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四月，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Kieslowski）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我没有读报习惯。基斯洛夫斯基逝讯发布两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小林知道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称他是“用电影语言思考的大思想家”，自以为对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听到基斯洛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在思想世界里失去了一位不可失

    去的生活同伴，心里觉得好孤单。对一位同时代思想家的去世感到悲伤，在我是头一次。

    一九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介绍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BlindChance，德译片名“极有可能的偶然事件”）、《永无休止》（NoEnd）和《十诫》（Decalogue）。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深受触动。那时，基斯洛夫斯基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LadoubleviedeVeronique，台湾译名“双面薇若妮卡”，香港译名“两生花”）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斯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当代电影艺术家。

    《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

    让人在精神深处有所感动的艺术家历来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基斯洛夫斯基很幽默、也很有智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难得的是，他令人产生莫名的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带有各种寓意的色调：冷漠的黄色调、纯情的红色调、沉静的蓝色调。这些都还是作品中的形式色调。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还有一种质料性的色调——作品中的思想带有的神秘主义的、悠悠怆情般的深紫色，正是这种只能用灵魂感觉的色调触碰到我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

    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基斯洛夫斯基去世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去世令我感到思想的在世孤单。

    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字化的世界，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界：形而下的文字世界是商品流通性的信息、技术、买卖文字，形而上的文字世界是个体内在性的感觉文字。思想叙事是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主要表达形式。如今，叙事作家越来越多，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数也数不过来，电影叙事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形而上世界。

    据说，叙事作家的本领全在于对生活感觉的敏感，能够感受出黄昏的恐慌、清晨的厌倦……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或想说，而且，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少见。每个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感受属于自己的黄昏和清晨的颜色，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叙事家？对生活的敏感只是成为叙事家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生活的敏感浸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言语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

    人人都在生活自己。

    但生活有看得见的一面——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有看不见的一面——生活的隐喻层面中轻微的音色。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觉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蒙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有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在体裂伤。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特别令我喜爱的原因吗？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感受力强、不乏语言突破能力、也不乏思想的叙事家，并非基斯洛夫斯基一人。为什么他的早逝特别让我伤心？

    基斯洛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华沙，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一样，由共产党文化制度的乳汁哺育长大。上中学时，基斯洛夫斯基撞上“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当兵、做工，后考入三十年代由当时的先锋艺术家创立的克拉科夫Lodze电影学院修导演课程。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一开始就关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个人在道德上的艰难处境，毕业后拍了十余年纪录片，捕捉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个人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后来，基斯洛夫斯基觉得，“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生

    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

    于是，基斯洛夫斯基开始编故事。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眼睛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碰到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活的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只是社会主义生活的表征语境。革命政党用一种历史主义的对生命和世界的意义解释虚构出一个语词性的全民事业，并通过国家的行政统治把它变成生活秩序的日常结构。这个语词性的全民事业具有道义律令：有一个终极美好的社会就在历史发展的未来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它献身。建立终极美好的社会的事业是历史的宿命，愿意的人跟着走，但不会拖着不愿意的人走。历史进步的脚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愿意为这事业献身的个人会被历史车轮碾碎，没有什么好希奇。历史宿命的事业编织的生活伦理像一具吸血的僵尸，吸干了生活中单个的人身上的生命想象的血液。个体不应该有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不应该有别的选择，只应该选择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事业伦理背后的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

    个人的生活命运在语词性的全民事业生活中真的是命定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活的生活中的个人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盲目的机遇》讲的是一个叫Witek的小伙子的故事。他是一个富有生活热情的年轻人，总是急匆匆地去赶那班定期开出的火车，好像那班火车就是驶向人类未来的历史列车，不能错过。

    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驶出月台的车厢手柄，跳上了火车。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虔诚的共产党员，布满革命皱纹的话使他成了革命积极分子……

    又一次，他追赶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时，无意撞上铁路警卫，被拘捕、判刑劳教，与一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分子”关在一起，结果自己也成了“分子”……

    再一次，他没有赶上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意外地与一位早就忘掉的女同学相逢，于是结婚、读大学（学医），当医生。就在家庭生活和个人职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轨道时，Witek持因公护照出国访问，遇飞机空难……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设想Witek的个体命运有三种可能结局，这些不同的结局都不是Witek自己能够决定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决定的。重复三次的“上火车”是一种叙事隐喻，表现个人生命中极有可能的偶然性，与人民事业的历史必然性相抵触的偶然性。Witek本来心想，只要搭乘上那班火车，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就有把握。每当他发疯似地跑上月台，那班火车都正缓缓驶离，他必须以自己全部肉身的体力来追逐不断加速的火车。

