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自运动”引发的风波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解放军进入北京。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主要工作是讨论如何应付环境，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求得生存。在起初的那一段时间里，许多教会的传道人都处在一种自我恐慌的无序状态中。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宣扬无神论，新政权上台后，就会铲除一些对自己有妨碍的东西，会不会首先就拿教会开刀？如果共产党对教会采取措施的话，教会该如何应付？

    袁相忱却和原来一样，对这一切变化都安然处之，有时有弟兄姐妹把这种担忧与袁相忱交通时，袁相忱就笑着劝大家：“你们太过忧虑了！首先，我们传福音的与政治没有甚么关系，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一样，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照样做，因为我们是为神工作，不是为某个人或政权。第二，共产党也并非传言中说的那样，‘共产共妻’，纯粹是没有的事，并且共产党的政策中有一条：宗教信仰自由。解放军进了北京城，一切都很好。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也不会乱来的，你们就放心好了。”

    这并非是袁相忱用来安慰大家的话，他的的确确是这样认为的。他对共产党颇具好感，认为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事实也是这样。一九四九年全年，共产党没有对基督教采取任何措施，与传道人也没有过任何接触。然而，现在没有发生的事不等于将来不会发生。

    一九四九年冬，袁相忱带着几位信徒在白塔寺大街上打鼓布道。鼓声一响，照例就有许多人围上来。袁相忱就开始向大家传福音，正讲着，忽然人群外围传来几声呼喝：“都散开！不要围在这里！快点散开，别站在马路上！”随着这声音，人们呼拉一下就散开了，有几个穿军服扎皮带的人出现在袁相忱面前，领头的一个问他们：“你们怎么回事？在大街上敲敲打打地干甚么？谁让你们在这里的？”袁相忱马上明白过来了：碰上解放军了。他回答说：“我们是传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这里传。”领头的那个人打量了一下袁相忱，看到是个斯文瘦弱的中年人，就想了一下，说，“不许在这里聚集，跟我们到军管会去。”军管会就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一个维持治安的组织，由军人担任。于是就有几个穿军服的人上前来，七手八脚地把袁相忱他们带来的鼓、钗等东西统统拿走，大步地朝当时军管会设在西四的办公地走去。袁相忱他们几个就跟在后面。到了军管会里面，领头的那个人态度就比刚才在大街上好了许多。他问袁相忱：“你是干甚么的？”袁相忱回答说，“我是阜成门福音堂的传道人，叫袁相忱。”那人点点头，就说，“以后不许在大街上布道，明白了吗？”袁相忱就问：“你们共产党不是说有宗教信仰自由吗？”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有自由，为甚么又不许我在大街上布道呢？那人楞了一下，口气更加缓和下来，解释说：“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刚解放，外面比较乱，现在最好不要在外面。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去了。”袁相忱看那个干部态度很好，就不再说甚么，于是他们几个就抬着鼓回了福音堂。从此以后，袁相忱就不在外面布道了，但每逢聚会，他都把门窗打开，里面唱诗、讲道的声音都能清楚地传到外面，也有行人经常听到这声音就驻足不前了。

    北京解放初期，因政局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没有马上处理宗教问题，政府只是一切以安定为出发点，还没有直接染指宗教生活。这一段时期，倒是一段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时期，虽然前后只有一年多时间，但现在看来，这段时间是多么宝贵啊！那一段时间，宗教虽然没有和政治紧密结合，但从双方来看，却又都有联合的倾向和条件。在宗教界这方面，解放后随着大批外国传教士的撤离中国，留下了一大堆问题。首先是教会的财产问题，然后是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的运作问题。这些机构以前都是由不同宗派的外国人经营管理，或是由外国人监管的，现在一下子好像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这一大摊子该怎么办？该由谁来管理？该怎样领导？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一个标榜无神论的政党，在执政后自然会对与帝国主义有着某些联系的基督教颇具戒心，早就想插手，但又没有合适的时间和机会。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产党没有主动来联系宗教界人士，但宗教界中的一些人，却开始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靠拢。于是中国基督教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一些对中国宗教政策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也开始粉墨登场。这里面，最活跃的就是吴耀宗先生。

