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实行军管后，基斯洛夫斯基拍了两部电影（《盲目的机遇》和《永无休止》），都被军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禁映。

    一天，基斯洛夫斯基心情沮丧，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天色也显得沮丧，下着雨。在一个拐角处，基斯洛夫斯基迎面撞上好久不见的政治诉讼律师皮斯维茨（KrzysztofPiesiewicz）。

    几年前，基斯洛夫斯基在法庭拍一部审判“**分子”的纪录片，认识了当时为“**分子”担任辩护律师的皮斯维茨，俩人成了好朋友。《永无休止》的电影脚本就是他们俩合作的结果。

    那天，皮斯维茨的心情碰巧也不好。俩人闲聊了几句，皮斯维茨没头没脑地对基斯洛夫斯基说：“该有人拍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那就是你。”

    电视系列作品《十诫》的创意就是从这两个人在大街上邂逅产生出来的，相当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说，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不会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他们俩心情都不好，也不会有《十诫》。

    这部在东欧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产生的作品问世后，西欧影视文化界称为十余年来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诫的电影版获第一届欧洲影展首奖）。我以为，这部作品也应该算是当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诫》出自两个人在一个下雨天的沮丧心绪。为了什么沮丧？因为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被禁？因为皮斯维茨老是为人民民主社会中的“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显然不是。作品被禁或因为“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辩护而惹得一身麻烦，这两个人老早就习惯了，要说沮丧，也早就沮丧过了。

    这两个人的沮丧是因为人民民主社会中人的道德意识状况，基斯洛夫斯基说得很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人民民主社会是一个道德一体化的社会，有社群主义者向往的那种共同一致的道德，按理说，人人都是有道德意识的。这两个人在这道德一体化的社会中感到道德意识的冷漠，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听说：“连死都不怕，还怕活？”也许这话正表明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不“怕”死的活是什么样的活？

    就让我们从这个问题说起，了解一下死的伦理意识是如何变得冷漠的。

    雅泽克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一双混浊的目光四处张望，打量着街上的各色行人，显得有些烦躁。

    本来，雅泽克今天上街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杀死一个人。他走到街上才发觉自己漫无目的，因为他并没有要杀哪一个人或哪一类人的明确意念，只是要杀一个人，好像要完成一桩形而上的杀人。如果他清楚自己要杀一个商人或者军人或者书生，就不会有眼下的烦躁。

    要把杀一个人的一般意念变成具体的杀某一个人的行动，需要一个实际的理由。雅泽克拿着妹妹的相片走进路边一家照相馆冲洗，故意提些刁钻的要求，如果相馆老板发脾气，他就有个理由把她杀了。

    相馆老板没有发脾气，雅泽克只得转出来，瞧见路边一个值勤的警察。这是一个好对象，警察平日总无事找他麻烦。雅泽克走进旁边一家餐馆吃快餐，顺便盘算如何下手，一辆警车偏偏在这时开来把值勤的警察接走——他下班了。

    雅泽克在街上转久了，觉得尿急，进了公厕。

    有个少年在里面，雅泽克把他掀倒在便槽，要是这少年生了气，雅泽克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实现今天要杀一个人的意念了。这个少年偏偏没有生气，只是木呆呆地看着雅泽克，令他下不了手。

    雅泽克无意中来到的士站，身边有两个喝醉了酒的男人叫车，的士司机拒载，雅泽克觉得正好送来了一个杀人理由，他跳上的士，说要去两个酒鬼要去的地方。车到郊外，雅泽克取出准备好的绳子勒司机的脖子，再用榔头击打。司机挣扎，想喊叫，雅泽克越勒越紧，令他喊不出来，只发出“咯、咯、咯”的怪声。过一会没有声了，雅泽克以为已经死了，拖他到河边，又听见他发出咕咕噜噜的求饶声。

    雅泽克搬起一块石头猛砸这个人的头，才没有声了。

    雅泽克觉得杀一个人真累。

    雅泽克的辩护律师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见习律师，人民法庭安排他为雅泽克辩护。自从走进法院那天起，他就觉得，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边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边刀刃是个人性情的具体性。

    他学法律本来是为了逃避孤单。好些人以为，生活在人民民主社会不会有孤单，其实不然。许多人都很孤单。人们生活得不诚实，是因为不愿意承认报纸上经常说“亲如一家”的社会中的孤单。见习律师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以为做律师可以接触各种人，可以避免孤单，变得诚实一些。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活都有正面和底面，像一张胶片的两面，生活在这一面的人不大容易同生活在另一面的打照面。司法制度把生活的正面和底面贴在一起，见习律师想通过律师这个行业去接触生活在另一面不太容易见到的人——比如雅泽克这样的人。

    见习律师到监房去看雅泽克，了解他杀人的动机。

    雅泽克沉默了一阵子，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与妹妹关系最好。她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十分活泼可爱。一天晚上，她被汽车碾死了。开车的司机是雅泽克的熟人，那天他们还一起喝酒。那司机饮酒太多，醉醺醺开车把他妹妹碾死了。

    妹妹的死使雅泽克的生活感觉变得晕黄起来，他觉得生活可恨，要找一个人报仇。

    “十诫”上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旧约》也记着太多的杀人，甚至要求上主出手杀人。“不可杀人”的诫命实际说的是“不可没有理由地杀人”。有理由的杀人是允许的，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间断过。雅泽克从小就经常看到一卡车一卡车胸前挂着“**犯”牌子的男人女人被拉到河边的沙滩去枪毙，从小就经常看小说和电影中讲杀敌人如何伟大、光荣。

    从小看到大，已经习惯了。****的时候，枪毙犯人是用步枪子弹打脑袋，有的人民手里捧着一盆清水，等步枪子弹打开脑袋盖后，就跑上去把**犯的脑花放在水里过一下趁热吃，说是特别补脑。雅泽克觉得杀人没有什么好惊奇，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正当理由的杀人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颂扬。枪毙一个**犯，他的家属还得付子弹费。

    谁来决定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

    如果有人侵犯和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杀这个人的理由就是正当的了。雅泽克觉得为了自己的妹妹杀一个人是有理由的，为这事他想了好久。他没有想到的是，杀死一个人好难，他用那根工业用的专用绳子勒那司机好久都不死……

    见习律师觉得自己碰到的纯粹是一个个人性情的问题。

    见习律师从法学院学到的只是抽象的法理知识，在生活中碰触到的却是人的偶然性情。面临考验的不是运用法理知识处理实际个案的技能，而是运用法理条文的人的良知。雅泽克杀人案让见习律师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了信心，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更高的法理问题：对谁做到公正？

    对谁公正是一个伦理问题。

    雅泽克妹妹的遭遇是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个这样的不幸者的兄长都会产生要找一个人报复的念头。雅泽克身上有一种暴烈性情，这性情把一桩意外事件感觉成道义事件。可是，他应该为这种性情负责吗？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许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恶。

    司法暴力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但它面对的经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惩罚不正当的故意行为，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裂缝。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恶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谁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说，雅泽克的杀人和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同质的，都是有理的杀人。他只是想说，一个杀人行为——无论个人的还是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如何由各种偶然的随机因素积聚起来的。如果他想说，刑事罪犯也有善良的天性，也有人情味，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毫无意义。个体性情的随机杀人与司法制度的依法杀人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杀人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杀掉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的杀人是仪式化的（经常有公审大会一类的仪式），雅泽克被处决那天，基斯洛夫斯基的镜头把刑前的司法仪式的时间拉得很长，让仪式过程慢慢触摸人们的心，看看冷漠的伦理意识是否会惊颤。

    也许，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应该追究的是雅泽克杀人行为的非个人因素。如果雅泽克的杀人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及其制度教化的结果，他的这一个人行为就是制度化杀人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正当性不承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只承认“人民”这个空洞指称的生命权利，民主专政的教化对人的惩罚依据的是个人生命之外的历史道义，这种制度的教化让人习惯了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仪式化地处决了杀人犯雅泽克，而雅泽克的杀人行为正是这种制度教化的结果。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提出的实际问题是，随机地形成的个体性情是无法追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见习律师感到自己面对的刑事案件其实是一个伦理案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把一桩杀人案件变成了一桩个人性的道德反省案件（通过见习律师的角色），让人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人民民主制度是带有道德色彩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但这种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这是人民伦理社会中的个人道德意识冷漠的根本原因。

    基斯洛夫斯基并没有着意抨击人民民主的国家伦理，他关注的不是政治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在人民民主的道德化世界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个体的伦理思想和感觉的死亡。基斯洛夫斯基想通过电影叙事思考自己时代的伦理处境，电影语言是他思想的表达媒介：“我把电影当作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职业。电影对我而言是思想。”

    这里具体指的伦理思想，对于基斯洛夫斯基来说，首先就是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的感受力。

    圣诞节快来了。被冰雪封存的大街显出人为的暖和气氛，烛火和长青藤把因寒冷而独自蜷缩的人们重新聚在一起。雅努什是个出租车司机，他提前收工，准备和妻子、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过一个暖和的平安夜。

    雅努什的妻子性情温和、质朴，对夫妻生活没有诗意化的想象和奢求。她感觉到雅努什并非像小说或电影中描写的那样戏剧化地爱她，但她清楚，雅努什是个责任感很强的男人，

    她并不对这种更多基于责任而非爱情的婚姻提出异议。

    不必问为什么他们要结婚，偶然的情感差错也会导致一个婚姻。他们已经一起生活多年，相互体贴，从这种生活中滋育出的两个人的共同感情，可能比戏剧化的爱情更为幸福。

    天快黑时，雅努什同妻子去教堂做平安夜弥撒。

    教堂里挤满了人。

    在昏黄的烛光相伴着的平安夜轻缓而温厚的歌声中，雅努什感到一双恳求的目光穿过人群和烛光，像垂死者伸出的手臂紧紧地缠抱着他。顺着这目光雅努什看到了艾娃温涩、含情而又忧郁的眼睛，这些还只是那目光的含意中的一小部分。那目光有平安夜的祝福，更有在这平安夜伤心的哀求，甚至还带有几分思想死亡的含意。

    雅努什同艾娃分手已经好几年，各自结了婚，再没有见过面。艾娃的丈夫很爱她，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艾娃却没有非要同他一起生活的愿望。她无法忍耐没有令身心颤然的爱情但不乏温暖的婚姻生活，同丈夫分居了。

    艾娃对孤单特别敏感，总想有一个可以向他诉说的男人。对艾娃来说，两个人的生活中诉说的时间是主要的，示爱的时间总被夸张，其实占据的生活时间很少，重要的是诉说的陪伴，这才叫做有一个所爱的男人睡在身边。她的丈夫一大弱点就是没有耐性听她的倾诉，所以，艾娃不时打电话同雅努什聊天，向他倾诉有来由和没有来由的不安。

    节日是人们共在的时间，对于敏感的艾娃，这样的时间是特别不幸的时间，孤单就像教堂外面的冰雪一样寒冷地剜割她的心。那投向雅努什的目光荡涤了眼前的弥撒气氛，其中分明有绝望的悲情在不容推开地恳求：要同雅努什一起过这个平安夜。

