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子嘉等
前言
只因每个“今天”都是从“昨天”过来的，而每个“今天”也会引进另一个“明天”，因此，历史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其实历史的内涵并不在于人名、年份等事物，而在于人生舞台上的事件如何串连起来，成为一出动人的戏剧。教会历史也是如此。神乃是一切的主宰，他也是历史的主。教会既是他所关爱的，教会的历史也就成为他彰显作为的舞台，并向我们述说神在他子名当中的作为。当我们了解教会昨天是如何，必更加明白教会今天之所以然。了解教会的今天是如何从昨天走过来，就更有把握知道如何面对明天了。早期的教会乃是多面貌的，可是有几件事情却是信徒不可不知的。逼迫就是其中之一。
逼迫之下开始的教会
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到大约第六世纪左右，可谓是教会的早期阶段。耶稣基督的教会从一小群犹太人起首，逐渐影响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民族；由当日的犹大、加利利一带开始，渐进扩张至整个罗马帝国；从强烈的犹太人文化色彩萌芽，进而成为主宰整个欧洲的主流文化。其间所经过的道路，委实崎岖不平。这五六百年当中，超过一半竟是在火炼般的考验中渡过。“逼迫”因而成了早期教会不可磨灭的记号之一！
逼迫从第一天，就伴随着教会一起成长。早在《使徒行传》中，使徒挺身而出为基督复活作见证开始，犹太人的掌权者就定意要压制这个新兴的信仰群体。逼迫起初来自犹太人公会中的撒都该人。这也难怪，因为耶稣乃是他们极欲铲除的人物，而门徒竟然声称他是复活的主！若不是迦玛列这位法利赛人，恐怕使徒早遭杀戮(参看徒四至五章的记载)。然而，到了司提反被害之后，逼迫的范围就扩大了，连起初同情使徒的人士也加入了反对的阵营。因此从那时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参徒8：1)。不过福音却也随着散走各地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以外的其他地区。其后，逼迫并未停止。我们从《使徒行传》接下来的记载，就看到教会如何遭受一轮又一轮的逼迫。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的遭遇。其事工几乎从一开始，就招致犹太人的反对与逼害。
这阶段的逼迫虽然厉害，所幸只是地区性的，而且基本上也仅局限在犹太人当中。当然，这也因为福音依然主要是犹太人的信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教会虽然面对逼迫却仍旧不断地成长。《使徒行传》一再地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6：7)、“各处的教会……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9：31)、“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12：24)、“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16：5)、“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19：20)。从一开始，逼迫的手段就从未成功地击倒过耶稣基督的教会，反因而更为兴盛！
逼迫加强之下的教会
过了使徒的阶段，教会继续在使徒的继任人带领之下成长，但逼迫也随之增加。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之后，非犹太人在教会中持续增加，数目也逐渐超越犹太人。教会的犹太色彩因而日趋减弱。但是，逼迫的来源，也因而在犹太人之外，添加了来自罗马官府的抨击。
起初的逼迫明显出于犹太教人士的嫉妒。然而，福音却在罗马帝国的各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势头，一方面是由一些外在的因素所促成。罗马帝国除边境地区以外，当时大致相当稳定、繁荣；为运兵而筑造的大道畅通无阻，给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加上当时流行的希罗文化(就是希腊化了的罗马文化)开始没落，人心多处于一种无以满足的光景。这等外在的条件，加上早期信徒彻底委身、誓死为主作见证的内在因素，致使教会大大增长。《使徒行传》的记载已经让人见识到信徒凡物公用的情境。这份无所贪图的单纯爱心、彼此关怀和同心合一的见证，为此新兴的信仰赢得了美好的声誉。其实打从一开始，信徒就坚持努力向非信徒作见证，他们所宣扬的救恩道理，更在生活的实况中得到了印证，致使福音信息逐渐影响许许多多罗马统治下的非犹太人。
然而，这个称为基督教的运动，毕竟是个未经政府核准的非法信仰。起初，官府还以为这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尔后政府终于明白，基督教原来有别于犹太教，故当教会人数大幅度增长时，也就不得不正视此一现象了。偏偏教会的信仰内容，本身就含有一些容易被曲解误会的元素，于是政府就采取**的手段。如信徒口口声声说：“只有耶稣基督是主，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主！”这种观点，往往被推崇皇帝敬拜的罗马官员理解为不愿意向凯撒(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与国家效忠。而信徒也确实拒绝向凯撒之像下拜，且声称这是膜拜偶像的行为，如此一来，反对基督教的风气就逐渐形成了。每当一个地区有什么天灾人祸之类的事情，该地的基督教往往就成为被指摘的对象。统治者也甚乐以基督徒为代罪羔羊，横加**。皇帝尼禄(Nero)对基督教的残忍**就是典型的例子。相传使徒彼得就是在尼禄统治期间于主后六十四年左右，在罗马殉道的。
起初这种压制基督教的风潮，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事情。只是当信徒人数在各地增加起来时，而其他人又逐渐认定基督教的祸害的根源，于是就演变成全国性的逼迫了。到了第三世纪，逼迫甚至由罗马的凯撒带头，运用整个帝国的力量来进行，其目标是要在帝国的版图内，彻底消灭基督教。结果，单是信仰基督本身就足以被定罪。教会领袖被捕、财物被充公，信徒囚禁之余还得面对斗兽场的痛苦，性命危在旦夕。基督徒数目既然甚多，政府也就不得不用尽各种方法，迫使信徒背道，公开放弃信仰。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行政效率甚高，且军队纪律严明，以之对付手无寸铁、讲究忍让的基督徒，这对教会、信徒所造成的后果，惨烈之状可想而知！
事实上，这种全国性的大逼迫进行了不只一次。从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前后大约六十年间，类似的大逼迫在三位凯撒的带领下，就发生过三次！不过，一而再而三的大逼迫，倒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教会没有被逼迫**！虽然，确实有不少信徒(甚至一些领袖)背道、放弃信仰，然而更多的人仍旧逆来顺受，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这些人加入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信心伟人的行列——用血书写了教会的历史！
逼迫在内外所带来的结果
到了第四世纪初年，经过对基督教多番的**之后，教会依然活跃于罗马帝国之内。逼迫看来是失败了。而当君士坦丁(Constantine)登上了凯撒的宝座之后，大逼迫终于在主后三一三年《米兰谕令》(EdictofMilan)颁布后停止了(君士坦丁甚至优待基督教，笔者将在第三课中交代这件事)。我们不难想象：处于生死关头的基督徒，宁愿舍弃性命，也不放弃信仰的这份气魄，自然为教会赢得了美好的声誉。事实也确是如此。当时的人看到逼迫的情境，不禁会问：如果这个信仰的基督、十架、永生、审判等内容并不属实，那些基督徒岂会有这等表现？！因此，逼迫反倒让信主的人继续增长。而且，即使这些人没有立时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亦必对基督徒、对教会产生敬佩。于是逼迫过后，教会在帝国中日渐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尤其在道德课题的领域中，教会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例如，当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因核准在帖撒罗尼迦城屠杀平民一事，被教会领袖安波罗修(Ambrose)公开要求悔改；而这位帝国的元首，竟亦不得不屈服于这份道德的影响力。
教会成功地抵挡了逼迫，其内部亦必刻画下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信徒对此信仰益发坚定。也因此，经历了不过三四百年，基督教信仰逐渐成了罗马帝国中不可忽视的信仰潮流。加上凯撒优待基督教的政策，基督教即发展成为欧洲地区的主流信仰体系。随之而来的，教会也开始敬仰那些在逼迫中为主殉道的人。此番敬仰，经年累月就演变成对某些圣徒的特殊爱慕，结果对殉道者、圣人所遗留下来之圣物的重视等，亦酝酿了早期教会内之一种特色。
除了一些较为正面的影响之外，逼迫确实造成一些难题，甚至连带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其中较为严重的，就是如何处置那些曾经背道的信徒。教会是否应该无条件地重新接纳这些人？设若其中包括了一些曾经是领袖的人物呢？不同的回应方式，着实为早期教会带来颇多的分歧，甚至引起一些争论。这些争论若能平和地解决，也就不怎样严重，只是，其中一些却导致了教会内部的**，而这恐怕就不是殉道者所乐见之事了。然而，这也提醒我们：早期教会固然在许多方面留下甚多可歌可泣的见证，但是，人毕竟还是人。他们当中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一些过错，也同样能成为后人的鉴戒。这或许就是我们学习教会历史的意义所在了。
问题研讨
一、逼迫不但没有击倒教会或令之消失，反而继续增长。这对当今世代的基督徒有何启发？
二、面对逼迫而能够继续勇往直前。你认为这当中需要怎样的学习与装备呢？
三、在美好的结果之余逼迫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如何能将这些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的程度？
阅读建议
一般记载或讨论早期教会历史的书籍都会涉及逼迫的课题。这类书籍大部分也会讨论教会历史的其他时期，因此对其他时期阅读部分也同样适合。
前言
万事起头难。教会的开始也一样。在严酷的逼迫之外，早期教会也受到异端信仰的困扰。逼迫虽说是来自外在的因素，然而这些异端却多源自教会的内部。因此，异端所带来的影响，可说是更为直接，也更为严重。不过，我们的神乃是大能的主宰。他保守了教会，使教会在经历了异端的困扰之后，变得更为坚固，基督教的信仰到头来也因而变得更为清晰。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诸多信仰问题能有相当透彻的理解，个中原委之一，乃因为这些问题，已经通过了早期教会彻底的消化。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这方面，我们真得感激早期教会的先贤(我们往往称这些人为“教父”)所花下的许多工夫，鉴定了这些说法的真伪，为今日的教会打下了美好的根基。
异端的开始
教会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出自犹太教的背景，因此一些涉及犹太教的课题，很早就被提出来加以斟酌了。旧约律法在信仰中的地位如何，便是其中之一。跟随基督的人，要像犹太人一样遵从这些书卷吗？其实犹太基督徒无论如何，都会继续承接旧约的教导，因那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可是非犹太人的信徒又如何呢？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乎律法的地位问题了。福音既是凭信心就可得救的好消息，那么信徒就完全无须遵守律法吗？若仍然需要持守其中的一部分，那条界线又该划在什么地方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关割礼及遵守律法的方案，竟要劳动教会召开大会予以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使徒作出了决定，显然部分的犹太信徒并不完全接纳，且继续宣扬一种搀杂了的福音——认为除了信心为得救的条件之外，也需要恪守律法的要求。此可谓最早期的异端性信仰。
当外族人在教会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后，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就是：犹太人在教会中是否享有特殊地位？犹太人一向认定自己乃是神的选民，在神恩惠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如今，福音却是德泽世人的一份恩惠，那么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待遇果真完全一样吗？《以弗所书》第三章坚定地指出：外族人与犹太人，乃是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的人。这样的理解，对一些犹太人来说，可谓极其革命性。那些无法认同的人，也因此竭力宣扬一个与《以弗所书》第三章不同的“福音”，故异端也由此而生。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异端在使徒的时代即已出现，况且当时又尚未有完整的新约面世。再者，来势汹汹的逼迫浪潮，令教会的处境更加艰难。然而，上主就在这般凶险的时刻中，兴起了使徒以及他们的同伴，写下了宝贵的新约书卷，帮助当时的信徒厘清了信仰当有的取向。这些后来被收纳为新约的书卷，不单帮助了他们，也帮助了今天的你我。教会也因此得以继续成长。
严峻的挑战
虽说异端源于教会内部的错误理解，其实也与教会以外流行的思潮有关。早期教会的时代中，最为流行的思潮之一就是诺斯底主义。这种思想又称为“真智”主义。它的表达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其实也有很多变化。大体而言，诺斯底主义认为：世界乃是由善恶两个独立单元所组成，且各由一位神明掌控；人类就是在这两位善神与恶神的交互操控之下而生活。这种善恶二元的思想与基督教“一神”的信仰，必有所抵触。诺斯底主义同时又认为，只有具备真智慧的某些人士，才可以与灵界至高的、良善的力量相通。而所谓救恩，其意义在于个人生命的提升——从属地、属乎物质的地位，提升至属灵的地位。如此就可以与善的力量相通，胜过邪恶的势力，以至得救。而所谓的基督，不过是这提升阶段之中的一环而已。这种学说当然又与圣经真理不相符合。只是，真智主义的表达方式与福音信息倒有些颇为相似之处，譬如：属世、属灵、得救、智慧等的概念。因此，当这种学说闯入教会的圈子之后，一些信仰根基不甚稳固的人，很自然地被这套讲求自我修炼的教导所吸引，于是教会内就出现了异端信仰。
具体而言，因着内在的犹太教色彩，以及外在的诺斯底主义，教会信仰受到影响最大、挣扎最深的课题，莫过于耶稣基督的身分与其救赎工作的问题。到了第三、第四世纪之间，“地上的耶稣与天上父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了。这问题其实也很明显：倘若耶稣是神，那么天上又另有一位父神，基督教岂不成了一种多神信仰？退一步来说：倘若只有一位神，而只有天上的父神才是神，那耶稣就不可能是神了。果真如是，那么耶稣所成就的十架救恩，不就是一种人为的努力，是人在企图拯救另一个人？不是由神来拯救人，这样的教导，又明显与基督教的福音不吻合！
与此相关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的问题了。他究竟是神还是人呢？在他尚未来到世间之前，他乃是神。然而，他却为了救赎世人而成了人类的一分子。问题是这位来到地上的耶稣基督，到底仍然是神吗？若不是的话，救恩岂不又成了人救人的活动？若耶稣仍然是神，那么那位生活在加利利、死在十字架上的就不是一位十足的人了吗？如果成就救赎的那位是神而不是人，那么代替我们受死的那位，果真能够以无罪之人的身分，替代我们承受罪的所有惩罚吗？如果说耶稣基督两样都是(既是神，同时又是人)，那这两种完全不相同的性质，又如何能够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呢？
以上两个问题可说是触及了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课题。明显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关系实在太重大了。当日流行的异端当然不止这些，然而我们也不难想象教会形势之严峻了！
厘清异端的基础：新约的正典
在面对信仰的课题时，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会采取某些片面的观点，且会以诸般的理由，来抹杀其他角度的观点，以致出现偏差，甚至引来严重的异端信仰。其实，古往今来，异端的出现，往往就是因为单单抓住一些虽然正确，却只是片面的真理来讲说，结果未能全面掌握信仰的整体内涵。幸亏神让使徒时代所撰写的教导留存下来。这些重要的文字，加上教会领袖(即早期教会的教父)深入的阐释，结果为信仰的根基立下了美好的基础。
在面对逼迫的岁月中(从第一世纪至第四世纪)，教会无法召集大型的会议来商讨异端性的信仰偏差问题。但是在个别的处境中，却已经开始逐步厘定信仰的准绳。这过程就是新约正典的确立。当信仰内容出现疑问时，教会领袖自然就会思想：耶稣基督在世之时，他本人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作为教会根基性人物的使徒又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呢？新约的书卷(包括了福音书及书信)自此日渐受到重视并逐步跟原有的旧约并列，构成了圣经的正典。当逼迫终于在第四世纪初叶停止之后，新约正典的收集，就更为方便了。因此，到了第四世纪的末年，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教会，都广泛地接纳了新约的正典，就是如今我们手上所拥有的二十七卷新约书卷。教会从此可凭借这些正典书卷的教导明白神的“道”，并能藉着“道”来指斥、抗拒异端。
这当中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新约正典的成立，不是由少数人投票表决而定谳。这些确立正典的人士，其实不过是在一些会议上，承认这些书卷当时已经拥有的权威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约正典的确立，乃是神的奇妙作为，让教会可以把持信仰的准绳，在异端风行的年代中，确认信仰的正确内涵，并且藉着新约正典，让今天的教会得以确认，凡所相信的，都是肯定的真理。
指斥异端的过程：大公会议
