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粱惠珍的家世及蒙恩經過

    梁惠珍生于一九一九年，比袁相忱小五歲，廣東肇慶人，祖母和母親都是信佛的。祖父梁耀南畢業于廣東水師，參加過甲午戰爭，英文很好，因他日常工作都是用英文辦公，後分配在天津鐵路工作。全家人住在一個大獨院中，生活很優裕。梁惠珍的父親梁巨驥是南開大學畢業的，母親叫林貴好，出身于一個資本家家庭。梁惠珍家里有佣人，有專人做飯，有專人做衣服。她接受西式教育，五歲時就上幼兒園，六歲上一年級，讀鐵路子弟學校。六年後，在伯特利學校讀初中，是教會學校，教師很愛主，給梁惠珍留下很深的印象。初三那年，她轉學到仰山中學讀書，也是教會學校。那時很流行讀教會學校，因為教會學校有正規的英文教育。在仰山上學時，有一個神召會的老師給梁惠珍留下深刻印象︰師娘有病，老師不請醫生看，而是一下課就自己回家為太太禱告。他按手大聲禱告，凡事禱告，學生都听得到。可梁惠珍當時並沒有信耶穌，並沒有在生命深處接受神。學校還設有聖經課程，要求學生背誦聖經經文，聖誕要演聖劇。梁惠珍是文藝活動積極分子，所以參加演出過很多福音戲劇。初中畢業後，梁惠珍就上了非常有名的二八女中，是女子師範設立的。

    梁惠珍的家與袁相忱的家是老鄉，也是世交，袁相忱的外婆與梁惠珍的奶奶是結拜干姐妹，袁相忱的母親與外婆經常上梁家去作客。七七蘆溝橋事變時，日軍轟炸天津，梁惠珍他們全家九口從炸彈中跑出來，母親用個小提包包些錢財。家里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但幸無人員傷亡。梁惠珍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慘狀，她看見飛機一下拋出六個黑長的炸彈，不知道會落在哪里。人們四處亂跑，炸彈在地上爆炸，火光沖天，當時哭喊聲就起來，就有人瘸了，有人死了。梁惠珍心中充滿恐懼，這時才想起耶穌，想只有耶穌能教我，又想起來應該禱告。那時梁惠珍才開始第一次求告神︰“主啊，你救我吧！人生是這麼可怕。”飛機轟炸過後又下雨，下了雨就冷得要命，他們一家人就穿著濕衣服坐在街頭，直打哆嗦。看著眼前來來往往的難民，梁惠珍第一次感覺到，人的生命原來就是這麼地輕微，人與死亡原來是那麼地接近。驚慌之下，梁惠珍知道自己確實需要神，她不住地禱告︰“主啊，我需要你，求你救我。”從早上七點鐘到晚上，他們全家就一直在街上。到處都有死人橫尸街頭。中午的時候，難民都躲在意大利租界附近。當時天津有日本、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租界，進了租界，炸彈就炸不著了。但意大利人不僅不讓中國人進去，而且還用水龍頭射租界外邊的人，逼人們離開租界附近。下午，才有人揮著旗子喊︰“難民們！都過來，往左拐，這里有難民收容所。”于是大家就都往收容所跑去。有賣燒餅的，乘機發國難財，一塊現洋一個燒餅，但一天沒有吃東西的人們都搶著買。梁惠珍全家九口人才買到兩個燒餅。正在發愁的時候，又听到有人喊︰“大家都過來！這里有粥喝。”于是大家又都跑過去喝免費的救濟粥。梁惠珍全家就在難民收容所里呆了三天，收容所里沒有床，地上只有席子，大家都坐著。三天後，父親托一個朋友在法租界租了一間房子，十五元錢，全家才有了暫時安身的地方。但母親還惦著天津河北新大陸的房子，所以局勢稍微好轉後，就決定搬回去住；但因為日本人四處找年輕女孩子，所以梁惠珍的父母就不敢讓大的女孩子回去，只是帶著小的孩子回去，梁惠珍和大妹妹則還在租界里呆著。

    戰爭徹底改變了梁惠珍的生命。通過這次戰爭，梁惠珍才真正地認識了主。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在那段空閑又驚慌的日子里，梁惠珍就開始認真讀聖經，也開始學習做飯。戰爭平靜後，袁相忱去天津，來看梁惠珍全家。他勸梁母信主，但梁母卻不肯相信。那時梁惠珍因住在租界，所以沒有見到袁相忱。三七年九月，梁惠珍上北京考學校，在袁相忱家住了兩夜，袁相忱就給梁惠珍認真地講解福音。梁惠珍告訴袁相忱，自己願意相信。但因為時間緊促，彼此也沒有深談。梁惠珍去北京報考第一女中，考上了但又沒上，因為通知下來的時候，她已是個非常熱心的基督徒了，所以她不想讀書，想去讀神學了。祖母已把梁惠珍讀大學的錢準備好了，但她卻沒有讀，使得家人非常失望。九月，梁惠珍還住在租界里，她就聯系到了屬于聖潔宗系統的天津聖書學院潘子豐院長，這是袁相忱向她推薦的，與袁相忱所讀的聖書學院是同一個宗派。但當時神學院沒有提供宿舍，走讀又太遠，正趕上兵慌馬亂的，梁母不放心女兒每天在外面走來走去，所以就沒有讀。梁惠珍就自己看書、靈修、聚會，後來就在法租界耀華里張周新的聖會所聚會，三七年到三八年期間一直在那里聚會。三八年五月又在那里受洗。三八年初，袁相忱也來到天津，在天津聖會所實習。

