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一九一四年，中国。封建帝制刚刚结束了它在中国的统治，新的思潮风起云涌。经过洋务运动后，中国呈现出一种貌似生机勃勃，实则杂乱无章的局势，各种人物争相在中国这个大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历经了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连年的战争和农业欠收的双重打击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蒙福的一个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一九一四年，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共有三万多人，全国信徒有十多万人，在痛苦艰难的时势下，中国却正进入一个空前的福音大兴旺时期。上帝的祝福没有忘记这个有着四亿多人口的大国。

    一九一四年农历六月，安徽蚌埠正值闷热无比的夏季，太阳直直地照射着，没有一丝风，鸟不鸣，树枝也不动，整个城市都被湿闷而凝郁的空气所笼罩。在蚌埠一座中等人家的院落里，气氛更加紧张沉闷：女主人在房间里痛苦呻吟，接生婆和佣人们忙里忙外，男主人在外面踱来踱去，却又干着急帮不上忙。过了不久，一声微弱的婴儿啼哭声终于划破了这沉闷的空气，紧接着又传来接生婆高兴的喊声：“是个男孩，是个男孩。”刚才在外面一直低头焦躁地不停踱步的男主人一听是个男孩，高兴得直搓着手，脸上立即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于是愉快喜庆的气氛冲破了空气的沉闷，充盈在整个院落中。

    这个家的男主人姓袁，名禹庭，广东东莞人，因父亲跟随着同是广东籍的铁路工程设计师詹天佑先生，修筑着名的京张铁路，就从南方迁到北京南口镇落户。袁禹庭从小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因父母早故，袁禹庭长大后就子承父业，在铁路部门工作。由于铁路部门流动性较大，袁禹庭就带着妻子来到安徽蚌埠就职，任铁路行李员，专营行李过磅，有固定的收入，在当时称得上是小康之家。袁禹庭是家中独子，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对他来说是最高兴的事。女主人姓罗名孝纯，家庭背景与丈夫袁禹庭相似，罗氏父亲祖籍也是广东，当时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专营财务工作，与袁家属老世交。罗氏也是独养女儿，被父母宠爱有加，虽生在封闭落后的时代，但因是家中的独女，加上家庭条件许可，所以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罗氏心灵手巧，有一手刺绣的好手艺。罗氏与其母笃信佛教，无论走到何处，都带着一串长长的念珠。

    袁禹庭夫妇喜得贵子，自然对孩子寄托了无限希望，所以就给孩子起名为袁振邦，小名就按广东人的习惯称为阿邦。在那个社会无比动荡的时代，袁家上下对这个出生不久的小生命寄托了振兴国家的宏伟愿望，这也是他们当时所知道、所理解的最伟大的愿望。

    但这个小生命也让他的父母时时处在担心之中，最主要是因孩子的身体问题。这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的，临产时只有七个月。俗话说，七活八不活，这七个月就生下来的孩子虽然活了，但却很难养。最初是不怎么会吃东西，吃了东西后又经常拉肚子，成天生病，瘦弱非常。袁罗氏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再加上没有奶水，所以阿邦从小就喝牛奶，全家人都围着这个小生命转，养得很娇，可是小东西还是三天两头地出问题。孩子稍长大后，更是成天泡在药罐里。像所有先天不足的孩子一样，小阿邦比其他同龄的孩子个头小、走路晚、说话晚。尽管出生后营养在当时算是不错，但阿邦的身体还是一直都比同龄人弱。袁氏夫妻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就按迷信的说法，给孩子认了个干妈。算命先生说，阿邦福浅，要找个以四条腿的动物为姓的女人认干妈，才稳当，小命才不会跑掉，找姓羊、姓马的都行。最后袁氏夫妇就为儿子找了个姓杨的女人做干妈，虽然这“杨”不是那“羊”，但毕竟了却一桩心事，图个好意头。