    吴耀宗先生是广东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一个非基督教家庭，一九一八年信主后，先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及尼布尔门下进修，接受了新派的神学思想。所谓新派，简单说就是不相信童贞女生耶稣、不相信复活、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末日审判、不相信耶稣再来等他们认为不合理性的教义。吴耀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参加了中共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疗用品，是具有明显亲共政治倾向的基督徒。吴耀宗先生的思想可用他自己的文章来说明。他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的《天风》上发表题为《共产党教育了我》的文章，文章写道：“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通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吴耀宗先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全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然而，这五位代表却并非由基督教团体所选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成立。一九五零年五月，基督教访问团在访问北京后，先后在五月二日、六日、十三日三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会谈的中心内容是：基督教应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也就是说，早从五零年起，中共就为基督教的发展定出了方向，以后的一切行动，都是由基督教界人士出面，按中共所指的方向走的。他们认为，中国的教会目前最该办的两件事就是：一是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二是要实行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吴耀宗联合其他发起人，将题为《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及征求签名的信寄出，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签名运动，“三自爱国运动”正式开始。此宣言的中心内容是：警惕及肃清基督教与帝国主义间存在的关系，作为政治立场，并在短期内完成教会的自治、自养及自传运动，作为教会革新与发展的基本方针。此宣言在新的任务中明确说明：“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通过这一“宣言”，宗教与政治堂而皇之地正式接轨。

    一九五零年八月，中国政府统计，全国约有天主**三百万，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基督徒约七十万，百分之七十分布在农村。

    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革新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三自运动”定性。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通过了开展三自运动的决定，并选举吴耀宗为副会长。从此吴耀宗正式进入全国基督教界的领导层。

    这一时期，三自运动还处于意识状态下，或者是步履艰难的起步期。三自的领导人原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的领导，但没想到的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参战；七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军参战；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三自运动的反帝爱国的真正目的，在这一时期完全表明，三自运动利用抗美援朝的战争，加快了国内“三自运动”的步伐，也加强了运动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择：你是支持自己的国家呢，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换言之就是：你若不参加三自，就是支持帝国主义，就是不爱国，更甚者，就是**。“三自运动”利用宗教作幌子打政治牌的本质暴露无遗。

    “三自运动”这个以在教会内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为藉口而开展的改革运动，此刻已名正言顺地变成了政治运动。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一九五一年四月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会议，全国各宗派、各团体的一百五十四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也有一些是与美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的教会领袖。三自运动的成员已由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扩大到所有的教会。大会专门用两天的时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教会中的种种劣行进行了控诉。这次会议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基督教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吴耀宗在中国基督教界中的头把交椅正式坐稳。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会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并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政务院正式公布。联合宣言中指出：中国教会因倚靠上帝的帮助，藉着毛主席的领导及党政府的鼓励，必能群策群力，发展一种更纯粹、更完全的基督教事业来服务人民。

    从此中国基督教界进入一个轰轰烈烈的控诉时期，《怎样开好控诉会》、《我们要控诉》等具有明显政治意味和操作导向的文章，占据了基督教的刊物《天风》的大部份位置。吴耀宗和刘良模等人多次发表文章，在政治意义下重新解释了基督教的“论断”与“重生”等教义，引起了一些维护圣经的基督教界人士的不满。但截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已签名拥护三自运动的信徒达三十三万多。三自运动初见成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开办了第一届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对信徒的思想教育及改造藉此开始。然而，全国各地还是有许多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当时北京有六十多个宗教团体，但有十一位教会或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他们拒绝参加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十一位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袁相忱曾多次对信徒阐述过他为何不参加三自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的教会早在一九四六年开办之日起，就是三自的，没有加入任何外国差会，也没有做任何机构或团体的附属，以取得支持。他也是北京六十多个教会中唯一的一个租房子聚会的教会，他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福音堂的房租，都是由信徒的奉献和他自己做翻译的收入来维持，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的了，所有没有必要参加三自。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神的，是童年，不应该与一切属世的联合。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地分开，神的东西要归给神，该撒的东西要归给该撒。这是两个领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会工作也不应依靠政治。国家用宗教事务局来管理一切宗教活动，认为宗教是人民团体之一，也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袁相忱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对三自某些领导人的信仰不认同，袁相忱具有传统福音派的神学观点，不赞同新派的信仰。他认为吴耀宗先生的新派神学观点虽然承认有神，但这个神是抽象的；袁相忱相信的是有生命、有位格的神，与他们的不一样。所以他就常对别人说：“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他们信的神和我们信的神不一样，所以我不和他们在一起。”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这十一个人与三自领导人之间的立场，已划分得非常清楚了，参加三自的和不参加的信徒，也渐渐地有了分水岭。也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袁相忱请王明道先生每月去他的阜成门福音堂讲道一次，两人间的联系比以前更加紧密。

