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的終點-個人傳記-雅博書庫|基督教書庫|基督教書籍|基督徒閱讀|屬靈書籍|主內書庫

    1924年7月，巴黎一個悶熱的下午，6名運動員齊刷刷地排在了奧運會400米的起跑線上。排在最外邊一條跑道的，是轟動一時的甦格蘭短跑名將埃里克‧利德爾。一年前在100碼的比賽中，他以超世界紀錄百分之一秒的成績震驚了田徑界，從而使自己成了奧運會榮譽最高的百米跑金牌的有力競爭者。然而，殘酷的命運一波三折，剝奪了他競爭這塊令人垂涎的獎牌的機會。100米跑的預賽正好安排在星期日，而作為一個把安息日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虔誠基督徒，埃里克‧利德爾斷然拒絕參賽。他的這一堅持原則的行為，遭到了英國整個田徑界、新聞界和公眾的辱罵。人們責罵他是“祖國的叛徒”！人們的譴責深深地傷害了他，但他卻以特有的毅力使自己從未流露出這種內心的傷痛。

    但他並未泄氣，轉而參加了400米跑。對于這種距離的比賽，他是一個新手，但在1923年7月英格蘭、甦格蘭、愛爾蘭之間的一場比賽中，他已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在這場《甦格蘭人報》稱之為最偉大的賽事之一的比賽中，利德爾幾乎在起跑不久就偏離了跑道，在落下18米之後，他又旋風般地回到了跑道，並贏得了這場比賽。

    盡管輿論認為他幾無成功的機會，但他還是在每一輪比賽中穩步地提高著自己的成績，全力以赴地跑進了奧運會的決賽圈。此刻，當他小心翼翼地把雙腳踩進煤渣跑道上的起跑坑中，像螃蟹似地蹲在起跑位置上，充滿信心地盯著前面的跑道時，他有機會證實評論家們對他的評價是錯誤的。確實，如果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短跑運動員，要想贏得奧運會400米跑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況和他並排蹲在起跑線上的，有3人已在預賽中打破過世界紀錄。

    為了給利德爾鼓勁，甦格蘭卡梅倫高地士兵吹奏起昂揚的《勇士，甦格蘭》。當一曲風笛音消韻散，整個哥倫布斯體育場一片寂靜。

    “各就各位！”奧運會裁判大聲喊道。

    站在外道的埃里克‧利德爾本能地半抬起身子。接下來的默默等待似乎是永無止境的，他的每一塊肌肉都繃緊了，在炙熱的夏日，汗水從他額上滴落，令人難受地沿著脊梁流淌。

    突然，發令槍響了，驅散了難熬的寂靜。利德爾像一張拉滿的彈弓猛地松開，從起跑坑上彈射而出，仿佛他跑的不是400米，而是100米短跑。他以22.2秒從200米處的標志線旁一閃而過——這一成績比兩天前200米冠軍僅差O.6秒，居第2位。

    “他肯定無法將這速度保持到底，”看台上的人們擔心地竊竊低語，“到最後的直道他一定會慢下來。”

    當利德爾跑過最後一個彎道進入直道時，比美國的霍雷肖‧菲奇僅僅快了2米。有好幾秒鐘，他呈現出疲憊狀態，令人為他擔憂。然而，不知為何他又重新調動起沖擊力和耐力。只見他雙膝上下擺動，雙臂前後揮舞，嘴巴大大張開，腦袋高高後仰，飛速拉開了和菲奇的距離，並領先5米撞線，成績為46.7秒，一項新的世界紀錄和奧運紀錄誕生了。廣播里播音員宣布成績的聲音，幾乎被瘋狂的歡呼聲所淹沒，人群中來自英國的觀眾為利德爾取得的歷史性勝利欣喜若狂。克服了重重困難，他終于獲勝了！

    這位奧運會400米跑的新冠軍和人們握著手，此刻他站到了攝影機前，兩手不自然地擱在了臀部。他個子不高，才1.75米(5英尺9英寸)，胸膛厚實，肌肉發達；盡管兩腿向外彎曲，走起路來卻富有彈性。外形上，他像父親詹姆士‧鄧洛普‧利德爾，下巴堅挺，中央微微內凹，雖然只有22歲，頭發卻已快脫落。他母親為此感到不安，並認為這是熱水淋浴過多的結果。謝頂，使他的長臉顯得更長。他的臉雖然十分平凡，但他那閃著光芒的藍眼楮，加上令人愜意的、獨具魅力的微笑，使他顯得十分高貴。

    詹姆士‧利德爾來自與甦格蘭高地毗連的洛蒙德湖近處的德累門村。其父在村里經營一家雜貨店，深受村民的尊敬。作為副業，他還擁有一輛小型四輪輕便馬車，專去距離大約1英里外的火車站載客，村民們稱之為“利德爾專車”。他蓄著大胡子，講話簡練。當他高高地坐在車座上，駕著白色母馬緩步慢行時，總是戴著那頂高高的圓頂硬禮帽。

    利德爾一家深受人們的尊重，他們傳播福音的熱誠在當地極負盛名。在那個年代，從事超凡脫俗的傳播福音工作的人還十分罕見。

    德累門村的一位居民回憶道︰“我還隱約記得，一群雲游的傳教士常在村里廣場聚會。我猜想，他們可能屬于興奮布道會派。利德爾一家人不顧村里鄰人的批評，勇敢地站出來支持這些外來傳教士，和他們一起頌唱穆迪和桑基贊美詩。”

    詹姆士‧利德爾最初當過布料零售商的學徒，但顯然他命中注定要听從更崇高的召喚。

    “從我們結識的第一天起，他就成了我心目中滿懷兄弟情誼的基督徒典範，”他的一位好友說，“他具有博大的胸懷，在他心中毫無卑劣或狹隘念頭的陰影。為別人做事，是他最大的樂趣。”自從在度假時遇到一位甦格蘭公理會的牧師以後，詹姆士‧利德爾深受鼓舞，決心追隨聖主的神召︰到異國他鄉去傳播福音。

    1893年在斯特靈一所星期日學校的野餐會上他邂逅了瑪麗‧蕾汀。她恬靜、文雅，深色的頭發高高挽起梳成發髻。她是格拉斯哥的一名護士，當時她病後初愈，正和一位友人在斯特靈療養。他們相遇時，都是22歲，此後不久他們就訂婚了。然而，在未來6年中，他們並不打算結婚。利德爾準備在格拉斯哥基督教學院里攻讀神學，以便取得擔任牧師的任命，而瑪麗則繼續當她的護士。

    1898年他向倫敦傳教士聯合會提出申請，從而獲得了駐中國華北蒙古地區教士團中見習傳教士的職位。詹姆士希望在乘船去中國赴任前先結婚，但倫敦傳教士聯合會非常精明，要他先證實自己的能力，並通過中文考試，然後才能同意負擔他未婚妻前去中國的費用。

    詹姆士‧利德爾牧師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他如期通過了中文考試，樹立起富有同情心、愛好和平的良好口碑，獲得了中國人、同時也獲得了西方人的贊揚和尊敬。詹姆士的地位鞏固了，于是派人接來瑪麗‧蕾汀，他們的婚禮于1899年10月22日在上海大教堂舉行。

    他選擇的婚期以及作為外國傳教士出現在中國的時機十分不吉利。多年來飽受歐洲人頤指氣使的羞辱和剝削，中國人胸中潛藏的排外情緒隨著1900年6月義和團的起義而充分地渲泄出來。

    由于這場起義像野火般燃遍了整個中國華北，而瑪麗已經懷孕，整日擔驚受怕的利德爾一家，被迫從蒙古逃到比較安全的上海，待在倫敦傳教士聯合會在上海的大院子里。在這里，瑪麗生下了他們的長子羅伯特‧維克多。3個月後，詹姆士返回蒙古，竭力想了解一下他曾棄之而去的中國**的情況。他把瑪麗留在了倫敦傳教士聯合會在天津的駐地。

    瑪麗在文章中寫道︰“整整4個月，他和魏上校帶著200名士兵在蒙古巡察，可我從他那兒卻得不到片言只語。我想他要是能把那一段經歷寫下來該有多好啊，他肯定有令人激動不已的經歷可說，但他從來沒有記日記的習慣。生活太緊張了，看來我們只能過一天是一天，我們無法知道第二天會發生什麼事。整個冬天是一段十分艱難的時期，暗殺和種種駭人听聞的事件不時發生。”

    16個月後，1902年1月16日，埃里克出生了。本來打算在洗禮時給他取名“亨利‧埃里克‧利德爾”，但在去教堂給他洗禮的路上，有人指出，其首寫字母“H‧E‧L”——不適合給傳教士的兒子命名，所以他的名字立即被改成“埃里克‧亨利‧利德爾”。

    由于在蒙古傳教活動受到抑制而無法繼續，詹姆士‧利德爾被任命去小廠(音譯，下同)任職，這是倫敦傳教士聯合會在華北大平原兩大傳教地區之一。這些基地由眾多村子組成，人口高達1000萬。一位曾去過那兒的目擊者在描述這些村子時說道︰“他們一個接一個，就像濃汁蛋糕上密密麻麻的葡萄干。”這兒氣候干燥，氣溫變化幅度大，從43℃(華氏110°)到冬天的零度以下。傳教活動在此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並且已建立了一批可作為核心的中國教堂。

    當埃里克稍稍長大，已能走路的時候，瑪麗來到此地和丈夫團聚。1903年正是在這里，他們第三個孩子詹妮出生了(他們第四個孩子歐內斯特出生在1912年)。詹妮在1994年去世前，對她家庭早期的傳教生活還有著清晰的記憶︰

    “倫敦傳教士聯合會駐小廠的基地設在4幢並排的大屋子里，樓上樓下兩邊都有陽台。屋子後面有教堂、一所男童學校和一所女童學校，四面圍以黏土堆砌的高牆，大門在晚間是關閉的。”

    她還記得一位忠誠的中國女佣，讀不準埃里克名字的音，總是叫他“耶立”。埃里克和哥哥羅勃穿著棉外套，常常跟他們的寵物羊和小貓嬉鬧玩耍，他們能跟玩伴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有時還親密無間地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玩耍。

    詹妮還記得，有一次埃里克病得很重。“一時間他什麼也咽不下，只能喝些瓦倫廷肉汁。媽媽在旁守護，寸步不離，由于媽**精心照料，才使他脫離險境。此後一段時間內，他雙腿僵直，邁步困難。一位女士曾說，這孩子將永遠不能跑步了。但她的預言與以後的事實卻大相徑庭。

    每逢灼熱的盛夏季節，瑪麗‧利德爾就帶上全家躲到山東省(原稿有誤，應為河北省——編注)涼爽的海邊度假勝地北戴河，在那里住上二三個月，教士團在此地擁有一些簡易小屋。後來，這里也成了埃里克‧利德爾和家人度假的去處。

    1907年，在中國度過了風風雨雨的9個年頭，詹姆士‧利德爾第一次獲得了離職休假，于是他帶著全家回到了甦格蘭的德累門村。當時埃里克才5歲，此次離開後，直到1937年他自己也成了傳教士，才重返此地。

    這一段短暫的家庭生活，盡管由于中國的紛爭和騷亂而中斷，卻對埃里克‧利德爾性格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全家的一位友人在利德爾去世後所說︰“凡是認識利德爾父母的人，凡是到他家作客，感受過他的家庭氛圍和處世之道、並了解滲透全家的那種精神的人，決不會懷疑，埃里克正是秉承了父母的理想，並得到鼓舞。

    利德爾全家在詹姆士的故鄉德累門村租了一套帶家具的房子，一直住到1908年重返中國。在動身前，他們必須為羅勃和埃里克的學校教育作出安排，此前，他們在村里小學上學。考慮到孩子們的家庭背景，很自然就選擇了傳教士子弟學校。學校位于倫敦布萊克希思地區，大衛‧利文斯通和詹姆士‧吉爾默兒提時代均在此受教育。1912年學校遷往倫敦另一地區莫丁厄姆，並改名為埃爾塞姆學院。

    母親在乘船去中國前，悄悄來到學校旁邊的大路上，最後再看一眼她的羅勃和埃里克。兩個小孩正在低于路面的操場上專心致志地玩板球，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母親的離去。當天夜晚，不到7歲的小埃里克是在哭泣中睡著的。

    入學之初，利德爾一點也不引人注目。他的一位老教師回憶道︰“埃里克第一次來到我們中間時，非常怕羞，身體也很瘦弱。他非常思念父母，平日里他在哥哥的庇護之下盡可能躲得遠遠的。但是無論誰若對他有善意的表現，他都報之以感激的目光，漸漸地，他天生的謙恭，取代了他的靦腆。”有一次，當地的女校挑戰埃爾塞姆學院，要與他們進行網球比賽，這有多麼難為情啊，利德爾退出了，因為他害羞而不敢造訪女校。他文靜而謙遜，學校演出《艾麗絲漫游奇境記》時，睡鼠一角非他莫屬。他初次登台表演，即獲得滿堂彩聲。從那以後，他的“老鼠”綽號不脛而走。

    埃里克除了參加戲劇和體育運動外，他還投身學校的宗教生活。他定期出席聖經課，盡管他一如既往，因為膽怯而從不在討論會上發言，“但是，”聖經課老師提到他時總說，“我清楚，不管我講課內容多麼貧乏，只要我朝他所在的方向望去，總能看到他給人慰藉的微笑和微微頷首。”

    雖然在性格上利德爾依然過于羞怯而令人擔心，但他身體卻長得很健壯。W.R.海沃德校長引進的戶外強化健身訓練在他身上得到了良好的反映。在二三年內，戶外的新鮮空氣以及兩個學期的橄欖球運動，一周常有的三到四場比賽，使原先瘦弱的利德爾完全換了個人似的。

    海沃德信奉推行嚴格的紀律，他和他的後任喬治‧羅伯特遜都確信，讓基督精神和體育相結合，對塑造學生的性格，培養他們勇敢、男子漢氣概和團隊精神十分有益。另一位具有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偉大校長H.H.阿蒙德把他們倡導的信條作了高度概括，他熱情洋溢地說︰“為什麼？哦，為什麼運動員和基督徒之間就不能建立一種神聖的聯盟，一種反對他們共同敵人的聯盟，來對抗放縱、懶惰、揮霍、矯揉造作和一切沉溺于驕奢淫逸的追求，抵制無情無義、玩世不恭以及社會生活中一切反常而誘人道德敗壞的毒菌呢？”

    要在學生中灌輸基督教及體育道德準則，對教師們來說並不困難，這和學生們的經歷有關。幾乎所有男孩都有當傳教士的父母，所以他們人人通曉基督教原旨。學生之間的出身並無懸殊差別，多數都來自經濟拮據的家庭。一位當時的學生寫道︰“我們有幾個便士也得數著用；有時很長時間連一個便士也沒有。我們中間很多人假期也待在學校，用今天的標準來看，我們是很少外出的。因此，我們之間相知日深，就像兄弟似的，相互之間十分默契。學校就是我們的家，學校承擔的不僅是學校對學生的責任，而且還包括家庭對孩子的關懷。每逢聖誕假日，羅勃和埃里克總是和倫敦傳教士聯合會的朋友們一起度過，復活節則在學校里過，只有當漫長的暑假來臨之際，家里才舍得把這兩個孩子送到遙遠的德累門村，或讓他們去英格蘭與甦格蘭接壤的特威德河畔的貝里克跟親戚一起生活。”

    埃里克賴以成長的環境，盡管頗具家庭氛圍，卻暴露了當時典型的英國公立學校崇尚浮華表象、囿守傳統的弊病，其伙食雖符合衛生要求，但卻千篇一律、淡而無味︰早餐，總是粥、面包、黃油和烤肉汁，偶然加上果醬或桔子醬；而晚飯則離不開一大塊面包和黃油或烤肉汁。年幼的埃里克不止一次如實表示了自己對伙食的不滿，從而和廚房發生沖突。有天晚上，他嘴里含著大口難以下咽的食物，然後吐入垃圾紙袋，口口聲聲祈求免去他吃晚飯受的折磨。結果，自然立即受到了懲罰。

    利德爾盡管很文靜、很害羞，但他絕不孤獨，在同伴之間，同樣，在學校老師之間，他頗有人緣。他當年的一位同伴寫道︰“在我的記憶中，他是個勇敢而又謙遜的伙伴。大家都喜歡他。但很早開始，他就具有獨立精神，依靠自己，稍稍有點離群。我想不起他有什麼知心朋友。”

    “他跟我們在一起待了還不到6個月”一位老師回憶道，“但他的心胸坦蕩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論自己陷入何種困境，只要有人問起，他總是直言相告；而面對自己可能遇到的災禍，則從不累及同伴。”

    甚至喬治‧羅伯遜對埃里克獨特的氣質也留有印象。“他毫不虛榮矯飾，因而深得人心。他很早就顯示出一種率真的性格。遠在來校之前，他就為自己確立了目標。他既不令人為之驕傲，也不惹人非議，但他自己知道追求的目標。”

    這決不是說利德爾是無可指責的。像所有的小學生一樣，他也有自己的胡鬧方式。有一次，他發現校長本人“違背”了自己制定的校規，居然允許孩子們在學校方院子里騎自行車，利德爾從教室里臨窗高喊︰“喂，別在那兒騎車！”人們听出了他的聲音，于是他沒吃晚飯就被送上了床。

    有一次校方甚至懷疑利德爾卷入了欺侮年幼兒童的惡作劇，盡管他像小天使般的清白無辜。上課時，校長在利德爾眼中看到了以前從未見過的反抗神色。

    “利德爾”校長說道，“我開始覺得，你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好。”

    現在來看，利德爾被卷入一場惡作劇，或至少充當了興致勃勃的旁觀者，是完全有可能的。這種惡作劇只有傳教士的兒子才想得出來︰一邊把一個充滿恐懼的新來的孩子從樓上的窗口慢慢往下吊，一邊樓上的孩子虔誠地高聲誦讀“讓死者實行海葬的判決”。但利德爾也有值得稱道的一面，他也敢于阻止別人惡作劇。當一個新來的學生被迫在兩排大孩子之間走過，承受著他們用打成結的手帕鞭笞之苦時，8歲的他，應另一名學生的要求，毅然步人房間，阻止這種胡鬧。他面對10歲、11歲的大孩子，向他們的不成文的鞭刑表示抗議。

    一位過去的同學回憶道，他對瞞上欺下和不公正的行為決不會長久置之不理，對那些倚老賣老、目空一切的老師他敢于反抗，但用的是幽默的方式。在回答他們的問題時，他先是冷嘲熱諷，接著微微一笑，顯得並無惡意。他的性格中確實存在這樣一面︰開開不太過分的玩笑，而且幽默風趣。這樣，往往會使自以為是的對手擺不起架子，也正是這種性格常能使他擺脫險惡的處境——無論是面對那些難纏的老師，還是在被佔領的中國華北地區，面對窮兵黷武的日本兵。

    在學習方面，埃里克並非佼佼者——他曾向他的妹妹詹妮承認，他認為功課並不重要——他的才能在運動場上。無論是橄欖球、賽跑、板球，還是其他運動項目，利德爾均十分出色。很快，他就從一個瘦骨伶仃的新生，一躍成為校園里的體育明星而名揚埃爾塞姆。在兩年內他既擔任了1～15屆橄欖球隊隊長，又擔任了1-11屆板球隊隊長，在17歲時，他以10.2秒的成績成了學校100碼(91.44米)跑的紀錄保持者，而且獲得了1918年布萊克希思杯最佳運動員稱號。

    然而，必須正確看待利德爾的成就。須知，他所在學校比較小(1916年時還不到200名學生)，而且當時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學校里高年級的學生投筆從戎，紛紛投身弗蘭德的戰壕，這才使他能輕而易舉地創造輝煌。也正是由于高年級學生的缺席，才使年僅16歲的利德爾擔任起學校橄欖球隊隊長一職。盡管如此，他在1916～1918年期間的進步仍是驚人的。在1916年埃爾塞姆學院雜志《埃爾塞姆人報》中對利德爾在板球方面的表現有記載，盡管板球並非其強項︰“他擊發球力量不足，往往擊球過輕。作為投球手，盡管落點甚佳，倘速度過慢，將遭淘汰。利德爾是一名優秀的外場球員，里向擊球技術高超。明年，他當有更佳表現。”

    到了1918年，這本雜志對他的評價就頗為熱情了，稱他為“一位技術全面的優秀板球運動員。他不斷地證明了自己在球隊中處于重要地位。無論擊球還是投球，既好又準，防守也十分出色。”

    利德爾的主要對手正是他的哥哥羅勃。盡管他們是忠誠的朋友，但為了運動的榮譽，不惜直面競爭，在1917～1918年的賽季中，他們壟斷了學校的田徑場，下面陳列的紀錄就是明證︰

    越野跑第一名︰R.V.利德爾第二名︰E.H.利德爾跳遠第一名︰E.H.利德爾第二名︰R.V.利德爾跳高第一名︰R.V.利德爾第二名︰E.H.利德爾100碼跑第一名︰E.H.利德爾第二名︰R.V.利德爾跳欄第一名︰R.V.利德爾第二名︰E.H.利德爾四分之一英里跑第一名︰E.H.利德爾第二名︰R.V.利德爾

    令人費解的是︰盡管他具有杰出的運動才能，且名聲遠揚，他卻從未成為“杰出學生”，也從未獲得過“貝納德”獎。該獎每年頒給該年度對學校作出最大貢獻的學生，他的哥哥就曾獲得過此獎項。甦格蘭著名的國際級橄欖球員A.萊斯利‧格雷西也曾獲得此獎。利德爾和格雷西是橄欖球場上的最佳拍檔，他們曾攜手為埃爾塞姆、為愛丁堡大學、也為甦格蘭在橄欖球場上征戰過。事實上，當時格雷西使埃里克在一切方面都相形見絀，甚至在短跑上也是如此。D.P.湯普森——利德爾的好友，也是他後來的傳記作者——是這樣解釋這一現象的，他認為利德爾是大器晚成，他的真正品質只有在離開了埃爾塞姆學院那窄小的天地以後才得以充分展現。這一評價很快就被公眾所認同。

    1920年春，利德爾離開了埃爾塞姆學院。當時，他哥哥羅勃在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他也想進愛丁堡大學和哥哥一起學習，但得通過法文的入學考試。

    同年夏天，他母親、妹妹和小弟弟歐內斯特從中國回來了，全家在愛丁堡租了一套帶家具的屋子，而埃里克正在用功並通過了考試，同時還在農場打工。1920年秋，他被錄取，開始攻讀理論科學四年制理學士學位，他在愛丁堡大學的赫里奧特—瓦特學院學習，他是一名認真的學生，這一點各科成績可以作證。在1920—1921年學期中，他的無機化學得了94分，數學83分，甚至在參加奧運會的那一學年中，他的成績也未低于68分。這足以**那些說他不重視學習的流言蜚語。

    大學里非常普遍的競賽環境，使利德爾以一種認真態度來對待自己的運動生涯；此前，他只是把賽跑當作一項娛樂活動。最初，他以功課太多為由，婉拒了大學田徑俱樂部邀他入會之請。然而，跑道的吸引力對他來說實在太大了，很快，他就回來接受訓練，並報名參加1921年5月舉行的大學運動會。然而，就在運動會前不久，他卻跟4位朋友騎車去本‧耐維斯(甦格蘭最高的一座山)度假了，他的教練對此大為光火。

    “當時，我不過是一名新手，而教練也只是新手，”利德爾後來寫道，“我倆對賽跑知之甚少，也可說毫無所知。第一周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接著就是假期。我為一周自行車環游作了種種安排。我的新朋友卻說，這對訓練十分不利。他說的話，對我毫無作用，就像水從鴨背上滑走一般，因為那時我倆畢竟都是新手。我還認為，對賽跑我知道的絕不比他少。我把教練，還有他的那些意見，統統拋至腦後，跟4個朋友蹬著自行車，漫游本‧耐維斯山去了。從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深夜，我們玩了整整6天。我們5人一致認為這次度假非常值得，盡管也有小小的遺憾︰一天早上，我們登上本‧耐維斯山頂，等著日出，結果發現，這一天正是為數不多的沒有太陽的陰天。

