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卡吉娅身体的丰盈和阿蕾特身体的沉重

    大约三千年前，赫拉克勒斯（Herakles）经历过青春期的情感骚乱之后，离了婚，过起自在的独居生活，以便把自己下一步生活之路的走法想清楚。那个时候，还没有婚姻法一类的法律，所谓离婚，不过就是婚姻中的任何一方说一句“我想离开你”。

    赫拉克勒斯并没有打算过独身的生活，他不觉得那是完整的生活，而只是自己人生旅程中一个临时的僻静处。

    同年夏天，赫拉克勒斯坐在自己人生僻静处的树下读荷马的《奥德修斯》，见到两个女人朝自己走来。赫拉克勒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两个女人将是自己要面对的两条不同的生命道路，一条通向美好，另一条通向邪恶，尽管两条道路的名称都叫幸福。

    讲这个“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故事的希腊智者普罗狄科（Prodikos）说，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不小心与某个女人在某个未经约定的沉溺之时偶然留下的一道生命痕迹。由于赫拉克勒斯生得过于偶然，宙斯给了他一项在世使命：消除人世的一切不幸。这项使命艰巨得要赫拉克勒斯的命。为了补偿赫拉克勒斯生命的过重负担，宙斯赋与了他一种特殊的魔力——编织言语织体的能力。于是，赫拉克勒斯偶然地成了男性力量的原型。编织言语织体几乎成了男人的身体，或者说，男人的身体掉进自己编织的言语织体中被淹没了，只有一个没有身体的躯壳在世间游荡，编织言语的世界成了男人的身体欲望。

    两个女人的身体对于只有躯壳、没有身体的男人赫拉克勒斯来说，正是自己渴求的体温。没有身体的躯壳行动不便，活起来累得慌。这就是赫拉克勒斯不想过独身生活的原因。

    朝着赫拉克勒斯走来的两位女人分别叫卡吉娅和阿蕾特。卡吉娅生得“肌体丰盈而柔软，脸上涂涂抹抹”，“穿着最足以使青春光彩焕发的袍子”，走路时女性体态的性征显得格外突出。用现代话说，卡吉娅生得颇富性感，一副懂得享用生命的样子。

    阿蕾特生得质朴，恬美，气质剔透，“身上装饰纯净，眼神谦和，仪态端庄，身穿白袍”。她自称与神明有特殊关系，是神明的伴侣，因为她浑身是偶然。两位女人都生得光艳亮丽，尽管是两种品质不同的亮丽，把赫拉克勒斯照得通体透明。她们盼顾着独坐在人生僻静处的赫拉克勒斯，想赢得有编织言语织体能力的这个男人。

    （2）

    卡吉娅紧走几步，抢先走近赫拉克勒斯，伸出丰润的手臂搂着他的肩说：

    “阿赫呀，我看你好踌躇，不知选哪条道路走向生活才好。要是你跟我好，我会领你走在最快乐、最舒适的人生路上，你将尝到各式各样欢乐的滋味，一辈子不会遇到丁点辛苦。比如，夏天我会为你找冰雪来降温，冬天为了你睡得舒服，我会寻找最柔软的被褥，即便你懒洋洋的时候，我也晓得如何让你想要和我做……总之，你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随心所欲闻生活中的各种香味，欣赏自己喜好的任何东西，与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女人玩、睡得舒舒适适，你还可以把男人当女人用……”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赫拉克勒斯问。

    “喜欢我的朋友叫我幸福，恨我的人给我起个绰号叫邪恶。”

    阿蕾特的眼睛天生带有湿润的忧伤，总好像刚刚哭过三天三夜似的。她站在一旁，怯生生地对赫拉克勒斯说：

    “神明赐予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辛苦努力就可以获得的；要是你想身体强健，就得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在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卡吉娅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灵没有智慧。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享乐和美好尽管都是幸福，质地完全不同。”

    这个名为“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两千多年前就经过了三个人转述：普罗狄科讲给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讲给自己的学生色诺芬听，色诺芬又讲给自己的学生听。苏格拉底讲给色诺芬听时，没有讲普罗狄科如何讲赫拉克勒斯最终的选择，而是用“你应该与阿蕾特一起”的道德指令结束了故事。

    卡吉娅和阿蕾特本来都不是女人的名字，而是专有道德名词：希腊文“卡吉娅”的意思是“邪恶、淫荡”；“阿蕾特”的意思是“美德、美好”。本来，就肉身的天然体质来说，这两个女人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差别。经过苏格拉底的叙事，卡吉娅的身体向赫拉克勒斯期许的感官的适意、丰满和享受就成了“邪恶、淫荡”，阿蕾特的身体期许的辛劳、沉重和美好就成了“美德、美好”。

    （3）

    女人身体的伦理价值是男人的叙述构造出来的？

    为什么同样是女性的身体，苏格拉底这个男人要通过叙事编织的言语织体来区分丰盈的轻逸和美好的沉重？苏格拉底算是欧洲的伦理思想之父。什么叫伦理问题？从苏格拉底复述的这则故事来看，伦理问题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偶然生命的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关键词是：个人命运、幸福、德行（如何获得幸福的生活实践），都围绕着一个人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

    伦理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在世的态度，伦理中的成文或不成文规例就是道德规范。世界上所有古老的道德规范都是男人按自身的意愿编织出来的。苏格拉底非常迷信天神，他把自己身体的幸福与神明联系在一起，看不起身体自在的感觉的幸福。于是，他就让卡吉娅和阿蕾特的身体变得在伦理价值上有了天壤之别。苏格拉底看到，当时的希腊社会对于幸福的理解各说不一，他想统一希腊人的幸福观。