    基斯洛夫斯基隐喻的眼睛紧紧盯住那只全部肉身的希望凝结其中的手和正在远离的车把之间的一发距离。极有可能的偶然与必然只有千钧一发的距离，但终究不是必然。所有的偶然加在一起，也不会得出一个必然：尽管一万年来太阳每天升起，也不能证明太阳明天必然会升起。太阳一万次的每次升起，都是偶然。

    故事中的积极分子、坏分子、医生（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位置不同，但这些生存位置标示出的只是个人生活的表征层面，关键在于，成为某一种“分子”对于一个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

    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活中的隐喻层面：个体的生存偶在。

    偶在意味着，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个体的偶在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有各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契机，是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选择。由于个人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只会在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中实现，个体选择就成了以自己的身体抛起的铜币做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破碎的受伤。

    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在情感的范畴里，我们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我们却大大地受到机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们非做不可，或者我们必须变成某种人。

    基斯洛夫斯基的隐喻叙事就在这里突破了肩负着人类终极使命的人民事业伦理：社会主义事业有如那班定时开出的火车（历史的必然），某个人与这班火车的个体关系仍然是偶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安排也许是一种精致、美妙的理性设计，然而，无论这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如何完善，都是不切身的，不可能抹去个体偶在绝然属我的极有可能的偶然。在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与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生存裂缝。偶在的个体命运在按照历史进步规律设计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颤然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

    无论有多么美好的社会制度，生活都是极其伤身的。

    Witek遇到的空难只是一个令人哆嗦的隐喻。对个体生命有绝对支配权的无常，像湿润的雪花沾在身上。

    个人身体上的一道道生命裂伤“不论是发生在飞机上或床上，结果都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伦理依据普遍的历史规律为个体生命提供的意义证明，在飞机上或床上发生的偶然的生存裂缝中，成了最大的生活谎言。

    基斯洛夫斯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叙事思想家？

    一九八二年，波兰闹起民主工潮，军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依法戒严，然后大逮捕。一时间，拘押所和监狱里人满为患。人民法庭只有加紧审判。《永无休止》在这种政治语境中问世，故事讲的是：

    Zyro三十出头，正处在女人生命熟透的开端。丈夫是律师，当初嫁给他时，情感暧昧模糊——寻找一位兄长、父亲、还是情人，自己并不清楚。夫妻关系并不融洽，但也没有到无法过下去的地步。他们有一个儿子。

    团结工会运动被**后，政府安排Zyro丈夫当**分子的法庭辩护人（这意味着只能为败诉人辩护），刚上任就患暴病死了。一位替人民法院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律师接替了Zyro丈夫的工作。

    丈夫死后，Zyro的生活变成了空落落的大厅，只有自己的高跟鞋钉发出回响，阴森极了，仍然健硕炙热的身体过早憔悴，丰润的眼帘日渐干涩。她只身带着孩子，失魂地游荡在孤单中，只能听到自己心灵轻若游丝的滴答声。神思恍惚的彻夜不眠时分，Zyro浑身燥热地抚弄自己的双乳，在喘息中感到那个同自己生活过、曾经对自己并不重要的男人，虽然已经离开了，其实一直在身边，用像快燃尽的烛光般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生活。

    Zyro想要摆脱这个缠绕着自己的幽灵，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身体抛给一个个素昧平生的男人。

    Zyro的身体在这样的**中像渐渐湮没的车辙，愈来愈荒凉。

    Zyro再也经受不住身体的沉落，灵魂迷迷糊糊彷徨于模糊的光亮处，丰润的手臂在索索央求守住肌肤之亲这最后一道生存边界时渐渐干涸，倾述和抱怨的书信都只能写给自己。

    一天夜里，Zyro望着冰凉的青灰色的四壁，无奈地闭上对生活湿润的眼睛，打开了煤气……

    这部以政治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没有着意表达政治反对派的正义和受**，也没有捍卫民主政治异见。基斯洛夫斯基关心的是：个人在遭遇偶然的生存裂伤后如何继续生活？什么叫做一个女人孤零零的无奈？

    伦理问题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

    人的在世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世，每一个“我”在世与前人、后人、旁人的关系构成了“我”的在世的缘和故，一般认为，这就是伦理的基本元素。这种对伦理的理解其实相当片面。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同样、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的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伦理的在体性基础。每个人的性情都是一个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它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只能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对这一个人来说如此轻逸的生活，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比死还不如。

