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捕

    五八年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叩响了北京的城门；清明过后，第一场春雨为北京带来了朦胧的绿意。袁相忱每天带着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边的小店吃早餐时，明显地感受到春天的脚步。六岁的小女儿在春天里，明显地比以前更加活泼，更加懂事。过了一个年，孩子又长大了一岁。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勃勃的生机，也感到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内心却毫无轻松感，知道自己离开家的日子不远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怀来一一体味这一切的。

    天热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换下来，开始穿毛衣。梁惠珍帮他把棉衣洗好后，准备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对妻子说：“你别把我的棉衣收起来，就把它放在我枕头边就行了。”梁惠珍问：“你还穿吗？不穿就收起来吧。我刚洗过了，放在外面会落上灰尘的。”袁相忱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块小布包起来，放在我枕头旁。”梁惠珍就没再说什么，把棉衣叠整齐了，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头边。

    袁相忱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在近期内被捕，所以就想万一被捕的时候，就把棉衣一起拿着。听说监狱里边被子很薄，到时候肯定用得上。又过了两天，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出去给我买双新布鞋吧，要合脚一点，耐穿一点的。”梁惠珍问他：“怎么想起来要买新布鞋穿了？”因为袁相忱平时经常登台讲道，所以穿皮鞋的时候较多，并且袁相忱一向注意节俭，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让梁惠珍去买；若是衣服还没穿破，梁惠珍就帮他买了，他还会说梁惠珍不该浪费钱。这么多年来，梁惠珍已经摸透了丈夫的脾气，并且也养成了同样节俭的习惯。这一次是袁相忱主动提出让她买鞋，她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问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说：“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梁惠珍听了楞了一下，继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经为被捕作准备，前几天丈夫不肯让她把棉衣收起来，她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应该也是为被捕作准备。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就在眼框里打转，但她控制住，没有让它流下来。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样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着，当做没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样，走到外屋看书去了。

    被捕的预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担忧。他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为他走后一大家人的生活担忧。他的母亲当时已六十多岁，妻子梁惠珍没有工作，家里有六个孩子：老大福音刚满十七岁，小六还只有六岁多；五个孩子在读书，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这一家人怎么办呢？

    撒但很会寻找人的致命处来攻击人。他知道袁相忱对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关键的时候，撒但已经藉着袁相忱的这个弱点来多次攻击过他：不论是政府的警告，还是主内信徒的劝说，都以“你走了以后，这一大家人怎么办？”这个问题来做文章，今天他又面对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内心的担忧的挑战。

    弱点是明摆着的，关键是怎么解决。袁相忱反复地考虑着。

    当时从表面上看，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向政府表态，愿意参加三自；参加了三自，自然就不会被捕，不会和家人分开了。二是彻底坚持到底，坚决不参加三自；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被捕，顾不了家人了。

    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脱离这患难，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家人分离，他就在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这样向神求，祷告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为他个人和家庭开路，更求神为中国的福音工作开路，因为他相信，凡是出于爱神的动机的，神就必保守。

    没错，神是会保守义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权用各种方法来保守他的儿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后，袁相忱回忆自己被捕的前前后后，才明白：神己经为他和他的家庭开了出路，神也为中国的教会和福音工作开了出路，并且神所为他个人和中国的福音工作所开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远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祷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来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没有人警告他，没有人劝说他，没有人打扰他。他想，“神一定是听我的祷告了，要救我脱离这患难，要为中国教会开一条新的路，让人们看到，不参加三自也是可以的。只要基督徒能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从街上回来，把一双新的厚底布鞋交给袁相忱，说：“你先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袁相忱当时正在看书，头也没抬，也没细想妻子的话，拿起鞋来套在脚上时才想起来，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叫妻子买来准备被捕的时候穿的，而现在，鞋己经买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惊：“神啊，难道你是藉着这件事来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说话，以为他在看鞋，就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了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的兜里吧。”说完就把钱塞进袁相忱的裤兜里。他们谁都没想到，这双鞋在当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场：袁相忱是穿着这双新布鞋，带着那五块多钱，进了监狱的门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个特别的年份：春天的时候从中央传来一道命令，全国的人都必须参加“除四害”的活动，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别，全国每一个地区在一天里集中时间集体行动，制造各种噪声，使麻雀惊吓之际，四处飞，但飞来飞去，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继续飞，直到在天上疲乏过度，掉下来摔死为止。打麻雀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从第二年开始，各类昆虫因失去了麻雀这个天敌，而开始大量繁殖，酿成了另一种虫灾，其中尤以蝗虫为甚。蝗虫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虫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为比麻雀更大的一种灾害，使各种农作物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引发了五九年的粮食大饥荒。紧接着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用人为的手法破坏神所立的自然法则，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统一行动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正准时开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区，由区到片，由片到街道，层层落实，要求必须准时、准点、全部人都参加。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来开会，做进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为街道主任（一条小街道的管理人员），自然也参加了。那天夜里，布置任务会议开到十点半才散会，梁惠珍回到家里，孩子们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书。盲人青年陈邦恒因下午来袁相忱家里请教问题，吃完饭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当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里，睡在另一个房间里。梁惠珍洗漱完后，也就准备上床睡觉了。那时大约十一点多一点，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又有一个管户口的警察在门外叫：“梁主任，开一下门。”梁惠珍以为是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边问，“有什么事？”一边打开了门。开门后看到门外站着两个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时都很熟。那两个人说：“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们所长要请老袁去谈话。”袁相忱听了，说：“好吧，等我一会。”边说边赶快起来，下床的时候，顺手拿出放在床边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们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话，不会有这么客气。”其实是派出所的人因为刚刚与梁惠珍一起开完会，布置完工作，所以给她一点面子，不让她亲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却没说什么，就跟着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个派出所的人对梁惠珍说：“你睡觉吧。”但另一个人却说：“等过一会或许我们还会再来。”梁惠珍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说话怎么两个人都不一样？一个说让我睡吧，意思是没什么事了；另一个却说过一会还会再来，意思是还有事情没办完。他们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干什么？”这样想着，心就咚咚地狂跳起来。她赶忙跪下祷告，哪里还有心思睡觉！

    袁相忱跟着两个警察往香家园派出所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后悔刚才没有去另外一个房间里与母亲道别，也没有去看一看六个孩子，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有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袁相忱：“哎，你是属于什么**？”袁相忱楞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也没有**。”警察就不再说什么。原来，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现行**”。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刚坐下，就从屋里出来三个人，是袁相忱不认识的，可能是从市里面来的。他们凶巴巴地走过来，呼喝说：“站起来！”袁相忱就站起来，接着其中的一个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证朝袁相忱一出示，就开始宣读逮捕证，正式宣布逮捕他。读完逮捕证后，又拿出印泥，指着一处空白的地方，让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过手印后，就有人给他把手铐带上了。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时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长达二十一年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袁相忱走后约半小时，梁惠珍还在祷告，就听到轰隆隆好多汽车开过来的声音，梁惠珍心中一惊：“难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紧接着，又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看到门外站满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对她说：“袁相忱已经被捕了，这是逮捕证。”说完就拿出逮捕证给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阵发软，几乎站立不住。她心里说：“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警察又接着说：“现在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我们要彻底搜查。”说完话，一摆手，做了个开始的动作，就有五六个警察忽拉一下进到屋子里，每人手里都拿着工具，二话不说，就先从聚会的福音堂开始搜起，把东西摔得辟啪作响。

    最先被这吵嘈声惊醒的是袁相忱的母亲。她听到儿子已经被捕，浑身发颤。梁惠珍对她说：“妈，我们一起去把孩子们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经自己起来了，一边扣衣扣，一边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经被推得东倒西歪，所有的圣经、诗歌本、属灵书籍都被堆在地板当中，连袁相忱布道时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紧紧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纪轻，容易冲动，就对他说：“你进屋里把弟弟妹妹们都叫起来。”福音就进去把大家都喊起来，把陈邦恒也叫起来。孩子们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来的时候还闭着眼，满肚子不高兴，但她睁开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乱丢东西时，就吓得一下子哭出声来。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着哭了起来。

    梁惠珍把小六揽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纪老迈的婆婆和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家人就这样看着警察在那里搜寻。

