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逸斯
当尼克松未促成中美建交，中国对西方之门仍未打开之际，早在一世纪以前有位年轻的英国人已在上海登陆了。这位才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既没什么高等学历文凭，也并非什么官派特使，他了无声息地抵达该地。没有欢迎仪式，因为在中国谁也不认识他。
戴德生其人却是首次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中国这泱泱大国之门的勇士。他的嘉言懿行，艰苦经营，到今天仍在中国与世界各地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人。
戴德生并不是什么高速隐士，他只是个成功的专业人士，一个着重家庭观念的人。以他的真知灼见，过着一个多采多姿，交游广阔的生活。
他也不是个相貌堂堂的人物。他身材矮小，体格羸弱，就外表而言是逊色了一点。除了来自一个相亲相爱的基督化家庭之外，他比别人优胜的地方，就只是出道早，十六岁就已经要自给自足，供养自己。
他工作勤奋，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医疗助理。他能照顾一个婴孩、做一顿晚餐、记账，安慰有病痛和心理忧伤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富有创意的领袖，并且是善于组织的人。他是一位能干的帮助者，向世界各地喜爱思考的男士及妇女们提供了属灵的指引和启发。
因着立志要经历神的应许，他所跨越战胜的逆境不知要比别人多出多少。
他一生的工作改变了周遭的世界，也冲击着数以百万计的人。
戴德生的生命秘诀是什么？他为何能够带出那么深远的影响？
盼望藉着以下的章节，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再版前言
四十多年前，我往华中探访一些基督徒医学生。一天在晨更祈祷会之后，我悄悄地溜了出来，沿着浩瀚的杨子江畔，不一会儿就走到了镇江的市立坟场。在那里，我终于了却多年来的心愿，我见到了那块只刻着寥寥数字的墓碑：戴德生，一位在基督里的人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因着读到戴德生的生平和工作，就立志加入戴德生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创办的中国内地会，到中国去竭尽一生服事神。
像《戴德生的属灵秘诀》这样的传记，能在众多基督徒生命中，带出那样深远的影响，实在屈指可数。这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每次翻阅，你都会有新的启迪和挑战。
这本书的英文版经卢逸施先生重新修订，使它更容易为今天的读者了解。对于那些思想寻求属灵生命能有更大突破、事奉更有果效的读者而言，这修订本就正好针对他们的需要；而透过本书，那些渴想参与神普世福音工作的信徒，会得到指引，眼光亦会放得更远。
戴德生的故事再三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有不同国籍的男女信徒，甘愿摆上一生服事神。他的生命证明了两大原则——一是神的信实是完全可信靠的；二是要密切认同所服事的群体：这两个原则仍是今天宣教工作的基础。
戴德生在有生之年，有幸看见福音进入中国每一个省分，这都是他的同工和中国信徒不辞劳苦、历尽艰辛的结果。他相信要福音传遍整个中国，非中国教会自行动员不可。早期的拓荒者撒下了种子，也做了浇灌的工作，但叫她生长的是神；在没有宣教士的年日，神仍然培育她继续生长。
中国内地会在一九五一年撤离中国，在其它亚洲国家拓展福音，并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她与很多有相同抱负的宣教机构，都同心见证戴德生一生所表彰的真理，就是：“神的工作，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必不缺乏神的供应。”
大卫艾德理
加州柏克莱市
海外基督使团
序
当初我被问及有没有兴趣重新修订《戴德生的属灵秘诀》时，我立时的反应差不多是一口拒绝。我怀疑这样一本古老的传记，讲的又是一位十九世纪英国宣教土的生平，在今天会有多少读者。但这亦引发我的兴趣，究竟戴德生的一生有何特别，可以藉这个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成为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于是开始阅读这书。
最初是略为艰深了一点，因为它的结构一点也不像市面上的畅销书籍。作者的写作风格就像本世纪初叶那些露天道会的讲道一样，还揉合了大学一年级课程——维多利亚时代英语的作文技巧。而使得这本书既古板、严肃，“宗教味”又甚浓厚。
当我读下去时，发觉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故事，主人翁虽然貌不惊人，但他的一生以及他的工作，却深深影响当代的人和当时的世界。历史上能与其匹配的，不论是公卿大夫、将相名贤，亦难有几人。戴德生确是一个佼佼者，而他所有的信心，更是极不平凡。
虽然如此，这本书在还有其适合今天的信经吗？戴德生的故事还属于这个时代吗？
今天，当全世界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包括政治和军事方面，都目不转睛地留心观察时，这故事就是关于一位不但了解中国国情，也影响了她的历史的西方人。很多中国信徒，其属灵家谱都可远溯至戴德生其人及其工作上。
当英国国内一些着名的基督徒领袖，在属灵、道德和金钱等方面上跌倒失败，导至教会蒙羞、信众信心受损的同时，戴德生的一生无疑是个令人振奋、有若当头棒喝的对比。这是个属灵伟人的生平纪录，他的领导方式是以役于人，尽心竭力持守正直。他不断逃避寻求个人财富，在介绍自己工作的分享会上，他甚至拒绝收取奉献，因为他立志要完全倚靠神，供应他和他的事奉工作上所有的需要。
当现代的西方的宣教团体，在努力训练工场本土工人的当儿，这故事主人翁的宣教机构，早在一世纪以前已持定这目标了。
今天，令许多教会正在热烈讨论妇女在教会所担任的角色时，这故事的主人翁，便因着尊重姊妹的能力、潜质、领导才能和信心，毅然不理会当时的一般想法，将重任和机会托负给内地会里的女同工们。
这故事的主人翁，深明“跨越文化传讯”的基本原则，而我们的传理学专家在一世纪之后才懂得引用这名辞。
这故事的主人翁在一个崇尚古板？不露感情的年代，竟可以成功地作一个款款情深的丈夫和慈祥可亲的父亲。他亲身目睹也参与应付过两大社会问题：吸毒及流浪；他曾经历肉体受折磨之苦，也因妻儿早逝而伤心欲绝。他找到了一个秘诀，和一个能够令他完成不可能之事的信心。
戴德生的故事对现代的读者适切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这本书的风格是否有点儿不合时宜呢？我仔细阅读这本书，发觉问题并不在故事本身。它的内容几近史诗包括有动作和惊险的历程（如沉船及暴乱等），还有丰富的人物感情（如恋爱、失落及悲痛等）。故事背景是跨国越洋的，而主线也像一流小说，有起伏有转折。
这书的问题不在于它那即近过时的写作结构，以及包罗很多戴德生的私人手记和那些认识他的人的日记片断上。事实上，加插这些文章，反而使它更真挚、更有历史风味。其实，这本书的问题乍眼看来，过于陈旧古老和艰深难明，要吸引现代读者，实在是一个挑战。
我最基本的目标是使这本书变得容易阅读。为此，我把一些原来颇长的段落重新编排，如一章分写两章等，而改动是根据故事的自然分段和悬疑性作为考虑点之一。
戴德生讲的话和笔记，全都保留在这修订本之内。虽然他的写作文体是比较古老一点，但他的话语带着一种赤裸的力量，是我不打算有任何改动的。我甚至还在戴德生别的书信中，择录其中一些我认为能够引起读者兴趣和开阔视野的精句。这些节录，例如本书所录的戴德生名言，都是译自本书原作者（他的儿子及媳妇）所写，及另一套原有两册的戴德生传记之内。
最大的修订，是在作者叙述故事的部分，虽然如此，我仍尽量保持原作者的文字纪录。我的本意是要帮助第一次接触这本书的读者，能够明白本书的历史背景，而在保留其维多利亚写作风格的当儿，删掉其中一些过分严肃沉闷的片段。
我祷告及盼望本书能够激励你，使你受戴德生的生命和信心所影响并接受挑战，正如我在修订本书时所感受到的一样。本书的故事是个具有震撼力的记录——关于对那伟大的神具有莫大信心的一位平凡人的故事。
卢远施
乔治亚州洛马市
佚名
我向神倾心吐意，
不断向神献上感恩，
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恳求
他让我为他工作，以表达
我对他的爱和感谢。
戴德生小时一点也不像什么天才儿童。他体弱多病的戴德生，差不多每周都要请至少一天病假。虽然他的父亲受过药剂师训练，也在儿子十一岁那年才送他上学去，但他的阅读能力却是进步神速，数学科也表现得出类拔萃。受过两年的正规教育以后，便要辍学，在父亲约克郡班士尼镇的店里帮忙。
他生于一八三二年，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小就对福音故事耳熟能详，他知道神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间，为拯救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年少的他以童真的信心，接受了父母所教导的一切，只因那是他们所相信的。
踏入少年期，他开始质疑圣经的真实性。十五岁那年，他在当地一所银行当个小文员，初次接触到一些年纪较长，对信仰存疑的朋友。他们的观点影响了他，于是他摒弃了基督教信仰及父母的教导。
戴德生因为用眼过度，不得不放弃会计的职业，回到父亲的店里工作。只是他对基督教的怀疑依然继续。表面上他是十分循规蹈矩的，但内心的属灵挣扎却瞒不过父母亲，他们着实为爱儿担忧。直到在他十七岁那年，事情起了变化。他后来作了这样的记述：
“那一天实在令我毕生难忘……母亲出门探访亲戚，而我因为有一天的假期，于是走到父亲的书房里，要找本什么书读，好打发那无聊的下午。可是并没有什么吸引我的书，我转而在一篮子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有趣的福音单张。我对自己说：‘一定又是以故事开头，以说教结束的单张。我只会读完故事的部分，其余的就留给有兴趣的人好了！’
我坐了下来，漫不经心地读着，一心认为就算真有救恩，也是与我无关的。若开始感到乏味，就立刻放在一旁好了。那阵子，悔改总被冠为是‘变得严肃起来’的一种行为；而事实上，从那些宣称已悔改归主的人的面容看来，这确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假若神的儿女能常常在脸上流露出得救的喜乐和祝福，那些不信的人必会视悔改为‘十分喜乐’的事，而不是‘变得严肃’，那不是更好吗？
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在七、八十里外的母亲，心中正盘算些什么。那天她吃过午饭后，期望爱儿得救的心愿紧系心头，心想难得那天时间比较充裕，正好藉此机会为儿子的得救向神恳求。她回到房间，锁上房门，定意非要神应允她的恳求，才再踏出房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母亲不断为我向神哀求，到了最后，她再也不能祈求下去，只觉得非赞美神不可，因为圣灵告诉她，她唯一的爱儿已经得救了。
与此同时，神亦正引导我读那福音小册。正在阅读之际，一个句子突然冲击着我的思绪：‘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者为什么如此形容？突然‘所有都完成了’这些字在我脑海中掠过。
‘完成了什么呢？’
我欣然回答：‘是救赎已经完成，我们的罪债已经偿还。那不单是我们的罪，也是全世界的罪。’
我随即又想到：‘假如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成。所有的罪债已代为还清，那我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重生的喜乐就在那刻临到我，圣灵的光照亮了我的心窍。在这世界上，除了俯伏在救主跟前，接受他和他的救恩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两星期后，母亲回来了。我是第一个在大门口迎接她，我告诉她我已经得救这件大喜讯。母亲把我拥入怀中说：‘我知道了，我儿。我已为你的这个喜讯兴奋了整整两个星期’……她又把当日的祈祷经历告诉我。相信你必定同意，若我不因此而深信祷告的能力，实在非常奇怪。
这件事还未结束。过了不久，我捡起一本还以为是自己的笔记本来看，映入眼帘的，原来是那比我小四岁的妹妹的日记，大意是她立志每天为我祷告，直至神应允救赎我为止。在日记写下的一个月后，主就把我从黑暗中引入光明。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又在这样的情况下得救，很自然地，从我得着基督的生命开始，我就体会到神的应许非常真实，而祷告就是与神落实的相交，为自己也为他人恳求他的祝福。”
他并没有像一般基督徒那样变得“严肃”，因为他觉得这样一点也不能吸引别人，戴德生也没有把自己的信心掉以轻心。虽然他像大部分初信的信徒一样容易受试探而跌倒，又会为自己的软弱感到挫败，但他却不会就此满足这种忽上忽下的属灵生命。他渴望与神有一个更美好，更亲密的关系。一天下午，他开始为此向神祷告：
“我清楚记得我如何满心欢喜快乐地向神倾心吐意，我不断向神献上感恩，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感谢他当我放弃一切希望甚至得救盼望时，他拯救了我。我恳求他让我为他工作，以表达我对他的爱和感谢……
我清楚记得，当我把自己、我的生命、我的朋友和一切全放在祭坛上时，我的灵魂深处被一种庄严的感觉笼罩，我深知道我的奉献已蒙悦纳。神的同在也变得完全真实，充满祝福；我记得……我俯伏在地上，伸开四肢，在他面前躺卧，心中泛溢着难以形容的敬畏之情和喜乐。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岗位会是什么。”
戴德生已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献给神，而且他一心要活出在各方面都讨神喜悦的生命，但他也不时为自已的失败和挫折呼求神，因他深知道此时我自己已不再属于我了。他认为只要神给他明确的方向，他必为他远赴天涯海角，做任何事情，甚至承担苦难也在所不惜。
“那次的感受实非笔墨可以形容的，也使我一生难忘。我感觉自己站在神面前，与全能的耶和华立约。当时我想收回自己的承诺，但却是不能；似乎有声音对我说：‘你的祷告已蒙应允；你已被接纳了。’从那刻开始，我便确信神呼召我往中国去，日后也不再怀疑。”
戴德生清楚神的呼召后，便积极的回应。从那天开始，他就努力锻炼体魄准备过刻苦的生活。他增加户外运动，又把羽毛褥垫更换为硬绷绷的床垫，并且十分小心注意饮食。星期天他本来要去教会两次，但他却放弃了晚上的聚会，改到城中的贫民窟发单张，举行家庭聚会。他在那些鳞次栉比的房子当中，是个受欢迎的常客。甚至在马场上，他那神采飞扬的面孔，加上亲切的问候，往往为他打开传福音之门。他愈多和人分享神的话，就愈发觉自己需要知道得更多，于是他用更多时间祷告及查考圣经。
当然，假若他要往中国去，就非学习中文不可。一本罕有的中文文法书已经要二十元，一本汉英对照字典就要超过二十五元。他既无力购买，就退而求其次，买了一本路加福音中译本。他耐心地与英文圣经按节对照，结果认识了超过六百个中文生字。他把这些生字记得滚瓜烂熟，还编了一本字典。
“我开始每天清晨五时起床，（他写信给在学校里的妹妹），因此发觉需要早一点儿睡。假如我要前往中国，就得努力学习。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所以现在要努力装备自己。我打算把拉丁文学好，并且要学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语法基础。我要搜集更多资料。我需要你的代祷。”
追随父亲为病人配药多年，戴德生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当他听闻一位在荷尔市行医的外科医生需要一位助手时，他就去信申请，并且获得聘任。虽然这表示他要离巢独居，但他仍有一段时期，可以跟一位住在该市的姨母同住，享受家庭之乐。
戴德生的雇主医生给他的薪水，只足够应付他的日常开支。这位年轻助手除了将收入作什一奉献之外，每星期天晚上又往市内的贫民窟做福音工作。眼见那些人家的困苦生活，促使他重估自己的生活方式。
假如他多节省一些，便能帮助其它更多的人，这是否会令他更喜乐呢？他决定以实际行动来找出答案。
在市郊，经过一片荒地，就可见到两排简陋的平房接壤着一条狭窄的水道而建成。附近的人都称这里为“水沟畔”。这条水道其实只是条挖深了的沟渠，住在沟渠两旁的人，把他们的污物和垃圾，都一股脑儿的送往河里，让潮水带走。
那些平房绕着弯曲的大沟渠约有半里长左右，每所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大门和两扇窗。戴德生决定辞别姨母舒适的家，在这里租一个小房间来栖身。
女房东其治太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非常欢迎这位“年轻的医生”芬治。她竭尽所能把房子打扫干净，又把对着窗的火炉擦亮。床是在离门口最远的一个角落，加上一张木桌和两张椅子，这便是戴德生的新居了。
这十二尺见方的房间是在一楼，接连着厨房。从房间唯一的窗户望过去，可见到水沟对岸那灯火通明的酒吧。在黑暗的夜里，那些灯光把渠里的泥水都照得清清楚楚。
戴德生搬到这里，除了要适应阴暗的环境之外还得为自己烧饭。他每天从医务所下班后，会买少许食物充饥。他已很少坐下来吃一顿像样的晚饭了。平日，他独个儿回家，独个儿度过每一个晚上。但在星期天，他就忙不过来了，不是与邻居打交道，就是在那些经常流连于肯巴码头一带的人群中间工作。
“现在我的生活有两个目标，一方面使自己习惯过刻苦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省吃俭用，好帮助那些传福音的对象。很快我便习惯了比以前更简朴的生活，我不再吃牛油、牛奶和其它奢侈品。我的主要食粮是麦片和米饭，偶而加点东西，改换一下口味。这样我的生活便可以很节俭的。我省下三分之二的薪金用作其它用途。经验告诉我，愈少花钱在自己身上，便能帮助更多人，而我心灵上的音乐和祝福也就愈丰足。”
在水沟畔生活了一段日子后，他因着中国的需要，作出一个深切痛苦的牺牲。两年多来，他结识了妹妹贺美学校里的教师，她既漂亮又有才华，戴德生不自觉地爱上了她。
这位女孩子是基督徒，并没有宣教负担。他们曾多次谈论过他的计划。但每次她都请他留在英国本土服事神，不要到中国去。戴德生很清楚那是神的呼召，但他同时亦深爱对方，既然她没有明言不愿意跟随他往中国去，他就心有盼望，继续祷告，求神感动她。
当他搬到水沟畔几个星期后，便收到那使他伤心欲绝的信，也是对方最后的决定——她不会到中国去！他写信把心事告诉妹贺美：
“多日来我都是郁郁寡欢、失魂落魄似的；我似乎已无力祷告，也不想祷告。我独力承担这个打击，没有向神求助，直到我实在不能再支持下去为止。”
试探开始围拢他，“为什么你要去中国？为什么只因一个事奉理想就付上一生的辛劳和遭受痛苦？你现在立刻放弃还有转机。就像其它人一样找一份工作，留在家乡服事主好了。你还有机会挽留她。”
爱情苦苦相逼。他告诉妹妹说：
“那天下午，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内，我开始反复思量神的爱、他的美善、我的回应，还有他给我的祝福。与其它被召的人的遭遇相比，我所遇到的试炼简直微不足道。神彻底软化了我，又使我谦卑下来。他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心灵，我恳切祈求他赦免我忘恩负义的行为……神的爱再一次包围我。
是的，他使我谦卑下来，让我认识自己。他让我知道他是我随时的帮助、患难中的倚靠。在试炼之中，他也没有剥夺我的喜乐使我能欢然歌唱：
但我仍要因救主喜乐，我要以神的救恩为乐……”
“现在我在救主的爱里非常满足。我可以向他凡事谢恩，包括过去那些最痛苦的经历，又能够为将来要发生的一切全然信赖他。”
佚名
“我对自己说：‘当我踏足中国之后，我就不能向任何人求取任何东西，我只能够向神祈求。
所以在离开英国以前，我首先要学会单靠祷告，藉着神感动人来成事。’”
“我从没有作出任何牺牲。”这是戴德生晚年回顾过往一生所说的。但在其它客观的人士来看，他的一生乃是自我牺牲的写照。戴氏如此说是因为经验告诉他，无论他为神作出何等的牺牲，所得的补偿总是丰丰富富的，说“付出”，倒不如说是承受好了。
这个一生学不完的功课，是打从那年冬天在水沟畔所遭遇的一些深刻经历开始的。
无论他的牺牲有多大，他所得的奖赏总是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代价。虽然经历失恋的伤痛，居住的环境亦是贫穷恶劣，但他的属灵生命却是高涨的。他说：“每一天，从早到晚我都经历到无法言喻的喜乐。神对我来说是那么实在、亲切，我所付出的便只是音乐的事奉而已。”
即使信件的语气与内容改变了，减少了自我检讨，更多专注于将来的计划。中国再一次充满了他的思想。他为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的灵魂有更深的负担。
虽然他是那么充实积极，他的母亲却为儿子的健康和居住环境担心起来。特别是当她从其它人的口中得知儿子既苍白又清瘦，于是写信关心他的健康。他在一月间给母亲回信：
“对不起，要令你为我操心。可能是我穿了件较宽大的外衣，于是人人见了便说：‘看你多憔悴多清瘦！’……”
他安慰母亲说他的伤风早就痊愈，他现在精神饱满，而且懂得照顾自己。
她的母亲显然并未因他回信而放下心来。她更对他计划前往中国宣教而要面对的艰苦生活忧心忡忡。他再次写信，企图减轻母亲对他的现况和将来的种种忧虑：
“亲爱的妈妈，不要让任何事令自己寝食不安。宣教工作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我们当然不能忽略自己的基本需要，但当我们能为主放弃一切时，我们能不欢喜快乐吗？……”
“至于我的身体，我相信现在是我生命中最健壮的时刻。这里的风确实凌厉，但我常常都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寒冷的天气使我食欲大增，假若我让自己病倒，便会使我的经济受亏损；所以我会尽量选择那些简单但营养丰富的食物，而奢侈品则能免则免……
“我找到一些与面包一般便宜的饼干，十八便士就有一块，而且比面包更可口。我的早餐有饼干、鲜鱼和咖啡。鲜鱼比牛油便宜，三尾才一便士，早餐吃半条便足够了。我的午餐是梅干加苹果馅。梅干只要二至三便士一磅，而苹果则是十便士一袋。我把四个半便士一磅的糖块买回来敲碎，这比一般粗糖更便宜。有时我会烤马铃薯和动物舌头，这和其它肉类一样便宜。下午茶是饼干和苹果。我并不常吃晚餐，偶然吃点饼干和苹果，有时也会吃玉米布丁，豆或是鱼等。假如我多留心点，可以买到四至六便士一磅的干酪，品质比我们在家常吃八便士一磅的更好。菜市场已可买到莴苣和生菜，不久我便可以改变一下菜式了。我用三个半便士的醋腌了一便士的红卷心菜，有满满的一大瓶。你看，我所费不多，就可以有基本的享受了。加上，我还有一个随时供给我需用的家，和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神；假如我还不满足、不快乐，那我真是活该活在苦恼与悲惨当中了。
“亲爱的妈妈，请继续为我祷告。虽然我的衣食充足，充满快乐和感恩，但是我需要你为我代祷……妈妈，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我是多么渴望成为宣教士，渴想把喜讯带给那些贫困又正步向灭亡的罪人呢。求主使用我，让我为那代我受死的主鞠躬尽瘁！妈妈，试想想，有一千二百万人——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多么难以想象是的，在中国每年就有一千二百多万灵魂，在没有神、没有盼望底下步向灭亡……啊，让我们有怜悯的心看待这庞大人民的需要！神既怜恤我们，我们也应体恤他的心意……“我要搁笔了。你愿不愿意因那为你而死的主耶稣献上一切？妈妈，我知道你愿意。愿神与你同在和安慰你。当我储备了足够的路费时，我可以立刻启程吗？我深感假若不为中国做点什么，我就不能再活下去了。”
虽然戴德生蠢蠢欲动，渴想立刻起程前往东方，只是他仍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是否已装备妥当，能接受挑战。那个冬天在水沟畔的小房间内，他写得更多了：
“对我来说，到中国去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在那里将会远离亲友的帮助，唯有单靠永活的神保护、供应和帮助。要承担这挑战，首先要加强个人的属灵操练不可。固然，若人的信心坚定，神是决不会失信的。但假如信心不足又如何呢？那时我还未领悟：‘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个真理。因此，我最大的难题，并非神是否信实，而是自己的信心是否足够，保证我可以从事那摆在我面前的艰巨使命。
“我对自己说：‘当我踏足中国之后，我就不能向任何人求取任何东西，我只能够向神祈求。所以在离开英国以前，我首先要学会单靠祷告，藉着神感动人来成事。’”戴德生相信圣经所说：信心可以移山。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实践这操练。假如信心需要成长，便必须要操练。这是他要做的。
“离开英国之前，学习以祈祷，藉着神去感动人。”这是他所定下的目标。不久，他就发现一个简易可行，用以实践信心功课的方法。他记下这件事情：
“我那位仁慈的雇主赫迪医生，希望我提醒他按时发给我薪金；我便决定单以祷告，求神提醒他，好叫我经历祷告蒙应允的鼓励。
“一次，按季发薪的日子近了，我照常为此事恳切祷告。但日子已到，赫迪医生却没有提及发薪一事，我只有继续祷告。多日过去，他依然没放在心上。直至星期六晚上，我坐下来计算自己一周的账目，发觉只剩下一块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但我照样继续祷告等候。
“那星期天我觉得很高兴。我的心照常充满着蒙福的喜乐。早上参加主日崇拜后，下午和晚上就依往例到镇上贫民区逐层去展开采访和传福音。在那段日子里，我有生活在天堂的感觉，对我来说，天堂是人的喜乐可以有更大满足的地方，而如今我所拥有的已几近如此了。
“那天晚上大约十时左右，我主领聚会完毕，一位可怜的男土上前请求我到他家里，为他临终的妻子祷告。我欣然答应。在路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请神父，因为他操爱尔兰口音。他说已请过了，不过神父要十八便士代价才肯去。而他一家正在捱饿，那有余钱呢！忽然，我想起我的全部财产、我唯一的硬币。虽然我已预备好燕麦粥作为今晚和明早食用，但明天的午餐又如何呢？
“不知怎的，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的喜乐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怪责自己，我反而怪责那人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到这地步，为什么不早点找福利官帮忙。他告诉我他早就通过申请表，只是福利官叫他明早十一时再去一趟，但他的妻子恐怕活不到明天呢！
“‘啊！’我心想：‘假如我有的不是这个两先令半的钱币，而是两个一先令和一个六使土的硬币，我是多么乐意给这家人一个先令呢！’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把我唯一的硬币送给对方。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我相信神，也相信一先令六便士，但我却不敢单单信靠神和空空如也的口袋。
“那人带领我进入一个院子，我略带慌张地跟着，因为上次来的时候，那里的人对我很不客气……走上一道破旧的楼梯，我们进入了一间残破不堪的小房间内。映入眼帘的，真是令人心酸。四五个面黄肌瘦的小孩散立屋内，明显是长期忍受饥饿的结果。破烂的床上躺着他们那软弱无力的母亲，旁边是个出生才三十六小时的婴孩在微弱的啼哭着。
“‘啊！’我在想：‘假如我有的是两个先令和一个六便士，我一定非常乐意给他们一先令六便士。’但可恶的不信却拦阻我把所有的全送给他们的这种冲动。
“我当然无法去安慰这穷困的人家，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别人安慰呢。我开始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为目前的景况苦恼而沮丧，因为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在天上。但此刻我的内心却在大声叫嚷，‘你这伪君子！口中告诉这些不信的人相信天上有位慈爱的父神，心里却不肯因为没有一块硬币而信靠他！’
“我的喉头差点塞住了。假如我有一块两先令硬币和一个六便士小钱，我就会极愿意向良知妥协，以感恩的心把两先令送给他们，把六便士留下。我仍未能放开那六便士，而单单信靠神。
既然在这环境下无话可说，祷告应该没有困难吧。在那些日子，祷告是最愉快的事，在祷告里我可以滔滔不绝地与神交谈。那时刻我以为我必须跪下祷告，这样我和这家人都可以得到释放。
“‘你请我来为你太太祷告，’我对那男士说：‘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上我便跪下来。
“当我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良心说：‘你竟敢嘲弄神？你竟敢跪下称他为’父神‘而口袋里仍保留看那硬币？’
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内心的矛盾。记不起我的祷告是否语无伦次，和究竟是怎样结束的，但我站起来的时候，心里是极其痛苦的。
“那位穷困的父亲向我说：‘先生，你已见到我们的凄凉景况，假若可能的话，为着神的缘故，请你帮助我们吧！’
“就在那一刻，一句话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向他祈求的就给他们。’主的话带着能力。
“我把手放进口袋中，慢慢地掏出那个硬币交给那位男士。我告诉他，也许他会认为我只是举手之劳，因为我看来比他们宽裕多了，谁知那块钱已是我仅有的。不过我先前告诉他们的实在是千真万确的，神确是我们可信赖的父亲。此刻，喜乐如潮水涌溢我的心灵。我再次可以心口如一的说话了，拦阻着祝福的障碍亦消失了，这障碍使得我的信心几乎要、水远失掉了。
“不单是那位穷困妇人的生命得以救活过来，我的生命也完全得蒙拯救。假如在那刻我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并藉着神的恩典得胜的话，我的基督徒生命可能已一蹶不振，惨淡收场。
“我记得很清楚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就如同我的钱袋一般轻盈。在漆黑静寂的街道上，我的耳畔不停地响着我无法抑制的赞美歌声。我临睡前，喝下那碗燕麦粥，只觉得帝王之筵也不足以交换。我跪在床前求主不要忘记他自己的话：‘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我恳求他提醒这位迟迟不发工资让我长期借贷的雇主能尽速发薪，不然明天我的午餐就没有着落了。在身心一片平和的景况下，我度过了愉快宁静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仅余的燕麦粥，还未吃完邮差就来敲门了。我很少会在星期一收信，因为家父母和我大部分的朋友都避免在星期六寄信，所以当女房东走进来，用围裙擦着湿濡的手，拿给我一封像信又像包裹的东西时，我着实惊讶极了。我接过信来，但见信封上的字迹相当陌生，假如不是一位陌生人寄来，那就是对方故一意把字写得难于辨认了；此外邮戳也是模糊不清的，我真不晓得这封信是从何而来。我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没有只字片语，有的只是一张白纸裹着的一双小孩手套，正在惊愕之间，一块半英镑就掉在地上。
“‘感谢主，’我惊叫起来，‘十二小时的投资，四倍的利润！假如荷尔商人借钱出去能有如此利润，不知有多高兴了！’我决定要把我的储蓄和收入存在这间不会倒闭的银行。对于这一决定，我至今仍不后悔。
“这件事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在困难的日子，它更是我不断的鼓励和帮助。假如我们在小事上对神忠心，我们就能积聚经验和能力，帮助我们去应付生命中更重大的考验。”
这故事还未结束。这也并非他唯一蒙主垂听的祷告，却叫他的信心更为坚固。以下是他分述这故事的结局：
“神这次奇异的拯救和宽恕，除了带给我极大的喜乐，也大大巩固了我的信心。毕竟只是十先令，无论我是如何节省，也不能长久维持我的生活。我要继续祷告，只求主叫我的老板记得把薪水发给我，这是最大的供应。不过我的祷告似乎都落空，两星期过去了，我的情况又回复到那难忘的星期天晚上一样。我一次又一次的恳切向神求，请他提醒赫迪医生我的粮期已过。
“不过金钱并不是令我困扰的事，因为只要我开口，这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最关心的还是：‘我可以到中国去吗？或者我这种积极向神求取信心与能力的态度，拦阻我参与这项宝贵的事奉呢？’
“那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愈来愈坐立不安。我不单要担心自己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要在星期日晚上付房租给房东太太，她很需要这笔钱的。我应否为她的缘故，开口提出薪水的事情呢？但假若我这样做，就是直接承认自己不是作宣教士的料子了！除了上班的时间外，我整个星期四和星期五，都在祷告上与神摔角。到了星期六早上，情况仍未有转机。我便认真地求神指引，应否继续保持缄默，等候父神的作为。依我的判断，我总觉得等候神工作是上上之策，因为神必会为我作主。于是我继续等候，我的心是平静的，压在我心头的重担已飞往九霄云外。
“星期六下午五时许，赫迪医生开完处方，完成一天最后的工作，就如常地往后一靠，安舒地坐在安乐椅上，娓娓地道起神的事情来。他是一位真诚的基督徒，我们曾有过不少甜美的交通时间。那时，我正忙于看守一锅正在煮沸的汤药，幸好如此，因为他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是啊！戴德生，你的薪水是否已到期了？’
“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要咽了两三下口水才能回答。我背向他，两眼仍然望着药锅，以最平静的语气对他说，是的，我的薪金迟发了好一段日子了。那一刻我的心充满感恩！神终于听了我的祷告，我不用发一言，神就在这段最关键的时刻，提醒他要发薪水给我。
“‘噢，真抱歉，只可惜你不提醒我。你知道我多忙碌，假若我能早一点想起来，就不用在下午把所有的钱存进银行，而你也可以即时领到薪水了。’
“听完这番出人意外的话，我的心情激动，顿时手足无措，真是难以形容。幸好锅里的药这时沸腾起来，让我可以趁机连锅带人跑出房间。我就一直远离他的视线，直至赫迪医生离开医务所为止。而最庆幸的，还是他并未察觉我的情绪起伏。
“他走后不久，我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间，向主倾心吐意。直到心情完全平复下来！感恩和喜乐之心再次涌现为止。我感到神自有他的方法，而且必不叫我失望。今天早上我曾寻求他的心意，深觉耐心等候是他的指示，如今神必会用其它的方法为我另谋出路。
“一如往常的星期六晚上，我留在工作间读圣经和预备明天在贫民区的讲道。我比平时多留了一点时间，大约十点钟，我穿上外衣准备回家，想起这时房东太太早已上床就寝，我必须以弹簧门锁的钥匙才能进门，稍稍感到有点安慰，心想今晚是没有希望收到钱了。或许到星期一神会给我开路，让我可以早点还清欠缴的房租。
“就在我关掉煤气灯时，我听见医生的脚步声在医务所和他住所之间的院子里响了起来。他开怀大笑，似乎碰到十分有趣的事情呢。他进来叫我取账簿，告诉我，其中一位挺富有的病人刚来付清医药费，这不是有点儿古怪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会和我面对的事情有关，否则我就会尴尬极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也觉得这个有钱人的做法有点怪异。他随时随刻都可以毫不费力付清医药费，为何要晚上十时来缴付账单。这样表示他大概是心里放不下这件事，非要半夜三更来偿还医药费不可。
“赫迪医生记过账，开好收据后就准备离开，突然他转过头来，把刚收到的钞票抽一些给我，我既惊奇又十分感激。他说：‘戴德生，你先收下这几张钞票，我现在没有零钱，余数下星期才能还给你。’
“我再一次独自留下，赫迪医生始终没有察觉我的情绪变化。我回到工作间，带着喜乐的心感谢神，‘我大概可以去中国了吧！’”我毕竟是要去中国的。”
我觉得要去中国，
就必须加强训练自己去
倚靠信实的神。
十九岁的戴德生，是个充满理想的急性子，一八五二年三月，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说：
“我想我快要离开这个国家了，我不知道神下一步的指示是什么，但我感觉到改变快将来临，有预兆叫我准备上路了。请为我祷告，叫我的信心不至失落……”
对戴德生来说，在可见的未来加入差会事奉，简直是难若登天的事，因为所有的差会都要求宣教同工必先接受教会按立，并拥有优越的训练。所以他打算赚够路费便出发前往中国去，到了那里再仰望神的供应。但想到要工作来储备路费，他就觉得不耐烦和难以接受，于是他继续在信内与妹妹分享另一个想法：
“假如我在这里多逗留两年，储备五十至六十镑路费才往中国去，较比我现在就起程，边走边找路费是没有多大分别的。两年之内，那地至少有二百四十万人死亡……在六至八个月内，我应该会讲一点中国话了。假如我可以把福音的真理传给一个沉沦的罪人……那么挨四至六个月的旅途之苦也在所不惜。”
戴德生希望在船上找份医生助手之类的差事，假如不可能的话，当个水手也情愿。虽然他乐意忍受这样做所带来的困难与苦楚，但是家人友朋友的祷告和忠告，却使他考虑到要多吸收点知识才扬帆启程去到地球的另一边。
赫迪医生愿意收纳戴德生作学徒，但却要他下三年学习的工夫。戴德生当然想当医生，只是他觉得机会一旦来临他就必须立即动身，于是只得婉拒医生的一番好一意。
不久，在戴德生二十岁生日后数个月，他就决定前往伦敦继续医学课程。他确信不需要在那里耽搁多久，就可以成行了。戴德生定意要在事奉中实践和巩固他的信心，所以对于筹措更多路费，接受更多知识，甚至操练更成熟的生命等，都不再重要了。
“……我觉得要去中国，就必须加强训练自己去倚靠信实的神，而前面正好有一个黄金机会。
“敬爱的父亲表示愿责承担我在伦敦的一切费用；但他的生意最近出现亏蚀，要助我成行就免不了要作出重大的牺牲。我最近开始和中国传道会的委员熟稔……他们并不知道父亲的打算，且都表示乐意承担我在伦敦的一切支出。当我收到这两个建议时，一时不知所措，我写信给家父和委员会的秘书，告诉他们我需要数日的时间来祷告和考虑，又把他们的建议告诉双方。
“最后，经过祷告，在主的引领下，我清楚知道二者的好意我都不应接受。传道会的秘书固然不知道我已决定全然仰赖神的供应，而家父亦会以为我已接受了对方的帮助。我写信推辞了两者的好意。我知道再没有人会为我的需要操心，我是单单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他知道我的心。假若神要鼓励我前往中国，他必会让我先在英国有能力全然倚靠他。”
在伦敦医院就读的学费，戴德生接受了传道会的支助；居住方面，在未找到长期住所之前，他是寄住在苏豪区一位舅父的家里。除了这两方面之外，这位来自小镇的年轻人，便要自行应付在繁华的伦敦生活的一切开支了。
临离开荷尔之前，他写信给母亲说：
“我可以见证以下的金句是真确无误的：‘坚心倚赖他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他。’我的心绪一片平和，就像口袋里有一千镑一样那般无忧无虑。愿神保守我在世俗和属灵的一切事上，都坚心仰望他的供应。”
他写信给妹妹贺美，告知她找寻工作的事宜，他需要一份既能帮补生活费，又能让他有时间读书的工作。
“在伦敦并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不过我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不会断绝，他的话永不改变，他的能力依然；凡倚靠他的必‘十分平安’：…．我意识到他是因着爱来坚固我的信心。愿他得荣曜，我便心满意足。”
戴德生觉得假若他真有一天信心倒退的话，他宁愿发生在英国，比在去了中国才知道要好得多。于是他继续操练自己的信心。他生活简朴，单一仰赖神的供应。他曾经在信中提到：
“为了节省支出，我和表兄分租一间房间。我们住的地方距离医院大概四里，伙食是自行负责的。经过多方面研究，我发觉最经济的生活方式，莫如单以粗麦面包和清水充饥。这样，我就可以把神供应我的尽量用得长久一点。有些支出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膳费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每天从医院步行回家，在路上买个两便士的大麦面包，就能解决我的早晚两餐了，中午吃两三个苹果，这样的饮食，足能供应我每天走八九里路，和在医院实习时频密来往的气力。”
随后几个月，戴德生的忍耐力再受考验。虽然他在求学，他仍不断地祷告，求神打开通往中国之门。而在此期间，他曾因为解剖尸体染上恶性热病，差点死去。
不过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不但要改写中国历史，也使戴德生长久以来的梦想一下子成为现实。
在中国，太平天国的起义似乎胜券在握，他们定都南京，而挂着基督徒名义的军队就占据了中原及北方大部分的省分，北京似乎快落入义军手中。
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因为读过一份基督教单张，对基督教信仰深感钦羡，于是写信给一位美国宣教士，其大意是：“请差派教师来，要许许多多的教师来传播真理。当我的事业成功结束时，我会在全国传播神的教义，让所有的人可以归向主并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我心所切慕的。”
此时，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似乎快将大开中门，准备迎接基督的使者。全欧州以及北美的教会都为此雀跃不已，认为此机会实在难能可贵，不容有失。为此，奉献源源滚进各宣教机构的仓库，支持各种有关中国的计划。
例如，英国圣经公会就史无前例地打算印制一百万本中文新约圣经。那为戴德生缴付学费的传道会更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差派两位宣教士前往上海，这两人之中的一位是苏格兰裔的外科医生，因为他不能立刻启程的缘故，传道会便想到戴德生是个单身汉，只有廿一岁，传道会认为他大有可能立赴行程，虽然这意味着地要牺牲正在修读的内外科医学课程。
戴德生虽然等得不耐烦，且急于上路，但要接受传道会的差派却是一项不容易作的决定。他过去早有和中国传道会打交道的经历，深知他们的处事作风，他知道作为该会的宣教士，就得凡事向差会报告及请示不可。他们的意愿是差派他往上海，假若神开路给他深入中国内地那又如何呢？他开始觉得神是呼召他前往中国内地，那些西方宣教士从未踏足过的地方。现今太平天国似乎是在得势之时，大好机会或许就在此时了。
他开始回溯原先自行前往中国的打算，或许这计划是最为上算的一个，他别无其它倚赖，唯有靠神而已。他为此事征询家人及朋友的一意见，又请他们为他代祷。但在见过传道会其中一位秘书之后，他写信给母亲说：
