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网络汇编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是辛亥革命的首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中国，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背后，乃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一直支持着他，孙中山先生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
少年慕道
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里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AlfredWillis）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象，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象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幺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先生年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又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的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能，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幺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着"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年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
1911年6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同道的协助，上帝的保护。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峰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博士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确有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
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参阅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辞去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临终遗命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信仰的虔诚，祈祷的恳切，乃是一位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蒋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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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为抗日战士缝补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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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访美时会见总统罗斯福1945年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乃是传道家庭，双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就上主日学，参加主日聚会，以及每天的家庭礼拜。有时我心中极不高兴那样勉强坐着听那冗长的讲道，然而就在不知不觉中，倒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在知识上我相信基督的神性，我也相信耶稣到世上来救赎罪人；但这对我个人并无大关系。虽然祂是为我死，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死，这事实在我身上并无特殊意义。至于罪吗，人人都是罪人，我决不会比一般人更坏啊！
第一次灵性的转机
我母亲对主的关系并不这样，她的生活与上帝极其亲近，她常花好几个钟头来祷告，与主交通。那时，我们每逢遭遇困难，总是找她替我们祷告。
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对她的倚赖程度是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
那时，蒋先生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外，又加上一个负担，就是剿灭那时在国内的内乱。同时，黄河泛滥成灾，大批人民遭遇饥荒的威胁。多年以来，我和蒋先生密切同工，以达到他的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中国。这时，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向谁求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的灵性转机。
在蒋先生与我结婚以前，他曾答应我母亲要查考圣经，后来他果然忠实践守这诺言。这在我母亲临终以前，她带领了蒋先生正式归主。后来他每天仍然自行查考圣经，想要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因为难得有几则圣经历史，是一个不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领会欣赏的。当我看到他这样在困难中努力查考的时候，我晓得我应该帮助他，像我母亲一向所作的一样。
我从前在美国卫尔斯理大学读书时候，曾选修过一门「旧约历史」课程。于是我就利用我的旧笔记旧课本，开始每天同他有一段查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这个习惯。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女子护卫男子
一九三六年，蒋先生在西安被部属劫持。那时，事实证明了这一个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他力量的盘石。虽然处于可怖的精神痛苦之下，随时有丧生的可能，又因身体在蒙难时跌伤，但他在那段被劫持期间，心灵上却是十分平安。劫持他的人把他幽禁十日之久，不让他向外通消息。那时，举世震惊，全国人民要求劫持他的人即刻将他平安地释回。
后来，我终于设法得以搭飞机到西安，随伴在他的身旁。当劫持他的人允许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惊讶得就像见了鬼魂一般。当他镇静下来以后，他给我看一节圣经，是他当天早晨读到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杰里迈亚书卅一章廿二节）无怪乎他与我两人这样笃信不渝，直到今日！
神的托付
一九四九年，国内形势转变，我到达台湾以后不久，便觉得神呼召我组织一个祈祷的团体。当时，我对这件事十分胆寒。我觉得十分不自在，竭力想逃避这个责任。我害怕我的朋友会认为我过分虔诚，就像我以前对母亲的看法一样。我们多数的人都能很自然地表露我们对家人或朋友的爱，并不缄默；但却最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这岂非怪事！事实如此，我们爱祂的心也就渐渐冷淡了。因为惟有一再坚认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保持活的爱心。
于是，我就邀请了五位朋友到我的新居里来，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告诉他们，从那天起我希望有一个祈祷会。我提起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若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会，祂就在他们中间。如果她们同意，我们就可以一同为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祈祷。
中华妇女祈祷会
从那时起，我们就在每星期三下午举行祈祷会，五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最初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开始时大家都很害羞，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在公众中出声祈祷过，一向很熟的朋友，在神面前突然陌生起来。但神终于负责带领了这个聚会，赐圣灵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不时充满了整个房间。
每年复活节，我们的祈祷会都举行受难节崇拜，由台电广播。我们着重说明耶稣钉死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当时除了羞愤自缢的加略人犹大之外，使徒们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属灵伟人，并具有惊人的领导能力。他们虽然饱受逼迫苦害，却在到处宣传福音，为公义的国度争战。他们这批极少数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像一群无牧人的迷羊四处流散，反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不可力敌的团体，以致在可怕的**残害之下，他们竟然强过整个罗马帝国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地热心无所惧怕，而是一些胆怯、无生气、连所信的是什么也弄不清楚的基督徒？