    雅努什把目光从艾娃脸上移开，想逃避或者说推开艾娃的恳求。雅努什不是没有读出艾娃目光中孤单的痛苦，而是为了婚姻的责任，不得不对自己过去曾经爱过的人的恳求视而不见。

    回到家里，平安夜的家庭欢聚就要开始：夫妻之间，父子、母子之间会有种种游戏和温情时光。担心艾娃会打电话来，雅努什截断了电话线。

    门铃响了。

    雅努什下楼打开大门。

    艾娃站在寒雪纷飞的门外，说她丈夫今早突然失踪了，问雅努什可不可以开车带她去找寻。

    答应还是不答应？为什么雅努什得离开家庭的平安夜，去帮过去的恋人？

    艾娃的丈夫失踪了，她可以向警察局求助。雅努什不是警察局，不管公共事务。艾娃的请求只是一个私人的请求，雅努什有什么理由答应艾娃？

    雅努什犹豫片刻，答应了艾娃的请求。

    他觉得自己是出于对过去的感情的责任答应艾娃的。

    可是，有这样的责任吗？

    责任在这里既没有道德依据，也没有法理依据，也许只是一个使某种情感合法化的理由。况且，尽到对艾娃的责任，又如何可能尽到对妻子的责任？

    雅努什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说？说以前的恋人向他求助找寻失踪的丈夫？妻子会不会认为雅努什还爱着艾娃？

    雅努什当然不觉得是。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有一大片暧昧的领域，很难明确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雅努什同艾娃有过一段情，这段情过去后，留下一种暧昧的感情，像稀释了的血。雅努什清楚记得与艾娃分手的原因——无法忍受她没完没了的抱怨。艾娃对生活品质要求很苛刻，她既觉得只有雅努什才能给她带来幸福，又觉得他在生活细节上不能符合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没完没了的抱怨磨损了爱情。

    也许，雅努什看到艾娃站在寒夜的雪地里产生了同情，这种同情推开了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甚至对妻子的感情。

    在这平安夜，责任与同情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哪一个责任更重要？

    他回到楼上对妻子说，邻居看见有人偷了他的车子，得去警察局找。雅努什依从同情，对责任撒了谎，或者说因这一责任对另一责任撒了谎。无论因为什么，他撒谎对吗？

    雅努什载艾娃上路，去警察局、医院。一路上艾娃不停地说话，分析丈夫的可能去处，想方设法把丈夫的失踪弄成一宗悬案，与雅努什一起追究。平安夜的街市，人车两空，只有雅努什与艾娃驱车寻找一个虚构的失踪者。雅努什其实心里明白，艾娃的丈夫不是失踪了，而是早与她分居了。雅努什没有戳破艾娃的谎话，那会伤害她在寒冬的节日里的孤单。有好几次，雅努什觉得不耐烦了，觉得不能为了陪伴艾娃，让妻子在孤单中度过平安夜。对艾娃的同情成了雅努什对妻子的无情。艾娃也清楚，雅努什与她驱车寻找丈夫是出于同情。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忍受同情。有的女人把同情视为侮辱，把责任视为伤害。艾娃不是这种女人，她只需要自己所爱的男人能陪伴自己。

    这两个人在一个虚构的理由中一起度过了平安夜，他们寻找到的，对艾娃来说，是同雅努什在一起的时光。天快亮时，艾娃对雅努什说：“一个人过平安夜很难，我已经连续三年一个人过平安夜了。今年实在不行了。我跟自己打赌，如果把你留在身边直到早上七点，就可以活过来。”

    时间正好七点，艾娃从衣袋里摸出两粒毒药，扔在地上，用脚踩碎。雅努什在教堂中看到的思想死亡的目光是真的。

    雅努什回到家。为平安夜的欢聚准备的一切原封未动，妻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雅努什把头靠在妻子的肩上，妻子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他抱住，仿佛需要安慰的不是她，而是雅努什，需要道歉的不是雅努什，而是她。她谅解他。

    妻子的谅解并不让雅努什释然，他觉得对不起她。其实，雅努什答应艾娃陪她找寻谎称失踪的丈夫，也不是同情，而是谅解，知道她撒谎而谅解她的处境。在这个平安夜，如果雅努什不能谅解艾娃的撒谎，她一定吞了那两粒毒药。谅解是对人性的脆弱的体谅，谅解比同情、责任都难，谅解才能解开情感的缠结。

    如果雅努什不答应艾娃，艾娃会谅解吗？如果她能谅解，就不会敲雅努什家的门了。谅解是一种明智的心性，这种心性是性情的结果，不是可以习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类似的伦理困境过于偶然，纯属例外，根本就不必在意。然而，伦理困境被看做例外，是由于道德规则的存在。道德规范安排了一个抽象的生活秩序，具体的生活自身就显得是不断产生的例外。生活中的伦理困境其实才是真实的道德生活本身，不是道德规范在活着，而是具体的个人在活着。正如有了法律规范就有了犯罪，有了道德规范就有了道德困境。

    人在具体生活中往往难以尽到道德责任，即便人尽力想要尽到。自由主义伦理学承认生活中充满伦理困境，就是不承认生活织体本身是按道德戒律编织起来的。对于律**或决疑论的伦理学来说，不存在两难伦理处境。关注、正视生活中细微的两难伦理处境——像雅努什遇到的那样，是自由主义道德意识的首要品质。在一个伦理国家中，个体的人并不需要独自面临伦理困境，有各级党组织可以依靠，如果你不愿意依靠，各级党组织也会非要你依靠。如果撇开伦理国家的道德秩序，只是设想个人的道德处境，那么，伦理问题就是个体人与一个复杂、具体的生活世界的性情关系问题。《十诫》中的人物大都是自由职业者：建筑师、教师、医生、歌手、律师。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这样可以避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让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个体伦理情感的困境中。

    这又是一个伦理的例外事件。

    偷别人的东西（钱包、小车）是刑事犯罪。对人身私有财产的法律性保护，是个人的外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

    如果人心灵的私有财富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是否可能获得内在自由？偷别人感情上的东西，算不算犯罪？算什么犯罪？

    要确定什么叫做偷一个人心中的私有财富，相当困难，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可能经常发生一个人偷另一个人心灵上的东西的事。例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爱他（她），得到了他（她）的感情，然后又转身走掉了，而他（她）却因为这些情话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跌入不幸，算不算心灵上的东西被偷窃？

    梅依卡的母亲生梅依卡时难产，虽然母女俩最终都平安无事，梅依卡的母亲却再也不能生孩子，本来她很想再要孩子，为此她一直很伤心，怪罪梅依卡使她不能再生育。母亲经常对梅依卡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梅依卡得不到母爱，从小养成了忧郁的性情。父亲很爱梅依卡，梅依卡心里难过时，他就**给她听。

    梅依卡十七岁那年，快要高中毕业了，教艺术课的老师波伊特克对她说了好多含糊其辞的情话。忧郁了十几年的梅依卡在波伊特克的情话中得到了从父亲那里无法得到的安慰，而波伊特克却让她怀了孕。波伊特克对梅依卡说，自己还没有当父亲的心理准备，有了孩子会断送自己的艺术创作前程。他劝梅依卡堕胎，梅依卡无法接受。

    梅依卡的母亲也反对堕胎，但对梅依卡说，她还是个学生，怎么可以有孩子？为了梅依卡的前途，母亲说当作是自己的女儿给梅依卡的孩子报户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如今，梅依卡已大学毕业，女儿玛嘉已经六岁。梅依卡想要回女儿，母亲回答说：“你可以每周看一次玛嘉，但她属于我，我死后属于你。”梅依卡觉得母亲当初说为她好，其实是偷走了自己的女儿，波伊特克是她母亲的偷窃行为的同谋，他们为了各自的意愿偷了自己的感情。“实际上，波伊特克是为了避免一宗丑闻。他与我的恋情只是他的无数次恋情经历之一。他对我说过，艺术家需要不断有新的感情经历的刺激，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的旺盛。承担感情的后果，不是艺术家的事。”

    梅依卡决心带着玛嘉出国。

    她申请了护照，乘一次儿童联欢会的时机，抱着玛嘉哄她去公园玩，把玛嘉“偷”走了。

    梅依卡带玛嘉找到波伊特克，想拾回过去的爱情。波伊特克很冷淡，不愿意归还当初从梅依卡身上借去的情感。他对梅依卡说，要么把玛嘉送回去，要么他去别处。波伊特克与梅依卡的母亲一样，不愿归还当年从梅依卡那里偷去的女儿。

    谁是偷窃者？

    按法律，玛嘉是梅依卡母亲的女儿，从孩子的情感经历来说，梅依卡的确算偷了孩子，甚至偷了孩子的感情。玛嘉一直叫梅依卡的母亲“妈妈”，梅依卡央求玛嘉叫她“妈妈”，玛嘉总对她直呼其名。玛嘉经常在半夜哭，说是梦中遇上恶鬼，梅依卡的哄抱不管用，她已经习惯了梅依卡母亲的哄抱。

    梅依卡的母亲拒绝承认偷了梅依卡的女儿，她说当初梅依卡自己同意把女儿给她。波伊特克也拒绝承认偷了梅依卡的情感，说梅依卡当时自愿同他发生感情。梅依卡当时只有十七岁，还不懂得什么事。她母亲和波伊特克不认为这是一个理由。他们问，说偷另一个人心灵上、情感上的东西，这个问题真实吗？被偷的人会说，自己不小心、年幼，就像一个人没有把钱包放好，没有太提防（小心心灵扒手）。可是，人们会不小心随意放置心灵和情感？心灵和情感需要保管好？人与人的感情纠葛可以用“偷”来界定？

    顺手随便拿走别人的情感和心灵，算不算偷？

    基斯洛夫斯基会说，这样的问题不易回答。

    偷的人不会说东西是偷来的，而是说顺手拿来的。偷是趁别人没有防备时拿走东西，如果一个人趁别人情感脆弱或疲惫时拿走情感，就是偷一个人的情感。可是，母亲当初说为梅依卡好的那些理由都是真的，并没有要欺骗她。波伊特克当初对梅依卡说的情话，也是真的，只是后来对她的情感变了。要寻找到这件事在道德上的对错，根本没有可能；人与人之间情感上、心灵上的牵缠和受伤，是无法追究道德罪过的。

    梅依卡只好带着女儿出逃。第二天早晨，母亲和波伊特克在一个小火车站追上了梅依卡和玛嘉——玛嘉对梅依卡的母亲叫着“妈妈”，奔了过去。

    梅依卡带着被偷得空荡荡的心，独自上火车走了。她母亲在站台上喊：“女儿，你回来。”从梅依卡紧贴在车窗玻璃上的那双也想对玛嘉这样喊的眼睛来看，忧郁症会陪伴她一生。

    生命个体的偶在性与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规范性不相吻合。对伦理问题的思考，是从伦理秩序的规范性出发，还是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完全不同。基斯洛夫斯基和皮斯维茨的伦理思考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但他们又以“十诫”来命名自己的思考，而“十诫”的伦理思想明显是从伦理秩序的规范性出发的。