    梁惠珍的母親看到女兒信耶穌信得那麼熱心，成天往外跑，就不放心，但又看到女兒真的改變了，尤其是脾氣，改變很大，就為女兒高興，想耶穌真是好，可以如此快地改變一個人，但她自己卻還未信。

    有一天，梁惠珍在父親的書房里，看到一封信，外面寫著父親的名字，落款寫北京錫拉胡同，她知道這地址是袁相忱家的，就打開看了。里面的信半文半白，字寫得非常漂亮，是袁相忱的父親寫給梁惠珍父親的求婚信。當時梁惠珍的父母因為不太滿意袁相忱的家庭，所以還沒有考慮好，也沒有問梁惠珍的意見。梁惠珍看完信後，一陣羞澀，連忙把信放回去，但心里卻老惦著這件事。好幾天過去了，梁惠珍看父母沒有動靜，就心里想，怎麼父母不和我談呢？又一想，袁相忱長得又不好看，心里就二二乎乎的。但又一想，袁相忱是傳道人，救人靈魂是很好的，自己不就是想找一個信主的嗎？

    一個星期六，梁惠珍的父親休息在家，父母坐在客廳里，把她叫過來。父親說︰“阿珍，有件事我們要和你商量一下。北京來了一封信，是阿邦的父親來的，想和我們家結親。我和你媽媽想來想去，覺得不能同意。這樣吧，我們給你一個禮拜時間，你自己考慮，由你自己決定。”

    梁惠珍就點頭，並開始為自己的婚姻禱告神。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後，她覺得自己找丈夫，窮富與長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的本性。她知道袁相忱是愛主第一的，為了信仰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她想，我就沖著這點吧。但堅定中也有顧慮，擔心袁相忱太窮，以後的生活都成問題。但最終還是愛主的心佔了上風，她就向神要憑據，說︰“主啊，如果是你配合的，你就讓我心里有平安。我不求袁相忱有多少家產，有多漂亮，只求他有一顆愛主的心，將來我們一同服事你。”神就將平安放在梁惠珍心里。一個禮拜天，梁惠珍的父親問女兒的意見，梁惠珍就說︰“我願意。”但父親想了想又說︰“你年紀這麼小，我不得不提醒你︰他家太窮，人是好，但將來結婚後生了孩子，恐怕連孩子都養不起，怕你將來會後悔。你應該考慮長遠一點，就不至于自己以後受苦。”梁惠珍說︰“我以後生活的第一要緊的事是信靠主。”父母听了這話，對望一下。父親還是不甘心，說︰“我勸你再考慮考慮，不要急。”梁惠珍這次明確表態說︰“我已下了決心。”父親听到女兒這麼堅決，就說︰“你既然下了決心，我就沒辦法阻止你，但你將來可別後悔。你生了孩子，孩子多了，你怎麼生活？以前給你介紹那麼多好的，你都不要；你以後後悔的時候，不要怪我們。”母親就叫父親寫信給袁父，事情就定下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袁相忱和梁惠珍在天津定婚，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結婚。結婚時梁母說︰“我家雖然孩子多，但大女兒出嫁不能馬虎，我們要給嫁妝。”袁相忱說︰“我們信耶穌的不講究這些”，但梁母還是按規矩給袁做了馬褂、大褂等，從帽子到鞋都是新的；又陪嫁梁惠珍四大箱新衣服，還要給袁相忱安家的家俱等，袁相忱說︰“我們信耶穌的不要這些東西，況且我們又不在天津安家，我們傳道人也沒有固定的地方，今天在這里，明天在那里。”梁母就把安家的錢送給袁相忱，作他們日後的生活補貼，共七百大洋。梁惠珍在結婚後，每逢經濟困難的時候，就用這筆錢來補貼生活。

    在梁惠珍的信仰歷程上，雖然她听到福音是在教會學校，接受福音是在七七事變的患難中，但她信仰的堅立以及日後的扎深根，卻和袁相忱的幫助分不開。“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這是神對婚姻的祝福。結婚後，梁惠珍更成了丈夫工作中最好的助手，也是最好的靈修伙伴。他們一起查經、一起唱詩、一起禱告、一起服事主，吃了很多苦，也嘗夠了主恩的滋味。凡是與梁惠珍有過接觸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既聰明又能干的人，心靈手巧。她良好的文化素養，使得她在神的真道上扎下了很好的根基；能吃苦的精神，又使她在日後的患難生活中得以頑強地生活下來。

    與袁相忱結婚時，梁惠珍幾乎任何家務都不會做。結婚後第三天，為了節省開支，袁母就把老媽子辭退了。梁惠珍就開始從頭學習做家務，總是做在前吃在後，自己能做的，決不求人。六個孩子都是自己一手帶大的，常常是一個手抱孩子，一個手洗衣服。袁相忱的脾氣很急，他研經時，桌子上總是攤著一大堆書，看完了也不收拾，梁惠珍就幫他收拾。可是當他再想看時，一時找不到書，就會發脾氣，梁惠珍就忍著，袁相忱要什麼東西，她馬上就去拿。梁惠珍對袁相忱非常尊重，也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

