堕落意义》。[16]桑德林称其后千禧年论为渐进的后千禧年论。
路斯得尼珍惜过去,但并不把过去的时代作为不变的参照点,一切的现实性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都要根据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而改变。路斯得尼说:
“在我一生中,许多人在初次接触的时候都给我留下高贵的印象,但后来却令我失望。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异象被过去捆绑。他们的焦点是初期的教会、中世纪的教会,或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等等。如果他们对政治感兴趣,他们总是回顾历史上某个特定的时期。这样的兴趣本身并没有坏处,但是如果总是把过去理想化,想回到已经无法持守的过去的东西,就成了问题。现代派则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根据时代的精神不时地修正信仰的内容。而我们则认为只有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道才是唯一的权威,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定要不断地改革,治理我们的今天和明天。”[17]
把过去理想化,用过去的东西来评断今天,是人经常的倾向。人总是在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深深影响现代思想和社会状况的法国人本主义者卢梭,认为过去存在着一种理想的“自然状态”,存在着理想的“自然人”,存在着理想的“自然法”。共产主义者用将来的理想社会来批判社会现状。但路斯得尼总是强调根据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时代。他不愿意把过去绝对化,这使他与政治上的保守派分离,也使他与改革宗中持守过去信条的人不同。他不是被过去捆绑,而是始终通过上帝所启示的话语,展望未来的时代。他不陶醉于希腊文化中那种“自足恒在的完美”,也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随波逐流,总是“为改变而改变”。既然只有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道,而不是过去,是唯一的标准规范,那么更接近圣经中上帝所启示的旨意的改变当然是应当进行,且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拒绝改变就是拒绝成长;拒绝进步,就是拘泥于过去的东西,不愿意更新。”[18]合乎圣经的变革,总要支持。
路斯得尼认为,上帝的国度的进展的标记不仅仅是归信的人人数的增加,最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修正,更加合乎圣经。许多加尔文宗人士所持守的是一种僵化的后千僖年论,而路斯得尼总是鼓励以圣经为标准,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积极的变革,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不断进步的过程。
5.根据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信仰,重整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当代保守派教会来说,路斯得尼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上帝赐给他非凡的综合能力。对于路斯得尼来说,神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的操练,不是远离历史和生活的思维抽象。
勒瑟福在回顾改革宗教义发展史的时候,说:“上帝的恩典藉着赐给人超出寻常的综合性的大脑来预备主的道路,像慈运理、加尔文、伯扎,他们都有着广博的古典文化的背景,这是他们能够把教义的建设与上帝所启示的前提紧密结合起来。”[19]路斯得尼在其著述中常常是旁征博引,并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实,如果我们把知识及其应用仅仅局限于神学的领域,我们就是在亵渎上帝。离开生活和历史的所谓的“纯粹神学”,其实并不是神学,只不过是学术的操练。路斯得尼说:
“如果认为神学是一种学术性的操练,就大错特错了。‘神学’一词本身就是指上帝的话语;神学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神学家的责任就是理解上帝的话语,并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到思想和生活的每一领域。”[20]
宗教,用路斯得尼的最喜欢用的表达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概念。在这方面,路斯得尼直接师承凯波尔和范泰尔所弘扬的改革宗传统,认为神学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基督徒从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出发,认识并重建个人和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是按上帝的形像被造的。上帝是整个宇宙的君王,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并把治理全地的使命吩咐给人。文化就是完成上帝所赐的这一神圣使命。在这一文化的使命中,人要运用宇宙中的一切原材料,加以治理管理,用于他的使命,使之达到更高的层面,从而挖掘蕴含在自然中的一切可能性,使之成为现实,完成其治理的文化使命。并把他所有的文化作品,整个的创造放在上帝的脚前,只有上帝是人类和自然的君王,人有上帝的形像,人类和自然都是为他而被造的。
路斯得尼秉承范泰尔关于“中立”的分析,透过民主时代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现象,洞悉所有文化背后所隐藏的宗教立场和前提,戳穿了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宗教中立的神话,他说:
“教会是一个宗教性组织,每一个国家和社会秩序也都是宗教性的组织。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律法的秩序,每一个律法的秩序都代表一个确定的道德体系,本身都包含有实施这一特定的道德体系的程序。每一个道德的体系都代表一种神学的体系,都是一种宗教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达。因此,教会并不是唯一的宗教性组织。无数世纪以来,国家在大多数的文明中作为一种宗教性的组织,比教会更是宗教的中心。罗马帝国和早期教会的争战是一场宗教性的争战,是两种彼此敌对的宗教,都想根据各自的信仰来统治社会。每个宗教体系的主张都是全方位的,而且不可能不是全方位的。”[21]