“毕先生为我解决了大部分的疑难，我决定依从他的建议，立刻向委员会自荐。我仍在期待你为我祷告，并等候你的答复。假如我接受差派立到启程，你是否建议我先回家一趟呢？我盼望能再与你见面，相信你也会有些同感。不过我们不见面也是好的，因为相见然后再永远分离是最难过的事。噢，不会是永远分离吧！”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希望你尽快给我回音。请多为我祷告。凡事交托主，说来容易，但到考验来到时！只有我们在‘他里面成全完备’，我们才可以安然度遇。愿神祝福你并与你同在，我亲爱的母亲，愿神让你体会主耶稣的宝贵，使你除了立志‘认识他’之外，别无所求……”
他写给妹妹的信是这样的：
“为我祷告，亲爱的贺美，愿那应许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的神，在这痛苦边长等待的日子能与我同在。”
戴德生终于作了决定：他要启程前往中国了。他买了最快启航的船票。
×××
在利物浦的远洋船码头，停泊着那艘准备开往中国的双桅船“敦费土号”。这艘四百七十吨的小船只有一位乘客，故此码头上并没有送别的人群。
传道会的代表皮尔土（Pearse）先生和戴德生的父亲都来到利物浦送别，不过船因为修理要延迟开航，故此他们都不作久留便离开了，就只留下戴德生的母亲一人看他启程。对于那次既兴奋又令人难过的经历，戴德生后来作了如下的笔记：
“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当天，在‘敦费七号’的船尾舱内，中国传道会的委员们特别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差派聚会。
“我挚爱的母亲（如今已安返天家）来到利物浦和我话别。我永不会忘记那一天，也忘不了她是如何随我进入那末来六个月将作为我家的小舱房内。母亲用她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床铺，然后坐在我的身旁，同唱我们分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母亲就开口祷告，那是我远赴中国前，最后听见母亲为孩子的祷告。接着有通知下来，船快启航，我们得分手了。我们依依惜别，不敢奢望在世上能再相见。
“为了叫我好受一点，她尽量压抑自己的情绪。我们分手了，她走上岸，回头给我祝福。我独自站在甲板上，她则随着船往前走，走向水闸的方向。船经过了水闸，这刻我们真的要分离了。母亲那发自心底，带着绞痛的哭唤声，像刀一般刺透了我，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此刻，我才深切体会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而我亦相信挚爱的母亲，她此际对神无比的爱的了解，会比她过去所领会的更多！”
离别无疑是令人难过痛楚，但戴德生环绕地球之旅所要面对的种种苦难，现在才正式开始。这艘小船还未到公海，它的航程就有被中断的危险。十二昼夜，达姆福利斯号都在圣乔治海峡被暴风击打，有时荡向爱尔兰方向，有时又荡向险恶的威尔斯海岸。戴德生如此记载他的旅程：
“星期六（九月二十四日）整天，气压计在不断下降。夜幕低垂时，风又急转起来。星期天早上，船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召集水手们在船尾听他读祷文，因为他们昨晚都辛苦了一夜。午后，风益发吹得急劲，除了留下几张帆用来平衡外，所有帆都收下了。我发单张给船员之后就回到船舱，船颠簸得实在太厉害了，我晕眩起来……
“气压计仍在下降，强风不断加剧渐变成飓风。船长和大副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滔天巨浪。下午两三点钟左右，我勉强走上甲板……此情此景真是令人毕生难忘。只见巨浪翻腾，海面吐着白沫，一艘大船紧贴着我们的船尾，另一艘双桅船则在我们受风的一面。大船追上来了，不过却漂离我们旁边更远点。排山倒海的大浪击打着船身，大有随时随刻吞噬我们之势……小船顽强地捱着风浪。因为风顶既急且猛，我们的船非但没有向前进，反而随着从西面吹来的风荡向海岸。
“‘除非神帮助我们，’船长说：‘否则我们没有希望了。’”
“我问他那里离威尔斯海岸有多远。
“‘大概十五至十六里，’他回答。‘我们除了扬起所有船帆之外就别无他法。愈多帆张开，我们漂流的速度就不会那么厉害。这是生死关头，求神叫那些桅杆能支持得住。”
“他在每枝桅上张起两张帆。”
“那是一段恐怖的时刻。风吹得厉害极了，我们的船被浪推得东摇西倒，一会儿升上半空去，一会儿又像钻进海的深渊。船受风的一面翘得高高的，而下风的一面则倾斜得很低；事实上，海水不断从下风的一面灌进船舱。
我呆望着西沉的落日，心想：‘明天你还是一样的升起来，至于我们，除非神为我们成就大事，否则我们和这条船可能只会剩下碎片残桅了’
夜非常的冷，风是凛冽的，我们继续向前进；翻滚的浪涛把我们打得浑身握透。
我走回船舱，读过一两首诗歌，几篇诗篇和约翰福音十三至十五一后，心里好过多了，于是倒头便睡。睡了一个小时，起来看看气压计，发觉它正在上升。我们经过了百土岛的灯塔，这岛是在嘉迪根和嘉拿温湾中间的海上。我问船长，我们会不会触着圣头角的礁石。
他回答说：‘假如我们的船不改变方向还可以，但船若再漂流，便要倚靠神的保守了。’
我们的船随浪漂流……
先是圣头角的灯塔在我们船头出现，其后是在船侧擦过。我们的命运似乎已经决定了。我问船长我们是否只剩下两个小时的时间，船长不置可否。气压计依然在上升，但升的速度太慢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希望。我想到我挚爱的双亲，我的妹妹和朋友们……眼泪开始滚下……船长既勇敢又镇定，他相信他的灵魂是在主手中。管炊事的也说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主是掌管万有的。我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与此同时，我也恳切求神因着那些还未认识他的水手，搭救我们……他要如此行也是为了她自己的荣擢，因他是垂听祷告的神。我想起圣经的话：‘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曜我。’我恳切求神实践他的应许……”
“我们的处境着实岌岌可危。那晚月光皎洁，夜空清朗，海岸清楚可见。我走回船舱内。气压计持续上升，但风势却依然没有减弱。我拿出我的记事簿，写上名字和地址，心想假若我的尸体被冲上陆地，就会有人知道我是谁。我把几件应用之物放进一个篮子，要是它如我所想会浮的话，也许它能助我或其它人登陆。最后，我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神手里，又求神记念眷顾我所有的亲戚朋友。我求神假若可以的话，就叫这苦杯远离我们。祷告完毕，我返回甲板。
撒但攻击我，我感到很害怕。但主再一次安静我的心。从那刻起，我坚决倚靠主，主就赐我平静安稳的心。
我问船长，在这大风浪之中，救生艇有用么？他的答案是否定的。至于用桅杆之类的木材做木筏，亦已来不及了。
海水变白了，海岸就在前头……
‘我们一定要将船改变方向，’船长说，‘否则一切都完了。船转向时，海水可能会把甲板上所有的东西都冲落大海……不过我们仍得试试……’
这一刻就算是最坚毅不屈的心也会战抖惶恐。船长一发命令，我们就把船往外转，但却徒劳无功。这样做理应为我们添加离岸的距离。船长又再发号令把船转往另一方向，靠着神的祝福，这次我们成功了，我们已驶离岸边的礁石堆，大约有两艘船身之遥。就在我们刚脱险之际，风向又稍转了两度，因此我们终于可以成功地驶出嘉拿温湾了。
假若主不如此帮助我们，我们所有的力气也是白费的。他的怜悯无穷无尽。”
戴德生的记事簿写满了他这次旅程的有趣经历。他的航程除了间中有些令人兴奋的时刻外，大部分都是较为沉闷的，因为他们足足有二十三个星期连续没有踏足陆地。戴德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船舱内读书，装备自己。他亦曾为水手们举行过六十次的宗教聚会，有些对他所讲的甚感兴趣，还私下找他倾谈和祷告。不过令他有点儿失望的是，那些水手并没有太大的生命改变，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完全献身跟随主。
航程中最令人鼓舞，又是最厉害的考验首推他们在南太平洋经过无风地带的那段日子。从早到晚船都滞留不动，从黄昏至日出那一段时间，才稍为有点晚风来帮助航行。戴德生这样记载那段日子：
“在这艘帆船上，面对四野无风，而船却随着急流朝着险恶的涯岸飘去，令人感到多么的无助。在暴风雨之中，船多少还可以受控制，但在无风的时刻，人只有空焦急的份儿。主一定要施展大能。
当我们大约在新几内亚北边航行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历过一次危难。那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大概离陆地有三十里，星期天早上在甲板崇拜时，我就发觉船长面带忧戚，不时走往船边张望。崇拜完毕，我从他口中知道了原因：船正被一股时速四海里的水流带向一处暗礁。我们是那么接近，未到黄昏恐怕就要触礁了。午饭后，放下了大舢舨，船上所有的人同心协力，想把船头转向，驶离岸边，可是却徒劳无功。
大家安静站在甲板上一段时间之后，船长对我说：‘我们可以做的全都做了，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
一个思想突然掠过我的心头，我回答说：‘有一件事我们还没有做。’
‘是什么？’他问道。
‘我们当中有四个人是基督徒。让我们各人返回自己的船舱，同心求主立刻赐给我们清风。对他来说，现在起风或黄昏时才送风都是一样的容易。’
船长同一意这个提议，我就去找其余两人。我们一起祷告之后，四人就各自退回船舱等候神。作过一个简短而深入的祷告后，我深觉神已应允了我们所求的，自知不能再祈求下去，于是很快就重回甲板。这时候负责指挥的是船上的大副，他是个不信神的人。我走过去请他把横帆的下角或者是主帆的一角放下来；这些帆本来都开了上去，好减少帆与绳索互相拍打。
‘那有什么好处？’他粗鲁地问我。
我告诉他我们已向神求风，风立刻就要来了，而且我们已是那么靠近礁石，实在不可以再耽误。”
“他一脸鄙视，咒骂了一声，说他要看见风而非听见风。
他说话的时候，我随着他的视线，往上望向船桅上最高的小帆，可以肯定，帆已开始在微风中颤动。
‘风不是来了吗？看那小帆！’我喊着说。
‘才不是呢，那只是锚爪（一闪而逝的微风）而已。’他一再坚持。
‘不管是不是锚爪也好，’我大嚷：‘求你快放下主帆，好叫我们可以利用到这些风！’
他可没有耽延立刻做了。不一会，船长听见甲板上的人声，就从船仓内走出来看个究竟。风果真来了！不到几分种，我们已是以每小时六、七海里的速度，破浪前进……虽然风势或起或止，但在经过比鲁岛屿前，断断续续还是有风。
在抵达中国之前，神藉此鼓励我，叫我将一切的需要带到他跟前，并且信赖他必因主耶稣之名的缘故，作我随时紧急的援手。”
他不久就要再次接受类似的考验。
那些真正倚靠主的人都常常能够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但我像彼得一样往往把注意力转离主的身上，转目观看风和浪——啊，但愿我会更加稳妥。
一八五四年，戴德生初抵中国海岸。这时的中国仍是门禁森严的。西方人可以停留的地方就只有上海和其它四个因条约被迫开放的口岸；而在内陆，根本就找不到半个基督教宣教士。
中国人看西方人，除了好奇之外，还加上深度的恐惧和不信任。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全国都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太平天国的起义是打着改革社会、经济和宗教的旗帜，在一般西方人眼中，这是**满清铁腕统治的最佳机会，可惜这个运动不久就被**下来。军纪散漫，上下不齐心把这次起义彻底地拖跨了，崇高的理想徒变成了派系的分争，破坏连连。很多人还以为这次运动会将中国的固有文化改变成为一个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新文化，但结果却是以怨毒、暴力、流血和纷乱收场。这场动乱一直持续到戴德生来华十一年后，直至满清政府再度巩固其统治势力为止。
戴德生早年在中国事奉的艰苦岁月，无疑是多年后他领导众多宣教同工的宝贵经历。但这些日子，实在充满着太多的艰难与苦涩了。
戴德生的计划是前往南京，然后再深入中国内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宣教士。不过他不久即发现要在上海立足已是难若登天了。
当戴德生的船快抵达中国时，上海正陷于战乱之中。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占据了上海近租界的地区，与之对垒的是一支为数约四至五万人的政府军，他们在城外驻扎。战事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外国军队随时都要应召来保护租界一带。
戴德生于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终于平安抵达上海，他对于在当地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他这样记载当时的心境：“对于终可踏足这国土，我的感受实在是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好象山洪暴发一般的澎湃，挂着感恩的泪水。”
不过孤单的感觉和现实的景况很快就冲击着他。事实上，在上海并没有人知道他要来，全中国也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他后来这样写：“夹杂在屡经风险而蒙神拯救的感恩，以及终于抵达中国国土的喜悦，其中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体会，就是我和我所爱的民族，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是一个在异邦的陌生人。
我有三封介绍信，其中一封的介绍人是一位我熟悉和敬重的好友，我自然对收信人赋以厚望，并且立刻就打听其下落，结果发觉他在我到中国途中，因患上热病，已死去一两个月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好生愁闷。只好再打听另一封介绍信的收信人，结果又是一次失望，原来那位宣教士不久前已返回美国去了。剩下的第三封信，因为是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替我写的，所以我对这封信并未如先前那两封信一般寄以厚望。”
不出所料，第三位人士也已离开该处。戴德生感到十分彷徨。那第三位宣教士的同工于是邀请戴德生暂时居住在伦敦会的房子里，直到他找到适合的居所为止。
戴德生不久就发现前面的路实在是荆棘满途。首先是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非常昂贵；其次是在租界和上海市的住房都十分吃紧，就算你花得起钱，要找个居所也是不容易。假如不是有伦敦会的乐克医生好心相助，恐怕他就要流落街头了。不过就算有地方栖身，仍然避不过外边不断发生的激烈战事。他只要外出溜一溜，战争所带来各式各样的悲剧便会映入眼帘。
戴德生初抵上海时，当时的天气非常寒冷，煤的价格又十分昂贵，当煤价为五十元一吨时，要有暖和的房子根本是不可能。幸好，戴德生一向生活简朴，他只要有地容身已心满意足了，不过刺骨的寒风和湿气仍叫他有点儿受不了。他到达上海后不久，他这样写：“我的处境非常不妙。乐克医生暂时收留我住在他那里，因为房子缺乏…！没有人可以住在市区内……我写此信时战争正在进行，房子亦因落下的炮弹摇动起来。
“天气那么寒冷，我不能思想，也难以执笔。从我寄给皮尔士先生的信里，你会看到我是多么的困惑。寄出去的信要四个月才有回音，招呼我的那几位宣教士是那么热情，真令我害怕自己会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耶稣会带领我的……我深爱中华民族，愿我真的能够帮助他们！”
戴德生在中国度过第一个星期天后写信给妹妹：
“我参加了伦敦会的两堂崇拜，下午就随着韦烈先生进城。希望神让你一生也不会见到城中的惨象！我们沿着城墙而行，只见处处颓垣败瓦，房子不是被烧毁就是被炮弹炸得稀烂。想起在这恶劣的天气下，这些人还要四处寻觅蔽身之所真是叫人心酸……
“当我们到达北门时，城外的战况正趋激烈，被抬进城来的几个人中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胸膛中了弹，第三个的手臂被流弹射中，骨也碎了，显得异常痛苦……再向前行，有人把掳回来的一枚小钢炮拖进城来。跟着他们后面进来的人拉着五个囚犯，这几个被人拉着辫子走的人向我们发出凄厉的呼求，但我们却是无能为力！他们大概会被拉去砍头吧，想起已足以令人心寒了。
“离乡背井，身处战乱之中，和当地人又互不理解，这种苦况我如今彻底感受到。看见对方的困局又不能伸以缓手，或指引他们认识主，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撒但如洪水藉机发动，幸好有主耶稣在此高举旌旗与它抗衡。虽然大部分人仍未认识只，听过他名字的人亦不以他为重，但他却是存在的，并且为属他的人所看为至宝。”
更多的熬炼还在前头。在上海，戴德生经历生平最拮据的困境。在家的时候，他可以省吃俭用，量入为出。但在这里，因为他没办法不和其它宣教士一起食宿，而这些教土的薪酬比他多三、四倍，因此，他被迫超支生活，手上的钱很快便花光了。
在英国，他曾经为海外宣教工作筹募捐献，他知道那些钱大都是那些低下阶层胼手胝足拿出来的血汗钱，所以对他来说，宣教士的薪津是他们的神圣托付，随意花用只会令他于心不安。令事态变得更恶化的是，他写给传道会请求指引的信大都缺乏清楚答复，即使有回音也是答非所问。
远处伦敦的传道会关山万里，根本就不能想象他在中国所面对的困局。那些秘书又多半是大忙人，往往公务缠身，就算他们本身对宣教工作多么热衷，他们也难以体会在地球另一端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戴德生已尽可能在他的书信上把困难罗列得清楚明白，但几个月过去了，指示仍然石沉大海，他真是山穷水尽了。
上海的“一元”，很早以前还值五十两黄金，但如今已贬值两倍，而且还会继续贬值，况且也没有什么购买能力。就算戴德生过着如何简朴的生活，他仍不得不超支过活，最后他只好用信用状借贷，以救燃眉之急，但伦敦方面的差会却仍然没有答复是否会支付这些账单。
对于一个对金钱特别谨慎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经历。戴德生就曾为此多夜失眠。
及后，随看炎夏步近，他的经济情况也就变得更形复杂。他从旁人口中得悉一位苏格兰医生已带着妻儿乘船离开英国，他是要来中国与他合作的。关于这家人的住宿问题，差会并无任何指示。几星期过去了，伦敦方面仍无只字片语，他知道他要采取行动了，否则这家人来到时就要露宿街头了。虽然未得批准，他仍得为他自己和这一家四口找房子，当时在战乱的上海，房子是那么缺乏，租金又是那么昂贵。
因为请不起轿夫，他只好在酷热的八月天时，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找房子，可惜却是徒劳无功。他在上海的朋友建议他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买地自行建造房子。
不过他怎么能够告诉他们说来脸红的事实，就是他根本没有钱呢！他所代表的差会在圈子内已常被人垢病为欠缺组织能力的！假如想要在中国立足发展，他最好还是尽量忍耐了。还有可以做的就是祷告。
处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他叙述道：“那些真正倚靠主的人都常常能够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但我像彼得一样，往往把注意力转离主的身上，转目观看风和浪……啊，但愿我会更加稳妥！最近，读圣经和默想神的应许对我变得更宝贵。起初因为想要快点学会中文，我读圣经都是囫图吞枣似的，这对我的属灵生命起了致命的影响。如今，在那超乎人能理解的恩典之中，主再次向我施恩。
他告诉妹妹说：“我挖空心思找房子，可惜却是徒劳无功。于是我把这事放在祷告里，让主完全掌管，如今我心里平静多了。主会为我预备房子，并且会在我疑惑却步的地方作为我的引导。”
实在难以置信，写过那封信两天之后，戴德生就听说有房子要出租。月底前，戴德生已找到一栋房子，大小足够来安顿他自己和那要来的一家人。
房子有两层高，楼上有五个房间，楼下则有七个，地方算是十分宽敞。这是一所贫苦人家用木材所搭盖的房子，里面的瓦砾废物甚多，用戴德生自己的话说：“这些东西多得足够可以引发一场瘟疫”。房子确是残破不堪。这房子的唯一优点，就是它位于上海的北门附近，处在一带民居之中。这就是戴德生来华六个月后的落脚点。虽然这一带环境不大安全，连一向教他中国话的老师也不肯上门来继续教他，他却找到了一位受过教肓的中国基督徒教他上海话。
戴德生觉得他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已经正式展开了，他自己的小天地就在那些平民百姓之中。在那位新老师的协助下，他举行了早会和晚间聚会，又开办了一所基督教小学。另外，他的药房每日大概也有二十至三十人来求诊。
他写给家人及差会的信，都离不开令人兴奋的工作进展，当然还有他捉襟见肘的经济困局。他可能要借贷度日了，不过差会仍未承诺支付他的日常开支。另外，他那本来用作宣教基地的房子，又因为附近不断发生激战，环境非常不安全。他在一封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
“上星期三晚上，大概凌晨三时左右，附近一场大火把我惊醒了。我匆匆穿上衣服就走到屋顶上察看情况。这类用木材建造的房子，若火乘风势，燃烧的速度会十分迅速。当时情况十分危险，在黑暗中，我估计那场火离我只有四五户人家那么远。我恳切求神的保护，就在这时，天下起雨来，风也止息了，我对神满心感激。不久火也熄灭了。那时已是清晨五时，我再也不敢回床上睡觉。
当我还在屋顶的时候，几颗子弹射中了我附近的房子，其中两、三颗似乎还打中了我家屋顶的瓦片。最后，一枚炮弹击中对面人家的屋脊，打坏了许多瓦片，霎时碎片横飞，而火花更在我身旁斜飞而过。屋顶已不容我再逗留了……”
“就在发生大火的前一天中午，一枚炮弹曾经穿过这座房子的屋顶，跌落在我老师的孩子的跟前，当时他正站在大门口。假如他稍微向前站两三尺左右，就必死无疑。
相信你也知道我一生都未曾遇到过这样艰难的日子，但我相信这是必要的，而神也会让这苦难成为我的祝福。我可能会突然离开这里……：但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后悔搬到这座房子来。假如再发生同类情况，我依然会这样做。我们的差会一定要为她的宣教士预备更好的居所，这样的安排真是要不得。”
情况愈来愈明显，这所房子是不可能收容即将要来的同工一家人，太危险了。十月底，当情势每下愈况时，他就写信给传道会的秘书们：
“这附近的战事非常频密，很多时候，我晚上大半都不能好好地睡觉。柏加夫妇一家人要住在那里我可没有头绪，不过要搬进来住是根本不可能的。要为我们几个人的住宿问题不断地操心，加上另外一个更难应付的超支问题，对于要面对学习语言和适应炎热天气的我真是不堪负荷……
我们还未收到有关同工的消息，要再过一段日子他才会抵达这里。巴格尔医生来到时，我们就可以一同商议前面的方向。在中国宣教比起在其它地方所需要的费用较为昂贵，这是我们以前预料不到的。我这个月又要透支了，就算我怎样省吃俭用，仍然挡不了那些不断上涨的物价。我第一年大约花了二百英镑，我敢肯定，在上海没有任何宣教士的用度会比这更低的了……”
事实上，戴德生在上海的外侨当中，已成为其它人窃窃私语的对象，皆因他搬离了租界居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而他本身又甚少与其它西方人来往，况且他的衣着亦开始残破褴褛呢！
戴德生就这样居住在租界外，直到有人为了要赶走他而向他邻居的住所纵火，迫于无奈，他才不得不搬回租界的伦敦会他的朋友那里。伦敦宣教会在这时候竟有房子出租，那本来是属于他在中国一位最好的朋友卜尔顿夫妇的居所。卜太太生产后不久就死去了，卜先生则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走了。房屋突然空了下来，巴格尔夫妇可能随时抵达，虽然租下房子就只剩下三块钱，戴德生仍然等不及请示，就自作主张地把房子租了下来。两天之后，巴格尔夫妇他等待已久的同工，带着两个小孩和一个在旅途上出生的婴儿终于抵达了。
令情况更复杂的是，巴格尔夫妇的路费早就用完了，当他们抵达上海时只剩下几块钱。戴德生满以为传道会的信用状早应寄达，但却全无音讯。及后，从伦敦方面寄来的几封信更是只字不提那笔钱！
为了解决经济压力，戴德生不得不把房子的一半分租给一位美国宣教士。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只剩下三个房间，给他自己和巴格尔夫妇以及他们的三个小孩子居住。
巴格尔医生经常和戴德生到市内及附近的乡村布道。他们在家的时候，每天用心学习中文，但因为住的地方缺乏个人空间，加上物资短缺，他们都觉得生活艰苦，简直是难以忍受。
戴德生在过去数月对自己的经济情况已是极端忍耐，如今巴格尔医生一家来了，他觉得有需要写一封措词严厉的信给伦敦，作为巴格尔医生的代表：
“我相信你不会觉得我这封信过分残忍和没有礼貌，我说的都是有感而发。要不是为了传道会的好处和其它人着想，我会闭口不言，不过我若这样做的话，我就是不忠了。我觉得传道会这样对待巴格尔医生是犯了严重的道德错误，而且是漠视对方的需要。要是你看见别人与你的专业相同，但赚钱却比你多四、五倍，就算是当个小文员也有两倍多的薪水，而你却完全被人忽略，没有后援，在此情况下你会留下来为传道会工作才怪。我并不是说巴格尔医生是这么想，他看来十分投入宣教工作，而我的士气亦因他大得鼓舞。不过无可讳言，事实却是如此。容许我加一句，最近就有一份年薪二百镑的空缺，每天晚上工作差不多两小时就可以了，老实说，这对我来讲是相当吸引的，因为我不用再为筹措一百二十镑的租金发愁，也不用有委员会在收到我上一封信之后，议决不付我的帐单！因为我的使用超过被批准的限额。
巴格尔医生上星期一抵达，他对神只有满心谢恩，因为神保守他们经过旅途上种种险阻，故此就算这所房子是多么简陋萧条，他也是毫无怨言。不过其它宣教士知道之后，就埋怨我没有预先准备，因为我有的家具是少得可怜。但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付了二十镑租金之后就只剩下三块钱……现在物价如此高涨，这几块钱还不足以买一星期的食物。
如今天气已十分寒冷，巴格尔一家对此可谓毫无准备，故此他们需要立刻购买御寒衣物。床和其它家具也是必须的，此外还有食物和燃料，这些费用加起来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巴格尔医生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必定是非常不快乐。希望将来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你们的宣教士再也不用忍受这类不必要的困苦。”
虽然他在华最初的几个月是那么艰辛，加上所属的差会又那么官僚，对他们的困境也漠不关心，戴德生却没有半点怨懑的心。事实上，他离开英国之前和几位传道会的秘书已成为知交，并且在灵里有深入的交通，在华期间，他更时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但基于事实，他不得不把宣教士的需要清楚而有效地向在家乡的支持者传达，因为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他们在外面的真实情况。
那些令人沮丧的日子，教导了戴德生明了一个差会应该如何运作。从一封他写给妹妹贺美的信中，我们看到他那积极乐观的态度：
“你问我是如何胜过围绕我的忧患，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带着它们到主的面前求。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在晚祷时读到诗篇七十二、七十三和七十四篇。请你也翻来读一读，你会发现这几篇诗篇是多么应时。我也不知道为何，最近我读经时常会流下感恩的泪……
自从来了这里之后，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个相当好的造就机会，在别的地方我是万万学不到的。虽然在许多方面我都要忍受许多的苦楚，要是我自己选择的话，我绝不会这样行，但这些功课至终能使我学会毫无疑惑地仰赖神的智能和大爱！”
他实在需要神加倍的爱，因为更多更苛刻的苦难还等在他前头呢。
佚名
“最保守的估计，那里至少站着五至六百人，当他们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大嗓门对他们说话，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时有人彼此说‘不错，不错。’这是他们表示同意的举动。
戴德生在中国的头两年，令人印象最深刻和啧啧称奇的，要算他那奋不顾身、冒险犯难为宣教工作的开荒之旅。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在完全毫无经济支持，中国话又不大灵光的情况下，竟敢单枪匹马的在这陌生的国士，四出为宣教工作探路。当时的中国并非太平盛世，激列的内战屡在他家附近进行得如火如荼。洋人在这场内战中，立场摇摆不定，有时支持清政府，有时又支持叛军，于是惹来不少中国人怀疑和敌视的眼光。虽然如此，戴德生在头两年仍出门探路不下十次或以上，有时他会和其它宣教士同行，有时则会孤身上路，而每次旅程，都是他属灵勇气和体魄耐力的考验。
水道是上海通往内陆其它地区的主要途径。沿江而上是大大小小的帆船，这些一船白天是航运工具，到了晚上就是客旅的寄宿之所，有了这种交通工具，商旅就不用住进陆上那些既危险，又简陋不堪的旅店。
船上设有简单的炊具，船家和客人就在船上用饭。船的其它设备亦十分粗劣，床是用木板砌的，小小的通风窗口和地面相当接近，乘客在自己的被铺上或躺或坐，因为船舱的高度根本就不能容许人站起来。虽然这种旅行方式速度相当缓慢，并且又受天气和潮汐的影响。不过数以百万计的人仍是以这样的方法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当帆船沿江徐徐而上时，两岸所有的村舍都逃不出客人的视野之内。这些村镇大部分是从未见过外国人的，更遑论听过福音了。
戴德生渴望跟随主的脚踪，走遍各城各乡传讲福音，因此他被江边的景像深深地吸引着。他觉得自己就像主在多个世纪以前所说的一样：“我要作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单在上海传福音是不足够的，因为已经有其它人在这里展开工作了；他深感有责任要把福音向内地其它地区传开，因为在那此一一地区的人还未曾听过主的福音，假若没有外人把信息带进去，他们就会一辈子也听不到主的话。为此，他下定决心，要把福音传入内地，哪怕面对炎夏、寒冬、或骇人的瘟疫；他也不为战争的危险所拦阻，纵使战争会威胁白种人的生命，或是拦阻他返回上海较安全的租界。
在巴格尔医生抵达上海前后的一段日子，不少外国人都会以一天时间往返上海周围十至十五里的地区。巴格尔医生来到后，这对拍档在头三个月就作过多次类似的行程，他们总共分发过一千八百本新约和圣经的单行本，此外又分发了二千份单张和小册子。这些书刊都是小心分发到那些识字的人手上；对于其它大部分不懂文字的，他们就得详细解释这些书册上的信息。
冬天来到时，这支宣教队伍在摄氏零下的天气中，从一月到三月间，作过四次较长的旅程。他们所到之处，总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他们的西方服饰，有别的脸孔和所传的信息都是当地人感兴趣的。戴德生和巴格尔就曾多次遇上一些极不友善的群众，而且生命受到威胁。有一次，他们更被官兵捉着，还准备置他们于死地，不过当那地方官吏听过他们的信息后，他们不但获得释放，而且还可以在该城自由行动，传讲福音。
他们所到访的地区，大部分人仍是相当友善的。一旦初次接触的好奇过后，当地人都会表示友善。当地人对他们所讲的是那么容易接受和感兴趣，以致他们毫无困难就可以送出数以千计的中文新约圣经和小册子。
因为在其它地区的反应都是那么的好，以致他们对在三月间探访嘉定时所遇到奇怪的对待就感到不知所措了。巴格尔医生记下当时的情况：“当我们走近人群时，所有的成年人都走回屋内，关上大门。不过在我们走过之后，他们又会聚在一块对我们指指点点。”
后来知道这里的人从未见过洋人，却又听过很多可怕的传言，于是这两位宣教士就在大街上公然行走，让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他们告诉那些肯听他们讲话的人他们是医生，并且乐意次日为病人免费诊病。他们是“好心人”这消息于是不径而走，不过仍有一些害怕他们的人远远尾随他们。不久，这群人的人数愈聚愈多，甚至把店铺门前的货物也给推倒了。为免惹起那些店主们的不满，他们两人惟有在城中找寻更空旷的地方落脚。
巴格尔医生记下第二天所发生的事：“一大清早河边就站满了来求诊的人……我们一直忙碌至下午三时，眼见不能一一为他们诊病，戴德生就把那些较急需医治的病人带上船来。当我们给他们诊治完毕后，我们就被带到那些不能亲身前来看病的病人家里。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早一天还给我们吃过闭门羹的，如今我们竟可以进到他们家里！
从那天起，他们在城里到处受欢迎，离开那里前，他们在西门城外附近的庙内讲了一堂道，有很多人请他们留下来，不过他们还是再行上路了。
每到一处，人们都想更多知道福音。此情景深深鼓舞着戴德生，大感作见证的需要。他从山上的寺观或古塔顶层往下望，纵观脚下的城乡小镇，只见楼房处处，到处都是未闻主道的男女小孩。要做的工作是那么多，要接触的人也是那么多！
他每次布道回来，稍事休息，就会预备第二次的行程。四月间，他带着好友卜尔顿宣教士上路（卜的太太年前去世。他们到了长江流域的一个岛屿上的崇明市，那里的人特别乐意听他们讲真理。他们被邀在城内的其中四大庙宇内传讲福音，情况就像新约的宣教士所遇到的一样。在那供奉该城的守护神的寺庙内，他在其中一间厢房设了一个临时诊所为病人医病，而卜尔顿就在外面的广场分发小册子和传讲福音。
当卜尔顿讲得喉声沙哑时，戴德生就中断诊病，接替他传讲信息。因为他个子较矮，于是就站在庙前的大铜香炉上，向群众讲话。他这样记下这段经：
“最保守的估计，那里至少站着五至六百人，不过我认为就算他有一千人也不过份。当他们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放大嗓门对他们说话，在露天场地有如此一群留心的听众实属罕见。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时有人彼此说：‘不错，不错。’这是他们表示同意的举动。”
每次旅程所见到的热烈反应，都令戴德生更憧憬下一次的行程。于是在天气热得几乎令人融化的五、六月和八、九月，他多次到内地去传道。日间他在人群中工作，晚上就住在燠热不通风的船舱内，为怕盗匪偷袭，船舱的门都是关得紧紧的，虽然是热不可耐，但戴德生却没有因此减缓速度。他在五月间就用了廿五天的时间踏足了五十八个城镇讲道，当中有五十一个是从未见过基督教的宣教士。
在这期间，战事突然起了大变化，上海终于陷落在政府军手里。当时戴德生正和其它宣教士向苏州湖方面进发，他们离开上海才几日，但从山顶上向上海望过去，只见黑烟不断冒升，上海正在燃烧呢！
为了担心在租界的家人和朋友们的安危，他们一行人就折返城中。在他们还未到达上海时，已见叛军匆匆从城中逃出，并且还恳求他们加以援手保护。他们对此实在是无能为力，事实上那些叛军不久就为官兵所擒，就地**。
他们忧心忡忡地赶回租界，一路上只见残垣败瓦，一片破落的景象。最后他们终于抵达租界之内，令他们深感安慰的，就是租界和他们离开之前丝毫没有改变。可能官兵太专注屠杀叛军和上海的普通百姓，而把外国侨民忘记了。戴德生写信回家报告情况：
“上海现已平静下来，也可以说是一片死寂。最少有二千人死亡，一些受害者所遭受的酷刑，比起中古世纪那些野蛮的刑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城市差不多已成为废墟，那些硕果仅存的生还者实在是境况堪怜。”
不过无论如何战争的危难已经过去了。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一方面全力照料那些生存者在属灵和身体上的需要，另方面又在焦急地等候差会的答复，指示他们下一步的工作。当他们亲眼见到中国的机会和需要时，戴德生和巴格尔夫妇都求神给予指引，定下传福音的策略，以致能充分为主所用。
他们认为差会应该在上海购买土地，用以兴建医院，好使巴格尔医生可以在当地发展工作，同时以此为向内陆传福音的基地。经过一番讨论和祷告后，他们写信给传道会的委员，请他们寄来所需的款项，时间是刻不容缓的了。上海已经回归那些帝国主义者手中。围城已经结束，重建工作亦已展开，当地经济也开始起飞了。数以千计的机会主义者从邻近域区涌进上海，由于他们加上那些有相同看法的外国人，使物价再次狂升。
过了数月，这两位宣教士仍在等候回音。严热的夏天令他们那拥挤不堪的房子更难居住。于是他们到另一个一百里外的沿海城市宁波作短暂的逗留，这一去倒让他们看到一个吸引人的机会。在宁波有几个宣教团体深觉有需要成立一间医院，好使他们的宣教工作更能长远地发展。他们向巴格尔医生建议在当地开展医疗工作，这些机构甚至还答应为巴格尔医生筹募经费，好使他能够在宁波大展拳脚。
不过戴德生和巴格尔仍然专心等候在上海建立宣教总部的回音。当他们知道他们所住的房子快被收回时，传道会的答复就更形迫切了。房子既要归还给原有的主人，但他们在上海仍找不到可租住的落脚点。
最后答复来了，不过那却是一个令人十分气馁的回复。委员会已作决定，他们的机构反对在沿海城市花钱在建筑物上，因为他们的宣教工作和工人都是要向内陆进军的。他们不想在沿海的城市树立太多的根基。
从地球另一端的委员们来看，这个决定是相当合理的。不遇在中国的那几个宣教士可苦了，他们虽然认同这个大前题，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却是非要解决不可；在传道会的计划能成事之前，他们应在哪里找寻栖身之所呢？
巴格尔夫妇对委员会的决定深表失望，于是转而接受了前往宁波建医院的邀请。戴德生对他们的决定亦表支持，但自己就变得更傍徨了。他的同工要离去了，他的家没有了，他找遍上海也无居所，他怎能在上海继续他的工作呢？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戴德生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一个主意来。既然他在岸上找不到住处，何不像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住在船上呢？这和他一直以来定意入乡随俗的打算不谋而合，因为他以为既然要服事中国人，就当穿上中国服装，住在中国人当中。
他看到前面的路了，在他陪同巴格尔一家前往宁波时，他把自己那几件仅有的行李寄存在他们那里。回来后，他就可以展开新的一页，与他专注服事的中国人完全认同。
戴德生知道这决定非同小可，穿上华服就等于要把前面的头发剃光，然后让后面的头发留长，好编成长辫子。在此以前，从来就没有宣教士或外国人会这样穿戴。有时在作某些旅行时，他们也会把中国的长袍罩在西装上面以方便旅行，但完全舍弃西洋服饰而穿上中国衣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不但会被人指责，甚至还会被人拒绝。
但这毕竟是接触中国人的最佳方法。在五月当他沿长江深入内陆二百里时，他就发觉这样的巡回布道是相当有成效的，过去因为他穿的是西洋服装，只有徒增他旅途的劳累和压力，因为对那些未曾见过这种服饰的中国人来说，他真是稀奇古怪，既不庄重，而且近乎滑稽，他们来不是要听他的信息，而是对他的打扮指指点点。他相信假如他所穿戴的在中国人眼中是合乎情理的话，他的工作会更容易展开。既然这样穿着有助于加强和中国人的关系，便不在乎那些外国侨民会怎样看他了。于是他订制了一套中国衣裳，准备在陪迭巴格尔夫妇往宁波时在路上穿着，他自己亦准备作跨文化的蜕变。
在八月的一个晚上，当戴德生走到河边替巴格尔夫妇雇船上路时，半路上有一位陌生的中国人上前来问他是否正在找房子。并告诉他在南门附近有一所未达成的小房子，屋主因为资金耗尽，所以建筑工程中途停顿了，假如戴德生认为这房子合适的话，不用付订金，只要先交六个月的租金就可以了。
正如一场美梦一般。戴德生随着那人来到上海市的南面，只见那所小巧的房子，既新且洁，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院子的另一边是给仆人住的房间。这正是戴德生梦寐以求的，就连地区也恰到好处。这最后一分钟的祷告蒙垂听，似乎就是神清楚的指示，戴德生在上海的工作还未完结。
戴德生在同一天晚上拜访一位中国理发师，开始了他那从西到东的改变。第二天早上，他穿成一位中国“夫子”的模样在公众面前出现。他就是这样子陪同巴格尔夫妇往宁波的新住所。他在一八五五年八月廿八日写给妹妹的一封信是那么有趣：
“亲爱的贺美，我写信是要给你一个惊喜，相信你是从未接过一个束长辫，剃光头的人给你的信。为了避免你丈二金刚摸不看头脑，我还是立刻告诉你好了。上个星期二晚上十一时，我请理发师把我的发发剪掉，把其余头发染黑。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编好辫子，又用粗丝把它加长至中国人一般的长度。之后，我穿着中国人的服装，和巴格尔医生出发往一百里外的宁波夫。沿途我们都抓紧机会传福音。如今我只身回来了，希望有更大的机会传福音和分发书刊。
“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所受的苦，不知道一封信可不可以说得完，不过还是愈快开始愈好。
“首先，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因为皮肤会生痱子，而每五、六个钟头染发一次也于事无补，只会令头痒加剧。（染发素是一分黑发剂，三分熟石灰，加水混和）。当要梳理那其余留长了的头发时痛苦才会达到高潮，不过，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呢？就是因为要受苦，这才显得那条辫子是那么宝贵。但是当我终于自己编成这条辫子时，我的快乐和满足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当你如此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在洋行工作的中国人总会尽快换上西式的鞋和袜。中国人的袜子是用厚白布做的，缺乏弹性，而人的脚趾因为难以适应而被挤迫得变了形，至于脚跟也不能习惯完全平底的鞋子。其次是裤子，实在是难以想象。我的裤子腰围比实际宽两尺，多余的布料要在前面打折，然后束上瞟带。裤管很短，只及膝盖，而且跟腰围一样宽大。裤管塞进了那长白袜之后，就像一条特大号的灯笼裤，巴格尔医生还戏言那裤管足可以储备两星期的食物呢。中国人是不穿衬衣的，他们穿的是白色的洗水褂子，袖子比二十年前的女子服饰还宽。这一切之上是件色泽华丽的丝质长袍，袍的袖宽又长，长度比手指尖还足足多出十二至十五寸，当手在工作时，多出的部分就会被卷起来。他们在这个季节除了有大型庆典之外，是不戴帽子的，故此在猛烈的太阳照射之下，真是一点也不好受。”
“星期三，八月廿九日。贺美，不知这么详细的解说会不会令你厌烦。不过我已没有时间再讲述下去了，我只想多提一件事就是我上理发店洗头的经历。我想既然要学足中国人的穿戴，理当亦应进去试一试，否则我以后或许不会有走进去的冲动了。为此我要极力忍受那理发师不断挥得我的头怪痒的，然后又在我的肩膀、背部槌打一番！还未做完这些步骤，我的背部多处已是痛苦难当。到了第二次，我的接受能力好多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自我赞赏一番，因为我终于可以接受这位理发师的手艺了。”
“我和巴格尔医生前往杭州湾时，一路上都被人认出是外国人来，因为我们要用英语交谈。但今天我在海恩市到处溜跶时，竟没有人发觉有我这个洋人在他们当中。而我的真面目在分发书刊和为病人诊病时就无所遁形了。于是我的助手被人追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消息不久就传开了。这样穿戴最初当然不如穿洋服那般容易受人尊重，但不久我的医护工作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明显地为人看病赠医和给药是在内陆工作最好的途径。那些妇孺们都比以前更愿意前来接受治疗，我相信我一身中国式的打扮也当记一功。”