使得新约正典发挥功用，并让异端之真面目无从遮掩的，就是早期教会所召开的几次大公会议。所谓大公会议，就是广集各处的教会代表共聚一堂的场合，以共同探讨一些影响教会方向的事务。召开这些会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讨论、处理异端性的信仰偏差。最早的大公会议，就是主后三二五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圣子耶稣不是十足的神，而只是一位拥有神性的受造物(后世称之为亚流主义)。这种说法，明显动摇福音的根基，因而被大会判为异端。之后，这课题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反复讨论，在教父深入的阐释下，于三八一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再度确立。从此，大家乃明白：圣子、圣灵与圣父都是同样拥有十足神性的主宰，而同时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而不是三位神。这就是三位一体教义的来历。
类似的深入讨论也促成在四五一年召开的迦克墩会议。迦克墩会议所制定的“信经”，成了关乎基督信仰的最高准则，阐明基督同时具备十足的神性和十足的人性。此一结论不单对当时的教会有帮助，对今天的教会亦然。事实上，至今仍然没有第两个信条能取代它的地位。
藉着对圣经的解说、藉着召开这些大公会议，早期教会对所有信仰的基础性课题，都逐一作了充分的讨论；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仰更因而得以延续。早期教会的日子虽然充满挑战，但信徒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对信仰的执著，使教会能够坚持下去。不论是逼迫或是异端，神保守的大能还是让教会克服了这些困难。
问题研讨
一、异端往往是因为持守片面的真理而产生的。这对今日的信徒，有什么重要的启迪？
二、面对昔日的异端，圣经发挥了重要而又关键的作用。要面对今日流行的异端邪说，信徒又当有怎样的学习与装备呢？
三、今日，我们当怎样处理教会中可能出现的异端性教导呢？
前言
之前我们曾提及，教会外在的逼迫到三一三年停止了。事缘于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位新的执政凯撒，名叫君士坦丁(Constantine)。据说他是因得到基督教的神帮助而取得帝位的。故掌权之后，就颁布了该年的《米兰谕令》(EdictofMilan)，接纳基督教为帝国合法的信仰。而且由于前面谈到的亚流主义异端，君士坦丁即位后也召集了众教会的领袖，共同商议教会信仰的课题，以解决异端所造成的困扰。这就是在三二五年举行的尼西亚会议。此会议乃划时代的盛事。试想，基督教从大逼迫的对象，一跃而成为皇帝所推崇的信仰，其间其转变是何等巨大！如今，教会领袖甚至受邀前往皇帝所召开的会议，而商议的竟是信仰内容！此外，会议针对基督的身分、三一神等课题所颁布之《尼西亚信经》(TheNiceneCreed)，在教会的历史源流中也影响甚远，尼西亚会议成为早期教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尼西亚前后的教会生活
君士坦丁不单终止了对教会的逼迫，而且接下来还颁布了一系列其他的谕令，保护并优待基督教。从此，被充公了的教会产业也予以归还、教会的神职人员得豁免赋税、教会聚会的主日被定为假日。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既然如此，全国上上下下也就争相效仿了。接下来的皇帝也跟随君士坦丁的路线，因而促使基督教在帝国中迅速发展。到了第四世纪末年，基督教即成为事实上的国教了。
从前在暗中进行的聚会如今公开了。教会的生活型态也因此逐步固定下来。基督徒从新约时代开始，即以圣餐作为聚会的重点，如今圣餐也成为了教会的聚会特色。基督耶稣的降生与受死复活既是信仰的中心，故教会在运作上也逐渐以这两个节期为焦点，衍生了今天的所谓“教会年”。过去聚会必须在躲藏之下进行，如今却可以堂堂正正地建造礼拜堂了。加上信主人士剧增，因此在帝国的扶掖下，教堂也就开始出现了。从罗马帝国边境移居到内地去的一些外族人(即所谓野蛮人)也开始基督教信仰。为着教导上的需要，综合圣经教导的《使徒信经》(TheApostolicCreed)，连同《尼西亚信经》等文献，也开始广泛地被采用。
这些发展固然可贵，但对信仰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前信主的人需要付上巨大代价，甚至性命有不保之虞，如今不但无此挂虑，还可以与皇室的取向认同。因此，动机不纯的信徒也就增加了。大量外族人的出现，也让教会生活容易沾染异教的色彩。结果在尼西亚会议之后的两三百年，教会生活逐渐变得愈来愈仪式化。在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之外，其他的节期也陆续增加入内，圣礼在洗礼与圣餐礼之外也增加了。虽然真诚信主的人，在数目上确实仍然有增加，但就比例而言，却大不如前了。一些无法认同“世界”渗入教会此一事实的信徒，就只好以具体离弃世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念。结果，跑到沙漠等地去静修的人也增加了。修道主义因而在早期教会中开始盛行起来。第五世纪闻名的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就是在担任教会牧职的同时，力行过修道生活的一位。
罗马教会的兴起
在发展过程当中，各地区的教会也逐渐出现“主教制”的运作方式。当时个别教会的领导者通常称作“长老”，而邻近一带的几个教会往往集合起来，在事工上彼此照顾，共同进退。在实际运作上，这些教会就推举其中一位长老，来担任众人的领导，而这人就是所谓的“主教”。一般情况，由于大城市的资源远较小城镇来得丰富，主教的人选也逐渐由城市的领袖出任。于是早期教会就形成了大城市领导小城市，小城市领导乡镇的局面。而在各大城市中，帝国的首都又如龙头，因此罗马教会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教会的首脑。
罗马教会的兴起，也有其本身的条件。这教会一直因信仰纯正、坚定而名闻遐迩，同时在爱心的表现上也非常慷慨。故一直在教会的圈子中，享有极高的荣誉。例如，之前身就是罗马教会用于信徒受洗时，作为宣告信仰之用的一个告白文。再者，罗马的教会一直与彼得及保罗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二位皆被认为是在罗马殉道，而彼得又被视作众使徒之首。于是领导罗马的主教，就逐渐取得了大家长的地位。
罗马帝国在主后四百年左右，即分成东西两部分。帝国的首都也迁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自此以后，西罗马帝国即因野蛮人的入侵，而陷入兵荒马乱的局面。及至罗马城沦陷在外族人之手(455年)，罗马的教会领袖更加成为维系西罗马帝国一带的惟一力量了。罗马城失陷时之所以没有遭到大肆破坏，也与罗马主教从中斡旋有关。领导罗马教会的主教，一直是些甚有魄力的人物。当西罗马帝国开始衰落时，这些具备领导才能的领袖，也成功地领导各地的教会，联合一起继续教会的事工。凡此种种，遂使罗马的主教，顺理成章地为西罗马帝国地区惟一的最高领导人；“教皇”的称号，也逐渐被意大利(Italy)、北非洲、法国(France)等地的教会所认可。
在罗马以外，早期教会也出现另一个领导中心，那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皇帝君士坦丁即位后，就在帝国的东部建造此一新的京城〔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Turkey)〕。类似罗马教会领导众教会的情形，也在君士坦丁堡及邻近地区发生。虽然，帝国的东部尚有安提阿、以弗所、亚历山大等著名的教会，只是这些地方光辉始终无法超越京城的地位。到了第五世纪左右，君士坦丁堡在东罗马帝国取得了罗马在西罗马帝国的地位。由于西罗马帝国接下来陷入外来的入侵者手中，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力在西部日渐式微，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影响力也同样无法左右罗马的地位。教会从此就形成了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两个部分。东方教会主要用希腊语，西方则使用拉丁语。东方有帝国的保护，却也因此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西方的入侵者所建立的政权不甚稳定，因此教会乃相对独立自主。这两个体系的教会，在气质、处境、发展上逐渐出现了分歧。起初双方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睦，仅是在某些具体的取向上，开始走在不同的方向。遗憾的是这些裂痕逐步扩大，到了中古时期，双方还是免不了决裂(这件事容后再述)。
一些出色的教会领袖
神往往会透过不同的教会领袖，来完成他工作的计划。从早期教会的几个不同时期中，就出现许多这样的人物。这些统称为教父的人士，按时间的先后而言，最早的就是使徒教父了；他们乃是新约使徒的追随者。当使徒逐一辞世后，他们就担负起指导教会的重任。他们教导的内容，大致上与使徒的论点一脉相承。藉此让我们对教会信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中士每拿的主教坡旅甲(Polycarp)为主殉道的见证(约于155年)尤为感人。在面对要他背弃基督的逼迫时，年迈的他却勇敢地宣告：“我怎能背弃那位多年来从未离弃我的基督！”结果，坡旅甲被活活烧死！
使徒离世之后，教会中出现了一批非常敢言的护教士，藉着宣讲及文字，为基督**信仰仗义争辩。他们与当日批评基督教的人针锋相对，无所畏惧，即使面对掌权者，也毫无惧色。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殉道者游斯丁(JustinMartyr)。游斯丁寻求真理的态度非常执著，皈主之后尤其认真为基督教真理争辩，最后约于一六五年遇难，为主殉道，成为后世景仰的榜样之一。
进入第二世纪，在异端风起云涌的时代，神又兴起了许多带领教会对抗异端的教父。较为出色的一位就是爱任纽(Irenaeus,130～200年)。他流传予后世的《对抗异端》(AgainstHeresies)一书，让我们深深体验到异端的厉害，也明白这些教父在维护真理上所付出的心血。在他所要纠正的异端教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而发出的。除此以外，他也极力维护当时教会的合一，帮助意见分歧的各地教会，在真理的前提下，团结一致。在这方面，爱任纽可说贡献良多。
以上的教父，都是典型的尼西亚前期教父。教父的服侍重点，就是在逼迫与异端的困扰下，带领教会继续向前。及至逼迫停止之后，就出现尼西亚时期的教父了。这些人虽然也面对一些错谬的信仰，但主要的贡献，是为教会的信仰奠定扎实的根基。尼西亚时期主要处理的问题乃是“三位一体”，在这方面贡献至为卓越的教父，要算是亚他拿修(Athanasius,291～373年)了。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属灵领袖，曾出席过尼西亚会议，且穷其一生竭力为《尼西亚信经》的立场辩护。其实在尼西亚会议之后，亚流派的势力并未消减，反而致力打击维护正统信仰的尼西亚派。亚他拿修因而受到排挤，并被迫流放到别处，远离他担任主教的亚历山大，也远离他所牧养带领的信徒。但这位教父仍然透过种种方式，秉持立场，维护真理。其后，他虽然重返亚历山大，但却一再被诬害，又被放逐离开亚历山大达五次之多。然而亚他拿修从未气馁，因着他夙夜匪懈的努力，教会至终明白，三位一体的教导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并在其后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381年)上确立此观点。
至于尼西亚会议之后的教父，最重要，也最为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希坡(Hippo)的主教奥古斯丁了(354～430年)。这位被认为是西方拉丁教会最重要的教父是北非洲人士。他在信主之前，曾涉及多种学问，并于意大利的米兰(Milan)信主[当时米兰教会的主教，就是之前我们提及的教父安波罗修(Ambrose)]。随后他便返回非洲，且计划从此隐退，专心追求认识主。但是，神却带领他出任希坡的主教，并从此展开多姿多采、可圈可点的服侍生涯。因着维护信仰的需要，他在诸多的著作中，为罪恶、恩典、自由意志、三位一体、救赎、教会等甚多信仰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传式的灵修名著《忏悔录》(TheConfessions)更流传至今一千多年，帮助过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他之后，教会的信仰基础可说是大致确立了。他对许多课题的观点，因而成了拉丁教会的标准立场。到了十六世纪，在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带领下的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所要恢复的信仰，其实也就是奥古斯丁所代表的信仰立场。奥氏的影响何其深远，可见一斑。
纵然早期教会面对着非常不容易的处境，但却因着神所兴起的教父，成为当时的中流砥柱，以至教会能够排除万难，继续勇往直前。没有早期教会，就不会有今天的教会。我们不得不为此感恩，也为此歌颂那位创造与救赎的主宰。
问题研讨
一、曾有人指出，当教会征服罗马帝国的同时，教会也被罗马帝国征服。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有何功课？
二、教会人数增加，往往带来属灵水平降低的危险。我们当如何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在今天的教会中呢？
三、神在艰难的岁月中，兴起众多信徒来继续他的作为，完成他的计划。你有否想过自己也可以在现今的世代中，为神成就某些事情吗？
阅读建议
讨论教会历史个别时期的中文书籍不多，倒是所有综论教会史的书籍都会从早期教会开始介绍。其中图文并茂地讲述教会历史的，可参阅：
*陶理主编，李伯明、林牧野合编：《基督教二千年史：自第一世纪至当代》，香港：海天书楼，一九九七年版。
*JohnMcManners编，张景龙等译：《牛津基督教史：插图本》，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与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另外，单单讨论早期教会历史的书籍，建议参看：
*布恒瑞(Boer,HarryR.)著，郭凤卓译：《初早期基督教会简史》，台湾：真道之声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李振群著：《透视二千年之卷一：早期教会》，西马：协传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
前言
经过了早期教会的挣扎、奋斗，教会终于成为了整个罗马帝国的信仰。到了主后五九○年，贵格利(Gregory)出任罗马教会的首领(即所谓的教皇)，教会乃进入了中古的时期，直到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成功地发动改教运动为止。自从罗马帝国分成两个部分后，东方(以希腊为首)的教会便与西方(以罗马为首)的教会渐行渐远了。各自的处境竟然不一样，教会的生态自然也就不尽相同。这种发展上的分歧，大致上在主后第六世纪的末年开始定型，结果形成了东方的希腊教会及西方的拉丁教会。前者因以传承使徒的道统作为自身的特色(当知教会源于帝国的东方，而且使徒都是东方人)，故称之为“正统教会”，也就是后来的东正教。后者则强调教会的普世性、大公性，因而称为“大公教会”。
到了第六、七世纪之间，西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由入侵者建立的王国。只是这些王国大多不甚稳定。久而久之，原先的西罗马帝国[即意大利(Italy)以及其西方的土地]在四分五裂下，乃由一些分封的王侯所统治，各自为政。这些大大小小的王侯，固然各自牵制，却也互相攻击、竞逐，以致中古的欧洲社会冲突不断，文化出现倒退的现象。至于原先的东罗马帝国，则因为政治上较为稳定，所以民生亦较之安宁。惟此帝国却早已与罗马无甚关连，且逐步发展为一个地区性的政府，统治意大利以东，直到土耳其(Turkey)一带的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拜占廷帝国[拜占廷(Byzantine)乃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旧名]。然而，这帝国却日渐衰残，直到中古后期的一四五三年，终于覆亡于土耳其信奉回教的奥图曼帝国手上。拜占廷的基督教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也随之削弱。这个正统的运作中心，在拜占廷帝国倾覆后，更不得不转移到俄罗斯(Russia)地区去。因此，真正影响欧洲宗教信仰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以罗马为首的大公教会。
信仰生活的取向
罗马教会在兵荒马乱的年日中，倒是出现了一些甚具魄力的领袖。诚如前文言及，当罗马城失陷时，就是仰仗当时的教会从中斡旋，才得免遭受大规模的破坏。到了主后五九○年，贵格利出任罗马的教皇，而其领导才能也进一步巩固了罗马教会的地位。一方面，他在教会内部推行改革，净化教会的领导层。对外，他也推行慈惠事工，帮助有需要的地方百姓面对困境。由于他相当看中宣教事工，遂使远至英伦(England)一带的地区，也归入到大公教会的信仰内。到了第九世纪，罗马教会的宣教事工，开始进一步扩展至东欧[即今日之罗马尼亚(Romania)、匈牙利(Hungary)、捷克(Czech)、波兰(Poland)等地]，以及北欧[远至今日的挪威(Norway)、瑞典(Sweden)一带]地区。自此以后，罗马教会更加认定自己才是所有教会的领袖。于此同时，在东方的正统教会，却还一直认定她才是昔日罗马光辉的继承者，所以西方的教会应该服从拜占廷的指挥才对。这种东西方的竞争，渐渐演变成彼此对立的格局，为日后的**埋下了伏笔。
罗马教会既然是惟一维系整个欧洲的主要力量，因此其运作大致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为了政令布达得以通行无阻，许多地方上的王侯也不得不拉拢教会，以取得神职人员的合作。于是罗马教会的地位又得以更加巩固并提升；只是这种声势所带来的不全是正面效果。由于政府和教会皆深入影响民生的每一个层面，导致中古的社会逐渐出现“政教合一”的现象。而教会作为信仰群体的特质，反倒逐渐模糊。放眼望去，教会的影响力除伸展到生活各层面外，信仰生活的素质却每况愈下。当时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教会的成员，然而信仰生活却不过是民生型态的一部分而已。加上文化倒退的影响，信仰生活就逐渐出现了僵硬的现象和迷信的色彩。举例而言，当日教会的神职人员，并不介意参加圣餐的人数或多或少(据一般情况，大家都会前来聚会)；然而他们却甚顾忌圣餐的酒若倒洒在地上要如何处置。原因是圣经曾说，这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参可14：24)。圣餐的饼若掉在地上，尚可捡起，流质的酒可就无法收回了。若真如此，岂不是将基督的血糟蹋在地上了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竟成了当日的关注焦点！
另一件影响较远的事，便是“补罪”概念的流行。中古时期，教会流行所谓的“补赎礼”：就是犯罪的信徒，在清楚显出悔改的行为之后，由神职人员宣告其罪从此得到“补赎”并获得赦免。这种安排，不见得与圣经所说的“悔改”观念相符，但却变成一则引发长久争论的问题。除此之外，补赎的思想也让不少人认定，犯罪是可以藉某种善行来互相抵销的，而这就是“补罪”思想的来历。我们不难看出，在误导之下，补罪的概念很容易助长生活放纵，甚至成为犯罪的“帮凶”，因为信徒容易误会：不论犯下什么罪，只要以某种善行或功德补罪即可。在农民占大多数，且文化、教育皆退步的社会中，这种偏差观念的后遗症竟然四处窜行，甚至越演越烈。到了第十六世纪改教的时期，补罪概念之下所衍生的赎罪券争执，更引起轩然大波，带动了宗教改革的浪潮。