    搜完了福音堂又进到每个房间里搜，每个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铁棍，每走一步都用铁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么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就撬开。福音堂的地下有一个浸池，警察把浸池的盖子揭开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还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围的地都撬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搜查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结束，检查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带走，临走的时候又对梁惠珍说：“你觉得我们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觉得合理，就签个名。”搜都搜完了，才问“合不合理？”明摆着是走过场。梁惠珍看也没看，就拿过笔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半，警察开着车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经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陈邦恒一大早就离开袁相忱的家里，回到了盲人工厂。他把经常去袁相忱家里的几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后告诉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师被捕了。”说完就放声大哭。其他人听后也都哭起来。

    二十日早上九点钟，集体行动打麻雀的时间到了。梁惠珍照样按着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户地通知大家出来打麻雀。街坊们都已经知道梁惠珍家里出事了，可没想到她还能出来照样工作。大家对她充满关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负责十一个居委会。当时香家园派出所一共管辖二十二个居委会，梁惠珍就负责了一半，并且是义务的。她当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只是出于帮忙之心而已。现在家中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样出来认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从十九日晚开始，她已经被列为“**份子”的家属了。她心中有不满、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惧和担忧，但她都强压着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应该在自己的职份上尽本份，不管将来如何，只要今天她还是街道工作的负责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当时受袁相忱的被捕影响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长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时福音在读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非常好，并且处处很关心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还被选为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学回来，看到家门对面有几个穿着蓝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张望，他当时感觉不对劲，想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穿着球鞋，但又不是锻练身体，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开，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人是来监视他家里的动静的。父亲的被捕给福音很大的打击，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为家中的长子，将来的道路该怎么走。父亲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学校的门口，就贴出了“**袁相忱”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列举了袁相忱的数条罪状。中午等到同学们都回家以后，福音一个人去看。当时青年会、缸瓦寺、白塔寺都有关于袁相忱的大字报，说要把袁从一白六十号赶出来。看完学校门口的大字报后，福音没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没有父亲的大字报。作为长子，作为袁相忱的儿子，他想知道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两次针对袁相忱的大字报，第一次是参加三自的牧师写的，第二次是针对重点人物写的，专对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里看大字报时，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伤地离开，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亲真的是**，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没有任何理由地乱抓人；他无法理解这一切，也无法跟别人说，包括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己经承受了够多的压力了。福音含着眼泪，只好一个人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怀疑、迷惑、失望、无助，过早地介入了这个十七岁青年的生活。他在这压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大人了，他知道他从此就是家中担负责任的男子汉了。

    一个星期后，老师把袁福音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从今天开始就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了。福音点点头，他没有问老师什么原因，老师也没有讲原因，但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因为他怕母亲担心，他倒是对母亲说：“妈，你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你。”

    二、审讯

    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的同时，袁相忱自己却被押上另一辆汽车，拉到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那里是预审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后，预审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铐摘下来，又让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预审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关袁相忱的材料，这期间没有问袁相忱一句话。

    约到半夜两点钟，预审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带到一间监舍里边，吩咐他在这里睡觉。监舍大约只有十多个平方米，里面却有十来个人，每人一条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会掉下去。警察告诉袁相忱睡在那条空的木板上，之后就把门锁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经睡觉了，被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后，看到又新来了一个斯斯文文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也没什么特殊表示，大概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对新来的人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着，心里一片纷乱。不知道家人现在知道他的情况了吗？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将会怎样，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来想去都没结果，就好像什么也没想一样，惟留一颗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监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把饭菜用一个大盘子端进来，袁相忱一看，每人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袁相忱一点食欲都没有，这种时候哪里还能吃得下饭？可一想，万一要是被审问的话，还得要有足够的精力来应付，所以还是要勉强吃一点。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个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这怎么能吃呢？但看到别人就这样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着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汤，把汤都喝了，窝头则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说话，就有人把他的窝头拿过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每人只给一根筷子。

    按预审股规矩，犯人每天起来洗完脸吃完饭就穿好衣服，准备被提讯。提讯时点名，叫到的人就跟着当兵的走，没有叫到的继续留在监仓里。每天早晨八点钟就开始叫号提讯，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个就提讯袁相忱。提讯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领路的，后边有当兵的拿着枪，跟在后边，袁相忱走在中间。院子的另一边有一个单独的地方，这是专门用来审讯犯人的。袁相忱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里面已经坐好了三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让他坐到一张硬板凳上，开始问话。

    问完姓名、年龄、籍贯之后，袁相忱被问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召集人开会的事。中间那个年纪大一点的问：“你有没有写信给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会堂里开会？”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当他听到这样的问题后，就点头承认。那三个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大概是没想到袁相忱这么老实、这么快地就承认了。他又接着问：“你是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的？”袁相忱想了想，说：“我忘记了。”其实袁相忱说的是实话，他的记忆力确实是很差，又何况事隔这么久？并且自己发明信片的时候，既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大事，又没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写上地址，告诉大家聚一下罢了，谁料到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审讯他的人却不认为这是真的忘记了，以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从实回答。之后，又问他承不承认写黑信召集大家开会这件事是犯罪？袁相忱说：“我写的是明信片，连邮递员都能看到上面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说，写信让大家来聚一聚，纯属基督徒之间的肢体联系，根本不是罪。”审讯他的那个中年人听了，气得不得了，就威胁他说：“如果不认罪，就等着瞧！”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动粗，但他们只是吓唬他一通而已，并没有太为难他，最后又让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间去的时候，同房间那些没有被提讯的人都问他情况如何，袁相忱没有说什么，但那些人却以老大哥的身份来教袁相忱。有几个老犯人对袁相忱说：“你要认罪，认了罪就判得轻。”袁相忱说：“我没犯罪，认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审讯期。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并且问的非常详细。这样的日子对袁相忱是痛苦的，因为他实在不记得那些琐碎的事情。并非他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养成了从来不去为这些事情操心的习惯；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传福音。他所能记得的都是有关福音方面的东西，所以每次提讯时，公安人员问什么，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却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说自己没犯什么罪，他也确实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们问他为什么想不起来？袁相忱就说，“不习惯记这些事”，但审讯员说，“想不起来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袁相忱出狱后，甚至连他们审讯时提的问题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公安人员曾让他复述自己的右派言论，袁相忱说：“我只记得两个观点，一个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个是三自队伍中有人是最不三自的。”审讯员说：“还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你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袁相忱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但公安人员说，“你这些话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袁相忱说：“我真的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定我为右派言论，但开始全是因为你们让我发言，让我说的。我本来是不发言的。”他们说：“不让你发言怎么能了解到你的**思想呢？还有人揭发你，你曾说过共产党是‘大红龙’，多次在讲道中煽动信徒不要爱党爱国。”袁相忱回答：“我讲道的时候讲的都是圣经上的道理。”

    后来审讯员又问到诬蔑三自领导是“三朝元老”这个问题时，袁相忱说：“我确实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王梓仲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原是美国教派，日本人来了后，又做了‘中华基督教团’的负责人，在三自时又做了副主席。这些事，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实就不是罪。”公安人员还问到袁相忱护送胡俊德姐妹去广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护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会。她的丈夫在美国做生意，看着国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胡姐妹就决定自己也出国。一九五六年，胡姐妹从广州坐飞机去美国找她的丈夫，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子，又带着许多行李，坐火车去广州，诸多不便，就请袁相忱帮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广州，当时到了广州的时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马站林献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飞机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车回北京来。这是袁相忱第一次见到林献羔，但时间仓促，并没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这次公安局又把这件事提出来，并且强加给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勾结外国人”。袁相忱说：“我只是帮助人而已，并且以后并无任何联系。”

    公安局还让袁相忱详细交代阜成门福音堂与日本牧师的关系。袁相忱据实回答：“一九四六年开办阜成门福音堂的时候，日本牧师帜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从房东那里租的房子，与帜田金雄没什么来往，并且帜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他随一个访华团来到北京，并且去阜成门福音堂参观，三自还派牧师陪着帜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来，怎么能说我和他勾结呢？如果真有勾结的话，也是三自和日本人勾结。”但公安人员却说：“我们说你和日本人勾结，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袁相忱说：“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才回到北京的。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家里忙于照顾她，两个月之后，帜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他勾结呢？”但公安人员坚持说：“不管你怎样狡辩，我们认为你有汉奸的嫌疑。”

