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只因每個“今天”都是從“昨天”過來的，而每個“今天”也會引進另一個“明天”，因此，歷史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左右著我們的思維。其實歷史的內涵並不在于人名、年份等事物，而在于人生舞台上的事件如何串連起來，成為一出動人的戲劇。教會歷史也是如此。神乃是一切的主宰，他也是歷史的主。教會既是他所關愛的，教會的歷史也就成為他彰顯作為的舞台，並向我們述說神在他子名當中的作為。當我們了解教會昨天是如何，必更加明白教會今天之所以然。了解教會的今天是如何從昨天走過來，就更有把握知道如何面對明天了。早期的教會乃是多面貌的，可是有幾件事情卻是信徒不可不知的。逼迫就是其中之一。

    逼迫之下開始的教會

    從五旬節聖靈降臨到大約第六世紀左右，可謂是教會的早期階段。耶穌基督的教會從一小群猶太人起首，逐漸影響了許許多多其他的民族；由當日的猶大、加利利一帶開始，漸進擴張至整個羅馬帝國；從強烈的猶太人文化色彩萌芽，進而成為主宰整個歐洲的主流文化。其間所經過的道路，委實崎嶇不平。這五六百年當中，超過一半竟是在火煉般的考驗中渡過。“逼迫”因而成了早期教會不可磨滅的記號之一！

    逼迫從第一天，就伴隨著教會一起成長。早在《使徒行傳》中，使徒挺身而出為基督復活作見證開始，猶太人的掌權者就定意要壓制這個新興的信仰群體。逼迫起初來自猶太人公會中的撒都該人。這也難怪，因為耶穌乃是他們極欲鏟除的人物，而門徒竟然聲稱他是復活的主！若不是迦瑪列這位法利賽人，恐怕使徒早遭殺戮(參看徒四至五章的記載)。然而，到了司提反被害之後，逼迫的範圍就擴大了，連起初同情使徒的人士也加入了反對的陣營。因此從那時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門徒四散(參徒8︰1)。不過福音卻也隨著散走各地的門徒，進入耶路撒冷以外的其他地區。其後，逼迫並未停止。我們從《使徒行傳》接下來的記載，就看到教會如何遭受一輪又一輪的逼迫。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羅的遭遇。其事工幾乎從一開始，就招致猶太人的反對與逼害。

    這階段的逼迫雖然厲害，所幸只是地區性的，而且基本上也僅局限在猶太人當中。當然，這也因為福音依然主要是猶太人的信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教會雖然面對逼迫卻仍舊不斷地成長。《使徒行傳》一再地告訴我們︰“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6︰7)、“各處的教會……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9︰31)、“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12︰24)、“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增加”(16︰5)、“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19︰20)。從一開始，逼迫的手段就從未成功地擊倒過耶穌基督的教會，反因而更為興盛！

    逼迫加強之下的教會

    過了使徒的階段，教會繼續在使徒的繼任人帶領之下成長，但逼迫也隨之增加。自《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會之後，非猶太人在教會中持續增加，數目也逐漸超越猶太人。教會的猶太色彩因而日趨減弱。但是，逼迫的來源，也因而在猶太人之外，添加了來自羅馬官府的抨擊。

    起初的逼迫明顯出于猶太教人士的嫉妒。然而，福音卻在羅馬帝國的各處迅速增長。這種增長的勢頭，一方面是由一些外在的因素所促成。羅馬帝國除邊境地區以外，當時大致相當穩定、繁榮；為運兵而築造的大道暢通無阻，給福音的傳播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加上當時流行的希羅文化(就是希臘化了的羅馬文化)開始沒落，人心多處于一種無以滿足的光景。這等外在的條件，加上早期信徒徹底委身、誓死為主作見證的內在因素，致使教會大大增長。《使徒行傳》的記載已經讓人見識到信徒凡物公用的情境。這份無所貪圖的單純愛心、彼此關懷和同心合一的見證，為此新興的信仰贏得了美好的聲譽。其實打從一開始，信徒就堅持努力向非信徒作見證，他們所宣揚的救恩道理，更在生活的實況中得到了印證，致使福音信息逐漸影響許許多多羅馬統治下的非猶太人。

    然而，這個稱為基督教的運動，畢竟是個未經政府核準的非法信仰。起初，官府還以為這不過是猶太教的一個分支。爾後政府終于明白，基督教原來有別于猶太教，故當教會人數大幅度增長時，也就不得不正視此一現象了。偏偏教會的信仰內容，本身就含有一些容易被曲解誤會的元素，于是政府就采取**的手段。如信徒口口聲聲說︰“只有耶穌基督是主，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的主！”這種觀點，往往被推崇皇帝敬拜的羅馬官員理解為不願意向凱撒(就是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與國家效忠。而信徒也確實拒絕向凱撒之像下拜，且聲稱這是膜拜偶像的行為，如此一來，反對基督教的風氣就逐漸形成了。每當一個地區有什麼天災人禍之類的事情，該地的基督教往往就成為被指摘的對象。統治者也甚樂以基督徒為代罪羔羊，橫加**。皇帝尼祿(Nero)對基督教的殘忍**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傳使徒彼得就是在尼祿統治期間于主後六十四年左右，在羅馬殉道的。

    起初這種壓制基督教的風潮，僅僅是個別地區的事情。只是當信徒人數在各地增加起來時，而其他人又逐漸認定基督教的禍害的根源，于是就演變成全國性的逼迫了。到了第三世紀，逼迫甚至由羅馬的凱撒帶頭，運用整個帝國的力量來進行，其目標是要在帝國的版圖內，徹底消滅基督教。結果，單是信仰基督本身就足以被定罪。教會領袖被捕、財物被充公，信徒囚禁之余還得面對斗獸場的痛苦，性命危在旦夕。基督徒數目既然甚多，政府也就不得不用盡各種方法，迫使信徒背道，公開放棄信仰。羅馬帝國全盛時期的行政效率甚高，且軍隊紀律嚴明，以之對付手無寸鐵、講究忍讓的基督徒，這對教會、信徒所造成的後果，慘烈之狀可想而知！

    事實上，這種全國性的大逼迫進行了不只一次。從第三世紀到第四世紀，前後大約六十年間，類似的大逼迫在三位凱撒的帶領下，就發生過三次！不過，一而再而三的大逼迫，倒也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教會沒有被逼迫**！雖然，確實有不少信徒(甚至一些領袖)背道、放棄信仰，然而更多的人仍舊逆來順受，為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這些人加入了《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中信心偉人的行列——用血書寫了教會的歷史！

    逼迫在內外所帶來的結果

    到了第四世紀初年，經過對基督教多番的**之後，教會依然活躍于羅馬帝國之內。逼迫看來是失敗了。而當君士坦丁(Constantine)登上了凱撒的寶座之後，大逼迫終于在主後三一三年《米蘭諭令》(EdictofMilan)頒布後停止了(君士坦丁甚至優待基督教，筆者將在第三課中交代這件事)。我們不難想象︰處于生死關頭的基督徒，寧願舍棄性命，也不放棄信仰的這份氣魄，自然為教會贏得了美好的聲譽。事實也確是如此。當時的人看到逼迫的情境，不禁會問︰如果這個信仰的基督、十架、永生、審判等內容並不屬實，那些基督徒豈會有這等表現？！因此，逼迫反倒讓信主的人繼續增長。而且，即使這些人沒有立時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亦必對基督徒、對教會產生敬佩。于是逼迫過後，教會在帝國中日漸形成一股社會力量。尤其在道德課題的領域中，教會的影響力逐漸提升。例如，當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因核準在帖撒羅尼迦城屠殺平民一事，被教會領袖安波羅修(Ambrose)公開要求悔改；而這位帝國的元首，竟亦不得不屈服于這份道德的影響力。

    教會成功地抵擋了逼迫，其內部亦必刻畫下深遠的影響；最明顯的是信徒對此信仰益發堅定。也因此，經歷了不過三四百年，基督教信仰逐漸成了羅馬帝國中不可忽視的信仰潮流。加上凱撒優待基督教的政策，基督教即發展成為歐洲地區的主流信仰體系。隨之而來的，教會也開始敬仰那些在逼迫中為主殉道的人。此番敬仰，經年累月就演變成對某些聖徒的特殊愛慕，結果對殉道者、聖人所遺留下來之聖物的重視等，亦醞釀了早期教會內之一種特色。

    除了一些較為正面的影響之外，逼迫確實造成一些難題，甚至連帶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其中較為嚴重的，就是如何處置那些曾經背道的信徒。教會是否應該無條件地重新接納這些人？設若其中包括了一些曾經是領袖的人物呢？不同的回應方式，著實為早期教會帶來頗多的分歧，甚至引起一些爭論。這些爭論若能平和地解決，也就不怎樣嚴重，只是，其中一些卻導致了教會內部的**，而這恐怕就不是殉道者所樂見之事了。然而，這也提醒我們︰早期教會固然在許多方面留下甚多可歌可泣的見證，但是，人畢竟還是人。他們當中的一些表現，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的一些過錯，也同樣能成為後人的鑒戒。這或許就是我們學習教會歷史的意義所在了。

    問題研討

    一、逼迫不但沒有擊倒教會或令之消失，反而繼續增長。這對當今世代的基督徒有何啟發？

    二、面對逼迫而能夠繼續勇往直前。你認為這當中需要怎樣的學習與裝備呢？

    三、在美好的結果之余逼迫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我們如何能將這些負面的影響減到最低的程度？

    閱讀建議

    一般記載或討論早期教會歷史的書籍都會涉及逼迫的課題。這類書籍大部分也會討論教會歷史的其他時期，因此對其他時期閱讀部分也同樣適合。

    

    前言

    萬事起頭難。教會的開始也一樣。在嚴酷的逼迫之外，早期教會也受到異端信仰的困擾。逼迫雖說是來自外在的因素，然而這些異端卻多源自教會的內部。因此，異端所帶來的影響，可說是更為直接，也更為嚴重。不過，我們的神乃是大能的主宰。他保守了教會，使教會在經歷了異端的困擾之後，變得更為堅固，基督教的信仰到頭來也因而變得更為清晰。今天，我們之所以對諸多信仰問題能有相當透徹的理解，個中原委之一，乃因為這些問題，已經通過了早期教會徹底的消化。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在這方面，我們真得感激早期教會的先賢(我們往往稱這些人為“教父”)所花下的許多工夫，鑒定了這些說法的真偽，為今日的教會打下了美好的根基。

    異端的開始

    教會在開始的時候，由于出自猶太教的背景，因此一些涉及猶太教的課題，很早就被提出來加以斟酌了。舊約律法在信仰中的地位如何，便是其中之一。跟隨基督的人，要像猶太人一樣遵從這些書卷嗎？其實猶太基督徒無論如何，都會繼續承接舊約的教導，因那是他們文化的一部分。可是非猶太人的信徒又如何呢？隨之而來的，就是關乎律法的地位問題了。福音既是憑信心就可得救的好消息，那麼信徒就完全無須遵守律法嗎？若仍然需要持守其中的一部分，那條界線又該劃在什麼地方呢？《使徒行傳》第十五章有關割禮及遵守律法的方案，竟要勞動教會召開大會予以討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雖然使徒作出了決定，顯然部分的猶太信徒並不完全接納，且繼續宣揚一種攙雜了的福音——認為除了信心為得救的條件之外，也需要恪守律法的要求。此可謂最早期的異端性信仰。

    當外族人在教會中的比例逐漸增加後，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就是︰猶太人在教會中是否享有特殊地位？猶太人一向認定自己乃是神的選民，在神恩惠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如今，福音卻是德澤世人的一份恩惠，那麼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待遇果真完全一樣嗎？《以弗所書》第三章堅定地指出︰外族人與猶太人，乃是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的人。這樣的理解，對一些猶太人來說，可謂極其革命性。那些無法認同的人，也因此竭力宣揚一個與《以弗所書》第三章不同的“福音”，故異端也由此而生。

    以上兩個例子說明︰異端在使徒的時代即已出現，況且當時又尚未有完整的新約面世。再者，來勢洶洶的逼迫浪潮，令教會的處境更加艱難。然而，上主就在這般凶險的時刻中，興起了使徒以及他們的同伴，寫下了寶貴的新約書卷，幫助當時的信徒厘清了信仰當有的取向。這些後來被收納為新約的書卷，不單幫助了他們，也幫助了今天的你我。教會也因此得以繼續成長。

    嚴峻的挑戰

    雖說異端源于教會內部的錯誤理解，其實也與教會以外流行的思潮有關。早期教會的時代中，最為流行的思潮之一就是諾斯底主義。這種思想又稱為“真智”主義。它的表達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中其實也有很多變化。大體而言，諾斯底主義認為︰世界乃是由善惡兩個獨立單元所組成，且各由一位神明掌控；人類就是在這兩位善神與惡神的交互操控之下而生活。這種善惡二元的思想與基督教“一神”的信仰，必有所抵觸。諾斯底主義同時又認為，只有具備真智慧的某些人士，才可以與靈界至高的、良善的力量相通。而所謂救恩，其意義在于個人生命的提升——從屬地、屬乎物質的地位，提升至屬靈的地位。如此就可以與善的力量相通，勝過邪惡的勢力，以至得救。而所謂的基督，不過是這提升階段之中的一環而已。這種學說當然又與聖經真理不相符合。只是，真智主義的表達方式與福音信息倒有些頗為相似之處，譬如︰屬世、屬靈、得救、智慧等的概念。因此，當這種學說闖入教會的圈子之後，一些信仰根基不甚穩固的人，很自然地被這套講求自我修煉的教導所吸引，于是教會內就出現了異端信仰。

    具體而言，因著內在的猶太教色彩，以及外在的諾斯底主義，教會信仰受到影響最大、掙扎最深的課題，莫過于耶穌基督的身分與其救贖工作的問題。到了第三、第四世紀之間，“地上的耶穌與天上父神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的問題便浮現出來了。這問題其實也很明顯︰倘若耶穌是神，那麼天上又另有一位父神，基督教豈不成了一種多神信仰？退一步來說︰倘若只有一位神，而只有天上的父神才是神，那耶穌就不可能是神了。果真如是，那麼耶穌所成就的十架救恩，不就是一種人為的努力，是人在企圖拯救另一個人？不是由神來拯救人，這樣的教導，又明顯與基督教的福音不吻合！

    與此相關的，就是耶穌基督本身的問題了。他究竟是神還是人呢？在他尚未來到世間之前，他乃是神。然而，他卻為了救贖世人而成了人類的一分子。問題是這位來到地上的耶穌基督，到底仍然是神嗎？若不是的話，救恩豈不又成了人救人的活動？若耶穌仍然是神，那麼那位生活在加利利、死在十字架上的就不是一位十足的人了嗎？如果成就救贖的那位是神而不是人，那麼代替我們受死的那位，果真能夠以無罪之人的身分，替代我們承受罪的所有懲罰嗎？如果說耶穌基督兩樣都是(既是神，同時又是人)，那這兩種完全不相同的性質，又如何能夠匯集在同一個人身上呢？

    以上兩個問題可說是觸及了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課題。明顯的，這些問題的答案，其關系實在太重大了。當日流行的異端當然不止這些，然而我們也不難想象教會形勢之嚴峻了！

    厘清異端的基礎︰新約的正典

    在面對信仰的課題時，一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往往會采取某些片面的觀點，且會以諸般的理由，來抹殺其他角度的觀點，以致出現偏差，甚至引來嚴重的異端信仰。其實，古往今來，異端的出現，往往就是因為單單抓住一些雖然正確，卻只是片面的真理來講說，結果未能全面掌握信仰的整體內涵。幸虧神讓使徒時代所撰寫的教導留存下來。這些重要的文字，加上教會領袖(即早期教會的教父)深入的闡釋，結果為信仰的根基立下了美好的基礎。

    在面對逼迫的歲月中(從第一世紀至第四世紀)，教會無法召集大型的會議來商討異端性的信仰偏差問題。但是在個別的處境中，卻已經開始逐步厘定信仰的準繩。這過程就是新約正典的確立。當信仰內容出現疑問時，教會領袖自然就會思想︰耶穌基督在世之時，他本人會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作為教會根基性人物的使徒又如何回應這些問題呢？新約的書卷(包括了福音書及書信)自此日漸受到重視並逐步跟原有的舊約並列，構成了聖經的正典。當逼迫終于在第四世紀初葉停止之後，新約正典的收集，就更為方便了。因此，到了第四世紀的末年，整個羅馬帝國里面的教會，都廣泛地接納了新約的正典，就是如今我們手上所擁有的二十七卷新約書卷。教會從此可憑借這些正典書卷的教導明白神的“道”，並能藉著“道”來指斥、抗拒異端。