    《十诫》的叙事是依据旧约《申命记》中的“十诫”的诫命之意来编写的。基斯洛夫斯基和皮斯维茨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研究了好些释经书，才写出脚本。但是，他们并不想为摩西传达的耶和华的“十诫”做现代注疏，也不采取道德律**或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来思考现代伦理问题。找寻《十诫》与“十诫”的释经学关系，不仅徒劳，而且会错过理解《十诫》的机遇。旧约的“十诫”只是基斯洛夫斯基用来激发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伦理感觉的符号，如他所说：“确定《十诫》与圣经的十诫的关系最恰切的字眼应是借口。”

    在波兰，既有社会主义的人民道德，又有天主教的教规道德，它们都是社会的规范性伦理秩序，离开了这样的规范性，个体偶在性的道德裂缝就显露出来。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自由的伦理必然会是艰难的伦理。基斯洛夫斯基说：“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神秘的结。隐秘不可告人的一隅。”

    《十诫》的叙事关乎的不仅是道德意识的冷漠，更多的是道德行为的艰难。

    《十诫》的伦理思考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避开了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与伦理问题的牵连。《十诫》以人民民主制度的波兰为叙事背景，但基斯洛夫斯基有意抹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符号，避免可以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生活场景的细节。这不是为了躲过意识形态检察机关的审查，而是要让《十诫》的叙事探讨“纯粹”的伦理问题——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伦理问题，成为一种叙事的元伦理学。

    这种思考对于现代社会——无论哪种政治制度——中个体的人，都是有效的，无论在人民民主社会还是自由民主社会，什么叫诚实、谎言、友爱、亲情、负疚，都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面临的私人问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它们的本质如何？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们？

    基斯洛夫斯基说，这就是《十诫》提出的基本问题。

    在浪漫主义时代，施莱尔马赫曾经写过浪漫的“十诫”，其中有一条戒律说：“你不该缔结必然要破裂的婚姻。”这显然是一句浪漫的废话。谁愿意缔结必然会破裂的婚姻？谁在结婚时会设想婚姻的破裂？

    可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缔结的必然要破裂的婚姻越来越多，因为实际已经破裂的婚姻越来越多。

    为什么？

    传统的婚姻是由神性或天意的绳索系起来的，人们把婚姻看作姻缘也好，看作上帝的安排也好，看作八卦排得顺也好，总之不是个人能够单独决定的。婚姻自由最能表明现代的个人自由伦理的精髓：婚姻是由人意的绳索系起来的，这人意就是个体人的性情——所谓两情相悦。然而，个体人的性情恰恰最不可靠。这还不是说人的性情易变，因此不可靠；而是说，个体性情极具差异，个体性情中的欲望极其多样，如果婚姻以性情为基础，就是不可靠的。缔结以性情为基础的婚姻，几乎就等于缔结必然要破裂的婚姻，除非两个人运气好，碰巧性情相合。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信任并不太重要。自从婚姻由人意的绳索系起来后，相互之间的信任就变得重要起来，它成了以个人性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安全网。如果这网破裂了，人意的，而非神意的婚姻的碎裂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洛麦克是个外科医生，那天他从老同学——一位性科医生那里回来，已经走不动了。

    老同学告诉洛麦克，他身上突然出现的性无能不是心理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很难医治。洛麦克觉得这无异于宣判了自己婚姻的死刑，作为一个医生，他科学地认为没有性能力的婚姻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这天晚上，洛麦克与妻子汉嘉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懒洋洋的月光，不停抽烟。夜过三更，洛麦克终于对妻子说，自己的性无能已难治愈，她最好改嫁。

    “夫妻之爱并不仅是每周两三次的五分钟呻吟，不在两腿之间，而是在心里。我只要能抱着你就满足了。”

    汉嘉说完这话，就趴到洛麦克身上，紧紧抱着他。

    “你还年轻，会有需要。”

    “我会自己解决。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不是没有的。”

    现代的生活感觉中，性归属了个体人的性情，而且是自在自为的性情。有每周五分钟的呻吟，不等于有夫妻之爱，没有这五分钟的呻吟，也算不上夫妻之爱。洛麦克相信汉嘉不是说的假话，她的确爱他。他们已是十多年的夫妻。但汉嘉的性需要很真实，她真能忍受？洛麦克不想骗自己。

    性的需要归属于个体的总体情愫，要抑制它比较容易，一旦**成了自在自为的性情，要抑制它的渴求，就相当艰难了。洛麦克不太相信汉嘉能自己解决性的渴求，因为他自己清楚这种需求的自在自为。现代文化对性渴求的塑造，使它成了人的自我人格的标志。

    汉嘉果然陷入情与欲的挣扎。一天，洛麦克听见汉嘉接电话的声音有些紧张，开始监听汉嘉的电话，发现汉嘉在与过去的同学斯普勒约会。斯普勒以前喜欢汉嘉，被汉嘉回绝了。如今，汉嘉借父母空置的住房与斯普勒偷偷相会。

    洛麦克跟踪汉嘉，坐在汉嘉和斯普勒幽会的房门外的楼梯上，尖起耳朵倾听他们在房间里展开肉体之欢的声音。洛麦克觉得吃醋是衡量两性之爱的天平，不吃醋，也就等于对汉嘉没有欲望了。洛麦克干脆偷偷配了汉嘉父母的房子钥匙，潜入房内躲在衣柜里。

    那天，洛麦克从衣柜的门缝中看到汉嘉先进来，她显得有些慌张。一会儿斯普勒也进来了，他要抱汉嘉，汉嘉把他推开：“我今天约你来，是要告诉你，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在你的怀抱里我感到感情受到伤害。我不是说你对我不好，你对我再温柔不过了。我指的是自己对自己的伤害，我会失去已经拥有的想与他一起生活的人的拥抱。”

    斯普勒闷闷不乐地走了。

    汉嘉突然看到洛麦克藏在衣柜里的眼睛：“监视我？为什么监视我？我软弱，但我在挣扎。我想得到你的信任，而不是监视。”

    婚姻就这么破裂了。

    也许，如果汉嘉没有与斯普勒幽会，洛麦克会信任她。

    洛麦克对妻子的信任以什么为基础？以汉嘉的清白为基础？

    基斯洛夫斯基会说不是这样。信任不以什么为基础，他是对汉嘉的爱，包含体谅她的软弱和过错，理解她的挣扎，理解她选择的艰难。信任不是猜疑的反面，而是爱的支撑，对方跌倒时抱住对方。无论汉嘉会做或做过什么，如果洛麦克爱汉嘉，就应该信任她。洛麦克一开始就没有信任汉嘉，那夜里的交谈后，洛麦克心里留下的是恐慌和不安。他担心汉嘉会守不住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信任汉嘉对他的爱。汉嘉与斯普勒的幽会，不是洛麦克对汉嘉失去信任的原因，而只是印证了他对汉嘉的猜疑，然后以搜查、窃听、跟踪来对待汉嘉的挣扎。信任的丧失是爱的丧失，猜疑、不安、恐慌只是爱的丧失的结果。

    爱的丧失往往是因为一个人把自己的爱的对象想象为天使，想象为诗歌或小说中的语言，想象为一个自己梦想出来的人，总之是自己的性情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对于现代人来说，伦理行为变得艰难，首先不是因为社会的道德观念秩序混乱，何谓善、恶已经没有了社会共识，人们难以找到可以遵循的道德品质，而是虽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诚实、什么是信任，却做不到。自由伦理的艰难表现为个体的道德能力的软弱，有心愿，甚至有意志向善，却没有体力为善。就像有爱的欲望，却没有抱住爱者的能力。这有些像保罗说的人的罪。

    我竟不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既然这样，我所做的并不真的是我在做，而是我里面的罪在做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自己只能在心灵上顺服上帝的法则，而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法则。（保罗，《罗马书》，7：15－25）

    身体在性的罪不是一种道德的恶，而是个体人的身体性情的欠然，这欠然的身体性情使人做不到自己所意愿的。由于个体人的身体性情成了现代人的自由伦理的基础和首要的根据，现代人往往看不到身体性情中的在体性欠然。

    什么是个体人身体性情中的在体性欠然？——个体欲望。

    如果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思考伦理问题，首先得面对个体人的性情，而不是一些已成文的教导人应该如何的道德命题。人的性情在传统伦理学中从来就是基要问题，只不过在中古时代的伦理学中，所谓性情主要指人的自由意志，在现代伦理学中，所谓性情主要指个体人的欲望。中古时代的人的伦理意识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有欠缺的，只有上帝的自由意志才是整全的；现代人的伦理意识以为，人的自由欲望就像从前上帝的自由意志。

    麦克今天早上离开安卡走了，好像不打算再回来。要是安卡还把他当作父亲，他是不会离开安卡的。

    安卡叫麦克父亲，从小就这么叫。但麦克是否真是安卡的亲生父亲，安卡不知道。她生下来时，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与麦克的父女关系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他们一直以父女关系相处。但人伦关系还有别的形式，比如两个性情契合的朋友、两性之间的情侣。安

    卡与麦克尽管是父女关系，却好像是两个性情契合的朋友，甚至两性之间的情侣。

    安卡在艺术学院表演系学艺，念三年级。上小品课时，老师对安卡在爱情场景中的做戏总不满意，说她搞不清亲情与爱情的差异，掌握不好自己的感情意向。

    从表演理论上讲，亲情之亲有三种可能的基础：血缘的、两性的和随机的共同经历。但这些都只是机缘性的基础，并不牢靠。真正牢靠的亲情基础是个人的性情。性情的契合并不需要用前世因缘之类的理由来解释，由此产生的亲情也不是一种自然的血缘亲情或两性自然联姻的亲情。自然之情其实脆弱得很，自然的本质上是随机的，并非亲情的必要条件。恶劣的母子、母女、父子、父女关系或令人厌恶透顶的夫妻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少见。两个性情相契的人的相逢产生的亲情，不是由既有的人伦关系构成的，相反，性情相契的相逢产生的亲情在构成关系。但由此构成的关系又是随机的，可能是血缘亲情式的（父女、兄妹），可能是情爱式的，可能是朋友式的。

    世界上相契的个人性情可能不少，但绝少的是相契性情的相逢。

    安卡觉得自己与麦克就是这种难逢的相契，但她对已经养成了习惯的父女关系感到不满足，她想、她要、她渴望成为……

    麦克以前告诉过安卡，她出生五天，母亲出了事。具体什么事，麦克没有讲，不是车祸、船难，就是空难。小时候安卡爱哭，也许因为没有母亲抱，她想有温暖的手臂抱。安卡哭的时候，麦克总是轻轻抚摸她的背，给她唱歌。