    这期间不断有信徒带着关于参加三自与否的各种疑惑来请教袁相忱。一次，有一个信徒问袁相忱有没有看过刘良模发表在当年《天风》第十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参加政治学习的感受。文章中说，以前想不通基督徒为甚么要参加政治学习，现在想通了，这种感觉就是基督教里所说的“重生”。这位信徒问袁相忱：“耶稣与尼哥底母所讲的重生是这样的吗？”袁相忱明确地告诉他：“这种说法不对！重生是指我们信耶稣后所获得的新生命，与政治学习毫无关系。只有耶稣的宝血有赦罪的功效，只有信耶稣才能让人获得新生命。”那一段时期，三自的领导们频频在《天风》刊物上发表一些所谓指导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政治性强、革命性强而属灵性弱：有的是用革命性、政治性的理论，来指导属灵事工，有的干脆就是纯政治性的。信徒们看了，除了不能够得到造就外，还产生许多迷惑。袁相忱就告诉大家：“不要看这些对属灵生命毫无益处的文章，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多读读王明道先生写的文章，王先生的文章都发表在《灵食季刊》上，这样的文章才值得读。”

    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三自和中国政府开始对那些拒绝参加三自的基督徒进行引诱、拉拢和逼迫，目的是让大家都加入，将所有的信徒，都由党和政府来藉着三自统一领导，从而加强对宗教的领导。至一九五二年夏，他们己从各个不肯参加三自的教会中拉走了一大批信徒，孤立不肯参加三自的人。袁相忱的福音堂中也有一大批信徒离开，参加了三自。袁相忱对此毫不介意，他说：“主托付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至于参加不参加三自，这是个人的事，由他们个人选择。总之，我的选择是不参加。”一九五三年五月，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规定任何教会都不得请王明道、王镇、袁相忱去讲道。政府想利用各种压力来迫使这十一个人就范。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六日，“第一届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灯市口卫理公会召开，吴耀宗做了一篇充满政治性的工作报吉，缓筢发表《告全国同道书》，把“三自革新运动”更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并正式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顺理成章地成为主席；三自的领导权己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巩固。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市政府邀请不参加三自的十一个宗教团体的一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对这十一个团体的又一次争取。会上，宗教事务处李处长首先发言，劝大家加入三自。李处长发过言后，这十一个团体中的王明道先生也做了发言。他很坦率地讲了他本人为甚么不肯参加三自的原因，之后又有其他人发言，主要原因大致相同：一是这十一个教会团体本身很早就已经是三自的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二是这十一个教会团体都是基要派的，他们的信仰与“三自”的主要领导的新派信仰有很大的不同。王明道先生直言不讳地把新派称之为“不信派”。这次座谈会开得相当坦诚，这也是双方第一次在桌前坐下，摆明自己的立场。会议的结果当然不会有令政府满意的答覆，但他们至少搞清楚了这些人为甚么不肯参加三自的原因，这十一个团体也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散会的时候，政府发给每位到会者一本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让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座谈缓筢不久，政府已清楚地知道目前要让这十一个团体加入三自是不太可能了，但若就此让这些人放任自流，政府也不放心。于是不久，政府又提出一个折衷的处理方法：你们这十一个团体的信仰既然跟三自主要领导的信仰不一样，那你们就另外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参加政治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来领导。政府的建议提出了，该如何回应却很为难。从心里讲，这十一个团体的负责人都不愿意在教会中开展政治学习，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政治与宗教应该是严格分离的；但既然政府的建议是针对十一个团体提出的，那么这十一个团体也就应该来讨论一下该如何答覆。

