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主僕袁相忱傳-個人傳記-雅博書庫|基督教書庫|基督教書籍|基督徒閱讀|屬靈書籍|主內書庫

    一、獲假釋

    一九七九年，中國進入了一個以發展經濟為目的的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當時**平正式主政，在思想、政治和經濟領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對以前的極左錯誤路線也進行了批判，稱為“撥亂反正”，並為以前的許多冤假錯案平反。許多被劃為右派的人，都得到平反，這其中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但袁相忱此時卻還在東北監獄里，接受改造，他絲毫沒有想到，神對他的新計劃已經開始啟動了。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一方面中國的政策開始放松，對一些有冤假錯案的人雖然沒有平反，但也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那樣濃郁的政治氣氛。另一方面，東北監獄也開始飽和。一大批失去勞動能力的老犯人，長期在監獄中，為政府增加了負擔。政府為了要減輕負擔，就決定把那些凡是年齡六十歲以上、失去勞動能力、並且在監獄中政造二十年以上的人，釋放出來。是一批批地分批釋放︰有家的回家，沒有家的，就地分配工作。政府之所以敢把**份子放回去，一方面是政府知道過去所判刑的**犯中，有很多是冤枉的，有很多是量刑過重的，他們對社會其實並沒有多少危害，只不過是趕在那個政治風頭上，有時因為幾句話就成了**，是屬于時代的犧牲品。二是因為在這二十多年中，社會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溫床也沒有了，把**放回去，估計也不會危害社會了。

    從七九年下半年開始，黑龍江第一監獄里就開始有符合釋放條件的老犯人，斷斷續續地離開。袁相忱知道這一情況後，心想︰“我也是符合條件的。難道是神讓我出去再繼續為他工作？”他這樣想，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後來，經監獄中其他已獲釋的犯人們證實，政府確實有這樣一個政策，就是要分批釋放勞政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就馬上寫信給家里，要他們思想上有準備。他告訴家人︰“若是主許可，我也許很快就能獲釋。”梁惠珍接到信後，先是非常高興，但高興之後，又不相信，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實，當時他們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因為連袁相忱自己開始也不相信。這確實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在他們還沒有想到的時候，神卻替他們成就了。

    梁惠珍雖然不相信袁相忱馬上能回來，以為是監獄里的謠傳，但為了穩妥，她在接到袁相忱的信後，還是馬上讓大兒子福音寫信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問詢是否有這件事。她想，如果真的是要釋放的話，法院應該是最清楚的，問一問法院，就可以知道袁相忱的信的可信程度了。但她忘了，七九年是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期，各方面、各部門之間的工作還沒有協調好，正處在一個雜亂的轉接點上。這次的釋放計劃就是這樣︰直接通知監獄，監獄放人後，才再到法院備案。福音也很想知道父親到底有沒有可能回來，他在寫給法院的信中說︰“我是袁相忱的兒子，我父親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親到底犯了什麼罪，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人也不清楚、不知道︰為什麼我父親會被判這麼重的刑期？我覺得我父親不應該判得這麼重。現在有許多冤假錯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親這種情況，能否平反？”半個月後，法院就來了一封信，讓福音去面談，福音就去了。

    在一個接待室里，一個女的坐在桌子後，福音坐在前面的小板凳上。像審犯人一樣，那個女的問過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單位後，就說︰“你父親的問題很復雜，不能跟你說。他跟王明道一樣，是**集團的首惡，我們五八年對他的量刑是很確切的，也是很恰當的，不能改變。”福音說︰“我父親的問題再復雜，也應該能說得清楚。如果說不清楚，你們又是依據什麼判刑的呢？”那個女的看福音很激動，就說︰“你的出身是不可選擇的，但道路可以選擇。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福音說︰“我父親的事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時我己經十七歲了，我知道他沒干什麼壞事，但不知道你們怎麼就判了他是**。劉少奇當初不也被判**嗎？後來你們又說是判錯了。你們都能把國家主席判錯刑，更何況是其他人？”法院的人就生氣地說︰“你別往劉少奇那里扯！劉少奇是劉少奇，你父親是你父親。你父親的這個刑期判的沒有錯。你以後也不用再來找我們了。”說完就把一張紙條交給袁福音，這是法院正式的答覆。名稱上寫著︰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函。正文是︰“袁福音︰你的來信已收悉。經復查認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號刑事判決，對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確的。特此函告。”日期是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還有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的大紅印章。

    袁福音拿著法院的通知，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梁惠珍迫不急待地問︰“法院的人怎麼說？”福音把法院的通知拿給母親看，梁惠珍看了後，嘆了口氣說︰“交托主吧，我們只能等候。”經過這一次的法院確認，袁相忱的全家人都不相信袁相忱能回來，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過了幾天，袁福聲的妻子對福聲說︰“我夢見你爸了，夢見他回來了。”福聲听了，笑了笑，並沒有放在心上。當時福聲和妻子因為沒有房子，就在梁惠珍住的屋外，自己搭了一個六平方米的小房間。袁福聲的妻子根本沒有見過公公，福聲想，妻子可能是前幾天听到父親寫信說要回來的事，才有了這種想法的。他們全家都認定，袁相忱不可能在近期內回來——誰能有法院說的準呢？

    但是，在人看來不能的，在神卻凡事都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袁相忱從工地收工回來吃午飯。正吃的時候，監獄領導進來念公告，袁相忱和其他犯人就都起立，認真听著。當時每天都要念幾個人的名字，宣布釋放。他們的農場中己有三十多人分批釋放了。二十日那天，有袁相忱的名字。這一切既是在袁相忱意料之外，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當時沒有什麼感覺，因為在長期的勞動中，人的感覺已麻木了，根本不會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波動。但後來卻越想越高興。領導叫獲釋的人，吃完飯後就趕快收拾東西。袁相枕收拾行李時，把有些東西丟掉，有些東西送人。監獄又為要出獄的人每人發了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把灰色的、後面有“犯”字的勞改服裝換下來，就表示不是犯人了。此外還每人發了六十元錢，作為遣返費。監獄領導還問袁相忱的家住在哪里，袁相忱說︰“北京白塔寺。”領導听後，就說︰“現在全國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己經不能進戶口了，你有沒有兒子在小地方居住？可以把戶口上在你兒子那里。”袁相忱說“有”，就把大兒子的地址寫下來。袁福音的住址在北京石景山，袁相忱一邊寫福音的地址，一邊想︰自己被捕時大兒子才十七歲，媳婦根本不認識，怎麼能把戶口上在他家呢？但領導問，他就只好寫，因為犯人無權要求，也不能發表意見。

    袁相忱立即把自己獲釋的消息寫信告訴家人，用快件掛號寄出去，興奮得整夜難眠。那天下午，袁相忱已不用勞動了，收拾好東西只等著回家。第二天清早，監獄為他們發了釋放證。袁相忱一看上面寫的地址是白塔寺，就高興得不得了。心想要不然的話，戶口只能上在農村福音的家里了。其實他不知道，二十年後的石景山早已不是農村了。

    袁相忱得到的是編號為“79刑清字第655號”的《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的假釋證明。裁定書中寫著︰“對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釋，考驗期限和剝奪政治權利均為十年，從假釋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裁定書的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發裁定書的單位是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二庭。裁定書到達袁相忱手里的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說袁相忱雖然獲得了釋放，但還需要加上十年的考驗期，才能獲得公民權。這沒有公民權的十年中，按規定不能離開北京，耍離開北京就要向派出所請假，並且還要定期匯報思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袁相忱拿到假釋證後，就馬不停蹄地立即起程。他先是從監獄中步行三公里，趕到汽車站，再坐汽車到革志縣城，再從革志縣城轉火車回來。革志是個小車站，只有慢車經過，火車要經過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最後才能到達北京。火車從黑龍江革志起程後，因為天氣太冷，所以蒸汽機車怎麼也燒不起來，車速就減慢，慢車就成了慢慢車。袁相忱那時歸心似箭，在慢吞吞的火車上如坐針氈。車開到吉林太平川那站，袁相忱當機立斷，下了這列火車，準備在太平川換一輛快車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鐘見到家人都好，所以即便多花些錢也在所不惜。袁相忱下車後就直接去賣票的地方，買了票又趕到車站電報室打電報，要家里人二十三日晚十點半去接車。他打電報的時候已是下午五點多了，電報廳快要關門了，營業員一個勁地催促，所以匆忙之中他忘記寫自己的名字，只寫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車，二十三日晚十點半到。請接我。”這幾個字，營業員也應付了事，急著下班回家，沒有提醒袁相忱加上名字，所以這封無名無姓的電報就這樣發了出去。梁惠珍是在二十二日下午五點多收到電報，她剛下班回家，看了電報後心想︰“這是誰發的電報呀？連名字都不寫。”再看看電報的地址，是吉林省太平川，也是個陌生的地方，她實在想不出有誰會在這個叫太平川的地方給自己發電報。傍晚正好袁福聲的同學來了，他愛人是東北人，曾到北京看病，在梁惠珍家里住了一個月。梁惠珍就問他︰“這是不是你愛人來的電報呀？沒有寫名字。”福聲的那位同學看了看電報上的地址，說︰“不是我愛人發的電報。我愛人在吉林。”福聲眼前一亮，說︰“媽，說不定是我爸發的電報。”梁惠珍想，忘記寫名字的馬虎風格倒是像袁相忱，可地址也不對啊？袁相忱是在黑龍江，不是在吉林。福聲己經興奮得跑到屋里，找出一本列車時刻表，一看，高興地大聲說︰“沒錯!一定是我爸回來了！你看，從革志有車到太平川，從太平川又有車到北京，爸爸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車。明天就能到了。”梁惠珍看著兒子的興奮樣子，自己也興奮起來，但又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因為十一月十六日法院剛下的通知，說是不可能改判。一家人興奮了一會兒之後，又都變得垂頭喪氣起來，因為大家都相信法院說的話，不相信是袁相忱回來，只以為是哪個朋友要來。最後商量好，總之不管是誰發的電報，既然收到了，就一定要去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福聲先下班回到家里。他看到有一封寫著母親名字的信，筆跡是父親的，就急忙打開。這是袁相忱在監獄里發的那封快件信。袁相忱告訴家人︰“我就要回來了。你們要做好思想準備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電報告訴你們。”福聲看完後，高興得直流眼淚。梁惠珍五點半下班回來後，還沒進門，福聲就沖出門來，向她大喊︰“媽！”梁惠珍被這喊聲嚇了一大跳，還沒反應過來，福聲又接著說︰“我爸來信了。我昨天說是我爸要回來，你不信。你看，他的信來了！”福聲一邊說，一邊流淚，他們母子二人就在門外邊又把信看了好幾遍，一邊看信一邊掉眼淚。福聲的妻子就催促大家趕緊吃飯，好早點去車站接人。