    當大兒子福音剛會走路的時候，梁惠珍就帶著孩子，隨袁相忱一起去了河北南部成安縣東關傳道。她除了帶孩子、照顧袁相忱的生活起居外，還要義務教書，生活很苦。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件發生時，袁相忱正好不在家。日本佔領了教會，不許出入，梁惠珍只好躲藏在地窖里。日本兵發現屋里沒有人，就把袁相忱與梁惠珍的衣服全都拿走了。二孩子安湖則出生在成安縣北散湖村。那時袁相忱在鄉下布道，他們的生活很苦，燒的是自己從地里撿回來的柴，梁惠珍每天拉風箱做飯，滿屋子是煙。這種生活與梁惠珍以前所過的簡直是天淵之別。安湖是七個月出生的，不足月，又橫生，差點沒要了梁惠珍的命。全是神的保守。因為梁惠珍晾被單時，踮著腳去探晾衣服的繩子，結果動了胎氣，早產。先出腰，又推進去，折騰了好久才生下來，結果生下來還不會吃奶，要一點點地喂米糕。當時在農村不僅生活條件差，而且還沒有人服侍產婦。生下安湖三天後，袁相忱出去帶領聚會，梁惠珍就自己下地干活，也沒有什麼額外的營養補充，天天是咸菜窩頭小米粥。因為梁惠珍的奶不夠吃，還要養羊擠羊奶給安湖喝。梁惠珍每天還要下地，掰高梁葉子，一是用來生火，二是用來喂小羊。還要拾麥碴，撿棉花，天天搓花子油，為的是用油點燈。農村的活什麼都做過。一天，她走到很遠的地方去下地勞動，就把幾個月大的安湖用蚊帳托著，沒想到安湖自己滾下來。梁惠珍回來後，看到安湖掉在地上，當時是泥土地，小安湖連哭帶尿，淚水和尿水把地上的土和成泥巴，又沾在她身上，最後她哭累了，就在泥中睡著了。梁惠珍看了心里非常難過，她流著淚把孩子在水里洗了四次，才洗干淨。偶爾空閑下來，梁惠珍還要教農村的老太太們唱詩、念聖經。只有在過年過節才能吃到饅頭，改善生活，但梁惠珍從沒有向袁相忱發怨言，袁相忱說︰“真沒想到，你這麼個嬌小姐，還能跟著我吃窩頭、住草房。”梁惠珍說︰“我嫁給你，就不會嫌你這些的。”在農村生活的這一段時期，神對梁惠珍的造就很大。她吃了很多苦，但從來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一次，袁相忱去到縣城，看到有賣面包的，他想梁惠珍是過慣西式生活的，已經好久沒吃面包了，就買了一個面包，拿回來給梁惠珍吃。梁惠珍很感激丈夫對她的關心，但又覺得太浪費了，最後夫妻倆推來讓去，誰都不舍得吃。

    一九四二年年底，家里來快信，說袁父病重，袁相忱與梁惠珍就帶著女兒安湖回來，服侍父親。袁相忱住了一段時間又走了，回到農村繼續傳福音，梁惠珍則留在北京，一直等安葬完公公後才回到河北，替袁相忱盡了孝道。

    老三福聲生于河北南部北皋，老三三個月大時，袁相忱因為母親病重，家中無人照料，所以就帶著全家回到北京來。回來後就因八路軍包圍圈越來越小，並把鐵路拆掉，他們就無法再去農村工作。梁惠珍就每天侍候婆婆，端屎端尿，熬湯喂藥。袁母每天要吃豬腰子，杜仲子，用這些來補身體，梁惠珍就一大早起來，到市場上買。在堅持不懈地禱告下，袁母的病居然奇跡般地慢慢好起來，甚至可以起來，下床走動，後來就全好了。經過神的醫治後，袁母也從一個抵擋神的人，變成一個敬畏神的人。袁母以前長年拜佛，自稱有佛力，火紅的煤球都能直接用手拿出來，而且手還不受傷。但她信主後，整個人都有很大改變，四處去傳道。

    袁相忱在家中很少過問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是由梁惠珍一手操勞，這樣他就可以安心傳道，不分散精力。但袁相忱對孩子們的教育卻抓得很緊，尤其是在勞動和上主日學方面，他親自為每個孩子定下工作任務︰有的負責接送來聚會的人，有的負責生煤爐，有的負責打掃福音堂，有的負責派發詩歌本。袁相忱工作很忙，再加上本身的性格是不苟言笑的，不能經常帶孩子們出去玩，也不善于和孩子談心，所以孩子們都很怕他，覺得父親不怒而威。但梁惠珍卻好像是家庭中的調和劑，她開朗的性格使家人都能感受到溫暖，她的聰明能干也把一大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除去了袁相忱的後顧之憂。梁惠珍做事細致，考慮認真，並且總是身體力行。這個家在他們兩夫妻共同的操持下，充滿了溫馨。

    梁惠珍知道怎麼樣處富貴，也知道該如何處貧賤。靠著主加給的力量，所以她能勝過一切。梁惠珍在農村住了四年，回來後去天津看媽媽。梁母一看到女兒又黑又瘦，馬上就心疼得哭了。她讓梁惠珍多在天津呆一些時候，好好補養補養，可梁惠珍卻不能多留在母親身邊，因為她還要回北京，與袁相忱一起繼續服事主。

    一九四六年，阜成門福音堂開堂後，他們全家的生活來源主要是靠袁相忱做翻譯的工價，其次是有一些信徒的奉獻。但剛開始時，因為信徒少，所以奉獻也很少。但盡管自己的生活還不好，梁惠珍還是經常接待客人，尤其是盲人信徒，只要他們去了，梁惠珍就一定留他們吃飯。她總是說，神給我們的恩典是豐富有余的。梁惠珍在困苦中認識神，經過試煉後，她更加信靠神。