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在祂工作期间，常常必须离开群众去与父上帝相交。祂不但独自这样做，也带着祂的门徒一同这样做。祂是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靠着祈祷更新祂的灵力，我们自然更需要祈祷—一同祈祷、出声祈祷，抱着迫切的热诚和愿望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
每周的祷告会由我们各人轮流主领。聚会开始的时候，通常有二分钟默祷，接着唱几首大家所喜爱的赞美诗，然后由主领人读一段经文，并述她个人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属灵见证，再由大家公开讨论这个题目。之后，与会的人各提出代祷事项，特别为某事或某人代祷。我们很虔诚的跪下，有二三个人依次随圣灵引导开声祷告。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程序，因为我们觉得，自发的精神与多样的变化更能引起我们的热心。然而，每此结束的时候，我们例必按着上帝的旨意为中国的前途和世界和平祈祷。
经历圣灵的洗
在最早的几次聚会中，有一次一位主领人请凡是经历过圣灵同在的人举起手来，那时我没有举手。一直到后来，我才认识了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事实经过如下：
某日，我读主钉十字架的一段，当我读到一个兵丁用枪刺祂的肋旁，血和水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这件事我以前曾读过许多遍，从来不曾特别受感动，但这次我竟然哭了。那天，我第一次悟到祂是为我受了这些伤痛。我哭了又哭，深深觉到自己的卑微不配。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极大的忧伤与极大的舒畅同时交汇。我本来很少哭，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是那一次眼泪竟然如潮水一般的流出，使我无法抑制。同时，我心中感到轻快如释重负，觉得我的罪已被泪水冲洗净尽了。
那次，我经历了圣灵的洗，从这天起，我就不单从头脑中相信，而是个人亲自与我的主结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
我的宗教观
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感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因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启示。但奇怪的是，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
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召我母亲，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居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法子把它舍弃了。
在我结束这个祈祷问题以前，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
「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她把脸转过了好一回，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
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四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虔诚的慈母又与世长辞，这种痛心的遭遇，使我看到了人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么？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靠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直到慈母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初起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于是我方始明了，我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式旧式绘画，每幅都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有一朵花是立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复杂的人生也是如此。那么人生的那朵花是什么呢？就我现在所觉悟的，那是上帝的意志。但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如今政治生活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这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是有忠诚和正直。
总之，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信仰的上帝，祂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
我十基督＝？
作者：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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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号上午，富柯慕慈太太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她站在台上，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西门十基督＝彼得‘自己’十基督＝？”我看见了之后，脑中忽然起了无数的感想。她的演讲，我几乎听不见了。
以西门的勇敢，渗在基督的爱里，便化合成了彼得，成了基督教的柱石。我要是渗在基督的爱里，又可得怎样的效果呢？
春天来了，花儿都开了，叶儿都舒展了，浅绿深红，争妍斗艳的，各自发扬他的鲜明。─—然而假若世界上没有光明来照耀他，反映到世人的眼里；任他怎样的鲜明，也看不出了，和枯花败叶，也没有分别了。
世界上有了光明了，玫瑰和蒲公英，一同受了光的照耀，反映到世人眼里；然而他们所贡献的颜色，是迥然不同的。慰悦感情的程度，也是有深浅的。因为玫瑰自有他特具的丰神，和草地上的蒲公英自是云泥悬隔呵。
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又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使徒约翰说，“那是真光，照亮凡生在世上的人。”
世人也各有他特具的才能，发挥了出来，也是花卉般争妍斗艳，然而假如他的天才，不笼盖在基督的真光之下，然后再反映出来；结果只是枯寂，黯淡，不精神，无生意。也和走肉行尸没有分别。
光是普照大千世界的，只在乎谁肯跟从他，谁愿做“光明之子”。
蒲公英也愿意做玫瑰，然而他却不能就是玫瑰。─—何曾是“光明”有偏向呢？只是玫瑰自己有他特具的丰神，因此笼盖在光明底下的时候，他所贡献的，是别的花卉所不能贡献的。
谁愿笼盖在真光之下？谁愿渗在基督的爱里？谁愿藉着光明的反映，发扬他特具的天才，贡献人类以伟大的效果？请铭刻这个方程在你的脑中，时时要推求这方程的答案，就是：我十基督＝？
一九二一、五、廿一
（初发表于1921年6月15日《生命》第二卷第一册）
蒋介石出身于佛门世家，为什么要把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放在一边，而去信奉外国的上帝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与宋美龄联姻所致。宋美龄的一家和蒋家恰恰相反，称得上是一个基督教世家，其父宋耀如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其母倪桂珍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是受过洗礼的基督**。蒋介石要与宋美龄结婚，开始时宋老太太坚决反对，一是因为他有妻妾子女，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对蒋介石来讲，不改变宗教信仰，是娶不到宋美龄的。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专程跑到日本神户，面见宋老太太，老太太问他能否改信基督教，他说正在研读《圣经》，将尽最大的努力，就这样含含糊糊答应了老太太的要求，老太太送他一部《圣经》。12月1日，蒋、宋正式结婚，先按基督教的仪式在宋宅举行了婚礼，后又去大华饭店举行了中式婚礼。
一个人改变信仰绝非易事，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一直采取拖延的办法，不大愿意接受洗礼。宋美龄则敦促他早日施礼，成为基督徒。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使蒋介石转变了态度。
第一件事，1929年12月1日，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两周年纪念。事前，蒋介石建议到江北安徽某地去度假，宋美龄也表示同意。过了几天，宋美龄又说不想去了，还是呆在家里好。当天，蒋介石非常忙，主要是接见第十三路总指挥、新任安徽省主席石友三，命他率部南下广东，参加对张(发奎)桂(李宗仁)联军的作战，并准备在中途将其消灭。
石友三对蒋的阴谋已经知晓，当天见蒋，佯称已准备完毕，蒋对他大加慰勉，石唯唯而退。蒋自以为得计，回到房中，宋美龄尚未睡着，她对蒋说：“我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蒋劝她安心睡觉，一会儿，宋美龄又惊醒过来，告诉蒋介石她作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梦见河中间有块巨石，月色下波光如银。突然间，河水变得血红，整条河成为一条血河！蒋说她太紧张了。谁知半夜二三点钟，蒋氏夫妇被一阵轰轰的炮声震醒，原来石友三已决心反蒋，在江对岸的浦口架起几十门大炮，向南京城轰击，当时南京的守军不多，形势十分严峻。