    在审讯期间，公安局对袁相忱的评价就是：“你任何问题都不肯老实回答，不肯认罪，回答问题时要不就说忘记了，要不就说这不算罪。你的行为是公开表示抗拒。”为了惩罚袁相忱，他们就决定把他交给其他犯人去教育，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监号是个犯人来路很杂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问题都比较轻。袁相忱刚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小伙子是天主**，袁相忱自然对他有一份亲切感。他也是因为不肯参加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而被抓的，进监狱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有时候他常自己坐在一边哀声叹气，袁相忱就安慰他几句。这个年轻人很害怕会在监狱里呆一辈子，所以每次提讯前都紧张得要命。袁相忱问了他的情况，得知他不是教会负责人，只是一个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对他说：“你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你这么年轻，又没犯过大错，公安局了解了解情况就会放了你的。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不过就是信仰问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神只是用这个小试炼来试一试我们是否忠心。”袁相忱的这番话是真心话，他在大难临头的节骨眼上，还认为这个问题只是信仰问题，可见他的确是很单纯的。他还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时代下，不参加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他的罪已不是信仰问题了，而是革命与**的问题。

    年轻人在被提讯过几次后，从审讯他的人的口气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心情也就渐渐安定下来，开始计划出狱后的事情。那个年轻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担心出狱以后没钱，回不去老家，就告诉他说：“你出狱后如果有困难的话，就上阜成门找我的爱人，姓梁。你告诉她你是天主**，她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可以从我爱人那里拿钱做路费回家。”之后，袁相忱又向他说起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劝他仔细想想。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第二天就去把这些都汇报给队长了，说袁相忱拉拢他，在监狱里还继续传道。队长就说袁相忱气焰嚣张，在监狱里继续**。这后来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一起写在判决书里。而那个年轻人则因为揭发有功，不几天就被释放了。

    与袁相忱同一监舍的还有两个人，更是冤枉得很。他们因为在参加国庆**喊口号的时候，不小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错了，喊成了“**万岁”，结果被揭发，关到监狱里来。袁相忱开始只跟那个天主**说话，但后来被出卖，吃了大亏，就更加谨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思想或是默祷，所以大家对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细，也就不敢太放肆。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后来的犯人斗争犯人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的苦。监狱中所谓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针对那些不肯认罪的人，要让同监舍的犯人帮助你反省认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经过许可的监狱内的暴力。帮助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开批斗会，大家一起来口头批评，然后就是罚被批评的人做一些叠被子、倒尿盆之类的小事，这是最轻的。另有一种是让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时候两条腿要盘起来，身子要坐直；虽然不痛，却是让人累得受不了。被帮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个钟头，有时甚至一个晚上都要这样坐着，等到睡觉的时候，两条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觉；有时实在受不了，还会从木板上摔下来。但只要那些帮助你的人不肯点头，就还得再爬起来接着坐。最严厉的一种方法叫“坐飞机”，就是把人的手举起来，使劲往后拽。这种刑罚的特点是：斗争人的人根本不费力，但被斗争者却是疼痛难当。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一些监舍里发出惨叫声，大家心里就会说，不知道是哪个人又在被斗争。这时候监狱的公安人员都听得很清楚，但他们从来不去管，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他们授意的。

    袁相忱在监舍里很少说话，在提讯的时候虽然是有问必答，但答案却往往不能让审问者满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们监舍里的重点帮助对象。监狱领导曾多次明说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对袁相忱实行严厉一点的帮助。可神却保守他，使他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帮助”，也只是盘腿坐在硬木板上。这一点，连袁相忱本人也颇觉得奇怪，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谢神的保守。

    在监狱里，袁相忱所面对的最大的试炼，还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在关押他的监舍中，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们在街上嬉闹的声音就从窗子传进来，袁相忱就开始想起自己的六个孩子，担心他们会不会被人欺负，担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担心他们将来的成长教育问题。还有，看到监狱里做饭菜时，闻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饭菜的香味就是一个家庭的象征，可是他现在却享受不了家庭的温暖了。当这些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袁相忱就在这矛盾中变得软弱。母亲需要儿子的照顾，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亲的呵护。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监狱的高墙铁网，此刻人最容易手扶着犁往后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当他最软弱的时候，总有一句话临到他：“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袁相忱此刻经历了不能够爱父母、爱子女超过爱主的痛苦抉择。他每次在软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还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会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审讯期间不许探监，所以他没有教会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却担心他们会因自己受牵连。阜成门福音堂开办后，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为放假两天，袁相忱的教会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安排两次教会同工聚会，大家在一起座谈，彼此分享。他被捕后，不知教会是否还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这些同工还有没有坚持服事？其实，自从他被捕后，阜成门福音堂已无任何聚会，同工们各自分散，但他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惟有在祷告中纪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们。

    在长达半年的审讯期里，袁相忱过着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没有家人的消息，没有教会的消息，没有关于时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忆、交待，不停地被别人揭发，也不停地被要求揭发别人。袁相忱告诉公安局说：“我的记忆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记不清，能记清的我都已经说了。至于别人的事情，你还是问别人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同监舍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迟关进来，都一个个地结案了，惟独袁相忱一个人在那里老结不了案。之所以结不了案，是因为官方认为袁相忱不认罪，不认罪就无法结案。公安局多次对他说：“抗拒是要从严的。”而袁相忱却说：“我没有不认罪，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没有抗拒，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狱整整半年后，法院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这就表示要为他结案了。写了供词后不久，他就被转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开始劳动。先是在毛巾厂，后是在袜厂劳动。在袜厂的时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决书，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决后当场晕倒。法院的人要当着犯人的面念判决书，袁相忱听了别人的罪名和判决，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幼稚地认为，他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达不到**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决书下来了。发判决书的时候，袁相忱正在劳动，法院来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听判决。首先宣读罪状，然后是依法做出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袁相忱是属于**的首恶，又加上在审讯过程中态度不好、抗拒，所以要从严处罚。至于判决书的具体内容，袁相忱己忘记，只记得法院的人告诉他，如果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袁相忱说：“我不上诉，因为基督徒从来不主动打官司。”

    关在自新路监狱的人，若是被判无期徒刑，很多当事人一听就会晕倒，但袁相忱却没什么感觉。他没想到会判他无期，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罪，但判了无期也没觉得太难过。袁相忱此刻的心态是，在监狱里呆一年和呆一辈子已没有什么区别。经过火的试炼后，他重新刚刚强强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准备为主殉难，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对自己那已没有未来的未来。他只求自己有一颗顺服的心，却没想到这其中包含着神多少的美意。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从监狱里出来，更没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话，在文革中他早就会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没有狱中的劳动锻练，他瘦弱的身体也活不到现在。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神把他的仆人送进了保险箱。多少人死在劳改农场上，而袁相忱却在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过。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迹！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后，北京的六十四所教会合并为四所。一九六六年后，所有的教会都被迫关闭，共产党己暂时达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离阜城门福音堂，带着六个孩子和婆婆，迁到白塔寺内大街四十号居住。四十号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后来喇嘛就把这里租出去，最终又被收归国有。梁惠珍携母带子，八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她所有的家当就只有几个包裹着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带着孩子出去找来几块木板，用砖头垫起来，再铺上一层褥子，他们全家就睡在这一条通铺上。那时她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清贫。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后，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当时房管所是建筑单位，又苦又累，工资又低，没有人愿意去，但梁惠珍作为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妇女，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贫的生活更让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挂念。她对丈夫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也无法面对孩子们的痛苦。小六还不懂事，想爸爸的时候就哭，有时候一个劲地追问：“爸爸到哪里去了？”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受到伤害，就告诉她说，“爸爸去学习了。”于是小六又天天盼着爸爸早点学习完了就回来，再带她去街对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伶牙利齿，非常出众，袁相忱非常疼爱她，小六也非常喜欢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让袁相忱给她讲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怀中，一边讲圣经故事，一边摇着她入睡，等她睡着了，才轻轻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问梁惠珍：“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学习这么久还不回来？别人的爸爸为什么总在家里，我爸爸为什么要出去？”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泪，强作欢颜来安慰孩子，因为她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定要刚强，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来维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约六点钟，梁惠珍还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门，梁惠珍连忙起身开门，一看，是两个不认识的人。来人问她：“你姓梁吗？是从阜成门搬来的吗？是袁相忱的家属吗？”梁惠珍连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两个人接着说：“我们是从法院来的。袁相忱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我念，你听着，最后我会问你听明白了没有。”当念到“判处无期徒刑”时，她心中一楞，但最后还是回答：“听明白了。”法院的人把判决书交给梁惠珍，接着又说：“如果你要上诉的话，还有机会。十天之内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诉。”梁惠珍说：“我不上诉。”法院的人说：“那好吧，”并告诉她，袁相忱现在在北京监狱，因为己经过了审讯期，所以就可以接见家属，每月一次。袁相忱会从狱中发明信片，上面写有接见日期，按日期来就可以接见。说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后，梁惠珍才看判决书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状，一共是七大条：一是右派言论；二是反对破坏“三自爱国运动”，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划开黑会，反抗政治学习；四是诬蔑政府，说信仰没有自由，与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监狱里继续**，气焰非常嚣张；六是有汉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国。后来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后，就劝梁惠珍说：“这样判是太重了，你为什么不上诉呢？”梁惠珍答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抢又不是偷，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主所许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想主动打官司。既然判的是无期徒刑，我也只好认同了。”

