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利安·威尔逊（英）著
本书是前奥运会金牌得主、英国传教士埃里克·利德尔(EricLiddell,1902-1945)的最新传记。
埃里克·利德尔是一位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上帝的虔诚基督徒。作为一位短跑名将，埃里克曾多次获全国冠军。在第8届奥运会上，他因100米赛的日程安排在礼拜日而拒绝参赛，却在此后他的非强项400米赛中勇夺桂冠，并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和奥运会记录。但，埃里克却在其运动生涯的巅峰时期，选择了到中国当传教士。1945年2月，他因患脑瘤死于日军在中国山东潍坊的拘留营中。他的英年早逝，令无数人为之扼腕痛惜。
本书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埃里克·利德尔叱诧风云，短暂而辉煌的运动生涯、平凡而琐细的福音传播工作，充分展现了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的追求完美、真诚奉献、恪尽职守、严以律己的人生侧面，具有强感染力。
作者朱利安·威尔逊(1963-)，生于英国，90年代初居住并工作于香港，在当地及外国一些出版社任编辑、摄影、记者，同时也进行创作。
他撰写的埃里克·利德尔的传记《CompleteSurrender》1996年在英国出版，近日正在将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并集资四千万美元投入拍摄。电影主要反映1924年后埃里克·利德尔的生活经历，为1981年荣获四项奥斯卡金像奖《烈火战车》的续集。
埃里克的父母詹姆士牧士和玛丽·利德尔。1908年，罗勃和埃里克(右)兄弟。
利德尔兄弟姐妹。从左至右为罗勃、詹妮、欧内斯特、埃里克。摄于1914年。1917年埃尔塞姆学院板球队。中排左侧为埃里克和其兄长罗勃。
1922年，埃里克首次(共7次)入选国家橄榄球队。照片前排右侧盘腿而坐者为埃里克。1923年春，在阿梅德尔，埃里克第一次在福音布道会上发表演说。
1923年，埃里克(左一)在英国业余田径联合会锦标赛上获得220码(201米)和100码(91.44米)的冠军。1923年，埃里克与他的教练汤姆·麦柯查。
最着名、最受欢迎和最受爱戴的苏格兰运动员诞生了。埃里克·利德尔不仅仅是一名运动员，1924年他拒绝在星期天参加比赛。随着这项决定，他抛弃了应有的荣誉，去中国传教，并因此激起一代人的想象。
毕业那天，埃里克在爱丁堡大学的麦克艾文大厅外被同学们高高地举上肩头。英华学院。埃里克从1925年9月起在此授课达12年之久。
1934年，埃里克·利德尔同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弗罗伦丝·麦肯齐结婚。1940年，埃里克和弗罗伦丝及他们的女儿帕特丽夏和希瑟在苏格兰。
埃里克被委任为公理会教堂的牧师，来到小厂与其兄罗勃作伴。此时此地，抗日战争的升级与严酷的气候条件，使他的工作更为艰难。1991年摄于山东潍坊旧日军战俘营原址上建立的埃里克·利德尔纪念碑旁。
我最初读到埃里克·利德尔的故事纯属偶然。当时，我正无奈地呆在洛杉矶一幢租来的屋子里，想随便找点什么来读读。这时，正好在书架上发现了满是尘埃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史》。我爱读纪事类作品，因此我很快便发现我被这本书吸引了，特别是书中描述的发生在1924年奥运会上的种种事件，我仿佛觉得，它已为一部影片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在道德和寓意上引起共鸣的素材，来帮助观众跨越我们这个理想失落、充满尘世浮躁的时代。利德尔的故事是完美的。我感到，他的理想主义，他的布道热情，他那传播福音的欲望——类似这样的价值观，几乎已被日益膨胀的当代犬儒主义所湮没。然而，这也正是哺育我成长的那种价值观，利德尔正是我内心深处始终梦想成为的那种人物。
此外，我们在着手埃里克·利德尔以及和他关系密切的哈罗德·亚伯拉罕的故事时，必然要涉及下面一系列的问题——阶级、种族、宗教——这些问题在我成年后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就其本质而言，影片《烈火战车》是在描述一个以荣誉为生活准则而蔑视个人私利的人。埃里克·利德尔随时都准备去做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这是他的天性使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整个运动生涯，以及后来的传教士工作，始终放射着璀璨的光辉。
可对比之下，当今时代人们锱铢必较，拣轻避重；更确切地说，是专做利己的事。利德尔在《**生活戒律》一书的序言中，表示将帮助人们把他们所理解的教义身体力行于日常生活，帮助人们遵照自己的处世标准生活。
当我们环顾众多的当代英雄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处世标准早已黯然失色；甚至在有的人身上，他们似乎根本从未存在过。在所谓“名人文化”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今天，名望和金钱成了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让我们看看体育或者电影吧。两者都是人类展现自我的形式，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令人注目的男女英雄。而这些英雄人物一出现，立即就会得到全世界人民大众的认同。然而，为数众多的当代体坛和银幕偶像，充其量只是些华而不实的人物。他们态度傲慢，所作所为有损自己形象，为了谋取财富，不惜抛弃尊严，毫无令人称道之处。
与他们相比，埃里克·利德尔是清醒的，他意识到作为万众瞩目的人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件很困难的事，而一旦作出选择，个人就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我相信，对电影创作人员和他们的同事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和责任——确实，他们选题拍摄的影片不仅对观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他们立足人世间的能力，都有影响。电影创作人员必须明白这一点，对此，他们责无旁贷。利德尔本人曾谈到过“教会生活之道”，因为他清楚，面对人们可以舒舒服服自行其事的种种诱惑，这是一种值得致力以求的生活准则。
正如这本令人称道的传记可以表明的是，在把荣誉、正直的美德作为指导人们实践的道德准则这一点上，活着的人中很少有人能比利德尔给我们以更多的教诲。这就是为什么在众多当代体育明星的名字销声匿迹之后，我却坚信埃里克·利德尔仍将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将作为人们纪念一位正直者的丰碑而继续存在。这位正直的人，在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何种诱惑，始终坚持用他特有的、底蕴丰富的人生哲学来指导生活。为使这种人生哲学永驻世间，朱利安·威尔逊为我们大家完成了一件真正有价值的工作。
戴维·帕特南爵士
“埃里克·利德尔，传教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死于被占领的中国。噩耗传来，整个苏格兰哀痛欲绝。”
这是出现在影片《烈火战车》末尾的简短悼词。像笔者一样，读者诸君或许会感兴趣：埃里克·利德尔是如何来到中国的？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最后又是如何死去的？那么请你们往下读，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切。
如何来解释埃·利德尔的传世精神？人们怎会对一位70多年前只是赢得过一块奥运金牌的人如此念念不忘？固然，他的成就是杰出的，但也并非是绝无仅有的。确实，他曾拒绝在星期日参赛而放弃了夺金的机会，可几世纪以来，有的基督徒作出过更大的牺牲，其中更有不少人为了自己的信念而献身。
田径场上叱咤风云的埃里克·利德尔，在生活中却显得腼腆、羞怯、不善辞令，也称不上才华横溢。可就是他，凭借着蕴藏心底的崇高精神力量，作出了不凡的业绩。“他并无特别的智慧，也无超凡的才能，但他却优秀绝伦。他不是个伟大的领导人，也不是个给人以启迪的思想家，但他明白该做什么，而且付诸行动。”一位研究他的人士如是说。正是这种极度的平凡，却使他独具魅力。影片《烈火战车》中扮演利德尔的已故伊恩？查尔逊评价他时说道：“他只说真话而不夸夸其谈——他谈自己，谈信仰，也谈那天早上他做了些什么。”
他的演说，并不流畅，却闪烁着诚实和真诚；他那不沾丝毫傲慢和利己主义的纯朴，本身就犹如在直接传播福音启示。他深深地打动了众人的心——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学生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听他演说的青年，还是中国华北平原的农民，或是关押在日本集中营里已经绝望的人们。利德尔本人就是于1945年2月因患脑瘤在这所集中营中死去的。
他对人类——不分肤色、阶级、信仰——那爱，永驻人间。按他邻居的说法：他的爱就像是上帝的爱。利德尔在个人生活和田径跑道上，都竭力追求完美，但他对别人的缺点却能宽容以待，从不求全指责，相反，总是努力发现他们身上闪光的优点。
在许多人津津乐道于揭示显贵要人瑕疵的年代——无论是以往还是当今，他们在利德尔身上却找不到任何丑事。他长达20年的完美表现始终如一。人们众口一词：“利德尔是我生平所见最具基督品格的人。”
然而，他也并非像出家人那样的清心寡欲，或如他妻子弗罗伦丝所说并非神圣得超凡脱俗。他热爱美好的生活；他也是个很爱开玩笑的人。甚至在1924年奥运会前，有人在巴黎还见他兴致勃勃跳着查尔斯顿舞(查尔顿舞为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一种起源于美国卡罗来纳州查尔顿市黑人舞蹈的交谊舞)。那种安详的微笑，一对闪光的蓝眼睛，还有气质高雅的幽默感，这就是我们永远能见到的利德尔。说到他的幽默，按照弗罗伦丝的看法，很难捉摸，只有当你跟他站得很近，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你才能分清他是在开玩笑，抑或是当真的。
他内心深处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彻底奉献”是他常说的词语。
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对利德尔的兴趣持久不衰？或许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怀旧情结：人们向往着充满荣誉感、骑士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时代，向往着更为崇高、神圣和纯洁的充满道德和正义的时代；即使这种时代从未真正存在过。或许只不过因为他体现了当代诚实的人们所竭力追求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看来永远无法真正获得。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世界呼唤具有埃里克·利德尔品格的男男女女。呼唤诚实、勇敢、无私和充满爱心的人们；他们将实践自己的追求，他们将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他们将像雄鹰一样，振翅高飞，直冲云霄。
朱利安·威尔逊
一九九六年于香港
1924年7月，巴黎一个闷热的下午，6名运动员齐刷刷地排在了奥运会400米的起跑线上。排在最外边一条跑道的，是轰动一时的苏格兰短跑名将埃里克·利德尔。一年前在100码的比赛中，他以超世界纪录百分之一秒的成绩震惊了田径界，从而使自己成了奥运会荣誉最高的百米跑金牌的有力竞争者。然而，残酷的命运一波三折，剥夺了他竞争这块令人垂涎的奖牌的机会。100米跑的预赛正好安排在星期日，而作为一个把安息日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虔诚基督徒，埃里克·利德尔断然拒绝参赛。他的这一坚持原则的行为，遭到了英国整个田径界、新闻界和公众的辱骂。人们责骂他是“祖国的叛徒”！人们的谴责深深地伤害了他，但他却以特有的毅力使自己从未流露出这种内心的伤痛。
但他并未泄气，转而参加了400米跑。对于这种距离的比赛，他是一个新手，但在1923年7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之间的一场比赛中，他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这场《苏格兰人报》称之为最伟大的赛事之一的比赛中，利德尔几乎在起跑不久就偏离了跑道，在落下18米之后，他又旋风般地回到了跑道，并赢得了这场比赛。
尽管舆论认为他几无成功的机会，但他还是在每一轮比赛中稳步地提高着自己的成绩，全力以赴地跑进了奥运会的决赛圈。此刻，当他小心翼翼地把双脚踩进煤渣跑道上的起跑坑中，像螃蟹似地蹲在起跑位置上，充满信心地盯着前面的跑道时，他有机会证实评论家们对他的评价是错误的。确实，如果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短跑运动员，要想赢得奥运会400米跑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和他并排蹲在起跑线上的，有3人已在预赛中打破过世界纪录。
为了给利德尔鼓劲，苏格兰卡梅伦高地士兵吹奏起昂扬的《勇士，苏格兰》。当一曲风笛音消韵散，整个哥伦布斯体育场一片寂静。
“各就各位！”奥运会裁判大声喊道。
站在外道的埃里克·利德尔本能地半抬起身子。接下来的默默等待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他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在炙热的夏日，汗水从他额上滴落，令人难受地沿着脊梁流淌。
突然，发令枪响了，驱散了难熬的寂静。利德尔像一张拉满的弹弓猛地松开，从起跑坑上弹射而出，仿佛他跑的不是400米，而是100米短跑。他以22.2秒从200米处的标志线旁一闪而过——这一成绩比两天前200米冠军仅差O.6秒，居第2位。
“他肯定无法将这速度保持到底，”看台上的人们担心地窃窃低语，“到最后的直道他一定会慢下来。”
当利德尔跑过最后一个弯道进入直道时，比美国的霍雷肖·菲奇仅仅快了2米。有好几秒钟，他呈现出疲惫状态，令人为他担忧。然而，不知为何他又重新调动起冲击力和耐力。只见他双膝上下摆动，双臂前后挥舞，嘴巴大大张开，脑袋高高后仰，飞速拉开了和菲奇的距离，并领先5米撞线，成绩为46.7秒，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诞生了。广播里播音员宣布成绩的声音，几乎被疯狂的欢呼声所淹没，人群中来自英国的观众为利德尔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欣喜若狂。克服了重重困难，他终于获胜了！
这位奥运会400米跑的新冠军和人们握着手，此刻他站到了摄影机前，两手不自然地搁在了臀部。他个子不高，才1.75米(5英尺9英寸)，胸膛厚实，肌肉发达；尽管两腿向外弯曲，走起路来却富有弹性。外形上，他像父亲詹姆士·邓洛普·利德尔，下巴坚挺，中央微微内凹，虽然只有22岁，头发却已快脱落。他母亲为此感到不安，并认为这是热水淋浴过多的结果。谢顶，使他的长脸显得更长。他的脸虽然十分平凡，但他那闪着光芒的蓝眼睛，加上令人惬意的、独具魅力的微笑，使他显得十分高贵。
詹姆士·利德尔来自与苏格兰高地毗连的洛蒙德湖近处的德累门村。其父在村里经营一家杂货店，深受村民的尊敬。作为副业，他还拥有一辆小型四轮轻便马车，专去距离大约1英里外的火车站载客，村民们称之为“利德尔专车”。他蓄着大胡子，讲话简练。当他高高地坐在车座上，驾着白色母马缓步慢行时，总是戴着那顶高高的圆顶硬礼帽。
利德尔一家深受人们的尊重，他们传播福音的热诚在当地极负盛名。在那个年代，从事超凡脱俗的传播福音工作的人还十分罕见。
德累门村的一位居民回忆道：“我还隐约记得，一群云游的传教士常在村里广场聚会。我猜想，他们可能属于兴奋布道会派。利德尔一家人不顾村里邻人的批评，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这些外来传教士，和他们一起颂唱穆迪和桑基赞美诗。”
詹姆士·利德尔最初当过布料零售商的学徒，但显然他命中注定要听从更崇高的召唤。
“从我们结识的第一天起，他就成了我心目中满怀兄弟情谊的基督徒典范，”他的一位好友说，“他具有博大的胸怀，在他心中毫无卑劣或狭隘念头的阴影。为别人做事，是他最大的乐趣。”自从在度假时遇到一位苏格兰公理会的牧师以后，詹姆士·利德尔深受鼓舞，决心追随圣主的神召：到异国他乡去传播福音。
1893年在斯特灵一所星期日学校的野餐会上他邂逅了玛丽·蕾汀。她恬静、文雅，深色的头发高高挽起梳成发髻。她是格拉斯哥的一名护士，当时她病后初愈，正和一位友人在斯特灵疗养。他们相遇时，都是22岁，此后不久他们就订婚了。然而，在未来6年中，他们并不打算结婚。利德尔准备在格拉斯哥基督教学院里攻读神学，以便取得担任牧师的任命，而玛丽则继续当她的护士。
1898年他向伦敦传教士联合会提出申请，从而获得了驻中国华北蒙古地区教士团中见习传教士的职位。詹姆士希望在乘船去中国赴任前先结婚，但伦敦传教士联合会非常精明，要他先证实自己的能力，并通过中文考试，然后才能同意负担他未婚妻前去中国的费用。
詹姆士·利德尔牧师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他如期通过了中文考试，树立起富有同情心、爱好和平的良好口碑，获得了中国人、同时也获得了西方人的赞扬和尊敬。詹姆士的地位巩固了，于是派人接来玛丽·蕾汀，他们的婚礼于1899年10月22日在上海大教堂举行。
他选择的婚期以及作为外国传教士出现在中国的时机十分不吉利。多年来饱受欧洲人颐指气使的羞辱和剥削，中国人胸中潜藏的排外情绪随着1900年6月义和团的起义而充分地渲泄出来。
由于这场起义像野火般燃遍了整个中国华北，而玛丽已经怀孕，整日担惊受怕的利德尔一家，被迫从蒙古逃到比较安全的上海，待在伦敦传教士联合会在上海的大院子里。在这里，玛丽生下了他们的长子罗伯特·维克多。3个月后，詹姆士返回蒙古，竭力想了解一下他曾弃之而去的中国**的情况。他把玛丽留在了伦敦传教士联合会在天津的驻地。
玛丽在文章中写道：“整整4个月，他和魏上校带着200名士兵在蒙古巡察，可我从他那儿却得不到片言只语。我想他要是能把那一段经历写下来该有多好啊，他肯定有令人激动不已的经历可说，但他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生活太紧张了，看来我们只能过一天是一天，我们无法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整个冬天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暗杀和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时发生。”
16个月后，1902年1月16日，埃里克出生了。本来打算在洗礼时给他取名“亨利·埃里克·利德尔”，但在去教堂给他洗礼的路上，有人指出，其首写字母“H·E·L”——不适合给传教士的儿子命名，所以他的名字立即被改成“埃里克·亨利·利德尔”。
由于在蒙古传教活动受到抑制而无法继续，詹姆士·利德尔被任命去小厂(音译，下同)任职，这是伦敦传教士联合会在华北大平原两大传教地区之一。这些基地由众多村子组成，人口高达1000万。一位曾去过那儿的目击者在描述这些村子时说道：“他们一个接一个，就像浓汁蛋糕上密密麻麻的葡萄干。”这儿气候干燥，气温变化幅度大，从43℃(华氏110°)到冬天的零度以下。传教活动在此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并且已建立了一批可作为核心的中国教堂。
当埃里克稍稍长大，已能走路的时候，玛丽来到此地和丈夫团聚。1903年正是在这里，他们第三个孩子詹妮出生了(他们第四个孩子欧内斯特出生在1912年)。詹妮在1994年去世前，对她家庭早期的传教生活还有着清晰的记忆：
“伦敦传教士联合会驻小厂的基地设在4幢并排的大屋子里，楼上楼下两边都有阳台。屋子后面有教堂、一所男童学校和一所女童学校，四面围以黏土堆砌的高墙，大门在晚间是关闭的。”
她还记得一位忠诚的中国女佣，读不准埃里克名字的音，总是叫他“耶立”。埃里克和哥哥罗勃穿着棉外套，常常跟他们的宠物羊和小猫嬉闹玩耍，他们能跟玩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有时还亲密无间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玩耍。
詹妮还记得，有一次埃里克病得很重。“一时间他什么也咽不下，只能喝些瓦伦廷肉汁。妈妈在旁守护，寸步不离，由于妈**精心照料，才使他脱离险境。此后一段时间内，他双腿僵直，迈步困难。一位女士曾说，这孩子将永远不能跑步了。但她的预言与以后的事实却大相径庭。
每逢灼热的盛夏季节，玛丽·利德尔就带上全家躲到山东省(原稿有误，应为河北省——编注)凉爽的海边度假胜地北戴河，在那里住上二三个月，教士团在此地拥有一些简易小屋。后来，这里也成了埃里克·利德尔和家人度假的去处。
1907年，在中国度过了风风雨雨的9个年头，詹姆士·利德尔第一次获得了离职休假，于是他带着全家回到了苏格兰的德累门村。当时埃里克才5岁，此次离开后，直到1937年他自己也成了传教士，才重返此地。
这一段短暂的家庭生活，尽管由于中国的纷争和骚乱而中断，却对埃里克·利德尔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全家的一位友人在利德尔去世后所说：“凡是认识利德尔父母的人，凡是到他家作客，感受过他的家庭氛围和处世之道、并了解渗透全家的那种精神的人，决不会怀疑，埃里克正是秉承了父母的理想，并得到鼓舞。
利德尔全家在詹姆士的故乡德累门村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一直住到1908年重返中国。在动身前，他们必须为罗勃和埃里克的学校教育作出安排，此前，他们在村里小学上学。考虑到孩子们的家庭背景，很自然就选择了传教士子弟学校。学校位于伦敦布莱克希思地区，大卫·利文斯通和詹姆士·吉尔默儿提时代均在此受教育。1912年学校迁往伦敦另一地区莫丁厄姆，并改名为埃尔塞姆学院。
母亲在乘船去中国前，悄悄来到学校旁边的大路上，最后再看一眼她的罗勃和埃里克。两个小孩正在低于路面的操场上专心致志地玩板球，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母亲的离去。当天夜晚，不到7岁的小埃里克是在哭泣中睡着的。
入学之初，利德尔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他的一位老教师回忆道：“埃里克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时，非常怕羞，身体也很瘦弱。他非常思念父母，平日里他在哥哥的庇护之下尽可能躲得远远的。但是无论谁若对他有善意的表现，他都报之以感激的目光，渐渐地，他天生的谦恭，取代了他的腼腆。”有一次，当地的女校挑战埃尔塞姆学院，要与他们进行网球比赛，这有多么难为情啊，利德尔退出了，因为他害羞而不敢造访女校。他文静而谦逊，学校演出《艾丽丝漫游奇境记》时，睡鼠一角非他莫属。他初次登台表演，即获得满堂彩声。从那以后，他的“老鼠”绰号不胫而走。
埃里克除了参加戏剧和体育运动外，他还投身学校的宗教生活。他定期出席圣经课，尽管他一如既往，因为胆怯而从不在讨论会上发言，“但是，”圣经课老师提到他时总说，“我清楚，不管我讲课内容多么贫乏，只要我朝他所在的方向望去，总能看到他给人慰藉的微笑和微微颔首。”
虽然在性格上利德尔依然过于羞怯而令人担心，但他身体却长得很健壮。W.R.海沃德校长引进的户外强化健身训练在他身上得到了良好的反映。在二三年内，户外的新鲜空气以及两个学期的橄榄球运动，一周常有的三到四场比赛，使原先瘦弱的利德尔完全换了个人似的。
海沃德信奉推行严格的纪律，他和他的后任乔治·罗伯特逊都确信，让基督精神和体育相结合，对塑造学生的性格，培养他们勇敢、男子汉气概和团队精神十分有益。另一位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伟大校长H.H.阿蒙德把他们倡导的信条作了高度概括，他热情洋溢地说：“为什么？哦，为什么运动员和基督徒之间就不能建立一种神圣的联盟，一种反对他们共同敌人的联盟，来对抗放纵、懒惰、挥霍、矫揉造作和一切沉溺于骄奢淫逸的追求，抵制无情无义、玩世不恭以及社会生活中一切反常而诱人道德败坏的毒菌呢？”