    小阿邦一岁后，因父亲工作调动，就随父母一起迁到了徐州，袁禹庭在徐州火车站售票房工作，负责卖车票。在徐州的这八年中，袁家无意识地进入了一个经济顶盛时期，也进入了一个全家人长期痛苦不安的时期。

    到徐州工作时，袁禹庭正当盛年。他脑子灵活手脚快，再加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不仅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而且还迅速发现了一条不用本钱就能赚大钱的捷径。当时社会上流通两种钱币：一种是银元，一种是中国银行印的新钞票。这两种钱币在银行里面值相等，但在老百姓手中，价值相差却很大。因为当时社会局势动荡，新钞票面临贬值的危险，所以老百姓不相信新钞票，只相信银元，在黑市上一块钱的银元相当于一块五的新币。从事这种换币生意的人都能发财。袁禹庭卖火车票时，每天能经手几百块钱，这里面有银元，也有新票，而车站结账时，两者都可以。袁禹庭就把收到的银元拿到黑市上换新钞票，然后完全用新钞票向车站结账，除能补足欠车站的款项外，还可以自己获一大笔利润。这样他每月利用工作之便兑换银元所得的钱，是他工资的几倍，家底随之日益丰厚。袁禹庭办起了自己的饮料厂，在戏园子里有了写着自己名牌的包厢，花钱大手大脚，家里有男女佣人，前呼后拥，全家一派兴旺景象。小阿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只要想去哪里，就立刻有佣人来抱着他去；想要什么，就立即能得到。洗澡、看戏都有专人伺候着他，那是他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他的父亲用自己的小聪明与小手段，为儿子成就了一生中肉身生活最幸福的时期，也成就了儿子一生中思考人生意义的开端。

    中国有句古话，不义之财发不得。袁禹庭发财不是靠劳力，不是靠正当生意，所以钱来得不光明，去的也就不干净。这种不用费力费脑赚来的钱，使袁禹庭认为赚钱太容易了，关键是怎么享受这些钱，于是渐渐地，他就沾染了一切有钱人都容易染上的坏毛病：吃喝嫖赌，无所不嗜、无所不沾。他的整个家庭在享受到金钱所带来的欢乐时，也很快地饱尝了金钱所带来的恶果。因袁禹庭在外面的**行为，使得他与妻子的关系很快陷入僵局。家里从此失去了宁静，夫妻俩常常是一见面就争吵不休，吵完之后就是僻哩叭啦的砸东西的声音，之后就是妻子痛哭的声音，再之后就是丈夫离家时的摔门的声音，再之后就是死一样的寂静。每次吵完架后，袁禹庭都会几天不回家，但只要一回家，夫妇俩就又继续吵。小阿邦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吵，但知道这不是好事，所以一看他们吵就非常害怕，又不敢哭，只有缩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母亲平时很少带他玩，只是让佣人来带他玩，她自己每天除了念佛就是打麻将。父母虽然不和，但对他还是很喜欢，因为他是这个单传家庭里的单传继承人。父亲偶尔也会抱着他出去玩，母亲心情好时也会很疼爱他，但心情不好时，他也很容易就成为父母的出气筒。父亲对他态度会很生硬，母亲对他也很厌烦。有时他也会挨打，父亲会用手指敲他的脑门，广东话叫做“吃菱角”；母亲则趁他还光着屁股睡在被窝里时，用藤条打他的屁股。总之，父母要随着自己的心情来定夺对孩子之爱的程度：有时是过度地溺爱，有时是过份地苛责。小阿邦七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进一所私垫学堂里，接受中国最传统的教育。老师是一位留着胡子的晚清学士。一进去读书时，老师坐在中间，先让小孩子们站成一排，在孔夫子像前下拜，之后就是没完没了地背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好了，老师会口头鼓励几句；但背不好，就要挨板子。老师总拿着一条细尺子，每天一上学就让学生上台挨个背昨天念的书，不会背书的就要自觉地把手伸出去挨打。小阿邦虽然在学习上较有灵气，但也有挨板子的时候。板子打在手心上很痛，有时会留下很深的印子，但老师说：“就得打！不打不成才，那些状元们都是打出来的。”这位老先生留给小阿邦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东西，不是他的板子，而是他在开学第一天为阿邦取的一个学名：袁相臣。这个名字与他原来的名字“振邦”在意义上相同，只是这个学名把振兴国家的具体内容表达出来了——小阿邦振国兴邦的具体目标，就是将来要做宰相大臣。“袁相臣”这个由第一位启蒙老师所起的名字，从此就成了阿邦的正式名字。

