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牧谷
香港教會渴求聖靈復興和更新的心志,從來沒有止息過。六十年代吳恩溥和江端儀為靈恩問題展開漫長的筆戰,只是渴望教會得著好處的一個現象︰鼓勵信徒和教牧要追求聖靈充滿的靈恩派(以江端儀為代表),是盼望人先要復興,然後帶動整個教會復興;當時非靈恩派的教牧人士參加他們的聚會之後,有很多“心里火熱,追求聖潔和奮力傳福音”的見證。反對他們的人(以吳恩溥在公開場合維持最久),亦是害怕教會會因偏激的言行而受害,引起**,弟兄與弟兄,教會與教會為仇;他們當然不是反對聖靈的能力,反對教會得著復興的人。可惜這場筆戰發展成為罵戰,以江端儀因癌逝世而“有疾而終”。回想第二波在香港留下的痕跡,除了傷疤之外,似乎沒有積極的一面,盛極一時的靈恩聚會復歸清靜,而反對靈恩的對聖靈的認識仍是與以前一樣貧乏,包括教義上和經歷上。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教會面對許多風雨的驚嚇;緊張的環境造就了不少新的領導人才,各自為教會把脈,亦各自提出應對之策,于是一時間種種機構、運動、節目和口號不斷涌現1,每一個都強烈地暗示“這是正路,要行在其上”,人人都誠實地相信自己擁有解困扶危的良方;有些還一年推出一個2,不是一年可以完成一個運動,只是每年都有一個新意念。
推展運動者是對教會有負擔的人,這個我們絕不懷疑;但對受眾的教會及會友來說,在本身受到環境及前景不明的壓力下,再要承受不住的責任(金錢、時間、才能的投入),實在有疲于奔命的感覺。一九八九年底筆者以“動作多多,心情蒼老”來總括香港教會及信徒的情況;蔡元雲在介紹第三波的訪問上,則以“香港教會有一段頗長的日子不斷在設計節目、活動,但同時卻又感受到教會靈命枯干,缺乏能力”3來形容。
這是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背景和動機。
讓我們分開兩個層面來敘述第三波在香港的情況。
A.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經過;B.第三波引起的爭論。
【A.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經過】
這個過程其實很簡單。
第三波的公開聚會是一九九O年三月底在香港召開的“敬拜、權能、更新”大會。講者是葡萄園運動其中兩個領袖,韋約翰(JohnWhite)和溫約翰(JohnWimber)。
但蔡元雲有感“香港教會對溫約翰(韋約翰)仍不甚認識,加上對‘第三波’甚為敏感”4,因此在一九九O年一月和二月舉辦了兩次全港教牧研討會。
由第三波領導人來港主領聚會的,其實只有一次,之前是教牧同工“分享對聖靈更新的經歷與顧慮”,之後,也有個別教會邀請有關人士來主領特別聚會,但規模較小,向內部人士,及影響有限。
值得深入一點研究的,倒是引介此運動進入香港的人在報紙(主要是《時代論壇》)上解釋的動機。這些動機值得深入研究。因為它們不是個別的,孤立的,而是很具代表性的,是每一個“感到身心靈疲倦乏力,以及受到移民潮的沖激”的信徒5,“渴求透過安靜、默想去更新侍奉”的教牧同工都有的冀望。
讓我們以問題方式來分析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前因後果。主要的根據是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五日《時代論壇》的主題文章6。
第一,引介者是誰?
主要是蔡元雲,落實執行葡萄園運動的原則于本地教會團體者,是中國神學研究院“基福”主任劉達芳;負責該期采訪者是論壇編委蔡滋忠,曾在神召聖經學院任教。
祭元雲承認開始的時候他對聖靈工作陌生又帶有恐懼,直到他讀了巴刻的《與聖靈同步》7,“我才克服對聖靈的恐懼及對五旬節運動的神經敏感”。加上蔡與韋約翰多年為友,亦有助于消除他多年在心理及理性上的障礙。
劉達芳曾在福樂宣教學院修過溫約翰的課程(MC510),指出“福樂神學院宣教系同學與校友經常給予學校壓力,投訴學校所授予的裝備不完全……促使福樂神學院面對現實去承認這方面的缺乏,于是邀請溫約翰教授一科,‘神跡奇事和教會增長’”8。劉自己在低下階層人士當中工作,亦發現單憑傳統的講道不是頂有果效,他們需要可見的神跡(如醫病趕鬼)加以印證。
代表論壇作采訪的蔡滋忠是作了足夠的準備工夫來發問,想他是因閱讀過葡萄園運動具代表性的書,才就葡萄園運動的框框來問問題。他的問題雖是站在同情者的角度來問,卻見中肯,充分表達教會對第三波的疑慮;被訪者能否釋疑是另一問題。
第二、推介者是怎樣介紹靈恩運動的?
