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捕

    五八年姍姍來遲的春天終于叩響了北京的城門；清明過後，第一場春雨為北京帶來了朦朧的綠意。袁相忱每天帶著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邊的小店吃早餐時，明顯地感受到春天的腳步。六歲的小女兒在春天里，明顯地比以前更加活潑，更加懂事。過了一個年，孩子又長大了一歲。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種勃勃的生機，也感到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內心卻毫無輕松感，知道自己離開家的日子不遠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懷來一一體味這一切的。

    天熱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換下來，開始穿毛衣。梁惠珍幫他把棉衣洗好後，準備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對妻子說︰“你別把我的棉衣收起來，就把它放在我枕頭邊就行了。”梁惠珍問︰“你還穿嗎？不穿就收起來吧。我剛洗過了，放在外面會落上灰塵的。”袁相忱猶豫了一會，還是說︰“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塊小布包起來，放在我枕頭旁。”梁惠珍就沒再說什麼，把棉衣疊整齊了，用一塊干淨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頭邊。

    袁相忱已經預感到自己會在近期內被捕，所以就想萬一被捕的時候，就把棉衣一起拿著。听說監獄里邊被子很薄，到時候肯定用得上。又過了兩天，袁相忱對梁惠珍說︰“你出去給我買雙新布鞋吧，要合腳一點，耐穿一點的。”梁惠珍問他︰“怎麼想起來要買新布鞋穿了？”因為袁相忱平時經常登台講道，所以穿皮鞋的時候較多，並且袁相忱一向注意節儉，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讓梁惠珍去買；若是衣服還沒穿破，梁惠珍就幫他買了，他還會說梁惠珍不該浪費錢。這麼多年來，梁惠珍已經摸透了丈夫的脾氣，並且也養成了同樣節儉的習慣。這一次是袁相忱主動提出讓她買鞋，她就覺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問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說︰“買雙布鞋，好在以後勞動的時候穿。”梁惠珍听了楞了一下，繼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經為被捕作準備，前幾天丈夫不肯讓她把棉衣收起來，她當時不明白為什麼，現在想起來，應該也是為被捕作準備。梁惠珍楞在原地，淚水就在眼框里打轉，但她控制住，沒有讓它流下來。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樣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著，當做沒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樣，走到外屋看書去了。

    被捕的預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擔憂。他不是為自己擔憂，而是為他走後一大家人的生活擔憂。他的母親當時已六十多歲，妻子梁惠珍沒有工作，家里有六個孩子︰老大福音剛滿十七歲，小六還只有六歲多；五個孩子在讀書，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顧的時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這一家人怎麼辦呢？

    撒但很會尋找人的致命處來攻擊人。他知道袁相忱對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關鍵的時候，撒但已經藉著袁相忱的這個弱點來多次攻擊過他︰不論是政府的警告，還是主內信徒的勸說，都以“你走了以後，這一大家人怎麼辦？”這個問題來做文章，今天他又面對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內心的擔憂的挑戰。

    弱點是明擺著的，關鍵是怎麼解決。袁相忱反復地考慮著。

    當時從表面上看，只有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向政府表態，願意參加三自；參加了三自，自然就不會被捕，不會和家人分開了。二是徹底堅持到底，堅決不參加三自；這樣的結果就必然是被捕，顧不了家人了。

    除了這兩條路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脫離這患難，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違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與家人分離，他就在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這樣向神求，禱告的時候他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為他個人和家庭開路，更求神為中國的福音工作開路，因為他相信，凡是出于愛神的動機的，神就必保守。

    沒錯，神是會保守義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權用各種方法來保守他的兒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們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後，袁相忱回憶自己被捕的前前後後，才明白︰神己經為他和他的家庭開了出路，神也為中國的教會和福音工作開了出路，並且神所為他個人和中國的福音工作所開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遠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禱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來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沒有人警告他，沒有人勸說他，沒有人打擾他。他想，“神一定是听我的禱告了，要救我脫離這患難，要為中國教會開一條新的路，讓人們看到，不參加三自也是可以的。只要基督徒能堅決地擺明立場，政府就不會把我們怎麼樣。”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從街上回來，把一雙新的厚底布鞋交給袁相忱，說︰“你先試一試，看看合適不合適？”袁相忱當時正在看書，頭也沒抬，也沒細想妻子的話，拿起鞋來套在腳上時才想起來，這是自己前一段時間叫妻子買來準備被捕的時候穿的，而現在，鞋己經買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驚︰“神啊，難道你是藉著這件事來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說話，以為他在看鞋，就說︰“這鞋很結實的，花了四塊八毛錢。我剛才拿了十塊錢出去，找回來五塊多，這五塊多零錢就擱你的兜里吧。”說完就把錢塞進袁相忱的褲兜里。他們誰都沒想到，這雙鞋在當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場︰袁相忱是穿著這雙新布鞋，帶著那五塊多錢，進了監獄的門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個特別的年份︰春天的時候從中央傳來一道命令，全國的人都必須參加“除四害”的活動，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別，全國每一個地區在一天里集中時間集體行動，制造各種噪聲，使麻雀驚嚇之際，四處飛，但飛來飛去，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繼續飛，直到在天上疲乏過度，掉下來摔死為止。打麻雀的結果有兩個︰一是功夫不負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從第二年開始，各類昆蟲因失去了麻雀這個天敵，而開始大量繁殖，釀成了另一種蟲災，其中尤以蝗蟲為甚。蝗蟲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蟲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為比麻雀更大的一種災害，使各種農作物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直接引發了五九年的糧食大饑荒。緊接著又是三年困難時期。用人為的手法破壞神所立的自然法則，必然導致嚴重的後果。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統一行動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點正準時開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區，由區到片，由片到街道，層層落實，要求必須準時、準點、全部人都參加。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來開會，做進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為街道主任（一條小街道的管理人員），自然也參加了。那天夜里，布置任務會議開到十點半才散會，梁惠珍回到家里，孩子們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書。盲人青年陳邦恆因下午來袁相忱家里請教問題，吃完飯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當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里，睡在另一個房間里。梁惠珍洗漱完後，也就準備上床睡覺了。那時大約十一點多一點，忽然听到門外有人敲門，又有一個管戶口的警察在門外叫︰“梁主任，開一下門。”梁惠珍以為是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邊問，“有什麼事？”一邊打開了門。開門後看到門外站著兩個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時都很熟。那兩個人說︰“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們所長要請老袁去談話。”袁相忱听了，說︰“好吧，等我一會。”邊說邊趕快起來，下床的時候，順手拿出放在床邊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識到要發生什麼事了，但他們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話，不會有這麼客氣。”其實是派出所的人因為剛剛與梁惠珍一起開完會，布置完工作，所以給她一點面子，不讓她親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門口，又回頭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卻沒說什麼，就跟著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個派出所的人對梁惠珍說︰“你睡覺吧。”但另一個人卻說︰“等過一會或許我們還會再來。”梁惠珍听了覺得很奇怪，心想，“他們說話怎麼兩個人都不一樣？一個說讓我睡吧，意思是沒什麼事了；另一個卻說過一會還會再來，意思是還有事情沒辦完。他們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干什麼？”這樣想著，心就咚咚地狂跳起來。她趕忙跪下禱告，哪里還有心思睡覺！

    袁相忱跟著兩個警察往香家園派出所走，他一邊走一邊想︰“叫我去，干什麼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這里，他心里後悔剛才沒有去另外一個房間里與母親道別，也沒有去看一看六個孩子，也後悔還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沒有向同工們交待。走到半路，一個警察問袁相忱︰“哎，你是屬于什麼**？”袁相忱楞住了，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我也沒有**。”警察就不再說什麼。原來，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現行**”。

    到了香家園派出所，剛坐下，就從屋里出來三個人，是袁相忱不認識的，可能是從市里面來的。他們凶巴巴地走過來，呼喝說︰“站起來！”袁相忱就站起來，接著其中的一個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證朝袁相忱一出示，就開始宣讀逮捕證，正式宣布逮捕他。讀完逮捕證後，又拿出印泥，指著一處空白的地方，讓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過手印後，就有人給他把手銬帶上了。這一切做得干淨利落，前後不過三五分鐘，顯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時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點半，黑暗正濃。從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長達二十一年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袁相忱走後約半小時，梁惠珍還在禱告，就听到轟隆隆好多汽車開過來的聲音，梁惠珍心中一驚︰“難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緊接著，又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看到門外站滿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對她說︰“袁相忱已經被捕了，這是逮捕證。”說完就拿出逮捕證給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陣發軟，幾乎站立不住。她心里說︰“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警察又接著說︰“現在要把這里所有的東西都翻出來，我們要徹底搜查。”說完話，一擺手，做了個開始的動作，就有五六個警察忽拉一下進到屋子里，每人手里都拿著工具，二話不說，就先從聚會的福音堂開始搜起，把東西摔得闢啪作響。

    最先被這吵嘈聲驚醒的是袁相忱的母親。她听到兒子已經被捕，渾身發顫。梁惠珍對她說︰“媽，我們一起去把孩子們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經自己起來了，一邊扣衣扣，一邊從房間里走出來。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經被推得東倒西歪，所有的聖經、詩歌本、屬靈書籍都被堆在地板當中，連袁相忱布道時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緊緊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紀輕，容易沖動，就對他說︰“你進屋里把弟弟妹妹們都叫起來。”福音就進去把大家都喊起來，把陳邦恆也叫起來。孩子們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櫃，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來的時候還閉著眼，滿肚子不高興，但她睜開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亂丟東西時，就嚇得一下子哭出聲來。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著哭了起來。