天亮后，宋霭龄从上海来了，宋美龄叫她快些回去，她却要留下来共患难，并给上海的宋老太太打电话，请为她们祈祷。两小时后，老太太发来一电说：“敌人将会自动退去。”巧合的是，《圣经》中的这句话还真灵验，石友三没有向南京进攻，而向北边撤走。基督的恩典，使他们转危为安，蒋介石亦不由不信。
第二件事，1930年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亲自去陇海前线督战。5月31日，他乘专列悄悄来到朱集车站，指挥部就设在列车上。当晚，冯玉祥派郑大章率领骑兵队，夜间急驰40公里，奇袭归德飞机场，机场就在朱集附近。骑兵队烧毁蒋军飞机12架，俘虏了机械师和地勤人员50多人，完成任务后立即撤走，没有发现蒋介石在列车上。当时蒋介石身边只有卫队200左右，蒋躲在车厢内，双膝跪地，泣声祷告说：“上帝在上，大显神通，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教……”这次脱险后，因为祈祷起了作用，上帝在暗中保佑他。
上述二事发生后，蒋介石决心入教。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去上海，在西摩路宋家教堂里，由美国牧师江长川主持，举行了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正式加入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后改称卫理公会)。除宋庆龄外，宋家的人都参加了洗礼仪式。
(编者按：蔡少芬是香港着名艺员。一九九一年香港小姐季军。曾获电视剧最佳女主角奖。作品有《壹号皇庭》、《妙手仁心》等十七部电视剧集，及《山水有相逢》等八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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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极大的压力，那年独自逃到三番市，坐在游客公车上，凝视着地上的路轨，心里苦不堪言。
「不如跳下去死了吧！」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了上来。
随即有个声音在心里回应：「不，上帝不喜欢我们自杀。这是不对的。」这话把我惊醒。对，我没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生死之权是上帝的。
经济重担
我年纪很小，父母便已仳离。母亲嗜赌如命，为了逃避债务，我家不住迁居，而我，也被逼着不停转校，永远无法如愿做一个被老师宠爱的高材生。我和同学没机会建立友谊，在家里又常跟哥哥吵闹打架，我觉得世界没有爱，没有人喜欢我，这形成了我极重的自卑感和封闭的个性，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我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何意义和价值可言。家人要还赌债，我为了替她们还债，拍戏后一直节衣缩食，把钱都留给他们，可是发觉，无论我怎么牺牲，怎么辛劳，夜以继日拍片，他们的赌债总还不清——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我非常困惑迷惘和失落，不知道如何是好。难道我一生就是为替家人赚钱还赌债而活着吗？为什么我的家人一点不为我设想？怎么他们不能因为看见我的牺牲，而戒掉赌博的恶习呢？我看到路愈走愈暗，愈走愈苦，没有出路，所以想，不如死去倒还干净！
朋友
妈咪对我自幼管束甚严。不准我出外参加活动，记忆所及，只参加过两次公益少年团的活动。第一次是与哥哥、阿姨一同随老师出发。记得那次步行过八仙岭，没带食物，疲乏饥饿，一位素不认识的女同学竟把她和妹妹的食物分给我们，还扶着我走过八个山头，使我深受感动，也很欣赏她。有一天，为了逃避一个追求我的男子，我惊惶逃离坐车，刚巧碰到她，便向她倾诉。自此她便义不容辞地每天陪我上课，摆脱了那个男子。
后来得知她是基督徒。她告诉我主耶稣改变了她的生命。她真的与众不同，很有忘我的牺牲精神，为我付出很多。我渐渐体会耶稣与我家中所拜的神明的不一样，开始认真思考信仰基督。妈咪察知我要信耶稣后，生很大的气，撕毁我的圣经，又用自杀威吓我，使我不敢再和那位同学来往。后来这同学的妹妹告诉我，她姊姊天天流泪为我祷告。我很感动，不愿失去这个好友，暗暗的跟她联络，也私下悄悄祷告，不让妈妈知道。
中三后，又如常转校。由于学业成绩欠佳，害怕找不到好学校，我便祷告上帝说：「如果你是真神，请为我找一间好学校，我今后一定好好用功读书，不再荒废学业。」结果进了一间好学校，又再认识一位基督徒。那年我遵守承诺，特别用功，天天与这位基督徒同学在一起，又跟她到教会，不再拜其他鬼神。但碍于家人反对，仍没投入教会，以致对真理认识极为肤浅，看圣经，只找合自己心意的去行，对于上帝的教训一窍不通。
突破困境
一九九一年，我参加香港小姐比赛，获选季军，之后投身演艺事业。这一行有些事我颇不适应，例如行内人的眼光、要常接受访问，而报导又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等，都使我很觉困扰。无奈喜欢演戏，所以留了下来。
记得接受浸礼前夕，很多人问我：「妳日后仍当艺人吗？」我也常问自己前路将如何，祈求天父指示我在这一行里有甚么特殊的意义。
一九九五年的一天，我在飞机上默祷，圣灵强烈感动我要回教会。那时我很久没有回教会了，入娱乐圈后，因为自我封闭，孤陋寡闻，既不知有基督徒艺人团契，也不知道圈内有基督徒。但不久，那位中四带我回教会的同学突然来电，问我要不要去教会，我答：「如果不用拍戏，就去吧。」结果不必拍戏，我便跟她去教会，认识了许多弟兄姊妹，自此投入教会生活，将生命交给主耶稣。
妈咪见我忙得不眠不休，竟然还往教堂跑，便怒不可遏，说我给什么迷住了，不准我去教会。有一次，甚至跑到教会大吵大骂，这事之后，我停止聚会近一个月。在这期间，不断祷告求上帝软化妈咪的心，又求妈咪准我去教会，之后妈咪才准我相信耶稣。后来她因为我的缘故，虽然不信，也把拜了多年的偶像全部丢弃。
我的哥哥认识了一些弟兄姐妹，跟着也信了耶稣。自此，兄妹二人常分享，互诉心事，更一起为家庭祷告，非常亲爱。
信主一年后，很羡慕接受浸礼和守圣餐，与弟兄姊妹分享后，经信心考问，受浸公开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坚守原则
做基督徒艺人并不容易，很多电影渲染**暴力，做基督徒则须有所取舍。记得受浸前，一位姊妹问我：「处身娱乐圈里，冲击很大，试探很多，你能守住圣经的原则吗？例如，你能拒演鬼戏吗？」她翻开圣经，告诉我上帝是忌邪的。
我想从来没有人邀请我拍鬼戏，心想大约日后也必没有，于是毫不犹疑的说：「不拍，不拍。」
谁知受浸前不久，恰逢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与我的合约届满，新约未签，当时我的经济拮据，很希望有戏拍。正这时，某公司高薪请我拍一部鬼戏。真是极大的考验阿！
我与弟兄姊妹分享我的困难和压力。一位姊妹说：「你相信放弃这部片子，主耶稣仍保守养活你吗？你不会有事的。」话虽如此，我的信心很小，前途一片渺茫，不免挂心。我祷告天父说：「我当怎样取舍呢？您知道我爱您，决不做您不喜悦的事。」但因信心小，又哭泣对主耶稣说：「我前面什么都没有了。但有你在我身旁，你必为我解决难题。我现在把一切交给你，不接拍那戏。」祷告后，心里如释重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乐平安。便高兴地致电经理人说：「Helen，我不接那部戏了。我知道上帝不喜悦。深信天父会看顾我的前路。」
浸礼前，整整一个月我没有工作。之后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突然来找我续约，签了一些很不错的电视剧，如《壹号皇庭》、《天地豪情》等，后来还因这些剧集获最佳女主角奖。
接下来还有好几部电影找我，其中有的是鬼戏。那时由于市道欠佳，机会难逢，考验又来了。我对主说：「我很想接下这部片子，因为演鬼的是别的演员，不是我。」我一共找了十个要接拍此片的藉口哀求主，答案却是：「你愿意为我放下吗？」我俯伏在主前说：「主呀，我愿意！」想不到推掉那部片子后，便接到其他合约，可以赚回拍那部戏的三个月报酬。
坚守立场
后来又有某公司邀请我拍一部几千万元的巨着，演员阵容鼎盛，都是红艺员，可惜戏中需要暴露。导演找了我两三次，我明知道不对，却仍祷告说：「如果我不接，真的很可惜。这么一部大制作，高成本，不是鬼戏。我跟制片商量，请他们删掉一些暴露镜头，不就行了吗？」幸而后来推掉这部片子，不然我真是后悔莫及。感谢天父保守，助我能胜过试探。现在推戏就没有那么多挣扎了。
至于开镜拜神，初回教会时，信心小，虽不想参与，但碍于人情难却，怕别人说我不合作，一旦意外发生，便怪罪于我。因此想，既不是真心，循例拜拜而已，没有妨碍。但弟兄姊妹谆谆告诫说：「不要上香。」
有一次，我随外景队出发到外地，导演的太太硬要我上香。我说不上，她说：「若有事发生就不好了。就算请你帮忙吧，只要把香插上就行，没什么大不了。」因她不停游说，很难推却，只好勉强顺她的意。记得当时下着大雪，我无奈地拿起香，走到另一个厂插上，再走回来。在雪地上边走边哭说：「主耶稣啊，我对不起祢。我错了。为甚么要上香呢？既然知道祢是真神，就该相信祢会保守。我不应拜假神，羞辱祢。以后无论如何，我再不上香了。」自此，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我坚守原则。有人叫我上香，我说：「我是基督徒，不上香。」监制们较为开通，都不为难我，不勉强。纵有例外，我答我会为大家祈祷，他们也接纳。事实上他们上香，不过是求心安，只可惜所拜的不是真神。
回应主恩
信耶稣后，我变得开朗了许多。由于我以前个性封闭，朋友甚少，人际关系疏离。进娱乐圈后，更怕人事复杂，不敢与人深交，恐怕受到伤害。信主耶稣后，有了安全感，渐渐开放心门，主动和人坦诚交谈，请基督徒为我祷告。现在我身边朋友不少，有弟兄姊妹们关怀，彼此扶持，情如手足。
天父对我无微不至，赐给我一位亦师亦友的经理人Helen，从她身上，我学会什么是爱和怎样待人以诚。她介绍我参加「艺人之家」，使我认识圈中的基督徒，得到了解和扶助。Helen又常提醒并指教我怎样处理难题。当我受伤时，她会为我流泪祷告。现在，我的身旁有很多爱护我的人。我的人生改变很大，不再孤单。
当然，天父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信耶稣后，我仍有难处。家母因未信耶稣，问题仍未得着解决；但现在，承担困难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我既可把重担交给天父，又有教会和艺人之家的弟兄姊妹为我分担，同渡人生的困难。