首先,像加州的葡萄園運動一樣,他們極力指出第三波不是靈恩派,只是注重聖靈的權能,故稱第三波,以示與第一、二波不一樣。韋約翰在一篇專訪中說出他們為什麼這樣小心劃分。一方面因著靈恩派過去曾對教會造成傷害,引致教會內部不和,故教會對“靈恩”有恐懼;另一方面,他說“我自己也不以‘靈恩派’自居,因為這稱號往往給人一種缺乏智慧及未有深入神學反省者的印象。”9故香港的推介者亦力指出他們引入的第三波不是靈恩運動。
雖然要到第三章的評論,我們才能詳列凡第三波人士做的和說的,全是在以前的靈恩運動出現過,特別是第二波內,因此嚴格地說,“第三波”一詞若有真實的意義,它只是指出時間上的不同,第一波是在本世紀初,第二波是在六十年代,而第三波則是八十年代;卻沒有實質、方法和神學上的差異。當然,第三波與第二波沒有分別,並不是教會要避之如蛇蠍的合法理由,昔日的懼怕與逃避很可能是出于我們的無知,而無知是不需要重復的。說到造成教會不和與**,雖然葡萄園運動在美國教會亦曾造成不和與紛爭,這卻不是我們要逃避的藉口,教會的教制與教權是造成教會**更巨大的力量,我們沒有逃避,甚至拒絕反省和改進。
韋約翰列出第三波不是靈恩派的理由,認為昔日的靈恩派是缺乏智慧和沒有神學反省,恐怕最能代表此運動對昔日靈恩派努力做過的事,和出版過的書籍,是相當無知又自大的。昔日由靈恩派學者寫的書,不少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有些還有極深的神學反省,有英文、德文、波蘭文、法文等等。讓我單就較易找到的來略舉一二︰其中如歷史的10,從醫學及精神學來分析方言現象的11,研究有點靈恩運動之人物的12,和神學的13。
相反地,在我做這本書的研究時,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搜集第三波的作品,從香港的基督教書局,神學院圖書館,個人收藏,到美國的書局和神學院,收集到的書、期刊專文、油印本和錄音帶一大堆(參本書之“後記”);我不得不殘忍地總結,最具學術性的書和文章都是由反對此運動的人寫的,至今未遇上一本是由第三波的人寫的,是具有學術圈子可以接受的水平,可作研究對象的,可以翻查其出處來釜證真偽的書,就更不要說具神學反省及創意的了,包括韋約翰及韋拿的書在內。更殘忍的評語是︰有些第三波人士出版的書是對不起供給紙漿的樹木,它們不少是只從個人的一些經歷,硬湊上一些經文,然後任意發揮,這對任何研究者都是一件苦惱的事。
第三波人士常彼此推介自己的同工,說他是怎樣柔和謙卑,包括港人介紹的溫約翰和韋約翰;我看他們第一件要學習的,就是認識前人走過的路,和不要太快否定現教會曾作過的努力,不管他們是不是接納葡萄園運動的路向,這樣一來,此運動獨特的識見(是肯定有的)才能造福教會。
第三,港人對靈恩運動的歷史,及它與第三波的關系又是怎樣?