    梁惠珍對丈夫的評價是，優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優點是︰堅持真理，並且到底；脾氣耿直，不說閑話；有骨氣，沒有詭詐；工作專一，對主忠心。缺點是︰脾氣急，說什麼就要立刻做什麼。但他們結婚六十多年來，從來沒吵過架。梁惠珍記得特別清楚的，只有一次吵架︰當時袁相忱要去天津，梁惠珍就出去買了盒點心，讓袁相忱帶給自己的母親。袁相忱說︰“我們基督徒不應該講究這些，你買了我就不去了！”還拿出點心自己吃起來，結果真的就沒去天津。袁相忱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使他很難體會親情，但這也是使他能在監獄中堅持到底的原因。他善于個人布道，不吃飯不睡覺都可以，但脾氣急，人情世故方面很差。梁惠珍的細心和聰慧，恰好補足了袁相忱的不足。袁相忱結婚多年，連梁惠珍的生日都不知道，但梁惠珍卻從末有怨言，因為她知道，袁相忱的個性就是這樣的，只專注于傳福音，只對福音工作認真，其它一切都不管。他連自己的生日都搞不清楚是在哪一天，只知道是農歷六月，可見他是不看重這些自認為是小事的事情。袁相忱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得到梁惠珍很大的幫助，袁相忱甚至對信徒們說過，他的工作中有八成是靠梁惠珍才能做成的。梁惠珍听到後則說︰“這個評價對我來說是太高了。”

    二、袁相忱被捕後家庭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四月，袁相忱被捕了，從此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家中既有年邁的婆婆，又有年幼的子女，梁惠珍又是個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將來這一大家子的生活該怎麼辦？粱惠珍雖說對袁相忱的被捕早有心理準備，但事情發生後，她心里還是很難接受。

    當時，由于袁相忱全家的生活是長年憑信心事奉，沒有接受任何機構的薪金，也沒有任何積蓄，所以袁相忱被捕後，福音堂不能開了，一家八口連生活都成問題。梁惠珍度過了一生中最困難的半年，她家里往往是吃了上頓，還不知道下頓吃什麼，經常是一整天吃白粥，或是喝糊糊，對付肚皮。有時白粥都吃不飽。孩子們身體在發育，餓不得；婆婆年紀大了，餓不得；梁惠珍就只有苦自己。面對生活的壓力，梁惠珍常常被愁苦的情緒所捆綁，她開始不斷地跟神講理︰“主啊，我的丈夫是為你的緣故才被抓進監獄的！現在剩下我們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沒有工作，我們該怎麼辦哪？這付擔子實在太重了，我擔當不起。”

    讓梁惠珍愁心的不僅僅是一家人的生活問題，而且還有個別信徒的冷落。袁相忱是為信仰的緣故被捕的，雖然被捕前有很多信徒支持他，但袁相忱被捕後，很多平時很熟悉、很熱心的信徒，卻都避開袁相忱的家人。有些曾受過袁相忱和梁惠珍幫助的信徒，看到梁惠珍卻裝作沒看見，低頭走過；有些信徒路過梁惠珍的家，都不會進來，說是怕人跟蹤。有一個姐妹，也是個傳道人的後代，很熱心的時候曾給王明道先生抄大字聖經，但後來卻加入三自，王明道先生知道後生氣得直拍桌子。袁相忱也曾勸說過她，不要加入三自。袁相忱被捕後，這位姐妹甚至不敢承認認識袁相忱，生怕被牽連。別人問她︰“你認識袁相忱嗎？”她說︰“袁相忱啊？我听說過。”別人又問她︰“那你認識梁惠珍嗎？”她說︰“梁惠珍啊？我認識。”後來九八年的時候，有人問這位姐妹︰“你認識袁相忱嗎？”事隔四十年後，這位姐妹才能坦率地說︰“認識。但袁先生因為我去三自，就不理我了。”同樣的問題，不同的答案，但卻反映出了不同的政治氛圍下人們的心理。

    袁相忱被捕的時候，最大的孩子十七，最小的才六歲，全部在上學。梁惠珍要為孩子們樹立一個堅強的榜樣，她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流露悲傷，只一個人悄悄地流淚。幾個大一點的孩子能懂得母親的心情，從不問父親的情況，而小六卻不太懂事，老問︰“我爸去哪里了？怎麼還沒回來？”梁惠珍就告訴孩子說︰“你爸學習去了，學習完了就回來。”過了好久還沒見到爸爸，小六又問︰“我爸是不是沒有日子回來了？是不是再也不會回來看我了？你告訴我上哪兒能看我爸爸，我想爸爸了。”說完就哭了。有一天，小六在外面玩，不一會兒就哭著回來了。她告訴媽媽，別的小朋友罵她、欺負她，不跟她一起玩，說她沒有爸爸。她問媽媽︰“我爸爸到底在不在了？”梁惠珍說︰“你爸爸在。別听小朋友胡說，以後不跟他們一起玩就好了。”梁惠珍一邊安慰孩子，一邊心如刀割。

    袁相忱被捕後，阜成門一百六十號福音堂的房子的屋主要收回房子，梁惠珍一家大小就搬到白塔寺內四十號居住。經過抄家，梁惠珍所有的家產就只有幾個用破布包裹著的包袱了。連她結婚時做的銅床也在大躍進時貢獻出去，大煉鋼鐵去了。梁惠珍就用磚頭墊在地上，上面再鋪上木板，靠牆做成一個大通鋪，一大家人就睡在上面。家里除了一個水缸和幾個紙箱之外，別無他物。

    在袁相忱被捕後的頭三個月內，梁惠珍在沒有一分錢收入的情況下，幾乎把家里僅存的一些東西都變賣掉，以維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生活的艱辛和靈里的苦楚，使她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生命低潮期。每天晚上，她都一個人跪在床上禱告，但那禱告不是交托的禱告，而是爭戰的禱告，是和神摔跤的禱告。她不停地和神講理，不停地求問神，為什麼讓這些事臨到她的身上？為什麼不听她的禱告，不救她脫離這困苦？她越是和神講理，心靈的擔子就越重；心靈的擔子越重，就越是堅持和神講理——惡性循環，反復發生，而神總是沉默。最後，這擔子重到把她壓趴下，使她透不過氣來。

