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結束了在遠東聖書學院的為期三年半的學習，來到了天津聖會所事奉。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聖會所是由宋尚節博士在天津創立的布道團演變而來的。布道團先由張周新和陳善理夫妻負責，後來張陳二人把家產賣掉，開辦了聖會所，並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與張周新在布道團中認識，後來張周新就邀請袁相忱來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從北京來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傳福音，帶領聚會，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時，袁相忱有機會常去阿珍家里，但當時因天津太亂，阿珍的父母就讓阿珍和兩個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里，那里很安全，日本兵不會進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卻沒有看到過阿珍，只听阿珍的媽媽講，阿珍現在也信耶穌了，每天都在家里讀聖經，脾氣性格也有很大改變，不像以前那樣愛生氣了。她還想去讀神學，只是神學院只招走讀的，而阿珍的媽媽又不放心她一個女孩子在外面走來走去，因為時局實在太亂了，所以就沒讓她讀。相忱听後很高興，這也算是他所結的一個果子，他沒想到阿珍真的信了，並且信得這麼好，就很為阿珍高興。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里，阿珍的母親告訴相忱，有人給阿珍介紹對象，對方是一個銀行行長的兒子，可是阿珍一听人家不信耶穌，就一口回絕了，連面都不肯見，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氣。後來阿珍就干脆對家人明說︰“聖經上說，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負一軛；我信了，就要找個信的對象，以後你們就別給我瞎張羅了。”阿珍的媽媽說︰“你看看，這個樣子，我們怎麼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會。外面那麼不安全，並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個性很強，她說要找個信的，別人再勸也沒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穌的，認識的人多，看看有沒有條件好一點的基督徒給阿珍介紹一個。”袁相忱點頭答應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處，就立即給自己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說︰“阿珍的媽媽讓我給阿珍物色一個對象，我挺喜歡她的，如果父母也覺得合適，就請父親寫封信給阿珍的父母，向他們提親。”袁禹庭接到兒子的這封信，非常高興，覺得這是兒子最近幾年來最讓他們滿意的一個舉動。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時正患重病，但一听袁禹庭念完了這封信，就高興得合不攏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當時是無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寫了信，就應該有點把握。俗話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興，病就好了，並且可以下床走動了，于是全家人就合計該怎麼給梁家寫求婚信。最後還是由袁禹庭親自執筆，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長信給阿珍的父親，大意是︰“得知令愛阿珍也信了耶穌，並且說非基督便不嫁，我們很為她高興。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穌的，如您不嫌棄，就懇請向令嬡提提這件事，看看他們兩個的想法。我們也知道，按理說我家阿邦無論從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與令嬡商量一下此事，我們將感激不盡。”

    這是一封近乎懇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親收到信後很為難了一陣子，他知道阿邦是個好孩子，不抽煙不喝酒，為人正派，可是要成為他女婿的話，又似乎太窮了，恐怕女兒將來要跟著他受苦。他思來想去，最後還是把這封信給女兒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態，並反復對阿珍說︰“你自己可要考慮清楚了，阿邦雖然是個好孩子，但他家實在太窮了，房沒一間，地沒一畝，他自己又是一個傳道人，也不可能賺大錢。你要考慮以後的生活問題，別急著答復，終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慮了一段時間，最後的結論是︰“就沖著他是一個為主工作的傳道人，我答應了。”于是袁相忱與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訂了婚，並于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了婚禮。

    袁相忱與梁惠珍雖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馬，沒有介紹人，但嚴格地說並不是自由戀愛，因為他們兩個人之間從未談過戀愛。結婚前兩天，梁惠珍由母親和妹妹陪著坐火車來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時約有半個月的時間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說結婚時下雨不是好兆頭，並且下火車時因為拿的東西太多，結果就把傘放在火車上忘記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興。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結婚這一天，卻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與梁惠珍的婚禮在王府大街的大飯店舉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馬拉車，穿的卻是西式的婚紗。袁家請了一百多個客人，其中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各佔一半，還有一些外國牧師來參加。婚禮先由牧師證婚，之後又按中式規矩進餐，吃飯前，飯店先按中國的規矩給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面條，服務員給新郎新娘道喜，說︰“新郎一碗長壽面，新娘一碗長壽面，長長久久到永遠。”然後就把兩碗面條擺在新郎新娘面前。袁相忱一听，就不高興，說︰“我是信耶穌的，不信這個。”邊說邊拿起自己的那碗面往地下一擱，然後又把梁惠珍面前的那碗面也往地下一擱。袁母的臉刷地一下就變了，可礙于新娘和客人的面，又不便發作，過了好久臉色才稍微緩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卻絲毫不在意，又繼續招呼大家吃飯。這段婚禮上的小插曲一直讓梁惠珍記憶猶新，這是她第一次從近距離領略丈夫的風格。

    婚後，袁母曾對兒媳梁惠珍說，“阿邦脾氣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腸子，你以後多擔待他，別跟他計較。”梁惠珍卻心里想，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氣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繼續事奉，梁惠珍也跟著他回到天津，暫居在娘家。約過了半個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遷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後面收拾好了一間小屋後，才把妻子從岳母家中接來。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經常會有日本兵進來，但多數的日本兵也只是進來看看而己，並不鬧事。有一次，兩個日本兵進來，把槍擱下，拿起粉筆在小黑板上寫下了“戰爭罪惡”四個大字，一問，才知道他們也是基督徒，是被迫來服兵役的。看來普天下神的兒女都是痛恨戰爭的。

    二、北京

    一九三九年秋，袁相忱結束了在天津一年半的事奉工作，回到北京。當時妻子的身孕己日漸接近產期，袁相忱正進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艱難時期。恰在此時，遠東聖書學院的吳智院長非常熱情地邀請他回神學院做翻譯，每天只上半天班，每月有較高的固定的薪水，袁相忱每月除去十一奉獻、吃喝外，還能結余一半，這在當時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粱惠珍在協和醫院產下一子，取名為袁福音。袁家上下非常高興，袁禹庭最高興，他還希望將來兒子媳婦能生五男三女，他還把五個孫子的名字安排好了，就是“音聲樂慶榮”。袁禹庭給孫子起名字的本意沒有一點與基督教有關的，他只是高興袁家有後，香火有繼了。但袁相忱卻很恰當地為孩子的名字加上了個“福”字，他的三個兒子的名字分別為福音，福聲，福樂，從此意義就大變了。

    袁相忱在遠東神學院依然保持了認真勤懇的工作作風，在工作的時候，從來沒有遲到或早退過，他主要的工作是給院長吳智當翻譯︰吳智講課時，袁相忱就同步翻譯，還有一些講義，也需要袁相忱來翻譯成中文。在遠東神學院工作之余，袁相忱還堅持做一些教會的事奉工作，生活很安定，也很富足，全家人又都團聚在一起，一切都很好。漸漸地，袁相忱心中的不平安卻越來越大，他不停地向神禱告︰“神啊，我是不是貪圖世上的享受，淡忘了你的呼召？你召我本是為救農村的同胞，可是我目前這麼優越的生活，這麼舒適的環境，與農村的生活越來越遠了，我讀神學也是為了更好地去農村傳福音，可是我現在卻在這種舒適的環境中，越來越遠離神的呼召了。神啊，如果你讓我去農村，就求你引導我，我願意順服你的呼召。”

    一九四零年夏天，袁相忱在遠東宣教會堂很意外地見到了裴約翰牧師。這是一次奇妙的相遇︰裴牧師是去北戴河避暑，途經北京做短暫的停留，他們兩人既沒有事先的聯絡，也沒有刻意地尋找，沒想到卻在遠東宣教會的教堂里踫見，這真是神的安排。此刻袁相忱正在尋找農村事奉的途徑，而裴牧師在河北和山東的農村的事奉工作也剛剛有起色，急需要事奉的同工，于是兩個人一談即通，非常合拍，因為神已經在他們兩人心里都完成了奇妙的工作。當裴牧師從北戴河回來的時候，袁相忱已在神面前得到許可，決定帶著太太和不足一歲的兒子，一起隨裴牧師到河北南部的農村傳福音了。袁相忱一家三口動身去河北農村的時候，袁家父母很不高興，覺得這小兩口放著北京城里的舒服日子不過，偏要去農村，簡直是不可理喻。但袁相忱心中堅定，他知道，這是神的帶領，他不能也不應抗拒神。

    三、在河北、山東農村傳道

    一九四零年夏，袁相忱攜妻帶子，來到了河北省南部的城安縣，在縣城東關的一座小教堂里安家落戶。這是一片充滿泥濘的土地，下雨的時候遍地黃泥，天晴的時候，腳踩在地上，會有一路黃色的塵土隨著你，鞋和襪子片刻就弄髒了。但這也是一片事奉工作的熱土，到處是一顆顆饑渴的心。這里的生活比起北京差了一大截子，吃的東西也非常簡單，每天就是小米粥、窩窩頭、酸白菜，好一點的就是紅蘿卜。袁相忱曾與裴牧師一起作過一首詩，來形容當時的飲食狀況，詩的上聯是︰“紅蘿卜，白蘿卜，紅白蘿卜。”下聯是︰“稀米飯，稠米飯，稀稠米飯。”橫批是︰“頓頓如此。”裴牧師最喜歡喝小米粥，人們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小米缸”，裴牧師也很喜歡這個名字，還經常主動告訴別人他的綽號。每逢吃飯時，裴牧師總是與別人開玩笑︰“猜猜今天吃什麼？”說完後又用英語回答︰“又是酸白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大家就一起快樂地吃飯。能吃得上酸白菜還算是好日子，一九四零年秋天欠收，莊稼打得少，結果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夏，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天天吃的都是糠窩頭。河北南部盛產棉花，把棉花籽放在玉米面中做成花籽窩頭，這成了他們當時很長一段時間的主食。這些東西中國人吃起來都難以下咽，更何況是平時吃慣了面包牛奶的美國人。但裴牧師每次吃飯時都吃得很香，人們都沒有什麼怨言。

    袁相忱與裴牧師以及當地一位叫尚志榮的同工，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起去各鄉村布道，而梁惠珍則與裴師母一起，在教堂附設的學校里教書。梁惠珍教小學六年級的課程，上課的時候就把兒子福音托給工友看管，下課後還要備課洗衣服，晚上還要帶學生上晚自修，工作雖然累，但卻很充實。

    去鄉間布道是很辛苦的。他們帶著一個帳篷和一些簡單用品，從縣城出發後，逐村去布道。裴牧師與他們兩個人一樣，都穿一身中國最普通的黑色長袍，頭上頂一盞汽燈，因為當時還沒有電燈，晚上就靠著頭上的汽燈照明。每進一個村，先把帳蓬支開，安營扎寨，然後裴牧師就拿出一部手風琴，尚志榮就拉風琴，袁相忱敲鼓，開始唱詩歌。樂器聲和歌聲把人們吸引出來後，他們就開始傳福音，三個人輪流講。一個人在講時，其他兩人就在一邊禱告。每逢廟會，從各村來趕廟會的人川流不息，正是傳福音的好時候。人們听到鼓聲，以為有什麼熱鬧，就紛紛從家中跑出來看他們。一看，原來是洋人來樂，就圍著裴牧師看新鮮。他們趁大家都圍上來的時候，馬上開始傳講福音，有時一天內每人要講兩三回，都是一些簡單的道理。那時正是日本佔領時期，老百姓心中沒有平安，很容易接受福音。每天出去布道，都有人悔改歸主。對那些表示悔改的人，就約他們晚上來談，或在大樹下，或在他們的簡易帳篷外，帶領他們作認罪禱告。一直到很晚，他們才能進入帳篷內休息。至于吃飯問題，就隨便湊合。他們大約在每個村子呆四五天，然後又去另一個小村子，繼續敲鑼打鼓，游巡布道。每次從縣城里出來，都要走五六個村子，一個多月後才能返回到縣城。回到縣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後就是用開水燙衣服，因為長時間在農村，吃住條件差，所以身上長了虱子，但每次回來後，在縣城也休息不了幾天，他們又下農村去了。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們走遍了河北南部的農村，一個村落、一個村落地走下去，把神的福音帶給饑渴的人。