    一个人生命的幸福意味着不朽。所谓不朽，有两种意思。要么是说，我的身体感觉经历到的悲和欢（要小心，不一定只有欢）属于我，不朽的意思不是不死的，而是属我的；要么是说，我的身体感觉经历到的悲欢只是感觉而已，我的身体必须紧紧拉住神明的衣襟，沾染一些神明的光润才能不朽，不朽的意思在这里也不是不死的，而是美好的。所以，幸福的或者不朽的，不等于就是美好的。在苏格拉底的叙事中，阿蕾特对卡吉娅说：

    “你虽然是不朽的，然而却是被神明所弃绝的，是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

    幸福还不是最高的伦理价值，美好才是。什么叫美好的生活？按阿蕾特的说法，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生活就是美好的，只有灵魂才可能拉住神明的衣襟。卡吉娅只知道身体的感觉，不知道灵魂，所以不晓得美好的滋味。幸福也可以通过单纯身体的感官享乐获得，但美好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因此身体会觉得沉重、艰辛——来获得。卡吉娅的“幸福”的别名之所以叫“邪恶”，就因为身体只为了身体的快乐，就好像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柏拉图说的，为了艺术的艺术就是邪恶。

    （4）

    听苏格拉底讲“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故事的色诺芬本来想问：为了能体验到美好的生命，让身体承负灵魂而变得辛劳和沉重是否真有必要？“等待对美好事物发生欲望的耐心”是否必需？走向美好的生命时辰，为什么就“不能抄近路”？生命之路为什么不可以走得轻逸些？

    老师苏格拉底既然没有进一步说，色诺芬便不敢多问。他只是觉得，苏格拉底最后的那句话语重心长：“你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对你当前的生活好好地加以考虑，那是值得的。”

    苏格拉底尽管没有给自己的学生一道道德指令了事，而是让学生们“好好地加以考虑”，但他复述普罗狄科讲的故事时的讲法已经铺设了“你必须与阿蕾特一起生活”的伦理指示。

    自有言语以来，男人们一直在以不同的叙事形式述说着相同的话题：关于男人自己的躯体及其与另一个或一些身体的种种纠缠。每一个“我在”的身体都诞生于偶然，我在的言说就是偶在之偶然的肉身性呢喃。言说是男人没有身体的躯壳渴慕女性大地般的身体时发出的嘘气，男人渴慕肉身的呢喃缭绕着女人的身体，以至于女人的身体以为那就是自身需要的气息。卡吉娅和阿蕾特说的那些话，看起来好像因为她们的身体感觉不同，其实是男人普罗狄科和苏格拉底用言语编织的自己对女人身体的伦理想象。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男人的言语就像这空间的季候，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干燥。女人的身体为了适应男人言语的季候，必须时常变换衣服，不然就会产生病痛。

    苏格拉底的叙事是他编织的伦理言语织体，这且不管。我关心的是，在面对这两位女人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彷徨时，赫拉克勒斯究竟怎么办了。这两个女人是不同的“幸福”，赫拉克勒斯拿不定主意，究竟该在哪一个女人的身体上获得幸福，使自己的躯壳重新胀满，这可意味着选择该走哪一条人生路啊！

    赫拉克勒斯最终选择了谁？其生命的结果又如何？

    （1）

    托马斯的命运与两个女人的身体

    赫拉克勒斯面对两个女人的身体期许，感觉自己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苏格拉底的叙事掩盖了赫拉克勒斯的伦理困境近两千年。当时，色诺芬向苏格拉底刨根问底是不可能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的不同的自然欲望有平等的权利。现代的启蒙运动以后，同样经过男人们的叙事，自然欲望有了平等的权利——比如，丹东通过**玛丽昂为卡吉娅的感觉正名，才可能有人——譬如说尼采——顶撞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那里，幸福是有区分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身体感觉有差异，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苏格拉底犯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不同的身体感觉，而在于建立了不平等的身体感觉秩序。所谓“邪恶的”与“美好的”谓词，就使卡吉娅和阿蕾特不同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上不平等。自然欲望的自然权利的启蒙，就是要勾销这种身体感觉差异的不平等：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现代启蒙之后——不同的身体感觉平等以后，赫拉克勒斯的伦理困境是否没有了？

    在启蒙后的现代气候中，昆德拉编织了与“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相似的关于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身体的故事：《笑忘书》中的卡瑞尔与伊娃和玛吉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①

    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相逢与两千多年前普罗狄科讲述的赫拉克勒斯故事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昆德拉想把普罗狄科讲过的故事接着讲下去。普罗狄科和苏格拉底都隐瞒了赫拉克勒斯最终的选择，我们不知道赫拉克勒斯如果选择了卡吉娅会怎么样，或者选择了阿蕾特会怎么样。昆德拉讲托马斯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故事，差不多等于提出了色诺芬当时不敢向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伴侣。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锺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2）

    赫拉克勒斯当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色诺芬想问的也差不多是这类问题。问题是旧的，什么是新的？女人的肉身在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被编织的方式。

    特丽莎像阿蕾特一样自荐后，闯入托马斯的独处生活，把托马斯的心搅乱了，就像当年阿蕾特把赫拉克勒斯搞得心神不定。这倒不是因为托马斯在特丽莎说话之前已经挽住了萨宾娜向他先伸出的丰润的手臂，已经体感到自己的躯壳与萨宾娜的身体肌肤相融，而是因为特丽莎的出现泛起的美好涟漪把托马斯搞得魂不守舍，使他感觉到身体感觉还是有美好和无关美好的差别。在价值感觉启蒙之后的时代，托马斯重新面临那个让赫拉克勒斯伤脑筋的问题：“美好的”身体感觉是否在价值上高于无关美好的——已经不能说是“邪恶的”——身体感觉。