路斯得尼否定了国家宗教中立的概念,从而在神学上打开了政治制度基督化的大门: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制度中,总是有某个宗教处于为首的地位,在基督化的国家中,这种宗教就应当是正统的基督教。那些对政治中立的神话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可能认为这有害于宗教宽容。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宽容他们的世俗主张,就是支持与主权的上帝为敌的宗教。只有在正统的基督教影响下的国家,才有真正的与秩序相调和的宽容存在。这是历史不争的事实。
路斯得尼不仅戳穿了政治中立的神话,他在著述中清楚地向人们证明,在人生的各个领域,都没有中立区。人或者是守约者,持守上帝的约法;或者是违约者,违背上帝的约法。人的思想和行为都直接反映他的信仰,生活中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路斯得尼和范泰尔一样强调,没有“纯粹的事实”,所有事实都是经过了人的解读,或者是从基督教一神论的前提解读,或者是从非基督教的前提解读。信仰不仅函盖教会和祷告,也同样函盖科学和音乐:
我们的目标就是使生活和思想的每一领域都降服于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上帝的全备启示适用于生活的所有领域。作为基督徒,不仅是个人、家庭、教会的责任,要顺服于基督的主权之下,就是国家、学校、职业、艺术、科学、经济,每一领域,都应降服于主耶稣基督的王权之下。一切都在他的治理之下,没有任何例外。就如清**一样,我们所寻求的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表明、坚持“基督的王权”。[22]
路斯得尼秉承改革宗神学的传统,离弃受希腊异教哲学影响的自然神学和抽象理念,宣告圣经就是敬畏上帝的人的治理蓝图:
问题就在于到底是听从上帝的话语,还是人的话语。到底是谁的话语要得胜?如果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仅仅局限在信仰的领域,我们就是否定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对于整个宇宙创造、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无谬的话语和律法。他的话语对每一个领域都有约束力,他的律法统治所有的事物。[23]
“无谬”是路斯得尼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且,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概念,或者是上帝的话语是无谬的,也是无谬的标准;或者是人的话语是无谬的,是检验一切的标准:
你可以否定圣经无谬的教义,但你无法在逻辑上排除无谬的概念。无谬是不可逃避的概念。如果人拒绝把无谬归于圣经,那是因为这一概念已经转移到了别处。“无谬”一词在这些转换中一般并不使用;这一概念被隐蔽包装起来,但不管是什么形式,无谬总是归于某些概念、事物、人或组织。[24]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熏陶的中国人都知道,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其中隐隐包含着“无谬”的概念。圣经是上帝无谬的启示,这是基督教的根基。基督教的重建就是把上帝的话语使用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离开上帝的话语的任何的重建,都是原罪的再现,都是由人自己来决定善恶(创3:15)。对于路斯得尼来说,基督教信仰是面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全方位的:
福音是面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好消息就是在上帝的旨意中,藉着主耶稣基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得以复兴,上帝的国度注定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劝勉得胜。没有基督教的前提,这一福音就无法宣告,上帝的国度就无法拓展。问题在于,我们所拥有的福音到底有多么广阔。简单地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生活和上帝的有多么广阔,时间和永恒有多么广阔,我们的福音就多么广阔。[25]
毫无疑问,生活的每一领域都要藉着上帝的律法之言,降服于上帝的治理之下:
如果上帝是上帝,如果他真是主,真的是至高无上,一切就都应当侍奉他,处于他的治理之下,不管是国家、学校、艺术、科学、教会,以及其它一切领域。把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的治理局限于人的灵魂,局限于教会,就是否认上帝。[26]
重建神学是一个神学运动,有很多杰出的学者出现。除了路斯得尼之外,比较著名的有巴森(GregL.Bahnsen),他在对重建神学的诠释方面最为杰出,是继范泰尔之后杰出的护教士。他的著作《基督教伦理学神律论》(TheonomyinChristianEthics),系统地阐明了圣经律法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作用。他成立了“南加里福尼亚基督教研究中心”(TheSouthernCaliforniaCenterforChristianStudy),推动改革宗神学教育和重建神学的发展。凯瑞·诺斯(GaryNorth),成立“基督教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eforChristianEconomics),他把重建神学贯穿到经济学领域,主张上帝主权、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著有一系列的圣经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其他著名的学者还有DavidChilton、GaryDeMar、KennethL.Gentry、AandrewSandlin、SteveM.Schlissel、BrainM.Abshire等。
[1]AndrewSandlin:AComprehensiveFaith(FriendsofChalcedon,SanJose,CA,1996),21-29.