    梁惠珍把小六攬在懷里，輕輕撫摸著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紀老邁的婆婆和六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他們一家人就這樣看著警察在那里搜尋。

    搜完了福音堂又進到每個房間里搜，每個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鐵棍，每走一步都用鐵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麼地方有空洞的聲音就撬開。福音堂的地下有一個浸池，警察把浸池的蓋子揭開後，看到里面什麼也沒有，還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圍的地都撬開，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搜查從夜里十二點開始直到凌晨四點多才結束，檢查之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上車帶走，臨走的時候又對梁惠珍說︰“你覺得我們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覺得合理，就簽個名。”搜都搜完了，才問“合不合理？”明擺著是走過場。梁惠珍看也沒看，就拿過筆來寫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點半，警察開著車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經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陳邦恆一大早就離開袁相忱的家里，回到了盲人工廠。他把經常去袁相忱家里的幾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後告訴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師被捕了。”說完就放聲大哭。其他人听後也都哭起來。

    二十日早上九點鐘，集體行動打麻雀的時間到了。梁惠珍照樣按著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戶地通知大家出來打麻雀。街坊們都已經知道梁惠珍家里出事了，可沒想到她還能出來照樣工作。大家對她充滿關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負責十一個居委會。當時香家園派出所一共管轄二十二個居委會，梁惠珍就負責了一半，並且是義務的。她當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只是出于幫忙之心而已。現在家中發生了那麼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樣出來認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從十九日晚開始，她已經被列為“**份子”的家屬了。她心中有不滿、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懼和擔憂，但她都強壓著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應該在自己的職份上盡本份，不管將來如何，只要今天她還是街道工作的負責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當時受袁相忱的被捕影響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長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時福音在讀小學六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好，並且處處很關心同學，老師們都很喜歡他，他還被選為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學回來，看到家門對面有幾個穿著藍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張望，他當時感覺不對勁，想這些人到底是干什麼的？穿著球鞋，但又不是鍛練身體，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開，他根本沒想到這些人是來監視他家里的動靜的。父親的被捕給福音很大的打擊，他不清楚自己的父親到底為什麼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為家中的長子，將來的道路該怎麼走。父親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學校的門口，就貼出了“**袁相忱”的大字報，大字報中列舉了袁相忱的數條罪狀。中午等到同學們都回家以後，福音一個人去看。當時青年會、缸瓦寺、白塔寺都有關于袁相忱的大字報，說要把袁從一白六十號趕出來。看完學校門口的大字報後，福音沒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沒有父親的大字報。作為長子，作為袁相忱的兒子，他想知道父親到底為什麼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兩次針對袁相忱的大字報，第一次是參加三自的牧師寫的，第二次是針對重點人物寫的，專對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里看大字報時，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傷地離開，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親真的是**，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沒有任何理由地亂抓人；他無法理解這一切，也無法跟別人說，包括自己的母親，因為他知道，母親己經承受了夠多的壓力了。福音含著眼淚，只好一個人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懷疑、迷惑、失望、無助，過早地介入了這個十七歲青年的生活。他在這壓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間就變成大人了，他知道他從此就是家中擔負責任的男子漢了。

    一個星期後，老師把袁福音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從今天開始就由另一個同學擔任了。福音點點頭，他沒有問老師什麼原因，老師也沒有講原因，但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里，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母親，因為他怕母親擔心，他倒是對母親說︰“媽，你別發愁，等我六月份畢業了，就找份工作，我來養活你。”

    二、審訊

    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個底朝天的同時，袁相忱自己卻被押上另一輛汽車，拉到北海後面的草嵐子胡同，那里是預審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後，預審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銬摘下來，又讓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預審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關袁相忱的材料，這期間沒有問袁相忱一句話。

    約到半夜兩點鐘，預審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帶到一間監舍里邊，吩咐他在這里睡覺。監舍大約只有十多個平方米，里面卻有十來個人，每人一條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會掉下去。警察告訴袁相忱睡在那條空的木板上，之後就把門鎖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經睡覺了，被開門關門的聲音驚醒後，看到又新來了一個斯斯文文的戴眼鏡的中年人，也沒什麼特殊表示，大概這里來來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對新來的人已經失去了新鮮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著，心里一片紛亂。不知道家人現在知道他的情況了嗎？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將會怎樣，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來想去都沒結果，就好像什麼也沒想一樣，惟留一顆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監獄到了吃早飯的時間，有人把飯菜用一個大盤子端進來，袁相忱一看，每人一個窩頭，一碗白菜湯。袁相忱一點食欲都沒有，這種時候哪里還能吃得下飯？可一想，萬一要是被審問的話，還得要有足夠的精力來應付，所以還是要勉強吃一點。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個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這怎麼能吃呢？但看到別人就這樣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著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湯，把湯都喝了，窩頭則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說話，就有人把他的窩頭拿過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後來都不明白為什麼每人只給一根筷子。

    按預審股規矩，犯人每天起來洗完臉吃完飯就穿好衣服，準備被提訊。提訊時點名，叫到的人就跟著當兵的走，沒有叫到的繼續留在監倉里。每天早晨八點鐘就開始叫號提訊，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個就提訊袁相忱。提訊的時候，前邊有一個領路的，後邊有當兵的拿著槍，跟在後邊，袁相忱走在中間。院子的另一邊有一個單獨的地方，這是專門用來審訊犯人的。袁相忱被帶到一間房子里，里面已經坐好了三個穿制服的人。他們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讓他坐到一張硬板凳上，開始問話。

    問完姓名、年齡、籍貫之後，袁相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召集人開會的事。中間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問︰“你有沒有寫信給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會堂里開會？”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禱告︰“主啊，求你賜給我當說的話語。”當他听到這樣的問題後，就點頭承認。那三個人互相交換一下眼神，大概是沒想到袁相忱這麼老實、這麼快地就承認了。他又接著問︰“你是什麼時候給他們寫信的？”袁相忱想了想，說︰“我忘記了。”其實袁相忱說的是實話，他的記憶力確實是很差，又何況事隔這麼久？並且自己發明信片的時候，既沒有把這當作一件大事，又沒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寫上地址，告訴大家聚一下罷了，誰料到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審訊他的人卻不認為這是真的忘記了，以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從實回答。之後，又問他承不承認寫黑信召集大家開會這件事是犯罪？袁相忱說︰“我寫的是明信片，連郵遞員都能看到上面的內容，沒有什麼不可以讓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說，寫信讓大家來聚一聚，純屬基督徒之間的肢體聯系，根本不是罪。”審訊他的那個中年人听了，氣得不得了，就威脅他說︰“如果不認罪，就等著瞧！”袁相忱以為他們會動粗，但他們只是嚇唬他一通而已，並沒有太為難他，最後又讓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間去的時候，同房間那些沒有被提訊的人都問他情況如何，袁相忱沒有說什麼，但那些人卻以老大哥的身份來教袁相忱。有幾個老犯人對袁相忱說︰“你要認罪，認了罪就判得輕。”袁相忱說︰“我沒犯罪，認什麼呢？”接下來就是漫長的審訊期。他們提了很多問題，並且問的非常詳細。這樣的日子對袁相忱是痛苦的，因為他實在不記得那些瑣碎的事情。並非他的記憶力不好，而是因為他這麼多年來養成了從來不去為這些事情操心的習慣；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傳福音。他所能記得的都是有關福音方面的東西，所以每次提訊時，公安人員問什麼，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卻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說自己沒犯什麼罪，他也確實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們問他為什麼想不起來？袁相忱就說，“不習慣記這些事”，但審訊員說，“想不起來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袁相忱出獄後，甚至連他們審訊時提的問題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公安人員曾讓他復述自己的右派言論，袁相忱說︰“我只記得兩個觀點，一個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個是三自隊伍中有人是最不三自的。”審訊員說︰“還有一個你為什麼不老實交待？你說過‘老和尚為什麼不說話’，又是什麼意思呢？”袁相忱覺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但公安人員說，“你這些話是指著毛主席說的。”袁相忱說︰“我真的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你們現在定我為右派言論，但開始全是因為你們讓我發言，讓我說的。我本來是不發言的。”他們說︰“不讓你發言怎麼能了解到你的**思想呢？還有人揭發你，你曾說過共產黨是‘大紅龍’，多次在講道中煽動信徒不要愛黨愛國。”袁相忱回答︰“我講道的時候講的都是聖經上的道理。”

    後來審訊員又問到誣蔑三自領導是“三朝元老”這個問題時，袁相忱說︰“我確實是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我說的都是事實︰王梓仲是公理會的一個牧師，原是美國教派，日本人來了後，又做了‘中華基督教團’的負責人，在三自時又做了副主席。這些事，每個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實就不是罪。”公安人員還問到袁相忱護送胡俊德姐妹去廣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護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會。她的丈夫在美國做生意，看著國內的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胡姐妹就決定自己也出國。一九五六年，胡姐妹從廣州坐飛機去美國找她的丈夫，她一個人帶著兩個雙胞胎兒子，又帶著許多行李，坐火車去廣州，諸多不便，就請袁相忱幫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廣州，當時到了廣州的時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馬站林獻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飛機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車回北京來。這是袁相忱第一次見到林獻羔，但時間倉促，並沒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這次公安局又把這件事提出來，並且強加給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國，勾結外國人”。袁相忱說︰“我只是幫助人而已，並且以後並無任何聯系。”