    那天晚飯，誰都吃不下去，大家只喝了點粥，就準備去車站接袁相忱。福聲又跑去大姐安湖的家里、老五平湖的家里，告訴他們收到了爸爸的信和電報，今晚就去車站接人。于是當晚梁惠珍、福聲、安湖，以及安湖的丈夫張仲賢四個人去接站。他們大概八點半鐘就到了車站，其實袁相忱坐的那輛車要十點半才能到，但他們個個激動異常，生怕去晚了。他們四個人，把住火車站當時僅有的四個出口，一直從八點半站到十二點鐘。一批又一批的人流涌出車站，他們望眼欲穿，但始終都沒見到袁相忱。

    足足等了四個鐘頭，看了四個鐘頭，他們四個人腿站得酸了，眼楮看得疼了，但還不忍心離開。等出站的人都走完了，出口的工作人員要關門了，他們還不甘心，問關門的檢票員，還有沒有人在里面，是不是車晚點了。關門的人說︰“那輛車早到了，人都走完了，沒人了。別在這里傻等了，你們回去吧。”

    勞累、失望、不知所措，他們四個人就這樣站在寒冷的北風里，大家都沉默著。梁惠珍又不禁流出眼淚來。她不停地默禱︰“神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安湖嘆了口氣，擔心地說︰“我爸別是又出了什麼問題，回不來了。”

    深深的愁緒籠罩著這一家人。從極度的興奮激動到極度的失望，這種大起大落的情緒波動，使他們精疲力竭。安湖怕母親晚上回到家後，又一個人胡思亂想，所以就說︰“媽，你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來。”梁惠珍說︰“不用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呢。”女兒又說︰“我給你們打個的士吧，現在也沒車了，打的士回去方便些。”梁惠珍說︰“不用了，打出租車多費錢哪。我和老二坐環城車回去，挺方便的。”于是他們四個人就坐夜班車回來，一路上默然無語。環城車只開到西四，到西四後，安湖和丈夫就回自己的家，梁惠珍和福聲要從西四走一站路，才能到家。

    梁惠珍坐在汽車上、走在路上，都不停地四處張望，看是不是袁相忱不認識路，四處亂走。但街上沒有一個人，離家近一步，她的心情就低沉一下，進了白塔寺的廟門後，她已低沉到了極點，淚水就在眼里打轉。她再一次地向神發問︰“神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我是空歡喜一場？”

    福聲想安慰母親，但又找不出合適的話，正不知該說些什麼，他一抬頭，發現母親屋里的燈是亮著的。梁惠珍一向節儉，不浪費一度電，今天臨出門時福聲親眼看著她關掉燈、鎖好門，把鑰匙交給自己的妻子。這麼晚了，自己的妻子也不會一個人呆在母親的房間，難道是父親回來了？梁惠珍也看到了屋里的燈光，他們兩個互相看一眼，但又沒有信心，不敢再說什麼，就只好彼此不約而同地快跑起來。一進門，看到一個光頭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腳，再一細看，才認出是袁相忱。他們兩人就奔到袁相忱面前。袁相忱也認出了妻子和兒子，他連忙站起來，腳還浸在腳盆里，伸出雙手來，緊緊地握住妻子和兒子的手，一家三口抱頭痛哭。袁相忱一邊哭一邊說︰“這些年你們受苦了。”

    福聲的妻子听到他們回來的聲音，就從自己的房間里出來，看著他們三個人抱頭痛哭，自己也忍不住直掉眼淚。但她又想，公公今天能回來，應該是高興才對，所以她就想使氣氛輕松一點，故意對自己的丈夫打趣說︰“福聲，瞧你笨的！被接的人都回來了，你這接人的還沒影兒。”于是一家人經她這麼一打趣，又破啼為笑。

    為什麼梁惠珍和孩子們沒有接到袁相忱呢？原來，袁相忱坐的車晚點了，本來是十點半到，結果十一點多鐘才到站，那時出站口的燈是紅眼燈，看不清楚，再加上袁相忱穿著一身黑，又戴著大皮帽，只露出兩只眼楮，所以四個人都沒有認出他。袁相忱本來是應該認得出妻子和孩子們的，但因為火車晚點，他的性格又急躁，從出站口出來時沒看到家人，他就想，或者是家人沒有收到電報，或者是來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所以也就沒有仔細看。其實當時只要他稍微停留一下，或是回頭再看一下，就會看到家人的。但歸心似箭的袁相忱卻出了車站後，就急忙去找103路車的站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點回家見家人。到了103路站牌下，一看時間，沒車了。他就打算叫一輛出租車回家去，花點錢也不怕。正當他準備打出租車的時候，很奇妙地，站牌下又來了另外兩個人，這兩個人看了時間後就互相商量，一個說︰“我要去白塔寺，現在103路車沒有了，我只能去坐夜班車了。”袁相忱一听那人的地址和自己家的一樣，就想，既然有夜班車可坐，他又和我同一個站下車，我就干脆跟著他，去坐夜班車，省些錢也好。他就一路跟著那人，來到夜班車的站牌下等車，袁相忱也是坐到西四，下車時，因為身上沒有零錢，他就給售票員十元錢來買票，售票員找不開錢，就沒收他的錢。下車後，袁相忱就往西向白塔寺方向走來。他想，只要找到白塔寺的廟門，就能找到家了。但因為廟門已被拆了，所以袁相忱就走過了頭，到了白塔寺東岔。因為袁相忱走後才搬的家，所以他不知道家的具體位置，感覺不對頭了，就憑著直覺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路喊梁惠珍的名字，但沒人答應。走到最里邊，還有一家沒睡覺，里面有人答應說︰“就在那間大屋子呢。”袁相忱也不知道是哪間大屋子，猜想是走過了頭，所以又往回走，仍然是一邊走一邊喊。福聲的妻子本來是在家等他們接公公回來，可是因為等得太晚了，她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袁相枕的喊聲把她喊醒，她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婆婆的名字，就在屋里答道︰“我媽去車站接人了。你有什麼事？”袁相忱說︰“她接的就是我。”福聲的妻子一听，趕緊起來，出門看到袁相忱，卻不知道該說什麼。這是她第一次和公公見面，只說自己是福聲的媳婦，就拿出鑰匙來開門。袁相忱就進到自己家里，媳婦又為他拿來臉盆、腳盆，為他倒好水，他就開始洗涮。正洗腳的時候，梁惠珍和福聲就回來了。其實，他們坐的是同一次夜班車，只不過袁相忱坐的車比梁惠珍和福聲坐的早一趟而已。

    袁相忱終于平安地到家了。他走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八個月。走的時候，孩子都還小；回來的時候已是兒孫滿堂。走的時候，母親健在；回來的時候，只能看到母親的遺像。這二十一年多，這個家就是靠著梁惠珍那柔弱的肩膀支撐著的。“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常人難以想像的事，神卻親自為袁相忱的全家成就了。

    袁相忱開始為主工作時，認為有個家庭，工作起來比較方便，所以沒有獨身的打算，他在婚姻上是順其自然的。他認為，作為一個主的僕人，如果你為主的事情掛心，主也必為你的事情掛心；這是主的恩典，不用自己瞎忙乎的。二十一年的監獄生活，使他不能對家人盡應盡的責任︰孩子們正需要培養的時候，他走了；母親正需要人服侍的時候，他也不在；但梁惠珍卻替他完成了他沒有完成的事情。袁相忱在監獄里時，每月發二元五角錢買生活用品，但他從這僅有的一點點錢中，還能攢下錢給家里寄來。袁相忱與父母的關系開始時因信仰而產生不和，但他始終都很孝順、關心父母，直到母親信主後，他們家庭關系才有所改善。袁相忱被捕後，袁母曾對梁惠珍說︰“我兒子在時，我也不是天天吃酒席；現在兒子走了，我吃我兒媳婦的，也是一樣。所以我沒有掛慮的，一心仰望主。兒子不在了，但媳婦也對我好。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但我又覺得過意不去，你還要養一幫孩子。”梁惠珍就說︰“媽，不是吃我的，我們都吃主的。”袁母信主後有禱告醫病的恩賜，她給一個姓李的老太太按手禱告，老太太的瀉病就好了。她常出去探望別人。八十歲開始患老年痴呆癥，不認識人，八十二歲去世。這二十一年中，一直是和兒媳梁惠珍生活在一起的。聖經說，“智慧婦人建立家室。”這二十一年中，梁惠珍用神所賜的智慧，為袁相忱保留著一個最溫暖的居所。

    袁相忱曾問妻子︰“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麼過來的？”梁惠珍用一句話回答他︰“困難很多，恩典更大。”

    袁相忱回來後對子女說︰“我走的時候，你們還小；現在你們長大了，我要給你們說明白︰有兩條大路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走哪條，要有個選擇了。”老大福音和老三福樂最早清楚得救，後來安湖、平湖也相繼受洗，使袁相忱很得安慰。這六個孩子都為人正派、孝順，沒有不良嗜好。袁相忱為此很感謝主。他說，我的生活是每天唱哈利路亞的。

    袁相忱生活很有規律，傳道很嚴謹，他是靠著主做每件事，而不是靠著人。對教會的接班人問題，他說︰“神的僕人是由神親自揀選的。憑自己的意思做事，這不是對待神的態度。”他非常正直，總是盡力培養年青人，只要是追求的，一律培養。