    萨宾娜像卡吉娅那样许诺，不给托马斯带来生命的沉重感：生命是享受，而非辛劳和沉重。苏格拉底的叙事中隐含的道德指令是：“你应该与阿蕾特一起”。托马斯与特丽莎相逢后，昆德拉却让托马斯老问自己：“为什么非如此不可？”为什么一定要与特丽莎一起？托马斯与“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一样，仍然面临两个女人身体的差异：感觉的快乐与感觉的沉重。如果没有身体感觉的差异，托马斯就没有什么可彷徨的了，选择哪一个身体为自己的生命伴侣都可以。

    这就是现代男人顶撞苏格拉底时提出的疑问。

    什么叫生命的沉重？昆德拉的说法与苏格拉底的讲法差不多：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页）

    在现代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身体沉重的含义没有变，改变了的是对轻逸的评价：什么叫轻逸？与萨宾娜一起（说与卡吉娅一起也一样），生命显得轻逸，有什么不可以？昆德拉让托马斯既选择了萨宾娜轻逸的丰润，又选择了特丽莎沉重的美好。

    托马斯生命之路的结果如何？不仅现代男人有询问生命的幸福的权利，现代女人同样有这样的权利，因此也要关心，萨宾娜和特丽莎生命之路的结果如何？

    （1）

    托马斯在两个女人身体面前的彷徨与赫拉克勒斯的彷徨不一样，因为现代男人的言语季候变了。现代之后的季候是，女人的身体感觉已经没有邪恶与美好、淫荡与轻逸的价值不平等，只是感觉价值的不同而已。

    在苏格拉底的叙事中，卡吉娅的身体为了感觉的感觉被判为邪恶、淫荡，在感觉价值的谱系上与阿蕾特的身体处于对立的低下位置。在昆德拉的叙事中，萨宾娜的身体与特丽莎的身体尽管仍然有差异，仍然与不同的幸福相关，但是，这些身体感觉或幸福的差异不再具有道德对立的含义，不再像邪恶与美好之类的对立听起来那么刺耳。两种身体感觉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如**玛丽昂在法国大革命中说的：鲜花也好、玩具也好、圣物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这意思不是说，两种身体感觉真的没有什么差别，而是说，它们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别。

    托马斯坦然地与萨宾娜一起玩各种**，体感到卡吉娅向赫拉克勒斯许诺而赫拉克勒斯没有福分享受到的各种快乐滋味。可是，人们不能忘记，托马斯能坦然地挽住萨宾娜的丰润手臂，是经过一番艰辛的。卡吉娅必须先起身**阿蕾特关于“美好”的言说，颠覆她“美好的”生活想象，才可能有托马斯的坦然。如果阿蕾特关于生命的“美好的”想象曾经是令人感动的——感动了男人和女人两千多年，那么，卡吉娅就必须颠覆这种感动。这是卡吉娅争取价值感觉上的平等必须展开的一场关乎自己身体感觉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昆德拉在托马斯的叙事中让萨宾娜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让卡吉娅的身体感觉抵制阿蕾特的身体感觉在生命中的传统领导权。萨宾娜的身体成了感觉价值平等的担纲者，她好像是**玛丽昂的再生。在萨宾娜身上，卡吉娅－玛丽昂的身体感觉聚集为一种颠覆性的关于“媚俗作态”的理论。

    所谓“媚俗作态”指传统道德中对一切崇高、美好的生命感觉的赞美，区分邪恶与善良，为美好而感动等等。颠覆这些赞美、区分和感动的话语方略一是重新命名——不再称为美德，而称为媚俗，二是用归谬法的皮鞭抽打——比如用昆德拉的说法，媚俗就是认为“大便是不道德的”。

    媚俗就是对大便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拒斥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64页）这个以大便为象征的人类生存中基本不能接受的价值范畴其实相当广泛，也相当具体、因人而异，因为是人的自然感觉的范畴。比如说，萨宾娜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的亢奋，就不能说是不道德的。这是身体的自在感觉，为此感觉不自在，就是媚俗作态。抵制媚俗作态，意味着颠覆苏格拉底式的道德区分。在《笑忘书》中，昆德拉讲述过一个叫爱德维格的女孩子，她的身体感觉几乎就是**玛丽昂身体感觉的重复：

    （2）

    爱德维格拒绝某些烦人的习俗。譬如说她拒绝接受像光着脸是雅的，光着屁股就不雅这种观念。她不懂为什么从眼睛里流出来带咸味的水是高级的、富有诗意的，而从膀胱里排泄出来的却是讨人厌的。（《笑忘书》，262页）

    从卡吉娅到**玛丽昂、再到萨宾娜的身体感觉，刻画出欧洲生活史上一种伦理诉求兴起的痕迹：感觉价值的无差异。在卡吉娅的时代，这种伦理感觉被她的敌人（苏格拉底一类的男人）取了个“邪恶”的绰号，而她的朋友则称为“幸福”。以后，卡吉娅的感觉诉求受到制度性的压制长达一千多年，到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这种伦理感觉的正当性才重新得到一些男人们的辩护——免不了有人要为此流血牺牲、人头落地。到了萨宾娜的时代，这种伦理诉求已经理直气壮了。