    公安局還讓袁相忱詳細交代阜成門福音堂與日本牧師的關系。袁相忱據實回答︰“一九四六年開辦阜成門福音堂的時候，日本牧師幟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從房東那里租的房子，與幟田金雄沒什麼來往，並且幟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時候，他隨一個訪華團來到北京，並且去阜成門福音堂參觀，三自還派牧師陪著幟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來，怎麼能說我和他勾結呢？如果真有勾結的話，也是三自和日本人勾結。”但公安人員卻說︰“我們說你和日本人勾結，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袁相忱說︰“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兩個月才回到北京的。當時我母親病重，我在家里忙于照顧她，兩個月之後，幟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麼可能有機會和他勾結呢？”但公安人員堅持說︰“不管你怎樣狡辯，我們認為你有漢奸的嫌疑。”

    在審訊期間，公安局對袁相忱的評價就是︰“你任何問題都不肯老實回答，不肯認罪，回答問題時要不就說忘記了，要不就說這不算罪。你的行為是公開表示抗拒。”為了懲罰袁相忱，他們就決定把他交給其他犯人去教育，讓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監號是個犯人來路很雜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問題都比較輕。袁相忱剛去的時候，里面有一個小伙子是天主**，袁相忱自然對他有一份親切感。他也是因為不肯參加天主教愛國委員會而被抓的，進監獄的時候只有二十多歲。有時候他常自己坐在一邊哀聲嘆氣，袁相忱就安慰他幾句。這個年輕人很害怕會在監獄里呆一輩子，所以每次提訊前都緊張得要命。袁相忱問了他的情況，得知他不是教會負責人，只是一個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對他說︰“你可能沒什麼大問題。你這麼年輕，又沒犯過大錯，公安局了解了解情況就會放了你的。其實我和你一樣，我們都是為義受逼迫的，不過就是信仰問題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神只是用這個小試煉來試一試我們是否忠心。”袁相忱的這番話是真心話，他在大難臨頭的節骨眼上，還認為這個問題只是信仰問題，可見他的確是很單純的。他還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時代下，不參加三自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他的罪已不是信仰問題了，而是革命與**的問題。

    年輕人在被提訊過幾次後，從審訊他的人的口氣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大問題，心情也就漸漸安定下來，開始計劃出獄後的事情。那個年輕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擔心出獄以後沒錢，回不去老家，就告訴他說︰“你出獄後如果有困難的話，就上阜成門找我的愛人，姓梁。你告訴她你是天主**，她一定會幫助你的。你可以從我愛人那里拿錢做路費回家。”之後，袁相忱又向他說起了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區別，勸他仔細想想。沒想到，那個年輕人第二天就去把這些都匯報給隊長了，說袁相忱拉攏他，在監獄里還繼續傳道。隊長就說袁相忱氣焰囂張，在監獄里繼續**。這後來也成為他的一條罪狀，一起寫在判決書里。而那個年輕人則因為揭發有功，不幾天就被釋放了。

    與袁相忱同一監舍的還有兩個人，更是冤枉得很。他們因為在參加國慶**喊口號的時候，不小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喊錯了，喊成了“**萬歲”，結果被揭發，關到監獄里來。袁相忱開始只跟那個天主**說話，但後來被出賣，吃了大虧，就更加謹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說話，只是靜靜地坐著，思想或是默禱，所以大家對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細，也就不敢太放肆。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後來的犯人斗爭犯人的時候，沒有受太多的苦。監獄中所謂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針對那些不肯認罪的人，要讓同監舍的犯人幫助你反省認罪；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經過許可的監獄內的暴力。幫助的內容主要有三項︰一是開批斗會，大家一起來口頭批評，然後就是罰被批評的人做一些疊被子、倒尿盆之類的小事，這是最輕的。另有一種是讓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時候兩條腿要盤起來，身子要坐直；雖然不痛，卻是讓人累得受不了。被幫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個鐘頭，有時甚至一個晚上都要這樣坐著，等到睡覺的時候，兩條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覺；有時實在受不了，還會從木板上摔下來。但只要那些幫助你的人不肯點頭，就還得再爬起來接著坐。最嚴厲的一種方法叫“坐飛機”，就是把人的手舉起來，使勁往後拽。這種刑罰的特點是︰斗爭人的人根本不費力，但被斗爭者卻是疼痛難當。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從一些監舍里發出慘叫聲，大家心里就會說，不知道是哪個人又在被斗爭。這時候監獄的公安人員都听得很清楚，但他們從來不去管，因為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他們授意的。

    袁相忱在監舍里很少說話，在提訊的時候雖然是有問必答，但答案卻往往不能讓審問者滿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們監舍里的重點幫助對象。監獄領導曾多次明說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對袁相忱實行嚴厲一點的幫助。可神卻保守他，使他在這期間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幫助”，也只是盤腿坐在硬木板上。這一點，連袁相忱本人也頗覺得奇怪，實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謝神的保守。

    在監獄里，袁相忱所面對的最大的試煉，還是來自家庭的壓力。在關押他的監舍中，有一個小小的窗戶，窗戶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們在街上嬉鬧的聲音就從窗子傳進來，袁相忱就開始想起自己的六個孩子，擔心他們會不會被人欺負，擔心他們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擔心他們將來的成長教育問題。還有，看到監獄里做飯菜時，聞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飯菜的香味就是一個家庭的象征，可是他現在卻享受不了家庭的溫暖了。當這些煩惱涌上心頭的時候，袁相忱就在這矛盾中變得軟弱。母親需要兒子的照顧，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親的呵護。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監獄的高牆鐵網，此刻人最容易手扶著犁往後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當他最軟弱的時候，總有一句話臨到他︰“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的國。”袁相忱此刻經歷了不能夠愛父母、愛子女超過愛主的痛苦抉擇。他每次在軟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還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會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審訊期間不許探監，所以他沒有教會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卻擔心他們會因自己受牽連。阜成門福音堂開辦後，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為放假兩天，袁相忱的教會就利用這兩天的時間安排兩次教會同工聚會，大家在一起座談，彼此分享。他被捕後，不知教會是否還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這些同工還有沒有堅持服事？其實，自從他被捕後，阜成門福音堂已無任何聚會，同工們各自分散，但他對這一切卻一無所知，惟有在禱告中紀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們。

    在長達半年的審訊期里，袁相忱過著一種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生活︰沒有家人的消息，沒有教會的消息，沒有關于時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憶、交待，不停地被別人揭發，也不停地被要求揭發別人。袁相忱告訴公安局說︰“我的記憶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記不清，能記清的我都已經說了。至于別人的事情，你還是問別人好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同監舍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遲關進來，都一個個地結案了，惟獨袁相忱一個人在那里老結不了案。之所以結不了案，是因為官方認為袁相忱不認罪，不認罪就無法結案。公安局多次對他說︰“抗拒是要從嚴的。”而袁相忱卻說︰“我沒有不認罪，因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沒有抗拒，只是實話實說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獄整整半年後，法院要他寫一份親筆供詞，承認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這就表示要為他結案了。寫了供詞後不久，他就被轉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監獄，開始勞動。先是在毛巾廠，後是在襪廠勞動。在襪廠的時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決書，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決後當場暈倒。法院的人要當著犯人的面念判決書，袁相忱听了別人的罪名和判決，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這個時候，他還幼稚地認為，他的問題還是信仰問題，達不到**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決書下來了。發判決書的時候，袁相忱正在勞動，法院來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來听判決。首先宣讀罪狀，然後是依法做出判決，判處“無期徒刑。”判決書中特意說明，袁相忱是屬于**的首惡，又加上在審訊過程中態度不好、抗拒，所以要從嚴處罰。至于判決書的具體內容，袁相忱己忘記，只記得法院的人告訴他，如果不服判決，十天之內可以上訴。袁相忱說︰“我不上訴，因為基督徒從來不主動打官司。”