当戴德生在他上海的新居安顿下来后，他对内陆之思慕就更加迫切，他的祷告也满是有关内陆的工作。不过当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作好准备功夫，而在预备的时候，他得到很大的鼓舞。十月间他写道：
“虽然巴格尔医生已去了宁波，我可一点也不寂寞。我感到神与我同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神亦吸引我多方祷告和儆醒，这点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虽然在上海他有无数传福音的机会，而他的小天地亦相当舒适，戴德生还是带着能力与充满兴奋的心情，出发前往内陆去。这次他是单独出发的，而他穿的和中国人一般模样。他这新策略的好处很快就见到了。
他的目的地是崇明市。这岛上有一百多万人口，但却没有基督教宣教士。几个月前他和卜雷就曾来采访过，当地的人对他们倒是十分欢迎，而这次再去，他们的热情更是令他惊讶。
在他初抵达之处，那里的人根本就不让他离开。有些人也曾见过洋人，但却从未见过一个穿中国服装的洋人。这位大夫真的不像外地人；他的药箱和他的讲道同样受欢迎。所以当他因为害怕潮湿想找一间在楼上的房间时，他们甚至说：“假如没有在楼上的房间，就让他住在庙里好了。”
不过有家主人却前来说他家有个阁楼空置着，就这样，才抵达崇明市三天，戴德生在中国内地已有了他第一个家了。在上海找房子吃了那么多苦头，这里的经历能不叫这位年轻的宣教士感觉得着了极大的鼓舞吗？这件事和崇明市的人对他的反应一样使他兴奋。
每天都有人来参加聚会，访客和病人络绎不绝。经过六个星期如此令人感动的工作之后，他家渐渐就凝聚了一班常客，他们都非常渴想知道基督教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的工作亦引起当地一些医生的不满。在客人中有一位是姓蒋的铁匠和一位成功的商人。戴德生写信说：“这些人的心是主打开的。”戴德生此行亦带同他在中国所结的第一个属灵的果子，是叫台贵华的上海人，及另一位基督徒助手。所以在他返回上海补充物资时，这二人便继续教导当地的初信者和慕道友。不过，有一次当戴德生由崇明市返回上海时，成功的喜乐都变成苦涩与失望。他接到一张传票，请他立刻向英国领事馆报到。
原来一小群中国医生和药店东主竟在戴德生背后搬弄事非。他们贿赂一位当地官员向有关方面投诉，说这位“外国医生”以免费医病来抢夺他们的病人。这位官员真的向英领事方面投诉，于是领事馆就把他召来告诫一番，要他知道中英条约只限外国人居住于沿海的城市。假如他要住在其它地方，他就要被罚款五百大元。戴德生为自己辩护，指出在崇明市也有法国神父居住，而因着英国享有最惠国地位，所以，这给其它国家国民有豁免权的条约也适用于英国人身上。但英领事却推说自己没有执行这裁决的权力，假若戴德生要上诉，他就得向更高权力机关上诉。不过在现阶段，他是不能返回崇明市，而且受到警告以后也不得干犯该项条约。
看来他得放弃这成功的新事工了，虽然这事工是那么令他兴奋和鼓舞。而且他要放弃“在内地的第一个家”，但这显然是神引导和赐福他的工作的一个明证。
佚名
那快乐的几个月
给我能以形容的喜乐
和安慰。我从未
有过像宾威廉先生一样的属灵父亲
也未尝过如此
圣洁愉快的相交。
戴德生在那天晚上给家里写了一封既伤心又沮丧的信。那些在崇明市的年轻追寻者，包括蒋和宋，还有其它人，他们会变成怎么样呢？他们不是他信仰上的孩子吗？他怎么可以就此丢下他们不理，他们对信仰的认识是多么贫乏。他向传道会的秘书们请示自己的责任和规限：
“自从知道被禁止住在崇明市，连到内陆其它地区逗留一个短时期也是有违和约，会被罚款五百大元之后，我想最好还是先写信问清楚，假如我真的被罚款，传道会会不会承担这笔费用？又假如环境许可，我可以到内陆去，不过得同时放弃所有受领事馆保护的权利时，你们会不会批准我这样做？我可以自由选择这样做，还是传道会会反对她其中一个宣教士采取这立场呢？
“虽然不能够再留在崇明市，我们仍得感谢神所成就的。我深深相信其中三位已决志信主的是诚挚的，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愿这些果子存留到、水远。……但同时要放弃这工作是难上加难。
“……请为我祷告，我不想因为逃避危险，或惹上官司，甚至因为缺乏忍耐而使自己不能再被神所用：……”
戴德生决定把领事的裁决向英国首相提出上诉，后者在两星期内就会抵达上海。不过在这段等候期间，除了和崇明岛的居民伤心告别外，他可以说是无计可施。
晚上当小组最后一次聚会时，那位铁匠对戴德生说：“假如我不能再参加你的聚会，我将会非常伤心。”
戴德生对他说：“但你可以在家中敬拜主的啊！在星期天关上铺子，然后找人读圣经给你听，又召集你的邻居来听福音，就算我不在，神也会与你同在。”
“我懂的是那么少。”宋也说：“当我读圣经时，很多字我不认得。我的心非常难过，因为你要离开我们了，但我感谢神差派你来这里。以前我的罪是那么沉重，如今都给主背负了，而他还每天赐我平安和喜乐。”
戴德生回到上海，令他倍感失望的是英国首相来华的日期延迟了。任何上诉的希望都暂时被搁置下来。他在失望之余，写信给父母亲说：
“请为我祷告，我需要更多恩典去过条件比我应得更不好的生活。让我更能体会主所作的，他说过：‘我为羊舍命。’我不想作那个看见狼来了就逃走的雇工，我也不想胡乱闯入危险之地，因为在安全之地也有大量工作可以做。我渴想认识神的旨意，并且有他的恩典去实践出来，就算最后会被驱逐出境也不打紧。请为我祷告，求主让我可以不但在言语上，也在行为和真理上成为他的跟随者。”
就在他这段极度失意的日子中，主以极不寻常的方法应允了他的祷告，包括他为自己以及为他所照顾的初信者的祷告，原来宾威廉牧师当时也在上海。这位在一八三九年苏格兰大复兴中，家喻户晓的传道人和宣教士亦受感动要往中国内陆传福音，要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他曾沿长江深入内地，直至他被驱赶回来为止，因此他就在上海遇到年轻的戴德生，当时后者正因刚碰到的挫折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的年纪有一段距离，但两人却非常投契，正如新约的宣教士保罗和提摩太一样，他们是彼此为友，彼此同工。
不久，他们的两条船就一起沿着由上海通往内陆其它各处的大小水道出发了。年长的宣教士已有一套他自己传福音的策略，而戴德生亦乐于跟随。他们会选择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然后在那里逗留二至三星期。每天，他们一大清早就按照计划出发，有时就到近郊那些外国人罕见的地方。由外至内，他们渐渐就移师至城内那些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因为他们先前已在城郊布道多日，再次在城内市集一带出现时，人们对他们已是略有所闻，而见怪不怪了。于是群众不会因而麇集，而商铺老板也不会因为货物被推倒而大发雷霆。他们还会到访庙宇、学校和茶馆等，适合传道的地方就会经常拜访。他们在每次聚会时会宣布下一处聚会地点，因此那些熟悉的面孔总带给他们极大的鼓舞。至于一些对真理渴望知道更多的人，就会被邀上船继续听道。
戴德生从他的老朋友宾威廉身上获益良多，而对方亦不耻下问。过了一段日子，这位苏格兰的传教士不难看到，虽然戴德生比他年轻和缺乏经验，但却比他更能吸引听众。群众甚至邀请戴德生登堂入室，而他却要站在门外等候。那些爱闹事的人总爱围着宾威廉这个穿洋服的布道者，而不想因听道而受骚扰的一群，倒愿意跟着他那没有那么惹人注目的年轻同伴。宾先生有封写于一八八五六年一月廿六日的信，提到他和戴德生一起的经历：
“这次我离开上海已有四十一天了。和我作伴的是中国传道会一位年轻的英国宣教士戴先生……我们经历到神许多的恩惠，在工作方面亦体验到颇大的帮助。
“有一件事，我已提过不止一次，如今还得重复一遍；在四星期前，即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开始穿上中国服装，直到这刻我还是这样穿着。戴德生早在几个月前就这般打扮了，我发觉如此实在省却了不少传道时会遇到的麻烦，我决定仿效他……
“这个工场非常辽阔，我们一时之间还不能决定留在那一处发展。听道的人都很留心，但我们还得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叫他们信道悔改。在基司库的信徒有没有为我们代祷呢？他们有没有寻求圣灵的帮助？这么大的需要，实在需要很多人同心为这工作代祷。要收的庄稼多，但作工的人少，而且还只是勉强的人选，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根本就不能承担这工作。但神的恩典可以使几个软弱的器皿成就大事，而且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每日读经祈祷是宾威廉生活的基石。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他非常熟悉圣经，他讲道最大的能力是来自他晓得怎样用圣灵的宝剑，去剌透人的心灵深处……有些时侯，当你听他讲道时，你会以为是一位活生生的先知在讲解圣经新的一章……他的一生是名符其实的以祷告而活，他的事奉是在施恩宝座前打连场的仗……在发掘圣经的宝藏时，他不时会找到大块大块的金子，这些后来都成了其它人属灵财产的一部分。”
宾威廉是个有学养，为人开朗又风趣的人，且非常喜欢唱歌。他除了是戴德生属灵的榜样外，也是一位充满生命力的伙伴和知己。他爱说故事，又乐意和他这位年轻的朋友分享多年来的经验和智能。结果是，戴德生和宾威廉在一起的日子，所得的教导就和上大学一般无异，而且更为实用。因为宾威廉就在中国当时当地把戴德生当知道的和该作的，在他面前实际地活出来。
宾威廉常常说：“当一个人有主在他心中时，他眼中就只有天堂，和足够他走完这一生的地上财富，世上没有可令他挂虑的事物……与保护以色列的牧人连结，走在那是太阳又是盾牌的主的身旁，那已包括一个罪人在往天堂路上，足以满足他的一切。”
他们两人就是如此快乐地工作了整整七个月。在这期间，一位基督徒包华士船长告诉他们汕头的福音需要。戴德生一面听一面感到，是神呼召他往这个南方的大口岸去，因为那里还没有宣教士踏足过。不过因为不想离开他的朋友，他有多日都在抗拒这呼召。
最后一天晚上，他再也不能抗拒神的工作了。他后来这样记下当时的经过：
“我请宾先生来我仍作为总部的小屋，我流着泪地告诉他神给我的带领，我是怎样抗拒，怎样的不愿意离开他，前往这个新的工场。宾先生听着听着，脸上只有惊异和喜悦之色，而无半点难过之情。他告诉我，在同一天晚上他也听见神的呼召叫他往汕头去，而他唯一的惋惜也是要和我分手而已。”
到达汕头之后，这两位宣教士只能在城中人烟稠密的地区，找到一间香烛店楼上的房间。包华士船长在探访过他们之后，给他们一位相熟的朋友写了这封信，信中这样形容他们的情况：
“在汕头贫民区中，我找到他所居住的陋室，我对他表示：‘宾先生，你大可以找一处更像样的地方来居住啊！’他笑着告诉我，他在这些人当中生活，比满屋子的享受还过得舒适写意，他每月的房租就只有十块钱。我惊叫说：‘宾先生，那还不足够给我买烟呢！’他说那已够他用了。”
对于宾威廉和戴德生来说，能用十块钱找到一个房间已是挺划算了，虽然这个房间的入口是开在地板上的。假如他们不是穿着中国服装，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充满敌意和暴力的城市中生存，更惶论传福音和交朋友了。
在汕头，所有欧洲人都有参与贩毒和贩买奴隶的嫌疑，因为这两种勾当在这个腐败的城市相当普遍。戴德生告诉家里说：
“每月这里有二百箱鸦片进口，每箱都装有四十个四磅重的鸦片球，故此单是在这港口，每月至少就有三万二千磅鸦片运入中国，而它们的价值大约是五十万英镑，难怪这里的人都那么穷，那么无知和凶狠。”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被卖往外埠为奴，这是所谓‘苦力贸易’。这些人通常讲明是做几年苦工，但鲜有活着回来的，很多人上船时都以为是往外地掘金去，有些人就是被一些更卑鄙的手段骗上船的。上船后，奴隶贩子就按人头收取酬金，而这些可怜的人不久亦发现他们是被人以最恐怖的方法囚禁。他们有些跳船逃生，但多数是被捉回并被毒打一番。有些船载有成千苦力，而有些则有三至四百人在船上，他们很多人还未到古巴、夏湾拿等目的地就死了……在一条有数百人的船上，我听见船上的医生说，他们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能捱完整个旅程。可怜的老百姓呀！”
在一封他写给妹妹的信中，他讲了更多周围所发生的事：
“假如有一处地方需要神的福音，这里就是了。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已不知羞耻为何物……有些比禽兽还不如。为官的不但不维护公正，反倒营私舞弊，以抽鸦片为乐。而那些经常来往双岛的水手和外国人，其生活靡烂的程度更加不堪。”
“罪在这里掌权，而通常最无助的受害人就是妇女。当人命贱如草芥时，妇女的地位就更甚了。他们被视为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只适合被卖作人妻妾婢仆，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里已婚女性和家庭的数目比起来人口并不算多，但不幸的妇女却占了一大部分。不幸是我故意说的，因为她们被人买回来养大就是为了要承受不幸。她们是主人的财产，虽然他们大多对此深恶痛绝，但却苦无出路。前几天晚上，我听见令人心碎的妇女尖叫声，探问之下，才知道附近一户人家新近买了两名婢女，正虐打她们就范。告诉我的人说：‘这样的情形在这里非常普遍。’可怜的人哪！她们的哭叫声足足持续了两个钟头。
“其实对你说这些并不适合，但除非你知晓，你又怎会怜悯她们，为他们祷告呢？英国的妇女绝少领悟到她们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是拜福音所赐……”
戴德生和宾威廉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但能够存活下来，而且还看见许多人归向主。他们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在汕头才四个月，已能够租下整座房子，作为他们蓬勃发展事工的总部。这个时候，宾威廉说服戴德生返回上海，把存在那里的医药物品带来汕头，好成立一间医院作为他们事工的一部分。
戴德生勉强去了。他实在不愿意留下老人一人独力应付那疾病肆虐的炎炎夏日，况且他更舍不得暂时中断和老伙伴的合作，这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
他后来回忆这件事说：“那快乐的几个月给我难以形容的音乐和安慰。我从未有过像宾威廉先生一样的属灵父亲，也未尝过如此圣洁愉快的相交。他对圣经的爱慕实在是件赏心乐事；他圣洁敬虔的生命，和他不断与神的相交，让我在和他交通时，心灵的饥渴得到最大的满足。”
但戴德生还是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他难过地发现他的药物供应已付诸一炬，而在重新补给返回汕头之前，他又收到另一则更令人痛心的消息，就是汕头那些腐败的官吏把宾威廉抓了，并且还押解他经过三十一天苛刻的路程，到了广州。戴德生不得返回汕头。
突然间，本来相当明显的道路竟再一次阻塞了，但这一障碍反而带领他走上另一条他终身不会后悔的路。
佚名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如何地赐福带领我，就和我早期在家乡所蒙受的经历一样。
我的信心不是未经考验，我是在不断地学习中认识他我不愿意逃避这些考验，因为神已是那么接近、那么真实、那么亲密！
当时的政治情势一点也不妙，战云密布已几个月了。带来宾威廉被捕的消息的信，也传来中英外交恶化的事实。戴德生前往宁波探望巴格尔医生，一心打算补充他被毁掉的医疗器材。在宁波，有消息传来，英国已和中国开战了，英舰炮轰广州，而这场战争足足持续了四年之久。听见战事的消息时，戴德生最关心的自然是宾威廉的安全。幸好后者已离开汕头，不用面对那些性情刚烈的南方人的愤怒。在十二月，戴德生写信给妹妹有关这一切：
“相信你也知我因种种原因被迫留在宁波，而至终最充分的理由还是南方在打仗。我们接到最后的消息是广州被连续轰炸了两天，第二天达成协议，英军进城，不过当地的总督却不肯赔款。我们正焦急地等候最新最详尽的报导……我不知道这次行动有什么好处……故此我也不便写下自己的看法。但我想指出的是，神的恩典及时从汕头带走宾先生。由此可见，我们亦可以想象在汕头的广东人的感受如何，他们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外国人。”
我们再一次见面时还以为是大难临头的遭遇，顷刻却被纳入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万事”之内。因为戴德生被迫留在宁波，当时发生的另一桩事，更加强了这深刻的功课。
在宁波的南端，就是在古塔附近，有一条清幽的街道叫矫头街，街道两端各有一湖。戴德生的老朋友也是以前的同工巴格尔医生就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药房，而他的医院则大约是在一、两里外的地方。戴德生在秋天来临前快快乐乐地搬进了药房——他临时的家。回顾那些日子，他这样写道：
“夜里，雪飘进这像谷仓一样的阁楼大房里，我依稀记得我在床罩的雪上勾划我名字的头一个字母。中国人房子的屋顶都是倾斜的，假如建造得结实的话，是可以耐得住滂沱大雨，但防雪就不成了，雪会从隙缝中漏下来。这间小屋虽然显得空荡，但却颇为适合工作。我心存感恩的在那里住了下来，并且发觉在那里早、午、晚都可以举行不同形式的聚会。”
唯一在城里这端居住的外国人是祝恩赐先生夫妇和欧德丝小姐。祝氏夫妇也是隶属中国传道会，而欧小姐在两位年轻的英国姊妹协助下，办了一所有声有色，而且相当成功的女子学校，亦是第一间在中国开设的女子学校。这两位姊妹是撒母耳狄雅的遗孤，狄先生是最早期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
当祝家搬到学校附近时，较年幼的玛利亚戴雅就常来协助这位忙碌的年轻母亲，又和她建立了友谊。玛利亚一有机会就和祝恩赐夫妇到附近传福音，她流利的中国话着实帮了很大的忙。当时玛利亚还不足二十岁，这位聪颖、多才多艺的女孩子却已有一颗传道者的心胸。
无疑，这正是吸引戴德生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他的同工家里，戴德生时常会碰到玛利亚。他很快便发觉即使见不到她，也会不期然地想念她。她是那么和蔼可亲，大方得体，于是这两位年轻人就成了好朋友。过不了多久，她已占据了他心里的空处。
戴德生虽然没有让人知道他的感受，他自己也不承认这段感情。然而就在他愿意公开恋爱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打断了他们正在滋生的友情。有人计划屠杀所有的外国人，虽然阴谋不能得逞，但那地方的广东人对英国人的仇恨情绪却是高涨，使那些住在当地的外国侨民不能忽视可能存在的危险。于是他们计划把所有子女都送往上海，因为在租界里相当安全。戴德生因为会讲上海话，所以护送这批人的责任自然非他莫属。虽然他很不愿意离开，但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这个任务。
欧德丝小姐因为已届退休年龄，正忙于把学校的管理责任交给美国长老宣教会，并拒绝离开宁波；她为免节外生枝，也为了谨慎起见，她鼓励戴雅姊妹随她一起留在宁波。玛利亚的姊姊因为刚与戴德生的好朋友。尔敦订婚，戴德生很自然地就为玛利亚会觉得孤单和缺乏保护而担心起来。
戴德生在出发前往上海之前并没有对玛利亚或任何人透露心事，他反而还为自己的爱念找托辞，他没理由相信对方会跟他有一致的想法，另一方面他也不急于再让自己心碎一次。
况且，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对于要顺服呼召，前往内地传福音所要作出的牺牲已看得一清二楚，他实在没有多大的能力，为自己的太太预备一个安舒的家。另一方面，他和中国传道会的关系亦愈趋复杂，他知道差会已出现赤字一段时期，他的薪金都是由差会借贷支付的。他后来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
“就个人而言，我是非常小心不向人借贷的，虽然有时我得因此被迫过着紧缩的日子。现在我的薪金是多了，我再也不用拮据度日，只是传道会本身却要向外借贷。我和其它人每四个月一次所支取的费用都是以举债支付的，因此第二年，我就以良心不安为理由向传道会请辞了。
“对我来说，神的话是最清楚不过的，圣经要我们“不可欠债’。我认为向别人借贷是有违圣经教导的，这是公开表示神把一些好处藏起来不给我们，而要我们自己去找那些他不会给我们的东西。假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错误的做法，难道对整个基督徒团体就变得可行吗？就算前人是如此，那亦不表示这错误行为是合理的！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不应欠债。我很难想象神是贫穷、是欠缺资源的，并且不愿意为属他的工作提供所需用的。我认为假如该工作欠缺经费，那就表示在相当程度上这工作在当时或是在其发展之际，是不为神所允许的。为免良心不安，我不得不和传道会断绝关系。而最令我欣慰的是，我的朋友及同工钟先生也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深切谢恩，就是这次分手并没有使双方的友谊受亏损。”
“我们所作出的行动并不是要对信心牛刀小试，我其实并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会供应我的需要，让我可以如前般继续工作……但神祝福我，使我富足，当分手成为事实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和充满感恩！我可以带着满足的心仰望神，靠看他的恩典去作另一件他要教导我的事，并真实地感受到他爱的关怀。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如何地赐福带领我，就和我早期在家乡所蒙受的经历一样。我的信心不是未经考验，我常受考验，且屡屡失败。但我是在不断地学习中认识他。我不愿意逃避这些考验，因为神已是那么接近、那么真实、那么亲密！通常在我周转困难时，并非神的供应有缺，只是我们要服事其它人，特别是帮助周遭面对疾病或死亡的人。在这些事上我们要面对的考验比缺乏金钱还来得更多，不过这些考验所带来的果子通常也更为丰硕。”
那年冬天，数以万计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逃避太平天国之乱而涌入上海。很多人都贫病交加，赤身露体的就住进坟场中的拱穴内，有些则寄住在空置的楼房或是废墟中。虽然戴德生已负责伦敦宣教会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并且在市内的寺庙传道，他仍然时常出去照顾那些患病的难民，又提供食物给那些饥民。
虽然他很忙碌，他的脑海里却时常浮现起宁波的一隅。他的感觉是合乎神的心一意吗？他需要弄清楚。
在宁波，他所爱的亦一样挂念看他，不过戴德生对此并不知情。虽然玛利亚也同样为自己感情的事祈求神，她并没让其它人得悉，因为她知道她欣赏戴德生的地方可不是其它人能察觉得到的。他是那么别树一格，这并非说他比别人更有才华，更有魅力。虽然他也相当聪颖，开朗和充满活力，而是她觉得对方能够了解她，是个可托付终身的人。他是生活得那么扎实，而他的神又是那么真实伟大。她在宁波虽不常见到他，但自从他远赴上海之后，她竟惊觉自己是那么地挂念着他。
她听过其它人批评他穿着唐装，但她却觉得很感动，至少他这样穿戴所代表的精神已是她所钦羡的。她敬重他乐意克己助人；他要前往内地传福音的异象亦是她的异象，虽然在当时对一位女性而言，那想法似乎仅是个空中楼阁。
在那漫长的冬季，玛利亚非常想念着她在上海的朋友，她为他祷告，虽然她并不知道对方的感觉。
爱情终于战胜了缄默。戴德生写了封信给玛利亚向她表明心迹，同时问她是否愿意与他订婚。玛利亚收到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姊姊分享这惊喜的消息，接着二人就向欧德丝小姐求教，但对方的反应却相当激烈。
“戴德生！这没有差会支持的穷小子，他凭什么这样异想天开？必须立刻断然拒绝他的求婚！”
玛利亚虽然力图解释自己对对方的感受，可惜却只是把事情愈弄愈糟，欧德丝小姐认为必须阻止玛利亚如此胡涂下去，于是立刻口述一封信以玛利亚的名义寄出，要对方从此死心，休想再提感情一事。
玛利亚一时不知所措，伤心难过极了。她太年轻、太没有经验了，加上女儿家为自己婚姻大事羞于启齿，因此唯有逆来顺受。接着而来的那些孤单漫长的日子里，连她的姊姊也转过来站在欧德丝小姐一方，她只有凭信心祈求，凭信心相信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她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假如神要杀死我的以撒，他必能叫他复活过来。”不过她又想此生是否有机会再见到戴德生。
当戴德生在春天回到宁波时，情况变得更恶劣了。戴德生在收到玛利亚的信后，知道不可以去找她见面，但他对她的感情却是丝毫没有改变。至于玛利亚，却无从向对方解释那封她手书的信并非她的真实意愿。
就在此时，欧德丝见戴德生回来了就非常不满，自觉一定要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她不但要在玛利亚面前下工夫，还要在宁波整个外侨社会把他贬下去。于是戴德生穿的唐装就成了被批评和耻笑的对象，而他以独立宣教士的身分出现也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指责为“无人呼召，无人支持，无人承认的宣教士。”其后有些人更中伤他是个“不可信赖的狂热分子，身心都出了毛病，完全没有作为。”
玛利亚既年轻漂亮，又有才华，所以不乏各方的追求者，而这些人更得着欧德丝小姐公开的鼓励。戴德生碍于中国礼教，又因着尊重对方信中的要求，因此亦难得见玛利亚一面。然而两人却不断求神指引开路。
直至七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当那些女宣教士们在祝家开完午间祈祷会之后，一场暴雨骤至，令宁波市为豪雨所浸。那些还未归家的妇女，包括玛利亚戴雅和她最要好的朋友都被迫滞留在祝家，等候暴雨过去。当祝恩赐先生和戴德生从隔壁的药店回到家里时，他们得悉玛利亚和她的好朋友还在等候轿夫来接送她们回家。深知戴德生心事的朋友就对他说：“进去我的书房等候，让我去为你安排安排。”
没多久，这位朋友下楼来告诉他说，其它妇女都走了，就只剩下玛利亚和她的好朋友，她们正和钟士太太在一块儿，倒很愿意见他。
实在难以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戴德生心跳着的上楼去见多月来首次再会的玛利亚。整个房间内他只见到玛利亚一人，他请她允许他写信给她在英国的监护人，她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同时还告诉他自己对对方的爱意。他们都明白前面仍然拦阻重重，唯有继续祈祷求神带领。
真相大白之后，两位年轻人都喜极忘形。但在等候玛利亚的叔父给予戴德生回音的日子可不易过，而欧德丝小姐依然不准他们见面，这一招也相当令人难受。
四个月的时间，感觉好象是在无尽期的等待，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欧德丝小姐也写了信回英国，大部分是说戴德生的不是。玛利亚的叔父会听她的一面之词吗？假如他不答应他们的婚事那他们该怎么办？这两位年轻人都觉得顺服父母之命才会得到神的祝福。戴德生后来写道：
“我从未听过不顺服父母的人会免受责罚，即或父母的命令或许会有差错……在婚姻大事上，父母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当儿女真诚地对主说：“我在等候你的带领，主啊，求你开路’时，主就必会为整件事负全责。”
十一月底的某一天，他们的忍耐和信心都有了好结果。回信收到了。经过小心查访，玛利亚在伦敦的叔父，认为戴德生是个十分有为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会的委员们对他赞赏有嘉，而来自其它人口中的评价也是衷心的赞誉。因此，这位叔父决定不理会那些不公平的指责，欣然答允了侄女的婚事，他所列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她到达成年时才可以举行婚礼。（玛利亚的廿一岁生日就在两个月后。）
戴德生实在兴奋莫名，他想立刻把消息告知玛利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不能就此跑去学校找她见面的，况且在学校里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两人私下讨论计划，至于他自己的家就更不可能了。
一位隶属美国浸信会宣教部的宣教士太太知道了戴德生的矛盾，于是决定帮助他们。她住在城外一处近河的僻静区域。她计划先写一张便条到学校去请玛利亚到她家小坐，要是她在赴约时家里恰巧来了别的客人，那就——这些事不是常会发生的么？
如此戴德生就在罗顿太太的客厅里等候，而信差则渡河到学校去找玛利亚。最后，玛利亚的声音在走廊上响起，客厅的门打开了，他们彼此相见，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的单独相聚。
四十多年后，戴德生忆述当年的往事时说：“我们并排在沙发上坐着，她的手握着我的手。我对她的爱从未冷却下来，到如今依然如此。”
他们一旦公开关系并正式订婚之后，就频频相会，大有努力弥补那些被迫分手的日子。玛利亚的生日是在一月十六日，而婚礼则订定在随后的一星期内举行。
那年冬天，戴德生几次口袋空空，不剩分文，但当他的钱袋只剩下几分钱时，在英国的支持者总会有意外的汇款寄来。虽然他屡被这些最后关头才出现的供应所鼓舞，他仍不能不注意到他实在无法让妻子享福。
他对玛利亚解释他的经济状况说：“假若你反悔我是不会勉强你遵守诺言的，你得知道我们的生活有时会非常艰辛……”
“难道你忘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是在远离国土上是大的孤儿。这么多年来，神就是我的父亲，你认为我会怕继续倚靠他吗？”
“我的心兴奋极了，”戴德生在忆述当时的情景。他的心情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可见一斑：
“我身心从未如此轻快过……亲爱的妈妈，我实在难以想象所发生的一切事，经过那段悬疑痛苦的日子，现在我们不但可以自由会面，而且还得尽情相约。还有几天，我们就会共为比翼鸟了！神对我们实在太好了，他答应了我们的祷告，还为我们抵挡反对的势力。愿我们与他更亲密地同行，更忠心地服事他。我希望你能认识我所宝贵的，她是珍宝！她正是我所冀望的。”
六星期后，他再写道：
“与你所爱的人结为夫妇真是好得无比，温馨热切的爱……这是笔墨难以形容，也是想象不来的。每一天你都可以多一点认识你所爱的，假若你也有我一样的宝贝，你会更觉骄傲，更加兴奋，更谦卑地感谢那将世上最好的厚赐予人的神。”
佚名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如何地赐福带领我，就和我早期在家乡所蒙受的经历一样。
我的信心不是未经考验，我是在不断地学习中认识他我不愿意逃避这些考验，因为神已是那么接近、那么真实、那么亲密！
当时的政治情势一点也不妙，战云密布已几个月了。带来宾威廉被捕的消息的信，也传来中英外交恶化的事实。戴德生前往宁波探望巴格尔医生，一心打算补充他被毁掉的医疗器材。在宁波，有消息传来，英国已和中国开战了，英舰炮轰广州，而这场战争足足持续了四年之久。听见战事的消息时，戴德生最关心的自然是宾威廉的安全。幸好后者已离开汕头，不用面对那些性情刚烈的南方人的愤怒。在十二月，戴德生写信给妹妹有关这一切：
“相信你也知我因种种原因被迫留在宁波，而至终最充分的理由还是南方在打仗。我们接到最后的消息是广州被连续轰炸了两天，第二天达成协议，英军进城，不过当地的总督却不肯赔款。我们正焦急地等候最新最详尽的报导……我不知道这次行动有什么好处……故此我也不便写下自己的看法。但我想指出的是，神的恩典及时从汕头带走宾先生。由此可见，我们亦可以想象在汕头的广东人的感受如何，他们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外国人。”
我们再一次见面时还以为是大难临头的遭遇，顷刻却被纳入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万事”之内。因为戴德生被迫留在宁波，当时发生的另一桩事，更加强了这深刻的功课。
在宁波的南端，就是在古塔附近，有一条清幽的街道叫矫头街，街道两端各有一湖。戴德生的老朋友也是以前的同工巴格尔医生就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药房，而他的医院则大约是在一、两里外的地方。戴德生在秋天来临前快快乐乐地搬进了药房——他临时的家。回顾那些日子，他这样写道：
“夜里，雪飘进这像谷仓一样的阁楼大房里，我依稀记得我在床罩的雪上勾划我名字的头一个字母。中国人房子的屋顶都是倾斜的，假如建造得结实的话，是可以耐得住滂沱大雨，但防雪就不成了，雪会从隙缝中漏下来。这间小屋虽然显得空荡，但却颇为适合工作。我心存感恩的在那里住了下来，并且发觉在那里早、午、晚都可以举行不同形式的聚会。”
唯一在城里这端居住的外国人是祝恩赐先生夫妇和欧德丝小姐。祝氏夫妇也是隶属中国传道会，而欧小姐在两位年轻的英国姊妹协助下，办了一所有声有色，而且相当成功的女子学校，亦是第一间在中国开设的女子学校。这两位姊妹是撒母耳狄雅的遗孤，狄先生是最早期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
当祝家搬到学校附近时，较年幼的玛利亚戴雅就常来协助这位忙碌的年轻母亲，又和她建立了友谊。玛利亚一有机会就和祝恩赐夫妇到附近传福音，她流利的中国话着实帮了很大的忙。当时玛利亚还不足二十岁，这位聪颖、多才多艺的女孩子却已有一颗传道者的心胸。
无疑，这正是吸引戴德生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他的同工家里，戴德生时常会碰到玛利亚。他很快便发觉即使见不到她，也会不期然地想念她。她是那么和蔼可亲，大方得体，于是这两位年轻人就成了好朋友。过不了多久，她已占据了他心里的空处。
戴德生虽然没有让人知道他的感受，他自己也不承认这段感情。然而就在他愿意公开恋爱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打断了他们正在滋生的友情。有人计划屠杀所有的外国人，虽然阴谋不能得逞，但那地方的广东人对英国人的仇恨情绪却是高涨，使那些住在当地的外国侨民不能忽视可能存在的危险。于是他们计划把所有子女都送往上海，因为在租界里相当安全。戴德生因为会讲上海话，所以护送这批人的责任自然非他莫属。虽然他很不愿意离开，但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这个任务。
欧德丝小姐因为已届退休年龄，正忙于把学校的管理责任交给美国长老宣教会，并拒绝离开宁波；她为免节外生枝，也为了谨慎起见，她鼓励戴雅姊妹随她一起留在宁波。玛利亚的姊姊因为刚与戴德生的好朋友。尔敦订婚，戴德生很自然地就为玛利亚会觉得孤单和缺乏保护而担心起来。
戴德生在出发前往上海之前并没有对玛利亚或任何人透露心事，他反而还为自己的爱念找托辞，他没理由相信对方会跟他有一致的想法，另一方面他也不急于再让自己心碎一次。
况且，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对于要顺服呼召，前往内地传福音所要作出的牺牲已看得一清二楚，他实在没有多大的能力，为自己的太太预备一个安舒的家。另一方面，他和中国传道会的关系亦愈趋复杂，他知道差会已出现赤字一段时期，他的薪金都是由差会借贷支付的。他后来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
“就个人而言，我是非常小心不向人借贷的，虽然有时我得因此被迫过着紧缩的日子。现在我的薪金是多了，我再也不用拮据度日，只是传道会本身却要向外借贷。我和其它人每四个月一次所支取的费用都是以举债支付的，因此第二年，我就以良心不安为理由向传道会请辞了。
“对我来说，神的话是最清楚不过的，圣经要我们“不可欠债’。我认为向别人借贷是有违圣经教导的，这是公开表示神把一些好处藏起来不给我们，而要我们自己去找那些他不会给我们的东西。假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错误的做法，难道对整个基督徒团体就变得可行吗？就算前人是如此，那亦不表示这错误行为是合理的！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不应欠债。我很难想象神是贫穷、是欠缺资源的，并且不愿意为属他的工作提供所需用的。我认为假如该工作欠缺经费，那就表示在相当程度上这工作在当时或是在其发展之际，是不为神所允许的。为免良心不安，我不得不和传道会断绝关系。而最令我欣慰的是，我的朋友及同工钟先生也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深切谢恩，就是这次分手并没有使双方的友谊受亏损。”
“我们所作出的行动并不是要对信心牛刀小试，我其实并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会供应我的需要，让我可以如前般继续工作……但神祝福我，使我富足，当分手成为事实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和充满感恩！我可以带着满足的心仰望神，靠看他的恩典去作另一件他要教导我的事，并真实地感受到他爱的关怀。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如何地赐福带领我，就和我早期在家乡所蒙受的经历一样。我的信心不是未经考验，我常受考验，且屡屡失败。但我是在不断地学习中认识他。我不愿意逃避这些考验，因为神已是那么接近、那么真实、那么亲密！通常在我周转困难时，并非神的供应有缺，只是我们要服事其它人，特别是帮助周遭面对疾病或死亡的人。在这些事上我们要面对的考验比缺乏金钱还来得更多，不过这些考验所带来的果子通常也更为丰硕。”
那年冬天，数以万计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逃避太平天国之乱而涌入上海。很多人都贫病交加，赤身露体的就住进坟场中的拱穴内，有些则寄住在空置的楼房或是废墟中。虽然戴德生已负责伦敦宣教会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并且在市内的寺庙传道，他仍然时常出去照顾那些患病的难民，又提供食物给那些饥民。
虽然他很忙碌，他的脑海里却时常浮现起宁波的一隅。他的感觉是合乎神的心一意吗？他需要弄清楚。
在宁波，他所爱的亦一样挂念看他，不过戴德生对此并不知情。虽然玛利亚也同样为自己感情的事祈求神，她并没让其它人得悉，因为她知道她欣赏戴德生的地方可不是其它人能察觉得到的。他是那么别树一格，这并非说他比别人更有才华，更有魅力。虽然他也相当聪颖，开朗和充满活力，而是她觉得对方能够了解她，是个可托付终身的人。他是生活得那么扎实，而他的神又是那么真实伟大。她在宁波虽不常见到他，但自从他远赴上海之后，她竟惊觉自己是那么地挂念着他。
她听过其它人批评他穿着唐装，但她却觉得很感动，至少他这样穿戴所代表的精神已是她所钦羡的。她敬重他乐意克己助人；他要前往内地传福音的异象亦是她的异象，虽然在当时对一位女性而言，那想法似乎仅是个空中楼阁。
在那漫长的冬季，玛利亚非常想念着她在上海的朋友，她为他祷告，虽然她并不知道对方的感觉。
爱情终于战胜了缄默。戴德生写了封信给玛利亚向她表明心迹，同时问她是否愿意与他订婚。玛利亚收到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姊姊分享这惊喜的消息，接着二人就向欧德丝小姐求教，但对方的反应却相当激烈。
“戴德生！这没有差会支持的穷小子，他凭什么这样异想天开？必须立刻断然拒绝他的求婚！”
玛利亚虽然力图解释自己对对方的感受，可惜却只是把事情愈弄愈糟，欧德丝小姐认为必须阻止玛利亚如此胡涂下去，于是立刻口述一封信以玛利亚的名义寄出，要对方从此死心，休想再提感情一事。
玛利亚一时不知所措，伤心难过极了。她太年轻、太没有经验了，加上女儿家为自己婚姻大事羞于启齿，因此唯有逆来顺受。接着而来的那些孤单漫长的日子里，连她的姊姊也转过来站在欧德丝小姐一方，她只有凭信心祈求，凭信心相信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她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假如神要杀死我的以撒，他必能叫他复活过来。”不过她又想此生是否有机会再见到戴德生。
当戴德生在春天回到宁波时，情况变得更恶劣了。戴德生在收到玛利亚的信后，知道不可以去找她见面，但他对她的感情却是丝毫没有改变。至于玛利亚，却无从向对方解释那封她手书的信并非她的真实意愿。
就在此时，欧德丝见戴德生回来了就非常不满，自觉一定要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她不但要在玛利亚面前下工夫，还要在宁波整个外侨社会把他贬下去。于是戴德生穿的唐装就成了被批评和耻笑的对象，而他以独立宣教士的身分出现也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指责为“无人呼召，无人支持，无人承认的宣教士。”其后有些人更中伤他是个“不可信赖的狂热分子，身心都出了毛病，完全没有作为。”
玛利亚既年轻漂亮，又有才华，所以不乏各方的追求者，而这些人更得着欧德丝小姐公开的鼓励。戴德生碍于中国礼教，又因着尊重对方信中的要求，因此亦难得见玛利亚一面。然而两人却不断求神指引开路。
直至七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当那些女宣教士们在祝家开完午间祈祷会之后，一场暴雨骤至，令宁波市为豪雨所浸。那些还未归家的妇女，包括玛利亚戴雅和她最要好的朋友都被迫滞留在祝家，等候暴雨过去。当祝恩赐先生和戴德生从隔壁的药店回到家里时，他们得悉玛利亚和她的好朋友还在等候轿夫来接送她们回家。深知戴德生心事的朋友就对他说：“进去我的书房等候，让我去为你安排安排。”
没多久，这位朋友下楼来告诉他说，其它妇女都走了，就只剩下玛利亚和她的好朋友，她们正和钟士太太在一块儿，倒很愿意见他。
实在难以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戴德生心跳着的上楼去见多月来首次再会的玛利亚。整个房间内他只见到玛利亚一人，他请她允许他写信给她在英国的监护人，她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同时还告诉他自己对对方的爱意。他们都明白前面仍然拦阻重重，唯有继续祈祷求神带领。
真相大白之后，两位年轻人都喜极忘形。但在等候玛利亚的叔父给予戴德生回音的日子可不易过，而欧德丝小姐依然不准他们见面，这一招也相当令人难受。
四个月的时间，感觉好象是在无尽期的等待，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欧德丝小姐也写了信回英国，大部分是说戴德生的不是。玛利亚的叔父会听她的一面之词吗？假如他不答应他们的婚事那他们该怎么办？这两位年轻人都觉得顺服父母之命才会得到神的祝福。戴德生后来写道：
“我从未听过不顺服父母的人会免受责罚，即或父母的命令或许会有差错……在婚姻大事上，父母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当儿女真诚地对主说：“我在等候你的带领，主啊，求你开路’时，主就必会为整件事负全责。”