    Zyro孤零零的无奈感是她的个体性情的必然。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人的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基斯洛夫斯基自觉地站在伦理观察、而不是政治观察的位置：片中没有坦克车、枪击或暴动的片段。它形容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及其希望，而不讲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寒冷、外面如何被拘禁或被枪击……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某个孤寡女人的无奈，然而，基斯洛夫斯基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的这一个孤寡女人的无奈。那些坦克车、枪击和暴动，被拘禁和被枪击，以及法庭中虚假的辩论、窗外人情的寒冷，统统都是这一个孤寡女人的无奈的酵素。通过Zyro身上致死的无奈，基斯洛夫斯基准确地描述出人民伦理生活中个体经受的无奈：身体和灵魂在躲不掉的政治寒潮中受了风寒，不声不响地下滑，善意在软弱的意志中成了自我伤害和他者伤害。在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生活中，一个人要成为自己，按自己的性情、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过日子，十分艰难。

    人民伦理要求人人做好人（有社会主义道德的人），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在思考“做好人”的难处：人天生都想做好人。问题来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邪恶从何而来？我并没有一个十分合乎逻辑、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论是：一般来说，邪恶之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们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行善。邪恶的原因是挫折感。无论人的改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外面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会无力行善作出结论，因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种不同的理由！

    社会主义日常生活是高度道德化的，不仅有外在的人民法庭，还有内在的人民道德法庭，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计划经济，还有计划的道德意识。基斯洛夫斯基关心“人民”法庭的生活秩序中，个人性情的挣扎和无奈。一方面是人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是人民道德笼罩中的私人道德感觉，在Zyro把自己的身体抛出灵魂之外的同时，法庭辩护律师把自己的灵魂抛出身体之外。通过对这两种无奈的并行叙述，基斯洛夫斯基让人感受像喉咙里嗽不掉的黏液般的无奈——既充实又空洞的无奈。

    基斯洛夫斯基自称是“专业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伦理的悲观主义，而不是政治的悲观主义。

    令我困惑的是：这悲观主义让我感动！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悲观主义呢？

    “人民”法庭的日常生活培育过好几位有思想的电影艺术家（塔科夫斯基、波兰斯基），为什么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尤其令我感动？

    我与基斯洛夫斯基有相似的日常生活经验，还不是他的作品令我感动的原因。感触到人民民主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两手冰凉，不足以说明基斯洛夫斯基思想的特质。也许，我应该从基斯洛夫斯基的个人性情中去找他的思想令我感动的原因。

    七○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在K.Zanussi的电影叙事中，“道德焦虑”指的主要是人民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基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虑”也包括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

    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曾经设想，这是可能的。作为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认为，这种道德理想只是一具假尸。在自由主义社会，没有计划经济，也没有计划道德，道德是由个人的良知自己决定的。

    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

    基斯洛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政治并不能解决最重要的人性问题。它没有资格干预或解答任何一项有关我们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问题。其实，无论你住在哪一种政治制度的国家里（穷或者富），一旦碰到像是“生命的意义为何？”“为什么我们早晨要起床？”这类问题，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这一看法恰是自由主义的：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消除个人的道德困惑，生命意义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以为可以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让人类最终走进一个马克思设想的道德和谐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神龙怪兽般的幻觉，如果道德和谐的设计变成一种政治制度的自然法，还会成为专制的正当性基础。因此，政治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的社会主义或社群主义，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但是，支持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由并不可以用来支持伦理的自由主义。以为自由主义只有政治学，没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恐怕搞错了。

    基斯洛夫斯基看到，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

    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因为，自由主义社会在伦理体质上与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它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生活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触角超逾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争，用对个体命运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人道德感觉。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紧紧盯着不放的个体生命的偶在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乃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状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切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的现代功能如何？——让我们针对人性化、隐私及个人的层面，而非哲学、更非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层面来讨论。西方世界已将这三种观念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付诸实行，但它们对个人层面来说，又是完全不同的论题。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时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伤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动不动就怒气冲冲，整天在家监听邻居（一位富商）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即将毕业，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的法律系应届毕业生。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绿茵似的心性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亮丽的身姿出现在时装舞台上，把喧豗、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

    “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

    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变成了邪恶或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象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瓦伦婷带着令人永无可能索解的清纯步入雨雾迷蒙的生活，正处于个体生命的纯美可能破损的时辰。