    一九二三年，袁相臣九岁时，因父亲不思悔改，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无节制地吃喝嫖赌，不仅花光了所赚到的钱，还亏空了大量的公款，最后终于东窗事发，被单位开除了公职。徐州铁路局给袁禹庭两条出路：一是赔偿欠款，二是入监狱，由他自己任选。走投无路的袁禹庭卖掉了饮料厂，卖掉了所有的家产，仍不够还欠款；最后还是在天津铁路局工作的岳父不计前嫌，帮他还清了其余的款项，才使他免受牢狱之苦。于是一家三口经过了大起大落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天津，暂居在外祖父家中。

    徐州这八年的生活给袁家带来了一场梦，梦醒了，但阴影却没有散去。袁氏夫妻的感情因这八年的蹉跎，再也回不到温馨的从前了。袁禹庭到天津后身无分文，面临生活上的困难，四处找工作，但因时局不好，加之他本人不光彩的过去，所以一般的单位也不敢用他。最后还是岳父出面，托人介绍他去京张铁路做电报员。但过了不久，因军阀混战，铁路也不景气，最后发不出工资，于是袁禹庭又不得不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收门票。这期间因袁禹庭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所以孩子和老婆还是留在岳父家里。刚有了一点起色的小家庭又分散了。

    在徐州的八年也是小相臣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他的身上明显地有着一切破碎家庭的孩子们都有的性格矛盾性：胆小怕羞但又嫉恶如仇；在溺爱中却又感受不到爱；不善表达却又性格倔强；马马虎虎却又敏感脆弱；性格单纯却又忧郁；缺乏安全感，缺乏知心的朋友。小相臣就带着这样的矛盾成长着。到天津后，他迎来了自己精神上第一个释放的时期。

    因为相臣的外祖父罗子刚先生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女儿的唯一孩子就成了老人的心肝宝贝。相臣在外祖父家里享受到了充分的家庭温暖，过了一段耳边没有争吵声的日子，这也是他一生觉得最好玩的时期。外祖父在天津劝业场旁的租界租了楼房，当时能租得起楼房的人也不是很多。他还把相臣送进一所新式小学读书。学校的功课并不紧张，加上相臣以前读过私垫，认识很多字，所以上洋学就更轻松。这一时期，相臣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成天在街上奔来跑去地疯玩，有时也和小朋友一起大声地唱：“小白菜，地里黄，二三岁呀，没了娘。”他最喜欢的玩具是刀，这也是大多数男孩最忠爱的玩具。他向家里人要刀，但家人没有给他买，于是小朋友就教他如何自己做刀：把一块铁片放在铁轨上，等火车一辗过去，车轮就会自然地把铁片压成一把刀。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朋友有一把小宝剑，非常好看，他就偷偷地拿过来，悄悄拿回家，也不敢让家人知道，又不能拿出去玩，他就把这把宝剑放在一个小箱子里。这小箱子装满了他所喜欢的小玩意：小刀、弹珠、小泥人等，他最喜欢的是这把宝剑，但只能是没有人在场时偷着看一眼，然后又赶忙把箱子盖上，以免别人发现。还有一次他想买玻璃弹珠，但母亲不给钱，于是他就趁外祖父不注意，偷了外祖父的一个铜板，买了几颗弹珠。他是弹弹珠的好手，与小朋友交战时，往往大获全胜，每次都能赢回几个弹珠，有时还能赢一点小钱，赢了钱就去买吃的。有一回，他也偷过一块小毛巾。但他基本上没干过太出格的坏事。