    三、初期监狱生活

    （北京监狱，1958年冬——1960年夏）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望眼欲穿的梁惠珍终于收到了丈夫从北京监狱发出的第一封明信片，上面写着：“请于本月几日来自新路北京监狱探监。”梁惠珍看着丈夫的笔迹，眼泪忍不住就往下掉，但她又怕孩子和婆婆看见心里更难受，所以就强忍着。那天是星期天，梁惠珍一大早就起来，到街上买了些袁相忱爱吃的点心，就带着婆婆和小女儿一起坐公共汽车来到自新路。

    当她们来到自新路监狱外的时候，小六问梁惠珍：“妈妈，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高的墙？”梁惠珍说：“这是爸爸学习的地方。”她一直告诉女儿，袁相忱去学习了。走到门口，小六又看见高高的炮楼，上面还有士兵背着枪站着，心里就有些害怕。梁惠珍就把小六抱起来走。到了一个小小的黑色的门，梁惠珍把袁相忱写的明信片交给站岗的士兵，那士兵看过后，就让她们三人进去。进了监狱，才看到里面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的，都是来等着探监的。探监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分批进去，每一批半个小时。梁惠珍就像大家一样排队，大约等了一个钟头，才轮到她们进去。她进去的时候有士兵把明信片从她手中拿去，又让她们坐在一张小桌后等着，然后按着上面发信人的名字喊犯人进来接见。梁惠珍看到袁相忱从里边的小门进来，头发按规定剃成了光头，看起来比以前更瘦了，走路好像没有劲。梁惠珍鼻子又开始发酸，她告诉自己，不能在这时候流泪的。袁相忱也看到她们，快步走过来，坐到桌子对面。梁惠珍、袁相忱、袁母三个人几乎同时伸出手去，紧紧地握在一起。小六看了半天，终于认出眼前这个光头的人就是爸爸时，高兴地喊出了声，袁相忱又摸着女儿的脸庞，大家一时激动，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还是袁母先说话。她告诉儿子：“家里现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惦着。在这里要吃好、穿暖，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梁惠珍说：“你在这里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要学会照顾自己。我给你带了些衣服和吃的东西，有什么需要就写信告诉我。”袁相忱说：“我在这里也很平安，你们也别惦着。肉体受点苦没什么关系，我现在心里很喜乐。肉体是算不得什么的，最要紧的是心里好受。我现在心里很平安，分配我在毛巾厂劳动，不是很累，你们放心好了。”梁惠珍还想告诉丈夫一些外面的消息，因为她想，自从袁相忱被捕后，又有很多弟兄姐妹被捕，大概袁相忱都不知道，但有个看守总是站在他们旁边，所以她又不好说什么。她告诉袁相忱，现在搬家了，是住在白塔寺内以前喇嘛的西配殿；老大福音已经小学毕业，考上了首钢技校，二年后可以直接分配进首钢工作。梁惠珍自己也找了份工作，所以生活没有问题。袁相忱问梁惠珍：“你在建筑单位会不会很累？不要累坏了身体。”梁惠珍说：“没关系的，我没觉得太累。”然后又拿出带来的几包糕点给袁相忱。袁相忱说：“监狱里不让带吃的东西，这些东西还是你们拿回去吃吧。”又对袁母说：“妈，我不能在你身边孝顺，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袁母说：“你放心，我和你在的时候一样，惠珍对我很好。你倒是要多保重自己。”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警察吹起哨子，犯人就都站起来，排队走出去了。

    这是梁惠珍自丈夫被捕后第一次见到他。相隔半年多，丈夫身体是瘦了，但精神还很好，梁惠珍也就放心了。从此，每月到了探监的时候，梁惠珍都去。她每次都带不同的孩子去见袁相忱，让他有机会看到所有的孩子们。

    有一次监狱的接见日中，袁相忱看到了自己的老师萧太太，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是却不能和他的属灵启蒙老师说句话，只能点点头以示问候。萧太太的女儿萧语平当时也在北京监狱，被判刑劳改，萧太太是去看女儿。虽然同在一所监狱，但男女犯人平时根本见不到面；即便是男犯人，也很难见到，因为干活或是吃饭，都是以监号为单位进行的。不在一个监号里，很难得有机会见面。

    监狱里还规定，每个礼拜犯人必须去看一次电影，好改造思想。电影是经过特选的，不外乎是些革命的进步影片，往往是一部片子看了又看，里面的台词都几乎能背得下来，但还是被要求去看。看的时候每人带一个马扎去监狱的操场上，坐在露天中，前面扯起一块白布，大家就坐在下面看。

    五九年有一次看电影时，袁相忱拿着马扎往前面走，忽然看见王明道先生坐在那里，王明道先生也看见袁相忱了。这时候袁相忱才知道王明道先生又被捕了。因为监狱中不许犯人随便讲话，他们两人只好对视一下，袁相忱仰头看天，王明道先生也向上看，意思是仰望主。他们两个都读懂了对方的意思，点点头，袁相忱就又往前走。

    袁相忱也与张周新有过一次有趣的碰面。犯人要上厕所，都要按房间号，按不同的时间分配，称为放茅。一个房间十几个人，一起去厕所，并且也是排队，这一房间的出来后，下一个房间的再进去。有时两个房间的犯人能碰上，但不能说话。里面的人要出来时，先要喊：“多少多少号报告”，表示下面的人可以进厕所了。一天袁相忱和他们房间的十几个人在外面等着，就听有人喊：“十三号报告”。袁相忱一听就想：“难道这么巧，正碰上张周新？”因为袁相忱在三八年到三九年的时候，曾和张周新一起服事过，做过同工，对张周新那浓重的福建口音很熟悉。在北京监狱中，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的人也不是很多。果然，出来的是张周新。两人见面都楞住了，袁相忱向张周新点点头，张周新在与袁相忱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故意用胳膊碰袁相忱一下，顺手塞给他一卷手纸，然后又匆匆离开。在那种情况下碰见老熟人，非常难得，所以印象就异常深刻。

    监狱里有许多人都想要做出点好成绩，争取立功减刑，而立功减刑的最好、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揭发人。袁相忱看到有好几个人判了十多年的刑，但因为屡次揭发有功，所以多次获减刑。在这种环境下，袁相忱很注意说话的谨慎，因为他已经吃了很多这样的苦头，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不与别人说话，除非是特别熟了，才说一些。也可能是因为袁相忱被判无期，己经是最高刑，所以大家也不把揭发的重点放在他身上。袁相忱自己也根本不会想到他要尽力表现，以获减刑。从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天，他就想：“我老死在监狱里就算了，只求神保守我不论在何处，都持守他的道。”

    监狱里有一个小伙子，原来是宾馆的服务员，有一次忍不住偷了外宾的照相机。虽然他是初犯，可偷外宾的东西在当时是关系到国情的大事，所以就判得较重。但他后来因揭发有功，表现突出，队长又对他非常好，就减刑释放了。但获释不久他又被抓回来了，因为他在监狱里又学习了偷盗技术，出去又继续偷。可见除了神的救恩外，一切都救不了人。