    袁相忱的大兒子福音一九八零年在缸瓦寺三自教會受洗。那里的牧師知道袁相忱從監獄里出來了，也知道福音也受洗了。福音受洗前跟父親談過，父親說︰“你自己拿主意，你受洗我當然很高興，但這是你和神的關系，你首先要自己清楚神的心意。”福音的單位知道他受洗後，就讓他參加三自會，但福音不參加，並且告訴他們說︰“我與他們觀點不一樣。”後來他們又來找過福音一次，福音還是同樣的答覆︰“我從小就是**，也不怕什麼，我和他們道路不同。”最後他們就不來找了。袁相忱從來不要求子女受洗，而是等孩子們清楚後，自己來要求，他只在平時注意引導孩子們的靈性和人生觀。現在他的五個在北京的孩子中，有四個已經受了洗。

    袁相忱在監獄里呆了二十多年，政府敢把他這樣的現行**份子放回來，主要是認為，經過二十年的社會變化，他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潮流了，已經失去了**的溫床了。這話只對了一半。在生活層面上，袁相忱確實是已經落伍了，他所理解的都是老觀念。出監獄的時候，發了六十元遣返費，他就高興地對梁惠珍說，“我還帶回來六十元錢，給你買點什麼東西吧。”他在監獄里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知道六十元錢已經不算什麼錢了，還覺得是個大數目。梁惠珍說︰“我不要你的錢，只要你人回來就好了。”袁相忱的行李還存在車站，他帶了一條被子回來，梁惠珍一看，都爛了，就把那條被子扔了。袁相忱笑著說︰“我要是知道這時我家里那麼闊，我就不用大老遠地把那些破爛帶回來了。”二十年前他走的時候，石景山還是農村，是個農場，有農民在種菜、種糧、養雞、養豬；二十年後，那里早已成了北京城市的一部分，農場變成了鋼廠，農民成了市民。袁相忱回來後，梁惠珍天天變著花樣給他做好吃的，但袁相忱覺得，籠養的雞沒有以前農民家里自己養的土雞香，他就讓在石景山工作的大兒子去買只老土雞來。福音哭笑不得，對父親說︰“爸，現在農民都富了，不養雞也不種地了，石景山的人吃的也是市場里買的籠養雞。”

    但在信仰層面上，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因為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上帝都是一樣的，所以信仰是一種永遠不會過時的東西，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你就永不會覺得過時。袁相忱回來的時候，已經快六十六歲了。有一個街坊很關心他，就說︰“老頭子回來怎麼辦呢？找其它工作都不好找了。這樣吧，我想辦法幫你介紹一個賣晚報或看門的工作吧。”袁相忱很感激鄰居的好意，但他謝絕了他的幫忙。其實袁相忱有六個孩子，孩子們都有工作，如果他要去賣晚報的話，孩子們都不答應。信徒楊津廣獲釋後繼續在醫院工作，他也很關心袁相忱的生活問題。一次他對袁相忱說︰“現在百科全書宗教部份需要翻譯。你外語那麼好，可以做這方面的工作，賺點錢。你不用去上班，只要把需要翻譯的東西拿回家里來做就行了。”袁相忱說︰“不，我不準備做任何工作了。我現在有惠珍的工資，再加上孩子們都很孝順，我們的生活已綽綽有余了。我要趁著還能動，要多做點神的工作，把以前的時間補回來。”

    袁相忱回來後沒幾天，梁惠珍就帶著他去見王克忱老師的妻子王師母。這是袁相忱去拜訪的第一個主內肢體。王師母在袁相忱還在監獄里的時候，就為他恆切禱告，並有信心相信在她有生之年，能見到相忱活著回來。袁相忱出獄時她已九十多歲，雙眼已失明。她听到梁惠珍問她︰“師娘，你猜我帶誰來看你了？”王師娘摸索著伸過手來，摸住了相忱的手。袁相忱說︰“王師娘，我是相忱，我來看你來了。”王師娘听了，卻不太相信，又問︰“真的是相忱嗎？”袁相忱說︰“是我，我回來了。”師母這次听出真是相忱的聲音，就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她握著袁相忱的手說︰“主真是听我的禱告了。他是信實的主。神讓我活到九十多歲，就是為了讓我活著看到你回來呀！”王師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歲的高齡安然辭世。

    袁相忱去見的第二個信徒是梁惠珍的弟妹，是個睡了二十多年大覺的基督徒。她看到袁相忱在監獄中二十多年還愛主依舊，就很受感動，說︰“我以前就信，但在文革中不敢承認。現在我要好好地信靠神了。”

    袁相忱的六個兒女中，有四個是在北京，有兩個在外地。老四福樂在貴州工作，在七七年去革志探望過袁相忱。倒是只有在山西大同工作的老六，是袁相忱十四年之久不曾見過面的。休養了一段時間後，袁相忱決定自己去大同看看小六全家。八零年春節前，袁相忱就去了大同，過了正月十五才回來。去大同的時候，女兒和女婿去車站接他，分別把住兩個出口。女婿看見一個老頭在那里走來走去，像是在找人，心想︰這個老頭是不是岳父呢？上前問一問吧。一問，就是袁相忱。女婿又領著袁相忱去另一個出口找小六，小六看到袁相忱，很清楚地認識這就是自己的父親，只不過以前覺得父親很高大，現在顯得又黑又瘦又矮。小六請了假陪著父親，共敘天倫。袁相忱在女兒家重操舊業，向女兒女婿的朋友傳福音，小六的兩個朋友都決志信主了。

    袁相忱回來後，面臨兩條很現實的出路︰一是參加三自，不僅能夠平反，而且還能獲得不少好處，至少老了不用發愁退休金；三自也多次派人來表示願意接受他。二是仍然堅持不參加三自，自己在家里服事神。袁相忱選擇了後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來看他，很多人勸他︰“現在很多案件都得到了平反，五七年和你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都己經得到了平反，只剩你一個還沒有平反。你應該去找他們，讓他們給你平反。”袁相忱知道，他的案件明擺著的是冤假錯案，應該平反，可是他卻不去找他們，因為聖經上寫著︰“寧可讓步，听憑主怒”；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主耶穌當時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在那公義審判人的神。我自己受的這些，和主比起來，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有的牧師告訴他說︰“你寫啊！寫材料讓他們給你平反，你去**，花多少年也值得。你死了還能為六個孩子摘去**家屬的帽子。”但袁相忱不這樣想，他解釋說︰“我本來是應該死的人，主讓我活到現在，我應該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服事他，哪有什麼時間去寫什麼伸訴材料？主的權柄遠比一頂**的帽子大得多。我已經得著最大的了，所以就不在乎這些小東西了。”

    二、上戶口

    袁相忱回來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落戶口。中國是個戶籍管理很嚴格的國家，沒有戶口就寸步難行。他上戶口的經過也是很奇妙的。當時在北京落戶口很難，要黨委的介紹信、證明信，而梁惠珍當時已經退休，她是七九年退休後又反聘，在工程隊做預算，很受重用。梁惠珍就對單位的領導說︰“我丈夫回來了，要上戶口。”領導說︰“可以呀！你為單位做了那麼大的貢獻，這事就交給我們辦吧。”梁惠珍寫下丈夫什麼時候回來，從哪里回來，要把戶口上在哪，領導就把條子送到公安五處。幾天後梁惠珍正在工作的時候，外面下著大雪，單位的同事來找她，說︰“戶口批下來了，你去找派出所，找姓何的，給他資料，他就會辦的。”梁惠珍就冒著雪，一身白，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看了看資料，對梁惠珍說︰“你回去吧！我們登記好了會通知你的。”袁相忱回來整整一個月後，即八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梁惠珍上班後，派出所的人來家里通知，說︰“姓袁的，你的戶口下來了，領戶口去。”袁相忱就去公安局。負責辦理的人問他︰“你的戶口關系怎麼沒有轉來？”袁相忱說︰“那是監獄，戶口和就業問題都由當地政府解決。”並把釋放證拿出來，派出所的人就進屋里去研究，沒多久就出來，把戶口給袁相忱，連布票、糧票、油票都一起拿回來了，非常順利。這確實是神的恩典，神的看顧。有許多跟他一起回來的人，有二十多個，好多年都報不上戶口。許多人想報戶口，是為了報上戶口以後好找工作，但袁相忱卻想︰“我的孩子那麼多，不怕沒人養老，所以我們要不要戶口都無所謂。”但不要求，神卻為他成就了。很多人知道袁相忱的戶口已經報好了，都打電話到梁惠珍的單位，問怎麼報的戶口？梁惠珍說︰“很簡單，從單位開了證明，然後到公安局說明他從哪里改造回來，就行了。”別人說︰“那我們為什麼不行？你的太容易了！”在那時能報上戶口是件很奇妙的事。吳慕迦的兒子也來了，說︰“我爸的戶口不能上北京，只好到內蒙我姐家里了。為什麼你們就可以上呢？”梁惠珍說︰“這是神的恩典，感動我們單位領導給報的。我自己沒有花錢，也沒有找人活動。”

    戶口有了，但袁相忱還不是公民，當局對他還是不放心，要加上考驗期十年。在十年中沒有公民權，不許離開北京，一個月兩次上派出所匯報，因袁相忱是重刑犯，所以開始的時候袁相忱提出要一個月匯報一次，派出所的人都不答應。所以他就只好每月去兩次，交兩份材料。袁相忱寫了很多年的匯報，已經是老手了。匯報上的內容主要有三點，一是回來後就訂了一份報紙，听廣播，每天改造思想；二是在家中做飯；三是希望首長幫我早一天獲公民權。每次都是這三個內容，領導看了也不說好也不說壞，後來一看老是這一套，也就不要了，只讓街坊監督袁相忱。可袁相忱和鄰里的關系也很好，所以也沒有什麼可監督的。後來就是只需要一年寫一次總結，抄幾段報紙交上去；到最後，一年一次的總結都不要了。八九年年底，派出所的警察來了，說︰“老袁，你的考驗期快到了，你寫個總結吧！”袁相忱就寫，寫檢查寫熟了，也不外乎東抄西抄，寫好了就去派出所蓋章，加意見︰派出所證明袁相忱在這十年中，沒什麼**行動，然後又把證明送到黑龍江省第一監獄，監獄蓋章通過，又通知派出所，袁相忱就得到完全解放。八九年十月份，拿到了身份證，獲得公民權。