    在曠野的帳篷里，三個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背景、不同區域，但卻有著同樣為主工作心志的人，藉著禱告，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裴牧師身為一個外國人，但他擁有的卻是一顆坦誠的摯愛中國失喪靈魂的心。他常常徹夜為中國人流淚禱告，那一顆為福音工作迫切的心，常常使兩位中國同工倍受感動。裴牧師身體力行地帶領了袁相忱，使他在實踐中明白，神最喜悅的是愛人靈魂的心；神的工作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靈才能做成。作為一個傳道人，不在乎你有沒有口才，不在乎你有沒有文憑，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愛人的心，有沒有救人靈魂的托付。曠野從來就是鍛煉神工人的場所，摩西在米甸曠野的操練，大衛在曠野的牧羊，都是神所預備的最好的教育場所;不經過曠野的學習，就很難成為神合用的器皿。袁相忱在中國農村這個曠野中，學到了他在神學院課堂里所學不到的一切，在這里神把空泛的知識化作一種與工作現實相融合的祝福，使他的工人在牧養別人的同時，更得著神親自的牧養。

    “我與神更加接近了。”袁相忱曾這樣告訴亦師亦友的裴牧師。他找到了中國福音化的路徑︰到農村去，那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有一顆顆單純的心，有一個個瀕臨滅亡的靈魂。

    一九四零年夏到一九四一年年底，袁相忱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廣平、衛縣等五縣，以及附近山東五縣的各個村落往返傳播福音，他的足跡遍及了這十個縣區的每一個村莊，每到一處都廢寢忘食地傳福音。他不僅適應了鄉村的布道生活，而且還很快就摸索出了一條農村傳福音的決竅。農村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向他們傳福音時切不可說些高深的術語，要從最實際的問題入手，並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亂世之中有神的愛，讓他們感受到惟有在耶穌基督里，才有永遠的平安和喜樂。戰爭制造了無數的慘劇，但也為福音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時機，因為經受了戰亂的人們才明白和平的可貴，哀痛中的人們才懂得幸福的含義。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半中，他們所傳福音的地方，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袁相忱又去山東漕城等地傳福音，裴牧師留在城安縣做其他工作。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偷襲美軍駐扎在珍珠港的艦隊，日美正式交戰。因當時日本幾乎完全佔領了中國華北，所以從第二天開始，日本人就對在華的美國人動手，把美國人都集中起來，關入山東濰縣的集中營。裴牧師一家四口也難幸免。日本人從城里套車來到城安縣東關，闖入教堂內，帶走了裴牧師一家人，還搶掠了他們所有的東西。皇協軍，就是漢奸部隊，還闖進了袁相忱夫婦住的地方，看到好一點的東西或者值錢一點的東西就搶。當時正是冬天，日本兵在外打仗，沒有好的衣服穿，就把袁相忱夫婦的毛衣毛褲及皮鞋都搶走了，臨走時還把袁相忱的放在桌上的一只懷表順手牽羊地帶走。當時留在城安的梁惠珍才二十二歲，日本人進來之前，教堂的一個工人跑進來告訴梁惠珍說︰“日本人已經封鎖了城門，不許自由進出，恐怕過不了幾分鐘就會到教堂這里來了。你還這麼年輕，又帶著一個孩子，丈夫又不在身邊。听說日本人正四處找花姑娘，你還是趕快躲一躲吧！”于是梁惠珍就在臉上抹上鍋底的黑粉，然後抱上孩子躲進後院的地窖。她剛下地窖，日本兵就進來了。粱惠珍在地窖里不停地禱告，求神保守孩子千萬別哭出聲來，否則，如果孩子一哭，日本兵就會發現，後果不堪設想。日本人帶走了裴牧師全家後，又把整個教堂上上下下搜掠了一番，才坐車離開，臨走時還告訴看門的人，他們還會再回來。過了一會，日本兵果然又回來了，這次只是幾個當兵的來，帶著槍，站在門口站崗，表示己從美國人的手中接管了這個地方。教堂里己亂成一鍋粥，裴牧師全家被帶走後，教堂里還有幾個傳道人及同工，大家都一愁莫展，不知該如何辦。梁惠珍就抱著孩子在地窖里呆了幾天，因為大家告訴她，現在還不能出來，日本兵還在門外，隨時都會進來。每餐飯大家都幫她送到地窖中。她又擔心袁相忱，不知山東的情況怎麼樣，會不會和這里一樣？好在日本兵並沒有再進來找麻煩。教堂里的人不知道該走該留，在毫無辦法中只能向神切切禱告。

    袁相忱在山東也同樣遇到了這些情況，只不過日本人在山東的做法比在城安縣文明一些罷了。當袁相忱騎車傳福音到了山東的範縣，也就是與城安縣相臨的一個屬山東的小縣城時，他住在宣聖會在範縣的一個小教堂中。夜里，日本人來了，還帶著翻譯官，把在里面的傳道人都叫醒後，宣布這里己由日本人接管，屬于中國人的東西都可以帶走，屬于美國人的東西都留下。袁相忱一看這種情況，就想大概城安縣的總部也被日本人接管了吧？心中就惦念著妻兒和教會的同工們，尤其是裴牧師全家的安危。第二天，袁相忱就起程回到城安縣，進城門時，發現日本兵己荷槍實彈地站在城門口，並且規定︰每一個進城的人都要接受檢查，並向日本人鞠躬，才能進入城內。接受檢查無所謂，袁相忱在範縣時已被檢查過，也沒拿什麼讓日本人敏感的東西，但向日本人鞠躬，就不太舒服了，所以從此以後袁相忱就很少進城來。

    袁相忱來到東關教堂門外時，看到也有日本兵持槍把守著，就知道裴牧師一定已被他們帶走了，但里面的其他同工如何，就很難想像得到了。他在教堂周圍轉了轉，希望踫到一個熟人或是從里面出來個人，好讓他能了解一些情況，不致于冒然進去。但等了一會，既沒有踫見一個熟人，也沒有看到有人出來，他就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脫了長衫，摘下禮帽，只穿著里面的短衣服，如同當地的農民一樣的打扮，放下自行車，走到教堂門前，向日本兵說明自己的身份。日本人听不懂，但馬上就叫來一個翻譯，袁相忱又對翻譯說︰“我是中國人，是這個教堂的傳道人，里面也有一些中國人，我要進去跟大家商量一下該如何處理眼下的事情，也要安排一下想回家的人怎麼回家。”翻譯是個東北人，還是通情達理的，跟日本兵說了一通後，就讓袁相忱進去了。

    袁相忱一進去，里面的人都立刻圍上來，大家劫後重逢，悲喜萬分。袁相忱看著妻子臉上的鍋黑，又看著在妻子懷中熟睡的兒子，連聲說著“感謝神！感謝神。”同工們告訴袁相忱，裴牧師一家四口人可能被送到山東濰縣的集中營去了，但目前也沒有確切的消息。于是大家又為裴牧師一家人禱告，求神保守他們平平安安地在主的里面。接著又討論起人員的分流問題，袁相忱說︰“願意回家的，並且家遠的，就先把教會剩下的錢作路費，按路程遠近平均分配。”教堂被封，很多人都願意回家，再尋找事奉的途徑。教會剩下的錢很少，根本不夠大家的路費，但大家都沒什麼怨言。在一旁的尚青梅弟兄看袁相忱自己沒有要錢，以為是他知道錢不夠，故意不要。等人都散了後，尚青梅就拿出五元日幣，給袁相忱說︰“你拖家帶口的也很不容易，家又那麼遠，我給你五塊錢作路費吧。”遠相忱說︰“我不回去，我還要留在農村傳福音呢。”尚青梅听了這話很吃驚，他以為袁相忱是跟著裴牧師來的，現在裴牧師不在了，袁相忱也該回去了。但袁相忱到農村來不是跟著人，而是順服神的呼召，所以裴牧師在也好，走也好，他都會繼續留在農村的。袁相忱看尚老先生如此驚奇，就對他說︰“我真的不回去。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還等著我呢！現在工作好不容易有了點起色，我怎麼能離開呢？”尚青梅這才相信了。他被袁相忱的事奉決心感動了，就對袁相忱說︰“既然你已決定不回去，現在教堂又被日本人佔了，你就干脆住到我家吧，我們還能在一起工作。”尚青梅第二天就從家里套了一輛牛車來，把袁相忱一家三口接到了他的家中。尚青梅家住在離城安縣八里遠的北散湖村，袁相忱就在尚青梅家中的一間小西房中安下了一個簡陋的家。從此，他與農民同吃同住，成為一個真正的農民。

    一九四二年三月，梁惠珍在這里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女兒。袁相忱給女兒取名為袁安湖。“安湖”這兩個字就取自于城安縣北散湖村的地名。這是一個頗具紀念意義的名字。多年以後，一說起女兒的名字，袁相忱都會講述一番北散湖村鄉親們的真情厚愛。

    一九四二年春，袁相忱在河北城安縣北散湖村辦起了第一個家庭聚會點，因為在城安縣的教堂被日本人佔了，在農村又不可能有錢蓋教堂，但神的羊群需要牧養，信徒不能停止肢體生活，于是聚會就轉入家庭中。每天晚飯後，袁相忱的小屋里就坐滿了人，先是由梁惠珍帶著大家唱詩歌。農村的人大多不識字，更不識譜，全靠梁惠珍一句一句地反復教唱。唱完詩歌後，就由袁相忱講道。有時是他帶領大家一起查經。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人來；鄉親們都很愛來這個幾乎空無一物的小屋，愛逗袁相忱的一雙小兒女玩。有時候一些生活上的小問題，也都來請教袁相忱，而袁相忱夫婦不論事情大小，鄉親們隨叫隨到，只要能幫得上忙的，他們總是毫不推辭。梁惠珍還義務教鄉間的婦女們認字，讀聖經。鄉親們總是夸梁惠珍賢惠能干，每逢這時，梁惠珍卻說︰“我其實什麼都不會干，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你們教會我很多生活上的學問。”梁惠珍說的是實話，這個在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嬌小姐，此刻已在農村磨煉成一個非常能干的婦女。生完女兒後的第三天，因袁相忱外出傳道，她就下地自己燒火煮飯。像河北南部的每個婦女一樣，粱惠珍每天清晨五點就下地，在高粱地里摘高粱葉子，也就是將高粱最外邊的那一層葉子剝下來，晾干，再用來燒火做飯或取暖。嬌小的梁惠珍要踮著腳才能夠得著高粱的上部，她伸手把高粱葉子從頂上直剝到根部，再扯下來放在地上，接著又去摘另外一棵高粱。摘好後，還要把葉子搬到田埂上，捆成捆。太陽出來的時候，再把這些葉子都背回家里，攤開來曬在地上。高梁地離她所住的地方足有五里路，她每天都要來回走幾趟，並且還背著濕的高梁葉子，因為這些高梁葉子就是他們全家燒火用的，做飯用它，取暖也用它。在那片遠遠高過梁惠珍頭頂的高梁地里，她用自己一雙嬌嫩的手，擔負起了生活的擔子。早上的露水打濕了她的頭發，沾濕了她的衣服。從地里出來時，梁惠珍已不是那個玉指縴縴的女孩子了，而是一個被露水沾得像是從水池子里撈出來的標準的農家女人。她在這片土地上鍛煉著、成長著，不論是在靈性上，還是在生活上，這一時期她都有了一個大飛躍。也是由于那一段時間過度地勞累，梁惠珍背負了遠超過她身體所能承受的一切，她的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尤其是因為長期用肩扛那些又濕又重的高粱葉子，致使右肩變形，日積月累更進一步地形成了輕微的駝背。