    四、短暂的东北监狱生活

    （1960年夏——1962年秋）

    一九六零年夏，因为北京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多，所以政府就决定把重刑犯，即二十年徒刑以上的犯人，都送到黑龙江，在那里劳动。六零年夏末，袁相忱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东北黑龙江兴凯湖监狱服刑。坐火车起程的时候，犯人坐在车厢里，车厢前后都有人拿着机关枪看守着。车到沈阳的时候，正是夜间，感觉外面天气变冷了，等到了黑龙江，还没下火车，看守就让大家穿上分发的厚棉袄、棉裤，戴上大皮帽，穿上毡袜，冬天的装备已全副武装在身上。下了火车，已有十几辆军用汽车等着他们，他们被押上汽车，送往监狱。汽车走过大街，小孩子们就跑出来看，边看汽车走过，边拍着手喊：“你们都是**，你们都是**！”那个年代，稚气未脱的小孩子还不会认字的时候，却已知道什么是**了，可见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何等的紧张。

    兴凯湖是在中苏边界，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的时候，帐篷就是他们的监狱。一座座的帐篷集中在一起，外边又用铁丝网围着，又有持枪的人四处把守，这就是一座监狱了。由于在东北住帐篷根本无法过冬，所以犯人们到了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烧砖盖房子，要为监狱干部和犯人盖住的房间，也就是犯人要为自己盖监狱。犯人中有一部份被派去烧砖，另一部份就用烧好的砖砌围墙，砌完围墙后又为干部盖住房，最后才是给自己盖监舍。每个监含有五十米长，一条南北炕，当中有个用砖头砌的火炉，火炉里烧柴火或煤，用于冬天取暖。每个犯人睡觉的地方都很窄，有一定的宽度限制，一翻身就会碰到别人。在那里，冬天差不多天天吃高梁米，几乎没有菜吃，吃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每月有一个礼拜天吃馒头，每人八两，这就算是大餐了；每个礼拜有一次改善生活吃白面，平时都是吃玉米面或高粱米。主要的菜是土豆，并且是发黑的土豆，几乎餐餐都是。所以袁相忱获释后，好多年都不想吃土豆。

    监狱的房子盖好后，犯人们的任务就变为种庄稼了。秋天收完庄稼后又去打草。北大荒很多草，比人还高，袁相忱以前从未见过这么高的草，一年的生火、烧炉子，都靠自己打的草来维持。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刚从北京上去时，梁惠珍为丈夫准备了毛袜子，让袁相忱穿着觉得暖和；可到了东北后才知道，根本无法跟乌拉草比。把乌拉草卷一卷，放在鞋里，真暖和，真是宝贝。他们常去与苏联搭界的兴凯湖打乌拉草，作为过冬之用。神的创造真是奇妙，有多么严寒的气候，就有与气候相适应的植物。在东北滴水成冰，说实际点就是拿脸盆去打水，回来都冻上了。有一次干活时，气温大约零下三十多度，有人看到袁相忱的鼻子白了，马上叫他上屋里去。幸亏进去得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听人说，有时耳朵一冻就能掰下来，真是那样，一点都不夸张。冻死的人都是站着的，并且是笑着的。袁相忱虽没亲眼看过，但总听人们说起。

    去了东北不久，刚好过中秋，当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已开始，这就是一九五八年打麻雀的严重后果，所以即便是过中秋，监狱仍然是吃窝头。一九六一年的春天，监狱的生活就更惨了，连窝头都吃不饱，犯人们就在外边找野菜，用野菜做菜窝头吃。

    那时兴凯湖共有六个劳政农场，袁相忱是在劳改队第四分场。有的犯人常把窝头扔过河的对岸去，那边的苏联人就把面包扔过来，以示友好。也有很多犯人忍受不了饥饿，就越境逃跑了；有些人游过对岸，逃到苏联，结果苏联也不要他们，因为要一个普通犯人也没用，凭空多了一张嘴，所以把逃过去的人又用麻袋装起来，送回来。

    一九六二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破裂了，中国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边界不合适，就决定把他们调回来。有一天，劳政农场场长对他们说：“现在关里需要你们，所以要把你们调回北京。”犯人们个个觉得莫名其妙：“一会儿说监狱里放不下了，一会儿又说关里需要我们。”但在困难时期，在北京总比在东北好。所以人们就又都欢天喜地的回来。一九六二年秋天，他们坐火车回北京，一切又都像来的时候一样，用专列运送犯人，车厢两头有士兵持机关枪把守，只不过去的路上是一件件地往上加衣服，而回来时则是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能重回北京对袁相忱来说是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喜事，出发前就忍不住给梁惠珍发了一张明信片，告诉她自己快要回北京服刑了。梁惠珍接到明信片后，又惊奇，又高兴，觉得好像做梦一样。

    这辆载有两千多犯人的专列，到了天津茶淀，一个犯人劳改的地方，就停车，让犯人下火车吃饭。吃过饭后，这两千多犯人中的大多数，就要留在这里劳改了。只有极少一部份让政府更不放心的犯人，才被押回到北京监狱。

    袁相忱一下车，却意外地碰见一个老熟人——杨津广。杨津广也是广东人，在北京读大学时，在袁相忱的福音堂信主，以后很热心，常去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当初被捕时，杨津广还没事，现在却在这里看见了他，袁相忱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他乡遇故知，难过的是故知也同样深陷囹圄。杨津广当时正是作为“王明道**集团”的成员，在茶淀劳改。两人看见了，却不能说话，只能点点头。

    下车后开始吃饭，先端上来一碗菜汤。袁相忱以为监狱考虑到犯人坐车渴了，先上一碗饭前汤，让大家解解渴。没想到喝完汤好久，还不见端饭上来。原来当时正是饥荒时期，老百姓都吃不饱，所以对犯人，只给每人一碗菜汤，没有饭。袁相忱又饥肠辘辘地继续上车回北京。虽然饥饿，但他心中却是充满喜乐，因为当时在茶淀，大部份犯人都留下了，只有五十几个政府认为能够里通外国的人，也就是危险份子，还得回到北京监狱里。别人把袁相忱当作重刑犯中的重刑犯，所以要送回北京严加看管，而袁相忱却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五、重回北京监狱

    （1962年秋——1966年春）

    能够回到北京，对袁相忱来说真是太好了！一是离家近，可以经常看到家人；二是当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严重缺乏粮食，北京的监狱还比外地好一些。以前监狱不许家属送吃的东西，但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就允许家属送东西。袁相忱在东北时，己经是吃菜窝头了，后来连菜窝头都吃不到，只有吃糠窝头。回到北京后，北京监狱常吃白薯干，可见困难程度是很严重的。但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袁相忱却没受什么苦，因为家里每月都送东西来。

    每到探访时间，梁惠珍就拿着点心、糖，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那时人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怜，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点心全家人一点都不吃，八口人四斤点心全留着，到探监的时候，全给袁相忱带去。所以尽管这一时期外面的生活很艰苦，但袁相忱却是犯人中的富人，他的身体得到了较好的保养。

    梁惠珍每次来探监时，都一大早就起来，先到卖糕点的商店里排队买糕点。那时商店里东西很少，虽然有点心票，可也得一大早去排队，如果去晚了，商店里就没有东西卖了。梁惠珍排队买好糕点后，回到家里，孩子们就都围着糕点看，因为他们平时几乎没有吃过什么糕点，所以都想吃。梁惠珍就说：“这是给爸爸买的，谁都不能吃。”孩子们都很听话，不向梁惠珍要，但却围着糕点看个不停。

    有一天，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宋天真来到袁相忱家里，对梁惠珍说：“我是宋博士的女儿。有一次监狱接见的时候见过你，所以我有感动送点洋点心给你。”这种洋点心在当时特别贵，可见宋天真是多么有爱心的人。梁惠珍原来不认识宋天真，只是因为宋天真的姐姐宋天婴当时也在北京监狱，所以探监的时候就彼此见过面。宋天真还告诉梁惠珍，她曾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袁相忱的名字，时间是在三六年宋尚节主领全国第二届查经会的时候。梁惠珍听了很感动，当时参加查经会的约有几千人，宋尚节博士是名家，却还记得袁相忱这么个小小的孩子。后来梁惠珍把这些洋点心都带给袁相忱吃，并告诉他是宋天真送的。袁相忱就说：“宋博士去世时，还很年轻。很多人都不理解，神为什么不留他的仆人多做一些工？现在知道了，是神恩待他的仆人，让他免受痛苦。如果宋博士还在的话，他现在肯定也在监狱里。”