另一方面，拜占廷帝国里的基督教素质，也出现了类似的走下坡现象。当信仰耶稣基督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会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一些非关键性的事情上面了。结果中古早期的东方教会就爆发了一场“图像之争”。所谓“图像”，指的是一些与殉道者之类的伟大信徒相关的纪念性物品，如画像、遗物等。一些信徒认为这些图像，对他们的信仰生活有所帮助，因而珍视，或甚至供奉这些东西。另一些信徒则认为这种珍视、供奉行为与敬拜偶像无异，故对此大加挞伐。这种争执，竟然从民间延伸到教会领袖当中，就连皇室人员乃至全国的主教长(其地位与罗马的教皇相若)，也被牵扯在内。其争论之烈，甚至引起了暴乱，也令意见相左的皇室与教会出现对立。整个事件从第八世纪初年开始，一直扰攘到第九世纪的中叶，才在容许图像存在的结论下收场，前后历时一百多年之久！这场内耗更加削弱了东方教会的影响力。由于图像一向被西方教会接纳，故这场争论也造成东西方的教会，在信仰课题的取向上歧见加深。
修道主义及其贡献
虽然教会面对诸般的冲击，信仰生活也变得复杂与混乱。但因此时修道院大量出现，于是就稳住了单纯的教会生活。无论我们这样去强调修道主义对中古的影响，都不会过分渲染其正面贡献。这些修道院承担了教育的任务，以至护卫了整个欧洲的文明，幸免于无知之风的摧残和瓦解。修道士亦从事耕作，且传授百姓农耕的知识，以至提升了社会朝向更高文明发展的水平。他们更是兵连祸劫中的忠心宣教士，殷勤教诲欧洲各地的百姓明白信仰的意义。当教会因为权利斗争、政教纠纷等困扰而失去方向时，他们却独立维持着单纯的信仰生活，支撑着气若游丝般的教会不至潦倒。
这些修道院大致沿袭早期教会中的个人修道思想，同时也胸怀改革教会歪风的志向。期间虽然出现过腐败的情形，然而改革修道体制的决心和坚持修道主义的崇高宗教情操，却始终如一、历久不衰。
修道人士虽然各有自己的源流，惟其中最重要者当数本笃派(OrderofSTBenedict)。本笃派人士从第六世纪开始，即成功地领导着修道风气的发展。举凡入会者必须经历一年的考验期，尔后才正式进入坚守贫穷、贞洁与服从的誓约中。他们一方面在规定的时段中恪守敬拜、默想、祈祷的操练，也在其他时段进行各种的活动，按着修道院的委派，或服侍社区、或从事耕种。其后的克吕尼派修会(CluniacOrder)亦继承此一理想，遂使修道主义这股力量迅速发展，且修道院的派别、数目与影响也逐渐增加。到了第十二世纪，单是克吕尼派的修会，就有一千五百所之多。在风雨飘摇的时期，一些教皇也来自修道院，领导教会对抗歪风。第十一世纪的贵格利七世即是典型的例子。藉此，修道主义成功地维持了西方社会宗教生活的道德、学术和信仰风貌。
维京人与回教**
中古的前半部时期，威胁信仰生活的因素，除了教会内部的争执(如图像等)，还有外在来自其他民族的侵扰。最为重要的就是来自挪威地区的维京人(Vikings)，以及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回教**。他们分别为西方与东方的社会带来了威胁和破坏。由于中古时期的信仰生活已成为日常民生的一部分，故这些威胁也强烈地冲击到中古教会的生态。
自第七世纪起，维京人即开始到其他地区寻觅粮食。到了第八世纪，寻找却逐渐演变为掠夺，所波及的地区更扩展至英伦与西欧沿岸地区，这些掠夺更进一步成为大规模的入侵，而且这些“北方人”也陆续在欧洲一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法国诺曼底(Normandy,France)就是一个例子(英文中的Norman就是来自“Northmen北方人”一词)。定居下来的入侵者一方面保留着自身的宗教型态，但又不得不认同雄据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同时这些人又以统治者的身分影响了日常的民生。于是大众化的基督教型态，就进一步朝着异教风气发展，信仰的单纯性亦因而受到更大的压力。
回教也于此时期出现在欧洲东方的边陲。其影响范围，到了第七世纪便从阿拉伯半岛向西延伸至北非洲，又向北延伸到小亚细亚。这些地区原先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及至第八世纪中叶，回教势力则更猖獗地席卷整个北非，及至部分西班牙(Spain)地区。尤其严重的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以色列(Israel)、埃及(Egypt)北部、土耳其东部等地]皆陆续落入了回教的势力范围，教会生活因之大受影响。由于回教**所采取的也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故原先信奉基督教的人士不得不改信回教。部分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则饱受逼迫。先前欧洲信徒经常到耶路撒冷等地朝圣，如今旅程则充斥着凶险。教会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因而没落，甚至完全消失。
回教**的出现，也让拜占廷帝国备受威胁。之前，拜占廷与波斯(Persia)之间长期对峙、冲突，导致国力多有损伤。及至波斯归附回教之后，土耳其也逐渐成为回教地区。拜占廷帝国日趋没落之后，东方教会的发展也随之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个左右教会发展的因素，一直影响着欧洲教会，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
问题研讨
一、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古一直纠缠不清。今天信徒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二、修道主义的行为，今天看来有点极端，却在中古时期作出巨大贡献。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哪些功课？
三、基督教在成为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时，其单纯性就会出现危机。我们该如何加以克服呢？
前言
中古教会的前半部可说是一段“建立与挣扎”的时期。只是当罗马教会的权势愈来愈高涨时，建立与挣扎乃被“统领与指挥”所取代，教会的面貌也因此开始出现了偏差与腐败。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东西方教会在一○五四年的正式决裂。
诚如之前所述及的，东西方教会的差异由来已久。只是碍于”教会一家”的观念(这也是自325年《尼西亚信经》颁布以来，大家所公认的信仰纲领之一)，双方仍尽量维持表面上的和谐。事实上，除了政治环境的不同，双方也在颇多的课题上存有争议。例如，东方教会将复活节日期的计算与逾越节的日期挂钩，因而复活节一定落在逾越节后的第三天。这做法，固然能够帮助信徒在复活节思念耶稣为逾越节的羔羊，只是如此一来，复活节就不一定落在星期日了。西方的罗马教会则一直按主日的计算来决定复活节的日期，使复活节的庆祝活动一定在星期日进行。但是这样的复活节却未必与逾越节连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算法各有千秋，但是在谁该服从谁的问题出现后，就落入水火不容的局面。双方其他方面的争执，还包括了对图像的态度、对《尼西亚信经》文字上的差异，以及圣餐是否应选用无酵饼等课题。因此在一○五四年，当罗马教会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却备受冷落时，即被冠予“藐视罗马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即教皇)”的罪名，扬言将君士坦丁堡主教长逐出教会。旋踵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竟以“驱逐教皇出教会”来作回应。双方对峙的火焰，终于触动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东西方的教会从此分家，互不来往，直到拜占廷帝国覆亡，东方教会的中心从希腊(Greece)转移到俄罗斯(Russia)去后，仍然如此。
这场**一方面凸显了双方的矛盾，其实也标示着教会的偏差与腐败。当教会不再标榜耶稣基督为元首；当福音的传播与属灵生命的建立不再是教会的首要任务，那些偏差、腐败的现象就会出现！
教皇权势与政教之争
自从踏入第十一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势即朝向顶峰发展。在中古的早期，教皇的身分仍是彼得的代表，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似乎指向彼得为教会在地上的元首(其实该经文的解释一向颇具争议)，故教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众教会的元首。到了中古的后期，教皇的身分进一步成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既然基督乃是万有的主宰(参弗1：20～23)，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凌驾于所有权势之上了。与这微秒变化同时期出现的，乃是一份日渐流传被称作《君士坦丁的封赠》的文件。该文件据说源自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声称罗马主教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教会的主教，并有权管理所有神职人员；此外，君士坦丁也将罗马(Rome)邻近的意大利(Italy)地区赠与罗马教会，如此一来，罗马教皇又拥有治理国土的权柄。由于这份文件被认为是出自君士坦丁之手，所以连反对教皇的人都认可其权威。这自然提升了教皇的地位，甚至连当日的王侯也不得不畏惧三分。只是到了第十五世纪，大家才发现这原来是第八世纪某位修士杜撰的伪造文件！由此可见，教会在看重权势的过程中，是如何逐渐地腐败了！
在教会的层面，罗马教廷的权势固然无人能及；但是在王侯等统治阶层中，却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当王侯的势力仍处于微不足道的阶段时，教会与各地政府之间乃相安无事。只是到了较后的时期，欧洲开始出现一些势力较大的王侯；同时，国家意识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中萌生。例如，日耳曼人就逐渐体会自己乃是一个单一的民族。难道这民族的统治者包括了许多王侯，大家却愈来愈意识到自己乃是“德国人”，与意大利和法兰西等的人不一样。因此，在国家治理的大事上，这些统治者即认定教皇应该专注于教会的事务，而让政府来决定民事。其实教会此时的势力，已经深入参与在民事的决策与执行中。既然所有“地方百姓”也都是“教会信徒”，因此，教会于政府之间的纠纷也就无从避免了。
最能表露此一争执的，莫过于地区主教的委任问题了。每当地区主教出缺之时，地方上的王侯就会立即委派继任人，以确保教会得以继续运作。这类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偏远地区，罗马也委实无法及时处理(昔日的通讯、交通不比如今)。王侯也往往藉此委任自己的亲信填补那些空缺，以确保政令通行和该地区对自己效忠。然而，这风气明显与罗马的地位和权势抵触，而且政府的委任也往往带来利益输送的弊端。罗马教会因此极力反对，并因而在英国(UnitedKingdom)、法国(France)、德国(Germany)等地造成政教之间的严重冲突，甚至出现兵戎相见的场面。表面看来，教会在这些争执中居于上风。到了第十三世纪初期，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III)在位时，教会的权势更加达到颠峰，就连一些欧洲王室的婚姻，都得经过教皇批准才可。然而这种“盛气”却招来地方王侯的反感。英诺森之后的一百年间，教会的权势就逐步下降。到了第十四世纪初年，一些强势的君王(如英、法的统治者)甚至伺机羞辱教皇，以压抑其气焰。呼风唤雨的权势，换来的至终不过是王侯心底里的敌意。及至宗教改革风潮出现，许多王侯竟执意支持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此乃当初教皇始料不及的！
权威之争固然涉及了真理层面的考量，但也显然地搀杂了利益、权力的因素在内。教会的属灵光景在争权夺利中逐渐沦为次要的事情；与教会身分不符的腐败行径也就此抬头了。
十字军东征
这种名实不相符的行径之一，而又影响深远的，就是十字军的东征了。从一○九五年首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到一二七○年最后一次的东征，在将近二百年的岁月中，成千上万的军人，在十字架的旗号下，一波接一波地前往东方征讨。欧洲的基督徒社会也一直观望这些东征的队伍，是否真能解救圣地，使之脱离异教**的控制。
促使十字军出现的原因，可说是多方面的。由于拜占廷帝国走下坡，无力善加保护信徒；土耳其(Turkey)回教**崛起后又以激烈手段压制基督徒，使得许多信奉基督的人，不得不面对被杀或被卖为奴的惨境。这等消息传到欧洲社会，激发了许多人同仇敌忾的意识，扬言要为神争战。此外，平安地前往圣地朝圣的需要也甚庞大，但是这些异教**却控制着朝圣的路线及目的地。加上欧洲的基督教王侯新近成功地击败了信奉回教的入侵者，从回教**手中夺回一度失陷的西班牙(Spain)及西西里岛(Sicilia)。许多人因此受到激励，要进一步征讨这些异教分子，收复失地。因此，当解救耶路撒冷弟兄于水深火热中的呼召发出，以及以驱逐回教**来恢复圣地面貌之指令下达后，第一次的十字军就浩浩荡荡踏上了征途。号召此次史无前例之十字军的，正是当时的教皇乌耳班二世(UrbanII)。这种假信仰之名，却行杀戮之实的军事行动，竟然由教会的最高领袖所倡导！抚今追昔，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胜唏嘘！正因为当时教会的领袖确实能够号令欧洲，加上许多人也只知道靠打仗维生；如此一来，就连欧洲所有的主要王侯和整个地区的百姓，都卷入了多次所谓的“圣战”行动。
尽管十字军于第十二世纪在耶路撒冷地区，建立了一个短暂并具拉丁色彩的王国；然而，十字军东征大体而言是失败的。参与行动的王侯皆伺机成为军事盟主，号令天下，因而军队内部出现了相互竞争和排斥，弄得军队内部号令不一。从军的人当中，更多人藉此良机寻找生活出路，甚或逃避家乡的某些责任。更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也趁机从军，以求平步青云。结果，十字军行经之处，往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甚至有十字军途径拜占廷帝国疆域时，大肆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前往巴勒斯坦(Palestine)！沿途的许多犹太人社区也遭到打击和掠夺。十字军东征的基本目的，有如轻烟消散，一事无成！反而回教与基督教之间，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怨怼、仇恨却因此加深；东方的拜占廷教会与西方的拉丁教会也因此更加互不信任。惟一正面的，倒是欧洲与中东地区，从此有了某种程度的交通往来，促成了文化上的交流，也帮助一些重要的典籍从东方流入欧洲；此番成果确实出人意料。纵然如此，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始终是教会的一记败笔！
经院学派抬头
中古时代予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片的黑暗与落后，而事实不然。分封的王侯固然相互攻讦、争斗不休，然而，大家不要忘记，修道院仍然继续肩负着维持文化进步的使命。许多修道院为此聚集了一些学有专精的人士，设馆授徒。另外一些主要的教会中心，也在其主教的座堂里面，汇聚了一些学者，以作推广学术思维的工夫。这些修道院与座堂的学者，逐渐吸引了其他学者前来，形成了一些学术群体。同时，学科与学制也在这等学术中心逐步被规划起来。到了第十二世纪，这股学术研究的风气，促成欧洲地区兴起多所名闻遐迩的大学，包括巴黎大学(UniversitedeParis)、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eofCambridge)等。这些大学的课程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水平，而最终的高级(博士)课程分为医学、法律及神学三个学习范畴，其中尤以神学的探讨最为显著与重要。由此可见，信仰在早期大学中所占之分量和地位，乃是举足轻重的。
大学的出现，不但进一步带动并推广学术研究的气氛，更催生了所谓的“经院学派”。“经院学派”所标榜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学者企图将各种各样的学问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使人类可以拥有整全的知识。它背后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哪一个学科，所有真实的知识、学问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一切的学问皆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只要我们从事精密的思维和彻底的探究，就能够建构一个涵盖一切的、整全的学问体系。因此上至天文、下及地理，都成了经院学者所欲探究的课题。加上教会从开始即参与在大学的建立中，许多修道士其实也就是这些经院学者队伍中的一分子。中古后期(从十三世纪开始)出现的学者，诸如多玛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就是来自修道背景的修士。这些学者极欲努力整合神学与哲学思想，以使基督教信仰扎根于坚实的基础上。姑勿论他们努力的成果如何，这份心志本身却是值得嘉许的。这些人为信仰作出的贡献，不仅在当时被视作瑰宝，即使在今日，他们努力与心血的结晶，仍然是许多人研究的对象。中古的教会之所以没有在腐败中消失，实归功于这些以学问工夫服侍神、服侍教会的学者！
问题研讨
一、有人指出：“权力带来腐化，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综观中古时期，我们可以有哪些学习及体会？
二、维护神真理与维护自身权益，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今日的信徒当如何自守，得免掉进这种漩涡？
三、学术工夫对信仰一直有其正面贡献。今日的教会当怎样善用资源，以使福音发挥更加正面的影响？
前言
常言道：物必先腐尔后虫生。教会之所以出现改革的诉求，皆因自身的腐败。只不过改革并非肇始于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在那之前，中古末期(自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末叶)就已经出现几番改革的努力了。这些努力都是针对教会的腐败而作出的。其实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罗马教廷的威望即萌生了滑坡的迹象。由于教廷本身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故不得不和日渐兴起的各主要王室妥协。加上奢华的挥霍，教会的财政也越发依赖各方王侯的支持。这些因素导致教皇的权势江河日下。可惜的是，教会不单没有反思其属灵的角色，作好分内的任务；反而任由一些腐败行径在教会中蔓延。