    三、重新事奉

    袁相忱八零年去大同的時候，有一個姓趙的人從香港來北京，順道看望袁相忱。他說自己是在幼兒園工作的，從電台得知袁相忱已被釋放，頭發仍然很黑，精神也很飽滿，不減當年。他想查證一下這是否是真的。他沒有見到袁相忱，但從梁惠珍那里得到了這個準確的消息。這是第一個來看望袁相忱的外國人（但現在就算是中國人了）。

    袁相忱回來後，最強烈的想法就是繼續事奉，所以他不願意做其它工作，耽誤時間。他回來後，因為經常有信徒來問問題，來禱告，所以袁相忱就對大家說︰“干脆我們禮拜三一起查經吧！”後來禮拜天也有聚會了。八零年春天，參加他家里的查經會和聚會的人已近十個。後來國外的信徒也都知道袁相忱從監獄農場放回來了，就通過各種渠道來看他，于是他又多了一項接待工作。

    從出獄以後，袁相忱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送聖經。八一年三自還沒有印聖經，那一年他送出去大約二千多本聖經，是香港的一個牧師送來的。又有一個組織，名為“敞開的門”，專門向宗教**的地區送聖經，他們也送了很多聖經，通過袁相忱發給信徒。後來美國又有一個旅游團來到北京，他們白天旅游，晚上听袁相忱的見證，也送了些聖經給中國信徒。送聖經的工作當時是不合法的，但袁相忱不怕。他說︰“沒有聖經，大家怎麼敬拜主呢？”袁相忱還把聖經讓小六帶回大同，發給大同的信徒；小六因分發聖經的事還被當地的三自追查過，但感謝神，並沒出什麼大問題，真是神特別的保守。

    袁相忱的孩子們也在發送書籍的工作中做了很多事情。女兒袁平湖曾三次幫袁相忱取書，因為袁相忱老是出去，並且書太重，所以書就寄給女兒。後來公安來找袁相忱，下午又來找平湖，兩男一女，問平湖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本書？平湖說︰“我沒開箱，不知道里面有什麼，也不知有多少本。”公安人員說︰“這些都是反動的，是外國寄過來的版本。我們把你帶到分局派出所都是合適的，但為了你的前途，所以還是到你單位找你談話，你要好好配合我們。”其中有一個姓楊的人說︰“我和你爸已經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了。”原來他就是公安局里一直專門負責處理和袁相忱有關的各種事務的人。他說︰“老頭子歲數大了，想聚點會就聚吧，我們也不太管他。可這書不成，這是大事。”然後又詳細地問了平湖的家庭情況，並一一做了記錄。最後，公安局的人又說，“現在有很多宗教狂，打著你爸的旗號，搞別的活動。你爸成了他們反對共產黨的旗幟，也是被別人利用的。你以後也幫著我們做你爸的工作。你爸人是好的，信仰是很忠誠的。他就跟**東似的，老了後，糊涂了，江青等人就打他的旗號，在外頭亂搞。你爸就像**東晚年，自己說過的話也許都糊涂了，別人就利用他，打著他的旗號干壞事。你還年輕，你要為你爸做好防備工作。以後再有人把書寄給你，或是要做別的事，只要你知道了，就先給我們打個電話，我們也可以幫你去辦理。你收到書後，也可以先打開看一看，如果需要發的，就發；不需要的，咱們就處理掉。以後來的信件和書就都這樣辦。”平湖沒有答理他們。他們又追問︰“那些書你們都發給誰了？”平湖說︰“我都拿去給我爸了，一本也沒看到，也不知道是什麼。”公安局的看問不出什麼，就讓平湖在記錄上簽名。後來公安局又去調查領導，問平湖的情況，領導說︰“袁平湖是我們單位的老職工，挺好的，工會主席，很老實，不會干壞事的。”公安說︰“我們來查的不是她的事，是她爸的事。這老頭可不一般，共產黨弄了他二十多年，他能對共產黨好嗎？”領導說︰“我听說她老爸都八十多了，眼楮又不好，還能做什麼壞事呢？”公安局的人踫了一鼻子灰，就走了。

    袁相忱也嘗試利用各種方法傳福音。他先是買了一台錄相機，錄一些錄相帶，給信徒看。用錄相帶傳福音，尤其是對老太太、不識字的人，有很大造就。為了方便對農村的傳福音工作，他們也利用幻燈機來工作。國產幻燈機很便宜，機型又很小，帶到農村去很方便，但就是制作幻燈片卻太復雜、太費時。開始的時候，袁相忱就帶領幾個同工一起畫幻燈片，制作了福音橋和浪子回頭等。後來，有人帶來一兩套新約和舊約故事的幻燈片，他們就停止自己制作了。他也錄一些錄音帶，因為家庭聚會時，傳道人少，沒有人帶領，沒有人講道，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講道錄起來，送給別的家庭教會在聚會的時候播放。後來，又有人從海外帶來一些成套的講道磁帶來，袁相忱就把這些磁帶分發給家庭聚會點，用磁帶來傳講主的話語，造就信徒。

    袁相忱剛獲釋時，政府並沒有干涉他的工作，主要是因為那時來聚會的人沒有現在那麼多，並且因為袁相忱還在假釋期內，所以有些客人也不方便到他家里來，只能是叫袁相忱去外面見面，所以沒有引起派出所和鄰居們的注意。

    一九八六年，來袁相忱家里聚會的盲人信徒已經有七八個。他們住的地方離袁相忱家很遠，但他們彼此之間又住得很近，袁相忱就提議說︰“你們每次跑來跑去不方便，現在人數也比較多了，最好你們有自己的地方聚會，我每星期去你們那里帶聚會，你們就不用這麼辛苦了。”盲人信徒王德明弟兄自願把自己的家奉獻出來，作聚會場所，袁相忱就每星期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去那里領聚會。那個聚會點也很蒙神的恩︰幾年時間，由最初的七、八個人迅速發展到三、四十人。

    假釋期過後，袁相忱家里的聚會人數不斷增加，目前已有二、三百人，分成三次聚會，每次有一百多人，是北京一百多個家庭聚會中，人數最多的，所以很受政府注意。但袁相忱卻不怕，他說︰“神讓我從監獄中出來，為的就是繼續工作；我活一天，就要為神工作一天。傳道人可以被抓，但神的話語卻不能被捆綁。”

    袁相忱每天都有很多接待的工作，還要回很多的信。信徒來一是要書，二是尋求事奉主的路。有的信徒把自己還沒有信主的親人朋友帶來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就給他們傳福音，送小冊子讓他們回去看。袁相忱說，使徒行傳就是教會的藍圖，開玩笑說︰“把使徒行傳讀一百遍就知道該怎麼做了。”他還提倡，今天的教會要回到使徒行傳去，跟著使徒的腳步行。他對信徒說︰“在中國教會目前的這個特殊時期里，惟一的方法就是家庭聚會，在家中事奉主。如果想有招牌、有組織，那就走錯路了，因為有招牌、有組織的，就是人民團體了；而在中國，人民團體必需要黨的領導。教會若接受了黨的領導，就不是基督作頭了。”

    四、與王明道先生的後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剛剛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證，正式成為中國公民。很快地，他就讓這個得之不易的身份證第一次派上了用場——他要去上海，去見王明道先生。他本來說要住在陳本偉弟兄家，陳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書房工作的，阜仁大學畢業，後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親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婦住在他家里。陳本偉弟兄去車站接袁相忱夫婦，在車站一見面，陳弟兄說︰“袁弟兄，我們看來要改變計劃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說你們要來，看見你們的信就哭了，吩咐我無論如何，要你們一下車就直接去他家。”又對梁惠珍說︰“王太太直夸你呢，說︰-袁師母那麼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麼多年，真是神的作為-”于是他們一行人就拎著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進門，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攙扶下，走到門口，對袁相忱說︰“相忱啊，我兩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一邊說著，一邊拿手摸著，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淚來。于是袁相忱夫婦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們不停地說著這二十多年來彼此的情況，又彼此勉勵。王明道先生當時眼楮已經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聾，所以說話很大聲。他當時身體狀況不是很好，言語表達有時清楚，有時糊涂，王太太當時比王先生腦子清楚，對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記得比王明道先生準確。