    關在自新路監獄的人，若是被判無期徒刑，很多當事人一听就會暈倒，但袁相忱卻沒什麼感覺。他沒想到會判他無期，因為他認為自己沒犯什麼大罪，但判了無期也沒覺得太難過。袁相忱此刻的心態是，在監獄里呆一年和呆一輩子已沒有什麼區別。經過火的試煉後，他重新剛剛強強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準備為主殉難，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對自己那已沒有未來的未來。他只求自己有一顆順服的心，卻沒想到這其中包含著神多少的美意。他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從監獄里出來，更沒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話，在文革中他早就會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沒有獄中的勞動鍛練，他瘦弱的身體也活不到現在。在中國最動蕩的時刻，神把他的僕人送進了保險箱。多少人死在勞改農場上，而袁相忱卻在二十多年的鐵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過。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跡！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後，北京的六十四所教會合並為四所。一九六六年後，所有的教會都被迫關閉，共產黨己暫時達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離阜城門福音堂，帶著六個孩子和婆婆，遷到白塔寺內大街四十號居住。四十號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後來喇嘛就把這里租出去，最終又被收歸國有。梁惠珍攜母帶子，八口人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里。她所有的家當就只有幾個包裹著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帶著孩子出去找來幾塊木板，用磚頭墊起來，再鋪上一層褥子，他們全家就睡在這一條通鋪上。那時她家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清貧。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後，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養家糊口。當時房管所是建築單位，又苦又累，工資又低，沒有人願意去，但梁惠珍作為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婦女，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貧的生活更讓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掛念。她對丈夫的情況一無所知，她也無法面對孩子們的痛苦。小六還不懂事，想爸爸的時候就哭，有時候一個勁地追問︰“爸爸到哪里去了？”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靈過早地受到傷害，就告訴她說，“爸爸去學習了。”于是小六又天天盼著爸爸早點學習完了就回來，再帶她去街對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個極其聰明的孩子，伶牙利齒，非常出眾，袁相忱非常疼愛她，小六也非常喜歡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讓袁相忱給她講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懷中，一邊講聖經故事，一邊搖著她入睡，等她睡著了，才輕輕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問梁惠珍︰“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為什麼學習這麼久還不回來？別人的爸爸為什麼總在家里，我爸爸為什麼要出去？”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淚，強作歡顏來安慰孩子，因為她知道，現在這種情況下，她一定要剛強，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來維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約六點鐘，梁惠珍還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門，梁惠珍連忙起身開門，一看，是兩個不認識的人。來人問她︰“你姓梁嗎？是從阜成門搬來的嗎？是袁相忱的家屬嗎？”梁惠珍連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兩個人接著說︰“我們是從法院來的。袁相忱的判決書已經下來了！我念，你听著，最後我會問你听明白了沒有。”當念到“判處無期徒刑”時，她心中一楞，但最後還是回答︰“听明白了。”法院的人把判決書交給梁惠珍，接著又說︰“如果你要上訴的話，還有機會。十天之內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訴。”梁惠珍說︰“我不上訴。”法院的人說︰“那好吧，”並告訴她，袁相忱現在在北京監獄，因為己經過了審訊期，所以就可以接見家屬，每月一次。袁相忱會從獄中發明信片，上面寫有接見日期，按日期來就可以接見。說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後，梁惠珍才看判決書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狀，一共是七大條︰一是右派言論；二是反對破壞“三自愛國運動”，污蔑三自領導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劃開黑會，反抗政治學習；四是誣蔑政府，說信仰沒有自由，與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監獄里繼續**，氣焰非常囂張；六是有漢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國。後來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無期徒刑的消息後，就勸梁惠珍說︰“這樣判是太重了，你為什麼不上訴呢？”梁惠珍答道︰“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搶又不是偷，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主所許可的。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想主動打官司。既然判的是無期徒刑，我也只好認同了。”

    三、初期監獄生活

    （北京監獄，1958年冬——1960年夏）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望眼欲穿的梁惠珍終于收到了丈夫從北京監獄發出的第一封明信片，上面寫著︰“請于本月幾日來自新路北京監獄探監。”梁惠珍看著丈夫的筆跡，眼淚忍不住就往下掉，但她又怕孩子和婆婆看見心里更難受，所以就強忍著。那天是星期天，梁惠珍一大早就起來，到街上買了些袁相忱愛吃的點心，就帶著婆婆和小女兒一起坐公共汽車來到自新路。

    當她們來到自新路監獄外的時候，小六問梁惠珍︰“媽媽，這是什麼地方？怎麼有這麼高的牆？”梁惠珍說︰“這是爸爸學習的地方。”她一直告訴女兒，袁相忱去學習了。走到門口，小六又看見高高的炮樓，上面還有士兵背著槍站著，心里就有些害怕。梁惠珍就把小六抱起來走。到了一個小小的黑色的門，梁惠珍把袁相忱寫的明信片交給站崗的士兵，那士兵看過後，就讓她們三人進去。進了監獄，才看到里面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的，都是來等著探監的。探監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分批進去，每一批半個小時。梁惠珍就像大家一樣排隊，大約等了一個鐘頭，才輪到她們進去。她進去的時候有士兵把明信片從她手中拿去，又讓她們坐在一張小桌後等著，然後按著上面發信人的名字喊犯人進來接見。梁惠珍看到袁相忱從里邊的小門進來，頭發按規定剃成了光頭，看起來比以前更瘦了，走路好像沒有勁。梁惠珍鼻子又開始發酸，她告訴自己，不能在這時候流淚的。袁相忱也看到她們，快步走過來，坐到桌子對面。梁惠珍、袁相忱、袁母三個人幾乎同時伸出手去，緊緊地握在一起。小六看了半天，終于認出眼前這個光頭的人就是爸爸時，高興地喊出了聲，袁相忱又摸著女兒的臉龐，大家一時激動，都不知該說什麼好。

    還是袁母先說話。她告訴兒子︰“家里現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著。在這里要吃好、穿暖，千萬要注意自己的身體。”梁惠珍說︰“你在這里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要學會照顧自己。我給你帶了些衣服和吃的東西，有什麼需要就寫信告訴我。”袁相忱說︰“我在這里也很平安，你們也別惦著。肉體受點苦沒什麼關系，我現在心里很喜樂。肉體是算不得什麼的，最要緊的是心里好受。我現在心里很平安，分配我在毛巾廠勞動，不是很累，你們放心好了。”梁惠珍還想告訴丈夫一些外面的消息，因為她想，自從袁相忱被捕後，又有很多弟兄姐妹被捕，大概袁相忱都不知道，但有個看守總是站在他們旁邊，所以她又不好說什麼。她告訴袁相忱，現在搬家了，是住在白塔寺內以前喇嘛的西配殿；老大福音已經小學畢業，考上了首鋼技校，二年後可以直接分配進首鋼工作。梁惠珍自己也找了份工作，所以生活沒有問題。袁相忱問梁惠珍︰“你在建築單位會不會很累？不要累壞了身體。”梁惠珍說︰“沒關系的，我沒覺得太累。”然後又拿出帶來的幾包糕點給袁相忱。袁相忱說︰“監獄里不讓帶吃的東西，這些東西還是你們拿回去吃吧。”又對袁母說︰“媽，我不能在你身邊孝順，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袁母說︰“你放心，我和你在的時候一樣，惠珍對我很好。你倒是要多保重自己。”半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警察吹起哨子，犯人就都站起來，排隊走出去了。

    這是梁惠珍自丈夫被捕後第一次見到他。相隔半年多，丈夫身體是瘦了，但精神還很好，梁惠珍也就放心了。從此，每月到了探監的時候，梁惠珍都去。她每次都帶不同的孩子去見袁相忱，讓他有機會看到所有的孩子們。

    有一次監獄的接見日中，袁相忱看到了自己的老師蕭太太，他心里別提多高興了，可是卻不能和他的屬靈啟蒙老師說句話，只能點點頭以示問候。蕭太太的女兒蕭語平當時也在北京監獄，被判刑勞改，蕭太太是去看女兒。雖然同在一所監獄，但男女犯人平時根本見不到面；即便是男犯人，也很難見到，因為干活或是吃飯，都是以監號為單位進行的。不在一個監號里，很難得有機會見面。

    監獄里還規定，每個禮拜犯人必須去看一次電影，好改造思想。電影是經過特選的，不外乎是些革命的進步影片，往往是一部片子看了又看，里面的台詞都幾乎能背得下來，但還是被要求去看。看的時候每人帶一個馬扎去監獄的操場上，坐在露天中，前面扯起一塊白布，大家就坐在下面看。

    五九年有一次看電影時，袁相忱拿著馬扎往前面走，忽然看見王明道先生坐在那里，王明道先生也看見袁相忱了。這時候袁相忱才知道王明道先生又被捕了。因為監獄中不許犯人隨便講話，他們兩人只好對視一下，袁相忱仰頭看天，王明道先生也向上看，意思是仰望主。他們兩個都讀懂了對方的意思，點點頭，袁相忱就又往前走。

    袁相忱也與張周新有過一次有趣的踫面。犯人要上廁所，都要按房間號，按不同的時間分配，稱為放茅。一個房間十幾個人，一起去廁所，並且也是排隊，這一房間的出來後，下一個房間的再進去。有時兩個房間的犯人能踫上，但不能說話。里面的人要出來時，先要喊︰“多少多少號報告”，表示下面的人可以進廁所了。一天袁相忱和他們房間的十幾個人在外面等著，就听有人喊︰“十三號報告”。袁相忱一听就想︰“難道這麼巧，正踫上張周新？”因為袁相忱在三八年到三九年的時候，曾和張周新一起服事過，做過同工，對張周新那濃重的福建口音很熟悉。在北京監獄中，有這麼重的南方口音的人也不是很多。果然，出來的是張周新。兩人見面都楞住了，袁相忱向張周新點點頭，張周新在與袁相忱擦肩而過的一瞬間，故意用胳膊踫袁相忱一下，順手塞給他一卷手紙，然後又匆匆離開。在那種情況下踫見老熟人，非常難得，所以印象就異常深刻。