结语
基督徒的人生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见证上帝。多年来我经历许多，遇到不少困难，但每次都看到主的恩典实在够用。难处是祂雕琢我的时间，我决不辜负祂的恩典。愿意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为主见证祂，荣耀祂，同时存着一颗敞开的心，领受祂的厚恩。
（余黄国凯整理）
——邵正宏执笔
[林峰一家]
「迈入知天命的年纪，才进入上帝的世界，这是智能太低、启蒙太晚。」凌峰诚恳且谦虚地笑笑说。
秋天的午后，阳光出奇的好，才淹过大水的台北街道径自一片泥泞，然而在名主持人凌峰的住处，听他细细道来认识基督信仰的经过，却像是重后走了一段「八千里路」，他说：「我在信仰上的认识，是经过长期的挣扎，天人交战的过程。」
火爆浪子信耶稣？
正如凌峰的妻子贺顺顺所言：「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么一个出了名的火爆浪子，会去信耶稣？」这样的疑问，在许多人心中出现过，但对于凌峰而言，却有着「太晚了」的叹息！
他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之后，应该进入理性的阶段，但我比较晚，这大概与家教、封闭的社区有关。」
从小到大，凌峰都住在眷村中，而眷村子弟每天生活的范围就是这几条街，与外界没有太多接触，更不曾想过何为「社会关怀」。
「直到走这一趟八千里路，我的视野被打开，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中国，对我而言，算是开眼了！」
也正因为如此，凌峰表示，对过去在物质上的需求，开始有所检讨，而且在心灵上、价值观上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所以开始进入信仰的层面。
「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都和佛道教比较近，像我和星云法师很熟、也走得很近，但是我真得认真思考关于基督教这个信仰。」
重新认识基督教
凌峰十分谨慎地处理心中的思虑，对于基督教的认识，他从「平等」二字开始。「我谨慎地研究基督教，甚至对于教会礼拜的整个结构都深入研究，譬如为什么唱诗歌就要站起来，我真的去了解，发现这个礼拜太好、整个结构太好！」凌峰强劲有力的声音、肯定地强调着：「我开始重新认识宗教，以前我也会把基督教看作是西方的意识型态。但看多了历史上基督教的影响力之后，我体会到，基督教信仰因为心胸宽大，所以接受度高、包容力大，强调的是民主，却不是威权；在其它的宗教中，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看到大师要跪下来，但是教会的牧师却是在教堂门口等着和人握手，甚至与你拥抱一下。」凌峰也正经地说：「我去寺里听经会想打瞌睡，可是在教会里唱诗歌，很愉快。尤其我们这种爱唱歌的人，一唱我就喜乐起来。」
他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脱俗一些，但现实生活却不允许，每天仍必须面对自己的公司、员工，生活不得不世俗化。「但是我们这种搞艺术的人，又不愿意自己变得世俗化，不甘于庸庸碌碌。」也正因此，每个星期日走进教会，成了凌峰最珍惜的时间！「我觉得最明显的是，生命中有了基督信仰，自己的内省机制变强了，价值观也改变。」
其实凌峰在进入教会前，曾有许多好奇与疑惑，「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都充满活力？像中世纪荷兰这样一个小国，为什么敢于向西班牙、瑞典这样的大国挑战？为什么马丁路德在面对宗教的不平等时，敢于挺身向教皇挑战？甚至于五月花号轮船的大航海计划，航行万里到新大陆，那些人敢于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而终于建立了世界最强的国家。」
这些疑问让凌峰对基督信仰的力量有许多好奇，但是直到远志明来台的那一夜，他终于解惑了。
「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切入。我早期在做『八千里路云和月』时，就认识了苏晓康和远志明等人。所以听说远志明要来台北怀恩堂，我很兴奋，立刻就拨了电话给孙越，找他带我一块儿去。」
提到孙越，凌峰话题一转，强调自己在演艺圈是个独行侠，就算以前主持节目时，应酬多，他也只是和大家吃个晚饭就离开了，年轻时还会有续摊，后来就没了，所以朋友并不多，但只有孙越一直关心着他。「孙大哥一直是我的榜样，他算是演艺圈的模范。」正因着与孙越的这层关系，凌峰踏进了教堂，听着台上远志明的流亡故事。
「我看着台上播放他的故事影片，边看就边落泪，心里非常感动！原来上帝的力量这样大，让远志明能有这样的信心熬过艰难。那一夜，我举起手决定心志认识上帝这位神。」
凌峰变了
开始了教会生活之后的凌，现在只要人在台湾，星期日就一定会去教会。「如果没去，心里就会犯嘀咕，我发现每次去教会回来都有启迪，性情明显地改变。」凌峰笑笑说。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在一旁的贺顺顺肯定地说：「自从凌峰信了基督教之后，我们家的圣经就像我的护身符，如同我小时候拿起毛语录一样，往他眼前一晃，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基督徒。」贺顺顺笑笑说：「凌峰比我大十七岁，有时候拌嘴，我心里就想，你比我大，少讲一句不行吗？例如找我主持节目，他就觉得我还准备不够，不让我去；他就是那种完美主义者，而且有那种侠义的精神，所以看到不合理的事，就一定要讲，连那天台风天买蛋，都会为了争个理字和人吵得打起架来！」
贺顺顺看看凌峰又笑笑说：「凌峰那个长相，不笑时，就像五千年的沧桑都写在脸上，以前连睡觉作梦都还会说：『中国人啊！』」凌峰插了一句：「那是忧患。」
不过自从他进入教会之后，周围的朋友亲戚都说他变了。」贺顺顺强调地说：「连孩子都对我说，爸爸好慈祥哦！真的，那种慈祥的面容是以前没有的！现在他比较懂得原谅别人，也知道包容，有些东西放下来了！」
买蛋打架事件
「不过，我毕竟跑是个信仰生命很浅的人，那个买蛋打架的事，就是我个性上的冲动。」凌峰缓缓说到这个闹进派出所的事。「台风来了，家里没什么粮食，我去买蛋，跑了几家都没买到。终于在那家杂货店看到有蛋，但是那老板却说不卖，而且要买还要涨价。这一讲，我立刻就说：『老板，这是天灾来的时候，你随便涨价是趁人之危，而且你也没有权利不卖！』我跟他说理，他一直说：『我高兴怎么就怎么卖！』这一说让我火气来了，就踢了一下他店里的篮子，结果他拿起扫把就打我，那我也就不客气地给了他一拳，结果好几个人还围上来助阵，这一闹就闹到派出所。」
这起打架事件虽然闹进了警局，但警察却始终帮凌峰说话，最后杂货店老板自认理亏，还当着凌峰太太的面道歉。
「他说有赔我五斤鸡蛋道歉，我说，我不要你的蛋，可是我还要向你说道理，你开店，理应服务顾客，尤其民生用品，更不能在天灾来时随便涨价，这是趁人之危啊！」
这就是人眼中的火爆浪子凌峰。「如果出差去大陆，一阵子没去教会，我的本性就会还原，这大概也是我属灵生命还很浅的关系。不过现在自省能力很快也很强，这种事发生之后，心里马上会有反省的声音。」
凌峰实地叙述自己的心理过程，可以发现，基督信仰已在他生命中不断地陶冶他、改变他。
遗憾信得太迟
「其实每个人认识上帝时的心理准备都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我是稀有品种；我对孩子说：『如果你在小时候就能认识主，那是福气。』我一直试着去影响家人。」凌峰直言自己对信仰认识得太迟，因此总迫不及待地希望家人也能走进教会。「我看过我外祖母谈到生死时的那种态度，不像我父亲那般愁眉苦脸。她用浓浓的山东腔说：『我就快走了，耶稣来接我啰！』是一种超越生死的态度。我母亲虽然没有教会生活，但是也会说：『信主好！是主带给我快乐。』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也希望能影响我的孩子。」
对于孩子，凌峰坦诚自己和孩子间有距离，孩子觉得他是严父。「我和顺顺讨论过，从现在开始，要建立一个有基督信仰的家庭，因为这对女儿柔柔来说，是幸福的保障。」
在凌峰深入接触基督信仰之后，贺顺顺也愈来愈感受到基督信不凡的力量，她说：「在我小时候，基督教教堂就在我家旁边，从小就听到教堂里的琴声很美，可是不敢进去，那给我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是我自小对基督教的认识。但也仅止于此，直到我婆婆生病时，那天牧师到家里来为她祷告，婆婆倒在我怀里，牧师带着大家唱诗歌『除你之外』，我突然感动得落下泪来，当时心想：这歌声怎么那么美。我来我就决定，不如去教会听听看，看看是否还是那样感动？我猜想那天在家里的感动可能是当时气氛使然，到教堂之后大概就不会了！没想到当我置身在教堂里时，每首诗歌还是同样地感动我，那时我终于知道，这是人生找到了归属感！」
婚姻得帮助
贺顺顺读为，基督信仰进入她的家庭，使她和凌峰之间的婚姻生活有极大的帮助。「以前我常想，像我们这样常常拌嘴地吵，婚姻能走多远？但现在和凌峰吵完架，他去教会回来，会主动跟我道歉，还会说今天牧师讲的信息好象是对他说的，他的态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凌峰也补充说：「我并不是个称职的基督徒，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所以需要时间去慢慢改进。」凌峰不讳言自小生长在暴力的环境里，「老师打，因为考不好，回到家，父亲又因为功课不好而责打，所以书读不好就成了边缘少年，而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家用那种奇怪的眼光看你，就是用瞄的，那种眼光会让我想跟他们玩命！」就是在这样的暴力环境中，凌峰也因此有些暴力倾向。
凌峰感慨地说：边缘少年很容易就拉帮结派，最后成了黑社会的种子部队。而社会大众及政府又不太敢碰这样的问题，所以边缘少年始终是社会的隐忧。」凌峰坦言自己的缺点，但在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再坏的脾气竟也开始扭转过来。
一次奇妙的经历
对于凌峰而言，最特别的是，在信仰的过程中他开始有奇妙的经历。「有一年大陆的春节晚会节目邀请我，这是大陆一年中最重要的节目，而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也只有最TOP的演艺人员才会受邀，所以那年有张惠妹、小燕子赵薇、香港的黎明等星。可是彩排那天，广电部长要来看，而我在前一天则要去都安参加一个教会的义演活动，所以我说，如果我赶不回来彩排，他们要有心理准备。大家都觉得我太奇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那么重要，犯得着为了一个穷乡僻壤的义演而搞砸吗？可是对我来说那很重要，而且我又和教会牧师约好要去，所以坚持要走。」