    一九四二年秋，袁相忱收到母親寫來的一封快信，信中說父親因患肺病，己經病危，要袁相忱全家速回。袁相忱接到信後，就與梁惠珍商定︰夫婦二人立即帶上女兒安湖返回北京探望父親，兒子福音則留在農村由鄰居照管。這樣決定一是因為袁禹庭見過了孫子福音，但還未見過孫女安湖，讓老人見一見，也了卻一樁心願；二是因為袁相忱覺得父親年紀還輕，才剛五十，說不定能好轉起來，他們就可以速去速回，不用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走來走去了。于是他們天婦倆就帶著安湖回到北京。

    袁禹庭因長年嗜酒，且生活不規律，對身體損耗很大，雖剛過五十，但肺病卻很重，加上當時醫療條件的限制，對肺病沒有好的醫療方法，所以袁相忱回來時，袁禹庭已經是走到了生命最後關頭的病人了。醫生只囑咐家人好好照顧他，想吃甚麼就給他吃點甚麼，言外之意就是已經沒甚麼好辦法治療他了。袁禹庭見到孫女安湖，很得安慰，看到兒子如今是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也就放了心。此時他已不能多講話，兒子媳婦向他傳福音，他就點點頭。袁相忱回家一個多月後，河北農村的教會又來信，催他回去工作。他與父母及妻子商量後，決定留下妻子和女兒陪父母，自己一個人先回去，把那邊的工作安排一下再回來。沒想到袁相忱這一走就再也沒有見到父親的面。他走後沒幾天，父親就病故，兒媳梁惠珍在病塌前殷勤服侍，直到袁禹庭去世前，她仍不忘向他傳福音。埋葬完公公後，梁惠珍又立即帶著女兒回到河北農村，與丈夫繼續在農村服事。

    袁相忱在農村的聚會點越來越多了。他從最初在北散湖村的小房間里苦苦耕耘開始，逐漸地恢復了廣平、衛縣等原有的家庭聚會點，更是與弟兄姊妹詳細交通。不久，各縣農村的小聚會點就零星地建立起來了，袁相忱就去各聚會點帶領聚會。尚家父子是他那一時期最好的同工，他常與尚志榮一起騎著車在鄉間往返布道。當時正是日本佔領時期，袁相忱一向對政治毫無熱忱，他只知道他的工作是傳福音，只要環境許可，他就不停止工作。有許多人勸他︰現在世道這麼亂，農村又這麼苦，你還不如回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安安穩穩過日子，工作之余再事奉，不也挺好嗎？袁相忱回答說︰“我這個人，只適合做傳福音的差事，世道亂，更要趕快把福音傳開。我是傳福音的，只對傳福音感興趣。”

    他在路上的時候，屢次被日本兵攔截，但都蒙神的保守。日本人知道他們是傳福音的之後，就把他們放走。那時河北南部白天由日軍控制，晚上有八路軍出來活動。袁相忱與尚志榮在外出的時候，身上同時會帶上日票和八路軍通用的兩種錢票，因為如果踫上日本人，你身上只有八路軍票，他就以為你是八路軍，會引來很多麻煩，對福音工作不利。若是只帶日票，踫上八路軍時，又會被誤認為是漢奸，同樣不好。所以他們身上都帶著兩種錢，各有不同的用處。但不論踫見誰，他們都會坦言︰“我們是傳福音的。”一般情況下，他們很少被刁難。

    一次他和尚志榮兩個人正在鄉間走著，忽然就听到前面傳來槍聲，他倆連忙跳下自行車，一邊往前走，一邊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扔出去，因為不知道前面來的是甚麼人，也不知道該拿甚麼錢，所以索性把錢都扔掉，免得麻煩。走近了一看，才知道是八路軍，真是虛驚一場。八路軍對他們非常好，知道他們把錢都扔掉時，很同情他們，就請他們到山上的營部烤火，又請他們一起吃早飯。他們看到當時八路軍的生活非常艱苦，早上吃的也是小米粥。有一個領導模樣的人和他們一起吃飯，听到士兵叫他郭司令，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吃過早飯，郭司令還派人護送他們下山，囑咐他們在路上要多加小心。

    自從袁相忱從城安縣東關的教堂搬到北散湖村後，他就很少再進城。這其中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城門都由日本人把守，進城時要向日本人鞠躬；袁相忱不樂意，所以搬出來後除了福音工作上非去不可的事，他一般絕不進城。第二個原因是袁相忱來往信件較多。一次他去縣城里的郵電局取信時，一個在郵局中工作的信徒很緊張地把他叫到一邊，對他說︰“今天在您的信中發現了八路軍的抗日**。幸好是我看到了，要是被別人發現了，告訴日本人，這可是很嚴重的大事情。”袁相忱接過信一看，里邊有一大疊抗日**，看看落款和郵出地址，根本不認識，但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確實是他的。在郵局工作的那位弟兄對他說︰“這幾天日本人查抗日**辦得很緊，你最好不要來了，免得惹麻煩，耽誤神的工作。以後有你的信，我想辦法托人帶過去。”袁相忱一听，覺得有道理，所以此後就很少進城。當然，袁相忱不進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閑暇。他實在太忙了！農村的信徒由于絕大多數不識字，看不懂書，所以在真理上需要更多的喂養，需要傳道人在口頭的傳播工作中付出更多的辛勞。袁相忱就在鄉間不同的聚會點中跑來跑去，加上當時交通不便，使得他一個月中有二十天的時間是花在跑路上，家中的事就全交給粱惠珍料理了。

    一九四四年，袁相忱在衛縣北皋村所建立的聚會點，人數越來越多了。信徒們沒有甚麼文化，卻非常渴慕神的話語。每次袁相忱在北皋一住就是幾天，走的時候信徒們都依依不舍地囑咐他︰下次來的時候多呆幾天，我們還有許多問題要問呢。袁相忱每次從聚會的地方回來，都會滿懷感恩之情地對神說︰“神啊，農村才是最好的神學院啊！信徒們的火熱常使我覺得對你是多麼地虧欠。”最後因衛縣的工作漸漸成了袁相忱服事的主要內容，又有衛縣的弟兄姐妹們熱心為他們預備了住的地方，袁相忱全家就于一九四四年秋搬到衛縣的北皋村。他的第三個孩子袁福聲就是在北皋村出生的。

    北皋村是個風景優美的小村莊，村旁有一條幽靜的小河，叫漳河。每年春天，漳河水漲起來，又消下去，農民們就開始耕田犁地，撒種插秧了。袁相忱一身農民打扮，每天與弟兄姐妹們一道下田，一道收工。農田里的細活袁相忱始終干不好，他就做一些犁地的粗活。他第一次真切地體會了“手扶著犁向後看”的滋味；他看到了田地里的農民是如何撒種、如何澆灌、如何培育秧苗；他看到了莊稼如何一天天地成熟起來，從最初的點點綠意，一直生長成為漫山遍野的青翠。主的話不會錯︰“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田里的莊稼熟了！耶穌對每一個信靠他的人說︰“莊稼多，工人少，所以當求那莊稼的主，打發工人來收莊稼。”那莊稼的成長過程多麼像信徒的靈命長進啊！靈程的復雜過程被主耶穌用一個如此恰當的比喻就說明了。只有創造萬物的主宰才能告訴我們這其中的奧秘與關聯，才能一語中的地說明萬有的本質，其實萬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證明神自己的存在。

    在這個偏遠閉塞的小村莊里，神藉著他手所造的大自然啟示他的工人，造就他的工人。樹蔭下、田埂上，都是最好的聚會場所，邊犁地邊唱詩是對神最好的贊美。在這里他與農村的信徒們真正是打成了一片︰他幫農民鍘草，喂牲口，還護送因病需要住院的鄉親去邢台。他像這里的每個土生土長的農民一樣，種五轂雜糧，吃粗茶淡飯；他不再是穿著長袍、戴著禮帽的袁先生了，他是農民們信賴的袁弟兄，是裹腳老大娘能夠和他搭得上話的“福音的爸爸”。梁惠珍也在北皋的一所學校里教書。所謂的“學校”也就是只有幾個孩子的一間房子。她教孩子們認字、畫畫，向他們傳福音。淳樸的孩子們深深地喜愛梁老師，喜歡听她唱一首又一首的贊美詩。

    一九九六年，有北京的弟兄姐妹們去北皋傳福音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當地的老姐妹。她向他們打听，是否認識袁相忱和梁惠珍？北京去的弟兄姐妹回答說“認識”。北皋的老姐妹告訴他們︰“當年就是袁相忱向我們全家傳的福音，我們都信了。梁老師曾經做過我的老師，她教我的詩歌我現在還記得。”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里，袁相忱的事奉工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成熟的階段。他得到了神所賜的異象，也順著這異象奔跑，他找到了一條神所賜的傳福音道路︰不加入任何組織，不依靠任何勢力，只單單地信靠神，以傳福音為工作，傳福音的就靠福音養生。這一段時期正是中國人生活最困苦的時期，外憂內患，民不聊生，但是神卻以他的大能養活了他的工人。信靠耶和華的，必不致缺乏。

    在農村的這幾年，因為工作繁忙，袁相忱只是在一九四二年父親病重時回過家一次，也只是住了一個月。雖然當時父親已病危，但為了福音工作的緣故，袁相忱又匆匆返回農村。作為獨生子，他沒有在父親臨終時守候在父親身旁。父親去世後，家中只有母親和外婆相依為命，靠以前的積蓄過清苦的日子。不過，每逢過年過節，袁相忱就格外思念家中的親人，更為他們至今不肯相信耶穌基督而難過。他是傳道人，在外面傳福音使別人的靈魂得救，可是自己的親人卻還正走向滅亡的邊緣。他心中焦急，屢次寫信，但母親都沒有表態，他就惟有在神面前為自己的親人流淚禱告，求神使母親剛硬的心回轉，求神救母親和外婆脫離假神的束縛，脫離魔鬼的捆綁。每年過年，等家人都睡後，袁相忱就獨自坐在燈前，為家中的母親和外婆徹夜流淚禱告。從他自己信主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他為家人禱告也有十三年了，但仍沒有一點起色。母親佛照拜，香照燒，麻將照打，對基督教信仰的偏見依舊，對兒子的不理解依舊。袁相忱對神說︰“主啊，你應許我們，‘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信你的應許，但我在這漫長的等待中信心漸微，我信，但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啊！求你赦免我這小信的人，並賜下你的恩典拯救我的家人。”

    四、再回北京

    神通過不同的方式揀選每個他所召的人，每個基督徒的道路都不同，蒙神恩典的時間不同，但大家的歸宿卻相同。基督徒的道路是一種殊途同歸式的道路，是條條充滿奇跡、充滿恩惠的道路。神就是藉著一場奇特的病，拯救袁相忱的家人，對袁相忱的禱告作出應允。

    一九四五年五月，袁相忱收到了一封家里的快信，是外婆親筆寫的。信中說，母親因患水臌癥，目前已臥病在床。外婆年老，妹妹年幼，家中急需要人照料，希望袁相忱全家盡快回來，以便照料生病的母親。袁相忱接到這封信後，心中有一些疑慮，因為母親一向反對他們在農村傳福音。自父親病逝後，她更是多次寫信，找種種理由催他們回北京。這次是不是母親又編出來一個理由，要騙他們回去呢？為了弄清楚實情，袁相忱沒有馬上給家里覆信，而是先給王明道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直接告訴王先生︰“我家里來信，說是我母親臥病在床，我不知道是否是實情，還是他們想讓我回去，所以不好答覆。希望您能派人去我家里看一看，再寫信告訴我，我好盡快做出決定。”王明道先生接到信後，立即讓他教會的同工去袁相忱家中探望，看到袁相忱的母親確實臥病在床，並且病得很重，渾身腫得非常厲害。王明道先生知道真相後，馬上寫信告訴袁相忱︰“你母親確實病了，並且病得很重，家中確實無人料理。”袁相忱接到信後，把農村的工作進行了安排，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初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啟程，回到北京。這是袁相忱自一九四零年夏隨裴牧師去河北後第二次回來。