教会的腐败行径
这些腐败行径之中，较为严重的就是圣职买卖。以钱财交易来谋取教会中某个职位的作风，在第五世纪迦克墩会议的决议事项中，即遭禁止。可见这种买卖圣职的行为，古已有之，不容易完全避免。只是之前的圣职买卖仅在暗中进行。到了中古时期，此种勾当竟然化暗为明；虽然教廷一再申令取缔，但欲禁不胜禁。由于当日教廷不得不与执政者妥协，故导致委任某些重要职位时，不得不“参考”教会以外的意见。而且，当金钱交易成为广被接纳的手段后，“价高者得”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圣职买卖可说是教会腐败的主要祸根。因着通过此种途径而获得委任的神职人员，自然不会将神圣的牧养工作放在首位。而且“购买”圣职的人，不难想象包括甚多生活放荡不羁、行为不洁之辈。甚至这种光景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致使神职人员的素质朝着低落的方向发展。如此一来，中古后期的许多神职人员皆不得人心，甚至引起公众的反感。教士当中不识字者，大有人在；情况之严重，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由于获取某些有利可图之职位的花费相当高昂，买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须设法从其他途径来弥补开支；结果一些能够快速聚敛大量钱财的事务，很容易就获得大力支持，尽管这些事务也许并不光采。这就解释了为何“赎罪券”竟然在民间，以商业手法来大量推销。“赎罪券”的本意乃在给购买的认罪者一份眼见的凭据，使其确知自己的罪已获赦免。只是不少参与推销的人士，往往利用花言巧语蛊惑百姓购买，好从中获利。大量推销赎罪券的做法，大大误导了百姓，使他们以为只要拥有赎罪券，即可任意犯罪，因为赎罪券能使他得到赦免(这也是补罪概念作祟的结果)。教廷其实也明白内中的弊端。惟碍于财务上的需要，也只得使用这一类的手法，以解决入不敷出的局面。赎罪券因此在中古的末期，不止一次地在欧洲全面推销。
圣职买卖也带来另一件颇令百姓诟病的事情，就是圣职的兼任风气。既然圣职可以花钱买到，且又带来实质上的利益，，不少人就特意兼任超过一项的圣职。这种行径固然引致神职人员素质低落，事实上他们也根本无法履行其牧职。由于兼职者无法同时现身在不同地区，结果在中古的后期，牧职人员不见踪影的情形颇为严重。虽然在信仰的取向上，一般中古的信徒多有异教色彩，认知真理的水平也未必很高，但他们却都是非常热衷“信仰生活”的人。举凡婚丧嫁娶都一定以教会定规的方式进行，且由神职人员主持。婴孩出生后也必须尽早举行洗礼，因他们认为，尚未受洗的婴孩一旦夭折，就无法进入天堂。但是许多牧区的神职人员根本不会出现！这些圣职既非出缺，故也无从另行委任，老百姓就只能摇头叹息了。单是圣职买卖一项，即招来如此多的弊端，其他的就是可想而知了。
来自体制内部的改革
这些腐败作风，令不少教会内部的领袖痛心疾首，并力主匡正改革。由于腐败的情况十分明显，故教会高层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只是许多弊端由来已久，必须从长计议，方能奏效。为此，教会乃采用大公会议的方式，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商议改革的方案。所召开的一系列“拉特兰会议”(LateranCouncil)，也确实凝聚了一些共识。例如：一一二三年的一次，明令神职人员禁止纳妾，一一三九年的会议再度申令禁止圣职买卖。只是声明归声明，腐败之风并未减弱。其后的几次会议，尤其乏善可陈。最后的一次拉特兰会议，甚至是在改教爆发的一五一七年所召开。讽刺的是，这些会议所针对改革的对象，正是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可想而知，改革也就变成了空谈。这条路线的改革努力，至终宣告彻底失败！
在内部改革的呼声中，罗马教廷上演了一次发人深省的变故。原先教廷一直在罗马(Rome)运作，由于种种原因，却在一三○五年搬迁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France)去，并且事事受制于法国的干预。教廷不得已于一三七七年搬回罗马(史称“教会被掳巴比伦”)。然而一些教廷高层人士，却在罗马教皇之外，另行选立一位教皇，并让他回到亚威农去。欧洲出现了两位教皇之后，各国王侯就可按照自身的需要，各选其中一位作为承认与效力的对象。为了解决这局面，部分人士乃宣布原先的两位教皇无效，另立教皇。如此一来，原先的二位除不肯善罢甘休外，并拒绝下台。欧洲因而出现了三位教皇的诡异局面。教会改革的需要，益发明显。为此，一些教会领袖，连同大学的一些学者，联手提出“议会改革”的方案，号召在教皇掌控的“拉特兰会议”以外，另行召**议，推动改革。这个于一四一四年召集的“康士坦斯会议”(ConstanceCouncil)，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三位教皇的尴尬局面，又提出以“议会”来制衡教皇的权柄，以期达到改革的愿望。只是当结束纷争的教皇站稳之后，就明令禁止“议会改革”的运作。内部改革的努力，从此也就无法抬头了。
来自教廷以外的改革
教会需要改革，人尽皆知。一些堪称表率的典范人物，就成了大众学效的榜样。彼得·瓦勒度(PeterWaldo，1140～1217年)就是其中之一。在清楚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这位商人变卖了产业，专心过着贫穷的传道生涯；为了方便听众，瓦勒度亦将圣经翻译为自己家乡的语言，作为传道之用。他的精神感动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瓦勒度派”出现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这些人甘受贫穷、专心传道的表现，无异在指控教会高层的奢华与放纵；故也因此受到压制和**，甚至被斥为异端。逼迫并无法消灭这股属灵的热忱，瓦勒度派反而在压制之下扩散开来，其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中世纪的末年，在欧洲大陆中部与东部尤其明显。
至于与大陆一水之隔的英国(UnitedKingdom)，则于十四世纪出现了著名的改革家约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1329～1384年)。他出身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眼见教会的腐败，威克理夫遂透过写作、授课、讲道抨击教廷的教导与行径，指出教会乃神子民的群体，而非教廷指挥之下的附属品。威克理夫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怀抱改革思想的追随者，他们将老师的言论带到四周的城镇去，又发展了自己的组织与教廷对抗。威克理夫最为著名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由于当日的圣经一直采用拉丁文版本，故一般百姓根本无从理解其中的内容。威克理夫主张，任何人都有权透过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圣经，于是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英文圣经。教廷固然视之为异端，却也无法有效地制裁他，倒是强迫他离开了牛津。这位推动圣经翻译的改革家，在离开牛津两年之后与世长辞。然而他的追随者却将他的思想，有效地散播在英国人的心中，为日后英国教会的改革提供了动力。
在欧洲大陆继承威克理夫改革理想的，是来自捷克(Czech)的神职人员约翰·胡司(JohnHuss，1374～1415年)。由于深受威克理夫的影响，所以他也同样强调圣经的权威、抨击教会的腐败，包括贩售赎罪券的行为。胡司的言论自然不能见容于罗马教廷，甚至被逐出教会。但是他的教导甚获当时捷克人的欢迎。当教会领袖在康士坦斯(Constance)召开议会，以解决三位教皇并列的困境时，就传召胡司前来解释他的立场。胡司应讯出席，却在会上被斥为异端，当场就被活活烧死，成了改革运动的殉道者。支持胡司者事后组成独立的教派，与罗马教会分庭抗礼。这股改革力量在欧洲大陆上一直存在，也影响了日后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
改革的浪潮不仅在其他国家出现，也浮现于罗马所在的意大利(Italy)。到了十五世纪，罗马教会的一位神职人员萨沃那柔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年)也领导了一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改革运动。此人是一名修道士，透过讲道带动了改革，又将当日腐败、凌乱的佛罗伦斯(Floence)地方教会，改变成修道院般的模范教会。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萨沃那柔拉免不了批评教会的腐败与不当，并因而被教廷驱逐，最终受火刑处决。这位改革家其实就是罗马教会的自家人，但至终也因推动改革而被排斥。大家不禁会问：教会果真无药可救了吗？黑夜到底还有多长？
神既是教会的主，他就不会离弃自己的教会。其实到了第十五世纪末年，欧洲的文化与思潮也都为教会的改革作好了准备。此时的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气象。文艺的抬头，带动了对古代文献的珍惜与研究。圣经作为古代文献之一，其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改革思维因而逐渐散布开来。虽然就外表看，这时期的改革皆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萨沃那柔拉被烧死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马丁·路德的怒吼便于一五一七年出现于德国(Germany)。宗教改革时期也随着路德的出现而到来。教会的主始终是信实可靠的上主！
问题研究
一、教会在外表上的成功，往往带来内在的腐败。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防备这样的情形出现？
二、中古时期的改革都不成功。你能归纳出招致失败的各种因素吗？
三、改革的推动，往往在于领袖人物的付出。从这些改教先驱的身上，你学会了什么？
阅读建议
如果需要，可进一步参看以下一些从论教会历史的书籍：
一、祁伯尔(KuiperB.K)著，李林静芝译：《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二、余达心著：《基督教发展史新译》，台湾：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一九九四年。
关于中古时期的教会，可参阅：
李振群著：《透过二千年之卷二：中古教会》，西马：协传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
前言
十六世纪是一个弥漫新气象的时代。典型的例子，就是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在世纪的交替的时刻(1492年)，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为欧洲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憧憬。然而此时刻的欧洲也充斥着不安与变革的迹象。社会、文化的发展，导致日后所谓的中产阶级逐渐出现在许多城市中，冲击着中古简单的农民、贵族的社会的结构。教会改革的失败则引来了普遍的反感。大学里面的学者皆意识到变革更新的需要，翘首以望新的改革动力。一般农民与基层人士更是对现状愈来愈不满。惊天动地的变革条件，似乎都已经预备好了。与此同时，宗教热诚的火炬仍然透过修道院赖以维持。一些修道士仍然坚持理念，透过刻苦、敬虔来展现对信仰的忠诚，以祈获得神的喜悦。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就是其中一位。
路德与“九十五条”
马丁·路德生长在一个不甚富裕的矿工家庭。在节衣缩食情形下之，一直努力读书的他，终于进入了大学，修读法律的博士学位。然而，他心中一直盘旋着一个相当恼人的问题：罪人要怎样才能获得圣洁神的恩惠呢？这份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关注，使他毅然离开法律的学习，加入了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一心要按照当时的观点，透过克苦己身的方式来换取神的悦纳。在修道院操练的同时，马丁·路德也开始修读神学博士的课程，专心研读神学与圣经。在这期间，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道理。首先他体会到：再多的克苦、善行也无法与神的良善相比，人越是企图以善功来换取神的义，就离开这义越远！另外，他又发现圣经的教导与教会流行的说法不一致：义人得生的途径不是透过善行，而是藉着信心接纳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提供的救赎。马丁·路德终于明白：圣经所说的“神的义”，原来不是指神对人的要求而言，而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礼物”！这项称为基督的真理，为整个宗教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时的马丁·路德已取得神学博士学位，也被修道院派往位于威登堡(Wittenberg)的大学讲授圣经与神学。他将圣经关乎救恩的道理，透过在威登堡的大学及教会，传送给身边的人。只是他所能够影响的人，并不怎么多。而就在这时候，罗马教皇为了筹款修建教廷所在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再次在整个欧洲发动售卖赎罪券的活动。负责在马丁·路德所在地区贩卖的人，推销赎罪券的言论及手法，激起了马丁·路德的不满。当日推销的人声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币落入了钱箱，罪就立即获得了赦免！这番厥词显然与鼓励犯罪无异，更与马丁·路德所认识的福音道理有所抵触。终于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张贴了一份名为“九十五条”的文件，指出赎罪券并不具备所宣称的赦罪功效。这举动马上引发了极大的震惊。一位在罗马大公教会体系出身的修道士，竟然公开反对教会的教导，此举无疑大快人心。加上之前不久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加速了这份文件在欧洲各地的风行，且带动了许多讨论。
罗马教廷起初不以为意，只觉得这是某个角落里的小修道士在大发谬论，遂指示相关的主教、大主教等，设法平息风波。一年之后，事情其实已开始比较平息下来。只是一位认同教会传统观点的教士，非常不满马丁·路德的言论，且要求与他公开辩论，以正视听。路德接受了这项挑战，双方乃于一五一九年，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aetLeipzig)举行了这场影响深远的辩论。路德在辩论中阐述自身的立场时，并不讳言赎罪券的无效，进而也指出了教会、教皇等皆不具有赦罪的权柄，因为这权柄仅仅来自耶稣基督。路德指出其观点所依据的，不是教会的传统，而是圣经本身的教导。这样的立场当然无法见容于罗马教廷，而教廷也不得不要求他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悔改，并收回言论，否则就将他逐出教会并终止教籍。只是马丁·路德深知这确实是圣经的教导，因而拒绝悔改，甚至在公开的场合，当众焚烧了教皇所下达的悔改谕令！宗教改革的浪潮自此石破天惊地展开了。
德国宗教改革的早期发展
宗教改革起初主要在德国(Germany)地区展开。马丁·路德除了继续在威登堡教书及讲道外，也透过文字来陈述教会改革的需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份文件是《基督徒的自由》(陈明作基督徒的意义)、《教会被掳巴比伦》(指出教会已背离神的道，犹如昔日以色列因背道而被掳一般)及《致德国王侯公开信》(公开鼓励王侯为真理来推动教会改革)。透过这些努力，改革教会的风气逐渐扩散到其他德国王侯的辖地。当日德国的王侯，连同匈牙利(Hungany)、奥地利(Austria)等国皆隶属一个联邦，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帝国实质上与罗马(Rome)无涉，且运作上也不如一般的帝国]。为了彻底对付马丁·路德这新兴的“异端”，帝国召开了国务会议，并传召马丁·路德前往答辩。为了真理的缘故，马丁·路德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席了会议，但却发觉这不过是个命令他悔改的会议，根本没有任何让他作出答辩的安排。这位改教家于是勇敢地向会议宣告说：“除非能够依据圣经判定我的见解是错误的……否则，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的观点；因为违背良心行事，是不对的，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神帮助我！”这名不知好歹的修道士既然拒绝悔改，帝国就褫夺了他的公民身分，并要将他逮捕处死。所幸马丁·路德在作出宣告之后，立即离开会场回家，又在路上被支持者强行拦截并藏匿起来，因而逃过了追捕。之后，帝国本欲继续追究保护他的人士，但是由于奥图曼帝国信奉回教的大军压境，帝国的元首不得不暂时容许各王侯拥有宗教事务上的自决权，藉此联合各王侯，一致共同对抗入侵者。马丁·路德的福音信仰，就此散播开来。其后，马丁·路德甚至可以公开回到威登堡继续领导改教的进程。
当围困维也纳(Vienna)的入侵军队撤离后，帝国曾再度追究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然而，教会改革已经开始在许多地区植根，支持改教的王侯也联名向帝国元首提出抗议，认为各王侯拥有宗教事务的自决权，不容外力干预(基督教的Protestant一词，就是这样得来的)。帝国元首虽然一面倒地支持罗马，但却一时之间无法贯彻政令，去**这些改教的王侯。各王侯也乐得自行处理宗教事务，这些统治者从此就分成罗马派与抗议派(改教派)两个阵营了。
所谓宗教改革，就是扬弃罗马大公教会当时所持守的救恩观，认定所有人只有凭着“信心”，接受“圣经”所宣讲的基督十架救赎“恩典”，方可以获得神的义，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所谓“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的三大改教诉求了。同时，教会也在运作方式、聚会程序、教导内容等方面，根据这些原则作出调整。因此，教会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合圣经的腐败现象消失了，迷信色彩的教导被取缔了，企图以苦修善功取悦神的修道院解散了。马丁·路德在藏匿期间，也将圣经从原文翻译为优雅流畅的德文。之前不久才发明的活版印刷技术，则将路德的著作及他翻译的圣经，以大量又低廉的方式，迅速地流通到欧洲各地。慕名者蜂拥至威登堡大学(UniversityofWittenbeng)，渴慕在路德门下受教。这些人回家之后，也将改教的信仰，以及改革教会的方案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其他地区的大学学者，深明改教的意义，也纷纷加入鼓吹改革教会的行列。宗教改革就如风暴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