    一天，东大地福音堂的彭宏亮来阜成门福音堂找袁相忱，问他：“你收到了政府让我们单独学习的信了吗？”袁相忱说：“收到了，我还正不知该如何答覆呢。”彭宏亮说：“那咱们就干脆在一起商量一下该怎么办。这样吧，你发几封明信片，约个时间，让大家一起到王明道先生的会堂里聚一聚，商量一下，尽快给政府一个答覆。”于是袁相忱就给大家发了明信片，约好了某天下午三点钟，一起去王先生的会堂商量。

    那天，十一个团体的负责人都来了，大家就坐下来商量。先由袁相忱把发信的原因讲了一下，袁相忱讲完后，王镇第一个发言。他说：“我看，咱们不能参加这个学习，如果参加了，难免以后不会和‘三自’走在一起，就好像两群鸽子在天上飞一样，开始是两群，但飞着飞着，就难免会变成一群。”王镇说完之后，每个人都做了发言，谈了看法，大家意见基本上一样，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要参加学习的话，每个人就以市民的身份参加就行了，不以传道人的身份，更不以教会团体的身份参加学习。既然以个人身份参加，就用不着政府特别派人来领导了。”他们的答覆很巧妙地回绝了政府的建议。

    政府仍没有放弃用各种方法说服这十一个团体参加三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务处向所有的教会团体的负责人发出请柬，邀请他们一月二十六日在新桥饭店聚餐，但却惟独没有给王明道先生发请柬。袁相忱接到信后，并不知道政府没有请王明道先生，也不知道政府也请了三自的人，他只是想，既然是礼尚往来，去去也好。后来他又听说基督徒聚会处的人也去，就于一月二十六日那天直接去了新桥饭店。李处长非常热情地过来跟他握手，嘴里连说几声“欢迎！欢迎！”并叫袁相忱坐在他旁边。坐下后袁相忱才发现，原来三自的人都在座，并且不参加三自的十一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出席聚餐。他想：“我要不要走呢？”可是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不就是吃一餐饭嘛！走了的话，就显得太小气了，所以就坐下来安安稳稳地吃饭。其实那天其他人也确实是准备去的，但在去的时候，不知是谁得到了政府也邀请三自的人的消息，大家又半路上返回了，结果就只有袁相忱一个人坐在那里，一枝独秀。

    席间李处长说：“大家都是有信仰的人，喝酒或者不喝酒，就请自便吧。”他频频给袁相忱挟菜，并详细询问了他家中的情况，然后又邀袁相忱与他碰杯。李处长喝的是白酒，袁相忱喝的是茶水。三自的领导对袁相忱也非常热情。袁相忱是无意之间单刀赴会，李处长和三自的人却理解成袁相忱有向三自靠拢的诚意，所以对他格外关爱。李处长对袁相忱说：“你才四十多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换言之，李处长认为袁相忱还有挽救的可能。这大概也是王明道先生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被捕时袁相忱却没有被捕的原因，并且也没有追究他发明信片召集大家开会的事，因为政府觉得袁相忱年纪又轻，脾气又不是太明显，还是有可能与政府合作的。他们把袁相忱去参加聚餐，当成是袁相忱有意向他们靠拢的证明。他们要给袁相忱留一些时间，让他自己做出决定。

    一九五五年五月，政府开始用强制手段打击不参加三自的基督教界人士。外地不参加三自的陆续被逮埔，每天都有信徒被捕的消息传到北京，政府希望北京的这十一个团体能够在这种压力下参加三自，所以把北京的强制行动放在最后。但政府的希望落空了，没有一个人在这压力下主动声明加入三自。政府的忍耐期结束了，八月七日夜，王明道先生和太太在北京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位传道人和信徒。