十一月底的某一天，他们的忍耐和信心都有了好结果。回信收到了。经过小心查访，玛利亚在伦敦的叔父，认为戴德生是个十分有为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会的委员们对他赞赏有嘉，而来自其它人口中的评价也是衷心的赞誉。因此，这位叔父决定不理会那些不公平的指责，欣然答允了侄女的婚事，他所列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她到达成年时才可以举行婚礼。（玛利亚的廿一岁生日就在两个月后。）
戴德生实在兴奋莫名，他想立刻把消息告知玛利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不能就此跑去学校找她见面的，况且在学校里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两人私下讨论计划，至于他自己的家就更不可能了。
一位隶属美国浸信会宣教部的宣教士太太知道了戴德生的矛盾，于是决定帮助他们。她住在城外一处近河的僻静区域。她计划先写一张便条到学校去请玛利亚到她家小坐，要是她在赴约时家里恰巧来了别的客人，那就——这些事不是常会发生的么？
如此戴德生就在罗顿太太的客厅里等候，而信差则渡河到学校去找玛利亚。最后，玛利亚的声音在走廊上响起，客厅的门打开了，他们彼此相见，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的单独相聚。
四十多年后，戴德生忆述当年的往事时说：“我们并排在沙发上坐着，她的手握着我的手。我对她的爱从未冷却下来，到如今依然如此。”
他们一旦公开关系并正式订婚之后，就频频相会，大有努力弥补那些被迫分手的日子。玛利亚的生日是在一月十六日，而婚礼则订定在随后的一星期内举行。
那年冬天，戴德生几次口袋空空，不剩分文，但当他的钱袋只剩下几分钱时，在英国的支持者总会有意外的汇款寄来。虽然他屡被这些最后关头才出现的供应所鼓舞，他仍不能不注意到他实在无法让妻子享福。
他对玛利亚解释他的经济状况说：“假若你反悔我是不会勉强你遵守诺言的，你得知道我们的生活有时会非常艰辛……”
“难道你忘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是在远离国土上是大的孤儿。这么多年来，神就是我的父亲，你认为我会怕继续倚靠他吗？”
“我的心兴奋极了，”戴德生在忆述当时的情景。他的心情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可见一斑：
“我身心从未如此轻快过……亲爱的妈妈，我实在难以想象所发生的一切事，经过那段悬疑痛苦的日子，现在我们不但可以自由会面，而且还得尽情相约。还有几天，我们就会共为比翼鸟了！神对我们实在太好了，他答应了我们的祷告，还为我们抵挡反对的势力。愿我们与他更亲密地同行，更忠心地服事他。我希望你能认识我所宝贵的，她是珍宝！她正是我所冀望的。”
六星期后，他再写道：
“与你所爱的人结为夫妇真是好得无比，温馨热切的爱……这是笔墨难以形容，也是想象不来的。每一天你都可以多一点认识你所爱的，假若你也有我一样的宝贝，你会更觉骄傲，更加兴奋，更谦卑地感谢那将世上最好的厚赐予人的神。”
佚名
啊，但愿在家乡的教会能苏醒，好差派更多的工人来宣扬这好信息！
他们共同组织家庭后几个月，戴德生和玛利亚就在宁波城几里外的一条村落，动土兴建了一座小房子，作为他们的总部和家。他们与捕鱼人家为邻，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在这些未信的人当中欢天喜地的传福音，之后却双双得了伤寒，病倒了，结果不得不返回城中休养生息，找个不是住在楼下的房子度过那炎炎的长夏。
当戴德生还是过着独身生涯时住在桥街的那座小房子，现在却成了他们真正的家。房子楼下的礼堂和会客室，依旧是中国基督徒和慕道者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但楼上那像谷仓”样的阁楼就改变了模样，这挂着窗帘的小房间充满着生气，前窗外是狭窄的前街，后窗外则是一条运河。
玛利亚曾在这地区生活了五年，她的朋友比比皆是。戴德生不久就发现，如今除了向男人传福音外，他们同时还可以向妇女们和小孩子传福音。因为“鸳鸯眷侣人钦羡”，这对相亲相爱的年轻夫妇，自然吸引了一大群旧朋新知来他们家相聚交通。
其中一位最好的朋友和帮手是倪先生，他是一个棉花商人，未信主前是个佛**领袖。他在宁波住了许久，非常虔诚拜佛，不但出钱出力为那些“神祗”办事，还不断钻研佛理，好教导其它人。
一天晚上，他经过一道门口，听见钟声响起，又看见有人聚集，当他知道那是一处谈论宗教事物的场所时，就走了进去。带领聚会的是一个穿着中国衣裳的外国人，他正在用他的圣书讲解道理。这年轻外国人的宁波话十分流利，李先生字字听得清楚，但那段文章是什么意思呢？
“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神子也必照样被举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水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倪先生听后深深为之动容，他在奇怪什么是得救，什么是不被定罪？真有找寻永生的途径和一位爱世界的神吗？
聚会结束了。那位外国教师也不再说话了。
一向擅于带领这类聚会的倪先生从座位中站起来，他环顾一下四周的会众，然后说：‘我寻找真理已有一段日子了，只是始终找不着。我到过很多地方，可惜也是寻不到真理。我曾涉猎儒、道、佛等三种宗教，但都得不到平安。今天晚上我所听到的带给我平安，故此我愿意成为耶稣的信徒。’
这位新信徒很热心学习圣经，他在属灵的事上长进神速，令戴氏夫妇深得鼓舞。他信主后不久，他得到许可，让他可以在以前曾经主领的宗教聚会中讲道，戴德生亦随着前往。李先生的讲道不但铿锵有力，语言更是出自肺腑，他的表现着实令戴德生刮目相看，当一位李先生从前的跟随者因着他的见证而信主时，戴德生亦同样为他能成为得人渔夫而非常兴奋。
有一天，当倪先生和他的宣教士朋友闲谈时，他冒失地问了一句：“你们的国家有这福音多久啦？’
戴德生回答说，“有好几百年了。”
“什么？几百年？”
“家父一生寻索真理，”他继续说：“到死也是没有所得。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戴德生对这伤痛的一刻一辈子难忘。这亦加强了他对自己蒙神呼召的信念。要作的工是那么的多，他一定要把基督的道理带进中国内陆，因为在内地每年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到死的那一刻仍然不曾听闻福音。
戴德生心里的着急是可以理解的，他实在需要有更多的帮手。他甚至有此冲动要雇用一些新信徒来全时间帮他的忙。倪先生除了打理自己的业务外，其余的时间都来帮忙；还有那些人数在不断增长的新信徒们也来帮忙，这包括以织篮为生的宁贵、耕田的老王、徐姓教书先生等。这些人在日间为自己的工作忙碌，到了晚上就常到福音堂来，星期天也是一样。
本来聘请与玛利亚同校工作的基督徒教师来帮手并不是一件难事，或者以微薄的薪水雇用其它人来受训工作也可以，不过戴氏夫妇却不想这样做，因为这只是个短暂的解决办法，长远来说是会妨碍他们的工作发展。以金钱推动那些初信者协助福音工作，毕竟会削弱他们在当地人心中的影响力，进而更会影响他们基督徒品格的成长，更何况那些酬金还是从国外寄来的呢！若如此行，那些初信者也不会明白甘心乐意事奉主的喜乐，亦不晓得当为爱主的缘故而事奉，那些宣教士需要耐心等候他们在属灵方面成长！
戴德生和玛利亚一边盼望，一边祷告这些中国信徒不久会听见神的呼召，全身投入事奉，而到时又会有其它信徒愿意以金钱支持他们。要福音传遍中国，非要中国教会动员不可！
现阶段这对年轻宣教士的工作担子，似乎就像个无止境的挑战。他们的生活非常充实，同时责任和机会也相当多。除了在街头和教堂里讲道之外，戴德生还要不断行医，接待客人，回复来信，管理账务，并不时到宁波外围的村落作短期福音工作等。虽然他的工作是那么忙碌，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喂养他那群数目虽少，却不断在增加的羊群。
每天晚上，当惯常的聚会完毕之后，戴德生就会用心教导那一小撮信徒，先从旧约圣经中教一课，然后选取《天路历程》或其它属灵书籍的一章来朗读，最后则以新约圣经中的一段作为讨论和应用的经文。每晚的教导到了星期天就会改变形式，他们会一起崇拜，又会利用这些特别聚会来接触外人。
星期天还有其它教导的聚会。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都知道，要这些中国基督徒在一星期的头一天关上大门不作生意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他们必须尽量利用这些新信徒所付出的时间，于是在各个惯常的聚会之间，他们又会举行不同的圣经课，这些课程会跟着需要和程度来划分，包括给一般信徒的，或者是慕道者、病人、学童和工人等等。这样一来，星期天对这几个宣教士来说就变得非常吃力了，因为他们只有四个人，就是戴德生夫妇和祝恩赐夫妇来共同分担这些重任。
他们服事这些人的爱心和精神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因此，到来桥街聚会的人就愈来愈多了。他们不但自己来，又带着朋友前来，而新来的人都感觉到这地方确实与众不同。一位访客对邀请他来的朋友说：“为什么我甫一进门，胸襟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呢？”
可能戴氏夫妇对周围的人，其胸怀就如那两扇门一样，大大地敞开吧。当他们的事奉工作愈向前发展，更大的应许亦摆在他们前头。
戴德生和玛利亚在结婚的那年夏天，天津条约就签定了，而这条约亦开放了进入内陆省分的机会。外国人在中国内陆可以自由来往，且有领事馆的保护。戴德生为着能进入中国内陆这一事已祷告许久了，如今机会是一蹴即至，但他还得忍耐。十一月间他写信回家说：“相信你们对新签定的条约已有所闻，有些现驻在宁波的宣教士可能要离开我们，进入内地去了。啊，但愿在家乡的教会能苏醒，好差派更多的工人来宣扬这好信息！
“我们很多人都想前往内陆去，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等待！但事实上要处理的事务还非常多，除了神能为我们解开这些缠累我们的事务外，相信谁也无能为力。愿神赐最赐’给更多本地的基督徒，使他们有能力照顾那些刚成立不久的教会……好让我们可以腾出人力来做拓展的工作。”
虽然戴德生和玛利亚都很焦急地要把福音带往内陆，但他们亦感到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先得牧养和照顾那一小群在桥头街聚会的宁波基督徒。假如他们就此撒手离去，就算那是为了其它人的好处，结果他们会与在旷野撇下自己的幼儿不顾的父母无异。
过后几年所发生的事，都证明了这最初的决定是明智的。这些贫穷没有学识的基督徒以后都成了信徒的领袖，在自己人中传福音，并且为戴德生一生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持。但此刻，戴氏夫妇为这小群基督徒，在属灵方面的长进，在人数方面不断加增感到兴奋之余，也夹杂了他们要实践前往中国内陆，完成那更大的使命的迫切心情。
虽然住内陆的门是打开了，战争的局势也有所改变，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普遍来说，还是充满敌意，或许以上两点是其中原因之一吧！人口贩子的勾当已渐向北移，在宁波一带的市民都听过“洋鬼子”将男人及少年人掳，用船运往外地，让他们永远不得返回故土的故事，而这些传言都引起许多当地人的愤恨。
若戴家有难时，附近的邻居和朋友或许都会立刻挺身相助，但这仍不保证或许有一天，有好事之徒会煽动群众向任何外国人加以殴打报复。在其它城市，这样的事件时有所闻，就当时整个中国的局势来看，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亦不足为奇。
就防卫工夫来说，虽然他们可做的并不多，戴氏夫妇仍买了条小艇，在家后门的运河上停泊着，绳缆缚紧在睡房的窗框上，以备不时可以在黑夜中沿运河逃走。
这就是他们结婚后第二个夏天的政治情况，同时经历九个月的等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了。他们给她取名恩惠。
那是一八五九年的七月三十一日，室内最阴凉的地方仍达华氏一零四度。在接着而来的一个星期内，温度只有一次是降至华氏八十八度的，那是在一个雷雨的午夜。
政治的气候如同天气般酷热。几天前群众就曾包围着福音堂，事件几乎酿成暴动。“**洋人”和“杀掉洋鬼子”的呼叫声此起彼落，幸好福音堂那扇单薄的大门并没有被人推倒下来。
虽然四周充满着危险，戴德生的家书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畏惧的情绪。他反而是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虽然是主日，我仍有空执笔写封家书给你们，相信你们定是和我同样地惊奇。因为我要在家照顾太太和小宝宝——你们的第一个孙女儿呢！啊，亲爱的爸爸妈妈，神对我们真是好啊！那远远超过我的恐惧，‘愿与我一同为主作见证，愿我们一同荣耀他的圣名。’”
虽然不平静的情况看来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但戴家喜获麟儿的兴奋却为他们的生活，平添了一种新鲜的家的感觉。不过在欢欣之余，一件突发的伤心事件却大大增加了戴德生的重任，而且还把他在宁波事奉的根插得更深了。
戴德生以前的同工巴格尔医生刚完成他新医院的建筑工程。医院面对河，就在市内一座城门附近，地点极具策略性，这座令人赞赏的房子，每天都会有上千的行人驻足观望。这位和戴德生最初在中国艰苦经营的好医生，医院对他来说，是多年努力的成果。医院一方面是用来服事外侨的需要，另一方面则让巴格尔医生可以接触中国人，作为他以后事奉的基地。
但事与愿违，巴格尔医生的太太竟得了热病，数小时内就撒手尘寰，留下她伤心欲绝的丈夫和四个需人照顾的小儿女，更不幸地是其中一个病得十分严重。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派克医生唯有带着几个儿女返回苏格兰的家乡。
但医院怎么办呢？病房已住满了病人，药房又终日有长队轮候领取医疗药物。其它医生又腾不出空档来代替他的空缺；要在冬季来临之际把医院关掉更是绝对不能想象的事。事情更形复杂的是，巴格尔医生并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留下来继续医院的工作，但眼巴巴地望着多年的心血付诸流水，也是他不能忍受的事。
或许他那年轻的朋友戴德生可以把药房部分的工作承担下来，作为对当地华人社会履行的医疗福音工作。这就是他摆在戴德生面前的建议，戴德生忆述当时的情况：
“求问神的带领后，我不但觉得有责任去承担药房的工作，而且还愿意接管整间医院，我唯一的倚靠就是那听祷告的神信实的供应。”
“在那段日子，病房里至少住了五十个病人，而每日来药房取药的人更是为数众多。医院中的三十张病床是不收取费用的，而其余大约同样数目的病床，则是留给自费来戒除鸦片烟大瘾的烟民的。此外，医院还得供养一群在医院内的护理人员。从前医院的经费是来自巴格尔医生的外侨医疗部，随着他的离开，这方面的收入也就停止了。神不是说过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都会成就吗？主不是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吗？然后‘这一切’才会加给我们。这些应许已经足够了。”
自从脱离差他前往中国的差会之后，戴德生有很多机会实践对神的信心，而这信心正是他多年前在英国一点一滴积聚建立起来的，那些日子，如今看来彷如隔世。这些年来他认识到神的信实，在中国和在英国都没有两样；在彼邦，当他把最后一个钱币给了一户饿坏了的人家时，第二天，就从信箱收到半英镑；另一次，赫迪医生那有钱的病人竟在星期天晚上十点钟亲自来用现金付账。
神的信实在初期那段日子，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当戴德生准备从上海前往汕头，继续发展他和宾威廉先前奠下的工作时，他所请来负责看守搬运他家当的一位工人，竟把他在世上所有的财产都夹带私逃。虽然他所损失的，对一般人而言并不算是大数目（据他自己估计，只有四十镑而已），但对当时囊空如洗的戴德生来说，那就是他仅有赖以维生的资源，没有了它，要继续在中国事奉也是举步为艰。
熟识的朋友都叫他去官府告发，让那贼得到应得的重罚，但戴德生却希望这人回转归向神，于是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他写信回家形容这次事件：
“我写了一封直接而诚恳的信给他，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所犯的罪了如指掌，而且还告诉他这样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本来打算把他抓进衙门，但转念一想，基督曾命令我们要以善报恶，因此就改变想法，不打算动他一根寒毛。
“我告诉他真正损失的人是他自己，不是我；我已无条件的原谅他，只恳请他要小心逃避神要来的震怒。我还附上一句，说知道他不会放弃我那些他可能合用的东西，但其余那些外文书籍剪报等，对他无用，对我却至为宝贵，则请他掷回。
“假如他能良心发现，并且灵魂得救时，这不是比得回我的失物还来得更重要么！请为他祷告。”
过了不久，这封信的抄本竟从戴德生在英国的朋友那里，辗转落入乔治穆勒手中，乔治穆勒就是那位兴建孤儿院的信心伟人。穆勒被这年轻宣教士那像基督的心肠深深感动，连忙寄了一些钱给戴德生，足够弥补他的损失。此外在有生之年，他都是戴德生事工的一个长期和慷慨的支持者。
但在乔治穆勒的奉献还未到达的前一段时间，自戴德生写了那封饶恕的信之后，一位戴德生在英国的好朋友布迦就寄来了一封信。信是这样说的：“请接受信内的奉献，作为我和内子对你的爱心支持。”信内是一张五十镑的汇票。
在患难中，戴德生不断地经历神的信实，所以他对要面对的困难，可说是信心十足，他这样写道：“就在要接管宁波医院八天之前，我根本没有丝毫概念要承担这件工作，在家乡的亲友更不能想象我会在这方面有需要。”需要实在多得很呢！
戴德生对派克医生先前聘请的助手们说，到月底储存的现金用尽之后，医院的开支就全赖神的供应。很多人因此请辞，而戴德生亦一一批准。突然间医院真是人财两失。
当他把需要和桥头街的基督徒分享时，他们都要来当义工。医院从前的雇员难以相信祷告是医院唯一的资源，但这些戴德生的朋友却一点也不以为奇，他们的老师不是告诉过他们，神才是真正的父亲，他岂会忘记他儿女的需要吗？他们兴奋地来到医院投入工作，那一小撮的基督徒亦很快地把医院的需要纳入他们的祷告事项之内。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医院的经济情况人人皆知。当戴德生把真相告知那些从前的雇员时，所有病人随即都知晓了，整个地区的人都翘首以望，想看事情的发展如何。
多日过去了，巴格尔医生留下来的少量金钱已所余无几，而戴德生自己的储备也用得差不多了。全城的人都在观望着医院的结局。戴德生和玛利亚以及他们的基督徒朋友自然都不断地为这事祷告。戴德生明白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不但关乎医院的存亡，而且那些初信者的信心亦会备受考验。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们的祷告还未有结果。
最后厨子桂华来告诉戴德生一个严重的消息，最后一包白米已经打开了，而且还消失得异常的快。
“那么，”戴德生回答说：“神帮助我们的时间已近在咫尺了。”
事实果真如此。当那包米还未吃完时，这位年轻的宣教士就收到一封他一生中所收到最奇妙的一封信之一。
那是布迦先生的来信。正如往常一样，信里都夹着一张汇票，不过这次的金额是五十英镑。写信的人说他突然觉得有负担，要把他的财富送给神使用。布迦先生的父亲刚去世不久，留下一笔相当大的遗产。布迦先生觉得自己的需用已足够，于是就求神指引他如何处理这笔遗产。他在中国的朋友可以帮助他这个忙吗？寄来的汇票是作为应急之用的，但他还得请他们为这件事祷告，并让他知道他们还有些什么需要。
五十英镑！钱就放在桌上。他在远方的朋友并不知道只剩下那最后的一包白米，而且对医院的各样需要也毫不知情，他还问可否汇更多款项来呢！戴德生充满着惊喜和感恩。假如他因为金钱短缺而拒绝巴格尔医生的建议？又或者他缺乏信心？
那天戴氏一家和那些基督徒既兴奋又满心感恩！医院的病人对这奇迹都啧啧称奇。
许多人都说：“偶像哪能这样做呢？我们有困难时它们会如此拯救我们吗？”
佚名
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
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入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
对戴德生和玛利亚来说：新医院的事奉工作是令人鼓舞的，但那也表示他们的工作和责任是愈来愈重了。他们原本的时间表已排得密密麻麻，新增的责任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健康方面。
接管医院的管理工作后不久，玛利亚写信给英国夫家的亲人说：
“戴德生再次没空给你们写信，他已经有八个星期不曾寄出一封信了。我希望你们不会……我知道你们亦不会……以为他疼爱的小女儿抢走了他的心，使他连父母也轻忽了。假如他在晚上可以腾出少许时间来写信的话，他定必会这样做，他以前不是常常这样做吗，不过如今他的工作却忙得连半点空档也没有。每天晚上大概是十时至十一时左右吧，在经过一天繁忙的工作后，他会拖着疲乏的身躯上楼来休息一下，然后随即又下楼去探问一些病人，或为其它人配药。”
几个月后，虽然在中国传福音的机会和需要都大增，但戴德生的体力却是在走下坡。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里，提到人手短缺的问题：
“人们在步向灭亡，而神又大大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筋疲力竭了，实在需要帮手……
“你认识一些热心爱主，有志来中国服事神的年轻人吗？这些人要肯不计较薪酬，甘愿来这里干活。只要有四、五个这样的工人就好了！他们大概在六个月内就可以用中国话讲道了，他们靠着祷告必有足够的供应。”
经过六年不停的工作，在体力和精神都饱受煎熬之下，戴德生的身体终于垮了。在一八六Ｏ年的春天，他和玛利亚到郊外休息了十天，希望可以恢复元气。但回到医院之后，忙碌的工作再一次令他精力消退，戴德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染上肺病。五月间，他写信回家说：
“我希望知道我怎样服事中国才是最好的。假如我在这里病得不能继续工作，若回家休养一个短时期，可以帮助我恢复健康，而我又可以藉机挑动其它人继续我未能完成的工作的话，我相信我是会这样做的。”
第二个月，他的健康依然每下愈况，他再写信回家说：
“我深信假若是神的旨意，我会恢复健康继续服事中国的。但若不能这样，那也是好的……有些时候我以为自己不能再活着见你们的面了；又有些时候我是希望可以幸免于难，继续长期更拚命地为中国工作。只有神知道全部的计划……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
戴德生变得愈来愈衰弱了。戴家唯有心酸地关上宁波医院的门，取道上海，乘船回英国去。他们把宁波那一群新信徒交给祝恩赐夫妇照顾，自己则打算回家鼓励更多的人关心中国的需要。他们祈祷这次回家只作短暂的逗留，在适当医疗的照顾下，戴德生可以早日康复迅速返回开展了的工作岗位。
经过那令人劳累，绕过各大洲长途水路旅程之后，前景却一点也不乐观。看情形戴德生至终必会恢复健康，但医生们却警告他，他的体力将大大不如以往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光景。
戴德生拒绝接受他们的预测，继续为他日后返回中国工作的日子祷告和盼望。同时，他也决定在英国尽己所能去传遍中国的宣教需要而努力。
他写了很多信给一些可能的支持者，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现况，为祝恩赐夫妇和为宁波的工作筹募经费。在英国圣经公会的首肯和支持底下，他开始修订用宁波话翻译的新约圣经。（戴氏夫妇在中国发觉那些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中国人，读起用罗马拼音法注音的中文翻译，要比看那些艰深的方块字容易明白得多。当他的健康好转时，他就在伦敦继续进修医学，好预备有一天能返回中国时，以专业医生的身分事奉会更为有用。
他临离开中国时，曾呼吁差派四至五个宣教士前往中国，这件事在英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回国后不久，有段很长的时间，他都和一些可能的人选互相通信，但最后去的只有一位年轻人宓道生，他去的时候已是一八六二年了。宓道生去的时候，比十年前踏足中国的戴德生的准备工夫做得好多了。他上路前，戴德生不但花时间提醒他，还负责他的经济支持。因为忘不了自己最初在中国那几年的艰苦岁月，戴德生特别关心宓道生是否有足够的金钱供应。
戴德生和玛利亚最初回家时，所引起的一阵中国热不久就消退了。因为前景不明朗，戴氏夫妇开始有被人遗忘的感觉。他们离开自己想做的工作有半个地球那么远，又住在伦敦东边的贫民区，一条幽暗的街道上。
二十九岁的戴德生和二十四岁的玛利亚，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而前面的路又不知如何的情况下，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岁月好象白白的溜走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伦敦的生活是没有事情发生或是他们四肢不动。事实上，他们的小女儿已成了三个弟弟的大姐姐，在有限的收入来源之下，要养活一家几口，亦让戴氏夫妇有更多机会学习信心的功课。
此外，还有那不曾停止的圣经修订工作。戴德生觉得这本圣经译本，假如加上解释和参考在页旁就更好了，幸好他得着另一位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的帮助，又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宝贵的帮忙。王立群是位自愿离开家乡，跟随戴氏一家回英国，沿路照顾他们，直至不再需要他为止的弟兄。
戴德生和立群弟兄用了无数的时间在查考圣经和翻译的事上面。从戴德生日记的一段小节录，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件工作的看重：
四月廿七日，修订工作七小时（晚上在依萨他会堂聚会）。
廿八日，九个半小时。
廿九日，十一小时。
三十日，五个半小时（浸信会宣教会聚会）。
五月一日，修订工作八个半小时（访客留至晚上十时）。
二日，十三小时。
三日，在庇土威特区过主日。早上听劳易士先生讲解约翰福音三章33节；下午在那里参加擘饼聚会。晚上留在家里为我们的中国事工祷告。
五月四日，修订工作四小时（写信及接待访客）。
五日，十一个半小时。
六日，七小时（重要访问）。
七日，九个半小时。
八日，十个半小时。
九日，十三小时。
五月十日，星期日，早上与立群查考希伯来书十一章上半部，那是快乐的时光。写信给宓道生。下午和玛利亚一同祷告，希望可以离开这房子，又为道生祷告，还有真正的爱心、修订工作等。写信给罗先生。晚上，听甘勒迪先生讲解马太福音廿七章42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多希望可以像主一样谦卑、忍耐和有爱心！求主使我更像你。”
这些在戴德生日记中所提到的聚会和访问都是当时他工作中的一大部分。他竭尽所能，说服不同的宗派委员会和宣教团体去扩展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他向他们解释，现今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和定居下来。他用自己多年在中国的经验，讲到福音在当地被接受的情况。他对每一位跟他见面的人都不断提到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且实在需要福音。
那些他遇见的基督徒领袖，大部分都愿意给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一对聆听的耳朵。但事实不久证明，这些委员会，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这无比的挑战，去向一个拥有全世界一半非基督徒人口的国家传福音。
他应如何做才可以引起其它人对中国的兴趣呢？戴德生的朋友劳易士牧师是浸信会会刊的编辑，他请戴德生撰写一系列有关宁波工作的文章。当第一篇文槁刊登了之后，劳先生就把第二篇稿件归还给戴德生。他指出这些文章实在太重要了，不应把它们局限在他那小小宗派的刊物上。他催促他说：“增加篇幅，把整个中国工场都包括在其中，使它作为呼吁其它人关心中国内地福音工作的刊物。”
戴德生并没有忘怀他起初前往中国内地的呼召，他决定照样做。他搜集了中国各地的属灵需要。
“在工场上，”他写道，“周围的需要是那么大，令我不能分心思想更远的内陆还有更大的需要，而我更不能满足这等需要。留在英国这数年间，每天在书房内望着这国家的大地图，我对于内陆那一大片土地，觉得就像我曾工作的那些小区域那么接近，只有籍着祷告，我那背着沉重负担的心才稍为可以放松一下。”
每天戴德生都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而他的圣经就打开放在地图下的桌上，他一面读着圣经的应许，一面祷告。当他在写那本小册子时，他亦同时祷告；愿这本小书鼓励英国的基督徒群体，发动前所未有的宣教动员，进入中国内陆。他为这挂念之地的每一寸地方祷告。
当他把中国每一个省分的面积和人口的资料收集整理时，他对于中国的需要及负担就更加增。与此同时，他亦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差派前往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在近几个月内，竟由一一五人减至九十一人。是要展开行动的时候了。
他愈祷告，就愈觉得神要籍着他去答允这些祷告。但凭他个人的能力，他可以怎样做呢？戴德生觉得自己对于神叫他所做的工作实在力有不逮。他写道：
“我愈来愈确信，神是要‘我’向他求取工人，并且与他们一起前往中国。但长时间的不信阻碍了我踏上第一步……”
“在查考神的话语当中，我学习到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入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我看到使徒的计划，他们并不是先找寻资源和途径，而是动身前去工作，且相信他那确实的应许，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不信是多么的毫无准则啊！我相信假如我奉主耶稣的名向神求工人，他必会赐给我的。我亦相信，当神应允这些祷告的同时，他必会为我们预备经费，而进入这国家的未得之地的大门亦会为我们打开。
“我既还未学会相信神保守我的能力和恩典，难怪我亦未能相信神会保守那些预备和我前去工作的工人。我害怕在那许多必要面对的危险、困难和试炼中，一些比较缺乏经验的基督徒可能会就此倒下来，并且痛责我为什么鼓励他们去承担这分他们不能胜任的工作。
“但我应该怎样做呢？我觉得我的负债感愈来愈浓厚了。因为我拒绝去呼召他们，于是那些工人就没有走上前来，因此也就没有前去中国大陆。但在那地，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至死未曾听过福音啊！中国那些将死亡的灵魂充满了我的心思一意念，每天我都不能安静下来，到夜里也不能安眠，我的健康不断在倒退。”
“……我知道神是在说话……如今每月都有上百万的人在那地离世，他们到死还不知道有神存在。这负担深深烙入我的灵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非常矛盾。早晚都不能瞌上眼睛超过一小时，我怕我快要疯了。但我没有放弃。我不能对人畅谈我的感受，就算是我亲爱的妻子也不能。看见我的模样，她知道一定是有事发生了，但我觉得尽可能不让这逼人的重担加在她身上——那些灵魂，永生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假如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的话，福音能为相信的人带出多么大的影响和改变啊！”
在一八六五年的春天，戴德生有整整七个星期都没有如常忠心地写日记，因为在他心灵深处的属灵挣扎令他心力耗尽了。
炎夏来临了，伦敦东边的街道尘土飞扬。看见戴德生的病容，一位老朋友邀请他到海边的城市伯莱墩度假几天。玛利亚担心丈夫的身体日益转坏，亦鼓励他离开去散散心。
在伯莱墩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戴德生遇上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他随朋友到教会聚会，看见那每星期出席听福音的会众，又再度提醒他在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未曾听过福音就死亡了。那天早上的崇拜令他坐立不安，他独个儿离开教堂，走到潮退后的沙滩上踏步。
他一边走，长久以来的属灵挣扎又再涌现，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他深信假若他愿意伏在神的旨意下，向神求差派宣教士往中国内陆去，神必会应允，而亦会有宣教士前往。他亦相信，神必会预备那庞大的经费。对于这一切戴德生都没有怀疑。
但有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假若他们失败了又如何？他清楚那些新任宣教士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假如他们失败了而怪罪于他，他怎能承担这个重任？后来戴德生这样分析他当时的挣扎：
“这只是由不信所带出的自我中心而已；魔鬼使人相信祷告和信心是会带人进入死胡同的，必须尽快离开才好。而我亦看不见神的能力，不但可以供给这些人足够的资源，也足以保守他们进入中国最内陆的地方去。”
在伯莱墩海滩的那一刻，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愿意接受神呼召他作为负责的领袖？他实在不能再忍受内心的挣扎了。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
“在极大的属灵痛苦中，我独自走到沙滩上。‘好’，我最后想到，‘假如神给我们一队人到中国内陆，而他们又真的成行的话，就算他们全都饿死，他们亦会被直接带到天上去；假如有一个灵魂因此得救，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此时，另一个思绪又出现了：“假如我们顺服神，责任就该在他那里，而非在我们身上啊！”霎时，一种极大释放的感觉涌进他的心头，他呼叫说：“主啊，你会承担起所有的重担！在你的吩咐下，你的仆人会前往工作，结果就交给你了。”
戴德生后来写到这一刻时说：
“在那里，主战胜了我的不信。我向神降服下来，愿意接受这工作……还用说吗，立时平安就涌进了我重压的心头。
“在那里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那十一个还没有宣教士的省分都各有两位同工，另外加上两人前去蒙古。我在带在身边的圣经的页边上，记下了这个请求。我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情回家去。在过去几个月，这些感觉对我是多么陌生。我还带着确信，主会祝福他的工作，而我必得分享他的赐福……
‘争战完了，剩下来的是平安和喜乐。我轻松得好象长了翅膀一般，可以飞往皮尔士先生座落在山上的房子。那晚我睡得极香甜！我亲爱的妻子还以为伯莱墩对我大有疗效，它的确如此啊！”
但那只是信心之旅的开始，戴德生还要面对更大的试炼和更大的得胜。
F
佚名
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
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入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
对戴德生和玛利亚来说：新医院的事奉工作是令人鼓舞的，但那也表示他们的工作和责任是愈来愈重了。他们原本的时间表已排得密密麻麻，新增的责任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健康方面。
接管医院的管理工作后不久，玛利亚写信给英国夫家的亲人说：
“戴德生再次没空给你们写信，他已经有八个星期不曾寄出一封信了。我希望你们不会……我知道你们亦不会……以为他疼爱的小女儿抢走了他的心，使他连父母也轻忽了。假如他在晚上可以腾出少许时间来写信的话，他定必会这样做，他以前不是常常这样做吗，不过如今他的工作却忙得连半点空档也没有。每天晚上大概是十时至十一时左右吧，在经过一天繁忙的工作后，他会拖着疲乏的身躯上楼来休息一下，然后随即又下楼去探问一些病人，或为其它人配药。”
几个月后，虽然在中国传福音的机会和需要都大增，但戴德生的体力却是在走下坡。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里，提到人手短缺的问题：
“人们在步向灭亡，而神又大大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筋疲力竭了，实在需要帮手……
“你认识一些热心爱主，有志来中国服事神的年轻人吗？这些人要肯不计较薪酬，甘愿来这里干活。只要有四、五个这样的工人就好了！他们大概在六个月内就可以用中国话讲道了，他们靠着祷告必有足够的供应。”
经过六年不停的工作，在体力和精神都饱受煎熬之下，戴德生的身体终于垮了。在一八六Ｏ年的春天，他和玛利亚到郊外休息了十天，希望可以恢复元气。但回到医院之后，忙碌的工作再一次令他精力消退，戴德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染上肺病。五月间，他写信回家说：
“我希望知道我怎样服事中国才是最好的。假如我在这里病得不能继续工作，若回家休养一个短时期，可以帮助我恢复健康，而我又可以藉机挑动其它人继续我未能完成的工作的话，我相信我是会这样做的。”
第二个月，他的健康依然每下愈况，他再写信回家说：
“我深信假若是神的旨意，我会恢复健康继续服事中国的。但若不能这样，那也是好的……有些时候我以为自己不能再活着见你们的面了；又有些时候我是希望可以幸免于难，继续长期更拚命地为中国工作。只有神知道全部的计划……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
戴德生变得愈来愈衰弱了。戴家唯有心酸地关上宁波医院的门，取道上海，乘船回英国去。他们把宁波那一群新信徒交给祝恩赐夫妇照顾，自己则打算回家鼓励更多的人关心中国的需要。他们祈祷这次回家只作短暂的逗留，在适当医疗的照顾下，戴德生可以早日康复迅速返回开展了的工作岗位。
经过那令人劳累，绕过各大洲长途水路旅程之后，前景却一点也不乐观。看情形戴德生至终必会恢复健康，但医生们却警告他，他的体力将大大不如以往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光景。
戴德生拒绝接受他们的预测，继续为他日后返回中国工作的日子祷告和盼望。同时，他也决定在英国尽己所能去传遍中国的宣教需要而努力。
他写了很多信给一些可能的支持者，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现况，为祝恩赐夫妇和为宁波的工作筹募经费。在英国圣经公会的首肯和支持底下，他开始修订用宁波话翻译的新约圣经。（戴氏夫妇在中国发觉那些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中国人，读起用罗马拼音法注音的中文翻译，要比看那些艰深的方块字容易明白得多。当他的健康好转时，他就在伦敦继续进修医学，好预备有一天能返回中国时，以专业医生的身分事奉会更为有用。
他临离开中国时，曾呼吁差派四至五个宣教士前往中国，这件事在英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回国后不久，有段很长的时间，他都和一些可能的人选互相通信，但最后去的只有一位年轻人宓道生，他去的时候已是一八六二年了。宓道生去的时候，比十年前踏足中国的戴德生的准备工夫做得好多了。他上路前，戴德生不但花时间提醒他，还负责他的经济支持。因为忘不了自己最初在中国那几年的艰苦岁月，戴德生特别关心宓道生是否有足够的金钱供应。
戴德生和玛利亚最初回家时，所引起的一阵中国热不久就消退了。因为前景不明朗，戴氏夫妇开始有被人遗忘的感觉。他们离开自己想做的工作有半个地球那么远，又住在伦敦东边的贫民区，一条幽暗的街道上。
二十九岁的戴德生和二十四岁的玛利亚，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而前面的路又不知如何的情况下，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岁月好象白白的溜走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伦敦的生活是没有事情发生或是他们四肢不动。事实上，他们的小女儿已成了三个弟弟的大姐姐，在有限的收入来源之下，要养活一家几口，亦让戴氏夫妇有更多机会学习信心的功课。
此外，还有那不曾停止的圣经修订工作。戴德生觉得这本圣经译本，假如加上解释和参考在页旁就更好了，幸好他得着另一位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的帮助，又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宝贵的帮忙。王立群是位自愿离开家乡，跟随戴氏一家回英国，沿路照顾他们，直至不再需要他为止的弟兄。
戴德生和立群弟兄用了无数的时间在查考圣经和翻译的事上面。从戴德生日记的一段小节录，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件工作的看重：
四月廿七日，修订工作七小时（晚上在依萨他会堂聚会）。
廿八日，九个半小时。
廿九日，十一小时。
三十日，五个半小时（浸信会宣教会聚会）。
五月一日，修订工作八个半小时（访客留至晚上十时）。
二日，十三小时。
三日，在庇土威特区过主日。早上听劳易士先生讲解约翰福音三章33节；下午在那里参加擘饼聚会。晚上留在家里为我们的中国事工祷告。
五月四日，修订工作四小时（写信及接待访客）。
五日，十一个半小时。
六日，七小时（重要访问）。
七日，九个半小时。
八日，十个半小时。
九日，十三小时。
五月十日，星期日，早上与立群查考希伯来书十一章上半部，那是快乐的时光。写信给宓道生。下午和玛利亚一同祷告，希望可以离开这房子，又为道生祷告，还有真正的爱心、修订工作等。写信给罗先生。晚上，听甘勒迪先生讲解马太福音廿七章42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多希望可以像主一样谦卑、忍耐和有爱心！求主使我更像你。”
这些在戴德生日记中所提到的聚会和访问都是当时他工作中的一大部分。他竭尽所能，说服不同的宗派委员会和宣教团体去扩展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他向他们解释，现今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和定居下来。他用自己多年在中国的经验，讲到福音在当地被接受的情况。他对每一位跟他见面的人都不断提到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且实在需要福音。
那些他遇见的基督徒领袖，大部分都愿意给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一对聆听的耳朵。但事实不久证明，这些委员会，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这无比的挑战，去向一个拥有全世界一半非基督徒人口的国家传福音。