    這當中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新約正典的成立，不是由少數人投票表決而定讞。這些確立正典的人士，其實不過是在一些會議上，承認這些書卷當時已經擁有的權威而已。因此，我們可以說，新約正典的確立，乃是神的奇妙作為，讓教會可以把持信仰的準繩，在異端風行的年代中，確認信仰的正確內涵，並且藉著新約正典，讓今天的教會得以確認，凡所相信的，都是肯定的真理。

    指斥異端的過程︰大公會議

    使得新約正典發揮功用，並讓異端之真面目無從遮掩的，就是早期教會所召開的幾次大公會議。所謂大公會議，就是廣集各處的教會代表共聚一堂的場合，以共同探討一些影響教會方向的事務。召開這些會議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討論、處理異端性的信仰偏差。最早的大公會議，就是主後三二五年召開的尼西亞會議。當時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聖子耶穌不是十足的神，而只是一位擁有神性的受造物(後世稱之為亞流主義)。這種說法，明顯動搖福音的根基，因而被大會判為異端。之後，這課題經歷了五十多年的反復討論，在教父深入的闡釋下，于三八一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上再度確立。從此，大家乃明白︰聖子、聖靈與聖父都是同樣擁有十足神性的主宰，而同時天地之間只有一位神，而不是三位神。這就是三位一體教義的來歷。

    類似的深入討論也促成在四五一年召開的迦克墩會議。迦克墩會議所制定的“信經”，成了關乎基督信仰的最高準則，闡明基督同時具備十足的神性和十足的人性。此一結論不單對當時的教會有幫助，對今天的教會亦然。事實上，至今仍然沒有第兩個信條能取代它的地位。

    藉著對聖經的解說、藉著召開這些大公會議，早期教會對所有信仰的基礎性課題，都逐一作了充分的討論；耶穌基督的福音信仰更因而得以延續。早期教會的日子雖然充滿挑戰，但信徒對耶穌基督的委身、對信仰的執著，使教會能夠堅持下去。不論是逼迫或是異端，神保守的大能還是讓教會克服了這些困難。

    問題研討

    一、異端往往是因為持守片面的真理而產生的。這對今日的信徒，有什麼重要的啟迪？

    二、面對昔日的異端，聖經發揮了重要而又關鍵的作用。要面對今日流行的異端邪說，信徒又當有怎樣的學習與裝備呢？

    三、今日，我們當怎樣處理教會中可能出現的異端性教導呢？

    

    前言

    之前我們曾提及，教會外在的逼迫到三一三年停止了。事緣于羅馬帝國出現了一位新的執政凱撒，名叫君士坦丁(Constantine)。據說他是因得到基督教的神幫助而取得帝位的。故掌權之後，就頒布了該年的《米蘭諭令》(EdictofMilan)，接納基督教為帝國合法的信仰。而且由于前面談到的亞流主義異端，君士坦丁即位後也召集了眾教會的領袖，共同商議教會信仰的課題，以解決異端所造成的困擾。這就是在三二五年舉行的尼西亞會議。此會議乃劃時代的盛事。試想，基督教從大逼迫的對象，一躍而成為皇帝所推崇的信仰，其間其轉變是何等巨大！如今，教會領袖甚至受邀前往皇帝所召開的會議，而商議的竟是信仰內容！此外，會議針對基督的身分、三一神等課題所頒布之《尼西亞信經》(TheNiceneCreed)，在教會的歷史源流中也影響甚遠，尼西亞會議成為早期教會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尼西亞前後的教會生活

    君士坦丁不單終止了對教會的逼迫，而且接下來還頒布了一系列其他的諭令，保護並優待基督教。從此，被充公了的教會產業也予以歸還、教會的神職人員得豁免賦稅、教會聚會的主日被定為假日。皇帝對基督教的態度既然如此，全國上上下下也就爭相效仿了。接下來的皇帝也跟隨君士坦丁的路線，因而促使基督教在帝國中迅速發展。到了第四世紀末年，基督教即成為事實上的國教了。

    從前在暗中進行的聚會如今公開了。教會的生活型態也因此逐步固定下來。基督徒從新約時代開始，即以聖餐作為聚會的重點，如今聖餐也成為了教會的聚會特色。基督耶穌的降生與受死復活既是信仰的中心，故教會在運作上也逐漸以這兩個節期為焦點，衍生了今天的所謂“教會年”。過去聚會必須在躲藏之下進行，如今卻可以堂堂正正地建造禮拜堂了。加上信主人士劇增，因此在帝國的扶掖下，教堂也就開始出現了。從羅馬帝國邊境移居到內地去的一些外族人(即所謂野蠻人)也開始基督教信仰。為著教導上的需要，綜合聖經教導的《使徒信經》(TheApostolicCreed)，連同《尼西亞信經》等文獻，也開始廣泛地被采用。

    這些發展固然可貴，但對信仰的沖擊也是顯而易見的。從前信主的人需要付上巨大代價，甚至性命有不保之虞，如今不但無此掛慮，還可以與皇室的取向認同。因此，動機不純的信徒也就增加了。大量外族人的出現，也讓教會生活容易沾染異教的色彩。結果在尼西亞會議之後的兩三百年，教會生活逐漸變得愈來愈儀式化。在聖誕節、受難節、復活節之外，其他的節期也陸續增加入內，聖禮在洗禮與聖餐禮之外也增加了。雖然真誠信主的人，在數目上確實仍然有增加，但就比例而言，卻大不如前了。一些無法認同“世界”滲入教會此一事實的信徒，就只好以具體離棄世界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信念。結果，跑到沙漠等地去靜修的人也增加了。修道主義因而在早期教會中開始盛行起來。第五世紀聞名的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就是在擔任教會牧職的同時，力行過修道生活的一位。

    羅馬教會的興起

    在發展過程當中，各地區的教會也逐漸出現“主教制”的運作方式。當時個別教會的領導者通常稱作“長老”，而鄰近一帶的幾個教會往往集合起來，在事工上彼此照顧，共同進退。在實際運作上，這些教會就推舉其中一位長老，來擔任眾人的領導，而這人就是所謂的“主教”。一般情況，由于大城市的資源遠較小城鎮來得豐富，主教的人選也逐漸由城市的領袖出任。于是早期教會就形成了大城市領導小城市，小城市領導鄉鎮的局面。而在各大城市中，帝國的首都又如龍頭，因此羅馬教會逐漸嶄露頭角，成為教會的首腦。

    羅馬教會的興起，也有其本身的條件。這教會一直因信仰純正、堅定而名聞遐邇，同時在愛心的表現上也非常慷慨。故一直在教會的圈子中，享有極高的榮譽。例如，之前身就是羅馬教會用于信徒受洗時，作為宣告信仰之用的一個告白文。再者，羅馬的教會一直與彼得及保羅有著密切關系，他們二位皆被認為是在羅馬殉道，而彼得又被視作眾使徒之首。于是領導羅馬的主教，就逐漸取得了大家長的地位。

    羅馬帝國在主後四百年左右，即分成東西兩部分。帝國的首都也遷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自此以後，西羅馬帝國即因野蠻人的入侵，而陷入兵荒馬亂的局面。及至羅馬城淪陷在外族人之手(455年)，羅馬的教會領袖更加成為維系西羅馬帝國一帶的惟一力量了。羅馬城失陷時之所以沒有遭到大肆破壞，也與羅馬主教從中斡旋有關。領導羅馬教會的主教，一直是些甚有魄力的人物。當西羅馬帝國開始衰落時，這些具備領導才能的領袖，也成功地領導各地的教會，聯合一起繼續教會的事工。凡此種種，遂使羅馬的主教，順理成章地為西羅馬帝國地區惟一的最高領導人；“教皇”的稱號，也逐漸被意大利(Italy)、北非洲、法國(France)等地的教會所認可。

    在羅馬以外，早期教會也出現另一個領導中心，那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教會。皇帝君士坦丁即位後，就在帝國的東部建造此一新的京城﹝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Turkey)﹞。類似羅馬教會領導眾教會的情形，也在君士坦丁堡及鄰近地區發生。雖然，帝國的東部尚有安提阿、以弗所、亞歷山大等著名的教會，只是這些地方光輝始終無法超越京城的地位。到了第五世紀左右，君士坦丁堡在東羅馬帝國取得了羅馬在西羅馬帝國的地位。由于西羅馬帝國接下來陷入外來的入侵者手中，東羅馬帝國的影響力在西部日漸式微，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影響力也同樣無法左右羅馬的地位。教會從此就形成了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兩個部分。東方教會主要用希臘語，西方則使用拉丁語。東方有帝國的保護，卻也因此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預。西方的入侵者所建立的政權不甚穩定，因此教會乃相對獨立自主。這兩個體系的教會，在氣質、處境、發展上逐漸出現了分歧。起初雙方還保持著表面上的和睦，僅是在某些具體的取向上，開始走在不同的方向。遺憾的是這些裂痕逐步擴大，到了中古時期，雙方還是免不了決裂(這件事容後再述)。

    一些出色的教會領袖

    神往往會透過不同的教會領袖，來完成他工作的計劃。從早期教會的幾個不同時期中，就出現許多這樣的人物。這些統稱為教父的人士，按時間的先後而言，最早的就是使徒教父了；他們乃是新約使徒的追隨者。當使徒逐一辭世後，他們就擔負起指導教會的重任。他們教導的內容，大致上與使徒的論點一脈相承。藉此讓我們對教會信仰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其中士每拿的主教坡旅甲(Polycarp)為主殉道的見證(約于155年)尤為感人。在面對要他背棄基督的逼迫時，年邁的他卻勇敢地宣告︰“我怎能背棄那位多年來從未離棄我的基督！”結果，坡旅甲被活活燒死！

    使徒離世之後，教會中出現了一批非常敢言的護教士，藉著宣講及文字，為基督**信仰仗義爭辯。他們與當日批評基督教的人針鋒相對，無所畏懼，即使面對掌權者，也毫無懼色。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就是殉道者游斯丁(JustinMartyr)。游斯丁尋求真理的態度非常執著，皈主之後尤其認真為基督教真理爭辯，最後約于一六五年遇難，為主殉道，成為後世景仰的榜樣之一。

    進入第二世紀，在異端風起雲涌的時代，神又興起了許多帶領教會對抗異端的教父。較為出色的一位就是愛任紐(Irenaeus,130∼200年)。他流傳予後世的《對抗異端》(AgainstHeresies)一書，讓我們深深體驗到異端的厲害，也明白這些教父在維護真理上所付出的心血。在他所要糾正的異端教導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針對諾斯底主義而發出的。除此以外，他也極力維護當時教會的合一，幫助意見分歧的各地教會，在真理的前提下，團結一致。在這方面，愛任紐可說貢獻良多。

    以上的教父，都是典型的尼西亞前期教父。教父的服侍重點，就是在逼迫與異端的困擾下，帶領教會繼續向前。及至逼迫停止之後，就出現尼西亞時期的教父了。這些人雖然也面對一些錯謬的信仰，但主要的貢獻，是為教會的信仰奠定扎實的根基。尼西亞時期主要處理的問題乃是“三位一體”，在這方面貢獻至為卓越的教父，要算是亞他拿修(Athanasius,291∼373年)了。他是亞歷山大教會的屬靈領袖，曾出席過尼西亞會議，且窮其一生竭力為《尼西亞信經》的立場辯護。其實在尼西亞會議之後，亞流派的勢力並未消減，反而致力打擊維護正統信仰的尼西亞派。亞他拿修因而受到排擠，並被迫流放到別處，遠離他擔任主教的亞歷山大，也遠離他所牧養帶領的信徒。但這位教父仍然透過種種方式，秉持立場，維護真理。其後，他雖然重返亞歷山大，但卻一再被誣害，又被放逐離開亞歷山大達五次之多。然而亞他拿修從未氣餒，因著他夙夜匪懈的努力，教會至終明白，三位一體的教導才是符合聖經的真理，並在其後召開的君士坦丁堡會議(381年)上確立此觀點。

    至于尼西亞會議之後的教父，最重要，也最為人所熟知的，大概就是希坡(Hippo)的主教奧古斯丁了(354∼430年)。這位被認為是西方拉丁教會最重要的教父是北非洲人士。他在信主之前，曾涉及多種學問，並于意大利的米蘭(Milan)信主[當時米蘭教會的主教，就是之前我們提及的教父安波羅修(Ambrose)]。隨後他便返回非洲，且計劃從此隱退，專心追求認識主。但是，神卻帶領他出任希坡的主教，並從此展開多姿多采、可圈可點的服侍生涯。因著維護信仰的需要，他在諸多的著作中，為罪惡、恩典、自由意志、三位一體、救贖、教會等甚多信仰議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自傳式的靈修名著《懺悔錄》(TheConfessions)更流傳至今一千多年，幫助過千千萬萬的基督徒。在他之後，教會的信仰基礎可說是大致確立了。他對許多課題的觀點，因而成了拉丁教會的標準立場。到了十六世紀，在馬丁•路德(MartinLuther)帶領下的宗教改革時期，教會所要恢復的信仰，其實也就是奧古斯丁所代表的信仰立場。奧氏的影響何其深遠，可見一斑。

    縱然早期教會面對著非常不容易的處境，但卻因著神所興起的教父，成為當時的中流砥柱，以至教會能夠排除萬難，繼續勇往直前。沒有早期教會，就不會有今天的教會。我們不得不為此感恩，也為此歌頌那位創造與救贖的主宰。

    問題研討

    一、曾有人指出，當教會征服羅馬帝國的同時，教會也被羅馬帝國征服。這對我們今天的信徒來說，有何功課？

    二、教會人數增加，往往帶來屬靈水平降低的危險。我們當如何避免這種情形出現在今天的教會中呢？

    三、神在艱難的歲月中，興起眾多信徒來繼續他的作為，完成他的計劃。你有否想過自己也可以在現今的世代中，為神成就某些事情嗎？

    閱讀建議

    討論教會歷史個別時期的中文書籍不多，倒是所有綜論教會史的書籍都會從早期教會開始介紹。其中圖文並茂地講述教會歷史的，可參閱︰

    *陶理主編，李伯明、林牧野合編︰《基督教二千年史︰自第一世紀至當代》，香港︰海天書樓，一九九七年版。

    *JohnMcManners編，張景龍等譯︰《牛津基督教史︰插圖本》，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與中國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另外，單單討論早期教會歷史的書籍，建議參看︰

    *布恆瑞(Boer,HarryR.)著，郭鳳卓譯︰《初早期基督教會簡史》，台灣︰真道之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李振群著︰《透視二千年之卷一︰早期教會》，西馬︰協傳培訓中心，一九九九年。

    

    前言

    經過了早期教會的掙扎、奮斗，教會終于成為了整個羅馬帝國的信仰。到了主後五九○年，貴格利(Gregory)出任羅馬教會的首領(即所謂的教皇)，教會乃進入了中古的時期，直到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德(MartinLuther)成功地發動改教運動為止。自從羅馬帝國分成兩個部分後，東方(以希臘為首)的教會便與西方(以羅馬為首)的教會漸行漸遠了。各自的處境竟然不一樣，教會的生態自然也就不盡相同。這種發展上的分歧，大致上在主後第六世紀的末年開始定型，結果形成了東方的希臘教會及西方的拉丁教會。前者因以傳承使徒的道統作為自身的特色(當知教會源于帝國的東方，而且使徒都是東方人)，故稱之為“正統教會”，也就是後來的東正教。後者則強調教會的普世性、大公性，因而稱為“大公教會”。

    到了第六、七世紀之間，西羅馬帝國早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由入侵者建立的王國。只是這些王國大多不甚穩定。久而久之，原先的西羅馬帝國[即意大利(Italy)以及其西方的土地]在四分五裂下，乃由一些分封的王侯所統治，各自為政。這些大大小小的王侯，固然各自牽制，卻也互相攻擊、競逐，以致中古的歐洲社會沖突不斷，文化出現倒退的現象。至于原先的東羅馬帝國，則因為政治上較為穩定，所以民生亦較之安寧。惟此帝國卻早已與羅馬無甚關連，且逐步發展為一個地區性的政府，統治意大利以東，直到土耳其(Turkey)一帶的地區。這就是歷史上的拜佔廷帝國[拜佔廷(Byzantine)乃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舊名]。然而，這帝國卻日漸衰殘，直到中古後期的一四五三年，終于覆亡于土耳其信奉回教的奧圖曼帝國手上。拜佔廷的基督教對整個歐洲的影響力也隨之削弱。這個正統的運作中心，在拜佔廷帝國傾覆後，更不得不轉移到俄羅斯(Russia)地區去。因此，真正影響歐洲宗教信仰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以羅馬為首的大公教會。