    監獄里有許多人都想要做出點好成績，爭取立功減刑，而立功減刑的最好、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揭發人。袁相忱看到有好幾個人判了十多年的刑，但因為屢次揭發有功，所以多次獲減刑。在這種環境下，袁相忱很注意說話的謹慎，因為他已經吃了很多這樣的苦頭，所以一般的情況下，不與別人說話，除非是特別熟了，才說一些。也可能是因為袁相忱被判無期，己經是最高刑，所以大家也不把揭發的重點放在他身上。袁相忱自己也根本不會想到他要盡力表現，以獲減刑。從判決書下來的那一天，他就想︰“我老死在監獄里就算了，只求神保守我不論在何處，都持守他的道。”

    監獄里有一個小伙子，原來是賓館的服務員，有一次忍不住偷了外賓的照相機。雖然他是初犯，可偷外賓的東西在當時是關系到國情的大事，所以就判得較重。但他後來因揭發有功，表現突出，隊長又對他非常好，就減刑釋放了。但獲釋不久他又被抓回來了，因為他在監獄里又學習了偷盜技術，出去又繼續偷。可見除了神的救恩外，一切都救不了人。

    四、短暫的東北監獄生活

    （1960年夏——1962年秋）

    一九六零年夏，因為北京監獄里的犯人越來越多，所以政府就決定把重刑犯，即二十年徒刑以上的犯人，都送到黑龍江，在那里勞動。六零年夏末，袁相忱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東北黑龍江興凱湖監獄服刑。坐火車起程的時候，犯人坐在車廂里，車廂前後都有人拿著機關槍看守著。車到沈陽的時候，正是夜間，感覺外面天氣變冷了，等到了黑龍江，還沒下火車，看守就讓大家穿上分發的厚棉襖、棉褲，戴上大皮帽，穿上氈襪，冬天的裝備已全副武裝在身上。下了火車，已有十幾輛軍用汽車等著他們，他們被押上汽車，送往監獄。汽車走過大街，小孩子們就跑出來看，邊看汽車走過，邊拍著手喊︰“你們都是**，你們都是**！”那個年代，稚氣未脫的小孩子還不會認字的時候，卻已知道什麼是**了，可見當時的社會氣氛是何等的緊張。

    興凱湖是在中甦邊界，與甦聯只隔一條河。剛去的時候，帳篷就是他們的監獄。一座座的帳篷集中在一起，外邊又用鐵絲網圍著，又有持槍的人四處把守，這就是一座監獄了。由于在東北住帳篷根本無法過冬，所以犯人們到了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先燒磚蓋房子，要為監獄干部和犯人蓋住的房間，也就是犯人要為自己蓋監獄。犯人中有一部份被派去燒磚，另一部份就用燒好的磚砌圍牆，砌完圍牆後又為干部蓋住房，最後才是給自己蓋監舍。每個監含有五十米長，一條南北炕，當中有個用磚頭砌的火爐，火爐里燒柴火或煤，用于冬天取暖。每個犯人睡覺的地方都很窄，有一定的寬度限制，一翻身就會踫到別人。在那里，冬天差不多天天吃高梁米，幾乎沒有菜吃，吃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每月有一個禮拜天吃饅頭，每人八兩，這就算是大餐了；每個禮拜有一次改善生活吃白面，平時都是吃玉米面或高粱米。主要的菜是土豆，並且是發黑的土豆，幾乎餐餐都是。所以袁相忱獲釋後，好多年都不想吃土豆。

    監獄的房子蓋好後，犯人們的任務就變為種莊稼了。秋天收完莊稼後又去打草。北大荒很多草，比人還高，袁相忱以前從未見過這麼高的草，一年的生火、燒爐子，都靠自己打的草來維持。

    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剛從北京上去時，梁惠珍為丈夫準備了毛襪子，讓袁相忱穿著覺得暖和；可到了東北後才知道，根本無法跟烏拉草比。把烏拉草卷一卷，放在鞋里，真暖和，真是寶貝。他們常去與甦聯搭界的興凱湖打烏拉草，作為過冬之用。神的創造真是奇妙，有多麼嚴寒的氣候，就有與氣候相適應的植物。在東北滴水成冰，說實際點就是拿臉盆去打水，回來都凍上了。有一次干活時，氣溫大約零下三十多度，有人看到袁相忱的鼻子白了，馬上叫他上屋里去。幸虧進去得及時，要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听人說，有時耳朵一凍就能掰下來，真是那樣，一點都不夸張。凍死的人都是站著的，並且是笑著的。袁相忱雖沒親眼看過，但總听人們說起。

    去了東北不久，剛好過中秋，當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已開始，這就是一九五八年打麻雀的嚴重後果，所以即便是過中秋，監獄仍然是吃窩頭。一九六一年的春天，監獄的生活就更慘了，連窩頭都吃不飽，犯人們就在外邊找野菜，用野菜做菜窩頭吃。

    那時興凱湖共有六個勞政農場，袁相忱是在勞改隊第四分場。有的犯人常把窩頭扔過河的對岸去，那邊的甦聯人就把面包扔過來，以示友好。也有很多犯人忍受不了饑餓，就越境逃跑了；有些人游過對岸，逃到甦聯，結果甦聯也不要他們，因為要一個普通犯人也沒用，憑空多了一張嘴，所以把逃過去的人又用麻袋裝起來，送回來。

    一九六二年，珍寶島事件後，中甦關系破裂了，中國政府又覺得把重刑犯放在邊界不合適，就決定把他們調回來。有一天，勞政農場場長對他們說︰“現在關里需要你們，所以要把你們調回北京。”犯人們個個覺得莫名其妙︰“一會兒說監獄里放不下了，一會兒又說關里需要我們。”但在困難時期，在北京總比在東北好。所以人們就又都歡天喜地的回來。一九六二年秋天，他們坐火車回北京，一切又都像來的時候一樣，用專列運送犯人，車廂兩頭有士兵持機關槍把守，只不過去的路上是一件件地往上加衣服，而回來時則是一件件地往下脫衣服。

    能重回北京對袁相忱來說是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喜事，出發前就忍不住給梁惠珍發了一張明信片，告訴她自己快要回北京服刑了。梁惠珍接到明信片後，又驚奇，又高興，覺得好像做夢一樣。

    這輛載有兩千多犯人的專列，到了天津茶澱，一個犯人勞改的地方，就停車，讓犯人下火車吃飯。吃過飯後，這兩千多犯人中的大多數，就要留在這里勞改了。只有極少一部份讓政府更不放心的犯人，才被押回到北京監獄。

    袁相忱一下車，卻意外地踫見一個老熟人——楊津廣。楊津廣也是廣東人，在北京讀大學時，在袁相忱的福音堂信主，以後很熱心，常去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當初被捕時，楊津廣還沒事，現在卻在這里看見了他，袁相忱又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他鄉遇故知，難過的是故知也同樣深陷囹圄。楊津廣當時正是作為“王明道**集團”的成員，在茶澱勞改。兩人看見了，卻不能說話，只能點點頭。

    下車後開始吃飯，先端上來一碗菜湯。袁相忱以為監獄考慮到犯人坐車渴了，先上一碗飯前湯，讓大家解解渴。沒想到喝完湯好久，還不見端飯上來。原來當時正是饑荒時期，老百姓都吃不飽，所以對犯人，只給每人一碗菜湯，沒有飯。袁相忱又饑腸轆轆地繼續上車回北京。雖然饑餓，但他心中卻是充滿喜樂，因為當時在茶澱，大部份犯人都留下了，只有五十幾個政府認為能夠里通外國的人，也就是危險份子，還得回到北京監獄里。別人把袁相忱當作重刑犯中的重刑犯，所以要送回北京嚴加看管，而袁相忱卻知道這是神的恩典。

    五、重回北京監獄

    （1962年秋——1966年春）

    能夠回到北京，對袁相忱來說真是太好了！一是離家近，可以經常看到家人；二是當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嚴重缺乏糧食，北京的監獄還比外地好一些。以前監獄不許家屬送吃的東西，但困難時期為減輕國家負擔，就允許家屬送東西。袁相忱在東北時，己經是吃菜窩頭了，後來連菜窩頭都吃不到，只有吃糠窩頭。回到北京後，北京監獄常吃白薯干，可見困難程度是很嚴重的。但就是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袁相忱卻沒受什麼苦，因為家里每月都送東西來。

    每到探訪時間，梁惠珍就拿著點心、糖，在監獄門外排隊等候。那時人們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憐，一個人每月只有二兩油、半斤肉、半斤點心。點心全家人一點都不吃，八口人四斤點心全留著，到探監的時候，全給袁相忱帶去。所以盡管這一時期外面的生活很艱苦，但袁相忱卻是犯人中的富人，他的身體得到了較好的保養。

    梁惠珍每次來探監時，都一大早就起來，先到賣糕點的商店里排隊買糕點。那時商店里東西很少，雖然有點心票，可也得一大早去排隊，如果去晚了，商店里就沒有東西賣了。梁惠珍排隊買好糕點後，回到家里，孩子們就都圍著糕點看，因為他們平時幾乎沒有吃過什麼糕點，所以都想吃。梁惠珍就說︰“這是給爸爸買的，誰都不能吃。”孩子們都很听話，不向梁惠珍要，但卻圍著糕點看個不停。