    当信徒告诉袁相忱有关王明道先生夫妇被捕的消息后，袁相忱就想到自己也快了。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袁相忱的工作和信仰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政府在这一个阶段也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劝说、威胁、强迫他们。一九五六年，政府成功地将北京所有的传道人聚在一起，参加了政治学习，这是来之不易的成果，是政府从一九五三年起，就开始花大功夫来做的工作，现在终于在软硬兼施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袁相忱也从一九五六年起参加了学习，每次学习，李处长都亲自带领，学习的内容就是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以及宗教该如何配合党，把祖国建设好的问题。三自和政府的人心里很清楚袁相忱的挣扎，所以每次都叫袁相忱坐在最前边，一是表示关心，二是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袁相忱的表情动态。每次去学习，袁相忱都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他也实在不清楚自己该说甚么。说一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话吧，怕惹麻烦；说一些合政府口味的话，自己又不是心甘情愿，所以就干脆甚么也不说。

    此时，要不要继续参加这种学习的争战，常在袁相忱脑中翻腾。对于袁相忱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肉体与神的旨意争战的时期。内心的争战使他变得沉默，也促使他重新反省以往的一切。

    终于有一天，袁相忱在祷告后很高兴地对妻子梁惠珍说：“我已经决定了，再也不去参加学习了。”那天他果然没有去，他整天都高兴得很，一改往日愁苦的样子；他不停地哼着歌，像个小孩子一样。梁惠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丈夫这些日子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可是这种压力是她无法帮助解决的。她看袁相忱那么高兴，就想，“不想去参加学习干脆就不要去了。不去，政府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又没干甚么坏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三自又组织大规模的学习，袁相忱又被叫去开会。那时，李处长亲自主持会议。开会的前几天，袁相忱照例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只是听大家发言，后来李处长就说：“袁相忱，你也该发发言了。怎么老是坐着不说话？”袁相忱说：“我不用发言了，听听大家的就行了。”李处长说：“不要害怕，有甚么话就敞开来谈，有甚么意见也要说出来，没关系的。”李处长其实很明白，袁相忱是从心里不愿参加学习的，只不过没有明着表态罢了。他想到袁相忱可能会有很多不满或意见，就用沉默表态；他也很想了解袁相忱真实的心理状态，所以他就又鼓励袁相忱说：“没关系的，有甚么话就说出来。你们要多给我们提意见，才能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好。不论大家提出甚么样的意见，都欢迎。有则该之，无则加勉嘛。”袁相忱沉默良久，心里想，“既然是你叫我说，那我说说也无妨的，况且这些天我的心里也实在是闷得难受，说说也好。”

    袁相忱思考良久，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在会上说的第一条是：“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就拿基督教与回教相比，二者同为宗教，但宗教政策却极其不平等：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第二条是：“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三自的人。这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的。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袁相忱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一片肃静，李处长也没有做任何表态。袁相忱心里倒是觉得畅快得很，他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发言结束后，袁相忱就想：“我以前怎么那么傻？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感觉是这么痛快淋漓！我以前怎么不说呢？早说了，也许就不必受这么多的罪了。真是何苦啊！以后有甚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会议结束的那天，袁相忱所在的学习小组的组长王毓华宣布说：“按政府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被划为右派。”接着王毓华又解释说，“右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希望被划为右派的人不要灰心，而要更加积极地参加学习，常常反省自己。”

    袁相忱听了，没做任何表态。他回到家后很平静地对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梁惠珍急忙问：“右派有甚么处罚吗？”袁相忱回答说：“闭门思过。我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安静地反省反省了。”

    从此袁相忱就不再去参加三自的学习。三自曾派人来叫过他几次，他也没有去，后来三自的人也就不来了。“三自”这个名词好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他每天照例天一亮就起床，祷告读经，照例一星期三次开堂布道，照例督促孩子的学习，照例每天查考圣经至深夜。他的生活又好像恢复到了一九五三年之前的样子，一切都平平静静。