    就在看似無助的禱告中，神的話臨到了︰“這事出于我。”

    “不可能的！主，你不可能讓我們受這些苦。”

    “這事出于我，因為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霎時間，梁惠珍得了安慰，更得了力量。她重新俯伏在神的面前，對神說︰“這事既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語，只求你保守我和我家里的每一個人，在任何景況下，都不至羞辱你的名。”

    從此，身上的重擔脫落了，心頭的重擔脫落了，梁惠珍鄭重地對神說︰“主啊，我相信你能扶持著我，度過一切難關。我要永遠背著十字架跟從你。”

    當時，因為沒有收入，家里僅有的一點糧食很快就如基立溪畔的水一樣，干了。婆婆望著即將用盡的米面，對梁惠珍說︰“明天我到我姑娘家去躲躲饑荒吧！”梁惠珍听了，心里很難過，但她又不忍心讓婆婆跟她一起挨餓，就只有默默向神傾訴。神用話語安慰了她︰“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天父尚且養活他們，何況你們是神的兒女呢？”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一看，外面站著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太太。她看著梁惠珍問︰“你家是姓袁的嗎？”梁惠珍說︰“是”。她又問︰“是袁弟兄家嗎？”梁惠珍說“是”。

    看來，這是一個主里的姐妹，當時，敢以“弟兄”的字眼來稱呼一個被捕的人，是很少的。但這個老太太是誰呢？梁惠珍請她進來坐，問她︰“請問您怎麼稱呼？”老姐妹笑了笑，說︰“你搬了家，叫我找得好苦啊！這幾天，聖靈一直催逼著我到你家里來。”說著，隨手遞給梁惠珍一個信封和一個小包。

    這位姐妹始終都沒有說出她的名字。她走後，梁惠珍打開小包，里面竟是五十塊錢！在那個年代，五十塊錢是足夠梁惠珍一家八口二個月的糧食錢！梁惠珍禁不住流下了感恩的眼淚︰“主啊，你是信實的主，你從不誤事。而我卻是如此小信的人啊！”

    袁相忱被捕五個月後，梁惠珍在建築單位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工資微薄，每天只掙八角錢，縱使工作一個月，一天都不休息，也只有二十四元，要應付孩子們的教育費和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實在不夠。孩子們都很懂事，知道家里沒錢，就走路去上學；開學交學費的時候也都輪流交，因為梁惠珍實在一下子拿不出那麼多錢，所以老大交完老二交，每個月交一個人的。

    但神卻感動許多不曾相識的主內肢體，補足他們全家的需要。東北一位人稱“易大娘”的老姐妹，曾把一塊肉裝在罐里，凍在雪里，托人捎來給梁惠珍。那個年代，肉是憑票供應的，易大娘把自己積了半年的肉票，買來這一大塊肉，帶給梁惠珍，並說︰“我自己少吃一口沒關系，袁師娘帶著六個孩子、一個婆婆，太不容易了！我少吃一口，他們全家就能多吃一口。”弟兄姐妹們奉獻時，為了不讓梁惠珍知道姓名，很多都是用代號廠址寄來匯票的，而梁惠珍發出的謝函卻往往被退回來，並且還說明是因查無此人而遭退回，梁惠珍把滿心的感謝都歸給神。又有一次，有人寄來匯票，上面的地址卻寫著“以馬忤斯路20號”。北京根本沒有這條馬路，所以梁惠珍根本無法回信。

    袁相忱被捕後，梁惠珍沒有告訴自己的娘家，因為他們很多人都還沒有信主，怕他們因此而更加遠離神。袁相忱被捕快一年了，梁惠珍的弟弟從天津來北京出差，順道來看梁惠珍。進門看到袁相忱不在，等了好久還沒見他回來，弟弟感覺不對勁，就問姐姐︰“大姐夫呢？”梁惠珍就避開這個話題，談別的。弟弟問了三次，梁惠珍才說︰“告訴你吧，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們擔心，才不告訴你們。你也別告訴媽媽，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麼不跟我說，自己一個人在這里過苦日子！我不怕受連累，你是我手足之親。你現在這個樣子，我理該幫助你的。”弟弟一邊說，一邊就掏出錢，交給梁惠珍，說︰“你用這些錢給孩子們買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親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親外甥，我不怕受連累。姐夫不在，我照顧你們是應該的。”從那以後，他就每月都給梁惠珍寄錢來。也是從那時起，梁惠珍的娘家才知道袁相忱被捕了。梁惠珍的母親也寄衣服和吃的來。每年過年，從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帶著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直到七四年母親去世。