    其实，阿蕾特并没有否定身体本身的幸福。阿蕾特和卡吉娅都不会赞同老子的说法：“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吾身是幸福的基础，幸福是我的身体偶然在世的生命值得享有的。幸福总是身体的幸福，没有身体，就不会有幸福这回事。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对立是“太初有爱欲”与“太初有言”的对立，对她们俩来说，是不会有第三种可能的——比如庄子所说的：“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身体是第一性的。问题只在于，是否必须让身体拉住神明的衣襟才算真实的幸福？感官的快乐为什么不能算是美好的时刻？

    在昆德拉的叙事中，卡吉娅——在现代叫萨宾娜——的身体感觉的价值诉求在气势上占了上风。阿蕾特沉重的肉身感觉所谓美好的生命情感，被萨宾娜的媚俗论从根本上颠覆了。阿蕾特（美德）——在现代叫特丽莎——是年逾千祀的“美好”意识形态的化身，要颠覆它得花很大的力气。萨宾娜“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她也难免媚俗：当她看到一对老夫老妻和睦的生活，看到他们“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与众不同的是，萨宾娜能够马上嘲笑自己的泪水——可笑的泪水。

    什么叫不媚俗？懂得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

    （3）

    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萨宾娜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72页）

    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自由伦理的品质之一，至于这品质是否高贵，就是另一回事了。阿蕾特当初对卡吉娅说：“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如今，萨宾娜对特丽莎说：一切所谓美好的景致和声音都是骗局和谎言。

    昆德拉这个男人对萨宾娜的颠覆行动作了深度解释。

    据说，欧洲所有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背后都有一种信念——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这一信念出自相信存在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存在之所以是美好的，就因为它据说是上帝创造的。“太初有言，圣言就是上帝。”阿蕾特的神明，是希腊人的上帝，所以她要赫拉克勒斯的身体顺从神明的言语。法国大革命以后，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获得了自体自根的权利，不再是邪恶的化身，而是高贵的美德（不媚俗），就是因为那个据说创造了存在的上帝被赶走了。

    把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说成邪恶的是男人，颠过来说成美好的，也是男人。卡吉娅早就说过，她有敌人和朋友。卡吉娅当年的敌人中，最极端的是柏拉图。据说，在《克拉底鲁》中，柏拉图修改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把身体说成虚幻的东西，灵魂才是实在的：灵魂对身体有绝对的支配权。后来憎恶卡吉娅的男人中，据说奥古斯丁比柏拉图更极端。他在少年时代曾经是卡吉娅的密友，后来与卡吉娅**，就把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说成世界上最低下可恶的东西。

    （4）

    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都是言语织体的编织能力很强的男人。喜欢卡吉娅的男人们同样有极好的编织言语织体的能力，譬如伊壁鸠鲁。这位古希腊的感觉快乐论大师说：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是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pavqo"（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

    按伊壁鸠鲁对卡吉娅式的幸福的解说，身体感觉是生命意义的基础，灵魂总是让身体不安。“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也不需要去寻找其他可以使灵魂和肉体安好的东西”。

    再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大师。

    首先是与**玛丽昂同时且住在同一座城市（巴黎）的萨德，他颠覆了对性行为的正常/变态的区分；一百年后在德国有尼采，他让肉身向柏拉图的灵魂占据的中心位置进击，视肉身为人的自我经验和存在经验的唯一场所，用七弦琴弹唱道：SeeleistnureinWortf-黵etwasamLeibe（灵魂不过是附在身体上的一个语词）。这歌声就把柏拉图那句话颠覆了。人的存在彻头彻尾只是肉身而已，造化的肉身仅把灵魂当作自己意志的一只手。几年后，罗扎洛夫就在俄罗斯用“太初有爱欲”颠覆了“太初有言”的古训。从萨德到罗扎洛夫，卡吉娅对阿蕾特的生命感觉的颠覆步步推进，在克拉格斯（L.Klages）那里凝聚成一种精致的理论——“宇宙爱欲论”。随后好戏又回到巴黎，福柯开始全面颠覆对身体感觉的所有价值区分……

    男人们为了身体与灵魂的优先权问题，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冲突得不可开交。昆德拉讲述的萨宾娜反抗媚俗，显得像是卡吉娅的男友们的女人想象的言语谋略。不管怎么说，三千年来，卡吉娅的敌人和朋友（都是男人）之间的（有时甚至是武装的）冲突没有解决，看来，将来也不可能获得解决。

    （1）

    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冲突是男人们关于身体与灵魂争夺在世支配权的冲突：卡吉娅要求身体的在世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的在世服从灵魂的法则。萨宾娜与特丽莎的关系是这种古老冲突的现代再现，托马斯站在她们中间实在难受。

    不能忽略，昆德拉关于托马斯的叙事是以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为语境的。“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事业”、“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献身”都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表达。萨宾娜对“美好”的恶心，是不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呢？

    托马斯和两个女人生活在人民道德的“美好”意识形态中，他们对这个世界中人民伦理高歌的“美好”道德有一种生理性反感。托马斯喜欢萨宾娜的原因之一，的确是他和萨宾娜有相同的生理反感。托马斯看出人民民主的“美好”意识形态充满“男性幻想”，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在**、在调情、在**。仅从报纸头版头条来看，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向来“性”致勃勃。在那些编织出来的政党意识形态的“美好”言语织体的道德理想主义言词中，有一种虚幻的身体情欲冲动。人民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媚俗。