當被問及二十世紀是不是聖靈的世紀,特別是在世紀末的現在,聖靈是否正彰顯更大的權能,劉達芳答︰“注重聖靈權能的教會增長速度是驚人的,從一九OO年到一九八五年,信徒由六干萬增至二億四千萬,每十年的增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百五十七”14;而論到第三波與前二波的分別,劉說“‘第一波’乃是源于被**出來的教會……‘第二波’即是指在教會內自發地組成的一些敬拜小組,當時主要是出現在一些大宗派教會內,如循道宗、長老宗、信義宗及聖公會等;而‘第三波’是出現于普遍的‘福音派’教會。”“從神學立場來說,第一波以聖靈的浸為基督徒第二個經歷,而其表記是方言。他們著重‘恩賜’,因此會開神醫大會等,第二波認為以靈浸是第二個經歷,但其表現並不一定是方言……第三波認為聖靈充滿是基督徒該重復有的經歷,而恩賜並不等于屬靈。”15
劉在回答中能舉出數字及年份,顯見是先知道問題,做過預備的功夫才回答,但她的回答是我不能在可信賴的專書上找到佐證的。
首先,論到“注重聖靈權能的教會的增長”,其速度驚人是公認之事實。她所言之“注重聖靈權能的教會”,在一九OO年代當是指五旬宗(Pentecostal);美國神召會第一個可稽考的數據是在一九一四年(只知他們有教會三百間,會友人數要到一九二五年才有統計,為五萬零三百八十六人)16。但五旬宗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呢?學者雖無一致的意見,部分原因是這運動在開始時,多是靜靜地生發,再加上他們拒絕任何組織和統計,因此無記錄。但有兩點是達致共識的,首先這運動是先由北美的黑人教會開始的;再者,有記錄可考的五旬宗復興,首宗是一九O六年由道威(JohnA.Dowie)領導的錫安運動(參第一章),他離世那一年(即一九O七年)的會友記錄是二萬五千人17,劉達芳說一九OO年的信徒有六千萬,不知何所本。廣為第三波人士引用的,也是現今記載基督教派最具權威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牛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記載一九OO年到一九八O年靈恩派人數,是由零到一億人18。
再者,論到第三波與前二波的分別,劉與其他第三波人士是同犯了過度簡化的毛病。劉說第一波是源自被**出來的獨立教會,“被**出來”不能成為三次靈恩運動的分別標準,因為每一個復興運動皆是從原有的教會興起,人數增長到一個程度,與母會不能達成管理的協議或神學問題,便自動地或被逼地走出來,自立門戶,這個模式見于第一波、衛斯理的復興、第二波和第三波之內,葡萄園基督徒團契原屬加州約柏連達(YorbaLinda)一貴格會內的查經團契(一九七六年十月),到一九七七年一月,人數增至一百二十五人而因某些原因被要求離去,這是葡萄園運動公認的起源,亦即是“被**出來”的。
再者,蔡元雲論及香港信徒因近年節目活動頻繁,“直到近年才仿佛有一股清新的空氣吹進來。首先有人自發在基層社會中作福音工作,而這些基層群體一向不為教會所接觸,他們在廟街、監獄、露宿者、吸毒者中工作”,這番說話對昔日投身“低下階層”作工的人極不公平,也實在太個人化一點了。中國以至香港教會一直有接觸“基層社會中作福音工作”,只不過以前他們既不是叫“基福”,他們又沒有得到基督教傳媒的報導,沒有曝光,只是默默地辛勞,我們又怎能抹殺他們的勞苦呢?
我們姑且不提年代久遠,發生在昔日中國大陸的,如席勝魔為鴉片癮君子開的戒煙館,無數的孤兒院等事跡,就以香港一地來略舉數例。昔日基督徒接觸低下階層來作福音工作的範圍和性質,若不是勝于也絕不遜于現代人所作的。被《南華早報》譽為“香港的德蘭修女”潘靈卓(JackiePullinger),早在六十年代末便投身九龍城寨(比廟街差多了),向毒販、癮君子、**等工作,三十年來受幫助和脫離苦海的人數以千計19。
向低薪工人服務的,我們都知道有成立于一九六八年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以服務和傳福音並進的有七十年代初成立的“工業福音團契”,首任全職干事是筆者同窗陳天祥。
除了群體和機構的工作外,個人投身低下階層工作的,更是大有其人。六十年代末的九龍城寨烏煙瘴氣,人盡皆知;筆者一團友是個樣貌娟好的少女,社工畢業,請纓在城寨工作,專門照顧未婚媽媽及少女吸毒的工作,團契莫不為她擔心不已。此外,也不必說建道神學院學生行之有年的監獄布道等工作,我們怎能說“這些基層群體一向不為教會所接觸”?上述各人和事都是在葡萄園運動興起前便有了,甚至是在小小如香港這個地方上。
第三波人士一向吹噓他們的社會關懷,如照顧窮人,“去年復活節,我們把全部奉獻交給橙縣的救緩使團(OrangeCountryRescueMission),為窮人買食物和衣服,並給予輔導”20,蔡元雲的說話無疑是反映著同一的模式。持平地說︰葡萄園運動能關心圈外的事,甚至如蔡元雲在訪問結束前說的︰“倘若有更多基督徒議員得著更新,然後帶著‘新生命’回到工作崗位,可能令政界出現震撼”21,這等遠象都是好的,但千萬不能說以前都沒有人做,現在關心聖靈的權能,便“有一股清新的空氣吹進來”。事實上就是加州的葡萄園基督徒團契,他們的慈惠事業在範圍及類別上,均此香港教會做得少和狹窄(譬如教育與醫療均是未涉及的),若是提及果效,我們可以葡萄園運動的日子尚淺來按下不表。
第四,葡萄園運動與當地現存教會該有什麼關系?