[2]BrianM.Abshire:Counter-CulturalChristianity:MisrepresentationIsEasy-theTruthIsaLittleHarder,ChalcedonReport,1999aug.
[3]AndrewSandlin:AComprehensiveFaith(SanJose,CA,FriendsofChalcedon,1996),7-20.
[4]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
[5]TheInstitutesofBiblicalLaw
[6]TheFoudationofSocialOrder(Fairfax,VA,1978)
[7]R.J.Rushdoony,IntellectualSchizophrenia(Phillipsburg,NJ,1961),52.
[8]R.J.Rushdoony,SalvationandGodlyrule(Vallecito,CA,1983),37.
[9]TheInstitutesofBiblicalLaw,p.10.
[10]同书,304,305。
[11]R.J.Rushdoony:TheRootofReconstruction(Vallecito,CA,RossHouseBooks,1991),p.553.
[12]R.J.Rushdoony:TheInstituteofBiblicalLaw,11,12。
[13]同书,4。
[14]同书,4。
[15]同书,2。
[16]R.J.Rushdoony,God'sPlanForVictory:TheMeaningofPostMi;;ennialism(Fairfax,VA,1977)
[17]R.J.Rushdoony,"UnconstructiveReligion,"ChalcedonReport,No.362,September,1995.
[18]R,J.Rushdoony,SalvationandGodlyRule,145
[19]AugusteLecerf,AnIntroductiontoReformedDogmatics(GrandRapids,trans.1981),381.
[20]R.J.Rushdoony,SystematicTheology,XV.
[21]R.J.Ruthdoony:ChristianityandState(Vallecito,CA,1986),7.
[22]R.J.Rushdoony,"TheVisionofChalsedon",JournalofChristianReconstruction,Vol.9,Nos.1,2(1982-1983),129.
[23]R.J.Ruthdoony,SystematicTheology,1:56.
[24]同书,2。
[25]R.J.Rushdoony,ByWhatStandard?,176.
[26]R.J.Rushdoony,TheRootofReconstruction,182.
我们用重建神学来概括源于美国的这一基督教重建运动(TheMovementofChristianReconstruction)。基督教重建在美国是针对美国社会的堕落,基督教文明的衰微,重新运用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作为“法言”(law-word),重塑美国社会。对于基督教来说,重建神学从范泰尔的前提论出发,指出一切人本主义哲学的虚妄,并针对当今教会中横行的阿米念派异端思想和时代论错误神学,力主回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上帝在圣经中无谬的真道,回到宗教改革的传统,全方位重建基督教神学,遵行上帝的律法,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重建神学是一个改革宗内部的神学运动,是新时代的宗教改革,是对传统的历史性的改革宗信仰的反正。从其正式宣告和确立的信纲,可以观其梗概:
基督教重建信纲
基督教重建主义者是加尔文主义者。他持守历史性的、正统的大公基督教与伟大的改革宗信条。他相信的宇宙内外的中心,是上帝,而不是人;主宰将来一切的是上帝,而不是人;必须取悦并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人。他相信上帝拯救罪人。上帝并不帮助人拯救自己。基督教重建主义者相信,信仰应当运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不仅仅是“属灵”的方面。信仰适用于教会、祷告、宣教、查经,也同样适用于艺术、教育、技术和政治。