他应如何做才可以引起其它人对中国的兴趣呢？戴德生的朋友劳易士牧师是浸信会会刊的编辑，他请戴德生撰写一系列有关宁波工作的文章。当第一篇文槁刊登了之后，劳先生就把第二篇稿件归还给戴德生。他指出这些文章实在太重要了，不应把它们局限在他那小小宗派的刊物上。他催促他说：“增加篇幅，把整个中国工场都包括在其中，使它作为呼吁其它人关心中国内地福音工作的刊物。”
戴德生并没有忘怀他起初前往中国内地的呼召，他决定照样做。他搜集了中国各地的属灵需要。
“在工场上，”他写道，“周围的需要是那么大，令我不能分心思想更远的内陆还有更大的需要，而我更不能满足这等需要。留在英国这数年间，每天在书房内望着这国家的大地图，我对于内陆那一大片土地，觉得就像我曾工作的那些小区域那么接近，只有籍着祷告，我那背着沉重负担的心才稍为可以放松一下。”
每天戴德生都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而他的圣经就打开放在地图下的桌上，他一面读着圣经的应许，一面祷告。当他在写那本小册子时，他亦同时祷告；愿这本小书鼓励英国的基督徒群体，发动前所未有的宣教动员，进入中国内陆。他为这挂念之地的每一寸地方祷告。
当他把中国每一个省分的面积和人口的资料收集整理时，他对于中国的需要及负担就更加增。与此同时，他亦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差派前往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在近几个月内，竟由一一五人减至九十一人。是要展开行动的时候了。
他愈祷告，就愈觉得神要籍着他去答允这些祷告。但凭他个人的能力，他可以怎样做呢？戴德生觉得自己对于神叫他所做的工作实在力有不逮。他写道：
“我愈来愈确信，神是要‘我’向他求取工人，并且与他们一起前往中国。但长时间的不信阻碍了我踏上第一步……”
“在查考神的话语当中，我学习到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入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我看到使徒的计划，他们并不是先找寻资源和途径，而是动身前去工作，且相信他那确实的应许，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不信是多么的毫无准则啊！我相信假如我奉主耶稣的名向神求工人，他必会赐给我的。我亦相信，当神应允这些祷告的同时，他必会为我们预备经费，而进入这国家的未得之地的大门亦会为我们打开。
“我既还未学会相信神保守我的能力和恩典，难怪我亦未能相信神会保守那些预备和我前去工作的工人。我害怕在那许多必要面对的危险、困难和试炼中，一些比较缺乏经验的基督徒可能会就此倒下来，并且痛责我为什么鼓励他们去承担这分他们不能胜任的工作。
“但我应该怎样做呢？我觉得我的负债感愈来愈浓厚了。因为我拒绝去呼召他们，于是那些工人就没有走上前来，因此也就没有前去中国大陆。但在那地，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至死未曾听过福音啊！中国那些将死亡的灵魂充满了我的心思一意念，每天我都不能安静下来，到夜里也不能安眠，我的健康不断在倒退。”
“……我知道神是在说话……如今每月都有上百万的人在那地离世，他们到死还不知道有神存在。这负担深深烙入我的灵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非常矛盾。早晚都不能瞌上眼睛超过一小时，我怕我快要疯了。但我没有放弃。我不能对人畅谈我的感受，就算是我亲爱的妻子也不能。看见我的模样，她知道一定是有事发生了，但我觉得尽可能不让这逼人的重担加在她身上——那些灵魂，永生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假如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的话，福音能为相信的人带出多么大的影响和改变啊！”
在一八六五年的春天，戴德生有整整七个星期都没有如常忠心地写日记，因为在他心灵深处的属灵挣扎令他心力耗尽了。
炎夏来临了，伦敦东边的街道尘土飞扬。看见戴德生的病容，一位老朋友邀请他到海边的城市伯莱墩度假几天。玛利亚担心丈夫的身体日益转坏，亦鼓励他离开去散散心。
在伯莱墩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戴德生遇上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他随朋友到教会聚会，看见那每星期出席听福音的会众，又再度提醒他在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未曾听过福音就死亡了。那天早上的崇拜令他坐立不安，他独个儿离开教堂，走到潮退后的沙滩上踏步。
他一边走，长久以来的属灵挣扎又再涌现，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他深信假若他愿意伏在神的旨意下，向神求差派宣教士往中国内陆去，神必会应允，而亦会有宣教士前往。他亦相信，神必会预备那庞大的经费。对于这一切戴德生都没有怀疑。
但有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假若他们失败了又如何？他清楚那些新任宣教士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假如他们失败了而怪罪于他，他怎能承担这个重任？后来戴德生这样分析他当时的挣扎：
“这只是由不信所带出的自我中心而已；魔鬼使人相信祷告和信心是会带人进入死胡同的，必须尽快离开才好。而我亦看不见神的能力，不但可以供给这些人足够的资源，也足以保守他们进入中国最内陆的地方去。”
在伯莱墩海滩的那一刻，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愿意接受神呼召他作为负责的领袖？他实在不能再忍受内心的挣扎了。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
“在极大的属灵痛苦中，我独自走到沙滩上。‘好’，我最后想到，‘假如神给我们一队人到中国内陆，而他们又真的成行的话，就算他们全都饿死，他们亦会被直接带到天上去；假如有一个灵魂因此得救，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此时，另一个思绪又出现了：“假如我们顺服神，责任就该在他那里，而非在我们身上啊！”霎时，一种极大释放的感觉涌进他的心头，他呼叫说：“主啊，你会承担起所有的重担！在你的吩咐下，你的仆人会前往工作，结果就交给你了。”
戴德生后来写到这一刻时说：
“在那里，主战胜了我的不信。我向神降服下来，愿意接受这工作……还用说吗，立时平安就涌进了我重压的心头。
“在那里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那十一个还没有宣教士的省分都各有两位同工，另外加上两人前去蒙古。我在带在身边的圣经的页边上，记下了这个请求。我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情回家去。在过去几个月，这些感觉对我是多么陌生。我还带着确信，主会祝福他的工作，而我必得分享他的赐福……
‘争战完了，剩下来的是平安和喜乐。我轻松得好象长了翅膀一般，可以飞往皮尔士先生座落在山上的房子。那晚我睡得极香甜！我亲爱的妻子还以为伯莱墩对我大有疗效，它的确如此啊！”
但那只是信心之旅的开始，戴德生还要面对更大的试炼和更大的得胜。
F
佚名
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
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入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
对戴德生和玛利亚来说：新医院的事奉工作是令人鼓舞的，但那也表示他们的工作和责任是愈来愈重了。他们原本的时间表已排得密密麻麻，新增的责任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健康方面。
接管医院的管理工作后不久，玛利亚写信给英国夫家的亲人说：
“戴德生再次没空给你们写信，他已经有八个星期不曾寄出一封信了。我希望你们不会……我知道你们亦不会……以为他疼爱的小女儿抢走了他的心，使他连父母也轻忽了。假如他在晚上可以腾出少许时间来写信的话，他定必会这样做，他以前不是常常这样做吗，不过如今他的工作却忙得连半点空档也没有。每天晚上大概是十时至十一时左右吧，在经过一天繁忙的工作后，他会拖着疲乏的身躯上楼来休息一下，然后随即又下楼去探问一些病人，或为其它人配药。”
几个月后，虽然在中国传福音的机会和需要都大增，但戴德生的体力却是在走下坡。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里，提到人手短缺的问题：
“人们在步向灭亡，而神又大大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筋疲力竭了，实在需要帮手……
“你认识一些热心爱主，有志来中国服事神的年轻人吗？这些人要肯不计较薪酬，甘愿来这里干活。只要有四、五个这样的工人就好了！他们大概在六个月内就可以用中国话讲道了，他们靠着祷告必有足够的供应。”
经过六年不停的工作，在体力和精神都饱受煎熬之下，戴德生的身体终于垮了。在一八六Ｏ年的春天，他和玛利亚到郊外休息了十天，希望可以恢复元气。但回到医院之后，忙碌的工作再一次令他精力消退，戴德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染上肺病。五月间，他写信回家说：
“我希望知道我怎样服事中国才是最好的。假如我在这里病得不能继续工作，若回家休养一个短时期，可以帮助我恢复健康，而我又可以藉机挑动其它人继续我未能完成的工作的话，我相信我是会这样做的。”
第二个月，他的健康依然每下愈况，他再写信回家说：
“我深信假若是神的旨意，我会恢复健康继续服事中国的。但若不能这样，那也是好的……有些时候我以为自己不能再活着见你们的面了；又有些时候我是希望可以幸免于难，继续长期更拚命地为中国工作。只有神知道全部的计划……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
戴德生变得愈来愈衰弱了。戴家唯有心酸地关上宁波医院的门，取道上海，乘船回英国去。他们把宁波那一群新信徒交给祝恩赐夫妇照顾，自己则打算回家鼓励更多的人关心中国的需要。他们祈祷这次回家只作短暂的逗留，在适当医疗的照顾下，戴德生可以早日康复迅速返回开展了的工作岗位。
经过那令人劳累，绕过各大洲长途水路旅程之后，前景却一点也不乐观。看情形戴德生至终必会恢复健康，但医生们却警告他，他的体力将大大不如以往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光景。
戴德生拒绝接受他们的预测，继续为他日后返回中国工作的日子祷告和盼望。同时，他也决定在英国尽己所能去传遍中国的宣教需要而努力。
他写了很多信给一些可能的支持者，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现况，为祝恩赐夫妇和为宁波的工作筹募经费。在英国圣经公会的首肯和支持底下，他开始修订用宁波话翻译的新约圣经。（戴氏夫妇在中国发觉那些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中国人，读起用罗马拼音法注音的中文翻译，要比看那些艰深的方块字容易明白得多。当他的健康好转时，他就在伦敦继续进修医学，好预备有一天能返回中国时，以专业医生的身分事奉会更为有用。
他临离开中国时，曾呼吁差派四至五个宣教士前往中国，这件事在英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回国后不久，有段很长的时间，他都和一些可能的人选互相通信，但最后去的只有一位年轻人宓道生，他去的时候已是一八六二年了。宓道生去的时候，比十年前踏足中国的戴德生的准备工夫做得好多了。他上路前，戴德生不但花时间提醒他，还负责他的经济支持。因为忘不了自己最初在中国那几年的艰苦岁月，戴德生特别关心宓道生是否有足够的金钱供应。
戴德生和玛利亚最初回家时，所引起的一阵中国热不久就消退了。因为前景不明朗，戴氏夫妇开始有被人遗忘的感觉。他们离开自己想做的工作有半个地球那么远，又住在伦敦东边的贫民区，一条幽暗的街道上。
二十九岁的戴德生和二十四岁的玛利亚，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而前面的路又不知如何的情况下，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岁月好象白白的溜走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伦敦的生活是没有事情发生或是他们四肢不动。事实上，他们的小女儿已成了三个弟弟的大姐姐，在有限的收入来源之下，要养活一家几口，亦让戴氏夫妇有更多机会学习信心的功课。
此外，还有那不曾停止的圣经修订工作。戴德生觉得这本圣经译本，假如加上解释和参考在页旁就更好了，幸好他得着另一位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的帮助，又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宝贵的帮忙。王立群是位自愿离开家乡，跟随戴氏一家回英国，沿路照顾他们，直至不再需要他为止的弟兄。
戴德生和立群弟兄用了无数的时间在查考圣经和翻译的事上面。从戴德生日记的一段小节录，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件工作的看重：
四月廿七日，修订工作七小时（晚上在依萨他会堂聚会）。
廿八日，九个半小时。
廿九日，十一小时。
三十日，五个半小时（浸信会宣教会聚会）。
五月一日，修订工作八个半小时（访客留至晚上十时）。
二日，十三小时。
三日，在庇土威特区过主日。早上听劳易士先生讲解约翰福音三章33节；下午在那里参加擘饼聚会。晚上留在家里为我们的中国事工祷告。
五月四日，修订工作四小时（写信及接待访客）。
五日，十一个半小时。
六日，七小时（重要访问）。
七日，九个半小时。
八日，十个半小时。
九日，十三小时。
五月十日，星期日，早上与立群查考希伯来书十一章上半部，那是快乐的时光。写信给宓道生。下午和玛利亚一同祷告，希望可以离开这房子，又为道生祷告，还有真正的爱心、修订工作等。写信给罗先生。晚上，听甘勒迪先生讲解马太福音廿七章42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多希望可以像主一样谦卑、忍耐和有爱心！求主使我更像你。”
这些在戴德生日记中所提到的聚会和访问都是当时他工作中的一大部分。他竭尽所能，说服不同的宗派委员会和宣教团体去扩展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他向他们解释，现今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和定居下来。他用自己多年在中国的经验，讲到福音在当地被接受的情况。他对每一位跟他见面的人都不断提到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且实在需要福音。
那些他遇见的基督徒领袖，大部分都愿意给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一对聆听的耳朵。但事实不久证明，这些委员会，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这无比的挑战，去向一个拥有全世界一半非基督徒人口的国家传福音。
他应如何做才可以引起其它人对中国的兴趣呢？戴德生的朋友劳易士牧师是浸信会会刊的编辑，他请戴德生撰写一系列有关宁波工作的文章。当第一篇文槁刊登了之后，劳先生就把第二篇稿件归还给戴德生。他指出这些文章实在太重要了，不应把它们局限在他那小小宗派的刊物上。他催促他说：“增加篇幅，把整个中国工场都包括在其中，使它作为呼吁其它人关心中国内地福音工作的刊物。”
戴德生并没有忘怀他起初前往中国内地的呼召，他决定照样做。他搜集了中国各地的属灵需要。
“在工场上，”他写道，“周围的需要是那么大，令我不能分心思想更远的内陆还有更大的需要，而我更不能满足这等需要。留在英国这数年间，每天在书房内望着这国家的大地图，我对于内陆那一大片土地，觉得就像我曾工作的那些小区域那么接近，只有籍着祷告，我那背着沉重负担的心才稍为可以放松一下。”
每天戴德生都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而他的圣经就打开放在地图下的桌上，他一面读着圣经的应许，一面祷告。当他在写那本小册子时，他亦同时祷告；愿这本小书鼓励英国的基督徒群体，发动前所未有的宣教动员，进入中国内陆。他为这挂念之地的每一寸地方祷告。
当他把中国每一个省分的面积和人口的资料收集整理时，他对于中国的需要及负担就更加增。与此同时，他亦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差派前往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士，在近几个月内，竟由一一五人减至九十一人。是要展开行动的时候了。
他愈祷告，就愈觉得神要籍着他去答允这些祷告。但凭他个人的能力，他可以怎样做呢？戴德生觉得自己对于神叫他所做的工作实在力有不逮。他写道：
“我愈来愈确信，神是要‘我’向他求取工人，并且与他们一起前往中国。但长时间的不信阻碍了我踏上第一步……”
“在查考神的话语当中，我学习到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入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我看到使徒的计划，他们并不是先找寻资源和途径，而是动身前去工作，且相信他那确实的应许，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不信是多么的毫无准则啊！我相信假如我奉主耶稣的名向神求工人，他必会赐给我的。我亦相信，当神应允这些祷告的同时，他必会为我们预备经费，而进入这国家的未得之地的大门亦会为我们打开。
“我既还未学会相信神保守我的能力和恩典，难怪我亦未能相信神会保守那些预备和我前去工作的工人。我害怕在那许多必要面对的危险、困难和试炼中，一些比较缺乏经验的基督徒可能会就此倒下来，并且痛责我为什么鼓励他们去承担这分他们不能胜任的工作。
“但我应该怎样做呢？我觉得我的负债感愈来愈浓厚了。因为我拒绝去呼召他们，于是那些工人就没有走上前来，因此也就没有前去中国大陆。但在那地，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至死未曾听过福音啊！中国那些将死亡的灵魂充满了我的心思一意念，每天我都不能安静下来，到夜里也不能安眠，我的健康不断在倒退。”
“……我知道神是在说话……如今每月都有上百万的人在那地离世，他们到死还不知道有神存在。这负担深深烙入我的灵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非常矛盾。早晚都不能瞌上眼睛超过一小时，我怕我快要疯了。但我没有放弃。我不能对人畅谈我的感受，就算是我亲爱的妻子也不能。看见我的模样，她知道一定是有事发生了，但我觉得尽可能不让这逼人的重担加在她身上——那些灵魂，永生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假如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的话，福音能为相信的人带出多么大的影响和改变啊！”
在一八六五年的春天，戴德生有整整七个星期都没有如常忠心地写日记，因为在他心灵深处的属灵挣扎令他心力耗尽了。
炎夏来临了，伦敦东边的街道尘土飞扬。看见戴德生的病容，一位老朋友邀请他到海边的城市伯莱墩度假几天。玛利亚担心丈夫的身体日益转坏，亦鼓励他离开去散散心。
在伯莱墩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戴德生遇上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他随朋友到教会聚会，看见那每星期出席听福音的会众，又再度提醒他在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未曾听过福音就死亡了。那天早上的崇拜令他坐立不安，他独个儿离开教堂，走到潮退后的沙滩上踏步。
他一边走，长久以来的属灵挣扎又再涌现，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他深信假若他愿意伏在神的旨意下，向神求差派宣教士往中国内陆去，神必会应允，而亦会有宣教士前往。他亦相信，神必会预备那庞大的经费。对于这一切戴德生都没有怀疑。
但有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假若他们失败了又如何？他清楚那些新任宣教士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假如他们失败了而怪罪于他，他怎能承担这个重任？后来戴德生这样分析他当时的挣扎：
“这只是由不信所带出的自我中心而已；魔鬼使人相信祷告和信心是会带人进入死胡同的，必须尽快离开才好。而我亦看不见神的能力，不但可以供给这些人足够的资源，也足以保守他们进入中国最内陆的地方去。”
在伯莱墩海滩的那一刻，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愿意接受神呼召他作为负责的领袖？他实在不能再忍受内心的挣扎了。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
“在极大的属灵痛苦中，我独自走到沙滩上。‘好’，我最后想到，‘假如神给我们一队人到中国内陆，而他们又真的成行的话，就算他们全都饿死，他们亦会被直接带到天上去；假如有一个灵魂因此得救，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此时，另一个思绪又出现了：“假如我们顺服神，责任就该在他那里，而非在我们身上啊！”霎时，一种极大释放的感觉涌进他的心头，他呼叫说：“主啊，你会承担起所有的重担！在你的吩咐下，你的仆人会前往工作，结果就交给你了。”
戴德生后来写到这一刻时说：
“在那里，主战胜了我的不信。我向神降服下来，愿意接受这工作……还用说吗，立时平安就涌进了我重压的心头。
“在那里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那十一个还没有宣教士的省分都各有两位同工，另外加上两人前去蒙古。我在带在身边的圣经的页边上，记下了这个请求。我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情回家去。在过去几个月，这些感觉对我是多么陌生。我还带着确信，主会祝福他的工作，而我必得分享他的赐福……
‘争战完了，剩下来的是平安和喜乐。我轻松得好象长了翅膀一般，可以飞往皮尔士先生座落在山上的房子。那晚我睡得极香甜！我亲爱的妻子还以为伯莱墩对我大有疗效，它的确如此啊！”
但那只是信心之旅的开始，戴德生还要面对更大的试炼和更大的得胜。
F
“让我们的眼目
不要游离在神的左右；
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
无论大小事情，
都要寻求它的喜悦和荣耀他。
要记住，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
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在伯莱墩海滩作出抉择的后两天，戴德生就回到伦敦。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六月廿七日，和皮尔士先生到伦敦郡立银行，以‘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了十英镑。”
这是第一处提及戴德生的新工作的记录。他存进去的钱，就是他和玛利亚所有的。他们立志相信神必会供应他们自己的需要。
当他从伯莱墩回到伦敦时，他告诉玛利亚他的决定，还有神给他的呼召。玛利亚虽然年纪尚轻（她当时只有廿八岁），又体弱多病，加上要照顾四个幼儿的重大责任，她仍欣然接受丈夫的异象亦是她的呼召。她决定付上毕生的精力，为那似乎不可能达成的中国内地福音工作而努力。
经过七年半的愉快婚姻生活，如今，玛利亚更能成为戴德生的安慰和激励，她是不断地鼓励着他。她替他回信，作记录，每天跟他一起同心为他们的工作祷告，并求神给他们第一队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她并且协助他完成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那本有关中国需要福音的小册子。
关于那本书，戴德生是这么形容的：“书中的每一句都是用祷告完成的。”神已垂听他的祷告。这本名为《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的小册子因为销售迅速，出版后第三个星期已经需要重印了。戴德生在书中不但尽诉中国的需要，还提醒基督徒群体应有的责任，因为基督离世前的最后使命正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他呼召二十四个宣教士挺身出来。他又说明中国内地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这团体的宣教士都是没有固定薪酬，只是单倚靠主的供应的。
“信心”差会在当时的宣教圈子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当时的宣教组织大都是各宗派的委员会组成。戴德生的文字是如此地感人，以至于这本小书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有志前往中国宣教的人，纷纷来信查询详请。虽然戴德生特意避过向外提出经济的需要，读者却开始寄奉献来，作为中国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士的经费。
此书同时向全英国的基督徒领袖，以及其它的支持者介绍这位年轻、默默无闻的戴德生。读者的反应可见诸罗士托勋爵一封信的片段：
“我读过你的小书，深受激励。我相信是圣灵帮助你写成此书，叫更多任务人进入葡萄园之内。亲爱的弟兄，扩大你的请求，求神给你一百个工人，主必会赐给你的。”
戴德生在圣经页边写下的祈求，是二十四个前往中国的宣教士而非一百个。读者对于他的呼吁回应的热烈，一方面令他深得鼓舞，但另一方面又加重了他个人的使命感。他知道摆在前头的工作，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信心考验。
幸而戴德生过去对神信实的经历和体会，不但给他勇气继续向前，而且还帮助他推动其它人投入工作的行列。戴德生告诉读者他曾多次看见神应允祷告，包括他前往中国时的海上之旅，他在中国的安全，以及中国人对福音的回应等。他的信心在他以下所写的篇幅中呈现：
“我们服事的是一位全能的主，他的膀臂不是缩短了以至于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也不是发沉以至于听不见；我们所服事的神，他以不改变的应许带领我们向他求，又叫我们得着，以致我们的应用可以满足。大大张开你的口，让他充满你。我们要谨记这位满有恩慈的神，愿意以他的大能记着信心的祷告，亦会向那些忽略这恩惠不去拯救人灵魂的信徒，追讨福音的血债……
“对于那些从未被呼召去证明神是信实守约的人……要差派二十四个欧洲宣教士到那遥远的无神之地，而这些出去的人又只有神作为倚靠，这会是个极度危险的考验；但对于一个多年来，不论在家乡或海外都有幸深深经历神的人，包括他在健康或生病时、在危难或有需要之中，甚至是在死亡门口徘徊的人，假若仍然裹足不前，那就罪无可恕的了。”
无固定薪酬这一个特点，着实使戴德生的宣教工作独具一格。虽然如此，他对于其它宗派的义工都是来者不拒。对于内地会的组织和结构，戴德生有以下的解释：
“我们曾考虑来自各宗派的弟兄姊妹能否在宣教工作上站稳同一阵线，齐心努力，不为各有不同的观点产生磨擦。经过祷告后，我们认为是可行的，于是就邀请来自不同宗派背景的信徒一同工作，这些人都是高举神的话，而且肯凭信心到中国内地去的，他们仅有的保证就只是神的话语而已。
“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假如有人不信神言出必行，他最好就不要到中国去传杨福音；假若他是真心相信神的话，那么这应许就已足够了。再者，我们还有另一个确信：‘神不会不留下好处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假如有任何人不打算过行为正直的生活，他最好就留在老家；但假若他行事端正，他所需要的就已有保证。神拥有世上所有的财富，包括千山遍野的牛羊，我们无须吃素菜度日！
“假若愿意，我们是可以成立保证基金的，但我们认为这并非必要甚至有损的。错误地存放金钱和来自动机不明的捐献都是我们所忌讳的。神选择要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凭这些过活；但我们不能用未曾分别为圣的钱，或是把钱放在错误的地方，若是这样，那就宁可没有钱买面包反而好些。在中国有很多乌鸦，神会差它们为我们叼来肉和面包。……在旷野，他养活了三百万以色列人共四十年之久。我们还没有计算神会差派三百万宣教士到中国去，但若是这样，他也有方法养活他们。
“让我们的眼目不要游离在神的左右；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无论大小事情，都要寻求他的喜悦和荣耀他。要记住，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这信心的宣言，加上戴德生要承担的巨大计划，和尚在茁长的差会，大大地吸引了英国基督徒群体的注意。很多第一次听见这默默无闻，略似莽撞的年轻宣教士的计划后，都不知道应如何看待他才对。
但戴德生在乎中国人对他的接纳过于同胞对他的看法，于是他恳请伯斯培灵大会的领袖，容许他在会中宣讲讯息。（伯斯培灵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有二千个来自苏格兰各地的牧师和基督徒领袖参加。）
他一开始就带领会众飞越到地球的另一端，他绘声绘影地讲述一八五六年十月，他从上海乘船到宁波的一段真实经历。
在同船乘客中有一位在英国受教育的中国人名叫彼得。当戴德生与他交谈时，他知道彼得虽然听过基督教的道理，但却从未接受主为他个人的救主。在旅途上，戴德生与彼得建立友谊，而且更有机会关心他属灵的需要。
当船快接近崇江府时，戴德生正在船舱内整理单张和小册子，准备上岸去传福音。突然间，他听得“哗啦”一声，接着有人大叫“有人掉下海去”了。戴德生匆匆走上甲板，却不见彼得在附近，难道他就是那掉进水里的人？
“对。”船主回答戴德生，用漠不关心的语调说：“他就在那儿掉下去。”
费了一番口舌叫船长收帆后，戴德生就跳进水里游向彼得沉下去的地方。当时正在退潮，根本不能靠光秃的石岸找标记。他的寻索似乎是徒然了。突然间，戴德生瞥见附近有一艘有拖网的捕鱼船，他大喜过望。
“快来啊！”他用中国话大叫：“来这里打捞一下，有人快淹死了！”
“没空，”那些渔夫回答说：“我们不方便过来。”
“快来啊，否则就太迟啦！”戴德生苦苦哀求。
“我们捕鱼正忙着呢！”
“不要只顾着打渔。请快过来，我会给你钱！”
“多少钱？”渔夫要问个明白。
“五块钱。请赶快！”
“太少了！”他们大嚷，“没有三十块钱，我们才不过来呢！”
戴德生说：“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但我愿意全数都给你们。”
“那是多少？”他们问。
“我不大清楚，大概有十四块吧！”
他们最后把网拖过来了。才刚撒网，就已捞着遇溺的彼得。戴德生虽然竭尽所能，彼得仍是回天乏术。因为那些渔夫漠视人命，于是一条大好生命就此完结了。
故事讲完了，会众中响起阵阵耳语，是带着鄙视的批评，人怎可以如此自私和没有良心呢？
然后戴德生一针见血的引入正题：“人的肉体难道比灵魂更宝贵吗？我们指责那些不信的渔夫，说他们要为那人的死负责，因为他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的救人一命，但却没有这样做。但对于那千千万万我们弃而不顾，让他们永远沉沦的人又如何呢？主的命令是最简单不过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戴德生继续讲述中国极大的属灵需要：苏格兰人口只有四百多万，但牧师就有上千人；而中国人口四千多万，宣教士就只有九十一人，每四百万人还分不到一个宣教士。他并解释，中国内陆，面积和欧洲一样却没有半个宣教士在其中工作。他接看又说：
“你不能说你没有蒙召到中国去。面对摆在你面前的这些事实，你反而要弄清楚你到底有没有蒙呼召要留在家乡。假如在神面前，你不能肯定自己有没有特别受呼召留在家里，那为什么你不听从主的命令前往中国呢？为什么你拒绝去帮助主抵挡那恶者呢？假如你留在家乡的原因是基于责任，而不是因喜好或老是做生意的话，你是否有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拼命祷告呢？你的影响力有没有用在促进福音的工作上？你的资源是否大部分用来帮助拯救灵魂的工作？”
至此，戴德生忆述他和倪先生，这位宁波基督徒兼前佛教领袖痛苦的对话，对方曾问：‘你们的国家有福音多久了呢？’
戴德生必须承认：‘有好几百年了。’
他告诉那些基督徒领袖，关于倪先生那激烈的反应：‘几百年来你们从没有来告诉我们！先父一生寻道，到死仍然没有找到，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戴德生继续对伯斯培灵大会的会众说：
“我们可以回应说以前中国的门是关闭的；但如今那里已经门户大开了。在下次伯斯培灵大会举行前，就会有一百二十万人在中国长眠不起。我们要接触也永不可能了。我们尽过什么责任，把救赎的爱带给他们呢？
“……主耶稣命令我们，他是在命令我们每个人要‘去’，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会对他说：‘我们不方便’么？你是否告诉他你在忙着打渔，你刚买了一块地，五头牛，娶了妻子，此外还有众多理由所以不能听命吗？他会接受你这些推辞吗？你是否忘了‘我们每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我们每人都要为自己在世上所做的受赏或受罚。千万记得要为中国数以百万计未曾听闻福音的人祷告、劳苦，否则我们就会犯罪干犯自己的灵魂了！请再思想这段圣经的话：
“一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么？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么。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么？’”
戴德生以这挑战来结束他的讲话。他的话语是那么发人深省，他所确信的是那么实在，正是所谓的余音绕梁，大会就在一片静默中宣告散会。这个有如此信心和异象的年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久，戴德生就接到众多邀请，前往全国不同的教会和各类大会中讲道。当人们听到他讲到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和异象时，都马上有回应。
不过，戴德生却始终被一件事所困扰，他担心他这新成立的差会，是否会把现有机构的人材和金钱都抢过来。损人利己对于扩展神国是无甚裨益的。于是他就定下标准，让中国内地会可以收纳那些被别的机构淘汰下来的人材，特别是那些还未完成大学训练的。除此之外，内地会不会公开招募成员，也不会特别邀请某些人员加入。他相信神自己必会呼唤那些他想征召的人。
同样地，他也没有向人募捐。戴德生相信靠着祷告，内地会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虽然没有募捐名册，也没有募捐行动，她仍会在那些资深的差会中冒起来，并且不会有抢掉别的机构原有奉献来源的危险。他相信这个政策，将可作为傍样，就是神必将所需用的加给顺服他的人。
中国内地会并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戴德生的老朋友和支持者，在圣徒山居住的布迦先生夫妇就是内地会的主力。戴德生后来这样解释：
“当我打算向前跨进时，布迦先生就在英国作为我们的代表。这样的安排是自然而成的……我们并没有预先问对方的反应，或者是特意分派对方去接掌工作，事情就如此自然发展的。
有几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先要和那些候任宣教士分享的，好让他们清楚明白内地会所根据的基本原则。他们在布迦先生面前，就几点简单的安排彼此认同之后，并作笔录，就如此决定了。戴德生写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顺服神的命令去做神的工作，并单一倚靠他的供应。我们要穿上当地人的服装，然后进入内陆。我是在中国方面的领导人……如此，对于一些要作决定的问题，就没有所谓谁应做主的困难了。”
戴德生是内地会在中国的领导人，而布迦先生就负责起英国老家各项相关的工作。他会和候任的宣教士互相通信；收集捐献及把奉献寄往中国；定期出版报告、汇报工作及经济情况，这份报告叫“不定期报”。假若经济情况许可，又在不负债的情况下，布迦先生会酌情多寄一、两次报告出去。对于不负债这一点，戴德生认为是个重要的原则。他解释说：
“神要预付开支是轻而易举的，而他也极乐意这样做。假如因为缺乏那小小的经费而令他的计划受到拦阻，神的智能必不会容许这类事情发生，不过用不属灵的方法得来的钱必定会阻碍神的祝福。”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戴德生在那年秋天展开他的新事工。数位被内地会接纳的候选人已搬到伦敦来接受训练，他们就挤在戴家在高宾街的房子里。当邻居突然搬家的时候，内地会就把它租下来，于是他们住宿的地方就增大了一倍。
戴德生在十一月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到他们当时日常的工作：
“小册子正进行修订的工作，我们又再版了；我们把要付运的行李都安排定出；我自己正在为差会出版一本杂志；我们重新装修了一幢房子；预备了两套不同的中文活字版；我正在教四个学生学中文，不断收到申请加入我们行列的书信；不断出外讲道和参与聚会，上个月就只有一天晚上是没有聚会的。我为主日学预备了有关中国的新年献词，又绘制了一张全国宣教士分布地图……请与我们一同为经费和适当的同工人选祷告，亦请为那些我们婉拒了的人祷告，因为很多人是自动请缨的呢！”
神应允了祷告。他们二十四个空缺都有人填上了。当第一期“不定期报”还未印刷完成，告诉读者他们的计划和往中国所需的旅费时，他们已筹足资金了。最后他们得加入附页，告诉读者内地会暂时所需的费用已完全足够了。
一八六六年的头几个月，他们在英国最后几次的祈祷会都在高宾街戴家举行。戴家的朋友和支持者，以及那首批前往中国的宣教士都济济一堂。房间和楼梯都坐满了人，有些更要在行李中间找地方安顿下来。在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的大地图，而在桌上则有一本打开的圣经。
关于这个新的组织，戴德生是这样写的：“我们最大的希望和目标，是要在中国未有宣教士踏足过的十一个省份插上十字架的旗号。”
那些只看见前面困难重重的人，都摇头说这实在是个“愚不可及”的行动。
其它人除向他们祝福之外，也感叹说：“这是一件超人的工作。”他们的朋友都担心起来了。
有些则说：“人们会忘记你们的，你们在这里没有委员会又没有机构，在那遥远之地，你们迟早都会遭人遗忘。要筹募经费的机构那么多，你们没多久就会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不足以维持了。”
但戴德生说：“我自己带着孩子上路，我发觉就算我想把他们忘掉也是相当困难，我清楚记得他们早午晚三餐的需要；我很难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会比我对孩子的需要更加忽视健忘，我这个在地上的穷父亲尚且不会如此，何况天父不是比我更细心和顾念他的儿女吗！不会的，他不会忘掉我们！”
带着如此的信心，戴德生和他的一小队年轻宣教士，准备出发前往中国内陆传福音去了。
佚名
假如我们真的想见到这类的
中国基督徒，就让我们在他们面前
立下一个正确的榜样。
在一切不与原则违背的事上，
让我们作中国人，
好得着一些人。
与戴德生同行的年轻宣教士们，都有着和他一样的信心，并认定福音必须在中国快快广传。他们对神的委身，以及对摆在前面的挑战，自旅程开始，已是清晰可见；从他们的家书中，他们工作的果效和生命里，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些特质。
对他们来说，约翰福音三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已足够推动他们为神献上所有。当他们在一八六六年五月自英国启程时，戴德生一位宣教士朋友金立斯，就为他们写了这首诗：
在深蓝色的大海之上，茫茫的水深处，
一小队人为服事神上路去了；
他们跨越孤寂的海洋，向遥远的华夏大地进发，宣告“以马内利”救赎主之名。
他们自遥远的东方，听到自己的弟兄的血在呼求：
中国每个月有一百万人未曾认识神便死去。
神是他们唯一的帮助：他们单单仰望神，
在那遥远之地，倚靠他的供应。
世上所有的丰盛是他的；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已是属于他。
在神的应许之中，软弱的变得刚强、贫穷的靠主成富足。
他们听够了！他们听见那呼喊，是自己弟兄的血所发出的呼声：
“每个月有一百万人未曾认识神就死去。”
那十六位宣教士随同戴德生一家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乘坐兰茂尔号这艘大概八百吨的小船出发了，航程要四个月时间才可以到达地球的另一边。在船上的第一天，他们先行在自己的船舱安顿好。第二天，工作就开始了。
每天早上戴德生会教他们上中文课，而到下午，玛利亚就接续上另一节课。有些日子，所有的学生都因为晕船而倒下了，于是这两位教师就要兼任服务生的工作。但不久这些年轻人已习惯了海上的航行，并且成为相当不错的水手呢！
在船上狭窄的船舱过活，有时是极其难过的，于是水手们就冷眼旁观这队宣教士是否言行相符了。那群粗鲁的水手对有这一大团宣教士在他们当中，原本就老大不高兴的，但不久他们就开始欣赏到这队人是多么地友善和乐意助人，而且他们唱的诗也变得悦耳起来了。
虽然这群宣教士在上船前也曾祷告，他们会有机会向那些水手们传福音，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他们身上，直到那些水手请求，他们才开始在船上举行聚会。
戴德生写信给他的朋友布迦夫妇说：
“在船长同意下，我们开始在酒吧里举行主日崇拜。有几名水手来参加。后来，那些年轻人开始在甲板前举行午间聚会，每星期三次。那些姊妹们也非常活跃，贝玛丽带领一个查经班，不久就变成一个每晚读经祷告的聚会。倪义、来美、来太太和其它人都参加了这个聚会。有些人在这些聚会中信了主，这些聚会都比较大型。……狄乐义小姐给四位瑞典人读圣经，福珍妮的对象是个德国人，而包森小姐则与厨子和一位从南太平洋岛屿来的人分享信仰。班小姐开了一个识字班，帮助那些想进深学英语的人，而这班亦有几个人后来信主。”
最后，大部分水手都接受了耶稣为救主，其中最后信主的是白兰顿大副。白兰顿的脾气相当暴躁，常爱欺负其它人。他突然的改变，令那群宣教士非常兴奋，因为他完全变了另一个人，而且生活方式也改变了。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航行，他们横渡了大西洋，然后再绕道南美洲，进入太平洋水域。一路上，兰茂尔号都有惊无险，直至到达南中国海时，他们才遇上最大的考验。