    有一天，宋尚節博士的女兒宋天真來到袁相忱家里，對梁惠珍說︰“我是宋博士的女兒。有一次監獄接見的時候見過你，所以我有感動送點洋點心給你。”這種洋點心在當時特別貴，可見宋天真是多麼有愛心的人。梁惠珍原來不認識宋天真，只是因為宋天真的姐姐宋天嬰當時也在北京監獄，所以探監的時候就彼此見過面。宋天真還告訴梁惠珍，她曾在父親的日記中看到袁相忱的名字，時間是在三六年宋尚節主領全國第二屆查經會的時候。梁惠珍听了很感動，當時參加查經會的約有幾千人，宋尚節博士是名家，卻還記得袁相忱這麼個小小的孩子。後來梁惠珍把這些洋點心都帶給袁相忱吃，並告訴他是宋天真送的。袁相忱就說︰“宋博士去世時，還很年輕。很多人都不理解，神為什麼不留他的僕人多做一些工？現在知道了，是神恩待他的僕人，讓他免受痛苦。如果宋博士還在的話，他現在肯定也在監獄里。”

    袁相忱六二年回到北京監獄後，先在監獄毛巾廠工作，後來又調到塑料廠，給象棋染色。干這些室內的勞動，袁相忱還是能勝任的，勞動成績也不錯。**年，袁相忱的大女兒結婚後，大女婿對梁惠珍說︰“媽媽，我還沒見過爸爸呢！下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想去看看他。”一個月後，袁相忱的大女兒袁安湖就帶著丈夫，到北京監獄探望袁相忱。袁相忱很高興，自己的女兒都長大成人，並且結婚了，作父親的有一種深深的自豪感。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袁相忱的二兒子袁福聲己被批準去寧夏參軍，是在生產建設兵團。福聲離開北京之前，就去右安門第一監獄看父親。當時不是接見時間，開始領導不同意他見，但福聲不肯走，死磨硬蹭地反復說明︰“我就要去寧夏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您就幫幫我。”最後監獄領導終于答應了。袁相忱走進接見室，看見兒子在那里，很吃驚。福聲就告訴他，自己就要去寧夏了，這次是特意來看父親。袁相忱听了很高興，握著福聲的手說︰“你十八歲了，自立也好。出門在外，自己多保重，要多寫信回家。我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掛著。去農村也好，我傳福音也是在農村。”又問福聲︰“你現在對信仰有沒有信心？”福聲說︰“有。”袁相忱又問︰“還會不會唱詩？”福聲說︰“會。詩篇二十三篇我現在還記得很熟。”袁相忱听了很得安慰。接見的半個小時中，父子兩人就這樣拉著手輕聲地交談著。福聲去寧夏後不久，就接到家里的來信，說袁相忱又上東北去了。袁相忱和福聲見面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又要再回到東北去。福聲從六五年十月以後，直到七九年年底才與父親再次相見，那時是袁相忱獲釋回家。其中相隔整整十四個年頭。

    從六二年到六六年這段監獄生活中，袁相忱最大的收獲就是認識了一位真正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劉浩。劉浩本是一個中學老師，五八年在干部下放農村時，看到農村被現行政策搞得烏煙瘴氣，農民敢怒不敢言，知識份子的良知就促使他起來表示反對，結果被打成“現行**”，抓入監獄，判處無期徒刑。他和袁相忱關在一個監倉里，漸漸熟悉後，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兩人的認識先從勞動中開始，然後又相互交談被捕的原因。袁相忱告訴劉浩︰“我是個傳道人，因為不參加三自而被捕，但我信的沒有錯。”此後，他就利用一些方便的時候，給劉浩傳福音。劉浩听了，覺得袁相忱所信的神是真神，但苦于當時的環境，他不敢明確表示接受，但兩人卻是互相都明白對方的心意。六六年三月，當袁相忱第二次被送到東北去的時候，劉浩也在同去之列。

    北京監獄的整個監舍呈八掛形，每個監舍之間都有一個三角空隙，犯人們就稱之為“三角院”。每逢節日，犯人們就被允許在此“自由活動，搞個人衛生”。因為平時在監舍里犯人多，工作的時候也不方便談話，所以惟有在節日休息時，惟有在這個三角院中，他們兩人才有機會談心。三角院成了劉浩靈命初級培訓的好場所。

    劉浩是個學政治、哲學的大學生，他對真理很尋求。袁相忱根據他的特點，就從約翰福音開始講起，向他講什麼是真正的“道”，什麼是真正有意義的信仰和人生。袁相忱還告訴他，禱告是信徒屬靈的呼吸，雖然在監獄中，但是我們並不孤單，可以與神隨時交通。

    當時各地“一貫道”的迷信活動很猖獗，政府到處**那些巫婆、神漢。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迷信，什麼是真的信仰，所以都把人的信仰看作是迷信。一天，管教干部拿來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冊子給袁相忱，對他說︰“你要好好看看這些書，這些書能解決你的思想問題。”袁相忱看了一會，又還給管教干部說︰“我的信仰不屬于這些迷信東西，所以我不看。”袁相忱的這番話使在場的人都很震驚，因為管教干部讓人們干什麼，大家都會唯唯諾諾，照章奉行。當時也在場的劉浩為袁相忱捏了一把汗，怕他惹麻煩。沒想到那個干部听了袁相忱的話，沉思了一會，就說︰“你既然不是這些迷信的範圍，那你一定是個和尚了。”袁相忱說︰“我不是中國的和尚，如果要算和尚的話，也是個洋和尚。”一句話逗得干部哈哈大笑起來，也就不追究袁相忱什麼了。從此，“洋和尚”這個名號就一傳十、十傳百地在北京監獄傳開了。以後一提洋和尚，大家都知道是指袁相忱。

    袁相忱和劉浩是知心朋友，無話不談，每月接見家屬時，劉浩和袁相忱總是排在一起，所以彼此的親屬都見過面。有一次劉浩感慨地說︰“我們在監獄里，家里的生活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有老母親和一個女兒，你有老母親和妻子，還有六個孩子。他們的生活將來該怎麼辦？”袁相忱說︰“听從上主的安排吧。神就是愛，我們相愛，不只在言語和舌頭上，也在行為和誠實上。我愛人也信主，我相信她會妥善安排這一切的。”

    一九六五年年底，北京監獄又人滿為患，主要原因就是當時中國正處于政治上極其動蕩的時期，文化大革命已揭開序幕，再加上中國與甦聯的關系當時己初步穩定，不至于發生戰爭，所以政府決定又要把重刑犯送到東北去。劉浩和袁相忱這兩個現行**罪名的無期徒刑犯人，就一起被押送到東北去了。

    六、東北十四年監獄生活

    （1966年春——1979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袁相忱和其他二千多名犯人，又坐著火車，來到東北黑龍江。袁相忱對黑龍江已不再陌生了。六年前，他曾在這里短暫地停留一年多，六年之後，他又再度踏足這塊神秘的黑土地。這次的目的地是音河，位于齊齊哈爾市甘南縣旁，是一塊很荒涼的土地，原名為“陰河”，意思是陰森恐怖，傳說其中有鬼怪出沒；解放後，為了破除迷信，特意改名為“音河”，是一個新開闢的地方。剛去時只看到一片空空蕩蕩的土地，他們先在地下鋪草睡覺，第二天，犯人們就開始為自己蓋監獄。同樣是先做磚，做好磚後再蓋房子。因為六年前在東北興凱湖已經學過了蓋房子，所以袁相忱此刻已成了熟練工人。初去音河時，雖然已到三月，但那里還是零下三十多度，漫天塵土襲來時，天昏地暗。每頓飯每人分一份高粱米飯，至多有四兩，另加一碗菜場。晚上睡覺時凍得縮成一團，每逢劉浩覺得自己頂不住的時候，袁相忱就安慰他︰“這不算苦。主耶穌被釘十字架，那才叫苦呢。要挺得住！”袁相忱也經常把自己的飯菜撥一些給劉浩，並說︰“你多吃點，別客氣，我飯量小，夠吃了。”其實他也不夠吃，但他自己在困境中，還懂得體恤別人。

    在音河勞改農場，因為是新建的點，所以對犯人的管理比較自由。吃的還是高粱米、黑土豆，穿的還是每年發一身棉褲棉衣，共有七斤重，能立起來，還有每年發一身白粗布褂子。袁相忱很快就完全適應了東北監獄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革的動蕩傳到監獄中，監獄外到處是一片“**”聲，監獄內也不能幸免。監獄管理層為了表示對重刑犯的懲治，就把重刑犯收監管理，袁相忱就從音河農場被調去齊齊哈爾監獄中，接受嚴格的監獄管理。在監獄里，雖然管理嚴，不如農場自由，但生活環境好了，伙食好了，勞動也輕省了。袁相忱被分配在鉸絲組，做螺絲釘。做螺絲釘對袁相忱來說雖然是個新工作，但比起在農場挑土來，要輕松得多。

    如果一九六六年不去東北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袁相忱很有可能被活活折磨死，活也活不了，這真是神特別的安排，特別的保守。東北監獄里雖然也有文化大革命的風波，但比起北京的監獄，比起監獄外面，簡直只能算是小兒科。但作為**份子，袁相忱仍未能完全逃過這次運動。