    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隐藏着“男性幻想”，同样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在《笑忘书》中，昆德拉提供了两项证据：卡瑞尔凭靠一个意念的言词才克服了性冷感；"歌德先生"的"那个学生"借助他一句诗意的赞词，才重新燃起爱欲。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法则被颠倒过来：不是爱欲升华为言词，而是言词升华为爱欲。言词与灵魂没有肉身是不在的，肉身才为言词或灵魂的在场提供了所必须的空间——时间性的亲在。在人民伦理的理想意识形态中，个体身体的亲在被抹去了。人民伦理的网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铁丝编织起来的，缠结在个人身上必使个体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托马斯和萨宾娜想让自己的身体逃脱血债累累的“历史必然”的“美好未来”的追逐，想学会谈论“自己身体的希望，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希望”。所谓“整个人类的幸福”不过是与每一个体的肉身无关的意底牢结。

    （2）

    为了与“美好”意识形态的**有所区别，托马斯觉得应该把爱情与**分开。他以自己有“爱”必做的**方式与人民意识形态的“美好爱情”作对。特丽莎不懂得托马斯的这种政治爱欲的意图，用电影语言把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再讲一遍的考夫曼（P.Kaufmann）就懂。他讲到托马斯与“既像鹿又像鹳的女人”的事时，把原来那幅落日与白桦树的秋景画换成了少先队少女向勃涅日列夫主席献鲜花、行队礼的照片。

    这样说来，萨宾娜抵制媚俗作态就是从人民伦理转向自由伦理的表达。的确，自由伦理的身体原则，意味着不同身体感觉的平等权利，意味着承认只把身体当作身体来享用（而不是“为了……”）的原则。对于赞同这些原则的托马斯来说，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只是无数同样可以给他带来轻逸性感的这一个身体而已。在身体感觉的价值不平等的言语织体中，一个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身体是唯一的这个身体。无数的这一个身体带来的轻逸性感自然是有差异的，却不至于有唯一的这个身体让人彷徨得要死。在无数的这一个身体面前，不会有“非如此不可？”的难题，相反，在唯一的这个身体的想象中，这个难题无从逃避。

    萨宾娜是托马斯的无数个女伴中的一个，尽管是最令他心仪的一个。卡吉娅的现代感觉，或者说赫拉克勒斯与卡吉娅相伴而行的生命旅程，就是托马斯与无数这一个（萨宾娜）中的一个身体的享乐。萨宾娜并不妒嫉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为托马斯的伴侣，就好像享乐不妒嫉享乐。

    借助于萨宾娜的身体感觉，托马斯得以走出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寻回在人民伦理中被抹去的个体亲在。托马斯在无数女人之间的性漂泊成了反抗人民伦理的身体性政治行动。

    托马斯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个使每个女人**时异于别的女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看起来仍然是一个保险箱，隐藏着女人那个神秘的“我”。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托马斯追寻着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09－210页）

    （3）

    托马斯接受的萨宾娜的身体原则真可以帮他寻回被人民伦理的“美好”意识形态抹去的肉身差异？

    特丽莎跟随托马斯来到苏黎世，把自己在布拉格拍的少女身体阻挡坦克车的照片送给一家杂志社，编辑小姐却表示不感兴趣，并告诉特丽莎，这里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各式**照片。特丽莎发觉，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伦理意识形态的性质、功能和技术截然不同，在一个隐瞒着的意图上却是同谋：让肉身没有差别。抹去肉身差异的技术在自由伦理和人民伦理中各有所长：例如，无处不在的展示肉体的广告或陪伴终身的人事档案以至居委会老太太送给人民警察局的结构主义式报告书。

    在现代启蒙之后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个体肉身要么血肉模糊，要么随意含糊。与萨宾娜一起反抗媚俗，托马斯发觉自己最终跌进了另一种让个人的身体没有差异的在世境况，仍然没有摆脱与自己的肉身相关的实质问题：如何让自己的肉身幸福，从各种意底牢结中夺回肉身的权利后，什么是幸福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当年赫拉克勒斯投入卡吉娅的丰润手臂，在卡吉娅的只把身体当身体来享用的伦理中生活，结果是在捕捉“每个女人**时异于别的女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之后，发现身体的无差异，失去了自己肉身的幸福。

    托马斯开始想，特丽莎的“美好”感觉与人民伦理的“美好”感觉也许是不同的。

    （1）

    身体感觉的差异来自灵魂还是身体？

    托马斯努力要在肉身的无差别中去探索肉身的差异，这使他很长一阵子醉心于性漂泊。肉身一旦走上性漂泊之途，个体偶在与其灵魂的关系就变得相当脆弱。昆德拉承认，这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因为个体偶在与其灵魂的关系“限制了人的可能性，勾画出人的生存的界限”。由灵魂来限制人的可能性，有这个必要吗？

    萨宾娜的身体伦理反抗媚俗，的确是要抵制民族、国家、人民的“美好”意识形态观念抹平每一个“我”的感觉偏好。可是，萨宾娜没有看出，人民伦理的“美好”感觉与自由伦理的个体感觉有共同的启蒙基础——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感觉同样以身体作为个体身体在世的属己性为依据，都是一种人义论的个体在世感觉。

    特丽莎与托马斯和萨宾娜一样，对在人民伦理中失去个体身体的差异深感恐惧。没有差别的身体等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时间。

    特丽莎来到托马斯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身体毫无差别的世界。特丽莎来到托马斯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身体。但是，托马斯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58页）

    当托马斯以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来对待特丽莎，特丽莎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身体无差异的过去。特丽莎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肉身有感觉差异，那是由于灵魂、还是身体本身？阿蕾特本来就认为，肉身无感受认识能力——感觉能力是有的，但有其不可跨越的阈限。灵魂才使身体有超出身体局限的感受能力，有差异的肉身感受认识力是灵魂赐予的，像西塞罗说的：Incorporeapertumestvelestinctoanimovelelapsonullumresideresensum(一旦灵魂被奉献或流逝，身体就不再有任何感觉了)。