    袁相忱六二年回到北京监狱后，先在监狱毛巾厂工作，后来又调到塑料厂，给象棋染色。干这些室内的劳动，袁相忱还是能胜任的，劳动成绩也不错。**年，袁相忱的大女儿结婚后，大女婿对梁惠珍说：“妈妈，我还没见过爸爸呢！下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想去看看他。”一个月后，袁相忱的大女儿袁安湖就带着丈夫，到北京监狱探望袁相忱。袁相忱很高兴，自己的女儿都长大成人，并且结婚了，作父亲的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袁相忱的二儿子袁福声己被批准去宁夏参军，是在生产建设兵团。福声离开北京之前，就去右安门第一监狱看父亲。当时不是接见时间，开始领导不同意他见，但福声不肯走，死磨硬蹭地反复说明：“我就要去宁夏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就帮帮我。”最后监狱领导终于答应了。袁相忱走进接见室，看见儿子在那里，很吃惊。福声就告诉他，自己就要去宁夏了，这次是特意来看父亲。袁相忱听了很高兴，握着福声的手说：“你十八岁了，自立也好。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要多写信回家。我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着。去农村也好，我传福音也是在农村。”又问福声：“你现在对信仰有没有信心？”福声说：“有。”袁相忱又问：“还会不会唱诗？”福声说：“会。诗篇二十三篇我现在还记得很熟。”袁相忱听了很得安慰。接见的半个小时中，父子两人就这样拉着手轻声地交谈着。福声去宁夏后不久，就接到家里的来信，说袁相忱又上东北去了。袁相忱和福声见面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又要再回到东北去。福声从六五年十月以后，直到七九年年底才与父亲再次相见，那时是袁相忱获释回家。其中相隔整整十四个年头。

    从六二年到六六年这段监狱生活中，袁相忱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位真正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刘浩。刘浩本是一个中学老师，五八年在干部下放农村时，看到农村被现行政策搞得乌烟瘴气，农民敢怒不敢言，知识份子的良知就促使他起来表示反对，结果被打成“现行**”，抓入监狱，判处无期徒刑。他和袁相忱关在一个监仓里，渐渐熟悉后，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人的认识先从劳动中开始，然后又相互交谈被捕的原因。袁相忱告诉刘浩：“我是个传道人，因为不参加三自而被捕，但我信的没有错。”此后，他就利用一些方便的时候，给刘浩传福音。刘浩听了，觉得袁相忱所信的神是真神，但苦于当时的环境，他不敢明确表示接受，但两人却是互相都明白对方的心意。六六年三月，当袁相忱第二次被送到东北去的时候，刘浩也在同去之列。

    北京监狱的整个监舍呈八挂形，每个监舍之间都有一个三角空隙，犯人们就称之为“三角院”。每逢节日，犯人们就被允许在此“自由活动，搞个人卫生”。因为平时在监舍里犯人多，工作的时候也不方便谈话，所以惟有在节日休息时，惟有在这个三角院中，他们两人才有机会谈心。三角院成了刘浩灵命初级培训的好场所。

    刘浩是个学政治、哲学的大学生，他对真理很寻求。袁相忱根据他的特点，就从约翰福音开始讲起，向他讲什么是真正的“道”，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信仰和人生。袁相忱还告诉他，祷告是信徒属灵的呼吸，虽然在监狱中，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可以与神随时交通。

    当时各地“一贯道”的迷信活动很猖獗，政府到处**那些巫婆、神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迷信，什么是真的信仰，所以都把人的信仰看作是迷信。一天，管教干部拿来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袁相忱，对他说：“你要好好看看这些书，这些书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袁相忱看了一会，又还给管教干部说：“我的信仰不属于这些迷信东西，所以我不看。”袁相忱的这番话使在场的人都很震惊，因为管教干部让人们干什么，大家都会唯唯诺诺，照章奉行。当时也在场的刘浩为袁相忱捏了一把汗，怕他惹麻烦。没想到那个干部听了袁相忱的话，沉思了一会，就说：“你既然不是这些迷信的范围，那你一定是个和尚了。”袁相忱说：“我不是中国的和尚，如果要算和尚的话，也是个洋和尚。”一句话逗得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也就不追究袁相忱什么了。从此，“洋和尚”这个名号就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北京监狱传开了。以后一提洋和尚，大家都知道是指袁相忱。

    袁相忱和刘浩是知心朋友，无话不谈，每月接见家属时，刘浩和袁相忱总是排在一起，所以彼此的亲属都见过面。有一次刘浩感慨地说：“我们在监狱里，家里的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老母亲和一个女儿，你有老母亲和妻子，还有六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将来该怎么办？”袁相忱说：“听从上主的安排吧。神就是爱，我们相爱，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也在行为和诚实上。我爱人也信主，我相信她会妥善安排这一切的。”

    一九六五年年底，北京监狱又人满为患，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上极其动荡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已揭开序幕，再加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己初步稳定，不至于发生战争，所以政府决定又要把重刑犯送到东北去。刘浩和袁相忱这两个现行**罪名的无期徒刑犯人，就一起被押送到东北去了。

    六、东北十四年监狱生活

    （1966年春——1979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袁相忱和其他二千多名犯人，又坐着火车，来到东北黑龙江。袁相忱对黑龙江已不再陌生了。六年前，他曾在这里短暂地停留一年多，六年之后，他又再度踏足这块神秘的黑土地。这次的目的地是音河，位于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旁，是一块很荒凉的土地，原名为“阴河”，意思是阴森恐怖，传说其中有鬼怪出没；解放后，为了破除迷信，特意改名为“音河”，是一个新开辟的地方。刚去时只看到一片空空荡荡的土地，他们先在地下铺草睡觉，第二天，犯人们就开始为自己盖监狱。同样是先做砖，做好砖后再盖房子。因为六年前在东北兴凯湖已经学过了盖房子，所以袁相忱此刻已成了熟练工人。初去音河时，虽然已到三月，但那里还是零下三十多度，漫天尘土袭来时，天昏地暗。每顿饭每人分一份高粱米饭，至多有四两，另加一碗菜场。晚上睡觉时冻得缩成一团，每逢刘浩觉得自己顶不住的时候，袁相忱就安慰他：“这不算苦。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才叫苦呢。要挺得住！”袁相忱也经常把自己的饭菜拨一些给刘浩，并说：“你多吃点，别客气，我饭量小，够吃了。”其实他也不够吃，但他自己在困境中，还懂得体恤别人。

    在音河劳改农场，因为是新建的点，所以对犯人的管理比较自由。吃的还是高粱米、黑土豆，穿的还是每年发一身棉裤棉衣，共有七斤重，能立起来，还有每年发一身白粗布褂子。袁相忱很快就完全适应了东北监狱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革的动荡传到监狱中，监狱外到处是一片“**”声，监狱内也不能幸免。监狱管理层为了表示对重刑犯的惩治，就把重刑犯收监管理，袁相忱就从音河农场被调去齐齐哈尔监狱中，接受严格的监狱管理。在监狱里，虽然管理严，不如农场自由，但生活环境好了，伙食好了，劳动也轻省了。袁相忱被分配在铰丝组，做螺丝钉。做螺丝钉对袁相忱来说虽然是个新工作，但比起在农场挑土来，要轻松得多。

    如果一九六六年不去东北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袁相忱很有可能被活活折磨死，活也活不了，这真是神特别的安排，特别的保守。东北监狱里虽然也有文化大革命的风波，但比起北京的监狱，比起监狱外面，简直只能算是小儿科。但作为**份子，袁相忱仍未能完全逃过这次运动。