蔡元雲與香港眾教會是相當熟悉的,他深知香港教牧界對引進第三波是有憂慮的,因此有一九九O年一月二月的全港教牧研討會。教牧憂慮的問題,除了是傳統上對靈恩的懷疑外,實際的自然是自己的會友給搶去了;在回應論壇編委“可否略為介紹是次聚會(指三月的‘敬拜、權能、更新’大會)的目標及其主要講員”時,劉達芳緊接蔡元雲而補充“……至于此次溫氏來港是否要設立葡萄園支部的問題,各牧者大可放心,因他以往所到多處國家,如南非、紐西蘭、加拿大、愛爾蘭等地方,目的皆是訓練當地牧者做好他們的牧會工作,就是引導他們如何支取能力來源。”這是一種文過飾非的回答,既不符葡萄園運動過去的工作記錄,亦與他們發表的擴張計劃有沖突。
葡萄園運動領導者在過去足跡遍及五湖四海,他們的目的是“引導他們如何支取能力來源”,當無疑問,但背後要擴張的意欲卻是非常明顯的,全在乎時機是否成熟,客觀條件能否配合。本來傳播並擴展自己所信的,是完全合法又合理的;相對來說,害怕自己的羊兒給奪去這個心理雖是可理解的,卻是不大合理的。平日牧養良好,你要趕他們走恐怕也不容易;平日疏于照顧,危急時候才來擔心,就算能應付一時,日後他們也會自動消失的。
為什麼說葡萄園同工去別處主領聚會,擴展和設立支部是他們的動機之一?讓我們舉一事例,及他們公布的擴展預測來說明。
一力九八五年五月,加拿大卑斯省的LowerMainland最主要的靈恩派教會“柏那俾基督徒團契”召請溫約翰主領“神跡奇事研討會”,有二千三百人報名參加,其中包括許多當地的宗派、教會、及傳道人,非常成功;翌年,他們再邀請葡萄園同工去召開第二次研討會,主題為“教導我們禱告”,有二千人參加。參與者第一次要付一百五十元加幣,第二次付九十五元加幣,亦是形勢大好。第二次研討會剛完畢,他們立刻就設立好幾個葡萄園支部,招攬參加研討會的學員加入。有些堂會向母會申請脫離關系,加入葡萄園的大家庭,造成當地教會及教牧人士的**,也留下許多苦毒的情緒。新成立的葡萄園支部,其中一個在新三角州,即是韋約翰任牧者的教會(與KenBlue同工),它亦成了葡萄園運動在加拿大的總部22。
溫約翰一直否認他要建立一個新宗派,但一九八六年,“葡萄園教會協會”(AssociationofVineyardChurches)成立了,有自己的官方刊物(《葡萄園通訊》),龐大的預算和派出自己的宣教士到第三世界(他們第一個海外宣教的目標)。一九八七年,單在北美便建立了超過二百個教會,並且宣告“本協會計劃在未來十年間建立一萬個葡萄園”23。
讓我再重復,葡萄園要擴張是絕對合法的,他們也沒有必要要得本地教會的準許;本地教會若感受威脅,除了急切反省自己的牧養是否有可改善之處外,消極的反抗是無濟于事的,我們到底還活在宗教自由的地方和時代。但引介者便叫牧者放心,保證韋拿和溫約翰不是來設立支部是非常不智的,萬一當時的聚會是一致叫好,香港再度邀請他們來開第二次大會,我們不難重復LowerMainland的悲劇,悲劇不在他們開了一個支部在香港,只是**了本地教會,和在教牧同工中撒下苦毒的情緒,這時引介者的公信力便受到嚴重的損害,這不是他們應該得的回報。
盡管三月的“敬拜、權能、更新”大會是獲得相當大程度的成功,但反對的聲音亦在每一個角落響起來,想來推介者可能已把這情況轉告韋、溫二人,以至五月十三日韋約翰接受《時代論壇》的專訪時,表示“很明白這種對‘靈恩’的恐懼”24。這種“明白”說不定免去香港教會一個試煉呢。
【B.第三波引起的爭論】
第三波傳入香港後,接受的人感覺很興奮,不接受的人覺得危機隱伏,雙方在《時代論壇》展開到八月尾為止仍然是君子的討論,比六十年代那場罵戰是向成熟的境地邁向一大步。