    “一回來，我就去運動場試跑，看看能否跑好。可是，糟極了，教練早先說的都應驗了。這時的我，兩腿僵硬，肌肉失去了彈性，而我作為賽跑運動員在公眾面前的首次亮相，只剩下短短的3—4周了。”

    幸好，利德爾的雙腿很快恢復了“彈性”，使他得以參賽。這次大學運動會成了利德爾作為短跑運動員首次公開亮相的標志。他的首次露面，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幾厘米的優勢擊敗了公眾青睞的G．英尼斯‧斯圖爾特，贏得100碼跑冠軍。接下來，又贏得了220碼(201米)的第2名，僅負于斯圖爾特。這是利德爾在甦格蘭該項比賽中唯一失手的一次。

    由于他顯示了短跑運動員的實力，因而被學校選中，指定為參加大學校際運動會的選手。他決心更認真地投入訓練，而且被帶往鮑德霍爾體育場實地訓練，該運動場以跑狗賽聞名。在這里的訓練使利德爾得益匪淺，盡管開始階段有點不習慣。“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煤渣跑道。在此訓練的許多人都是職業選手，所有職業選手在我心目中都是一流運動員。在訓練中他們跳舞似地踮著腳尖，就好像踩著滾燙的磚頭似的。每次起跑，他們總挖出大的坑洞，讓腳趾踩進去，仿佛不如此，他們的腳趾就無法動彈似的。我肯定，他們不會指望看到我也像傻瓜似的來做這一切。然而，我發現，他們還是要我像他們那樣做。”

    就在鮑德霍爾體育場，利德爾邂逅了經驗豐富的湯姆‧麥柯查，後者成了他的新教練。麥柯查向他介紹了一些訓練的細節——熱身(賽前準備)，肌肉按摩，以及訓練短跑運動員的一些特殊練習。對于他的訓練手段，利德爾將信將疑。

    “他對我要求很嚴，把我像一塊油灰泥似地擺弄著，交替地使用不同方法，推推這塊肌肉，又推推那塊肌肉，據他說，這是為了讓我進入狀態。”利德爾寫下了這段經歷。

    “他對我說，我的肌肉過于僵硬，必須通過按摩使之松弛。他還說，如果我的肌肉不能很快放松的話，一旦開始起跑，很可能會拉傷某塊肌肉。他帶我到操場，要我作一次短距離跑，跑完時，我突然止步，速度比別的選手都快。我問他，對此有何看法。他回答道，如果我的目的是要弄垮身體的話，那麼我使用的可能正是最好的方式，因為，按他的意思，誰都絕不能在抵達終點線時突然停步。

    “他的話使我蒙羞，我感到自尊心被傷害，名譽掃地，似乎若無教練對我嚴格管教，我的每塊肌肉都將報廢，我的肉體將成廢墟，苟延殘喘，直至一命嗚呼——而實際上，當時我心智健全，正期盼開始我的運動生涯。”

    運動員和教練員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一種關系，然而他們兩人都很內向，很少交談。在一堂訓練課結束後，利德爾就回到鮑德霍爾運動場的帳篷里，脫去外衣，躺在桌子上，而他的教練總是一聲不響地給他做系統按摩。利德爾後來承認，為了使他進入狀態，麥柯查作出了極大的努力，這份情意，他永遠銘記在心；而另一方面，教練對自己的方法能使他的運動員充分發揮潛力，無疑也感到非常驕傲。

    利德爾一周二三次出現在鮑德霍爾體育場的跑道上，做放松活動，練習起跑，練習快跑，一群短褲長及膝蓋的運動員和他同練。他們佔了跑道的一邊，另一邊則是扯緊皮帶不斷唁唁吠叫的參賽跑狗。20年代還沒有出現田徑服和防風衣，踫到天氣寒冷多風，運動員總是待在帳篷里，直到最後一分鐘才出現在田徑場，他們身上披著長大衣，給赤裸的雙腿御寒。盡管利德爾堅持不懈地進行適合自己的訓練，但從本性上說，他從來不喜歡訓練，而且他的起跑一直有問題，在他整個運動生涯中，始終沒能解決這些問題。

    “訓練可不是輕松愉快的事情，”有次他向一位體育記者解釋道，“練習時，你得不斷重復某些動作，往往十分單調、枯燥。其中最艱難的一課就是如何練好起跑了。你得一次又一次地踩起跑坑，抬身、就位，等著發令槍響準備起跑。有人常常在槍響前搶跑，于是我們大家得重新回到起跑線，抬身、出發。甚至在我如此這般地練了4年之後，報紙還是不斷提醒我，說我的弱點就在于起跑太慢。”

    A．P．卡林——他最親密的一位老友，曾是他在埃爾塞姆學院的導師之一，後來成了他的同事——確信，利德爾的道德觀決不會允許他在賽跑時“搶跑”。不論利德爾對訓練持有何種保留態度，他在跑道上的成功卻始終在延續。他參加的第二個大賽是1921年的甦格蘭錦標賽，當時他滿懷憧憬，而且令人不無詫異的是，他還十分激動。

    “這一天，終于天亮了，”利德爾寫道，“自然，我異常激動。激動，用來解釋令我全身震顫的各種激情，是一個十分得體的字眼。那天，我吃飯很不順利，事實上糟透了。吃進去的食物遲遲難以下咽，那些好不容易才進入消化道的食物，也絕無機會得以消化。大多數運動員在自己的生涯中，都先後有過類似經歷，這會使你不禁自問︰這一切究竟是否值得。”

    無疑，這是值得的，因為利德爾戰勝了自己的神經緊張，贏了100碼和220碼比賽的勝利。在未來的4年中，他始終保持著這些項目的冠軍頭餃。不久以後，他又取得了第一個國際賽事的成功，在貝爾法斯特市舉行的英格蘭、愛爾蘭和甦格蘭之間的運動會上，贏了100碼賽跑。在1923年的同一運動會上，他不僅贏了短跑，而且還贏了四分之一英里賽跑。

    作為一名具有世界一流潛質的優秀短跑運動員，利德爾聲譽日隆，他不僅贏得了那些出席運動會為他捧場的忠實觀眾、而且也贏得了與他同場競爭對手的持久的贊賞和愛戴。公眾間傳誦著利德爾在田徑場上表現出來的紳士風度、謙和、樸實、富有同情心等等美德，听起來，頗具傳奇色彩。

    尼爾‧坎貝爾教授，當時是利德爾在愛丁堡大學求學時的同學，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和利德爾同場競技的情況。他說道︰“當時跑道不劃線分道，運動員起跑時交叉搶道。他抽簽抽到了內檔，而我抽到了外檔。看來他準是同情我了，就在即將出發之際，他過來悄悄對我說，咱們換個位置吧。”

    利德爾對坎貝爾產生了巨大影響，後者在評價他時說道︰“世界上從來沒有哪位運動員對人們的影響比他更大，把他譽為‘甦格蘭造就的最著名、最受歡迎、最受愛戴的運動員’，決非溢美之詞。”

    一位運動員回憶起一次賽跑的情況︰利德爾用泥鏟為自己挖了起跑坑，接著就大度地把它提供給對手們使用，對手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接著他微笑著挨次走向每個運動員，和他們握手。然後和大家一起“各就各位”，隨著發令槍響起跑，沿著他所處的外道，出色地贏得了比賽。

    一位參加過愛丁堡大學生運動會的觀眾，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看到一位黑人學生四處徘徊，等著參賽項目開始。“沒有一個人和他交談，他看上去形單影只，我的心似乎要脫胸而出，向他飛去，我真想走下去和他談談話、解解悶。然而，我非常高興地看到，埃里克正向他走去，用自己的胳膊挽住了對方的胳膊，並友好地開始和他聊天，直到比賽開始。我深深體會到，他的這一行動，完美無瑕地體現了基督精神。從那時起，此事一直美好地留存在我的記憶中。”

    來自甦格蘭大學的一位學者還記得利德爾式的另一善舉。“早一年在聖安德魯斯我曾遇見過埃里克‧利德爾，並和他同場競賽。他是愛丁堡的選手，而我代表阿伯丁。運動會即將結束，我無所事事地坐在冰冷的草皮上，等著那天下午最後一項賽事的開始。當時，我只穿著薄薄的汗背心，短褲和釘鞋。利德爾向我這邊踱來，他看到我坐著，立即脫下他的愛丁堡隊服、藍色的運動茄克衫，把它披上了我的雙肩，給我保暖，我真被他的行動驚呆了。他做這一切時臉帶微笑，只說了一句要我注意不要著涼的話。人們可能會說，這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小小的姿態而已，但這是一位充滿基督精神的人，對來自另一支大學體育代表隊、實際上還是個陌生人，發自內心而作出的姿態。對這一友好的舉動，我一直牢記在心，當然這絕不是因為埃里克‧利德爾後來聞名全國的關系。”

    與在埃爾塞姆學院時一樣，利德爾在愛丁堡大學第一學年是以頂尖田徑運動員的身分出現的，但他對橄欖球十分鐘情，而且他的才能很快就引起大學選擇體育明星的星探們的關注。在愛丁堡就讀的第二年，利德爾就為大學里I—XV隊打球了。在隊里他和A．萊斯利‧格雷西之間成功地組成了側翼搭檔。

    隨後，在為甦格蘭出線的選拔賽中，利德爾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這使他得以在1922年1月2日在巴黎和法國隊一戰中首次在國際賽事中亮相。盡管在這場比賽中他的表現並不突出，但在幾周後的決賽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8個中衛之中，”《甦格蘭人報》認為，“E．H．利德爾是唯一堪稱佼佼者的。在比賽中，他速度快捷，雙手穩健，傳接球到位，而且他有本事阻止對手得分。他是唯一令人激動的選手，也是唯一顯示出具有國際級潛能的運動員。”

    在第二賽季，利德爾日趨成熟，成了甦格蘭隊中不可缺少的一員。格雷西的機敏，和令對手難以捉摸的技能，加上利德爾的速度，使甦格蘭隊于1890年以來在卡迪夫阿姆斯公園舉行的比賽中，第一次戰勝威爾士隊。比賽結束後，利德爾和格雷西是由被打敗的威爾士隊的隊員們抬著離開球場的。這充分證明，他們為這一名聞遐邇的勝利作出的巨大貢獻。

    “格雷西在中衛線上十分活躍，顯示了他的重要作用。他的側翼搭檔E．H．利德爾，一場比一場打得好。他今年的跑動比去年更具自信，顯示出勇往直前真正的橄欖球精神。要不是他的搭檔也是十分出色的話，他可能給對手構成更大的威脅。”《甦格蘭人報》在報道兩者的表現時如是說。

    幾星期後，甦格蘭又一次獲勝，這次對手是愛爾蘭隊，比分為13︰3。“甦格蘭人的領先，”《甦格蘭人報》在評價上半場比賽時說道，“完全得力于利德爾的機智移位。”正是由于利德爾，甦格蘭得以進一步擴大戰果。

    甦格蘭隊失利的唯一一場是該賽季的最後一場球賽——加爾各答杯——甦隊以兩分微弱差距輸給了英格蘭隊。這場球的失利，利德爾毫無責任，同伴們沒有給他提供有利的機會，以致無法扭轉敗局。這場比賽成了埃里克‧利德爾為甦格蘭而戰的最後一場國際賽事，從此，他決心集中全部精力，從事賽跑——這樣他結束了自己短促的、但很有前途的橄欖球運動員生涯。

    利德爾究竟能否成為一名偉大的橄欖球手，成了一件懸案。甦格蘭體育記者威廉姆‧里德認為︰“利德爾喜歡賽跑，但他更熱愛橄欖球。盡管如此，他是天生的短跑選手，而非天生的橄欖球員。在球場上他勇往直前，是一名出色的狙擊手，因此我們無法把他歸入‘純粹的短跑選手’；然而，他缺乏作為一名偉大橄欖球球員必備的素質、技能和機靈。”

    當1923年運動季節開始時，盡管利德爾在甦格蘭的田徑場上已然功成名就，但他還從未在倫敦參加過比賽。當時，他入選英國奧林匹克運動隊的機會，不被看好，甚至在他的故鄉甦格蘭也是如此。那一年，他在格拉斯哥業余田徑冠軍賽中的表現不佳，更加深了人們的這種看法。雖然，正如人們預料，他在100碼和220碼比賽中兩度奪冠，但他的跑速有負眾望。

    盡管事後來看，結果圓滿，但當初連利德爾本人也認為，甦格蘭業余體育協會花5英鎊送他去倫敦斯坦福德布里奇參加全英冠軍賽完全是浪費，因為，他競技狀態明顯不佳。可是，那天如果他沒有參賽的話，今天人們將無法得知，利德爾究竟能否入選奧運代表隊。恰恰在那天，他跑得飛快，簡直有如神助。

    7月6日，全英冠軍賽在酷暑中開幕——這對短跑運動員來說是理想的氣候，這樣腿部肌肉可處于放松狀態，但整個賽事安排對利德爾十分不利。他發現，在星期五，100碼和220碼的預賽中，他得跑兩次。在第二天下午2:30和3:10參加第二輪復賽，接著，在3:40和4:50分別參加兩個項目的決賽，一天得跑四次。但他一反近期狀態不佳的情況，六次跑，他全部獲勝。在100碼決賽中，他竭盡全力，逐漸彌補了起跑時的落後，終于率先撞線，創造了9.7秒的英國新紀錄(這是英國保持最長的田徑紀錄之一，直到1958年才由彼得‧雷德福特以9.6秒超越)。在220碼比賽中，他創造了21.6秒個人最好成績。由于該兩項比賽的突出成績，他被授予該年度哈維杯最佳田徑運動員稱號。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田徑項目上的勝利奠定了他在英國奧運代表團的地位，使他成了世界級的運動員。英國公眾把奪取100米金牌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如果說有人懷疑利德爾在斯坦福德‧布里奇的表現，只是非正常的偶然現象的話，那麼，當他在和英格蘭及愛爾蘭的比賽中，單槍匹馬地為甦格蘭贏得了100碼、220碼和440碼(402米)3頂桂冠時，這些懷疑立即煙消雲散。他在440碼比賽中的勝利，特別令人稱道，因為，這一距離的賽跑，他從未訓練過，可說毫無經驗。能達到他這一出色成績的運動員寥寥無幾。《甦格蘭人報》評價道︰“在這種情況下參賽，且能有如此表現，簡直是奇跡。”

    當時選手們彎下腰排成行，利德爾處在內檔。可是這位甦格蘭選手才跑了三步，就被(英格蘭)吉利斯猛撞了一下，被撞出了跑道。他在草地上差點絆倒，剎那間，他幾乎準備放棄了。然而，突然他猶如一道閃電，跟在對手們後面飛躍向前。

    此時，其他選手領先他約20碼，但利德爾逐漸縮短了和他們之間的距離。當進入後階段時，他已跑到了第4位，落後吉利斯大約10碼。獲勝的可能看來微乎其微，但他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距終點40碼處，他跑到了第3位。他看起來已經精疲力竭，可他又一次振作精神，全速跑完最後一段，終于以2碼的微弱優勢戰勝了吉利斯。

    利德爾的一位隊友目睹他在撞線後摔倒了，他後來寫道︰“當他摔倒時，我和別人一起扶他進入帳篷，有人建議給他喝點白蘭地，使他恢復精神，可他迷迷糊糊地對我說，‘不，謝謝，杰米，只要給我一點濃茶就行’。”

    《京津時報》在報導利德爾的英雄業績時，比《甦格蘭人報》更具戲劇性。“埃里克，”它不無夸張地寫道，“昏厥了半個多小時，大腿肌肉僵硬，頭部神經也受到影響。但他很快就復原了。”

    利德爾的跑姿，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簡直嚇人。起跑總是很糟，雙腿抬得很高，身子搖搖晃晃，頭高高地向後仰，嘴張得很大，雙拳高高揮舞，擊向空中。他的老對手英尼斯‧斯圖爾特有所保留地把這稱之為“奇怪的動作”。然而，正是這種罕見的技術使他成為如果說不是全世界跑得最快至少是國內跑得最快的人。

    利德爾的古怪跑姿也令他妻子弗羅倫絲感到好奇。“他把頭高高地往後仰著，——這種方式太古怪了。好家伙，我真弄不懂，他怎能看清往前跑的方向。我問過他，他只是說，‘我知道往哪兒跑，不會出錯’。”

    利德爾的同學、同時也是他的隊友尼爾‧坎貝爾肯定，利德爾盡管腦袋後仰，他依然看得清往哪兒跑。然而，1929年，利德爾個人在中國參加100米賽跑時發生的一件事表明，當他腦袋後仰時，實際上他確信有上帝在指引他跑向終點線。小廠教區醫院護士長安妮‧布奇恩(後來利德爾擔任巡回福音傳教士，就以小廠作為基地)回憶起當時發生的事情︰“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埃里克高仰著頭，疾步飛奔的模樣。一名中國攝影記者，帶著攝影三角架，走上了埃里克的跑道。他想不到利德爾會跑得那麼快。結果可想而知，埃里克撞上了他，攝影記者和他的三角架都被撞得飛了出去，而埃里克則臉朝下摔倒在地。羅勃(利德爾的哥哥)和我朝他奔去。埃里克就躺在那兒，失去了知覺。我們把他抬進了帳篷。可當他醒來時，你猜，他怎麼說，‘我只是停下來喘口氣’。”

    利德爾的短跑對手，1924年奧運會100米金牌得主哈羅德‧亞伯拉罕斯，在1934年談到利德爾時說道︰“像他那樣的短跑高手中，沒有人的跑姿比他更糟了。那簡直不可思議。頭往後，雙臂大幅度揮動，膝蓋抬得過高，對他這種動作實在難以恭維，有經驗的旁觀者絕難接受。事實上，我第一次(那是在1923年業余田徑聯合會冠軍賽的一次220碼的預賽)見到他的跑姿時，我的直覺告訴我，我目睹的此人具有難以想象的巨大能量，可這種能量卻放在了一個錯誤的對象身上。在那天傍晚的220碼半決賽中，當我回眸看他時，我對他的能量有了充分的認識。”

    利德爾的別扭跑姿，也給伊恩‧查爾遜帶來了麻煩，後者在影片《烈火戰車》中扮演利德爾一角。查爾遜在仰頭跑動時，無法看清方向，不時偏離跑道或者和其他運動員撞在一起。他想起了在戲劇學校就讀時的“信念”練習，老師要他相信，後面有人要抓他，于是讓他盡快向一堵牆跑去。他意識到利德爾準是杯著某種信念在跑，頭高昂著，毫不夸張，他是帶著一種使命感跑向終點的。

    “我得教會伊恩‧查爾遜跑步，而且要教會他糟糕的跑姿。”湯姆‧麥克內勃說，他在1963—1977年期間擔任英國國家隊教練。麥克內勃確信，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利德爾仍不失為田徑場上出色的運動員。就是在今天，他也有望參加奧運會或世界田徑錦標賽的決賽，但離奪取金牌還有距離，特別是400米跑。“瞧”，麥克內勃斷言，“埃里克才5英尺9英寸高，他的成績將受到身高局限。他的潛力在100米，而不是400米。”

    麥克內勃還指出，盡管利德爾的成績從他投入的訓練量來看是十分出色的，但對此要有正確的認識。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很少有人為參加比賽練跑步，那些為比賽而練跑的人，通常是能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包括埃里克‧利德爾——他們通常在公立學校上中學，往後還能上大學。1924年英國奧運代表團成員中20％是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校學生，這一數據是十分驚人的。英國人口中極大多數人既沒有時間和金錢，也沒有機會接觸各種訓練設施，來從事田徑運動。

    尼爾‧坎貝爾認為，今天田徑運動員達到頂尖水平所要承受的訓練，利德爾是絕對無法承受的。“要是他處在我們的時代會怎樣呢？他可能仍是一名出色的短跑運動員，但我以為他絕無可能到東到西到各處去參加所有的大型錦標賽。我只是認為他無法做到這點。要知道，那個年代的訓練與今天相比，確有小巫見大巫之別。一周訓練7天他是無法接受的。他得學習，還有其他事情要做。他的訓練相當緊張，但也只不過一周2—3次而已。這和今天的大運動量投入是無法相比的——在那時這是根本做不到的。盡管埃里克算不上優秀學生，但學習對他來說畢竟是主要的，他必須取得學位。他很重視賽跑——從中他獲得過大量樂趣——但它畢竟只佔第2位。”

    利德爾在很大程度上屬于紳士型的業余運動員，20年代大多數田徑運動員都是如此。前甦格蘭4英里跑冠軍，和利德爾同時代的湯姆‧里多爾說︰“利德爾若是看到今天的運動員，穿著印有商業廣告的服裝到處參加比賽，他會寢食不安，難以接受的。他若是看到業余運動員為錢而跑，他會十分吃驚，無法理解。何況，現在還有那些在獲勝以後繞場一周以示榮耀的人！”

    當代運動員的飲食，蘊含各種添加劑和維生素丸，這可能也會令利德爾驚訝不已。當他住在喬治廣場的愛丁堡醫學教會旅館待賽期間，他的飲食與別人無異。唯一例外是參賽日。有一次，盡管他不用高脂肪的油膩食物，吃的是葡萄干布丁，卻跑出了甦格蘭歷史上440碼的第二個最好成績。

    麥克內勃指出，利德爾對待賽跑的態度，與當代運動員相比，顯得隨便自在。今天的頂尖短跑好手不可能一周僅僅訓練二三次，他們的飲食也不會像利德爾那樣，給什麼就吃什麼。撇開這一切，利德爾對待賽跑、對待獲勝有著使命感。他的訓練可能沒有今天的運動員緊張，但他強烈的取勝意識，絕不稍遜于今人。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能使他在前20米落後的情況下，在極度疲勞、幾乎喪失知覺的情況下，追上對手，最後獲勝呢？

    究竟是什麼東西鼓舞著這位文靜、謙遜的大學生，使他取得了如此輝煌的田徑運動成就呢？在此，不妨引用利德爾最尊崇的一句聖經︰“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那麼，答案是希望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那種雄心壯志呢？還是昂著頭，張著嘴，飛馳疾奔時使他體驗到一種無價的精神享受

    盡管利德爾在田徑場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且名揚全國，但他依然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愛丁堡大學學報雜志《大學生》1923年12月號寫道︰

    “凡是具備埃里克式的非凡才能者，99人中有99人都會變得無比傲慢，令人難以忍受，可是我們這一位卻是例外的第100人。他不喜歡別人贊揚，竭力避免公眾的注目，盡管這些他都當之無愧。”田徑場上的一位隊友曾問過他，如何能抵御自以為是、自我吹噓的誘惑，他的回答言簡意賅，保持本色︰“我通過禱告上帝做到這點。”

    利德爾既不在乎名聲，又不圖博得掌聲，那麼，驅使他去爭取勝利、去忍受疲勞的極限、甚至超越這種局限的驚人的動力源泉究竟是什麼呢？有人曾就此問過他，為何他常常能耗盡全力，在最後時刻扭轉干坤，轉敗為勝？他的回答是︰“事實是，我不喜歡被打敗。”

    看來，他甚至不願被公共汽車打敗！有一次在愛丁堡，他和一群田徑隊友外出訓練，一輛公共汽車駛近並響起了喇叭聲，這對跑步選手無異于一次比試身手的挑戰。然而只有利德爾有精力、有決心與之一搏，他在後面追趕著，終于在臨近小山坡頂上時跑到了公共汽車的前面。“我就是不願被擊敗。”當朋友們最後趕上他時，他氣喘吁吁地對他們說。