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
除了德国以外，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在瑞士的苏黎世(Zurich,Switzerland)展开。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苏黎世城中一名神职人员慈运理(UlrichZwingli)，也认定福音信仰才是圣经的正确教导。一五二二年，慈运理在禁止吃肉的守斋期间，特地聚众公然吃肉。此举引来一连串的辩论，因许多人认为在守斋期间吃肉，是不得神喜悦的事情。慈运理藉着辩论可否吃肉的场合，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到底怎样能够让一个人得着神的喜悦呢？是善行？还是信心？正如马丁·路德所坚持，义人是因信得生的；既然如此，凭借信心的福音信仰才是真挚的信仰。经过这些辩论，苏黎世的市议会乃决定：慈运理的见解是正确的，以后教会的教导及运作方式，都要依据他的方案进行。慈运理从此取得了苏黎世教会改革的主导权，在这个瑞士城市中，推动类似马丁·路德在德国所进行的改革运动。苏黎世的改革措施立时招致了一些邻近地区王侯的反对，并弄到兵戎相见；而慈运理也在一五三一年的一场战争中去世。然而苏黎世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继任者布灵尔(JohannHeinrichBullinger)的带领之下，苏黎世城继续领导着瑞士的改教，而且又将改教风气蔓延到了其他瑞士的城镇去，包括与法国(France)接壤的日内瓦城(Geneva)。往后日内瓦城甚至超越苏黎世的地位，成为瑞士宗教改革的大本营。
另一个教会改革的主要地区是英国(UnitedKingdom)。自从亨利八世(HenryVⅢ)登基作王，英国的中产阶级即迅速兴起。这些人比一般农民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的处境，因为社会、制度、政策等之不合理现象，无一不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且影响非凡。由于他们非属贵族阶层，不易左右大局，故不得不寄望统治者进行改革，结果成了改革思维的强大支持群体。在这期间，英国社会各阶层对教会不满的气氛相当普遍。加上约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民间对改革的诉求一直存在。因此，当马丁·路德振臂高呼之后，脱离罗马教会体系，以及改革教会信仰与生活的情绪，即不断地在英国提升。时逢国王亨利八世与原来王后的离婚要求，遭到罗马教皇拒绝，国王当下乃“顺应民情”，召开特别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最高治权法案》的决议，宣告英国的国王从此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举动等于宣告教会从此与罗马决裂，自行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时为一五三四年。随后，亨利八世即强行解散修道院，没收罗马教会的产业，使用英文圣经于聚会之中，并着手编辑英国教会自己使用的《公祷书》。这一连串的行动，为英国改教运动揭开了序幕，也让民间改革教会的主张得以伸张。当时在言论界领导群众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ofCambridge)的领袖，也支持国王的宗教政策，乐观其成。英国教会乃在亨利八世的荫庇下，走上了改教的不归路。
改革教会的行动虽然不是始自马丁·路德，却是在他倡导的宗教改革之下成功的。许多人都在问：为何之前的改革都失败，独有马丁·路德的改革成功？这里面的因素显然相当复杂，难以归咎于任何单一的原委。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之前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针对个别的腐败行为而提出的；然而，当人的内心或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外在的改革就不可能持久。马丁·路德的改革却是从信仰、教义着手，他透过信仰的更正，改变了人的生命本质，从而达成表里一致的改革。事实上，是“教义”的改革，使十六世纪的这场改革运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至终匡正教会重新回到圣经的基础和原先的正路。
问题研讨
一、从“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这三方面看，你认为今天的教会是否充分表彰出这些改教诉求？
二、马丁·路德甘冒生命危险所说的“这是我的立场”，成为流传几百年的名句。你可曾否想过，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能够付上什么代价？
三、强调教义的改革，带来了教会的更新；强调行为的改革，一事无成。这历史事实对今天的基督教有何启发？
前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威登堡(Wittenberp)的小小火花，掀动了在苏黎世(Zurich)的火焰。在德国(Germany)与瑞士(Suitzerland)出现的改革运动，逐渐汇集而成一股澎湃的浪潮，不住地冲击着整个欧洲。我们不难想象，这股浪潮势必引起各式的**与攻击。事实上，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九十五条”出现，宗教改革一直面对着反对阵营的强力反弹。在改教的路上，神再一次彰显出他眷顾教会的奇妙恩典，他的保守让改革不至淹没在反对的势力下。“万事互相效力”的道理，再次获得明证。
德国改教的进展
德国既是最先推进改教的地区，遭受反对的势力也就最为强大。帝国的元首很快发觉，那些支持改教的王侯已定义不顾一切赞助改革，且又组成了联盟，来对抗帝国向他们所施加的压力。这位欧洲最有权利的人物，查理五世皇帝(KingCharlesV)，决定使用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政令。元首的军队在一五四○年代开始进驻德国地区，并且成功地瓦解了改教王侯的联盟力量。在“罗马派”王侯的协助下，甚至在一五四七年攻陷了改教的大本营威登堡。神怜悯了他的仆人，因为马丁·路德在这之前，已于一五四六年病逝，得免成为罗马派阶下囚的羞辱。其实，当罗马派的军队进入威登堡教堂时，曾打算将葬身此地之马丁·路德掘出鞭尸泄愤。然当时查理却仁慈地下令说：“我无意与死去的人计较，就让死人安息吧！”路德的墓地而得以保存完好，直到今日。
帝国的势力既然压倒了部分王侯的势力，德国改教的力量应该就要面临瓦解了。然而此时德国的罗马派王侯，也开始担心查理的势力过度高涨，有吞灭己身实力之虞。因此德国的王侯开始不分信仰取向，结合起来，或明或暗地抵制元首的各项政令。查理皇帝本身来自西班牙(Spain)，如今劳师远征，却在德国弄得僵持不下，进退两难；心灰意冷之下，只好在一五五五年，与交战各方签定了著名的“奥斯堡和约”，体面地离开了德国的疆土。该和约条文在教会事务方面，正式承认了德国改革派的教会拥有合法的地位。从此，马丁·路德所建立和领导的德国教会(称为福音教会，即今日的信义宗教会)取得了法理上的认可，宗教改革在德国地区可说是取得了胜利。
瑞士改教的延伸
瑞士改教的发源地是苏黎世，但是对改教全局影响最大的，却是日内瓦城(Geneva)。支持教会改革的人士，很早就开始在日内瓦活动，只是影响不甚显著。及至一五三六年，一位颇负盛名的年轻学者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因逃难而路经此地，即受到当时的改革领袖感召，留了下来协助推动改革。日内瓦自此在改教的历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加尔文乃法国人。二十二岁即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在改教的风潮中，接受了路德所倡导的福音信仰，因而不得不离开当时偏向罗马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ofParis,Rome)，四处流亡讲学。这次途经日内瓦，虽是路过性质，却因当地的需要，深受感动而留下参与教会的改造工程。但两年之后，日内瓦市议会的立场变动，加尔文不得不离开，远走他方。过了三年，日内瓦城的宗教事务日趋混乱，市议会在权衡利害之后，决定再度邀请加尔文前往主持教会事务。虽有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然而加尔文这头超级好马，却深感神旨意的带领，毅然回到日内瓦承担危局，主持教务，力挽狂澜。须知当时的教会成员，实质上也涵盖了整个城市的人口。主持教会事务的人物，着实举足轻重。加尔文却以一名法国人，进到瑞士人的当中，企图在混乱中改造教会，其处境之艰险，可想而知！加尔文果然不负众望，从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内瓦到一五**年辞世的二十多年中，加尔文将日内瓦教会建立起来，成为宗教改革中的头号模范教会。
加尔文在圣经教导、神学论述方面异常出色。加上对教会纪律的强调、处事认真而又无私的态度，遂令日内瓦教会名声远播。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宗教避难者，皆慕名而至。加尔文也给予这些人充分的空间，学习宗教改革之道。这些人分别回国之后，得以让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与教会体制根植至欧洲各地，包括苏格兰(Scotland)、荷兰(Holland)、法国(France)等。加尔文又设立了日内瓦学院(GenevaAcademic)，为各地培植所需的神职人员。凡此种种，使这位改教家至终成为马丁·路德之外，另一位主要的改教领袖。瑞士的教会体制(称为改革宗教会或长老宗教会)，亦因此而广泛流传到世界各地。
英国的改教历程
英国(UnitedKingdom)的改教，自《最高治权法案》始，即与宫廷的政策挂钩。因此，当亨利八世(HenryⅧ)在位的时候，改教的进展大致顺利。亨利逝世后，继位的爱德华六世(EdwardⅥ)年幼，政务由摄政主持，在宗教事务上延续了亨利的方针。国会在一五四九年进一步通过一项《教会统一法案》，使《公祷书》在英国教会的运作上，成了惟一的合法标准，遂使改教运动在英国得以继续壮大。然而，敌对的罗马派势力却一直伺机而行，准备大举反击。爱德华国王逝世，玛莉女王(QueenMary)登基，反对改革的势力终于抬头。自从玛莉于一五五三年即位，宫廷的宗教政策即行逆转。大批改教分子遭到逮捕、下狱及杀害；许多人不得不逃亡到欧洲大陆去。而这位女王因此得到“血腥玛莉”(BloodyMary)的称号。惟此时英国改教的情势大受影响，改革派实力消退。但是，纵观当时处境，人心仍然倾向改教派的观点。就在改革实力尚未被彻底铲除之前，玛莉女王却先一步撒手尘寰。血腥的日子只不过持续了五年而已！继位的伊利莎白(QueenElizabeth)登基后，立即恢复从前的《最高治权法案》及《教会统一法案》，致使英国的改教路线得以继往开来。在伊利莎白女王悉心主持朝政下，英国国势日趋强盛，英国的教会也就更加独立于外界的干预了。由于伊利莎白女王在位长达四十五年之久，故令宗教政策得以落实贯彻。当伊利莎白女王成了举国上下拥戴的君主，基督教(主要是英国教会，又称为圣公会)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英国宗教信仰了。
其他的改革情况
除了以上三个地区之外，宗教改革也在其他欧洲地区蔓延。一般而言，靠近德国的地区，逐渐接受了德国信义宗型态的基督教，包括瑞典(Sweden)、挪威(Norway)、丹麦(Denmark)等地。改革宗型态的基督教则逐步扩展至法国、德国南部、荷兰及苏格兰等地。英国的圣公会则一直维持着地方特色，与欧洲大陆上的型态有别。此外，一些较为独立发展的小规模改革团体，也出现在欧洲。这些小团体一方面反对罗马派的观点，但又对划分教区、设立主教等较为制度化的教会型态不以为然，因而选择独自发展的理念。只是由于缺乏高瞻远瞩的领袖，这些团体的观点往往容易流于偏激。因此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打着改革旗号的群体，经常引起社会的动乱，为改教带来负面的评语。犹幸到了十六世纪的后期，这些偏激因素逐渐消退。只是他们仍旧无法与其他改革派结合。遗憾的是，这些较小的宗教团体，往往也不见容于其他基督教体系，因而同时遭遇罗马派及改革派的排斥。当中不少人士成了四处飘流的“宗教”难民；当中也有选择离开欧洲，移民到美洲新大陆去的。门诺会和贵格会就是其中较为人知的典型。
改革派的成长，确实让罗马派刮目相看，以至当中一些较为开明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改革确实是刻不容缓的！这些人士主张留在罗马的体制中，推动教会的变革，并清除那些招惹批评的腐败。一些具改革思想的修道会开始出现；许多以改革作为职志的人物，更积极推动真正的敬虔作风。逐渐地，改革的气象也出现在罗马派的圈子中。神职人员再不可擅离职守，平日的训练与学术水平不仅大幅度提高，还得遵守严格和高水平的道德生活标准。这股罗马教廷内部的新兴力量，在改革的决心是一致的，留在体制内推动改革的方针也相同，但是对于德国、瑞士等地，改革派的态度却分成了两个阵营。温和的阵营赞同与路德、加尔文等人和解，接纳部分改革派的主张；强硬的一方则认为路德等人乃是异端分子，应该加以**。经过一番争持，强硬分子终于占了上风，其路线逐步成为了罗马教会官方的立场。其后于一五五五年，强硬阵营的人士更出任教皇，主导了整个罗马内部的改革取向。罗马教廷随后也召开大公会议，在教义的取向上与改革派针锋相对。罗马派与改革派之间的路线，从此也就更加南辕北辙了；前者就成了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后者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了。
到了十六世纪末年，欧洲各地的宗教取向大致开始定型。然而，宗教因素所引起的冲突，却并未削减。小规模的纠纷与摩擦不断出现。星星之火，竟然再度燎原；这些小规模的摩擦，以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冲突，又继而在一六一八年演变为战争。这场战争非常激烈。由于每个国家都在宗教问题上作出了抉择，参战的单位因此涉及了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德国既然是最先推动改革的国家，故冲突最烈的地区也在德国。由于不同的国家，其参战的时刻不一，这场战争结果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据说德国地区的每一寸土地，在此“战火”蹂躏之下，至少都被焚烧过一次。到了一**八年，交战各方都意识到，胜利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单位。在一些有心人士斡旋之下，大家同意停火并签定了著名的《威斯法利亚条约》(TreadyofWestphalia)，结束了这场惨酷的“三十年战争”。这条约为各个不同宗教取向的国家划定了疆界，从而止息了冲突。例如本来是一个地区的荷兰与比利时(Belgium)，就一分为二了，各自由支持改革派与罗马派的政权统治。更为重要的是，交战各方也同意，采纳“宗教自由”的原则行事，尊重与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而且各方也允诺，从此不再为信仰之不同而大动干戈了。
自此以后，欧洲各国大致上奉行此一原则，而且总体来看也遵守了条约内所划定的疆界，直到二十世纪的大规模冲突为止。因此，我们可以说，《威斯法利亚条约》结束了战争，也同时结束了“宗教改革”这个教会历史的重要时期。此后，基督教与天主教也就各自独立发展了。
问题研讨
一、上主保守了改革教会的运动，在多次的危难中化险为夷。你从中学习到什么功课？
二、宗教改革的成功，与改教家的委身奉献精神密不可分。当今日的教会面对某些需要或冲击时，这些改教家对你有何启发？
三、宗教改革结果以战争方式结束。你对此有何感想或警惕？
前言
踏入改教的后期，在支持改教的各地区，教会在教义、制度、政教关系等方面的取向陆续固定下来。改教各阵营之间的差异也就逐渐地浮出了台面。容忍不同意见的宗教政策逐渐获得了认同，一些独立的信仰群体也开始出现在改教地区，形成了新兴的教会或宗派。即使是同一源流的改教教会，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的差异，久而久之，也会演变为不同的宗派。其实这些不同阵营或宗派的信仰，在主要的教义上是相当一致的；只是在组织、规章、以及某些次要的课题上存在差异。然而，由于必须清楚地与罗马天主教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基督教的宗派，皆竭尽所能地界定自身的立场，也因而较为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异。纵然如此，整个基督教的发展，仍是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前进的。
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
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初年开始，由于精细的阐释教会立场，基督教圈子里面出现了所谓的“正统主义”，教会开始关注一些较为次要的教义及信仰内容，诸如洗礼的方式、圣餐的饼该用何种材料、好行为在信徒生活中的分量如何等。这种关注固然有其必要，只是一旦偏重，就会忽略信仰对个别信徒、对教会整体使命的教导。“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社会对宗教事务开始采取中立的政策，社会上的世俗化现象也开始浮现。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宗教对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似乎又面临另一轮的挑战。这些发展让教会不禁自问：宗教信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上一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底成就了些什么？不过一些教会领袖仍然怀抱着力挽狂澜的使命，鼓吹敬虔的信仰生活。历史上的“敬虔运动”因而出现在德国(Germany)的教会当中。
敬虔运动的主张，其实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中，强调读经、祷告的操练，注重悔改离开罪恶，看重活泼的信心流露。敬虔分子认为，信仰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可以在生活中经历到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更为信仰提供了可靠的确据。因此，在具体的信仰生活中，敬虔分子要求牧者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不是教义的正统与否，而是信仰对生活的意义何在。敬虔分子也同时推动家庭崇拜，好教星期日在教堂中所习得的教导，能推广落实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这些人因而被冠以“自命敬虔”的帽子。在一些圈子当中，“敬虔分子”甚至是带有贬意的称呼。然而敬虔派认定：上世纪的宗教改革并未完成，敬虔的追求将会完成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所开始的改教运动。这股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整整一百年之久，为强调正统信仰的教会注入了可贵的生气。