基督教重建主义者是神律者。“神律”(Theonomy)就是“上帝的律法”。基督教重建主义者相信上帝的律法在圣经中发现。作为公义的标准,上帝的律法并没有废止。律法不再指控基督徒,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应受的刑罚。但律法是对上帝公义的品德的描述。上帝不变,律法不变。上帝的律法有三大用途:首先,驱使罪人单单信靠基督,惟有基督是完美的遵行律法的人。其次,为基督徒提供顺服的标准,基督徒由此可以判断他在圣洁方面的长进。第三,维系社会秩序,抑制社会犯罪。
基督教重建主义者是前提论者。他并不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圣经的真实可靠。他持守真道,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并不是因为他能够“证明”。他并不试图说服未归信的人相信福音的真实可靠。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是真实可靠的。他们所需要的是悔改,并不是证据。当然,基督教重建主义者相信,基督教信仰是有证据的,事实上,一切都在见证基督教的信仰。问题在于未归信者虽然不缺乏证据,但缺乏顺服。基督教重建主义者始于圣经,终于圣经。他并不为“自然神学”,以及其它旨在与违约悖逆的人达成某些一致的种种发明辩护。
基督教重建主义者是后千禧年论者。他相信只有在圣灵恩膏教会,使教会有能力在历史上拓展基督的国度之后,基督才会再来地上。他相信上帝使万邦-并不是每一个人-降服于基督的旨意不会失败。基督教重建主义者并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不相信基督的国度会迅速地毫无痛苦地得以拓展。他知道完美进入上帝的国度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他知道基督徒是在为“遥远的将来”争战。他相信教会迄今可能仍然处在她的婴儿阶段。但他相信基督教信仰终必得胜。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教会只会得胜,不会失败。
基督教重建主义者是治理论者。他认真对待圣经中所吩咐的义人治理全地的使命。这是福音和大使命的目标。基督教重建主义者相信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主的:被罪所辖制的每一领域都将根据圣经的启示得以“重建”。这包括,首先是个人;其次是家庭;第三是教会;第四是广义的社会,包括国家在内。所以,基督教重建主义者坚定地相信基督教文明。他坚信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但这种分离并不是国家或其它任何事物与上帝的分离。他不是革命者;他并不相信用军事、暴力**人类政府。他有无限地超越枪支和炸弹的强大武器,他所有的是不可战胜的上帝之灵,绝对无谬的上帝之道,无与伦比的上帝的福音,这些都是不会失败的。
基督教重建主义者把主耶稣基督的王权贯彻到每一领域,并期望最终的得胜。[1]
重建神学这一新时代的宗教改革运动针对美国以及当今基督教世界内所盛行的四种倾向,重整基督教改革宗神学,归回改革宗神学的传统,并在新时代下有所突破:
1.架空旧约圣经
很多福音派教会把旧约圣经视为仅仅是预表的作用,只在末世预言上有参考的价值,其中有的是道德的故事。他们的方**就是:如果没有在新约圣经重申,旧约圣经中的教导就是过时的。他们忽视了主耶稣基督和新约使徒所引证的都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根基。重建神学在方**上则是逆流而上,重申旧约圣经的内容,在新约圣经中没有明确宣告废止的,都是有效的。重建神学使人重新回到对圣经的确信,不仅是新约圣经,也包括旧约圣经。
2.回避社会责任
在美国即使受基要派影响的教会,也有圣俗之分,认为社会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是世俗的,甚至是污秽的,基督徒不要参与。他们最多是在一些所谓的与家庭有关的事务上,才发表微弱的意见,比如堕胎、学校的祷告、家庭学校、家庭价值、同性恋等等事项上。这种当初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在宗教改革中所鼎力反对的罗马天主教和再洗礼派的不合乎圣经的看法,又死灰复燃,渗透到基督教会之中。重建神学使人回到宗教改革的传统,消除圣俗二元论划分,工作是人的天职,基督徒要作光作盐作酵,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积极地发挥作用。
3.信仰主观化、个体化
受普遍流行的阿米念异端的影响,在诸多的教会中,基督教信仰堕落成以人为中心,以个人为中心的宗教。注重的是个人的体验,寻求的是个人的得福,见证的是个人的敬虔。基督教信仰是个人的信仰,也有主观的体验,否则就是死的信心。重建神学使人回到历史的基督教信仰,一个全方位的世界观,把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话语应用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才是基督教真正的精神。