    然而，在埃里克‧利德爾內心還有一股更大的動力，激勵他不斷進取。無論著手做什麼，他都力求完美；無論與公共汽車爭速、競爭奧運會金牌，還是處理生活中的日常事務。T.T.弗奇尼牧師是天津救濟院教堂的神父，利德爾曾在該教堂做過禮拜，並于30年代在該教堂舉行婚禮。他在利德爾去世後曾說︰“埃里克無論做何事，務必做好。他有追求完美的癖好。我常常感到十分驚訝，作為全世界的飛毛腿之一，他講話和做事卻慢得出奇。這是因為，做事稍有差錯，他都會抱憾不已。”

    “每當我想起埃里克，一幅真實反映我和他共同生活的圖景就出現在腦海里。”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早期，在天津和利德爾同住一幢公寓的喬治‧多林博士在文章中寫道︰“他走進我的房間，他的藍眼楮顯得特別明亮，仿佛剛剛發現了什麼新的秘密，手里拿著一本《新約全書》。‘瞧，喬治，’他喊道，並指給我看這行文字︰你們要完全。‘上帝如此說，也如此要求我們，’埃里克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埃里克做到了這點。他以此作為衡量自己行為的準則。每當他覺得沒有達到完美的生活準則——每天早晨他都要面對上帝，用這一準則來衡量自己的行為、語言和思想——每當他未能按耶穌的要求力臻完美，他就會有負罪感，于是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彌補。”

    埃里克‧利德爾在跑道上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努力追求完美，不打絲毫折扣，以此為上帝增添榮耀。這當然不是說，利德爾的信條就是為了取勝可以不惜任何代價。賽跑使他精神振奮，他渴望勝利，希望證明自己是參賽項目中的最佳人選，但他從不追求個人榮譽，也從不為自己非凡的田徑才能而沾沾自喜。他爭勝的動機高尚，不摻一分雜念。一位友人曾問他，是否為自己的獲勝而禱告，他的回答獨具個性︰“不，我從不為自己贏得勝利而禱告。自然，我為運動會的成功禱告，其中也包括為上帝增添榮耀。”

    利德爾的信仰基本上屬于原教旨主義︰他相信，耶穌之釘死于十字架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確信《聖經》是上帝教誨的記錄，他相信服從上帝，以上帝的意願作為個人的意願是**生活得以成功的必備條件。A.P.卡林說他“在思維、判斷、行為、言語上處處遵循上帝的意旨，其虔誠的程度無人能超越，也很少有人能與之媲美。”

    “服從上帝的意志是一種不為人知的精神認知和內心感悟……我們必需把自己坦陳在面前，正視自己。人生最勇敢的時刻就是毫不畏縮、毫不抱怨、公正而客觀地正視自己的時刻。沒有實際行動的自我反省是無益而有害的。對自己所見所聞該如何行事呢？正確的行動就是獻身于上帝。”利德爾在1942年所寫《基督信徒指南》一書中如是說。

    卡林經常听他說到“無私奉獻”一詞。他腦中念念不忘的就是，生命的每一時刻都必須全然听從上帝的支配。

    “他把全部心智和精力都用來實現這一理想。他面臨的困難絕不比我們少。大家切勿以為，他面前就沒有誘惑，正如我們大家一樣，他也面對著慵懶、軟弱、退縮等等的誘惑。但他不懈地學習，定期參加奉獻活動，堅持懺悔，堅持禱告，清晨早起，並用一二小時集中精力領悟耶穌教導的和《聖經》傳達的上帝意旨，所以他能排除誘惑奮力前進。

    清晨與上帝的交流是利德爾言行一致、精神力量的源泉。在他的余生中，日日堅持不輟。30年代後期，在利德爾擔任福音傳教士的華北教區醫院當外科醫生的肯尼思‧麥柯爾回憶當時清晨他們一起默禱的情況。“那清晨的‘靜謐時光’成了我們質疑解惑的時間，”麥柯爾解釋道，“我們總是**1小時左右，傾听上帝的教誨並和交談。萬籟俱寂，我們倆常常相視而笑，仿佛在分享內心的愉悅。”

    “他究竟有何秘密？當時我曾就此向他提問，”日寇在華拘留營的一位被拘者後來寫道，利德爾在此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但我實際上已有所了解，因為我丈夫和他同拘一室，並參與了他的秘密。每天早晨6時左右，他就從雙層床的上鋪起身了，悄悄地爬過依然熟睡的室友身子，然後和我丈夫兩人，緊挨著坐在一張中國式小桌子旁邊，油燈亮光恰好能照亮桌上的《聖經》和筆記本。窗簾還緊緊地拉著，不讓油燈光外泄，以免巡邏的哨兵誤認為有人企圖逃跑。他倆悄悄地誦讀著，做著禱告，思考著這一天的職責，並記下要做的事情。

    “埃里克常作祈禱，並不限于固定時間，當然，他也不會錯過當時情況下能夠安排的禱告會或聖餐儀式。他時時刻刻都在和上帝交流，而且全然出于本能，就像一個上教會學校學習內心懺悔方法的學生能做的那樣。”

    利德爾似曾受過1918年由美國傳教士弗蘭克‧布奇曼(後卷入更具政治性質的“道德重整運動”)發起的“道德整治運動”的影響，這一運動在20—30年代十分活躍。該運動的成員必須承認並懺悔其罪行，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並公開宣布接受基督的信仰。構成其信仰的四項必備的道德因素是誠實、純潔、無私和博愛。

    盡管沒有具體證據能證明利德爾就是該運動的成員，但他確實參加過該運動組織的許多會議及宗教聚會，並在1932年對它發表了贊頌備至的講話。

    “該運動給我個人生活帶來了更大的力量，一種不思自來的告誡力量，使我更願意把我內心深處的思想向上帝傾訴。在我待在該國期間，我從來未見過比‘道德整治運動’成員更生氣蓬勃，把上帝的精神體現得更清楚明白的人。”

    利德爾在精神上從來不自以為高人一等；他不把自己的信仰強加于人，對不能達到他高標準要求的人，也從不指責。他的一位好友寫道，“在我記憶中，我從未听到埃里克說過別人不好的話。相反，對那些被認為無可救藥的人，我卻常常听到他指出他們身上的閃光點。他常說︰‘你們說的都對，可我們依然能把他造就成了不起的基督徒’。”

    利德爾最喜歡的聖經節錄之一，即保羅在給科林斯人第一封信中對愛的高度評價，充分體現了愛和同情的實質，這比僵化的神學教條要優越得多。卡林寫道︰“他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事，就在于體現上帝的愛；就像真正的**生活中，愛是至高無上的需要一樣。”他在天津時，不止一次給予喬治‧多林和其他兩位同住一寓的友人這種上帝的愛。多林說道︰“我們三人距埃里克自我要求的標準相差甚大，但他始終是我們真正的朋友。我知道，任何時候我都可以信賴埃里克。沒有什麼能嚇倒他。他的愛真誠偉大，無所畏懼——猶如上帝的愛。”

    他那平和的微笑，那雙閃光的藍眼楮以及從容的幽默感，能化解任何爭執，能平息任何宗教看法上的爭吵和差異。

    瑪麗‧漢密爾頓還能記得利德爾在愛丁堡莫寧塞得教堂(現為埃里克‧利德爾中心)青年救濟會當干事時的情況。她至今還珍藏著下面這張請柬，上面寫著︰

    瑪麗，擔任了重要角色的瑪麗

    我們正企圖略施小計

    但願我們有幸能慫恿你

    前來青年救濟會的駐地

    即將來臨的周二就是聚會的日期

    八時三十分我們將欣然恭候你。

    晚會上有一項叫做“釣魚”的游戲——這是一根細繩子加上一只彎曲的釘子，用來釣裝有三明治和圓面包的小袋子。埃里克“釣”著了一個，但他悄悄地吹開包裝袋，把食物重新裝了進去。他自以為沒有人看見這一切，直到下一次聚會，瑪麗揭穿了這個小花招。“哪兒有埃里克在，哪兒就有笑聲。”她回憶道，“他總給人一種文雅而可愛的幽默感。”

    “埃里克身上最打動我的，”他妻子弗蘿倫絲說道，“就是他的幽默感。有時人們對他的意見強烈不滿，甚至說出一些令人十分難堪的話，可埃里克只是平靜地一笑了之，這常常使我百思不解。可今天我想，這是因為在他心中堅信真理在自己這邊，他確信生氣發火絕對于事無補。

    “埃里克並非神聖而難以接近，一點也不。他富有幽默感，這常使他能擺脫被誤解的尷尬局面。他在施展幽默時，臉無表情，令人難以捉摸，你得仔細觀察他的眼楮。假如你仔細看，就能從這雙眼楮看出真相。”

    在利德爾向公眾公開承認了自己的信仰以後，他希望通過賽跑為主爭光就成了他更大的心願。D.P.湯普森相信，利德爾公開信仰後，短跑成就“比以前更輝煌”，這無疑說明，“精神解放對人的頭腦和體魄的影響，就像它對人的靈魂的影響一樣深遠。”在公開信仰以後不久，利德爾就破了英國100碼賽跑紀錄，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

    20年後，他的老友A.P.卡林說道︰“從一個只具有一般能力和才智的普通人，成長為具有驚人才智的人物，埃里克不愧為杰出的楷模，而且通過聖靈的力量，他似乎還在不斷獲取新的才智。”無疑，卡林在說此話時深信，正是存在于利德爾心中的聖靈，使他從一般的好人升華為卓越人物。

    湯普森稱利德爾公開自己基督徒身分之舉為其“一生中精神上的最偉大的時刻。”利德爾的父母是傳教士，所以他是在基督信仰的氛圍中長大的。在埃爾塞姆學院時，他每周定期上聖經課，盡管從不參加討論會。15歲時，他就成了愛丁堡教會的正式成員。他協助成立了學校教會改革運動支部，還參加了愛靈頓醫學布道會。然而，湯普森寫道，“令人不解，同時也使他自己感到困惑的是，為何他一直對自己的**身分保密。他行善的影響，無可懷疑——這是人人都承認的——可是他始終沒有泄露自己的秘密，始終沒有公開承認自己是主的僕人。”

    1923年春天，已成為甦格蘭著名田徑運動員的利德爾，應湯普森之邀，在甦格蘭中部工業重鎮阿梅德爾的一次福音布道會上發表演說。這是格拉斯哥學生布道團組織向甦格蘭該地區宜講福音的系列布道會之一。布道團是各教派的聯合體，利德爾的哥哥羅勃，系其活躍成員之一。“我盡可能直截了當、理由充分地向他提出這次邀請，”湯普森回憶道，“埃里克沉默了一會，低下頭，想了片刻，然後以我十分熟悉的語調答道︰‘行，我來！’”

    盡管有利德爾的名望、身分作號召，來阿梅德爾市政廳參加布道會的听眾並不踴躍——大約只有七八十人出席听他布道。沒有當代福音布道特有的動听介紹，沒有策劃者的懇切祈求和充滿激情的呼吁捐款，也沒有令人難以抗拒、誘人激奮昂揚的演說。他羞怯、缺乏自信，是個十足的平庸演說者。面對公眾發表演說，對利德爾來說是一樁煩心事，他哥哥羅勃對此也有同感。然而，那天晚上出席的人听得非常仔細、專心。此後的幾年中，他的大量听眾也總是凝神傾听他的演說。打動他們的不是語言技巧，而是他那頑強的個性、對信仰的堅定信念以及講話中所提到的、解決群眾日常遇到問題的方法。

    “他絕非偉大演說家，”一位前路德派傳教土馬西‧迪曼遜回憶道。他被拘于日軍在華戰俘營中時，曾听過利德爾的宣講布道，“但他能用那雙奇妙、清澈的藍眼楮，把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不錯，那正是他發言時給我留下的最深記憶——那雙奇妙的眼楮及其閃閃發光的神采。”

    伊恩‧查爾遜在探索塑造《烈火戰車》中利德爾一角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正是利德爾具備的平凡而實事求是的品質，使他的感召力大大增加。“我的看法是，他從不把自己的信仰強加于人。他說話溫和從容，談話內容總是實有其事——他談自己，談信仰，談那天早上他的所作所為。”

    《烈火戰車》制片人戴維‧帕脫南爵士清楚地記得埃里克的遺孀弗蘿倫絲第一次看了影片後發表的評論。“瞧你那個小個子男人(指查爾遜)，他做的那些事，埃里克本人可從來沒做過。”她指的是查爾遜在發表演說時口若懸河。“埃里克可不會演說。每當他面對廣大人群，需要把內心的信念向他們講清楚時，總感到不知所措。他清楚自己的弱點，並為此感到十分遺憾。”

    利德爾決定在阿梅德爾發表演說，成了他一生的轉折點。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拒絕要他闡述自己信仰的邀請，除非他身體不適，無法如約。十多年後，利德爾在中國天津的一所大學任教，曾和他同住一幢公寓的友人說道，“只要健康允許，埃里克從不拒絕為上帝宣講的機會，這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項準則。結果，在一天中他常常得主持四次甚至五次禮拜儀式，不斷從一處趕往另一處。可他從不把這當成負擔。他只是如實地講——通常以那天早上他從上帝那兒獲得的啟迪為主題。”

    從那以後，他堅定不移地走上了這條路，一直至生命的最後。湯普遜堅信，這在他求學期間就已決定，現在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這就是讓自己的意志無條件地服從上帝。決心遵循這一原則，使利德爾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放棄贏得奧運會金牌的機會，從而惹怒了全國公眾。

    1923年11月，奧運會各項賽事日程公布。當得知100米跑預賽被安排在星期日，埃里克‧利德爾立即宣布退出該項目以及4×100米和4×400米兩項接力賽，因這兩個項目的預賽也定在星期日舉行。利德爾認為安息日是奉獻給上帝的休息日，不宜參加任何其他活動。他的決定震驚了英國田徑界，也震驚了英國公眾。那是一位世界短跑頂尖高手，最近在100碼比賽中剛剛跑出了比世界紀錄只差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成績。為了宗教原則，他竟然輕率地放棄在奧運會上榮譽最高的100米賽跑中奪取金牌的機會。

    “田徑隊里對此緘默無言，”田徑隊隊友尼爾‧坎貝爾現今回憶道，“唯有利德爾就此事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他說道︰‘星期日我將不參賽。’——情況就是如此！當時要是在隊里惹出些麻煩的話，他也許會不安的。可我們都認為，他作出這一決定合情合理，許多運動員甚至內心對他頗為欽佩。他們認為這是一位隨時準備維護真理的人，只要他認為正確。他的決定既沒妨礙任何人，也不是恣意胡來、不合情理。”

    “他並沒有令我們吃驚，因為我們理解他星期日不參賽的心情，”在愛丁堡喬治廣場和利德爾同住一幢學生宿舍的學生格利維爾‧揚回憶道，“可這引起了許多人，特別是新聞界的激憤。我還能記起他們來到我們在喬治廣場的學生宿舍，砰砰砰地大聲捶著大門，要求見他的情景。在一定程度上，下樓去竭力勸說他們走開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肩上。人們高喊著‘他是祖國的叛徒！’樣子十分可怕。”

    喬治‧格雷厄姆‧卡明斯博士——他是當時和利德爾同住在喬治廣場學生宿舍，還跟利德爾一起賽跑，一起角逐過的另一位同學——至今清楚地記得，利德爾身體健壯，胸脯厚實，精力旺盛。喬治說道︰“在校園里和我們賽跑，對他來說無疑是跟我們鬧著玩。在學校里，我自認跑得挺快，可他在100碼短跑起跑時讓我5碼，等我全速出發後，他在後面跟著，和我並肩齊跑，直到75碼標志線處，他才一溜煙似地跑得沒影了。他很容易獲得人們的愛戴，但無疑他不喜歡別人對他過分恭維。

    “奧運會前不久，在一次摔角中，我踢腿時用力太大了，差一點讓他走路一瘸一拐。這件事使我懂得了不受英國公眾歡迎將是什麼滋味。然而，不久以後就發生了埃里克星期日拒跑事件，一下子他便成了英國最不受歡迎的人物。”

    現在，200米跑成了利德爾唯一能報名參賽的項目；但在奧運會前他還有時間練一練400米，而且他在一個月後的12月份正式參加了這項比賽。在英格蘭、甦格蘭和愛爾蘭三方運動會上，利德爾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顯示了他在400米跑上的潛力，但此前他從沒認為自己適合跑這一距離。弗蘿倫絲回憶道︰“埃里克常常說，當他堅持原則拒絕跑100米時，他居然看清了400米才是他真正的比賽項目，這對那時的他來說十分重要。他說要不是發生了那件事，他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這點。以前，他可從來沒想到要在奧運會上試一試400米跑。”

    1924年的田徑賽季開始了，利德爾于4月去了美國，他將參加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行的系列田徑短跑。在100碼跑中他跑了第4名，冠軍為美國短跑頂尖高手切斯特‧鮑曼所得，前4名之間相差僅76厘米(30英寸)。在220碼跑中，他以微弱之差輸給了另一個美國人L．A．克拉克，後者以21．6秒獲勝。

    亞瑟‧馬歇爾爵士當時是劍橋大學田徑隊的一員，他也應邀去賓夕法尼亞大學運動會參加賽跑。在歸程的10天中，在“共和”號輪船上他跟利德爾建立了友誼，他們還一起玩牌打發時間。在船上他們結識了兩位美國姑娘弗蕾迪和伊迪絲，她們正打算親眼看一看歐洲。“她們說她倆將去巴黎看奧運會，如果埃里克跟我能入選奧運代表團的話，也許我們能再相見。”馬歇爾回憶道，“後來，埃里克當然被選中了，所以我們再次相逢——我們還帶她們參加了香榭麗舍的一次茶舞會。現在我知道，能親眼目睹這位偉大的奧運英雄、同時也是上帝的忠實信徒跳查爾頓舞，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可是當時他跳了，而且跳得很起勁。他是真正的舞迷，絲毫沒有道學先生的味道，而且他也根本不談宗教。”

    巴黎奧運會在1924年7月5日星期六開幕，酷暑灼人，氣溫高達45°C(113°F)。有人把哥倫布斯體育場稱為大火鍋，有人稱之為高爐，還有一家食品攤風趣的掛牌叫做LaBonneFrite(“新鮮油煎食物”)。

    來自44個國家(比1920年安特衛普奧運會多15個國家)的3000多名運動員報名參加這屆奧運會，英國參賽人員有400名，是最龐大的一支代表團。

    為了保證英國運動員準時到場參賽，菲力普‧克里斯蒂森上尉肩負重任(後來晉升為將軍，並獲得爵士餃)，他來自英國皇家甦格蘭高地卡梅倫第二步兵聯隊，而聯隊士兵則組成了英國奧運會樂隊。闊綽的美國代表團出高價，實際上壟斷了巴黎的出租車，從而使得克里斯蒂森的任務變得十分棘手。他不得不借助于揮動軍旗、攔下街上的私家車來保證把運動員送往體育場。

    憑著照料人員的身分，克里斯蒂森有很多機會和運動員也包括和利德爾聊天。利德爾當時仍受到英國田徑官員以及報界壓力，要他收回成命，參加100米預賽。克里斯蒂森回憶道︰“有次他對我說，‘我自己也鬧不明白，我做得是否正確。’但過了一會兒他就補充道，‘我肯定我沒錯’。”有一次克里斯蒂森本人也試圖說服利德爾改變主意，而得到的回答簡短明了︰“別對我施壓。我已下定決心，在安息日決不參賽，沒什麼可說的了。”

    英國出席奧運會的一位高級人士坎德肯勛爵，向一支集合在一起的包括利德爾在內的英國運動隊尖銳指出，“應該把參加奧運會任何項目的比賽看成是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這又一次使利德爾聯想起他的“背叛”行為。《甦格蘭人報》也以其民族主義的調門在一旁幫腔︰“英國運動隊應該參加這一項目，這樣才能維護大不列顛的榮譽和聲望。”最糟的是，盡管利德爾作出的可怕的犧牲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不久，但那時國王和國家的地位在人們心目中遠在上帝之上。

    利德爾目睹了哈羅德‧亞伯拉罕斯以10．6秒的個人最好成績贏得了100米跑，成了獲此殊榮的第一個歐洲人。第二天，7月8日星期二，利德爾輕而易舉地通過了200米預賽。翌日舉行的決賽中，他面對的競爭對手有100米的亞軍杰克遜‧肖爾茨、世界紀錄保持者查爾斯‧帕德克和亞伯拉罕斯。肖爾茨以21．6秒的速度風馳電掣般地首先抵達終點，帕德克第2，利德爾第3。亞伯拉罕斯落在了後面，僅獲得第6名，也是最後一名。

    第3名的成績當然算不了什麼，盡管有人認為他本該跑得更好些，他們注意到，在結束階段他沒能像往常那樣跑出海格立斯的風格。《甦格蘭人報》以低調、寥寥數字報道了利德爾獲得銅牌的消息，根本不提這是甦格蘭人在200米賽跑中第一次贏得獎牌這一事實。“甦格蘭短跑手埃里克‧利德爾在賽跑中獲得第3名，為英國隊贏得獎牌。人們一直看好他，要是他的興奮期能出現得早些，無疑他能在該項目獲勝。”

    用無足輕重的寥寥數語來報道獲獎賽事，可能表明報紙對他退出100米跑仍耿耿于懷，但更可能的原因在于，當時奧運會的地位不像今天那麼重要，至少不被認為重要得需要用大版面的報道。當然，如果英國運動員獲得金牌，則又當別論。

    利德爾有望奪冠的400米跑在7月10日開始了，在第一輪中，他就初露鋒芒，跑出了50.2秒。這天稍後，他以個人最好成績49秒在復賽中名列榜首。第二天，他在半決賽中又跑出了48.2秒。此時，他似乎已進入競技狀態的頂峰，然而，他的對手們的狀況也十分好。瑞士的約瑟夫‧莫貝克和英國的蓋依‧巴特勒雙雙在預賽中打破了世界紀錄，可他們的紀錄很快又被美國的霍雷肖‧菲奇打破，他的成績是47.8秒，簡直炙手可熱。

    7月11日星期五決賽日的早晨，利德爾收到英國隊一位按摩師(並非影片《烈火戰車》中所說的杰克遜‧肖爾茨)的小條子，上面寫道︰“古書雲︰‘誰給我榮譽，我將報之以榮譽。’衷心祝你登上成功的頂峰。”後來這位按摩師解釋了此事，他寫條子是因為他“非常喜歡利德爾”。那天比賽結束後利德爾躺在更衣室的長台上做放松活動時，向按摩師道了謝。按摩師回憶道︰“我為他按摩了左邊的身體，現在想起來埃里克‧利德爾的心胸真廣大。他對人們有著特殊的影響。”

    又是一個窒熱的下午。當參加400米決賽的6名選手在跑道上排成一行時，人們普遍認為利德爾缺乏經驗，機會不多，特別是由于他排在第6道，即外道，前面沒有其他運動員可借鑒定速；此外，人們還想不到他在獲得優異成績後又能有新的突破。英國人仍把希望寄托在1920年安特衛普上屆奧運會400米銀牌得主蓋伊‧巴特勒身上，盡管他那雙善跑的腿還纏著厚厚的繃帶，不得不站著起跑。

    像往常一樣，利德爾挨次和每位對手握手致意，就在此刻，空氣中突然充滿了風笛的嗚咽聲，卡梅倫高地步兵聯隊的戰士繞場一周，同時演奏起鼓舞人心的《勇士，甦格蘭！》“我們只是想給利德爾一點鼓勵，”克里斯蒂森笑著說道，“當時氣氛非常輕松，于是我就說︰‘來吧，咱們來演奏一曲。’——法國人不知所措，也不知怎樣來阻止我們。”

    當風笛的旋律逐漸隱去時，死一般的寂靜降落在體育場。

    “各就各位！”奧運會的裁判員高聲喊道。

    選手們繃緊肌肉，等待槍響。突然，發令槍砰然撕破靜寂。外道的埃里克‧利德爾以100米的跑姿，從起跑坑彈射而出，並以22.2秒勁風般地越過200米標志線——比兩天前杰克遜‧肖爾茨獲冠軍的200米成績僅慢0.6秒。看台上的觀眾紛紛議論︰“肯定他無法保持這一速度，到最後的直道，他一定會慢下來的。”