    一九四五年，袁相忱的母親與外婆住在北京豬市大街，是租的房子。袁禹庭在世時，袁家把整座院子都租下，做二房東，還有一些收入。但袁禹庭去世後，因袁相忱長年不在家，母親與外婆兩個婦道人家管一個院子不太方便，所以就不做二房東了，只是租了兩間東房自己住。袁相忱全家回來，就與母親和外婆住在一起，袁相忱一家五口住里屋，母親與外婆住外屋。袁相忱回到家里，看到母親躺在床上，肚子腫得高高的，原本消瘦的臉也腫得胖乎乎的，連笑一笑都顯得不方便，臉色蠟黃蠟黃的，頭發已脫得差不多要光了，連動一動眼珠都困難。袁相忱看到母親這個樣子，眼淚忍不住就流下來了。他安慰母親，讓她不要害怕，母親無奈地搖搖頭，表示已將不久于人世了。

    袁相忱滿腹傷心，覺得自己這幾年沒有好好照顧母親，很是虧欠。當時袁相忱在農村，沒有任何收入，母親和外婆在北京也是吃老本，前些年的一些積蓄已經折騰得差不多了，要給母親請好大夫看病，是支付不起了，並且袁相忱一貫堅持自己不吃藥，相信神有醫治的大能，所以他為母親切切地禱告，求神醫治母親，更求神拯救母親的靈魂。

    在豬市大街離袁相忱住處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神召會的教堂。因為離家近，袁相忱就每天都去那里為母親禱告。神召會的牧師看袁相忱是個陌生人，就與他交通，交通後才知道袁相忱也是自己的同行，並且在農村服事多年。當時神召會的牧師就向袁相忱約稿，希望他能為神召會的《信勝月刊》寫些東西，還邀請袁相忱在星期天講道，袁相忱答應了。他與神召會的同工們熟識後，有一個叫王哈拿的姐妹知道袁相忱的母親生病需要禱告時，就經常上他家里與梁惠珍一起為袁母禱告。當時同仁醫院有一個姓于的大夫也是主內的弟兄，他知道袁家的情況後，就主動免費為袁母做檢查。凡到袁家來的弟兄姐妹，都勸袁母要相信耶穌，可袁母就是不表態。看到這種情況，袁相忱就更加恆切地為母親禱告，求神除掉母親剛硬的心，拯救母親。

    一天傍晚，袁母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忽然就看到一個穿白大褂的人站在她床前，手里拿著一包黃色的粉末給她吃，她就吃了。過了一會，袁相忱的外婆又來叫她︰“你該吃藥了。”袁母就回答︰“媽，我不是剛剛吃過了嗎？”袁相忱的外婆很奇怪，就問︰“誰給你吃了藥？”袁母回答說︰“是一個穿白大褂的，我不認識的人。”外婆又問︰“吃的是什麼藥？”袁母回答說︰“是黃色的粉末”，並說，“我真的吃過藥了，不用再吃了。”說完就閉上眼睡覺。外婆很奇怪，就把這事對袁相忱說了。袁相忱想，全家人都沒有送藥給母親吃，當時屋里也沒有外人，這難道是異象？是神藉著這個神跡讓母親親自體驗到神的醫治的大能？于是他就對外婆說︰“母親不吃藥就算了。”說完後他又馬上回到房里禱告︰“神啊，感謝你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切。剛才的事如果真是你施行的奇跡，就求你盡快顯明你的旨意，好讓我們能更好地為你作見證。”

    果然，從第二天開始，母親身上的腫就開始消退了。于大夫來給袁母做例行檢查的時候，反復地在袁母的肚子上量來量去，最後告訴袁相忱︰“你母親的腫己比昨天好一些了。”袁相忱立即高聲贊美神，並對于大夫講了頭天晚上的事，于是大家又一同贊美神。從那天以後，袁母藥就不吃了，但身體卻一天天地好轉過來。腫消了，頭發又長出來了，眼楮也恢復了光澤和活力，吃東西也有胃口了，漸漸地又可以下床走路了。

    在死亡線上打過一個趔趄的母親，重新站在袁相忱面前時，已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新人了。她經歷了神的大能，逢人就說︰“感謝神，我這病是神醫治的！我過去老不信有神，現在神就親自醫治我，讓我看到他的大能。我現在信了，再也不會去燒香念佛，拜那些假神了。”袁相忱的外婆當時已年逾古稀，她說自己活了多少年，就拜了多久的佛，但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她看到了神在自己女兒身上所施行的大能，所以她與女兒一起砸碎偶像，開始敬拜真神。

    袁相忱在神面前深深地飲泣，以淚水表達他難言的感恩。整整十三年了，袁相忱無數次地為自己的家人流淚向神禱告，求神拯救他們，求神拆除他與家人之間因信仰帶來的隔閡，求神為他預備一個真正在神的里面合一的家庭，求神醫治他們這個家庭中所有的裂痕與創傷。這是一個受過無數次重創的家庭，是一個惟有用神的愛才能彌合的空缺。這一天終于來了！回過頭來再想想當初自己信主時家人的逼迫，那時袁相忱也是一百個想不通，曾無數次地間神︰“為什麼讓我遇到這麼不理解我的父母？為什麼逼迫偏偏是從家里來的？為什麼讓我們原本淡薄的親情，不僅沒有因我的信主而彌合，反倒如同雪上加霜？”現在他明白了，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家庭的逼迫是神許可的試煉，為的是要成就神對他無比的祝福，也要成就神對這個家庭的無比的祝福。

    神啊，你給予你的兒女的都是愛。

    從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冬天，袁相忱就是藉著星期天講道及平時做一些兼職的翻譯工作，維持著他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日子雖然緊了些，但心靈重卻很快樂。袁相忱自己信主十三年後，才第一次可以在自己家中有一個所有家庭成員都參加的崇拜。這是多麼來之不易啊！母親的身體一天天地恢復起來，袁相忱又有了新的計劃︰過一段時間，等母親身體穩定後，他還是要去農村傳福音，並且要帶著母親和外婆一起去。

    一天，在神召會教堂禱告結束後，一個叫冉約翰的丹麥籍年輕人來找袁相忱。冉約翰的父親是神召會的傳道人，早年來華傳道，冉約翰就出生在中國，所以能講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爭戰再次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美國成立了軍事調停委員會，總部設在北京協和醫院，專門調停兩黨之間的矛盾。英語、中文皆精通的冉約翰就在軍調部任翻譯。當時中國被日本佔領八年，年輕一代學的都是日語；現在日本投降了，英語人才的需求量大了，但會英語的人卻不多。冉約翰听過袁相忱幾次講道，對他印象很好；又听說袁相忱的英語相當不錯，而生活又比較緊張，于是就來問袁相忱，願不願意去軍調部當翻譯？若願意的話，他可以舉薦，因為軍調部急缺中英文翻譯，並且待遇非常優厚。袁相忱回答他說︰“我是傳福音的，這就是我的工作，我不會再考慮做其它全職的屬世的工作。”

    冉約翰听了後，很欽佩袁相忱的信心，就問他︰“你願意在不妨礙傳福音的同時，做一些兼職工作以維持生活嗎？”袁相忱說，“可以考慮。”冉約翰就告訴他，東四有一個原屬美國人的華語學校，日美開戰後，被日本人佔用，現在日本投降了，這個學校也應還給美國人。但目前美國人還沒有精力接手管理，所以冉約翰就以第三國的身份，把這座大樓先接手過來，把它改裝成一個旅館兼飯店，專門接待外國人。有許多從山東濰縣集中營出來的美國人，都要來北京辦事、買東西或等飛機回國，就住在這個飯店里，所以生意還可以。冉約翰自己在軍調部工作，沒時間去打理飯店的生意，想找個可靠的人去幫他打理。袁相忱想了想，回答他︰“我可以去，但每天只能去半天，因為我下午還要出來傳福音，有時還要講道，帶領聚會。”冉約翰听了很高興，就說︰“去半天也可以，你就幫我收錢吧。有客人住後，你就登記一下，收一下錢；沒客人的時候，你就可以靈修。”于是兩個人都挺滿意，就算談妥了。第二天，袁相忱就去了飯店上班，邊工作邊靈修，有時還整理一些屬靈的文章。

    一九四五年深秋的一天，袁相忱正坐在那里看一份屬靈刊物，有一位客人來住店。這位客人是挪威籍的牧師，中文名字叫甦朝生，屬挪威神召會。他在河北新保安一帶傳道，此次專程來北京是為醫治牙疾。袁相忱為他安排了房間，收了錢，又讓服務員帶甦牧師去休息。以後幾天，甦牧師出去看病，進進出出都與袁相忱相互問候，但並無深談。約一個星期後，甦牧師下樓來找袁相忱，用中文問他︰“你是基督徒嗎？”袁相忱回答說“是”，並問甦牧師︰“你怎麼知道的？”甦牧師說，“我看到你的桌子上有英文聖經，還有一些屬靈刊物，有時還看到你在讀聖經。”甦牧師還作了一個翻書的動作，逗得袁相忱笑了。就這樣，他們二人就算是在主里又認識了一回。

    有一天，甦牧師把袁相忱請到他的房間，問他︰“你識不識五線譜？”袁相忱說“識”，甦牧師就告訴袁相忱，他听別人唱過“耶穌家庭”出版的一本詩歌集，很喜歡其中的歌，可是因為那些歌譜是用簡譜標識的，而他又不認識簡譜，所以想學著唱一唱都沒辦法。他又接著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幫我把簡譜翻譯成五線譜？”袁相忱說，“可以啊！你把詩歌本給我，我有空的時候就幫你譯一下。”于是甦牧師就把詩歌本交給袁相忱，讓他幫忙譯成五線譜。

    從那以後，袁相忱與甦牧師就逐漸熟悉起來，大家在交通中了解了對方的信仰及工作情況。當甦牧師得知袁相忱在河北農村工作過五年時，相仿的經歷更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他們一同暢談工作中的得失感受，也更多地提到了如何在現在的情況下，更好地開展工作的一些想法。袁相忱幫甦牧師譯的第一個五線譜曲子是詩篇第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一天下午，甦牧師又與袁相忱交通，交通時他說自己有感動要在北京開展工作，問袁相忱有什麼想法？袁相忱說︰“北京已經有很多傳道人，這里不需要我們了。我這次回來是因為母親生病，我將來還是要回農村去。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但農村的教會太少，傳道人也少。我的呼召是在農村，農村生活雖然苦，但做神的工作卻是甘甜的。等過一段時間我母親的身體穩定以後，局勢稍微好轉一些，我就帶著全家老小一起到農村去。”