    那时监狱里天天组织学习，每天两个小时，听完广播要发言，还要有人做发言记录。大约是六八年，袁相忱在听完广播后说：“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刘少奇的消息，难道共产党里面也有党派吗？”这本是他随口发的一句感叹，没想到却被人报告了。第二天监狱领导就来了，问袁相忱是不是真说过这些话。袁相忱说，“是”。领导就说：“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在这里解决。我们一直忽略了你的思想状态，现在郑重地问你：你现在还相信不相信你的上帝了？”袁相忱说：“我还相信。”领导横眉怒目地斥责说：“看来这句话真是你的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再问你一次，你还信不信？”袁相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还信。”监狱队长就说：“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份子，你的问题不是在学习会上所能解决的，必须要从严惩处。”于是立即派人将袁相忱关入小号，单独禁闭，命令他每天除规定的睡觉和吃饭时间外，都要盘腿坐着，老老实实地反省自己的问题。

    所谓“小号”，就是监中之监，狱中之狱，是一间长、宽各不足两米，没有窗子，只在牢门下部接近地面之处有一个小方洞的小牢房。袁相忱被押进小号单独禁闭之前，监狱队长叫人把袁相忱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剪掉，把裤腰带也拿下，怕他在禁闭期间吞食扣子或是利用皮带自杀。狱方经常派人从牢门的间隙察看袁相忱是否按规定的姿势好好坐在那里反省，有没有其它违纪行为。小号又称为“一米屋”，房子很黑，白天都得开电灯。人可以站起来，但不能走动，因为空间太小；这样的空间里有时还要关两个人。其他被关的人都是只关几天就放出去了，惟独袁相忱一关就是半年。被关在小号里的人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吃饭时有人从小方洞递进食物，早晨有人从小方洞递进来湿毛巾，袁相忱就用湿毛巾擦一擦手和脸，就算洗脸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一律都要在牢房里的马桶里方便，再加上牢房里不通风，里面的空气可想而知了。

    袁相忱就是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小号里蹲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禁闭，半年没有见到阳光，半年没有被放过风，半年没有用水洗过脸和手，更谈不上洗澡了，半年身体得不到活动，半年没有换洗过身上穿的衣服，已经生满了虱子。这些毫无人道的折磨，对袁相忱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摧残。他那本来瘦弱的身体，经过这半年的折磨，就更加瘦弱了，眼睛视物已模糊不清。在关小号的半年之久，是神所赐的毅力，促使他坚强地挺过来。半年之后，当他被放出小号的时候，因长时间地盘腿而坐，又不能活动，他的腿已不能走路，要扶着墙才能站住，身上虱子成堆，眼睛也不适应太阳光的照射，几乎成了一个残废人。但他被放出小号后，在狱中生活和营养极差的情况下，身体却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恢复速度令同监的犯人都感到惊奇。这是神又一次在他身上施行了神迹奇事。

    一九六九年春天，齐齐哈尔监狱的人也满了，领导就考虑要新开一个监狱，作为齐齐哈尔监狱的下属部分，这就是后来的黑龙江嫩江地区肇源县革志监狱。革志监狱与大庆紧挨着，现对外称为矿山机械厂。袁相忱和另外一千多名犯人，就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开始他们新的创业。像以往一样，他们先是住在帐篷里，帐篷外围用铁丝网圈住，犯人就在铁丝网内活动。他们照旧是先烧砖，后盖房，盖好房子后才从帐篷中搬进去住。此后，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荒种地，在农田里干活。当时革志还是一块荒地，到处是坟墓，他们要先把坟墓挖掉了，土地平整了，才能撒种种东西。袁相忱被分配在专门负责开荒的一个小组中，就是要使荒地平整，适合种庄稼。他干的最多的就是拔草、挑石头的工作，虽然很累，但是因为革志监狱没有正规监狱那样死板的看管，所以给人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袁相忱在革志监狱里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吴慕迦。吴慕迦是不肯参加三自的十一个代表中的一个，是由外国传道人带大的。长大后，又被送到山东腾县华北神学院读过书，也在东北白城子教过书，后来在北京二条传道。五五年因拒绝参加三自被捕，判十五年徒刑。吴慕迦与袁相忱被捕原因相同，并且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出来的，理应非常亲近。袁相忱是在种甜菜耕田的时候看见吴慕迦的，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老熟人，袁相忱别提有多高兴了。当时袁相忱在耕田，吴慕迦在另一块地里插秧，他低着头，没有看到袁相忱。当时监狱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袁相忱和吴慕迦不是在一个生产小组里，平时也没有见过，这次不知怎么会这么巧。袁相忱就想：“我该用什么方法让他注意到我在这里，但又不被其他人发觉呢？有了，我用唱属灵歌曲的方法来和他打招呼。”于是袁相忱就大声地唱：“主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吴慕迦听到歌声后果然抬起头来，看到了袁相忱，但又马上低下头去。袁相忱以为他一定会接着唱，因为他正迎面走来，可是他没接着唱，袁相忱又唱一遍，吴慕迦还是不开口。袁相忱觉得很奇怪，在那时碰见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更何况还是老熟人，是因为一个共同的问题而受牵连的共患难者。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又有几次接触，没有人的时候，袁相忱就把话题往信仰上引，但发现吴慕迦一点也不提信仰，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放弃了信仰。袁相忱带了补靴子的东西，借给他用，到过他们的小队，发现他跟看守处得很好，别人叫他吴老师。袁相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当时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不一定都能坚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革志监狱中又要分出一批人来，去革志监狱三十里远的一个地方开荒。那是一个专门用来种水稻的地方，约有四百五十人被调去这个仍属肇源县，但与吉林省仅隔一条嫩江的旷野，袁相忱和刘浩都在其中，袁相忱被分配到水田组，刘浩被分配到大田组，从此两人的谈心机会就少了。

    黑龙江省第一监狱按政策办事，队长是个复员军人，没什么知识文化，认为基督教都是美国特务，但因袁相忱在劳动中表现较好，能吃苦，所以对他不错。解放军不敢杀鸡，袁相忱还帮他们杀鸡。领导想让他提高认识，提前获释，就把报上批评迷信的文章给他看，希望他也能反省后表态，争取提前释放。袁相忱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洋和尚。”队长就笑了，从此就不勉强他。在监狱中，袁相忱劳动认真，节约用品，节约粮食，常做记录员，但就是劳动跟不上。割水稻时，别人割一亩地，他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割五分地，所以达不到要求，不能立功，也不能减刑。当时还有一条减刑的途径，就是控告人，但袁相忱却从不控告人。他是无期徒刑，当时也没想到要出来。

    袁相忱是近视眼，眼睛不好，干农田活就受影响。他本来就没做过农田活，所以速度比别人慢，尤其是拔草时，更容易出错。他分不清哪个是草，哪是稻子，再加上眼睛不好，就把稻子和草一起拔出来了。七七年春天，袁相忱在除草时，因不认识稻苗和草，就把稻子的苗拔了一些。收工时，组长一看袁相忱拔的草，就发脾气了：“这是谁拔的？怎么把稻子拔出来放在这里？”然后就汇报给队长，队长就叫袁相忱去，认为袁相忱是故意破坏，让袁相忱反省，并接受严管处理。于是召开了批斗大会，袁相忱被推上台，接受大家的批斗。犯人们大声呼喊口号，震耳欲聋，有的犯人还跑上台去，揭发袁相忱，以求自己立功减刑，有的犯人则对袁相忱推推拉拉，动手打人。当时刘浩也在场，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找队长说情，说：“我们北京城里人都不认识庄稼，我自己也曾把麦苗当作韭菜。袁相忱绝对不是故意的，他是不认识庄稼，才把麦苗拔下来的。”队长听了，很生气，说刘浩是包庇**的破坏活动，喝斥刘浩反省。

    当时，袁相忱在批斗台上，却是态度自然，毫不紧张，大有旁若无人的架式。事后，刘浩曾问起他当时的想法。袁相忱说：“没有神的许可，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态度，只当他们是一群疯子，让他们嚎叫吧。**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人，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东西所压垮。”

    于是，袁相忱又进入了长达半年的严管时期。所谓严管就是监狱对付不听话的犯人的一种处罚：接受严管的犯人在行动的自由上比其他犯人严格，工作都有人监督，不许随便讲话，不许随便走动，基本上没有自由，但不如小号严。工作也变成又脏又累，以示惩罚。袁相忱就被派去做最脏最累的掏茅房的工作。被严管的犯人吃的也和普通犯人不一样，比普通犯人的还差，并且份量还少。