    從以往成績的紀錄來看，霍雷肖‧菲奇是該賽項跑得最快的人。此刻他跑在利德爾的鄰道。菲奇後來回憶道︰“在第一階段他就跑得奇快，但我還跟得上。他只比我超前了2碼。我可以听出其他選手都落在我們的後面了。我清楚，決斗將在我倆之間展開。

    “繞過第一個彎道時，他速度依舊。我不信用這種速度起跑的人能把它保持到底。記者們預料比賽將在瑞士(莫貝克)和我之間進行，因為我倆都破了世界紀錄。可是利德爾竭盡全力地一往直前，頭往後仰起，充滿自信。

    “當我們進入最後的直道時，他依舊領先我2碼。我深信我能彌補這一差距，最後沖刺是我所長。

    “終點線在100米外隱約可見。我盡全力沖刺，但利德爾竭力保持著領先地位。突然，在我們身後，約瑟夫‧莫貝克的鞋釘勾住了鞋帶，滑倒在跑道上。

    “此時，我記起了教練對我說的話︰‘當你覺得最疲倦時，讓兩臂揮動保持高位。’我還不十分疲倦，但就是無法加速。我每秒鐘都盼著前頭的甦格蘭人慢下來，出現停滯狀態。全程他都在全速飛奔，這種跑技十分罕見，當時大多數教練都認為，一名選手要想全速跑完400米是根本不可能的。

    “利德爾絲毫未現疲憊。我們正飛快地接近端線。我奮力縮短了差距，但他更竭盡全力，一直和我保持原來的距離。當距端線只剩20米時，我又一次沖刺，縮短距離，但利德爾把頭仰得更高，鼓足全力，風馳電掣般飛身向前。”他以領先5米全速撞線，獲勝的成績是47.6秒——一項新的世界紀錄，也是新的奧運會紀錄誕生了。”

    “我走上前去向利德爾祝賀，”菲奇回憶道，“他很開心，但十分克制。我想處在這種情況下的英國人大多都是如此。事實上，他對我根本沒有多談此事。”

    眾所周知，原來英國報紙對奧運會的報道，無論文字還是版面，都很節制，甚至吝嗇，現在卻一反常態，顯得熱情無比。顯然，過去的一切已經得到寬恕，埃里克‧利德爾所得到的遠遠超過了挽回名譽所需要的。

    《甦格蘭人報》不惜篇幅，洋洋灑灑，抒情暢言︰

    “今天，唯一的決賽項目是400米跑，結果英國大獲全勝，英國國旗得以在哥倫布斯體育場上空莊嚴驕傲地飄揚。愛丁堡大學短跑名將E．H．利德爾跑出了輝煌成績，當之無地獲此殊榮。

    埃里克‧利德爾是哥倫布斯體育場上最著名的選手之一，在半程時已經領先3碼之遙，看台上一片驚嘆。眼見終點在望，菲奇和巴特勒繃緊了神經和肌肉，鼓足全力，企圖超過他，但對這位有如神助的甦格蘭人絲毫不起作用。還剩下20碼時，菲奇似乎縮短了一點差距，但看來利德爾已經意識到這位美國人的迫近，于是他擺出了通常的跑姿，頭往後高昂，下巴突出，閃電般地飛越過終點線，從而取得了迄今為止該項目的最偉大的勝利。人們欣喜若狂。當擴音器宣布世界紀錄又一次被打破時，人們的狂歡達到了高潮。”

    《愛丁堡晚報》更是滿篇溢美之詞︰

    “當利德爾身撞端線，撲入等候他的英國人懷中時，一排排看台上的人們著魔似地起立歡呼，一面面英國國旗在如痴如醉的人群頭上舞動。一時間，歡呼聲此起彼伏，直到廣播聲響起‘請注意，請注意。400米的獲勝者是大不列顛的利德爾。成績為47.6秒，創下了世界新紀錄’，歡呼聲又一次似驚雷炸響，而且持續了足有好幾分鐘，直到播音員繼續宣布第2名是美國的菲奇，第3名是南非人巴特勒——他在上屆安特衛普奧運會上僅次于拉得獲得該項目第2名——獲得第4名的是加拿大的約翰遜。當國旗——中間是一面大的英國國旗，左邊是一面小的英國國旗，右邊是一面小的星條旗——冉冉升起時，人們心中充滿激情。接著，觀眾默立，銅管樂隊奏響了英國國歌。當利德爾穿過草坪，消失在通向更衣室的階梯上時，群眾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歡呼致意。”事實上，利德爾正急著趕回旅館準備發言稿，因為他第二天還得為運動員主持禮拜式。

    現在，讓我們回到愛丁堡喬治廣場的學生宿舍。喬治‧格雷厄姆－卡明斯從他自制的晶體管收音機中听到了利德爾打破400米世界紀錄的勝利消息。他後來回憶道︰“播音員激動得連話也說不連貫了！我自己也興奮得無法抑制，此前，我還從來沒有為一條電台廣播消息如此激動過。”

    利德爾在1924年奧運會上創造的400米紀錄，也是一項歐洲紀錄，一直保持到1936年，這年在柏林奧運會400米半決賽中，英國人戈達弗雷‧布朗跑出了47.3秒的成績。然而，他的世界紀錄卻並未成為跑完這一距離的最快速度。1916年，美國人特德‧梅瑞迪思的440碼的紀錄為47.4秒。奇怪的是這一紀錄並未折算成400米紀錄，雖然440碼比400米要長出2米，原來決定承認這一紀錄，但後來被取消了。梅瑞迪思當時也坐在看台上看比賽，他並未因自己的成績不包括400米而耿耿于懷。他認為利德爾跑得很有氣勢，表示十分贊賞。他說︰“考慮到他賽跑時所處的不利條件，”他指的是酷熱的氣候以及利德爾跑在外道，只能自我定速這一事實，“他跑得簡直棒極了。利德爾，”他肯定地說，“是迄今為止跑四分之一英里最偉大的運動員。”

    利德爾在400米跑取得的偉大勝利，具有深遠意義，它讓運動員們對這一項目有了新的認識。在1924年奧運會前，人們通常把400米和440碼看作更接近800米的中距離跑，而非短距離跑。像利德爾這樣的優秀短跑選手中，很少有人準備跑更長距離，這需要更大耐力。正如前甦格蘭運動員約翰‧凱迪曾敏銳地意識到的，在這次比賽中，利德爾幾乎獨一無二地賦予四分之一英里跑以一種全新的觀念。但在場的人並未注意到，而且連他本人也未意識到。他的400米跑出乎人們預料的勝利表明，短跑運動員能有效地以全速跑完更長距離。

    關于自己取得重大勝利的結論性的話，當然得由利德爾本人來說，而他講的這些話看來有悖他的性格。400米決賽結束後，克里斯蒂森上尉趕回旅館向他祝賀。利德爾的回答清楚表達了他對民族榮譽的看法。“非常感謝你們演奏樂曲來鼓勵我。可我並不認為這能使我多跑一碼的距離。別忘了，我不是在為甦格蘭跑。奧運會不是為國爭光的地方。國與國之間的爭斗夠多的了。奧運會是項目的競賽，目的是看看誰是各個項目的最佳者，我是為我自己而跑，為了證實我是參賽項目的最出色者。”

    更奇怪的是，利德爾也根本沒提為上帝的榮譽而跑之類的話，這可是他一生中不斷重復的話。是因為他對被譴責背叛祖國，被罵為叛徒而耿耿于懷？還是他與世無爭、消極態度的流露？都不可能，因為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利德爾回到了英國，在愛國精神的激勵下，他志願參加皇家空軍(RAF)，此時他已37歲，是完全成熟的年齡。也許那只是一種競爭精神的表現，這種精神使他不願落在一輛公共汽車的後面，也使他15年後在中國還和他的傳教士伙伴進行非正式的慢跑比賽。

    埃里克‧利德爾和英國奧運代表團其他成員抵達倫敦維多利亞車站的時候，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而正在此時，遠在甦格蘭的愛丁堡，兩位大學學監——其中一位是希臘文教授——卻正忙著籌備另一種慶祝儀式。原來，7月17日上午，利德爾將從愛丁堡大學畢業，而且他將戴上奧運英雄的桂冠。為舉行這一盛典，兩位教授事前已得到皇家植物園管理人員的允許，屆時提供一束沙棗樹枝(野生橄欖樹葉)，用來編織榮譽花冠。而且希臘語教授還將用古希臘文字撰寫頌文，贊揚利德爾的高尚品質。

    大學的麥克艾文大廳，圓形拱頂用片片金葉和一幅幅壁畫裝飾著，恰到好處地襯托出畢業典禮莊重肅穆的氣氛。一大早，這里就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物，等待領取他們具有紀念意義的學位證書，其中有歷史學家G.M.特里維廉和《笨拙》雜志編輯歐文‧西門爵士。然而，《甦格蘭人報》在第二天早晨卻作了如下報道︰“顯然，人們聚集在此，耐心等待，為的是向奧運會的得勝者致敬。當利德爾先生趨步向前接受他那份普普通通的理學士學位證書時，眾多的與會者起立向他大聲歡呼。歡呼聲持續了很長時間。為了能使大家听清阿爾弗雷德‧伊文爵士(副校長)的發言，主持人不得不多次高喊，請大家安靜下來。

    喬治‧格雷厄姆—卡明斯依然記得利德爾接受學位的那一天情形。“大廳擠得滿滿的，埃里克和其他人一起按姓名字母順序排列毫不顯眼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總是寧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小伙子。當叫到他的名字時，人群中爆發出一片歡呼！他向前走去，歡呼聲經久不息。他站到副校長面前，歡呼聲依然持續不斷，最後，聲浪逐漸停息，副校長開始說道︰‘嗯，利德爾先生，你已用事實證明，主考老師通過你的考試，完全憑你的成績，而不是其他……’他其余的話淹沒在雷鳴般的歡呼聲中。埃里克臉帶微笑，接受這一切，這是一種溫厚、稍稍有點忸怩的、然而又是幸福的微笑。”

    利德爾剛剛走出麥克艾文大廳，立‧即被攔住了，人們把他塞進一座用椅子做成的轎子，抬上了同學們的肩頭，就像抬著某位希臘神祗似地走過愛丁堡的大街，來到聖詹理士教堂。傳統的大學畢業宗教儀式，歷來在此舉行。

    當利德爾踏上這座古老教堂門口的台階時，在人們強烈的要求下，做了一個簡短發言。他以賓夕法尼亞大學大門頂上的題詞作為自己的發言主旨，他說︰“一個人只要盡了最大的努力，那麼在他失敗的塵埃中，也能像在勝利的榮耀中一樣，找到燦爛的光輝。”利德爾斷言，那些雖沒能贏得榮譽、但已盡了最大努力的人，和得到榮譽的人一樣，同樣值得人們尊敬。

    在畢業午餐會上，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洛奇爵士提議，為“我們的奧運英雄”干杯，他說，在記憶中，他從沒像那天那樣把“古希臘精神”和愛丁堡聯系得如此密切。利德爾的答詞像往常一樣，毫無渲染之意，但也不失幽默。他坦言，由于體質上的局限，他至多只能當一名短跑手。他氣急異常，所以無法保持長時間的奔跑。他把自己不規範的跑姿，歸咎于他的掠奪成性的祖先，他們常常襲擊英格蘭，然後被迫以更快的速度往回逃竄。雙腳的敏捷似乎就這樣被繼承下來。然而，當他們逃避追擊的英格蘭人時，卻誰也顧不上跑步的姿勢了！

    然後，他以較為嚴肅的語調說出他的結論︰人是由三部分組成的——軀體、頭腦和靈魂——只有當這三者和諧相融時，“才能從大學造就最優秀、最忠誠的畢業生”。

    當午餐會接近尾聲的時候，一群大學生駕著四輪馬車停在門口。仍然戴著橄欖枝花冠的利德爾和大學校長應邀上了馬車，後面跟著數百名學生，排成了長長的隊伍，在城中**。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了人們的熱烈歡呼。

    第二天晚上，更多的奉承傾盆大雨似地落到稍感不安的利德爾身上，在場的人們連續不斷地發表熱情的贊揚。

    《甦格蘭人報》報道了利德爾對這些溢美之詞的反應。

    “喊叫聲和歡呼聲突然停了下來，于是他開始發言。他的話謙虛、簡樸、直率，深深地打動了在場的人們。無論贊揚、名聲、還是奉承，都無法影響這個臉部輪廓分明、雙眼直視、講話溫柔的年輕人。他具有感化人的巨大天賦，具有幽默的天賦……他很快就讓我們明白，賽跑並非其終身職業。他正在自我修煉，準備去中國當一名傳教士。而在啟程去遠東之前，他將把全部業余時間用于在甦格蘭青年中開展福音傳播工作。”

    《大學生》雜志在說到利德爾時寫道︰

    “田徑場上的巨大成功，足以令一般人暈頭轉向，然而對利德爾卻不起作用。他始終保持著發自內心的謙遜，絲毫未受成功的影響。面對勝利，他似乎平靜自若，不刻意渲染。他認為正確的事，他就去做，既不左顧右盼、猶豫彷徨，也決不屈從于那種為博取掌聲抑或能平息批評的旁門左道。他溫文爾雅，彬彬有禮，從不急躁沖動。他恪守原則，決不容些許偽善。對任何學生來說，最高的褒獎莫過于為學校帶來的榮譽遠遠超過學校原來擁有的榮譽。而他的母校自豪地意識到，埃里克‧亨利‧利德爾，無疑比其他任何人更有理由享有這一褒獎。”

    奧運會獲勝後才過了8天，利德爾再次證明，其400米成功奪冠絕非僥幸。在倫敦斯坦福特布里奇舉行的大英帝國和強勁的美國隊之間的對抗賽上，利德爾跑4X400米接力賽的最後一棒。在他接棒時，落後于他的老對手、奧運會400米跑銀牌得主霍雷肖‧菲奇整整7米。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十分艱巨，但他無所畏懼。他起步追趕，並在後半程以驚人的速度趕上了菲奇。菲奇也作出反應，在最後的彎道處竭力阻擋利德爾，但上了臨近終點的直道後，仍無法與利德爾並駕齊驅。利德爾與之拉開了3.5米的距離，並以不到48秒的時間撞線，若不受阻擋，這一成績本可低至46秒左右。

    接著而來的賽季，正值他啟程赴華前夕，他參加了全甦格蘭運動會，並于1925年6月在格拉斯哥舉行的甦格蘭業余田徑聯合會錦標賽上作了告別表演。12000名欣喜若狂的觀眾目睹他以極佳的競技狀態，跑出10秒整的成績，平了他自己創造的100碼跑的甦格蘭紀錄；接著，他又取得了220碼(22.2秒)和440碼(49．2秒)兩項錦標賽的最佳成績。後者是歷屆錦標賽中第一次突破50秒大關，這一紀錄一直保持到1957年。

    利德爾在甦格蘭度過的最後一年，是充滿活力的一年。經倫敦傳教士協會聯系，位于中國華北天津的英華學院為他提供了一個臨時教學崗位——之所以稱為臨時，是基于他還有待取得學位。如今工作崗位已經落實，他決定去愛丁堡的公理會學院進修神學課程，為自己未來從事學院宗教活動打下扎實的基礎。

    利德爾在學習神學和繼續參加田徑比賽的同時，還滿腔熱情地投身學生福音宣傳活動，這在20世紀20年代還是頗為罕見的現象。此前，他已多次參加過由D.P.湯普森和格拉斯哥學生福音宣講聯合會組織的奧運會前的系列福音宣講會，而且此時他已是該聯合會愛丁堡分會的主席。而湯普森正是倡導這場被稱之為“爭取**地位”運動的核心人物。

    處在我們這個厭世憤俗、玩世不恭的時代，人們很難正確評價當時學生基督改革運動的影響。學生們宣揚的教義，振聾發聵，生機勃勃，與傳統宗教那停滯、僵化的保守主義形成鮮明的對比。

    1924年9月的一份甦格蘭報紙寫道︰“本周，在安德洛森，幾名格拉斯哥大學的學生開展了一次福音宣講活動，讓我們听到了一種使人耳目一新的聲音——即使它還不能稱之為新福音。無論莊重而令人尊敬的宗敬信徒們是否贊同學生們的所有做法，我們認為，時代需要這樣的活動……

    “他們的議題，人們雖耳熟能詳，但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從自己的角度來加以詮釋，充滿熱情，鮮活生動。他們傳播的是與當代問題息息相關的啟示錄，有理有據，說服力很強。他們認為，這種啟示能從根本上糾錯從善，重塑個人和社會生活。”

    這一運動的意義在于發揚具有堅強理念的基督精神，說明孱弱無能或令人厭惡之輩是不能成為**的，種種強身健體的活動蘊含著宗教信仰。因此，埃里克‧利德爾這位皮膚白皙、雙眼湛藍的奧運冠軍，理所當然地成了這一精神的完美體現。《格拉斯哥先驅報》把這稱之為“以基督精神的勇敢方式搏擊生命之游戲”。

    “埃里克‧利德爾作為他們的領頭人物，他在所有的演說中，都表達了上述精神。他是這些基督青年的代表，他總是給人一種清新感，他的胸膛里似乎充滿從猶地阿山吹來的空氣。這些青年，人人都與任何的因循守舊無緣，從他們身上嗅不到一絲傳統的虔敬氣息。他們充滿情趣，生動可愛。我們祝願他們諸事順遂，祝願他們的活動有始有終、圓滿結束，以此作為對他們8天不懈努力的榮譽獎賞。”

    “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簡單明了的基督啟示錄。”艾莎‧沃森夫人回憶道，她在14歲時就建立了埃里克‧利德爾俱樂部。“他的宣講，沒有難懂的神學說教。就我記憶所及，我可以把他講過的全部內容，統統寫在一張明信片的背面。他講話的內容，我都能听懂。他講述明天可能會發生什麼和今天他想些什麼，在他講述的整個過程中，誠實的光芒始終閃現在你眼前。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想埃里克算不上出色的演說家。但他真誠，而且是如此地令人震驚……我的意思是說，他光芒照人，這種感受，不同于單純听一個好的演說家演講。”

    “在布道時，他從不大談復雜的理論，”安妮‧布奇恩回憶起在中國華北平原和利德爾一起工作的情況時說道，“他只是建議人們試試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用他最喜歡的話來說——就是在更高層次上過一種‘上帝安排的生活。’”

    福音宣講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抨擊酗酒這一惡魔。利德爾親自帶頭，在格拉斯哥作了一次有關酒精中毒帶來危害的演講。這次演講，引起了爭議。今天來看，他的意見完全合乎常情。他斷言，飲酒會縮短人的預期壽命，毀掉人的個性和自尊心，並且能使人陷入貧困和失業。正如瑪格內森所說︰“雖然利德爾的措詞原則上涉及的是道德問題，但其內涵則是社會性的。”

    然而，有人反對利德爾把酒等同于罪惡，譴責他犯了極端主義錯誤，其中包括一位自稱是“74年的適度飲酒者”。他說︰“我和許多人一樣，對于作為田徑選手和運動員的埃里克‧利德爾先生十分欽佩。但是，我注意到他竟然和狹隘的、狂熱的極端禁酒主義者結盟，我不得不對此表示十分遺憾……提倡對全民強制禁酒者，不可能獲得人們的贊賞。利德爾先生居然會加入全面禁酒者的極端教派，居然會采用他們那種令人無法容忍的語言。上周，在格拉斯哥一次‘禁酒大會’上，他的發言就是證明。他說‘飲酒會使人性格異化，飲酒會使人名譽掃地’。

    “這種說法有違事實。指飲酒本身，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只有指過量飲酒，它才是正確的。國內有成千上萬資深運動員——賽跑選手、足球隊員、板球隊員、高爾夫球員以及其他運動員——他們並非滴酒不沾，但至今活得很健康，而且事業有成；作為優秀公民，他們高尚的品格深受同胞們的欽佩和敬重。”

    有人把利德爾說成是以破壞別人享受為樂事的掃興者，對于這種論調，艾莎‧沃森據理力斥。“哦！埃里克根本不是那種人。我認為他發表長篇演說從來不是針對任何人的，這正是他演說效果良好的原因之一。他講話態度謙遜，更多使用的是建議的口氣，而不是別的什麼口氣。”

    1924年秋至19Z年春季，D.P.湯普森和利德爾一起，走遍了甦格蘭和英格蘭。他們在劇場、音樂廳、教堂、中小學和大專院校、各種類型的演講廳，有一次星期日早晨甚至還在一家小酒店作布道演說。利德爾並非天生的雄辯家，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終于成了一名較為出色的演說家。

    “作為一個演說家，埃里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湯普森評價道，“你幾乎難以認出，他就是6個月以前的同一個人。我們倆相處得非常愉快。在我整個復雜多變的經歷中，我還從來沒有遇見過比他更出色的人……在我們的友誼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隔閡和陰影，這幾乎全得歸功于他。他可以說完完全全是一個由純金鑄造的人。”

    數以千計的人們成群結隊前來聆听利德爾的演說。利德爾在講道中引用了大量從化學實驗室、橄欖球場和田徑場跑道上收集來的實例，深深打動了听眾，其中許多人，特別是青少年，從此皈依基督教。一個又一個周末，常常還包括非周末的許多夜晚，利德爾在繁忙的學業和田徑訓練之余，騰出時間連續地四處講道。埃里克‧利德爾在布道時，地方不論大小，聚會場所不論優劣，听眾人數不論多寡，他們的品質不論良莠，他都一視同仁。湯普森緬懷往事如此說，“越是不起眼的禮拜儀式，他越樂意為之提供服務。他願意成為那些正在為主工作的人們的任何幫助。”

    在英格蘭北部一所知名的學校里，人們把湯普森和利德爾引進校長書齋。當時那位校長正埋頭工作，直至意識到有人在場，才突然抬起頭來。“這位‘首要人物’長時間地、仔細地、從容不迫地打量我們倆，然後臉帶微笑，邁著堅定的步伐向我走來；他伸出手表示歡迎，並說道:‘我相信這位是利德爾先生吧！’我調皮地向埃里克眨了眨眼，然後告訴校長，這次他把我倆的身分認錯了，可是他似乎難以相信。他轉身向書桌走去，重新在書桌後面站定。他扶正了眼鏡，又一次目不轉楮地打量我的朋友。‘噢，’他說，‘原來你才是利德爾先生，可你看上去實在不像運動員！’我壓低嗓門，盡量輕聲地跟利德爾耳語道，‘這位校長竟是如此人物！’”

    按照D.P.湯普森的說法，在倫敦基督教青年會中心舉行的布道活動,是20年代中期開展的系列福音宣講活動中最奇特的一次。那次，不僅允許人抽煙，而且還有一支爵士管樂隊伴奏。學生們，包括利德爾在內，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和相聚在此的人們隨便地交談。

    “事先，我們為宣講會的舉行規定了某種氛圍。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在沙發上和扶手椅里落坐；他們可以自由抽煙，自由提問；不唱贊美詩，也不誦讀《聖經》條文——只是在開始時誦讀一段簡短的祈禱詞，而且活動結束後，不要求向外界透露結果。每天晚上由卡特為我們作開場白，埃里克先講，然後我接著往下講。當時我們覺得，從福音布道者的觀點來看，這種做法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湯普森和利德爾的宣講深深打動了听講者，給他們留下很深的印象。開講後5分鐘，所有燃著的香煙和煙斗全都被掐滅或弄熄了。在第二天的宣講會上……“我(湯普森)大膽邀請志願者在宣講結束後和我們在小教堂內會面——目的僅僅是為了對我們共同議論的全部內容，作一番靜靜的思考，並就其對我們每人將意味什麼，在上帝面前作一番自問。那一晚上來和我們會面的人數超過30，埃里克和我在一個個單間禱告室里幾乎一直忙到午夜，我們一起討論了他們生活中所關心的事情。”