    在每星期的三次讲道中，袁相忱多次根据圣经，针对当时的情况，讲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工人等专题。最后，他明确地表态：“教会的领导不是宗教事务处，也不是三自；教会的头是基督。共产党设立宗教事务处，领导一切宗教事务。我们有真信仰的拒绝参加，这是出于不参加政治而考虑的，并不是出于对政府或党有什么不满。基督是教会的头，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和所谓的牧师都不是教会的头；宗教和政治是两码事，加入三自和爱国也是两码事，不应该扯在一起。以公民的身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可以的，但不应该以教会的名义做什么。教会不是人民团体，教会是属天的，是属灵的。”

    很多次聚会结束后，都有信徒提醒袁相忱说：“袁先生，你以后还是稍微小心一点。今天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很陌生的人。”袁相忱说：“没关系的。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给陌生的人，只要他想来听，我们的门是敞开的。我讲的这些，都是圣经上的。有些人是因为不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所以才会走偏了。”

    一天，祁庭铎牧师来到了袁相忱的福音堂。寒喧几句后，祁牧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当时正是吃饭的时间，袁相忱就邀他一起吃。祁牧师以前和袁相忱关系还不错，但三自成立后，祁牧师就积极加入了，所以两个人这几年来也没什么深的交往。他们两个边吃边谈，祁牧师忍不住叹气说：“袁弟兄，我还是要劝你几句。也许你不爱听，不过我还是要来劝你。我听说你没有去参加学习，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把个人的脾气忍一忍，装装样子，主动去向他们要求参加学习。现在你如果还坚持不参加三自，后果不可想像。你家里有老有小，这么多人，你若是有个什么不好的结果，他们怎么办哪？”说到这里，祁庭铎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袁相忱不知道他是三自派来的说客，还是他自己来的，但看得出他还是真心的，所以也就很感激他的提醒。但感激归感激，他还是不能认同祁庭铎的立场，更不认同他的做法。他对祁庭铎说：“我不是因为个人的脾气才不参加的。我不敢糊弄神，也不愿意糊弄人。”

    又有一次，袁相忱去看望一个生病的信徒，姓王，就住在袁相忱家的附近。袁相忱探访过后，正要离开的时候，祁牧师也来了。袁相忱就说：“你们谈，我先走了。”祁牧师跟着袁相忱出来，又劝他加入三自。祁牧师说：“中国有句古话：‘既在矮檐下，岂能不低头？’我们现在也是没办法：共产党要求加入三自，我们就不得不加入。有什么办法呢？”袁相忱只是听着，就是不表态，心里说：“今天所以有这种局面，就是因为胆小的基督徒太多了！你是在矮檐下，我才不在呢，所以也没什么好低头的。”

    通过两次和祁牧师的接触，袁相忱明白了，政府是不会放过他的。祁牧师说的没错，不参加三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他已预感到，危险在一步步地逼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进入了深秋季节，这是北京最漂亮的时候，淡黄色的银杏叶子飘落满地，秋风起时，满地厚厚的叶层就随风而动，秋的美丽楚楚而来。袁相忱对妻子梁惠珍说：“我们两个还没有去长城玩过呢！这两天天气正好，我们去一趟长城吧。”

    嫁给了一个传道人，除了帮助丈夫传福音外，还要照料六个孩子，梁惠珍每天忙得腰酸背痛，袁相忱也是忙得很，所以在北京住了这么长时间，两人却没有去过长城。丈夫提出了这么好的建议，梁惠珍却还有点不忍心浪费时间。她说：“要不以后再去吧，我还要赶时间给孩子做棉衣呢。”袁相忱说，“你陪我去吧。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带你出去玩过呢。”梁惠珍说：“怎么现在倒有玩的心了？”袁相忱说：“我就要离开家了，以后说不定想陪你玩都玩不成了。”梁惠珍听了怔在那里，她看袁相忱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点点头答应了。