    信仰生活的取向

    羅馬教會在兵荒馬亂的年日中，倒是出現了一些甚具魄力的領袖。誠如前文言及，當羅馬城失陷時，就是仰仗當時的教會從中斡旋，才得免遭受大規模的破壞。到了主後五九○年，貴格利出任羅馬的教皇，而其領導才能也進一步鞏固了羅馬教會的地位。一方面，他在教會內部推行改革，淨化教會的領導層。對外，他也推行慈惠事工，幫助有需要的地方百姓面對困境。由于他相當看中宣教事工，遂使遠至英倫(England)一帶的地區，也歸入到大公教會的信仰內。到了第九世紀，羅馬教會的宣教事工，開始進一步擴展至東歐[即今日之羅馬尼亞(Romania)、匈牙利(Hungary)、捷克(Czech)、波蘭(Poland)等地]，以及北歐[遠至今日的挪威(Norway)、瑞典(Sweden)一帶]地區。自此以後，羅馬教會更加認定自己才是所有教會的領袖。于此同時，在東方的正統教會，卻還一直認定她才是昔日羅馬光輝的繼承者，所以西方的教會應該服從拜佔廷的指揮才對。這種東西方的競爭，漸漸演變成彼此對立的格局，為日後的**埋下了伏筆。

    羅馬教會既然是惟一維系整個歐洲的主要力量，因此其運作大致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為了政令布達得以通行無阻，許多地方上的王侯也不得不拉攏教會，以取得神職人員的合作。于是羅馬教會的地位又得以更加鞏固並提升；只是這種聲勢所帶來的不全是正面效果。由于政府和教會皆深入影響民生的每一個層面，導致中古的社會逐漸出現“政教合一”的現象。而教會作為信仰群體的特質，反倒逐漸模糊。放眼望去，教會的影響力除伸展到生活各層面外，信仰生活的素質卻每況愈下。當時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教會的成員，然而信仰生活卻不過是民生型態的一部分而已。加上文化倒退的影響，信仰生活就逐漸出現了僵硬的現象和迷信的色彩。舉例而言，當日教會的神職人員，並不介意參加聖餐的人數或多或少(據一般情況，大家都會前來聚會)；然而他們卻甚顧忌聖餐的酒若倒灑在地上要如何處置。原因是聖經曾說，這乃是耶穌基督的寶血(參可14︰24)。聖餐的餅若掉在地上，尚可撿起，流質的酒可就無法收回了。若真如此，豈不是將基督的血糟蹋在地上了嗎？！諸如此類的問題，竟成了當日的關注焦點！

    另一件影響較遠的事，便是“補罪”概念的流行。中古時期，教會流行所謂的“補贖禮”︰就是犯罪的信徒，在清楚顯出悔改的行為之後，由神職人員宣告其罪從此得到“補贖”並獲得赦免。這種安排，不見得與聖經所說的“悔改”觀念相符，但卻變成一則引發長久爭論的問題。除此之外，補贖的思想也讓不少人認定，犯罪是可以藉某種善行來互相抵銷的，而這就是“補罪”思想的來歷。我們不難看出，在誤導之下，補罪的概念很容易助長生活放縱，甚至成為犯罪的“幫凶”，因為信徒容易誤會︰不論犯下什麼罪，只要以某種善行或功德補罪即可。在農民佔大多數，且文化、教育皆退步的社會中，這種偏差觀念的後遺癥竟然四處竄行，甚至越演越烈。到了第十六世紀改教的時期，補罪概念之下所衍生的贖罪券爭執，更引起軒然大波，帶動了宗教改革的浪潮。

    另一方面，拜佔廷帝國里的基督教素質，也出現了類似的走下坡現象。當信仰耶穌基督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會關注的焦點就轉移到一些非關鍵性的事情上面了。結果中古早期的東方教會就爆發了一場“圖像之爭”。所謂“圖像”，指的是一些與殉道者之類的偉大信徒相關的紀念性物品，如畫像、遺物等。一些信徒認為這些圖像，對他們的信仰生活有所幫助，因而珍視，或甚至供奉這些東西。另一些信徒則認為這種珍視、供奉行為與敬拜偶像無異，故對此大加撻伐。這種爭執，竟然從民間延伸到教會領袖當中，就連皇室人員乃至全國的主教長(其地位與羅馬的教皇相若)，也被牽扯在內。其爭論之烈，甚至引起了暴亂，也令意見相左的皇室與教會出現對立。整個事件從第八世紀初年開始，一直擾攘到第九世紀的中葉，才在容許圖像存在的結論下收場，前後歷時一百多年之久！這場內耗更加削弱了東方教會的影響力。由于圖像一向被西方教會接納，故這場爭論也造成東西方的教會，在信仰課題的取向上歧見加深。

    修道主義及其貢獻

    雖然教會面對諸般的沖擊，信仰生活也變得復雜與混亂。但因此時修道院大量出現，于是就穩住了單純的教會生活。無論我們這樣去強調修道主義對中古的影響，都不會過分渲染其正面貢獻。這些修道院承擔了教育的任務，以至護衛了整個歐洲的文明，幸免于無知之風的摧殘和瓦解。修道士亦從事耕作，且傳授百姓農耕的知識，以至提升了社會朝向更高文明發展的水平。他們更是兵連禍劫中的忠心宣教士，殷勤教誨歐洲各地的百姓明白信仰的意義。當教會因為權利斗爭、政教糾紛等困擾而失去方向時，他們卻獨立維持著單純的信仰生活，支撐著氣若游絲般的教會不至潦倒。

    這些修道院大致沿襲早期教會中的個人修道思想，同時也胸懷改革教會歪風的志向。期間雖然出現過腐敗的情形，然而改革修道體制的決心和堅持修道主義的崇高宗教情操，卻始終如一、歷久不衰。

    修道人士雖然各有自己的源流，惟其中最重要者當數本篤派(OrderofSTBenedict)。本篤派人士從第六世紀開始，即成功地領導著修道風氣的發展。舉凡入會者必須經歷一年的考驗期，爾後才正式進入堅守貧窮、貞潔與服從的誓約中。他們一方面在規定的時段中恪守敬拜、默想、祈禱的操練，也在其他時段進行各種的活動，按著修道院的委派，或服侍社區、或從事耕種。其後的克呂尼派修會(CluniacOrder)亦繼承此一理想，遂使修道主義這股力量迅速發展，且修道院的派別、數目與影響也逐漸增加。到了第十二世紀，單是克呂尼派的修會，就有一千五百所之多。在風雨飄搖的時期，一些教皇也來自修道院，領導教會對抗歪風。第十一世紀的貴格利七世即是典型的例子。藉此，修道主義成功地維持了西方社會宗教生活的道德、學術和信仰風貌。

    維京人與回教**

    中古的前半部時期，威脅信仰生活的因素，除了教會內部的爭執(如圖像等)，還有外在來自其他民族的侵擾。最為重要的就是來自挪威地區的維京人(Vikings)，以及來自阿拉伯半島的回教**。他們分別為西方與東方的社會帶來了威脅和破壞。由于中古時期的信仰生活已成為日常民生的一部分，故這些威脅也強烈地沖擊到中古教會的生態。

    自第七世紀起，維京人即開始到其他地區尋覓糧食。到了第八世紀，尋找卻逐漸演變為掠奪，所波及的地區更擴展至英倫與西歐沿岸地區，這些掠奪更進一步成為大規模的入侵，而且這些“北方人”也陸續在歐洲一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國。法國諾曼底(Normandy,France)就是一個例子(英文中的Norman就是來自“Northmen北方人”一詞)。定居下來的入侵者一方面保留著自身的宗教型態，但又不得不認同雄據歐洲的基督教信仰。同時這些人又以統治者的身分影響了日常的民生。于是大眾化的基督教型態，就進一步朝著異教風氣發展，信仰的單純性亦因而受到更大的壓力。

    回教也于此時期出現在歐洲東方的邊陲。其影響範圍，到了第七世紀便從阿拉伯半島向西延伸至北非洲，又向北延伸到小亞細亞。這些地區原先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區。及至第八世紀中葉，回教勢力則更猖獗地席卷整個北非，及至部分西班牙(Spain)地區。尤其嚴重的是，基督教的發源地[以色列(Israel)、埃及(Egypt)北部、土耳其東部等地]皆陸續落入了回教的勢力範圍，教會生活因之大受影響。由于回教**所采取的也是政教合一的體制，故原先信奉基督教的人士不得不改信回教。部分不願放棄信仰的基督徒，則飽受逼迫。先前歐洲信徒經常到耶路撒冷等地朝聖，如今旅程則充斥著凶險。教會的影響力在這些地區因而沒落，甚至完全消失。

    回教**的出現，也讓拜佔廷帝國備受威脅。之前，拜佔廷與波斯(Persia)之間長期對峙、沖突，導致國力多有損傷。及至波斯歸附回教之後，土耳其也逐漸成為回教地區。拜佔廷帝國日趨沒落之後，東方教會的發展也隨之受到極大的阻礙。這個左右教會發展的因素，一直影響著歐洲教會，直到宗教改革的時期。

    問題研討

    一、政治與宗教的關系，在中古一直糾纏不清。今天信徒當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二、修道主義的行為，今天看來有點極端，卻在中古時期作出巨大貢獻。我們從中可以學習到哪些功課？

    三、基督教在成為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時，其單純性就會出現危機。我們該如何加以克服呢？

    

    前言

    中古教會的前半部可說是一段“建立與掙扎”的時期。只是當羅馬教會的權勢愈來愈高漲時，建立與掙扎乃被“統領與指揮”所取代，教會的面貌也因此開始出現了偏差與腐敗。其中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就是東西方教會在一○五四年的正式決裂。

    誠如之前所述及的，東西方教會的差異由來已久。只是礙于”教會一家”的觀念(這也是自325年《尼西亞信經》頒布以來，大家所公認的信仰綱領之一)，雙方仍盡量維持表面上的和諧。事實上，除了政治環境的不同，雙方也在頗多的課題上存有爭議。例如，東方教會將復活節日期的計算與逾越節的日期掛鉤，因而復活節一定落在逾越節後的第三天。這做法，固然能夠幫助信徒在復活節思念耶穌為逾越節的羔羊，只是如此一來，復活節就不一定落在星期日了。西方的羅馬教會則一直按主日的計算來決定復活節的日期，使復活節的慶祝活動一定在星期日進行。但是這樣的復活節卻未必與逾越節連在一起。事實上，這兩個算法各有千秋，但是在誰該服從誰的問題出現後，就落入水火不容的局面。雙方其他方面的爭執，還包括了對圖像的態度、對《尼西亞信經》文字上的差異，以及聖餐是否應選用無酵餅等課題。因此在一○五四年，當羅馬教會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卻備受冷落時，即被冠予“藐視羅馬教會的最高領導人(即教皇)”的罪名，揚言將君士坦丁堡主教長逐出教會。旋踵君士坦丁堡主教長竟以“驅逐教皇出教會”來作回應。雙方對峙的火焰，終于觸動了一發不可收拾的**。東西方的教會從此分家，互不來往，直到拜佔廷帝國覆亡，東方教會的中心從希臘(Greece)轉移到俄羅斯(Russia)去後，仍然如此。

    這場**一方面凸顯了雙方的矛盾，其實也標示著教會的偏差與腐敗。當教會不再標榜耶穌基督為元首；當福音的傳播與屬靈生命的建立不再是教會的首要任務，那些偏差、腐敗的現象就會出現！

    教皇權勢與政教之爭

    自從踏入第十一世紀，羅馬教皇的權勢即朝向頂峰發展。在中古的早期，教皇的身分仍是彼得的代表，而《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節似乎指向彼得為教會在地上的元首(其實該經文的解釋一向頗具爭議)，故教皇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眾教會的元首。到了中古的後期，教皇的身分進一步成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既然基督乃是萬有的主宰(參弗1︰20∼23)，教皇的地位當然也就凌駕于所有權勢之上了。與這微秒變化同時期出現的，乃是一份日漸流傳被稱作《君士坦丁的封贈》的文件。該文件據說源自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聲稱羅馬主教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教會的主教，並有權管理所有神職人員；此外，君士坦丁也將羅馬(Rome)鄰近的意大利(Italy)地區贈與羅馬教會，如此一來，羅馬教皇又擁有治理國土的權柄。由于這份文件被認為是出自君士坦丁之手，所以連反對教皇的人都認可其權威。這自然提升了教皇的地位，甚至連當日的王侯也不得不畏懼三分。只是到了第十五世紀，大家才發現這原來是第八世紀某位修士杜撰的偽造文件！由此可見，教會在看重權勢的過程中，是如何逐漸地腐敗了！

    在教會的層面，羅馬教廷的權勢固然無人能及；但是在王侯等統治階層中，卻出現了反對的聲浪。當王侯的勢力仍處于微不足道的階段時，教會與各地政府之間乃相安無事。只是到了較後的時期，歐洲開始出現一些勢力較大的王侯；同時，國家意識也開始在一些地區中萌生。例如，日耳曼人就逐漸體會自己乃是一個單一的民族。難道這民族的統治者包括了許多王侯，大家卻愈來愈意識到自己乃是“德國人”，與意大利和法蘭西等的人不一樣。因此，在國家治理的大事上，這些統治者即認定教皇應該專注于教會的事務，而讓政府來決定民事。其實教會此時的勢力，已經深入參與在民事的決策與執行中。既然所有“地方百姓”也都是“教會信徒”，因此，教會于政府之間的糾紛也就無從避免了。

    最能表露此一爭執的，莫過于地區主教的委任問題了。每當地區主教出缺之時，地方上的王侯就會立即委派繼任人，以確保教會得以繼續運作。這類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偏遠地區，羅馬也委實無法及時處理(昔日的通訊、交通不比如今)。王侯也往往藉此委任自己的親信填補那些空缺，以確保政令通行和該地區對自己效忠。然而，這風氣明顯與羅馬的地位和權勢抵觸，而且政府的委任也往往帶來利益輸送的弊端。羅馬教會因此極力反對，並因而在英國(UnitedKingdom)、法國(France)、德國(Germany)等地造成政教之間的嚴重沖突，甚至出現兵戎相見的場面。表面看來，教會在這些爭執中居于上風。到了第十三世紀初期，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III)在位時，教會的權勢更加達到顛峰，就連一些歐洲王室的婚姻，都得經過教皇批準才可。然而這種“盛氣”卻招來地方王侯的反感。英諾森之後的一百年間，教會的權勢就逐步下降。到了第十四世紀初年，一些強勢的君王(如英、法的統治者)甚至伺機羞辱教皇，以壓抑其氣焰。呼風喚雨的權勢，換來的至終不過是王侯心底里的敵意。及至宗教改革風潮出現，許多王侯竟執意支持馬丁•路德(MartinLuther)，此乃當初教皇始料不及的！

    權威之爭固然涉及了真理層面的考量，但也顯然地攙雜了利益、權力的因素在內。教會的屬靈光景在爭權奪利中逐漸淪為次要的事情；與教會身分不符的腐敗行徑也就此抬頭了。

    十字軍東征

    這種名實不相符的行徑之一，而又影響深遠的，就是十字軍的東征了。從一○九五年首次十字軍東征開始，到一二七○年最後一次的東征，在將近二百年的歲月中，成千上萬的軍人，在十字架的旗號下，一波接一波地前往東方征討。歐洲的基督徒社會也一直觀望這些東征的隊伍，是否真能解救聖地，使之脫離異教**的控制。

    促使十字軍出現的原因，可說是多方面的。由于拜佔廷帝國走下坡，無力善加保護信徒；土耳其(Turkey)回教**崛起後又以激烈手段壓制基督徒，使得許多信奉基督的人，不得不面對被殺或被賣為奴的慘境。這等消息傳到歐洲社會，激發了許多人同仇敵愾的意識，揚言要為神爭戰。此外，平安地前往聖地朝聖的需要也甚龐大，但是這些異教**卻控制著朝聖的路線及目的地。加上歐洲的基督教王侯新近成功地擊敗了信奉回教的入侵者，從回教**手中奪回一度失陷的西班牙(Spain)及西西里島(Sicilia)。許多人因此受到激勵，要進一步征討這些異教分子，收復失地。因此，當解救耶路撒冷弟兄于水深火熱中的呼召發出，以及以驅逐回教**來恢復聖地面貌之指令下達後，第一次的十字軍就浩浩蕩蕩踏上了征途。號召此次史無前例之十字軍的，正是當時的教皇烏耳班二世(UrbanII)。這種假信仰之名，卻行殺戮之實的軍事行動，竟然由教會的最高領袖所倡導！撫今追昔，實令人匪夷所思、不勝唏噓！正因為當時教會的領袖確實能夠號令歐洲，加上許多人也只知道靠打仗維生；如此一來，就連歐洲所有的主要王侯和整個地區的百姓，都卷入了多次所謂的“聖戰”行動。