    然而局勢卻並沒有好轉。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國共和談破裂，中國局勢進一步惡化，共產黨為了實現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把河北的一段鐵路都拆了，並且對城市的包圍圈越縮越小。袁相忱想要全家拖老帶小地再回農村，就不大容易了，因為當時袁相忱的外婆已近八十高齡，她多次表示自己決不去農村。如果袁相忱非要去，那就把她一個人留在北京城里。這讓袁相忱很為難，因為外婆就生了母親這麼一個孩子，除去袁相忱一家外，她就無依無靠。把一個無依無靠的高齡老人留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里，這一點袁相忱無論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這一段時期，袁相忱心中有些迷惘。他老想著去農村，但條件卻總是不允許。先是母親身體不好，後來又是外邊局勢不穩，戰爭不斷，再後來又是妻子懷了第四胎，行動不便，不能長途旅行。袁相忱去農村的計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現實的條件所拖延，他心中有一種感覺︰這拖延還會持續下去，到什麼時候，他也說不清。這時期袁相忱向神禱告的內容，重點就是求神引導他的工作方向，因為他總是搞不清楚神為什麼不許可他立即就到農村去，而老是讓他在城里耽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事奉。他更加謙卑地時時省察自己，害怕是因他自己的過犯而使神棄絕他的服事。當時他不明白，這也是神給他的一個新的功課，讓他學習洞察何為神的心意。他告訴自己說，也許有些事情，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時間，需要靜心等候。“那我就等候吧！”有時他的心情也很苦悶，他還不知道神會藉著這一特殊的時間，要把一項新的工作交在他的手中，要親自地以事實提醒他︰一個神的工人，在哪里服事並不重要，關鍵是他的服事是否做在神的心意上，是否全心全意地投入神的工作。袁相忱不斷地求神使他能盡快地全心投入神的工作，他不知道神會以何種方式引領他以後的事奉，只知道他不能再耽誤時間了，應該盡快進入事奉崗位，讓他的一切都百分之百地為神所使用。

    一個下午，他和甦牧師一起在房間里編譯詩歌本。快到傍晚的時候，甦牧師說︰“休息一下，咱們出去走一走，透透空氣吧。”于是他們兩人就騎車來到街上，漫無目的地閑逛。他們邊騎邊聊，一直從住的地方騎到阜城門，忽然甦牧師抬頭看見了路邊有座福音堂，門口的福音堂的大牌匾還掛著，但門卻是被貼上封條的。袁相忱也看到了，心想︰這個福音堂怎麼會被封呢？于是兩個人就下車，過去看個究竟。門口的封條是民國政府封的，上面有貼封的年月和國民政府的紅印。趴在玻璃上往里一看，里面的面積足有幾十個平方米，坐得下二三百人；屋子里有一排排的長凳、風琴架，還有講壇，是一個現成的很好的福音堂。他們兩個都奇怪為什麼沒有人管理，于是就問在旁邊開店做買賣的人，有沒有人管理這個福音堂。那人告訴他們，福音堂有個看門的人還住在後面的小屋里，于是他們兩個又繞到房子的後面，找到了那個看門人。看門人告訴他們，這福音堂以前是由日本人幟田金雄租下來的。日本投降後，幟田金雄被集中在東單集中營里，等待遣返日本。國民政府以為這房子是日本人的，是屬于日本的產業，所以就把它封起來了，而實際上這房子也是日本人租的，不是買的，真正的房東是中國人，叫李少鵬。國民政府沒有認真調查就把房子封了，搞得房東也倒了楣，好好的房子空在這里，一分錢的房租也拿不到。

    幟田金雄是日本的一個牧師，在美國讀過書，後來到中國傳道，是一個較有名氣的日本牧師，當時曾任“中華基督教團”的領袖。袁相忱回到北京後听說過他，但彼此並無聯系，並且袁相忱是六月份才回到北京的；回來後不久，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幟田金雄也被集中了。

    听看門的人這麼一說，袁相忱和甦朝生兩個人不約而同地︰“房東的地址在哪里？我們想打听一下，這房子他願不願意出租？”看門的人就告訴他們︰“房東住兵部灣十九號，叫李少鵬，你們去找找他，他肯定願意出租。”當時，袁相忱和甦朝生還進福音堂的後院看了看，才發現這是很大的一處院子，前邊的福音堂是三間門臉，與後面的大間房子呈井字型排列。後面外帶一個小院，院里還有三間小耳房，合起來一共是大大小小十二間房間，外加一個院子，真是理想的聚會場所。兩個人看後覺得非常滿意，于是袁相忱就決定找一個時間，去和房東談一談。

    回到家里後，袁相忱就把這事與妻子說了，梁惠珍以一個女性的細心勸丈夫︰“這事你先別急，要好好禱告。你要確實清楚是否神的旨意，再考慮具體的細節。如果真是神的旨意，不僅為你預備事奉的地方，更為你預備事奉的平安道路。我們還是先禱告等候吧。”一連幾天的禱告，袁相忱覺得心里很平安。這期間他多次自己一個人去阜成門，在那所被封條貼得死死的院子周圍走來走去，越走越覺得這真是個傳福音聚會的好場所。這三間門面房緊靠北京的要道阜成門，交通方便，街市繁華，人群來往頻繁，再加上附近有著名的白塔寺，白塔寺每月就有兩次廟會。廟會時各種身份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有做買賣的、有舉家逛廟會的、更有友人相聚、結伴出游的，是一個傳福音的絕好機會。更有利的是，這里原來就是一個福音堂，有現成的設施，不僅免去了重新布置、打理的費財費時費力，而且肯定還會有一定的工作基礎，有固定的信徒隊伍。這些條件對于多年在農村事奉，對北京的福音工作己較生疏的袁相忱來說，是極好的，也是極其重要的。他越來越喜歡這個地方，多次趴在玻璃上往里看，屋里的板凳、黑板、講壇，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的是這畢竟是一個自己不曾工作過的地方，熟悉的是這一切都是他從事奉之日起，就經常接觸的用品。他的心中滿有平安，也滿有喜樂，一掃前一段時間的迷惘之感。

    一次他騎著自行車帶著六歲的大兒子袁福音，一起去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去看那座被查封了的福音堂。他抱起福音來，讓他趴在玻璃上往里看，福音就問︰“爸爸，這是什麼地方？”袁相忱就回答說︰“這是傳福音的地方。”福音又問︰“是誰的？”袁相忱就逗他︰“以後我們全家就在這里傳福音好嗎？”福音說︰“太好了！我喜歡這里，我來幫你一起傳福音。”袁相忱听了很高興，就計劃近幾天抽空去找房東談一談，但他高興的同時又擔心這只是他個人的喜好或想法，耽心他以個人的決定代替神的旨意，更怕他因個人的情緒愛好而攔阻了神的工作。所以在找房東前，他就對神說︰“神啊，如果這是你的旨意，就求你讓這件事順利成就，讓房東能痛快地答應租這個房子給我，並且租價是合理的。如果這不是出于你的旨意，就求你在這件事上攔阻，顯明你的旨意，好讓我知道還應進一步等候。”

    袁相忱去找房東前也與甦朝生商量過，是兩個人一起去，還是袁相忱一個人去？最後兩人一致決定︰由袁相忱一個人出面去找房東，最主要的原因是考慮到房東因把房子租給外國人，才惹來了房子被封的麻煩，耽心房主如果再看到有外國人，心里就會有顧慮，不肯出租。于是袁相忱就一個人騎車來到前門兵部灣十九號，一打听就找著了房主。房主李少鵬是個性格直率的中年人，他听說袁相忱想租他在阜成門的房子，很高興，但高興之後就是一大通的牢騷。他說，那處院子確實是他自己的，是當初日本人租用的；沒想到日本投降後，卻被國民政府誤當作日本人的產業而封閉。半年多了，他去找過幾次市政廳的人，但都不了了之，沒有給他一個明確的說法，這半年多房子就這樣空著，不僅拿不到一分錢的租金，還白跑了許多冤枉路，花了許多冤枉錢，受了許多冤枉氣，求爺爺告奶奶地一層層地往上托人找政府的官老爺們，結果直到現在還是沒有開封。

    說完這一通牢騷後，他又很灰心地對袁相枕說︰“我願意租給你，可是這房子你也不一定能租得成，因為現在關鍵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市政府的官員們。他們給你開了封，這房子才能租；否則你就是一天給我一百兩黃金也不管用。並且現在看來，要找市政府開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咱們這些小老百姓平時就是跟那些官員們說句話問聲好，都難得搭得上話，更別說現在是有求于他們。這樣吧，你願意租這個房，我也願意租給你，咱們就先說好個價，你覺得價錢合適了，再去想辦法找市政府開封。若覺得不合適，就省得麻煩了，免得你花了錢，跑了路，幫我開了封，又因為價格不合適而白費力氣，這樣我也覺得過意不去。我們先把價談好了，你再去辦開封的事，辦成了你就租下，辦不成就拉倒，兩不虧欠。”

    房主的意思很明顯，他己經不想再去跟政府打交道了。若是想租房子，就得自己去市政府想辦法開封。袁相忱听了，覺得房主的話有道理，也很喜歡他的直爽勁。最後他們又談了幾次，就把房租的價格定為每月為三百斤小米的價錢。為什麼房租不用錢直接算而是用小米的價錢呢？這是因為當時正處在內戰時期，貨幣極不穩定，一貶再貶，用錢已不能準確地表達房子的價值了。袁相忱與房主商定，每月交房租的時候，就按當天的米價來計算，每月的房租就是交當天的三百斤小米的價錢；交的還是錢，但錢的多少卻由市場的米價來定。這真是鈔票的作用的一種倒退。這種交房租的辦法本身也說明了當時的局勢是多麼地不穩定，社會是多麼地混亂。

    價格談好後，剩下該辦的就是如何使市政府同意開封了。袁相忱是個在北京舉目無親的平民，他本來就不是北京人，再加上近幾年又都在農村，回來也是在教會這個小圈子里，所以在北京辦這些屬世的、與人打交道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該找什麼路，最主要的是他本來就不是一個適合辦這類事的人。可以說，他這個人除了傳福音比較在行，其他一切基本上都不行。而甦牧師也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出頭辦事也有諸多的不便和不了解。他們兩個人一商量，市政府連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更不要說是肯幫忙辦事的熟人了。二人就有些泄氣，但泄氣之後心中又有很大的責備︰為什麼沒有想到求神呢？袁相忱責備著自己︰“這本來就是神的工作，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必會負完全的責任，為這件事打開通達的路，讓一切在世人眼中看為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我的信心為什麼竟然這麼小？一有事情，就被那些表面的問題所難住，忘了自己做事的本源，真是虧欠啊！”于是袁相忱就一個人在屋子里禱告，他把這件事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求神按他自己的意志來成就，使這件事情的結果成為神對在阜成門開福音堂這件事是否允許的又一個憑證。他和甦牧師也約定好了日期，準備一起到市政府，直接找管事的部門，不送禮、不請客，完全托付在神手中，看神如何帶領。

    當時日本已經投降，美國有許多軍用物品因戰爭的結束而顯得多余了，就決定把許多能夠轉為民用的物品在中國市場低價出售，一輛吉普車才賣五百美金，非常便宜。甦朝生牧師知道這一消息後，就趕去天津買了一輛舊的吉普車，價格雖然低，但卻非常好用，甦牧師用一句中國話來形容這輛車︰物美價廉。甦牧師和袁相忱一起把買來的車進行了一番改裝，把車身涂成了白色，在車身的側面和後面都寫上“福音車”三個字，這部吉普車退役後不僅成了民用車，而且更是身負使命的福音車，徹底摒棄戰爭的硝煙味。甦牧師駕著福音車在北京街上一走，有很多人都圍著看，他就給圍觀的人發單張傳福音，福音車真正派上了用場。

    甦牧師和袁相忱去市政府的那一天，也駕著這輛剛買的福音車，他把車直接開到市政府所在地西花廳。一下車，門口站崗的就對他們非常客氣。他們找到了負責管理查封日本人產業的辦公室後，辦公室的人員一看進來了一個高鼻子、黃頭發、藍眼楮的外國人，就以為甦牧師是美國人，而美國人當時在中國是格外受到優待的，是高貴的朋友，所以就對他們格外熱情。听甦牧師講完事情的來由後，負責人就一個勁地說，“這件事好辦、好辦！我們一定會盡快查清楚，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之後，又恭敬地遞上自己的名片，告訴甦牧師︰“以後有事，盡管來找我們，我們調查後一定馬上給你們答覆。”他們兩人出來的時候，市政府的人還握手送他們到門口。在沒著手辦之前想得千難萬難的事，沒想到卻辦得這麼順利。他們兩個人從市政府出來後，高興得都笑出來，這真是神的恩典，是神為他們開的路。