    面对瓦伦婷的指责，老法官告诉她，自己对面是一个看起来温馨的家庭，丈夫常常拿着手提电话在屋外草坪同情人调侃，用偷情的针线缝制家庭的睡衣。他的妻子和女儿并不是不知道，却只能偷偷流泪，装出生活得好幸福的样子。在老法官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

    人世间有纯粹的爱遇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

    情爱是精神性的欲爱，纯粹的情爱就是在欲爱中成全、而不是伤害精神，情爱的“纯粹”变得污浊，正是因为精神被欲爱遗弃了。

    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爱？“纯粹”的情爱想象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精神在爱欲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象。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哪怕一模一样的）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

    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经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

    你非得把同一个苹果的两半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苹果。完整的苹果必须由成对的两半结合而成，人的关系也一样。问题是：是不是哪里出了错？我们有资格去修正吗？

    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望的想象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想象都是不堪想象的。问题成了：我们可能修正自己的精神**望的想象犯下的错误吗？

    我们遇到《盲目的机遇》中的相同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尽管每个人都有寻求自己的情爱的自由，在盲目的生活机遇面前，美好的想象也是易碎的玻璃。

    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象，其含意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信徒或道教信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而不是劝她随遇而安。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海船上大部分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

    缘分是在生命灾难中出现的。

    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

    卡洛（Karol）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卡洛在国内多少还算是一个有能耐的人，符合通常的男子汉标准。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她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申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呻吟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和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人人生而不平等（自然性的身体差异），也不可能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对自己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本来，卡洛只是想报复自己的妻子，让她知道，自己虽然性能力不佳，发财的能力还是少有人能比。男人的自信心与性能力是勾连在一起的。卡洛恢复了言语能力、恢复了自信心，性能力自然回来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讣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

    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找对象，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相对的灵性和身体的平等，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的）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

    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

    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性）情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叙事思想家的思想逻辑是通过编构故事来推演的，叙事技巧因此不是单纯的艺术手法。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叙事思想家必须自己编剧，而不是改编另一叙事（小说）。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基斯洛夫斯基讲的故事大都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有关。人身的欠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人身的在体性欠缺本来算不了什么。动物没有对美好的欲望，也就没有对自身欠缺的苦恼。人性的苦恼都来源于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差距，自由主义伦理承认这种人性的苦恼是恒在的。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任何政治制度皆无力解决。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不同作品中，有一个故事母题出现过至少三次：一个女孩子喜欢唱歌，唱歌是她的美好生命的欲望，可是她的心脏有欠缺，不能唱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基斯洛夫斯基对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质疑，不是从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说，这些价值观念没有意义，而是从个人的在体性欠缺的意义上看，是脆弱的。

    保障个人生命的自由（包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欲望的自由），不允许一种历史的、总体（民族、阶级、集体）的价值目的扼杀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想象，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当人们在政治制度层面肯定自由理想的同时，如何在伦理层面肯定自由理想？《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

    《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红》的结局是：瓦伦婷出海旅行，尽管行前她留意听过气象预报——连日来将会晴空无云，她还是遇上偶然的风暴。瓦伦婷与住在她对面而又不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在幸存中相逢。《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她们有一个女儿——这幸福家庭让人联想到瓦伦婷与那个法律系学生可设想的幸福结合。

    （又是）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如何活下去？

    像《永无休止》中的Zyro，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与Zyro不一样的是，朱丽叶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不是人民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政党或工会之类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并不会来“希望”

    朱丽叶如何重新开始生活，她有选择自己生命理想的自由。

    朱丽叶才三十出头，青春还在自己身上，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可望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自己，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

    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象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朱丽叶竭力要摆脱过去，就像要摆脱假尸的抽搐。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避开一切熟识的人，好像谁知道她曾是某某人的妻子，就是对自己的生存约束。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他在谈到朱丽叶时说：没有过去！她决定将之一笔勾销，即使往日又重现，它也只出现在音乐中。看来你无法从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完全解脱出来。你做不到，因为在某个时刻，一些像是恐惧、寂寞的感觉，或是像朱丽叶经历到被欺骗的感觉，总会不时浮上心头。朱丽叶受骗的感觉使她改变如此之大，令她领悟到自己无法过她想过的日子。那即是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我们可以从感觉中解脱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爱是一种牢狱吗？抑或是一种自由？

    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位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情欲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舞女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求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舞女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舞女的如此悲戚？朱丽叶答应去看她。

    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

    脱衣舞女的回答说：“我喜欢。”

    朱丽叶看到，脱衣舞女其实同她一样，深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的矛盾之中。脱衣舞女的“我喜欢”必得面对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着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丈夫曾有情人。朱丽叶一直以为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丈夫居然有情人——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女律师，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