    不論生活有多苦，梁惠珍都不放松對孩子們的教育。六個孩子都是神的恩典，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學壞的。她常為孩子們禱告︰“神啊，不要從我和孩子們的身上羞辱主的名。”梁惠珍常說，“我的孩子都是神帶大的。”在那種境況下，孩子們很容易學壞、自暴自棄，但袁相忱的孩子卻個個都很听話。曾有一個弟兄說︰“你看到袁相忱的六個孩子，不和人吵，听話，就知道神的恩典了。從他的孩子的身上就看出神的同在。”每個孩子都很早就學會做飯了，放學後不是像其他的孩子那樣出去玩，而是學梁惠珍的樣子，圍上圍裙，在灶前做飯。孩子的老師在知道梁惠珍的家庭情況後，深有感觸地說︰“你一個人還把孩子教育得這麼好，真是不容易！”梁惠珍就說︰“我們信耶穌的不做壞事，都按的道理教育孩子。”老大袁福音在袁相忱被捕半年後，主動放棄繼續升學的機會，報考了首鋼技校，為的是早一點出來工作，幫助家中的生活。他在技校讀書時，一邊參加勞動一邊學習，每月有十六塊錢的補貼，他就交給母親十元錢，自己只留六塊錢，作為一個月的生活費。老四福樂生在北京阜城門，學習很好，是在重點中學三十五中的尖子生。當時學校到處亂哄哄的，學生們忙于**，不安心學習，惟獨福樂卻認認真真，一考就是一個滿分。那時家里很窮，福樂買不起月票，就每天走路上學，也沒錢在食堂買飯吃，中午就吃從家里帶去的飯，隨便湊合一頓，福樂的中餐幾乎天天都是吃頭一天家里剩下的窩窩頭。一到吃飯的時候，同學們就嘲笑他，還給他起了一個綽號︰“窩窩頭腦袋”。福樂每次考試，幾乎都是全班第一，不服氣的同學就欺負他，說︰“你這個窩窩頭腦袋，憑什麼考試就考得那麼好？你考得再好，還不是天天吃窩窩頭？”福樂的自尊心很受傷害，就回家對梁惠珍說︰“媽，咱們就吃一回饅頭吧，你就給我帶一回饅頭吧！堵一堵他們的嘴，就一回，好不好？”梁惠珍心里很難過，但她卻說︰“不行！等到過-六一兒童節-的時候，我們才能吃饅頭。”小六一直到**、六五年的時候，還沒有穿過毛衣，直到大姐安湖結婚後，才把舊毛衣送給小妹穿，梁惠珍家里的生活才有所好轉。小六小學是大隊長，中學是校學生會的干部，各方面都表現突出。她很聰明，功課特好，回家來從不看書，但成績卻總是第一。她是家中最小的一個孩子，對袁相忱的記憶最模糊，不知道父親被捕的真正原因，只單純地覺得父親有問題，自己覺得心中有愧，所以加倍表現，學毛選比別人積極，干什麼都積極。但社會卻不接納她，連集體活動都不許她去，說她是屬于黑五類，沒有和**家庭劃清界線。六七年，爭強好勝。小六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把名字改為梁永紅，取母親的姓，表示要與**父親脫離關系。她天真地以為，改了姓自然就脫離了關系，就不會被排斥在社會之外，就不會再有不公平的待遇。但她完全不了解當時的社會。六九年的時候，她初中畢業，按說不應下鄉，但學校卻讓她報名，說︰“黑五類不下鄉，誰下呀！”至此，小六才明白，自己無法被這個不公平的社會所接納、所承認。當袁相忱出獄後，得知女兒改名的過程，他沒有責怪女兒，因為他知道，女兒小小的年紀，己經過早地承受了她不該承受的壓力。在那種環境下，孩子們也實在是不容易。

    梁惠珍開始在建築部門工作時，先是做體力活，但干了三天後，領導發現梁惠珍是個有文化的人，寫得一手好字，並且工作細心認真。當時，有文化的婦女還不是很多，但又有很多工作需要有文化的婦女來做，所以領導就把她選拔到辦公室，負責管理倉庫和財務工作。靠著主賜的智慧和能力，梁惠珍在工作上的認真態度和突出成績，使領導和群眾對她都很滿意。

    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作為**家屬，梁惠珍和孩子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有一天梁惠珍上班時，一踏進辦公室的門，就看到屋子里貼滿了大字報，上面寫著︰“**家屬不能在辦公室里擔任要職！把**家屬下放到第一線勞動改造！”滿屋子的大字報雖然沒有正式點梁惠珍的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指的是誰。

    第二天，領導通知梁惠珍︰“從今天開始，你就到工地上去工作。”梁惠珍沒有分辯什麼，只是默默地點點頭。從此，她的工作地點就不停地更換、流動，工作量則一次重過一次。開始時梁惠珍被派去用小車推磚，限定每十五分鐘走一趟，每趟要推150塊磚，共750斤重。後來又分配梁惠珍去篩沙子，最後是去推石頭子、供灰泥、剝抹面粉。這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工作量大，並且要求速度快。夏天的時候，汗水從梁惠珍的頭頂流到腳底，整個人像在淋浴一樣，她脖子上圍著的毛巾，一擰就能擰得出水。冬天，寒風吹來，梁惠珍凍得直打哆嗦，手腳都僵硬了。但不論是怎麼樣的環境條件，監督她的人都要求她必須按期完成配額任務。下班回到家後，她還要照顧整個家庭，常常是深夜了還不能休息。她為了省錢，就把袁相忱的衣服改一改，給大孩子穿，再把大孩子穿過的衣服改一改，給小孩子穿。她經常到半夜才能睡覺。有一次婆婆出去探訪人，把腿摔斷了，躺在床上不能動，梁惠珍就一邊上班，一邊伺候婆婆。婆婆在床上拉屎拉尿，她也從來沒有嫌棄過。