要在学生中灌输基督教及体育道德准则，对教师们来说并不困难，这和学生们的经历有关。几乎所有男孩都有当传教士的父母，所以他们人人通晓基督教原旨。学生之间的出身并无悬殊差别，多数都来自经济拮据的家庭。一位当时的学生写道：“我们有几个便士也得数着用；有时很长时间连一个便士也没有。我们中间很多人假期也待在学校，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我们是很少外出的。因此，我们之间相知日深，就像兄弟似的，相互之间十分默契。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学校承担的不仅是学校对学生的责任，而且还包括家庭对孩子的关怀。每逢圣诞假日，罗勃和埃里克总是和伦敦传教士联合会的朋友们一起度过，复活节则在学校里过，只有当漫长的暑假来临之际，家里才舍得把这两个孩子送到遥远的德累门村，或让他们去英格兰与苏格兰接壤的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跟亲戚一起生活。”
埃里克赖以成长的环境，尽管颇具家庭氛围，却暴露了当时典型的英国公立学校崇尚浮华表象、囿守传统的弊病，其伙食虽符合卫生要求，但却千篇一律、淡而无味：早餐，总是粥、面包、黄油和烤肉汁，偶然加上果酱或桔子酱；而晚饭则离不开一大块面包和黄油或烤肉汁。年幼的埃里克不止一次如实表示了自己对伙食的不满，从而和厨房发生冲突。有天晚上，他嘴里含着大口难以下咽的食物，然后吐入垃圾纸袋，口口声声祈求免去他吃晚饭受的折磨。结果，自然立即受到了惩罚。
利德尔尽管很文静、很害羞，但他绝不孤独，在同伴之间，同样，在学校老师之间，他颇有人缘。他当年的一位同伴写道：“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勇敢而又谦逊的伙伴。大家都喜欢他。但很早开始，他就具有独立精神，依靠自己，稍稍有点离群。我想不起他有什么知心朋友。”
“他跟我们在一起待了还不到6个月”一位老师回忆道，“但他的心胸坦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论自己陷入何种困境，只要有人问起，他总是直言相告；而面对自己可能遇到的灾祸，则从不累及同伴。”
甚至乔治·罗伯逊对埃里克独特的气质也留有印象。“他毫不虚荣矫饰，因而深得人心。他很早就显示出一种率真的性格。远在来校之前，他就为自己确立了目标。他既不令人为之骄傲，也不惹人非议，但他自己知道追求的目标。”
这决不是说利德尔是无可指责的。像所有的小学生一样，他也有自己的胡闹方式。有一次，他发现校长本人“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校规，居然允许孩子们在学校方院子里骑自行车，利德尔从教室里临窗高喊：“喂，别在那儿骑车！”人们听出了他的声音，于是他没吃晚饭就被送上了床。
有一次校方甚至怀疑利德尔卷入了欺侮年幼儿童的恶作剧，尽管他像小天使般的清白无辜。上课时，校长在利德尔眼中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反抗神色。
“利德尔”校长说道，“我开始觉得，你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好。”
现在来看，利德尔被卷入一场恶作剧，或至少充当了兴致勃勃的旁观者，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恶作剧只有传教士的儿子才想得出来：一边把一个充满恐惧的新来的孩子从楼上的窗口慢慢往下吊，一边楼上的孩子虔诚地高声诵读“让死者实行海葬的判决”。但利德尔也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他也敢于阻止别人恶作剧。当一个新来的学生被迫在两排大孩子之间走过，承受着他们用打成结的手帕鞭笞之苦时，8岁的他，应另一名学生的要求，毅然步人房间，阻止这种胡闹。他面对10岁、11岁的大孩子，向他们的不成文的鞭刑表示抗议。
一位过去的同学回忆道，他对瞒上欺下和不公正的行为决不会长久置之不理，对那些倚老卖老、目空一切的老师他敢于反抗，但用的是幽默的方式。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他先是冷嘲热讽，接着微微一笑，显得并无恶意。他的性格中确实存在这样一面：开开不太过分的玩笑，而且幽默风趣。这样，往往会使自以为是的对手摆不起架子，也正是这种性格常能使他摆脱险恶的处境——无论是面对那些难缠的老师，还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华北地区，面对穷兵黩武的日本兵。
在学习方面，埃里克并非佼佼者——他曾向他的妹妹詹妮承认，他认为功课并不重要——他的才能在运动场上。无论是橄榄球、赛跑、板球，还是其他运动项目，利德尔均十分出色。很快，他就从一个瘦骨伶仃的新生，一跃成为校园里的体育明星而名扬埃尔塞姆。在两年内他既担任了1～15届橄榄球队队长，又担任了1-11届板球队队长，在17岁时，他以10.2秒的成绩成了学校100码(91.44米)跑的纪录保持者，而且获得了1918年布莱克希思杯最佳运动员称号。
然而，必须正确看待利德尔的成就。须知，他所在学校比较小(1916年时还不到200名学生)，而且当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学校里高年级的学生投笔从戎，纷纷投身弗兰德的战壕，这才使他能轻而易举地创造辉煌。也正是由于高年级学生的缺席，才使年仅16岁的利德尔担任起学校橄榄球队队长一职。尽管如此，他在1916～1918年期间的进步仍是惊人的。在1916年埃尔塞姆学院杂志《埃尔塞姆人报》中对利德尔在板球方面的表现有记载，尽管板球并非其强项：“他击发球力量不足，往往击球过轻。作为投球手，尽管落点甚佳，倘速度过慢，将遭淘汰。利德尔是一名优秀的外场球员，里向击球技术高超。明年，他当有更佳表现。”
到了1918年，这本杂志对他的评价就颇为热情了，称他为“一位技术全面的优秀板球运动员。他不断地证明了自己在球队中处于重要地位。无论击球还是投球，既好又准，防守也十分出色。”
利德尔的主要对手正是他的哥哥罗勃。尽管他们是忠诚的朋友，但为了运动的荣誉，不惜直面竞争，在1917～1918年的赛季中，他们垄断了学校的田径场，下面陈列的纪录就是明证：
越野跑第一名：R.V.利德尔第二名：E.H.利德尔跳远第一名：E.H.利德尔第二名：R.V.利德尔跳高第一名：R.V.利德尔第二名：E.H.利德尔100码跑第一名：E.H.利德尔第二名：R.V.利德尔跳栏第一名：R.V.利德尔第二名：E.H.利德尔四分之一英里跑第一名：E.H.利德尔第二名：R.V.利德尔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他具有杰出的运动才能，且名声远扬，他却从未成为“杰出学生”，也从未获得过“贝纳德”奖。该奖每年颁给该年度对学校作出最大贡献的学生，他的哥哥就曾获得过此奖项。苏格兰着名的国际级橄榄球员A.莱斯利·格雷西也曾获得此奖。利德尔和格雷西是橄榄球场上的最佳拍档，他们曾携手为埃尔塞姆、为爱丁堡大学、也为苏格兰在橄榄球场上征战过。事实上，当时格雷西使埃里克在一切方面都相形见绌，甚至在短跑上也是如此。D.P.汤普森——利德尔的好友，也是他后来的传记作者——是这样解释这一现象的，他认为利德尔是大器晚成，他的真正品质只有在离开了埃尔塞姆学院那窄小的天地以后才得以充分展现。这一评价很快就被公众所认同。
1920年春，利德尔离开了埃尔塞姆学院。当时，他哥哥罗勃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他也想进爱丁堡大学和哥哥一起学习，但得通过法文的入学考试。
同年夏天，他母亲、妹妹和小弟弟欧内斯特从中国回来了，全家在爱丁堡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屋子，而埃里克正在用功并通过了考试，同时还在农场打工。1920年秋，他被录取，开始攻读理论科学四年制理学士学位，他在爱丁堡大学的赫里奥特—瓦特学院学习，他是一名认真的学生，这一点各科成绩可以作证。在1920—1921年学期中，他的无机化学得了94分，数学83分，甚至在参加奥运会的那一学年中，他的成绩也未低于68分。这足以**那些说他不重视学习的流言蜚语。
大学里非常普遍的竞赛环境，使利德尔以一种认真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运动生涯；此前，他只是把赛跑当作一项娱乐活动。最初，他以功课太多为由，婉拒了大学田径俱乐部邀他入会之请。然而，跑道的吸引力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很快，他就回来接受训练，并报名参加1921年5月举行的大学运动会。然而，就在运动会前不久，他却跟4位朋友骑车去本·耐维斯(苏格兰最高的一座山)度假了，他的教练对此大为光火。
“当时，我不过是一名新手，而教练也只是新手，”利德尔后来写道，“我俩对赛跑知之甚少，也可说毫无所知。第一周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接着就是假期。我为一周自行车环游作了种种安排。我的新朋友却说，这对训练十分不利。他说的话，对我毫无作用，就像水从鸭背上滑走一般，因为那时我俩毕竟都是新手。我还认为，对赛跑我知道的绝不比他少。我把教练，还有他的那些意见，统统抛至脑后，跟4个朋友蹬着自行车，漫游本·耐维斯山去了。从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深夜，我们玩了整整6天。我们5人一致认为这次度假非常值得，尽管也有小小的遗憾：一天早上，我们登上本·耐维斯山顶，等着日出，结果发现，这一天正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太阳的阴天。
“一回来，我就去运动场试跑，看看能否跑好。可是，糟极了，教练早先说的都应验了。这时的我，两腿僵硬，肌肉失去了弹性，而我作为赛跑运动员在公众面前的首次亮相，只剩下短短的3—4周了。”
幸好，利德尔的双腿很快恢复了“弹性”，使他得以参赛。这次大学运动会成了利德尔作为短跑运动员首次公开亮相的标志。他的首次露面，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几厘米的优势击败了公众青睐的G．英尼斯·斯图尔特，赢得100码跑冠军。接下来，又赢得了220码(201米)的第2名，仅负于斯图尔特。这是利德尔在苏格兰该项比赛中唯一失手的一次。
由于他显示了短跑运动员的实力，因而被学校选中，指定为参加大学校际运动会的选手。他决心更认真地投入训练，而且被带往鲍德霍尔体育场实地训练，该运动场以跑狗赛闻名。在这里的训练使利德尔得益匪浅，尽管开始阶段有点不习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煤渣跑道。在此训练的许多人都是职业选手，所有职业选手在我心目中都是一流运动员。在训练中他们跳舞似地踮着脚尖，就好像踩着滚烫的砖头似的。每次起跑，他们总挖出大的坑洞，让脚趾踩进去，仿佛不如此，他们的脚趾就无法动弹似的。我肯定，他们不会指望看到我也像傻瓜似的来做这一切。然而，我发现，他们还是要我像他们那样做。”
就在鲍德霍尔体育场，利德尔邂逅了经验丰富的汤姆·麦柯查，后者成了他的新教练。麦柯查向他介绍了一些训练的细节——热身(赛前准备)，肌肉按摩，以及训练短跑运动员的一些特殊练习。对于他的训练手段，利德尔将信将疑。
“他对我要求很严，把我像一块油灰泥似地摆弄着，交替地使用不同方法，推推这块肌肉，又推推那块肌肉，据他说，这是为了让我进入状态。”利德尔写下了这段经历。
“他对我说，我的肌肉过于僵硬，必须通过按摩使之松弛。他还说，如果我的肌肉不能很快放松的话，一旦开始起跑，很可能会拉伤某块肌肉。他带我到操场，要我作一次短距离跑，跑完时，我突然止步，速度比别的选手都快。我问他，对此有何看法。他回答道，如果我的目的是要弄垮身体的话，那么我使用的可能正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按他的意思，谁都绝不能在抵达终点线时突然停步。
“他的话使我蒙羞，我感到自尊心被伤害，名誉扫地，似乎若无教练对我严格管教，我的每块肌肉都将报废，我的肉体将成废墟，苟延残喘，直至一命呜呼——而实际上，当时我心智健全，正期盼开始我的运动生涯。”
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一种关系，然而他们两人都很内向，很少交谈。在一堂训练课结束后，利德尔就回到鲍德霍尔运动场的帐篷里，脱去外衣，躺在桌子上，而他的教练总是一声不响地给他做系统按摩。利德尔后来承认，为了使他进入状态，麦柯查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份情意，他永远铭记在心；而另一方面，教练对自己的方法能使他的运动员充分发挥潜力，无疑也感到非常骄傲。
利德尔一周二三次出现在鲍德霍尔体育场的跑道上，做放松活动，练习起跑，练习快跑，一群短裤长及膝盖的运动员和他同练。他们占了跑道的一边，另一边则是扯紧皮带不断唁唁吠叫的参赛跑狗。20年代还没有出现田径服和防风衣，碰到天气寒冷多风，运动员总是待在帐篷里，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出现在田径场，他们身上披着长大衣，给赤裸的双腿御寒。尽管利德尔坚持不懈地进行适合自己的训练，但从本性上说，他从来不喜欢训练，而且他的起跑一直有问题，在他整个运动生涯中，始终没能解决这些问题。
“训练可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有次他向一位体育记者解释道，“练习时，你得不断重复某些动作，往往十分单调、枯燥。其中最艰难的一课就是如何练好起跑了。你得一次又一次地踩起跑坑，抬身、就位，等着发令枪响准备起跑。有人常常在枪响前抢跑，于是我们大家得重新回到起跑线，抬身、出发。甚至在我如此这般地练了4年之后，报纸还是不断提醒我，说我的弱点就在于起跑太慢。”
A．P．卡林——他最亲密的一位老友，曾是他在埃尔塞姆学院的导师之一，后来成了他的同事——确信，利德尔的道德观决不会允许他在赛跑时“抢跑”。不论利德尔对训练持有何种保留态度，他在跑道上的成功却始终在延续。他参加的第二个大赛是1921年的苏格兰锦标赛，当时他满怀憧憬，而且令人不无诧异的是，他还十分激动。
“这一天，终于天亮了，”利德尔写道，“自然，我异常激动。激动，用来解释令我全身震颤的各种激情，是一个十分得体的字眼。那天，我吃饭很不顺利，事实上糟透了。吃进去的食物迟迟难以下咽，那些好不容易才进入消化道的食物，也绝无机会得以消化。大多数运动员在自己的生涯中，都先后有过类似经历，这会使你不禁自问：这一切究竟是否值得。”
无疑，这是值得的，因为利德尔战胜了自己的神经紧张，赢了100码和220码比赛的胜利。在未来的4年中，他始终保持着这些项目的冠军头衔。不久以后，他又取得了第一个国际赛事的成功，在贝尔法斯特市举行的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运动会上，赢了100码赛跑。在1923年的同一运动会上，他不仅赢了短跑，而且还赢了四分之一英里赛跑。
作为一名具有世界一流潜质的优秀短跑运动员，利德尔声誉日隆，他不仅赢得了那些出席运动会为他捧场的忠实观众、而且也赢得了与他同场竞争对手的持久的赞赏和爱戴。公众间传诵着利德尔在田径场上表现出来的绅士风度、谦和、朴实、富有同情心等等美德，听起来，颇具传奇色彩。
尼尔·坎贝尔教授，当时是利德尔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的同学，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和利德尔同场竞技的情况。他说道：“当时跑道不划线分道，运动员起跑时交叉抢道。他抽签抽到了内档，而我抽到了外档。看来他准是同情我了，就在即将出发之际，他过来悄悄对我说，咱们换个位置吧。”
利德尔对坎贝尔产生了巨大影响，后者在评价他时说道：“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位运动员对人们的影响比他更大，把他誉为‘苏格兰造就的最着名、最受欢迎、最受爱戴的运动员’，决非溢美之词。”
一位运动员回忆起一次赛跑的情况：利德尔用泥铲为自己挖了起跑坑，接着就大度地把它提供给对手们使用，对手们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接着他微笑着挨次走向每个运动员，和他们握手。然后和大家一起“各就各位”，随着发令枪响起跑，沿着他所处的外道，出色地赢得了比赛。
一位参加过爱丁堡大学生运动会的观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一位黑人学生四处徘徊，等着参赛项目开始。“没有一个人和他交谈，他看上去形单影只，我的心似乎要脱胸而出，向他飞去，我真想走下去和他谈谈话、解解闷。然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埃里克正向他走去，用自己的胳膊挽住了对方的胳膊，并友好地开始和他聊天，直到比赛开始。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这一行动，完美无瑕地体现了基督精神。从那时起，此事一直美好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来自苏格兰大学的一位学者还记得利德尔式的另一善举。“早一年在圣安德鲁斯我曾遇见过埃里克·利德尔，并和他同场竞赛。他是爱丁堡的选手，而我代表阿伯丁。运动会即将结束，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冰冷的草皮上，等着那天下午最后一项赛事的开始。当时，我只穿着薄薄的汗背心，短裤和钉鞋。利德尔向我这边踱来，他看到我坐着，立即脱下他的爱丁堡队服、蓝色的运动茄克衫，把它披上了我的双肩，给我保暖，我真被他的行动惊呆了。他做这一切时脸带微笑，只说了一句要我注意不要着凉的话。人们可能会说，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小小的姿态而已，但这是一位充满基督精神的人，对来自另一支大学体育代表队、实际上还是个陌生人，发自内心而作出的姿态。对这一友好的举动，我一直牢记在心，当然这绝不是因为埃里克·利德尔后来闻名全国的关系。”
与在埃尔塞姆学院时一样，利德尔在爱丁堡大学第一学年是以顶尖田径运动员的身分出现的，但他对橄榄球十分钟情，而且他的才能很快就引起大学选择体育明星的星探们的关注。在爱丁堡就读的第二年，利德尔就为大学里I—XV队打球了。在队里他和A．莱斯利·格雷西之间成功地组成了侧翼搭档。
随后，在为苏格兰出线的选拔赛中，利德尔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这使他得以在1922年1月2日在巴黎和法国队一战中首次在国际赛事中亮相。尽管在这场比赛中他的表现并不突出，但在几周后的决赛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8个中卫之中，”《苏格兰人报》认为，“E．H．利德尔是唯一堪称佼佼者的。在比赛中，他速度快捷，双手稳健，传接球到位，而且他有本事阻止对手得分。他是唯一令人激动的选手，也是唯一显示出具有国际级潜能的运动员。”
在第二赛季，利德尔日趋成熟，成了苏格兰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格雷西的机敏，和令对手难以捉摸的技能，加上利德尔的速度，使苏格兰队于1890年以来在卡迪夫阿姆斯公园举行的比赛中，第一次战胜威尔士队。比赛结束后，利德尔和格雷西是由被打败的威尔士队的队员们抬着离开球场的。这充分证明，他们为这一名闻遐迩的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
“格雷西在中卫线上十分活跃，显示了他的重要作用。他的侧翼搭档E．H．利德尔，一场比一场打得好。他今年的跑动比去年更具自信，显示出勇往直前真正的橄榄球精神。要不是他的搭档也是十分出色的话，他可能给对手构成更大的威胁。”《苏格兰人报》在报道两者的表现时如是说。
几星期后，苏格兰又一次获胜，这次对手是爱尔兰队，比分为13：3。“苏格兰人的领先，”《苏格兰人报》在评价上半场比赛时说道，“完全得力于利德尔的机智移位。”正是由于利德尔，苏格兰得以进一步扩大战果。
苏格兰队失利的唯一一场是该赛季的最后一场球赛——加尔各答杯——苏队以两分微弱差距输给了英格兰队。这场球的失利，利德尔毫无责任，同伴们没有给他提供有利的机会，以致无法扭转败局。这场比赛成了埃里克·利德尔为苏格兰而战的最后一场国际赛事，从此，他决心集中全部精力，从事赛跑——这样他结束了自己短促的、但很有前途的橄榄球运动员生涯。
利德尔究竟能否成为一名伟大的橄榄球手，成了一件悬案。苏格兰体育记者威廉姆·里德认为：“利德尔喜欢赛跑，但他更热爱橄榄球。尽管如此，他是天生的短跑选手，而非天生的橄榄球员。在球场上他勇往直前，是一名出色的狙击手，因此我们无法把他归入‘纯粹的短跑选手’；然而，他缺乏作为一名伟大橄榄球球员必备的素质、技能和机灵。”
当1923年运动季节开始时，尽管利德尔在苏格兰的田径场上已然功成名就，但他还从未在伦敦参加过比赛。当时，他入选英国奥林匹克运动队的机会，不被看好，甚至在他的故乡苏格兰也是如此。那一年，他在格拉斯哥业余田径冠军赛中的表现不佳，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看法。虽然，正如人们预料，他在100码和220码比赛中两度夺冠，但他的跑速有负众望。
尽管事后来看，结果圆满，但当初连利德尔本人也认为，苏格兰业余体育协会花5英镑送他去伦敦斯坦福德布里奇参加全英冠军赛完全是浪费，因为，他竞技状态明显不佳。可是，那天如果他没有参赛的话，今天人们将无法得知，利德尔究竟能否入选奥运代表队。恰恰在那天，他跑得飞快，简直有如神助。
7月6日，全英冠军赛在酷暑中开幕——这对短跑运动员来说是理想的气候，这样腿部肌肉可处于放松状态，但整个赛事安排对利德尔十分不利。他发现，在星期五，100码和220码的预赛中，他得跑两次。在第二天下午2:30和3:10参加第二轮复赛，接着，在3:40和4:50分别参加两个项目的决赛，一天得跑四次。但他一反近期状态不佳的情况，六次跑，他全部获胜。在100码决赛中，他竭尽全力，逐渐弥补了起跑时的落后，终于率先撞线，创造了9.7秒的英国新纪录(这是英国保持最长的田径纪录之一，直到1958年才由彼得·雷德福特以9.6秒超越)。在220码比赛中，他创造了21.6秒个人最好成绩。由于该两项比赛的突出成绩，他被授予该年度哈维杯最佳田径运动员称号。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田径项目上的胜利奠定了他在英国奥运代表团的地位，使他成了世界级的运动员。英国公众把夺取100米金牌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如果说有人怀疑利德尔在斯坦福德·布里奇的表现，只是非正常的偶然现象的话，那么，当他在和英格兰及爱尔兰的比赛中，单枪匹马地为苏格兰赢得了100码、220码和440码(402米)3顶桂冠时，这些怀疑立即烟消云散。他在440码比赛中的胜利，特别令人称道，因为，这一距离的赛跑，他从未训练过，可说毫无经验。能达到他这一出色成绩的运动员寥寥无几。《苏格兰人报》评价道：“在这种情况下参赛，且能有如此表现，简直是奇迹。”
当时选手们弯下腰排成行，利德尔处在内档。可是这位苏格兰选手才跑了三步，就被(英格兰)吉利斯猛撞了一下，被撞出了跑道。他在草地上差点绊倒，刹那间，他几乎准备放弃了。然而，突然他犹如一道闪电，跟在对手们后面飞跃向前。
此时，其他选手领先他约20码，但利德尔逐渐缩短了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当进入后阶段时，他已跑到了第4位，落后吉利斯大约10码。获胜的可能看来微乎其微，但他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距终点40码处，他跑到了第3位。他看起来已经精疲力竭，可他又一次振作精神，全速跑完最后一段，终于以2码的微弱优势战胜了吉利斯。
利德尔的一位队友目睹他在撞线后摔倒了，他后来写道：“当他摔倒时，我和别人一起扶他进入帐篷，有人建议给他喝点白兰地，使他恢复精神，可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说，‘不，谢谢，杰米，只要给我一点浓茶就行’。”
《京津时报》在报导利德尔的英雄业绩时，比《苏格兰人报》更具戏剧性。“埃里克，”它不无夸张地写道，“昏厥了半个多小时，大腿肌肉僵硬，头部神经也受到影响。但他很快就复原了。”
利德尔的跑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简直吓人。起跑总是很糟，双腿抬得很高，身子摇摇晃晃，头高高地向后仰，嘴张得很大，双拳高高挥舞，击向空中。他的老对手英尼斯·斯图尔特有所保留地把这称之为“奇怪的动作”。然而，正是这种罕见的技术使他成为如果说不是全世界跑得最快至少是国内跑得最快的人。
利德尔的古怪跑姿也令他妻子弗罗伦丝感到好奇。“他把头高高地往后仰着，——这种方式太古怪了。好家伙，我真弄不懂，他怎能看清往前跑的方向。我问过他，他只是说，‘我知道往哪儿跑，不会出错’。”
利德尔的同学、同时也是他的队友尼尔·坎贝尔肯定，利德尔尽管脑袋后仰，他依然看得清往哪儿跑。然而，1929年，利德尔个人在中国参加100米赛跑时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当他脑袋后仰时，实际上他确信有上帝在指引他跑向终点线。小厂教区医院护士长安妮·布奇恩(后来利德尔担任巡回福音传教士，就以小厂作为基地)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埃里克高仰着头，疾步飞奔的模样。一名中国摄影记者，带着摄影三角架，走上了埃里克的跑道。他想不到利德尔会跑得那么快。结果可想而知，埃里克撞上了他，摄影记者和他的三角架都被撞得飞了出去，而埃里克则脸朝下摔倒在地。罗勃(利德尔的哥哥)和我朝他奔去。埃里克就躺在那儿，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抬进了帐篷。可当他醒来时，你猜，他怎么说，‘我只是停下来喘口气’。”