虽然敬虔人士较为忽略神学的学术追求，却也给教会带来了注重“灵性追求”的风气，让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具体地呈现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生命力其中一项重要的流露，就是对宣教事工的重视。着重信仰生活的表现，促使德国敬虔派之“莫拉维弟兄会”(Moravians)关注异**对福音的需要。因此，他们在十八世纪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海外宣教事工。即使在今天，华人教会许多信仰生活的追求方式，也带有敬虔运动的影子。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化思潮，出现了理性主义的取向，影响深远，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也相当强烈。敬虔运动虽无法在学术方面抗衡理性主义的影响，却有效地让教会的生命延续下去，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绽放异彩。
十八世纪的复兴运动
敬虔运动的火炬，点燃了英国(UnitedKingdom)及美洲大陆教会的复兴运动。英国教会自从推动宗教改革之后，即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诉求，企图清理教会内部不能讨神喜悦的事物。由于英国改教，是经由国会立法进行的，因而国家钦定宗教的色彩较为浓厚，同时也较易招来非议。这股清理教会不洁的力量，因此逐渐成长，发展成为“清**运动”(Moravians)。这些清**非常注重生活的圣洁，强调具体的重生经历，且高举“神的主权高过君王的权柄”的信念。然而由于英国教会的势力庞大，这些清**始终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不得已之下，这些人采取了移民的策略，从英国移居到当时仍是英属的北美洲殖民地去，建立他们自己理想的国家。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五月花号”的移民事迹了。
然而，清**的理想并没有就此在英国消失，那份“务必竭力追求神旨意”的心志，仍然存留在许多英国信徒当中。加上欧洲大陆敬虔运动的影响，英国教会于是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福音运动气象。领导这番运动的就是乔治·怀特菲(GeorgeWhitefield)与卫斯理(Wesley)兄弟了。他们透过强而有力的宣讲，将悔改离罪、重生得救、热切爱主的道理，深深铭刻在英国普罗大众的心灵里。影响所及，英国不论是哪个宗派、哪个背景的信徒，都领受了这场福音运动的洗礼。卫斯理兄弟的传道事工，也促使一批追随者展开了“循道派运动”，至终在圣工会之外，成立了循道会(或称卫理会)。事实上，这股对福音的热诚反应，也在圣工会中造成强烈影响，以至整个英国宗教的信仰面貌大为改观。
与此同时，十七世纪移民到美洲的清**，在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努力后，也经历到神恩典的作为。一七三四年，在美洲新英伦(NewEngland)地区，对信仰的追求气氛突然热切起来。一位名为爱德华滋(JonathanEdward)的牧者，其讲台的信息和教导等，在信徒当中引起极大的回响。信众痛哭流涕，悔改己罪；而且也积极劝说其他人悔改认罪。整个新英伦的宗教气氛，一夜之间，突然高涨，甚至连爱德华滋也颇感惊讶。其后，怀特菲也从英国赶来，协助推动教会的复兴事工。信仰的影响力因此大大提升，悔改者固然不计其数，就连冷淡的信徒重新委身侍主的亦比比皆是。这场历史称为”大复苏”的运动，从此改变了美洲(即后来独立之后的美国)教会，并且带来了难以估算的影响。一方面，教会的信息深入人心，成为美洲(美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今日。爱德华滋本身毕业自耶鲁学院(YaleCollege)，后来出任新成立的新泽西学院(TheCollegeofNewJersey)院长，该学院就是普林斯顿学院(PrincetonCollege)的前身。教会在美洲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可见一般。另一方面，爱德华滋等人也为教会复兴的路线，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促使日后的教会发展得以在稳健成熟的基础上迈步向前。美国教会在这之后，也一再经历了好几种类似的复苏。
从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开始，包括清**运动、英国的福音运动、美洲的大复苏运动等，所强调的不外乎救恩、圣洁、爱主等的课题，其重点亦颇多雷同之处；因此这些运动可谓一脉相承，互为因果。教会的生命力，也在这种气氛底下，逐步稳健地加强，为下一世纪的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
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
踏入十九世纪，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成为欧洲、北美洲的主流信仰，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时代称之为普世宣教的黄金时期，也毫不为过。福音本来就是神给普世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只是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基督教的各宗派，不得不花费相当的精力以求生存。大势既定之后，如何帮助其他民族认识基督，就成了基督教所有宗派共同面对的使命了。宣教运动因此而兴起。
除了教会的主观意愿外，环境上的客观因素，也促成十九世纪全面性的普世宣教运动。计划要到海外宣教的教会，其国家必须掌握充分的海事实力，方能确保该类事工可以顺利进行。到了十九世纪，许多基督教国家开始在海事方面抬头。英国透过其雄霸各大洋域的海军，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普及世界每个角落。荷兰(Holland)的海事水平也进步神速。其他诸如美国(U.S.A)、德国、挪威(Norway)等,也都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前往海外的宣教士提供了各种的方便。与此同时，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也积极扩张其领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巴不得自身的文化能根植于殖民地的土壤上。为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特别乐于支持宣教工作，为宣教士提供种种的方便。例如，英国就是一个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十九世纪强国，而英国的宣教工作，也在十九世纪中扩展到许多地区去，成为宣教大国。不论我们对殖民地主义的评价如何，宣教事工在殖民地主义高涨的世纪兴起，却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到了十九世纪末年，西方每个基督教宗派皆拥有直属之宣教机构。与此同时，一些超越宗派的宣教团体也随之兴起，集合各教会的力量，共同拓展天国的领域。中国内地会就是华人教会较为熟悉的典型例子之一。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普世宣教事工的进展开始出现瓶颈的迹象。宣教士来自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一直仅是宣教工场而已。这种光景，导致福音事工的层面逐渐浮现出一些难题。例如：许多福音事工的主导，一直操持在宣教士的手中，以至常见事工缺乏当地信徒来领导的情况。另外，福音工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受到非议，并带来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困扰。加上宣教士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亦不时出现冲突。凡此种种，似乎令福音事工的进展开始放缓。就在这时候，接连两次的世界大战，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局面和全新的挑战。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因而作出了调整，以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发展，就是教会里的互相合作。
自从一九一○年，普世的基督教会即聚集于爱丁堡(Edinburgh),一起寻求福音事工的合作途径，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第二次大战之后，教会面对的需要及挑战更为严峻。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取向。科学进步的速度，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对信仰也带来诸多的冲击与挑战。在社会及文化层面，多元思想也逐渐流行，不同的学说，传统，价值等应当和平共存的取向，亦愈来愈获得认可。教会事工也因应这些转变，作出了许多调整及努力。一方面，敬虔的传统依旧发挥着影响力。强调福音信仰的教会，不仅开始重视学术研究的需要，并且投入社会关怀的行列，务求全方位地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基督徒的人数，在二十世纪当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继续增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西方的教会，也逐渐与发展中国家之教会建立起伙伴的关系，携手促进全球的福音见证。
及至二十世纪结束，耶稣基督的教会依旧屹立于地球村。她不但没有退后，消失，反倒益发勇敢地迎接新世纪的各项挑战。况且，耶稣基督作为历史的主宰，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而他的信实亦必存到万代。尽管“后现代”的氛围笼罩整个世界，即使多元主义占据人心，然而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将仍旧忠诚于那位呼召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救主，并将继续以他们的生命来书写教会的历史。
问题研讨
一、面对当今世界的各项需要，携手合作是重要的方针之一。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促进教会之间的合作？
二、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的你，能指出当前基督教信仰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吗？我们如何能应对这些挑战？
三、历史是神作为的记录，也是信徒生命见证的记录。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教会当代的历史？怎样可使这段历史更为荣耀上主的圣名？
阅读建议
马丁·路德的生平，建议参看：
罗伦·培登(RolandBainton)著，古乐人、陆中石译：
《这是我的立场》，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改教的简史可参看：
艾伦·柯特(Aland，K)著，王建屏、郑秀清合译：《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改教以及其后的历史，可参看：
李振群著：《透视二千年之卷三：宗教改革与近代教会》，西马：协博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
前言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与整个教会的历史息息相关。虽然从宗教改革背景而来的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中国，但其他型态的基督教却在许久以前，即已来到中国。福音信息一定要传达万方万民，此乃教会打从开始就持守的信念，福音使者也为此四处奔走，宣扬十字架的救赎。尽管中国对他们而言非常遥远，又充满着神秘色彩，中华大地仍是他们致力拓荒宣教的疆域之一。耶稣基督诞生之时，中国正当西汉末年，而使徒时代则时值东汉时期。有些传说认为，福音早在东汉时期即已传入中国，然而却无甚历史依据。而且有实质证据的，就是从唐代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活动了。
唐代的景教
一六二三年(明朝)，长安(即今西安)附近一户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很大一块的碑石，其上标题位置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字，碑身则刻满了叙事文字。考究之下，发觉竟是记述唐朝太宗时代，景教传入中国事迹的纪念碑！后来，在一九○八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室中，又发现了一些景教的文献，为景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对照西方教会的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我们终于可以确定，“景教”其实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代是主后六三五年。景教碑于是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原来在第五世纪早期教会的时代，因为教义上的争执，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聂斯多留(Nestorius)被打成异端，因而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这个以波斯一带为基地的聂斯多留派教会相当兴旺，而且怀抱相当强烈的宣教心志。因此，他们派遣了宣教士前往东方，循行古代丝绸之路到了中国，宣扬福音，建立教会。当时唐朝政府对之相当礼遇，容许这些来自波斯、叙利亚(Syria)一带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这些教士则为基督福音信仰取名景教(又名“波斯经教”或“大秦教”)，并且在中国各地展开传教活动，建立教堂，宣读圣经的教义。按景教碑上所言，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发展，看来颇为兴盛。即使考虑碑文通常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景教的流传看来仍是颇为可观的。按照历史的考据，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一直受到朝廷的优待。然而，到了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下令消灭国内的佛教。由于景教在外表上与佛教相当酷似，因而受到牵连，其活动遭到各地官员取缔。结果，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甚至完全从中原消失了。
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并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却因武宗灭佛一事受牵连而消失，个中原委，一直是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课题。细心研究之下，发现有几个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首先，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着朝廷的势力而生存的。这也许反映了当初在东罗马帝国的处境。然而，当朝廷人事变迁，其生存环境也就跟着改变。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信徒，今日无从稽考，然而在所有景教的文献中，皆甚少出现汉人名字，似乎反映了中国本地信徒不多，至少领袖阶层的汉人少而又少。是故，即使其传播范围颇为广泛，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此外，景教的文献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形式实在与佛教非常接近。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三一妙身”。这个词句诚有可取之处，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的浓厚。因此，在灭佛的政令下，景教也就遭到池鱼之殃了。总括言之，景教并没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以致无法进一步发展。所遗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这块如今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的碑石了。
元代的也里可温
景教虽因株连而遭逼迫，倒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原地带既然不利景教的传播，景教人士乃迁移活动中心，转到中国边境的地区，继续活动，等待时机，重返中原。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的墓碑。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皆在武宗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并没有回到波斯，只是滞留在塞外地区而已。进一步的考证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纪即已接受了景教。吞金灭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其母亲就是一名景教**！后来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统治，景教**也就顺着这情势，再度回返中国。