    星期三晚上，湯普森和利德爾在布道，會議廳里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倆身上。“沒有人劃一根火柴，沒有人點燃一支香煙。沒有人懶洋洋地靠在座位上，沒有人把凝視的目光從桌邊移開，我們就站在桌後——那兒沒有講台。在祈禱開始時我說宣講結束後我們將繼續在小教堂聚會。那天晚上來了80多人——有年輕的生意人、大學生、還有已開始在城里嶄露頭角的專業人士。

    “或許還有例外，可是就我所知，這是一次最完美的儀式後聚會。我們跪下默禱了將近10分鐘；接著，我努力講清楚，真心皈依基督應該意味著什麼。弗蘭克‧卡特向門口跨了一步，背朝門站定。整個過程他都和我們在一起——和我們一起思考、禱告、策劃，並給我們以鼓勵。他很了解這些人。他只想弄清楚，我們的做法會對這些人產生什麼作用，會給倫敦的青年基督教會帶來什麼效果隔壁房間里我們已為他們安排了一張桌子，桌上放了幾大張紙、幾支鋼筆和墨水。那些認真听講的人、那些準備承擔因信奉上帝而可能落在他們身上的責任的人，是否會走進隔壁房間，在紙上寫下他們的姓名和地址呢？結果，43人如此做了，這使我深信，在這決定奉獻的時刻，顯示出我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盡管許多工作並非轟轟烈烈。自然，也使我們對‘福音布道方法’的範圍和樣式有了一個新的觀念。

    湯普森和利德爾在愛丁堡最後一次的共同布道，在利德爾動身去中國前幾周舉行。這次活動，起先並不順利。星期一在城里一家免費教堂舉行的公開宣講會上，有1100人，濟濟一堂。可到了星期五，出席人數降至500。而湯普森為星期日的宣講會卻租了愛丁堡最大的教堂，因此受到了批評。

    可是，星期日夜晚，排隊等著進入禮堂的人群長達45米。8點鐘會議開始前，又在大教堂所在的這條馬路稍前的另一所教堂設置了分會場，盡管如此，依然有數百人被擋駕。這蜂擁而至的人群令湯普森十分吃驚。原因簡單，因為埃里克‧利德爾將發言。他感嘆道︰“這充分證明，埃里克‧利德爾對愛丁堡公眾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再瞧瞧這擠滿了各民族學生的阿希爾大廳巨大的長廊，真是蔚為壯觀！這也說明，我們兩周來的工作，成果十分豐碩。”

    隨著利德爾啟程赴華日期的臨近，公眾為他舉行了一系列的告別會——包括最後一個星期日的兩次禮拜儀式——引來了眾多的崇拜者。翌日(星期一)，密集的人群再次聚在一起，目送利德爾乘坐由一群學生拉著的以緞帶和彩帶裝飾的四輪馬車，從他住宿的甦格蘭公理學院前往火車站。

    火車徐徐駛離站台，科德爾一一緊握向車窗伸來的眾多的手，誰都希望能和奧運英雄作最後的握別。數以千計擠來涌去的人們熱情洋溢，高聲歡呼，並開始唱起贊美詩。利德爾家里的一位友人後來寫道︰“在愛丁堡歷史上，傳教士出國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壯觀的送別場面。我很高興，能適逢其盛。”

    在他啟程去中國不久，格拉斯哥一家報紙上出現過一幅幽默漫畫。畫中的利德爾帶著教士項圈，穿著賽跑田徑服，正在奮力向前，與後面的對手拉開很長一段距離。漫畫下面是一首押韻的四行詩︰

    此時此刻，身在中國，面臨新的賽跑，擺在面前，無法回避，一如奧運賽跑；煙里霧里，難以明了，結果是壞是好，我們相信，他必取勝，只因技藝高超。確實，一場新的賽跑正在等著埃里克‧利德爾，這場賽跑的殘酷可怕，絕不遜于巴黎那個酷熱的下午他所面對的那場比賽。這是一場挑戰，最終它將耗盡他未來的全部生命。

    ①古羅馬統治下的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地區。——譯注

    1929年，羅斯和諾里斯‧麥克沃特編纂的名為《各就各位》的田徑小冊子中，在400米跑世界一流水平名單中，出現了一條語焉不詳的條目︰“利德爾‧埃—49.0秒︰日期不詳——地點，在中國某地。”

    在英國，很少有人知道利德爾在中國重新參加賽跑，更別提他跑出世界一流水平這一事實。他的狂熱崇拜者，對英國代表團沒有邀他參加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奧運會，感到十分震驚。他之所以沒能奉召再次代表國家參賽，可能是因為英國業余田徑協會認為，既然他已遠赴中國，選擇他已無可能。

    利德爾本來可以給這次奧運會以巨大沖擊，對此，幾乎無人持懷疑態度。奧運會後沒隔幾周，他就在200米賽項中，跑出了21．8秒，400米賽項跑出了47.8秒——平了阿姆斯特丹奧運會的最好成績。這一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的觀點。何況，這一成績是在他沒有進行任何訓練的情況下獲得的。

    1928年10月，《京津時報》一位記者評論道︰“誰要想再提高400米跑47.8秒的成績，那簡直是創造奇跡了。可是就我對利德爾的了解，他對自己的評價(經過訓練，他還能提高成績)卻絕非自吹自擂，而純然是實話實說，而且這一評價也是實事求是的。他這人不抽煙、不喝酒，然而誰都明白，無論他正常條件有多好，專門訓練畢竟能給他更大的優勢，以便在奧運會上能更好地施展。我個人認為，利德爾依然是世界上四分之一英里跑的最佳選手。”

    從利德爾身上，看不到奧運冠軍的風采；在人們面前，他貌不驚人，穿著又長又肥的海軍藍短褲。他文靜、不招搖，他要讓他的跑步來講話。“與其他選手不同，他起跑前，不做過多的準備活動，”一位觀眾評說道，“他只是站在那兒，等著發令槍響，然後沿著跑道從容跑去——關鍵在于他的從容小跑，使他超越所有繃緊了弦的對手，並將他們遠遠甩在後面，在他越過勝利的標志桿時，其他選手離他已有數碼之遙。”

    “他在田徑場上的表現十分出色，特別是代表英華學院參加國際運動會賽跑時的表現。”駐防天津的一位英軍士兵緬懷往事時說，“曾經離別祖國駐防該地的軍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他有著鮮明的個性，盡管在田徑場取得了成功，但卻絲毫不受影響。”

    1928年，利德爾參加了在華北大連舉行的、被夸張地命名為“南滿鐵路公司慶祝日本天皇加冕典禮”的運動會，他又一次顯示出良好的競技狀態和健壯的體魄。面對剛剛參加完阿姆斯特丹奧運會的日本和法國奧運代表團，利德爾輕而易舉地贏下了200米和400米兩個項目賽。多年後，當成了福音傳教士的利德爾，在中國華北平原日佔區的村莊巡回傳教時，日本軍隊中很多人常常一眼就認出了他，他們還記得那次運動會；當然，這有助于緩解雙方之間的緊張關系。

    就在這次運動會結束後，利德爾跑了一次生平從未參加過的特殊“賽跑”，類似傳說中的“追舟競賽”，英國維克多喜劇中常可見到。那次運動會最後一個項目是400米跑，按原定計劃，利德爾要趕30分鐘後那班船回英華學院。剛好近處有輛出租車，他計算了一下，乘出租車剛好能及時到達碼頭。雖然剛剛贏了400米跑，此刻他疾步沖向出租車，步伐幾乎毫不減慢。就在這時，離出租車僅僅令人心焦的幾步遠，《天佑女王》的國歌聲破空響起，他不得不立即停步、立正，但倒霉事並未到此為止。“國歌奏完，我自然又邁步向出租車跑去——可你猜又發生了什麼事？你肯定難以相信，400米跑中僅次于我贏得第2名的是個法國人，樂隊不得不又奏起了《馬賽曲》，站在那兒的我，再次像根柱子似的佇立不動！好不容易出租車發動了，飛速趕往碼頭。就在它尚未停穩之際，我奮力作了一次三級跳，躍到了碼頭邊上。船正穩穩地駛開——離得太遠，已無法跳上。突然，一個浪頭把船往回推了一把，我迅速擲下包裹，飛身一躍。腦中竭力追憶瞪羚的跳躍姿勢，我仿佛成了一只羚羊，一躍而起，剛巧落在了船上。”

    有位報紙記者，坐在另一輛出租車里，目睹了這一切，他聲稱，那天利德爾足足跳了4.5米遠。一貫謙遜的利德爾，對此距離表示懷疑。然而，不論孰是孰非，這一跳令人瞠目結舌，再次證明，他無愧“甦格蘭飛人”的稱號。

    一年後，他在天津和德國的杰出賽跑選手奧托‧帕爾佐博士進行了一次較量，後者是500米、半英里以及1500米世界紀錄保持者。結果，利德爾贏了400米，而帕爾佐在800米上勝出。賽跑結束後，在更衣室里，帕爾佐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問他︰

    “下屆奧運會，你代表英國參賽嗎？”

    “不，”利德爾回答道，“我太老了。”

    “你幾歲了？”

    “28歲。”

    “太老？”帕爾佐哈哈大笑，回答道。“我32歲了，可我還要代表德國參加下屆奧運會呢。”

    他真的參加了。後來他對利德爾說，“你該練800米跑，你是世界上跑這一距離的最佳人選。”可惜，1930年後，利德爾再也沒有公開參加過重大田徑運動。

    他是否曾為與1928年奧運會失之交臂，並放棄至少再奪一枚金牌的機會而惋惜？他是否為犧牲名聲和榮譽、換之以默默無聞而艱難的生活而傷心？對這些問題，他在1932年首次赴加拿大休假結束時的一次記者采訪中，作了明確的、毫不含糊的回答。

    “你對獻身傳教士工作感到高興嗎？這是否意味著你將失去公眾的關注、殷勤討好、欣喜若狂、歡呼喝彩，以及慶祝勝利的葡萄美酒，所有這一切呢？”采訪者用華麗的詞藻探問著。

    “噢，當然�@　桓瞿昵崛擻惺弊勻換嵯蟯庖磺械摹！崩露鸕潰　翱晌掖郵碌惱俏腋行巳さ墓ぷ鰨　彝耆　親躍踝栽傅摹Ｒ桓鋈宋　碩鈄乓　任　鸕氖慮槎鈄龐幸庖宓枚唷Ｄ闃　潰　饈且歡ゲ換嶁饈吹摹　澇恫恍嗟墓鴯　！br />
    他妻子弗蘿倫絲說過，他原來可能滿足于靠打台球謀生。“我一度以為，他會很樂意靠在某項運動中耍點小聰明過活。可在他遇見D．P．湯普森以後，情況就兩樣了。”

    1929年，利德爾的父親將完成其傳教士的使命，全家聚在一起樂樂融融、十分愉快地度過在中國最後二段日子。由于詹姆士‧利德爾牧師離任返回甦格蘭，全家的住房得歸還教士團，于是小利德爾就和幾位好友遷入英華學院所屬的一幢公寓。友人中的兩位，喬治‧多林博士和戴維‧麥克戈溫(他稍後搬來)，把與利德爾同居一宅的這幾年看成一生中最豐富多彩的一段歲月。“每逢假日或遠足日，他就成了我們的核心和靈魂，”多林懷念道，“至今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在北戴河高唱《在栗樹的華蓋下》的情景。”

    他們同住的公寓相當寬敞，有一間飯廳和一間起居室。膳食由一名中國廚師操持。7︰30吃早飯，午後茶在下午4點，晚飯通常是英式菜肴。盡管每天排滿了必修課程，但總能抽出時間來聊天、娛樂。利德爾打得一手好台球，小有名氣。可惜，剛剛搬來的麥克戈溫並不知情，所以在較量中當他看到利德爾打球人袋的高超技能和揮灑自如的握棒姿勢時，可說是大吃一驚。“看得出來，你把青春年華虛耗在哪兒了！”麥克戈溫慘敗在利德爾手下後如此說道。

    麥克戈溫還說︰“埃里克不僅天生是個君子，而且是完美無缺的基督君子，他的為人處世其實全基于此。基督是他生命的中心，他所做的一切，唯上帝是從。人們常說，要真正了解一個人，必須和他共處一室。在天津時，我很榮幸地受到埃里克和他的兩位同伴的邀請得以與他們同住一幢公寓。我發現，埃里克在家里時，也跟在其他地方一樣，其生活目的始終是為我主上帝增光。”

    他還想起一件事，充分表現出利德爾特有的無私精神。“1931年夏天，我們一起在北戴河度假。一天上午，我們走訪了幾位朋友。女主人向我們表示歡迎後說道︰‘你們來得正是時候，快坐下，跟我們一塊兒喝杯咖啡吧。’很快，杯子、碟子和餅干一一擺上了桌子，就在女主人去拿咖啡時，一只蒼蠅停落在最上面的那塊餅干上。由于我們大家得自己照料吃喝，我悄悄對埃里克說︰‘別踫那塊餅干，剛才有只蒼蠅停在上邊’。可真沒想到，利德爾有意仔細拿起的正是這塊餅干。他那麼做並非要責怪我——他從來不會責怪別人——他只是不想讓別人來吃這塊被蒼蠅叮過的餅干，免使別人感到惡心，感到不快……埃里克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具有基督精神的人；許多人都像我一樣，每當想起他，就會不由自主地感謝上帝。”

    可是埃里克‧利德爾的獨身生活快要結束了。1929年，27歲的他，遇見了一位17歲的女學生，便發瘋似地墮入愛河，他立即向她求婚，這可大大地出乎朋友們的意料。

    1930年7月，利德爾以很低調的口氣宣布他已訂婚，而且即將結婚時，大多數友人都感到十分驚訝。一位當造船工程師的朋友鮑勃‧奈特說︰“我甚至不知道他曾向人求過愛。”

    利德爾是如此難以捉摸，甚至他追求的對象弗蘿倫絲‧麥肯齊也沒想到，他對她的感情竟有如此之深。這位加拿大傳教士的女兒才17歲，對此滿心歡喜。他倆是在聯合教堂的主日學校相識的，當時她彈奏鋼琴，而利德爾擔任指揮。弗蘿倫絲和他弟弟歐內斯特在學校里曾是同班同學。

    “埃里克和弗蘿是在1929年夏天相愛的。”他妹妹詹妮回憶道。人們可以想象出利德爾追求這位年輕女孩的情景，他決心要娶她為妻。他們倆是︰一個害羞、忸怩、臉上常常掛著迷人的微笑；另一個愛開玩笑，然而溫文爾雅，頗有騎士風度——總之，是位完美的紳士。一位英國軍人——他既是利德爾家庭的友人，也是麥肯齊家庭的好友——曾經寫道︰“我知道埃里克是個性格鮮明、很有魅力的人。當我第一次獲悉弗蘿將成為他的妻子時，真為她感到由衷的高興。”

    “那時我實在是太幼稚了，”弗蘿倫絲回想起來還覺得可笑，“在家里埃里克唱主角，而我呢，什麼都不用操心。當然，我發瘋似地愛他，可是我怎麼也忘不了他想娶我這一事實。事前我從沒想到他竟會提出這種要求，所以當他真的提出來時，我十分吃驚。我問他︰‘你是否清楚你真的想這麼做？’而他說道︰‘是的，我很清楚。’當時我們周圍有幾位和他年齡相仿的女孩，我想︰‘為這事，她們會要了我的命！’”

    “那是1926年夏天，我們第二次休假歸來。”他未來的岳母寫道，“一天晚上，我丈夫和我走進聯合教堂前廳準備參加每周祈禱會，詹姆士‧利德爾先生和夫人也在那兒，他們把埃里克介紹給我們。對他，我們听說了很多。在我印象中，他非常謙遜，舉止溫文爾雅。”

    “埃里克天性善良，做事專心致志，像他那樣的個性很難用語言來描述。他渾身充滿了基督精神；無論走到哪里，總把和平和歡樂帶到哪里。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他順道到我家里，說起他剛才被一位商人請去，而此人正認真考慮，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經過和埃里克的交談，他最後改變了主意。埃里克經常出入人們的家庭，無論富人、窮人，無論商人還是傳教士，也無論來自哪個民族。”

    這一對戀人要在4年以後才舉行婚禮。當時，弗蘿倫絲回加拿大學習護理，而利德爾在1931年夏天第一次獲得休假，他經多倫多回到甦格蘭。

    此時，離他獲得奧運會400米冠軍可能已過去了7個年頭。據一位見過他的人講︰“他臉色好像稍稍發黃，而頭頂則更禿了。”但人們依然把他看作民族英雄，宗教界也好，體育界也好，都熱切地盼著他去發表演說。

    利德爾回國度假的這一年，是他旋風般忙忙碌碌的一年，他在英國各地擠得滿滿的禮堂里或大會上忙著演說，內容廣泛，從他原來的愛好、酗酒的危害，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位出席過利德爾演講會的人滿懷敬意地說道︰“他用詞簡潔，實事求是，能讓300名足球愛好者全神貫注地听了足足20分鐘。他講話輕聲細語，娓娓而談，臉上露著友好的與人為善的微笑。當他演說結束時，听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

    他決定在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市的一系列會議上，講一講中國的民族主義，這顯示出他非凡的勇氣。“在天津這樣的城市，”利德爾解釋道，“在被稱為租界的地方——外國列強接管的地區——都有高等學府。民族情緒高漲的中國輿論認為，其他國家掠奪了本該屬于她的東西，強烈要求把租界歸還中國。”

    1925年以後，很少有人再見過利德爾參加賽跑，在第一次休假期間，他也沒有出現在田徑跑道上，盡管D．P．湯普森深信︰利德爾希望能在甦格蘭參加賽跑。他曾回母校埃爾塞姆學院參加運動日頒獎，但這是他難得露面中的一次。愛德華‧帕特森，一位傳教士的兒子，也是埃爾塞姆的老校友，60年後還清晰地記得下面這件事。“人們要求他參加比賽，開始，他婉轉地拒絕了。可是所有的人都希望能親眼目睹他的跑姿，所以，他終于勉強地站到了220碼跑的起跑線上——穿著日常穿的鞋子，茄克衫搭在手臂上。最後，他遙遙領先而獲勝。”

    在忙于應邀發表演說，和在公眾場合頻頻露面的同時，他總能擠出時間學習擔任牧師必須具備的知識，結果，在1932年6月22日，他終于被任命為甦格蘭公理會牧師。因此，那年夏天他返回中國時，身分已是埃里克‧利德爾牧師了。正當他即將啟程之際，D．P．湯普森的一位當牧師的朋友的教堂里發生了一件事，再次顯示利德爾對人們抱有多麼深厚的同情心。

    這位牧師撰文寫道︰“1932年1月，埃里克來我家作客，賓主相聚甚歡。在他即將離去之際，應邀為我家其他客人在紀念冊上簽名留念，他還寫了幾個中國字，並加上英文譯文‘笑口常開’”。

    “埃里克，”我說道，“我有一位教友，她若是能見到你的簽字，一定會異常激動。她現在幾乎已無法閱讀了。5年前，在一次工傷事故中，她的頭皮被撕裂，一只眼楮被毀。兩年來，她忍受劇痛，做了一系列表皮移植手術。結果，她奇跡般地度過了危險，一定程度地恢復了健康。然而，周期性的劇烈頭痛使她心力交瘁，她的耳朵幾乎聾了；每月一次，那只幸存眼楮的睫毛都得拔去，這是因為植皮手術留下了後遺癥︰睫毛倒卷摩擦眼球。現在，她只能依賴這只眼楮看物。不過，她要是能看到這些方塊字，能了解他們在漢語中所代表的格言，她一定會激動無比，她將在每封信後寫上‘笑口常開’。她將會把這當作是你專門為她留下的啟示。”

    “我真想見見她，”埃里克說，“可是，她會介意嗎？”她怎會介意呢！直到今天，她還一再地提起這件事情，因為埃里克真的去看望了她，盡管那個星期他非常忙。在她的小房間里，他跟她交談了足足1小時。在他來訪以後，貝拉按照她的習慣做法，給他寫了一封長長的感謝信，在信中以她特有的樸實提到在某些場合上帝如何利用她以及她的苦難事例來幫助別人。

    “幾個星期以後，我听說了這件事情的續篇。埃里克在離開父母家趕乘去倫敦的火車時，收到了她的信。他從頭至尾讀了兩遍，然後揣進口袋，在車廂一角安頓下來。車廂里除了他只有一位乘客，那是一位年輕人。他詛喪的神情、意氣消沉的舉止和態度，引起了埃里克的注意。他設法和這位年輕同伴聊了起來，很快就真相大白。”

    “這是一個常見的身處逆境、屢屢失意的故事，只不過由于這個年輕人個人失敗的特殊情況致使不幸處境加劇而已。此刻，他已完全失去信心和希望，正認真思考以自殺了結生命。”

    “後來埃里克承認，好幾分鐘他都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來幫助這位年輕伙伴。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從口袋里取出那封信，並對年輕人說︰‘念念這個吧！’接著，他談起寫這封信的女人，談起她那難以忍受的艱難生活、她的災難，以及她為了幫助別人依然承擔著的責任；最重要的是，他還談了使她面對這一切而仍能保持笑口常開的信念。”

    “旅行尚未結束，一次嶄新的旅程卻已展現在年輕人的面前；當貝拉听說此事時，她感到驕傲和欣慰︰她用顫抖的手、令人難以辨認的筆跡、費時良久涂寫而成的一封微不足道的信，竟然被聖主上帝和一位偉大的基督徒用來拯救另一位受難者，把他從黑暗引向光明。”

    利德爾又一次經由多倫多返回中國，以便順道看望弗蘿倫絲和她的家人。在多倫多，他還有機會跟英國奧運代表隊聊聊天，並向他們提了一些建議。該團在去洛杉磯奧運會的途中，在此稍作休整，以作適應性訓練。

    他9月到達天津，這時，由于弗蘿倫絲正準備護士考試，他的婚期又推遲了18個月。在此期間，他自己則忙著為他們將來生活的屋子進行裝修、置備家具；同時，他還得履行在英華學院的職責，這一職責與過去相比，大大加重了。除了備課、批改考卷、主持《聖經》學習、擔任運動隊教練以外，他還繼A．P．卡林之後，擔任了學院的秘書，當上了運動委員會主席，並負責宗教活動。無論何時，只要有空，他總是按期參加聯合教堂的布道會，引導人們學習《聖經》，他自己還堅持學習中文。

    “如果說，下個月教學活動和會議安排還比較輕松的話，這個月可是排得夠緊湊的。”利德爾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星期四，我要主持韓大淘(音譯)教堂的禱告會；星期五，枯婁門(音譯)的《聖經》班。星期六，我還得負責學生基督教聯誼會的活動，現在的聯誼會真的比過去強多了，可在我面前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沒有多少時間可用來讀書學習︰這使人感到，似乎知識的消耗總是多于吸收；我知道這不好。可不管怎麼樣，從另一方面講，比犯錯誤要安全些。我們在研究有關枯婁寺的聖靈的題材。我多麼希望看見我們大家都能獲得偉大聖靈的真正洗禮啊！”

    1933年秋，利德爾的父親突然去世，他生前對利德爾影響很大，而且是他獲取靈感的源泉。噩耗傳來時，他剛用完早餐；他一時驚呆了，默默地坐在那兒，腦海中浮現出父親一生為傳教士工作而奉獻出摯烈的愛，以及作出的巨大犧牲和無私服務。利德爾後來說，在父親去世的那個星期日，當他在聯合教堂作祈禱時，深深感到父親對他來說是多麼親切而不可缺少。這個孝順的兒子給遠在甦格蘭而陷入喪夫之痛的母親接連寫了好幾封信，給以安慰，減輕她的痛苦︰

    “此信到達您那兒將近2月底了，那正是春花初綻之際。雪蓮花肯定要凋謝了，可稍晚，報春花和黃水仙將迎春怒放。詹妮家的花園很快就會再次滿園春色。媽媽，您一定要外出散散心，和她一起待一陣子，尤其別辜負了一年中的這個美好時光。不久我將會有休假，我很高興能和您相聚。此刻，這一切已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似乎已能看到您正在操勞什麼。”