十二昼夜，船遇到一个接一个的飓风。很多水手都病倒了，船的结构也似乎给打得松散了。九月十八日，星期二，他们终于望见中国海岸了，不过更坏的天气亦随之而来。他们遇到另一个很大的飓风，风把伤痕累累的小船吹离航道。船长使出浑身解数来保持船身的稳定。
戴德生形容当时的情况：
“星期五，九月廿一日。风愈来愈大，另一场飓风又来了。从午间到半夜，我们都不停地聚在一起祷告。海浪涌上甲板，声势骇人。”
“星期六，九月廿二日：一大清早船上的三角帆和前帆就折断了。由于波涛汹涌，没有人敢到外面去缚住它们。船长和大副走到船头……其它人都尾随着，但不久，他们都得折返，因为船巅箕得太厉害了。接着船后的上舷也塌下来，海水从侧面涌进来；两条桅杆跟着松掉，之后三面大帆（包括主帆）亦松开了。它们就吊在几条绳索之间，不停地猛烈摆动，因为船身亦在猛烈地忽上忽下。
“情况非常恶劣。当船在摇摆时，水也就从四面涌进来，甲板上满是水，还飘着木块、盆、罐、桶之类。除了有坠海的危险外，人们还得小心那些漂动的木块，以免有随时被击伤的危险。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向神祷告，只有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水手们都吓坏了，停止了任何救船的行动。看情形，我们是快要葬身大海了。我亲吻过孩子后，就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动员救难，希望可以鼓励其它人也参与我们的行动。”
对于船后来能够安然进入中国海港，戴德生是功不可没，不过他却并未邀功，反而是另一位宣教士路惠理为此事这么写：
“在整个风暴中，戴先生的表现异常镇静。在最危急的关头，连那些水手也不愿工作了。船长叫我们每人穿上救生衣，并且判定‘船大概维持不了两个小时’。”
“随即，他又返回甲板的水手舱，用手枪恐吓躲在那里的船员回到岗位上。此时戴德生跑到他跟前说：‘不要用暴力，我们还未用尽一切的方法呢！’
“之后他钻进水手舱和那些船员说话。他告诉他们，神必会带领我们平安经过这场风暴，不过他们得小心驾驶，换句话说，事情是好是坏就得靠他们了。‘我们会尽力协助，’他补充说，‘我们的生命也和你们一样危在旦夕。’
“水手们都被他冷静的表现和友善的劝解所感动，大家一同努力，尽力挽救这条破烂的船。没有多久，那本来不断敲打着船身的船桅再重新被竖立起来，固定了。”
船奇迹似地依旧浮在海面上。星期天，妇女和其它人一样，轮流用抽水机把船上的水抽掉，使船不致下沉。
直至星期一，天再次放晴。但危险依然存在，因为抽水机坏了，海水又不断涌进来。
在整个惊险过程中，玛利亚都留在摇摆不定的船舱中，照顾着她那四个年幼的孩子。她坚定信靠神不变的恩典，她后来写道：
“无论面对任何环境，以神为乐是最甘甜的；我们仍可以安息在他的爱里，这爱是有过去的经历做凭证的。我读哈巴谷书时，前所未有的深刻感受临到我：‘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直至九月廿九日，星期日，兰茂尔号才可以摇摇摆摆地进入中国口岸，它就停泊在上海租界对面的水域里。这艘伤痕累累，破口处处的船载来了最大一批的宣教士，好奇的本地人都前来围观这一条船。戴德生和累极了的伙伴们，那晚就留在船上，一同向神谢恩，感谢他的保守。（一艘随他们之后进港的船，在廿二个船员中有十六人死亡，而兰茂尔号竟没有一人是受重伤的。）
虽然他对神的保守充满谢恩，但重临上海，戴德生自有另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呢。没有任何在上海的宣教士，可以有如此大的房子接待他们一行二十人。想起他初临上海时找房子的烦恼，他突然觉得要照顾这群充满理想的年轻宣教士，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这队初到贵境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们，但戴德生却知道得太清楚了。
他们的祷告在大风浪中蒙应允，而在上海，神也一样会应允他们。一位戴德生在宁波时认识的宣教士刚买下了一栋房子，而房子是与一间空置的货仓相连。这位宣教士不但让他们暂时栖身在这货仓内，还让他们远行时，把剩余的印刷工具、医疗和其它器材都留在那里。故此，自兰茂尔号驶进上海两天后，他们整队人就有安身之所，亦成立了一个临时总部。
这一队宣教士在租界着实引起一阵子的不安。有些欧洲人对于戴德生带着几位女性来华，她们穿着中国的服装，又计划送她们进入内陆地区，觉得很不以为然。有些人更认为戴德生是一位狂人。
戴德生所做的实在是史无前例，而且非常大胆。与戴家一同回来的就有六位单身女性。当时，在全中国只有十七名单身的女宣教士，而且他们都留在那五个条约的通商口岸里。
戴德生并不理会那些人的批评，反而说：“我们必会遇到一些试炼……但神与我们同在。”
对于他要求内地会的同工穿上中国服装这些指责，戴德生却完全不为所动，他始终认为这是到内陆去传福音唯一最有效的方法。他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样做不但会减少惹人注目，还可减少跨文化的沟通阻力。
在给那些申请参加内地会到中国宣教的准宣教士最初的函件中，他这带着远见的思想明显可见。他写道：
“……宣教士穿洋服，坐洋车，教堂是欧陆式的，加上他们做事时所表现的洋气等等，着实影响了福音在中国传开的速度。这亦不单是我一人的看法。为什么要给基督教冠上这浓厚的西方色彩呢？神的话并不需要这样，而我也看不到有任何原因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们并不是要这些人失去自己的民族性，乃是要帮助这些人基督化。我们希望见到中国基督徒站起来，那些真正信主的男女基督徒，他们仍会保留一切中国的特征。我们愿意见到教会是由本地的牧师和监督带领，在他们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以他们的语言，在一间纯中国建筑风格的教会里敬拜神。……
“假如我们真的想见到这类的中国基督徒，就让我们在他们面前立下一个正确的榜样。在一切不与原则违背的事上，让我们作中国人，好得着一些人。让我们穿上华服，讲他们的语言，尽量跟随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假如健康和肠胃许可，也让我们转吃中国食物。当我们住在他们的屋子时，我们不要作任何外表的改动，至于内部的装饰，非因健康和工作效率的缘故，就尽量不修改好了。
“这当然会为我们带来相当程度的不便，就如放弃一些惯常的饮食习惯等。但假若我们思想到主是如何离开天上的宝座，降生在马槽里；这位充满一切，无所不在的神竟要成为一位里在襁褓中的小婴儿；这位神的爱子竟要被人藐视、受人唾弃，这位受天上众天军不停敬拜的神，竟要成为人所轻视的拿撒勒人，被他最忠心的门徒误解，被那些他买赎回来的人忽略拒绝；为着他们的得救，他来到世间，而他却被这些人讥笑、吐唾沫，最后还得与强盗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主的跟随者思想到以上的一切时，他能不为那些微不足道的改变作出牺牲吗？”
这的确是个牺牲，没有人比玛利亚更清楚。她写信给布迦太太说：
“那些在我们外国人当中视为平常的事，例如穿外国服装之类等，在中国妇女中是万万不可能的。我并不是对改穿中国服饰有任何异议，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的穿戴愈接近中国人，所受的限制就会愈多，任何一些有违中国人常规的事，立刻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例如，从今以后，我再不能牵着丈夫的手在街上走！诸如此类的规距至少有五十到一百条，假若不小心谨慎，那些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是不正派，不守妇道了……请多为我们在这方面的适应祷告。”
玛利亚对于如何跨越文化，亦有着超越其时代的敏感。
他们到达上海三个星期后，一行人就上了一艘内河船，沿着大运河去杭州。他们此行是要找一处适合的地点，好建立一个内陆的总部。
以船代步的好处，就是妇女和小孩子们都有蔽身之所，不至让路上那些好奇的群众指指点点。每停一处地方，戴德生就会上岸查询有没有房舍出租或售卖，好让他们其中的人可以定居下来。不过，他却是到处碰壁，不是当地的政府官员拒绝让他们逗留，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或是业主不同意租赁的条件等，总之，他们原先的计划就是不能进行。
于是这一队二十人的宣教士，结果全部被迫滞留在船上，直至到了杭州为止。到了杭州，戴德生知道城内已有两三户宣教士家庭住在那里，假如他们这一大群外国人就此进城，势必惹起不必要的反对，而原本在该处的宣教士也会受到影响。不过他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已是深秋，冬天快到了。夜晚，水面已变得非常寒冷。他们当中有数人已病倒，而船主又不住嚷着要回家过冬。
当船在城外一处僻静地点停泊好后，戴德生就进城打听有没有可以居留的地方，这时的他，从未觉得作领袖的责任是如此重大。玛利亚亦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当戴德生上岸后，她就召集同行的宣教士们一起祷告，她把那天早上读到的诗篇和他们分享，这篇诗篇给她很大的安慰：“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和我们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任然的。”他们重读这诗篇一次，然后焦急地等候消息。
突然戴德生回来了。他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原来他们已有落脚的地方。一位在杭州的宣教士因为要离开一个星期！特意留下他那舒适的房子给戴德生他们用。这所房子就在一条幽静的街道上，从水上可以到达。于是那天晚上，这重又累又满心感恩的旅客，就悄悄地安歇在这个大城市之内。
几日后，虽然困难不少，戴德生仍是为他们自己找到一间房舍。这间野草丛生的大宅原本是一个官员的官邸，但如今已沦为一个窝居，被多户人家占据着。这座大宅有很多房间供他们使用。那些原本的租客有几户要迟些才能迁出，于是这群宣教士就有机会足不出门而可以开展福音工作。从一开始，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员，福珍妮就和那些中国妇女建立起沟通的关系来。
十二月一日，戴德生给在英国的朋友和支持者写了一个报告：
“住在这间没有屋顶的屋子里，墙壁和窗户都不多，冬天确是不甚好受。我的房间是六尺乘九尺，因为墙上穿了个洞，我们就挂块布挡住那寒冷的北风。不过我们对这些都不介意。在我们周围，在那些大城市里，是一大群可怜的未信者，那里没有宣教士；在人口众多的市镇没有宣教士，在大大小小不知名的村庄里，他们也没有机会享受主恩。我不能接受那种心态，就是为了自己的安舒而把他们忘怀，让他们永远灭亡。”
到十二月中，福珍妮写信回家说：
“我们已下了不少工夫，使这间屋子更为舒适，不过可做的事还多着呢。戴先生和其它男土把纸糊在木框上，做成一块块的天花板，好挡着那些寒冷的空气。在楼上的房间，屋顶就像我们老家那些教堂的屋顶。他们又为那些房间做了一些屏风。我们在各方面仍然很乱，但已颇为适应，希望不久就能够安定下来。
“那几户人家下星期就迁出了，他们都是住在楼下一层……真高兴他们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中文祈祷会，而且很留心听讲道。我们还不可以踏出大门……但每天我都读书给那些妇女听，又跟她们谈话，她们似乎相当接受。其中一个我认为是大有希望的。”
在圣诞节前，他们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主日崇拜，而戴德生亦作了一次传福音旅程。在附近一个城市萧山，戴德生和宓道生发现那里有极佳的传福音机会，他们还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他们计划让几位新同工尽快在那里定居下来。
随即，戴德生就写信回家对布迦先生说：
“相信你会很高兴知道这里寄信和汇钱的设施都还可以……汇寄金钱或信件到内陆去也没有问题。我相信在这国家之内，汇钱到任何一个省分都不太困难。同样，信件也可以从最偏远的地区寄到那几个口岸城市。这种邮递方式虽然既费时又昂贵，但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因此我看到进入内陆工作的路是打开的。”
这队宣教队伍才建立起第一个在内陆的根据地，戴德生就已开始计划下一步的工作，他打算差派当中数人进入更远的地方。在那阵子，他在杭州忙得不可开交。农历新年才过，病人就涌来诊病，每日有二百人之多，而星期天来聚会的人数也是相仿。当第二批宣教士在一八六七年初从英国抵达时，戴德生正是连跟他们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当时他是在院子里，站在一张桌上向一重病人讲道，宓道生带领着那一队人进来时，他也只能高声问好，表示欢迎。
忙碌的空气一点也没有影响这批新来者对戴德生的印象，他们非常乐意与这位他们尊敬的领袖同工谈话。麦卡悌后来成为戴德生的医疗总助手，他这样写到那段日子：
“我认为他是个极其友善，有爱心，又关心别人的人，每到一处，他都带着祝福，与他接触的人，都会感到鼓舞和安慰……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好典范。”
但内地会当时却发生了内部分歧。一对夫妇因为批评戴德生那穿华服的原则，于是策动其它两三个人对戴德生的领导表示不满，但戴德生和玛利亚决定以忍耐和爱心来处理整个事件。
那一小撮反对者虽然写信回英国批评戴氏的领导，但戴德生和玛利亚都没有为自己作申辩的打算。直到几个月后，玛利亚才在写给布迦太太的书信中略为提到这件事。其后因为要回答来自圣徒山的查询，她只好据实解释：
“请多多为我们祷告，我们现今实在需要神的恩典保守。我们是在撒但的大本营和它激战，它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我们。假如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打这场仗，我们就是非常愚蠢！但那为我们争战的比我们的敌人强而有力多了……要是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互相攻击，我将会极其难过，如今我所惧怕的似乎就在眼前……倪弟兄的事会演变成怎么样我不敢想象，但我知道一件事，‘以色列的盼望’是永不会离开我们的。我差不多想追问，‘为什么要让倪某人来中国？’或许我们的组织需要一开始就弄清楚什么是我们正确的理念。”
戴德生和玛利亚对内地会发生内部矛盾非常伤心，但杭州工作的结果却令他们十分鼓舞。当他们在五月举行第一次浸礼时，玛利亚就写信给布迦太太说：
“也许神以忧伤来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他给我们在为他工作上所得的丰盛祝福而过度兴奋。”
此时内地会在其它地区亦开始成立宣教站，要照顾的行政工作亦相应增多。福珍妮写道：
“假如戴先生同时能在两三处，甚至是四处就好了。他非常想探望这些省份的几个主要城市，好寻找最适合的地方建立宣教站。他和童跟福先生有几次差不多可以起行了，但又被其它事情所耽搁。他们需要他前往宁波帮忙，而这里的工作又那么忙碌。他很想去绍兴帮助范约翰学好他的本地话，但实在难以确定他的行踪，但他仍是那么安静，那么不慌不忙。他只是倚靠神并为其它人而活，看着他的生命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戴德生觉得他要作出的最大牺牲，莫过于每次出门都得与妻子和儿女分离。他非常爱自己的子女，一有空就会和他们在一起，这自然包括那个他们在杭州第一个冬天所生的女儿。不过八岁的女儿恩惠特别是他所爱的。当他们乘兰茂尔号回华时，因为深受那些水手在信主后改变的影响，她也接受了主耶稣为她个人的救主。虽然尚年幼，她似乎已有父母对中国那样的使命感。
在一八六七年初，当她的父亲有事出门时，她就写了一封短笺给父亲带着。在那张红色的，一角印有小花的信笺上，她写道：
“亲爱的爸爸，希望神帮助你完成你要做的事，然后你就可以快快回家了。我有一张用珠子串成的小席子等你回来送给你……亲爱，亲爱的爸爸。”
夏天来了，是疟疾肆虐的季节，室内的温度也高达华氏一百零三度。戴德生带着患了病的玛利亚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一同到杭州郊区，在一间破庙内租了一个避暑的荫蔽所。
当他们第一天离船上岸，走向山上的破庙时，路上，恩惠看见一个男人在塑制偶像。
“噢，爸爸，”她热切地说：“他一定不认识耶稣，否则他不会这样做的。你可以告诉他耶稣的事吗？”
女儿的手紧握着他，戴德生依言而做。其后他们继续往前行，中途休息时，恩惠就想为他们遇见的那人祷告。戴德生写道：
“我从未听过如此的祷告。她看见那人在制造偶像，她的心就想看他的需要，而她就为他向神代求。这可爱的孩子说呀说，她求神怜悯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又求神坚固她的父亲好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从未被这样的祷告感动过。我的心谦卑在神面前，我不能用言语来形容那种感受。”
一星期后，伤心的戴德生写信给他的朋友布迦先生：
“亲爱的弟兄，我不知道怎样写，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在我亲爱的小恩惠的床边给你写信。恩惠得了脑膜炎……
“因着认识这地，包括这里的人和天气，我把自己、妻子和儿女都摆在这祭坛上面，这并不是要炫耀什么，也不是个不智的决定。他值得我们去为他作工的，以单纯的出发点，带着诚挚的心去服事他，我们或有少许的成功，他现在仍然没有离开我们。”
但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就尽吐心中的郁闷：
“我们亲爱的小恩惠！我们多记挂着她每天早上那可爱的声音。当我们起床时，她总是先来跟我们说早安的，日夜都有她可爱的声音！当我出外散步时，她会轻快跳跃地走在我身边。想起这一切都令我痛苦至极，‘这可能吗？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感受到她那小手在我掌中轻轻地压着，也看不到她那对明亮的眼眸？’但我们并没有失去她。我并不想她回来。我感谢神接走了她而不是其它几个孩子，虽然她是我们生命里的阳光。……但在那另一个地方，她会比在这里更快乐，更为圣洁。
“我从没见过那么完美，那么漂亮的小躯体。在细长，弯弯的眼眉下，是她长长如丝的睫毛；那鼻子，是完美无瑕；那小嘴带着甜甜的微笑；她的脸容是那么清丽……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和脑海里。还有她那可爱的中国夹袄，她的小手抱在胸膛上，拿着一朵鲜花——噢，棺木盖上了，但她的音容却不能从我们的思念里抹去。
“请为我们祷告。有些时候我几乎被**，但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还有‘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主的话成就。”
佚名
我们的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
愿我们更是为颂赞他和荣耀他而活
我们又遇上另一场风暴，
虽然没有像两年前那场真正的风暴
要承受风险那么久，
但我们的生命却遇到更大的危难。
在一封寄返英国的家书中，戴德生提及只有玛利亚和他共同工作时，才可以令他暂时忘却失去爱女之痛。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或许为了不让爱女的死变得枉然，他们再重新立志，誓要把福音带入中国内陆。
一八六七年年底，这队初出茅芦，缺乏经验的宣教队，于抵达上海后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都先后一一探访过浙江省内的大小城市，也有一位宣教士在南京工作。这些宣教士在不同的中心作工，有些中心所在地距离其它宣教士处，有二十四天路程之遥。
杭州的教会有王立群作牧师，在其带领下，根基渐稳。王是戴德生的中国助手，曾经随戴氏一家返回英国。到了一八六八年的春天，看情形，戴德生夫妇似乎可以离开杭州的中心，前往其它新领域发展工作去了。
那些日子里，在中国建立新的宣教中心是有性命之虞的。因为暴乱频频动乱几乎已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当戴德生在挑选宣教士时，对于一位只有一条腿，靠着拐杖走路的年轻人，他自然会提及这重要的问题：“假如中国发生动乱，你要逃跑，那你会怎么办？”
“我没想过要逃跑，”那人平静的回答说，他引用圣经的话又自信地加上一句：“我以为‘瘸腿的必得掳物’。”
事实上，当这位年轻人被接纳为宣教队的一员后，他在温州建立新中心时，这信心就曾受到考验。暴民冲入他的家，抢走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拐杖在内，他们向他叫嚣说：“为什么你不逃跑？”
“逃跑！”他微笑着回答说：“独脚人可以跑吗，我想知道如何——”他的勇气和友善的态度令那些暴民软化下来了，他们停止捣乱他的家，事件就这样平息了。
同样的信心亦见诸于童跟福身上。这位身材高大的苏格兰人，是第一位在南京展开工作的宣教士。南京曾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居民对战争和洋人都犹有余悸，因此当地官员就传令所有的旅店都不得招待这位外国人住宿。
幸好，那位鼓楼的主持并没有接到通令，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他可以接待客人吧，事实上，他也没有可招呼客旅的地方。当又累又沮丧的童跟福来到鼓楼请求收留时，和尚告诉他，鼓楼在晚上是可以供他栖身的，不过在白天，他就得离开，以免惊吓来拜神的人。
鼓楼确是一处非人居住的地方，童跟福这样记下这段经历：“我们欣然接受招呼，而且安顿下来，不过这里老鼠之多实在超乎我的想象。它们在晚上什么东西都啃。”老鼠的吱吱声，加上定时的敲鼓声，令这位宣教士彻夜难眠。到早上，他就得卷起铺盖，走到街上去度过他的一整天。他会在茶馆及市集传讲福音，同时又学习当地的土话。他写道：“我能讲的不多，但在神的帮助下，我会尽我所能去传讲……”
最后，一位木匠冒险出租他家楼上一部分地方给童跟福居住。其后，童跟福又说服他，把楼下临街的一个房间也出租；童跟福把这房间改装成一狭长的聚会地点，这就是南京的第一所教会。
抵达南京后不久，童跟福就把两间在杭州有代表的钱庄的名称告诉戴德生。但其后当一间钱庄倒闭，而另一间亦从南京迁离时，童跟福就没有渠道，可以收到从总部寄来的汇款，来应付他日常的开支和工作。
童跟福一点也不担心。当他把最后一块银币也用来换成中国币值时，而且这些钱币也很快地用完时，他仍不担忧。他的中国厨子和助手开始感到忧虑了。他们问道：“当钱都花光时，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这位宣教士回答说：“没其它办法，我们还不是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并且‘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吗！”
日子一天天过去，戴德生依然没有办法经当地钱庄汇款到南京去。最后，因为挂念着童跟福的需要，他唯有请路惠理乘船沿运河北上，送钱到南京。因为运河水位下降，船在离南京还有一星期的路程就不能前进了。路惠理唯有弃船登岸，用了四天时间，穿过林野，走了六十里艰苦的陆路来到南京。
而在那时，童跟福真的可谓一文不名；他的厨子虽然连自己的储蓄也拿了出来，但亦都用得精光。那天早上，童跟福依然传道如常，他提醒他那忧心仲仲的伙伴说：
“让我们仍然‘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他的应许没有改变，我们必‘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那天晚上，路惠理对运河的水位何以降得那么低的原因才恍然大悟。因为他走陆路，要比用水路快上几天的时间。当他抵达他同工的家里时，发觉他的壁橱里就如同他的银行户口一样，空空如也。晚上，当童跟福拖着疲倦而又饥饿的身躯，从外面回来时，他的中国助手快跑上前去迎接他。
“先生，”他喘着气说：“没事了！没事了！。路惠理先生带了钱来，我们可以有一顿丰富的晚餐了！”
“我今天早上不是告诉过你吗？”童跟福温柔地搭着这人的肩膀说：“信靠永活的神是永不出错的。”
戴德生并没有单让童跟福他们等年轻的宣教士去面对拓荒工作的挑战，他自己和玛利亚亦如其它内地会的宣教士一样，迎战无数的险阻和困难。
在杭州逗留了十六个月之后，那里的教会已有五十名受浸的会友。有王立群在那里当牧师，又有麦卡悌和福珍妮从旁协助，戴氏夫妇知道这里的工作可以放心了。所以当春天来到时，他们就收拾行装，带着四个孩子，乘船往南京去，打算与童跟福同工，或沿途有合适机会时，就在另一城市开展新的宣教中心。
在城内住久了，郊野的景色带给他们无拘无束轻松的感觉。运河两岸桑树连绵，又有桃、李树绽放吐蕊，像新娘子的花球般逗人喜爱。葱绿的山谷是大麦小麦的种植场，正在开花的豌豆和菜豆点缀在其中。运河充满了生气，来来往往的船只吸引着孩子们，就如美丽的田园景色令他们的父母心怀欢畅一样。
头三个星期，他们和戈夏利这位年轻的宣教士结伴同行，戈夏利刚在闻名的苏州城开展工作。苏州位处镇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乃重要的交通枢纽。戴德生被这城深深地吸引着，更因它有利的位置，而决定在这里设立一个宣教站。他开始物色合适的房舍，让内地会买下作中心之用。因为讨价还价的手续颇费时，又有感买房子之事要拖上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戴德生一家决定先继续沿运河北上。
在船上生活了两个月之后，戴家终抵达扬州是因马可波罗曾在此任官而名闻遐迩的大城。古老的扬州城内，住了三十六万人口，却没有一个宣教士在那里工作。这里的属灵需要是那么巨大，沉重的负担叫戴德生决定一家人留下来。
玛利亚写信告诉布迦先生他们抵达扬州的情况：
“假若你不是也要常常出门，恐怕亦难领会我们在上星期一的感受。请想象我们从一艘船头到船尾都因大雨而不断漏水的船，迁进一间一流的中国旅店的畅快舒适。外子曾见过不少中国旅馆，但都不能与这间相比，何况这旅店还是在扬州城之内呢！”
好客的店主人，加上围观的大群老百姓，令戴氏夫妇觉得这地是开展工作的好据点。因着当地的府台大人为他们讲好话，所以他们不久就找到一栋房子，可以全家在七月中搬进去。
当时正是炎夏，酷热难当，他们都希望较凉爽的八月会早点降临，只是他们的家却是访客和病人络绎不绝。一家外国人是容易惹人注意的，更何况戴德生是个大国手呢！玛利亚亦深得当地妇女的欢迎，因为她不但大方得体，而且还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久之后，正如在杭州一样，人们的心扉开始向福音打开。有玛利亚和孩子们同在，他们的工作亦不会引起别人的疑心。
但他们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同样要面对试炼和反对之声。孩子们都染上了麻疹，而最小的儿子更患上严重的，足以致命的气管炎。戴德生自己亦病了一段时期，差点还认为自己命不久矣。
夏天，城内一些绅士召开了一次会议，打算和他们作对。他们雇人在城中分发匿名**、诬告洋人作奸犯科，尤其是那些传播“耶稣教”洋人更是罪恶昭彰。
此后，他们发觉当地人的态度改变了。原本是友善的访客，如今却变成暴民。他们在戴家的房子外聚集叫嚣，百般辱骂那几位宣教士。又到处张贴海报，煽动风潮；多少次的暴乱都是由病得面无人色的戴德生站在家门外，阻挡着祸事发生，他态度平静地一一驳斥那些指控，又告诉那些愤怒的暴民，他们是全无恶意的。
最后，这场的豪雨令燠热的八月变得凉快起来，而大雨亦驱散了那群暴民。当童跟福和路惠理抵达当地，投入协助时，戴家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可惜，这欢喜却是转瞬即逝。两位从镇江来，穿着洋服的外国人的出现又再次引起当地人的不安。那些反对戴德生的人看见机不可失，待那两位外国人离开后，又再散布谣言说城中有许多儿童失踪了，他们捏造事实，说有二十四位小童被那些居心不良的外国人拐走了。那些滋事分子到处推波助澜说：“有仇报仇！进攻消灭那些洋人！他们的家财就是我们的了！”
当一群存心捣乱的暴民集结在宣教中心外面时，戴德生和童跟福就乘着黑夜逃出去，跑到府衙求救。戴德生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
“假如没有黑夜的掩护，我们根本就不能活着走到衙门求救。门房听见有暴民叫嚣，正准备关上大闸时，我们刚好抵达。因为在门口耽搁了些时间，那些暴民已经追赶上来。那还未关好的大闸给群众一拥而开，结果我们被人拖拖拉拉的扭进了衙门的大厅。假如那大闸已经下锁，相信门房必定不会为我们开门，而我们也就会被暴民抓着，饱受痛殴。”
在衙门内，戴德生跟他的朋友焦急地等待；远处，则不断传来叫嚣捣乱之声，其它的宣教士，包括玛利亚和孩子们都留在那里，暴民已经集结了八千至一万人。
最后知府出来了。戴德生请求他去平息暴乱，回复秩序。知府派了三千士兵去驱散人群。
因担心着其它人的安危，戴德生和童跟福匆匆赶回宣教中心。戴德生写道：
“……在士兵护送之下，我们回到中心。一路上我们听见人说，宣教中心的洋人都已被杀。我们忧心莫名，唯有求神支持我们，另方面又希望那些都是言过其实的讹传。
“当我们抵达家门，此情此景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地下一堆半焦的苇草是有人企图放火烧屋的，一垛墙倒塌了，留下颓垣一片；到处都是翻箱倒柜的痕迹；纸片、信件四散、捣毁了的工具箱、书桌、衣柜、医药器材，和熏坏了的书本残页乱七八糟的散放着，但却人影杳然。”
经过一番焦急的搜寻后，才发觉那些宣教士和孩子们原来是躲在隔壁。当暴民破门而入，开始纵火烧屋时，他们就爬上屋顶，在黑暗中逃生了。他们当中有人受伤，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头上被石块打伤，伤势相当严重；玛利亚在跳下地面时伤了一条腿；其它人虽亦有损伤瘀肿，生命却幸能保存。戴德生找到他们时，彼此都觉得恍如隔世。
他们能够生存是个神迹，为免再节外生枝，戴德生于是和众人乘船离开扬州，直至事件被淡忘为止。
暴乱过后大概是四十八小时左右，他们的船已抵达镇江。玛利亚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愿我们更是为颁赞他和荣耀他而活。我们又遇上另一场风暴，虽然没有像两年前那场真正的风暴要承受风险那么久，但我们的生命即遇到更大的危难。我相信神是用这次熬炼来彰显他的荣耀，深愿福音因此会被广传……”
追讨赔偿扬州城的房屋重修费用既费时又艰巨，他们很久都不能返回扬州居住。最后当他们回到扬州时，他们却受到盛大的欢迎。带着感恩的心的戴德生写道：“这件事的结果，是叫我们往内地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了。”
其实，令人们不再起疑心的，可能是戴德生一家人的其乐融融，和其它宣教士同舟共济之心。“事实胜于雄辩，”虽然经过一场大风暴后，孩子们仍然回来了，他们的邻居或许要重新评估他们先前对他们的看法，更何况他们听说玛利亚还快分娩呢。
虽然戴德生他们上一次的离城时是充满惊险恐惧，但在回到扬州城后，玛利亚写给布迦太太的信却是这样说的：
“神再一次赐给我心所愿的。假如情况许可，我宁愿我的孩子在这个城市、这一间屋、这个房间内出生，而不是在其它地方，包括你那漂亮的房子。在那里我曾受到你亲切的照顾和款待，舒适丰富的预备使我备感温馨。”
由于在暴乱中受伤的宣教士迅速的复原，加上玛利亚和戴德生的第四个儿子诞生了，都向扬州城的邻居作出有力的见证。结果，那位在他们初到贵境时曾热情接待他们的旅店主人，和在暴乱中仍胆敢理会他们的两个扬州人，都先后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和接受浸礼。
戴德生和玛利亚都松了一口气，以为扬州事件已经过去和被遗忘了，但是他们却错了。
佚名
我常常请你们
在祷告中记念我，
我实在非常需要你们的
祷告支持。
这需要比以前更大了。在扬州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戴德生差人带了一个口讯给当时的英国领事，告诉他们这队宣教士所面对的危险。其后不久，他再寄出一个短讯，提到他们正处于危难当头，生命受到威胁。
虽然他并没有要求领事保护，也没想过会受到保护，但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在扬州被暴民滋扰一事却被传开了，事件更引起国际纠纷，中英两国还差点互相动兵，这事大大影响了中国内地会的工作。
刚签署不久的条约里这样注明，任何拿着英国护照的人都可以在全中国四处走动、或定居而不会受干扰的。不过，无论是英国官员、英国商人或是宣教士，每当他们离开那五个最早被逼开放的口岸，进到内陆时，都会遇到当地人的反对或是不友善的对待。自从条约签署后，英国领事就接到源源不绝的投诉，指出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地的官民都不愿遵守条约规定并其所表现的精神。所以，在接到扬州宣教士受困的消息后，英国领事认为是该将事情讨个公道的时候了——明显地他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
引用英国国民在扬州受辱一事为题，在华的英国官员在英国外交部指使下，藉机强迫中国遵守条约所列的条款。为要向清廷施压，还派出英舰来展示实力。
当有关英国官员在华耀武扬威的行动传回英国时，其时恰巧英国国会改选，新上任的内阁成员对于上任国会对华过分激烈的政策不以为然，于是一举**了以前的政策。那些在地球另一端忠心的英国报章，在未能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大肆公开抨击那些差点让英国卷入战争的宣教士们。这些报章又指责那些宣教士要求英国炮舰保护，以船坚炮利之便，来强迫中国人改变自己的信仰。
国会为在华发生的事件激辩多月，而英国报章亦不断以头版篇幅报导。如此一来，在英国的中国内地会办事处自然也得发表声明，应付外界的质询；不过布迦先生却没有听到戴德生提到向英国领事求救一事，对于有关指责一时难作申辩。他得写信去中国查询详情，然后静候数月等待回音。在此期间，公众对内地会及戴德生作为领导人的指责蔓延全英国，而有些内地会的支持者更因此而停止奉献。
玛利亚为解戴德生之困，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布迦夫妇，解释在扬州所发生的一切。在信的末了她这样写：：“于外间无情的指责，以及主内肢体令人痛心的误解，我们认为最佳的方法还是继续工作好了。至于要申辩一事，就让神来处理罢。只是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所作的及其原因，至于麦华达领事，及柯礼国爵士在未经我们同意下就插手一事，你还是不要报导为佳，他们是遵照前任内阁所订的政策行事，新内阁要他们承担责任是不应该的。假如我们也落井下石，就是无情无义了。”
到了这时，戴德生自己已和当地官员协商妥当，把差会再移返扬州。至于在英国掀起的轩然风波，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唯一可做的就是祷告和等待批评自动止息。
三月间，英国上议院对扬州事件展开激列的争辩，森马锡公爵还动议要把所有在中国的英国宣教士召聚回国，以免他们再惹起争端。忧心忡忡的布迦写信对戴德生说：
“你很难想象这事件对全国上下的影响。但感谢神我可以说：‘任何事都不能动摇我的看法。’我深信他呼召我们是去工作，而不是遇疑难就一走了之或自承失败……你要刚强勇敢，这场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
当英国发生批判风波的同时，在中国的内地会亦要面对一次内部引发的危机。其实这事已酝酿多时，一小群不满戴德生领导及政策的宣教士，最近又制造事端，他们因为拒绝再穿华服，其后更被他们工作当地的城市驱逐离去。戴德生和玛利亚大方地收容他们在自己的宣教中心，但他们仍是不肯穿中国服装，而且继续反对戴德生的领导。最后，他唯有伤心地请他们离开。虽然只有这一小撮异见分子和戴德生的意见不和，但问题却是以讹传讹，在英国这事又被大加渲染，使得更多的支持者亦因而停止奉献，结果这小小的差会在英国和中国都陷入了危机的局面。
戴德生重担压肩，他写信回家向友人求助：“请为我们祷告，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恩典。我们每天都要不断求神给我们忍耐和宽容，赐给我处理人际问题的技巧，以应付那么多不同性格、种族和语言的人所产生的磨擦。求神给我专一的心、清晰的头脑、智能、温柔、忍耐，会对准目标，信心不动摇，还有像主的爱以承担我的责任。并求神赐我们足够的需用和适当的帮手，好执行才展开的艰巨任务。”
虽然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中国内地会的同工仍继续向新的地域拓展福音工作。就在扬州事件平息，他们可以返回当地立足之前，戴德生已作了一个重要的探索。他沿运河北上，抵达一个他认为可以向北方各省展开工作的城市。宓道生亦把宁波的工作交付其它人，自己则从浙江向西进入安徽，这人口二千万，却完全没有基督教宣教士工作的内陆省分。
在英国，加入内地会的人数和奉献收入并没有如他们所祈求的增加，反而因为扬州事件所引致的争议，大大地削弱了奉献与支持。不过神用一个他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去回应他们的祷告。
当时在英国有一个一文不名的人，他就如空中的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一样，没有工作收入，但却养活了一家人和二千个孤儿。他没有向人发出求助，也没有让人知道他有经济或其它需要，他只是把所需要的告诉天上的父神。乔治穆勒和他的信心，长久以来都是戴德生和其它人的激励。
除了应付他在布里斯托的庞大工作之外，乔治穆勒还常常奉献给在海外的宣教工作。他按时祷告，求神给他资源，好用来支持在中国或其它地区的福音工作。多年来，他都不断慷慨奉献支持戴德生的工作。
扬州事件刚起，消息还未传回英国时，乔治穆勒就觉得需要多汇款项至中国内地会。在暴动发生后一两天，他就写信问布迦先生，索取更多他可以支持和为其祷告的内地会同工名字。布迦先生给他提供了六个名字选择，穆勒却照单全收。
翌年，在中国的同工为资金短缺倍感吃力的时候，穆勒又再次写信，加增他的奉献支持。当这封信还在途中时，戴德生写信给他的一位同工说：
“在半个财政年度里，我们所收的奉献比去年少了一千多英镑。我现在已经没有雇用厨子了。我发觉从附近一间饮食店买饭食，每人每月只需一块钱就够了，这比雇个厨子便宜一点……让我们凭信心为所需的款项祷告，好让我们的工作不至被逼缩减。”
戴德生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不愿他们的工作受影响。几日后，他接到乔治穆勒的来信。信中说：
“亲爱的弟兄，主在中国的工作愈来愈萦绕我的心头，故此我既祷告，亦盼望可以用更多资源和祈祷来支持这等工作。最近，我特别感到有此需要，在金钱上服事和你一起同工的弟兄姊妹。我特别希望他们知道我也是会个别关心他们的，而神已经满足了我这盼望。”
信内有十一张汇票，是寄给十一位以前穆勒没有支持的同工的。连同该信亦有一封布迦先生的手笔：
“经过细心考虑后，穆勒先生向我索取了和中国内地会有联系的弟兄姊妹的名字，他决定个别给他们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支持，除非我们知道有其它不可能的原因……主知道我们的资金愈来愈短缺，故此叫他所看重的仆人来帮助我们。”
乔治穆勒对他们的鼓励并非单是在金钱上，（虽然他在随后数年的奉献，每年都达到一万英镑，而这数目也是在扬州事件发生后，内地会所少收的奉献数目。）知道有这信心伟人为他们的需要祷告，雪中送炭令他们感到无限振奋。在他寄来第一批的支票中，他写了一番令那些宣教士信得鼓舞的话：
“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我在主里爱你们；我对主在中国的工作非常感兴趣，而我每天亦会为你们祷告。
“我相信在你们遭遇困境、苦难和失望的时刻，知道有人关心，有人在主面前记念你们，是能够给你们带来鼓励的。但就算没有人关心你们，你们亦要知道主是常与你们同在的。保罗在罗马监狱内的例子就是个明证（提后四章16至18节）。
“仰望他、倚靠他；有此确信，当你与他同行，定睛在他身上时，他就必帮助你们，他永不会叫你们失望。我认识主已有四十四年了，就让我这年长的弟兄告诉你，他从不会食言。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最难忍受的熬炼中，在最贫困的生活中，他仍然没有令我失望。因为神的恩典使我可以信靠他，而他也常常成为我的帮助。我乐意称颂他的圣名。”
这些话正是戴德生所需要的。外表上他似乎看来稳若盘石，是他那些年轻同工的信心典范；但他要承受的压力却愈来愈重了。新的宣教中心一个接一个成立，这些奇妙的事工发展，无疑令他非常兴奋，但扩展的工作亦成为他心头的重担。他心中严重的抑郁似乎挥之不去，心里没有平安。
一八六九年初，他向父母倾诉他藏在心底的苦恼和伤害：“我常常请你们在祷告中记念我，我实在非常需要你们的祷告支持。这需要比以前更大了。有人妒忌我，很多人看不起我，又有人憎恨我；多少时候我常常要背负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是制订一些宣教原则的创始人，又是强大的不信及迷信体系的抗衡者，我所作的前无古人。因为缺少有经验的助手，我常常生病，所处的环境又不时令我感到难堪。假如主不是特别恩待我，假使不是确信那些工作是他的，而他也在我里面，相信在这些矛盾困境之中，我早已倒下了。但这场仗是属于主的，他必会得胜。我们会失败跌倒，但他却永不会令人失望。然而，我实在更需要你们的代祷。
“我的责任愈来愈重，需要神更大且特别的恩典才能够胜任。我常痛心疾首，为什么我和神的距离那么远，而我效法亲爱的主的速度又是那么缓慢。
“有些日子我被试探苦苦折磨，才发觉我的心原来是那么坏。但不久，我知道我爱神也爱他的工作，我只愿单一事奉他。我宝贵我亲爱的主，他是超乎一切之上，亦只有他可以完全接纳我。很多时候，我会忽然怀疑，这样一个满身罪污的人，怎能作神的儿女呢？但我会尽力把这些思想抛诸脑后，我以耶稣为我的至宝，也因神丰富的思典，使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接纳，为这些事实而欢喜快乐。主耶稣是父神所爱的，我们也要爱它，但在这方面我是多么不足啊！愿神帮助我，使我爱主更深，并更殷勤的服事地。请为我祷告，求主保守我远离罪恶，使我全人成圣，并大大的使用我为他工作。”
戴德生虽然有信心带着一队宣教士到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去，但在这段日子里，他却觉得自己是如此不足，从未像现在那样更渴望神的帮助。
我努力求信心，但却得不到；
我试图把信心付诸实行，
但却只是徒劳。
当我愈来愈见到在主里有无尽的恩典
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是那么完全，
我的无助和罪咎感就更油然加增了。
几个月过去了。戴德生马不停蹄地在内地会两个预定作总部的地方来回走动，其一是在浙江，就是内地会印刷的所在地；其二是在扬州，那里的教会增长迅速。夏天来临时，戴德生再遭病魔侵袭，整个月都感到不适。虽然体力还未完全恢复，戴德生已踏上另一次艰苦的旅程，沿运河北上去照顾病况严重的祝名扬。在那里，还有戈夏利夫妇从苏州来，向他请教工作上的疑难，而童跟福夫妇则从南京来，和这差会的领导人商讨工作发展的策略。
戴德生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引致体力透支而且情绪低落。他唯有紧握着属灵的盼望，并拒绝让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垮下来。