    王明道先生告訴袁相忱，他的兒子王天鋒小時候就受過洗了。天鋒是個孝子，每星期兩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飯。吃飯時袁相忱問天鋒︰“你父親已經這個樣子了，我們這一批人已經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鋒遲遲不回答，後來才說︰“一言難盡。你看我現在生活得這麼安穩，可我父親信耶穌、傳道，結果落到這個地步。”後來，他又談到聖經不可靠、不科學，特別是創世紀。但袁相忱卻覺得天鋒有一天會回歸的，他是屬于浪子；兒子永遠是兒子，時候到了，他會回來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談的最多的，就是當年一起拒絕參加三自的那十一個人，一個一個數過來︰有的是面對被捕的威嚇，立即就放棄的；有的是在監獄中把責任推給別人，甚至出賣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獄的；有的是經過一段時間改造，真的是被改造過來的，出了獄，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三自的。每談到這些，大家就覺得很壓抑。當年一同在主面前堅立心志，卻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讓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當年他苦心培養的彭宏亮。彭宏亮當時很年輕，比袁相忱還要小十多歲。他的動作、講道的聲音都學王明道先生，人稱“小王明道”。本來是彭宏亮來找袁相忱，出主意讓袁相忱寫信發明信片給大家，通知大家開會，結果入獄後，他把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時只說是自己發的明信片，不說別人。結果彭宏亮最早出獄，只在監獄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來。但神是輕慢不得的，彭在獄中檢舉這個、檢舉那個，推脫責任，結果出獄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東大地橋有人看見他腳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說話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個是吳慕迦。他的家與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別，正騎著車，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說︰“站住，你叫什麼名字？”他說了，就被帶上手銬。家里人都不知道。後來又抄家。吳慕迦與袁相忱曾一起在東北服刑，他獲釋後，梁惠珍和劉淑潔曾去看過他。她們都說主的話，他卻不說，老轉移話題。又有一次，梁惠珍給他送三十元錢，送烤鴨，吳慕迦告訴梁惠珍︰“我鄭重地告訴你們，你們以後不要再來了，你來了我還得向一個高個長臉的人匯報，你也認識。”梁惠珍馬上明白他說的是誰，那人是學生會的。吳又說︰“我鄭重地說，你們也不要再拿錢來了，我不要。”後來他承認說︰“我己經放棄了信仰。我們信耶穌的為什麼要欺騙人呢？為什麼要信呢？馬克思原來也是信的，但後來不信了。為什麼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騙人，我現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說，怕你難過。我為你高興，你沒有和袁相忱離婚，那麼多年都沒和袁相忱分手，我很為他高興。希望你現在要多訂一些進步的書籍，讓袁相忱的思想轉變得快一點，快點出來。他太固執了。”梁惠珍听了，一陣心寒。吳慕迦獲釋後愛人已去世，他很傷心，戶口也進不了北京，就留在當地勞動就業。他說這番話時，有三個人在場︰吳慕迦與他兒子大衛以及梁惠珍。他兒子就問︰“你批判的是什麼？算哪一類？”吳慕迦就說︰“我就批判信仰。我現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他兒子說︰“你每次匯報就是做間諜工作，出賣人。”吳慕迎就沉默不說話。梁惠珍帶給他三十元錢，他說不要，可梁惠珍也沒有拿回來，錢就擱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從此大家很少來往。吳慕迦後來又加入三自，神學院院長殷繼增勸他在燕京神學院教書，他就去教希臘文。加入了三自，戶口、薪水、樓房等一切生活問題都解決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訴信徒。一次，他在三自講道，主題是“謙卑”。講完後宋天真寫信問他︰“你講的很好，可為什麼不把失敗的見證講出來。你怎麼失敗、怎麼不承認主，這些見證更能教育別人。”吳慕迦看信後說，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為沒有人敢跟他提這些。

    吳慕迎後來曾來袁相忱家里看陳本偉的母親陳老太太，陳老太太當時來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辯解說︰“我當時是批判神學。”可他後來恰恰又做了神學老師。

    袁相忱說︰“我與吳慕迦雖然一同受苦，但後來道路卻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搖頭、苦笑、嘆息。

    人很難從外表來檢驗一個人，只有神用火來試煉。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識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穩。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開始，卻沒有好的終結，不能把起初的火熱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來沒有很多的恩賜，沒有轟轟烈烈的開始，卻能夠持守到底。袁相忱經常告誡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輕看任何一個人，因為你不知道他明天會怎樣，你不知道神會如何帶領他。”

    其實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經在思考一些當時中國家庭教會所面臨的問題。他找了七八個親近的同工，在他家里開會，還錄了音。後來有一個一起開會的弟兄來找梁惠珍，說是有事商量，讓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個弟兄告訴她︰“我要你來，是讓你听一盤錄音帶，是王先生與幾個人的談話。”梁惠珍就問︰“怎麼不讓相忱來听？”他說︰“相忱剛從里面出來，不了解外面的情況，他什麼都說，並且他認不清好壞人，對誰都沒有戒備。你听了回去再告訴他。”梁惠珍就認真听錄音帶。王明道先生說︰“當前宗教有兩個趨勢，一個是大教會，政府所控制的，一個是家庭會。現在的大教會是共產黨利用三自來壓制信仰，我是極力反對，堅決站在主的那一邊。不過現在我覺得很惋惜，到現在我覺得與我同心的人非常少，為我受牽連的人很多，為我的問題牽連了一大片，中學、大學、各行業都有為我受牽連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與我同心的人特別少。真正不向政府低頭，能夠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們說說，還有誰呢？據目前的情況，有兩個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個是廣東的，姓林（林獻羔），一個是北京的，也是廣東人（袁相忱），這兩個人我覺得還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廣東的那個屢次經過考驗，是這樣的；北京的那個也是這樣。別的人就寥寥無幾了，很多人都是見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擺上，令我很痛心。”除王明道先生發言外，還有別人也發言說︰“我們不能被共產黨利用，我們也不利用他人。我們傳的是主的真道，沒什麼可懼怕的。”主要還是王先生講話。王明道先生當時很清醒。這是梁惠珍親自在那個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婦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時，他已經是車軸輾話，說了又反復說。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後，寫了一篇《記神僕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

    五、遭遇干涉

    文革開始後，中國幾乎關閉了所有的教會，焚燒了許多屬靈書籍，所有的宗教事務停頓，三自的教牧工作者也受到沖擊。教牧人員多數是被下放或是勞教。七九年，伴隨著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的宗教政策也有一系列的變動。首先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國恢復了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去除了極左路線的干擾。七九年六月，上海市三自召開了文革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三自組織重新恢復，一大批原屬三自的教牧人員重新走上崗位。七九年九月二日，上海沐恩堂恢復禮拜，這也是文革後第一個恢復崇拜的教會。

    八十年代初，不論是政府還是三自，對家庭教會還是接納的。曾有三自的領導人說過︰“不要把家庭教會看做是另類的，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姐妹。”這是一個短暫的接納期，接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三自的很多領導，雖然在文革前把不參加三自的送入監獄，但在文革中，他們自己也未幸免于難，也在逼迫中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一段時期不僅是中國所謂“三自路線”的真面目的自我暴露，更是神藉著歷史的手，擊打悖逆的兒女的時期。也因著這一段逼迫的時期，恢復權利後的“三自”才能短時期內體諒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把他們視為敵人。

    然而，在中國的宗教問題上，有很多事是宗教界本身無法控制的。

    一九八二年，中國頒布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是文革後第一份正式針對宗教事務的國家文件，人們稱之為“十九號文件”。文件規定︰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要在政府事務部門的行政領導之下，由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負責管理，對家庭教會原則上不允許，但不硬性制止。

    中國的家庭教會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這一段較為寬松的時期內得到迅猛發展的。九十年代初，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已遠遠超過三自教會的人數。家庭教會信徒在對真理的追求上，更貼近于聖經，在對自身的信仰問題上，家庭教會的觀點也明顯地不討政府喜歡。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于九一年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即“六號文件”，文件中強調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和監督，並提出︰“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應依法登記，堅決制止自封傳道人的傳教活動，以及其它各種非法的傳教活動。”家庭教會已經被冠以“非法”的罪名。

    從一九九一年起，有一定數量的家庭教會負責人受到逼迫。

    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國務院頒布的第一四五號法令《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必需進行登記。”

    一九九四年五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根據國務院“一四五號法令”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詳細列出了有關宗教活動場所的條件與申請手續。也就是說，只要求家庭教會進行登記，而不要求家庭教會加入“兩會”。這個辦法中雖不再強調申請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必須要隸屬于官方認可的愛國宗教組織，但在第二條的條件中，卻提及必須“有主持宗教活動的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各宗教規定的人員”一項，意義不明確，模稜兩可。很多家庭教會因看這一條，擔心一旦登記後，政府就會把三自的教牧人員派進來，管理登記的家庭聚會點，所以拒絕登記。但政府又規定，若不進行登記，就要停止聚會。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國的弟兄願意把他在東城區朝陽門內南豆牙胡同六十八號的住房借給袁相忱用，袁相忱就和妻子梁惠珍搬過去住，聚會卻仍在白塔寺。搬過去住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較清靜，方便接待；二是把床櫃等搬走後，可以使白塔寺聚會的地方多容納三十多個人；三是可以利用這里的獨門獨院的環境，為信徒施洗。但一年過後，民警就開始不斷來找麻煩。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派出所的人突然來到袁相忱的家里，對他說︰“你們住在這里不合適，到你們這里的人那麼多，那麼復雜，你們也沒有辦理租賃手續，也沒報戶口。現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很快就要召開了，所以限你們在這個星期五之前一定要搬走。那天我們會來看你們搬走沒有。”說完這番話，又問袁相忱︰“你家里有沒有宗教書籍？”袁相忱實實在在地回答說︰“有。”公安人員就開始搜查。當時在另一個房間里，有許多書籍，窗台上放著一些聖經，在靠牆的櫃子上，還有好幾百本參考書籍。袁相忱想︰“如果參考書籍被他們搜去的話，就太可惜了！這是國外的弟兄姐妹千辛萬苦，冒著風險才帶進來的。”但聖靈提醒他還是要實實在在地說家里有書，並且告訴他們在哪個房間。可是那麼多人進來後，都只看到窗台上的書，說︰“這是非法的，要沒收，”卻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櫃子上也有書。所以，被他們拿走的只是一小部份。公安人員走後，袁相忱高興地對梁惠珍說︰“說實話真是有好處的，神自已會保守他的書籍。”

    星期四晚，公安局的人又來了，態度十分蠻橫強硬。當時己經是晚上九點多了，但他們讓袁相忱立即去派出所見所長。袁相忱對所長說︰“無論如何，星期五是搬不了家的，因為家里只有我們兩個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們都休息的時候。”所長這才勉強同意。所長旁邊有一個女公安忽然問袁相忱︰“你知道什麼叫三自嗎？”袁相忱說︰“我知道。”隨後他們就不再說什麼。這次公安走的時候，又把袁相忱家里的一些福音單張也一並帶走。但和上次一樣，他們沒有看到那些重要的書籍，也沒有給袁相忱留拿走東西的字據。

    更令袁相忱憤慨的是，派出所的人走了不久，家里的電話就被他們做了手腳。拿起電話來什麼聲音也沒有，既打不進來，又打不出去，顯然有關方面企圖利用電話來對袁相忱施加搬家的壓力。家里的電話不能用，袁相忱只得跑到街上去打公用電話，通知家人和朋友來幫他搬家。第二天，快要搬完東西的時候，電話又突然間能用了。他們根本沒有向電話局申請修理，電話就自動修復，說明電話出毛病，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故障，而是被人故意掐掉的，也說明在袁相忱的住宅周圍，政府有自己的耳目，看到袁相忱已快搬完了東西，就把電話恢復了。