在公開的場合,《時代論壇》首先在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五日采訪蔡元雲和劉達芳,五月十三日采訪韋約翰,卻是屬于正面報導葡萄園運動的;跟著五月二十日刊登了“第三波靈恩運動探究之二——本港教牧人士的回應”,是訪問甦穎智牧師和劉少康牧師,他們對此運動均有保留;二者均認為神跡奇事在初期教會有見證福音的功能,現在教會建立了二千年,信徒不應追求這種靈恩。
甦牧師指出使徒時代的屬靈恩賜是有需要的,因為正典還未完成,“但正典完成後,這個需要便不大了,今天我們是用福音來建立教會……因此,我們認為將權能醫治和講方言等屬靈恩賜高舉,而將傳福音放在次要位置,是本末倒置的做法”25。他更是相當客觀地指出︰“將醫治的經歷過分高舉,有藉此抬高醫治者身分之嫌。也就是說,透過權能取權威。”甦牧師很可能是參加了三月底“敬拜、權能、更新”大會,他對這三天聚會有如下感受︰“在聚會中太過著重醫治,花上長時間按手、指斥和講方言,可能會令與會者產生罪咎感,亦令那些未能被治好的信徒以為上帝不愛他。我認為這幾次聚會是欠缺了平衡。”26
劉少康牧師認為要明白聖靈的恩賜,必須把林前十二至十四章當作一整體看,“方能得到一幅完整的圖畫”。這幅整全的圖畫為我們指出幾個重要的真理︰1.肢體有不同的恩賜,要互相配搭;2.各恩賜中是有優先次序,最高的“是以造就教會的先知講道恩賜”;3.恩賜是上帝賜予的,主權在上帝那里;4.過分著重身體醫治而忽略心靈的罪得赦免的醫治,是有問題的27。但劉牧師承認教會對聖靈的教導是不足夠,信徒認識不足,以至無從分辨,而“靈有多種,必須辨別清楚是否聖靈”。
從五月到八月尾(本書執筆期間),《時代論壇》再刊出兩篇長文,都屬于冰山突出水面的一部分。先是新加坡神學院講師李振群博士提出對第三波的質疑28,繼有劉達芳的答辯,前者屬于將由宣道出版社出版《第三波與靈恩運動面面觀》的一部分,由多位執筆,劉達芳回應文章的開頭亦指出將有“其他神學講師就教會歷史,聖經及神學的角度去闡釋第三波所涉及的神學課題”。
由三月尾到八月這段期間,福音派幾個主要宗派都有邀請本地及海外人士來主持講座,指出需要提防第三波的地方。在接受邀請去做這研究的期間,筆者除了以書籍、文獻、書刊作研究材料之外,亦進行了頗長時間的電話訪問,對象包括神學院講師、各宗派的牧者和在機構工作的人士,發現贊成的大有人在,但負面情緒亦相當普遍及濃厚;曾受過較高學術訓練的人可以提出較具統攝性強的理念來評述,其他則本于常識及經驗來提出正反的意見,有的還以扣帽子去當作申辯的理由,警覺這不僅是一場思想的論戰,歷史及經驗也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李振群是研究教會歷史的復興運動的。一九九O年六月十七日筆者在香港禮賢會主日崇拜講道,在周刊內看見該教會于六月九日邀請李博士主持專題講座的講義大綱,共分五大段十六分題,相當完備又有睿見。六月二十四日李博士在《時代論壇》的長文(佔六、七兩全版),編者雖在文首指出,“部分內容經刪輯”(全文可在《第三波與靈恩運動面面觀》看得到),但已能反映出他的主要反對理由。
他開宗明義地表明自己的立場︰“筆者並不附和這運動”,然後例舉歷史和神學的理由,再指出第三波的危險性︰
李振群承認第三波強調及表現出來的,“有相當部分是可以接納的”,但此運動的性質與基礎,與前二波沒有分別,故不能“給予特殊的地位,把它與第一波及第二波分開來討論……若果教會在過去接近二千年的神學討論中一再拒絕了‘靈恩’這件事,則今天的教會也就必須以同樣的原則來看待‘第三波’”。他用了“搶劫”和“偷竊”來比喻第二波與第三波的關系,雖然前者較暴力,後者較溫和,二者“一樣是不可取”。這個比喻雖然生動,卻較強烈,傷害了第三波支持者的感情,因此亦容易削弱了論證的力量。文末之海洛英、山埃、大麻雖不是直接比喻第三波,卻有間接暗喻之意,結果亦是相仿29。