蒙古崛起之后，其帝国向西的发展，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罗马教廷的势力正式如日中天之际。因为闻说蒙古军中，有信奉基督的人士，教廷乃差遣使者出访蒙古，双方从此展开了交往。及后，罗马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ofMontecorvino)前往中国传教。这位孟高维诺的约翰于一二九四年抵达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而得以在中国开展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景教与天主教在中国元朝时代，乃展开了竞争性的传教活动，而元朝人士也就统称景教与天主教为“也里可温”(这是蒙古语，意思是“上帝”，另一说认为是指“有福缘之人”，即蒙恩者之意)。
元朝的景教，按历史记载，发展似乎颇为理想。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即眼睛不是黑色的外族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在中国获得有很多特权，如无须服兵役、免缴赋税等。一份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一百六十七户既有一户也里可温！其兴盛之程度，可想而知。元朝的天主教，也在孟高维诺的约翰的苦干下，甚具规模。一项研究指出，到了元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人数已达三万人之多。孟高维诺的约翰也被罗马教廷委任作北京的大主教。其后，罗马也派遣继任的教士，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去世后接续其传教事工，直到元朝覆亡。
然而，当元朝在中国未满百年的统治瓦解后，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而去，从中国土地上消逝。与唐朝景教不同的是，这次的消失与逼迫无关，而是在自然情况下走进历史的。究其原因，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与色目人而存在，不在话下。即使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存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就是因着王族的支持，才得以在北京站稳脚步；研究也发现，在一三一三年修建于泉州的一所天主教堂，是因为一位亚美尼亚人(Armenian)捐献才建成的。当朝廷的支持消失后，教会也就无法站立了。除此以外，景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竞争，也削弱了福音事工的力量。孟高维诺的约翰初到北京时，就一直面对着景教**的排斥，几乎无法立足。而更为关键的是，汉人一般上对蒙古人、色目人并无好感，对这些人所热衷的宗教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态度。元朝倾覆，也里可温也只得随之消失了。与唐朝的情境一样，元朝在信奉耶稣的人中，汉人不多，也里可温同样没能在中国生根。即使没有外来的逼迫，这样的教会至终也只能成为历史的凭吊对象！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元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当时处境上的需要，明朝采取了闭关的政策，强烈地排斥外来文化。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沉寂了两百多年。此时欧洲的社会与教会，却进行着惊天动地的变革。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Poruguese)成功地到达马来西亚(Malaysia)的马六甲(Malacca)地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进一步地租占了澳门，作为他们在东方贸易的基地。这些事件，都是在明朝统治中国时期发生的。
欧洲天主教的教士，趁着欧洲海事技术发达之利，于十六世纪开始到东方亚洲传教，然而当时明朝奉行“海禁”政策，所有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一经发现，皆被驱逐出境。对宣教事工来说，中国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无从开启福音大门。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而已。然而这些教士毅然坚持到底，并且努力学习汉文。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需要，中国急需翻译人才，这些教士因为通晓汉语，而获准居留在广东的肇庆。其中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终于成功地突破此一僵局，而让耶稣基督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利玛窦获准居留之后，于一六○一年抵达北京，同时也取得国内传道的许可。他凭着学贯中西的本领，从中国文化入手，向中国人介绍一位超越儒家思想的基督。由于利玛窦本身通晓汉学，同时又精通西方的思想与科技，因此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接纳。他抵达北京，即向明朝皇帝呈现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自鸣钟、西琴以及圣母像等物。在获得皇帝以及士大夫的认同后，即行撰写《天学实义》等书，阐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的传教事工非常成功。其他教士也陆续到来，强化了传教的工作。教士也开始参与中国的修历事务，并且在朝廷中任职诸如气象局局长之类的官职。及至一**四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而且还包括不少皇族人士、各级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内。清兵入关之后，由于新的统治者也是外族人，因此清廷对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信任有加，并且让教士继续任职于朝廷。就连康熙皇帝本人也对天主教信仰颇为接纳。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因而继续增长。
只恨好景不长，康熙晚年之时，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为了祭祖的礼仪、应否向先人叩首等事情，出现了纠纷。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于一七二○年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不过，康熙在位期间，禁令一直未有严格执行。及至雍正登基之后，由于怀疑教士参与反对他的派系，因而严格执行禁止传教的措施。只是天主教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已开始深入民间。估计十八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以达到二十一万人之多。不过禁教之举，却也从此一直施行，直到清末为止。因着禁教的缘故，天主教的人数也逐步萎缩。
基督教的教义第三度莅临中国，却仍可谓以失败收场。事实上，朝廷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朝廷的接纳，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得停顿。这方面的光景，与之前的景教、也里可温可说极为相似。然而，有一点却是与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天主教并没有因此而从中国消失。天主教在中国本地的信徒人数，对比之前的景教等，大幅度增加。这种根植于人民当中的信仰，发挥了一份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岁月中，天主教在一些地区中，仍然得以继续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之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从利玛窦开始，教士即努力将信仰与中华文化结合。例如他们努力将耶稣基督描绘为一位不排斥孔孟，却超越孔孟的救主。这种策略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课题。
问题研讨
一、教会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影响着福音事工的进展。你对这方面的体会如何？你认为两者之间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二、福音必须生根于本土文化，教会的生命方有延续的可能。你认为我们如何能促进这件事呢？
三、明末到中国来的教士之所以成功，固然出于他们对信仰的热忱，也因为他们确实学问渊博，能以赢取人心。今日的教会可从中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前言
踏入十九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信徒，开始积极思想怎样到东方诸国去履行宣教的使命。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国家的海事实力逐步提升，且与东方的接触也因贸易而大幅度增加。这些发展与接触，为宣教事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尤其是日益强大的英国(UnitedKingdom)，其信徒更积极地思想踏入中国宣教的门路。但由于中国奉行传教禁令，加上闭关自守的国策，外国人根本无法进入。中、西惟一的接触就只有在广东进行的贸易而已。只是统筹英国与中国通商的机构东印度公司，从商贸稳定角度着眼，也尽量阻止宣教士到中国去，以免影响贸易的进行。向中国宣教的计划几乎无从着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上主兴起了一位福音勇士，开拓了中国的福音事工，而他就是英国伦敦教会的宣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
在困境中开始的宣教事工(1807年～1842年)
这位定意要将福音带给中国人的宣教士历经艰辛，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在一八○七年顺利抵达了广州，只是无法以宣教士的身分留在中国。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员，以此身分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马礼逊在中国一面修习汉文，一面翻译和印刷圣经，同时也把握机会，向身边的中国人传扬福音的信息。马礼逊所面对的环境，其实相当困难。一方面，他要躲避中国官方的检查，以免暴露其宣教士的身分；同时，他也得面对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压力，才能够继续留在中国，进行他真正想要从事的任务。马礼逊竭尽所能地排除各样障碍，努力开展福音事工的空间。到了一八一四年，他成功地带领了第一位中国人归信基督。这位名为蔡高的信徒，是协助他印度圣经的一名助手。伦敦会接下来继续差派宣教士米怜(WilliamMilne)到中国，协助马礼逊拓展福音事工。米怜后来将其事工的重心转移到海外，在南洋华人聚居的马六甲(Malacca)开展事工，并且带领了第二位华人梁发信主。这位梁法后来成为了第一位基督教的华人牧师。
受到马礼逊等人的感召，英国、欧陆、美国(U.S.A)等地的宣教士开始陆续前往中国宣教。他们在各种限制下之，竭力地展开福音事工。惟碍于环境所限，福音事工的成效，在数量上并不怎样突出。然而，这些先锋人物却为福音事工打下了美好的基础。他们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诸如：编写福音单张、小册子、翻译圣经等；同时也把握各种机会，向华人介绍十字架的福音。既然居留在中国的限制很大，这些宣教士只好在马六甲等地，建立福音的据点，透过教育及医疗事工向侨居外地的中国人传福音。宣教士期盼这些海外华人，在回归祖国之时，能够将福音的种子带进中国。这段期间的中国福音事工，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然而这些可敬可佩的宣教拓荒者却从未气馁。大家都坚心地等待中国福音大门的开启，也深信上主的作为必成就这事。
条约保护下的宣教事工(1842年～1860年)
马礼逊抵达中国三十五年之后，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机会终于在一八四二年出现。当时英国与中国因为鸦片买卖而产生贸易纠纷，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竟开打闻名中外的“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事后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沿海的五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一些英国教会的人士，看准了满清政府将会接受宣教士在各海口的活动，因而趁机在条约中加上所谓的“传教条款”，要求中国准许宣教士在这些通商口岸自由传教。满清政府无奈之余，只得接受。中国福音的门，从此大开！
事实上，自《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各国列强无不争相效尤，在和中国签订的各个不平等条约中，皆加附此等传教条款。条款内容包括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留，并建造房屋、学校、医院、教堂等。而且自一八四五年开始，中国正式取消了天主教传教的禁令(基督教因而连带受惠)。西方教会终于透过本国的船坚炮利，将那些由康熙颁布，并经雍正与乾隆来执行的禁教政策彻底摧毁。从此，宣教士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沿海的口岸，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下宣扬福音；传扬事工因而自由并大规模地在中国一展宏图。
此番局面确实为福音事工带来不少方便。从前必须偷偷摸摸进行的事工，如今可以公开进行；以前无法顺利进行的计划，如今在充分资源配合之下得以有效推展。然而，在看似顺利的表面迹象之下，却暗藏着难以想象的逆流。当初要求在条约中加入传教条款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福音”，到头来对宣教事工的损伤更远远大过所得的益处。虽然传福音的外表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从此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结下不解之“缘”。这对福音事工无疑雪上加霜。不少人甚至武断地认定：宣教事工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之一！这种观点的负面后果，实在难以言喻。
事实上，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经常与中国传统文化磨出火花。康熙禁教的前因后果就是最佳的例子。当时因着文化的差异，引致了礼仪上的争执，至终导致禁教的后果。让人看出部分强烈维护传统文化的人，一直将基督教视为“蛮夷之道”，并大加排斥。而今，“传道条款”更为这些人提供了“口实”，令基督徒百词莫辩。除此之外，《南京条约》的签定，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之民族优越感饱受打击。基督教岂可仗列强战胜的机会，将传教条款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势必转嫁到宣教士及信徒的身上。另有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地方官绅等人，既是一致排斥基督教，自然对福音信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还会运用各人的影响力，尽量阻碍、抗拒福音的传播。结果宣教士的福音事工每每事倍功半！藉传教条款打开福音大门，到底是祸是福，答案其实相当清楚。看来昔日决策者未经深思熟虑所酿成的问题，着实令人扼腕！
大事扩展的宣教事工(1860年～1900年)
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日渐频密，满清政府的无能也显露无遗。除不平等条约有增无减之外，所允许的传教范围也随之扩大。及至一八六○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宣教士的活动范围已从沿海口岸，延伸到内陆各个省份，而且教会也可以按着条约“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从这年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在多方面大肆开展，且全面性地受到条约的保护。基督教宣教士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事工范围也逐步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到了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场，不论宣教士人数或所投注的宣教资源，中国都占了第一位。
当时的宣教事工，大致上依循四个方向开展，即布道、教育、医疗和慈善救济。即使官绅一直抗拒，宣教事工在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资之下，倒是略有成效。中国教会的雏形慢慢被建立起来，受洗的人数也缓步增加。为了配合教育与医疗等事工，宣教士也从事文字出版的工作，努力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一八七四年开始发行的《万国公报》(报章)及一八八七年成立的广学会(出版社)就是典型的例子。教会开办的学府，如北京的燕京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亦先后获得相当的认可与地位。基督徒人数之增长虽不很理想，但宣教士在促进中外交流和中国迈向现代化等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宣教事工的力度越大，招致的反弹也越大。加上传教条款在执行上仍存在许多漏洞，摩擦就无从避免了。一方面，宣教士努力拓展传福音的空间，但官绅阶层的人则要压制这些活动。在如此对峙的关系中，又有西方外交人员的因素，将各样纠纷弄得更为复杂。西方列强的外交使节，一方面要尽其职责保障其本国宣教士的安全，同时又企图在纠纷当中谋取外交上的利益。结果，这三方面的互动与矛盾，引发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些称之为“教案”的事件，往往导致西方以“武力”来威胁中国，而中国却只能百般无奈地退让、赔偿了事。其中一类典型的案子，涉及的就是有关归还教会产业的传教条款。