    袁相忱拿出主管人員送的名片，仔細一看，又發現了一個大的驚喜︰這位姓劉的主管人員的住址，竟然與袁相忱的老師王克忱先生相同，是住在同一個院子里的鄰居。王克忱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也是袁相忱在青年會讀書時的數學老師，多年來與袁相忱都保持著聯系，並且彼此關系很好。袁相忱把這一發現告訴甦牧師後，甦牧師也感到非常驚喜。兩人商量過後，就決定下午去王克忱先生家里，把這件事跟他也說一說，看看他有什麼感動沒有。

    當天下午，袁相忱又帶著甦牧師來找王克忱老先生。王先生听完他們的來意後，很贊同袁相忱開福音堂的做法，也為他找到合適的地方而高興。他還告訴袁相忱，市政府的劉先生確實住在他們院子里，並且兩家關系還不錯。按王先生估計，如果阜成門的門面真的是中國人的產業，是被誤封的，應該很快就能開封。他勸袁相忱安心禱告，靜心等候，他會找鄰居再說一說實情。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一定會成就的。

    接下來的日子，袁相忱就一面禱告，一面藉著信心預備福音堂開辦所需要的準備工作。那時他還是上午在冉約翰的飯店里收錢，下午去傳福音或做一些屬靈文章的翻譯工作。空閑的時候，他一個人常常設想著以後如果真的開了福音堂，該如何工作。越想信心就越大，信心越大就更加盼望能早日開始工作。兩個星期後，市政府的人通知房東李少鵬︰“根據調查，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確實是你私人產業，被誤認為日本人產業屬誤封。現在市政府決定為阜成門一百六十號開封，歸還私人使用。”房東接到通知後就馬上來找袁相忱，說︰“我沒想到這麼快就開封了！現在就把鑰匙交給你，房租還是按我們以前商定的。”袁相忱就去找甦牧師，把這一情況告訴他，甦牧師也很高興。當天，兩人就來到阜成門，看到封條已經撕了。他們用鑰匙打開門後，第一次進入里面，看到了整個福音堂的原貌，福音堂里面積滿了厚厚的灰塵，一些基本用具雖然東倒西歪，但卻一應俱全。

    更讓袁相忱高興的是，講壇的前方，有一個地窖，用木板蓋著。打開木板一看，原來是個施浸用的大水泥池子。袁相忱在受洗問題上也是主張施浸。這個池子是在地下，袁相忱以前幾次從外邊看，都沒看到，就以為沒有浸池，還準備拿到鑰匙後，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動手買材料砌一個浸池，沒想到這一切神都為他預備好了，又為他節省了一筆不小的開支。袁相忱對妻子說︰“神真是體恤我們，知道我們沒有錢，所以就為我們預備了一個不需要再買用俱或裝修的地方。現在我們就只要把它打掃干淨，寫一些宣傳標語就行了。”梁惠珍說︰“這些事情我們自己動手做吧，我來負責打掃衛生和寫標語。”

    第二天，梁惠珍就帶著大兒子袁福音，從家里帶來了掃帚等工具，用兩天時間把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所有房間，都打掃得干干淨淨。福音真的是像個大孩子了，他幫媽媽一起干活，收拾東西，跑前跑後，十分賣力。有些高處的或重的東西，就由袁相忱下午從冉約翰的飯店下班回來後再做。一家人忙了幾天，屋里屋外都變得干淨利落了。梁惠珍又去買了筆和墨，寫了兩幅經文條幅貼在門兩邊的窗上，一幅是︰“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的路”；另一幅是︰“罪的工價乃是死，神的恩賜是永生。”梁惠珍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她的字端莊秀麗，頗拿得出手。福音堂的窗玻璃上也被她做了各種設計，布置了一些簡單的圖畫來傳福音。福音堂一改往日灰頭土臉的樣子，變得容光煥發。袁相忱準備近日內就把家全部搬過來，要在這里開始他新的事奉。

    一天下午，甦牧師來了。他看到福音堂已裝飾一新，很高興，這里看看，那里摸摸。過了一會，又拿出尺子來量外邊牌匾的尺寸。袁相忱看他爬高爬低地量個不停，就很奇怪，問他要干什麼？甦牧師說︰“量牌匾啊！不量尺寸怎麼去做牌匾呢？”袁相忱更奇怪了︰“外邊不是有一個現成的牌匾嗎？牌匾還能用，就不要花那些錢了。”甦牧師說︰“你看看，這個牌匾能用嗎？上面寫的什麼？”袁相忱看了看牌匾，雖然牌匾有些舊，但前兩天己被他用布擦干淨了，上面的“福音堂”三個字端莊得體，沒有什麼不能用的地方。甦牧師看他一幅迷惑樣，就說︰“我們是神召會，要掛神召會的牌子，不掛這個福音堂的牌子。”

    袁相忱楞住了。在這之前，甦牧師反復地說過“咱們兩個一起同工”，袁相忱也表示歡迎，可是他所認為的“同工”，只是一同工作，沒有涉及到教會的所屬問題；而現在看來，甦牧師想的卻是教會的所屬問題。這個分歧終于出現了。袁相忱想了想，對甦牧師說︰“不要掛神召會的牌子，就用這個福音堂的牌子。”甦牧師說︰“那不行。如果不掛神召會的牌子，房租也沒有組織替我們出，你的工資問題也解決不了，教會的零碎開支更是沒有著落。現在剛開堂，沒幾個信徒，靠信徒的奉獻，絕對解決不了這些需求，更不要說再往大擴展了。”

    听到這里，袁相忱全部明白了︰甦牧師是希望這個福音堂用神召會的名義開辦，然後各項費用，包括袁相忱的工資，都由神召會總部來解決。這個辦法當然既省事又可靠，可是袁相忱卻最不能接受這種事奉方法。他認為一個傳道人可以在工作中與人合作，但生活的問題一定要單單地仰望主，否則就會出現依靠組織、依靠人過于依靠神的現象。甦牧師的擔憂確實是實情︰教會剛開辦，單靠信徒的奉獻連交房租都不夠；這時候如果能有一個組織來幫助，確實能解決很多實際問題。可是袁相忱一直都不願意這麼做，因為他覺得一旦加入一個組織，就難免會由于錢的緣故，受很多出于人的領導，以致于不能夠單單地仰望神，不能夠學習如何在困難中單單地信靠神。

    回想一九三八年，他結束神學裝備後，完全可以留在遠東聖書學院服事，過一種不愁吃穿的穩定生活，可是他不願意接受以工資為形式的事奉所得，所以就一個人去了天津。在天津雖然沒有完全擺脫這種事奉形式，但畢竟走出了有獨立意味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三九年，他回到北京後，一邊做翻譯掙錢養家，一邊事奉，就開始嘗試一種不受工資約束的自由事奉。通過這次嘗試，他知道了一個傳道人就是應當這樣，受神直接的供養與差派。在農村的五年中，袁相忱作為一個傳道人，就住在鄉親們家里，受神直接的供養。這五年使他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一套事奉方法和觀念，也使他的信心由理論而結出了豐碩的實踐之果，使他更加堅信︰一個傳道人，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該堅持直接受神的供養，而不是加入某個組織，按月領工資，如同世俗的人一般。

    但為主工作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一些很實際的問題，也經常有一些直接就能解決問題的方法，要比等候或禱告看起來更實際，所以人的信心也常會受到挑戰，受到引誘。此刻袁相忱又面臨這個已是老朋友的問題，但他依然很堅定，他相信這是神對他個人的帶領方式。他向甦朝生牧師表達了他的想法︰“我非常感謝你為我所設想的這些，但是我不想加入任何一個組織，尤其是外國的差會；我也不想拿任何組織的固定工資，如同外邦人上班打工一樣。我只願意在這個福音堂里做主所托付的工作。主給我一個羊，我就牧養一個；給我兩個，我就牧養兩個。傳福音的當靠福音養生。工作少，奉獻少，我就可以用帶職事奉的辦法維持家庭生活；工作多，奉獻夠我們的基本開銷後，我就專心全時間完成神的托付。我不求名聲響，也不求排場大，只願意做一個忠心的小僕人。主托付一份工作，我就努力做好一份。神的恩典是夠我用的。”

    甦牧師听了，好久沒有說話。過了一會，他又很堅決地對袁相忱說︰“袁弟兄，你可想好了？這麼大的一處房子，租金問題就夠你受的了！你不掛神召會的牌子，工資也沒有，一家老小怎麼生活？你再仔細想想，先不要做出決定，以免以後後悔。我說這些全是為你好。”袁相忱說︰“我不用再想了！這個問題從我讀神學畢業起就開始想了，我一輩子都不準備加入某個組織，也不準備領這種工資，但我相信，神一輩子也絕不會讓我缺乏，必負我完全的責任。我希望你能夠尊重我的意思，拋開組織，拋開金錢，大家就在這里彼此同工，牧養這個教會的信徒，完成神所托付給我們的工作。”甦牧師說︰“我是挪威神召會差派來的牧師，我不會脫離母會的，並且現在不拿現成工資的傳道人有幾個呢？這也是神供養我們的一種方式。再說有教會在背後支持，對以後的工作開展擴大會很有利，至少免去了你經費上的籌措問題。我還是勸你不要匆忙做決定，掛神召會的牌子對你會有很大好處的。你再考慮考慮吧！”袁相忱說︰“我相信神對每個人的帶領方式都不一樣。使徒時代的工人從來沒有固定的工資，但是他們傳福音的火熱和功效是無可比擬的。我們今天要把福音傳出去，也應該像當初的使徒們一樣，使徒們的所作所為就是我們的典範。大家都傳一個耶穌，不要設立什麼派別，更不要以派別而劃定範圍。我不同意掛神召會的牌子，就是這個意思。我不加入任何宗派，也不領任何組織的錢。”

    話說到這種情況，彼此都有些僵，甦牧師一再耐著性子讓袁相忱考慮一下加入神召會的事，而袁相忱也反復表了態。兩個人誰都不肯讓步，連一點緩和的余地都沒有。最後甦牧師撂下一句話︰“如果這樣的話，咱們無法同工，那我就退出。如果你以後有困難了，再來通知我。”他的意思很明顯，他不相信袁相忱能獨力把福音堂的工作支撐下來。每月三百斤小米的租金，對袁相忱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甦牧師說完了話，頭也沒回地走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市政府開封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幾天後，福音堂就正式開堂了。但開堂不久，袁相忱果然就遇到了經費上的問題。開堂布道前，袁相忱估計因為這里是老福音堂，會有一些老信徒因福音堂的重開而回來，結果卻根本不是這樣。原因很簡單，當初幟田金雄在這里的時候，其實就沒有多少中國信徒，再加上袁相忱近幾年都在農村服事，對北京的信徒根本不熟悉，所以也沒有信徒知道這里開了福音堂，也就是說，這個福音堂光有支出，沒有收入。第一個月內，袁相忱看到這種情況，除了在冉約翰的飯店工作半天之外，又在外面接了翻譯的工作在晚上來做，有時甚至要做到半夜才休息。但一個月下來，他所有的收入加起來都不夠交房租，這還沒算全家人的日常開銷。