李振群以他專門研究的本科,指出歷史上的大復興均不是以神跡誘發的,它們只是復興的副產品,而這些副產品許多時候產生不良的副作用,為復興家所拒,愛德華滋在《宗教情操》即如此指出,且為復興“立下了一份扎實的神學基礎”。
劉達芳以“香港所需要的權能”為文響應,說“教會歷史對靈恩沒有定案,四十年前紐壁堅主教(BishopNewbigin)已稱靈恩派為‘第三個基督教傳統’,要求將它納入合一運動中。”這是有力的理由,前引牛津出版社出版之《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即把靈恩派與天主教、基督教並列。
但葡萄園運動三個要角常強調神跡奇事能引發教會的復興的角度是引起爭議的30,就是稍有涉獵教會歷史者都知道這個宣稱的歷史根據相當薄弱,要待證明的是,神跡奇事到底是誘發復興,或只是復興的副產品,李振群是針對此現象而言。再說,紐壁堅要求把靈恩派納入合一運動,考慮的重點是組織上多于神學上,換句話說,是因為五旬宗已發展成為一個人數眾多的宗派,站在合一運動的立場,自然盼望它能進入普世教會協進會的大家庭。這個建議並不含有贊成或否定五旬宗的神學立場。
劉達芳正確地指出,靈恩運動有許多地方是為福音派(及其他大宗派)學習的地方,宣教熱忱就是其中的表表者。至于是否就等于要采取“權能布道”的模式,就很有商榷的必要,宣教熱忱與溫約翰所言之權能布道(下詳)之間似乎並沒有必要的關系。李振群承認聖經確有記載聖靈全備能力的事跡,包括說方言、預言和治病等表現在內;但它同樣記載其他事物,就如赦罪、公義、仁愛等等;這些事物有些是屬于信仰核心部分,是每個信徒不能缺少的;有些只能算是例外,非屬常規之一,“靈恩運動的不當,就是強調聖靈的恩賜或權能,以至把它放在信仰的常規內,把信仰中部分信徒所經歷的方言、治病、預言等異能提升為每個信徒都當有的一般性經歷”31。
劉達芳認為“正常”與“特殊”二詞不適當,因“正常”的相反詞是“不正常”,“特殊”的相反詞是“一般”,她喜歡描寫聖靈的權能為“神為我們預備一切豐富之一”32。李振群用的詞是“常規”與“例外”,他也沒說聖靈種種恩賜是屬于“不正常”。
再說,劉達芳回應一般人均指摘第三波好像很強調醫治,“是因為醫治還未普及化,一旦普及化了,便不必再強調了”。這個辯詞很有問題,詳細點討論神醫問題,要留待第四章,這里且用幾個問題作反詰。
第一,在《權能醫治》一書33(是此運動討論神醫最主要的作品),溫約翰記述了聖公會牧師華生大街(DavidWatson)患癌癥而召他赴英按手禱告之事例,時維一九八三年一月(按華生師母的記載,牧師是在一九八四年一月才發現患大腸癌的34),病況繼續惡化。華生牧師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赴加州,由葡萄園基督徒團契的人“二十四小時為他禱告,有時一次禱告長達幾小時”35。但華生牧師于一九八四年二月離世與主同在。同類事情亦發生在曾任包樂布道大會執行干事職的陳崇榮先生。溫約翰坦白地承認,經他禱告而醫愈的比例是偏低的,但他老早決定,“只要我為一百個人禱告,而只有一個人得醫治,總好過從不禱告而沒有人得醫治36。”現在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可能人為表示相信神醫,不去循正常途徑求治,只用信心等候神醫,把一個現代醫學很容易糾正的小毛病延至惡化,結果不治,如盲腸炎衍變為腹膜炎?