利德尔的短跑对手，1924年奥运会100米金牌得主哈罗德·亚伯拉罕斯，在1934年谈到利德尔时说道：“像他那样的短跑高手中，没有人的跑姿比他更糟了。那简直不可思议。头往后，双臂大幅度挥动，膝盖抬得过高，对他这种动作实在难以恭维，有经验的旁观者绝难接受。事实上，我第一次(那是在1923年业余田径联合会冠军赛的一次220码的预赛)见到他的跑姿时，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目睹的此人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可这种能量却放在了一个错误的对象身上。在那天傍晚的220码半决赛中，当我回眸看他时，我对他的能量有了充分的认识。”
利德尔的别扭跑姿，也给伊恩·查尔逊带来了麻烦，后者在影片《烈火战车》中扮演利德尔一角。查尔逊在仰头跑动时，无法看清方向，不时偏离跑道或者和其他运动员撞在一起。他想起了在戏剧学校就读时的“信念”练习，老师要他相信，后面有人要抓他，于是让他尽快向一堵墙跑去。他意识到利德尔准是杯着某种信念在跑，头高昂着，毫不夸张，他是带着一种使命感跑向终点的。
“我得教会伊恩·查尔逊跑步，而且要教会他糟糕的跑姿。”汤姆·麦克内勃说，他在1963—1977年期间担任英国国家队教练。麦克内勃确信，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利德尔仍不失为田径场上出色的运动员。就是在今天，他也有望参加奥运会或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决赛，但离夺取金牌还有距离，特别是400米跑。“瞧”，麦克内勃断言，“埃里克才5英尺9英寸高，他的成绩将受到身高局限。他的潜力在100米，而不是400米。”
麦克内勃还指出，尽管利德尔的成绩从他投入的训练量来看是十分出色的，但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很少有人为参加比赛练跑步，那些为比赛而练跑的人，通常是能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包括埃里克·利德尔——他们通常在公立学校上中学，往后还能上大学。1924年英国奥运代表团成员中20％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校学生，这一数据是十分惊人的。英国人口中极大多数人既没有时间和金钱，也没有机会接触各种训练设施，来从事田径运动。
尼尔·坎贝尔认为，今天田径运动员达到顶尖水平所要承受的训练，利德尔是绝对无法承受的。“要是他处在我们的时代会怎样呢？他可能仍是一名出色的短跑运动员，但我以为他绝无可能到东到西到各处去参加所有的大型锦标赛。我只是认为他无法做到这点。要知道，那个年代的训练与今天相比，确有小巫见大巫之别。一周训练7天他是无法接受的。他得学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的训练相当紧张，但也只不过一周2—3次而已。这和今天的大运动量投入是无法相比的——在那时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尽管埃里克算不上优秀学生，但学习对他来说毕竟是主要的，他必须取得学位。他很重视赛跑——从中他获得过大量乐趣——但它毕竟只占第2位。”
利德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绅士型的业余运动员，20年代大多数田径运动员都是如此。前苏格兰4英里跑冠军，和利德尔同时代的汤姆·里多尔说：“利德尔若是看到今天的运动员，穿着印有商业广告的服装到处参加比赛，他会寝食不安，难以接受的。他若是看到业余运动员为钱而跑，他会十分吃惊，无法理解。何况，现在还有那些在获胜以后绕场一周以示荣耀的人！”
当代运动员的饮食，蕴含各种添加剂和维生素丸，这可能也会令利德尔惊讶不已。当他住在乔治广场的爱丁堡医学教会旅馆待赛期间，他的饮食与别人无异。唯一例外是参赛日。有一次，尽管他不用高脂肪的油腻食物，吃的是葡萄干布丁，却跑出了苏格兰历史上440码的第二个最好成绩。
麦克内勃指出，利德尔对待赛跑的态度，与当代运动员相比，显得随便自在。今天的顶尖短跑好手不可能一周仅仅训练二三次，他们的饮食也不会像利德尔那样，给什么就吃什么。撇开这一切，利德尔对待赛跑、对待获胜有着使命感。他的训练可能没有今天的运动员紧张，但他强烈的取胜意识，绝不稍逊于今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使他在前20米落后的情况下，在极度疲劳、几乎丧失知觉的情况下，追上对手，最后获胜呢？
究竟是什么东西鼓舞着这位文静、谦逊的大学生，使他取得了如此辉煌的田径运动成就呢？在此，不妨引用利德尔最尊崇的一句圣经：“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那么，答案是希望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种雄心壮志呢？还是昂着头，张着嘴，飞驰疾奔时使他体验到一种无价的精神享受
尽管利德尔在田径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名扬全国，但他依然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爱丁堡大学学报杂志《大学生》1923年12月号写道：
“凡是具备埃里克式的非凡才能者，99人中有99人都会变得无比傲慢，令人难以忍受，可是我们这一位却是例外的第100人。他不喜欢别人赞扬，竭力避免公众的注目，尽管这些他都当之无愧。”田径场上的一位队友曾问过他，如何能抵御自以为是、自我吹嘘的诱惑，他的回答言简意赅，保持本色：“我通过祷告上帝做到这点。”
利德尔既不在乎名声，又不图博得掌声，那么，驱使他去争取胜利、去忍受疲劳的极限、甚至超越这种局限的惊人的动力源泉究竟是什么呢？有人曾就此问过他，为何他常常能耗尽全力，在最后时刻扭转干坤，转败为胜？他的回答是：“事实是，我不喜欢被打败。”
看来，他甚至不愿被公共汽车打败！有一次在爱丁堡，他和一群田径队友外出训练，一辆公共汽车驶近并响起了喇叭声，这对跑步选手无异于一次比试身手的挑战。然而只有利德尔有精力、有决心与之一搏，他在后面追赶着，终于在临近小山坡顶上时跑到了公共汽车的前面。“我就是不愿被击败。”当朋友们最后赶上他时，他气喘吁吁地对他们说。
然而，在埃里克·利德尔内心还有一股更大的动力，激励他不断进取。无论着手做什么，他都力求完美；无论与公共汽车争速、竞争奥运会金牌，还是处理生活中的日常事务。T.T.弗奇尼牧师是天津救济院教堂的神父，利德尔曾在该教堂做过礼拜，并于30年代在该教堂举行婚礼。他在利德尔去世后曾说：“埃里克无论做何事，务必做好。他有追求完美的癖好。我常常感到十分惊讶，作为全世界的飞毛腿之一，他讲话和做事却慢得出奇。这是因为，做事稍有差错，他都会抱憾不已。”
“每当我想起埃里克，一幅真实反映我和他共同生活的图景就出现在脑海里。”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在天津和利德尔同住一幢公寓的乔治·多林博士在文章中写道：“他走进我的房间，他的蓝眼睛显得特别明亮，仿佛刚刚发现了什么新的秘密，手里拿着一本《新约全书》。‘瞧，乔治，’他喊道，并指给我看这行文字：你们要完全。‘上帝如此说，祂也如此要求我们，’埃里克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埃里克做到了这点。他以此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每当他觉得没有达到完美的生活准则——每天早晨他都要面对上帝，用这一准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思想——每当他未能按耶稣的要求力臻完美，他就会有负罪感，于是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弥补。”
埃里克·利德尔在跑道上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努力追求完美，不打丝毫折扣，以此为上帝增添荣耀。这当然不是说，利德尔的信条就是为了取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赛跑使他精神振奋，他渴望胜利，希望证明自己是参赛项目中的最佳人选，但他从不追求个人荣誉，也从不为自己非凡的田径才能而沾沾自喜。他争胜的动机高尚，不掺一分杂念。一位友人曾问他，是否为自己的获胜而祷告，他的回答独具个性：“不，我从不为自己赢得胜利而祷告。自然，我为运动会的成功祷告，其中也包括为上帝增添荣耀。”
利德尔的信仰基本上属于原教旨主义：他相信，耶稣之钉死于十字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确信《圣经》是上帝教诲的记录，他相信服从上帝，以上帝的意愿作为个人的意愿是**生活得以成功的必备条件。A.P.卡林说他“在思维、判断、行为、言语上处处遵循上帝的意旨，其虔诚的程度无人能超越，也很少有人能与之媲美。”
“服从上帝的意志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精神认知和内心感悟……我们必需把自己坦陈在祂面前，正视自己。人生最勇敢的时刻就是毫不畏缩、毫不抱怨、公正而客观地正视自己的时刻。没有实际行动的自我反省是无益而有害的。对自己所见所闻该如何行事呢？正确的行动就是献身于上帝。”利德尔在1942年所写《基督信徒指南》一书中如是说。
卡林经常听他说到“无私奉献”一词。他脑中念念不忘的就是，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必须全然听从上帝的支配。
“他把全部心智和精力都用来实现这一理想。他面临的困难绝不比我们少。大家切勿以为，他面前就没有诱惑，正如我们大家一样，他也面对着慵懒、软弱、退缩等等的诱惑。但他不懈地学习，定期参加奉献活动，坚持忏悔，坚持祷告，清晨早起，并用一二小时集中精力领悟耶稣教导的和《圣经》传达的上帝意旨，所以他能排除诱惑奋力前进。
清晨与上帝的交流是利德尔言行一致、精神力量的源泉。在他的余生中，日日坚持不辍。30年代后期，在利德尔担任福音传教士的华北教区医院当外科医生的肯尼思·麦柯尔回忆当时清晨他们一起默祷的情况。“那清晨的‘静谧时光’成了我们质疑解惑的时间，”麦柯尔解释道，“我们总是**1小时左右，倾听上帝的教诲并和祂交谈。万籁俱寂，我们俩常常相视而笑，仿佛在分享内心的愉悦。”
“他究竟有何秘密？当时我曾就此向他提问，”日寇在华拘留营的一位被拘者后来写道，利德尔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但我实际上已有所了解，因为我丈夫和他同拘一室，并参与了他的秘密。每天早晨6时左右，他就从双层床的上铺起身了，悄悄地爬过依然熟睡的室友身子，然后和我丈夫两人，紧挨着坐在一张中国式小桌子旁边，油灯亮光恰好能照亮桌上的《圣经》和笔记本。窗帘还紧紧地拉着，不让油灯光外泄，以免巡逻的哨兵误认为有人企图逃跑。他俩悄悄地诵读着，做着祷告，思考着这一天的职责，并记下要做的事情。
“埃里克常作祈祷，并不限于固定时间，当然，他也不会错过当时情况下能够安排的祷告会或圣餐仪式。他时时刻刻都在和上帝交流，而且全然出于本能，就像一个上教会学校学习内心忏悔方法的学生能做的那样。”
利德尔似曾受过1918年由美国传教士弗兰克·布奇曼(后卷入更具政治性质的“道德重整运动”)发起的“道德整治运动”的影响，这一运动在20—30年代十分活跃。该运动的成员必须承认并忏悔其罪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公开宣布接受基督的信仰。构成其信仰的四项必备的道德因素是诚实、纯洁、无私和博爱。
尽管没有具体证据能证明利德尔就是该运动的成员，但他确实参加过该运动组织的许多会议及宗教聚会，并在1932年对它发表了赞颂备至的讲话。
“该运动给我个人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力量，一种不思自来的告诫力量，使我更愿意把我内心深处的思想向上帝倾诉。在我待在该国期间，我从来未见过比‘道德整治运动’成员更生气蓬勃，把上帝的精神体现得更清楚明白的人。”
利德尔在精神上从来不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对不能达到他高标准要求的人，也从不指责。他的一位好友写道，“在我记忆中，我从未听到埃里克说过别人不好的话。相反，对那些被认为无可救药的人，我却常常听到他指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他常说：‘你们说的都对，可我们依然能把他造就成了不起的基督徒’。”
利德尔最喜欢的圣经节录之一，即保罗在给科林斯人第一封信中对爱的高度评价，充分体现了爱和同情的实质，这比僵化的神学教条要优越得多。卡林写道：“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事，就在于体现上帝的爱；就像真正的**生活中，爱是至高无上的需要一样。”他在天津时，不止一次给予乔治·多林和其他两位同住一寓的友人这种上帝的爱。多林说道：“我们三人距埃里克自我要求的标准相差甚大，但他始终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知道，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信赖埃里克。没有什么能吓倒他。他的爱真诚伟大，无所畏惧——犹如上帝的爱。”
他那平和的微笑，那双闪光的蓝眼睛以及从容的幽默感，能化解任何争执，能平息任何宗教看法上的争吵和差异。
玛丽·汉密尔顿还能记得利德尔在爱丁堡莫宁塞得教堂(现为埃里克·利德尔中心)青年救济会当干事时的情况。她至今还珍藏着下面这张请柬，上面写着：
玛丽，担任了重要角色的玛丽
我们正企图略施小计
但愿我们有幸能怂恿你
前来青年救济会的驻地
即将来临的周二就是聚会的日期
八时三十分我们将欣然恭候你。
晚会上有一项叫做“钓鱼”的游戏——这是一根细绳子加上一只弯曲的钉子，用来钓装有三明治和圆面包的小袋子。埃里克“钓”着了一个，但他悄悄地吹开包装袋，把食物重新装了进去。他自以为没有人看见这一切，直到下一次聚会，玛丽揭穿了这个小花招。“哪儿有埃里克在，哪儿就有笑声。”她回忆道，“他总给人一种文雅而可爱的幽默感。”
“埃里克身上最打动我的，”他妻子弗萝伦丝说道，“就是他的幽默感。有时人们对他的意见强烈不满，甚至说出一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可埃里克只是平静地一笑了之，这常常使我百思不解。可今天我想，这是因为在他心中坚信真理在自己这边，他确信生气发火绝对于事无补。
“埃里克并非神圣而难以接近，一点也不。他富有幽默感，这常使他能摆脱被误解的尴尬局面。他在施展幽默时，脸无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你得仔细观察他的眼睛。假如你仔细看，就能从这双眼睛看出真相。”
在利德尔向公众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信仰以后，他希望通过赛跑为主争光就成了他更大的心愿。D.P.汤普森相信，利德尔公开信仰后，短跑成就“比以前更辉煌”，这无疑说明，“精神解放对人的头脑和体魄的影响，就像它对人的灵魂的影响一样深远。”在公开信仰以后不久，利德尔就破了英国100码赛跑纪录，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20年后，他的老友A.P.卡林说道：“从一个只具有一般能力和才智的普通人，成长为具有惊人才智的人物，埃里克不愧为杰出的楷模，而且通过圣灵的力量，他似乎还在不断获取新的才智。”无疑，卡林在说此话时深信，正是存在于利德尔心中的圣灵，使他从一般的好人升华为卓越人物。
汤普森称利德尔公开自己基督徒身分之举为其“一生中精神上的最伟大的时刻。”利德尔的父母是传教士，所以他是在基督信仰的氛围中长大的。在埃尔塞姆学院时，他每周定期上圣经课，尽管从不参加讨论会。15岁时，他就成了爱丁堡教会的正式成员。他协助成立了学校教会改革运动支部，还参加了爱灵顿医学布道会。然而，汤普森写道，“令人不解，同时也使他自己感到困惑的是，为何他一直对自己的**身分保密。他行善的影响，无可怀疑——这是人人都承认的——可是他始终没有泄露自己的秘密，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主的仆人。”
1923年春天，已成为苏格兰着名田径运动员的利德尔，应汤普森之邀，在苏格兰中部工业重镇阿梅德尔的一次福音布道会上发表演说。这是格拉斯哥学生布道团组织向苏格兰该地区宜讲福音的系列布道会之一。布道团是各教派的联合体，利德尔的哥哥罗勃，系其活跃成员之一。“我尽可能直截了当、理由充分地向他提出这次邀请，”汤普森回忆道，“埃里克沉默了一会，低下头，想了片刻，然后以我十分熟悉的语调答道：‘行，我来！’”
尽管有利德尔的名望、身分作号召，来阿梅德尔市政厅参加布道会的听众并不踊跃——大约只有七八十人出席听他布道。没有当代福音布道特有的动听介绍，没有策划者的恳切祈求和充满激情的呼吁捐款，也没有令人难以抗拒、诱人激奋昂扬的演说。他羞怯、缺乏自信，是个十足的平庸演说者。面对公众发表演说，对利德尔来说是一桩烦心事，他哥哥罗勃对此也有同感。然而，那天晚上出席的人听得非常仔细、专心。此后的几年中，他的大量听众也总是凝神倾听他的演说。打动他们的不是语言技巧，而是他那顽强的个性、对信仰的坚定信念以及讲话中所提到的、解决群众日常遇到问题的方法。
“他绝非伟大演说家，”一位前路德派传教土马西·迪曼逊回忆道。他被拘于日军在华战俘营中时，曾听过利德尔的宣讲布道，“但他能用那双奇妙、清澈的蓝眼睛，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不错，那正是他发言时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那双奇妙的眼睛及其闪闪发光的神采。”
伊恩·查尔逊在探索塑造《烈火战车》中利德尔一角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正是利德尔具备的平凡而实事求是的品质，使他的感召力大大增加。“我的看法是，他从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他说话温和从容，谈话内容总是实有其事——他谈自己，谈信仰，谈那天早上他的所作所为。”
《烈火战车》制片人戴维·帕脱南爵士清楚地记得埃里克的遗孀弗萝伦丝第一次看了影片后发表的评论。“瞧你那个小个子男人(指查尔逊)，他做的那些事，埃里克本人可从来没做过。”她指的是查尔逊在发表演说时口若悬河。“埃里克可不会演说。每当他面对广大人群，需要把内心的信念向他们讲清楚时，总感到不知所措。他清楚自己的弱点，并为此感到十分遗憾。”
利德尔决定在阿梅德尔发表演说，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拒绝要他阐述自己信仰的邀请，除非他身体不适，无法如约。十多年后，利德尔在中国天津的一所大学任教，曾和他同住一幢公寓的友人说道，“只要健康允许，埃里克从不拒绝为上帝宣讲的机会，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准则。结果，在一天中他常常得主持四次甚至五次礼拜仪式，不断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可他从不把这当成负担。他只是如实地讲——通常以那天早上他从上帝那儿获得的启迪为主题。”
从那以后，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这条路，一直至生命的最后。汤普逊坚信，这在他求学期间就已决定，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这就是让自己的意志无条件地服从上帝。决心遵循这一原则，使利德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放弃赢得奥运会金牌的机会，从而惹怒了全国公众。
1923年11月，奥运会各项赛事日程公布。当得知100米跑预赛被安排在星期日，埃里克·利德尔立即宣布退出该项目以及4×100米和4×400米两项接力赛，因这两个项目的预赛也定在星期日举行。利德尔认为安息日是奉献给上帝的休息日，不宜参加任何其他活动。他的决定震惊了英国田径界，也震惊了英国公众。那是一位世界短跑顶尖高手，最近在100码比赛中刚刚跑出了比世界纪录只差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成绩。为了宗教原则，他竟然轻率地放弃在奥运会上荣誉最高的100米赛跑中夺取金牌的机会。
“田径队里对此缄默无言，”田径队队友尼尔·坎贝尔现今回忆道，“唯有利德尔就此事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说道：‘星期日我将不参赛。’——情况就是如此！当时要是在队里惹出些麻烦的话，他也许会不安的。可我们都认为，他作出这一决定合情合理，许多运动员甚至内心对他颇为钦佩。他们认为这是一位随时准备维护真理的人，只要他认为正确。他的决定既没妨碍任何人，也不是恣意胡来、不合情理。”
“他并没有令我们吃惊，因为我们理解他星期日不参赛的心情，”在爱丁堡乔治广场和利德尔同住一幢学生宿舍的学生格利维尔·扬回忆道，“可这引起了许多人，特别是新闻界的激愤。我还能记起他们来到我们在乔治广场的学生宿舍，砰砰砰地大声捶着大门，要求见他的情景。在一定程度上，下楼去竭力劝说他们走开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人们高喊着‘他是祖国的叛徒！’样子十分可怕。”
乔治·格雷厄姆·卡明斯博士——他是当时和利德尔同住在乔治广场学生宿舍，还跟利德尔一起赛跑，一起角逐过的另一位同学——至今清楚地记得，利德尔身体健壮，胸脯厚实，精力旺盛。乔治说道：“在校园里和我们赛跑，对他来说无疑是跟我们闹着玩。在学校里，我自认跑得挺快，可他在100码短跑起跑时让我5码，等我全速出发后，他在后面跟着，和我并肩齐跑，直到75码标志线处，他才一溜烟似地跑得没影了。他很容易获得人们的爱戴，但无疑他不喜欢别人对他过分恭维。
“奥运会前不久，在一次摔角中，我踢腿时用力太大了，差一点让他走路一瘸一拐。这件事使我懂得了不受英国公众欢迎将是什么滋味。然而，不久以后就发生了埃里克星期日拒跑事件，一下子他便成了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现在，200米跑成了利德尔唯一能报名参赛的项目；但在奥运会前他还有时间练一练400米，而且他在一个月后的12月份正式参加了这项比赛。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方运动会上，利德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他在400米跑上的潜力，但此前他从没认为自己适合跑这一距离。弗萝伦丝回忆道：“埃里克常常说，当他坚持原则拒绝跑100米时，他居然看清了400米才是他真正的比赛项目，这对那时的他来说十分重要。他说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他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点。以前，他可从来没想到要在奥运会上试一试400米跑。”
1924年的田径赛季开始了，利德尔于4月去了美国，他将参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系列田径短跑。在100码跑中他跑了第4名，冠军为美国短跑顶尖高手切斯特·鲍曼所得，前4名之间相差仅76厘米(30英寸)。在220码跑中，他以微弱之差输给了另一个美国人L．A．克拉克，后者以21．6秒获胜。
亚瑟·马歇尔爵士当时是剑桥大学田径队的一员，他也应邀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运动会参加赛跑。在归程的10天中，在“共和”号轮船上他跟利德尔建立了友谊，他们还一起玩牌打发时间。在船上他们结识了两位美国姑娘弗蕾迪和伊迪丝，她们正打算亲眼看一看欧洲。“她们说她俩将去巴黎看奥运会，如果埃里克跟我能入选奥运代表团的话，也许我们能再相见。”马歇尔回忆道，“后来，埃里克当然被选中了，所以我们再次相逢——我们还带她们参加了香榭丽舍的一次茶舞会。现在我知道，能亲眼目睹这位伟大的奥运英雄、同时也是上帝的忠实信徒跳查尔顿舞，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可是当时他跳了，而且跳得很起劲。他是真正的舞迷，丝毫没有道学先生的味道，而且他也根本不谈宗教。”
巴黎奥运会在1924年7月5日星期六开幕，酷暑灼人，气温高达45°C(113°F)。有人把哥伦布斯体育场称为大火锅，有人称之为高炉，还有一家食品摊风趣的挂牌叫做LaBonneFrite(“新鲜油煎食物”)。
来自44个国家(比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多15个国家)的30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加这届奥运会，英国参赛人员有400名，是最庞大的一支代表团。