    麦克的歌声有些混浊，嗓音不好，但温暖极了。安卡喜欢他的抚摸、他的抱、他唱的歌。为了让麦克多抚摸、抱、唱歌，有的时候安卡假装哭。有一天，麦克突然发觉安卡的乳房长大了，就不再抱她。

    两年前安卡开始有男朋友。

    当时，安卡有一种背叛谁的感觉，与男朋友有过肉体之欢有一种负疚感。她问自己，是谁让她有这种背叛感，她感到对谁负疚？

    安卡得出的结论是麦克。每当男朋友抚摸安卡，她感到幸福，是因为觉得这被抚摸的感觉就是麦克的手在抚摸；安卡与男朋友亲近，有重复与麦克在一起的感觉。

    “他有相同的感觉吗？为什么他有一次撞见我与男朋友在床上，好些天闷闷不乐？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再婚？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在等待，等待谁？等待我长大？”安卡想。

    麦克上周出差时提醒安卡别忘了付放在抽屉里的房租和电话费账单。第二天安卡却在抽屉里发现一个桔黄色信封，上面写着“给安卡，请在我死后拆开”，字迹完全陌生。

    安卡带着信来到河边的树林里，用剪刀剪开信封。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白色信封，上面写着：“若我出事，请把它交给我女儿安卡。”

    为什么写的不是“我们的女儿”？安卡一阵子激动，跑回家去翻麦克的旧物。这些旧物放在阁楼的皮箱里，安卡一直没有碰过，那是麦克的私隐。安卡忍不住要侵入这些私隐，打开了皮箱。里面有一些女人的什物：女式皮包、手饰、小艺术品之类。还有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两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一起的照片。“其中一个是母亲，”安卡想，“麦克跟她是好朋友，也许还恋过她，但她已经另有所属。我的父母肯定出了什么事，把我托付给麦克。”

    麦克出差回来，安卡对他说拆开了那封信，信的内容是母亲的遗言：“亲爱的女儿，你长大了，不知你是什么样子，是黑头发？我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麦克不是你的父亲。谁是你的生父，已经不再重要。错误已经铸成，请不要责备我，这是无法挽回的。麦克会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你们在一起会幸福。幸福，你知道吗？那是在一起神怡的感觉。”

    背诵完母亲的遗言，安卡对麦克说：“幸福？我知道什么是幸福，可是幸福就在我身边，我抓不住它。为什么你要骗我，要让我失去幸福？我说要马上结婚，与随便哪一位男朋友，有许多男同学追求我。我这样说是要刺激你，我害怕你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结婚吧。难道你真的不懂一个女人对你说要与别人结婚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把我抱紧点。我想要你而不是别人抱紧我，我只要你的抚摸……”

    麦克承认见到安卡与男朋友在一起心里难受，而且他也不知道安卡的母亲在信中写了些什么。他指着那张发黄的照片上的一个女人对安卡说：“这是你母亲，她身后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是你父亲。哪一个是，我也不知道。我有时甚至嫉妒你的生父，有时怀疑你母亲是否弄错了，但她毕竟把你托付给我，我只能把你当女儿来爱。”

    “我害怕你再婚，你也害怕我与别的男人结婚，我们都害怕失去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你知道，去年我与男朋友有了一个孩子后把孩子打掉了，因为这不是你的孩子……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想给你生孩子。我要你抚摸我的感觉，只有你的抚摸才让我兴奋。我不能与别人有孩子，不能做不可挽回的事……”

    那天晚上，安卡和麦克点着蜡烛谈了很久。

    安卡想改变同麦克的关系的性质：不再是父女关系，而是情侣关系。她脱去内衫，把自己的身体呈露给麦克。

    安卡的身体很美，她自己清楚这一点。安卡渴望自己的身体属于麦克，他最熟悉自己的身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熟悉，而是一种相属的亲熟，为之而兴奋的亲熟，激活生命感觉的亲熟。安卡的身体呈现在麦克面前，她感到向上翘起的变得坚硬、炽热的乳头对麦克的抚摸的渴望：“我不是你的女儿，我已长成成熟的女人。你想不想抱我？”

    麦克走到安卡身边，没有抱她，拿起内衫披在安卡身上。

    麦克不愿意进入安卡的身体，不是他不欲进入，而是不愿划破现有状态的幸福光晕。

    至今的父女关系是幸福的条件，尽管这种父女关系可能是虚构的，但他不敢拆除这种虚构。他知道欲望的限制，欲求太多，失去的可能更多。安卡欲望更深、更彻底的幸福，对更美好的生活的欲望促使她要改变与麦克的关系；她感觉到欲望抵挡不过时间，如果作为女儿，自己总有一天会嫁出去。

    那天夜里，安卡整夜在做恶梦。

    第二天清晨，安卡被出门声惊醒了。

    她从床上跳起来，发现麦克走了。她在窗口呼喊他，对他说，那封信是虚构的，她没有拆开母亲的信。她只是骗他，就像小时候假装哭，为了求得他的抚摸和歌声。

    “我不再要求别的，我仍然叫你父亲，我还是你的女儿，只求你别离开我。我已经把信烧掉了，不让它再妨碍我们的幸福。”

    真有那封信吗？

    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这并不重要。

    这信只是一个生命线团，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机缘碰巧缠结在一起的线团。要清楚地认识、理清这个线团，人的知性力不能及。重要的是安卡对幸福的欲望，这欲望要求更多真实的亲情。

    什么是亲情的真实，什么是幸福的真实？——两个人切身感受到的心怡的性情状态。

    无论父女，还是夫妻，只是一种伦理规序，不一定会产生幸福，没有那种神怡的性情状态，纵有父女、夫妻之名，也不算幸福。

    问题是，欲望是不是完全自由的？现代伦理意识在肯定个体欲望的自然权利时，是否同时夸大了个体欲望的自由？

    自由伦理的根基是依自不依它的自如欲望，所谓的自律伦理是道德上自我立法的伦理，自我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就是个体对自身幸福的欲望。出埃及时，摩西召聚心色惶惶的以色列人到自己身边，对他们颁布“十诫”。摩西说自己是传达上主的话，所以“十诫”尽管出自摩西之口，经上记的却是上主的“我说”语式。“十诫”因这种语式具有了神性权威，摩西的道德从形式上看是神定的，就好像儒教道德从形式上看是天—生的。无论神定的还是天—生的伦理规定，都是他律伦理，以观念的和社会宗法秩序的形式规范人伦行为的道德准则，限制个体人的自如欲望。

    现代人看破了种种传统上宣称神定或天—生的伦理规例和教训不过是人的产物，把道德准则的立法权交给每一个体人的性情的自然权利——所谓依据个人的良心，传统的伦理禁忌就被打破了。按康德极度抽象的大脑的概括，自由伦理意味着个人遵从自己理性的道德良知去生活。现代之后，理性的道德良知演变成了感觉的道德良知。从理性的良知到感觉的良知的转变，就是从自由意志到自由欲望的转变——意志的向善成了感觉的自适。情感在康德的学问分类中被归入审美学的范畴，意志的心性属于伦理学领域。在现代之后，情感成了伦理学中的惟一要素。“伦理学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它的基本材料不是知觉，而是情感和激情。”（罗素）

    用现代人类学的说法，宗法道德准则是社会生活内在地形成的生活网络，一个人的身体进入这样的网络，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机体，成为一个社会的人。道德准则规范个体的生存感觉的食色**，个体的生存感觉通过道德准则认识自我、塑造自我。现代伦理的基本诉求是，要人成为自在自为的人，这就怂恿个体欲望的自由想象突破传统的宗法道德的规约，神定或天—生的道德秩序没有了社会法权的力量，其人伦关系的规定也飘浮在不确定之中。

    法国电影艺术家OlivierAssayas拍过一部叫“Pariss-eveille”（巴黎睡醒了）的电影，讲一个现代的**故事。

    Adrien十七岁那年上大学去了里昂。几年后的夏天，他回到巴黎，才知道父亲Climent与母亲离了婚，眼下正与年方二十的Louise生活在一起。Louise是现代社会中那种独立性强、明智、幽默而又不乏质扑、天真的女孩子。

    Climent工作很忙，在家的时候不多。Adrien与Louise一起经常呆在家里，相处融洽。有一天，Adrien禁不住搂着Louise的肩，想吻她的脖子。

    Louise正色说：“我是你母亲！”

    Louise与Climent常常因各种原因吵架，很伤和气。Adrien看着自己的继母与父亲吵架，有些悻悻然。Louise心情愈来愈恶劣，她需要抱慰。

    有一天，Climent与Louise大吵一场，怒气冲冲地走了。Louise走到Adrien的房间，搂着Adrien的双臂，把头靠在了Adrien的肩上，想纾解吵架后的不快。

    Adrien正色说：“你是我母亲！”

    后来，Louise还是带着自己的细软和象征生命情趣的小仙人掌，与Adrien在火车站抱吻，搭火车一同去往他方。

    这是不是**？

    道德规范是缠绕在个体人身体上的价值观念，由此形成的生存感觉成为人伦关系的基础。如果生存感觉中的价值观念变了，人伦关系随之而变，身体感觉跟着也变。在个体自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念不过就是个体自身的感觉。现代人的无所禁忌就是出于个体感觉的道德自由，这种个体欲望的自由仍是人的生存感觉中的价值观念，塑造着个人的生存感觉的价值偏好——个人对于善与恶、幸福与不幸乃至人伦关系的分辨。

    Louise和Adrien依自己的自如感觉改变了俩人的关系，按自如的感觉伦理来看，他们不是**。生命感觉的经脉私人化、个人肉身化后，既然生命感觉的价值经脉是遵从自己的欲望感觉去生活，而每一个体人的身体感觉是有差异的，依我在的身体感觉的自然权利为自己订立道德准则，社会的人伦秩序就感觉化了。现代的生活伦理中，神性权威不是没有了，而是生活伦理的立法者更换了。新的立法者是身体有差异的个人的自我感觉，每个人都是给自己颁布“十诫”的“我”。遵从欲望感觉去生活，会不会使人成了自己的身体感觉的奴隶，而不是获得了想象的自由？基斯洛夫斯基对于欲望自由的伦理同样十分沮丧：我不相信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总在为争取自由而奋斗，也果真争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尤其是外在的自由……即便如此，我仍相信我们是自己激情、生理状况与生物现象的囚徒。这和几千年前的情况没有两样。同时，我们也是所有复杂且经常是相对的分界的囚徒……我们不断地想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但又永远为自己的激情与感觉所禁锢。你没有办法抛开它们。

    所谓“外在的自由”是liberty，内在的自由是freedom，限制liberty的是社会化的各种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政治行动改变这些条件；限制freedom的是人自身，而人的自身是无法按人的欲望或意志来改变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伦理学认为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改变的个体人的道德处境。

    “我们自己的激情、生理状况与生物现象”就是保罗所说的“罪的法则”，就是我在身体的欠然，用哲学理论的说法，就是人身的有限性。现代伦理意识中，我在身体的欠然、人身的有限性成了具有自然权利的个体欲望的无限性。内在的自由是从个体的欲望意志的无限性开始的，人身的有限性已经是自由的事，它开放了个人的生活想象看似无限的维度。然而，欲望自由的想象世界飘浮在纯粹属于人身的、对人来说不可解释、无可把握的偶然性之中。