凌峰停了一会儿又说：「可是从北京飞南宁差不多三个多小时，下了机再从南宁搭车，还要坐四、五个小时才能到都安。这一算时间，我第二天很可能赶不回来，而且一天就这一班飞机，如果再误点，那就不可能赶上彩排了。」凌峰笑笑说：「但是我在去搭机时，突然上帝就给了我一个灵感，为什么一定要在南宁直飞北京呢？可以从南宁绕到广州转机呀！这样的就可以提早一点在南宁搭机呀！果然，义演完毕第二天，我请牧师及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让我能顺利搭机，嘿！奇妙的是，我就一路从都安到南宁，再到广州飞北京。没想到每一班都准时，大陆的飞机能这样准时是不太可能的，但那一天一路都顺得很，当我赶到北京时才五点半，刚好准时彩排。他们说：『好在你赶回来了，但也真佩服你，不惜为一个小小的宗教活动冒这个险。』但我知道，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只要开始永不嫌晚
凌峰接受基督信仰之后，愈发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他说：「感恩是基督徒必然的思想。因为感恩，所以会反省，重视人的本质，且勇于帮助人。所以基督徒很团结，也敢于挑战恶势力，像传教士在面对古罗马帝国那种火刑、兽咬时，他们只是祷告、勇敢面对。这种精神、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
凌峰义正辞严地说，但语气中充满了佩服与赞叹。
走过了中国大陆的八千里路，但在基督信仰上，凌峰却才开始走这段八千里路，虽然他自忖「有些晚了」，但是听他细述这一段信仰的历程，倒不如说：「只要开始就永不嫌晚！」
牛顿——在海边寻找贝壳的人
爱因斯坦说：“在人类的历史上，能够结合物理实验、数学理论、机械发明成为科学艺术的人，只有一位——那就是牛顿。”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发明微积分；首先提出可见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分光组成；他将数学导入科学，使物理、化学成为更精确的学问；在牛顿的动力学三定律里，奠定了数学成为描述宇宙运动的语言。种种杰出成就，为他赢得“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与“近代物理学之父”的尊称。
牛顿生于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是一个早产儿。父母亲都是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在牛顿出生前三个月，他的父亲病逝。家徒四壁的母亲哈拿绝望地抱着奄奄一息的早产儿牛顿，向上帝发出了这样的祷告：
“祢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祢。”
在牛顿的一生中，母亲的这个祷告对于他的个性与信仰有很深刻的影响。他经常思索母亲当年的祷告，上帝让他活下来，一定有些事是要他去完成的。他经常在课堂笔记空白处记下祷告，如他大学二年级时写下：
上帝啊！若我心偏于邪恶，请勿成全我；不容我单靠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不以爱上上帝做我不爱人的籍口；
不是为得祝福来跟随你；不是只在教会中渴慕你；让我做个敬畏你的人，且因着敬畏你，
而不畏惧人。
一六六一年六月牛顿进康桥大学。他经常和室友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福音，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
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在一六六六年他开始思索地球在轨道上的运转，并且计算运转时的重力与离心力的关系，一六六九年他在笔记上写下他的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人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意中使他接近当时剑桥的优秀教授，承袭了这些教授一生的研究精华，成为牛顿后来的名言:「我看的比别人远是因我站在巨人的肩头上。」
一所大学的优秀，决定于三个条件：一、老师的素质，二、图书馆与仪器设备，三、学校的建筑物与校园的气质。其中尤以第一项最为重要。许多人进了大学，不曾漫步在大学的回廊，不曾倘佯在大学草地上呼吸学术的自由，真是浪费大学的资源。
好学的牛顿在剑桥大学不但不浪费任何资源，还遇到影响他一生的好老师。亨利．摩尔是影响牛顿科学与信仰最深的老师。摩尔是数学家，也是位敬虔的基督徒，他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使人认识神，寻求祂，感谢祂。若有人轻看这世界奇妙的受造物，要看到世界所没有的才算神迹，那是自大。」摩尔认为把数学放在教育中的目的在于:「教育是一种道德与思考的培育，数学课程的设立是为了训练学生，使他们的思考更精密。长期受数学教育，对学生是一种有压力的操练，为的是要激发一个人有刻苦的心志。有刻苦的心志才能使人长期持守道德的准则，而道德的准则来自上帝。因此数学教育与信仰是相辅相成的。」
摩尔教授以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敏锐直觉，一下子就发现牛顿的不同。他发现牛顿在每学期开学以前，先利用假期，将要上课的所有课本都看完，等到上课时，牛顿已经在看比那门课更进阶的研究报告了-牛顿自己也写道:「当我走进教室上课时，常发现对上课内容的了解深度，已经超过了我的老师。」这种读书法会令一般老师倍受压力，摩尔却找牛顿来，给他更深的书，像开普勒(Kepler.的「光学」、桑德森(Saderson)的「逻辑学」，并且把自己拥有的一干八百本藏书，成为“随时向牛顿开放的图书馆”。摩尔也长期支付牛顿的生活费。除了读书方法与人不同之外，牛顿因为家里贫穷，仔细记录他的支出，他认为「用钱谨慎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学习」。牛顿经常在日记中或课本空页写下自已的祷告，有些记载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写道:「企图光以迫切祷告祈求上帝的祝福，来取代自己所该付出的努力，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是出于人性的儒弱。」我想牛顿大概不曾做那种「祷告后，考试都考到我昨夜刚读到的」之类的见证，因为这样，上帝对平时用功的学生就太不公平了。踏实的信仰绝非寻找成功的捷径。
金钱的享受对一个穷学生是一种莫大的吸引，牛顿写下:「主啊，赦免我!因为我的心想以赚钱为乐，多于渴想你的同在。…-但是在主日擘饼(圣餐)聚会里，我的心又重新与你联合。」牛顿和他的室友魏克金斯(JohnWickJr)经常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同他们传福音，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
一六**年，牛顿开始利用课余进行自己的研究。他首先以三棱镜研究光的结构，发现光的分光有不同的折射率。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七年，英国发生可怕的黑死病，死了许多人。大学宣布停课，政府并且下令所有人不准离家远行，以免传播或感染黑死病。当全国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风声鹤唳之际，牛顿事后写道:这两年多没课、没地方可去，是他「人生思想迈向颠峰的时刻」。在这时他由无穷等比级数的解法里创立了一门很重要的数学微积分。事后有人问牛顿，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伟大的发现，牛顿答道:「我始终把思考的主题像一幅画般摆在面前，再一点一线的去勾勒，直到整幅画慢慢的凸显出来。这需要长期的安静与不断的默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在一六六六年他开始思索地球在轨道上的运转，并且计算运转时的重力与离心力的关系，一六六九年他在笔记上写下他的发现万有引力定律(LawofGravity)。你知道吗?宇宙里如果没有这一条不变的定律，所有的物体，小至一粒沙，大至一个星球，都将乱飞乱撞，成为混沌(chaos)。牛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呢?他的好友史塔克利(Stukeley)答道:“牛顿经常在花园散步，有一天中午他回来了，对我说他看到一粒苹果掉到地上，想到了万有引力。”这粒苹果后来成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标志，其实更重要的是，牛顿有独自来到花园祷告与默想的习惯。
牛顿——二
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一九六八年在他所着的《牛顿传》中写下：「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啊，原理！
当时许多科学家、教授都看不懂牛顿的杰出。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冶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康，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这种种无情的攻击搞得牛顿几乎发疯。
一六七二年牛顿加入英国皇家科学协会——全国最高的科学研究协会。《原理》的出版，对全欧洲的科学界是一大震撼，引来称赞也招来攻击。虽然如此，牛顿仍在皇家科学会里提出「星球运转椭圆轨道的原理」(1676一I677年)，与「万有引力的数学证明」(1680一I684年)。牛顿的学生艾斯顿(Ast0n)后来写道:「牛顿讲话慎重、缓慢。他尽量避免意气之争，不见利忘义，不奉承人，宁愿默默忍受侮辱，也不愿披挂着一身的装甲去与人争战。」牛顿说『一个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脾气将控制你。』引导牛顿一生的，是信仰而非起伏不定的脾气。
牛顿并非是科学研究上的常胜军。他从一六六九年至一六九一年长期研究实验化学，并没有获得什么发现，不过因此结识了有「近代化学之父」之称的波义耳(Boyle)，两人通信长达十六年。年长敬虔的波义耳，不仅帮助牛顿研究工作，而且在牛顿遭受猛烈抨击的时候，他的榜样更坚固了牛顿的信仰。牛顿身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喜欢公开表白自已的信仰，又有不擅与人交际、喜爱独自安静工作的个性，现实的杜会对像他这种善良、单纯的人，有时是非常残酷的。