为了保证英国运动员准时到场参赛，菲力普·克里斯蒂森上尉肩负重任(后来晋升为将军，并获得爵士衔)，他来自英国皇家苏格兰高地卡梅伦第二步兵联队，而联队士兵则组成了英国奥运会乐队。阔绰的美国代表团出高价，实际上垄断了巴黎的出租车，从而使得克里斯蒂森的任务变得十分棘手。他不得不借助于挥动军旗、拦下街上的私家车来保证把运动员送往体育场。
凭着照料人员的身分，克里斯蒂森有很多机会和运动员也包括和利德尔聊天。利德尔当时仍受到英国田径官员以及报界压力，要他收回成命，参加100米预赛。克里斯蒂森回忆道：“有次他对我说，‘我自己也闹不明白，我做得是否正确。’但过了一会儿他就补充道，‘我肯定我没错’。”有一次克里斯蒂森本人也试图说服利德尔改变主意，而得到的回答简短明了：“别对我施压。我已下定决心，在安息日决不参赛，没什么可说的了。”
英国出席奥运会的一位高级人士坎德肯勋爵，向一支集合在一起的包括利德尔在内的英国运动队尖锐指出，“应该把参加奥运会任何项目的比赛看成是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这又一次使利德尔联想起他的“背叛”行为。《苏格兰人报》也以其民族主义的调门在一旁帮腔：“英国运动队应该参加这一项目，这样才能维护大不列颠的荣誉和声望。”最糟的是，尽管利德尔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但那时国王和国家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远在上帝之上。
利德尔目睹了哈罗德·亚伯拉罕斯以10．6秒的个人最好成绩赢得了100米跑，成了获此殊荣的第一个欧洲人。第二天，7月8日星期二，利德尔轻而易举地通过了200米预赛。翌日举行的决赛中，他面对的竞争对手有100米的亚军杰克逊·肖尔茨、世界纪录保持者查尔斯·帕德克和亚伯拉罕斯。肖尔茨以21．6秒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首先抵达终点，帕德克第2，利德尔第3。亚伯拉罕斯落在了后面，仅获得第6名，也是最后一名。
第3名的成绩当然算不了什么，尽管有人认为他本该跑得更好些，他们注意到，在结束阶段他没能像往常那样跑出海格立斯的风格。《苏格兰人报》以低调、寥寥数字报道了利德尔获得铜牌的消息，根本不提这是苏格兰人在200米赛跑中第一次赢得奖牌这一事实。“苏格兰短跑手埃里克·利德尔在赛跑中获得第3名，为英国队赢得奖牌。人们一直看好他，要是他的兴奋期能出现得早些，无疑他能在该项目获胜。”
用无足轻重的寥寥数语来报道获奖赛事，可能表明报纸对他退出100米跑仍耿耿于怀，但更可能的原因在于，当时奥运会的地位不像今天那么重要，至少不被认为重要得需要用大版面的报道。当然，如果英国运动员获得金牌，则又当别论。
利德尔有望夺冠的400米跑在7月10日开始了，在第一轮中，他就初露锋芒，跑出了50.2秒。这天稍后，他以个人最好成绩49秒在复赛中名列榜首。第二天，他在半决赛中又跑出了48.2秒。此时，他似乎已进入竞技状态的顶峰，然而，他的对手们的状况也十分好。瑞士的约瑟夫·莫贝克和英国的盖依·巴特勒双双在预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可他们的纪录很快又被美国的霍雷肖·菲奇打破，他的成绩是47.8秒，简直炙手可热。
7月11日星期五决赛日的早晨，利德尔收到英国队一位按摩师(并非影片《烈火战车》中所说的杰克逊·肖尔茨)的小条子，上面写道：“古书云：‘谁给我荣誉，我将报之以荣誉。’衷心祝你登上成功的顶峰。”后来这位按摩师解释了此事，他写条子是因为他“非常喜欢利德尔”。那天比赛结束后利德尔躺在更衣室的长台上做放松活动时，向按摩师道了谢。按摩师回忆道：“我为他按摩了左边的身体，现在想起来埃里克·利德尔的心胸真广大。他对人们有着特殊的影响。”
又是一个窒热的下午。当参加400米决赛的6名选手在跑道上排成一行时，人们普遍认为利德尔缺乏经验，机会不多，特别是由于他排在第6道，即外道，前面没有其他运动员可借鉴定速；此外，人们还想不到他在获得优异成绩后又能有新的突破。英国人仍把希望寄托在1920年安特卫普上届奥运会400米银牌得主盖伊·巴特勒身上，尽管他那双善跑的腿还缠着厚厚的绷带，不得不站着起跑。
像往常一样，利德尔挨次和每位对手握手致意，就在此刻，空气中突然充满了风笛的呜咽声，卡梅伦高地步兵联队的战士绕场一周，同时演奏起鼓舞人心的《勇士，苏格兰！》“我们只是想给利德尔一点鼓励，”克里斯蒂森笑着说道，“当时气氛非常轻松，于是我就说：‘来吧，咱们来演奏一曲。’——法国人不知所措，也不知怎样来阻止我们。”
当风笛的旋律逐渐隐去时，死一般的寂静降落在体育场。
“各就各位！”奥运会的裁判员高声喊道。
选手们绷紧肌肉，等待枪响。突然，发令枪砰然撕破静寂。外道的埃里克·利德尔以100米的跑姿，从起跑坑弹射而出，并以22.2秒劲风般地越过200米标志线——比两天前杰克逊·肖尔茨获冠军的200米成绩仅慢0.6秒。看台上的观众纷纷议论：“肯定他无法保持这一速度，到最后的直道，他一定会慢下来的。”
从以往成绩的纪录来看，霍雷肖·菲奇是该赛项跑得最快的人。此刻他跑在利德尔的邻道。菲奇后来回忆道：“在第一阶段他就跑得奇快，但我还跟得上。他只比我超前了2码。我可以听出其他选手都落在我们的后面了。我清楚，决斗将在我俩之间展开。
“绕过第一个弯道时，他速度依旧。我不信用这种速度起跑的人能把它保持到底。记者们预料比赛将在瑞士(莫贝克)和我之间进行，因为我俩都破了世界纪录。可是利德尔竭尽全力地一往直前，头往后仰起，充满自信。
“当我们进入最后的直道时，他依旧领先我2码。我深信我能弥补这一差距，最后冲刺是我所长。
“终点线在100米外隐约可见。我尽全力冲刺，但利德尔竭力保持着领先地位。突然，在我们身后，约瑟夫·莫贝克的鞋钉勾住了鞋带，滑倒在跑道上。
“此时，我记起了教练对我说的话：‘当你觉得最疲倦时，让两臂挥动保持高位。’我还不十分疲倦，但就是无法加速。我每秒钟都盼着前头的苏格兰人慢下来，出现停滞状态。全程他都在全速飞奔，这种跑技十分罕见，当时大多数教练都认为，一名选手要想全速跑完400米是根本不可能的。
“利德尔丝毫未现疲惫。我们正飞快地接近端线。我奋力缩短了差距，但他更竭尽全力，一直和我保持原来的距离。当距端线只剩20米时，我又一次冲刺，缩短距离，但利德尔把头仰得更高，鼓足全力，风驰电掣般飞身向前。”他以领先5米全速撞线，获胜的成绩是47.6秒——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也是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了。”
“我走上前去向利德尔祝贺，”菲奇回忆道，“他很开心，但十分克制。我想处在这种情况下的英国人大多都是如此。事实上，他对我根本没有多谈此事。”
众所周知，原来英国报纸对奥运会的报道，无论文字还是版面，都很节制，甚至吝啬，现在却一反常态，显得热情无比。显然，过去的一切已经得到宽恕，埃里克·利德尔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了挽回名誉所需要的。
《苏格兰人报》不惜篇幅，洋洋洒洒，抒情畅言：
“今天，唯一的决赛项目是400米跑，结果英国大获全胜，英国国旗得以在哥伦布斯体育场上空庄严骄傲地飘扬。爱丁堡大学短跑名将E．H．利德尔跑出了辉煌成绩，当之无地获此殊荣。
埃里克·利德尔是哥伦布斯体育场上最着名的选手之一，在半程时已经领先3码之遥，看台上一片惊叹。眼见终点在望，菲奇和巴特勒绷紧了神经和肌肉，鼓足全力，企图超过他，但对这位有如神助的苏格兰人丝毫不起作用。还剩下20码时，菲奇似乎缩短了一点差距，但看来利德尔已经意识到这位美国人的迫近，于是他摆出了通常的跑姿，头往后高昂，下巴突出，闪电般地飞越过终点线，从而取得了迄今为止该项目的最伟大的胜利。人们欣喜若狂。当扩音器宣布世界纪录又一次被打破时，人们的狂欢达到了高潮。”
《爱丁堡晚报》更是满篇溢美之词：
“当利德尔身撞端线，扑入等候他的英国人怀中时，一排排看台上的人们着魔似地起立欢呼，一面面英国国旗在如痴如醉的人群头上舞动。一时间，欢呼声此起彼伏，直到广播声响起‘请注意，请注意。400米的获胜者是大不列颠的利德尔。成绩为47.6秒，创下了世界新纪录’，欢呼声又一次似惊雷炸响，而且持续了足有好几分钟，直到播音员继续宣布第2名是美国的菲奇，第3名是南非人巴特勒——他在上届安特卫普奥运会上仅次于拉得获得该项目第2名——获得第4名的是加拿大的约翰逊。当国旗——中间是一面大的英国国旗，左边是一面小的英国国旗，右边是一面小的星条旗——冉冉升起时，人们心中充满激情。接着，观众默立，铜管乐队奏响了英国国歌。当利德尔穿过草坪，消失在通向更衣室的阶梯上时，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欢呼致意。”事实上，利德尔正急着赶回旅馆准备发言稿，因为他第二天还得为运动员主持礼拜式。
现在，让我们回到爱丁堡乔治广场的学生宿舍。乔治·格雷厄姆－卡明斯从他自制的晶体管收音机中听到了利德尔打破400米世界纪录的胜利消息。他后来回忆道：“播音员激动得连话也说不连贯了！我自己也兴奋得无法抑制，此前，我还从来没有为一条电台广播消息如此激动过。”
利德尔在1924年奥运会上创造的400米纪录，也是一项欧洲纪录，一直保持到1936年，这年在柏林奥运会400米半决赛中，英国人戈达弗雷·布朗跑出了47.3秒的成绩。然而，他的世界纪录却并未成为跑完这一距离的最快速度。1916年，美国人特德·梅瑞迪思的440码的纪录为47.4秒。奇怪的是这一纪录并未折算成400米纪录，虽然440码比400米要长出2米，原来决定承认这一纪录，但后来被取消了。梅瑞迪思当时也坐在看台上看比赛，他并未因自己的成绩不包括400米而耿耿于怀。他认为利德尔跑得很有气势，表示十分赞赏。他说：“考虑到他赛跑时所处的不利条件，”他指的是酷热的气候以及利德尔跑在外道，只能自我定速这一事实，“他跑得简直棒极了。利德尔，”他肯定地说，“是迄今为止跑四分之一英里最伟大的运动员。”
利德尔在400米跑取得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意义，它让运动员们对这一项目有了新的认识。在1924年奥运会前，人们通常把400米和440码看作更接近800米的中距离跑，而非短距离跑。像利德尔这样的优秀短跑选手中，很少有人准备跑更长距离，这需要更大耐力。正如前苏格兰运动员约翰·凯迪曾敏锐地意识到的，在这次比赛中，利德尔几乎独一无二地赋予四分之一英里跑以一种全新的观念。但在场的人并未注意到，而且连他本人也未意识到。他的400米跑出乎人们预料的胜利表明，短跑运动员能有效地以全速跑完更长距离。
关于自己取得重大胜利的结论性的话，当然得由利德尔本人来说，而他讲的这些话看来有悖他的性格。400米决赛结束后，克里斯蒂森上尉赶回旅馆向他祝贺。利德尔的回答清楚表达了他对民族荣誉的看法。“非常感谢你们演奏乐曲来鼓励我。可我并不认为这能使我多跑一码的距离。别忘了，我不是在为苏格兰跑。奥运会不是为国争光的地方。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够多的了。奥运会是项目的竞赛，目的是看看谁是各个项目的最佳者，我是为我自己而跑，为了证实我是参赛项目的最出色者。”
更奇怪的是，利德尔也根本没提为上帝的荣誉而跑之类的话，这可是他一生中不断重复的话。是因为他对被谴责背叛祖国，被骂为叛徒而耿耿于怀？还是他与世无争、消极态度的流露？都不可能，因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利德尔回到了英国，在爱国精神的激励下，他志愿参加皇家空军(RAF)，此时他已37岁，是完全成熟的年龄。也许那只是一种竞争精神的表现，这种精神使他不愿落在一辆公共汽车的后面，也使他15年后在中国还和他的传教士伙伴进行非正式的慢跑比赛。
埃里克·利德尔和英国奥运代表团其他成员抵达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正在此时，远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两位大学学监——其中一位是希腊文教授——却正忙着筹备另一种庆祝仪式。原来，7月17日上午，利德尔将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而且他将戴上奥运英雄的桂冠。为举行这一盛典，两位教授事前已得到皇家植物园管理人员的允许，届时提供一束沙枣树枝(野生橄榄树叶)，用来编织荣誉花冠。而且希腊语教授还将用古希腊文字撰写颂文，赞扬利德尔的高尚品质。
大学的麦克艾文大厅，圆形拱顶用片片金叶和一幅幅壁画装饰着，恰到好处地衬托出毕业典礼庄重肃穆的气氛。一大早，这里就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物，等待领取他们具有纪念意义的学位证书，其中有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和《笨拙》杂志编辑欧文·西门爵士。然而，《苏格兰人报》在第二天早晨却作了如下报道：“显然，人们聚集在此，耐心等待，为的是向奥运会的得胜者致敬。当利德尔先生趋步向前接受他那份普普通通的理学士学位证书时，众多的与会者起立向他大声欢呼。欢呼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能使大家听清阿尔弗雷德·伊文爵士(副校长)的发言，主持人不得不多次高喊，请大家安静下来。
乔治·格雷厄姆—卡明斯依然记得利德尔接受学位的那一天情形。“大厅挤得满满的，埃里克和其他人一起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毫不显眼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总是宁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当叫到他的名字时，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他向前走去，欢呼声经久不息。他站到副校长面前，欢呼声依然持续不断，最后，声浪逐渐停息，副校长开始说道：‘嗯，利德尔先生，你已用事实证明，主考老师通过你的考试，完全凭你的成绩，而不是其他……’他其余的话淹没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埃里克脸带微笑，接受这一切，这是一种温厚、稍稍有点忸怩的、然而又是幸福的微笑。”
利德尔刚刚走出麦克艾文大厅，立·即被拦住了，人们把他塞进一座用椅子做成的轿子，抬上了同学们的肩头，就像抬着某位希腊神祗似地走过爱丁堡的大街，来到圣詹理士教堂。传统的大学毕业宗教仪式，历来在此举行。
当利德尔踏上这座古老教堂门口的台阶时，在人们强烈的要求下，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他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大门顶上的题词作为自己的发言主旨，他说：“一个人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么在他失败的尘埃中，也能像在胜利的荣耀中一样，找到灿烂的光辉。”利德尔断言，那些虽没能赢得荣誉、但已尽了最大努力的人，和得到荣誉的人一样，同样值得人们尊敬。
在毕业午餐会上，着名历史学家理查德·洛奇爵士提议，为“我们的奥运英雄”干杯，他说，在记忆中，他从没像那天那样把“古希腊精神”和爱丁堡联系得如此密切。利德尔的答词像往常一样，毫无渲染之意，但也不失幽默。他坦言，由于体质上的局限，他至多只能当一名短跑手。他气急异常，所以无法保持长时间的奔跑。他把自己不规范的跑姿，归咎于他的掠夺成性的祖先，他们常常袭击英格兰，然后被迫以更快的速度往回逃窜。双脚的敏捷似乎就这样被继承下来。然而，当他们逃避追击的英格兰人时，却谁也顾不上跑步的姿势了！
然后，他以较为严肃的语调说出他的结论：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躯体、头脑和灵魂——只有当这三者和谐相融时，“才能从大学造就最优秀、最忠诚的毕业生”。
当午餐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一群大学生驾着四轮马车停在门口。仍然戴着橄榄枝花冠的利德尔和大学校长应邀上了马车，后面跟着数百名学生，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在城中**。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呼。
第二天晚上，更多的奉承倾盆大雨似地落到稍感不安的利德尔身上，在场的人们连续不断地发表热情的赞扬。
《苏格兰人报》报道了利德尔对这些溢美之词的反应。
“喊叫声和欢呼声突然停了下来，于是他开始发言。他的话谦虚、简朴、直率，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人们。无论赞扬、名声、还是奉承，都无法影响这个脸部轮廓分明、双眼直视、讲话温柔的年轻人。他具有感化人的巨大天赋，具有幽默的天赋……他很快就让我们明白，赛跑并非其终身职业。他正在自我修炼，准备去中国当一名传教士。而在启程去远东之前，他将把全部业余时间用于在苏格兰青年中开展福音传播工作。”
《大学生》杂志在说到利德尔时写道：
“田径场上的巨大成功，足以令一般人晕头转向，然而对利德尔却不起作用。他始终保持着发自内心的谦逊，丝毫未受成功的影响。面对胜利，他似乎平静自若，不刻意渲染。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就去做，既不左顾右盼、犹豫彷徨，也决不屈从于那种为博取掌声抑或能平息批评的旁门左道。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从不急躁冲动。他恪守原则，决不容些许伪善。对任何学生来说，最高的褒奖莫过于为学校带来的荣誉远远超过学校原来拥有的荣誉。而他的母校自豪地意识到，埃里克·亨利·利德尔，无疑比其他任何人更有理由享有这一褒奖。”
奥运会获胜后才过了8天，利德尔再次证明，其400米成功夺冠绝非侥幸。在伦敦斯坦福特布里奇举行的大英帝国和强劲的美国队之间的对抗赛上，利德尔跑4X400米接力赛的最后一棒。在他接棒时，落后于他的老对手、奥运会400米跑银牌得主霍雷肖·菲奇整整7米。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他无所畏惧。他起步追赶，并在后半程以惊人的速度赶上了菲奇。菲奇也作出反应，在最后的弯道处竭力阻挡利德尔，但上了临近终点的直道后，仍无法与利德尔并驾齐驱。利德尔与之拉开了3.5米的距离，并以不到48秒的时间撞线，若不受阻挡，这一成绩本可低至46秒左右。
接着而来的赛季，正值他启程赴华前夕，他参加了全苏格兰运动会，并于1925年6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苏格兰业余田径联合会锦标赛上作了告别表演。12000名欣喜若狂的观众目睹他以极佳的竞技状态，跑出10秒整的成绩，平了他自己创造的100码跑的苏格兰纪录；接着，他又取得了220码(22.2秒)和440码(49．2秒)两项锦标赛的最佳成绩。后者是历届锦标赛中第一次突破50秒大关，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1957年。
利德尔在苏格兰度过的最后一年，是充满活力的一年。经伦敦传教士协会联系，位于中国华北天津的英华学院为他提供了一个临时教学岗位——之所以称为临时，是基于他还有待取得学位。如今工作岗位已经落实，他决定去爱丁堡的公理会学院进修神学课程，为自己未来从事学院宗教活动打下扎实的基础。
利德尔在学习神学和继续参加田径比赛的同时，还满腔热情地投身学生福音宣传活动，这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颇为罕见的现象。此前，他已多次参加过由D.P.汤普森和格拉斯哥学生福音宣讲联合会组织的奥运会前的系列福音宣讲会，而且此时他已是该联合会爱丁堡分会的主席。而汤普森正是倡导这场被称之为“争取**地位”运动的核心人物。
处在我们这个厌世愤俗、玩世不恭的时代，人们很难正确评价当时学生基督改革运动的影响。学生们宣扬的教义，振聋发聩，生机勃勃，与传统宗教那停滞、僵化的保守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1924年9月的一份苏格兰报纸写道：“本周，在安德洛森，几名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开展了一次福音宣讲活动，让我们听到了一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声音——即使它还不能称之为新福音。无论庄重而令人尊敬的宗敬信徒们是否赞同学生们的所有做法，我们认为，时代需要这样的活动……
“他们的议题，人们虽耳熟能详，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从自己的角度来加以诠释，充满热情，鲜活生动。他们传播的是与当代问题息息相关的启示录，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他们认为，这种启示能从根本上纠错从善，重塑个人和社会生活。”
这一运动的意义在于发扬具有坚强理念的基督精神，说明孱弱无能或令人厌恶之辈是不能成为**的，种种强身健体的活动蕴含着宗教信仰。因此，埃里克·利德尔这位皮肤白皙、双眼湛蓝的奥运冠军，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精神的完美体现。《格拉斯哥先驱报》把这称之为“以基督精神的勇敢方式搏击生命之游戏”。
“埃里克·利德尔作为他们的领头人物，他在所有的演说中，都表达了上述精神。他是这些基督青年的代表，他总是给人一种清新感，他的胸膛里似乎充满从犹地阿山吹来的空气。这些青年，人人都与任何的因循守旧无缘，从他们身上嗅不到一丝传统的虔敬气息。他们充满情趣，生动可爱。我们祝愿他们诸事顺遂，祝愿他们的活动有始有终、圆满结束，以此作为对他们8天不懈努力的荣誉奖赏。”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简单明了的基督启示录。”艾莎·沃森夫人回忆道，她在14岁时就建立了埃里克·利德尔俱乐部。“他的宣讲，没有难懂的神学说教。就我记忆所及，我可以把他讲过的全部内容，统统写在一张明信片的背面。他讲话的内容，我都能听懂。他讲述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和今天他想些什么，在他讲述的整个过程中，诚实的光芒始终闪现在你眼前。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埃里克算不上出色的演说家。但他真诚，而且是如此地令人震惊……我的意思是说，他光芒照人，这种感受，不同于单纯听一个好的演说家演讲。”
“在布道时，他从不大谈复杂的理论，”安妮·布奇恩回忆起在中国华北平原和利德尔一起工作的情况时说道，“他只是建议人们试试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用他最喜欢的话来说——就是在更高层次上过一种‘上帝安排的生活。’”
福音宣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抨击酗酒这一恶魔。利德尔亲自带头，在格拉斯哥作了一次有关酒精中毒带来危害的演讲。这次演讲，引起了争议。今天来看，他的意见完全合乎常情。他断言，饮酒会缩短人的预期寿命，毁掉人的个性和自尊心，并且能使人陷入贫困和失业。正如玛格内森所说：“虽然利德尔的措词原则上涉及的是道德问题，但其内涵则是社会性的。”
然而，有人反对利德尔把酒等同于罪恶，谴责他犯了极端主义错误，其中包括一位自称是“74年的适度饮酒者”。他说：“我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作为田径选手和运动员的埃里克·利德尔先生十分钦佩。但是，我注意到他竟然和狭隘的、狂热的极端禁酒主义者结盟，我不得不对此表示十分遗憾……提倡对全民强制禁酒者，不可能获得人们的赞赏。利德尔先生居然会加入全面禁酒者的极端教派，居然会采用他们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语言。上周，在格拉斯哥一次‘禁酒大会’上，他的发言就是证明。他说‘饮酒会使人性格异化，饮酒会使人名誉扫地’。
“这种说法有违事实。指饮酒本身，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有指过量饮酒，它才是正确的。国内有成千上万资深运动员——赛跑选手、足球队员、板球队员、高尔夫球员以及其他运动员——他们并非滴酒不沾，但至今活得很健康，而且事业有成；作为优秀公民，他们高尚的品格深受同胞们的钦佩和敬重。”
有人把利德尔说成是以破坏别人享受为乐事的扫兴者，对于这种论调，艾莎·沃森据理力斥。“哦！埃里克根本不是那种人。我认为他发表长篇演说从来不是针对任何人的，这正是他演说效果良好的原因之一。他讲话态度谦逊，更多使用的是建议的口气，而不是别的什么口气。”
1924年秋至19Z年春季，D.P.汤普森和利德尔一起，走遍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他们在剧场、音乐厅、教堂、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各种类型的演讲厅，有一次星期日早晨甚至还在一家小酒店作布道演说。利德尔并非天生的雄辩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成了一名较为出色的演说家。