及后，他返回镇江的家，在一群来信中，他发现了麦卡悌——他那年轻的朋友和同工——从杭州寄来的信。他知道戴德生内心的挣扎，因为他们曾谈及这问题。自从那次交通之后，麦卡悌有一个属灵发现，因此他想和他的朋友并老师分享。在给戴德生的信中，他是这样写道：
“我真希望能与你见面，详谈有关追求圣洁的问题。当你谈到有关的意见时，我的脑海中亦想着同一件事，这不是因读书联想起的……而是经过连串失败后所产生的感触我察觉自己常常不能达到应对准的目标；那是一种不安的心理；是一种不停的追求，想要找出一个可以不断与主交通契合的方法；有时这种与主在灵里的相交可以那么真实，有时又远如梦幻！……
“如今我明白，这种挣扎、渴求和盼望要更好地过基督徒生活的态度，都不是通往圣洁、快乐及为主所用的途径。当然，这总比满足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态度为佳，但始终并非上策。一本名为《基督是我所有》的书，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从接受主耶稣那一则开始就是圣洁的启蒙，爱主耶稣是圣洁的进程；仰望主耶稣，相信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就是达至圣洁……那些愈能让主居首位的人愈是圣洁，他可以充分享受主所完成工作的喜乐。令人跌倒的是有瑕疵的信心。”
“我最赞同最后的一句话。靠着主的恩典，我活着就是要让爱我的主，在我里面随他的旨意行事和洁净我。我与主同行，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挣扎；我要经常仰望他，信靠他每日加给我力量……安息在大能的主的爱里，在已完成救恩中有赦罪的喜乐这些本不是新知识，但对于我却是当头棒喝。我感到在我里面有如旭日初升，我颤抖着迎接它的来临，但同时间又发出信靠的欢呼。面对这无边际的大海洋，我仅开始涉足浅岸边而已，我只是浅尝了一口那里的水，就已感到完全的满足。现今基督就是我的力量，他是我事奉的唯一动力，是永恒不变的喜乐根基……
“怎样才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增强？唯一的方法就是思想主耶稣是谁，并他为我们所作的一切：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的，这都是我们当思想的课题。信心不是靠挣扎去赢得的……只需仰望那可信靠的主，完全安息在爱子里，从今时直到、水远。”
之后，戴德生写下这些话对他所起的影响：“我读信时茅塞顿开。我转睑看主，才看着，喜乐已如泉源涌溢了！”
他再上扬州时，刚和他的朋友打过招呼，就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经历。
他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来回踱步，并且兴奋地说：“啊，祝先生，神已使我成为新造的人！神已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那些认识他的人都有同感。祝名扬这样记述：“他如今是个充满喜乐的人，是一个开朗快乐的基督徒。以前的他劳苦担重担，到后来灵里更得不着安息。现在的他在主耶稣里放开怀抱，让主作工——这改变实在太大了。他每次在聚会讲道时，都有股新力量从他里面涌流出来。烦恼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困扰他。他把每样事情都交托给神，祷告的时间更多了。他不再工作至深夜才睡，他很早就上床休息，清晨五时起来，常常用两小时读经和祈祷，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六个月前，戴德生还为自己的属灵软弱自怨自艾：“我不断悲伤，为什么我和主的距离那么远，为什么我在学效主的进度上是那么慢。”但如今他不用再刻意学习了，他是经历了保罗所形容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戴德生的心忧不再有枷锁，他感受到的乃是令人兴奋的自由；再没有失败，只有得胜，再没有恐惧和软弱，他深信主能满足一切。这改变是那么惊人，但又那么简单，他很想和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分享心中体会，于是他先从朋友和至亲开始。
他的妹妹贾贺美已经是十个孩子之母，她被照顾家庭的责任重压着，他写信对妹妹说：“非常感谢你写来情词恳切的长信……自从我们回到中国后，你已经没有写过这么长的一封信了。我知道你和我一样，精神和肉体就只能承受某一程度的压力，而且亦不能过劳。
“提到我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繁重和艰难！但我却没有重担压肩的感受。上个月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我急着想告诉你主在我身上所作的。我不知道我能使你体会明白多少，因为我要讲的并非什么稀奇的新知识，但那却是崭新的……”
“或许我多讲一点背景，你会较容易明白些。亲爱的妹妹，在过去六至八个月内，我的脑海里都不断在思索，我感到自己和差会的同工都需要更加洁净、更有丰盛的生命和能力。而在相比之下，我本人的需要就更大和更迫切了。我感到自己是陷于不知感恩和远离神等罪恶的险地。我祷告、禁食、悲伤、挣扎、立愿、努力读经、用更多时间默想，可是都徒劳无功。每时每刻，犯罪的感觉都在缠绕着我。
“我知道假若我能与主同行就万事皆休了，但我却是有心无力。每天一起床我就祷告，并且下定决心要整天仰望主，但工作压力一来，令人劳累的干扰一起，我很容易就忘记了主。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情绪变得起伏不定，人也容易受试探，于是恨人的思想，伤人的话语也就难以驾驭了。每天我都逃不掉罪咎和失败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软弱无力。我有立志之心，却没有实行之法。
“最后我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难道没有逃避之法？难道我一生都离不开矛盾与失败？我怎可以衷心地对那些接受主基督的人说：‘凡接受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亦即可以像神的样式），因为我自己亦不曾有此经历啊！我不但没有变得更坚强，反而是更加软弱，更没有抵挡罪恶的能力。我憎恨自己，又恨恶罪恶，可是却得不到更大的能力去抵挡罪恶。我有自己是神的孩子的感觉，他的灵在我心里会发出呼喊：‘阿爸父神。’但要怎样做才可以行使作为他儿女的权利，我却无能为力。
“我以为圣洁，或者是在生活上圣洁，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藉主恩慢慢达到的。我最需要的，也最渴想的莫过于在行为上圣洁了。但事与愿违，我非但得不到圣洁，反而我是愈奋力追求，圣洁就离我愈远，直至差不多绝望为止。我开始想，因为神希望天堂变得更加甘美，所以不让圣洁来到人间。我不认为我能靠一己之力可以达至圣洁，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无能。我如此告诉主，并求它赐我力量和帮助。有些时候，我以为神会保守支持我，但到晚上回顾一天所发生的事时，我又觉得只有罪和失败，并在神面前的忧伤而已。
“我并不想让你认为在那漫长、沮丧的日子里，我的经历就只有这一样。不错，这是我经常的感觉，而且差不多是常以失落无助终结，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主是无比宝贵；一位可以拯救，亦会拯救像我这样罪人的救主……有些日子，我在主里有喜乐与平安，但可惜竟都是短暂的，我感到多么的软弱。噢，主是多么美善，他竟帮助我脱离这矛盾！”
“在这段日子，我确信，主能满足我一切所需。但在实行上，我应怎样经历这种满足呢？主是丰富的，但我却是贫穷的；主是刚强的，但我却是软弱的。我完全知道在葡萄树的根部有丰足的养分，但我这幼弱的枝子怎样才可以吸取到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当黑夜渐渐散去时，我看到信心就是唯一我所需要的，我要向他的丰盛伸手，使他的丰盛成为我的所有，但我却没有这种信心。
“我努力求信心，但却得不到；我试图把信心付诸实行，但却只是徒劳。当我愈来愈见到在主里有无尽的恩典，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是那么完全，我的无助和罪容感就更油然加增了。与‘不信’之罪相比，我其它所犯的罪似乎是微不足道了，‘不信’其实是一切的主因，是我没有或是不愿意相信神的话，因而使他成为说谎者！‘不信’是这世界致命之罪，但我却沉溺其中。我祷告求信心，但信心没有来。我可以做什么呢？
“当我灵里痛苦至极时，麦卡悌的来信，使我眼中的鳞片顿然剥落。神的灵向我放示主耶稣与我们是一体的这个真理，以前是我不曾知道的。麦卡悌和我一样饱尝失败之苦，但他比我早见曙光，他写道：‘如何使信心更加稳固？不是靠己力去强求，而是靠安息在可信靠的主身上。’
“当我读这话时，我恍然大悟！‘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举目看主，只见他说：‘我必不撒下你。’（当我看见主时，喜乐真有如泉涌。）
“噢，在那里有安息！”我想。“我曾经凭己力要安息在他里面，只是徒劳无功。如今我不再力争了，因为主不是曾应许过他会与我同在，永不离开我，永不撇弃我的吗？我亲爱的妹妹，他是永不会撇弃我的。
“这并非是他向我展示的一切真理，他展示的何止一倍或以上。当我思想到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时，圣灵的亮光就涌入我的心中！让我明白我渴求从主里面得到养料，渴求得到他的丰盛是错误的！我认识到主耶稣不但永不会离开我，而且我还是他身体骨肉的一部分。葡萄树除了树根外，还包括树干、枝子、根子、树叶、花朵和果实等。而且主还不止是这些，他也是泥土、阳光、空气和甘霖，他是我们所能想象，所希望的千百倍以上。看见这真理的喜乐多美妙！我祷告愿你也能明白这个真理，好使你也可以享受主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丰盛。
“亲爱的妹妹，能与复活，被高举的救主合而为一，是多么美妙的感觉！试着想象其中所包含的一切。假若基督是富有的，我还会贫穷吗？你可以左右手中的财富不平均吗？你的头会吃得饱而你的身躯要捱饿吗？再者，想想这真理怎样改变我们的祷告内容。银行的职员可以对顾客说：‘是你的手，非你本人签发这张支票’的吗？又或是‘我不能把钱交到你的手上，钱必须交给你本人？’你我的祷告假若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就再不会被退票了，（我们的祷告，不是只因为以主的名义求的缘故，而是我们乃是他肢体的一部分。）只要我们按主的旨意求，这就可以了。假若我们所求的有违圣经的教导，或是不按神的旨意求，耶稣自然就不会应允。但假若我们是‘按主的旨意求’……我们就知道，求就必得着。
“假如可以把各部分相比，最甘美的一部分，就是能够与主联合所得的安息了。我不再为事情忧虑，因为我知道他能够把他的旨意付诸实行，而他的旨意也是我的。不论他把我安放在何处，这事实都不会改变。而我结果身处何方，这也是他的决定，因为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他的思典仍是够我用。对于我的仆人来说，无论我叫他买些什么回来都没有两样，他同样要向我拿钱。所以假若神要把我放在一个极度不明朗的处境时，他不是会给我更多指引吗？假若他把我放在一个极其困难的位置上，他不是会给我更多的恩典吗？在压力重重、试炼多多的环境中，他不是会多给我力量吗？不用害怕神所赐的资源不足以应付所有紧急事故！他所有的资源都是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并且与我同在，在我里面活着。
“自从凭信接受主在我心中居住这个事实之后，我是多么的快活啊！我希望可以亲自向你讲述我所经历的，而不是靠书信来叙述。我并不是比以前坚强，在某个程度上，我并不作如此想，也不会努力求这样的成果。但我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又是与他一同复活。如今主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主恩诉说不尽。愿神让你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不要让我们继续说：‘谁会升到天上呢？’（即把基督拉到地上来。）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以为主耶稣离开我们很远，因为神已使我们成为他肢体的一部分，我们是与主合而为一的。我们也不要以为这真理仅为一部分人所拥有，其实每一个作神儿女的人都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人可以放弃这权利而不令主蒙羞。只有在主里，才有从罪中得救赎的力量，以及事奉的力量。”戴德生的妹妹亦发现到这真理是那么简单，又那么实在。
多年后有人这样问戴德生：“你是否常常自觉自己是在主里面呢？”
“昨天晚上我睡觉时”，他答道：“没有想起我正住在你家，是否代表我没有住宿在你家中呢？我们永不应感觉自己并不是在主里面。”
在发现这简单的秘诀之后不久，戴德生的生命和事奉就起了他从未想过的大变化。
佚名
我在主里比前是更喜乐，我的
灵得到更大的安息，
我把所有重担都交了给主，
我知道只有他能担负一切。若要满足于
神的旨意和工作中，
唯一的途径就是安息。
戴德生曾经这样写道：“我不再为任何事情忧虑，因为我知道他必能成就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也是我的。”但这信心的宣告在随后几个月内却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他的工作量与日俱增，而周遭涌起的矛盾风暴，亦击打着这微小的差会及其工作。
从往来的书信中，那个秋天他所要肩负的重任由此可见。在一八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他给在南京的一位宣教士写道：
“……工作压力愈来愈大，但却没有影响我在主里的喜乐……我把你那本宝贵的书首六页随信付上，而且还正购买活字版来加以印制。”
同一天，他写信给差会的另一位同工：“……差会的经费比以前少了许多。”
十月廿七日，他从扬州写道：“在这里的工作令人鼓舞，我们实在感谢神。有五个人受浸……还有八个人准备接受浸礼，我相信过一段时期，要受浸的还会有好几位。现在是进行审核阶段，来参加聚会的人很多，而且非常留心听讲道……”
在十月三十日，他写信给大州府的另一位宣教士说：“请为经费祷告，经费比以前减少了许多，不过神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没缺少些什么；我们有此确信，假如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
翌日，在一封写给安庆的新宣教点的信中，他这样说：“我突然想起要加上这一点，就是有些内地会的同工可能不晓得服事他们所需的人力，这固然是我们所乐意效劳的事，但行起来亦十分费时。就如，我要写信给穆勒先生，谢谢他寄给你的汇票；然后又写信给罗先生，恳请他在找到一个比上海的钱庄更好的兑换价钱时才把支票兑现，现金就存入他的户口，然后再转账至我的现金户口里；之后这笔钱又得寄给夏先生，请他再转交给你。当然，我亦得通知你这笔汇款，不过可能不用写信而已。感谢神容许我在他荣耀的工作上做联络的工夫，我是以欢喜之心尽上绵力的，惜不能常常尽如人愿，做到每个人所希望的地步。我刚收到几份长篇幅的单张和部分新旧约圣经译稿，它们都是以不同方言写成或译成的，这些请我修订的稿件，恐怕亦要用上数星期的时间。不过这时我亦在求神请他引导，我应否今天晚上就动身前往，离这里最远的宣教站，去探访一位患病的同工。”
政治持续不安令当地人对外国人存着恐惧、厌恶和仇恨的心理，就算宣教士也不能幸免。十一月，安庆发生骚乱，消息传来当地所有外国侨民都被杀掉了。后来虽然有更可靠的消息到来，说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都能幸免于难，令他们忧心得释，但他们仍在担心这事件会不会是扬州教案的重演，他们的工作在英国又再受到猛烈批评。戴德生在给母亲的信中说道：
“我在主里比前是更喜乐，我的灵得到更大的安息；我把所有重担都交了给主，我知道只有他能担负一切。若要满足于神的旨意和工作中，唯一的途径就是安息。事情的发展可能非如我所愿。但假若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又或者是他订定这些事该如此发生的话，我最好还是接受现实好了。我的责任是顺服，他的工作是指挥。因此对于在安庆发生的新熬炼，我不但能够忍受得住，而且还对神满心感恩。我没作他想，只知为这事感谢神说：‘即使如此，父神，因为这在你眼中是好的。’不过，仍请你为我们多多祷告，你会这样做吗？”
那年圣诞节，戴德生和玛利亚并孩子们在扬州过得特别愉快。他们的庆祝当然是没有传统的烧牛肉和果子布丁，一位新来不久的宣教士费查理这样报导：
“他们吃的全是中国食物，还记得当一位不懂用筷子的外国人来到扬州时，我们还得辛苦搜罗一套刀叉给他。市面上还没有炼奶供应，他们所用的外国货品可说是寥寥无几。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大桶的蜜糖，是由兰茂尔号运来的。我们以蜜糖拌饭吃，相当受欢迎。”
那个圣诞节，一如往昔，戴德生和玛利亚都省吃俭用，好从自己的户头内省点钱来和其它内地会的同工分享。他们不但慷慨自己的钱囊，也包括他们的时间和对其它人的关心。费查理在他的书信中就曾指出：
“我被戴先生的友善态度深深感动。他对我非常仁慈，我在他的药房和医疗工作上帮忙。每当他在扬州时，我就会跟他在一起。他督导我的学习……他的工作极其忙碌，但人看起来却相当年轻和充满活力，他喜欢和子女一同嬉戏，而且乐此不疲。他酷爱音乐和歌唱，每主日晚上他都会以口琴伴奏，教那些中国人唱圣诗，每次达一小时……”
虽然压力有增无减，戴德生和玛利亚在那年的秋冬两季却过得比以前愉快。对于戴氏一家来说，扬州比其它住过的中国城市更有家的感觉。当戴氏夫妇要为公事出门时，孩子们就留给戴德生那能干的秘书白安美照料。白安美是随戴家乘兰茂尔号来中国的，自抵中国以来，她一直都在当戴德生的私人秘书。公务办完，当戴家父母回家时就与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虽然他们极爱自己的孩子，也因着他们的爱，在一八七０年的春天，戴德生和玛利亚不得不作出他们自结婚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在中国并没有可供孩子们接受正式教育的学校，而且他们又不愿意几个较大的孩子再经历一次疾病肆虐的中国炎夏；除此，他们更注意到五岁的森姆的身体愈来愈坏了。
有一段日子，戴家曾考虑让玛利亚带着几个孩子回英国去。白安美自愿跟孩子们回英国并照顾他们，玛利亚则得以留下来继续协助戴德生发展工作。这似乎是个好决定。不过想起要与四个年长的孩子分离，这决定就变得异常痛苦了，因为留在中国的，就只剩下那个在扬州之乱时出生的幼儿。
分手之期愈来愈近了，戴德生在信中向母亲诉说自己的感受：
“神会供应的，他也是天父哟！我亲爱的母亲，在这段黑云开始密布的日子里，相信你能明白我们的感受。有些时候，我们的力量和勇气似乎都被这事驱散了，但神却要帮助我们。神真是好啊，在叫我们下此决心前，他先已让我们更多明白他的心意、爱和赐予，以及他的喜乐。虽然我们还不晓得，他已知道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我们的大能者，凡事都能作，不但不会发昏，而且也不会不知感恩。在这次试炼上，我们也有许多的恩典。白安美的爱心和自我牺牲是我们难以回报的。除了我们，孩子们最爱的就是安美了，她也是一样。她知道我们对孩子们的心意，无论是健康或生病，她都知道我们的反应会是如何。我知道你必会尽所能助她一把……请特别为我亲爱的玛利亚祷告。当忙碌收拾和送别过后，她会有一段难过的适应期。但主的工作既然叫我们作出如此决定，他也必定会保守她的。”
分手的日子愈近，森姆的病亦每下愈况。当他稍为好转时，戴家就从扬州启程，乘船到上海，再从那里购远洋船票送孩子们回国去。当他们的船还未驶离扬州之际，森姆的旧病又再复发了。整夜，戴德生和玛利亚都不眠不休地照顾他们的病儿。到第二天早上，当小船行驶扬子江时，森姆就昏迷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狂风暴雨中，戴德生和玛利亚横渡两里宽的河面，把孩子安葬在镇江一个小坟场内。与孩子们分离虽然是无比痛苦，但森姆之死，加上他们另外一个小女儿早已葬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个事实，使戴氏夫妇知道这个决定是作对了。为了孩子们的缘故，他们的几个儿女得退回英国居住。
在上海待了数星期后，白安美就和孩子们上了一艘法国船，在清晨时分启程了。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好友布迦先生说：
“我在中国最后一次看见孩子早上起来。两个小的我们已一无挂虑，因为他们已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如今，泪水虽然不会久流，但亲爱的弟兄，我仍感谢神让我这极不配的人参与他这么伟大的工作。这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你的，但它是我们的工作；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参与在其中，乃是我们是属他的，而工作是属他的。”
他们在中国的日子从没有像那段日子那么难过，虽然如此，他们亦深觉这决定是作对了。“我对神安慰和保守母亲们的恩典深表钦羡，深感奇妙，”戴德生写信给玛利亚说：“秘密就是耶稣能满足人心灵最深处的需要。”
那年，在内地会各宣教站的宣教士都饱受不同的疾病肆虐。他们送走孩子回程时，还未抵达镇江，已听见祝名扬的妻子病危的消息。戴德生因为船上还有另一个病情危殆的病人，故此不能离船，玛利亚唯有走陆路赶往镇江，看看有什么可伸以援手的地方。
因为日以继夜地照顾病危的妻子，祝名扬已是心力交瘁了，突然间，他听到有人在他的宅院楼下。谁会在夜半时到来呢？他们会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轮船经过，本地人的小船又不会在夜间航行？
怀胎六个月，大腹便便的玛利亚，坐了一整天的木头车，经过崎岖不平的道路，像风一样冲入屋内。祝名扬后来记起这件事说：
“戴夫人虽然经过整天舟车劳累，疲乏不堪，她仍然坚决主张我上床休息，好让她接替照顾病人。她怎么也不肯去睡。”
“‘不，’她说：‘就算不守夜，你所要承受的也够了。去睡吧，无论你睡或不睡，我都会看守着你的妻子的。’
“我永不能忘记她说这话时是那么坚决，那么充满着爱心。她的面容带着主的光辉和温柔，她在主里有喜乐和力量。”
病人终于度过危险了，但那个多病的夏天却令内地会灾难重重。一个更大的危难还等在前头。
戴德生写道：“我们正面对一个政治危机。假如我们的政府继续插手，相信一场疯狂的战争是在所难免。在这期间，我们的身份是愈来愈尴尬……你很难想象我们有时要走的是一条多么微妙的道路。”
夏天愈来愈热了，他再写信给内地会的朋友们：
“以前所遇到的试炼都只是个别宣教点而已，但如今，却是差不多所有宣教站都同时面对攻击。原来在中国人社会中，起了广泛的混乱；那些中国人原本以为是当地的法师在他们身上作蛊，及后又谣传混在他们当中的敌人是外国人所收买的，他们的惊讶和愤怒之情真是难以形容。闻名的天津暴乱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引发的，他们残忍地杀死了当地的修女和神父，甚至法国领事也遭害。如此一来，在内陆地区又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呢？在那些地方，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孤单、无助的。就只有神大能的手在保护他们；神听了我们同心合意，不断地在主面前奉他名而求的祷告。而亦是这大能使我们可以以主为满足，我们满足于他的爱、同在和保守里。”
天津大屠杀一开始，就有二十一名外国人被杀，于是他们决定把小孩和妇女们都送到沿海的城市去。有段时期，他们还以为当地中国官员会驱逐他们全部离境。在这事件期间，他们写了许多信给中外的官员，又不断去信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同工。而他们在镇江的房子也挤满了客人，因为动乱不断，他们要多找个租住的地方也是找不到。
“往昔的日子似乎又再重临了，”戴德生在六月写信给白安美说，他是指在扬州发生的动乱。“但这次却有点不同——我们的忧虑并不止于一处地方。”
这次，看来他们所有沿河建立的宣教点都得关门了。戴家搬到镇江去，这里比扬州更处中心位置。戴德生晚上就睡在大厅或者是走廊信道，好腾出自己的房间给玛利亚和其它妇女居住。在六月底他写信到杭州说：
“困难接踵而来，不过掌管一切的是神，而非偶然。南京所发生的骚乱令人震惊……希望在这里的谣言很快止息；在扬州的情况也相当不妙，……请多为我们祷告。我的心境平静，不过却经常头痛，因为艰难无止无休。”
虽然疾病缠身，政治局势又相当紧张，加上小孩又快出生了，玛利亚的工作却并没有停顿下来。在最炎热的几天，玛利亚写信给白安美说：
“我们在星期天仍然有圣经课，周日晚上亦有两至三节课，有的是挑旺基督徒对读经的兴趣，有的是教导那些不识字的信徒认识圣经。这样做也是为较年轻的宣教士树立榜样。他们深知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繁重，如此行，是以实际行动向他们说明，我们极其看重教导基督徒，学习自己会读和明白神的话。”
虽然烦恼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戴德生所表现的喜乐和兴奋，再一次告诉大家他在主里又领受了新的属灵功课。例如，有一次，在回答一位同工有关继续在扬州工作的问题后，他又讲了以下一番鼓励的话：
“让我和你分享这段话，是神用它来祝福我的心灵的！约翰福音七章37节至39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有谁不渴呢？有谁的身、心或灵不饥渴呢？不过，不论你在某方面，或整个人都干渴时，你都可以到主跟前来喝。
“主能满足我的需要吗？能，而且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不论我要走的道路多么艰辛，工作多么困难，我忧伤有多深，所爱的人离我有多远——无论我是如何无助，无论我的心灵有多饥渴，主都能够满足，而且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他不但应许给我安息——那是多么受欢迎的安慰话，而安息这词所包含的又是多么的广啊！他不但应允给我水喝，解我干渴，他还要做更多更多！‘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可能么？干涸枯萎的可以回复生机，龟裂的泥土重得滋润，炙热的地方变得凉快——在那地有泉水涌流，溪涧从其中流出？就算那是真的！那不只是山中的洪暴，大雨来时就涨满起来，雨去了也就消退了……但从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是像杨子江一样的大河，那么深广而丰满。在干旱的日子，溪涧会干枯，运河也变得浅起来，但杨子江就、水流不息。它永远是一条大河，滚滚地向前涌流，无可阻挡！”
在另一封写在六月的信中，他说道：“‘到我这里来喝，’不是匆匆来到尝一口，也不是来解暂时之渴，以求短暂的满足。这都不是！是‘喝’，是不断的、惯性地‘喝’。口渴的原因可能是永不能解决的，但来畅饮此水的必得安慰；我们要不断的来，不断的喝。不用惧怕水泉会枯干，河水会流尽。”
但再一次，戴德生对信心的新领会和深感受，不久又要受考验。
一八七０年七月七日，玛利亚第七次诞下麟儿。戴德生写信告诉父母这个喜讯。
“神实在恩待我和我一家。他照顾我所爱的经过痛苦的时刻，赐给我们一名新成员，诺尔。当我抱着那软绵绵，光滑滑的小生命在我的怀里时，我一面轻抚着他，一面感谢父神！带着作父亲的喜悦和兴奋，我抱着小宝宝来到玛利亚的床前，让她亲吻他，她是多么的爱他啊，我们一同把孩子奉献给主。”
但孩子才出生，玛利亚就染上了霍乱，她可能在此之前已被传染的了。玛利亚的身体很快就极其衰弱，不能乳养新生儿，当他们还没有找到奶妈时，小孩就夭折了。玛利亚自己的生命亦危在旦夕。
在同一封信中。戴德生继续写道：
“她的身体虽然痛苦地卷曲着，但她灵里却是十分平安，她知道主亲自与孩子和她同在！她在主圣洁的旨意里有满足的喜乐，这一切我有幸与她一同分享，但我却找不出话语来形容。”
在小宝宝丧礼上所唱的诗歌都是由玛利亚亲自拣选的，其中一首特别萦绕着她的心头，那首是‘圣洁的救主，看不见的朋友。’虽然信心和盼望屡受考验，他们不用问也不用管；
那些倚靠你的灵魂，
是那么安全、平稳和满足。
他们不用惧怕撒但和死亡，
他们知道你就在左右，能施大能拯救，
就算穿越约旦河的大风浪，
也不用害怕，因为他们倚靠你。
虽然身体已相当孱弱，玛利亚一点也没有为自己的健康操心。那年她三十三岁，身体一向健康。她也没感到有任何苦楚。
她关心在英国彼邦那几个儿女的情况，比自己的健康还重要。到了七月廿一日，布迦太太来信说三个孩子和白安美都已安抵圣徒山，这是玛利亚一生中收到最得安慰的来信。她朋友温柔而带着爱心的话，亦为她带来一股平安的感觉：“我挚爱的朋友，再见了。”布太太这样写道：“主用他永远的膀臂围绕着你。”
两日后，玛利亚的病情急转直下。
佚名
“我知道天父掌管一切，
这思想给我根大的安慰。他所做的
都是最美善的。”
一八七０年七月廿三日（星期六）的清晨，玛利亚睡得很安宁，戴德生离开片刻去弄早点。就在他离开后，玛利亚醒来了，呼唤他。戴德生这样形容当他回到她身旁的情况：
“这时天已微曦，昨夜在烛光下看不见她苍白的脸色，如今在晨光映照下看得一清二楚。我爱她，但我也知道她快要走了。当我走下心来，就说：
“‘亲爱的，你快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
“‘是吗？’她答说：‘你这样想吗？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我说：‘我看得出来的，亲爱的。你快支持不住了。’
“‘是吗？我不觉得痛苦，只感到疲倦。’
“‘是的，你快要回天家了。你很快就会与主耶稣在一起。’
“‘我很难过。’她顿了一顿，似乎想纠正一下自己何以会有此感受。
“‘你不会为与主耶稣同在而感到难过吧？’
“我永不能忘记她回答我时的眼神，‘啊，不，不是的，亲爱的，在过去十年来，主与我是从没有隔阂的。我决不会因为要回到他那里而难过；只是我在这时离开你，留下你孑然一身，我感到极其难受。然而，他会与你同在，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
之后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留下几句爱语给在英国的亲人和孩子们。玛利亚再次沉沉地睡着。
当夏日的骄阳升到城的上空，升到山峰之上，照着杨子江畔时，当马路上，院宅里都充满着忙碌的气息时，那楼上的小房间却是静悄悄的。
童跟福太太当时住在戴家，她这样写：
“我从未见过此情景。当戴太太在床上弥留之际，戴先生就跪在床前把她交给主，他感谢主赐给他这位太太，又给了他们十二年半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他感谢主把她接到他的身旁，又重新将自己献上为主使用。”
早上九点钟，玛利亚平安地咽下她最后的一口气。
在那个初夏，戴德生曾写道：‘我饥渴的日子已成过去。’他认定那是主真确的应许，‘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应许到如今还实在吗？”
七月十一日，当他的新生儿和玛利亚都病情危殆时，他曾写信给母亲说：
“我知道天父掌管一切，这思想给我很大的安慰。他所做的都是最美善的。”
如今，在八月四日，他再写信给母亲说：
“我刚刚读完我上次写给你的信，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只是更为炼净，更为深入了。在我内心深处，我欢喜知道神会容许某些事情发生，又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他，只有他才知道爱妻对我是何等重要。他知道我心中的喜乐和眼眸的光彩都源于他。在她临终那天，我们并没有以为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聚，我们互为彼此始终不渝的爱而满足……她最后的一个动作，是把她的臂弯围着我的头项，然后又把手心放在我的脸上，我相信，因为她已不大能言语，所以就用这来表示她对我的祝福。神认为召她回去是最好的，我也相信这是为她的好处，而也因着爱，神让她安然无痛苦地离开。神这样做也是为着我的好处，虽然如今我要独自一人承担各样的劳苦，但神与我却是比前更为亲近。如今我只能向他诉说我的痛苦和困难，以前我是习惯地向玛利亚倾诉的。虽然她不能再和我一起祷告，但我知道主是为我不断代求的。我学会少靠感觉行事，少靠眼目行事，而多靠信心行。
他写信告诉布迦先生说：
“当我想起我所失去的爱妻时，就心如刀割；但我又起来向他谢恩，因为他免她多受苦楚，使她有无法言喻的快乐。我的眼泪是喜乐而非伤心的眼泪。
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藉主耶稣基督在神里，因他的工作、他的道路、他的预备，以及他自己而大大喜乐。他让我因经历试炼，而能‘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以这旨意为乐，这是可喜悦的、是纯全的，是带着爱的行动。不久，在神美善的旨意里，我们会再相聚，水不分离。‘父阿，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
虽然有如此的确信，戴德生仍深感丧妻之痛，特别是当另一次疾病又来攻击他，令他彻夜难眠。后来他写道：
“在那些夜里，独自在房中是多么凄凉啊。我怀念着已去世的爱妻和在英国的孩子们的声音，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段经文对我来说是那么深刻：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每天有二十多次，我会觉得心灵枯干，于是我呼求他说：‘主啊，你曾应许！你应许我会是永远不渴的。’
“无论日夜，当我向主呼求时，他就会立刻来满足我忧伤的心灵！有时候，我会这么想，我那被主接走的爱妻，是否会和我一样，有与主同在的喜乐。我在孤独的睡房中，我深深体会与他同在的甘甜。他是逐字逐句地应允了我的祷告：
‘主耶稣，求你使我变得
更为实在，更有活力；
让我凭信心可以见到你，
且比任何肉眼见到的事物更清晰，
也让我与你的关系，比世上任何的关系，
来得更密切，更没有距离。’
八月间他再写信给布迦先生说：“今天是星期天晚上。我在白先生的小屋中写信给你。清凉的夜风、醉人的秋景、浩翰的扬子江，还有绿树婆娑……静悄悄地卧在银岛的怀抱中，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自己是身处仙境。我的感受也是一样。
“就几个月前，我的家还是温馨满足的，但如今，森姆、诺尔，还有我亲爱的妻子都在天家了；其余那几个较大的孩子则在遥远的地方，而小天宝（那是在扬州之乱后出生的儿子）也是留在扬州（他是由一位宣教士太太照顾着）。最近几年，我常因工作离家，但回来时，总有温暖的家在等着我！如今我是孑然一身。当我完成旅程时，我再没家可归，我是在梦里吗？这是真的吗？我亲爱的真的是长埋在那冰冷的泥土下吗？不过这一切都确实是真的！虽然如此，我还有一个家在等着我归去，在那里没有分离，也没有眼泪……有一段短时期，沙漠看来似乎特别荒凉，因为爱被打击了，这样，天堂就变得更像家了。‘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们的工作，不是要预备我们所爱的人，返回天家吗？
“自从上一封信后，我大病了一场，患了严重的痢疾，体力久久不能恢复。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孩子……我虽然软弱如小孩，却有小孩一样的安息。我知道我的父亲是掌权的，他能解决任何问题。今天我听见法国和普鲁士开战了，有谣言说英国会加入法国的行列，而俄国则会支持普鲁士。假如是这样的话，可怕的事就快来了，不过‘主是掌权的。’”
戴德生的小儿子天宝突然病得很厉害。这忧心忡忡的父亲把他接到一个离岸的小岛去，希望那里较温和的气候能使他保存性命。小孩子康复得极其缓慢。当戴德生一面照顾这留在中国的唯一幼儿时，他一心又想着他那三个在地球另一端的子女，他们包括两个八、九岁大的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
“你们不知道父亲是多么挂念他的儿女，有时会看着你们的照片，直至眼眶都充满眼泪为止。有时，他会害怕自己因为离你们那么远而感到空虚。但那永不离开他的主耶稣会对他说：‘不要害怕，我会使你心满意足’……我因此
感谢他，很高兴他可以活在我的心里，使我的心灵稳妥。“我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什么是每天把自己的心交给耶稣管理。我一向自己保守自己的心，但总不能成功。最后我不再尝试，反而是接受神的邀请，把心交给他管理。你会同意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吗？有些一时候或许你会这么想：‘我会尽力不再自私，我要有仁慈和顺服的心。’但无论你怎样努力，结果都不会成功。但主耶稣说：‘你应该把心交给我，假如你愿意交出你的心，我必会保守你的心灵。’而他是言出必行的。
“以前我常常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记念主耶稣，但我却常把他忘记。如今我把自己的心交托给耶稣，请他保守我可以不忘记他，而他果然照做了。这是最好的方法。请白恩美小姐向你们解释更多关于神的事，并求神使你们可以明白，也帮助你们信靠耶稣。”
玛利亚死后，戴德生写信给白安美说：
“他们再也没有母亲照顾了，相信你会更加爱护他们。神会帮助你接纳他们，又用爱心纠正他们的错误，不要对他们过分喝斥，说：‘不可做这！不可做那，’这正是我常犯的毛病；如今，就只有你可以补我的不足了。”
他又对孩子说：
“我的宝贝——我不久前写过一封信给你们，如今又再写。你们是否会给我一点回音？今天晚上我想到——假如主耶稣时常与我亲近，令我快乐，虽然我见不到他，他却仍每分钟跟我说话，相信你们亲爱的母亲必是会更快乐了，因为她现在是与主在一起……当主耶稣认为时候到了，我十分乐意到你们母亲那里去。但我希望他能帮助我同样乐意活在世上，只要他继续要我服事他和中国便可以了。
如今，我亲爱的孩子，我比你们更加爱主耶稣，并知道他是非常爱你们的。你们评为在远方的爸爸，是否会常常希望见到你们，跟你们谈话，又让你们坐在他膝上，亲吻你们吗？他必定会！耶稣也一样，他希望你们会时常想念他，又和他说话。不要以为他是个可怕的老公公。他是良善有大能的，他凡事都能作，他也是极其温柔和仁慈的。当你们醒来时，大声对他讲，或在心里说也好：
“‘早安，亲爱的主耶稣，我很高兴昨天晚上你与我同在，看守着我。教我认识你是多么的爱我。保守我的心：使它只会思想美善的事；保守我的嘴唇，叫它们只会讲仁慈的话；帮助我，使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和该做的事。’
“他喜欢我们和他说话。当我单独走路时，我会大声的跟他谈话。有些时候我又会在心中与他倾谈。不要忘记，我亲爱的孩子，他是常常与你同在的。无论是熟睡或是醒来，在家里或是在其它地方，虽然你看不见他，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与你们同在。所以我希望你不会使这位常与你在一起，又良善的朋友忧伤。”
他对白安美补充说：
“我又写信给孩子们。我多么希望他们从小就认识主在我们里面活着，与我们合而为一的真理。我自己很迟才晓得这宝贵的真理。我并不认为这教导比救恩难明白。这两个教导同样需要圣灵给我们提醒。愿神帮助你在这几个小孩面前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并以身作则服事主。神给我们的教导和带领是多么奇妙！我以前多么小信，还以为在这世界享受平安和安息是不可能的事，但如今天国就在这地上开始了……若能与主联合，无论是在天上或地上，这也是无关紧要了。”
当时，中国的情况依然紧张。多个欧洲国家向中国政府追讨天津大屠杀的索偿都落空了。知道欧洲各国准备向中国开战，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安抚，疏解国内排外的情绪。戴德生在年底写了一封信回国，讲述当时的紧急情况，他又请求内地会的朋友和支持者，一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同心为中国禁食祈祷。他写道：
“与往年不同，今年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危难、焦虑和不安。但在这一切险阻中，主拯救了我们。有些多喝主苦杯的，可以证明这是最使我们得福的一年，我们为此感谢神。就个人来说，这是我最伤心也是得福最多的一年，我相信其它人也有我同样的经历。神的信实再次显明——他在患难中给我们支持，在苦痛中给我们忍耐，在危险中给我们拯救。假若再有更大的危难，有更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深信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和信心，我们必能面对。
“另”方面，我们要大大感恩的是。因为我们所遇到的，正好向那些中国的基督徒显示，他们跟我们一样要面对危险。但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可以从向洋人求助，转而单单倚靠神的保护。他们已知道洋人也是面对危险和不可信赖的，但他们却看到我们在不同的境遇中仍有平安和喜乐。假如我们不晓得安息在神的能力里，在困难中倚靠他，随他的旨意支持我们，保护我们，愿我们谦卑地向我们信实守约的神请求赦免……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是神的仆人而感到满足，能被神差遣至不同的地方，为他工作。他为我们打开福音之门，在过去的惊涛骇浪中保守了我们。我们来中国并不是因为在这里宣教是安全，是容易的。我们来是因为他呼召了我们。我们在如今的位置上，并不是有人曾许下保护我们的承诺，而是单单倚赖他会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无论我们所遇见的是容易或艰难、是安全或危险、是得人赞许或反对，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假如我们遭遇危难，我们必得着神的恩典，好见证我们对他的信心有多深，有多实在。我们若在所差派的工作上尽忠，就可以证明我们所跟随的好牧人，也是至死不会逃遁的……假如我们要有如上述的表现，我们现在就得求神多加思典。当面对危难或敌人时才操练信心是太迟了。”
至于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局，戴德生这样写道：
“我不用提醒你们，在过往当我们有需要时，神是如何直接和慷慨地，藉一些支持者来帮助我们；他是守信，是不会背乎自己的神。假若我们真心信靠他、寻求他，他必不会令我们羞愧。假若不是的话，让我们愈早发觉自己的根基的不可靠，就愈好。差会的经费以及那些捐献者，都是不能替代那永活的神。”
一八七一年年初，戴德生的肝病开始恶化，除了他的肺部令他痛苦异常外，又使他的呼吸也极困难。长期的失眠不但影响他的健康，又使他感到沮丧。除了回英国，调养身心之外，似乎别无他法。而他此行，亦可看看内地会在老家的情况。