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冶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康，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这种种无情的攻击搞得牛顿几乎发疯。一六九二年，日内瓦来的拜特教授大力抨击牛顿，谨称他是"伦敦先知”(ProphetofLondon)，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来自对宗教的默想，而非科学的发现，……他必须撇清，如果这是科学就不要写到上帝如何如何，如果是与上帝有关的就不要放入科学范畴。」
拜特一开炮，许多人就群起围攻牛顿。平常没有想到防备的牛顿几乎赤裸裸地站在科学的刑场上，接受无情的攻击。幸好这时有贝若(IsaacBarrow)的支持。贝若是当时欧洲的光学泰斗，剑桥大学首屈一指的数学与天文教授，是少数能仔细验证牛顿数学与物理观念的人，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找牛顿来，对这个最优秀的学生，私下给与最严格的要求。贝若要求牛顿:「回到物理学上最基木的假设，精密地验证每个假设，一次、一次又一次，几乎无止境地反覆验证，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以免浪费在无用的芝麻小事上。」然后贝若申请退休，让才二十七岁的牛顿接续他的职位，成为剑桥大学的教授。剑桥的教职并不是牛顿的桃花源。当时贝若的职位有多少人在背后垂涎，牛顿一接任，立刻尝到号称学术自由、独立的大学里面，众多的派系纷争、人事倾轧;喜欢安静思考、不受交际的牛顿，也被排挤成为权力圈外的边缘人。
牛顿的老友魏克金斯写下:「牛顿看起来更孤独、沈默，三十岁不到，头发已经半自。」牛顿立志不涉入这些纠纷，他定睛永恒，不管人家怎么论断、怎么中伤他，只把努力放在科学的研究，与对基督的信仰上，而不陷入被中伤后的自怜中。牛顿写下:「我的心经常是认真与安静，不陷入忧郁。」慢慢的，他将更深的思索与实验结果写成旷世名作《原理》（Principle）一书。这本书不只记载牛顿的科学发现，也反覆提到他的「机械论」与神的关系，他说真神与假神的差别是假神没有掌管宇宙，没有不变的旨意，没有最后的判决，属于必朽坏的受造之物。
书中不断提到「掌管」(dominant)这个字，他认为这是神的属性里，最神圣又是最奇妙的，让寻求他的人可以明白;机械论就是神掌管宇宙的法则，是摆在宇宙里让人明白它能力的法则。爱因斯坦说:「宇宙里最奥秘的，就是人竟然可以去明白这个宇宙。」
牛顿在《原理》一书中写着：
「如同生来瞎眼的人不了解光，我们无法明自神的智慧与全能。神的形像没有人看到、听到、接触到，更不是世上必朽坏的假神所能代表，……我们只能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了解他，神仍在掌权，我们都在他的掌管下。而做神没有掌管的权柄，没有永远的看顾，没有创世的起初，不过是虚无、有限，与大自然一样。……因着神的掌权，我们称它是主(Lord)。」一六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牛顿写下：
「我陷在极端的难过中。过去十二个月，我无心进食也无法安稳地入睡，我心动摇，无法思想。」
无情攻击持续下去，一六九四年有人黑函中伤牛顿。在英国国王出面，任命他为「英国皇家协会会长」(PresidencyoftheRoyalSociety)后，这些攻击就突然消失了。牛顿在以后数十年，根据过去两年半受中伤的经验，坚持给科学界建立「诚实的体系」，而他本身就是最好的模范。成为一个诚实的科学家，是波义耳在死前(1691年)给牛顿及以后所有科学家最好的劝导，波义耳写道:我老了，这该是我将所知的化学知识写下来的时候了。这些知识，有的是经过多年的实验;有的是与别人仔细讨论而得。我认为是确实的，就尽力地写下来;有些是困难不易明白的，我尽可能的写清楚，好让后来的人能够仔细判断。我把每个研究细节一一写下，透过真实无伪的记载，将知识有效地传递下去。但是，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仍然无法窥得知识的全貌。现今，我把一生的成果放在你们的手中，愿你们像鉴赏家鉴定艺术品一般。在那一刻，是我呈现对人类与化学深爱的献礼。」
不让别人的错误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苦难并没有离开牛顿。
当时间的脚步进入十七世纪末，忽然有些基督徒自称是上帝派来的先知，到处呼喊「世界末日就要来了」。这波「世界末日说」传自法国，野火般的烧遍英国各大城。许多人起来附和，声称看到异象：有一艘满载鲜血的船在英国大街上飞过;有人说看到许多人浴血倒卧沙滩边，说这是上帝要来审判的先兆。短时间内成千上万的贩夫走卒跟随末世先知，连皇家科学院的一些优秀科学家也趋之若骛，因为即使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也可能因着对宗教的无知，而陷入异端的泥沼。
牛顿本人是基督徒，他长期的研究圣经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相信圣经里提到的这个世界有结束的一天，那是基督耶稣要来审判的时候，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夭，而且面对末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感恩多于恐惧，坦然多于逃避。因此他不赞同这些到处宣传末世的假先知。他认为敬虔的信仰是在热忱中带着节制。
牛顿晚年名满欧洲，他老年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小孩一起玩。一天他对他的小侄儿讲：“我不知这个世界将来怎么看我，对我而言，我只是象在海滩边玩耍的男孩，偶然间发现了一粒比较圆的石头，和一枚比较漂亮的贝壳，就觉得很愉快，但是在我面前，尚未被发现的石头、贝壳仍然多如大海。”
牛顿死于一七二七年三月二十日，晚年写下：“不管任何环境下，要守住耶酥基督救赎的真理与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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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至张文亮教授的《我看到石头在唱歌》－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之(三)。
作者：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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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非仅限于1895年前的西方。
闵嗣鹤先生(1913—1973)，字彦群，江西奉新人。193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曾赴欧美留学，并做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专门委员。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忠实于理想，对数学的许多分支均有研究和建树，特别是在解析数论领域中有重要贡献，是我国着名的数学家和优秀的教育家。国际着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曾评价先生“在解析数论的工作是中国数学的光荣”。
笔者童年时代曾是先生的小邻居，至今犹记得先生慈祥和蔼的笑容，亲切温和的话语。时值闵伯伯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闵伯伯的缅怀之情。
一
1913年3月8日，先生生于北京宣武门外果子巷羊肉胡同路南的奉新会馆之北馆，这是一所坐南朝北的四合院。先生祖父闵少窗是清末进士，曾做过河北大名府知府。父亲闵持正是一个公务员。先生是独子，下面有三个妹妹。闵老先生对独孙疼爱备至，竟不让他入小学读书，而亲自教他识字作诗读典籍，并且始终持以嘉勉态度，无论是背诗，写毛笔字，还是绘画，评语总是一个“好”字。时而还带孙子看看京戏，使孩子心情舒畅，不以学习为苦事。当时闵老先生对他的期望是将来走学“文”之路。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先生的数学才华初露端倪。他和邻居家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玩耍时，轻而易举地为他们解开了一道算术难题，令邻居们大为吃惊。从那以后，先生开始了对算术的自学，他每天悄悄往奉新南馆住的甘仲陶夫妇家中，自看课本，自己演算。
先生于1925年考入北师大附中，更倾向于学习数学。1929年夏，先生同时考取北大文预科和北师大理预科。他以学费低廉、离家近为由，瞒着祖父入师大理预科学习，并于1931年升入本校数学系。先生的同窗好友赵慈庚先生(解放后任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告诉笔者，当闵老先生得知孙子还是选择了数学专业时，曾训斥他说：“你们懂得什么叫算学?《周髀算经》(古代天文学着作)那才是真正的数学呢!”这算是一段趣话。
先生学习勤奋，在校期间就曾在《师大月刊》、《数学季刊》上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虽然年纪在班里最小，然而却以学业优秀被同学们冠以“教授”之雅称，并于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由赵慈庚撰写的师大1935级数学系班史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环境可支配人生，志士适以环境而愈彰”，很像是为这位颖异学子作的心灵写照。
毕业后，先生被其老师傅种孙介绍到师大附中任教。这期间他写出了后来获得“纪念高君伟女士有奖征文”第一名的论文《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后载于《科学》杂志1940年8月号)。当时清华大学杨武之教授在北师大兼课，很欣赏先生少年俊逸。后经傅种孙推荐和杨武之邀请，先生遂于1937年6月受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教，走上高教讲坛。从此，埋头苦干，不断有所成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事业。