    特丽莎与托马斯的相逢怎样呢？或者说，如果赫拉克勒斯听信了阿蕾特关于“美好”生活的规劝，与她一起生活，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样问已经过时了。特丽莎在现代启蒙之后的伦理处境中，早已不再有当年阿蕾特那样的价值优先权。如今，被冷落的不是卡吉娅，而是阿蕾特。应该问的是特丽莎的身体感觉的结局。

    （2）

    特丽莎与托马斯一起生活以后，产生了负疚感，觉得自己成了托马斯的负担，“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捕捉不住生理之爱的轻松和消遣乐趣”。特丽莎看到，卡吉娅的身体伦理对于托马斯有巨大的诱惑力。

    在托马斯这一方面，与特丽莎在一起的感觉使他按卡吉娅的身体伦理继续享乐时出现身体障碍：自从遇见特丽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

    出于对托马斯的爱——也许出于好奇，特丽莎努力想理解萨宾娜的身体原则。这是现代启蒙之后伦理意识结构的转变：当初阿蕾特没有想要去理解、而只是谴责卡吉娅的身体原则，如今阿蕾特得体验一下卡吉娅的身体原则。

    想理解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原则，必须把身体与灵魂的联系切断，仅仅从身体感觉来理解身体。特丽莎开始了割断身体与灵魂的冒险，走进那个工程师的无爱之欲中，让自己的“灵魂看着背叛灵魂的肉体”。

    灵魂第一次看到肉体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恋惊奇的目光来触摸肉体：肉体那无与伦比、不可仿制、独一无二的特质突然展现出来。……灵魂在特丽莎裸露的、被抛弃了的肉体中哆嗦颤抖。……她猛然地感到一种要奔向他的欲望，想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言语。如果他送来温和而低沉的声音，她的灵魂将鼓足勇气升出体外，她将大哭一场，将像梦中抱着那栗树的粗树干一样去抱着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61－164页）

    第一次？阿蕾特早就从卡吉娅的身体上看到过了。

    昆德拉改变的只是阿蕾特对卡吉娅的身体原则的价值评价，他让特丽莎发现：身体及其情欲竟然有自体自根的欢乐、不依赖于灵魂的欢乐。昆德拉说的特丽莎的这一发现其实是他自己从萨德－尼采－米勒那里抄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兴奋得很，禁不住在讲别的故事时一再提到这一发现：塔美娜与一群孩子想象的**，使她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享受，那无法想象和无法记忆的灵魂已无声无息地离她而去了”。

    （3）

    美娜的性生活一直都是被爱所占有的，于是附带而来的便是戏剧性的、负责的、严肃的成分，这些都是烦扰着塔美娜的东西。跟一群孩子在这里，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终于使性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为肉欲而肉欲。……性终于脱离了与爱的紧密关系，变成了像天使般单纯的快乐。（《笑忘书》，213页）

    玛吉达也第一次“感觉到那双长在活力异常的肉身上的眼睛”，努力试着忽略叙述着的美丽的声音，这时，奇迹出现了：

    “在一种悚然的快意之下，她去除了那受了伤的、戒惧有加的灵魂，而变得只剩下肉身，一个没有过去和记忆的肉身，如此这般就变得更易接纳了。……她第一次以她所有的感官——为她自己、为她的肉身、为她的皮肤——来欣赏自己的肉身，她被这突然发现的肉欲之情所陶醉了。”（《笑忘书》，63页）

    在无爱之欲中沉醉，不让灵魂把那些“美好”的言词强加给纯然身体的感觉，就是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的在世情状。

    可是，特丽莎毕竟是有灵魂附身的女人——与卡吉娅－萨宾娜不同个体性情的女人。她可以承认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的自然权利，承认这种身体伦理自体自根的价值，承认没有灵魂的言词的肉身树皮般单纯的快乐，但她自己无法给自己身体上灵魂的眼睛蒙上一块黑布。特丽莎“同工程师没有爱的唯一一次**，终于恢复了自己灵魂的视觉”。特丽莎的灵魂眼睛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把**转变成那些荒谬动作的伟大时代”。

    特丽莎与阿蕾特和蒂俄狄玛同属一类性情的女人，当年苏格拉底缠住蒂俄狄玛要同她讨论爱欲的出身：“请问爱欲的父母是谁？”-

    狻*（丰盈与贫乏）——蒂俄狄玛回答说。

    （1）

    特丽莎开始仿徨了：究竟是灵魂引导肉身认知，还是肉身引导灵魂认知？这问题切身地关系到自己的个体命运。

    在苏格拉底的叙事中，好像只是赫拉克勒斯才有自己的个体命运似的，卡吉娅和阿蕾特不过是赫拉克勒斯的个体命运的偶在机缘。在昆德拉的叙事中，卡吉娅和阿蕾特的个体命运问题才与赫拉克勒斯的个体命运有了平等的被关注的权利。

    个体命运是老生常谈的主题。为什么这话题人类唠叨了两三千年还不觉得陈旧？个体命运是身体的偶在差异带来的。从来没有重复的命运，亘古至今飘落的每一片花瓣，都有自己不同的飘法和落处，因为每一个体的身体都是偶然的亲在。每一个体身体的偶在命运，都是亘古无双的唯一一次发生，像索褔克勒斯说的：-*（从未发生过的一次性地头一次发生了)。