    弗蘿倫絲通過了護士考試，于是乘船到中國，在1934年3月初抵達天津。船在途中曾一度受阻，利德爾，既緊張又興奮，簡直等得耐不住了。後來，利德爾留下了一段描述當時心情的文字︰“我們4︰30回家，剛趕上午後茶。當你滿腦子想著即將來到的人時，要跟別的朋友有說有笑，可真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時傳來了消息，說船將在下午6時進入內河，此刻已是掌燈時分，于是我們匆匆趕去船正慢慢駛入碼頭——真是慢得令人揪心——最後在鳴響了兩聲汽笛後，船慢慢停了下來。我們看不清船上的人，他們也看不清我們，但我們大聲喊了起來。弗蘿倫絲一點沒變，容貌依舊。

    “那晚，我們沒趕上最後一班火車，所以就睡在車站的休息室里，入睡前我們談了又談，真有說不完的話。翌晨，弗蘿倫絲和我起得很早，趕上5︰30去天津的火車，于6︰30到達那兒。我們一起吃了早飯，並且討論了屋內房間該粉刷什麼顏色，我們商定了許多事情，然後又趕去碼頭迎接其他家人，他們乘的那艘船預定在10︰30到達。”

    埃里克和弗蘿倫絲于1934年3月27日在聯合教堂結婚，婚禮招待會在弗蘿倫絲父母家舉行；此後，他們倆去北京郊外西山度蜜月。兩星期後，雙雙返回天津。結婚後，他的日程安排幾乎與獨身生活時同樣緊湊。

    1931年，日本侵吞了滿洲里，建立了傀儡滿洲國，此時正更頻繁地制造事端，試圖吞食中國北方諸省。利德爾在文章中寫道︰“根據政府命令，我們必須在課程中安排一節軍事操練課。盡管我厭惡戰爭，盡管我認為基督徒對戰爭的態度在未來將成為一股反對戰爭的力量，然而，它已使我們的一些小伙子變得相當精明。”

    “我首次成功地召集部分教師，在每天早晨工作開始前，進行晨禱和默思，對此，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認為，這有助于我們發揚光大基督精神，有助于我們正確對待別人，而且一般來說，還有助于事情得以更順利地進行。有一位從未做過教會工作的教師，現在也開始負責低級班的《聖經》課。我希望這種情況能更普遍，也希望我們能逐漸發現我們能在生活中對上帝的意願有更清晰的了解，而且能發現服從上帝的意願是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

    兩個女兒——帕特麗夏和希瑟——相繼降生。利德爾為自己當了父親而備感自豪，這可以從他寫的家書中得到證實。信中他詳細地描述大女兒如何蹣跚學步，如何疾步走來走去的情景。“帕特麗夏很喜歡坐在我的自行車桿子上的小座位里，我們騎著車在院子里兜圈子，或騎車上大街。希瑟簡直乖極了。整個晚上睡得很熟，除了晚上10點喂一次食，要到早晨6點才再次喂食，幾乎從不妨礙我們睡覺。孩子打生下來起，我們從來不在午夜兩點給她們喂食。看來，這個主意不錯。我們發現這是我們兩個孩子的最佳之處。上星期，希瑟重了6盎司……”

    雖然利德爾的幽默也許會令人乏味，可是遇到真正可笑的事，他還是忍不住要說出來。在希瑟出生前，他想跟弗蘿倫絲開個玩笑。“老二該在聖誕節出生，”弗蘿倫絲回憶道，“如果是個女孩，我想給她取名叫卡蘿爾①。可埃里克想給她取名希瑟。最後他說︰‘‘咱們拈鬮決定吧。’他準備了兩張紙，我挑了一張，紙上寫著‘希瑟’。我覺得無所謂，這也蠻好。可事後，埃里克向我招認，原來兩張紙上寫的都是‘希瑟’。我還記得當時我隨手抓起一個椅墊擲他。可我覺得，既然他那麼喜歡希瑟這個名字，那就滿足他的要求吧。”

    1934—1937年間，他們過了幾年非常幸福的家庭生活，在這期間，他們每年在海邊小村北戴河度過富有田園詩意的夏天。可他們怎麼也想不到，這將是他們一生中相聚在一起的最長一段歲月了。

    不久，他們就被迫長期分離，而且最後，永遠沒能再相逢。

    1935年6月，倫敦傳教士協會地區委員會征求利德爾的意見，問他是否願去華北平原一個叫做小廠的小村子擔任福音傳教士——他哥哥羅勃已在那兒擔任傳教士醫生。這不僅因為那兒鄉間非常缺少傳教士，而且委員會認為，英華學院擁有過于龐大的傳教士協會的教師隊伍，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利德爾委婉地拒絕了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中文水平太差，而且他認為“這一召喚的理由欠充分，他沒有必要一定得放棄教育工作”。

    然而，此事後來再次被提起。1936年，地區委員會決定讓利德爾暫停學院工作，親身體驗一下“鄉間工作”，為時4個月。面對英華學院第二年將被迫停發一份外籍人員薪水的壓力，利德爾在多次祈禱後，決定赴任，盡管同事們對他的決定都持強烈的反對態度。對于他輕易放棄在學院取得的所有成就，許多人都責備他太傻了。“這確實令他感到很委曲，”弗蘿倫絲說，“但他絲毫不表現出來。這也讓我看到了他心胸開闊，能包容批評。”

    “也許，我們不該那樣批評他，”學院數學系主任斯坦利‧湯普森說了心里話，“可他在學院成績斐然，我們都不願他離去。”

    利德爾的決心依舊不變，但作出這樣的決定令他深感痛苦。倫敦傳教士協會認為，隨著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弗蘿倫絲和孩子們不該陪利德爾去小廠，那樣太危險了；所以利德爾面臨連續幾個月和家人分離的事實，盡管他結婚才幾年。“這是他邁出的重要一步，這一步包含了許多的變化因素，而且只有經過較長時間，他才確信自己做得對，”弗蘿倫絲說道，“無論如何，在對有關的方方面面作了虔誠地思考後他感到，是上帝在召喚他去鄉下；我也認為，很顯然他的選擇是正確的。他熱愛這一工作，他的健康也得到了改善，而且我還感到，在新環境中，他青春煥發。”

    這種看法利德爾本人也多次說過。盡管和家人分居兩地，但他對自己的決定卻從不懷疑。“在人民遭受空前痛苦和災難的年代，”1938年秋利德爾撰文寫道，“我能奉派離開城市，能在來此途中有機會目睹此地和天津之間飽受戰火蹂躪的廣大地區的慘狀，對我來說，獲益匪淺。”安妮‧布奇恩曾問過他︰離開比較舒適和安全的天津和學院，他是否感到後悔。他毫不遲疑地答道︰“從來沒有！在我的工作中，我還從沒像在這兒享有如此多的歡樂和自由！”

    ①原文為Carol，意為聖誕節頌歌。——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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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德爾到達甦格蘭時，英國和德國已處于交戰狀態。他的愛國熱情進發出來，志願報名參加皇家空軍(RAF)，渴望成為一名戰斗機飛行員。考慮到他已37歲，年紀偏大，有關方面給他安排了書案工作。他斷然拒絕，這顯示了他特有的性格，並丟下了一句話︰“如果你們想讓我守在寫字台後面，那麼對不起，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939年利德爾回來時，英國已完全變了樣，成了個因戰爭憂心忡忡、對未來充滿疑慮和恐懼的國家。在小廠待了兩年後，隨著自身年歲的逐漸增長，利德爾顯得更為持重。在他最後一次休假期間，雖然不可能召集大規模的聚會，但面對能來的听眾，他用自己特有的簡潔方式，盡可能準確地介紹中國的復雜形勢。在英國曼徹斯特一次**上有一位听過他演說的神父寫道︰

    “從他簡單的描繪中，我們看到了他的一些中國朋友和熟人的一幅幅肖像。開始時，听眾顯然對他講得如此簡單感到納悶，因為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听大名鼎鼎的埃里克‧利德爾演說，他們期望听到激情洋溢、鏗鏘有力的言詞。但是，隨著演說的繼續，听眾被牢牢地吸引住了。他生動描述的那些中國人，似乎就在這間屋子里。

    “他的這種簡潔，實際上是一種兒童般可貴的天賦，充滿真誠精神，聯合王國就是由這種精神構成的。在演說結束之前，听眾們都已意識到這點。”

    1940年3月，弗蘿倫絲和女兒們與利德爾會合。在完成了已安排的演說之後，他帶著全家返回中國，途中在諾瓦斯科夏①逗留了10天。

    如果說利德爾去英國的旅途平安無事的話，那麼他乘船返回中國的航程則充滿著危險。當時，德國潛水艇不分青紅皂白，擊沉所有的船只，所以英國竭盡全力保護其商船隊免遭德國潛艇襲擊。事實上，利德爾他們得以重見中國海岸，本身就是奇跡。他們的船，是由50艘船組成的船隊成員之一，在離開愛爾蘭海岸時，就曾遭到魚雷襲擊。關于此事，利德爾寫道︰

    “當時是8︰30，孩子們都還睡著。這究竟是不是一顆‘啞彈’，僅僅炸著了桅帽，或是因為發射距離過遠，魚雷已耗盡能量，還是它確實已爆炸，而且就在我們船下，對此，我們至今未弄清楚。但我敢說，我們確實被擊中了，根據在船艙里的感覺判斷，僅僅是桅帽被炸。當時並未鳴響要我們上救生船的警報，但我們的船卻發出信號，令其他船只迂回前進。

    “第二天夜晚，位于船隊末尾的一艘船不知去向。海面波浪滔滔，很難發現潛艇靠近。那天，護航艦離我們而去。這天是整個航程中最艱難的一天。上午10點左右，離我們大約四分之一英里遠的一艘小船被魚雷擊中，立刻爆炸，兩分鐘後就沉沒了。德國人準是擊中了該船引擎。我們在甲板上準備救生船，人人走路都是彎彎斜斜的。將近中午時，‘警報’解除，我們回艙吃飯。可是我們剛開午飯，第一道菜才吃了一半，警報突然又起。又一艘船中了魚雷，但它沒有沉沒。後來我們听說它還能行駛。至于它是返航了，還是竭力繼續前進，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依然編隊前進，但現在已無護航艦伴隨。午後茶點時，有關人員討論確定，編隊行進過于危險，決定讓大家分散，每艘船都要全速前進……從這時開始，到第二天早晨前，這是一段緊張的時刻。下午6時，無線電傳來消息，過去兩天內，相距約200碼、挨著我船航行的幾艘船，均相繼被魚雷擊中。10分鐘後，听說又一艘船被擊中。到了夜間9點，我們听說，一般德國潛艇從水下升至水面，與我方船隊中一艘船發生戰斗。

    “我們的船高速行駛，遠遠超過了正常速度。整個夜間，人們和衣而臥，救生帶準備就緒，隨時備用。第二天，緊張狀態有所緩解，我們的船已駛出普通潛艇能及的範圍，只有遠洋潛艇才能航行如此長的距離。而這時有些人又開始暈船了。從那以來，局勢一直比較平靜。再沒有發生令人感到刺激的事情；在一次航行中，我們遇到的麻煩已經夠多了。”

    1940年10月底，利德爾回到小廠。此時傳教團駐地的形勢，遠比他離開時凶險。日軍已進駐該村，村子四周圍著高牆，顯然，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

    “當我從東屋臥室的窗口朝外看時，發覺村南似乎成了日本帝國軍隊的前哨基地，”利德爾冷冷地寫道，“在最近幾天，我們常常見到神情沮喪、精神壓抑的人們從那兒走出來，被迫從事強制性的勞動，他們得修築一條通向小廠東面可供機動車行駛的公路。

    “日本人為了逐步擴大影響，為了牢固地扎根立足，他們無情地置古代墓葬和墳場于不顧，強行無償地征用土地，老百姓深受其害。這不禁令人想起古羅馬野蠻的強征制度，同時它也引起人們日益增長的仇恨和反抗精神，這也是日軍所作所為的必然結果。”

    在寫給家里的一封信中，利德爾談到他參加當地一個村里的一次結婚儀式，儀式是在附近大炮的轟隆聲中舉行的。儀式結束後，他和其他客人應邀出席傳統的中國婚宴。

    “在交拜禮及祈福儀式結束後，我們轉身去了安排婚禮酒宴的地方。在恐懼的氛圍籠罩下，在警報鳴響中，人世間的習俗照舊繼續，仿佛一切都平安無事。那天夜晚，僅僅1英里外，重炮朝著有人挖路的方向轟響，隆隆的炮聲清晰可聞。可是在霍楚村，我們卻相聚在一起為新人舉行祈禱式，頌揚並感謝上帝，思考著如何為更美好的世界作出我們的貢獻。新婚夫婦的耳畔響著槍炮聲，而內心則充滿愛和歡樂，度過他們婚後的第一夜。

    “我在那兒一直待到過了禮拜天。在此期間，我主持禮拜式並和人們交談。我本該那天就返回，可我等候的大車直到夜幕降臨才到達。我們往回趕，路上基本沒發生什麼事。除了在一處，那是敵人可能把我們當成了八路軍，向我們開了幾槍。我們下了車，一動不動地待著，直到他們明白搞錯了，我們才繼續上路。

    “我的工作要到周圍多處教堂去。今天去的是西南方向我以前從未去過的一個地方。每次外出，我的工作就是給人以建議，全部時間都花在這上面了。同時，努力了解人，努力給他們留下一點鼓勵，在他們內心留下一點和平的啟示——在一個外部世界已不存在和平的時期。”

    原來和教會保持一定距離的日本兵，現在公然闖入傳教士家中，喝得酩酊大醉，嚇人地揮舞著軍刀。有一天，安妮‧布奇恩奔進醫院的手術示範室，發現她急著要找到的那位醫生正貼牆而立，一個日軍士兵揮動棍子在揍他。

    “我找這醫生有事！”個子小小的布奇恩大聲喊道。日本兵非常吃驚，直往後縮。可是，事情明擺著，日本軍官對下屬的胡作非為，有意听之任之，不加管束。

    最後，在1941年春天，傳教士接到日本軍方命令，被迫從小廠撤走傳教團。一個星期以後，他們听說小廠已被夷為平地。

    有可能被拘捕，也有可能面臨更糟的處境，而這些事情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加上弗蘿倫絲正懷著他們的第三個孩子，所以利德爾決定，必須讓家人撤到加拿大去，那兒才是安全之地。

    “這是個十分困難的決定，”弗蘿倫絲回憶道，“我根本不願離開，可是我們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已經點燃，日本肯定會參戰。埃里克本來可以和我們一起走，可他認為他不該走。他擔心，萬一他們扣押我們當人質，他就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念。我從來沒認為他的工作重于一切，事情完全不應該是這樣。可他認為，既然別人將留下，他也該留下。”

    “他知道，日本人正加緊備戰步伐，他也知道，拘禁他們幾乎已成定局，”斯坦利‧湯普森回憶道，“可他認為，萬一他離去，撇下他的工作和小廠人民，這就意味著開小差，他決不能做這種事。實際上他已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眼睜睜地送別家人，另一方面又覺得前途未卜，禍福難料。”

    1941年5月，弗蘿倫絲告別利德爾的這個日子，一直深深銘刻在她的記憶中，從未磨滅，直到她于1984年去世。

    “船啟航的日子終于到來了，我們登上了那艘漂亮的大船。埃里克抽空送我們上船。汽笛鳴響，催促送行的人離去。當時，我們正在下面船艙里。埃里克把特麗夏抱上膝頭，並說，‘噢，特麗夏，我想請你照顧媽媽，並幫她一起照料希瑟和未來的寶寶。你一定要好好關心媽媽。’她這時才5歲，她說︰‘我會的，爸爸。我一定好好照料媽媽，一直到你歸來。”’弗蘿倫絲追憶往事，強忍著欲奪眶而出的淚水。

    “埃里克離去時，我很難過，可我怎麼也沒想到，我會再也見不到他。甚至後來，我也絕未想到埃里克會出什麼事。我真不明白，當時我竟會如此幼稚。”

    9月，利德爾收到弗蘿倫絲一封電報，得知他的第三個孩子莫琳已出生——這個女兒，他注定永遠無緣相見。

    在家里人離去後不久，他搬入天津的一幢公寓，和原先埃爾塞姆學院的老師、後來又成了英華學院同事的A.P.卡林同住。由于手頭上沒有固定的事情要做，利德爾忙著埋頭撰寫《基督徒守則》，他希望最後能把它譯成中文，為中國牧師提供一份精神指導。

    1941年12月，爆發了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緊接著，倫敦傳教士協會的成員接到命令，要他們立即從法租界家中撤離。英國公理會教士團的成員，為利德爾和其他6人在英租界提供宿處。在此地，他一直待到1943年3月被日軍拘禁。

    傳教士們獲準可以自由行動，但不得擅闖租界周邊，而且必須佩戴臂章，標明各人國籍。超過10人的聚會，無論室內或是室外，一律禁止，這實際上等于禁止在教堂舉行禮拜儀式。為了破除這一禁令，利德爾想出一個主意，組織若干名傳教士為每個星期日撰寫一條訓誡。由傳教士的妻子每人邀請10人參加星期日下午的茶會，把每個星期日的訓誡抄寫多份。這樣，每次茶會就成了家庭式的宗教祭祀儀式。

    利德爾此時已搬去和D.霍華德-史密斯神父及其家人同住。跟與利德爾以前同住一幢公寓的喬治‧多林和戴維‧麥克戈溫一樣，霍華德-史密斯把和利德爾共同生活的這一年，看成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一年。

    “埃里克搬來和我們同住。一年來，我們感到，他能住在我家，實在是我們的榮幸，”史密斯記下了這段歷史。“我從未見埃里克發火，也從未听他說過不客氣或刻薄的話。他一心‘到處行善’，不張揚，不炫耀，完全把這當作份內之事。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埃里克就是天生行善之人，因為每天清晨，他都保持與上帝溝通，日復一日，終年不輟。

    “埃里克最值得稱道之處，是他的處事方式。別人有何期望，他再忙也要盡量抽空去幫助實現；別人的事情或公務，無論多麼微不足道，他都樂于接受並努力辦成。有些男孩要和他一起玩板球，埃里克甘心奉陪。我的女孩要他教網球，他二話不說，來到外面在酷熱的陽光下指點，而當時蔭涼處的氣溫已達華氏100度。人家打橋牌三缺一，他樂意湊數，不令別人掃興。他熱衷收集中國郵票，當我的女兒們也要集郵時，他花了幾個小時為她們準備集郵簿，標出空間，以便分門別類張貼不同版面的郵票，他還常常花好幾個小時，不厭其煩地回答她們的問題。此外，他給主日學校的班級上課，或傾听來自鄉間普通農民傾訴悲慘經歷時，也同樣表現出仔細和耐心。

    “當時全家6個成人、2個孩子，一共8人。要弄到足夠的面包，讓全家吃飽，對我妻子來說，真是勉為其難。常有這種情況︰當她匆匆趕去購買面包，各店已告售罄。埃里克主動提出，每天早上5點鐘由他去面包房買面包。他說到做到，真的去了，幫了我妻子一個大忙。我妻子記得，有一次發生了可怕的大塵暴，這種塵暴在華北時我們常常遇到。沙塵通過關著的門窗縫隙鑽進屋子，室內的一切都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土。她決定先睡覺，第二天早上6時起床，從上到下給宅子好好打掃一下。早上6時她下樓來，發現埃里克剛剛打掃完畢，身邊又是畚箕、又是掃帚、又是塵拂。原來他4點半就已悄悄起身，未弄出一點響聲，以免吵醒大家，來了個徹底掃除。這就是埃里克的典型作風。”

    在給弗蘿倫絲的信中，利德爾描述他如何使自己的日子盡可能地過得豐富而有意義。除了撰寫**守則和準備**聚會，他還花了不少時間靜靜思考並研究諸如聖靈的德行、神的指導，以及《登山寶訓》②等課題。他還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編纂《聖經》的系列注釋讀物，供人們全年日常閱讀，這是他在拘禁期間完成的一項工作。“如果這計劃落空的話，”利德爾在談到這一項目時寫道，“它仍將有助我個人思考問題。對我來說，它將永遠是我已發表的《每日祈禱》(該書在1942年出版)的姊妹篇。從事這一工作，將使目前無所事事的歲月比較容易打發；日子過得毫無意義，光陰在虛耗著。”

    走出公寓，利德爾常和卡林作長時間的散步，察看周圍租界狀況。有時跟朋友一塊吃頓飯，或是喝杯茶。

    “跟我們任何人一樣，他熱愛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卡林回憶道，“在天津逗留的最後階段，他和我曾多次到‘歐羅巴咖啡館’，以一餐簡陋的飯食‘慶祝’我們各自家庭成員中某位親人的生日(在‘歐羅巴咖啡館’，你可以享受到最實惠的價格！)。如果錢不夠，我們就去‘柯榭俱樂部’，吃茶點代替。他感到幸福，這種幸福寫在他的臉上；然而，他全部幸福的基礎，都在于他對上帝的堅定信仰、對上帝真摯的愛，以及對上帝饋贈的衷心感謝。”

    1942年8月，撤離的可能擺在利德爾面前。雖然他仍願留下，但他還是在撤退的名單上簽了名，他寫信對弗蘿倫絲說，在加拿大可能成立“國內布道團”。可這事未成。撤退的召喚始終未來，而利德爾和在天津的所有外國人都被塞進一輛簡陋的三等車廂，坐著火車進了日軍的拘留營。正是在這里，利德爾將度過他最後的、也是最輝煌的人生歲月。

    ①加拿大省名。——譯注

    ②指耶穌在山上對其門徒的訓示，內容主要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譯注

    1941年12月7日，日軍轟炸珍珠港，緊接著，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就決定了依然逗留于在華日佔區的外國人的命運。他們有可能遭到搜捕、拘禁，甚至被投入監獄，這些都只是時間問題。

    而事態的發展也正是如此。1943年3月12日，埃里克‧利德爾及其在天津的同事接到日方命令，立即去山東省中部的濰仙市(後改名為濰坊市)的“民間人士集合中心”(拘留營的委婉說法)報到，同行的還有幾百名其他“敵對國國民”。

    利德爾被指定為英國傳教士小分隊的隊長，他們奉命把行李送去營地︰每人規定可帶三只箱子、一張床，以及一些床上用具。3月30日，這些外國人手提行李，排著隊穿過中國人夾道而立的街道，狼狽地向天津火車站走去，這是一個令人蒙羞的最後場面——白人在遠東的統治不光彩地結束了。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已在東方崛起，他們將接過被西方長期佔有的衣缽。

    經過了16個小時令人疲憊不堪的旅程，他們來到離濰仙市2英里處的拘留營。這里原是美國長老會布道團的駐地，現已被毀。院落寬183米(200碼)，長137米(150碼)，里面有一所學校，一座教堂，若干公共宿舍，三間廚房和一間面包烘房。雖然建築物的外觀還保持完整，但在日本人反西方思潮沖擊下，室內的所有設施，已遭到了徹底的毀壞。床、暖氣設備、管道、家具，都被刀劈斧砍，街上一片狼藉。

    拘押犯蹣跚走進營地。入口處上方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原來傳教團的中文名字“幸福樂園”，無疑，對于現在正從它下面走進去的人們，這真是一個辛辣的諷刺。而映入他們疲倦眼簾的最令人喪氣的景象，則是營地內的廁所。即便是最最麻木的人，乍見之下，也會為之駭然。蘭登‧吉爾基，來此以前是北京郊區英美大學的青年教師，他在那本名為《山東的院落︰處在壓力之下的男男女女的故事》的書中，生動地描寫了他們第一眼見到這些基本生活設施時的感覺。