“作为一个演说家，埃里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汤普森评价道，“你几乎难以认出，他就是6个月以前的同一个人。我们俩相处得非常愉快。在我整个复杂多变的经历中，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比他更出色的人……在我们的友谊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隔阂和阴影，这几乎全得归功于他。他可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由纯金铸造的人。”
数以千计的人们成群结队前来聆听利德尔的演说。利德尔在讲道中引用了大量从化学实验室、橄榄球场和田径场跑道上收集来的实例，深深打动了听众，其中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从此皈依基督教。一个又一个周末，常常还包括非周末的许多夜晚，利德尔在繁忙的学业和田径训练之余，腾出时间连续地四处讲道。埃里克·利德尔在布道时，地方不论大小，聚会场所不论优劣，听众人数不论多寡，他们的品质不论良莠，他都一视同仁。汤普森缅怀往事如此说，“越是不起眼的礼拜仪式，他越乐意为之提供服务。他愿意成为那些正在为主工作的人们的任何帮助。”
在英格兰北部一所知名的学校里，人们把汤普森和利德尔引进校长书斋。当时那位校长正埋头工作，直至意识到有人在场，才突然抬起头来。“这位‘首要人物’长时间地、仔细地、从容不迫地打量我们俩，然后脸带微笑，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我走来；他伸出手表示欢迎，并说道:‘我相信这位是利德尔先生吧！’我调皮地向埃里克眨了眨眼，然后告诉校长，这次他把我俩的身分认错了，可是他似乎难以相信。他转身向书桌走去，重新在书桌后面站定。他扶正了眼镜，又一次目不转睛地打量我的朋友。‘噢，’他说，‘原来你才是利德尔先生，可你看上去实在不像运动员！’我压低嗓门，尽量轻声地跟利德尔耳语道，‘这位校长竟是如此人物！’”
按照D.P.汤普森的说法，在伦敦基督教青年会中心举行的布道活动,是20年代中期开展的系列福音宣讲活动中最奇特的一次。那次，不仅允许人抽烟，而且还有一支爵士管乐队伴奏。学生们，包括利德尔在内，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和相聚在此的人们随便地交谈。
“事先，我们为宣讲会的举行规定了某种氛围。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沙发上和扶手椅里落坐；他们可以自由抽烟，自由提问；不唱赞美诗，也不诵读《圣经》条文——只是在开始时诵读一段简短的祈祷词，而且活动结束后，不要求向外界透露结果。每天晚上由卡特为我们作开场白，埃里克先讲，然后我接着往下讲。当时我们觉得，从福音布道者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汤普森和利德尔的宣讲深深打动了听讲者，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开讲后5分钟，所有燃着的香烟和烟斗全都被掐灭或弄熄了。在第二天的宣讲会上……“我(汤普森)大胆邀请志愿者在宣讲结束后和我们在小教堂内会面——目的仅仅是为了对我们共同议论的全部内容，作一番静静的思考，并就其对我们每人将意味什么，在上帝面前作一番自问。那一晚上来和我们会面的人数超过30，埃里克和我在一个个单间祷告室里几乎一直忙到午夜，我们一起讨论了他们生活中所关心的事情。”
星期三晚上，汤普森和利德尔在布道，会议厅里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俩身上。“没有人划一根火柴，没有人点燃一支香烟。没有人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没有人把凝视的目光从桌边移开，我们就站在桌后——那儿没有讲台。在祈祷开始时我说宣讲结束后我们将继续在小教堂聚会。那天晚上来了80多人——有年轻的生意人、大学生、还有已开始在城里崭露头角的专业人士。
“或许还有例外，可是就我所知，这是一次最完美的仪式后聚会。我们跪下默祷了将近10分钟；接着，我努力讲清楚，真心皈依基督应该意味着什么。弗兰克·卡特向门口跨了一步，背朝门站定。整个过程他都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一起思考、祷告、策划，并给我们以鼓励。他很了解这些人。他只想弄清楚，我们的做法会对这些人产生什么作用，会给伦敦的青年基督教会带来什么效果隔壁房间里我们已为他们安排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几大张纸、几支钢笔和墨水。那些认真听讲的人、那些准备承担因信奉上帝而可能落在他们身上的责任的人，是否会走进隔壁房间，在纸上写下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呢？结果，43人如此做了，这使我深信，在这决定奉献的时刻，显示出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尽管许多工作并非轰轰烈烈。自然，也使我们对‘福音布道方法’的范围和样式有了一个新的观念。
汤普森和利德尔在爱丁堡最后一次的共同布道，在利德尔动身去中国前几周举行。这次活动，起先并不顺利。星期一在城里一家免费教堂举行的公开宣讲会上，有1100人，济济一堂。可到了星期五，出席人数降至500。而汤普森为星期日的宣讲会却租了爱丁堡最大的教堂，因此受到了批评。
可是，星期日夜晚，排队等着进入礼堂的人群长达45米。8点钟会议开始前，又在大教堂所在的这条马路稍前的另一所教堂设置了分会场，尽管如此，依然有数百人被挡驾。这蜂拥而至的人群令汤普森十分吃惊。原因简单，因为埃里克·利德尔将发言。他感叹道：“这充分证明，埃里克·利德尔对爱丁堡公众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再瞧瞧这挤满了各民族学生的阿希尔大厅巨大的长廊，真是蔚为壮观！这也说明，我们两周来的工作，成果十分丰硕。”
随着利德尔启程赴华日期的临近，公众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告别会——包括最后一个星期日的两次礼拜仪式——引来了众多的崇拜者。翌日(星期一)，密集的人群再次聚在一起，目送利德尔乘坐由一群学生拉着的以缎带和彩带装饰的四轮马车，从他住宿的苏格兰公理学院前往火车站。
火车徐徐驶离站台，科德尔一一紧握向车窗伸来的众多的手，谁都希望能和奥运英雄作最后的握别。数以千计挤来涌去的人们热情洋溢，高声欢呼，并开始唱起赞美诗。利德尔家里的一位友人后来写道：“在爱丁堡历史上，传教士出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壮观的送别场面。我很高兴，能适逢其盛。”
在他启程去中国不久，格拉斯哥一家报纸上出现过一幅幽默漫画。画中的利德尔带着教士项圈，穿着赛跑田径服，正在奋力向前，与后面的对手拉开很长一段距离。漫画下面是一首押韵的四行诗：
此时此刻，身在中国，面临新的赛跑，摆在面前，无法回避，一如奥运赛跑；烟里雾里，难以明了，结果是坏是好，我们相信，他必取胜，只因技艺高超。确实，一场新的赛跑正在等着埃里克·利德尔，这场赛跑的残酷可怕，绝不逊于巴黎那个酷热的下午他所面对的那场比赛。这是一场挑战，最终它将耗尽他未来的全部生命。
①古罗马统治下的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地区。——译注
被禁止！
1929年，罗斯和诺里斯·麦克沃特编纂的名为《各就各位》的田径小册子中，在400米跑世界一流水平名单中，出现了一条语焉不详的条目：“利德尔·埃—49.0秒：日期不详——地点，在中国某地。”
在英国，很少有人知道利德尔在中国重新参加赛跑，更别提他跑出世界一流水平这一事实。他的狂热崇拜者，对英国代表团没有邀他参加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奥运会，感到十分震惊。他之所以没能奉召再次代表国家参赛，可能是因为英国业余田径协会认为，既然他已远赴中国，选择他已无可能。
利德尔本来可以给这次奥运会以巨大冲击，对此，几乎无人持怀疑态度。奥运会后没隔几周，他就在200米赛项中，跑出了21．8秒，400米赛项跑出了47.8秒——平了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的观点。何况，这一成绩是在他没有进行任何训练的情况下获得的。
1928年10月，《京津时报》一位记者评论道：“谁要想再提高400米跑47.8秒的成绩，那简直是创造奇迹了。可是就我对利德尔的了解，他对自己的评价(经过训练，他还能提高成绩)却绝非自吹自擂，而纯然是实话实说，而且这一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这人不抽烟、不喝酒，然而谁都明白，无论他正常条件有多好，专门训练毕竟能给他更大的优势，以便在奥运会上能更好地施展。我个人认为，利德尔依然是世界上四分之一英里跑的最佳选手。”
从利德尔身上，看不到奥运冠军的风采；在人们面前，他貌不惊人，穿着又长又肥的海军蓝短裤。他文静、不招摇，他要让他的跑步来讲话。“与其他选手不同，他起跑前，不做过多的准备活动，”一位观众评说道，“他只是站在那儿，等着发令枪响，然后沿着跑道从容跑去——关键在于他的从容小跑，使他超越所有绷紧了弦的对手，并将他们远远甩在后面，在他越过胜利的标志杆时，其他选手离他已有数码之遥。”
“他在田径场上的表现十分出色，特别是代表英华学院参加国际运动会赛跑时的表现。”驻防天津的一位英军士兵缅怀往事时说，“曾经离别祖国驻防该地的军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有着鲜明的个性，尽管在田径场取得了成功，但却丝毫不受影响。”
1928年，利德尔参加了在华北大连举行的、被夸张地命名为“南满铁路公司庆祝日本天皇加冕典礼”的运动会，他又一次显示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健壮的体魄。面对刚刚参加完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日本和法国奥运代表团，利德尔轻而易举地赢下了200米和400米两个项目赛。多年后，当成了福音传教士的利德尔，在中国华北平原日占区的村庄巡回传教时，日本军队中很多人常常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们还记得那次运动会；当然，这有助于缓解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就在这次运动会结束后，利德尔跑了一次生平从未参加过的特殊“赛跑”，类似传说中的“追舟竞赛”，英国维克多喜剧中常可见到。那次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是400米跑，按原定计划，利德尔要赶30分钟后那班船回英华学院。刚好近处有辆出租车，他计算了一下，乘出租车刚好能及时到达码头。虽然刚刚赢了400米跑，此刻他疾步冲向出租车，步伐几乎毫不减慢。就在这时，离出租车仅仅令人心焦的几步远，《天佑女王》的国歌声破空响起，他不得不立即停步、立正，但倒霉事并未到此为止。“国歌奏完，我自然又迈步向出租车跑去——可你猜又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难以相信，400米跑中仅次于我赢得第2名的是个法国人，乐队不得不又奏起了《马赛曲》，站在那儿的我，再次像根柱子似的伫立不动！好不容易出租车发动了，飞速赶往码头。就在它尚未停稳之际，我奋力作了一次三级跳，跃到了码头边上。船正稳稳地驶开——离得太远，已无法跳上。突然，一个浪头把船往回推了一把，我迅速掷下包裹，飞身一跃。脑中竭力追忆瞪羚的跳跃姿势，我仿佛成了一只羚羊，一跃而起，刚巧落在了船上。”
有位报纸记者，坐在另一辆出租车里，目睹了这一切，他声称，那天利德尔足足跳了4.5米远。一贯谦逊的利德尔，对此距离表示怀疑。然而，不论孰是孰非，这一跳令人瞠目结舌，再次证明，他无愧“苏格兰飞人”的称号。
一年后，他在天津和德国的杰出赛跑选手奥托·帕尔佐博士进行了一次较量，后者是500米、半英里以及1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结果，利德尔赢了400米，而帕尔佐在800米上胜出。赛跑结束后，在更衣室里，帕尔佐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他：
“下届奥运会，你代表英国参赛吗？”
“不，”利德尔回答道，“我太老了。”
“你几岁了？”
“28岁。”
“太老？”帕尔佐哈哈大笑，回答道。“我32岁了，可我还要代表德国参加下届奥运会呢。”
他真的参加了。后来他对利德尔说，“你该练800米跑，你是世界上跑这一距离的最佳人选。”可惜，1930年后，利德尔再也没有公开参加过重大田径运动。
他是否曾为与1928年奥运会失之交臂，并放弃至少再夺一枚金牌的机会而惋惜？他是否为牺牲名声和荣誉、换之以默默无闻而艰难的生活而伤心？对这些问题，他在1932年首次赴加拿大休假结束时的一次记者采访中，作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
“你对献身传教士工作感到高兴吗？这是否意味着你将失去公众的关注、殷勤讨好、欣喜若狂、欢呼喝彩，以及庆祝胜利的葡萄美酒，所有这一切呢？”采访者用华丽的词藻探问着。
“噢，当然啰，一个年轻人有时自然会向往这一切的。”利德尔答道，“可我从事的正是我感兴趣的工作，我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一个人为此而活着要比为别的事情而活着有意义得多。你知道，这是一顶不会锈蚀的、永远不朽的桂冠。”
他妻子弗萝伦丝说过，他原来可能满足于靠打台球谋生。“我一度以为，他会很乐意靠在某项运动中耍点小聪明过活。可在他遇见D．P．汤普森以后，情况就两样了。”
1929年，利德尔的父亲将完成其传教士的使命，全家聚在一起乐乐融融、十分愉快地度过在中国最后二段日子。由于詹姆士·利德尔牧师离任返回苏格兰，全家的住房得归还教士团，于是小利德尔就和几位好友迁入英华学院所属的一幢公寓。友人中的两位，乔治·多林博士和戴维·麦克戈温(他稍后搬来)，把与利德尔同居一宅的这几年看成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一段岁月。“每逢假日或远足日，他就成了我们的核心和灵魂，”多林怀念道，“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北戴河高唱《在栗树的华盖下》的情景。”
他们同住的公寓相当宽敞，有一间饭厅和一间起居室。膳食由一名中国厨师操持。7：30吃早饭，午后茶在下午4点，晚饭通常是英式菜肴。尽管每天排满了必修课程，但总能抽出时间来聊天、娱乐。利德尔打得一手好台球，小有名气。可惜，刚刚搬来的麦克戈温并不知情，所以在较量中当他看到利德尔打球人袋的高超技能和挥洒自如的握棒姿势时，可说是大吃一惊。“看得出来，你把青春年华虚耗在哪儿了！”麦克戈温惨败在利德尔手下后如此说道。
麦克戈温还说：“埃里克不仅天生是个君子，而且是完美无缺的基督君子，他的为人处世其实全基于此。基督是他生命的中心，他所做的一切，唯上帝是从。人们常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和他共处一室。在天津时，我很荣幸地受到埃里克和他的两位同伴的邀请得以与他们同住一幢公寓。我发现，埃里克在家里时，也跟在其他地方一样，其生活目的始终是为我主上帝增光。”
他还想起一件事，充分表现出利德尔特有的无私精神。“1931年夏天，我们一起在北戴河度假。一天上午，我们走访了几位朋友。女主人向我们表示欢迎后说道：‘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快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喝杯咖啡吧。’很快，杯子、碟子和饼干一一摆上了桌子，就在女主人去拿咖啡时，一只苍蝇停落在最上面的那块饼干上。由于我们大家得自己照料吃喝，我悄悄对埃里克说：‘别碰那块饼干，刚才有只苍蝇停在上边’。可真没想到，利德尔有意仔细拿起的正是这块饼干。他那么做并非要责怪我——他从来不会责怪别人——他只是不想让别人来吃这块被苍蝇叮过的饼干，免使别人感到恶心，感到不快……埃里克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具有基督精神的人；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每当想起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感谢上帝。”
可是埃里克·利德尔的独身生活快要结束了。1929年，27岁的他，遇见了一位17岁的女学生，便发疯似地堕入爱河，他立即向她求婚，这可大大地出乎朋友们的意料。
1930年7月，利德尔以很低调的口气宣布他已订婚，而且即将结婚时，大多数友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一位当造船工程师的朋友鲍勃·奈特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曾向人求过爱。”
利德尔是如此难以捉摸，甚至他追求的对象弗萝伦丝·麦肯齐也没想到，他对她的感情竟有如此之深。这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才17岁，对此满心欢喜。他俩是在联合教堂的主日学校相识的，当时她弹奏钢琴，而利德尔担任指挥。弗萝伦丝和他弟弟欧内斯特在学校里曾是同班同学。
“埃里克和弗萝是在1929年夏天相爱的。”他妹妹詹妮回忆道。人们可以想象出利德尔追求这位年轻女孩的情景，他决心要娶她为妻。他们俩是：一个害羞、忸怩、脸上常常挂着迷人的微笑；另一个爱开玩笑，然而温文尔雅，颇有骑士风度——总之，是位完美的绅士。一位英国军人——他既是利德尔家庭的友人，也是麦肯齐家庭的好友——曾经写道：“我知道埃里克是个性格鲜明、很有魅力的人。当我第一次获悉弗萝将成为他的妻子时，真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时我实在是太幼稚了，”弗萝伦丝回想起来还觉得可笑，“在家里埃里克唱主角，而我呢，什么都不用操心。当然，我发疯似地爱他，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他想娶我这一事实。事前我从没想到他竟会提出这种要求，所以当他真的提出来时，我十分吃惊。我问他：‘你是否清楚你真的想这么做？’而他说道：‘是的，我很清楚。’当时我们周围有几位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我想：‘为这事，她们会要了我的命！’”
“那是1926年夏天，我们第二次休假归来。”他未来的岳母写道，“一天晚上，我丈夫和我走进联合教堂前厅准备参加每周祈祷会，詹姆士·利德尔先生和夫人也在那儿，他们把埃里克介绍给我们。对他，我们听说了很多。在我印象中，他非常谦逊，举止温文尔雅。”
“埃里克天性善良，做事专心致志，像他那样的个性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他浑身充满了基督精神；无论走到哪里，总把和平和欢乐带到哪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顺道到我家里，说起他刚才被一位商人请去，而此人正认真考虑，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经过和埃里克的交谈，他最后改变了主意。埃里克经常出入人们的家庭，无论富人、穷人，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也无论来自哪个民族。”
这一对恋人要在4年以后才举行婚礼。当时，弗萝伦丝回加拿大学习护理，而利德尔在1931年夏天第一次获得休假，他经多伦多回到苏格兰。
此时，离他获得奥运会400米冠军可能已过去了7个年头。据一位见过他的人讲：“他脸色好像稍稍发黄，而头顶则更秃了。”但人们依然把他看作民族英雄，宗教界也好，体育界也好，都热切地盼着他去发表演说。
利德尔回国度假的这一年，是他旋风般忙忙碌碌的一年，他在英国各地挤得满满的礼堂里或大会上忙着演说，内容广泛，从他原来的爱好、酗酒的危害，到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位出席过利德尔演讲会的人满怀敬意地说道：“他用词简洁，实事求是，能让300名足球爱好者全神贯注地听了足足20分钟。他讲话轻声细语，娓娓而谈，脸上露着友好的与人为善的微笑。当他演说结束时，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他决定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市的一系列会议上，讲一讲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显示出他非凡的勇气。“在天津这样的城市，”利德尔解释道，“在被称为租界的地方——外国列强接管的地区——都有高等学府。民族情绪高涨的中国舆论认为，其他国家掠夺了本该属于她的东西，强烈要求把租界归还中国。”
1925年以后，很少有人再见过利德尔参加赛跑，在第一次休假期间，他也没有出现在田径跑道上，尽管D．P．汤普森深信：利德尔希望能在苏格兰参加赛跑。他曾回母校埃尔塞姆学院参加运动日颁奖，但这是他难得露面中的一次。爱德华·帕特森，一位传教士的儿子，也是埃尔塞姆的老校友，60年后还清晰地记得下面这件事。“人们要求他参加比赛，开始，他婉转地拒绝了。可是所有的人都希望能亲眼目睹他的跑姿，所以，他终于勉强地站到了220码跑的起跑线上——穿着日常穿的鞋子，茄克衫搭在手臂上。最后，他遥遥领先而获胜。”
在忙于应邀发表演说，和在公众场合频频露面的同时，他总能挤出时间学习担任牧师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果，在1932年6月22日，他终于被任命为苏格兰公理会牧师。因此，那年夏天他返回中国时，身分已是埃里克·利德尔牧师了。正当他即将启程之际，D．P．汤普森的一位当牧师的朋友的教堂里发生了一件事，再次显示利德尔对人们抱有多么深厚的同情心。
这位牧师撰文写道：“1932年1月，埃里克来我家作客，宾主相聚甚欢。在他即将离去之际，应邀为我家其他客人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他还写了几个中国字，并加上英文译文‘笑口常开’”。
“埃里克，”我说道，“我有一位教友，她若是能见到你的签字，一定会异常激动。她现在几乎已无法阅读了。5年前，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的头皮被撕裂，一只眼睛被毁。两年来，她忍受剧痛，做了一系列表皮移植手术。结果，她奇迹般地度过了危险，一定程度地恢复了健康。然而，周期性的剧烈头痛使她心力交瘁，她的耳朵几乎聋了；每月一次，那只幸存眼睛的睫毛都得拔去，这是因为植皮手术留下了后遗症：睫毛倒卷摩擦眼球。现在，她只能依赖这只眼睛看物。不过，她要是能看到这些方块字，能了解他们在汉语中所代表的格言，她一定会激动无比，她将在每封信后写上‘笑口常开’。她将会把这当作是你专门为她留下的启示。”
“我真想见见她，”埃里克说，“可是，她会介意吗？”她怎会介意呢！直到今天，她还一再地提起这件事情，因为埃里克真的去看望了她，尽管那个星期他非常忙。在她的小房间里，他跟她交谈了足足1小时。在他来访以后，贝拉按照她的习惯做法，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在信中以她特有的朴实提到在某些场合上帝如何利用她以及她的苦难事例来帮助别人。
“几个星期以后，我听说了这件事情的续篇。埃里克在离开父母家赶乘去伦敦的火车时，收到了她的信。他从头至尾读了两遍，然后揣进口袋，在车厢一角安顿下来。车厢里除了他只有一位乘客，那是一位年轻人。他诅丧的神情、意气消沉的举止和态度，引起了埃里克的注意。他设法和这位年轻同伴聊了起来，很快就真相大白。”
“这是一个常见的身处逆境、屡屡失意的故事，只不过由于这个年轻人个人失败的特殊情况致使不幸处境加剧而已。此刻，他已完全失去信心和希望，正认真思考以自杀了结生命。”
“后来埃里克承认，好几分钟他都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位年轻伙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口袋里取出那封信，并对年轻人说：‘念念这个吧！’接着，他谈起写这封信的女人，谈起她那难以忍受的艰难生活、她的灾难，以及她为了帮助别人依然承担着的责任；最重要的是，他还谈了使她面对这一切而仍能保持笑口常开的信念。”
“旅行尚未结束，一次崭新的旅程却已展现在年轻人的面前；当贝拉听说此事时，她感到骄傲和欣慰：她用颤抖的手、令人难以辨认的笔迹、费时良久涂写而成的一封微不足道的信，竟然被圣主上帝和一位伟大的基督徒用来拯救另一位受难者，把他从黑暗引向光明。”