    在天津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去离外祖父家不远的一个广东老乡家里。这家广东老乡姓梁，也是在铁路工作，家境比罗家还略好。相臣叫女主人二婶，二婶的婆婆与相臣的外婆同姓黄，又是同乡，就结拜为干姐妹，所以袁罗氏就常来与二婶聊天，相臣就随着一起来。二婶家里最大的孩子阿珍比阿邦小五岁，阿邦就常揪着阿珍的小辫，欺负她，而阿珍也许是因为小的原因，却并不介意。相臣也经常在梁家吃饭，梁家祖父过生日时，请罗氏全家，并为小孩子单开一桌，阿邦就做孩子王，把鸡腿抢过来自己吃掉。

    偶尔犯错母亲要打时，相臣就喊外祖父母帮忙，所以这期间他所受的皮肉之苦也少了很多。因为罗家全家都爱玩麻将，所以晚上相臣还和外祖父母、母亲一起打麻将，生活悠闲而快乐。这时期相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以各种方法玩以前不会玩的各种游戏，以及干一些小小的坏事，享受以前在徐州因被家里的佣人、及各种规矩所束缚而得不到的自由。

    二、寻求

    袁禹庭初去真光电影院任职时，是负责收门票。干了一段时间后，袁禹庭自己写了一份英文简历，送给华北电影公的经理。经理一看，才发现原来老袁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并且懂英文，收门票太可惜了，就把他调到办公室，负责进口片子的审核。袁禹庭的收入、住房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就在一九二七年秋把儿子接来，送进电影院附近的一所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他之所以把相臣送到教会学校读书，一是因为学校离电影院近，从东华门穿过金鱼胡同，就到了米市大街的学校，免得接送；二是因为教会学校从小学起就教英文，袁禹庭想让儿子多学英文，多接受好的教育，与信仰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于是相臣就离开母亲和外祖父母，与父亲一起来到北京，继续读小学。

    相臣在青年会学校开始读四年级。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在他眼前铺开了。青年会的学校实行会员制，凡入校的就都必须入会。青年会的会员以缴纳的会金多少分为几个等次，有甲种会员、乙种会员、丙种会员。缴付的会金越多，可享受的权益越多，这权益就是学校的活动设施，如免费的羽毛球场地和器材，免费在学校浴池洗澡等。学校里让他最觉得新鲜的东西有两样，一是有一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女老师，教相臣学他一窍不通的英文；另一个是学校专门有一门课叫《圣经》研读，课上讲一些圣经章节，还要求学生背诵部分章节。相臣在这里开始知道了耶稣的名字，也知道了一些基督教的基本常识。背书对相臣来说轻车熟路，但英文课倒是激起他很大兴趣。他很认真地跟着那位中文名叫萧安娜的美国老师学习，从发音、字母开始，每一个环节都很认真。萧老师也很快就特别喜欢上这位插班的学生，觉得他聪明、听话，又有语言天赋。萧老师总爱让相臣回答问题，渐渐地他们师生之间开始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默契。相臣的各科成绩都非常好，他身上在天津养成的玩性和野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改掉，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学习认真的好孩子。他的英文作文成绩非常好，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诵读；他的英语作业工整，干净，常披挂在墙上展览。他很快就因学习好、听老师的话而被选为班长，成了老师所器重的好学生、好帮手。