    工作上的重擔可以以吃苦來承受，經濟上的重擔可以用節約來彌補，但因政治因素造成的壓力和心靈上的煎熬，卻遠比其他的重擔更令人難以承受。

    由于梁惠珍是“**家屬”，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里，無論她做得多麼好，也永遠無法享受正常人的待遇。她默默地承受了別人的冷眼，甚至白眼。她所在的小組被評為先進，每個組員都有獎品，但惟獨沒有她這個平時干活最多的人的份。發獎的人走到她面前時，卻一躍而過，不把該得的獎品發給她。不單是她個人，甚至她的孩子們都受到牽連。老三福聲中學畢業後，原本被分配在北京自行車廠工作，但學校管分配的人卻壓著他的通知書，不肯發給他，並且還說︰“家里有被關押的人，都不能夠留在北京。”結果，袁福聲就被改派去了寧夏生產建設兵團，九年後才返回北京。老五袁平湖是個非常老實本份的孩子，工作後在單位各方面表現都很好，但卻因著“**父親”的緣故，處處受排擠。國慶**時，單位不許她去參加，將她和那些社會上的不良青年一樣對待，視為不安定份子。她因工作中任勞任怨，多次被工友們評為先進，可每次報到領導那里，先進者的名字就換成了別人的。領導還要找她談話，問︰“你知道為什麼不許你當先進嗎？”平湖說︰“我知道，不就是因為我父親的原因嗎？”有的工友為她打抱不平，去找領導反映，對當時的軍代表說︰“出身不好不能怪袁平湖，人的出身不可以選擇。你不是總說要給這些人出路嗎？她自己表現好就行了，為什麼不能讓她當先進呢？”軍代表回答說︰“對于這樣的**家屬，我們已經夠寬大了，她現在工作，還能拿工資，給她工資就算是給她出路了，她還想要什麼呢？”軍代表的回答，就是當時那個時代對待所謂“**家屬”政策的最好解釋。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梁惠診所遭受的逼迫也步步升級。有半年的時間，她天天被圍攻批斗。單位有十九個人，專門負責斗爭梁惠珍。這一伙人天天輪番上陣，逼問梁惠珍，弄得她心力憔悴。他們先是讓她批判自己的信仰，不再信神，並說︰“你信耶穌就是和無產階級對抗，是沒有好下場的。你若不信耶穌，我們就可以吸收你入黨。你只要肯當眾表個態，一切就都好辦了，不用受這麼多苦了。”然後又逼梁惠珍和丈夫離婚、劃清界線。當他們得知梁惠珍和監獄中的丈夫還保持經常的聯絡時，就更加氣極敗壞，警告她說︰“若是再發現你和**份子袁相忱聯系，定不輕饒！”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梁惠珍和袁相忱的聯絡才暫時中斷了。但她卻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從未背棄過自己的丈夫。

    那些負責批斗、折磨她的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每天總有新花樣出來，目的就是逼她就範。有一天，他們忽然對梁惠珍說︰“你的信仰問題是你自己心里的事，你離不離婚也是你自己的私事，我們現在可以不管了。但有人反映你貪污公款，你這次沒法抵賴了吧？”梁惠珍一下子就楞住了，她沒料到他們會卑鄙到誣陷人的地步。“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梁惠珍說。“我們己經掌握了很多確鑿的證據，也有許多人揭發你，你要放明白了︰現在我們是給你一個機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可要考慮好了。”“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梁惠珍又說。她開始想，這樣回答可能會激怒他們，但她又想起聖經上的話︰“你們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所以她就理直氣壯地反駁他們的誣陷。

    那些人還不甘心，還在做最後的攻擊，他們威脅梁惠珍說︰“你如果不承認的話，我們就要展開調查了，到時候你可別怪我們沒提醒過你。”

    梁惠珍說︰“我沒有貪污，一分錢也沒有貪污。”任憑他們怎樣威嚇、怒吼、逼供，梁惠珍都沒有因懼怕而軟弱。白天，她在單位勞動、挨斗，夜晚回到家里就在神面前流淚禱告。在那段痛苦的時期，她的心緊緊貼近主懷，主就賜給她出人意外的平安，讓她安然度過那段時間。他們如此折磨梁惠珍半年之久，找不到一點證據，所以只好作罷。而另一個被他們批斗的組員卻因受不住折磨，被逼瘋了。梁惠珍深知，若不是靠著主，她自己根本無法獨自承擔那麼多的重擔；若不是靠著主，她也早就像其他人那樣自殺或者被逼瘋了。

    那半年中，梁惠珍在單位中沒有見到過一張笑臉，沒有遇到過一雙暖手。

    有一天，像在夢境中一般，批斗她的那位組長居然對她笑著說︰“你雖然沒有問題，可還要繼續革命啊！你可以起來揭發別人。”

    梁惠珍明白了，在那個時代，揭發別人是表現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最佳方式。只要她肯，她就立刻能從被批斗者的身份，一躍而成為批斗別人的人，不僅可以報一箭之仇，而且可以加入批斗小組，成為人上人。但基督徒的良心時時提醒她︰“我要行在神所喜悅的正直的路上。”于是，她回答組長說︰“我只知道我自己沒有貪污，別人的事，我不知道。我只說我知道的話，不能誣陷別人。”

    又過了半年，他們實在查不出梁惠珍有一絲一毫的失誤，就只好停止了對她的批斗。隊長把她叫到辦公室中，對她說︰“經過對你多方面的調查，我們發現你確實沒有什麼問題。現在你應該正確對待群眾的檢舉，也要正確對待自己。過去的事就都忘了吧！組織決定讓你還做原來的工作。”對梁惠珍歷時兩年多的不公正待遇，才正式結束。

    袁相忱被捕時，梁惠珍還不到四十歲，但從外貌上看，她遠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顯得年輕，顯得漂亮。有些同情她的人，看到她丈夫被判無期徒刑，就極力勸她離婚改嫁，對她說︰“你丈夫是無期徒刑，回不來了，你何苦還背著這個**家屬的包袱呢？”更有人熱心為她搓合對象，也有不少男士想盡辦法追求梁惠珍，找各種理由到她家里來，跟她套近乎。有人用錢財、房子等好的物質條件，作為吸引她的手段；有人甚至替她寫好離婚書，求她遞給領導批準。每逢這種時候，梁惠珍就明確表態︰“你們不要瞎忙乎了！單位那樣逼我，我都沒有離婚，我不會再考慮婚姻上的事的。”