利德尔又一次经由多伦多返回中国，以便顺道看望弗萝伦丝和她的家人。在多伦多，他还有机会跟英国奥运代表队聊聊天，并向他们提了一些建议。该团在去洛杉矶奥运会的途中，在此稍作休整，以作适应性训练。
他9月到达天津，这时，由于弗萝伦丝正准备护士考试，他的婚期又推迟了18个月。在此期间，他自己则忙着为他们将来生活的屋子进行装修、置备家具；同时，他还得履行在英华学院的职责，这一职责与过去相比，大大加重了。除了备课、批改考卷、主持《圣经》学习、担任运动队教练以外，他还继A．P．卡林之后，担任了学院的秘书，当上了运动委员会主席，并负责宗教活动。无论何时，只要有空，他总是按期参加联合教堂的布道会，引导人们学习《圣经》，他自己还坚持学习中文。
“如果说，下个月教学活动和会议安排还比较轻松的话，这个月可是排得够紧凑的。”利德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星期四，我要主持韩大淘(音译)教堂的祷告会；星期五，枯娄门(音译)的《圣经》班。星期六，我还得负责学生基督教联谊会的活动，现在的联谊会真的比过去强多了，可在我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
“没有多少时间可用来读书学习：这使人感到，似乎知识的消耗总是多于吸收；我知道这不好。可不管怎么样，从另一方面讲，比犯错误要安全些。我们在研究有关枯娄寺的圣灵的题材。我多么希望看见我们大家都能获得伟大圣灵的真正洗礼啊！”
1933年秋，利德尔的父亲突然去世，他生前对利德尔影响很大，而且是他获取灵感的源泉。噩耗传来时，他刚用完早餐；他一时惊呆了，默默地坐在那儿，脑海中浮现出父亲一生为传教士工作而奉献出挚烈的爱，以及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服务。利德尔后来说，在父亲去世的那个星期日，当他在联合教堂作祈祷时，深深感到父亲对他来说是多么亲切而不可缺少。这个孝顺的儿子给远在苏格兰而陷入丧夫之痛的母亲接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以安慰，减轻她的痛苦：
“此信到达您那儿将近2月底了，那正是春花初绽之际。雪莲花肯定要凋谢了，可稍晚，报春花和黄水仙将迎春怒放。詹妮家的花园很快就会再次满园春色。妈妈，您一定要外出散散心，和她一起待一阵子，尤其别辜负了一年中的这个美好时光。不久我将会有休假，我很高兴能和您相聚。此刻，这一切已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似乎已能看到您正在操劳什么。”
弗萝伦丝通过了护士考试，于是乘船到中国，在1934年3月初抵达天津。船在途中曾一度受阻，利德尔，既紧张又兴奋，简直等得耐不住了。后来，利德尔留下了一段描述当时心情的文字：“我们4：30回家，刚赶上午后茶。当你满脑子想着即将来到的人时，要跟别的朋友有说有笑，可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时传来了消息，说船将在下午6时进入内河，此刻已是掌灯时分，于是我们匆匆赶去船正慢慢驶入码头——真是慢得令人揪心——最后在鸣响了两声汽笛后，船慢慢停了下来。我们看不清船上的人，他们也看不清我们，但我们大声喊了起来。弗萝伦丝一点没变，容貌依旧。
“那晚，我们没赶上最后一班火车，所以就睡在车站的休息室里，入睡前我们谈了又谈，真有说不完的话。翌晨，弗萝伦丝和我起得很早，赶上5：30去天津的火车，于6：30到达那儿。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并且讨论了屋内房间该粉刷什么颜色，我们商定了许多事情，然后又赶去码头迎接其他家人，他们乘的那艘船预定在10：30到达。”
埃里克和弗萝伦丝于1934年3月27日在联合教堂结婚，婚礼招待会在弗萝伦丝父母家举行；此后，他们俩去北京郊外西山度蜜月。两星期后，双双返回天津。结婚后，他的日程安排几乎与独身生活时同样紧凑。
1931年，日本侵吞了满洲里，建立了傀儡满洲国，此时正更频繁地制造事端，试图吞食中国北方诸省。利德尔在文章中写道：“根据政府命令，我们必须在课程中安排一节军事操练课。尽管我厌恶战争，尽管我认为基督徒对战争的态度在未来将成为一股反对战争的力量，然而，它已使我们的一些小伙子变得相当精明。”
“我首次成功地召集部分教师，在每天早晨工作开始前，进行晨祷和默思，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发扬光大基督精神，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别人，而且一般来说，还有助于事情得以更顺利地进行。有一位从未做过教会工作的教师，现在也开始负责低级班的《圣经》课。我希望这种情况能更普遍，也希望我们能逐渐发现我们能在生活中对上帝的意愿有更清晰的了解，而且能发现服从上帝的意愿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两个女儿——帕特丽夏和希瑟——相继降生。利德尔为自己当了父亲而备感自豪，这可以从他写的家书中得到证实。信中他详细地描述大女儿如何蹒跚学步，如何疾步走来走去的情景。“帕特丽夏很喜欢坐在我的自行车杆子上的小座位里，我们骑着车在院子里兜圈子，或骑车上大街。希瑟简直乖极了。整个晚上睡得很熟，除了晚上10点喂一次食，要到早晨6点才再次喂食，几乎从不妨碍我们睡觉。孩子打生下来起，我们从来不在午夜两点给她们喂食。看来，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发现这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最佳之处。上星期，希瑟重了6盎司……”
虽然利德尔的幽默也许会令人乏味，可是遇到真正可笑的事，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在希瑟出生前，他想跟弗萝伦丝开个玩笑。“老二该在圣诞节出生，”弗萝伦丝回忆道，“如果是个女孩，我想给她取名叫卡萝尔①。可埃里克想给她取名希瑟。最后他说：‘‘咱们拈阄决定吧。’他准备了两张纸，我挑了一张，纸上写着‘希瑟’。我觉得无所谓，这也蛮好。可事后，埃里克向我招认，原来两张纸上写的都是‘希瑟’。我还记得当时我随手抓起一个椅垫掷他。可我觉得，既然他那么喜欢希瑟这个名字，那就满足他的要求吧。”
1934—1937年间，他们过了几年非常幸福的家庭生活，在这期间，他们每年在海边小村北戴河度过富有田园诗意的夏天。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将是他们一生中相聚在一起的最长一段岁月了。
不久，他们就被迫长期分离，而且最后，永远没能再相逢。
1935年6月，伦敦传教士协会地区委员会征求利德尔的意见，问他是否愿去华北平原一个叫做小厂的小村子担任福音传教士——他哥哥罗勃已在那儿担任传教士医生。这不仅因为那儿乡间非常缺少传教士，而且委员会认为，英华学院拥有过于庞大的传教士协会的教师队伍，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利德尔委婉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中文水平太差，而且他认为“这一召唤的理由欠充分，他没有必要一定得放弃教育工作”。
然而，此事后来再次被提起。1936年，地区委员会决定让利德尔暂停学院工作，亲身体验一下“乡间工作”，为时4个月。面对英华学院第二年将被迫停发一份外籍人员薪水的压力，利德尔在多次祈祷后，决定赴任，尽管同事们对他的决定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对于他轻易放弃在学院取得的所有成就，许多人都责备他太傻了。“这确实令他感到很委曲，”弗萝伦丝说，“但他丝毫不表现出来。这也让我看到了他心胸开阔，能包容批评。”
“也许，我们不该那样批评他，”学院数学系主任斯坦利·汤普森说了心里话，“可他在学院成绩斐然，我们都不愿他离去。”
利德尔的决心依旧不变，但作出这样的决定令他深感痛苦。伦敦传教士协会认为，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弗萝伦丝和孩子们不该陪利德尔去小厂，那样太危险了；所以利德尔面临连续几个月和家人分离的事实，尽管他结婚才几年。“这是他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步包含了许多的变化因素，而且只有经过较长时间，他才确信自己做得对，”弗萝伦丝说道，“无论如何，在对有关的方方面面作了虔诚地思考后他感到，是上帝在召唤他去乡下；我也认为，很显然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热爱这一工作，他的健康也得到了改善，而且我还感到，在新环境中，他青春焕发。”
这种看法利德尔本人也多次说过。尽管和家人分居两地，但他对自己的决定却从不怀疑。“在人民遭受空前痛苦和灾难的年代，”1938年秋利德尔撰文写道，“我能奉派离开城市，能在来此途中有机会目睹此地和天津之间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地区的惨状，对我来说，获益匪浅。”安妮·布奇恩曾问过他：离开比较舒适和安全的天津和学院，他是否感到后悔。他毫不迟疑地答道：“从来没有！在我的工作中，我还从没像在这儿享有如此多的欢乐和自由！”
①原文为Carol，意为圣诞节颂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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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尔到达苏格兰时，英国和德国已处于交战状态。他的爱国热情进发出来，志愿报名参加皇家空军(RAF)，渴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考虑到他已37岁，年纪偏大，有关方面给他安排了书案工作。他断然拒绝，这显示了他特有的性格，并丢下了一句话：“如果你们想让我守在写字台后面，那么对不起，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939年利德尔回来时，英国已完全变了样，成了个因战争忧心忡忡、对未来充满疑虑和恐惧的国家。在小厂待了两年后，随着自身年岁的逐渐增长，利德尔显得更为持重。在他最后一次休假期间，虽然不可能召集大规模的聚会，但面对能来的听众，他用自己特有的简洁方式，尽可能准确地介绍中国的复杂形势。在英国曼彻斯特一次**上有一位听过他演说的神父写道：
“从他简单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些中国朋友和熟人的一幅幅肖像。开始时，听众显然对他讲得如此简单感到纳闷，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听大名鼎鼎的埃里克·利德尔演说，他们期望听到激情洋溢、铿锵有力的言词。但是，随着演说的继续，听众被牢牢地吸引住了。他生动描述的那些中国人，似乎就在这间屋子里。
“他的这种简洁，实际上是一种儿童般可贵的天赋，充满真诚精神，联合王国就是由这种精神构成的。在演说结束之前，听众们都已意识到这点。”
1940年3月，弗萝伦丝和女儿们与利德尔会合。在完成了已安排的演说之后，他带着全家返回中国，途中在诺瓦斯科夏①逗留了10天。
如果说利德尔去英国的旅途平安无事的话，那么他乘船返回中国的航程则充满着危险。当时，德国潜水艇不分青红皂白，击沉所有的船只，所以英国竭尽全力保护其商船队免遭德国潜艇袭击。事实上，利德尔他们得以重见中国海岸，本身就是奇迹。他们的船，是由50艘船组成的船队成员之一，在离开爱尔兰海岸时，就曾遭到鱼雷袭击。关于此事，利德尔写道：
“当时是8：30，孩子们都还睡着。这究竟是不是一颗‘哑弹’，仅仅炸着了桅帽，或是因为发射距离过远，鱼雷已耗尽能量，还是它确实已爆炸，而且就在我们船下，对此，我们至今未弄清楚。但我敢说，我们确实被击中了，根据在船舱里的感觉判断，仅仅是桅帽被炸。当时并未鸣响要我们上救生船的警报，但我们的船却发出信号，令其他船只迂回前进。
“第二天夜晚，位于船队末尾的一艘船不知去向。海面波浪滔滔，很难发现潜艇靠近。那天，护航舰离我们而去。这天是整个航程中最艰难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离我们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一艘小船被鱼雷击中，立刻爆炸，两分钟后就沉没了。德国人准是击中了该船引擎。我们在甲板上准备救生船，人人走路都是弯弯斜斜的。将近中午时，‘警报’解除，我们回舱吃饭。可是我们刚开午饭，第一道菜才吃了一半，警报突然又起。又一艘船中了鱼雷，但它没有沉没。后来我们听说它还能行驶。至于它是返航了，还是竭力继续前进，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依然编队前进，但现在已无护航舰伴随。午后茶点时，有关人员讨论确定，编队行进过于危险，决定让大家分散，每艘船都要全速前进……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天早晨前，这是一段紧张的时刻。下午6时，无线电传来消息，过去两天内，相距约200码、挨着我船航行的几艘船，均相继被鱼雷击中。10分钟后，听说又一艘船被击中。到了夜间9点，我们听说，一般德国潜艇从水下升至水面，与我方船队中一艘船发生战斗。
“我们的船高速行驶，远远超过了正常速度。整个夜间，人们和衣而卧，救生带准备就绪，随时备用。第二天，紧张状态有所缓解，我们的船已驶出普通潜艇能及的范围，只有远洋潜艇才能航行如此长的距离。而这时有些人又开始晕船了。从那以来，局势一直比较平静。再没有发生令人感到刺激的事情；在一次航行中，我们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1940年10月底，利德尔回到小厂。此时传教团驻地的形势，远比他离开时凶险。日军已进驻该村，村子四周围着高墙，显然，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当我从东屋卧室的窗口朝外看时，发觉村南似乎成了日本帝国军队的前哨基地，”利德尔冷冷地写道，“在最近几天，我们常常见到神情沮丧、精神压抑的人们从那儿走出来，被迫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他们得修筑一条通向小厂东面可供机动车行驶的公路。
“日本人为了逐步扩大影响，为了牢固地扎根立足，他们无情地置古代墓葬和坟场于不顾，强行无偿地征用土地，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不禁令人想起古罗马野蛮的强征制度，同时它也引起人们日益增长的仇恨和反抗精神，这也是日军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
在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利德尔谈到他参加当地一个村里的一次结婚仪式，仪式是在附近大炮的轰隆声中举行的。仪式结束后，他和其他客人应邀出席传统的中国婚宴。
“在交拜礼及祈福仪式结束后，我们转身去了安排婚礼酒宴的地方。在恐惧的氛围笼罩下，在警报鸣响中，人世间的习俗照旧继续，仿佛一切都平安无事。那天夜晚，仅仅1英里外，重炮朝着有人挖路的方向轰响，隆隆的炮声清晰可闻。可是在霍楚村，我们却相聚在一起为新人举行祈祷式，颂扬并感谢上帝，思考着如何为更美好的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新婚夫妇的耳畔响着枪炮声，而内心则充满爱和欢乐，度过他们婚后的第一夜。
“我在那儿一直待到过了礼拜天。在此期间，我主持礼拜式并和人们交谈。我本该那天就返回，可我等候的大车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我们往回赶，路上基本没发生什么事。除了在一处，那是敌人可能把我们当成了八路军，向我们开了几枪。我们下了车，一动不动地待着，直到他们明白搞错了，我们才继续上路。
“我的工作要到周围多处教堂去。今天去的是西南方向我以前从未去过的一个地方。每次外出，我的工作就是给人以建议，全部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同时，努力了解人，努力给他们留下一点鼓励，在他们内心留下一点和平的启示——在一个外部世界已不存在和平的时期。”
原来和教会保持一定距离的日本兵，现在公然闯入传教士家中，喝得酩酊大醉，吓人地挥舞着军刀。有一天，安妮·布奇恩奔进医院的手术示范室，发现她急着要找到的那位医生正贴墙而立，一个日军士兵挥动棍子在揍他。
“我找这医生有事！”个子小小的布奇恩大声喊道。日本兵非常吃惊，直往后缩。可是，事情明摆着，日本军官对下属的胡作非为，有意听之任之，不加管束。
最后，在1941年春天，传教士接到日本军方命令，被迫从小厂撤走传教团。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听说小厂已被夷为平地。
有可能被拘捕，也有可能面临更糟的处境，而这些事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加上弗萝伦丝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所以利德尔决定，必须让家人撤到加拿大去，那儿才是安全之地。
“这是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弗萝伦丝回忆道，“我根本不愿离开，可是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点燃，日本肯定会参战。埃里克本来可以和我们一起走，可他认为他不该走。他担心，万一他们扣押我们当人质，他就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从来没认为他的工作重于一切，事情完全不应该是这样。可他认为，既然别人将留下，他也该留下。”
“他知道，日本人正加紧备战步伐，他也知道，拘禁他们几乎已成定局，”斯坦利·汤普森回忆道，“可他认为，万一他离去，撇下他的工作和小厂人民，这就意味着开小差，他决不能做这种事。实际上他已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眼睁睁地送别家人，另一方面又觉得前途未卜，祸福难料。”
1941年5月，弗萝伦丝告别利德尔的这个日子，一直深深铭刻在她的记忆中，从未磨灭，直到她于1984年去世。
“船启航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登上了那艘漂亮的大船。埃里克抽空送我们上船。汽笛鸣响，催促送行的人离去。当时，我们正在下面船舱里。埃里克把特丽夏抱上膝头，并说，‘噢，特丽夏，我想请你照顾妈妈，并帮她一起照料希瑟和未来的宝宝。你一定要好好关心妈妈。’她这时才5岁，她说：‘我会的，爸爸。我一定好好照料妈妈，一直到你归来。”’弗萝伦丝追忆往事，强忍着欲夺眶而出的泪水。
“埃里克离去时，我很难过，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再也见不到他。甚至后来，我也绝未想到埃里克会出什么事。我真不明白，当时我竟会如此幼稚。”
9月，利德尔收到弗萝伦丝一封电报，得知他的第三个孩子莫琳已出生——这个女儿，他注定永远无缘相见。
在家里人离去后不久，他搬入天津的一幢公寓，和原先埃尔塞姆学院的老师、后来又成了英华学院同事的A.P.卡林同住。由于手头上没有固定的事情要做，利德尔忙着埋头撰写《基督徒守则》，他希望最后能把它译成中文，为中国牧师提供一份精神指导。
1941年12月，爆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紧接着，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成员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从法租界家中撤离。英国公理会教士团的成员，为利德尔和其他6人在英租界提供宿处。在此地，他一直待到1943年3月被日军拘禁。
传教士们获准可以自由行动，但不得擅闯租界周边，而且必须佩戴臂章，标明各人国籍。超过10人的聚会，无论室内或是室外，一律禁止，这实际上等于禁止在教堂举行礼拜仪式。为了破除这一禁令，利德尔想出一个主意，组织若干名传教士为每个星期日撰写一条训诫。由传教士的妻子每人邀请10人参加星期日下午的茶会，把每个星期日的训诫抄写多份。这样，每次茶会就成了家庭式的宗教祭祀仪式。
利德尔此时已搬去和D.霍华德-史密斯神父及其家人同住。跟与利德尔以前同住一幢公寓的乔治·多林和戴维·麦克戈温一样，霍华德-史密斯把和利德尔共同生活的这一年，看成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年。
“埃里克搬来和我们同住。一年来，我们感到，他能住在我家，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史密斯记下了这段历史。“我从未见埃里克发火，也从未听他说过不客气或刻薄的话。他一心‘到处行善’，不张扬，不炫耀，完全把这当作份内之事。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埃里克就是天生行善之人，因为每天清晨，他都保持与上帝沟通，日复一日，终年不辍。
“埃里克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他的处事方式。别人有何期望，他再忙也要尽量抽空去帮助实现；别人的事情或公务，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乐于接受并努力办成。有些男孩要和他一起玩板球，埃里克甘心奉陪。我的女孩要他教网球，他二话不说，来到外面在酷热的阳光下指点，而当时荫凉处的气温已达华氏100度。人家打桥牌三缺一，他乐意凑数，不令别人扫兴。他热衷收集中国邮票，当我的女儿们也要集邮时，他花了几个小时为她们准备集邮簿，标出空间，以便分门别类张贴不同版面的邮票，他还常常花好几个小时，不厌其烦地回答她们的问题。此外，他给主日学校的班级上课，或倾听来自乡间普通农民倾诉悲惨经历时，也同样表现出仔细和耐心。
“当时全家6个成人、2个孩子，一共8人。要弄到足够的面包，让全家吃饱，对我妻子来说，真是勉为其难。常有这种情况：当她匆匆赶去购买面包，各店已告售罄。埃里克主动提出，每天早上5点钟由他去面包房买面包。他说到做到，真的去了，帮了我妻子一个大忙。我妻子记得，有一次发生了可怕的大尘暴，这种尘暴在华北时我们常常遇到。沙尘通过关着的门窗缝隙钻进屋子，室内的一切都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土。她决定先睡觉，第二天早上6时起床，从上到下给宅子好好打扫一下。早上6时她下楼来，发现埃里克刚刚打扫完毕，身边又是畚箕、又是扫帚、又是尘拂。原来他4点半就已悄悄起身，未弄出一点响声，以免吵醒大家，来了个彻底扫除。这就是埃里克的典型作风。”
在给弗萝伦丝的信中，利德尔描述他如何使自己的日子尽可能地过得丰富而有意义。除了撰写**守则和准备**聚会，他还花了不少时间静静思考并研究诸如圣灵的德行、神的指导，以及《登山宝训》②等课题。他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编纂《圣经》的系列注释读物，供人们全年日常阅读，这是他在拘禁期间完成的一项工作。“如果这计划落空的话，”利德尔在谈到这一项目时写道，“它仍将有助我个人思考问题。对我来说，它将永远是我已发表的《每日祈祷》(该书在1942年出版)的姊妹篇。从事这一工作，将使目前无所事事的岁月比较容易打发；日子过得毫无意义，光阴在虚耗着。”
走出公寓，利德尔常和卡林作长时间的散步，察看周围租界状况。有时跟朋友一块吃顿饭，或是喝杯茶。
“跟我们任何人一样，他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卡林回忆道，“在天津逗留的最后阶段，他和我曾多次到‘欧罗巴咖啡馆’，以一餐简陋的饭食‘庆祝’我们各自家庭成员中某位亲人的生日(在‘欧罗巴咖啡馆’，你可以享受到最实惠的价格！)。如果钱不够，我们就去‘柯榭俱乐部’，吃茶点代替。他感到幸福，这种幸福写在他的脸上；然而，他全部幸福的基础，都在于他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对上帝真挚的爱，以及对上帝馈赠的衷心感谢。”
1942年8月，撤离的可能摆在利德尔面前。虽然他仍愿留下，但他还是在撤退的名单上签了名，他写信对弗萝伦丝说，在加拿大可能成立“国内布道团”。可这事未成。撤退的召唤始终未来，而利德尔和在天津的所有外国人都被塞进一辆简陋的三等车厢，坐着火车进了日军的拘留营。正是在这里，利德尔将度过他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人生岁月。
①加拿大省名。——译注
②指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内容主要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译注
1941年12月7日，日军轰炸珍珠港，紧接着，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依然逗留于在华日占区的外国人的命运。他们有可能遭到搜捕、拘禁，甚至被投入监狱，这些都只是时间问题。