    盡管十字軍于第十二世紀在耶路撒冷地區，建立了一個短暫並具拉丁色彩的王國；然而，十字軍東征大體而言是失敗的。參與行動的王侯皆伺機成為軍事盟主，號令天下，因而軍隊內部出現了相互競爭和排斥，弄得軍隊內部號令不一。從軍的人當中，更多人藉此良機尋找生活出路，甚或逃避家鄉的某些責任。更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也趁機從軍，以求平步青雲。結果，十字軍行經之處，往往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甚至有十字軍途徑拜佔廷帝國疆域時，大肆燒殺擄掠，無所不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前往巴勒斯坦(Palestine)！沿途的許多猶太人社區也遭到打擊和掠奪。十字軍東征的基本目的，有如輕煙消散，一事無成！反而回教與基督教之間，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怨懟、仇恨卻因此加深；東方的拜佔廷教會與西方的拉丁教會也因此更加互不信任。惟一正面的，倒是歐洲與中東地區，從此有了某種程度的交通往來，促成了文化上的交流，也幫助一些重要的典籍從東方流入歐洲；此番成果確實出人意料。縱然如此，十字軍東征的歷史，始終是教會的一記敗筆！

    經院學派抬頭

    中古時代予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片的黑暗與落後，而事實不然。分封的王侯固然相互攻訐、爭斗不休，然而，大家不要忘記，修道院仍然繼續肩負著維持文化進步的使命。許多修道院為此聚集了一些學有專精的人士，設館授徒。另外一些主要的教會中心，也在其主教的座堂里面，匯聚了一些學者，以作推廣學術思維的工夫。這些修道院與座堂的學者，逐漸吸引了其他學者前來，形成了一些學術群體。同時，學科與學制也在這等學術中心逐步被規劃起來。到了第十二世紀，這股學術研究的風氣，促成歐洲地區興起多所名聞遐邇的大學，包括巴黎大學(UniversitedeParis)、牛津大學(UniversityofOxford)、劍橋大學(UniversiteofCambridge)等。這些大學的課程分成初級、中級、高級三個水平，而最終的高級(博士)課程分為醫學、法律及神學三個學習範疇，其中尤以神學的探討最為顯著與重要。由此可見，信仰在早期大學中所佔之分量和地位，乃是舉足輕重的。

    大學的出現，不但進一步帶動並推廣學術研究的氣氛，更催生了所謂的“經院學派”。“經院學派”所標榜是一個崇高的理想，學者企圖將各種各樣的學問整合成一個統一的體系，使人類可以擁有整全的知識。它背後的觀點認為︰不論是哪一個學科，所有真實的知識、學問都是從神而來的，因此一切的學問皆彼此關聯互相影響。只要我們從事精密的思維和徹底的探究，就能夠建構一個涵蓋一切的、整全的學問體系。因此上至天文、下及地理，都成了經院學者所欲探究的課題。加上教會從開始即參與在大學的建立中，許多修道士其實也就是這些經院學者隊伍中的一分子。中古後期(從十三世紀開始)出現的學者，諸如多瑪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就是來自修道背景的修士。這些學者極欲努力整合神學與哲學思想，以使基督教信仰扎根于堅實的基礎上。姑勿論他們努力的成果如何，這份心志本身卻是值得嘉許的。這些人為信仰作出的貢獻，不僅在當時被視作瑰寶，即使在今日，他們努力與心血的結晶，仍然是許多人研究的對象。中古的教會之所以沒有在腐敗中消失，實歸功于這些以學問工夫服侍神、服侍教會的學者！

    問題研討

    一、有人指出︰“權力帶來腐化，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綜觀中古時期，我們可以有哪些學習及體會？

    二、維護神真理與維護自身權益，往往只是一線之差。今日的信徒當如何自守，得免掉進這種漩渦？

    三、學術工夫對信仰一直有其正面貢獻。今日的教會當怎樣善用資源，以使福音發揮更加正面的影響？

    

    前言

    常言道︰物必先腐爾後蟲生。教會之所以出現改革的訴求，皆因自身的腐敗。只不過改革並非肇始于十六世紀的馬丁•路德(MartinLuther)。在那之前，中古末期(自十三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末葉)就已經出現幾番改革的努力了。這些努力都是針對教會的腐敗而作出的。其實到了十三、十四世紀，羅馬教廷的威望即萌生了滑坡的跡象。由于教廷本身缺乏強大的軍事力量，故不得不和日漸興起的各主要王室妥協。加上奢華的揮霍，教會的財政也越發依賴各方王侯的支持。這些因素導致教皇的權勢江河日下。可惜的是，教會不單沒有反思其屬靈的角色，作好分內的任務；反而任由一些腐敗行徑在教會中蔓延。

    教會的腐敗行徑

    這些腐敗行徑之中，較為嚴重的就是聖職買賣。以錢財交易來謀取教會中某個職位的作風，在第五世紀迦克墩會議的決議事項中，即遭禁止。可見這種買賣聖職的行為，古已有之，不容易完全避免。只是之前的聖職買賣僅在暗中進行。到了中古時期，此種勾當竟然化暗為明；雖然教廷一再申令取締，但欲禁不勝禁。由于當日教廷不得不與執政者妥協，故導致委任某些重要職位時，不得不“參考”教會以外的意見。而且，當金錢交易成為廣被接納的手段後，“價高者得”就變得順理成章了。聖職買賣可說是教會腐敗的主要禍根。因著通過此種途徑而獲得委任的神職人員，自然不會將神聖的牧養工作放在首位。而且“購買”聖職的人，不難想象包括甚多生活放蕩不羈、行為不潔之輩。甚至這種光景很容易造成惡性循環，致使神職人員的素質朝著低落的方向發展。如此一來，中古後期的許多神職人員皆不得人心，甚至引起公眾的反感。教士當中不識字者，大有人在；情況之嚴重，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由于獲取某些有利可圖之職位的花費相當高昂，買到這些職位的人，往往須設法從其他途徑來彌補開支；結果一些能夠快速聚斂大量錢財的事務，很容易就獲得大力支持，盡管這些事務也許並不光采。這就解釋了為何“贖罪券”竟然在民間，以商業手法來大量推銷。“贖罪券”的本意乃在給購買的認罪者一份眼見的憑據，使其確知自己的罪已獲赦免。只是不少參與推銷的人士，往往利用花言巧語蠱惑百姓購買，好從中獲利。大量推銷贖罪券的做法，大大誤導了百姓，使他們以為只要擁有贖罪券，即可任意犯罪，因為贖罪券能使他得到赦免(這也是補罪概念作祟的結果)。教廷其實也明白內中的弊端。惟礙于財務上的需要，也只得使用這一類的手法，以解決入不敷出的局面。贖罪券因此在中古的末期，不止一次地在歐洲全面推銷。

    聖職買賣也帶來另一件頗令百姓詬病的事情，就是聖職的兼任風氣。既然聖職可以花錢買到，且又帶來實質上的利益，，不少人就特意兼任超過一項的聖職。這種行徑固然引致神職人員素質低落，事實上他們也根本無法履行其牧職。由于兼職者無法同時現身在不同地區，結果在中古的後期，牧職人員不見蹤影的情形頗為嚴重。雖然在信仰的取向上，一般中古的信徒多有異教色彩，認知真理的水平也未必很高，但他們卻都是非常熱衷“信仰生活”的人。舉凡婚喪嫁娶都一定以教會定規的方式進行，且由神職人員主持。嬰孩出生後也必須盡早舉行洗禮，因他們認為，尚未受洗的嬰孩一旦夭折，就無法進入天堂。但是許多牧區的神職人員根本不會出現！這些聖職既非出缺，故也無從另行委任，老百姓就只能搖頭嘆息了。單是聖職買賣一項，即招來如此多的弊端，其他的就是可想而知了。

    來自體制內部的改革

    這些腐敗作風，令不少教會內部的領袖痛心疾首，並力主匡正改革。由于腐敗的情況十分明顯，故教會高層也不得不采取行動了。只是許多弊端由來已久，必須從長計議，方能奏效。為此，教會乃采用大公會議的方式，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商議改革的方案。所召開的一系列“拉特蘭會議”(LateranCouncil)，也確實凝聚了一些共識。例如︰一一二三年的一次，明令神職人員禁止納妾，一一三九年的會議再度申令禁止聖職買賣。只是聲明歸聲明，腐敗之風並未減弱。其後的幾次會議，尤其乏善可陳。最後的一次拉特蘭會議，甚至是在改教爆發的一五一七年所召開。諷刺的是，這些會議所針對改革的對象，正是這些出席會議的人士。可想而知，改革也就變成了空談。這條路線的改革努力，至終宣告徹底失敗！

    在內部改革的呼聲中，羅馬教廷上演了一次發人深省的變故。原先教廷一直在羅馬(Rome)運作，由于種種原因，卻在一三○五年搬遷到法國的亞威農(Avignon,France)去，並且事事受制于法國的干預。教廷不得已于一三七七年搬回羅馬(史稱“教會被擄巴比倫”)。然而一些教廷高層人士，卻在羅馬教皇之外，另行選立一位教皇，並讓他回到亞威農去。歐洲出現了兩位教皇之後，各國王侯就可按照自身的需要，各選其中一位作為承認與效力的對象。為了解決這局面，部分人士乃宣布原先的兩位教皇無效，另立教皇。如此一來，原先的二位除不肯善罷甘休外，並拒絕下台。歐洲因而出現了三位教皇的詭異局面。教會改革的需要，益發明顯。為此，一些教會領袖，連同大學的一些學者，聯手提出“議會改革”的方案，號召在教皇掌控的“拉特蘭會議”以外，另行召**議，推動改革。這個于一四一四年召集的“康士坦斯會議”(ConstanceCouncil)，不僅成功地解決了三位教皇的尷尬局面，又提出以“議會”來制衡教皇的權柄，以期達到改革的願望。只是當結束紛爭的教皇站穩之後，就明令禁止“議會改革”的運作。內部改革的努力，從此也就無法抬頭了。

    來自教廷以外的改革

    教會需要改革，人盡皆知。一些堪稱表率的典範人物，就成了大眾學效的榜樣。彼得•瓦勒度(PeterWaldo，1140∼1217年)就是其中之一。在清楚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後，這位商人變賣了產業，專心過著貧窮的傳道生涯；為了方便听眾，瓦勒度亦將聖經翻譯為自己家鄉的語言，作為傳道之用。他的精神感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瓦勒度派”出現于十二世紀的歐洲。這些人甘受貧窮、專心傳道的表現，無異在指控教會高層的奢華與放縱；故也因此受到壓制和**，甚至被斥為異端。逼迫並無法消滅這股屬靈的熱忱，瓦勒度派反而在壓制之下擴散開來，其影響力一直維持到中世紀的末年，在歐洲大陸中部與東部尤其明顯。

    至于與大陸一水之隔的英國(UnitedKingdom)，則于十四世紀出現了著名的改革家約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1329∼1384年)。他出身牛津大學(UniversityofOxford)。眼見教會的腐敗，威克理夫遂透過寫作、授課、講道抨擊教廷的教導與行徑，指出教會乃神子民的群體，而非教廷指揮之下的附屬品。威克理夫身邊也聚集了一批懷抱改革思想的追隨者，他們將老師的言論帶到四周的城鎮去，又發展了自己的組織與教廷對抗。威克理夫最為著名的貢獻之一，就是將聖經翻譯成英文。由于當日的聖經一直采用拉丁文版本，故一般百姓根本無從理解其中的內容。威克理夫主張，任何人都有權透過自己的語言來理解聖經，于是將拉丁文聖經翻譯為英文聖經。教廷固然視之為異端，卻也無法有效地制裁他，倒是強迫他離開了牛津。這位推動聖經翻譯的改革家，在離開牛津兩年之後與世長辭。然而他的追隨者卻將他的思想，有效地散播在英國人的心中，為日後英國教會的改革提供了動力。

    在歐洲大陸繼承威克理夫改革理想的，是來自捷克(Czech)的神職人員約翰•胡司(JohnHuss，1374∼1415年)。由于深受威克理夫的影響，所以他也同樣強調聖經的權威、抨擊教會的腐敗，包括販售贖罪券的行為。胡司的言論自然不能見容于羅馬教廷，甚至被逐出教會。但是他的教導甚獲當時捷克人的歡迎。當教會領袖在康士坦斯(Constance)召開議會，以解決三位教皇並列的困境時，就傳召胡司前來解釋他的立場。胡司應訊出席，卻在會上被斥為異端，當場就被活活燒死，成了改革運動的殉道者。支持胡司者事後組成獨立的教派，與羅馬教會分庭抗禮。這股改革力量在歐洲大陸上一直存在，也影響了日後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

    改革的浪潮不僅在其他國家出現，也浮現于羅馬所在的意大利(Italy)。到了十五世紀，羅馬教會的一位神職人員薩沃那柔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年)也領導了一場在意大利北部的改革運動。此人是一名修道士，透過講道帶動了改革，又將當日腐敗、凌亂的佛羅倫斯(Floence)地方教會，改變成修道院般的模範教會。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薩沃那柔拉免不了批評教會的腐敗與不當，並因而被教廷驅逐，最終受火刑處決。這位改革家其實就是羅馬教會的自家人，但至終也因推動改革而被排斥。大家不禁會問︰教會果真無藥可救了嗎？黑夜到底還有多長？

    神既是教會的主，他就不會離棄自己的教會。其實到了第十五世紀末年，歐洲的文化與思潮也都為教會的改革作好了準備。此時的歐洲出現了文藝復興的氣象。文藝的抬頭，帶動了對古代文獻的珍惜與研究。聖經作為古代文獻之一，其地位也逐漸受到重視。改革思維因而逐漸散布開來。雖然就外表看，這時期的改革皆以失敗告終，但是在薩沃那柔拉被燒死之後，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馬丁•路德的怒吼便于一五一七年出現于德國(Germany)。宗教改革時期也隨著路德的出現而到來。教會的主始終是信實可靠的上主！

    問題研究

    一、教會在外表上的成功，往往帶來內在的腐敗。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防備這樣的情形出現？

    二、中古時期的改革都不成功。你能歸納出招致失敗的各種因素嗎？

    三、改革的推動，往往在于領袖人物的付出。從這些改教先驅的身上，你學會了什麼？

    閱讀建議

    如果需要，可進一步參看以下一些從論教會歷史的書籍︰

    一、祁伯爾(KuiperB.K)著，李林靜芝譯︰《歷史的軌跡︰二千年教會史》，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二、余達心著︰《基督教發展史新譯》，台灣︰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一九九四年。

    關于中古時期的教會，可參閱︰

    李振群著︰《透過二千年之卷二︰中古教會》，西馬︰協傳培訓中心，一九九九年。

    

    前言

    十六世紀是一個彌漫新氣象的時代。典型的例子，就是探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Columbus)在世紀的交替的時刻(1492年)，發現了美洲的新大陸，為歐洲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憧憬。然而此時刻的歐洲也充斥著不安與變革的跡象。社會、文化的發展，導致日後所謂的中產階級逐漸出現在許多城市中，沖擊著中古簡單的農民、貴族的社會的結構。教會改革的失敗則引來了普遍的反感。大學里面的學者皆意識到變革更新的需要，翹首以望新的改革動力。一般農民與基層人士更是對現狀愈來愈不滿。驚天動地的變革條件，似乎都已經預備好了。與此同時，宗教熱誠的火炬仍然透過修道院賴以維持。一些修道士仍然堅持理念，透過刻苦、敬虔來展現對信仰的忠誠，以祈獲得神的喜悅。馬丁•路德(MarthinLuther)就是其中一位。

    路德與“九十五條”