    个体幸福的自由想象不可能是随心所愿的，而是易碎的激情。如果安卡成熟了，她就会懂得，人实际上也是“所有复杂且经常是相对的分界的囚徒”，就会像麦克那样，守住相对的分界。

    基斯洛夫斯基不是一个传统的道德主义者，他不觉得应该回到宗**理的网络中去，他说“道德不见得总是对的”，道德规戒往往是荒谬的。然而，人也不可完全依赖自己欲望的自由想象，必须对人身的有限性诚实，这是自由伦理的基本德性。

    什么叫诚实？诚实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的道德品质？

    不错。但在基斯洛夫斯基看来，更重要的是自己对自身要诚实。

    亚瑟被推进手术室做肾脏切除的时候，心情不禁有些激动。亚瑟要切除自己的肾脏，不是因为他的肾脏坏了，而是因为它太好了，要用它换取一枚邮票。

    亚瑟的父亲是个老集邮家，一生献给了集邮，收藏了好多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国、奥国和德国的邮票。老集邮家没有遗传给他的两个儿子——亚瑟和杰西收藏邮票的激情，兄弟俩从小就搞不懂，父亲为什么对那些陈旧得发黄的小纸片入迷。几个月前，老父亲死了，亚瑟和弟弟继承了这笔邮票遗产。

    这些邮票对亚瑟和杰西有什么用？

    商品的价值是依个人的主观欲求来决定的。制造商可以制造对商品的欲望，但制造欲望也还要依据欲望去制造，让某个商品尽可能符合欲求者的欲望，才可以提高商品的价格。一件东西的价值，只为欲望者的欲望而存在。

    生命的激情同样如此。某个人对某种事业或活动的激情，在另一个没有这种欲望的人看来，只是一种可笑的痴迷。欲望无法模仿，对一种事物的激情也无法模仿。模仿别人的欲望或激情，都可以叫做一个人对自身不诚实。

    兄弟俩商量后一致同意把这些邮票拿去卖掉。

    在邮票拍卖店里，老邮票商吃惊的眼神令兄弟俩吃惊：这些邮票值几十万元，可以买几栋楼房。老邮票商告诉他们，尽管这些邮票很值钱，物品的价值不等于金钱。生命热情的对象是无价之宝，可以让热情者倾家荡产去获取，一旦获得，就是金不换的。他们把老父亲的邮票卖掉，等于把老父亲一生的激情卖掉了。老邮票商说他不能买这些激情。

    老邮票商的激情没有让兄弟俩感动，倒是被这些“价值几十万元”的邮票搞得激动起来。兄弟俩放弃了自己喜欢做的事，给收藏室安装警报器，窗户装上铁栏，买来一条大狼狗，整天守护着这些邮票。这些他们本来根本没有感觉的邮票，激起了兄弟俩的热情，或者说邮票的市值，引发了他们的欲望。

    老父亲死之前一直在寻找一套意大利的蓝、黄、红三色飞船邮票，费了十几年已经弄到蓝色和黄色的两枚，但至死都没有弄到红色飞船。兄弟俩开始模仿起父亲的集邮激情，四处搜寻那枚红色的意大利飞船邮票。

    兄弟俩打听到有一位邮票商可以弄到红色飞船邮票。但那邮票商说，有这枚邮票的人不卖，因为无价之宝从来不出售，只可以交换，比如用红色飞船邮票换一枚自己更喜欢的邮票。那邮票商说自己刚好有那人想要的这张邮票，但这是他的无价之宝，没有必要非换红色飞船不可。不过，邮票商说他女儿的肾坏了，他爱女儿胜过爱那张邮票。如果亚瑟愿意用自己鲜红的肾来换陈红色的邮票，他就愿意用自己的无价之宝去换红色飞船……

    要自己的肾，还是要邮票？亚瑟真还有几分犹豫。弟弟杰西说，自己的肾不如亚瑟的好，邮票商要的不是他的肾，不然……言下之意，亚瑟还不够激情。亚瑟听了这话，鼓起激情躺到手术车上去了。

    换肾手术被安排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手术刀把亚瑟的肾脏切割下来时，他感觉到对邮票的激情。弟弟守在手术室门外，好像手术刀也割开了自己的身体。手术很顺利，两兄弟拿着那枚陈红色的邮票回家，发现收藏室的窗户铁栏被电锯割断，全部父传的邮票被盗窃一空。两兄弟开始相互猜疑，分别向警方举报，说是对方设计独占了老父亲的遗产。

    这是《十诫》中唯一的幽默叙事，但不是昆德拉那种轻薄的幽默，而是对人性的弱点带有深切理解的幽默。

    昆德拉幽默神性，基斯洛夫斯基幽默人性。

    每个人都是自己欲望的囚徒。激发起某个人的欲望的某物，与欲望本身构成充满张力的网，在这张力中，个体人要获得自由，意味着不是自己欲望的囚徒。如果个体欲望是个体生命热情的来源，重要的就不是摆脱而是掌握自己的生命欲望，对自己诚实。

    对自己诚实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热情，虚伪则是模仿自己身上没有的生命热情。

    基斯洛夫斯基觉得，要做一个纯粹诚实的人很难，自由伦理就是艰难的伦理：我们永远不能十分笃定地说：“我很诚实”或“我不诚实”。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曾经面临过的状况，都是我们没有其他出路的结果。

    为什么很难？

    不仅因为很多时候人不易把握自己的欲望，而且因为个体人的欲望想象的实现可能性是多样的，个体人没有能力知道，哪一种可能性是自己的欲望想象的真实实现。一个欲望想象既可能这样实现，也可能那样实现，就像一个人穿过一片树林，他只能走一条道路，而不能同时走几条不同的道路。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一次的生命本来有想象中无限多的生活可能性。当欲望想象面对各种可能性时，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别的所有可能性就被放弃（或用哲学语言说否定）了。

    欲望想象的实现与可能性、随之与在可选择的可能性中的选择是不可分的，个体人并没有能力知道哪个选择是最好的，只能相信某个选择是最好的，如果个体人不愿意像古代智者教导的那样，放弃或限制欲望想象，只是选择相对的绝对物的话。于是，个体欲望的任何选择都是一次生命的冒险。一个女人要找这世界上最好或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做丈夫，她唯有相信自己碰到并选择了的这个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或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她的这一欲望想象才会圆满；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比这个男人更好或更让她喜欢的男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相信在这里为可能性的选择提供信念性支撑，可以让人不至于心死于遗憾。要是一个人在可能性面前老是选择不定，就会因为生命时刻的延误而患上致死的忧郁症。

    自由伦理的艰难也在于选择幸福时的艰难。

    据中国最老的智者老子说，生存中的偶然相当平均。就拿死来说，顺自然生息享尽天年而亡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先天不足，体质较差或生病伤残而未尽天年夭折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一；恣情纵欲、贪生过厚、死于暴病的人，大约也有三分之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道德经》，五十章）。就算这种划分是智能的，对于一个人的自我生命的理解也毫无意义，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从而决定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幸福。

    瓦伊达是自然姿质优越的那类女人：金发大眼、身材修长、体质丰盈，在市立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

    红颜薄命不一定是条规律，但瓦伊达的确遇到了不幸。她丈夫不属于恣情纵欲、贪生过厚一类人，但才三十出头就患了癌症。好些天来，瓦伊达时常在自己楼下的邻居——一位老医生门前徘徊，他是瓦伊达丈夫的主治医生。

    这天，老医生下班回家，见到瓦伊达站在自己家门前，不停地吸烟，修长的、夹着香烟的手指在颤抖，叼烟的嘴唇慌张地蠕动着。

    “你病了？”

    “……我想问我丈夫是不是活不过来了？”

    “我不知道。”

    “我们是老邻居，有些事就不瞒你了。你知道我丈夫有不育症，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他患癌症后，我以为他活不久了，就与别人有了一个孩子。现在看来，我丈夫好像还能活过来。如果丈夫能活过来，我宁可堕胎，不想让他知道我同别人有了一个孩子。不过，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堕胎，可能再不能怀孕。我自己很清楚，并没有对两个男人产生同样的一份感情。我对垂死的丈夫有生命相依的感情，要是他能活过来，我愿意陪伴他；至于对那个男人，我只是因为渴望一个孩子才……要是你能告诉我实情，我丈夫是不是活不过来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堕胎。也许孩子出生前，他已经死了……

    “你会说我不该犯这个错误，丈夫未死之前，就怀了别人的孩子，我应该耐心等待。可是，生活不就是在过错中过来的吗？偶然凌驾人的感情、思虑和计算，有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况且，我自己的年龄也不堪拖延了……”

    “你想把自己的艰难抉择转交给我？从职业的角度讲，我帮不了你的忙。我能诊断病人的病理状况，但不能诊断病人的意志状况。生靠意志，死也靠意志；意志可以推延死亡。你丈夫肯定活不过来了，但我无法知道他是不是明天就死，也许他还会活上好几年，这样的病例不是没有过。你得自己决定：为了丈夫垂死的平静，还是为了自己的另一个生命。”

    “选择哪一个生命才是道德的？垂死的生命，还是新生的生命？”

    “什么叫道德？道德把生活中的事分为善和恶，善是完满的，恶是有欠缺的。人的生活不可能是完善的，人的生命总有欠缺。这样看来，你如今的两种选择都会是恶的。不过，你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一件事是完满的还是有欠缺的？给事物的自在目的排上等级秩序，某物的存在目的高于另一物。靠这样的等级秩序，你才可以知道善的选择——更高的（等于更完满的）存在目的，譬如说新生命的存在权利高于垂死生命的存在权利。可是，这样的目的等级秩序在如今的生活中很难建立起来。你没有看到现在的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在问：谁来给善的等级秩序建立正当性？如今人们相信每一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指的不是自然质料的平等，垂死的生命与新生的生命在自然机体上绝不平等。平等指价值上的平等，并不因自然机体上随机的差异而有价值上的分别。当你面临两个看起来同样有价值并且联系在一起的存在目的时，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就成了对另一个目的的伤害，你就无法避免选择带来的恶。你的麻烦在于，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欲望想象的可能性是平等的，一种可能性——比如新生命的生或死——没有比另一种可能性——比如垂死的丈夫可能活过来——更强的理由，在感情上无法考量（现在这个词正时髦，请原谅，我就顺便用）。人的愿望不是单一的，一个人会有多种不同的愿望，每一种愿望有自己的完满。实现这一愿望是一种善，对另一愿望就可能是恶，反之亦然。选择这一事物的善（幸福），也就选择了另一事物的恶（不幸）。谁可以告诉你，在为了丈夫与为了孩子之间，哪一个选择更道德？我吗？我不是上帝。即便上帝恐怕也没有能力知道。至少耶稣基督没有能力做这样的判定，告诉你哪个选择是道德的，不然他的天父也没有必要让他在十字架上与人一同受苦，陪伴世人在不可避免的恶（欠缺）的处境中的苦楚。