天主教在康熙时代，曾经拥有大量的教产。禁教之后，这些产业多被政府充公改作其他用途。及至清朝末年，许多这类的产业甚至已成为某些官绅世代相传的祖业。而今一时之间，祖业竟变成教产，而且还得归还教会，其中涉及的利益纠纷实在不易厘清。然而，无能的满清政府却不得不屈从西方外交人员的索求，把官绅人士激得怨气沸腾，于是就投射到教会人士的身上。一再出现的教案，更进一步让官绅人士对教会有所不满，也严重打击了教会的形象。福音事工的进展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不但如此，即使在归信基督的人士当中，教会事工的成效不过差强人意。正如之前所述，福音信息原本就与中国当地文化互不调和，加上官绅、士大夫阶层的人从一开始便抗拒这个信仰，故信徒的数目虽然有所增加，却颇为缓慢。由于知识分子多数持抗拒态度，也一直显出信徒的知识水平严重偏低。加上教会往往以福利、慈惠事工作为接触点，许多人仅仅只是为了物质的好处而加入教会。基督教圈子中因而出现大批单为图利而入教的人士(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吃教”)，教会素质低落自然不在话下。如何改正这种现象，不仅是当时宣教士热烈讨论的课题，也因而引发了宣教路线的争议。
一些宣教士坚持以直接布道的方式来建立教会，并认为信徒素质低劣的原因是因为入教者动机不纯，而非福音的能力不足。若假以时日，在真理教育的薰陶和培养下，高素质信徒的比例定能提升。这个阵营的宣教士因而注重个人布道、灵性栽培等事工。另一方面，其他宣教士则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应当采取间接布道的方式。他们指出：中国人的世俗思想浓厚，对福音背景有关的事情一无所知，以致影响福音信息的传达。因此，这些宣教士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意识，透过引进世界新知和普及教育等不同途径，企图使福音信息拥有一处能够发芽生长的环境。这两条路线，其实各有千秋；虽然方向不一，终点倒是一致的。这两派的人士，虽然各走各路，到头来却是相辅相成，使中国教会仍然可以缓步向前。这基础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到了第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在前人所奠定的此一根基，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
问题研讨
一、福音藉着“不平等条约”传入中国。你对这件事有何省思？
二、在传福音的“直接布道”与“间接布道”两条路线之间，你的选择如何？你认为有可能两者兼顾吗？
三、教会的素质如何可以提升，一直是值得关注的课题。你对这个课题的看法如何？
前言
在第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教会，力量微弱，素质低落，是个不争的事实。掌管历史的主对教会的眷爱，也同样是事实。就在世纪交替的时刻，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烈火般的试验，福音事工也因此大步向前。严格说来，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可言，因为所有教会的相关事务，包括行政、牧养、教导与其他附属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等)，都得依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援才得以生存。然而一九○○年的庚子之乱，遂使这局面开始改观。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气象。这股复兴与振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部。
布道增长时期(1900年～1919年)
“庚子之乱”，就是“义和团之乱”。当时的暴徒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肆意攻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杀害洋人。由于针对外交人员的行动不易得手，暴徒的目标遂转向教会的宣教士及信徒。在清廷支持之下，暴乱蔓延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西方宣教士被杀的固然不少，更多的中国信徒也在这场动乱之中殉道。这些基督徒仅仅因为信奉基督而丧命，但他们在死亡威胁之下毫不动容，死难的信徒因而不计其数。教会在设施与人员方面的损失虽然极其惨重，然而“庚子之乱”也让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清洗。那些一心只想吃教的人，从此对教会却步。留下来的信徒反而更加坚定。而且，殉道者的血也为教会赢得了美好的名声。教外人士不禁要问：这个信仰的威力为何如此了不起，那些信徒何故竟然能为信仰从容就义，宁死不屈？教会内部也作出反省：一场针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动乱，为何会波及信仰基督的群体？
在痛定思痛之余，教会觉醒过来，明白到必须珍惜上主的保守，竭力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方能避免重蹈覆辙。于是，教会在一九○七年召开的百年纪念大会上(纪念福音自1807年经马礼逊传入中国)，认真地探讨了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就是所谓的“三自”理想)的课题。教会的事工开始有了清晰的方向。许多中国信徒也更愿意挺身而勇于承担福音使命的重任。教会内部也开始出现更新的气象。吃教的人少了，积极的信徒又认真了，教会事工也就火热起来。上主的手也开始施行奇妙的工作。
一九○八年，中国东北的地区，乃出现了闻名中外的“满洲大复兴”。一些堂会的聚会人数，突然增加两倍、三倍。祷告会中认罪的人比比皆是。讲道的人大得能力，信主的人直线上升。开始的时候，一些西方差会怀疑这仅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不得不承认，这一波的复兴确实是出于神特别的作为。复兴的火花也蔓延到东北以外的地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布道运动。中国教会首度力图振作，勇敢地为福音作见证。这个刚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洗礼的教会，从而也饱偿了上主赐下的丰收。
本色化运动时期(1919～1927)
庚子之后的复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获得了额外的动力。满清皇帝逊位之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诞生了。然而，“共和”始终是新鲜事物，而且是西方政治体制。许多人在不明究竟之下，不得不向身边的宣教士询问一些相关的细节。福音则与共和体制同样属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结果一时之间，基督教也成为颇受欢迎的时尚信仰。福音信息因而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但是好景不常，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很快便让中国再度陷入混乱。国人在探求出路的过程中，再度认定帝国主义是元凶。基督教始终无法摆脱与帝国主义关连的阴影。结果教会再度因为其西洋色彩，被国人视为阻挠中国进步的因素。
这个不幸的发展，起因是当时出现“新文化运动”。自从一九一五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化的改造。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但却普遍认定：与科学不符的及有违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使这新文化运动的诉求达到了高峰。当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而贬抑民主，因而开始敌视基督教。这种反基督教言论，到了一九二二年演变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接下来，有规模、组织的“非基运动”(即非议基督教的运动)就从北京与上海爆发，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非基分子抗议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左右了国人的生活，甚至组织****，吓阻基督徒不得到教会聚会。其后，反基督教的言论，甚至将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令教会的处境日趋艰难，信徒的情绪更加低落。
面对这股风潮，教会有识之士乃奋起维护信仰的真谛。一方面，他们进行护教的工作，向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无涉。同时，教会领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会，务求让中国的基督教会，尽可能与西方色彩脱钩。中国教会因而展开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另一方面，这运动承袭了上一阶段的三自理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教会的本土色彩从此逐渐加强。再者，这运动也是一种教会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压力底下克服困难，以使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现。因此，“本色化”运动其实也是另类的复兴运动。这个阶段的复兴努力，让教会熬过了非基的困扰，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奋兴作好了准备。
奋兴振作时期(1927～1937年)
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情有了新的面貌。国民政府瓦解了北洋军阀，结束割据的局面；并且在南京定都，把中国带进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政府的领导人对教会的态度也转趋友善，使过去的非基气氛顿时一扫而空。中国教会的领袖决议把握时机，拟议了一个五年奋进运动。计划从一九三0年开始，企图在五年之内，使中国教会在数量与质量方面能够倍增。运动的主题口号是“求主复兴教会，先复兴我”。五年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的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协进会也为此而提供了各种各样需用的资源、材料、方案等，有计划地分区推进。教会的气氛立时改观，信徒的生命力也果然发挥出来。虽然在一九三五年的检讨中，数量倍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教会的素质、信徒的水平，却肯定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上主也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复兴事工。最为人乐道的，就是著名的“山东大复兴”。这波复兴从一位欧洲宣教士简单而又扎实的信息开始，从山东地区的教会延伸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一带。圣经的话语深深地激动了中国人的心灵，赢取了许多人归信基督。同一时期，其他个别的团体也被主大大使用，使福音信息在许多地区，引领大批群众悔改，也挑旺了大批信徒的灵命。源自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领导人计志文，连同宋尚节等，将基督的福音铭刻在国人的心中。复兴的火焰炽烈地席卷整个中华大地。这些自发性的复兴运动，加上协进会有组织的五年运动，为中国教会的历史，写下了美丽且又光辉的一页。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服膺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重新立志，誓要为天国至死尽忠。复兴的火焰甚至也燃烧到海外地区。宋尚节所带领的复兴事工在南洋一带的教会中，留下了美好的足迹。在一些信徒当中，其影响历久不衰，直到如今。
灵命深化时期(1937～1949年)
主赐给中国教会这般的复兴，用意何在？许多人后来才体会到：上主的心意原来是要透过复兴，使教会作好准备，以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中日之间的冲突，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泸沟桥事件”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展开了长期抗战的安排，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政策之一就是号召全面追随政府一同往中国内地迁移，藉以保存实力，与敌人对抗。许多沿海居民也无意成为日本占领区的百姓。结果大批国人就搬到中国的内陆与西部地区，当中也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内地的教会因而获得大批生力军。战乱之下的生活，生灵涂炭，朝不保夕，人心空虚，福音信息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命的意义与保障。结果到了抗战的后期，大规模的复兴又再度出现在中国的后方。复兴浪潮在大学生中尤其显著，也借此带动了个别教会的复兴。
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战乱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中国的内战几乎立刻登场。战事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才停下来。期间教会的事工，基本上沿着抗战时期的不稳定光景。但是，信徒的属灵生命，却因而得到操练的机会。上主也在这个时期兴起许多工人，喂养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除了三十年代的奋兴家如计志文、宋尚节之外，其他如王明道、倪柝声等，都是今日信徒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教会因而在这个时期，逐步建立起牢固、坚韧的灵命，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需要作出贡献。
华人教会的近貌(1949年之后)
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之后，华人教会就分成两个部分，各自发展。在大陆的教会，从此就面对一个以无神论、马列思想作为意识取向的政权。由于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与国策相悖，遂成了要接受改造的对象。坚持信仰立场的基督徒，在无神论的冲击之下，一再面对种种逼迫。宣教士碍于中国的政策，不得不陆续撤离大陆。中国基督徒只好独立面对这个崭新的局面。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之后，中国教会逐步销声匿迹，似乎已渐渐萎缩，甚至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让海外人士担心，教会如何能够熬过这般折腾。然而，当中国再度开放之后，大家才惊叹上主作为的奇妙。祂不单保守了中国教会，胜过那火炼般的考验，而且信主的人数，急速上升。到了二十世纪结束时，一些估计认为：过去五十年来，中国大陆教会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百倍，达到六千万之多！
由于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批国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移居海外。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许多基督徒在内。海外的华人教会因而获得充沛的人力资源。复兴的浪潮也扩展到这些海外地区，教会的生命力因而大幅度提升。到了八十年代，许多定居海外的华人，经过多年的耕耘，开始积累起较为丰厚的人力及财力资源。因此，香港、台湾、新马、美加等地的华人教会，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部，皆经历了相当蓬勃的发展。这些教会也开始建立起较具深度的神学培训事工，并且开始投入普世差传的行列。华人教会的活力有效地发挥出来，成为了普世基督教会的一股新兴力量。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海外华人教会也与大陆上的教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可以预见，这两股分割了二十多年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必能为耶稣基督的国度结出更为佳美的果子。
复兴运动催生了宣教运动，宣教运动则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建立。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可说是复兴浪潮下的教会。我们今天所继承的，原来是如此伟大的源流。先贤的心血，已为整个华人教会留下了美好的基业。如今，书写教会历史的笔，正握在你我手上。惟愿接下去的华人教会史更加璀璨，更荣耀上主的圣名。
问题研讨
一、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一再遭遇困难。然而，这些遭遇却为教会带来祝福。从中我们可以学习怎样的功课？
二、教会成长需要坚定的灵性来应对风浪，也需要真理的掌握以辨证福音的真确。这对今天在成长路上的信徒有何提醒？
三、海外与大陆的华人教会可以怎样整合，以发挥整体力量来服侍这个世代？
阅读建议
一、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六六年。
二、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三、魏外扬著：《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湾：宇宙光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四、赵天恩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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