    “當我們打開門走進男盥洗室，一股惡臭直沖鼻孔，我們恨不得立即退出，重新回到室外三月的清新空氣中來。當我們發現內部設施幾乎是新裝的，實在驚訝不已。這是東方式的廁所，瓷便盆嵌入地下，如廁時不得不蹲在上面，令我們感到不適。便盆上方牆上，掛著帶有長長的金屬拉鏈的瓷水箱，但沒有一根拉鏈連著便盆。上面那中看不中用的管道不通，便盆內均已滿得往外溢淌。拘留營內沒有清潔工人，沒有管道修理工，也沒有自來水，那麼要制止便盆內髒物外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傳教士梅雷迪思‧海爾斯拜回憶道︰“在濰仙的生活，實在就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嚴酷戰斗。”戴維‧米歇爾，進拘留營時才是個9歲的男孩，在《一個男孩眼中的戰爭》(OMB叢書，1988年出版)一書中寫道，他還能清楚記起那種惡臭，以及“污穢不堪的露天污水池，我們用來吃飯的廚房兼餐廳里的老鼠、蒼蠅和疾病。在炎熱的夏夜，這種惡臭充斥在籠罩于拘留營上空的酷熱、刺鼻的塵霧中。”

    這1800名被拘禁者，是一個各不相干的群體，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民族和階層︰有英國人、美國人、意大利人、比利時人、荷蘭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有白俄，甚至還有來自一支流動回力球隊的兩家古巴人。無論他們以前從事何種職業，人人都得盡快學會新技能，掌握謀生之道︰過去不習慣手工勞動的高級行政官員，現在不得不學會烤面包、捅火爐；以前很少踏進廚房的端莊嬌貴的上層社會的淑女們，此刻已能熟練地刷地板、洗餐具了。

    沒過多久，營地就安頓下來，生活變成了一種純粹是單調乏味的例行公事︰早上7點起身，處理雜務，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務；點名(自從兩名被押人員逃走，點名已變成一日兩次)；排隊如廁，排隊進餐——但永遠也填不滿啃噬腸胃的饑餓。戴維‧米歇爾至今還記得拘留營那張毫無營養、千篇一律的菜單。早餐︰兩片薄薄的面包(發酵粉供應不足時，常常烤得又硬又癟)，小米或高粱稀飯，偶而加一點白糖；正餐或午飯︰亂七八糟的雜燴或隨便什麼的混合物，包括一點軟糊糊的茄子，通常人們稱之為S．O．S．(‘老一套的雜燴’)，偶而供應一道甜食；晚餐︰通常是湯，實際上常是老一套的雜燴攙水的另一種叫法。

    奧斯瓦德‧達拉斯，被拘前是駐北京的一名外交官，現在成了濰仙的面包師。每當面粉供應不足，他只能用花生殼磨粉做面包。“熱的時候，還能勉強湊合著吃，可一冷卻，就硬得像石頭。”後來，日本人終于開了一家小賣部，被拘押者偶而可以加點菜，可以買些諸如花生、雞蛋、蜂蜜、應時水果等。

    瑪麗‧泰勒‧普雷維特的曾祖父詹姆士‧赫德森‧泰勒，曾在中國內地創建了傳教團。瑪麗進拘留營時，才9歲。“在戰爭初期，我們靠細高粱、粗高粱或綠豆過日子，把他們煮成當早餐的谷類食物，也用他們來做我們想吃的面包。”

    “在肉店工作，可真得有點膽子，他們面前盡是些剛剛掃去蛆的死動物。人們還來不及用苕帚把討厭的蒼蠅趕走，他們已在食用肉上產下了卵。有一次，跟日常飲食供應同時送來的，還有看上去令人作嘔的肝——黑乎乎的，樣子可怕，周邊發硬、呈乳脂色——廚師們覺得可疑，就請來我們學校的醫生，再征求一下意見︰這究竟是否能吃？醫生猜想，這可能是一頭老騾子的肝。于是，我們就把它吃了。”

    人們的情緒越來越緊張，脾氣急躁似火，一點就著。為了區區小事就會爭執不休，而這些事情在正常生活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令人窒息的、干苦活的環境中毫不足怪。“如果你想見識一下人性惡的一面，”一位在押犯後來回憶道，“你只要站在那兒，瞧瞧那領食物的隊伍就行了；怨怒和乖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饑餓的囚徒時刻會猛撲分發食物的服務人員，犯人們斥責他們在分發規定的半勺子湯時不公，給這個多了，給那個少了。排著隊洗餐具的女人們，尖聲叫著，把油膩的洗碗水互相潑到對方身上。”

    濰仙是社會的縮影︰這兒有醫院、實驗室、學校和教堂。這兒也有娼妓、酒鬼、吸毒者、竊賊和小偷，專偷廚房里的份外食物；此外，還有一幫幫四處閑逛的愁悶的青少年。由于沒有父母的監管，十幾歲的孩子夜間在拘留營地範圍內閑逛，傳聞在某營地大樓的地下室內還發生過**事件。珍妮‧考特莉爾記得，那兒許多年輕人由于被監禁在拘留營內,不能真正享受人生，都有一種強烈的挫折感。“有一位異常聰明的女孩就曾說過︰‘我們再也沒有機會繼續接受教育！我們永遠不能得到真正的男朋友！’”

    “類似的騷亂事件不斷，”考特莉爾回憶道，“人們的神經繃得緊緊的，他們渴望了解國內發生的事情。可日本人給我們提供的僅有的消息，無非是他們又一次擊沉了整個英國艦隊，或是倫敦第5次被炸成殘垣斷壁，等等。顯然，都是些胡說八道，可是我們得不到任何確實的消息，我想正是這一點，尤其使人感到沮喪。”

    “有一二個軍官特別喜歡滋事，”她的丈夫喬‧考特莉爾回憶道，他當時也在拘留營(他倆是在被拘期間結的婚)，“有一個警察頭頭非常凶殘，人們給他起了個‘金剛’的綽號，因為他個子很高大。幸好當時似乎尚未有蓄意侵犯個人的政策。那時夜夜實行宵禁。從夜晚10點起我們就不得走出公共宿舍區，宵禁時間根據一年不同時期而定，或至早晨6時，或至早晨7時。廁所設施都在宿舍外面。事實上，夜間如廁是件既麻煩又危險的事，特別對女人。街上有日本兵巡邏，已有多起不幸事件發生。”

    拘留營內時常受到蟲害侵擾，所以多次組織了滅鼠競賽以及滅蠅運動。“到處是嗡嗡嗡飛來飛去的蚊子，以致瘧疾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疾病。”被拘押的兒童凱麗‧托倫生—馬爾科姆回憶道，“夜間，床墊里的臭蟲爬到我們身上，拼命吸血。海根(她的兄弟)有一天早上在自己床上數了數，共有500多只臭蟲。我們用開水澆床墊和家具，試圖一舉殲滅他們，但這一點用也沒有。所以，我們依然渾身發癢，搔得更勤。”對付這種體形扁平、渾身通紅的臭蟲，人們常用刀子或拇指指甲沿毯子邊縫掐死他們。可是不管囚徒們用什麼方法消滅這種害蟲，他們的戰斗均以失敗告終，因為臭蟲實在太多了！

    無法保持隱私、缺乏生活空間，是拘留營生活中最令人頭痛的兩件事。居住在公共宿舍里的單身男女，每人可分得長度僅183厘米(6英尺)、寬度僅91厘米(3英尺)的空間，床與床之間相距只有46厘米(18英寸)。已婚夫妻可以擁有房間，面積是396厘米(13英尺)長、274厘米(9英尺)寬。

    營地建立不久，日本人曾把某些四口之家的家庭安置在兩個房間，而其他家庭則被迫擠在一個房間。蘭登‧吉爾基，作為營地住宿委員會的負責人，試圖調整這種狀況，他建議把四口之家的十幾歲的孩子轉移到接受監管的集體宿舍去，騰出來的房子可以分配給住房擁擠、急需擴大空間的家庭。吉爾基確信，前面提到的那些家庭一定能理解這一建議所包含的合理性以及博愛精神。于是，他信心十足地來到一個杰出的美國傳教士之家︰

    “屋子的主人，盡管已步人中年，依然英俊、聰明、待人接物圓熟老練，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他的妻子是一位能干、令人敬重、慈母般的婦人；她獻身眾多的社會事業，在家里是位稱職的女主人，舉止優雅，為人寬厚。他們幾乎完美地體現了美國職業夫婦的風範︰受過良好教育，慷慨大方，心地善良，集中體現了對人友好以及基督徒關心人的精神。他們有兩個兒子，一個16歲，一個14歲，按我們的計劃，其中一個，或者兩個，都有可能得遷入集體宿舍。由于他家緊鄰就住著擁擠的一家，我相信，這些好心人絕不會對此熟視無睹。當我敲響他家屋門時，我想問題將比較容易得到解決。

    “不出所料，懷特夫人謙恭有禮，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當我熱情地講到這個話題時，她表示對那些不幸人們的處境十分關切，這使我確信，她和她丈夫一定非常樂意盡他們所能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我深受鼓舞，把準備讓男孩們集體住宿的計劃攤了出來，並告訴她，將由‘優秀教師，篤信基督’的埃里克‧利德爾來監管這間宿舍。我熱誠希望他們能幫助我們實現這一決定……我們的話談到這里，如果說懷特太太有所變化的話，她似乎變得更禮貌了。可是同時，她講話也變得有點模稜兩可起來——我注意到她有點猶豫不決的樣子。要想回過頭來談計劃的細節，似乎越來越困難了。最後我建議，也許他們需要一些時間來考慮，我第二天再來听她的回音。

    “‘噢，真是太感謝您了，’她溫柔地微笑著說，‘這樣，我丈夫和我今晚就有機會好好考慮此事，還可作個禱告。’在這種令人鼓舞的語氣聲中，我離開了。

    “第二天，我又來到她家，她的態度似乎明確了，語氣充滿自信。我感到一絲欣慰。我想，這兒終于有人來帶頭了，不是反對我們，而是給我們以幫助。當她彬彬有禮地開始談到這個話題時，我急切地听她往下說。

    “‘您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昨天夜里我們考慮過了，還為此作了禱告，’她笑著對我說，‘我們作出了決定，我們不能讓年幼的兒子去住集體宿舍。’

    “‘可他們的住處離開你們不過50碼，懷特太太！’我大聲說道，‘我相信，你們不至于懷疑在埃里克‧略德利(顯然，這是利德爾的代名)的照料下，他們還會出什麼事吧！’

    “‘噢，不。只是保羅才16歲，這個年齡很容易受外界影響。對別人家的那些孩子，我不想說什麼閑話，可是你知道他們的情況！此外，這兒暖氣和通風設施很不正常，而且我清楚，除非有人管著，保羅吃得很少，所以他老是傷風感冒。約翰尼才13歲，讓他離開我們，這絕對辦不到……昨天夜間我們談過了，事情再清楚不過，在這種地方，家和家人有多麼重要。我們肯定，待在拘留營中，我們首要的道德責任就是要為孩子們保持一個真正的美國之家。’

    “我看得出，在她謙恭而堅定的態度中，她自感心胸坦然，因為她找到一種問心無愧的道德準則來支持她的做法。她已為自己的全部生活裹上了‘道德’的包裝，這種道德的前提是，確認任何具有人性的人都講道德責任，願意與別人和衷共濟；所以，除了符合她的道德責任觀念，她對其他事情全都無動于衷，甚至當她為了捍衛家庭的利益而違背群體中別人家庭的利益時，她也是受這種道德責任感的驅使。于是我明白了，要刺穿這張“正義”的盔甲是十分艱難的。至此，我不免有些惱火。

    “‘就算你說得對，懷特太太，家和家人對人人都十分重要，’我加重語氣反駁她，‘那麼，對于你鄰屋的那對夫婦，對于那和兩個男孩共住一屋的夫婦，真正的美國之家又該如何保持呢？’

    “當我提到這一點時，懷特太太關心人的基督精神溢于言表。她義憤填膺，滿臉通紅，而且十分同情。她點著頭表示同意我說的話，她說︰‘我知道，那些日本人可惡之極，簡直難以用語言表達！’

    “結果就是如此。我看得出，送保羅去集體宿舍是絕無可能了。我走著回家，既生氣，又失望。我自忖︰‘如果連懷特夫婦都不願和我們合作，我們還能去找誰呢？我們中間難道就真的不存在友好和善意了嗎？”’

    如果說，吉爾基對拘留營中的商人說了不少壞話，說他們心懷偏見、貪得無厭、名聲極壞，那麼，他在談到傳教團成員用偽善的道德包裹的樁樁件件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行為時，他語氣的尖刻和譴責的力度，便大打折扣。他講述下面這件事時，口氣就顯得有點輕描淡寫。

    有一次，紅十字會送來了包裹，每個包裹里塞了16條美國香煙。這可使傳教士們在道德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不知該如何處置這批香煙。按照教會禁止吸煙的神聖原則，他們本該全部予以銷毀，可是正如吉爾基所說︰“誘惑力太大了，這批香煙很有利用價值……癮君子們願意用牛奶、罐頭、黃油和肉來換一二包香煙。交易有利可圖，而且準保成功。”幾乎所有原來假裝虔誠、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出借定量配給卡的傳教士們，現在都拿自己的16條香煙用來換取愛好的食物。

    吉爾基不斷進行這種令人沮喪的指責，直至他踫到埃里克‧利德爾。

    “人們很難有幸遇見一位聖徒，而他很像我所認識的聖徒，已非常接近這一標準。在那兒的最後一年，我常常在晚上興高采烈地去和女友約會，路過游戲室時，我總要往里瞧一眼，看看這些傳教士煮些什麼東西給孩子們吃。可我老是看見埃里克‧略德利(利德爾)俯身在棋盤或模型船邊，或指導孩子們跳某種方形舞，他是那樣專心致志、那樣熱情洋溢和興致勃勃，為了吸引被集中在一起的小伙子們的注意力，開發他們的想象力，他竭盡全力，全身心地投入。”

    喬治‧金來到拘留營時還是個孩子。他回憶第一次見到利德爾的情景︰“我吃力地拎著兩只沉重的箱子，沿著那條坑坑窪窪的小道，步履艱難地向前走著。在這之前，我們剛剛乘坐一艘中國海岸航船，經過了兩天折騰，感到非常饑餓和疲憊，有人領我們到集體宿舍，面對這間空蕩蕩、谷倉似的屋子，我們感到淒楚可悲。突然，一路上給我幫忙的人壓低聲音說道︰‘不要盯著看，听我說，朝我們走來的那人就是埃里克‧利德爾。’

    “我十分虛弱，難以集中精力把迎面走來的陌生人跟若干年前‘名聲遠揚’的奧運健兒聯系起來，盡管如此，我還是朝邊上掃了一眼，看了看走在路上的這個人。他個子不高，相當瘦，由于風吹日曬，皮膚呈古銅色。他身上的襯衣十分古怪，我從來沒見到過，雖然在那種地方，我對各種古怪服飾，已經司空見慣。我後來听說，這是用利德爾太太的一對布窗簾改制的。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他那種平凡普通的外表。他的樣子一點不像著名運動員，或者不如說，他似乎從未想把自己扮成個著名運動員。這一點，我後來逐漸清楚，正是他絢麗人生的奧秘所在。我敢肯定，他是當時活著的人中間最謙虛的一位。”

    利德爾一到濰仙，就被指派擔任學校數學和理科教員，負責組織拘留營內的體育活動，還擔任管理員，負責照料單身男女和孩子們居住的兩大集體宿舍。他還被委托領導基督教聯誼會的工作，並充當營地日本人的首席翻譯。除了“官方”指定的這些職務，他還主動承擔照料老人、病人、體弱者以及窮人等大量任務，包括為他們排隊買煤，買配給品，還為他們劈木柴。“做這一類事情，耗盡了埃里克的精力。”當時的一位被拘押者回憶道，“此刻，我仿佛仍能看到他背負50磅重的紅十字會包裹，從教堂送到那些年老體弱者的家里。”另一位被拘者說道︰“我現在還記得，他沿著營地內的路沉重緩慢地走著(‘沉重緩慢地走著’這詞用得恰當，因為拘留營的伙食早就使埃里克的步履失去了彈性)，肩上挑著裝滿煤灰、煤屑的沉重木桶，送到那些需要做煤球、燒爐子的人家。”

    按照喬治‧金的說法，利德爾“無疑是拘留營中人們最需要、最敬重和最愛戴的人。有一天晚上，他在計算一周中估計可以干多少小時，我十分驚訝，這張時刻表人人都能承擔，何必要他獨自去操心呢！”

    喬伊斯‧思特朗克斯，在拘留營時才十來歲，他至今記得，當時去找利德爾的年輕人特別多，使得與他同住一室的室友十分厭煩，他們做了一個可以翻動的示意牌，兩邊分別寫著︰“埃里克在”和“埃里克外出”。埃里克通過把牌子翻到“在”或“外出”，就可以讓找他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去向。

    “這是我逗留在拘留營期間最偉大時刻之一，”當時的少年被押者凱麗‧托倫生—馬爾科姆在她的《我們簽名放棄生命》(大學校際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中寫道，“當時，廚房里只有我一人，我正單槍匹馬地要搶在600個人挨次進來領取他們的配給食物之前，消滅廚房里數百只蒼蠅。埃里克‧利德爾恰好走過。我跟他很熟，他既當過我的壘球教練，又是我的《聖經》老師。他停步走了進來，專心地看我忙碌了一會。他那雙湛藍、銳利、帶笑的眼楮，以及讓人安心的笑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對我說，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正通過自己的行動領著人們走近上帝，盡管我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只不過為他們撲殺蒼蠅而已。他曾教導我說，我們的所作所為若不是引導人們接近上帝，那就會把他們從上帝身邊推開。他對我的所作所為表示衷心的感謝，因為此刻除了上帝，誰也沒看到我做的事情，誰也不會給我應得的榮譽。”

    就像在英華學院時對學生們一樣，利德爾對拘留營中的青年人也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用來組織各種活動，讓孩子們始終有事可做，他組織的活動包括國際象棋和跳棋比賽、工藝品展覽、游戲和木偶戲演出。為了鼓勵孩子們保持身體健康，他常常領著他們繞著營地四周跑步，並教給他們跑步技巧。

    “一個又一個晚上，”一位被拘者回憶道，“他苦笑著把妻子留給他用的所有被單撕成一條一條碎片，用來包扎幾根被弄壞的曲棍球棒，誰也不知道這些球棍如何在我們的集中營里出現。他把中國膠水在相當于一支燭光的花生油燈上方熔化開，然後把撕成條狀的亞麻布粘貼到棒上。

    “他教他們玩圓場棒球，這是個令人開心的場面。他還作出安排讓美國人進行一系列棒球比賽，盡管他對星期日的比賽從不過問。”可是有一次例外。按照拘留營營規，星期日不準舉行任何比賽，但有一個星期日，一群閑得無聊的年輕人公然違抗這一規定，組織了一場男孩對女孩的曲棍球比賽。沒有裁判員，雙方火氣越來越大，比賽以吵架收場。第二個星期日，利德爾出現在比賽場上，親自為這場比賽執法。

    “埃利克確信，讓年輕人在一種和諧的氛圍中一起游戲和工作，比保持他的嚴守安息日原則不受褻瀆更為重要。”他的好友喬‧考特莉爾如是說。所以，這位曾經因為拒絕在星期日比賽，寧願放棄在奧運會上奪取100米金牌機會的人，為了在年輕人中間提倡和平相處、團結友愛的精神，卻心甘情願犧牲自己原先奉行的原則。

    利德爾還花費大量時間，對希望在戰後能上大學的年歲較大的孩子，給以額外的理科知識輔導。僅僅為了幫助一位女孩學習，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多時間，為之繪制化學儀器，因為這些儀器在拘留營中根本無法獲得。這女孩從利德爾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戰爭一結束，她就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考入墨爾本大學。

    有一位拘押者在被監禁時才18歲，他後來寫道︰“我和別的年輕朋友一起，非常有幸能聆听埃里克給我們講課；他給我們當私人導師，講授物理和化學課程。當時，我很遲鈍，老是記不住數學公式。為此，他特地設計教學法，對我循循善誘，十分耐心。每次想起這些，我對這位杰出的教師楷模，總是充滿感激之情。”利德爾的另一位學生至今還記得，他曾把一堂課的內容錄寫在一張聖誕卡上，而此卡是他親自設計、親自繪制的。

    正是這種悄悄的、不拘禮節的姿態，往往比語言更有說服力。譬如那次他把在愛丁堡獎得的一塊金表拿去稱重、估價，準備賣了籌錢給大家買壘球設備，盡管最後沒有必要那麼做。

    哪里有不幸和痛苦，哪里需要安慰或幫助，利德爾就會出現在那里。無論青少年，無論體弱多病者，只要他們需要補充食物，利德爾就主動獻出自己那份少得可憐的定額，不帶偏見、不帶歧視地平分給大家。

    伊莎貝爾‧赫朗太太，當時名叫伊莎貝爾‧哈里斯，她從齊福學校進入拘留營時才14歲。她回憶道︰“埃里克去世時，營中一個俄羅斯**曾對我母親說，埃里克‧利德爾是願意為她做任何事情而從不要回報的唯一男人。我想她指的是這件事︰她剛來拘留營時，埃里克曾去幫她釘過一些架子。她是個一切都得靠自己張羅的女人，沒有人會幫她干這些事。利德爾從不計較一個人來自何種社會階層，他從不以此取人……拘留營中有些傳教士是絕不會向她那樣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可埃里克對待事情絕不像他們那樣。

    “傳教士”赫朗繼續說道，“可能是與別人保持某種距離的人。當時他們中間有人只關心自己的同類人，對其他人就不太關心。傳教士們沒有時間關心別人的孩子，他們只關心傳教士的孩子。可是利德爾卻能跟任何人通力合作。每當我想到他，這一點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他肯定是個信念非常堅定的人，因為他對待我們大家都一視同仁。”

    諾曼‧克利夫曾在《幸福樂園》一書中描述過自己少年時代在拘留營中的經歷。他還模糊地記得另一件事。一個名叫瑪喬里‧溫澤的女孩患了傷寒病，必須和其他拘押人員隔離。唯一能安置她的地方就是那間陳尸室，在戴維‧米歇爾的記憶中，這是整個拘留營中最嚇人的地方。“我們中間膽子大的，”米歇爾想起此事猶覺可笑，“常常用棍子去捅那蓋尸體的被單，可要是誰忘了把門帶上，風吹動被單時，我們就拼命地逃開。”瑪喬里的頭發不得不剃光，令人卒不忍睹。在這間陳尸室里，她虛弱不堪地苦熬了好幾個星期——在此期間，她還親眼目睹鄰床患同病的天主教修女死去。利德爾堅持每天來此停留片刻，給她讀點故事，竭力給她的心靈和備受煎熬的生活注入一絲歡樂。對自己的所為，利德爾從不張揚、不炫耀。

    “要是有誰沒完沒了地抱怨拘留營中的環境，”另一位被拘押者說，“那麼埃里克就會指出，生活中畢竟還存在有趣的、給人以歡樂的事情，他眼中閃爍的喜悅光芒就會驅散人們心中的愁雲。反之，假如他擔心某人家庭關系陷入麻煩，他就會想方設法找出他認為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人，讓他來彌合裂縫、促進和好。他待人友好，性格平和(我從未見他生過氣，發過火)，加上他對上帝和原則的忠貞不渝，這一切都有助于我們面對險惡的突發事件，化險為夷，安然地度過風風雨雨。”

    長期的拘押環境使身體最強壯的人也紛紛病倒。到1944年夏天，眾多的被拘押者患上了傷寒、痢疾和瘧疾，身體幾近衰竭。此外，還有很多人患了精神崩潰癥和憂郁癥。當戰爭進程轉向不利于日本時，我們的配給開始減少，基本食品日益局限于面粉、高梁和綠豆，質次的蔬菜和發臭的肉食成了風毛麟角。當這些東西也吃完時，就只剩下面粉了。廚師們發明了一種面包糊。他們把不新鮮的面包隔夜加水浸泡，第二天榨去水分，給難聞的面包糊攙少許面粉，再加上肉桂做調料即成。只有極度饑餓的拘押犯，才敢把這玩意兒吃下去。