    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象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舞女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解决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从古至今有两种不同的方案：一些圣贤说生命热情和愿望都是徒劳的、无用的、伤身的，劝导人们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人应该安于自己生命的欠然（道德寂静主义）；另一些圣贤劝导人们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欠然（道德理想主义）。如果既不放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又不转移到集体性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个体生命就会在自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

    理想欲望的不平衡中受苦，甚至悲观、绝望。

    的确如此！

    然而，在如此受苦、悲观、绝望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生命价值观。

    道德寂静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者会认为，这样的生命价值观充满矛盾、不圆满（圆融）。道德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生命价值观虽然不是高超的，却是契合人性。人性、人生及其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本身就充满悖论。自由主义伦理是人生终究意难平的伦理，既不逃避、也不企图超越人生中的悖论，但也不是仅仅认可人生悖论根本不可解决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对生命既悲观、又热情，他的叙事抱慰个人在生命悖论中的挣扎。即便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了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生命碎片是悖论人生中因执着于自己的生命热情而挣扎得遍体鳞伤的这一个身体，基斯洛夫斯基的目光对这样的生命碎片充满眷顾之情：我喜欢观察生命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

    悖论中的爱就是终究意难平，它的第一个含义是个体生命的热情和理想——那个非要喜欢唱歌不可的女孩子的心愿。

    由于个体偶在的肉身性，爱的在性就是碎片。

    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爱就破碎了，要在此世中爱，就得甘愿成为碎片。爱就是对成为碎片的生命热情和理想有信心和盼望，对它永生不悔。

    悖论中的爱的第二个含义是在悖论人生中的包容和忍耐，不轻视每一颗在生命挣扎中破碎的心，不夸张自己的生命想象的受伤，体谅每一个在生命的挣扎中成为爱的碎片的生命。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

    朱丽叶不再逃离，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

    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前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位名叫Vanden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Youknowhowmuchhelovedhim.Notjustbecauseofhismusic，butbecauseofhistragiclifeandhispremonitionofmisery.另一种爱的能力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

    《蓝、白、红》三部曲中，只有《蓝》的结局没有意外事件，基斯洛夫斯基用保罗的爱颂来祝福朱丽叶：我即使会讲人间各种话，甚至于天使的话，如果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有各种知识能够洞悉各种奥秘，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是坚韧的、仁慈的；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保罗，《科林多前书》13：1—2，4，7—8，13）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心中的另一种爱的能力。

    保罗的爱颂在《蓝》的结局以合唱和独唱形式出现，用古希腊文演唱，旋律有如一曲悲戚颂歌——颂唱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在这恍如隔世之音的悲戚颂歌中，基斯洛夫斯基寄托了自己对欧洲和世界的信、望、爱：TherhythmisslowerandfromthemusicofthejoyoushymnaboutlovewhichcouldbethesalvationofEuropeandoftheworld，itbecomesserious，announcessomethingdark，dangerous.与此同时，基斯洛夫斯基让人们在画面上看到：Bythewindow，wefindJulie，herfaceinherhands.Onebyone，tearsappearonthesehands.Julieiscryinghelplessly.一位美国评论家说，基斯洛夫斯基是“幽默的虚无主义者”。如此评论表明这位美国评论家何等缺乏评鉴能力。“幽默的虚无主义者”这个称号用于昆德拉倒恰如其分，他的叙事沉醉于幽默，很少让人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作品是一个隐喻的织体，不少人物在各个作品中交错出场。生活是偶在的网络，道德意识是这张布满尘灰的网上的蜘蛛。他的道德焦虑不是律法主义的或决疑论的。生命的道德不是黑白分明，也非雾霭迷蒙，而是悖论中的爱的蔚蓝色。一个个体的生命是由一连串偶然聚合而成的，个体没有一个恒在的依持，个体幸福是残缺的，个体的爱也是破损的，在偶然中成为碎片。

    尽管如此，基斯洛夫斯基固执地要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珍惜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绝不仅仅为了展示爱的碎片，他记述过两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她现在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斯洛夫斯基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这女人与她女儿虽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俩一同看了《十诫》，看完电视后，女儿吻了母亲一下。

    “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基斯洛夫斯基这样觉得。

    基斯洛夫斯基并非不清楚，“这个吻的爱只持续了五分钟”。尽管如此，只为这一个只有五分钟的吻，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也值了。

    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却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碎片。

    这种珍惜是一种信念——蔚蓝色的信念。

    我告诉小林，这是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令我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