    馬丁•路德生長在一個不甚富裕的礦工家庭。在節衣縮食情形下之，一直努力讀書的他，終于進入了大學，修讀法律的博士學位。然而，他心中一直盤旋著一個相當惱人的問題︰罪人要怎樣才能獲得聖潔神的恩惠呢？這份對生命終極問題的關注，使他毅然離開法律的學習，加入了奧古斯丁派的修道院，一心要按照當時的觀點，透過克苦己身的方式來換取神的悅納。在修道院操練的同時，馬丁•路德也開始修讀神學博士的課程，專心研讀神學與聖經。在這期間，他發現了兩個重要的道理。首先他體會到︰再多的克苦、善行也無法與神的良善相比，人越是企圖以善功來換取神的義，就離開這義越遠！另外，他又發現聖經的教導與教會流行的說法不一致︰義人得生的途徑不是透過善行，而是藉著信心接納耶穌基督十字架所提供的救贖。馬丁•路德終于明白︰聖經所說的“神的義”，原來不是指神對人的要求而言，而是“神賜給人的一份禮物”！這項稱為基督的真理，為整個宗教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此時的馬丁•路德已取得神學博士學位，也被修道院派往位于威登堡(Wittenberg)的大學講授聖經與神學。他將聖經關乎救恩的道理，透過在威登堡的大學及教會，傳送給身邊的人。只是他所能夠影響的人，並不怎麼多。而就在這時候，羅馬教皇為了籌款修建教廷所在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再次在整個歐洲發動售賣贖罪券的活動。負責在馬丁•路德所在地區販賣的人，推銷贖罪券的言論及手法，激起了馬丁•路德的不滿。當日推銷的人聲稱，只要購買贖罪券的錢幣落入了錢箱，罪就立即獲得了赦免！這番厥詞顯然與鼓勵犯罪無異，更與馬丁•路德所認識的福音道理有所抵觸。終于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門口，張貼了一份名為“九十五條”的文件，指出贖罪券並不具備所宣稱的赦罪功效。這舉動馬上引發了極大的震驚。一位在羅馬大公教會體系出身的修道士，竟然公開反對教會的教導，此舉無疑大快人心。加上之前不久發明的活版印刷術，加速了這份文件在歐洲各地的風行，且帶動了許多討論。

    羅馬教廷起初不以為意，只覺得這是某個角落里的小修道士在大發謬論，遂指示相關的主教、大主教等，設法平息風波。一年之後，事情其實已開始比較平息下來。只是一位認同教會傳統觀點的教士，非常不滿馬丁•路德的言論，且要求與他公開辯論，以正視听。路德接受了這項挑戰，雙方乃于一五一九年，在萊比錫大學(UniversitaetLeipzig)舉行了這場影響深遠的辯論。路德在辯論中闡述自身的立場時，並不諱言贖罪券的無效，進而也指出了教會、教皇等皆不具有赦罪的權柄，因為這權柄僅僅來自耶穌基督。路德指出其觀點所依據的，不是教會的傳統，而是聖經本身的教導。這樣的立場當然無法見容于羅馬教廷，而教廷也不得不要求他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悔改，並收回言論，否則就將他逐出教會並終止教籍。只是馬丁•路德深知這確實是聖經的教導，因而拒絕悔改，甚至在公開的場合，當眾焚燒了教皇所下達的悔改諭令！宗教改革的浪潮自此石破天驚地展開了。

    德國宗教改革的早期發展

    宗教改革起初主要在德國(Germany)地區展開。馬丁•路德除了繼續在威登堡教書及講道外，也透過文字來陳述教會改革的需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份文件是《基督徒的自由》(陳明作基督徒的意義)、《教會被擄巴比倫》(指出教會已背離神的道，猶如昔日以色列因背道而被擄一般)及《致德國王侯公開信》(公開鼓勵王侯為真理來推動教會改革)。透過這些努力，改革教會的風氣逐漸擴散到其他德國王侯的轄地。當日德國的王侯，連同匈牙利(Hungany)、奧地利(Austria)等國皆隸屬一個聯邦，稱為“神聖羅馬帝國”[但是這帝國實質上與羅馬(Rome)無涉，且運作上也不如一般的帝國]。為了徹底對付馬丁•路德這新興的“異端”，帝國召開了國務會議，並傳召馬丁•路德前往答辯。為了真理的緣故，馬丁•路德冒著生命的危險，出席了會議，但卻發覺這不過是個命令他悔改的會議，根本沒有任何讓他作出答辯的安排。這位改教家于是勇敢地向會議宣告說︰“除非能夠依據聖經判定我的見解是錯誤的……否則，我不能、也不會撤回任何的觀點；因為違背良心行事，是不對的，是不能接受的。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願神幫助我！”這名不知好歹的修道士既然拒絕悔改，帝國就褫奪了他的公民身分，並要將他逮捕處死。所幸馬丁•路德在作出宣告之後，立即離開會場回家，又在路上被支持者強行攔截並藏匿起來，因而逃過了追捕。之後，帝國本欲繼續追究保護他的人士，但是由于奧圖曼帝國信奉回教的大軍壓境，帝國的元首不得不暫時容許各王侯擁有宗教事務上的自決權，藉此聯合各王侯，一致共同對抗入侵者。馬丁•路德的福音信仰，就此散播開來。其後，馬丁•路德甚至可以公開回到威登堡繼續領導改教的進程。

    當圍困維也納(Vienna)的入侵軍隊撤離後，帝國曾再度追究馬丁•路德的改革運動。然而，教會改革已經開始在許多地區植根，支持改教的王侯也聯名向帝國元首提出抗議，認為各王侯擁有宗教事務的自決權，不容外力干預(基督教的Protestant一詞，就是這樣得來的)。帝國元首雖然一面倒地支持羅馬，但卻一時之間無法貫徹政令，去**這些改教的王侯。各王侯也樂得自行處理宗教事務，這些統治者從此就分成羅馬派與抗議派(改教派)兩個陣營了。

    所謂宗教改革，就是揚棄羅馬大公教會當時所持守的救恩觀，認定所有人只有憑著“信心”，接受“聖經”所宣講的基督十架救贖“恩典”，方可以獲得神的義，成為神的兒女。這就是所謂“惟獨信心”、“惟獨聖經”、“惟獨恩典”的三大改教訴求了。同時，教會也在運作方式、聚會程序、教導內容等方面，根據這些原則作出調整。因此，教會的面貌煥然一新︰不合聖經的腐敗現象消失了，迷信色彩的教導被取締了，企圖以苦修善功取悅神的修道院解散了。馬丁•路德在藏匿期間，也將聖經從原文翻譯為優雅流暢的德文。之前不久才發明的活版印刷技術，則將路德的著作及他翻譯的聖經，以大量又低廉的方式，迅速地流通到歐洲各地。慕名者蜂擁至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ofWittenbeng)，渴慕在路德門下受教。這些人回家之後，也將改教的信仰，以及改革教會的方案帶回自己的國家和地區。其他地區的大學學者，深明改教的意義，也紛紛加入鼓吹改革教會的行列。宗教改革就如風暴一般，席卷了整個歐洲。

    其他地區的宗教改革運動

    除了德國以外，驚天動地的事情也在瑞士的甦黎世(Zurich,Switzerland)展開。受到馬丁•路德的影響，甦黎世城中一名神職人員慈運理(UlrichZwingli)，也認定福音信仰才是聖經的正確教導。一五二二年，慈運理在禁止吃肉的守齋期間，特地聚眾公然吃肉。此舉引來一連串的辯論，因許多人認為在守齋期間吃肉，是不得神喜悅的事情。慈運理藉著辯論可否吃肉的場合，提出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到底怎樣能夠讓一個人得著神的喜悅呢？是善行？還是信心？正如馬丁•路德所堅持，義人是因信得生的；既然如此，憑借信心的福音信仰才是真摯的信仰。經過這些辯論，甦黎世的市議會乃決定︰慈運理的見解是正確的，以後教會的教導及運作方式，都要依據他的方案進行。慈運理從此取得了甦黎世教會改革的主導權，在這個瑞士城市中，推動類似馬丁•路德在德國所進行的改革運動。甦黎世的改革措施立時招致了一些鄰近地區王侯的反對，並弄到兵戎相見；而慈運理也在一五三一年的一場戰爭中去世。然而甦黎世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在繼任者布靈爾(JohannHeinrichBullinger)的帶領之下，甦黎世城繼續領導著瑞士的改教，而且又將改教風氣蔓延到了其他瑞士的城鎮去，包括與法國(France)接壤的日內瓦城(Geneva)。往後日內瓦城甚至超越甦黎世的地位，成為瑞士宗教改革的大本營。

    另一個教會改革的主要地區是英國(UnitedKingdom)。自從亨利八世(HenryVⅢ)登基作王，英國的中產階級即迅速興起。這些人比一般農民更加關注社會民生的處境，因為社會、制度、政策等之不合理現象，無一不與他們的生計息息相關且影響非凡。由于他們非屬貴族階層，不易左右大局，故不得不寄望統治者進行改革，結果成了改革思維的強大支持群體。在這期間，英國社會各階層對教會不滿的氣氛相當普遍。加上約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的影響並未完全消失，民間對改革的訴求一直存在。因此，當馬丁•路德振臂高呼之後，脫離羅馬教會體系，以及改革教會信仰與生活的情緒，即不斷地在英國提升。時逢國王亨利八世與原來王後的離婚要求，遭到羅馬教皇拒絕，國王當下乃“順應民情”，召開特別國會，通過了一項名為《最高治權法案》的決議，宣告英國的國王從此成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這舉動等于宣告教會從此與羅馬決裂，自行獨立于羅馬教廷之外。時為一五三四年。隨後，亨利八世即強行解散修道院，沒收羅馬教會的產業，使用英文聖經于聚會之中，並著手編輯英國教會自己使用的《公禱書》。這一連串的行動，為英國改教運動揭開了序幕，也讓民間改革教會的主張得以伸張。當時在言論界領導群眾的牛津大學(UniversityofOxford)和劍橋大學(UniversityofCambridge)的領袖，也支持國王的宗教政策，樂觀其成。英國教會乃在亨利八世的蔭庇下，走上了改教的不歸路。

    改革教會的行動雖然不是始自馬丁•路德，卻是在他倡導的宗教改革之下成功的。許多人都在問︰為何之前的改革都失敗，獨有馬丁•路德的改革成功？這里面的因素顯然相當復雜，難以歸咎于任何單一的原委。但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之前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針對個別的腐敗行為而提出的；然而，當人的內心或生命的本質沒有改變，外在的改革就不可能持久。馬丁•路德的改革卻是從信仰、教義著手，他透過信仰的更正，改變了人的生命本質，從而達成表里一致的改革。事實上，是“教義”的改革，使十六世紀的這場改革運動，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至終匡正教會重新回到聖經的基礎和原先的正路。

    問題研討

    一、從“惟獨信心”、“惟獨聖經”、“惟獨恩典”這三方面看，你認為今天的教會是否充分表彰出這些改教訴求？

    二、馬丁•路德甘冒生命危險所說的“這是我的立場”，成為流傳幾百年的名句。你可曾否想過，為了信仰的緣故，你能夠付上什麼代價？

    三、強調教義的改革，帶來了教會的更新；強調行為的改革，一事無成。這歷史事實對今天的基督教有何啟發？

    

    前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威登堡(Wittenberp)的小小火花，掀動了在甦黎世(Zurich)的火焰。在德國(Germany)與瑞士(Suitzerland)出現的改革運動，逐漸匯集而成一股澎湃的浪潮，不住地沖擊著整個歐洲。我們不難想象，這股浪潮勢必引起各式的**與攻擊。事實上，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九十五條”出現，宗教改革一直面對著反對陣營的強力反彈。在改教的路上，神再一次彰顯出他眷顧教會的奇妙恩典，他的保守讓改革不至淹沒在反對的勢力下。“萬事互相效力”的道理，再次獲得明證。

    德國改教的進展

    德國既是最先推進改教的地區，遭受反對的勢力也就最為強大。帝國的元首很快發覺，那些支持改教的王侯已定義不顧一切贊助改革，且又組成了聯盟，來對抗帝國向他們所施加的壓力。這位歐洲最有權利的人物，查理五世皇帝(KingCharlesV)，決定使用武力來貫徹自己的政令。元首的軍隊在一五四○年代開始進駐德國地區，並且成功地瓦解了改教王侯的聯盟力量。在“羅馬派”王侯的協助下，甚至在一五四七年攻陷了改教的大本營威登堡。神憐憫了他的僕人，因為馬丁•路德在這之前，已于一五四六年病逝，得免成為羅馬派階下囚的羞辱。其實，當羅馬派的軍隊進入威登堡教堂時，曾打算將葬身此地之馬丁•路德掘出鞭尸泄憤。然當時查理卻仁慈地下令說︰“我無意與死去的人計較，就讓死人安息吧！”路德的墓地而得以保存完好，直到今日。

    帝國的勢力既然壓倒了部分王侯的勢力，德國改教的力量應該就要面臨瓦解了。然而此時德國的羅馬派王侯，也開始擔心查理的勢力過度高漲，有吞滅己身實力之虞。因此德國的王侯開始不分信仰取向，結合起來，或明或暗地抵制元首的各項政令。查理皇帝本身來自西班牙(Spain)，如今勞師遠征，卻在德國弄得僵持不下，進退兩難；心灰意冷之下，只好在一五五五年，與交戰各方簽定了著名的“奧斯堡和約”，體面地離開了德國的疆土。該和約條文在教會事務方面，正式承認了德國改革派的教會擁有合法的地位。從此，馬丁•路德所建立和領導的德國教會(稱為福音教會，即今日的信義宗教會)取得了法理上的認可，宗教改革在德國地區可說是取得了勝利。

    瑞士改教的延伸

    瑞士改教的發源地是甦黎世，但是對改教全局影響最大的，卻是日內瓦城(Geneva)。支持教會改革的人士，很早就開始在日內瓦活動，只是影響不甚顯著。及至一五三六年，一位頗負盛名的年輕學者約翰•加爾文(JohnCalvin)，因逃難而路經此地，即受到當時的改革領袖感召，留了下來協助推動改革。日內瓦自此在改教的歷史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

    加爾文乃法國人。二十二歲即取得神學博士學位。在改教的風潮中，接受了路德所倡導的福音信仰，因而不得不離開當時偏向羅馬的巴黎大學(UniversityofParis,Rome)，四處流亡講學。這次途經日內瓦，雖是路過性質，卻因當地的需要，深受感動而留下參與教會的改造工程。但兩年之後，日內瓦市議會的立場變動，加爾文不得不離開，遠走他方。過了三年，日內瓦城的宗教事務日趨混亂，市議會在權衡利害之後，決定再度邀請加爾文前往主持教會事務。雖有俗話說︰好馬不吃回頭草。然而加爾文這頭超級好馬，卻深感神旨意的帶領，毅然回到日內瓦承擔危局，主持教務，力挽狂瀾。須知當時的教會成員，實質上也涵蓋了整個城市的人口。主持教會事務的人物，著實舉足輕重。加爾文卻以一名法國人，進到瑞士人的當中，企圖在混亂中改造教會，其處境之艱險，可想而知！加爾文果然不負眾望，從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內瓦到一五**年辭世的二十多年中，加爾文將日內瓦教會建立起來，成為宗教改革中的頭號模範教會。

    加爾文在聖經教導、神學論述方面異常出色。加上對教會紀律的強調、處事認真而又無私的態度，遂令日內瓦教會名聲遠播。許多來自歐洲各地的宗教避難者，皆慕名而至。加爾文也給予這些人充分的空間，學習宗教改革之道。這些人分別回國之後，得以讓加爾文的神學思想與教會體制根植至歐洲各地，包括甦格蘭(Scotland)、荷蘭(Holland)、法國(France)等。加爾文又設立了日內瓦學院(GenevaAcademic)，為各地培植所需的神職人員。凡此種種，使這位改教家至終成為馬丁•路德之外，另一位主要的改教領袖。瑞士的教會體制(稱為改革宗教會或長老宗教會)，亦因此而廣泛流傳到世界各地。

    英國的改教歷程

    英國(UnitedKingdom)的改教，自《最高治權法案》始，即與宮廷的政策掛鉤。因此，當亨利八世(HenryⅧ)在位的時候，改教的進展大致順利。亨利逝世後，繼位的愛德華六世(EdwardⅥ)年幼，政務由攝政主持，在宗教事務上延續了亨利的方針。國會在一五四九年進一步通過一項《教會統一法案》，使《公禱書》在英國教會的運作上，成了惟一的合法標準，遂使改教運動在英國得以繼續壯大。然而，敵對的羅馬派勢力卻一直伺機而行，準備大舉反擊。愛德華國王逝世，瑪莉女王(QueenMary)登基，反對改革的勢力終于抬頭。自從瑪莉于一五五三年即位，宮廷的宗教政策即行逆轉。大批改教分子遭到逮捕、下獄及殺害；許多人不得不逃亡到歐洲大陸去。而這位女王因此得到“血腥瑪莉”(BloodyMary)的稱號。惟此時英國改教的情勢大受影響，改革派實力消退。但是，縱觀當時處境，人心仍然傾向改教派的觀點。就在改革實力尚未被徹底鏟除之前，瑪莉女王卻先一步撒手塵寰。血腥的日子只不過持續了五年而已！繼位的伊利莎白(QueenElizabeth)登基後，立即恢復從前的《最高治權法案》及《教會統一法案》，致使英國的改教路線得以繼往開來。在伊利莎白女王悉心主持朝政下，英國國勢日趨強盛，英國的教會也就更加獨立于外界的干預了。由于伊利莎白女王在位長達四十五年之久，故令宗教政策得以落實貫徹。當伊利莎白女王成了舉國上下擁戴的君主，基督教(主要是英國教會，又稱為聖公會)也就成了名符其實的英國宗教信仰了。