    “用道德来判定人生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不仅是徒劳的，我觉得这恰恰才是不道德的。重要的也许是，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真实的。真实的选择未见得是善的，真实并不会顾及道德。‘十诫’中‘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的意思是说，不能随意以道德神的名义为自己的选择提供理由。耶和华是善恶之神，那些自称按耶和华的旨意选择生活中的可能性的人，不过在自己给自己的选择提供正当的、善的理由，其实是逃避自己的选择必得要承负的负担。你也许可能找到一个善的理由来支撑自己的选择，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其实只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自己生命中的挣扎处境。挣扎就是在两种都有欠缺的愿望中必须自己做出选择，你选择任何一种决断——堕胎还是不堕胎，都不会心安理得。”

    两个月后，老医生在楼道里撞见瓦伊达。她朝老医生苦笑了一下，对他说，“堕胎的限期马上就要过了，丈夫的生命意志好像一天天强起来。看来孩子出世之前，他可能不会死，我不想让他带着感情的受伤离开人世。我明天去堕胎……”

    这天夜里老医生一夜没有睡好。他想，与其对瓦伊达讲关于选择的重负，不如自己做出一个沉重的选择。

    第二天一大早，他在医院妇产科门口拦住瓦伊达，对她说了谎：“你丈夫马上就要死了。”

    只要做出一个伦理选择，就会出现恶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伦理与恶（欠缺）分不开，自由伦理之艰难让人的身体伤痕累累。

    伦理困境是生存性的。作为伦理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想要搞清楚这些生存性要素是怎样的。在他看来，构成伦理困境的生存性要素主要是欲望和偶然：偶然是非常重要的，命运也是一样。偶然总叫我惊叹不已，我们的行为总是与偶然相联系。

    卢克莱修说，所有的被造物都是虚空和物体这两种东西的特质所产生的偶然事件。

    对于基斯洛夫斯基来说，虚空就是现代社会的复杂织体，其中的物体就是欲望的个体，两者的交织就孵出偶然。用伦理学的语言讲，偶然是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相逢，或者由生活中两个或者更多本来不会相交的可能性意外地碰到一起构成的可能性。任何一个可能性之所以是可能性，就在于它被否定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个体生活是可能如此或可能不如此的生活，可能的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偶然因素碰巧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运程。

    基斯洛夫斯基如此理解的“偶然”很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偶在，这个词后来被拉丁语思想家译成contingenz）。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偶在的生活世界不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对比，而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对比：偶在不是在必然性的逻辑关联中出现的，而是在现实性的生成中出现的。

    从生存论上说，偶在就是个体生命潜在的、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身体欲望的实现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偶在的个体生命是正在成为自己的现实性的欲望生命，而这现实性是始终可以选择其他（always—possible—otherwise）可能性的现实性。个体欲望是偶在的基本动力因素，或者说，其他可能性的现实性都是由个人关于自己身体的幸福的自由想象引出来的。

    正因为个体人的欲望的实现具有含混性，个体生命才是自由的生命、会毁灭的在者。亚里士多德说，所有永在的在者都不是潜在，因为它没有“可能是”什么的可能或不可能（参见《形而上学》，1050b）。可能性中的选择是生命的冒险，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就是个人化的道德两可状态中的可能犯恶（作出有欠缺的选择），而如此犯恶本身在这种可能性中却是一种善。自由主义伦理观承认不同的善在生活中的冲突——承认这种冲突不可解决，道理就在这里。这与道德相对论不相干，倒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牵缠论：对个体人的选择来说，善与恶是相互牵缠在一起的。在道德牵缠中，个体人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它不可推卸或转让。

    自由主义伦理观要求个人对自己的伦理选择必须自己承担责任，不可推给道德规戒。基斯洛夫斯基说：“我想要表达的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面临抉择，并对其负责。”在可能性中作出抉择，才是自由的人。自由伦理不是干脆等于个体欲望的实现，而是个体欲望在从自身的潜在向可能如此在的实现过程中的能够选择。在道德可能性的选择中，个人的自由伦理就出现了。所谓自由伦理不是自如，而是个人承负自己的伦理抉择。

    囚徒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没有做道德或情感选择的可能。他们的选择少之又少，不必面临每天都会落在我们肩上的日常问题。他们没有爱的机会，只拥有对爱的渴望。他们没有满足自己的爱情的可能。

    即便在人民民主的伦理秩序中，道德理解仍然是私人性的，伦理抉择仍然是个人自己的决断。《十诫》的叙事讲的都是社会主义伦理国家中的个人故事，但这些故事好像与这个伦理国家的制度因素没有一丁点瓜葛。基斯洛夫斯基这样做的意思很可能是说，即便是在伦理国家中生活的个人，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道德选择推诿给伦理国家，声称是政治制度让我这样选择的，我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看来，基斯洛夫斯基的伦理观不是与海德格尔或萨特的自由决断的伦理观差不多？

    当然不是。

    为什么当然不是？

    根本区别在于：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观关注和强调的不是自由决断本身——似乎无论如何只要作出一个抉择就可成为自由的个体，而是自由决断背后的道德承负。这道德承负牵涉到两个问题：自由决断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以及决断之后的道德处境。

    偶在个体是一个从无中被创造出来又注定要衰亡的生命，但这不是个体人的道德抉择可以无所依凭和无需承负其伦理结果的理由。相当简厄地讲，个体人在自身的偶在中做出选择时，可以依据的信靠者有三种：拟人化的神，理性化（包括智能型如佛教、道教）的生命原则，自如的欲望。基斯洛夫斯基信靠哪一种？

    哪一种都不信靠。

    巴伯家门前有一个小湖，冬天他喜欢在上面滑冰。但冰的厚度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随季候而变化。八岁的巴伯经常问自己：“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冰厚到我可以在上面玩？”

    个体人的欲望想象的实现需要靠某种信念来支撑。“除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摩西的上帝当初这样说，是要以色列人的垂危生命不要信靠别的神。诫命中的“我”必定是全能的，才有资格要求一个人不可信别的神。只要某个存在者能显示自己有无限的全能，

    就可以成为诫命中的“我”。

    现代的自由伦理同样有“除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的诫命，这个“我”就是理性的良知和感觉的良知。巴伯的父亲信奉理性良知的神明，因为理性被证明是全能者。他精通计算机，又是一个数学家，相信一切都可以在计算机中用方程式计算出来，比如，门前那个小湖上的冰的厚度就可以用计算机计算出来。他以技术理性的新神——计算机这个计算精确的神取代了拟人化的旧神：计算机就像他的神明，是他的“除我以外”的那个“我”。

    人生是可计算的，这就是自由决断赖以作出的信靠者。

    需要全能者的个体也是一个“我”，这个“我”需要“全能者”，因为自己是无能者，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如果某个人信靠了一位全能者，他自己也就差不多成了一个有全能感觉的人了——比如巴伯的父亲。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相信有这样的全能神——无论是机械神还是拟人化的神，这人对生命就会有如履薄冰感，战战兢兢，担心随时会冰破沉陷。担心是对生命没有把握的感觉，这种感觉过于私人化，很难传达和分享。

    如履薄冰的担心是偶在个体的心性质素，它随机地在某个人身上出现。也许，从不曾有过如履薄冰感的生存担心的人是幸福的，人们也可以追求没有这种担心的人生，这都是个体性情的事。有或没有如履薄冰感的生存感觉的人是不同性情的人，一方不可能说服另一方相信自己的感觉。生存感觉只是个体性情随机性地禀有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可能习得。

    巴伯父亲的妹妹——巴伯姑姑就是有如履薄冰感的生存担心的人，她怎么也同自己的哥哥说不到一起去。

    有一天小巴伯问他姑姑：“上帝是什么？”

    姑姑把他搂在怀里问：“有什么感觉？”

    “感觉到你的温暖。”

    “上帝就在其中。”姑姑说。

    这个上帝同巴伯的父亲信奉的新神以及他所对抗的旧神都不同，巴伯姑姑心中的“除我以外”的那位“我”不是担保之神，不是理性之神，而是在爱的自我牺牲中显身的基督。信靠他，并不会让巴伯姑姑有能力知道冰的厚度。巴伯父亲的新神（理性）与旧神（全知、全能的担保之神）没有实质的差别，为生存提供担保，只不过，提供担保的能力和方式不同。

    新神靠计算，旧神靠人不知的法力。

    圣诞节前一天，小巴伯想要滑冰，他按照父亲的教导打开计算机询问计算结果。计算机说：“Iamready.”

    巴伯穿上父亲给他的圣诞礼物——冰鞋，上了冰湖。正当巴伯欢快的时刻，湖上的冰破了，巴伯葬身湖底。

    巴伯的父亲走进教堂，看到圣母的眼泪。

    基斯洛夫斯基要表明的不仅是一场理性与直观的决斗，而且是理性信仰的欠缺：“太过相信理性，当今的世界欠缺某种东西。”

    偶在既是生存的可能性，也是生存的裂缝。在偶在的生存中，伦理自抉有各种可能性，就是没有可能有一个保障个体人生命完整的依托。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偶在中的选择往往是个体人没有出路的结果，所以他说自己是“专业的悲观主义者”。

    在海德格尔或萨特的自由决断伦理中，有一种强力意志，尽管它被看作有欠缺的。无神论实存主义伦理学并不否认、反而强调个体人的有限性。不过，作为个体欲望的主体性意志自由的有限性代替了作为人的罪性，人自身的欠然就变成了人的自由的一种肯定性能力，有限性不再是无限性的反面，而是自由的无限性的形式，人身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的一种命定的自由。对于萨特来说，这命定的自由就是“你自由决断，你就存在”；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命定的自由不像萨特的自由决断论那么主体主义，它被说成是所谓存在的命运。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的自由决断论有比萨特的自由决断论更强有力的支撑。

    然而，对于这两种自由决断论来说，是人身让自己成为有欠缺的，而不是上帝让人身成为有欠缺的，这样，人自身的有限性就成了人的一种自由的命运。个人在伦理困境中的欠缺不过是早已知道自己有缺陷的人自身的本质特性，如此内在自由是从罪的有限性中转移出来的无所依凭，因而也是无所承负的自由。

    如果说基督信仰理解的罪的有限性是非自然的、精神性的，自由决断论的有限性就是自然性的、非精神性的，恶也因此成为自然性的、与善没有关联的，甚至成为人的自由的本质了。恶与自由都是人自身的一种自然的本性，这是被放逐的本性，无所谓完美与欠缺的本性。如此伦理感觉是一种自在的生存感情、对偶在的生存裂伤没有感觉能力的感情，作为自如感觉的这种自由是既自足又不自足的，其有限性的自由本身既是其不幸又是其幸福。用肯定性的语言说，其生命感觉超越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如此内在自由不再像基督教的罪的自由那样背靠着一个完满的上帝的假定，把自身的本性上的欠缺变成了对自身完满的肯定。