    到了交房租的那天，梁惠珍拿出了結婚時娘家給自己的一些陪嫁錢，補足不夠的那部份款，袁相忱才去前門房東家里把錢交了。這困難也是預料之中的，但又比預料中的更大。甦牧師對形勢的分析是對的，經費的問題是這個小福音堂的一個很大的壓力，但他沒想到，面對這種壓力，袁相忱卻沒有回頭去找他，沒有去要那份等候在那里的支持。他只是對妻子說︰“不管怎麼樣，我們一定要等候神，自己生活苦一些沒關系，這是神對我們的試煉，看我們能否堅持到底。”

    袁相忱認為最大的困難不是經濟上的，而是來自于傳福音的果效上。開堂的第一天，袁相忱把母親和妻子、孩子都發動起來，讓他們坐好了，然後自己就站在講台上開始敲鼓，領家人唱詩。他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為的是讓街上的人能听到鼓聲，能听到唱詩的聲音，好進來一起聚會。盡管北京當時還是春寒陣陣，但他們全家卻毫不在意。外邊的人確實是听到鼓聲和歌聲了，但大家只是圍在門口往里看，袁相忱再三地請他們進來，他們都不肯；並且袁相忱越是邀請他們進來，他們就越往後退，最後又都散開了。倒是有個人探進身來問了一句︰“你們這麼熱鬧，是賣藥的嗎？”原來這人根本不知道“福音堂”為何物，看到個“堂”字，就以為是藥麼。當他得知這里是傳福音的地方後，就轉身走了。開堂第一天，袁相忱就為自己的家人講了一個專題講座︰“如何把你所求的告訴神。”袁相忱講的時間很短，講完後全家人一起為福音堂的工作向神禱吉，求神開路。

    第二次開堂布道的時候，袁相忱總結了上次的經驗，覺得光在屋里敲鼓唱歌是不行的，縱使你把門窗打開，但人們一般也不肯貿然進來。所以，他就決定主動出擊，一大早就把鼓抱出去擺在門口，然後他們全家人就站成一排，大家一起隨著袁相忱的鼓點唱詩歌，所唱的詩歌簡潔明快，反復重唱︰“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為要救罪人。”這一招果然奏效，歌聲一響，人們忽拉一下子就圍了上來，看有什麼事。他們全家依然繼續唱。等圍的人很多了，袁相忱就對大家說︰“我們是傳福音的，想得永生的人請進來听我們詳細地講。”于是人們你看我，我看你，但沒有一個挪動腳步的。袁相忱又繼續說︰“這福音是白白送給我們的，不要花一分錢就可以得著，得著的人就有永生，就能上天堂。”人們一听不要花一分錢，就放了心，于是有幾個愛熱鬧又膽大的人就帶頭走了進來，後面又有幾個也就跟著進來，袁相忱就回到講台上，趁熱打鐵地向大家傳起福音來。但听了一會，有幾個人就不耐煩了，出去干別的事了；還有幾個勉強听到最後，也沒什麼表示，並且以後再也不見蹤影了。

    傳福音本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一項極其繁瑣的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也需要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更需要耐心等候。袁相忱為福音的工作一邊切切地祈求禱告，一邊又對自己說︰“等候吧！我只是撒種的，真正能讓種子生長的是神。我現在應該只問耕耘，不求收獲，因為還不到收獲的時候。”他依舊滿懷盼望的心，每星期三次帶著全家老小在門外敲鼓唱詩，以最簡單、最熱鬧的方式來傳達一個一成不變的真理。若是踫上白塔寺有廟會，袁相忱也會多加一次布道，因為廟會實在是個傳福音的好機會。

    阜成們福音堂開堂不久，袁相忱就去了東單的集中營看望幟田金雄。他之所以要去，原因很簡單︰福音堂中的許多用俱都是幟田金雄留下的，雖然他現在是作為戰犯被集中，失去自由，而且這些東西一起被政府查封，又一起交還給房主；將來幟田金雄被遣返回日本的時候，也不能把這些東西帶走，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他的，袁相忱覺得用了人家的東西要領情，並且也應該趁著他還在中國的時候去跟他打個招呼，以示起碼的禮節。

    他到了東單的集中營中，告訴看守，他想見幟田金雄，看守就問他是幟田金雄的什麼人？袁相忱想了想，就說算是認識的朋友吧。看守進去請示，不一會就又出來，請袁相忱進到一間屋子里。過了一會，幟田金雄就被帶來了。袁相忱就對他說明來意，告訴他︰“我己經去市政府開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的封條，並且向房主李少鵬租下了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現在己經在那里開堂布道了。你的那些椅子講台等用俱，暫且也沒有其它用處，所以我就先用了。我來就是向你打一聲招呼，告訴你這些情況，也來向你致謝。”袁相忱極謙和地說了這番話，沒想到幟田金雄听完後卻非常生氣。他用中國話對袁相忱說︰“你用我的東西是小事情，那些東西又不值什麼錢，我也不在乎；但最關鍵是你用我的福音堂，要先征得我的同意。你沒有經過我同意，怎能隨便打開我的福音堂使用呢？”袁相忱又向他解釋︰“第一，這個福音堂不是我自己打開的，而是國民政府開了封條，房主給了鑰匙打開的。第二，你雖然租了這個地方，但後來你被集中了。房子先是被封，後來又歸還給房主使用。不管你當初是與房主如何簽約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房主完全有權利處理他自己的產業。”幟田金雄听了，仍然不高興。他一再強調，袁相忱應該先找他，經他的同意後才能用那所房子。袁相忱也就不和他計較，知道他被集中這久，可能心情不好；又想自己來只是盡一點本份，不被理解也就算了，反正這個福音堂是合法開辦的。

    在開堂的最初一個月里，基本上就是袁相忱一家人在聚會，但袁相忱依然鄭重其事，唱詩、禱告、講道，沒有絲毫馬虎。他心里知道，在看不到明顯的效果的時候，更需要自己謹慎自守。他們全家經常圍坐在一起，切切地求神為他們的工作開路，也求神賜給他們合適的同工。

    一天下午，袁相忱正一個人坐在福音堂的凳子上看書，忽然听見有人在門外扣門。門本來就打開著，袁相忱一邊說“請進！”一邊抬起頭來看是誰。門口站著一位非常慈祥的老者，寬寬的額頭，炯炯有神的眼楮，更特殊的是，老者有著一捧極為罕見的長胡須，邊笑著往里看，邊撫著他的胡子。袁相忱放下書，迎上前去，將老者請進來。老者問︰“誰是這個福音堂的牧師？”袁相忱說︰“是我。小姓袁，叫我牧師不合適，叫我牧者，或者就叫袁先生吧。”老者又說︰“我也是信耶穌的。今天剛好路過這里，看到這個福音堂開了，很高興，就進來看一看。”老者滿口京腔，邊說話邊撫胡子。袁相忱就問︰“老先生貴姓？听口音像是北京人吧？”老者回答說︰“鄙人姓夏，夏天的夏，名露川，北京人，信主好幾年了，很高興看到現在服事主的人越來越多。”于是夏先生就與袁相忱交談起來，兩人越談越投機。夏先生作為本地人，又對在北京開展工作提了很多建議，諸如應該注意什麼，應該如何對本地人傳福音等。袁相忱覺得非常好，都一一記下。他們聊了很久，夏先生才告辭。袁相忱留夏先生吃飯，夏先生謝絕了，但說下一次開堂的時候他一定來幫忙。果然，再開堂的時候，人們就看到這個福音堂中多了一個總是笑呵呵的長胡子老者。他向人傳福音，招乎人們入座，忙里忙外。從此，每次開堂他都是最早來、最晚走，袁相枕就有了他的第一個同工。後來，因工作量加大，袁相枕就干脆請夏露川老夫婦倆住在福音堂中，他對夏老先生說︰“神己經為我們預備了足夠的地方，我們就享受兄弟和睦同居的福份吧。”

    福音堂開了以後，第一個在這里重生得救的人叫梁德芳。他本是河北武安縣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妻子女兒從老家來到北京，偶爾做些兌換銀元的小買賣，就住在阜成門南順城街，與福音堂相距不過幾百米。福音堂剛開堂時，袁相忱的鼓聲一響，他就總站在人堆里看熱鬧，也曾經進來听袁相忱講過一兩次，對袁相忱所講的人的罪，他深有認同感。但成熟的年齡和性格，又使他不是急于表示自己的回應，而是一再地深入觀察。一個多月來，他總是到福音堂听袁相忱講道。

    一天，袁相忱講完後，他還沒有走，袁相忱也看到了他，就過來跟他單獨談話。袁相忱問過他簡單的個人情況後，就單刀直入地問︰“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嗎？”大多數的人听到這個問題，都覺得不可理解，頂多也是隨口附和，心里卻多少覺得牧師有點故弄玄虛。但梁德芳卻不一樣，他很誠懇地回答說︰“你說的沒錯！人心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惡。我知道我有很多罪，這些罪有時算不得法律上的罪，但人的良心常常會提醒人。”袁相忱听他這一說，心中就暗暗感謝神。一個認識到自己有罪的人，他離神的救恩就不遠了。他又接著問︰“你既然承認自己有罪，那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你個人的救主，讓除去你一切的罪？”梁德芳非常肯定地說︰“我願意。我現在就願意！我已經找了很久了，總找不到歸宿，現在終于找到了。”

    之後，袁相忱就帶梁德芳一起作了認罪禱告。開始是袁相忱說一句，梁德芳跟著說一句。禱告完了，梁德芳又對袁相忱說︰“我還想自己再做一個禱告。你能陪著我嗎？”袁相忱說“好”。沉默良久，梁德芳開始用他那疲憊的嗓音禱告，雖然話語有些不太流暢，但這是發自內心的真正傾訴。他對自己的罪的深刻認識，對耶穌基督的救恩的衷心領受，使袁相忱的預想得到了充分的印證︰這是一個在耶穌基督里有份的人；一個人對自己的罪認得越清、越深，他所蒙的恩就越大，他的屬靈生命成長得就越快。那天臨走的時候，梁德芳對袁相忱說︰“下次我來的時候，一定也把老婆孩子帶來，讓她們也得著這個福份。”果然從此以後，每逢袁相忱開堂布道，梁德芳一家三口就總是坐在最前邊。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兒也表示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他們一家三口的歸主，大大鼓舞了袁相忱的信心。他對別人介紹梁德芳時說︰“這是我敲鼓敲來的第一個神所賜的禮物。”

    福音堂剛開堂的時候，袁相忱听說北京八里莊有一所盲人學校，是一個外國的福音機構辦的，凡想入學的盲人都必需要相信耶穌。袁相忱一直想去看看這所學校，但因怕主辦機構有不高興的地方，所以就一直拖著沒去。沒想到一天有兩個盲人來到他的福音堂听道，散會後袁相忱便來與他們交通。他們告訴袁相忱，听人說阜成門這里己新開了一個福音堂，所以就專程趕來參加聚會。袁相忱很感動，就問他們學校的一些具體情況。盲人學校的情況與青年會學校的差不多，都是以信仰為名，以社會福利為實︰有福音的外表，但沒有信仰的實質。盲人為了入學，就都說自己相信，但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卻不多，學校里也沒有固定的聚會。學校中有幾個真心追求的學生，就自己出來四處找地方聚會。袁相忱听了這些情況後，就問他們︰“我能為你們提供一些什麼幫助呢？你們這樣走來走去，不是很方便，有沒有其他聚會的辦法？”兩個盲人青年想了想說︰“我們現在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等我們回去與其他人商量一下，下次再來告訴您。”談完話後，袁相忱就留他們吃飯，吃完飯又親自把他們送出阜成門，送到車上；又反復叮囑他們路上小心，然後自己才回來。