第二,神醫治愈率偏低,不是第三波獨有的現象,第一和第二波亦是以強調神醫見稱,已為同陣營的人詬病37;只不過第三波的偏低醫愈現象早在一九八六年為人指出38,卻沒被重視。問題第二是︰一般醫藥治療與神醫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假如有一天神醫被強調得普及化起來了,怎樣保證盲腸炎不會變成腹膜炎?我們承認任何恩賜都可以透過練習而變得通達,但明顯地,溫約翰等人不如道威(第一波的人)那樣極端,禁止信徒看醫生,他們也不保證百分之百有效,那麼今天一個相信神醫的基督徒突然肚子劇痛,他應該先找醫生診斷,還是先找神醫按手禱告?道威自稱為“醫生”,宣稱他是神差遣來“消滅罪惡(疾病是罪的彰顯),預備神的子民去重建主的國度”39,與第三波的罪惡觀和國度觀極近40,那麼有一天第三波的神醫也會如第一波道威那樣,取代了近代醫學,甚至于可以分開內外科(如他們稱韋拿是專治短腳變長腳),門診及深切治療(如華生牧師的個案)嗎?這些問題並不胡鬧,乃是神醫普及化後(如道威的錫安城)的實際問題。
第三,李振群其實提了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劉達芳忽略了的︰聖經可有指出神跡奇事應從“例外”被提升到“常規”的地位嗎?怎樣說明它們應成為教會事工的核心,像葡萄園運動在各處舉辦的研習班那樣?劉達芳先給這等恩賜“正名”,稱之為“神為我們預備一切豐盛之一”,然後解釋神醫“一旦普及化,便不必再強調”,這不正是李文指稱神醫不應提升至常規的問題嗎?自從MC510課程在福樂神學院引起**危機後,院長委任一“特別行動小組”(他們稱之為taskforce)去研究,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之一正是“有沒有足夠聖經證據說明神跡奇事應成為教會事工的核心?”研究結果不是全然反對神醫,卻是附帶很多警告,說︰“突然涌現的許多神醫事工很可能表示我們已經離開了聖經世界的模式;聖經呼召我們去作僕人,我們對屬地的健康及快樂是完全沒有特權的;故此我們鼓勵所有基督徒都要試驗他們的心靈……”41。
最後,讓我們看看劉達芳怎樣看“能力與苦難”的問題,她是回應李振群的“榮耀與苦難”論點的。李認為聖靈的角色和工作“是要保守我們在平安或痛苦中仍然跟隨主。強調聖靈的權能,一面倒地追求異能的作風卻與此背道而馳……肯定會導致一種‘無痛基督教’。”劉達芳卻指出,“在初期教會內能力與苦難是並存的,亦是缺一不可的,因為在苦難中,人會懷疑神的能力,必須有神跡奇事去證明 沒有改變。”她引用彼得神跡地被救(教會初立),大陸教會有神跡奇事等等(此類報告不少)。劉似乎忽略的是︰神跡奇事多記于教會之初立期。神跡具有印證福音之力,這一點李振群及批評第三波者均沒反對,但教會在第一世紀末,神跡奇事已少被提及,原因自然不是它已普及化,保羅在晚期書信甚至沒論及,最重要的還是《啟示錄》七封書信內,均沒有叫人求神跡奇事,他們是受著極大的羅馬**,耶穌基督只要他們“至死忠心”(向士每拿教會),持守主道,“直等到我來”(對推雅推拉教會和非拉鐵非教會)沒有神跡奇事,人就會懷疑神的能力嗎?這既不是聖經的教導,也不見得能在受苦信徒的經歷可以找到佐證的。求神跡不遂,豈不是非跌倒不可?
我們一定要指出來,劉達芳回應李振群的論點雖有不逮之處,她指出許多見解都是教會長久以來忽略了的,因此也是必須正視的,就如我們對聖靈恩賜的認識和經驗不足,對靈恩運動的整體有時陷于過度敏感的反應,提出歷史及聖經理由來反對靈恩運動時,不察覺自己是受了某些假設及神學背景的左右而偏頗一方,還有的是,引介第三波進入香港的人為教會的赤誠也是不容輕視的,我們可以不同意這運動,卻不應給引介者扣帽子。
但最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版本的第三波與美國加州的原版本頗不一樣,是經過選擇的,也是有不同的著重點。美國版本非常看重神醫,幾乎在每個地方開的研習班均以此為重頭戲,用的題目多是“神跡奮事大會/研習班”;一九九O年三月在港召開的大會,題目是“敬拜、權能、更新”,講者溫約翰與韋拿講的內容雖與他們在別處講的沒有明顯分別,但蔡元雲和劉達芳在報上發表的言論,明顯地是把神醫的重要性作低調處理,這點可以解釋為他們知道香港教會對此有保留而作的調變,但亦可以說是他們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所反映出的智慧,亦是不應忽視的。
香港自引入第三波後生發的爭論,到八月底只是揭開了序幕,相信以後仍會繼續下去。就是在第一階段,它也足以顯示一些基本又重要的問題,需要詳細地加以討論。
【第二章注釋】
1.我曾對此現象加以分析,參楊牧谷《九十年代教會危機與挑戰》香港,一九八九年,第78-112頁。
2.同一班人在一九八八年推出“教會更新運動”,一九八九年推出“公元二千”一九九O年推出“第三波”。硬要說它們是有關系是可以的,都是為了教會,但明顯地,從口號、策略、籌備,到實際的工作,這三個運動都是各有不同的。
3.蔡滋忠,“震撼生命的動力——聖靈的權能與香港教會更新”,《時代論壇》,134期,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頁。
4.同上,第二頁。
5.蔡元雲語,見上,第一頁。
6.參注3。
7.J.I.Packer,KeepinstepWiththeSpirit,Leicester,1984.