    昆德拉的自由伦理是这种自由决断伦理学的一个变种，它承认人自身的欠缺，承认人自身只是一个肉身的偶然存在，但乐于在自身的欠缺中沉醉，在既不知生又不知死的生存迷雾中找寻和选择兴奋的瞬间。在这种沉醉中由于并没有真正的生存选择，到头来人只有让自身沉入缓慢的兴奋，而这兴奋又恰恰是其唯一的选择。

    在基斯洛夫斯基那里，选择的自由只是人性脆弱的结果：人性的脆弱无法为自己的伦理抉择提供自足的道德支撑，自由伦理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欠然的自由。即便具有这既艰难又欠然的选择自由的人，也无从推开自己的自由选择的道德承负。

    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仍然像基督教的罪的自由那样背靠着一个完满的上帝的假定：罪恶的观念和我们常称之为上帝的这种抽象、绝对的权威密不可分。不过，对我而言，还有一种自觉的罪恶和前者的意义相同。通常，它源于我们的懦弱。我们不能抵抗诱惑：贪求更多的钱、逸乐，想拥有某个女人或某个男人，或想掌握更大权势。……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活在对罪恶的恐惧之中？这又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源于基督教的传统，这个传统和犹太教的传统不尽相同。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旧约及新约的上帝。我认为这样的权威的确存在。有人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类也会创造一个上帝。但我不认为这个世上有绝对的正义这回事，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它。唯一的正义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上，而我们的秤非常微小。我们既卑微又不完美。

    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不像那个古老的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他不提供担保，既不能阻止薄冰不破裂，也不能预知薄冰在什么时候破裂，他只是搂抱着如履薄冰的生存者。如履薄冰的生存者依靠的不是理性良知和拟人化的神去承负薄冰，而是在如履薄冰的生存中紧紧拉着上帝在与人同苦时向人伸出的手。新神（理性）与旧神（全知、全能的担保之神）都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这些规例和教训是人想解答生存根据的结果。新神只是对旧神的替代，想要解决生存的稳靠根据。人对生存根据的询问应该取消，不问“我从何处来”、“去往何处”、“我为何在此”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不可回答，而且是无意义的。

    但是，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并不只是搂抱脆弱的个体人，他也用一双道德的眼睛盯着脆弱的个体人。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是信念式的，相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他称为旧约的上帝。

    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基斯洛夫斯基所谓“艰难的伦理时代”的又一含意：difficileliberte（艰难的自由——列维纳用这语词作为一本书的书名）不仅因为偶在中的自由选择是脆弱的，而且因为这即便是脆弱的自由选择也是有道德承负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是神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学：他深信有一位旧约式的道德上帝、唯一的正义者，个人必须面对这样的绝对仲裁者，个人在伦理抉择时，会感到“唯一的正义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上”。由于人的天性的软弱，信靠自己心中的“那杆秤”是艰难的，人站在绝对的仲裁者上帝面前称义是艰难的。

    《十诫》中经常出现一个不说话的年轻人，只是用一双充满疑虑的眼睛凝视着故事中的主角。基斯洛夫斯基设计这个空白人物象征或激发对自由选择的道德承负：当他出现时，会引导剧中人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他是一个思考的源头。他注视剧中的角色人物，让他们对自己提出问题。

    在伦理自觉的思考中，个人才能找回自己心中的那杆秤。

    在这里，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就与昆德拉的自由伦理区别开来。对于昆德拉来说，自由伦理意味着超逾善恶的区分，拒绝道德的归罪，在道德的相对世界中自己如尔。

    基斯洛夫斯基不仅相信善恶之分，而且是绝对的——有如旧约中的上帝。

    我认为能够提供绝对仲裁的标准的确存在。不过当我说我想到的是上帝时，我指的是旧约，而非新约里的上帝。旧约里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残酷的神。他毫不宽贷，残忍地要求子民服从他定下的一切规矩；而新约里的上帝却是一位蓄着白髯、宽容而善良的老头子，任何事都得到他的原谅。旧约的上帝赋予我们极大的自由与责任，他观察我们的反应，然后加以赏罚，想求得他的宽恕是不可能的事。他是永恒、明确、绝对（而非相对）的仲裁。一个仲裁的标准理当如此，尤其是对像我这样不断在寻觅、懵懂无知的人而言，更应如此。

    基斯洛夫斯基这里说的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旧约的上帝”，因为他指的不是一种某个群体与上帝的关系，而是单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他自己说：“我并不上教堂，但我相信有类似上帝的东西存在，我与他的关系是个人化的，不须依靠别的凭借。”

    再有，基斯洛夫斯基根本不接受律法道德观。谁可以来评定一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评定道德者自身必须是义人，但人是有欠负的，没有谁是义人，也就没有人可以充当道德的评判者。只有上帝才是义，人没有能力作出道德评判。基斯洛夫斯基的上帝更像新约的上帝，只不过加重了道德色彩。

    基督信仰本质上与宗**理相抵触。保罗自从认信了基督，就不再认为严守犹太教的宗**理那么重要了。上帝唯一的儿子基督的个体生命改变了信奉他的个体人的生命感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带来的全新生活伦理不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新的生命感觉的经脉是基督身体的负罪、受死、复活对人的脆弱的在世生命的承负。

    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摆脱了那些星宿之灵，为什么仍然跟世俗一样去服从“不可动这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摸这个”这一类的禁忌呢？这类东西一经使用就完了，因为它们无非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从表面看，崇拜天使、故作谦虚、苦待自己的身体等等，似乎是明智之举，究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价值的。（保罗：《歌罗西书》2：20—23）

    不能把基督信仰与基督教道德搞混了，前者是支托着个体不堪摧残的身体的信靠，后者是历史社会中民俗宗法的基督教化。基督的上帝信仰突破了宗法式的道德禁忌，这种突破及其伦理后果与现代启蒙主义的人义论的自由伦理观对宗法式道德禁忌的突破不同，它并没有提出理性良知的主体化道德神。

    在基督信仰看来，任何道德规例都是不自足的，在身体与伦理的牵缠中，受伤的身体最终只能在信仰中得到补救。基督信仰坚持不放过个体人的罪性，人义论自由伦理则把人的罪性转移成自足的有限性。作为人的罪性的欠然指的是这样一回事情：人自身不是自己的创造者，上帝才是人自身的创造者。这并不是在自然在性的意义上说的，好像上帝是人的欠然在性的造作者，相反，人的欠然在性倒是由人自身的自然在性造成的。我在身体的欠然既不是我选择的，也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上帝创造了人身的意思是，人自身的生命意义被上帝从自然在性的生命挪到非自然在性的生命——恩典——之中。

    上帝的创造确定了人身的生命与不受自然在性的偶在性伤害的庇护的关系。罪作为人身的在体性欠然，不过说的是，从人与上帝的这种庇护关系来看，人自身的在体性欠然一旦离弃了上帝的手，就再又成为自然而然的欠然、心安理得的自由，而不是终究意难平的欠然的自由。欲望自由声称对人身的有限性负责，这意味着人身的有限性不是一种局限性，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足性。

    作为人的罪性的欠然与作为个体欲望的主体的有限性因此根本不同，罪性的欠然是相对于人作为上帝的子女具有的自由（freedom）而言的，个体欲望的主体的有限性是相对于自己作为自己的上帝（人的主体）具有的自由而言的。在这种有限的个体自由的自足性中，恶被推诿给了人自身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条件，成了人的自由的善。

    伊利莎白是犹太波兰人。

    1939年纳粹占领华沙，犹太波兰人统统被送往集中营。伊利莎白只有六岁，父母已被送去集中营。一个好心的非犹太波兰人把伊利莎白藏起来。他单身一人，是个裁缝。

    圣诞节快到了。盖世太保开始大搜捕，裁缝需要为伊利莎白搞一张出生证明书，才能躲过搜捕。时间很紧迫，戒严的时限只有几个小时。裁缝找到一对年轻的信仰天主教的夫妇，请他们为伊利莎白出具一张假的出生证明书。这对天主**夫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约定好的时间，裁缝牵着伊利莎白来到法律事务所，那对年轻的天主教夫妇已经赶到了。他们看见裁缝和伊利莎白进来，那个男的站着一动不动，一双疲倦不堪的眼睛紧盯着裁缝的脸。那个女的脸上显出模糊不清的犹豫。她走过来，伸手摸着伊利莎白的头，仔细地看着她，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对裁缝说，他们很遗憾，不能为伊利莎白提供假的出生证明，因为天主**不能说谎、不能作假见证。

    裁缝牵着伊利莎白的手离开法律事务所，伊利莎白觉得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不能作伪证”的道德戒律使伊利莎白唯一的一线生命的希望破灭了，她浑身发抖，紧紧拉着裁缝的手。在“不能作伪证”的道德教条与这只温暖的手之间，是伊利莎白六岁生命的生或死。

    在一个幼小生命生死存亡的时刻，“不能作伪证”的理由道德吗？一个幼小的生命与一个道德信条，哪一个更重要？

    裁缝让伊利莎白在浴池里躲藏了两个星期，终于找到一位逃亡者带她逃离波兰去美国。裁缝牵着伊利莎白的手，穿过好多小巷，去找那个逃亡者。裁缝的手——令伊利莎白难忘的手，牵着她走过好多黑暗的小巷。

    伊利莎白的生命得救了，心灵像清水染上混浊的颜色，一直被笼罩在不可说谎的道德教条对她幼小生命的欠负和一只温暖的手对她幼小生命的恩情之中。

    她的生活沉重不堪，童年生死经历带来的恩与欠压在心头二十几年，像一道若明若暗的光晕，窒息了她的生命感觉。她觉得，生活在欠负和恩情之中是一种伦理上的不平等。伊利莎白心灵的受伤不仅因为被抛弃，也因为自己被人救护。他人的恩典是一种债务，伊利莎白感到欠债的重负。从念中学时起，伊利莎白就想找寻裁缝和那个自称天主**不能作伪证的女士。

    那位年轻的天主**叫索菲娅。一天，伊利莎白在书店看到索菲娅写的伦理学着作，知道她如今是华沙大学哲学系的伦理学教授。伊利莎白决定马上去华沙找她。

    索菲娅老了，不是自然的衰老，是生活摧残的老。她面相祥和，看起来还葆有温爱天性，沉毅的面色中透出隐隐的慈情。

    索菲娅请伊利莎白到家里做客，让她住在一直为自己的儿子准备的空房中。她儿子在战争中死去了，索菲娅每天要在这间空房中放上一束补赎过去的鲜花。索菲娅对伊利莎白讲了过去的事。