    這是自七九年袁相忱出獄後，公安局第一次為信仰的緣故出面干涉他的工作。但這僅僅是序曲。

    一九九六年，政府人員找到袁相忱，把有關文件讓他讀過後，讓他辦理登記手續。袁相忱反復看過有關條例後，又與同工進行商量，答案是︰“拒絕登記。”

    為登記的事，西城區管宗教的李科長來了三次，李科長統管宗教民族工作。他對袁相忱說︰“這里雖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動場所，但可以說是簡易的，所以必需要登記。”但他也知道袁相忱在家庭教會中以及外國宗教界中的影響力，所以被拒絕後仍然努力爭取，他讓袁相忱下禮拜去區政府再詳談。

    袁相忱在下個禮拜二就去了區政府，他們對袁相忱很客氣，反復地宣講政策。袁相忱把經過與同工們商量後的意見告訴政府︰“我們六月四日己經在聚會時對大家宣布︰從下星期起停止聚會了。我們不登記，是因為我們不夠登記的資格。按宗教活動場所登記條例的第二條和第六條規定，我們都不夠條件。我們就一間小屋子，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專用禮拜堂；我也不是牧師。我們既沒有規章制度，又沒有經濟基金，我們認為自己不夠登記條件，所以不登記。”李科長听了，也沒什麼可說的。因為袁相忱一邊告訴他不登記，一邊又說已宣布停止聚會。政府規定︰凡是不登記的聚會就要被停；現在袁相忱自己主動把聚會停了，所以他們也沒什麼把柄可抓。李科長告訴袁相忱，他打算召集西城區家庭聚會的負責人，大家一起統一開個會，讓袁相忱一定要來參加。袁相忱說︰“我們既然不登記、不聚會了，也就沒有參加的必要了。”最後袁相忱留下一張自己的名片，說︰“你以後有事再找我，或者打電話吧。”就這樣，結束了政府人員的糾纏。

    袁相忱家里的聚會已宣布自行停止了，可信徒卻照舊來。宣布停止聚會的一兩個星期之內，信徒比較少，大約只有三十多人，但後來人又漸漸地多了起來。人多了，李科長又來了，並且這次是帶著派出所的所長一起來的，可見他們己經觀察了很久，是有準備的。禮拜天正在聚會的時候，李科長和派出所所長在外邊喊︰“把老袁叫出來！”信徒們傳話進去，把正在講道的袁相忱叫了出來。所長對袁相忱說︰“這樣不行。讓你們登記你們也不登記，現在又這麼多人，妨礙了交通。這里是非法聚會，現在正式取締，你讓聚會的人都走吧。”因為袁相忱耳朵不好，所以所長說的話沒太听清楚；既然沒听清楚，他也就不去理他，又進了屋，沒有宣布散會，而是繼續講道。所長在外面听到袁相忱又在講道，就很生氣，更加大聲地喊︰“這里不能聚會了，馬上停止！把老袁叫出來，你們大家都散開，回家去吧！”于是就把老人都趕走，留下三個年輕人和袁相忱一起問話，還查他們的身份證，間是什麼地方的人，後來也把他們放走了。派出所所長就與袁相忱談了二十分鐘，袁相忱據理力爭，所長最後說︰“老年人可以留下在這里聚會，年輕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數，人數太多了就是你的責任了。”

    後來袁相忱照樣堅持聚會。李科長不得不第三次到他家里來，這一次雙方談得很僵。袁相忱說︰“信徒要來，我沒辦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門封上，把我帶走，他們就不來了。至于我個人，我是信仰至上，國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觸，我只有順服神。”那天談話很僵，旁邊還有一個女的在記錄。李科長很生氣，說︰“你是怎麼念聖經的？聖經上寫的，在上掌權的，你們要順服。你念了半天聖經，卻一點都不順服政府。關你門就關你門，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我只要說一句話，就可以把你逮起來。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來；你如果再犯法，屢教不改，被我們抓起來，你這樣做對得起老梁嗎？”李科長很會說話，軟硬兼施；但說來說去，袁相忱就是不肯登記。李科長走的時候還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動你。只要我說一句話，你就完了。”袁相忱以為他們會再來逼迫他，甚至逮捕他。但感謝神，一直沒有，並且政府人員也再沒有為登記的事來干擾聚會或強迫停止聚會。

    宗教場所辦理登記的這件事傳到外國後，許多外國人不理解︰“為什麼不登記呢？我們國家也是都要登記的，登記就合法了。”他們不理解，在中國目前這個法制還不健全的時期，管理是幌子，要控制才是真的。

    袁相忱曾對信徒說︰“大家要做好準備，現在我們是允許一天就聚會一天；這個地方不允許了，就去那個地方。總之，聚會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登記風波過去了，其後雖然不再提登記的事，但袁相忱家中的聚會，卻有四次被強迫停止。第一次是在九七香港回歸的時候，派出所通知，在三天之內不許袁相忱家里有聚會，因為國家領導人要去香港，出席回歸儀式，要確保北京安全，所以就把袁相忱夫婦都接走了。不是拘留審查，而是很好的待遇。汽車接、汽車送，到袁相忱家附近公安局的一個地方，跟賓館一樣，有空調，但不是賓館，可能是個秘密開會或接待的地方——大鐵門，沒有門牌。他們一大早就來把袁相忱夫婦接走，晚上再用汽車送回來，還有兩個干部一刻不離地陪同著，袁相忱就和梁惠珍在那里看了三天的電視。六月二十九日正趕上是禮拜天，公安局比平時更早地接他們走，為的是不讓信徒們看見。七月一日是禮拜二，晚上也有聚會，公安局就不讓他們回來，比平時送回來的還要晚，可見他們對袁相忱家里的聚會時間和聚會情況，是很了解的。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八、九月份，初秋時節，美國的一個由三個宗教組織組成的代表團，來中國考察，《參考消息》上登過這個消息，是**請他們來考察中國是否真有宗教信仰自由。客人是**請來的，但政府卻不讓袁相忱聚會，怕代表團來找他，其實袁相忱當時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公安局的人來到袁相忱在北京昌平的住所，對袁相忱說︰“這麼熱的天，你們就在這里自己查經吧。”他們也知道這麼做不對，要講**，袁相忱又不是犯人，所以他們很客氣。他們不說是有什麼事，只是不讓袁相忱離開昌平，讓他好好休息，袁相忱是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有這麼個代表團來了，想要見袁相忱，而政府卻不讓見。

    那天袁相忱本來是事先約好了一位叫喬治的弟兄在白塔寺講道，喬治不知道袁相忱當時被強留在昌平不能來，就照舊去了，而袁相忱當時也無法再通知他不要去。好在袁福音早上十點鐘就去了白塔寺，他知道喬治今天要來，但不知道父親不能來。福音去了白塔寺後，發現門口有公安人員站著，福音就去開門上的鎖，公安看著他進屋後，也就跟進來，勸福音說︰“你回家去吧。”福音說︰“這就是我的家，我己經到家了。”公安說︰“你知道今天不讓聚會嗎？你有兩個選擇，要不就回家，要不就留在這里。但出去時，得告訴我們。”福音沒理他們，進屋後給昌平打了個電話，袁安湖正在昌平。袁福音說︰“白塔寺這里公安已經全把上了。”安湖說︰“昌平也是，四處有人轉來轉去。”福音又問了父母的情況，听說人沒事，就放心了。

    快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袁福音就想喬治他們快來了，他就往胡同口走，想找機會提醒他們不要進來。他一走，身後的公安也跟著走，但福音做出要買東西的樣子，左轉右看，公安跟了半截就回去了。福音在胡同口轉了一圈，就看見喬治等四人在過馬路，福音一擺手，他們四個人認識福音，就過來了，福音急忙對他們說︰“現在公安人員已看著我們了，你們趕快走！今天停止聚會。”翻譯就翻給喬治听，正翻著的時候，兩個公安就過來了，問福音︰“干嗎呢？”福音說︰“沒干什麼。”公安又問︰“你跟他們說什麼？”福音說︰“人家是旅游的，問個路，我能說什麼呢？”公安又對喬治說︰“拿護照來。”喬治卻從衣兜里拿出一塊糖來擱嘴里了。福音一擺手，他們四個人就快速走了，福音也往回走。那兩個公安措手不及，不知道該跟哪一個，最後沒有跟喬治，卻跟著福音，並對福音說︰“你快回家，不能在外面。”福音還沒進門，一個年輕的公安就過來了，很嚴厲地問︰“你剛才到底跟他們說什麼了？”福音說︰“你知道我說什麼了？人家來旅游的，問個路都不行嗎？”那人說︰“不對，你沒說實話。”福音說︰“那你說我說了什麼，就是什麼。剛才你不也在旁邊嗎？你听見什麼，就算什麼。”最後，福音急了，說︰“我在家里說話都沒自由了！以後別這樣，有事好說好商量。”那個年紀大的公安人員就說︰“算了，算了。”他們兩個就出去了。

    那天有些信徒來走到胡同口，等在那里的公安就說︰“別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會。”也有的信徒不相信，就問︰“為什麼沒有聚會？”公安就告訴信徒︰“老袁病了，你們走吧。”

    第三次是在中國召開“十五大”期間，袁相忱的聚會也被迫停止兩個禮拜——兩個禮拜不讓袁相忱去聚會，也不讓他離開昌平。袁相忱說︰“你們這是強制，我心里不服氣。”