    这是袁相忱第一次说出他的预感。

    一九五七年年底，梁惠珍接到一个由李处长办公室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叫梁惠珍和袁相忱的母亲第二天早上九点去李处长的办公室，说李处长要找她们谈话，很重要的，一定要去。办公室就在长安街宗教事务处。梁惠珍和婆婆商量了一下，决定先不让袁相忱知道，免得影响他的情绪，等谈完话回来了，再告诉他。第二天一早，梁惠珍吃完早饭后就带着婆婆来到了长安街的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她们谈了约一个小时，中心话题是要让他们动员袁相忱，赶紧向政府靠拢。李处长说话时很严肃，他说：“我找你们来是很要紧的事情，是关系到你们切身的问题。袁相忱没有参加学习，也没有向政府靠拢。我请你们来，就是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我们看他还年轻，才四十四岁，还有挽救的可能，所以就找你们来。你们是他家里最近的人，回去要好好劝劝他。你们家有六个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事了，你们怎么办呢？我们给你们一条出路，要袁相忱赶快悔改，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对他放心；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收拾王明道，照样怎么收拾袁相忱。我们一直在给他机会，等他回头，不过我们的线不能拉得太长，我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是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拢，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对他，我们己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不信就等着瞧！我们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进去了，你们家一堆孩子怎么过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劝劝他，不要和政府做对；否则的话，会自食其果的。”李处长又对袁老太太说：“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儿子，你怎么生活呀？你要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好好参加学习，好好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回头是岸。要不然，你们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呀？我是为你们好，所以才把你们找来。你们记住我的话，回头是岸，要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谈话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梁惠珍和婆婆在回来的路上都沉默着；她们己经知道，最后抉择的时刻己经到了。她们回到家时己经快中午十一点了，梁惠珍进家后先做饭，因为有孩子要吃完饭去上学。等到大的孩子们上了学，小的女儿睡午觉后，梁惠珍才来到袁相忱身边。袁相忱正在看书，梁惠珍看着丈夫，就有一种悲哀袭上心头。她想：“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最后她决定还是要告诉他，让他知道也好。袁相忱也看出妻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梁惠珍就告诉他说：“李处长今天找我和妈妈谈话了。”袁相忱听了，楞住了，过了一会才问：“谈什么？”梁惠珍说：“要我们劝你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袁相忱又问：“是政府叫你们去的吗？”梁惠珍点点头，袁相忱又问：“你和妈都去了吗？”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袁相忱马上明白了，这是最后的争取，也是最后的通谍，并且这通谍中带着最实际的利益的威胁：如果袁相忱不肯就范的话，这一大家子怎么办？

    屋里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袁相忱又把目光集中到书本上，但却一个字也看不下去。良久之后，袁相忱叹了一口气，说出了八个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此刻的袁相忱已经完全从那种畏惧、胆怯、软弱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天好像在刹那间云开雾散，他对神的信心大增，与神的关系又得到了修复。他告诉妻子：“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被这种罪所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也应当刚强壮胆。以前那么多苦日子不也过来了！我相信神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的，我们若恒久祷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们。”

    危险依旧在一步步地逼进。一天，袁相忱刚讲完道，就有一辆汽车“嘎”地停在福音堂门口，有几个公安人员进来，把在这里聚会的郝文利带走了。在袁相忱的福音堂里逮捕别人，杀鸡给猴看的用意是何等的明显！紧接着就是与袁相忱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有配搭工作的老同工郭孙惠卿也被捕了。郭太太对袁相忱的福音工作从始至终都是非常支持的，这是政府故意让袁相忱看一看政府的威风。袁相忱也明白政府的用意，他告诉梁惠珍说：“一个基督徒，要想得着天上的，就不能在乎地上的。”

    这时期，袁相忱一面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一面又坚信，只要他有信心，神就必保守他脱离这网罗。但他却忘了：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人不能测透神的旨意，人更无法知道神的计划。

    夜晚，辗转难眠的袁相忱在反复地读《约伯记》，约伯的话使他大得安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黑暗中，神的仆人向神做最深切的祷告：“神啊，不论外面是何种的环境，我都深信，我的救赎主活着。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永远在你的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