4.反律主义的横行
反律主义在今日的很多教会中甚至成了公开的信条,如果有人宣讲信守上帝的律法,就被攻击是违背恩典的教义。重建神学挑战今日基督教世界横行的“廉价的福音”,重新回到宗教改革的传统教导,律法也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准,没有旧约律法,就没有基督教伦理。
这四大倾向不仅存在于美国的福音派教会,中国的教会也深受这四大倾向的影响。在这些倾向背后,是阿米念异端和时代论神学的影响。
阿米念异端是古老的伯拉纠异端思想的复活。阿米念派的创立者阿米念(JamesArminius,1560-1609)在日内瓦受教于加尔文继承者伯撒(Beza,1519-1605)。他回到荷兰后在阿姆斯特丹作牧师,后来又在来丁(Leyden)作来丁大学的神学教授。他曾经是严格的加尔文派信徒,后来主张神恩普及和意志自由的教义。阿米念派《抗辩宣言》在1618年被多特总会判为错谬。该派教士约二百人受撤职处罚。一六二五年摩里斯死后,阿派人士得准返国。其教会和学校曾经昌盛一时。以后该派逐渐衰落,至今在荷兰只是一小宗派而已。但阿米念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却深得自由主义神学的欢心,渗透到现代教会和神学的每个方面。阿派论罪恶和恩典,自由意志和预定的教义多为安立甘宗所采取。那在十八世纪兴起的循道会也接受阿米念派的五点,但予以修改。由此可见阿派的主张影响已遍及英美。[2]
时代论神学“是一种解释圣经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或‘时代’,在每个阶段都以不同的方式与人相处,在某些时候,时代的伦理标准发生改变。时代论的突出特征就是把种族性的以色列与耶稣基督的教会截然分开。正统基督教在传统上一直认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新以色列;时代论者认为种族性的以色列和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上帝的计划中是分开的、不同的两个实体。所有的时代论者都主张前千僖年论,但并不是主张前千僖年论的都是时代论者。”[3]时代论否认旧约圣经中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它不是一个伦理的体系,主要是一种末世论。它是一种历史哲学,而不是行动的纲要。[4]时代论的代表人物一是英国普里茅斯弟兄(PlymouthBrethren)的领导人达比(J.N.Darby,1800-1882),一是美国圣经联合会的主持人穆迪(DwightL.Moody,1837-1899),以及因其所注的圣经而著名的斯考菲尔德(C.I.Scofield,1843-1921)[5]前千僖年论所教导的是基督的国度以后成就,教会在其使命上将会失败,撒但的势力会暂时主宰整个地球,然后是整整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度,基督再来在世上作王统治世上一切的居民和组织,在神的计划中肉身的以色列要再度复兴,统治列国。有的认为神在《启示录》中提到的七个教会为我们提供了每一个时代的教会的缩影,认为新约教会本身经历七个阶段:
(1)以弗所教会――使徒教会(主后30年至100年);
(2)士每拿教会-受**的教会(主后100年至313年);
(3)别加摩教会――国家教会(主后313年至590年);
(4)推雅推拉教会――教皇时期的教会(主后590年至1517年);
(5)撒狄教会――改革时期的教会(主后1517年至1730年);
(6)非拉铁非教会――福音教会(主后1730年至教会被提);
(7)老底嘉教会――离道反教的教会(主后1900年至主再来)。[6]
这种教会失败论的前千僖年论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教会。而重建神学所复兴的传统的后千僖年论,使时代论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走向衰微。
[1]AndrewSandlin,TheCreedofChristianReconstruction,
ChalcedonHomePagehttp://www.chalcedon.edu
[2]《灯塔简讯》:《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第23期,2000年3月
[3]AndrewSandlin,GlossaryofFrequentlyUsedTerms,ChalcedonReport,2000apr.
[4]AndrewSandlin,APostmiliennialPrimer,5-17.