    其他的改革情況

    除了以上三個地區之外，宗教改革也在其他歐洲地區蔓延。一般而言，靠近德國的地區，逐漸接受了德國信義宗型態的基督教，包括瑞典(Sweden)、挪威(Norway)、丹麥(Denmark)等地。改革宗型態的基督教則逐步擴展至法國、德國南部、荷蘭及甦格蘭等地。英國的聖公會則一直維持著地方特色，與歐洲大陸上的型態有別。此外，一些較為獨立發展的小規模改革團體，也出現在歐洲。這些小團體一方面反對羅馬派的觀點，但又對劃分教區、設立主教等較為制度化的教會型態不以為然，因而選擇獨自發展的理念。只是由于缺乏高瞻遠矚的領袖，這些團體的觀點往往容易流于偏激。因此在開始的時候，這些打著改革旗號的群體，經常引起社會的動亂，為改教帶來負面的評語。猶幸到了十六世紀的後期，這些偏激因素逐漸消退。只是他們仍舊無法與其他改革派結合。遺憾的是，這些較小的宗教團體，往往也不見容于其他基督教體系，因而同時遭遇羅馬派及改革派的排斥。當中不少人士成了四處飄流的“宗教”難民；當中也有選擇離開歐洲，移民到美洲新大陸去的。門諾會和貴格會就是其中較為人知的典型。

    改革派的成長，確實讓羅馬派刮目相看，以至當中一些較為開明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改革確實是刻不容緩的！這些人士主張留在羅馬的體制中，推動教會的變革，並清除那些招惹批評的腐敗。一些具改革思想的修道會開始出現；許多以改革作為職志的人物，更積極推動真正的敬虔作風。逐漸地，改革的氣象也出現在羅馬派的圈子中。神職人員再不可擅離職守，平日的訓練與學術水平不僅大幅度提高，還得遵守嚴格和高水平的道德生活標準。這股羅馬教廷內部的新興力量，在改革的決心是一致的，留在體制內推動改革的方針也相同，但是對于德國、瑞士等地，改革派的態度卻分成了兩個陣營。溫和的陣營贊同與路德、加爾文等人和解，接納部分改革派的主張；強硬的一方則認為路德等人乃是異端分子，應該加以**。經過一番爭持，強硬分子終于佔了上風，其路線逐步成為了羅馬教會官方的立場。其後于一五五五年，強硬陣營的人士更出任教皇，主導了整個羅馬內部的改革取向。羅馬教廷隨後也召開大公會議，在教義的取向上與改革派針鋒相對。羅馬派與改革派之間的路線，從此也就更加南轅北轍了；前者就成了今天的羅馬天主教，後者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了。

    到了十六世紀末年，歐洲各地的宗教取向大致開始定型。然而，宗教因素所引起的沖突，卻並未削減。小規模的糾紛與摩擦不斷出現。星星之火，竟然再度燎原；這些小規模的摩擦，以後演變為大規模的沖突，又繼而在一六一八年演變為戰爭。這場戰爭非常激烈。由于每個國家都在宗教問題上作出了抉擇，參戰的單位因此涉及了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德國既然是最先推動改革的國家，故沖突最烈的地區也在德國。由于不同的國家，其參戰的時刻不一，這場戰爭結果延續了三十年之久。據說德國地區的每一寸土地，在此“戰火”蹂躪之下，至少都被焚燒過一次。到了一**八年，交戰各方都意識到，勝利不可能屬于任何一個單位。在一些有心人士斡旋之下，大家同意停火並簽定了著名的《威斯法利亞條約》(TreadyofWestphalia)，結束了這場慘酷的“三十年戰爭”。這條約為各個不同宗教取向的國家劃定了疆界，從而止息了沖突。例如本來是一個地區的荷蘭與比利時(Belgium)，就一分為二了，各自由支持改革派與羅馬派的政權統治。更為重要的是，交戰各方也同意，采納“宗教自由”的原則行事，尊重與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而且各方也允諾，從此不再為信仰之不同而大動干戈了。

    自此以後，歐洲各國大致上奉行此一原則，而且總體來看也遵守了條約內所劃定的疆界，直到二十世紀的大規模沖突為止。因此，我們可以說，《威斯法利亞條約》結束了戰爭，也同時結束了“宗教改革”這個教會歷史的重要時期。此後，基督教與天主教也就各自獨立發展了。

    問題研討

    一、上主保守了改革教會的運動，在多次的危難中化險為夷。你從中學習到什麼功課？

    二、宗教改革的成功，與改教家的委身奉獻精神密不可分。當今日的教會面對某些需要或沖擊時，這些改教家對你有何啟發？

    三、宗教改革結果以戰爭方式結束。你對此有何感想或警惕？

    

    前言

    踏入改教的後期，在支持改教的各地區，教會在教義、制度、政教關系等方面的取向陸續固定下來。改教各陣營之間的差異也就逐漸地浮出了台面。容忍不同意見的宗教政策逐漸獲得了認同，一些獨立的信仰群體也開始出現在改教地區，形成了新興的教會或宗派。即使是同一源流的改教教會，由于地理、語言、文化等的差異，久而久之，也會演變為不同的宗派。其實這些不同陣營或宗派的信仰，在主要的教義上是相當一致的；只是在組織、規章、以及某些次要的課題上存在差異。然而，由于必須清楚地與羅馬天主教區分開來，所有這些基督教的宗派，皆竭盡所能地界定自身的立場，也因而較為強調彼此之間的差異。縱然如此，整個基督教的發展，仍是朝著大致相同的方向前進的。

    十七世紀的敬虔運動

    其中第一個重要的發展就是敬虔運動。從十七世紀初年開始，由于精細的闡釋教會立場，基督教圈子里面出現了所謂的“正統主義”，教會開始關注一些較為次要的教義及信仰內容，諸如洗禮的方式、聖餐的餅該用何種材料、好行為在信徒生活中的分量如何等。這種關注固然有其必要，只是一旦偏重，就會忽略信仰對個別信徒、對教會整體使命的教導。“三十年戰爭”之後，歐洲社會對宗教事務開始采取中立的政策，社會上的世俗化現象也開始浮現。于是許多人開始懷疑︰宗教對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耶穌基督的教會似乎又面臨另一輪的挑戰。這些發展讓教會不禁自問︰宗教信仰的真正意義是什麼？上一世紀的宗教改革到底成就了些什麼？不過一些教會領袖仍然懷抱著力挽狂瀾的使命，鼓吹敬虔的信仰生活。歷史上的“敬虔運動”因而出現在德國(Germany)的教會當中。

    敬虔運動的主張，其實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中，強調讀經、禱告的操練，注重悔改離開罪惡，看重活潑的信心流露。敬虔分子認為，信仰不是一套無懈可擊的理論體系，而是一種可以在生活中經歷到的事實，而且這些事實更為信仰提供了可靠的確據。因此，在具體的信仰生活中，敬虔分子要求牧者在講台上所宣講的，不是教義的正統與否，而是信仰對生活的意義何在。敬虔分子也同時推動家庭崇拜，好教星期日在教堂中所習得的教導，能推廣落實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這些人因而被冠以“自命敬虔”的帽子。在一些圈子當中，“敬虔分子”甚至是帶有貶意的稱呼。然而敬虔派認定︰上世紀的宗教改革並未完成，敬虔的追求將會完成馬丁•路德(MarthinLuther)所開始的改教運動。這股敬虔運動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一直延續整整一百年之久，為強調正統信仰的教會注入了可貴的生氣。

    雖然敬虔人士較為忽略神學的學術追求，卻也給教會帶來了注重“靈性追求”的風氣，讓教會的生命力可以具體地呈現在日常生活中。這種生命力其中一項重要的流露，就是對宣教事工的重視。著重信仰生活的表現，促使德國敬虔派之“莫拉維弟兄會”(Moravians)關注異**對福音的需要。因此，他們在十八世紀即開始了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海外宣教事工。即使在今天，華人教會許多信仰生活的追求方式，也帶有敬虔運動的影子。到了十八世紀，歐洲的文化思潮，出現了理性主義的取向，影響深遠，對基督教信仰的沖擊也相當強烈。敬虔運動雖無法在學術方面抗衡理性主義的影響，卻有效地讓教會的生命延續下去，並且在世界其他地區綻放異彩。

    十八世紀的復興運動

    敬虔運動的火炬，點燃了英國(UnitedKingdom)及美洲大陸教會的復興運動。英國教會自從推動宗教改革之後，即出現了一股強烈的訴求，企圖清理教會內部不能討神喜悅的事物。由于英國改教，是經由國會立法進行的，因而國家欽定宗教的色彩較為濃厚，同時也較易招來非議。這股清理教會不潔的力量，因此逐漸成長，發展成為“清**運動”(Moravians)。這些清**非常注重生活的聖潔，強調具體的重生經歷，且高舉“神的主權高過君王的權柄”的信念。然而由于英國教會的勢力龐大，這些清**始終無法實現他們的理想。不得已之下，這些人采取了移民的策略，從英國移居到當時仍是英屬的北美洲殖民地去，建立他們自己理想的國家。當中最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五月花號”的移民事跡了。

    然而，清**的理想並沒有就此在英國消失，那份“務必竭力追求神旨意”的心志，仍然存留在許多英國信徒當中。加上歐洲大陸敬虔運動的影響，英國教會于是在十八世紀，出現了大規模的福音運動氣象。領導這番運動的就是喬治•懷特菲(GeorgeWhitefield)與衛斯理(Wesley)兄弟了。他們透過強而有力的宣講，將悔改離罪、重生得救、熱切愛主的道理，深深銘刻在英國普羅大眾的心靈里。影響所及，英國不論是哪個宗派、哪個背景的信徒，都領受了這場福音運動的洗禮。衛斯理兄弟的傳道事工，也促使一批追隨者展開了“循道派運動”，至終在聖工會之外，成立了循道會(或稱衛理會)。事實上，這股對福音的熱誠反應，也在聖工會中造成強烈影響，以至整個英國宗教的信仰面貌大為改觀。

    與此同時，十七世紀移民到美洲的清**，在經過整整一百年的努力後，也經歷到神恩典的作為。一七三四年，在美洲新英倫(NewEngland)地區，對信仰的追求氣氛突然熱切起來。一位名為愛德華滋(JonathanEdward)的牧者，其講台的信息和教導等，在信徒當中引起極大的回響。信眾痛哭流涕，悔改己罪；而且也積極勸說其他人悔改認罪。整個新英倫的宗教氣氛，一夜之間，突然高漲，甚至連愛德華滋也頗感驚訝。其後，懷特菲也從英國趕來，協助推動教會的復興事工。信仰的影響力因此大大提升，悔改者固然不計其數，就連冷淡的信徒重新委身侍主的亦比比皆是。這場歷史稱為”大復甦”的運動，從此改變了美洲(即後來獨立之後的美國)教會，並且帶來了難以估算的影響。一方面，教會的信息深入人心，成為美洲(美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今日。愛德華滋本身畢業自耶魯學院(YaleCollege)，後來出任新成立的新澤西學院(TheCollegeofNewJersey)院長，該學院就是普林斯頓學院(PrincetonCollege)的前身。教會在美洲文化層面的影響力，可見一般。另一方面，愛德華滋等人也為教會復興的路線，提供了扎實的理論基礎，促使日後的教會發展得以在穩健成熟的基礎上邁步向前。美國教會在這之後，也一再經歷了好幾種類似的復甦。

    從十七世紀的敬虔運動開始，包括清**運動、英國的福音運動、美洲的大復甦運動等，所強調的不外乎救恩、聖潔、愛主等的課題，其重點亦頗多雷同之處；因此這些運動可謂一脈相承，互為因果。教會的生命力，也在這種氣氛底下，逐步穩健地加強，為下一世紀的任務做了充分的準備。

    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

    踏入十九世紀，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僅成為歐洲、北美洲的主流信仰，也開始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展。這時代稱之為普世宣教的黃金時期，也毫不為過。福音本來就是神給普世人類所預備的救贖計劃；只是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基督教的各宗派，不得不花費相當的精力以求生存。大勢既定之後，如何幫助其他民族認識基督，就成了基督教所有宗派共同面對的使命了。宣教運動因此而興起。

    除了教會的主觀意願外，環境上的客觀因素，也促成十九世紀全面性的普世宣教運動。計劃要到海外宣教的教會，其國家必須掌握充分的海事實力，方能確保該類事工可以順利進行。到了十九世紀，許多基督教國家開始在海事方面抬頭。英國透過其雄霸各大洋域的海軍，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勢力範圍普及世界每個角落。荷蘭(Holland)的海事水平也進步神速。其他諸如美國(U.S.A)、德國、挪威(Norway)等,也都擁有強大的海軍,為前往海外的宣教士提供了各種的方便。與此同時，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也積極擴張其領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這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巴不得自身的文化能根植于殖民地的土壤上。為此，這些國家的政府，也特別樂于支持宣教工作，為宣教士提供種種的方便。例如，英國就是一個擁有許多殖民地的十九世紀強國，而英國的宣教工作，也在十九世紀中擴展到許多地區去，成為宣教大國。不論我們對殖民地主義的評價如何，宣教事工在殖民地主義高漲的世紀興起，卻是一個不爭之事實。到了十九世紀末年，西方每個基督教宗派皆擁有直屬之宣教機構。與此同時，一些超越宗派的宣教團體也隨之興起，集合各教會的力量，共同拓展天國的領域。中國內地會就是華人教會較為熟悉的典型例子之一。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普世宣教事工的進展開始出現瓶頸的跡象。宣教士來自西方社會，東方社會一直僅是宣教工場而已。這種光景，導致福音事工的層面逐漸浮現出一些難題。例如︰許多福音事工的主導，一直操持在宣教士的手中，以至常見事工缺乏當地信徒來領導的情況。另外，福音工作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也逐漸受到非議，並帶來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困擾。加上宣教士的文化與當地的文化，亦不時出現沖突。凡此種種，似乎令福音事工的進展開始放緩。就在這時候，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為整個人類社會帶來了嶄新的局面和全新的挑戰。耶穌基督的教會也因而作出了調整，以迎接新時代的來臨。其中一項影響深遠的發展，就是教會里的互相合作。

    自從一九一○年，普世的基督教會即聚集于愛丁堡(Edinburgh),一起尋求福音事工的合作途徑，以面對新世紀的挑戰。第二次大戰之後，教會面對的需要及挑戰更為嚴峻。許多新興的國家出現，民族主義也開始抬頭，沖擊著舊有的社會秩序與價值取向。科學進步的速度，也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對信仰也帶來諸多的沖擊與挑戰。在社會及文化層面，多元思想也逐漸流行，不同的學說，傳統，價值等應當和平共存的取向，亦愈來愈獲得認可。教會事工也因應這些轉變，作出了許多調整及努力。一方面，敬虔的傳統依舊發揮著影響力。強調福音信仰的教會，不僅開始重視學術研究的需要，並且投入社會關懷的行列，務求全方位地見證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基督徒的人數，在二十世紀當中，非但沒有萎縮，反而繼續增加，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更為顯著。西方的教會，也逐漸與發展中國家之教會建立起伙伴的關系，攜手促進全球的福音見證。

    及至二十世紀結束，耶穌基督的教會依舊屹立于地球村。她不但沒有退後，消失，反倒益發勇敢地迎接新世紀的各項挑戰。況且，耶穌基督作為歷史的主宰，昨天、今天、一直到永遠都是不改變的，而他的信實亦必存到萬代。盡管“後現代”的氛圍籠罩整個世界，即使多元主義佔據人心，然而耶穌基督的見證人，將仍舊忠誠于那位呼召他們離開黑暗，進入光明的救主，並將繼續以他們的生命來書寫教會的歷史。

    問題研討

    一、面對當今世界的各項需要，攜手合作是重要的方針之一。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促進教會之間的合作？

    二、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基督徒的你，能指出當前基督教信仰所面對的一些挑戰嗎？我們如何能應對這些挑戰？

    三、歷史是神作為的記錄，也是信徒生命見證的記錄。你是否意識到自己正在書寫教會當代的歷史？怎樣可使這段歷史更為榮耀上主的聖名？

    閱讀建議

    馬丁•路德的生平，建議參看︰

    羅倫•培登(RolandBainton)著，古樂人、陸中石譯︰

    《這是我的立場》，香港︰道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改教的簡史可參看︰

    艾倫•柯特(Aland，K)著，王建屏、鄭秀清合譯︰《九十五條及有關改教文獻考》，香港︰道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改教以及其後的歷史，可參看︰