二
先生接清华聘书未满一个月，卢沟桥即响炮声。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来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这时，先生的祖父母和父亲均已过世，灵枢还暂厝在法源寺里，尚未安葬，家中情形极为困顿。目睹国亡家败之惨状，先生含泪在江西义地安葬了先人灵枢，扶老母弱妹偕同傅种孙先生离开北平死城，先赴长沙后转至昆明，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助教。
在昆明，先生曾为其导师陈省身教授的学生辅导黎曼几何，还参加了华罗庚的数论讨论班。1941年，他与华罗庚合作解决了墨德尔(Mordell)着名估计中变数个数k＝2的情形。至1947年，他又独自解决了对任意的k的情形，被学界同行评价为“给解析数论提供了一件有力的工具”。当时，华罗庚曾在他们合作论文的底稿扉页上写着：“闵君之工作，占异常重要之地位。”1944年，先生还在美国纽约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非解析函数》的论文。
1945年春，先生参加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并获录取。10月到达英伦入牛津大学，在爱克塞特学院导师梯希玛氏的指导下从事解析数论的研究。先生全身心地投人工作，第一年即写出5篇论文，后总合为博士论文，于黎曼函数的阶估计等着名问题上取得了优异的结果。
在英国期间，先生还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兴歇伍德(195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每周一次前往兴氏家中教中文，兴氏亦教先生英语口语。兴氏才华横溢，晓畅七八国文字。他喜欢用中文同先生交谈有关《红楼梦》的情节，说：“贾母晚年，对宝玉的管教似乎更宽松了!”并赠送原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给先生带回国内。
1947年，先生获得博士学位，又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研究员，参加了数学大师威尔的讨论班。聪颖过人的闵先生求证采他(Zeta)函数论中的着名问题，得出了当时最好的结果。大师极力挽留先生在美执教，而先生思念祖国，思念母亲，在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后，于是年秋季返回祖国，任该校数学系副教授，1951年晋升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生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
该系一级教授是江泽涵、周培源、许宝璐，闵先生、段学复等是二级教授。在北大执教21年间，先生担任基础课教学，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自己亦继续研究，多有着述。还接待过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匈牙利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先生视数学为生命，流连在数学王国乐而忘返，且极具悟性，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会被他留意并引证到数学上去。1952年第2期《中国数学杂志》上登过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由拣石子得到的定理》，就是先生观察儿童游戏所得，可见先生与他钟爱的事业之契合，已到物我为一之境界。
先生一生对解析数论着名问题之一的黎曼猜想多有研究和论证，建立了基本理论和方法。如1956年他论证的一种结果至1974年才被美国的一位学者改进，而这时先生已经去世一年了。
三
先生热爱教育，视教师职业为神圣天职，对求教者不问亲疏，均热情提携，把自己的心血都化作了后学的智慧。
早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他隐蔽在龙渊中学里，还给这里的孩子们开设数学讲座，讲有趣的数学知识，非常受孩子们欢迎。赵慈庚至今忆起，仍称赞闵是“乐育为怀”。
解放后，先生在北大数力系担任多门基础课的教学，曾有10年间教了9门课的纪录。1953年5月，在一次全系性观摩教学中，先生主讲《有序变量与无穷小量》。这是高等数学里十分难懂的问题。他亲手用玻璃制成教具，将函数与自变数之间的依赖关系直观地表现出来，使学生好像是在看电影，理解得既快又清楚，不少人至今还记得那堂课的生动情景。这份教案被刊登在同年5月的《数学通报》上，对当时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先生凭着全面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对数学的深刻理解，讲课时十分生动幽默，常使学生不禁笑出声来。对于教学方法，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段比喻的话：“老师教学要循循善诱，好比教小孩子上楼梯，大人不能只是在上面喊：‘上来呀!快上来呀!’而是要走下去教孩子如何抬腿，怎样用力。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戚鸣皋告诉笔者：“闵老师为人非常诚恳可亲，我以前不认识闵老师，是看到他的数论专着后，自己闯上门求教的。闵老师点子特别多，给人很多启示。而且与学生合作时从不署名在前，有时，自己已经考虑得很成熟的东西，也让学生来出名，甘当人梯。现在，我们这些受过闵老师教泽的学生逢年过节必去看望师母，尽弟子之仪，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先生辛勤耕耘，被后学们赞为“虔诚的园丁”，培养出严士健、潘承洞、李忠等一批着名专家学者。正如周培源先生后来指出的：“当年在他席前的学生与受到他教益的数学工作者，现在有些已经成为我国数学界的栋梁，有些已是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这些都是中国数学界的光荣，这里也浸透着闵先生的心血。”
在着名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中，先生还验证了陈景润的论证。他们的往来大约起始于1963年。陈景润经常到先生家求教，先生的亲属至今记得穿着蓝布制服、背着挎包的陈景润，抱着一大沓演算纸伫立门前的形象。那时先生常和家里人说：“这个陈景润不简单，很有水平。”1966年5月出版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9期上，发表了陈景润的着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乘积之和》，宣布得到哥德巴赫猜想l十2的结果。陈景润在新出版的杂志封面里写上：“敬爱的闵老师：非常感谢您对学生的长期指导，特别是对本文的详细指导。学生陈景润敬礼1966．5．19”，并立即跑来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20号送给先生。即便是在“文革”动乱中，先生被批斗的情况下，陈景润对先生依然师礼有加，逢年过节上门看望问候，并常常突然出现在先生家中，求教研讨，共叩难关之门。
在先生的爱护和鼓励下，陈景润不断地改进和简化他的定理的证明，终于在1972年的寒假送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十2)全部过程和结果的论文。当时先生身体已经十分不好，学校要先生在寒假中彻底休息。然而先生不顾劳累和心脏病频发，夜以继日，逐步细心地审阅，对简略之处还要自己推导。当他最后判定陈景润的证明正确时，极为欣慰，因为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数学家取得的重大成就。经先生推荐，这篇论文在1973年第16卷《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当时，先生依然冷静地指出：“要最终解决‘l十l’的问题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至今，一提起先生，陈景润就不禁流泪，他每年都要来看望师母，即便他住在医院里也不忘寄送贺年卡问候。
四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先生作为“白专”典型屡受冲击。1951年批判“专家路线”时，先生就曾被树为靶子，连对过去已发表的论文，封面上都将署名掩盖，自然更不敢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怕他们长大后“成名成家”。“肃反”时还因信基督教问题受到审查，一边上课教书，一边做检查交待。生性谨慎的先生甚至都有了准备后事为孩子们攒点钱的打算。长年紧张的工作以及外界的压力，使他催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先生有过困惑，有过彷惶，然而不改报国初衷，他以自己才智为社会多做些事情的信念始终不移。
“文革”开始后，先生被抄了家，满屋子都是封条，先生被迫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后来住房也被分割去一半。北大教学楼上还曾挂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闵嗣鹤”的标语。在被集中到学生宿舍接受集体管制时，先生被迫写的“交待材料”有l寸高。一次出早操，先生心绞痛发作，不得已从队列中退了下来，宣传队员还怒气冲冲地责问他到底是“心”痛，还是“脚”痛，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的什么新花样。对于以后的打算，先生当时曾在“交待材料”上写道：只求今后能当一个印刷工人，为人民做点实事。
1969年，先生被下放到北京东郊的地质仪器厂。他先在钳工车间参加劳动，后来又参加了北大数力系和该厂共同研制当时急需的海上勘探设备——海洋重力仪的工作。该仪器那时只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能够制造，属于禁运物资。先生在缺乏各种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为攻克该设备的理论关键——滤波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论文解决了从强噪音背景中提取微弱信号这一关键性问题，从而使研制出来的“ZY—l”型海洋重力仪作为海上大面积普查的先进工具，比日本的同类仪器要优越得多。在经过5年的海上实验后，于1975年通过了国家鉴定。先生有灵，定会为他给国家和社会又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感到欣慰。