[5]《当代基督新教》,18页
[6]参考《灯塔简讯》:《千僖年与大使命》,12期,2000年1月。
中国教会发展到某前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神学建造的重要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宗神学的优越之处。但是,必须面对的是问题:我们要吸收的到底是哪一种改革宗神学?是奠基于加尔文的教导,由清**继承并发展的改革宗神学,还是已经面目全非,反对上帝约法,却恬不知耻的打着改革宗旗号的新派神学呢?重建神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重新省察何谓真正的改革宗神学,并对改革宗神学所面对的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其实,考察教会历史,重建神学并没有提出独树一帜,乃是清教神学在当今美国的复兴,是清教神学对美国教会的挑战。
教会有史以来,从方**的角度,就受两种异端倾向的影响,一是反知识的倾向,一是反律法的倾向。因此圣经中一再警诫我们注意这两种倾向。“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何4:6)“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玛2:7)而今天,中国教会中可以说就是被笼罩在这两大阴云之下。重建神学所呈现的改革宗神学正是医治这两大痼疾的良药。
上帝的律法的确是试金石,是检验真假基督教的标准。如果否认上帝的律法,到底以什么为标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具备起码的常识的人也能思考、回答的问题。改革宗重建神学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宗教改革!重建神学的发展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律法与福音的平衡的重要性,重新认识到律法作为基督徒圣洁生活之标准的重要意义。中国教会如果藉着上帝的恩典,重新认识到基督教的敬虔说智慧的敬虔,是遵行圣经约法,完成上帝的治理使命的敬虔,耶稣基督的圣名必在神州大地大得尊荣。
由马丁·路德奠基、约翰·加尔文推进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会摆脱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败坏,重新回到本于圣经的纯正教义上来;由范泰尔奠基、路斯得尼推进的改革宗重建神学也使当今的教会重新回到圣经全备无谬的启示,并以前提论为思想方法,以上帝的律法为治理的工具,使基督教会重新恢复了得胜的心志和治理的异象。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转型的痛苦,迫切需要一种全方位的世界观来引导。只有以主权的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约法为框架的改革宗神学,才能担负起这一重任来。目前在中国知识界,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但问题在于保守什么,问题在于主张什么样的自由。一切的意识形态,不过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谁说了算,二是以什么为标准。对此问题,一切人本主义者,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都是以人为本,也是画地为牢。按古人的说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范泰尔所说的前提论,前提就注定了结论。按今人的说法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利益为半径画圆,没有绝对的价值尺度。最后谁也不听谁的,只能是战场上见胜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人本主义者的痼疾和悲哀。
任何打破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如何摆脱世俗人本主义的死循环?唯一的答案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道。“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4:12-13)
社会敬虔的改变是来自圣灵的更新,并不是靠人的暴力革命。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最后还是罪人执政,骨肉相残。当上帝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重生的时候,随着他们遵行圣经的教导,重建个人的生命,上帝就使用他们拓展他的国度,建立基督教文明。上帝的律法是上帝所赐的成圣的工具,不管是个人的成圣,还是家庭的成圣,社会的成圣,都离不开上帝的律法。当然,律法并不是称义的工具,这也不是上帝启示律法的本意。人是靠靠上帝的恩典得救,并不是靠律法。世上的每一个管理部门,包括家庭的管理,教会的管理,学校的管理,职业的管理,国家的管理,都要顺服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律法。政府不能强制使人不信上帝,也不能强制使人成为基督徒。信仰基督是上帝主权的恩典。圣经律法不能强制执行,但可以自觉遵守。
愿上帝顾念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骨肉相残的痛苦,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人吃人的文化被更新,愿中国的上下求索彷徨绝望的良知分子得蒙上帝的光照,愿无数被人遗忘无人安慰的草根百姓得蒙怜悯!愿上帝在中国兴起基督教重建的大军,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祝福!
一个人悔改信主,中国就少了一个恶人!
一个婚姻得以重建,中国就多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知识分子明白真道,中国就多了一个良知分子!
一个教会明白真道,中国就增加了一个真理的灯塔!
中国的复兴在于基督教。
基督教的复兴在于正统的改革宗信仰。
改革宗的复兴在于重建神学,在于复兴清**的传统。
中国的重建神学就是以圣经为标准,重新建构中国文化。
当然,我们始终要牢记重建神学本身算不了什么,甚至改革宗神学本身也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归回上帝,合乎圣经。但我们也万万不可忽略上帝的圣灵接着历代圣徒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光照。在中国基督教神学建造的过程中,我们更是需要博览中外,综合古今,方能建立既合乎圣经,又能解决中国痼疾的架构,使基督恩惠的福音给中华大地带来上帝的祝福。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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