    叙叨个体命运的言语织体受时代季候的支配。托马斯把个体命运的声音理解为“沉重、必然、价值”的三重交织，与赫拉克勒斯时代对个体命运的理解大相径庭。托马斯对个体命运的理解中的那个必然性的观念泄露了，他的理解带有近代启蒙精神的痕印。他甚至以为偶然的积累和相加可以孵出必然，于是编织了“必然与偶然”这样的言词联结。

    希腊词*（命运）中聚集着不同的生命理解，但不是“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对命运的理解就是对个体肉身在世的理解，就是个人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当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与两个女人相遇，他想到的正是自己的“偶然、幸福、不幸”，两个女人的身体与自己偶然的幸福或不幸相关。

    托马斯的命运理解首先想到的是沉重，这种沉重的含义是与“必然性”连在一起的。什么的“必然性”？启蒙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性。人类美好的未来就是最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它的道德律令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身体。

    （2）

    尽管苏格拉底把生活世界中的一切都托付给冥冥中的神来安排，他还不至于认为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都由天神意旨的必然安排好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要自己的学生好好想想自己身体的未来？这明显表明一个人的身体的未来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个体生命的必然性绝然是一个启蒙后的观念，现代的历史道德主义论相信个人的生活由历史规律安排妥帖，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启蒙道德观念的支配下，个人的身体要么成了肥皂泡，要么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垫脚石。

    受启蒙意识形态支配的托马斯对个人属己的身体命运的理解决定了他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关系。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好像一句德国谚语的说法：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这差不多等于说：如果只活过一次，等于根本没有活过。

    阿蕾特－特丽莎的身体伦理刚好相反。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称自己是神明的伴侣，特丽莎也与神明有特殊关系——因为她身上拖着灵魂的影子。个体命运的偶然发生是daseineMal(唯一的一次)，但Einmalistewig（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永远在着的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永远活着的，等于根本没有活过。灵魂没有肉身，从来就不曾活过，它只是借助于一次性的肉身才活着。“永远”的意思就是不在，一次性的发生才在。“永恒的爱”只是一个语词的虚构。爱的一次性发生才在，“永恒”只有附在一次性的在世身体身上，才是真实的——“爱的永恒”。

    所有的神都是死的，只有耶稣的上帝活着，因为他在耶稣的肉身上死过一次。

    EinmalistKeinMal意味着个体把自己的身体时间转让给了必然性的时间；在特丽莎的个体命运的理解中，“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合的两重性”来自偶然性的我在时间，像塞内卡说的，Omniaalienasunt,tempustantumnostrumest（除了时间之外，我们一无所有）。

    （3）

    我的身体在世就是个体命运的发生，不是我撞上了命运，而是命运撞上了我，或者说我的身体撞上了我的灵魂。个体命运是由个体的身体与灵魂的相逢牵扯出来的，没有偶然而在的个体身体与灵魂的相逢，也就不会有命运这回事。身体的决断逃避不了，盖因于此。无论我的身体做何决断，命运都会附在我的身体上，只不过要么表现为幸福、要么表现为不幸。

    肉身偶在之“偶”因于身体与灵魂的一次性相逢而来的蜕变。肉身浑身是偶然，在肉身上没有丝毫必然的痕迹。正因为肉身是偶在的，所以它沉重。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阿蕾特相信灵魂是身体的影子——希腊人把灵魂说成轻盈的嘘气——时时跟随着身体；特丽莎相信灵魂与肉身一样属于此世，与肉身一同在大地上飘荡。自从卡吉娅－萨宾娜颠覆了阿蕾特“美好”的生命想象，灵魂与身体的同体关系就被拆开了。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灵魂与肉身有如两位互不相识的漂荡者。特丽莎以自己的个体命运提出了这一问题：灵魂与肉身还需要相互找寻对方吗？

    与特丽莎相逢，托马斯恢复了自己身上的灵魂感觉。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使托马斯惊悚地看到自己身体的偶在性，看到既被社会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也被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起来了的属己的个体命运。与特丽莎一起度过的生命时光，让托马斯领会到自己身体一次性的、不容错过的命运意蕴。他最终选择了阿蕾特沉重的身体，而不是卡吉娅身体的轻逸。身体的沉重和轻逸的差别，就是“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与“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的差别。在与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的偶然关系之中，托马斯恍然悟到，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了自己身体的机遇，这机遇就在于他并不可能事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与哪一个身体结为在世伴侣才会幸福。

    特丽莎身体的沉重让托马斯懂得，在“命运”这个词的含义中，不是“沉重、必然、价值”的交织，而是令人惶然的“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可能性的交织。

    （1）

    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

    肉身是要死的，但灵魂不是不死的。肉身有自己的为灵魂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灵魂也有自己的为肉身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这两种感受性和认知力的分离，正是人们可以从窗外日益渐浓的现代之后的“主义”风景中体知到的秋寒。

    肉身已不再沉重，是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的噩运。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寻不到自己的栖身处。曼德尔斯坦姆的一首诗述说过这种担忧：

    我被赋与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但愿从凝聚中流逝的瞬间，

    不会抹去心爱的花纹。

    （2）

    赫拉克勒斯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遇到的问题是决断自己的肉身应有何种幸福，昆德拉通过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把赫拉克勒斯的决断变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个体生命事件。托马斯选择了特丽莎，他承认自己的幸福来自特丽莎身体的沉重。

    托马斯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抛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昆德拉的故事结局看起来与苏格拉底讲的故事的结局一样，其实不然。托马斯的觉悟过程，是特丽莎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托马斯的幸福掺加着特丽莎的不幸。