    一個承擔重體力勞動的普通人，每天需要的熱量大約為4800卡路里，然而，拘留營中男人每天的配給食物已減少到1200卡路里。饑餓的情狀，顯而易見︰人們憔悴、疲憊、冷漠。孩子們的牙齒缺少琺啷質，而少女長成了婦人卻不來**。有些老師想方設法要改善孩子們嚴重缺鈣的狀況，他們按照營地醫生的建議，把蛋殼洗淨、烘干，再磨成砂礫般的粉末，然後一匙一匙地喂給孩子們吃。“我們感到窒息，感到噎住了，于是就用力呼氣，”瑪麗‧泰勒‧普雷維特有趣地回憶道，“我們希望在不得不吞食前，能把砂礫吹掉，可怎麼也做不到。所以我們就用牙嚼粉狀蛋殼，以吸取純鈣。”

    食物定量的減少、食品中最基本的維生素和礦物質的缺乏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就連利德爾也同樣無法避免。到了1944年底，他主動承擔的巨大工作負荷和沉重的責任，加上嚴重營養不良，使他的健康開始大大惡化，終于導致疾病纏身——該疾病最後奪走了他的生命。

    根據瑪西‧狄特蒙森所說，當時利德爾已患了嚴重的頭痛病，而且變得健忘。為了努力改善記憶狀況，為了集中注意力，他開始背誦狄更斯《雙城記》中的某些章節。狄特蒙森還記得，其中一節正是西德尼‧卡頓在代替朋友接受死刑前，于斷頭台旁說的那段感人肺腑的獨白。

    當安妮‧布奇恩在利德爾患病數月後抵達營地時，對利德爾外貌的變化十分吃驚，他已變得呆滯木訥。他的健康狀況顯然在日益惡化，原來走路時富有彈性的步伐和充沛精力，幾乎已喪失殆盡。而且，他還受到劇烈頭痛的折磨，這迫使他不得不臥床，用繃帶蒙著眼楮，懇求別人讓他安靜。和利德爾同住集體宿舍的喬‧考特利爾回憶道︰“埃里克開始抱怨頭痛，這種情況對他來說是少有的。他對我們在宿舍燒煮食物時的些微氣味抱怨不止。我們開始明白，他的情況不妙。”利德爾盡管頭痛劇烈，但仍堅持給年輕人以教誨、忠告和鼓勵，只要他們需要他，他就出現在他們中間。

    1945年1月，利德爾遭到流感和竇炎雙重襲擊，治療效果不如預期那樣見效。安妮‧布奇恩听說他病情惡化，便疾步直奔男子宿舍，不顧禁止婦女進入的營規。“我一見他的病況，就立即去找拘留營內的主任醫生，我對他說，埃里克必須立即送醫院。醫生說，沒有床位，可我仍然堅持，埃里克必須進醫院治療。最後，他被送進了醫院。因為他堅強無畏，從不說自己有何不適，所以醫生們說︰‘噢，他會挺過去的。’”

    可是事實正相反，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在醫院期間，他似乎突然中風，導致右腳部分癱瘓，講話含糊不清，神情恍惚。醫生們懷疑他長了腦瘤，可他們對此束手無策。

    表面上，利德爾愉快如常，他不願透露內心深處的想法。安妮‧布奇恩是他願意傾訴內心感受的為數不多的對象中的一個。由于長期與弗蘿倫絲和孩子們分隔兩地，加上劇烈的頭痛，他意志消沉、度日如年。“在拘留營中，人們多次見他對著妻子和孩子們的照片發愣，”布奇恩回憶道，“有一天，他對我說︰他覺得前途渺茫，萬事皆空。他說，他有一個很大的遺憾︰他沒能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弗蘿。這不像原來的埃里克。他可是個一直充滿希望的人。”

    盡管劇烈的頭痛繼續折磨著他，利德爾的體力似乎稍稍恢復，而且開始鍛煉右腿。“埃里克跟我妻子和全家一起喝茶。我們為他以及像他一樣長期遠離親人的人們感到遺憾。”在利德爾住院期間曾去拜訪過他的一位傳教士說，“由于我們住在醫院頂層，中國內地布道學校的孩子們和我們待在一起，所以我們認為也許能使他在康復期過得愉快些。我太太做了些小蛋糕，邀他一起品嘗。他請求護士允許他攀登4層樓梯，到我們小小的房間來看望我們。護士對他說，他是要想‘伸手摘星星’。然而，在護士扶持下，利德爾成功地實現了他的目標。當他坐下時，他已經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埃里克說話說得很慢，顯然，他說話很困難，但他相當開朗，充滿希望。看得出，他用自己的意志戰勝了虛弱的肉體。他沒有待很久，但我們邀請他兩天後，也就是星期一，再來和我們一塊飲茶。當我們匆匆趕去參加一個聚會回來時，我們才發現，對于一個剛剛擺脫沉痾，不久前才能起床的人，竟能像我們現在一樣攀登那麼高的樓梯，完全是奇跡。我們盼著他再次光臨，我們在那家供應匱乏的拘留營商店中為他買來了最好的食物。

    “他來了，看來病情有所好轉，一只眼中的異常神色也已消失。他穿戴整齊，行動比以前稍稍利索。我們坐下聊天，一起喝茶，吃點心。我們談到上帝對他的眷顧，健康得以逐漸恢復，他也告訴我們，根據醫生診斷，他的病痛主要因工作負擔過重所致。

    “接著，埃里克說的話使我永生難忘︰‘使我陷入麻煩的只有一件事，’他說得很慢，‘我本應指望上帝來解決這一切，那我就不會在重負下崩潰了。’

    ‘‘我丈夫竭力讓他寬心，但是，他最後感嘆道︰像埃里克這樣的人，若不是被工作重擔而壓垮的該有多好啊！對這一點，他去世後的進一步診斷作出了清楚的證實。

    “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埃里克又一次爬著樓梯來還我一個盤子(前一天我曾用這個盤子裝過食物給他送去)。他高高興興地聊天，高高興興地笑，還肯定地說，他身體在好轉。然而，就在那天夜晚，他卻去世了！”

    “在拘留營時，”利德爾在天津的一位同事的妻子撰文寫道，“我在醫院廚房做飯，兼做管理工作。我們要給150人做飯，全都是4歲以下的孩子和病人。听說埃里克喜歡吃蛋糕，我就揀個日子‘專門’為他做了一個送去。他很激動。後來我見著他時，他告訴我說他吃得很開心。

    “接著，他離開了一陣子。後來有一天下午3:15，他遇到了我，我剛好下班。他正在散步，我離開身邊的女士，走過去和他談天。我們一起走了大約15分鐘。他還是以前那個樂天的他。‘你收到弗蘿的來信了嗎？’我問他。哦，原來他果真收到了她的一封來信，他對我說了此事。他看上去累了，說話不大利索。由于多日沒見到他，我想該讓他多休息休息。‘不，我必須讓這兩只腳重新走動起來。’他說。可我還是把他送進屋里，讓他享用午後茶點，而這竟成了我們的訣別，因為就在那天晚上他去世了。”

    利德爾去世前三天，克莉絲汀‧海爾絲拜也在營地醫院，她剛剛擺脫幾乎奪去她生命的傷寒病。利德爾來這個病房借贊美詩集，他在給弗蘿倫絲的信中引用了一首贊美詩，他需要核對一下是否準確。他認出了她，由于高興，臉上帶著笑容，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

    利德爾通過紅十字會給弗蘿倫絲發出最後一封信的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以下是原信的副本︰

    “我擔負的責任過重。神經系統稍稍出了點毛病。在醫院待了一個月後，情況大為好轉。醫生建議我換個工作。他要我放棄教書和運動員生涯。做些體力勞動，譬如烘面包……要是這樣的話，確實不壞。務必與我保持聯系，告知我家中的情形。謝謝你的安慰，寄來的包裹我很喜歡。向你以及孩子們致以我的特殊的愛。——埃里克。”

    “有件事後來讓我很不安，盡管讀信時我並未想到，”弗蘿倫絲回憶道，“他最後一封信是打字機打的，這可不同往常。他準是請誰代打的。信中他說神經系統稍稍出了點毛病，對此，我也覺得可疑，利德爾怎會發生這種情況？”

    那天早上，一陣突發的胸悶和咳嗽向他襲來，稍停，一切似乎都已過去，他又開始發出朗朗笑聲，又和人們開起了玩笑，就在這時，又一陣痙攣。這時守在他床邊的一位學生，尖叫著跑出病房呼叫醫生。醫生立即派人將利德爾送到單人病房。安妮‧布奇恩此時正要下班，聞訊後迅速奔到他床邊。“我問他感覺如何，而他答道，誰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麼毛病。這是他平日的口頭禪︰‘他們一無所知。’之後，我拒絕離開，我要留下照料。有二三位醫生站在隔壁病房的中間，正在議論埃里克的病況。我向他們走去，並問道︰‘你們是否認為埃里克就要死了？’一位醫生說道︰‘胡說八道！’我回到埃里克的病房，此時他已將近走完人生道路。他悄悄對我說，‘安妮，這就是徹底奉獻。’他又一次痙攣、嘔吐，污物全都吐在了我身上，接著，他陷入了昏迷狀態，而且再也沒有甦醒過來。”

    “他是個把一生奉獻給上帝的人，我相信，他說‘徹底奉獻’，理所當然，絕不過份。大家都清楚，他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完全清楚。”

    第二天早晨，為他所做的尸體解剖顯示，他腦部左側有一顆很大的腫瘤，根本無法手術切除。就是說，即使他獲得最先進的治療，充其量也只能推遲必然結果的發生而已。

    埃里克‧利德爾去世了，僅僅6個月後，即1945年8月，美國的傘兵部隊就解放了這座拘留營。

    瑪麗‧泰勒‧普雷維特至今仍清楚記得美軍到來的那個日子︰

    “那天的上午已過去一半，我躺在床墊上，突然听到拘留營上空有一架飛機的嗡嗡聲。我迅速沖向窗口，只見這架飛機陡地朝下飛來，然後緩緩下降，接著又一次繞空翱翔。這是一架巨型飛機，機身繪有一面美國國旗。美國人正在飛機窗口向我們揮手致意！

    “樹梢後，銀色機身的門打開了，我驚訝地瞧著一張張巨大的降落傘緩緩飄落地面。

    “整個濰仙瘋狂了。我向大門跑去，隨著混亂的人流向前涌動。囚徒們跑來跑去，揮舞著雙拳伸向天空。他們哭泣、詛咒、相互擁抱、翩翩起舞。盡管嗓子已嘶啞，他們仍高聲歡呼著。一波又一波的人群裹挾著我，從哨兵身旁涌出，來到拘留營外的田間。

    “1英里外，我們找到了他們——7名年輕的美國傘兵——手持武器站著，周圍是一片沉甸甸的高梁。

    “欣喜若狂的囚徒們潮水般地向他們涌去。人們在曠野盡情地享受著自由。他們赤著雙腳，饑腸轆轆，混雜一團，把傘兵小隊長扛上肩頭，抬著他凱旋返回拘留營。”

    歷經3年的饑餓、污穢、淒慘和蹂躪，3年面對死亡和疾病的折磨，囚徒們終于獲得了自由。幾周內，他們將全部被遣返各自的祖國。孩子和父母，丈夫和妻子即將重逢團聚。但是，他們將永遠不會忘記埃里克‧利德爾！

    1945年2月，一個陰冷的、寒風凜冽的早晨，埃里克‧利德爾的棺木被緩緩沉入營地後面臨時挖成的墓穴中。“這不是真的，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死的！”孩子們哭喊著，不願相信這一事實。“多日來，整個拘留營，特別是營中的年輕人，陷入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埃里克給他們留下了無法填補的空虛。”蘭登‧吉爾基撰文寫道。

    “籠罩在濰仙上空的悲痛欲絕的氣氛，常人難以想象，”梅雷迪思‧海爾斯拜回憶道，“他的葬禮是我們在俘虜營中兩年半以來最隆重的一次。”

    一位習慣記日記的被拘者，在利德爾的殯葬日，匆匆寫下如此一段文字︰“他並無過人的才智，也無引人注目的能力，但他是個真正的好人。他並非偉大的領導者，也非給人以啟迪的思想家，但他知道該做什麼，而且付諸行動。”

    戴維‧米歇爾一直記得利德爾給營地孩子們解釋“真誠”①一詞的意義︰此詞由拉丁文sineceres衍生而成——意為沒有涂臘。古羅馬的木雕師，如果在雕刻的塑像上不小心鑿出一條縫隙，就會用封臘涂塞裂縫以掩飾瑕疵。可是當炎熱季節來臨，封臘遇熱溶化，缺陷即暴露無遺。所以，一件完美的作品就該是sineceres——未經涂臘的原木作品。

    “我一直把埃里克看作那具未經修飾的真實塑像，無論從哪種意義來說，他都是個真誠的人。”米歇爾強調道。事實上，利德爾確實收到過一位學生的信，落款用的就是︰“您的學生，一個沒涂臘的人。”

    殯葬儀式于1945年2月24日舉行，由營地資深傳教士之一的阿諾德‧布賴森牧師主持。囚徒們聚集一起，懷著共同的願望︰表達他們對利德爾的悲悼和哀思。是他使他們面對難以忍受的喪失自由的淒楚環境，不安的心得以稍稍平靜。那些原以為不會出席葬禮的人也都來了——這些從未和他說過話的陌生人，此刻並肩站著，毫不掩飾地任淚水流淌。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冰封的、寒風凜冽的小小的傳教士墓地，”一位愛爾蘭傳教士寫道，利德爾下葬時他就站在墓旁，“整個拘留營中的在押犯就像一家人似地聚集在此，年輕人抬著他的遺體，送他去安息。”

    “他的葬禮，”一位出席者後來寫道，“是整個營地生活中最感人的事件之一。只有小部分人能有幸進入大廳，但所有能來的人似乎都來了。人們悄悄地、自發地擠在大廳門外……在我們圍繞在他四周的最後的短暫時刻，他像往常一樣以他自己的方式，又一次走進我們大家的心中。”

    “昨天，有人對我說，”布賴森鄭重說道，“‘我認識的人中間，埃里克‧利德爾是在性格上、在生活中，真正突出體現了耶穌基督精神的人。’這一評價，是我們所有有幸了解他並和他關系密切的人的共同心聲。”

    “他的奉獻生活及其深遠影響，奧秘何在？奧秘就在于他能心甘情願地服從耶穌所體現的上帝意志。他的生活完全遵循上帝的指導，他追隨其主耶穌，一片真誠、矢志不渝；他的強烈願望在于讓人們親眼目睹信仰的真實內涵及其擁有的力量。

    10天後，營地的愛德華七世教堂擠滿了人，甚至門外都擠得水泄不通，人們來此參加利德爾的老朋友、也是同事的A．P．卡林主持的追思儀式。他反問道，在一個實際上天天都在滋生為瑣碎小事而相互攻訐、或背後說人壞話的氛圍之中，為什麼就無人說埃里克一句壞話呢？他提請與會眾人回憶一下，聖徒保羅曾指點他的朋友們“跑著去爭取勝利”。“在精神賽跑中”卡林說道，“埃里克正是‘跑步去爭取勝利’——而且他光榮地贏得了勝利，不是嗎？”

    在利德爾即將離世的那天下午，他似乎對將要發生的事已有預感。他在一些破碎的紙片上，潦草地寫下了幾行勉強可辨認的字句，其中包括他最喜歡的贊美詩的第一句“平靜我的靈魂”。此刻，與會者安坐在自己位置上輕聲吟唱的，正是這首贊美詩。

    多年以後，英國廣播公司(BBC)接到當時一位被拘者的來信，要求電台在節目中播放這同一首贊美詩。“我找不到確切的言語來描述這位杰出人物的優秀品質，”這位听眾在信中寫道︰“在我們拘留營的全部生活中，他傳播的忍耐、博愛，以及所有可能的美德的種子，處處可見。盡管我本人是羅馬天主**……可在我長期的絕望中，我總是從他那里尋求安慰……他的善良、他聖徒般的榜樣，幫助我們擺脫了絕望；他時時教導我們，信仰上帝的真正涵義何在。”

    另一位被拘者寫道︰“戰爭使我和丈夫分離多年，所以我能理解，跟妻子和家人分離對埃里克‧利德爾意味著什麼。然而我看得出，他始終保持平和的心態，充滿勝利的信心。埃里克病倒前幾個月，我的大兒子因事故觸電而死亡。我至今仍記得，正是在一次聚會中，他教我們誦唱令人難忘的贊美詩《平靜我的靈魂》，從而使我獲得了撫平悲痛的慰藉。

    “接著，當他講到經文‘汝等務必听命于上帝’時，又一次問我們，對上帝的全部囑托是否完全听從——不僅在拯救我們靈魂的最初階段，而且在我們日常遭遇到悲傷、痛苦時，是否服從上帝。所以，在我記憶中，埃里克樸實本分，而又滿懷勝利信念地服從上帝。”

    “在他被囚期間最嚴酷的時刻，他依然勇敢無畏，給人帶來歡樂。難友們信賴他，有問題就向他咨詢。”另一位難友評價道，“他給眾多的受難者帶來了監禁中唯一允許的安慰。今天，當許多監禁多年的受難者終于有幸活著擺脫拘押時，E．H．利德爾這位幫助過許許多多同伴的人，卻沒能活著走出拘留營，這無疑是生活中最深重的悲痛。無論作為運動員，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他都堪稱甦格蘭歷史上最具騎士氣概的勇士之一。”

    “不同于許多傳教士，”瑪西‧狄特蒙森這樣認為，“埃里克似乎能跟任何人坦誠相處。當然，他的名人身分能使他在各種社交場合深受歡迎。但事實遠不止這些，由于他從不擺架子，為人隨和，所以能跟任何相遇的人很快建立融洽關系。人人都把埃里克當作朋友。”

    “埃里克說話時帶有一種好听的甦格蘭土音，他身上洋溢著**生活的歡樂精神，在我認識的人中，無人能與之相比。他極富幽默感，有說不完的真實笑話，時刻可以听到他的朗朗笑聲，但趣味高雅。他的嗓子並不好，但喜愛唱歌，特別是古老、莊嚴的宗教聖歌。他最喜歡的兩首聖歌是《上帝用美裝扮人間》和《上帝恩惠無邊》。”

    “埃里克對《聖經》的教誨身體力行，”他的傳教士同事梅雷迪思‧海爾斯拜說道，“他講道十分真誠，使你覺得他正面對面跟你娓娓而談。他舉的例子通常來自日常生活。他還喜歡引用在化學實驗室中觀察到的結論。他經常宣講《登山寶訓》的內容，並非常強調將基督教諭化為行動的重要性。”

    他妻子克莉絲汀還記得這樣一個例子。利德爾曾對那些專注听講的人們講過一位在澳大利亞旅行傳播福音的傳教士，這位傳教士宣講了基督勝利進入聖地耶路撒冷的故事。宗教儀式結束之後，一個小伙子向他走去並說︰“耶穌肯定有一雙非凡的手。一匹未經調教的驢崽能穿過尖聲叫嚷、揮舞雙手的人群，並安全抵達目的地，那麼，唯一能作的解釋就是耶穌那雙非凡的手起了作用。”這個小伙子後來終生皈依基督，而這次宣講給他的啟迪也是原因之一。

    對利德爾的類似贊揚還有很多很多。他的一位摯友稱他為“我所知道的最具基督精神的人，”濰仙拘留營中的一位被拘者說，“感謝上帝給了我們埃里克‧利德爾！”一位田徑場伙伴稱他為“甦格蘭培養出來的最著名、最受歡迎、最受愛戴的田徑運動員。”

    人們沒有立即把利德爾過世的消息告知其遺孀弗蘿倫絲。直到他去世兩個月後，他們家的兩位朋友來到弗蘿倫絲和孩子們棲身的父母家中，才向她透露了這一消息。

    “我請他們進屋，我已預感到出了什麼事兒，”弗蘿倫絲回憶道︰“最後，我終于直截了當地問︰‘你們是否帶來了壞消息？是否兩個男孩中(指她的兩個兄弟)有誰出事了？’此時，我還根本沒想到會是埃里克。”

    “朋友來訪前的一個月，我曾經有過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覺。當時，我正站在烤爐旁邊，腦子里卻在想︰‘如果你轉過身去，埃里克就站在那兒。’我只感到陣陣顫栗。他這人一直充滿生命力，充滿活力。他常對我說︰‘沒問題，弗洛西，將來一切都會好的。’(弗洛西是利德爾開玩笑時對她的呢稱)。想到這些，我感到自己的神經緊張似乎在緩解。以後的三個星期，我感到他一如既往地在我身邊。可我萬萬想不到他已去世。我確信，無論如何他們會放他回來的。”

    “當我得知這一消息時，精神徹底崩潰了，滿腦子想的是要從橋上跳下去。可就在這時，他的影響又一次出現，仿佛他正在問我︰‘弗蘿倫絲，你從橋上跳下去要達到什麼目的呢？’我當時只想以這種方式追上埃里克，和他結伴同行，可他一直盯著我看，仿佛要說︰‘弗蘿，我留給你照料的三個女兒怎麼辦呢？’正是這一點阻止了我。”

    “埃里克比我大10歲。我真想見到他要是還活著，今天該是怎麼個模樣。他生前一直很年輕，盡管頭發已很稀疏。他常常為此自我解嘲，可他媽媽卻真的非常不安，她埋怨這是他淋浴過多的結果。”

    利德爾死後，弗蘿倫絲曾矢志不嫁，除非有了真正的愛情。5年後，她真的再次墜人愛河，她的婚姻很幸福，直至1960年第二個丈夫去世。

    “那末，埃里克又如何呢？能和他結婚，我覺得自己很榮幸。我們結婚11年，其中有4年分居兩地。然而，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是那麼多。我們的婚姻異常美滿。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對孩子們呵護有加。我們的大女兒帕特麗夏對父親的記憶至今還十分清晰，可惜希瑟對他已記不清楚了，因為那時她才10個月，每次埃里克和我們待在一起的時間從未超過6個星期。”

    可埃里克‧利德爾給世上留下了什麼呢？斯蒂芬‧梅特卡夫至今仍珍藏著一雙破舊的賽跑用鞋，這是在拘留營利德爾見到他的鞋已破得無法穿時送給他的。利德爾不僅影響了而且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梅特卡夫如是說，這毫無夸張之意。在濰仙時，梅特卡夫還是個孩子，他曾親眼看到利德爾對那些獄卒表示憐憫，盡管他們殘忍成性。梅特卡夫本人跟眾多被拘者一樣，對日本人有一種天生的厭惡。然而，利德爾努力說服被拘者寬恕敵人，並為他們禱告。

    1945年夏，拘留營獲得解放，梅特卡夫得以返回澳大利亞墨爾本，但利德爾的話卻深深印在他的記憶之中。後來，在一次電台廣播中，他听到麥克阿瑟將軍呼吁傳教士們去日本，把基督教原理灌輸給一個被打敗的民族。麥克阿瑟認為，讓民主的根在那里扎下去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梅特卡夫響應將軍的號召，並以他童年時期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埃里克‧利德爾為榜樣，摒棄一切，當了一名傳教士。此後，他在日本度過了漫長的38年，直至退休才回到愛爾蘭。

    ①英文“真誠”為sincere，與拉丁文sineceres相近。——譯注

未分卷
內容提要	序	引言	第1章首次面對競爭者
第2章通往巴黎的路	第3章追求完美	第4章那是一生中唯一的事情嗎？	第5章勝利的榮譽
第6章回到遠東	第7章不朽的桂冠	第8章婚姻和兒女	第9章上帝會怎麼做呢？
第10章暴風雨即將來臨	第11章最後的勝利	第12章真誠	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