    情感上的事是對當時帶著六個孩子艱難生活的梁惠珍的一個重大考驗。六個孩子有父親，卻形同孤兒；梁惠珍有丈夫，卻形同寡婦。只要她把離婚書一遞，“**家屬”的帽子就立刻能摘除了，不僅她自己的身份、地位馬上提高了，連孩子們也會跟著沾一點光。但不論處在何種困難的境地中，神的光卻一直照在她心里，使她有力量拒絕任何誘惑，持守當年在主面前鄭重許下的婚約︰無論是福是禍、是苦是甜，我都跟從丈夫到底。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梁惠珍以其堅強的信心，度過了中年，進入老年。弟兄姐妹們對她的支持和堅持恆久為她禱告，伴隨她走過這段刻骨銘心的路程。

    袁相忱被捕後，袁相忱的老師王克忱先生的太太是最常來看望梁惠珍和孩子們的人。王老師曾幫助袁相忱租阜成門福音堂。王師母是家庭婦女，但很愛主，他們的兒子原是積水潭醫院的骨科大夫，因信仰問題被發配到懷柔，但他依然持守信仰。梁惠珍也經常去王克忱老師家里，與師母一起禱告。當時與梁惠珍接觸較多的人還有劉淑潔，是楊津廣的愛人（楊津廣曾被以-王明道**集團成員-的罪名送到茶澱勞改，六二年與袁相忱在茶澱相遇）。她來問梁惠珍，生活上有什麼難處需要幫助的？梁惠珍說︰“你能來看我，我就很高興了。我生活上沒問題，我有工資，夠生活的了。”袁相忱六六年被送到東北後，劉淑潔曾含著眼淚對梁惠珍說︰“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不休息了，我要把休息的日子攢下來，什麼時候你要去東北看袁先生，一定要叫上我，我和你一起去。”梁惠珍听了很感激。這是當時惟一的不怕到監獄看望袁相忱的信徒。

    當時還有盲人陳幫恆、張永和等經常來看梁惠珍。有一個禮拜六下午，陳幫恆來了。他一進門就說︰“昨天晚上我夢到袁牧師回來了，站在講台上講道，今天我就一定要來看一看袁牧師是否回來了。”梁惠珍說︰“還沒有。”但她非常感激神藉著弟兄姐妹的關心來看顧他們全家。陳幫恆很有歌唱的恩賜，他常和梁惠珍全家一起唱詩歌︰“等候，等候，不用憂愁”安慰在患難中的袁相忱一家人。

    還有一個住在大成胡同二十九號的馮老太太，她也不怕被牽連，時常來看望、幫助梁惠珍。

    還有蕭語平，也來看她。蕭語平被管制時，被分配去蹬收破爛泔水的車，每天在街上倒泔水。一天，她和梁惠珍在街上踫到，兩人都流下了眼淚，相約彼此代禱。梁惠珍曾去蕭語平的家看望過她和母親蕭太太。蕭語平所住的院子中，有一個解放軍，是負責看管蕭語平的。有一次梁惠珍去的時候，被那個解放軍盤問好久。蕭語平的外院中也有另一個姓李的護士，她也是信徒。她對梁惠珍說︰“你以後如果來給蕭語平送東西，就先交給我，我再幫你轉過去。我經常上里院，因為廁所在里院。”以後梁惠珍就把東西先交給李護士，再由她轉交蕭語平。梁惠珍去看蕭語平時還踫見過張周新的女兒張錫恩。大家都相約彼此安慰，彼此代禱。

    有一個姓高的老太太，獨身一人，住在阜成門附近，是梁惠珍帶小四看病的時候認識的。粱惠珍向她傳福音，她後來就悔改、信主，並且非常熱心，四處傳道。五二年的時候，高老太太出門傳道，不小心摔壞了腿，梁惠珍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在木床上挖一個洞，底下放個尿盤，伺候她半年多。文革中，有一次高老太太生病住進了醫院，梁惠珍雖然在上班，但還是天天去看她。別人就問高老太太︰“這人是誰呀？天天來給你送吃的。是你兒媳婦嗎？”高老太太說︰“你們說是兒媳婦，那也行。”別人听她這樣說，又問︰“是你女兒嗎？”高老太太又說︰“那也行。反正她非常愛我。”高老太太病好後，又暗中四處傳道。

    有一次梁惠珍把自己好不容易才積攢好的一百元錢送給一個有需要的弟兄，但第二天，自己忽然急需錢時卻沒有錢用。她正不知道該怎麼辦好，就有一個人從天津來，送給梁惠珍六百塊錢。梁惠珍既不認識給錢的人，也不認識來送錢的人。送錢的人只對梁惠珍說︰“這是一個姐妹，听說了你的情況後，特意給你的，你一個人帶六個孩子不容易。”以前梁惠珍的工資是三十多塊錢，她還拿出十分之一資助一對叫張惠源的無兒無女的夫妻，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十一奉獻。

    梁惠珍堅持每月一次去王師娘的家中禱告。王師娘是個很有信心的人，她說︰“主啊，我相信我沒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相忱回來。我有這個信心，等著他再為主做工。”梁惠珍則在禱告中說︰“求主不論在何種境況下，都能堅固相忱的心，不要讓他向後看，不要因顧念家里的妻兒老小，就妥協。讓他以你的名為重，能在監獄中持守到底。”

    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梁惠珍的身上經歷了神的慈愛，更經歷了神的信實。她常說︰“弟兄姐妹們這麼愛我，我覺得自己不配。”神在一個孤苦無依的弱女子身上，見證了他自己的信實︰“神在他的聖所里做孤兒的父，做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被囚的出來享福”（詩6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