    不久，一位叫石天民的男老师又开始教相臣的国文课。所有的老师都是喜欢好学生的，这位姓石的老师也很快就喜欢上了相臣，而相臣也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细心观察这两位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两位老师与其他老师的不同之处：别的老师言谈行为随便，但这两位老师对学生和蔼却又恪守规章；别的老师下课了就是聚在一处抽烟聊天，而这两位老师却不参加那些粗俗的闲聊，下课后就认真地备课；别的老师有时对学生粗暴，而这两位老师却对学生和颜悦色；别的老师有时发牢骚，这两位老师脸上却总带着喜乐与平安。他感觉到这两位老师与别人不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因相臣的妈妈还在天津居住，相臣是与父亲一起住在电影院里的一个小房子里，所以两位老师更关心这个母亲不在身边的学生。相臣经常到萧安娜老师家中玩，了解到萧老师原来是传教士，因嫁给一个姓萧的中国人，母会就与她断绝了经济支持关系，现在靠教书维持生活。人们就按她丈夫的姓，称她为萧太太。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袁相臣因常去她家里玩，就被其他同学戏称为萧太太的干儿子。在那段时间里，萧老师给了相臣母亲一般的爱和关怀，她和相忱在师生感情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忘年式的好朋友的感情。相忱对她无话不谈，她也常劝相忱要真心相信耶稣。那时相臣嘴里不表态，心里却在想：“我在课堂上听听圣经教训就够了。我不能信这外国人的洋教，我还要光宗耀祖，做国家栋梁呢！”

    一九三零年秋，相臣升入高中，还是在青年会的这所学校。十六岁的相臣个子长高了，但依旧很瘦弱。他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人，学习成绩好，爱好体育运动：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样样在行；也爱出风头：学校的一些公开活动，如演讲比赛什么的，总能找到他的身影。此时他已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青年了，开始思考一些比较长远的问题，对政治、对社会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但又只是处在纸上谈兵的初级阶段。当时正是民国时期，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相臣也很时髦地成为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他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救国主义。他开始大量地读孙中山先生的着作：总理遗训、建国大纲、中山全书等，一一细读，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能背下来。袁相臣接受了新思想后，就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审视人生。他首先对自己的名字深深地不满，觉得“相臣”两个字太腐朽了，流露着晚清的腐味，做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是不能要这种名字的。但这个名字大家己叫熟了，在教会学校也用了好几年了，忽然改一个全新的名字也不太合适。想来想去，他就自己把大臣的“臣”改为热忱的“忱”，发音虽相同，但整个意思却改了，少了腐朽的味道，多了一股年轻人的朝气，但“相忱”这个名字却没有任何特殊含义了。这个名字也成了他从十六岁起使用至今的名字。当时教会学校的校长蔡八全先生是国民党党员，他看相忱对三民主义如此追求，就说：“我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吧。”但这事终因相忱年龄太小而搁置不提。

    与此同时，萧安娜和石天民两位老师也更积极地向相忱传福音。石天民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亲密同工，他多次把相忱带到王明道的聚会点去听道。相忱就是这样在二九、三零年就认识了王明道先生。那时王先生在外租房子聚会，相忱开始不想去，但碍于两位老师的面子，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去，每次去了总是站在最后边，看着那么多人在前面祷告，就觉得他们真可怜、真愚昧。每次听道他都觉得好笑，他听的目的是想找出破绽来驳斥给他传福音的人。每次去听道，他都看王明道先生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就很佩服王先生的口才，但也仅仅是佩服他的口才而已。至于其它嘛，相忱就想：“别看你讲得好，讲了半天都是空话，都是在说天书，根本就没有神，你讲得再起劲也是没有神。”王明道先生在讲道时对罪的斥责让相忱听起来也不舒服，他认为王先生说得太玄乎了：一个小孩子，又没犯什么大错，没被法院抓进去，怎么会有罪呢？说每个人都犯了罪，为什么法院没把每个人都抓进去？既然没被法院抓进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每次听完道，石先生和萧太太都问他感受如何，他都摇着头说：“根本没有神。如果你们能拿出来让我看看神是什么样的，我就信。”石先生和萧太太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和他争论，惟有为他祷告。