而事态的发展也正是如此。1943年3月12日，埃里克·利德尔及其在天津的同事接到日方命令，立即去山东省中部的潍仙市(后改名为潍坊市)的“民间人士集合中心”(拘留营的委婉说法)报到，同行的还有几百名其他“敌对国国民”。
利德尔被指定为英国传教士小分队的队长，他们奉命把行李送去营地：每人规定可带三只箱子、一张床，以及一些床上用具。3月30日，这些外国人手提行李，排着队穿过中国人夹道而立的街道，狼狈地向天津火车站走去，这是一个令人蒙羞的最后场面——白人在远东的统治不光彩地结束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已在东方崛起，他们将接过被西方长期占有的衣钵。
经过了16个小时令人疲惫不堪的旅程，他们来到离潍仙市2英里处的拘留营。这里原是美国长老会布道团的驻地，现已被毁。院落宽183米(200码)，长137米(150码)，里面有一所学校，一座教堂，若干公共宿舍，三间厨房和一间面包烘房。虽然建筑物的外观还保持完整，但在日本人反西方思潮冲击下，室内的所有设施，已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床、暖气设备、管道、家具，都被刀劈斧砍，街上一片狼藉。
拘押犯蹒跚走进营地。入口处上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原来传教团的中文名字“幸福乐园”，无疑，对于现在正从它下面走进去的人们，这真是一个辛辣的讽刺。而映入他们疲倦眼帘的最令人丧气的景象，则是营地内的厕所。即便是最最麻木的人，乍见之下，也会为之骇然。兰登·吉尔基，来此以前是北京郊区英美大学的青年教师，他在那本名为《山东的院落：处在压力之下的男男女女的故事》的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第一眼见到这些基本生活设施时的感觉。
“当我们打开门走进男盥洗室，一股恶臭直冲鼻孔，我们恨不得立即退出，重新回到室外三月的清新空气中来。当我们发现内部设施几乎是新装的，实在惊讶不已。这是东方式的厕所，瓷便盆嵌入地下，如厕时不得不蹲在上面，令我们感到不适。便盆上方墙上，挂着带有长长的金属拉链的瓷水箱，但没有一根拉链连着便盆。上面那中看不中用的管道不通，便盆内均已满得往外溢淌。拘留营内没有清洁工人，没有管道修理工，也没有自来水，那么要制止便盆内脏物外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传教士梅雷迪思·海尔斯拜回忆道：“在潍仙的生活，实在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严酷战斗。”戴维·米歇尔，进拘留营时才是个9岁的男孩，在《一个男孩眼中的战争》(OMB丛书，1988年出版)一书中写道，他还能清楚记起那种恶臭，以及“污秽不堪的露天污水池，我们用来吃饭的厨房兼餐厅里的老鼠、苍蝇和疾病。在炎热的夏夜，这种恶臭充斥在笼罩于拘留营上空的酷热、刺鼻的尘雾中。”
这1800名被拘禁者，是一个各不相干的群体，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和阶层：有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有白俄，甚至还有来自一支流动回力球队的两家古巴人。无论他们以前从事何种职业，人人都得尽快学会新技能，掌握谋生之道：过去不习惯手工劳动的高级行政官员，现在不得不学会烤面包、捅火炉；以前很少踏进厨房的端庄娇贵的上层社会的淑女们，此刻已能熟练地刷地板、洗餐具了。
没过多久，营地就安顿下来，生活变成了一种纯粹是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早上7点起身，处理杂务，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务；点名(自从两名被押人员逃走，点名已变成一日两次)；排队如厕，排队进餐——但永远也填不满啃噬肠胃的饥饿。戴维·米歇尔至今还记得拘留营那张毫无营养、千篇一律的菜单。早餐：两片薄薄的面包(发酵粉供应不足时，常常烤得又硬又瘪)，小米或高粱稀饭，偶而加一点白糖；正餐或午饭：乱七八糟的杂烩或随便什么的混合物，包括一点软糊糊的茄子，通常人们称之为S．O．S．(‘老一套的杂烩’)，偶而供应一道甜食；晚餐：通常是汤，实际上常是老一套的杂烩搀水的另一种叫法。
奥斯瓦德·达拉斯，被拘前是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官，现在成了潍仙的面包师。每当面粉供应不足，他只能用花生壳磨粉做面包。“热的时候，还能勉强凑合着吃，可一冷却，就硬得像石头。”后来，日本人终于开了一家小卖部，被拘押者偶而可以加点菜，可以买些诸如花生、鸡蛋、蜂蜜、应时水果等。
玛丽·泰勒·普雷维特的曾祖父詹姆士·赫德森·泰勒，曾在中国内地创建了传教团。玛丽进拘留营时，才9岁。“在战争初期，我们靠细高粱、粗高粱或绿豆过日子，把他们煮成当早餐的谷类食物，也用他们来做我们想吃的面包。”
“在肉店工作，可真得有点胆子，他们面前尽是些刚刚扫去蛆的死动物。人们还来不及用苕帚把讨厌的苍蝇赶走，他们已在食用肉上产下了卵。有一次，跟日常饮食供应同时送来的，还有看上去令人作呕的肝——黑乎乎的，样子可怕，周边发硬、呈乳脂色——厨师们觉得可疑，就请来我们学校的医生，再征求一下意见：这究竟是否能吃？医生猜想，这可能是一头老骡子的肝。于是，我们就把它吃了。”
人们的情绪越来越紧张，脾气急躁似火，一点就着。为了区区小事就会争执不休，而这些事情在正常生活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令人窒息的、干苦活的环境中毫不足怪。“如果你想见识一下人性恶的一面，”一位在押犯后来回忆道，“你只要站在那儿，瞧瞧那领食物的队伍就行了；怨怒和乖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饥饿的囚徒时刻会猛扑分发食物的服务人员，犯人们斥责他们在分发规定的半勺子汤时不公，给这个多了，给那个少了。排着队洗餐具的女人们，尖声叫着，把油腻的洗碗水互相泼到对方身上。”
潍仙是社会的缩影：这儿有医院、实验室、学校和教堂。这儿也有娼妓、酒鬼、吸毒者、窃贼和小偷，专偷厨房里的份外食物；此外，还有一帮帮四处闲逛的愁闷的青少年。由于没有父母的监管，十几岁的孩子夜间在拘留营地范围内闲逛，传闻在某营地大楼的地下室内还发生过**事件。珍妮·考特莉尔记得，那儿许多年轻人由于被监禁在拘留营内,不能真正享受人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挫折感。“有一位异常聪明的女孩就曾说过：‘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我们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男朋友！’”
“类似的骚乱事件不断，”考特莉尔回忆道，“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们渴望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可日本人给我们提供的仅有的消息，无非是他们又一次击沉了整个英国舰队，或是伦敦第5次被炸成残垣断壁，等等。显然，都是些胡说八道，可是我们得不到任何确实的消息，我想正是这一点，尤其使人感到沮丧。”
“有一二个军官特别喜欢滋事，”她的丈夫乔·考特莉尔回忆道，他当时也在拘留营(他俩是在被拘期间结的婚)，“有一个警察头头非常凶残，人们给他起了个‘金刚’的绰号，因为他个子很高大。幸好当时似乎尚未有蓄意侵犯个人的政策。那时夜夜实行宵禁。从夜晚10点起我们就不得走出公共宿舍区，宵禁时间根据一年不同时期而定，或至早晨6时，或至早晨7时。厕所设施都在宿舍外面。事实上，夜间如厕是件既麻烦又危险的事，特别对女人。街上有日本兵巡逻，已有多起不幸事件发生。”
拘留营内时常受到虫害侵扰，所以多次组织了灭鼠竞赛以及灭蝇运动。“到处是嗡嗡嗡飞来飞去的蚊子，以致疟疾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疾病。”被拘押的儿童凯丽·托伦生—马尔科姆回忆道，“夜间，床垫里的臭虫爬到我们身上，拼命吸血。海根(她的兄弟)有一天早上在自己床上数了数，共有500多只臭虫。我们用开水浇床垫和家具，试图一举歼灭他们，但这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我们依然浑身发痒，搔得更勤。”对付这种体形扁平、浑身通红的臭虫，人们常用刀子或拇指指甲沿毯子边缝掐死他们。可是不管囚徒们用什么方法消灭这种害虫，他们的战斗均以失败告终，因为臭虫实在太多了！
无法保持隐私、缺乏生活空间，是拘留营生活中最令人头痛的两件事。居住在公共宿舍里的单身男女，每人可分得长度仅183厘米(6英尺)、宽度仅91厘米(3英尺)的空间，床与床之间相距只有46厘米(18英寸)。已婚夫妻可以拥有房间，面积是396厘米(13英尺)长、274厘米(9英尺)宽。
营地建立不久，日本人曾把某些四口之家的家庭安置在两个房间，而其他家庭则被迫挤在一个房间。兰登·吉尔基，作为营地住宿委员会的负责人，试图调整这种状况，他建议把四口之家的十几岁的孩子转移到接受监管的集体宿舍去，腾出来的房子可以分配给住房拥挤、急需扩大空间的家庭。吉尔基确信，前面提到的那些家庭一定能理解这一建议所包含的合理性以及博爱精神。于是，他信心十足地来到一个杰出的美国传教士之家：
“屋子的主人，尽管已步人中年，依然英俊、聪明、待人接物圆熟老练，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妻子是一位能干、令人敬重、慈母般的妇人；她献身众多的社会事业，在家里是位称职的女主人，举止优雅，为人宽厚。他们几乎完美地体现了美国职业夫妇的风范：受过良好教育，慷慨大方，心地善良，集中体现了对人友好以及基督徒关心人的精神。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16岁，一个14岁，按我们的计划，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都有可能得迁入集体宿舍。由于他家紧邻就住着拥挤的一家，我相信，这些好心人绝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当我敲响他家屋门时，我想问题将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不出所料，怀特夫人谦恭有礼，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当我热情地讲到这个话题时，她表示对那些不幸人们的处境十分关切，这使我确信，她和她丈夫一定非常乐意尽他们所能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深受鼓舞，把准备让男孩们集体住宿的计划摊了出来，并告诉她，将由‘优秀教师，笃信基督’的埃里克·利德尔来监管这间宿舍。我热诚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决定……我们的话谈到这里，如果说怀特太太有所变化的话，她似乎变得更礼貌了。可是同时，她讲话也变得有点模棱两可起来——我注意到她有点犹豫不决的样子。要想回过头来谈计划的细节，似乎越来越困难了。最后我建议，也许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第二天再来听她的回音。
“‘噢，真是太感谢您了，’她温柔地微笑着说，‘这样，我丈夫和我今晚就有机会好好考虑此事，还可作个祷告。’在这种令人鼓舞的语气声中，我离开了。
“第二天，我又来到她家，她的态度似乎明确了，语气充满自信。我感到一丝欣慰。我想，这儿终于有人来带头了，不是反对我们，而是给我们以帮助。当她彬彬有礼地开始谈到这个话题时，我急切地听她往下说。
“‘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昨天夜里我们考虑过了，还为此作了祷告，’她笑着对我说，‘我们作出了决定，我们不能让年幼的儿子去住集体宿舍。’
“‘可他们的住处离开你们不过50码，怀特太太！’我大声说道，‘我相信，你们不至于怀疑在埃里克·略德利(显然，这是利德尔的代名)的照料下，他们还会出什么事吧！’
“‘噢，不。只是保罗才16岁，这个年龄很容易受外界影响。对别人家的那些孩子，我不想说什么闲话，可是你知道他们的情况！此外，这儿暖气和通风设施很不正常，而且我清楚，除非有人管着，保罗吃得很少，所以他老是伤风感冒。约翰尼才13岁，让他离开我们，这绝对办不到……昨天夜间我们谈过了，事情再清楚不过，在这种地方，家和家人有多么重要。我们肯定，待在拘留营中，我们首要的道德责任就是要为孩子们保持一个真正的美国之家。’
“我看得出，在她谦恭而坚定的态度中，她自感心胸坦然，因为她找到一种问心无愧的道德准则来支持她的做法。她已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裹上了‘道德’的包装，这种道德的前提是，确认任何具有人性的人都讲道德责任，愿意与别人和衷共济；所以，除了符合她的道德责任观念，她对其他事情全都无动于衷，甚至当她为了捍卫家庭的利益而违背群体中别人家庭的利益时，她也是受这种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于是我明白了，要刺穿这张“正义”的盔甲是十分艰难的。至此，我不免有些恼火。
“‘就算你说得对，怀特太太，家和家人对人人都十分重要，’我加重语气反驳她，‘那么，对于你邻屋的那对夫妇，对于那和两个男孩共住一屋的夫妇，真正的美国之家又该如何保持呢？’
“当我提到这一点时，怀特太太关心人的基督精神溢于言表。她义愤填膺，满脸通红，而且十分同情。她点着头表示同意我说的话，她说：‘我知道，那些日本人可恶之极，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
“结果就是如此。我看得出，送保罗去集体宿舍是绝无可能了。我走着回家，既生气，又失望。我自忖：‘如果连怀特夫妇都不愿和我们合作，我们还能去找谁呢？我们中间难道就真的不存在友好和善意了吗？”’
如果说，吉尔基对拘留营中的商人说了不少坏话，说他们心怀偏见、贪得无厌、名声极坏，那么，他在谈到传教团成员用伪善的道德包裹的桩桩件件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行为时，他语气的尖刻和谴责的力度，便大打折扣。他讲述下面这件事时，口气就显得有点轻描淡写。
有一次，红十字会送来了包裹，每个包裹里塞了16条美国香烟。这可使传教士们在道德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该如何处置这批香烟。按照教会禁止吸烟的神圣原则，他们本该全部予以销毁，可是正如吉尔基所说：“诱惑力太大了，这批香烟很有利用价值……瘾君子们愿意用牛奶、罐头、黄油和肉来换一二包香烟。交易有利可图，而且准保成功。”几乎所有原来假装虔诚、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出借定量配给卡的传教士们，现在都拿自己的16条香烟用来换取爱好的食物。
吉尔基不断进行这种令人沮丧的指责，直至他碰到埃里克·利德尔。
“人们很难有幸遇见一位圣徒，而他很像我所认识的圣徒，已非常接近这一标准。在那儿的最后一年，我常常在晚上兴高采烈地去和女友约会，路过游戏室时，我总要往里瞧一眼，看看这些传教士煮些什么东西给孩子们吃。可我老是看见埃里克·略德利(利德尔)俯身在棋盘或模型船边，或指导孩子们跳某种方形舞，他是那样专心致志、那样热情洋溢和兴致勃勃，为了吸引被集中在一起的小伙子们的注意力，开发他们的想象力，他竭尽全力，全身心地投入。”
乔治·金来到拘留营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第一次见到利德尔的情景：“我吃力地拎着两只沉重的箱子，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小道，步履艰难地向前走着。在这之前，我们刚刚乘坐一艘中国海岸航船，经过了两天折腾，感到非常饥饿和疲惫，有人领我们到集体宿舍，面对这间空荡荡、谷仓似的屋子，我们感到凄楚可悲。突然，一路上给我帮忙的人压低声音说道：‘不要盯着看，听我说，朝我们走来的那人就是埃里克·利德尔。’
“我十分虚弱，难以集中精力把迎面走来的陌生人跟若干年前‘名声远扬’的奥运健儿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朝边上扫了一眼，看了看走在路上的这个人。他个子不高，相当瘦，由于风吹日晒，皮肤呈古铜色。他身上的衬衣十分古怪，我从来没见到过，虽然在那种地方，我对各种古怪服饰，已经司空见惯。我后来听说，这是用利德尔太太的一对布窗帘改制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那种平凡普通的外表。他的样子一点不像著名运动员，或者不如说，他似乎从未想把自己扮成个著名运动员。这一点，我后来逐渐清楚，正是他绚丽人生的奥秘所在。我敢肯定，他是当时活着的人中间最谦虚的一位。”
利德尔一到潍仙，就被指派担任学校数学和理科教员，负责组织拘留营内的体育活动，还担任管理员，负责照料单身男女和孩子们居住的两大集体宿舍。他还被委托领导基督教联谊会的工作，并充当营地日本人的首席翻译。除了“官方”指定的这些职务，他还主动承担照料老人、病人、体弱者以及穷人等大量任务，包括为他们排队买煤，买配给品，还为他们劈木柴。“做这一类事情，耗尽了埃里克的精力。”当时的一位被拘押者回忆道，“此刻，我仿佛仍能看到他背负50磅重的红十字会包裹，从教堂送到那些年老体弱者的家里。”另一位被拘者说道：“我现在还记得，他沿着营地内的路沉重缓慢地走着(‘沉重缓慢地走着’这词用得恰当，因为拘留营的伙食早就使埃里克的步履失去了弹性)，肩上挑着装满煤灰、煤屑的沉重木桶，送到那些需要做煤球、烧炉子的人家。”
按照乔治·金的说法，利德尔“无疑是拘留营中人们最需要、最敬重和最爱戴的人。有一天晚上，他在计算一周中估计可以干多少小时，我十分惊讶，这张时刻表人人都能承担，何必要他独自去操心呢！”
乔伊斯·思特朗克斯，在拘留营时才十来岁，他至今记得，当时去找利德尔的年轻人特别多，使得与他同住一室的室友十分厌烦，他们做了一个可以翻动的示意牌，两边分别写着：“埃里克在”和“埃里克外出”。埃里克通过把牌子翻到“在”或“外出”，就可以让找他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去向。
“这是我逗留在拘留营期间最伟大时刻之一，”当时的少年被押者凯丽·托伦生—马尔科姆在她的《我们签名放弃生命》(大学校际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写道，“当时，厨房里只有我一人，我正单枪匹马地要抢在600个人挨次进来领取他们的配给食物之前，消灭厨房里数百只苍蝇。埃里克·利德尔恰好走过。我跟他很熟，他既当过我的垒球教练，又是我的《圣经》老师。他停步走了进来，专心地看我忙碌了一会。他那双湛蓝、锐利、带笑的眼睛，以及让人安心的笑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对我说，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正通过自己的行动领着人们走近上帝，尽管我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只不过为他们扑杀苍蝇而已。他曾教导我说，我们的所作所为若不是引导人们接近上帝，那就会把他们从上帝身边推开。他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此刻除了上帝，谁也没看到我做的事情，谁也不会给我应得的荣誉。”
就像在英华学院时对学生们一样，利德尔对拘留营中的青年人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组织各种活动，让孩子们始终有事可做，他组织的活动包括国际象棋和跳棋比赛、工艺品展览、游戏和木偶戏演出。为了鼓励孩子们保持身体健康，他常常领着他们绕着营地四周跑步，并教给他们跑步技巧。
“一个又一个晚上，”一位被拘者回忆道，“他苦笑着把妻子留给他用的所有被单撕成一条一条碎片，用来包扎几根被弄坏的曲棍球棒，谁也不知道这些球棍如何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出现。他把中国胶水在相当于一支烛光的花生油灯上方熔化开，然后把撕成条状的亚麻布粘贴到棒上。
“他教他们玩圆场棒球，这是个令人开心的场面。他还作出安排让美国人进行一系列棒球比赛，尽管他对星期日的比赛从不过问。”可是有一次例外。按照拘留营营规，星期日不准举行任何比赛，但有一个星期日，一群闲得无聊的年轻人公然违抗这一规定，组织了一场男孩对女孩的曲棍球比赛。没有裁判员，双方火气越来越大，比赛以吵架收场。第二个星期日，利德尔出现在比赛场上，亲自为这场比赛执法。
“埃利克确信，让年轻人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一起游戏和工作，比保持他的严守安息日原则不受亵渎更为重要。”他的好友乔·考特莉尔如是说。所以，这位曾经因为拒绝在星期日比赛，宁愿放弃在奥运会上夺取100米金牌机会的人，为了在年轻人中间提倡和平相处、团结友爱的精神，却心甘情愿牺牲自己原先奉行的原则。
利德尔还花费大量时间，对希望在战后能上大学的年岁较大的孩子，给以额外的理科知识辅导。仅仅为了帮助一位女孩学习，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多时间，为之绘制化学仪器，因为这些仪器在拘留营中根本无法获得。这女孩从利德尔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战争一结束，她就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墨尔本大学。
有一位拘押者在被监禁时才18岁，他后来写道：“我和别的年轻朋友一起，非常有幸能聆听埃里克给我们讲课；他给我们当私人导师，讲授物理和化学课程。当时，我很迟钝，老是记不住数学公式。为此，他特地设计教学法，对我循循善诱，十分耐心。每次想起这些，我对这位杰出的教师楷模，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利德尔的另一位学生至今还记得，他曾把一堂课的内容录写在一张圣诞卡上，而此卡是他亲自设计、亲自绘制的。
正是这种悄悄的、不拘礼节的姿态，往往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譬如那次他把在爱丁堡奖得的一块金表拿去称重、估价，准备卖了筹钱给大家买垒球设备，尽管最后没有必要那么做。
哪里有不幸和痛苦，哪里需要安慰或帮助，利德尔就会出现在那里。无论青少年，无论体弱多病者，只要他们需要补充食物，利德尔就主动献出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定额，不带偏见、不带歧视地平分给大家。
伊莎贝尔·赫朗太太，当时名叫伊莎贝尔·哈里斯，她从齐福学校进入拘留营时才14岁。她回忆道：“埃里克去世时，营中一个俄罗斯**曾对我母亲说，埃里克·利德尔是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而从不要回报的唯一男人。我想她指的是这件事：她刚来拘留营时，埃里克曾去帮她钉过一些架子。她是个一切都得靠自己张罗的女人，没有人会帮她干这些事。利德尔从不计较一个人来自何种社会阶层，他从不以此取人……拘留营中有些传教士是绝不会向她那样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可埃里克对待事情绝不像他们那样。
“传教士”赫朗继续说道，“可能是与别人保持某种距离的人。当时他们中间有人只关心自己的同类人，对其他人就不太关心。传教士们没有时间关心别人的孩子，他们只关心传教士的孩子。可是利德尔却能跟任何人通力合作。每当我想到他，这一点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肯定是个信念非常坚定的人，因为他对待我们大家都一视同仁。”
诺曼·克利夫曾在《幸福乐园》一书中描述过自己少年时代在拘留营中的经历。他还模糊地记得另一件事。一个名叫玛乔里·温泽的女孩患了伤寒病，必须和其他拘押人员隔离。唯一能安置她的地方就是那间陈尸室，在戴维·米歇尔的记忆中，这是整个拘留营中最吓人的地方。“我们中间胆子大的，”米歇尔想起此事犹觉可笑，“常常用棍子去捅那盖尸体的被单，可要是谁忘了把门带上，风吹动被单时，我们就拼命地逃开。”玛乔里的头发不得不剃光，令人卒不忍睹。在这间陈尸室里，她虚弱不堪地苦熬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她还亲眼目睹邻床患同病的天主教修女死去。利德尔坚持每天来此停留片刻，给她读点故事，竭力给她的心灵和备受煎熬的生活注入一丝欢乐。对自己的所为，利德尔从不张扬、不炫耀。
“要是有谁没完没了地抱怨拘留营中的环境，”另一位被拘押者说，“那么埃里克就会指出，生活中毕竟还存在有趣的、给人以欢乐的事情，他眼中闪烁的喜悦光芒就会驱散人们心中的愁云。反之，假如他担心某人家庭关系陷入麻烦，他就会想方设法找出他认为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人，让他来弥合裂缝、促进和好。他待人友好，性格平和(我从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火)，加上他对上帝和原则的忠贞不渝，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面对险恶的突发事件，化险为夷，安然地度过风风雨雨。”