    李振群著︰《透視二千年之卷三︰宗教改革與近代教會》，西馬︰協博培訓中心，一九九九年。

    

    前言

    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與整個教會的歷史息息相關。雖然從宗教改革背景而來的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才進入中國，但其他型態的基督教卻在許久以前，即已來到中國。福音信息一定要傳達萬方萬民，此乃教會打從開始就持守的信念，福音使者也為此四處奔走，宣揚十字架的救贖。盡管中國對他們而言非常遙遠，又充滿著神秘色彩，中華大地仍是他們致力拓荒宣教的疆域之一。耶穌基督誕生之時，中國正當西漢末年，而使徒時代則時值東漢時期。有些傳說認為，福音早在東漢時期即已傳入中國，然而卻無甚歷史依據。而且有實質證據的，就是從唐代稱為“景教”的基督教活動了。

    唐代的景教

    一六二三年(明朝)，長安(即今西安)附近一戶人家，在蓋房子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很大一塊的碑石，其上標題位置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字，碑身則刻滿了敘事文字。考究之下，發覺竟是記述唐朝太宗時代，景教傳入中國事跡的紀念碑！後來，在一九○八年，考古學者在甘肅省的敦煌石室中，又發現了一些景教的文獻，為景教傳入中國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對照西方教會的歷史，以及中國唐朝的歷史記載，我們終于可以確定，“景教”其實就是當時基督教在中國的名稱，進入中國的年代是主後六三五年。景教碑于是成為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最早歷史記錄。

    原來在第五世紀早期教會的時代，因為教義上的爭執，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長的聶斯多留(Nestorius)被打成異端，因而遷往波斯一帶，另行建立教會。這個以波斯一帶為基地的聶斯多留派教會相當興旺，而且懷抱相當強烈的宣教心志。因此，他們派遣了宣教士前往東方，循行古代絲綢之路到了中國，宣揚福音，建立教會。當時唐朝政府對之相當禮遇，容許這些來自波斯、敘利亞(Syria)一帶的基督徒在中國宣教。這些教士則為基督福音信仰取名景教(又名“波斯經教”或“大秦教”)，並且在中國各地展開傳教活動，建立教堂，宣讀聖經的教義。按景教碑上所言，景教當時在中國”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發展，看來頗為興盛。即使考慮碑文通常有夸大其詞的傾向，景教的流傳看來仍是頗為可觀的。按照歷史的考據，景教在中國流傳了約二百年，一直受到朝廷的優待。然而，到了主後八四五年，唐武宗下令消滅國內的佛教。由于景教在外表上與佛教相當酷似，因而受到牽連，其活動遭到各地官員取締。結果，景教在中國從此一蹶不振，後來甚至完全從中原消失了。

    景教的發展還算順利，並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卻因武宗滅佛一事受牽連而消失，個中原委，一直是個有趣且耐人尋味的課題。細心研究之下，發現有幾個原因值得我們引以為戒。首先，景教看來一直是依附著朝廷的勢力而生存的。這也許反映了當初在東羅馬帝國的處境。然而，當朝廷人事變遷，其生存環境也就跟著改變。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國信徒，今日無從稽考，然而在所有景教的文獻中，皆甚少出現漢人名字，似乎反映了中國本地信徒不多，至少領袖階層的漢人少而又少。是故，即使其傳播範圍頗為廣泛，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生根。此外，景教的文獻中所使用的表達手法，其形式實在與佛教非常接近。例如，三位一體的教義，在景教碑上的用語是“三一妙身”。這個詞句誠有可取之處，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的濃厚。因此，在滅佛的政令下，景教也就遭到池魚之殃了。總括言之，景教並沒有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生根，以致無法進一步發展。所遺留給後人的，就只有這塊如今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館里面的碑石了。

    元代的也里可溫

    景教雖因株連而遭逼迫，倒也沒有完全消失。中原地帶既然不利景教的傳播，景教人士乃遷移活動中心，轉到中國邊境的地區，繼續活動，等待時機，重返中原。考古學家在吐魯番及內蒙古地區發現了許多景教**的墓碑。西伯利亞地區也出土了許多刻有十字架與敘利亞文墓志銘的墓地，年代皆在武宗滅佛之後四百年左右。這些發現證實了景教**並沒有回到波斯，只是滯留在塞外地區而已。進一步的考證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紀即已接受了景教。吞金滅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其母親就是一名景教**！後來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統治，景教**也就順著這情勢，再度回返中國。

    蒙古崛起之後，其帝國向西的發展，震撼了整個歐洲。當時羅馬教廷的勢力正式如日中天之際。因為聞說蒙古軍中，有信奉基督的人士，教廷乃差遣使者出訪蒙古，雙方從此展開了交往。及後，羅馬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維諾的約翰(JohnofMontecorvino)前往中國傳教。這位孟高維諾的約翰于一二九四年抵達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歡迎，而得以在中國開展羅馬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景教與天主教在中國元朝時代，乃展開了競爭性的傳教活動，而元朝人士也就統稱景教與天主教為“也里可溫”(這是蒙古語，意思是“上帝”，另一說認為是指“有福緣之人”，即蒙恩者之意)。

    元朝的景教，按歷史記載，發展似乎頗為理想。由于元朝優待色目人(即眼楮不是黑色的外族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在中國獲得有很多特權，如無須服兵役、免繳賦稅等。一份研究指出，鎮江地區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鎮江外來的人口中，每一百六十七戶既有一戶也里可溫！其興盛之程度，可想而知。元朝的天主教，也在孟高維諾的約翰的苦干下，甚具規模。一項研究指出，到了元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國的人數已達三萬人之多。孟高維諾的約翰也被羅馬教廷委任作北京的大主教。其後，羅馬也派遣繼任的教士，在孟高維諾的約翰去世後接續其傳教事工，直到元朝覆亡。

    然而，當元朝在中國未滿百年的統治瓦解後，也里可溫也就隨之而去，從中國土地上消逝。與唐朝景教不同的是，這次的消失與逼迫無關，而是在自然情況下走進歷史的。究其原因，與唐朝景教的情況頗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與色目人而存在，不在話下。即使天主教的傳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勢力而存在。孟高維諾的約翰就是因著王族的支持，才得以在北京站穩腳步；研究也發現，在一三一三年修建于泉州的一所天主教堂，是因為一位亞美尼亞人(Armenian)捐獻才建成的。當朝廷的支持消失後，教會也就無法站立了。除此以外，景教**與天主教**之間的競爭，也削弱了福音事工的力量。孟高維諾的約翰初到北京時，就一直面對著景教**的排斥，幾乎無法立足。而更為關鍵的是，漢人一般上對蒙古人、色目人並無好感，對這些人所熱衷的宗教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態度。元朝傾覆，也里可溫也只得隨之消失了。與唐朝的情境一樣，元朝在信奉耶穌的人中，漢人不多，也里可溫同樣沒能在中國生根。即使沒有外來的逼迫，這樣的教會至終也只能成為歷史的憑吊對象！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元朝滅亡後，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當時處境上的需要，明朝采取了閉關的政策，強烈地排斥外來文化。基督十字架的信息，從此在中國土地上沉寂了兩百多年。此時歐洲的社會與教會，卻進行著驚天動地的變革。十五世紀末年，葡萄牙人(Poruguese)成功地到達馬來西亞(Malaysia)的馬六甲(Malacca)地區；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德成功地推動了宗教改革；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進一步地租佔了澳門，作為他們在東方貿易的基地。這些事件，都是在明朝統治中國時期發生的。

    歐洲天主教的教士，趁著歐洲海事技術發達之利，于十六世紀開始到東方亞洲傳教，然而當時明朝奉行“海禁”政策，所有到中國來的傳教士，一經發現，皆被驅逐出境。對宣教事工來說，中國如同一塊堅硬的磐石，無從開啟福音大門。到中國傳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門而已。然而這些教士毅然堅持到底，並且努力學習漢文。由于當時中西貿易的需要，中國急需翻譯人才，這些教士因為通曉漢語，而獲準居留在廣東的肇慶。其中耶穌會的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終于成功地突破此一僵局，而讓耶穌基督的名字，再度出現在中華大地上。

    利瑪竇獲準居留之後，于一六○一年抵達北京，同時也取得國內傳道的許可。他憑著學貫中西的本領，從中國文化入手，向中國人介紹一位超越儒家思想的基督。由于利瑪竇本身通曉漢學，同時又精通西方的思想與科技，因此獲得了中國朝廷的信任，也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接納。他抵達北京，即向明朝皇帝呈現世界地圖(而且將中國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自鳴鐘、西琴以及聖母像等物。在獲得皇帝以及士大夫的認同後，即行撰寫《天學實義》等書，闡釋天主教的教義。利瑪竇的傳教事工非常成功。其他教士也陸續到來，強化了傳教的工作。教士也開始參與中國的修歷事務，並且在朝廷中任職諸如氣象局局長之類的官職。及至一**四年，崇禎皇帝自縊、明朝覆亡時，中國天主教的人數已經超過十萬，而且還包括不少皇族人士、各級官員與知識分子在內。清兵入關之後，由于新的統治者也是外族人，因此清廷對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信任有加，並且讓教士繼續任職于朝廷。就連康熙皇帝本人也對天主教信仰頗為接納。中國天主教的人數因而繼續增長。

    只恨好景不長，康熙晚年之時，羅馬教廷與中國皇帝之間，為了祭祖的禮儀、應否向先人叩首等事情，出現了糾紛。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于一七二○年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國傳教。不過，康熙在位期間，禁令一直未有嚴格執行。及至雍正登基之後，由于懷疑教士參與反對他的派系，因而嚴格執行禁止傳教的措施。只是天主教經過這些年來的經營，已開始深入民間。估計十八世紀結束時，中國的天主教信眾以達到二十一萬人之多。不過禁教之舉，卻也從此一直施行，直到清末為止。因著禁教的緣故，天主教的人數也逐步萎縮。

    基督教的教義第三度蒞臨中國，卻仍可謂以失敗收場。事實上，朝廷的態度仍然是關鍵性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時期，由于朝廷的接納，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得停頓。這方面的光景，與之前的景教、也里可溫可說極為相似。然而，有一點卻是與之前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看到天主教並沒有因此而從中國消失。天主教在中國本地的信徒人數，對比之前的景教等，大幅度增加。這種根植于人民當中的信仰，發揮了一份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歲月中，天主教在一些地區中，仍然得以繼續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之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自從利瑪竇開始，教士即努力將信仰與中華文化結合。例如他們努力將耶穌基督描繪為一位不排斥孔孟，卻超越孔孟的救主。這種策略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課題。

    問題研討

    一、教會與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一直影響著福音事工的進展。你對這方面的體會如何？你認為兩者之間應當保持一種怎樣的關系？

    二、福音必須生根于本土文化，教會的生命方有延續的可能。你認為我們如何能促進這件事呢？

    三、明末到中國來的教士之所以成功，固然出于他們對信仰的熱忱，也因為他們確實學問淵博，能以贏取人心。今日的教會可從中學習到什麼功課呢？

    

    前言

    踏入十九世紀，歐洲基督教國家的信徒，開始積極思想怎樣到東方諸國去履行宣教的使命。正如前文所述，這些國家的海事實力逐步提升，且與東方的接觸也因貿易而大幅度增加。這些發展與接觸，為宣教事工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尤其是日益強大的英國(UnitedKingdom)，其信徒更積極地思想踏入中國宣教的門路。但由于中國奉行傳教禁令，加上閉關自守的國策，外國人根本無法進入。中、西惟一的接觸就只有在廣東進行的貿易而已。只是統籌英國與中國通商的機構東印度公司，從商貿穩定角度著眼，也盡量阻止宣教士到中國去，以免影響貿易的進行。向中國宣教的計劃幾乎無從著手。就在大家一籌莫展之時，上主興起了一位福音勇士，開拓了中國的福音事工，而他就是英國倫敦教會的宣教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Morrison)

    在困境中開始的宣教事工(1807年∼1842年)

    這位定意要將福音帶給中國人的宣教士歷經艱辛，克服重重難關，終于在一八○七年順利抵達了廣州，只是無法以宣教士的身分留在中國。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加入東印度公司，充當翻譯員，以此身分開始中國的宣教事工。馬禮遜在中國一面修習漢文，一面翻譯和印刷聖經，同時也把握機會，向身邊的中國人傳揚福音的信息。馬禮遜所面對的環境，其實相當困難。一方面，他要躲避中國官方的檢查，以免暴露其宣教士的身分；同時，他也得面對東印度公司方面的壓力，才能夠繼續留在中國，進行他真正想要從事的任務。馬禮遜竭盡所能地排除各樣障礙，努力開展福音事工的空間。到了一八一四年，他成功地帶領了第一位中國人歸信基督。這位名為蔡高的信徒，是協助他印度聖經的一名助手。倫敦會接下來繼續差派宣教士米憐(WilliamMilne)到中國，協助馬禮遜拓展福音事工。米憐後來將其事工的重心轉移到海外，在南洋華人聚居的馬六甲(Malacca)開展事工，並且帶領了第二位華人梁發信主。這位梁法後來成為了第一位基督教的華人牧師。

    受到馬禮遜等人的感召，英國、歐陸、美國(U.S.A)等地的宣教士開始陸續前往中國宣教。他們在各種限制下之，竭力地展開福音事工。惟礙于環境所限，福音事工的成效，在數量上並不怎樣突出。然而，這些先鋒人物卻為福音事工打下了美好的基礎。他們主要從事文字工作，諸如︰編寫福音單張、小冊子、翻譯聖經等；同時也把握各種機會，向華人介紹十字架的福音。既然居留在中國的限制很大，這些宣教士只好在馬六甲等地，建立福音的據點，透過教育及醫療事工向僑居外地的中國人傳福音。宣教士期盼這些海外華人，在回歸祖國之時，能夠將福音的種子帶進中國。這段期間的中國福音事工，可謂舉步維艱，困難重重，然而這些可敬可佩的宣教拓荒者卻從未氣餒。大家都堅心地等待中國福音大門的開啟，也深信上主的作為必成就這事。

    條約保護下的宣教事工(1842年∼1860年)

    馬禮遜抵達中國三十五年之後，一個頗具爭議性的機會終于在一八四二年出現。當時英國與中國因為鴉片買賣而產生貿易糾紛，鬧得沸沸揚揚，最後竟開打聞名中外的“鴉片戰爭”。中國在戰爭中失敗，事後不得不簽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開放沿海的五個港口作為通商口岸。一些英國教會的人士，看準了滿清政府將會接受宣教士在各海口的活動，因而趁機在條約中加上所謂的“傳教條款”，要求中國準許宣教士在這些通商口岸自由傳教。滿清政府無奈之余，只得接受。中國福音的門，從此大開！

    事實上，自《南京條約》之後，西方各國列強無不爭相效尤，在和中國簽訂的各個不平等條約中，皆加附此等傳教條款。條款內容包括準許外國人在通商口岸居留，並建造房屋、學校、醫院、教堂等。而且自一八四五年開始，中國正式取消了天主教傳教的禁令(基督教因而連帶受惠)。西方教會終于透過本國的船堅炮利，將那些由康熙頒布，並經雍正與乾隆來執行的禁教政策徹底摧毀。從此，宣教士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沿海的口岸，在不受限制的環境下宣揚福音；傳揚事工因而自由並大規模地在中國一展宏圖。

    此番局面確實為福音事工帶來不少方便。從前必須偷偷摸摸進行的事工，如今可以公開進行；以前無法順利進行的計劃，如今在充分資源配合之下得以有效推展。然而，在看似順利的表面跡象之下，卻暗藏著難以想象的逆流。當初要求在條約中加入傳教條款的人，萬萬沒有想到以這種方式進入中國的“福音”，到頭來對宣教事工的損傷更遠遠大過所得的益處。雖然傳福音的外表環境得到了改善，但從此耶穌基督的福音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結下不解之“緣”。這對福音事工無疑雪上加霜。不少人甚至武斷地認定︰宣教事工根本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動之一！這種觀點的負面後果，實在難以言喻。