    第四次是在克林頓訪問北京的時候，當時有兩千多名記者隨同，有關方面怕有記者來找袁相忱，所以不讓袁相忱來聚會。袁相忱說︰“克林頓是大總統，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他來和我有什麼關系呢？”有關方面回答說︰“克林頓來，帶著很多記者，這些記者難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頓在北京，你就不能聚會。”袁相忱很生氣，說︰“克林頓來是政府邀請來的，又不是我請他來的。你們請來的客人，你們自已管好，憑什麼反倒來管住我，不讓我出門？”最後，政府就派公安在昌平堵住袁相忱，不讓他出來，還讓袁相忱寫個紙條，說自己生病了，停止聚會。袁相忱說︰“我們基督徒不能說謊，我不會寫的。”公安局就派人在胡同口攔住信徒，不讓他們進來，說︰“袁相忱先生生病了，你們回家去吧。”

    除了這幾次被迫停止聚會外，袁相忱也多次被公安局找去談話，原因不外乎是因為發送書籍、聚會人數過多等等。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袁相忱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租用北京某廠的游泳池兩個小時。後來袁相忱被叫到公安局，他說︰“我沒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動，不妨礙交通和治安。”公安局說︰“宗教活動只限于教堂里邊，不許在外邊。”袁相忱說︰“宗教事務局不應該管這些事，你們只應該領導我們愛國就行了，這是我們教會內部的事。”公安局的人很生氣，警告袁相忱說︰“下次不許你再這樣。否則後果自負。”袁相忱就和同工們商量︰“下次，我們就去遠處。只要有信徒願意受洗，我們就有責任為他們施洗。”公安局還提醒袁相忱說︰“一九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門回歸，二是‘**’學運十周年紀念，你們要有思想準備。”意思是又要停止聚會。袁相忱說︰“你們停止我的聚會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宗教信仰自由，你們是強迫，但我心里不服。我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要向我的主交帳。”

    六、與外國友人的接觸

    福音派領袖葛培理博士曾在一九九四年到袁相忱的家中講道。葛培理去中國的目的是讓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彼此合作。葛培理來的前三天，袁相忱到其它地方帶領聚會的時候，為了趕公共車，摔倒了，眉毛上方受傷，當時就昏過去了。人們把他扶起來，他在路邊坐了一會，才搖搖晃晃地回家，當時說話都說不出來，問什麼都“啊啊”的，家人嚇壞了，趕忙用鹽水洗傷口、擠血，又打電話咨詢。觀察二十四小時後，見沒什麼事，才放心。第三天見葛培理的時候，袁相忱的臉上還是青一塊紫一塊，成了熊貓臉，尤其是眼楮處，又抹上了藥水，猛一看，很嚇人，袁相忱只好戴一幅墨鏡出門。一起吃飯時，袁相忱坐在葛培理的二兒子旁邊。他有一個組織，叫“東門”。他問袁相忱︰“三自他們也很好的，印聖經、傳福音、引人信主，你們為什麼不能合作呢？基督不是連仇敵都愛嗎？”袁相忱說︰“你所看見的、听見的，都是宣傳。我怕你們被他們欺騙了。”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宗教問題的這種復雜局面。

    在美國首都，每年二月初都有一個早餐祈禱會，邀請全世界各行業的基督徒領袖來。葛培理是白宮的宗教事務顧問，負責邀請來參加祈禱會的名單。美國方面認為北京的袁相忱、廣東的林獻羔、上海的李天恩這三個人是中國家庭教會的主要領袖，所以就邀請他們參加一九九五年二月的早餐祈禱會，當然也請了三自的人。袁相忱得到請帖後，就把這件事放在禱告上，但他心中始終沒有感動要去參加。傳道人不能隨便想上哪兒就上哪兒，一定要尋求主的旨意。葛培理夫人很好客，說︰“你們開完會後，要在我家里住三天。”這是屬于私人邀請。袁相忱就寫了封長信，給葛夫人，陳述了自己不去參加祈禱會的四個理由︰一是袁相忱認為政府不會發給他護照，因為他在監獄里呆了那麼多年，政府怕他說出什麼不好的話。二是因為袁相忱不願意參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動。在中國不參加三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祈禱會也是美國政府邀請，所以袁相忱不願意參加。三是美國方面也請了三自的負責人，袁相忱與他們無話可說。四是袁相忱覺得目前自己的健康已不許可他長途旅行。後來，葛夫人又回信，還是力勸袁相忱不要錯過這次機會，並針對袁相忱的幾個不去的理由給予詳細的答覆。首先說這是美國總統的約請，中國政府會給面子的，只要你提出申請，一定會讓你拿到護照的。至于和三自的人一同開會這個問題上，答覆是這個問題不要緊，討論時分開就可以了。對因健康問題不能長途旅行的答覆是︰我們會安排你先去三番市休息休息，然後再去華盛頓。葛培理和夫人及美國政府都是誠心邀請的，盡管如此，袁相忱已決定，無論如何，要順從聖靈的感動，不怕讓人失望。在寫給葛夫人的信中，袁相忱也寫道，如果是葛夫人私人約請，袁相忱就會考慮。政府邀請的，袁相忱不考慮。當時，他們三個被邀請的家庭教會的領袖，雖然沒有經過商量，但最後卻都沒去。很多外國人勸袁相忱說︰“你如果去的話，將來對你個人和教會的工作都會有好處的。”袁相忱說︰“我如果去的話，對我個人當然有好處，但我不是為個人而活，我只需傳耶穌的十字架就行了。葛培理總希望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和睦同處，但其實是不可能的。外國人以為我們這些家庭教會的不與三自合作是因為心靈中的傷痛還沒有被神的愛醫治，其實不是的。我們不能與他們合作，是因為雙方的道路不同︰我們是基督作頭，他們是政府的領導作頭。我們做任何事，不是要憑自己的能力和意思，而是通過禱告，憑聖靈感動而做。我們不求人的認同，只求做在神的心意上。”

    七、神學思想

    袁相忱自十八歲蒙恩後，一生中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屬世的工作團體，而是一直在服事神。他有傳福音的恩賜，傳福音時特別有耐心，干別的就沒什麼耐心。神召他就是專為傳福音的，他一提福音就忘我，好多次生病不吃飯都繼續講道，但神卻是一直保守他的身體。他的一生中，有著靈恩派的背景，卻始終執行著福音派的神學路徑。他念過神學，卻沒有神學文憑；他沒有寫過什麼屬靈著作，但卻牧養無數的羊群。他的事奉中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不參加任何組織，二是始終堅持家庭教會的服事方向。

    袁相忱說自己是非宗派主義者，他從不參加某個教會、團體、某個組織，更不拿工資，象雇工一樣。他與外國教會只是合作，而不是隸屬。袁相忱沒有神學文憑，但卻有神清楚的呼召。所以他認為一個傳道人應該是受神直接差派、靠信心生活的，不要固定收入。信徒應在各工作崗位以個人名義參加各種公義活動，而不是以教會名義。如水災捐獻，要比平常人多，比普通人積極。同樣，在愛國的行動上，不要以大會堂、教會的名義，而應以公民的身份和名義。

    袁相忱認為，現在三自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解放初期，還有一些自傳、自養的宣傳的必要，但解放五十年來，教會都是自傳、自養的，所以三自已經完成了其任務。三自是一種運動，運動都要有結束的時候，哪一種運動能持續五十年呢？三自之所以還要存在，是因為政府要利用三自控制教會，利用某些牧師，來做政治的工具。實在講，三自對教會沒有什麼貢獻，因為教會需要聖靈的能力、聖靈的工作。三自沒有這種供給，人們慢慢對它失望，退出三自，所以三自前途黯淡，既使是靠著政治的力量來做，表面看很好，但其實是變質的，沒有屬靈的實質。按聖經上講，就是草木禾秸︰人看一大堆，很熱鬧，但沒有用，全是社會化的地上組織。老底嘉的教會，末世的教會就是這樣。表面上什麼都有了，其實是貧窮、可憐、赤身的，把耶穌推在門外。

    雖然改造了二十多年，可袁相忱政教分開的觀點仍然沒改變。宗教事務局雖然口頭說他們只領導信徒來愛國，對教會內部事務不管，他們再三地說三自不是教會的太上皇，可事實上宗教處什麼都管。宗教政策還沒落實，與真正的自由相差還遠。基督徒應以公民的身份愛國，盡該盡的本份，按時納糧、繳稅，奉公守法；但如果政府的法律與信仰抵觸，那就只有順從神，而不順從人。袁相忱多次表態說︰“其實我們沒有超政治，但我們有一個原則，傳道人應專一以傳道祈禱為事。”

    袁相忱認為使徒信經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礎，很重要。他曾多次根據使徒信經，在講道中對新派的信仰提出批判。新派的人不相信使徒信經，但袁相忱卻堅信，使徒信經是我們信仰的準則，也是判別異端的標準。

    袁相忱的某些神學觀點，開始是受遠東宣教會的影響的。他開始認為，人得救後有失去的可能，即一次得救不能永遠得救，老師在課堂上這樣教，他也就這樣相信。但後來，隨著自己神學思想的成熟，通過經歷，他又覺得這些觀點不對，應該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三八年傳道後就總在思考這個問題，後來改變了。他認為一個人得救後，有了神的生命，他若犯罪，心里就不平安，若還再犯，神就擊打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就不會再失落。這是神學的一個爭論問題，但真正的得救與否是從神而看的，不是人自我想像的。

    在神學院讀書時，遠東聖書學院很注重四個教義︰重生、成聖、神愈、再臨。袁相忱認為重生是自己能知道的，而且生活中有改變的見證。根據聖經的應許，成聖是第二步，靠著聖靈的力量，能過一個得勝的生活，分別為主、分別為聖。那就是通過聖靈的充滿，接受聖靈的洗禮，是第二步的恩典。成聖並不是不犯錯，而是有能力勝過罪惡；還可能有失敗，但有能力勝過肉體，過一個得勝的生活；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不犯罪，過一個聖潔的生活。重生後你的地位已經成聖了，但生活還沒有；重生是因信稱義，但成聖是因信而成義。