    那時監獄里天天組織學習，每天兩個小時，听完廣播要發言，還要有人做發言記錄。大約是六八年，袁相忱在听完廣播後說︰“這兩天怎麼沒看到劉少奇的消息，難道共產黨里面也有黨派嗎？”這本是他隨口發的一句感嘆，沒想到卻被人報告了。第二天監獄領導就來了，問袁相忱是不是真說過這些話。袁相忱說，“是”。領導就說︰“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不能在這里解決。我們一直忽略了你的思想狀態，現在鄭重地問你︰你現在還相信不相信你的上帝了？”袁相忱說︰“我還相信。”領導橫眉怒目地斥責說︰“看來這句話真是你的反動思想的大暴露。再問你一次，你還信不信？”袁相忱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還信。”監獄隊長就說︰“你是個頑固不化、反動透頂的**份子，你的問題不是在學習會上所能解決的，必須要從嚴懲處。”于是立即派人將袁相忱關入小號，單獨禁閉，命令他每天除規定的睡覺和吃飯時間外，都要盤腿坐著，老老實實地反省自己的問題。

    所謂“小號”，就是監中之監，獄中之獄，是一間長、寬各不足兩米，沒有窗子，只在牢門下部接近地面之處有一個小方洞的小牢房。袁相忱被押進小號單獨禁閉之前，監獄隊長叫人把袁相忱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剪掉，把褲腰帶也拿下，怕他在禁閉期間吞食扣子或是利用皮帶自殺。獄方經常派人從牢門的間隙察看袁相忱是否按規定的姿勢好好坐在那里反省，有沒有其它違紀行為。小號又稱為“一米屋”，房子很黑，白天都得開電燈。人可以站起來，但不能走動，因為空間太小；這樣的空間里有時還要關兩個人。其他被關的人都是只關幾天就放出去了，惟獨袁相忱一關就是半年。被關在小號里的人每天只能吃兩頓飯，吃飯時有人從小方洞遞進食物，早晨有人從小方洞遞進來濕毛巾，袁相忱就用濕毛巾擦一擦手和臉，就算洗臉了。大小便都不準出去，一律都要在牢房里的馬桶里方便，再加上牢房里不通風，里面的空氣可想而知了。

    袁相忱就是在條件如此惡劣的小號里蹲了長達半年之久的禁閉，半年沒有見到陽光，半年沒有被放過風，半年沒有用水洗過臉和手，更談不上洗澡了，半年身體得不到活動，半年沒有換洗過身上穿的衣服，已經生滿了虱子。這些毫無人道的折磨，對袁相忱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摧殘。他那本來瘦弱的身體，經過這半年的折磨，就更加瘦弱了，眼楮視物已模糊不清。在關小號的半年之久，是神所賜的毅力，促使他堅強地挺過來。半年之後，當他被放出小號的時候，因長時間地盤腿而坐，又不能活動，他的腿已不能走路，要扶著牆才能站住，身上虱子成堆，眼楮也不適應太陽光的照射，幾乎成了一個殘廢人。但他被放出小號後，在獄中生活和營養極差的情況下，身體卻得到了迅速的恢復，恢復速度令同監的犯人都感到驚奇。這是神又一次在他身上施行了神跡奇事。

    一九六九年春天，齊齊哈爾監獄的人也滿了，領導就考慮要新開一個監獄，作為齊齊哈爾監獄的下屬部分，這就是後來的黑龍江嫩江地區肇源縣革志監獄。革志監獄與大慶緊挨著，現對外稱為礦山機械廠。袁相忱和另外一千多名犯人，就來到這個荒涼的地方，開始他們新的創業。像以往一樣，他們先是住在帳篷里，帳篷外圍用鐵絲網圈住，犯人就在鐵絲網內活動。他們照舊是先燒磚，後蓋房，蓋好房子後才從帳篷中搬進去住。此後，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開荒種地，在農田里干活。當時革志還是一塊荒地，到處是墳墓，他們要先把墳墓挖掉了，土地平整了，才能撒種種東西。袁相忱被分配在專門負責開荒的一個小組中，就是要使荒地平整，適合種莊稼。他干的最多的就是拔草、挑石頭的工作，雖然很累，但是因為革志監獄沒有正規監獄那樣死板的看管，所以給人有一種自由的感覺。

    袁相忱在革志監獄里遇到了一個老熟人——吳慕迦。吳慕迦是不肯參加三自的十一個代表中的一個，是由外國傳道人帶大的。長大後，又被送到山東騰縣華北神學院讀過書，也在東北白城子教過書，後來在北京二條傳道。五五年因拒絕參加三自被捕，判十五年徒刑。吳慕迦與袁相忱被捕原因相同，並且可以說是在同一個戰壕里出來的，理應非常親近。袁相忱是在種甜菜耕田的時候看見吳慕迦的，好不容易踫到一個老熟人，袁相忱別提有多高興了。當時袁相忱在耕田，吳慕迦在另一塊地里插秧，他低著頭，沒有看到袁相忱。當時監獄規定，勞動時不許互相說話，袁相忱和吳慕迦不是在一個生產小組里，平時也沒有見過，這次不知怎麼會這麼巧。袁相忱就想︰“我該用什麼方法讓他注意到我在這里，但又不被其他人發覺呢？有了，我用唱屬靈歌曲的方法來和他打招呼。”于是袁相忱就大聲地唱︰“主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吳慕迦听到歌聲後果然抬起頭來，看到了袁相忱，但又馬上低下頭去。袁相忱以為他一定會接著唱，因為他正迎面走來，可是他沒接著唱，袁相忱又唱一遍，吳慕迦還是不開口。袁相忱覺得很奇怪，在那時踫見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更何況還是老熟人，是因為一個共同的問題而受牽連的共患難者。他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他們又有幾次接觸，沒有人的時候，袁相忱就把話題往信仰上引，但發現吳慕迦一點也不提信仰，後來才知道他已經放棄了信仰。袁相忱帶了補靴子的東西，借給他用，到過他們的小隊，發現他跟看守處得很好，別人叫他吳老師。袁相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當時同甘苦共患難的朋友，不一定都能堅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革志監獄中又要分出一批人來，去革志監獄三十里遠的一個地方開荒。那是一個專門用來種水稻的地方，約有四百五十人被調去這個仍屬肇源縣，但與吉林省僅隔一條嫩江的曠野，袁相忱和劉浩都在其中，袁相忱被分配到水田組，劉浩被分配到大田組，從此兩人的談心機會就少了。

    黑龍江省第一監獄按政策辦事，隊長是個復員軍人，沒什麼知識文化，認為基督教都是美國特務，但因袁相忱在勞動中表現較好，能吃苦，所以對他不錯。解放軍不敢殺雞，袁相忱還幫他們殺雞。領導想讓他提高認識，提前獲釋，就把報上批評迷信的文章給他看，希望他也能反省後表態，爭取提前釋放。袁相忱說︰“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洋和尚。”隊長就笑了，從此就不勉強他。在監獄中，袁相忱勞動認真，節約用品，節約糧食，常做記錄員，但就是勞動跟不上。割水稻時，別人割一畝地，他盡最大的努力，才能割五分地，所以達不到要求，不能立功，也不能減刑。當時還有一條減刑的途徑，就是控告人，但袁相忱卻從不控告人。他是無期徒刑，當時也沒想到要出來。

    袁相忱是近視眼，眼楮不好，干農田活就受影響。他本來就沒做過農田活，所以速度比別人慢，尤其是拔草時，更容易出錯。他分不清哪個是草，哪是稻子，再加上眼楮不好，就把稻子和草一起拔出來了。七七年春天，袁相忱在除草時，因不認識稻苗和草，就把稻子的苗拔了一些。收工時，組長一看袁相忱拔的草，就發脾氣了︰“這是誰拔的？怎麼把稻子拔出來放在這里？”然後就匯報給隊長，隊長就叫袁相忱去，認為袁相忱是故意破壞，讓袁相忱反省，並接受嚴管處理。于是召開了批斗大會，袁相忱被推上台，接受大家的批斗。犯人們大聲呼喊口號，震耳欲聾，有的犯人還跑上台去，揭發袁相忱，以求自己立功減刑，有的犯人則對袁相忱推推拉拉，動手打人。當時劉浩也在場，他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找隊長說情，說︰“我們北京城里人都不認識莊稼，我自己也曾把麥苗當作韭菜。袁相忱絕對不是故意的，他是不認識莊稼，才把麥苗拔下來的。”隊長听了，很生氣，說劉浩是包庇**的破壞活動，喝斥劉浩反省。

    當時，袁相忱在批斗台上，卻是態度自然，毫不緊張，大有旁若無人的架式。事後，劉浩曾問起他當時的想法。袁相忱說︰“沒有神的許可，我的一根頭發都不會掉下來。我根本不在乎他們對我的態度，只當他們是一群瘋子，讓他們嚎叫吧。**主的大能大力，作剛強人，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東西所壓垮。”

    于是，袁相忱又進入了長達半年的嚴管時期。所謂嚴管就是監獄對付不听話的犯人的一種處罰︰接受嚴管的犯人在行動的自由上比其他犯人嚴格，工作都有人監督，不許隨便講話，不許隨便走動，基本上沒有自由，但不如小號嚴。工作也變成又髒又累，以示懲罰。袁相忱就被派去做最髒最累的掏茅房的工作。被嚴管的犯人吃的也和普通犯人不一樣，比普通犯人的還差，並且份量還少。