    特丽莎经历的是一次凉彻心骨的伤害，痛不欲生的心碎……特丽莎本是阿蕾特那类天生丽质而又十分懵懂的女人,她不懂托马斯式的性漂迫,不懂为了身体而身体的伦理原则采用的反抗媚俗的借口。托马斯对他说过好多谎话，特丽莎都曾经当真了，她的生命被这些美丽的谎话搞得破碎不堪。从与托马斯的生活中，特丽莎体悟到自己曾经以为的幸福不过是悲凉。特丽莎本来以为，遇到托马斯，自己不仅会给他带来美好的声音和景致，自己也会拥有美好的、牧歌般的幸福——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期许的、也是阿蕾特希望自己拥有的幸福，但从对托马斯的痴爱中特丽莎得到的只是身心俱悴。她发觉自己身体上的灵魂像一条蛛丝般的细线，很容易断裂，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毫无意义的地方。特丽莎伤心地发觉，牧歌般的幸福只有在人与动物之间才可能寻得：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17页）

    考夫曼用电影语言讲述特丽莎把卡列宁抱去埋葬时，配上了捷克作曲家雅纳契克（Janacek,1854—1928）的《弦乐牧歌》中最悲凉的一章（Idyllforstringorchestra,V.Adagio）。特丽莎埋葬的不是卡列宁，而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特丽莎身体的悲哀留给了萨宾娜，在这牧歌般的悲哀面前，萨宾娜对媚俗的锐气第一次哑然了。

    （3）

    特丽莎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的受伤——那高于美，甚至高于真和善的这一个身体灵魂的受伤，使她的身体成为一曲哀歌——那必死的肉身和灵魂在爱中活过所见证的破碎和毁灭谱写的哀歌。即便诗的语言也没有能力触及这美好的身体灵魂遭毁灭的哀情，只有无词的歌声才能蕴涵。

    伤害并没有让特丽莎放弃自己的身体伦理原则,改变自己的个体性情。她的受伤就是她的成熟，成熟到她的身体灵魂更加清纯透明——经历过并懂得了人生中的污浊和破碎的清纯。这清纯成为凝重的信念：仍然相信人生中毕竟有美好的幸福和景致。

    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曾表达出这种出死入生的信念的呼吸：

    UndSolltemorgendieWeltuntergehn,ichpflanzenochheuteeinApfelbaumachen!(即便这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

    雅纳契克晚年写过一部钢琴小品集《独自在花叶丛生的小路上》（PoZarostlemChodnicku/AlonganovergrownPath，两卷），第一卷共十首，标题依次是：

    我们的傍晚

    一片飘落的花瓣

    到我们中间来吧!

    弗丽德卡的圣母

    她们像燕子一样唧唧喳喳

    别说了!

    晚安!

    莫名的惊惧

    泪水汪汪

    小鸮没有飞走!

    （4）

    这些钢琴小品是雅纳契克缅怀童年时代在Hukvaldy的乡间生活的作品：孩童的眼睛凝视着茂密的森林中翻飞的蝴蝶时的痴想、看到每一花瓣的飘落都觉得它是甘愿为自己沉落水底时的感动、在暮色中听见少女用断断续续的低吟驱走寂寞的忧伤时的泪水、在漫长黑夜里对“美好”充满童稚般想象的心灵、用粉红和白色的花瓣弹奏的梦呓……

    这些小诗对童年想象的晚年触摸，充满单纯得透明的温情和忧伤。在这些仿佛经历过一切的晚年的童年梦忆中，雅纳契克在持续的和声背景下,用纯粹的单音与自己对“美好”的无悔想象轻柔对答,在少年的爱情梦想中与情人欢爱后道一声晚安……

    电影中的特丽莎主题是《独自在花叶丛生的小路上》中的FrydeckaPannaMaria（圣女弗丽德克）。旋律单纯、质朴、柔丽，那是特丽莎的心性的写真。左手浮动不安的三连音使单纯清婉的旋律显得很不稳定,好像某种莫名的不安伴随着美好的爱的想象，让人感触到灵魂与肉身相互找寻时美好与悲凉的交织：悲凉是特丽莎身体的形式，美好是特丽莎身体上的那根灵魂的细线。

    这首钢琴小诗的结构是简单的复三段式，重复三次的主题旋律带有三种不同的色调，表达了特丽莎的生命淌过破碎河谷的痴**历：开始在降A大调上由四个轻柔的和音引入的清纯主题（I）是特丽莎尚未受伤的美好想象，灵魂还不知道肉体的脆弱；经过四个同样轻柔的和音，主题转调进入略带忧郁、不安的升A小调（主题II），特丽莎的灵魂惊异地发现自己肉体的美和易受伤的天性；随后二十九个小节强力的和音进行，灵魂与肉体被一个人的爱的谎言强行撕裂，特丽莎珍贵、美好的想象破碎了，身心剧痛的哭声；经过五个轻柔的和音，主题在升A大调上牧歌般地重现，特丽莎的身体灵魂回复到哀婉凄切但仍然信任美好的宁静；经过身心俱悴的震颤的身体灵魂没有改变对美好的幸福的信赖，没有归于虚寂，它仍然是还会受伤的爱，只不过情感的单纯在经历过伤害后成了复杂的单纯。

    我专门去了一趟苏黎世，为寻访特丽莎留下的足迹，抚摸她伤痛泪水的痕印。

    正当觉得一无所获的时刻，在苏黎世毫无生气的大街上，我忽然听到特丽莎身体的哀歌，它透过一切纷繁的声音，传向悄悄倾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