    在對罪和義的認識問題上，袁相忱認為人是有原罪的，也有本罪。原罪是遺傳，是單數，本罪是自己所犯的，是復數。

    對三位一體的認識，是信仰的基石。如果不承認三位一體，就是異端。袁相忱也相信三元論，他的神學思想中，明顯地能看出五十年代中國神學思想的影子。

    袁相忱在講道時，也經常對年輕人講起如何分辨什麼是神的旨意。他認為可以通過三方面來辨別︰一是聖靈的感動。做什麼事都要分辨是否是聖靈的感動；有時是人自己的感動，有時或者是出于魔鬼的。二是凡是聖靈的感動都是合乎聖經的，不合聖經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三是要看環境是否許可，若環境不許可，表明時間還沒有到，不能去做；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時間，還需要等候。三個條件都合適了，才是神的旨意。

    袁相忱在講道中，也經常提及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一是十字架所表達的救恩︰我們有了十字架才能得救；二是有了救恩後，我們要過一個舍己背十字架跟隨主的生活。人很容易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難，但一定要一生背十字架跟隨主。十字架表示羞辱，表示受苦。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榮耀；有了十字架，才能換公義的冠冕。所以他鼓勵信徒應該樂意背十字架。因為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極重無比的永遠榮耀。有人問袁相忱︰“你在監獄里那麼長時間，苦不苦？”袁相忱說︰“沒什麼，這與耶穌的十字架，簡直不能比！”他靠著主的恩典，知道這窄路算不得什麼，情願為主殉難、為主而死。有這樣的想法後，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也就不覺得苦了，沒什麼感覺了。如果沒這個“豁出去”的想法，就會怨天尤人，會覺得苦死了。有很多人去自殺、上吊，但袁相忱卻從來沒有這種想法，認為這是主的安排，與主比起來，這又算得了什麼？

    關于教會的發展路線，無論在解放初期還是現在，都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袁相忱認為︰他始終主張自傳、自養，他也始終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宗派。雖然工作範圍小一點，但卻是本色化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搭建起來的；開始是一邊掙錢糊口，一邊做神的工作。對教會的發展前景，他也是很樂觀的，他相信基督教是在患難中、**中成長的；越逼迫，信徒越增多。一九零零年，中國殺了不少傳教士，也殺了不少基督徒，特別是山西，受難的人很多。叫外國人為“大毛子”，叫基督徒為“二毛子”，但經過大逼迫後，基督徒反而更多了。解放後也同樣。據香港調查，大陸的基督徒佔人口的百分之九。這個數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又無法徹底查清楚，因為中國有三自會和家庭教會兩個組織的基督徒，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不公開的，也是無法統計的，並且遠遠多過三自會。有人問袁相忱︰“現在國內的宗教政策是松了還是緊了？”袁相忱說︰“共產黨有一定的宗教政策，無所謂松緊。我們不管他松也罷、緊也罷，主的工作沒有停止。那就是︰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教會。好像使徒時代一樣，神跡奇事隨著證明听信之道。復興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國燃燒起來，而且在大陸也一樣。”

    袁相忱始終抓住主的應許。他多次勸勉同工說︰“很多人願意相信，只要你敢傳，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傳。現在人的心里都空得很，容易接受福音，並且主耶穌很快就會回來了，所以一定要抓住這個時機，努力傳福音。把得救的數目添滿了，主才能回來。”但在工作時袁相忱一直強調，不要依靠勢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靈。他說︰“我們缺少的是聖靈的恩賜。若用恩賜服事主，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聖靈的充滿，有聖靈的恩賜；另外就是要結出聖靈的果子，把基督活出來，工作就更有力量。”

    袁相忱也認為，教會與教會的聯合，應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的。聖經從來沒有組織上的聯合這一說，那都是錯誤的；把組織聯合起來是人的做法。啟示錄二、三章說了七個教會，那七個教會都在小亞細亞，約翰寫信時沒有寫亞細亞的總監督，而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教會與教會間在靈性上有聯系，在物質上有聯系，但在行政上一定要獨立。安徽發生大水災的時候，教會的這種形式就很清楚。北京各教會捐錢、捐物、捐糧，做了很多幫助，這是應該的。在屬靈的需要上，可以請外地的人來本地講道或交通，但再無其它大的聯合的必要。聖經上沒有總會、分會，母會、子會，都是平等的。神的計劃是整個宇宙性的，中國的教會也在他的計劃中。

    袁相忱對家庭教會的看法是︰他認為家庭聚會力量大得很，他的口號是︰“家庭聚會遍地開花”，這樣才能把福音推得更廣、發展更大——家家是哨兵。家庭教會將來會大大發展，遍地開花。沒什麼統一組織，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應這樣。他反復強調，沒有組織是對的，教會不是地上的組織，不是人民團體。四、五十年代時，袁相忱與王明道先生等教會也不是凡事都商量，因為都是獨立的。大家彼此都沒怎麼通情況，也沒有天天“開黑會”。王明道先生有時把著作拿給袁相忱看一看，有時來講道，大家都是獨立中又有配搭的。

    袁相忱相信神跡奇事在現在還是可能的。他自己就經歷過，也為別人趕過鬼，更嘗過神愈的甜頭。袁相忱信主後，就從不吃藥，相信神能醫治他的身體。感謝神，他在監獄中也沒有病過，好像出埃及，衣服沒破，鞋也沒壞，很奇妙。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曾因淚囊炎住院手術，當時眼楮老是流淚、發炎、眼紅，這也是他信主後幾十年來第一次上醫院。一進人民醫院，他就說︰“這是什麼地方？亂七八糟的，我不來這里了。”梁惠珍勸他說︰“你看病怎麼能不住醫院呢？”袁相忱對一切程序都不知道，每天只說要趕快回家。手術後又感冒發燒，又從眼科轉入內科，大夫看他年紀很大了，就讓他好好全面檢查一下，護士天天給袁相忱抽血化驗，袁相忱就不高興；護士給他打針，他不讓，說︰“別給我打針了，我很快就能自己好的。”後來他就在病房里大聲禱告，禱告完了，出了一身汗，就知道神醫治他了，立刻就要出院。家人勸他多住兩天，他就說︰“神已治好了我，你們為什麼不相信呢？”說什麼也不肯呆下去，後來就出來了。出院後算賬的時候，醫院多收了許多錢，同屋的人證明說沒打氧氣，但護士說打了，就讓交錢。袁相忱對梁惠珍說︰“你看，我說不住院，你非要讓我住，這下好，花錢受罪，又沒治好。學個功課吧！”出院時醫生讓家屬簽字，上面寫︰“醫生不同意出院，但病人自己自願出院，若出院有什麼意外，醫院概不負責任。”大女兒安湖就替父親簽了字，臨走醫生又開了幾百元的藥給袁相忱，袁相忱說︰“不要買，我已經好了。”家人就听他的話沒買，後來回家一看，果然是好了。

    住院時袁相忱才第一次有時間問起孩子們︰“這些年你們是怎麼生活的？怎麼找上了現在的工作？”

    袁相忱也是從一九九八年才開始吃藥的，以前無論有什麼病，都堅決不吃藥。一九九八年後，他的身體很差，家人勸他吃藥，他不肯；後來同工勸，才肯吃。但每次吃藥的時候，他都會說︰“我的病其實不用吃藥就能好的，我幾十年都不用吃藥，神也保守，現在你們把我當成皇太子了。吃藥是表示順服肢體，不是治病的。”

    九十年代初期，中國教會都受到靈恩運動的沖擊，袁相忱反對極端靈恩的某些片面的說法，但卻不排斥聖靈的工作。他說︰“我們需要聖靈。我十九歲就受了聖靈，要憑信心求。”袁相忱相信重生與聖靈充滿是兩個不同的工作，受聖靈充滿的感覺表現都不一樣︰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覺得發燒，好像過電一樣，有人拍手，有的跳起來，有的打滾；就他個人的體驗來說，相信萬軍之耶和華的靈充滿一個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現，有動作，有少數人沒有什麼感覺。聖靈充滿就好像重生一樣，不要追求感覺，要憑信心接受。

    袁相忱也曾在聚會中講過關于方言的知識。他說，聖經中方言有三個，一個是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別國的話，別人能听懂的，用不著翻譯。二是林前十二章，那是恩賜。三是十四章，聖靈里的禱告，用靈歌唱。在聚會的時候，按聖經的教訓，沒有翻譯，免得耽誤時間，就不要說方言；若有翻譯，還能對別人有些造就。普通聚會時，最好不要講，應當自己在家里講，其實那是聖靈里的禱告。

    對于極端靈恩派的許多過激言論，袁相忱常常予以批評。他說李常受也曾批評過靈恩派的過激行為，認為是挑動魂的工作，是肉體的活動，表面很熱鬧，里面沒成長。基督徒應當在真理和知識上多追求，不應過份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袁相忱認為雖然李常受本人有許多別的錯誤，如對三位一體的懷疑，認為耶穌是被造的等，甚至走到異端，但是他對極端靈恩派的批評，袁相忱是很同意的。有許多人說袁相忱是靈恩派的，袁相忱知道後說︰“我沒有派別，我也沒說方言，我也沒有認為不說方言不得救。我們要在真理上平均發展，要平衡。我說過要追求聖靈充滿，但不是指靈恩的過激行為，而是按聖經的要求，不走極端。”因為曾有挪威靈恩派的人來看望過袁相忱，所以人們以為他也是靈恩派。袁相忱說︰“我這里的門是敞開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經，就可以來，但來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我的觀點。”袁相忱覺得靈恩派也有長處、有能力，靈恩運動在教會歷史上是有貢獻的，但後來走偏了，偏在方言和醫病上。他告誡信徒︰“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怕靈恩的極端，卻不去追求聖靈充滿。應當被聖靈充滿，應當有恩賜。我們應當高舉生命的成熟，內心的潔淨，工作的能力。”

    袁相忱也非常注重肢體之間的彼此扶持和造就，他的聚會中，有很多時間是專門用來給信徒講見證的。聚會完後，信徒們就在那里繼續分享交通，袁相忱總是說︰“信耶穌的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多談話，多交通，多彼此了解。聚完會、听完講道就走了，彼此連個招呼都不打，能算是一家人嗎？”

第七部份 “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一、獲假釋	二、上戶口	三、重新事奉	四、與王明道先生的後期交往
五、遭遇干涉	六、與外國友人的接觸	七、神學思想	八、扶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