    袁相忱的嚴管期快要結束時，正好他的第四個孩子福樂有機會出差去東北，他就順便去看袁相忱。袁相忱五八年被捕時，老四福樂才十一歲，正在小學讀書。他的成績非常好，但苦于家庭出身問題，中學畢業後，就被分配到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工作。福樂出差到東北，要先經過北京。回到北京時，他和母親商量，說想順便去探望一下父親。他和父親已經十一年沒有見面了。梁惠珍馬上去商店買了很多罐頭、點心、糖果之類的東西，福樂就拎著大包小包，坐火車起程了。他坐了一天一夜的快車，先到哈爾濱，然後再由哈爾濱換火車，坐到泰康，到了泰康，還要換汽車才能到達革志監獄。當時正是二九天氣，哈爾濱市的氣候為零下二十九度，呼呼的北風夾著塵土撲面而來，福樂頂著刺骨的冷風，好不容易找到汽車站，一看發車時間表，才知道原來每天只有一班車開往革志，並且是早晨六點鐘就發車的。他只能第二天才坐車了。他隨便找了一個小旅社，湊合著睡一夜，等著第二天再坐汽車去革志。那間小旅社是一間給拉大車的人停留休息的大屋子，里面烏煙瘴氣，十幾個人睡在一起，條件很差，白色的被子都蓋成灰色的了，只有折皺處才能見到一點點白。福樂想，就這樣湊合一夜算了，反正這里離車站近，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去看父親了。躺下去的時候，他的肚子開始咕咕叫了，他這才想起來自己忙著找車站、旅社，都還沒吃晚飯，旅社里又沒有賣飯的，只好忍著。他的背包里就有從北京帶來的點心，可是他一塊都不舍得吃。他想，父親這麼多年在監獄里，是多麼不容易啊！自己若是吃一塊，父親就會少一塊，還是留給父親吃吧。自己還年輕，餓一頓沒關系。他就合衣躺了幾個鐘頭，早晨五點鐘就來到汽車站，看見車站里有一個小飯店開了門，在賣面條。這小飯店是有車次、有乘客的時候才開門，昨天下午沒有車次，所以就沒有開門。福樂就買了一碗面條吃，六點鐘就上了汽車。早晨八點鐘，汽車到了革志，在一片荒地上停下。福樂下了車，看著周圍的荒涼景象，不覺疼惜起父親來。原來父親就是在這麼荒涼的地方！下車後，他問一個當地人，監獄在哪里？那個人告訴他，監獄離這里還有三公里遠，並且不通汽車，比這里還要偏僻、荒涼。走三公里的路，對拎著大包小包的福樂來說，不是件輕松的事。但很感謝神，當時的天氣很好，前一天還是北風呼嘯，但今天卻一點風都沒有，比昨天暖和多了。因為想著很快就能見到父親了，所以他的心情也好多了，大步向前走，一個小時就到了革志農場。福樂先到廠部去見廠長，向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場長還檢查了他的工作證和出差證明，才同意他見父親。

    福樂在接見室里等了約十多分鐘，才听到外面有人喊︰“報告！”隊長說︰“進來！”這是犯人進接待室的規矩。袁相忱進來了，先朝領導一個九十度的鞠躬，頭也沒抬。隊長就說︰“袁相忱，你來看一下，是誰來看你來了？”袁相忱抬起頭來，看到眼前有個高高瘦瘦的年輕人，但他不知道是誰，只覺得似曾相識，更不會想到是誰會來看他。袁相忱就問︰“你是誰？”福樂忙叫“爸爸”，並說︰“我是老四福樂”，袁相忱才猛然認出眼前這個年輕人，就是自己的孩子福樂。他有些激動，眼里含著淚，走上前來，摸了福樂一下，說︰“你這麼遠來看我。”隊長看袁相忱有些激動，就說︰“孩子來看你，你不要難過。你兒子來看你，你應該高興才對啊。”福樂眼里也含滿了淚，從父親進屋的那一刻，他還認得父親，但父親卻蒼老了許多。十幾年了，從袁相忱六六年離開北京監獄以後，他常常想起父親，但都沒有機會見父親一面。這次看到父親雖然蒼老了一些，但精神還很好。隊長叫袁相忱坐下，叫福樂坐在相距有兩米遠的地方，兩人一時間都不知該說些什麼。當時袁相忱因拔草時把麥苗拔出來，正在被嚴管，隊長就說︰“袁相忱，你兒子好不容易才來一次，你要好好向你的兒子匯報一下自己改造的情況，把你堅持反動立場、死不改悔、被關小號的事講一講；把你在獄中還搞破壞，在勞動時把稻子當作草拔下來的事講一講。你今後要好好端正態度，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和你同時進來的許多人都已獲得減刑，只有你，改造快二十年了，還是老樣子。你以後要多向黨和領導靠攏，不可抗拒，否則死路一條。”隊長說這番話的時候，福樂就在想，父親眼楮不好，又沒干過農田活，他怎麼能分出什麼是草，什麼是稻子呢？袁相忱一直看著福樂，問他︰“家里人都還好吧？”福樂就把家里人的近況一一詳細地說給袁相忱听，並告訴他︰“不用惦著家里，媽媽能夠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安心下來，不用掛記我們。”袁相忱點點頭，又吩咐福樂，東北很冷，出差時要注意保暖。四十分鐘的接見時間很快過去了，福樂忽然想起忘了拿出帶來的東西。他趕忙把東西交給父親，但隊長說不能留這麼多吃的，只準留下一點點。福樂就再三請求，對領導說︰“我這麼運來一趟不容易，請領導允許多留一點吧。”但隊長還是不同意，福樂就只好把剩下的再帶回來。袁相忱被兩個人帶走的時候，一直低著頭，心里很難過，不敢看福樂，怕一看福樂就忍不住掉眼淚。福樂也不敢看父親，也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淚。袁相忱走出接見的屋子後，福樂也就背著自己的旅行包，離開監獄，又繼續趕路，去到出差的地方報到去了。他到達哈爾濱後，並沒有耽誤出差的時間。安頓好行李後，立即就往家里打了一封電報，告訴梁惠珍︰“我已平安探望了父親，父親一切均好，勿念，詳情回家再敘。”因為他知道，媽媽這幾天肯定睡覺都睡不好，一直掛記著他探望父親的情況；打一封電報回去，可以讓母親早些安心。

    在袁相忱二十一年零八個月的監獄生涯中，有十六年的光陰是在東北這塊黑土地上度過的。他被捕的時候，瘦瘦的，戴個眼鏡，被判無期徒刑。很多人都想，他在監獄那麼差的環境中，呆不了幾年就會死掉的。他被送到東北去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想，“恐怕我這把骨頭是要交付給主，留在東北了。”但任何人都沒有想到，這二十幾年的監獄生活只是神對天僕人的一個操煉，是為了以後更好地使用他。監獄不僅很好地保護了他的性命，還磨練了他的意志，鍛練了他的體格。他為了主把生命全然擺上，但神卻保守他的性命，不僅不受損傷，而且還比以前更健康。一般情況下，重刑勞改犯有三個結果，一是上吊或跳江自殺，二是神經錯亂，三是通過勞動鍛練，身體反倒變好了。袁相忱是屬于第三種。在荒無人煙、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袁相忱每天至少要干九個小時的體力勞動。在如此惡劣、艱難的生活環境下，他卻從來沒有生過病，僅僅得過一次小感冒。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也使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學。去東北對袁相忱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恩典時期，冰天雪地中沒有一天不摔跟斗，又冷又滑。他在東北最常做的工作是挑土︰一擔土沉沉地壓在肩上，挑土時必需挺直了腰，越是彎著腰，越容易摔跤。袁相忱就在這種情況下得到鍛練，直到八十多歲還腰不彎。長年吃素，對袁相忱那原本不太好的腸胃，起了很好的治療作用。在東北袁相忱隨勞改農場走過很多地方，有些地名袁相忱已記不住了，也不去記；他想活一天算一天，死在東北就算了。他根本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回來，更沒想到，還能繼續為主做幾十年的工。

    面對不能用思維和理由解說的現實苦難，袁相忱依然不懷疑神的信實和慈愛。他相信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從神那里來接受，是為了他的好處。所以在他心中，對共產黨始終沒什麼怨恨。他定意順從主的安排，所以每天能愉快地勞動和學習，是主奇妙的保守，使他平安地度過了漫長而又艱苦的歲月，而且又能夠平安、健康地回來。這是神在他身上施行的一個很大的奇跡。

    在監獄中沒有聖經，袁相忱就每日默想以前背下的經節，有時還偷偷地用筆記下來，傳給劉浩看。在他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中，有兩首詩歌成為他的力量，激勵他持守到底。一首是詩篇第二十七篇，一首是《古舊十架》。在每天勞動中休息時間，別人都回到屋子里喝水抽煙，他卻站在屋外向神唱這兩首詩歌，在歌聲中重新得力︰“我要高聲稱頌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見父面；那時听他說︰‘忠心僕人，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神所要的是忠心。袁相忱不停地問自己︰“你能對神的托付忠心到底嗎？”

    北大荒的肅肅北風見證了神的僕人的禱告︰“主啊，我若稍微偏離正路，立刻就能舒服，但我紀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堅定不移。我願做你的忠心僕人，所以我也願甘心順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