长期的拘押环境使身体最强壮的人也纷纷病倒。到1944年夏天，众多的被拘押者患上了伤寒、痢疾和疟疾，身体几近衰竭。此外，还有很多人患了精神崩溃症和忧郁症。当战争进程转向不利于日本时，我们的配给开始减少，基本食品日益局限于面粉、高梁和绿豆，质次的蔬菜和发臭的肉食成了风毛麟角。当这些东西也吃完时，就只剩下面粉了。厨师们发明了一种面包糊。他们把不新鲜的面包隔夜加水浸泡，第二天榨去水分，给难闻的面包糊搀少许面粉，再加上肉桂做调料即成。只有极度饥饿的拘押犯，才敢把这玩意儿吃下去。
一个承担重体力劳动的普通人，每天需要的热量大约为4800卡路里，然而，拘留营中男人每天的配给食物已减少到1200卡路里。饥饿的情状，显而易见：人们憔悴、疲惫、冷漠。孩子们的牙齿缺少珐啷质，而少女长成了妇人却不来**。有些老师想方设法要改善孩子们严重缺钙的状况，他们按照营地医生的建议，把蛋壳洗净、烘干，再磨成砂砾般的粉末，然后一匙一匙地喂给孩子们吃。“我们感到窒息，感到噎住了，于是就用力呼气，”玛丽·泰勒·普雷维特有趣地回忆道，“我们希望在不得不吞食前，能把砂砾吹掉，可怎么也做不到。所以我们就用牙嚼粉状蛋壳，以吸取纯钙。”
食物定量的减少、食品中最基本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就连利德尔也同样无法避免。到了1944年底，他主动承担的巨大工作负荷和沉重的责任，加上严重营养不良，使他的健康开始大大恶化，终于导致疾病缠身——该疾病最后夺走了他的生命。
根据玛西·狄特蒙森所说，当时利德尔已患了严重的头痛病，而且变得健忘。为了努力改善记忆状况，为了集中注意力，他开始背诵狄更斯《双城记》中的某些章节。狄特蒙森还记得，其中一节正是西德尼·卡顿在代替朋友接受死刑前，于断头台旁说的那段感人肺腑的独白。
当安妮·布奇恩在利德尔患病数月后抵达营地时，对利德尔外貌的变化十分吃惊，他已变得呆滞木讷。他的健康状况显然在日益恶化，原来走路时富有弹性的步伐和充沛精力，几乎已丧失殆尽。而且，他还受到剧烈头痛的折磨，这迫使他不得不卧床，用绷带蒙着眼睛，恳求别人让他安静。和利德尔同住集体宿舍的乔·考特利尔回忆道：“埃里克开始抱怨头痛，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少有的。他对我们在宿舍烧煮食物时的些微气味抱怨不止。我们开始明白，他的情况不妙。”利德尔尽管头痛剧烈，但仍坚持给年轻人以教诲、忠告和鼓励，只要他们需要他，他就出现在他们中间。
1945年1月，利德尔遭到流感和窦炎双重袭击，治疗效果不如预期那样见效。安妮·布奇恩听说他病情恶化，便疾步直奔男子宿舍，不顾禁止妇女进入的营规。“我一见他的病况，就立即去找拘留营内的主任医生，我对他说，埃里克必须立即送医院。医生说，没有床位，可我仍然坚持，埃里克必须进医院治疗。最后，他被送进了医院。因为他坚强无畏，从不说自己有何不适，所以医生们说：‘噢，他会挺过去的。’”
可是事实正相反，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院期间，他似乎突然中风，导致右脚部分瘫痪，讲话含糊不清，神情恍惚。医生们怀疑他长了脑瘤，可他们对此束手无策。
表面上，利德尔愉快如常，他不愿透露内心深处的想法。安妮·布奇恩是他愿意倾诉内心感受的为数不多的对象中的一个。由于长期与弗萝伦丝和孩子们分隔两地，加上剧烈的头痛，他意志消沉、度日如年。“在拘留营中，人们多次见他对着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发愣，”布奇恩回忆道，“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觉得前途渺茫，万事皆空。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他没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弗萝。这不像原来的埃里克。他可是个一直充满希望的人。”
尽管剧烈的头痛继续折磨着他，利德尔的体力似乎稍稍恢复，而且开始锻炼右腿。“埃里克跟我妻子和全家一起喝茶。我们为他以及像他一样长期远离亲人的人们感到遗憾。”在利德尔住院期间曾去拜访过他的一位传教士说，“由于我们住在医院顶层，中国内地布道学校的孩子们和我们待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也许能使他在康复期过得愉快些。我太太做了些小蛋糕，邀他一起品尝。他请求护士允许他攀登4层楼梯，到我们小小的房间来看望我们。护士对他说，他是要想‘伸手摘星星’。然而，在护士扶持下，利德尔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当他坐下时，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埃里克说话说得很慢，显然，他说话很困难，但他相当开朗，充满希望。看得出，他用自己的意志战胜了虚弱的肉体。他没有待很久，但我们邀请他两天后，也就是星期一，再来和我们一块饮茶。当我们匆匆赶去参加一个聚会回来时，我们才发现，对于一个刚刚摆脱沉疴，不久前才能起床的人，竟能像我们现在一样攀登那么高的楼梯，完全是奇迹。我们盼着他再次光临，我们在那家供应匮乏的拘留营商店中为他买来了最好的食物。
“他来了，看来病情有所好转，一只眼中的异常神色也已消失。他穿戴整齐，行动比以前稍稍利索。我们坐下聊天，一起喝茶，吃点心。我们谈到上帝对他的眷顾，健康得以逐渐恢复，他也告诉我们，根据医生诊断，他的病痛主要因工作负担过重所致。
“接着，埃里克说的话使我永生难忘：‘使我陷入麻烦的只有一件事，’他说得很慢，‘我本应指望上帝来解决这一切，那我就不会在重负下崩溃了。’
‘‘我丈夫竭力让他宽心，但是，他最后感叹道：像埃里克这样的人，若不是被工作重担而压垮的该有多好啊！对这一点，他去世后的进一步诊断作出了清楚的证实。
“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埃里克又一次爬着楼梯来还我一个盘子(前一天我曾用这个盘子装过食物给他送去)。他高高兴兴地聊天，高高兴兴地笑，还肯定地说，他身体在好转。然而，就在那天夜晚，他却去世了！”
“在拘留营时，”利德尔在天津的一位同事的妻子撰文写道，“我在医院厨房做饭，兼做管理工作。我们要给150人做饭，全都是4岁以下的孩子和病人。听说埃里克喜欢吃蛋糕，我就拣个日子‘专门’为他做了一个送去。他很激动。后来我见着他时，他告诉我说他吃得很开心。
“接着，他离开了一阵子。后来有一天下午3:15，他遇到了我，我刚好下班。他正在散步，我离开身边的女士，走过去和他谈天。我们一起走了大约15分钟。他还是以前那个乐天的他。‘你收到弗萝的来信了吗？’我问他。哦，原来他果真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他对我说了此事。他看上去累了，说话不大利索。由于多日没见到他，我想该让他多休息休息。‘不，我必须让这两只脚重新走动起来。’他说。可我还是把他送进屋里，让他享用午后茶点，而这竟成了我们的诀别，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他去世了。”
利德尔去世前三天，克莉丝汀·海尔丝拜也在营地医院，她刚刚摆脱几乎夺去她生命的伤寒病。利德尔来这个病房借赞美诗集，他在给弗萝伦丝的信中引用了一首赞美诗，他需要核对一下是否准确。他认出了她，由于高兴，脸上带着笑容，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利德尔通过红十字会给弗萝伦丝发出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以下是原信的副本：
“我担负的责任过重。神经系统稍稍出了点毛病。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后，情况大为好转。医生建议我换个工作。他要我放弃教书和运动员生涯。做些体力劳动，譬如烘面包……要是这样的话，确实不坏。务必与我保持联系，告知我家中的情形。谢谢你的安慰，寄来的包裹我很喜欢。向你以及孩子们致以我的特殊的爱。——埃里克。”
“有件事后来让我很不安，尽管读信时我并未想到，”弗萝伦丝回忆道，“他最后一封信是打字机打的，这可不同往常。他准是请谁代打的。信中他说神经系统稍稍出了点毛病，对此，我也觉得可疑，利德尔怎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天早上，一阵突发的胸闷和咳嗽向他袭来，稍停，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他又开始发出朗朗笑声，又和人们开起了玩笑，就在这时，又一阵痉挛。这时守在他床边的一位学生，尖叫着跑出病房呼叫医生。医生立即派人将利德尔送到单人病房。安妮·布奇恩此时正要下班，闻讯后迅速奔到他床边。“我问他感觉如何，而他答道，谁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这是他平日的口头禅：‘他们一无所知。’之后，我拒绝离开，我要留下照料。有二三位医生站在隔壁病房的中间，正在议论埃里克的病况。我向他们走去，并问道：‘你们是否认为埃里克就要死了？’一位医生说道：‘胡说八道！’我回到埃里克的病房，此时他已将近走完人生道路。他悄悄对我说，‘安妮，这就是彻底奉献。’他又一次痉挛、呕吐，污物全都吐在了我身上，接着，他陷入了昏迷状态，而且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他是个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人，我相信，他说‘彻底奉献’，理所当然，绝不过份。大家都清楚，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完全清楚。”
第二天早晨，为他所做的尸体解剖显示，他脑部左侧有一颗很大的肿瘤，根本无法手术切除。就是说，即使他获得最先进的治疗，充其量也只能推迟必然结果的发生而已。
埃里克·利德尔去世了，仅仅6个月后，即1945年8月，美国的伞兵部队就解放了这座拘留营。
玛丽·泰勒·普雷维特至今仍清楚记得美军到来的那个日子：
“那天的上午已过去一半，我躺在床垫上，突然听到拘留营上空有一架飞机的嗡嗡声。我迅速冲向窗口，只见这架飞机陡地朝下飞来，然后缓缓下降，接着又一次绕空翱翔。这是一架巨型飞机，机身绘有一面美国国旗。美国人正在飞机窗口向我们挥手致意！
“树梢后，银色机身的门打开了，我惊讶地瞧着一张张巨大的降落伞缓缓飘落地面。
“整个潍仙疯狂了。我向大门跑去，随着混乱的人流向前涌动。囚徒们跑来跑去，挥舞着双拳伸向天空。他们哭泣、诅咒、相互拥抱、翩翩起舞。尽管嗓子已嘶哑，他们仍高声欢呼着。一波又一波的人群裹挟着我，从哨兵身旁涌出，来到拘留营外的田间。
“1英里外，我们找到了他们——7名年轻的美国伞兵——手持武器站着，周围是一片沉甸甸的高梁。
“欣喜若狂的囚徒们潮水般地向他们涌去。人们在旷野尽情地享受着自由。他们赤着双脚，饥肠辘辘，混杂一团，把伞兵小队长扛上肩头，抬着他凯旋返回拘留营。”
历经3年的饥饿、污秽、凄惨和蹂躏，3年面对死亡和疾病的折磨，囚徒们终于获得了自由。几周内，他们将全部被遣返各自的祖国。孩子和父母，丈夫和妻子即将重逢团聚。但是，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埃里克·利德尔！
1945年2月，一个阴冷的、寒风凛冽的早晨，埃里克·利德尔的棺木被缓缓沉入营地后面临时挖成的墓穴中。“这不是真的，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孩子们哭喊着，不愿相信这一事实。“多日来，整个拘留营，特别是营中的年轻人，陷入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埃里克给他们留下了无法填补的空虚。”兰登·吉尔基撰文写道。
“笼罩在潍仙上空的悲痛欲绝的气氛，常人难以想象，”梅雷迪思·海尔斯拜回忆道，“他的葬礼是我们在俘虏营中两年半以来最隆重的一次。”
一位习惯记日记的被拘者，在利德尔的殡葬日，匆匆写下如此一段文字：“他并无过人的才智，也无引人注目的能力，但他是个真正的好人。他并非伟大的领导者，也非给人以启迪的思想家，但他知道该做什么，而且付诸行动。”
戴维·米歇尔一直记得利德尔给营地孩子们解释“真诚”①一词的意义：此词由拉丁文sineceres衍生而成——意为没有涂腊。古罗马的木雕师，如果在雕刻的塑像上不小心凿出一条缝隙，就会用封腊涂塞裂缝以掩饰瑕疵。可是当炎热季节来临，封腊遇热溶化，缺陷即暴露无遗。所以，一件完美的作品就该是sineceres——未经涂腊的原木作品。
“我一直把埃里克看作那具未经修饰的真实塑像，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他都是个真诚的人。”米歇尔强调道。事实上，利德尔确实收到过一位学生的信，落款用的就是：“您的学生，一个没涂腊的人。”
殡葬仪式于1945年2月24日举行，由营地资深传教士之一的阿诺德·布赖森牧师主持。囚徒们聚集一起，怀着共同的愿望：表达他们对利德尔的悲悼和哀思。是他使他们面对难以忍受的丧失自由的凄楚环境，不安的心得以稍稍平静。那些原以为不会出席葬礼的人也都来了——这些从未和他说过话的陌生人，此刻并肩站着，毫不掩饰地任泪水流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冰封的、寒风凛冽的小小的传教士墓地，”一位爱尔兰传教士写道，利德尔下葬时他就站在墓旁，“整个拘留营中的在押犯就像一家人似地聚集在此，年轻人抬着他的遗体，送他去安息。”
“他的葬礼，”一位出席者后来写道，“是整个营地生活中最感人的事件之一。只有小部分人能有幸进入大厅，但所有能来的人似乎都来了。人们悄悄地、自发地挤在大厅门外……在我们围绕在他四周的最后的短暂时刻，他像往常一样以他自己的方式，又一次走进我们大家的心中。”
“昨天，有人对我说，”布赖森郑重说道，“‘我认识的人中间，埃里克·利德尔是在性格上、在生活中，真正突出体现了耶稣基督精神的人。’这一评价，是我们所有有幸了解他并和他关系密切的人的共同心声。”
“他的奉献生活及其深远影响，奥秘何在？奥秘就在于他能心甘情愿地服从耶稣所体现的上帝意志。他的生活完全遵循上帝的指导，他追随其主耶稣，一片真诚、矢志不渝；他的强烈愿望在于让人们亲眼目睹信仰的真实内涵及其拥有的力量。
10天后，营地的爱德华七世教堂挤满了人，甚至门外都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来此参加利德尔的老朋友、也是同事的A．P．卡林主持的追思仪式。他反问道，在一个实际上天天都在滋生为琐碎小事而相互攻讦、或背后说人坏话的氛围之中，为什么就无人说埃里克一句坏话呢？他提请与会众人回忆一下，圣徒保罗曾指点他的朋友们“跑着去争取胜利”。“在精神赛跑中”卡林说道，“埃里克正是‘跑步去争取胜利’——而且他光荣地赢得了胜利，不是吗？”
在利德尔即将离世的那天下午，他似乎对将要发生的事已有预感。他在一些破碎的纸片上，潦草地写下了几行勉强可辨认的字句，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赞美诗的第一句“平静我的灵魂”。此刻，与会者安坐在自己位置上轻声吟唱的，正是这首赞美诗。
多年以后，英国广播公司(BBC)接到当时一位被拘者的来信，要求电台在节目中播放这同一首赞美诗。“我找不到确切的言语来描述这位杰出人物的优秀品质，”这位听众在信中写道：“在我们拘留营的全部生活中，他传播的忍耐、博爱，以及所有可能的美德的种子，处处可见。尽管我本人是罗马天主**……可在我长期的绝望中，我总是从他那里寻求安慰……他的善良、他圣徒般的榜样，帮助我们摆脱了绝望；他时时教导我们，信仰上帝的真正涵义何在。”
另一位被拘者写道：“战争使我和丈夫分离多年，所以我能理解，跟妻子和家人分离对埃里克·利德尔意味着什么。然而我看得出，他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充满胜利的信心。埃里克病倒前几个月，我的大儿子因事故触电而死亡。我至今仍记得，正是在一次聚会中，他教我们诵唱令人难忘的赞美诗《平静我的灵魂》，从而使我获得了抚平悲痛的慰藉。
“接着，当他讲到经文‘汝等务必听命于上帝’时，又一次问我们，对上帝的全部嘱托是否完全听从——不仅在祂拯救我们灵魂的最初阶段，而且在我们日常遭遇到悲伤、痛苦时，是否服从上帝。所以，在我记忆中，埃里克朴实本分，而又满怀胜利信念地服从上帝。”
“在他被囚期间最严酷的时刻，他依然勇敢无畏，给人带来欢乐。难友们信赖他，有问题就向他咨询。”另一位难友评价道，“他给众多的受难者带来了监禁中唯一允许的安慰。今天，当许多监禁多年的受难者终于有幸活着摆脱拘押时，E．H．利德尔这位帮助过许许多多同伴的人，却没能活着走出拘留营，这无疑是生活中最深重的悲痛。无论作为运动员，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都堪称苏格兰历史上最具骑士气概的勇士之一。”
“不同于许多传教士，”玛西·狄特蒙森这样认为，“埃里克似乎能跟任何人坦诚相处。当然，他的名人身分能使他在各种社交场合深受欢迎。但事实远不止这些，由于他从不摆架子，为人随和，所以能跟任何相遇的人很快建立融洽关系。人人都把埃里克当作朋友。”
“埃里克说话时带有一种好听的苏格兰土音，他身上洋溢着**生活的欢乐精神，在我认识的人中，无人能与之相比。他极富幽默感，有说不完的真实笑话，时刻可以听到他的朗朗笑声，但趣味高雅。他的嗓子并不好，但喜爱唱歌，特别是古老、庄严的宗教圣歌。他最喜欢的两首圣歌是《上帝用美装扮人间》和《上帝恩惠无边》。”
“埃里克对《圣经》的教诲身体力行，”他的传教士同事梅雷迪思·海尔斯拜说道，“他讲道十分真诚，使你觉得他正面对面跟你娓娓而谈。他举的例子通常来自日常生活。他还喜欢引用在化学实验室中观察到的结论。他经常宣讲《登山宝训》的内容，并非常强调将基督教谕化为行动的重要性。”
他妻子克莉丝汀还记得这样一个例子。利德尔曾对那些专注听讲的人们讲过一位在澳大利亚旅行传播福音的传教士，这位传教士宣讲了基督胜利进入圣地耶路撒冷的故事。宗教仪式结束之后，一个小伙子向他走去并说：“耶稣肯定有一双非凡的手。一匹未经调教的驴崽能穿过尖声叫嚷、挥舞双手的人群，并安全抵达目的地，那么，唯一能作的解释就是耶稣那双非凡的手起了作用。”这个小伙子后来终生皈依基督，而这次宣讲给他的启迪也是原因之一。
对利德尔的类似赞扬还有很多很多。他的一位挚友称他为“我所知道的最具基督精神的人，”潍仙拘留营中的一位被拘者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埃里克·利德尔！”一位田径场伙伴称他为“苏格兰培养出来的最著名、最受欢迎、最受爱戴的田径运动员。”
人们没有立即把利德尔过世的消息告知其遗孀弗萝伦丝。直到他去世两个月后，他们家的两位朋友来到弗萝伦丝和孩子们栖身的父母家中，才向她透露了这一消息。
“我请他们进屋，我已预感到出了什么事儿，”弗萝伦丝回忆道：“最后，我终于直截了当地问：‘你们是否带来了坏消息？是否两个男孩中(指她的两个兄弟)有谁出事了？’此时，我还根本没想到会是埃里克。”
“朋友来访前的一个月，我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当时，我正站在烤炉旁边，脑子里却在想：‘如果你转过身去，埃里克就站在那儿。’我只感到阵阵颤栗。他这人一直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他常对我说：‘没问题，弗洛西，将来一切都会好的。’(弗洛西是利德尔开玩笑时对她的呢称)。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的神经紧张似乎在缓解。以后的三个星期，我感到他一如既往地在我身边。可我万万想不到他已去世。我确信，无论如何他们会放他回来的。”
“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精神彻底崩溃了，满脑子想的是要从桥上跳下去。可就在这时，他的影响又一次出现，仿佛他正在问我：‘弗萝伦丝，你从桥上跳下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当时只想以这种方式追上埃里克，和他结伴同行，可他一直盯着我看，仿佛要说：‘弗萝，我留给你照料的三个女儿怎么办呢？’正是这一点阻止了我。”
“埃里克比我大10岁。我真想见到他要是还活着，今天该是怎么个模样。他生前一直很年轻，尽管头发已很稀疏。他常常为此自我解嘲，可他妈妈却真的非常不安，她埋怨这是他淋浴过多的结果。”
利德尔死后，弗萝伦丝曾矢志不嫁，除非有了真正的爱情。5年后，她真的再次坠人爱河，她的婚姻很幸福，直至1960年第二个丈夫去世。
“那末，埃里克又如何呢？能和他结婚，我觉得自己很荣幸。我们结婚11年，其中有4年分居两地。然而，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那么多。我们的婚姻异常美满。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对孩子们呵护有加。我们的大女儿帕特丽夏对父亲的记忆至今还十分清晰，可惜希瑟对他已记不清楚了，因为那时她才10个月，每次埃里克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从未超过6个星期。”
可埃里克·利德尔给世上留下了什么呢？斯蒂芬·梅特卡夫至今仍珍藏着一双破旧的赛跑用鞋，这是在拘留营利德尔见到他的鞋已破得无法穿时送给他的。利德尔不仅影响了而且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梅特卡夫如是说，这毫无夸张之意。在潍仙时，梅特卡夫还是个孩子，他曾亲眼看到利德尔对那些狱卒表示怜悯，尽管他们残忍成性。梅特卡夫本人跟众多被拘者一样，对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然而，利德尔努力说服被拘者宽恕敌人，并为他们祷告。
1945年夏，拘留营获得解放，梅特卡夫得以返回澳大利亚墨尔本，但利德尔的话却深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后来，在一次电台广播中，他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呼吁传教士们去日本，把基督教原理灌输给一个被打败的民族。麦克阿瑟认为，让民主的根在那里扎下去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梅特卡夫响应将军的号召，并以他童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埃里克·利德尔为榜样，摒弃一切，当了一名传教士。此后，他在日本度过了漫长的38年，直至退休才回到爱尔兰。
①英文“真诚”为sincere，与拉丁文sineceres相近。——译注
对埃里克·利德尔的怀念生生不息
荡气回肠的风笛呜咽声划过长空，一位身穿靓丽格子花呢服装的风笛演奏员正在吹奏哀婉的挽歌《在凯特丽湖岸上》。
然而，其背景并非苏格兰高地，而是中国北方潍坊市第二中学后面的小花园，靠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旧时日军拘留营的原址。1991年6月9日，星期日上午，有将近40人，其中包括4位原先拘押在此的俘虏，他们在酷热的阳光下聚集此地，热情赞颂埃里克·利德尔，以示纪念。埃里克46年前在此与世长辞。
在中国鞭炮喧闹的爆炸声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共产党人和基督徒，一起站立在这小小的纪念花园中，低头默哀，虔诚悼念。此刻，利德尔的外甥女佩吉·贾琪博士正为为利德尔而立的庄严的纪念碑揭幕——一块来自苏格兰岬岛，重1吨，高7英尺的石板，挺拔矗立——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着利德尔简短的生平，以及一节选自《以赛亚》的名言。一切是那样平静、朴实、节制而不夸张，这正是埃里克·利德尔本人特有的风格。
自然，人们对利德尔的纪念活动，远不止这一块纪念碑。1991年，一群苏格兰移民在香港建立了埃里克·利德尔基金会，目的是要聚集中国山东省籍的年轻有为的运动员，永远发扬利德尔的精神。基金会规定，400米赛跑的夺冠者，即可获得埃里克·利德尔奖杯。该项运动会每年举行，以帮助运动员充分发挥潜能，并培养友谊和文化意识。每个人都觉得本书所描述的伟大奥运选手，若是他天上有知的话，定会对此默默赞许。
鸣谢
我谨向为本书提供素材、回忆录、信件、文章、照片以及其他资料的所有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们的帮助大大丰富了本传记的内容。本人尤其要向下列人士致以特别的谢意：
尼尔·坎贝尔教授；比尔·克兰菲尔德；乔治·格雷厄姆—卡明斯博士；佩吉·贾奇博士；约翰·凯迪神父；亚瑟·马歇尔爵士；肯尼思·麦考尔博士；戴维·米歇尔；詹妮·萨默维尔；凯丽·托伦生—马尔科姆，以及查理·沃克。非常感谢戴维·帕特南为本书撰写了出色的序言。
我还应该深深感谢早先出版的两本传记：D．P．汤普森神父的《苏格兰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研究所1971)和谢列·马革努森的《苏格兰飞人》(季度丛书，1981年)，没有这两本传记，也就不会有本书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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