    袁相忱的严管期快要结束时，正好他的第四个孩子福乐有机会出差去东北，他就顺便去看袁相忱。袁相忱五八年被捕时，老四福乐才十一岁，正在小学读书。他的成绩非常好，但苦于家庭出身问题，中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工作。福乐出差到东北，要先经过北京。回到北京时，他和母亲商量，说想顺便去探望一下父亲。他和父亲已经十一年没有见面了。梁惠珍马上去商店买了很多罐头、点心、糖果之类的东西，福乐就拎着大包小包，坐火车起程了。他坐了一天一夜的快车，先到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换火车，坐到泰康，到了泰康，还要换汽车才能到达革志监狱。当时正是二九天气，哈尔滨市的气候为零下二十九度，呼呼的北风夹着尘土扑面而来，福乐顶着刺骨的冷风，好不容易找到汽车站，一看发车时间表，才知道原来每天只有一班车开往革志，并且是早晨六点钟就发车的。他只能第二天才坐车了。他随便找了一个小旅社，凑合着睡一夜，等着第二天再坐汽车去革志。那间小旅社是一间给拉大车的人停留休息的大屋子，里面乌烟瘴气，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条件很差，白色的被子都盖成灰色的了，只有折皱处才能见到一点点白。福乐想，就这样凑合一夜算了，反正这里离车站近，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去看父亲了。躺下去的时候，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忙着找车站、旅社，都还没吃晚饭，旅社里又没有卖饭的，只好忍着。他的背包里就有从北京带来的点心，可是他一块都不舍得吃。他想，父亲这么多年在监狱里，是多么不容易啊！自己若是吃一块，父亲就会少一块，还是留给父亲吃吧。自己还年轻，饿一顿没关系。他就合衣躺了几个钟头，早晨五点钟就来到汽车站，看见车站里有一个小饭店开了门，在卖面条。这小饭店是有车次、有乘客的时候才开门，昨天下午没有车次，所以就没有开门。福乐就买了一碗面条吃，六点钟就上了汽车。早晨八点钟，汽车到了革志，在一片荒地上停下。福乐下了车，看着周围的荒凉景象，不觉疼惜起父亲来。原来父亲就是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下车后，他问一个当地人，监狱在哪里？那个人告诉他，监狱离这里还有三公里远，并且不通汽车，比这里还要偏僻、荒凉。走三公里的路，对拎着大包小包的福乐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但很感谢神，当时的天气很好，前一天还是北风呼啸，但今天却一点风都没有，比昨天暖和多了。因为想着很快就能见到父亲了，所以他的心情也好多了，大步向前走，一个小时就到了革志农场。福乐先到厂部去见厂长，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场长还检查了他的工作证和出差证明，才同意他见父亲。

    福乐在接见室里等了约十多分钟，才听到外面有人喊：“报告！”队长说：“进来！”这是犯人进接待室的规矩。袁相忱进来了，先朝领导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头也没抬。队长就说：“袁相忱，你来看一下，是谁来看你来了？”袁相忱抬起头来，看到眼前有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但他不知道是谁，只觉得似曾相识，更不会想到是谁会来看他。袁相忱就问：“你是谁？”福乐忙叫“爸爸”，并说：“我是老四福乐”，袁相忱才猛然认出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的孩子福乐。他有些激动，眼里含着泪，走上前来，摸了福乐一下，说：“你这么远来看我。”队长看袁相忱有些激动，就说：“孩子来看你，你不要难过。你儿子来看你，你应该高兴才对啊。”福乐眼里也含满了泪，从父亲进屋的那一刻，他还认得父亲，但父亲却苍老了许多。十几年了，从袁相忱六六年离开北京监狱以后，他常常想起父亲，但都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这次看到父亲虽然苍老了一些，但精神还很好。队长叫袁相忱坐下，叫福乐坐在相距有两米远的地方，两人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当时袁相忱因拔草时把麦苗拔出来，正在被严管，队长就说：“袁相忱，你儿子好不容易才来一次，你要好好向你的儿子汇报一下自己改造的情况，把你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被关小号的事讲一讲；把你在狱中还搞破坏，在劳动时把稻子当作草拔下来的事讲一讲。你今后要好好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和你同时进来的许多人都已获得减刑，只有你，改造快二十年了，还是老样子。你以后要多向党和领导靠拢，不可抗拒，否则死路一条。”队长说这番话的时候，福乐就在想，父亲眼睛不好，又没干过农田活，他怎么能分出什么是草，什么是稻子呢？袁相忱一直看着福乐，问他：“家里人都还好吧？”福乐就把家里人的近况一一详细地说给袁相忱听，并告诉他：“不用惦着家里，妈妈能够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安心下来，不用挂记我们。”袁相忱点点头，又吩咐福乐，东北很冷，出差时要注意保暖。四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过去了，福乐忽然想起忘了拿出带来的东西。他赶忙把东西交给父亲，但队长说不能留这么多吃的，只准留下一点点。福乐就再三请求，对领导说：“我这么运来一趟不容易，请领导允许多留一点吧。”但队长还是不同意，福乐就只好把剩下的再带回来。袁相忱被两个人带走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心里很难过，不敢看福乐，怕一看福乐就忍不住掉眼泪。福乐也不敢看父亲，也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泪。袁相忱走出接见的屋子后，福乐也就背着自己的旅行包，离开监狱，又继续赶路，去到出差的地方报到去了。他到达哈尔滨后，并没有耽误出差的时间。安顿好行李后，立即就往家里打了一封电报，告诉梁惠珍：“我已平安探望了父亲，父亲一切均好，勿念，详情回家再叙。”因为他知道，妈妈这几天肯定睡觉都睡不好，一直挂记着他探望父亲的情况；打一封电报回去，可以让母亲早些安心。

    在袁相忱二十一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涯中，有十六年的光阴是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度过的。他被捕的时候，瘦瘦的，戴个眼镜，被判无期徒刑。很多人都想，他在监狱那么差的环境中，呆不了几年就会死掉的。他被送到东北去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想，“恐怕我这把骨头是要交付给主，留在东北了。”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二十几年的监狱生活只是神对天仆人的一个操炼，是为了以后更好地使用他。监狱不仅很好地保护了他的性命，还磨练了他的意志，锻练了他的体格。他为了主把生命全然摆上，但神却保守他的性命，不仅不受损伤，而且还比以前更健康。一般情况下，重刑劳改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跳江自杀，二是神经错乱，三是通过劳动锻练，身体反倒变好了。袁相忱是属于第三种。在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袁相忱每天至少要干九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在如此恶劣、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他却从来没有生过病，仅仅得过一次小感冒。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也使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去东北对袁相忱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时期，冰天雪地中没有一天不摔跟斗，又冷又滑。他在东北最常做的工作是挑土：一担土沉沉地压在肩上，挑土时必需挺直了腰，越是弯着腰，越容易摔跤。袁相忱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锻练，直到八十多岁还腰不弯。长年吃素，对袁相忱那原本不太好的肠胃，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在东北袁相忱随劳改农场走过很多地方，有些地名袁相忱已记不住了，也不去记；他想活一天算一天，死在东北就算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更没想到，还能继续为主做几十年的工。

    面对不能用思维和理由解说的现实苦难，袁相忱依然不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从神那里来接受，是为了他的好处。所以在他心中，对共产党始终没什么怨恨。他定意顺从主的安排，所以每天能愉快地劳动和学习，是主奇妙的保守，使他平安地度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岁月，而且又能够平安、健康地回来。这是神在他身上施行的一个很大的奇迹。

    在监狱中没有圣经，袁相忱就每日默想以前背下的经节，有时还偷偷地用笔记下来，传给刘浩看。在他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中，有两首诗歌成为他的力量，激励他持守到底。一首是诗篇第二十七篇，一首是《古旧十架》。在每天劳动中休息时间，别人都回到屋子里喝水抽烟，他却站在屋外向神唱这两首诗歌，在歌声中重新得力：“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神所要的是忠心。袁相忱不停地问自己：“你能对神的托付忠心到底吗？”

    北大荒的肃肃北风见证了神的仆人的祷告：“主啊，我若稍微偏离正路，立刻就能舒服，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坚定不移。我愿做你的忠心仆人，所以我也愿甘心顺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