“文革”中，数学作为基础科学基本处于被取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仍然努力应用数学知识，直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取得了可喜成就。1971年10月起，先生被派往燃化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646厂)从事我国那时刚刚起步的地震勘探数字计算工作。他不顾心脏病频发，常常带着自备药品，亲自到野外和海上勘探基地实地考察取证，精心研究，往来奔波于北京和河北徐水之间。在先生的指导帮助和直接参与下，首创一套数字石油勘探方法，从而解决了生产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使我国数字石油勘探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这期间，先生写出了有关数值滤波与地震数字处理的研究论文，主编了这方面的教材《地震勘探数字技术》。1972年夏季，先生还冒着酷暑为燃化部开办的全国高级科技人员训练班，连续讲了20多天的课。
先生的渊博学识和献身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尊敬。646厂干部职工对先生十分敬重和爱护，生活上照顾备至，那里的军代表为这位“反动学术权威”敬酒，令先生心里感到很温暖。有一次出海取数据，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再三劝先生不要上船。他却不无幽默地说：“当年我坐船到英国，曾横渡过印度洋和大西洋，何况这次是在渤海湾呢?”先生和大家乘坐小艇在海上观测、就餐，兴致极高，回来就写下了一道小诗《出海》，诗曰：
轻舟出海浪涛涛，听炮观鱼兴致高。
鱼嫩菜香多美味，风和雨细胜篮摇。
东洋技术为我用，渤海方舟更自豪。
一日往返学大庆，算法如今要赶超。
先生早年掌握英、法、德语，50年代又掌握了俄语；此时，先生预感到日本在世界科技领域内将占有重要的位置，使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又迅速地学会了日文。这段时间，先生心情愉快，然而病魔却不时袭来。先生在1972年10月给次子的一封信中曾讲到自己的病情：“我的高血压，引起心绞痛，走路稍快或劳动略强就痛，现服中药，还有效。”
1973年9月，先生又主持北大为燃化部开办的数字地震勘探技术训练班，他依旧忘我地工作，修改《地震勘探数字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一书的书稿。10月9日，在床上还忍着病痛与技术人员反复讨论、研究数字勘探技术中急需解决的数学关键问题，并对劝阻他的亲属说：“你们不要干扰我，我还有许多任务没有完成，心里总是不安宁。”晚上因病症加剧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大约在10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家属赶到时，看到躺在床上的先生，脸色蜡黄，眼睛还微微睁着，至死都没有瞑目。
在这之前的10月3日，先生还十分兴奋地和前来看望他的戚鸣皋谈了两个多小时的哥德巴赫猜想。他有很多想法，认为“1+1”应该如何如何……可惜天不假年，先生抱着未竟之理想过早地去了。
在先生的好友，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的多方努力下，10月18日上午，北大数力系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个有200多人参力的追悼会，华罗庚、周培源、赵访熊等到会致哀。陈景润悲痛地说：“闵老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心里非常难过。”致悼词的段学复从孩提时代就认识闵先生，1925年又是师大附中同学，长期共事，旧情难忘，在致悼词时泣不成声。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不便也不想多说什么，但从追悼会悲戚的气氛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先生过早辞世的哀惋以及对遗属的深切同情。
五
闵伯伯性情温和，为人十分宽厚善良。他在英国期间皈依基督教，直到“文革”清队时，住在学校里接受审查，每日还在被子里偷念《圣经》。先生以基督之仁爱牺牲精神治学、教书、为人，真诚克己，尊师爱生，和同事、领导均能友好相处。回国之初，他在成府书铺胡同居住时，常救济一位乞讨的残腿老人，后又拿钱送他回东北故乡。
生活中的先生喜欢孩子。他和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朱敬一女士于1950年夏举行婚礼，婚后生有二子三女，孩子名字里都有“泉”字，似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关。先生对孩子关心照顾，能一边给孩子换尿布、喂牛奶，—边思考他的数学问题。至今有人记得，当时孩子们淘气，从端坐桌前的先生腿下钻来钻去，而先生埋头着述全然不以为怪，写到兴处还哼哼几句京剧小曲。在经历了数学王国枯燥艰难的思想跋涉之后，先生喜欢用空闲时间带孩子们去公园、天文馆和科学会堂休息、参观。“乒乓球”中，他曾卸下门板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支案打球。
先生生活简朴，一块手表戴了几十年。为此，陈省身教授1972年来华时曾特地赠他一块新表。家中亦无贵重摆设，特别是1970年以后住房被分割出去一半，先生仍能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埋头学问且怡然自乐。先生从不摆名教授架子。治学之余，自己动手修理家具、钟表，还给家属和同事们理发。
虽然先生过早地倒下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先生对祖国数学事业的贡献。先生去世15年后，在先生的得意弟子、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教授的具体筹备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研究所联合发起，于1988年9月26日至28日在济南山东大学举行了纪念闵嗣鹤教学术报告会，徐利治、丁石孙、王元、杨乐、姜伯驹等26位专家、学者作了学术报告。纪念会开得很隆重，山东电视台记者到场摄像报导，朱敬一女士和次子惠泉(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应邀出席。大家在会上极尽缅怀之情，潘承洞教授对同行说：“总算了却了我对闵老师的一桩心愿。”
先生的生前友好对会议极为关心，纷纷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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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和风采惭吾侪廿年教泽启人文
纪念闵嗣鹤教授
江泽涵敬题一九八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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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嗣鹤兄
一九二五曾同班七三九月犹交谈
风风雨雨半世纪深厚友谊记心间
好学不厌精数论石油勘探辟新田
诲人不倦善培育受业泉城齐怀念
段学复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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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苦方为志士肯吃亏不是痴人
彦群兄尝以此语劝我，十九年来拳拳末敢忘，今录之以奉其遗着出版之贺
学弟赵慈庚一九八八．三月**************************************
远在美国的陈省身教授，在接到朱敬一女士的邀请件后，特地购买上好的宣纸和笔墨，为先生写下：
默默耕耘学人楷模
嗣鹤在解析数论的工作是中国数学的光荣，一九三八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我们曾对几何学有共研之雅，深佩其学问与为人，盼大家保持这个淳朴的风气。
陈省身(印章)一九八八春*********************************
会后，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周培源先生题写封面的《闵嗣鹤教授论文选集》，论文集收录了先生论文20篇及主要论着目录，还刊登了先生弟子迟宗陶、李忠教授等满怀深情撰就的一篇生平。
在这之前，应先生亲属邀请，周培源于7月1日为《选集》作序，在此引用其中一段，作为本文的结语。
闵先生一生走过的道路是比较曲折、坎坷的。他在旧社会经历过许多苦难与困扰，在解放后也多次受到各种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中的冲击。这些使他未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然而闵先生始终不失做人的质朴，始终怀有对科学真理、对数学强烈而执着追求的高尚精神……他一生作出了许多显着的成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闵先生是知识界的典范，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作者后记：
本文得到赵慈庚、潘承彪、程干生、戚鸣皋诸先生和朱敬一女士及闵乐泉、闵惠泉、闵苏泉同志的热情指教和帮助，还引用了赵慈庚先生所撰《闵嗣鹤教授生平事略》的部分资料，在此谨向诸位前辈、先生表示衷心之谢忱：
(本文1994年春二稿，收录于《海淀文史选编》第6辑；《北京文史资料》第5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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