    “二十多年来，我当时的拒绝一直折磨着我，夜里时常因梦见你而惊醒。我的一生都为那次说谎不安。这倒不是因为说谎本身，而是说谎的后果。你一定记得，那个裁缝来找我们出具假出生证明书时，我们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就在我们去法律事务所之前接到消息说，收养你的裁缝是盖世太保的线民。当时我和丈夫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专门营救受纳粹**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就不敢为你出具证明书了。我当时以天主**不能作伪证为理由拒绝出具证明书，本身就是说谎。说谎都是有意的，生活的偶然事件让人一生要做到不说谎很难。为了我们的秘密组织不被盖世太保破坏，我说了谎。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对你的后果。

    “尽管当时说谎是有理由的，你的生命毕竟因为我们被抛回险境。我们后来搞清楚了，说裁缝是盖世太保的线民的消息搞错了。就算这消息是真的，我的一生也被这有理由的说谎伤害了，令我负疚终身，一生都带着它的伤痕。一个生命的受伤，经常是出于一场偶然的误会。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当时有理由的选择是心安理得的。我一直在期待着你的出现，说明真相，虽然这并不能释解自己的负疚。”什么是负疚？负疚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欠缺的道德承负。负疚出于如果我当初……那么就……的假设心愿，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心中有与自己实际有过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想象，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愿，也就不会有负疚。人尽管并不能支配生活中的各种机缘，偶然的误会造成生存裂伤，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事，但人应该以一种情感对待撞到自己身上的生存裂伤。负疚是信念性的情感，对生存裂伤感到歉疚的情感。我觉得心里有一双上帝的眼睛在看着自己，虽然我的上帝从来不说话，但他一直在我心里。“

    昆德拉为了避免道德情感的政治化提出“冻结情感”的倡议。在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学看来，有的道德情感是不可冻结的。

    人义论自由伦理承认人自身就是难免的疾病，这疾病恰恰是个体有限的自由在伦理实践上的自足性的基质，使得我的身体伤痕累累，但我是无辜的，我在的身体不该承受这样的伤痕。

    可是，谁应该为我在的身体不该承负的伤痕负责？

    既不可能追究我在身体的欠然，也不可能追究上帝。唯一值得追究的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偶然，但自然而然的偶然恰恰是无法追究的。人义论自由伦理把罪性改写成有限性后，自然在性的欠然中的恶就终有一天会被看作是人自身的自由的表达或条件。对于神义论的自由伦理来说，不可避免的伦理处境中我在身体的受伤，是我在的身体不该承负的，这伤痕是紫色的伤痕。尽管如此，罪性的欠然中的恶仍然是反自然状态中的不安、挣扎和负疚，个体人的自由伦理“终究意难平”。

    伊利莎白找到裁缝，他也老了。

    伊利莎白其实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伊利莎白告诉他，自己就是他当年救过的女孩子，想对他说一句感激的话。裁缝避而不谈过去的事，只愿谈做服装，他不觉得自己有让人欠恩的权利。

    恩是一种义，对于基督徒来说，义在上帝手中，不在人手中。自己拥有的恩不过是另一个人生命中偶在的裂伤，老裁缝不接受伊利莎白的恩情。

    自由伦理有两种不同的品质：昆德拉在道德相对性中沉醉的晕眩伦理和基斯洛夫斯基在道德相对性中的挣扎伦理。基斯洛夫斯基把人们带入自己已经不在意了的伦理迷离处境，让人们记起自己在道德行为中的脆弱，指出“面对困境的人们”身体上的紫色伤痕，让人面对自己道德的私人理解的荒凉、贫瘠、无奈和由此产生的灵魂和身体上的病痛。

    人义论自由伦理心安理得，神义论自由伦理“终究意难平”。

    据昆德拉的看法，心安理得的自由尤其体现在“兴奋”的现在此刻的沉醉中。与此相反，“终究意难平”的自由在“兴奋”的现在此刻的沉醉中看到纯粹情感可能的受伤。

    十九岁的多米克爱上三十三岁的玛格达是从想知道她一个人关起门时的单独生活开始的。

    多米克寄宿在喜欢常年漂游的同学家里，他住的房间窗户对面的公寓里正巧住着一位美丽的少妇。多米克在邮局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发放汇款、挂号信，这位少妇有时来邮局取挂号信，多米克知道她叫玛格达。

    多米克隔着邮局的玻璃窗看到玛格达的眼睛好像隐忍着许多苦楚，这些好像由无端涩泪浸泡出来的苦楚激起了多米克想进一步看她的欲望。为了能多看到玛格达，多米克伪造汇款单塞进她的信箱，骗她来邮局。玛格达拿着多米克伪造的汇款单来邮局，少不了同局长大吵一场。

    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多米克从附近的地质研究所偷了一架高倍望远镜，隔着广场看对面公寓的窗户里的玛格达。他想看到玛格达的内在，要看到一个人的内在，一开始只有偷看。

    玛格达差不多每天八点半回家，进房后，脱掉外衣，只穿一件内裤和睡衣，多米克看得见她修长性感的大腿和在睡衣里颤动的乳房。玛格达在房间里做各种动作，显得好兴奋，像有另一个人在看她。玛格达有许多男朋友，那些动作其实是做给她的男朋友看的。男朋友的欲望目光激起玛格达的兴奋，多米克从玛格达情人的眼中看到玛格达兴奋，有的时候也看到，玛格达肉体的兴奋激起她的男朋友的欲望的兴奋。

    这兴奋就是她的内在？——他想。

    两个人的兴奋每次都以肉体之欢结束。

    玛格达的男朋友到她那里来只是**，然后走掉。男朋友总是准时来，玛格达开门，抱住他，他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摸，俩人开始兴奋。有的时候，玛格达很主动，她脱掉衣服，再给他脱掉衣服，两个人就兴奋到床上，有时在地板上或厨房的餐桌上摊开肉体之欢，好像那样更兴奋。

    “什么是情爱？”多米克想，“情爱是两个人之间距离的改变。肉体之欢不一定是情爱。情爱中的两个人可能身体离得很远，心灵的距离却很近；没有情爱的肉体之欢，两个人的身体虽然扭在一起，距离其实很远。没有爱的肉体之欢，只是陌生中的兴奋。”

    多米克觉得玛格达在糟塌自己，想阻止她。这天，多米克看到玛格达的男朋友进门，俩人靠在门上开始兴奋地摸起来。多米克给煤气公司打电话，说煤气炉漏气，并说了玛格达的门牌号。十五分钟后，煤气公司的人来了。玛格达和男朋友已兴奋到脱衣后亲吻身体的阶段。煤气公司的人敲门，两个人正在进行的兴奋中止了。

    多米克透过对玛格达的兴奋的看，了解到一种在陌生的距离中的肉体的兴奋，他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兴奋。兴奋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消失了，但在兴奋中一个人是否真能触摸到另一个人的内在？看是欲望的起点，看到对象有形的身体很容易，看到无形的内在却很难。

    有一天，多米克从望远镜中看到玛格达伏在厨房的桌子上伤心地哭，整个身子都在颤抖，没有男朋友在身边。

    这是多米克第一次看到她哭，看到她内心的苦楚。“为什么她要一个人的时候哭？她把自己的身体放逐出去，灵魂却在哭。爱是相互的注视和关注。在那些男人手中，她只是碎片、物品。为什么她要这样？有无数的兴奋，还不感到幸福？她的男朋友们虽然同她有肉体之欢，却从来没有看见她的眼泪。”

    多米克第一次透过灵魂受折磨的人的眼睛了解到爱。多米克想从望远镜中伸手过去抱住玛格达，跟她坐在一起，陪着她哭。

    多米克额外找了一份清晨送牛奶的工作，为的是每天早上可以在玛格达门前站一会。一天早上，玛格达忘了把空奶瓶放在门外，多米克敲门，玛格达穿着睡衣开开门。

    多米克告诉她是自己伪造的汇款单，为了见到她。多米克还承认偷看她。“为什么偷看我？”

    “因为我爱你。”

    玛格达笑了，她问多米克进不进房间去，说只有她一个人在。多米克说不进去。玛格达问多米克想要什么，吻她？和她上床？

    多米克说只想和她在一起。

    玛格达请多米克喝咖啡。在咖啡店，玛格达对多米克说，世上没有爱，只有**。男人只是想**。多米克说，自己也是男人，但只想看到她，和她在一起。玛格达说，那是因为他还年轻，不懂得什么是兴奋。多米克告诉她，有一次看见她在哭。

    “人为什么会哭？”他问玛格达。

    “人哭有许多原因，譬如失去了心爱的人，觉得寂寞，不能承受……”

    “承受什么？”

    “再活下去！”

    “既然你有爱，为什么不能承受再活下去？”

    玛格达把手伸给多米克，让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又把另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再让他的另一只手摸她的手背，说这是有经验的男人的做法。多米克用手轻轻摸她的手，感到身体在发抖，有些兴奋。

    玛格达带多米克回到她的房间。

    她脱掉外衣，穿上睡衣，就像多米克在望远镜中看到她迎接男朋友的样子。她慢慢教多米克学习兴奋，要他模仿她的男朋友的动作。玛格达进了一趟浴室出来，蹲在多米克面前说自己下面什么也没有穿，渴望的时候，下面会湿。你的手很温暖，放进来罢。玛格达把多米克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腿根上，多米克的手禁不住开始摸起来，摸进去，浑身颤抖，下身一阵抽搐。

    “过了？这就是爱。去浴室洗洗吧。”玛格达说。

    人义论的人民伦理通过国家道德阉割了人的道德意识，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通过兴奋道德阉割了人的道德意识。

    人民民主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艰辛、疲乏、存活在生活边缘的苦楚以及外在自由的短缺，不是个人的道德意识萎缩的根本原因——自由民主社会日常生活的舒适、富足、存活在生活边缘的散荡以及外在自由的充裕，并没有让个人的道德意识变得敏感。

    基斯洛夫斯基和昆德拉这两位中欧的叙事伦理思想家都超逾了冷战意识形态，既不讴歌资本主义伦理，也不为民族社会主义情感抒情。他们都很幽默，但基斯洛夫斯基从来不像昆德拉那样幽默美好的感情。基斯洛夫斯基探求能让人们知道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昆德拉的人义论自由伦理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原则。在不同的时代，这样的生存原则的重点也许是不同的。在现代之后的时代，基斯洛夫斯基会认为这样的原则就是：不可轻浮。

    不仅有美好的感情，而且这感情不可轻慢、猥亵。这是两种自由伦理的性情差异。

    多米克跑回家，在浴室里用刀片划破手腕上的动脉。

    从医院出来，多米克接到玛格达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错了。

    玛格达曾经像多米克那样爱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一个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在她身上制造了兴奋后，转身找另一个女人制造兴奋去了。这个男人的兴奋焚毁了玛格达的爱，空虚的肉体为了捱过黑夜的锋利寻求种种陌生的兴奋，灵魂在破碎的想象中哭。如今，玛格达以同样的兴奋焚毁了多米克的爱。

    她感到伤心，想找回多米克的爱。

    被玛格达焚毁了的多米克的爱，让玛格达找回了自己的被焚毁了的爱。

    玛格达到邮局找多米克，多米克冷漠地看着玛格达：“我已经不再偷看你了。”

    多米克和玛格达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