    这个十六岁得刚硬的青年人，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初步思考人生的时候，陷入了一种青春的迷惘：他不停地涉猎各种书籍，但有三个问题始终找不道答案。一是他无法解决自己心中莫名的烦恼，那种烦恼老是困扰着他，使他觉得生括没意义，甚至想自杀。他一次次地反观自己的生活环境，实在找不出烦恼的来由，但烦恼又确确实实地无时不折磨着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很爱惜他，当时父亲工作很稳定，生活丰衣足食；他自己的读书成绩很好，与老师和同学相处融洽；因父亲在电影院工作，所以他还可以随便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为什么还会有烦恼？袁相忱自己也解释不了。这种烦恼有时使他痛苦到极点，甚至想以死来解决。有一个下午，他照着从书上看来的自杀样子，双手各拿一根大铁钉子，准备往电源的插孔里插，就在双手伸向电源的一刹那，忽然有一个声音从心里响起：“袁相忱，你这样做，对得起父母吗？难道他们就白白地养你一场吗？”于是，伸向插座的双手就慢慢地缩回来，但心中的烦恼和悲观依然滋生漫长。

    袁相忱解决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是：自己如何才能战胜罪恶的引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感受了自己家庭被罪恶所苦害的伤痛，也看到了许多年轻人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很纯正刚毅，但一进入社会，很快就被同化，在大染缸里腐化堕落了。他深深地恨恶罪恶，渴望自己将来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如荷花般出污泥而不染，做一个邪恶社会中的正直的中流砥柱。但他自己也明白，靠自身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潮流，简直是以卵击石。那么，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不停地寻找着，不停地失望着。

    袁相忱无法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人死了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鬼怪，有没有灵魂呢？人死后难道真的就是与草木同朽，一了百了、就此拉倒吗？

    带着这一连串疑问，相忱开始对人生哲学和世界观作苦苦的寻求。

    他首先从传统的宗教入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对社会有较深影响的有两大传统宗教，一是佛教，二是儒教。袁相忱以他十几岁的青年人的眼光，开始分析这两大宗教。他认为佛教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并在中国有较大影响，但佛教消极出世的人生观不符合他光宗耀祖、振兴国家的远大理想，所以佛教也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儒教中不提将来的事、死后的事，只讲忠孝礼仪廉耻、三纲五常，这也不能解决他对人死后将何去何从的疑问。最后袁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转向就在身边的基督教信仰。经过教会学校几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石、萧两位老师的引导，相忱对基督教教义已基本了解。他承认基督教在伦理方面是无比的，是个很不错的人生哲学，但却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仍然认为这是洋教，中国人不能信。当然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还没有认识神，还不相信神的存在；他还顽固地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没有。科学一天天地发展，人类思想也会一天天地进步，再过十几年，等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会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这一时期，袁相忱不停地寻找、失望、再寻找。他对任何新鲜的观点理论都感兴趣，但任何观点理论都不能使他长久地彻底满足。

    一九三一年冬天，袁相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圣诞公宴，这是一个任何学生都可以参加的晚会。吃过饭后，大家举着蜡烛唱了几首圣歌。唱过歌后就有一个姓王的公理会的牧师来到每个人面前，给大家施点水洗礼。王牧师没有问：“谁愿意受洗？”他直接就过来，挨个给大家施洗。袁相忱也受了洗，但他并没有真心相信。

    转了一圈，相忱依然找不到答案。他依然处在极度的痛苦、烦恼之中，心灵的空虚使他生活在一种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黑暗中。他知道人需要信仰却又拒绝真正的信仰；苦苦寻求却又不相信独一的真神；干渴难耐而却又不肯喝生命之水。他在爱中却感受不到爱，在安全中却没有平安，在舒坦中却没有喜乐。他知道自己该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来感染、来充满，但却找不到方向。他像所有寻求真理的人一样，走过了一条很痛苦的心灵历程。

    然而，心灵痛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寻找的就必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