    事實上，由于文化上的差異，基督教在傳教過程中，經常與中國傳統文化磨出火花。康熙禁教的前因後果就是最佳的例子。當時因著文化的差異，引致了禮儀上的爭執，至終導致禁教的後果。讓人看出部分強烈維護傳統文化的人，一直將基督教視為“蠻夷之道”，並大加排斥。而今，“傳道條款”更為這些人提供了“口實”，令基督徒百詞莫辯。除此之外，《南京條約》的簽定，也讓中國知識分子之民族優越感飽受打擊。基督教豈可仗列強戰勝的機會，將傳教條款強加于中國人民？！我們不難想象，中國人的“仇外情緒”勢必轉嫁到宣教士及信徒的身上。另有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地方官紳等人，既是一致排斥基督教，自然對福音信息絲毫不感興趣，甚至還會運用各人的影響力，盡量阻礙、抗拒福音的傳播。結果宣教士的福音事工每每事倍功半！藉傳教條款打開福音大門，到底是禍是福，答案其實相當清楚。看來昔日決策者未經深思熟慮所釀成的問題，著實令人扼腕！

    大事擴展的宣教事工(1860年∼1900年)

    隨著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交往日漸頻密，滿清政府的無能也顯露無遺。除不平等條約有增無減之外，所允許的傳教範圍也隨之擴大。及至一八六○年《北京條約》的簽訂，西方宣教士的活動範圍已從沿海口岸，延伸到內陸各個省份，而且教會也可以按著條約“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從這年開始，中國的宣教事工在多方面大肆開展，且全面性地受到條約的保護。基督教宣教士開始大舉進入中國，事工範圍也逐步擴展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到了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場，不論宣教士人數或所投注的宣教資源，中國都佔了第一位。

    當時的宣教事工，大致上依循四個方向開展，即布道、教育、醫療和慈善救濟。即使官紳一直抗拒，宣教事工在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資之下，倒是略有成效。中國教會的雛形慢慢被建立起來，受洗的人數也緩步增加。為了配合教育與醫療等事工，宣教士也從事文字出版的工作，努力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一八七四年開始發行的《萬國公報》(報章)及一八八七年成立的廣學會(出版社)就是典型的例子。教會開辦的學府，如北京的燕京大學與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等，亦先後獲得相當的認可與地位。基督徒人數之增長雖不很理想，但宣教士在促進中外交流和中國邁向現代化等方面，所作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宣教事工的力度越大，招致的反彈也越大。加上傳教條款在執行上仍存在許多漏洞，摩擦就無從避免了。一方面，宣教士努力拓展傳福音的空間，但官紳階層的人則要壓制這些活動。在如此對峙的關系中，又有西方外交人員的因素，將各樣糾紛弄得更為復雜。西方列強的外交使節，一方面要盡其職責保障其本國宣教士的安全，同時又企圖在糾紛當中謀取外交上的利益。結果，這三方面的互動與矛盾，引發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沖突。這些稱之為“教案”的事件，往往導致西方以“武力”來威脅中國，而中國卻只能百般無奈地退讓、賠償了事。其中一類典型的案子，涉及的就是有關歸還教會產業的傳教條款。

    天主教在康熙時代，曾經擁有大量的教產。禁教之後，這些產業多被政府充公改作其他用途。及至清朝末年，許多這類的產業甚至已成為某些官紳世代相傳的祖業。而今一時之間，祖業竟變成教產，而且還得歸還教會，其中涉及的利益糾紛實在不易厘清。然而，無能的滿清政府卻不得不屈從西方外交人員的索求，把官紳人士激得怨氣沸騰，于是就投射到教會人士的身上。一再出現的教案，更進一步讓官紳人士對教會有所不滿，也嚴重打擊了教會的形象。福音事工的進展因此變得更加困難。

    不但如此，即使在歸信基督的人士當中，教會事工的成效不過差強人意。正如之前所述，福音信息原本就與中國當地文化互不調和，加上官紳、士大夫階層的人從一開始便抗拒這個信仰，故信徒的數目雖然有所增加，卻頗為緩慢。由于知識分子多數持抗拒態度，也一直顯出信徒的知識水平嚴重偏低。加上教會往往以福利、慈惠事工作為接觸點，許多人僅僅只是為了物質的好處而加入教會。基督教圈子中因而出現大批單為圖利而入教的人士(當時這種行為被稱為“吃教”)，教會素質低落自然不在話下。如何改正這種現象，不僅是當時宣教士熱烈討論的課題，也因而引發了宣教路線的爭議。

    一些宣教士堅持以直接布道的方式來建立教會，並認為信徒素質低劣的原因是因為入教者動機不純，而非福音的能力不足。若假以時日，在真理教育的薰陶和培養下，高素質信徒的比例定能提升。這個陣營的宣教士因而注重個人布道、靈性栽培等事工。另一方面，其他宣教士則認為中國的國情特殊，應當采取間接布道的方式。他們指出︰中國人的世俗思想濃厚，對福音背景有關的事情一無所知，以致影響福音信息的傳達。因此，這些宣教士致力于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意識，透過引進世界新知和普及教育等不同途徑，企圖使福音信息擁有一處能夠發芽生長的環境。這兩條路線，其實各有千秋；雖然方向不一，終點倒是一致的。這兩派的人士，雖然各走各路，到頭來卻是相輔相成，使中國教會仍然可以緩步向前。這基礎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到了第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在前人所奠定的此一根基，經歷了突破性的發展！

    問題研討

    一、福音藉著“不平等條約”傳入中國。你對這件事有何省思？

    二、在傳福音的“直接布道”與“間接布道”兩條路線之間，你的選擇如何？你認為有可能兩者兼顧嗎？

    三、教會的素質如何可以提升，一直是值得關注的課題。你對這個課題的看法如何？

    

    前言

    在第十九世紀建立起來的中國教會，力量微弱，素質低落，是個不爭的事實。掌管歷史的主對教會的眷愛，也同樣是事實。就在世紀交替的時刻，中國教會經歷了一場烈火般的試驗，福音事工也因此大步向前。嚴格說來，中華大地在十九世紀末只有中國宣教事工，並沒有中國教會可言，因為所有教會的相關事務，包括行政、牧養、教導與其他附屬的機構(如醫院、學校等)，都得依賴宣教機構的領導和支援才得以生存。然而一九○○年的庚子之亂，遂使這局面開始改觀。二十世紀的中國教會開始出現復興氣象。這股復興與振作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下半部。

    布道增長時期(1900年∼1919年)

    “庚子之亂”，就是“義和團之亂”。當時的暴徒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肆意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區，殺害洋人。由于針對外交人員的行動不易得手，暴徒的目標遂轉向教會的宣教士及信徒。在清廷支持之下，暴亂蔓延到北京以外的地區。西方宣教士被殺的固然不少，更多的中國信徒也在這場動亂之中殉道。這些基督徒僅僅因為信奉基督而喪命，但他們在死亡威脅之下毫不動容，死難的信徒因而不計其數。教會在設施與人員方面的損失雖然極其慘重，然而“庚子之亂”也讓中國教會經歷了一場難得的清洗。那些一心只想吃教的人，從此對教會卻步。留下來的信徒反而更加堅定。而且，殉道者的血也為教會贏得了美好的名聲。教外人士不禁要問︰這個信仰的威力為何如此了不起，那些信徒何故竟然能為信仰從容就義，寧死不屈？教會內部也作出反省︰一場針對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動亂，為何會波及信仰基督的群體？

    在痛定思痛之余，教會覺醒過來，明白到必須珍惜上主的保守，竭力為福音打美好的仗，建立名副其實的中國教會，方能避免重蹈覆轍。于是，教會在一九○七年召開的百年紀念大會上(紀念福音自1807年經馬禮遜傳入中國)，認真地探討了中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就是所謂的“三自”理想)的課題。教會的事工開始有了清晰的方向。許多中國信徒也更願意挺身而勇于承擔福音使命的重任。教會內部也開始出現更新的氣象。吃教的人少了，積極的信徒又認真了，教會事工也就火熱起來。上主的手也開始施行奇妙的工作。

    一九○八年，中國東北的地區，乃出現了聞名中外的“滿洲大復興”。一些堂會的聚會人數，突然增加兩倍、三倍。禱告會中認罪的人比比皆是。講道的人大得能力，信主的人直線上升。開始的時候，一些西方差會懷疑這僅是短暫的現象；到後來不得不承認，這一波的復興確實是出于神特別的作為。復興的火花也蔓延到東北以外的地區。全國各地陸續出現了大規模的布道運動。中國教會首度力圖振作，勇敢地為福音作見證。這個剛經歷了義和團事件洗禮的教會，從而也飽償了上主賜下的豐收。

    本色化運動時期(1919∼1927)

    庚子之後的復興，到辛亥革命的時候，又獲得了額外的動力。滿清皇帝遜位之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在中國誕生了。然而，“共和”始終是新鮮事物，而且是西方政治體制。許多人在不明究竟之下，不得不向身邊的宣教士詢問一些相關的細節。福音則與共和體制同樣屬于來自西方的新鮮事物，結果一時之間，基督教也成為頗受歡迎的時尚信仰。福音信息因而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但是好景不常，辛亥革命之後的軍閥割據，很快便讓中國再度陷入混亂。國人在探求出路的過程中，再度認定帝國主義是元凶。基督教始終無法擺脫與帝國主義關連的陰影。結果教會再度因為其西洋色彩，被國人視為阻撓中國進步的因素。

    這個不幸的發展，起因是當時出現“新文化運動”。自從一九一五年左右，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認定，中國的出路在于文化的改造。雖然他們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門，但卻普遍認定︰與科學不符的及有違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礙中國進步的主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學生**，使這新文化運動的訴求達到了高峰。當日部分知識分子認為︰基督教正是與科學不符的典型代表，況且宗教講究權威而貶抑民主，因而開始敵視基督教。這種反基督教言論，到了一九二二年演變為非議基督教的風潮。接下來，有規模、組織的“非基運動”(即非議基督教的運動)就從北京與上海爆發，並且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非基分子抗議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反對基督教的勢力左右了國人的生活，甚至組織****，嚇阻基督徒不得到教會聚會。其後，反基督教的言論，甚至將教會與帝國主義之間劃上等號，令教會的處境日趨艱難，信徒的情緒更加低落。

    面對這股風潮，教會有識之士乃奮起維護信仰的真諦。一方面，他們進行護教的工作，向國人解釋清楚，為什麼基督教信仰與帝國主義無涉。同時，教會領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教會，務求讓中國的基督教會，盡可能與西方色彩脫鉤。中國教會因而展開大規模的本色化運動。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事情。另一方面，這運動承襲了上一階段的三自理想，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教會的本土色彩從此逐漸加強。再者，這運動也是一種教會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壓力底下克服困難，以使教會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現。因此，“本色化”運動其實也是另類的復興運動。這個階段的復興努力，讓教會熬過了非基的困擾，為接下來的大規模奮興作好了準備。

    奮興振作時期(1927∼1937年)

    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國國情有了新的面貌。國民政府瓦解了北洋軍閥，結束割據的局面；並且在南京定都，把中國帶進一段相對穩定的階段，開始了所謂的十年建設時期。政府的領導人對教會的態度也轉趨友善，使過去的非基氣氛頓時一掃而空。中國教會的領袖決議把握時機，擬議了一個五年奮進運動。計劃從一九三0年開始，企圖在五年之內，使中國教會在數量與質量方面能夠倍增。運動的主題口號是“求主復興教會，先復興我”。五年運動，由統籌全國基督教事務的基督教協進會推動，涵蓋的範圍遍及整個中國。協進會也為此而提供了各種各樣需用的資源、材料、方案等，有計劃地分區推進。教會的氣氛立時改觀，信徒的生命力也果然發揮出來。雖然在一九三五年的檢討中，數量倍增的目標並沒有實現，但教會的素質、信徒的水平，卻肯定有所提升。

    與此同時，在組織性的復興運動之外，上主也在中國教會當中，興起了許多自發性的復興事工。最為人樂道的，就是著名的“山東大復興”。這波復興從一位歐洲宣教士簡單而又扎實的信息開始，從山東地區的教會延伸到周邊地區，尤其是華北、華中一帶。聖經的話語深深地激動了中國人的心靈，贏取了許多人歸信基督。同一時期，其他個別的團體也被主大大使用，使福音信息在許多地區，引領大批群眾悔改，也挑旺了大批信徒的靈命。源自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領導人計志文，連同宋尚節等，將基督的福音銘刻在國人的心中。復興的火焰熾烈地席卷整個中華大地。這些自發性的復興運動，加上協進會有組織的五年運動，為中國教會的歷史，寫下了美麗且又光輝的一頁。成千上萬的人悔改歸主，服膺于耶穌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重新立志，誓要為天國至死盡忠。復興的火焰甚至也燃燒到海外地區。宋尚節所帶領的復興事工在南洋一帶的教會中，留下了美好的足跡。在一些信徒當中，其影響歷久不衰，直到如今。

    靈命深化時期(1937∼1949年)

    主賜給中國教會這般的復興，用意何在？許多人後來才體會到︰上主的心意原來是要透過復興，使教會作好準備，以面對接踵而來的苦難！中日之間的沖突，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瀘溝橋事件”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展開了長期抗戰的安排，誓與侵略者周旋到底。政策之一就是號召全面追隨政府一同往中國內地遷移，藉以保存實力，與敵人對抗。許多沿海居民也無意成為日本佔領區的百姓。結果大批國人就搬到中國的內陸與西部地區，當中也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內。內地的教會因而獲得大批生力軍。戰亂之下的生活，生靈涂炭，朝不保夕，人心空虛，福音信息正好為這些人提供了生命的意義與保障。結果到了抗戰的後期，大規模的復興又再度出現在中國的後方。復興浪潮在大學生中尤其顯著，也借此帶動了個別教會的復興。

    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戰亂並未就此結束，因為中國的內戰幾乎立刻登場。戰事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才停下來。期間教會的事工，基本上沿著抗戰時期的不穩定光景。但是，信徒的屬靈生命，卻因而得到操練的機會。上主也在這個時期興起許多工人，喂養這些信徒的屬靈生命。除了三十年代的奮興家如計志文、宋尚節之外，其他如王明道、倪柝聲等，都是今日信徒耳熟能詳的人物。中國教會因而在這個時期，逐步建立起牢固、堅韌的靈命，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的需要作出貢獻。

    華人教會的近貌(1949年之後)

    共產黨政權統治中國大陸之後，華人教會就分成兩個部分，各自發展。在大陸的教會，從此就面對一個以無神論、馬列思想作為意識取向的政權。由于基督教在意識形態上與國策相悖，遂成了要接受改造的對象。堅持信仰立場的基督徒，在無神論的沖擊之下，一再面對種種逼迫。宣教士礙于中國的政策，不得不陸續撤離大陸。中國基督徒只好獨立面對這個嶄新的局面。經歷過各種政治運動之後，中國教會逐步銷聲匿跡，似乎已漸漸萎縮，甚至已經不復存在。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讓海外人士擔心，教會如何能夠熬過這般折騰。然而，當中國再度開放之後，大家才驚嘆上主作為的奇妙。不單保守了中國教會，勝過那火煉般的考驗，而且信主的人數，急速上升。到了二十世紀結束時，一些估計認為︰過去五十年來，中國大陸教會的人數已經增加了一百倍，達到六千萬之多！

    由于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大批國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移居海外。這里面當然也包括了許多基督徒在內。海外的華人教會因而獲得充沛的人力資源。復興的浪潮也擴展到這些海外地區，教會的生命力因而大幅度提升。到了八十年代，許多定居海外的華人，經過多年的耕耘，開始積累起較為豐厚的人力及財力資源。因此，香港、台灣、新馬、美加等地的華人教會，在二十世紀的後半部，皆經歷了相當蓬勃的發展。這些教會也開始建立起較具深度的神學培訓事工，並且開始投入普世差傳的行列。華人教會的活力有效地發揮出來，成為了普世基督教會的一股新興力量。隨著中國的開放政策，海外華人教會也與大陸上的教會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可以預見，這兩股分割了二十多年的力量，一旦結合起來，必能為耶穌基督的國度結出更為佳美的果子。

    復興運動催生了宣教運動，宣教運動則推動了中國教會的建立。二十世紀的中國教會，可說是復興浪潮下的教會。我們今天所繼承的，原來是如此偉大的源流。先賢的心血，已為整個華人教會留下了美好的基業。如今，書寫教會歷史的筆，正握在你我手上。惟願接下去的華人教會史更加璀璨，更榮耀上主的聖名。

    問題研討

    一、二十世紀的中國教會，從義和團到文化大革命，一再遭遇困難。然而，這些遭遇卻為教會帶來祝福。從中我們可以學習怎樣的功課？

    二、教會成長需要堅定的靈性來應對風浪，也需要真理的掌握以辨證福音的真確。這對今天在成長路上的信徒有何提醒？

    三、海外與大陸的華人教會可以怎樣整合，以發揮整體力量來服侍這個世代？

    閱讀建議

    一、羅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一九六六年。

    二、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三、魏外揚著︰《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台灣︰宇宙光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四、趙天恩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灣︰中福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