8.蔡滋忠,同上,第二頁。
9.“專訪韋約翰醫生——第三波靈恩運動探究之一”,《時代論壇》,141期,一九九O年五月十三日,第一頁。
10.CharlesConn,LikeaMightArmy,Cleveland,1955;是研究克里夫蘭的靈恩運動史。HaroldVinsonSynan,ThePentecostalMovementintheUnitedState,Michigan,1968,極具水準又詳盡的歷史研究。
11.L.M.Vivier-vanEetveldt,Glossolalia,UniversityWitwatersrand.SouthAfrica,1960.
12.R.F.Edel,HeinrichThiersch,Marbury,l962.Thiersch是德國古使徒教會的領袖。
13.ErnstGiese,JonathanPaul,Altdor,1964.此書嘗試本于新約的研究來整合靈恩運動(五旬宗)的神學。
除了注10-13之例子外,第一章引用的紀當奴(DonaldGee)的作品,亦是相當優秀。
14.見蔡滋忠文,第一頁。
15.同上。
16.SeeW.J.Hollenweger,thePentecostals,op.cit.,p.30,另參注10第二本書。
17.EdithL.Blumhofer,“TheChristianCatholicApostolicchuechandtheApostolicFaith:Astudyinthe1906PentecostalRevivial”,inCecilM.Robeck,ed.,charismaticExperiencesinHistory,1985,p.127。
18.參注第一章,注34,36.
19.其事跡除她自己本人寫成,又給譯為十一種文字的ChasingtheDragon之外,中文版《讀者文摘》在一九九O年一月亦以專文介紹︰DeborahCowley,“九龍城寨天使潘靈卓”,《讀者文摘》,一九九O年一月,第82-88頁。
20.Wimber,“Zipto3,000inFiveYears”,op.cit.,p.32.另參韋約翰接受《時代論壇》專訪的宣明,上引,第一頁。
21.見蔡滋忠文,上引,第二頁。
22.JamesR.CogginsandPaulG.Hiebert,“TheMan,theMessage,andtheMovement”,0p.cit.,p21.
23.SamThompson,“AVineyandOverview”,TheVineyandNewsletter,Ⅲ,no.1(Winter,1988)pp.2,5,7。
24.《時代論壇》,141期,一九九O年五月十三日,第一頁。
25.“第三波靈恩運動探究之二——本港教牧人士的回應”,《時代論壇》,142期,第一頁。
26.同上。
27.同上,第二頁。
28.李振群,“從教會歷史及神學看第三波的本質”,《時代論壇》,147期,一九九O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六頁。
29.劉達芳即以此駁斥,見下文。
30.SeeC.PeterWagnewr,SignsandWondersToday,op.cit.,pp.59!64;79-106;Johnwimber,PowerEvangelism,op.cit.,pp.28-43;147-150;Johnwhiter,WhentheSpiritComesinPower,op.cit.,pp.14-22。其他第三波支持者亦多有此論點,不能盡列。
31.李振群,見上,丙一,第六頁。
32.劉達芳,“香港所需要的權能”,《時代論壇》,152期,一九九O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七頁。
33.JohnWimber,PowerHealing,PP.13-19
34.AnneWatson,“TheThirdWaveHasOnlyJustBegun”,inKevinSpringer,ed.,RidingTheThirdWave,op.cit.,p.69.這一類復核下便出現矛盾的事例,在葡萄園作品中頗常見,亦是筆者在前文說研究他們的書時是相當苦惱的原因之一。
35.Wimber,PowerHealing,op.cit.,p.15.
36.Wimbwe,ibid.,p.16.
37.第三波常發生于神召會與五旬宗之間,或神召會內部不同派系的批評。尤其是在加州內。參CarlBrumback,Suddenly……FromHaven,AHistoryoftheAssemblyofGod,Springfield,1961;另參他的WhatMeaneththis?APentecostalAnswertoaPentecostalQuestion,London,1946.此類“揭發”在六十年代非常多見,包括香潛、台灣、新加坡等地的神醫大會之後。下一章再詳細討論。
38.BenPatterson,“CauseforConcern”,ChristianityToday,Aug.,8,1986,p.20.作者在此短文精簡地指出五個“關注的原由”,分別是不合聖經的二元論,排外的觀點。近乎巫術地看超然的事,經驗私有化和偏低的醫愈率。
39.W.J.Hollenweger,ThePentecostals,op.cit.,PP.352f.
40.SeeWimber,“TheKingdomofGod,”inPowerEvangelism.Op.cit.,pp.l3-27cf.C.PeterWagner,“SupernaturalPowerinWorldMission”,EvangelicalMissionsQuarterly.20(1984),p.399
41.MinistryandthcMiraculous,op.cit.,p.78.
基督教書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