    一個禮拜後，開堂布道的時候，阜成門福音堂的長凳上多了四五個手持盲杖的青年人，他們都是盲人學校中在主的真道上比較追求的青年學生。散會後，袁相忱連一杯水都來不及喝，就過來與他們談話。他們告訴袁相忱，為了趕來听袁相忱講道，他們一大早就從學校里出來了，這次來收獲很大。他們很希望袁相忱能帶領他們一起查經；如果袁相忱有空暇的話，最好今天就能確定一下，看每星期能有幾天的時間可以與他們一起查考聖經。袁相忱想了想，就定在每星期二晚上一起查經，並問︰“我去你們學校方便不方便？應該能找到一個地方一起查經吧？”盲人中有一個叫王德明的年輕小伙子說︰“這樣麻煩您，多不好意思，還是我們來吧。我們一起到這里來，免得讓您跑來跑去，耽誤您的時間。”袁相忱很感謝這個青年人對他的體貼，但還是堅持說︰“如果你們學校中有地方聚會的話，我還是在每星期二去你們那里吧！星期天上午如果你們有時間，又方便的話，就來我這里參加崇拜，這樣大家可以一星期中有兩次見面的機會。”

    于是大家就初步這樣決定了以後的聚會時間。從此袁相忱就每星期二風雨無阻地出現在八里莊盲人學校中。八里莊離阜城門很遠，聚會的時間又是在晚上，袁相忱都是騎著自行車去。春天的時候，突如其來的大雨常常把正在路上騎車的袁相忱淋成落湯雞。有幾次聚會前忽然下起大雨，盲人學生們都以為袁相忱不會去了，沒想到他卻準時到場。冬天的時候，北京的氣候異常寒冷，北風呼嘯，有時還會下大雪，但不論天氣如何，袁相忱都保證能準時到場。他嚴謹的作工態度、熱情的助人精神，給當時的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相忱在帶領他們查經的同時，也得到了幾位很好的同工。盲人中有位叫陳邦恆的年輕人極富唱詩的恩賜，他的嗓音宏亮，音準極佳，並且記憶力和樂感都非常好︰任何一首新歌，只要是有人先彈琴把曲詞唱一兩遍，他就能準確地重復，不會出錯。他學一首新歌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快。袁相忱看到他有這種贊美的恩賜，就問他有沒有感動出來帶領大家贊美敬拜？他起初不好意思站出來領唱，袁相忱就鼓勵他︰“這是神給你的恩賜，你要充分地利用發揮，主所賜的要為主所用。”陳邦恆在袁相忱的鼓勵下，每星期在阜成門的福音堂里領唱詩，他逐漸從一個性格比較內向害羞的人，成長為一個非常出色的崇拜聚會的帶領者。他常常對人說︰“是袁牧師培養了我。”但袁相忱卻說︰“是主賜給你恩賜，又親自地培養了你。我從你的身上都看到許多值得學習的東西。你要更加地依靠主，主就會更加地使用你。”

    每逢星期天，袁相忱就讓大兒子福音去城門外的車站，迎接這些趕來聚會的盲人青年。聚完會，梁惠珍就把做好的飯菜端出來，請他們吃飯。剛開始時，盲人青年不肯吃，因為盲人吃飯會有很多的不方便，需要人幫助挾菜、端飯，每一件小事都需要人照顧。袁相忱夫婦那麼忙，他們就不好意思多打攪。但每次聚完會，他們要走時，袁相忱都會說︰“不要回去，先在這里吃完飯，然後再利用一點時間，如果有疑難問題的，就可以問。”梁惠珍更是忙里忙外，把盛好飯菜的碗、筷子一一遞到這些青年人的手中，自己就站在旁邊，不停地給大家盛飯挾菜，等全部人都吃好了，她自己才吃。吃完飯，靈里渴慕的青年們就不停地向袁相忱問一些自己不明白的問題。在袁相忱解答問題的時候，梁惠珍看到哪個人的衣服破了，就會拿出針線來替他縫好；看到哪個人的衣服髒了，就拿出袁相忱的衣服叫他們先穿上，自己馬上去把盲人青年的髒衣服洗了，曬干後，讓他們穿著干淨的衣服回學校去。有時正要回去的時候，忽然下起雨來，袁相忱就讓他們住在福音堂中。盲人青年來到袁相忱的家里，就像回自己家一樣，所以雖然路遠，他們卻是非常喜歡來，盼著快點到禮拜天，好去听袁相忱講道。

    一九四六年秋，神為袁相忱的事奉打開了另一扇門。當時北京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中央廣播電台專門開了850和770千兆的福音廣播頻道。此頻道每星期天中午都要請一個天主教的神父和一個基督教的牧師去講道，每人半個小時。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先生都在被邀之列，講道的時候，電台就派出汽車來牧師的家中接送。袁相忱每禮拜天早上在自己的福音堂中講完道後，就與個別听道的人交通，等到中央電台的車來接了，就去電台布道。有一次他與天主教設在定府大街的修士班的幾位修士一起去中央電台錄音，回來的時候袁相忱就用英語與他們交通。他向修士們講述了自己重生得救的經過，還談起了馬丁路德的改教，又邀他們到阜成門的福音堂小坐。後來袁相忱也去定府大街看訪過他們。經過交通後，袁相忱相信在天主教和東正教中，也有一些信徒是得救的，他們與基督教雖然外表的形式、儀文不同，但內里卻是相同的，都是相信十字架，相信神的救恩。袁相忱對青年人說︰“我們看別人要首先看到人家的長處，我覺得我有三樣東西比不上天主教的神父︰一是神父們不結婚，我沒有這種恩賜；二是神父們沒有私人財產，他們的衣服，手表都是一樣的；三是神父們絕對地服從教皇。這三樣我都做不到。”

    一九四七年，阜成門福音堂全體會眾在克服困難、靜心等候神之後，看到了工作的果效，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每禮拜天參加聚會的人，由初開堂時的只有袁相忱全家的境況，迅速上升到近二百人。福音堂還開設了主日學，專門給小孩子們傳講福音。袁相忱規定，不論是自己家的孩子，還是隨家人來聚會的小孩，在大人聚會的時候，都必需參加主日學，必需按時完成主日學老師布置的功課。

    一九四七年夏，阜成門福音堂為第一批得救的人施浸。施浸前袁相忱與每一位要求受洗的人詳細交通，了解對方的信仰根基和是否真的清楚得救。從此阜成門福音堂每年都在夏天有一次施浸，受洗的人數從四七年的二十多人，逐年增加，四八年為三十多人，四九年為四十多人，五零年達到了五十二人。

    一九四七年，袁相忱受瑞典傳道人傅約翰和傅安得生夫婦之托，照顧初來北京開展工作的年輕傳道人艾喜德。傅氏夫婦在陝西北部的荒漠地區傳福音，與袁相忱相識多年，是謙卑柔和、生活檢樸的牧者。傅氏夫婦早年帶領艾喜德歸主，後來艾喜德蒙神呼召來中國傳道，但因不懂中文，遇到了很多困難。袁相忱帶她到自己的福音堂參加聚會，鼓勵她用中文介紹自己，還告訴她︰“迅速學會一門語言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多與當地人交談。”艾喜德非常喜歡與梁惠珍在一起，梁惠珍以女性的細心教導她獨身在異鄉時的許多功課。梁惠珍對艾喜德說︰“你就把我的家當作你自己在中國的家。有什麼難處就告訴我們，我們是一家人，千萬不要客氣。”袁相忱與艾喜德在談到中國教會的發展時說︰“中國基督徒應該建立自己的教會，並且是自立的教會。我現在就是靠翻譯來維持生活，補貼教會的開支。中國教會應該向自立自養自傳的方向發展。”艾喜德看到阜成門福音堂的信徒們在聚會時熱心參與，非常清楚自己是得救的天國子民。

    後來艾喜德先後在內蒙、天津等地開展工作，但她與袁氏夫妻亦師亦友的感情，一直未曾間斷。艾喜德在天津工作期間，袁氏夫妻有機會經常去天津探望她。一見了面，袁相忱總要問艾喜德學習中文的進展情況，並抽出時間幫她輔導中文。當時中國正處在政權交接的關頭，很多傳道人紛紛撤離，人心惶惶，袁相忱勸勉艾喜德繼續努力學好中文，回應神的呼召，作一個“在中國人中間傳道的傳道人”。袁相忱經常向艾喜德談起主的工人所應有的做事原則，無論面對什麼樣的環境，都要堅守神的話語。一九五一年，艾喜德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但她始終沒忘記袁相忱對她說的話，她也回應了神的呼召，繼續在中國人中傳福音。袁相忱夫婦對她的幫助，使她在香港事奉的四十年期間，大得益處。

    一九四七年後半年開始，袁相忱辭去了一切外面的工作，專心傳道。到一九四九年，每逢聚會，阜成門福音堂的二百多個座位都坐得滿滿的。袁相忱在福音堂的房木項上豎起了八個大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這八個藝術體的大字從老遠都能看得見。這八個字也曾救過一個感覺人生失意、準備自殺的東北青年的生命。

    有一天，一個從東北流亡到北京的青年學生，因覺得生活動蕩、人生失意，就想在阜成門外護城河投河自盡。他正要自殺時，一抬頭，看見了福音堂上的這八個大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這話深深地打動了這個正在走向死亡邊緣的人。他想︰“這話不正是對我說的嗎？我難道真的只有死這一條路嗎？”他就徘徊猶豫了很久，最後，又決定進來看一看到底是誰寫的這句話？他有什麼好的辦法沒有？于是他就來到了福音堂門口，當時袁相忱正在里面，看到一個陌生人，就主動問他︰“有什麼事沒有？”年輕人還沒說話，淚就流出來了。他嗚咽著把自己的煩惱和解不開的悲觀失望都說了出來，也把自己剛才在自殺前看到的那句話說了出來。袁相忱看著他說︰“年輕人，你來對了！我也許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大的難處，非要走自殺的路，但我可以告訴你︰你沒有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是上帝創造了你，給了你生命。你只能好好地珍惜生命，並且要知道是誰創造了你。好好地信靠上帝，你就不會覺得生活是多麼苦了。”那個年輕人以後就信了主，來阜成門聚會，後來又滿有喜樂平安地回老家去了。

    大陸解放前，許多傳道人看到前景黯淡，擔心共產黨執政後會帶來許多不好的結果，所以紛紛遠走他國。遠東神學院院長吳智先生來找袁相忱，告訴他，聖公會召牧師，要求會英文和廣東話，要到印尼開展工作。他覺得袁相忱合適，所以就來問問他本人的意思。吳智說︰“這件事你要好好禱告神，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去，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就不要去。”袁相忱告訴他︰“我不去。神給我的呼召是在中國，中國有這麼多沒有得救的靈魂，我要在這里安營扎寨，踏踏實實地把神的工作做好。”一九四八年年底到一九四九年期間，大批的傳教士離開中國。當時在北京開展福音工作的芮牧師問袁相忱︰“共產黨掌權後，恐怕福音工作就不好開展了，並且極有可能會受逼迫。你如果想離開中國的話，現在還來得及，我們帶你一起走。你英文那麼好，在國外照樣能服事。”袁相忱回答他說︰“我的托付是在中國。到外國干嗎呢？共產黨在宣傳宗教信仰自由，我想他們不會做得太離譜。再說，神既然呼召我在中國傳福音，他一定會負責到底，會為我開路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解放軍首批部隊進入北京城。軍隊從阜成門進城，就經過袁相忱的家門口。梁惠珍把玻璃用膠條貼成米字狀，謹防部隊進城時的震動把玻璃震碎。梁惠珍還買了一些米面儲存在家里，以防物價上漲，但袁相忱卻認為這是過分的擔憂。他看到解放軍隊伍整齊、軍紀嚴整，更加感到放心，因為他認為，有紀律的部隊是不會亂來的，並且自己不過是個傳福音的，基督徒和政治沒什麼大的關系，不管誰來掌權，只要自己遠離政治、不犯法，還是像以前那樣傳福音，是不會有問題的。

    政權變了、環境變了，而袁相忱傳福音的心志卻始終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