戴德生并不知道前面还有无数干旱的日子等着他，他也不晓得他还要继续学习饮于主的活泉的这应许。
佚名
我走的路一点也不轻松。
不过我从没有像如今在主里那般快活
我深情他是永不会令我失望的。
自从内地会成立至今，
也许这是需要完全倚靠主的时刻。
在多事的一八七０年，戴德生还只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当时，中国内地会已有三十三位成员，分布在中国三个省分里的宣教站，而那些中国信徒则在十二个不同的小聚会点聚会。
经过十六年艰苦的努力，甚至是赔上自己的健康和家庭（他的妻子和三个爱儿都先后离世）的宣教工作之后，戴德生始终没有忘却最初的目标。反之，他更确信是神呼召他把福音传遍整个中国，而神仍在呼召他去完成这极大的重任。
虽然身心都疲累不堪，他却没有因此志气消沉。为了能早日康复，他终于接受要回英国休养的建议，当然在那里他仍要为内地会的工作奔波。
福珍妮是随戴家乘兰茂尔号前往中国宣教的队伍中最年轻的一员。她在杭州带领内地会的妇女工作。表现出色。因为要回国述职，她就买票乘船回家。不周，因为遇事阻滞，原本准备乘另一艘船先行回国的她，结果和戴德生同船。在船上两个月的旅程，戴德生发觉他对珍妮主内的情谊，很快就发展成为爱侣关系。而在抵达英国不久，他俩就结婚了。
虽然新婚燕尔为他带来喜乐，加上身体亦很快恢复了健康，戴德生却发觉述职并不能如期地让他有休息的机会。他反而是要背上更多的责任，而且是他难以胜任的重责。
到一八七一年，情况已相当明显，布迦夫妇再不能继续为内地会辛勤劳碌了。他们一向负责内地会在英国方面的工作，但因为健康日益衰退，他们不得不前往国外过冬休息。他们那美丽的家——圣徒山，这曾是内地会英国总部的房子亦得出售了。于是留下来的工作，包括书信往来、记账、编辑、甄选候任宣教士，以及其它日常运作等任务就落在戴德生一个人身上。
因为除布迦先生外，并没有人清楚内地会在英国的日常运作，可以随时走马上任，故此戴德生不得不留在英国，直至所有的工作安排妥当为止。不过，令他又气馁又心急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该有什么安排，也不清楚自己要做多久。
同时，他对中国的呼召，和这广大国家的属灵需要，又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只是如今，他除了承担着中国内地会总干事这一无比重责外，突然间，他还发觉自己是在英国总部的唯一行政大员。
那也不是什么办公室。从美丽的圣徒山，中国内地会要迁到伦敦北部，一条市郊小路塔兰路上。从布迦先生那宽敞的图书室转移到一间小屋内的一个小房间，这改变不可说是不大。而这房间也就是戴德生的书房。
对于差会友戴德生而言，这都是一段挫折重重的日子。他写道：
“我走的路一点也不轻松。不过我从没有像如今在主里那般快活，我深信他是永不会令我失望的。自从内地会成立至今，也许这是需要完全倚靠主的时刻，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在困难中我们才会更加经历神。假若诸事顺遂，我们就不会明白神的慈爱，他的信实和他的大能……布迦夫妇请辞这件事给我不少冲击，我是那么敬爱他们啊！他们的离开使我感到与过去有相连的一个联系又中断了，而这过去正是我那片刻未能忘怀的亡妻。但他的话却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经过多年在中国面对那么富挑战性的工作后，要戴德生改行做一些呆板的工作实不易，而且那又不是一、两个星期可以了结的，那是日复一日的工作。虽然如此，戴德生却仍甘之如贻，他写信给一位同工说：
“知道是神呼召我，把我放在这一岗位上，确令我深感安慰。我并没有为自己争取这位置，我也不敢贸然离开。他知道放我在这处的原因，让我做点什么、学点什么，甚或是受点什么苦。‘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对于你我来说，这都不是容易学的功课，但我真心相信就算是要待在这里十年，也是有其价值的，而我们是要在其中好好地学功课……神不是把摩西放在一旁，要他学习四十年吗？所以，让我们小心不要给焦急、鲁莽占上风，也要小心随之而来的沮丧和乏力感。”
戴德生当然并非毫无收获。他为差会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和支持者。很多教会和团体相继请他去分享经验和工作。他的见证亦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考虑投身中国宣教的行列。
其中鲍康宁就是个好例子。他不但成为一个到中国拓荒的宣教士，而且还成了一位着名的中国语言学家。当戴德生在英国时，他只是个年轻聪敏的初信者。怀着好奇心，他想认识一下宣教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一天，他走到塔兰路去探个究竟。在一间装饰极其简朴的房间内，他见到一小组人在举行祈祷会。他后来回忆说：
“进门的地方有一块大匾额，上面为着‘我的神必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用的。’我从未见过这类挂在墙上的大字，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里大概有十几二十人……
“戴先生坐在小风琴前带领大家唱诗，开始聚会。他的相貌平庸，身材瘦削，语音低沉。像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我一向认为作领导的都是一些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人。但当他说：‘让我们同心祷告’时，我这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戴先生带领大家祷告，但我从未听过有人像他那样祷告。他的祷告简单而亲切，既放胆又带着能力，显出神与他的关系是极其亲密的。我不禁肃然起敬，默不作声。他的祷告是长久在密室与主灵交的结果，是主降的甘露。
“我听见过很多人的公祷，但戴德生先生和司布真先生的祷告完全与别不同，任何人听过都难以忘怀。听司布真先生祷告是人生难得的经验，他犹如牵着那六千会众的手，带着他们进入圣所里。而听戴德生先生为中国祷告，我认识到什么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聚会由四时开始，到六时结束，但却像我所参加过最短的一次祷告会。”
英国西部，一位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年轻女士苏尔陶来到伦敦参加茂美大会议，这是一个在中国内地会总部附近举行的基督徒大会。在会议期间她就住在塔兰路，她听见戴德生在会议开幕礼的致辞，看见他如何影响那些基督徒领袖的思想。不过，令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戴德生在内地会总部的生活榜样，而这些影响了她作出前往中国宣教的决定。多年后，她记下当日在伦敦的感受：
“我还记得戴德生先生勉励我们需要保持缄默，应单单向神祈求我们所需用的。有一天当我们略用了些早点后，中午已是没什么可吃了。当我听到戴先生在唱一首儿童主日学诗歌时，我的心是多么的振奋，诗歌是这样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
“然后他召集我们一齐来赞美主不变的爱，又教我们抓紧他的应许，向他讲出我们的需要。那日还未完毕，我们已为他恩惠的赐予欢喜快乐。”
自布迦先生退休后，差会的经费骤减，戴德生并没有为这事失去勇气，反而更一心一意推行差会的目标计划。一天在塔兰路的办公室内，站在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他转过头来对与他站在一起的几个朋友说：“你有没有信心和我一同向神求十八个工人，二人一组的差派往那九个未有福音传到的省分去？”那小组人手牵手站在地图前，彼此勉励，又向神立愿，他们会每天为那所需的十八个人祷告。
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终于想出怎样解决留守英国总部的领导人选问题。他们不再有像布迦先生意的同工，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服事差会的工作。反之，戴德生找来一班同心的基督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每个委员就分担差会部分的工作，这样一来差会的工作就可以继续，亦不会有人因此过劳了。最后戴德生和他的新娘子终可以返回前线工作了。
白安美的责任是留在塔兰路照顾戴家的孩子，因为她曾是戴德生的私人秘书，故此熟识内地会在中国及英国的工作，而她亦给委员会不少宝贵的帮助。她带领每星期在总部举行的祈祷会，又负责接待由海外归来的宣教士。她负责差会的日常事务和拆阅信件，遇有需要时就把信件交给委员会处理。委员会的责任是会见准宣教士、分配资源，藉出版《不定期报》发放内地会的工作进展给美会的支持者知道。
戴德生夫妇再上路时，对内地会在英国的工作深庆得人，大为放心，只是经费仍是相当短缺。当他们启航时，内地会在英国的银行户头只剩下二十一镑，不过他们却不曾欠债。戴德生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差会的支持者：
“现在工作是增多了，无论在海内外都需要更多的人手，只是我们的原则仍是不变。我们单以祷告求神供应我们金钱上的需要。他会感动适合的人作为供应的管道。当英国总部收到奉献时，就会转到中国去；没有奉献嘛，就不用汇寄任何金钱。既然我们不会要求总部负责我们的需要，自然我们就不用负债了。假如我们的信心要再接受考验，主必会像以往一样信实的供应。纵然我们失信，他仍是可信靠的，因为圣经是这样写的。”
经过十五个月的事奉，戴德生终于返回中国了，他实在需要更切实信靠神去面对前路患病和其它问题令几个早期成立的宣教点的同工失掉勇气。（戴德生的老朋友童跟福因病离开南京的岗位，而且正在返回英国途中，也是准备死在家乡。）那些中国的教会也变得七零八落，有些宣教站无人主持大局，有些则索性关了门。需要鼓励和帮助的人是那么多，戴德生实在不知从何入手才好。他不但不能够计划向前进入那些未得的省分，还要全力重整现有的工作，使它们恢复原有水准。
大雪纷飞的冬天，戴德生辞别妻子到杭州去照顾当地的工作，然后又沿大运河上镇江。当他打开房子大门时，那曾是他们温暖的家，现已空荡静寂，他一定会感到特别孤凄。他在那里写信给妻子说：
“我邀请了教会的会众和慕道友明天（星期日）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希望他们彼此重聚。愿神祝福我们。虽然事情令人相当伤心失望，不过希望在人间。假如有人牧养他们，藉神的恩典，他们必会再仰起头来的。”
每到一处，他都抱着同样积极的态度。最后他回到南京，和妻子一同出外布道三个月。他写信回英国说：
“每天晚上，我们用图画和幻灯片来吸引一大群的听众，然后向他们传讲耶稣……昨天晚上教堂里就聚了五百人。有些来了一会就走了，有些则逗留了快三小时。愿神藉我们祝福这些灵魂……每日下午都有妇女来参加聚会。”
戴德生心里的力量是那么刚强，从他写给白安美的信中可见一斑，他在信中问：‘假如你不断饮于活水泉，从你生命中会有什么不断涌流出来？笞案是耶稣，耶稣，耶稣！”
戴德生拥有的是满溢的信心，而从他灵里涌出的生命也正是当时中国内地会所需要的。他探访过所有的宣教站，连那些外国宣教点也差不多全部去过，每到一处，他都能达到鼓励弟兄的目的。他不但关心他的宣教同工，每到一处，他都会去找那些中国基督徒，帮助他们、鼓励他们。
当他们可以聚在一块儿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他称职宝贵的助手。他们会一同工作至深夜，回复文件。每当他出诊时，她都会随行。假如有人病了，她会留下照顾病人，而戴德生就会继续前去下一个宣教站。他们多次为他的医学知识感谢神，因为在内地会内并没有其它医生，而在那时期，除了那几个条约口岸外，其它地区都找不到任何西医。
当然，他的医学知识同样也加增了他的工作负担。有一次，戴德生到达一个偏远的宣教站时，发觉那里已有九十八封信在等着他。但第二天，他又拨出时间来写了长长一页纸的指示，教导亚良怎样照顾他生病的婴儿。（亚良是他们在镇江的好助手。）无论是要写长信或是要再次踏上旅程，戴德生都感谢神自己可以在各方面施以援手，因为他说过，并且也多次以实际行动说明，他最大的意愿就是作“众人的仆人”。
回到中国九个月后，戴德生写信说：
“主祝福我们，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发展，特别在本地同工这重要一环，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同工本身也极其需要帮助、关怀和教导。他们是愈来愈行了，而且人数亦愈来愈多，中国的盼望就在这班人身上了。我看西教士只是一座修建中之建筑物周围的棚架，愈早拆掉就愈好，之后他们可以他迁，再次投入短期的建基工程。
冬天又来了。季节的转变并没有减少戴德生要花在外面的时间。在最严寒的日子里他仍然继续上路。十二个星期当中，他只有两星期和妻子相聚，他们在奉化一处的宣教站终于可以重聚了。他们两个在那里有真正的独处的机会，自从结婚以来，他们还是首次两人单独在一起呢。
他们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是甘比治家的孩子病了，甘家就只剩下这一个孩子，他正病得快要死了。戴德生踏雪出门，走了两日的山路。当他可以从那里回家时，又收到另一个消息，这次的宣教站更远了，那里的整家人都染上了天花。戴德生等他的脚夫和行李到了后，又立刻出发了（他比脚夫先跑回家去和妻子重聚）。这次的山路都是滑溜溜的，结了层冰，路是非常的难走，在有些地方，路就只是大石上釜凿的一个个洞而已。
要让内地会的工作继续发展已是压力多多，更加上维持现有工作的经费又不见得怎样充裕，在此情况下，放弃自己曾有的梦想，就是大大扩展事工的鸿图大计是在所难免的了；但戴德生却并没有忘记。每当他从一个宣教站到另一个宣教站，在途上经过一些人口众多的村庄，看见那些友善，容易接触的居民时，他的心就不由得顾念那些无论远近的未得之民。他写信给英国的委员会说：
“上星期我在太平，看见满街满巷都是人群。当日正是赶集的日子，人们从各方涌来，方圆二三里的地方都是黑压压的人头，我们亦难以在其中走动。我们并没有怎样传福音，因为我们正在找寻一处可长期开展工作的地方。不过，看见此情此景，我自己亦禁不住走到城墙边哭起来，我求神怜悯这些人，打开他们的心，给我们打开进入他们中间的门。
“我们没怎样认真寻找，就有四个焦急的灵魂与我们接触。一位老者寻着我们，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有关我们的事的。他随着我上到我们的船上。我请他进入船舱又问他的名字。
“‘我名叫德胜，’他答道。‘我被一个问题困扰，而且找不到答案。我应该怎样对付我自己的罪呢？我们的先哲告诉我们人死如灯灭，但我却觉得难以置信。先生，我躺在床上想呀想，在白天又独自在想，我前前后后地想，只是对解决自己的罪这问题毫无头绪。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怕也不能再活十年八年。今天不知明天事，你可以告诉我怎样解决我罪的问题吗？’
“‘当然可以，’我答道：‘我们不远千里迢迢而来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现在就听我说你想知道和应该知道的答案。’
“当我的同伴们回来时，他又听到十架奇妙的故事，他离开时，心灵得着安慰和鼓舞……真高兴我们已租下了一座房子，希望不久就有中国基督徒在市内分发圣经和其它基督教书刊。”
戴德生对当地属灵的饥渴心有感触，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圣经中写了以下的话：
“求神多给我们五十至一百个本地同工，和同样数目的宣教士，好在镇江省内那四个府和四十八个县市开展工作，我们还需要有人进入那九个未有宣教士的省分。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应允过给我安息。给我所需的体力、智能和恩典去安行你的伟大计划。”
祷告之后，他并没有重新得力，反而更是病得面无人色。几个星期过去，他仍是无助地在床上躺着，连祷告也乏力。收到的经费是那么少，使他不知道当如何分配才好。看情况，他们是难以拓展更大的工作了，但他仍写信给伦敦的委员们说：“我们要进入内陆。希望不久就会看见福音进入那些境况堪怜的省分。我为这事彻夜祈祷等候。他的关心会比我少吗？”
拓展工作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艰难。但戴德生的圣经却记录了他那次的祈求，在他的心底里，他诚挚地相信，神的时间快到了，这也是对中国内地说的。就在那阵子，当他仍卧病在床时，他收到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信是一住他从不认识的女土在两个月前写的。她以颤动的手写道：
“我亲爱的先生，我向神谢恩——在两个月内，我希望可以交付与你们的委员会八百英镑，作为拓展内地会工作之用。请记着，是为着那些未踏足的省分的……“你们的收据很漂亮：‘主是我们的旌旗，主会预备。’并凭信前行，仰望赞美，我相信万军之耶和华必会悦纳的。”
有八百镑为拓展“未踏足的省分”！当他还未把自己的祷告记录在圣经之内时，那封信早已寄出了，神早就应允了他的祈求。他想，真的！向前迈进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但戴德生并未看见在前头的黑暗日子。
凭信心活了那么多年，我可以见证
多少次当我们有需要时，
神都会把它们变为特别祝福的时刻
我恳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经费，
只应把需要向神提出。
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时，
它就会死亡了。
神是信实的，他一定守信。
祷告蒙应允，这使得戴德生大得鼓舞，不久他的健康也就大致恢复，可以往扬子江下游去了。在那里，春天已回到人间，而在内地会的同工中亦洋溢着一股暖洋洋的新朝气。在镇江，正如其它大部分的宣教站，中国信往都在主里长进，新信徒不断加入教会；而那些本地领袖亦负起鼓励和教导自己同胞的责任。
戴德生召唤那些能暂时离开其宣教站的宣教士来到镇江，在那里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中，听见同工们互报喜讯，参加者都深受鼓舞。在大会结束前，他们同心祷告，为戴德生和祝名扬沿河西行进入内陆祈祷。他们此行是要找一合适城市作为基地，好打开华西布道之门。
在临出发前，戴德生写道：“当我们被经济拮据弄得疲累不堪时，神的鼓励真是好得无比。”
内地会同工的干劲重拾并不是因为新近收到了大笔奉献，也不是因为诸事似乎都如戴德生所愿。事实上，在镇江时，戴德生已接到令他惊讶不已的坏消息，白安美在伦敦患了重病。知道安美康复无望使他倍觉伤心，而另方面他又记挂着孩子们，因为他们一向是由安美代为照顾的。还有英国总部的工作，自他离开后，就日益落在安美的肩头上。她不但要照管那间宣教宿舍，还得负责《不定期报》的编辑和寄发工作，此外她也得回复大量信件及主持内地会的祈禧会。
在他要沿长江西进，踏上这最长之旅前，他写信向一位亲近的基督徒朋友倾诉：
“我们的工作从没像如今遇到那么切肤的试炼，需要那么大的信心。我们亲爱的好友白安美病重，她极其渴想见我的面；还有孩子们的需要；经济情况，加上一些同工要回国，有些又从英国出来，这都导致工作上的转变。此外，向前的发展；以及许多不能用白纸黑字详述的情况，假如我们自己要背负这一切的重担，早就被压扁了，但主不但支撑着我们，还承担着这些重担，他使我们的心在他里面欢喜快乐——不是他并银行的存款——我从未有过如此的自由，不用挂虑，不用担忧。
“当我到达上海的那个星期，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度拮据时期，来邮都拆开了，就是没有汇款！英国总部的账目又没有任何结余，我把这重担交给神。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又想到要面对的问题了。但主给我一节经文：‘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在清晨六时之前，我已知道救助在望。将到正午时，我收到慕勒先生的来信。信是先寄到宁波，所以我收信迟了，在信中，有三百多英镑。
“我的需要又大又紧急，但神更大更近。因为他是神，所以任何事情都会，并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啊，我亲爱的弟兄，在我们这些特别境遇中，可以认识永活的神、看见、永活的神，和安息在永活的神里，这是多么令人欢喜快乐
的确！我只是他的工具而已。他会保守自己的圣名，为他自己的仆人预备一切，又会按他自己的丰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的代祷，凭信心所作的工夫和爱心的劳苦都是有功效的。
那年春天，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戴德生报告了实际情况：“昨天我们的手上就只剩下八十七仙。”但他又附加一句：“主是掌权的；在他里面我们有喜乐与安息！”在寄给包纳德的信中，虽然他们的钱是更少了，他仍说：“我们有这——和神所有的应许。”
“二十五仙，”包纳德后来；回忆说：“并神所有的应许！我们自觉丰裕如大富豪！”
戴德生挑战每一个要信靠神的供应。他写了无数的信，都带着如以下给一个委员信中的警告：
“我为你因为不能汇款给我觉得不安而感到非常难过。让我提醒你，‘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应当专心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假如应做的都做了，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就不应再挂虑。凭信心活了那么多年，我可以见证，多少次当我们有需要时，神都会把它们变为特别祝福的时刻。我恳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经费，只应把需要向神提出。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时，它就会死亡了。神是信实的，他一定守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不希望和内地会有联系的任何人，会在任何聚会或向个别人士募捐，故此镇江会议的主题，他是选取自一首诗的一句：“或这或那，主一定会预备。”
当他写信去鼓励和支持白安美时，这主题正是他心中所想着的，他告诉她，他会尽快回国。在信中他写道：
“我非常确信，假如我们愿一意等候，主必会供应……在短期内，祝名扬和我上武昌去，看看在那里可不可以成立总部，在主帮助之下，打开通往华西福音之门。那些未得省分的需要，加上为这些工作所收到的奉献，都催促着我们上路。虽然我们人手是那么短缺，给一般事工的经费又没有着落……我不知道下个月我们会怎样度过，虽然我知道我们必能度过。主不会亦永不让我们失望的。”
在协助祝名扬在武昌成立一个宣教站之后，戴德生就回来了，不过经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于是戴家再次返回英国，一方面探望他们的好朋友白安美，另一方面则为了处理在英国总部的工作。
但他们这次回家却是一次伤心之旅。他们还在途中时，他们那至死忠心的朋友白安美就去世了。回到塔兰路的房子，只见人去楼空，孩子们都散居在朋友和亲戚家里。总会的工作一切停顿，连每星期的祈祷会也终止了。
总会的工作就如他们上次返回中国时的情景，七零八落。对于戴德生来说，这实在是他从事宣教工作以来的低潮。而且情况还会继续低沉下去。
在他上武昌时，戴德生不幸在那艘小货船的梯级上重重的摔了一交，扭伤了脚踝和背部。虽然他不能动弹了好几日，但至终仍可以忍着痛走路。
但回到伦敦一两个星期后，他发觉手脚开始麻痹。医生诊断他是脊骨受损，需要完全卧床休息。他还说戴德生可能无望再走路或站起来了。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戴德生唯有在他那楼上的房间卧着，但脑海里却满是待做的事情和差会各项需要处理的工作。他曾经往返地球的另一端三次，是自马可波罗以来，到过中国最多处地方的欧洲人，而他仍然持守着一个异象，就是神要他把福音带到那大地上每一个不曾听过福音的省分。但如今他却得躺在这里，他的活动范围就只局限在那四条床柱中间狭窄的床垫上。在床尾的墙上，从两根床柱之间可以望到的是那幅很大的中国地图。
多年后，一位来自苏格兰的领导人对戴德生说：“相信有些时候，你可能会为神这么用你而深感自豪。我相信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人比你有更大的殊荣。”
“正好相反，”戴德生回答说：“我时常想，神一定是在找一些既渺少又软弱的人好为他所用，而他就找着了我。”
而事实上，神正是藉着戴德生的软弱展开他伟大的工作。
快过年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戴德生的瘫痪程度愈来愈严重；他不能移动，只靠一条垂在头上的绳子来帮助自己转动。最初他还可以勉强写字，但现在连执笔也不行了。而在这期间，当一八七五年展开序幕时，一份基督教刊物刊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请为超过一亿五千万的中国人代祷。”文章中他简单地提到那九个省分的一些事实，又讲到内地会的目标。此外，说到内地会最近收到四千镑，是指定用作向这些偏远地区传福音之用的，而中国的基督徒对这件工作也是随时候命。现今的需要就是要有更多的宣教士，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面对艰难前去开荒引路。
“可否请每一位基督徒读者，”文章这样请求，“立刻把心交给神，用一分钟时间迫切向神祈祷，求他今年内就差派十八位合适的工人到中国去，专心为主作工？”
文章并没有提到，这工作的领导人是个无望的残疾人。也没有提到那四千英镑原来是来自戴德生和他的妻子这个事实。（这是他们最近所收到的遗产的一部分。从遗产所得的利息，他们早已奉献给内地会的工作了。）那篇文章又没有提到那两三年前的盟约，就是戴德生和几个朋友一同约定，他们要立志每日凭信心祷告，直至神差派十八个宣教士出去为止。然而许多读者却深受这篇文章的挑战感动。
过了不久，戴德生所收的来信开始增多，而他的喜乐和信心也随着处理这些信件加增。其实，他是看到神在工作。他这样写道：
“内地会并没有雇员，但在无预先安排的情况下，神却带来一些志愿人士，每天来专责写信。假如早上有人来过了，但却不能逗留至完全答复所有来信为止，另一位就会出现。有时下午也会有一两个人来帮忙。有时，一个年轻朋友在城中下班，亦会来帮忙记账，或者是完成未复完的信件。就这样日日如此。这段不能动弹的日子亦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之一，因为我不能够做其它的事，只可以‘耐心等候’主和在他里面喜乐，并看着他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所有的通信，无论是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像那段日子那么准时和快速地回信。
“向神求的那十八个宣教士陆续出现了。我们最初以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就到我的房间来见我。不久我就可以在我的房内开个中文班了。主在适当时候带领他们一一前来，而在茂美的朋友（就是那附近的基督徒会议中心）亦开始为我的康复祷告。神祝福我的疗程，我可以起来了。我被放在一旁的原因之一已消失了。假如我身体壮健，可以四处走动的话，有人就会以为那十八个人是因应我紧急的呼吁前往中国的，而并非是神自己的工作了。但因为要躺在一旁，我只可以发出祷告的请求，而神应允祷告就明显可见。”
在这段日子出现的是穆亚牧师，他是一位候任人选，而且至终成为一位在中国宣教的内地会成员。他记下了他和戴德生在塔兰路的第一次见面：
“他的书房就在楼下的内房，可以从前面大厅的大折门进去。我当时既震惊又奇怪，无论如何，对于我那是一个全新的经历。房间内大部分是寄运行李的纸盒，在一面墙边是个粗劣的书架。对着后园那扇窗前，是一张铺满纸张的书桌。火炉前面，在那通常安放围栏的地方，是一张又矮又窄的铁床，上面整齐地盖着一块毛毯，这就是戴先生从早到晚躺卧之处。地上并没有一块半块地毯，室内也没有任何家具给人舒适享受的感觉。
“戴德生先生并没有为他简陋的家居作任何致歉或解释。他躺在铁床上，兴致勃勃地与我交谈，而那一刻，对我而言，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机会。我以前对‘伟人’所有的遐想都被戴先生粉碎了：高贵的气质，相貌堂堂，任何惹人注目的外表都不存在；但基督伟大的定义却在那一刻深深印入我脑海中，多年后，直至此刻我仍没有忘记。我认为，就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戴德生比任何人都能使得基督徒重新评估他们对伟大的定义。……
“我讲述这些，就是让大家看到戴先生所奉行于其生命和事奉上的一些重要原则。我深切意识到，因为在中国有数以亿讦的人口需要认识福音，而这就表示在英国相应地要有更多的人作出牺牲和刻苦地过活。假如他自己不身体力行，他又怎能叫人或勉强其它人去做呢。于是他特意不为自己的生活作任何考虑或找寻安舒之所……
“在中国也是一样；但还多了另外一个原则。他不会叫那些与他同工的人，去面对一些他自己不愿意去忍受的困苦。他从不曾用内地会总干事的头衔，为自己谋求什么好处或较容易的差事。在任何环境下，他都同其它人一样有自我牺牲和实践的精神。无论他们忍受多少苦难，每一位在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都知道戴先生亦曾如此受苦，且随时准备再面对此等苦难。没有人会在任何时刻怀疑，当他正在背十字架时，他的领袖会抛弃十架，留在更安舒的地方。而这正好说明内地会的同工为什么如此尊重和爱戴戴先生。”
当他们被戴德生的榜样所激励的同时，他的朋友和那些准宣教士也学会了信靠祷告的能力。有一次汇到中国的每月汇款是非常的少，还差一百三十五镑才够应付一般的开支。在中午祷告时，戴德生就向屋里的人提议：“让我们把这件事带到主前求。”那天傍晚，他们收到邮差送来的一封信。信里有一张二百三十五磅的支票，注明是卖碟子所得的款项。
一次，当戴德生可以再起来走动时，他坐火车参加一个聚会回来。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俄国贵族，他是聚会的听众之一，当他们一起回伦敦时，波边斯基公爵拿出记事簿来。
“容许我奉献一点金钱作为给中国事工之用。”他说。
但他递给戴德生的竟是一张大面额的钞票。戴德生知道他可能弄错了，就问：“你是不是想给我五英镑呢？请收回这张五十镑的钞票！”
“我不能够这样做。”公爵和戴德生一样感到十分惊奇。“我原本是打算给你五镑的，但神一定是要你有五十镑了。我不能收回这纸币。”
戴德生把自己的遭遇藏在心底，回到塔兰路时，他看见家人和朋友正围着一起祷告。他们要汇钱到中国去了，但手头上的现钱还欠四十九磅十一先令。而在桌上就放着戴德生的五十镑纸币。
这些年来，虽然经过无数次的祷告蒙应允，但巨大的难关仍然存在。事实上，就在那十八位宣教士启程离开英国前往中国时，中英两国又濒临开战了。
一位英国官员深入中国西部地区时被谋杀了。在伦敦的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中国政府却毫不理会。驻华英国大使尽了所有的外交努力，仍然无功而返，于是忿然离开北京，到达口岸城市准备回国去。当戴德生和其它八位新同工，正预备上路，随那十八位新宣教士之后去中国时，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内地会的许多朋友都力劝戴德生不要上路。“你们全部都要回来的，”他们说“至于差派宣教士往那些偏远省分一事，根本就没可能。”
但戴德生知道这些决定并没有问题，当人手经费都齐集时，自然就是把福音带到从未到过之地的时候了。中国内陆还会继续关闭吗？
在那艘载他们回中国去的法国船上，戴德生跪在他的三等舱里不住地祷告。两年前他曾写道：“我的灵魂迫切地渴望可以向那些未得的省分，那一亿八千万人传福音。假如我有一百条命为他们的缘故献上就好了！”在这期间，他尽己力使这个异象继续。他和内地会已经历许多了，如今又如何呢？
在最后阶段，中国政府让步了。总督李鸿章赶到，追上了英国大使。他们在那里签署条约，容许外国人可无阻拦地进入中国各地。
当戴德生抵达上海时，这个好消息正在等着他。他从英国启程后的那个星期里，条约就签定了。那十八个人当中先后已有三批人出发往内地去了。
“当我们的弟兄准备妥当时，”戴德生写道，“不迟不早，那长久关闭的大门亦按时为他们打开了。”
佚名
对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样起来
走动这一点，
实在是有点难以置信。
因为身体虚弱所以不能工作过劳
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进入中国内陆的门在表面上是“开”了许多年，但实际上它只是稍露门缝而已。到泽库会议之后，才是真正门户大开。当时签定的协议重新订明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有随意行动的自由，其实这点在以前的协约早有提及，但这次外国人的行动是加上了大清皇帝的谕令保护。他们所到之处，当地官民都得以礼相待，且不得阻碍他们的行程；这个谕旨会在各城中张贴。此外，在随后的两年内，英国官员还可以前往中国各地，查看这个命令有否落实执行。
中国内地会的成员，是最先利用这一条约之便，在中国各地开展福音工作的外国人。好多次，在他们到达一个新城市之时，当地官员会惊慌失措地匆匆赶来，慎重其事地招待这些不速之客，而他们的手下则会飞快地往城中各处张贴那些写有皇帝谕旨的告示。
宣教士那阵子在中国各地无远弗届，甚至还深入至西藏等内陆省分。在最初的十八个月内，他们就走了三万里路。
他们的道路亦非一帆风顺。中国政府虽然批准他们有往来各地的自由，但很多当地的领袖却对洋人非常反感。除此之外，这些行程本身亦相当艰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得徒步，而有时可坐的交通工具就只有木制车而已。
返回中国后的头几个月，戴德生只能完成其计划的一小部分。当他沿南中国海北上航行时，他得了个严重的病，使他不得不在镇江多逗留好一段日子。在那里，他可以做的就只有祷告和协助回复内地会的函件。
“对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样起来走动这一点，实在是有点难以置信。”他写信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珍妮。当时珍妮正留在英国照顾戴家的孩子，除玛利亚所生的四个儿女外，珍妮自己又有两个孩子，此外，还加上童跟福的遗孤女。在其后一封信中他写道：“因为身体虚弱所以不能工作过劳，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不过工作过劳是无可避免的了。戴德生除了要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各地的工作外，还得编辑《百万中国人》(CHINAMILLON)这本由内地会出版，在英国售卖的新宣教杂志。另外，因为差会的秘书健康日差，而不得不返回英国休息，于是戴德生又兼顾起他负责的办公室事务来。
当工作稍可歇息时，戴德生就会弹奏起他的小风琴和唱圣诗。他最爱的一首圣诗是这样的：“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
一次，在两个成立较久的宣教站附近发生骚乱，当戴德生接到这坏消息时，年轻的倪高斯也在场，他是那十八个到内陆拓荒的宣教士之一他想，戴德生可能需要安静一下，正预备离开之际，突然他听到戴德生哼起这首歌：“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
满脸惊讶，倪高斯转过头来问他说：“当你的朋友正在危难之际，你怎会有心情吹口哨的呢？”
“你愿意见到我只会担忧愁烦吗？”戴德生回答说。“这样对我并无益处，反会影响我继续其它的工作。我当做的唯有把重担卸给神。”
无论日夜，戴德生都会随时把重担卸给神。他们在镇江的总部，那些半夜突然醒来的宣教士，都会不时听到戴德生在低声吟咏着这首心爱的诗歌，这正是他处理内地会面对的压力和问题最直接的方法。
当戴德生的体力渐渐恢复，可以再上路时，他知道他可能要比原先计划的四十个星期，在中国多逗留一段时期。“有些时候这看来实在难以接受，”他写信给珍妮说，“因为要离开你那么久。但想起主要离开天上的居所三十三年，然后在各各他山上完成最后的工作，我实在为自己的自私惭愧。”
在中国逗留了十六个月之后，戴德生和珍妮重聚了，不过他们快活的日子是相当短暂的，因为戴德生从中国带回来一个悲惨的消息。原来中国北方发生大旱灾，有六百万人因为多年禾稻失收而要面对饥馑。两位最近被差派到灾区的宣教士回复说，在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亡，而大量少女则被卖作婢仆，并且辗转再被卖至南方的大城市。
戴德生深切感到中国北方的需要乃燃眉之急，于是四出奔走，向全英国上下的基督徒报告当地灾情，请他们加以援助。于是为救助该地儿童的奉献开始进来了，但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
有哪位女性可以到该省分带领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工作呢？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白种妇女跨过分隔山西和沿海的山岭，进入内陆。因为要经过这些山岭，最起码也需乘两星期的驴车，穿越一些险恶的地段，并且夜宿在一些阴冷的旅馆里。
戴珍妮既有经验，又乐于助人，她对当地语言又相当熟识，加上还已赢得其它宣教同工，无论是男或女的信任，她实在是最佳人选。不过珍妮这么想，她怎能离开呢？她和戴德生已分开了一年多，他正如过去一样，在中国把自己都累坏了，回到英国，珍妮正好在这里助他一把。还有，假如她去了，有谁照顾这七个小孩呢？
当她挣扎要作出决定时，珍妮祷告求神给她一个征兆。“我觉得我的处境和基甸甚为相似！”她这么写道，“我在中国能够发挥的能力，正如神对基甸说的一样，‘不是我差遣你去的么？’我需要有羊毛来证实这确是神的差遣。为要使那些希望我留在英国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看法，我求神首先给我费用好去买一些必需品以装备上路，因为我有的已所剩无几了。此外，他还得给我五十镑，好待我去时手里有钱。”
第二天，一位朋友来找珍妮说：“我这里有少量金钱，你就用来打点上路吧。”那是十英镑，正好是内地会给每位宣教士装备上路的费用。其后数天，她又收到一张突如其来的五十英镑支票。她的羊毛神已经应允了，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最后，她最为关心的事，也由戴德生的妹妹贺美解决了。贺美就住在塔兰路总部的附近，她宣布说：“假如神呼召珍妮往中国去，我就负起照顾孩子们的责任。”
于是珍妮和戴德生又得分开了。这一年内珍妮在中国北方照顾那些饥馑的妇女和儿童，而戴德生就留在英国训练另三十位新任宣教士。而因着事工的发展，另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
那些拓荒的宣教士到达一处新工场，自然就会找地方建立自己的家，然后自然地有些人又会想娶妻成家。于是为此之故，内地会就得差派妇女进入中国的内陆，这在其它宣教机构都是绝无仅有的。就这样，另一股对内地会的批评浪潮就涌过来了。结了婚的宣教士不久就会生孩子，于是单身的妇女又得被差派去帮助那些忙碌的母亲，负起传福音和教导中国妇女的责任。假如差派已婚妇女去参与拓荒工作所招来的批评是厉害的，那么容许单身妇女到中国内陆面对危险和困难所惹来的攻击，就更严厉了。
但戴德生记起玛利亚在中国的工作是成功而有果效的，那是他在中国早期的一段日子；如今珍妮又被差派到山西去完成这前无古人的任务，他对女宣教士的勇气、毅力和应变能力实在有极大的信心。于是当他和珍妮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重聚，然后一同上路，探访内地会在中国新成立的宣教中心之后，开放“妇女工作”一事已是事在必行。而这一决定后来竟成为戴德生所做的最出色的决定之一。
最初进入内地去的妇女在扬子江中游被担搁了好一段日子，她们的圣诞节是在旅途上度周的，而她们的行李亦得放在大石上晾干。当她们到达目的地时，围观的人群真是把她们吓坏了！
“过去整整两个月，”倪高斯太太从重庆写道，“我每天都和数以百计的妇女见面。我们的屋子就像市集一样。
倪太太多次都因为疲累过度而在聚会中晕倒，因为在这有六千万人口的省分，只有一位白种人妇女，于是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来他们的家，听她讲福音故事。当她醒过来时，她发觉那些妇女是带着爱心和关怀，为她扇风。一位妇女更是待她如自己的亲女儿，她派人用自己的轿把倪太太接回家里，让她在最舒服的床上躺下来。在打发其它年轻妇女离开后，她会坐在床边，亲自为这位累坏了的客人摇扇，直至她睡着了为止。之后她又会安排一顿丰富的晚餐，非要倪太太吃饱才肯让她回家。
每到一处，这些女宣教士都惊奇地发现，那些人是多么乐意见到他们，又愿意听她们讲道理。他们并不是怀着好奇而来，而是真正对圣经和耶稣的事有兴趣。所以自从那些女宣教士出现后，到第二年年终，在内陆的省分已有六、七十人信主，而且还成立了几间小型的教会。
但这种工作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所要面对的危险，就唯有戴德生清楚了。他心爱的妻子玛利亚就是因应需要，劳碌过度加上患病去世的。于是他每天都为内地会的每一位女同工祷告，求神保守她们的健康和平安。但他又写信告诉母亲说：
“看见我们的工作已深入中国最偏远的地区，我内心的喜悦实在难以形容。为这一切或活或死我也是甘心的。”
事实上他差点也要离开人间。一八七九年间，他曾三次染上重病，幸好珍妮当时已在中国，可以照顾他。珍妮对他的支持和鼓励，从当时他写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假如我们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压力影响我们和主的关系，你以为我们能否每一刻钟都可以过着得胜的生活呢？这种生活所带出的影响力，能否传至会里的每一位成员，然后又再反射回来？在过去几个月里，我特别觉得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是那些看不见的代祷。我们的信心要影响那些神给我们的同工，过得胜的生活。他们打的是有形的仗，而我们打的则是看不见的仗。我们焉敢不继续求神，使我们可以在这些战争中得胜，因为这些仗都是为主而打的，而我们也是奉他名来的。”
戴德生的病虽然能度过危险期，并且渐渐恢复健康，但他在经济方面的考验却是有增无减。“我们的经费愈来愈短缺了，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祷告。但神必不致令我们失望，让我们信靠他，不要害怕。”他写信给一位同工说。
当一位朋友发觉他在休养期间，都是不断以祷告度日时，戴德生就解释说：“假如你需供养一个大家庭，而你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吃的话，那么你会怎么办呢？这正是我现今情况大致的写照。”
当消息传来，戴德生和珍妮的母亲都先后在几个星期内去世时，他们就决定让珍妮回家一趟，好打理一切。而戴德生亦会尽快上路。
他的妻子才走了十天，他就写了以下的话给她：“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在挂念着对方。到了最适当时刻，主必会带领我们重聚的。让我们追求更为他而活，并且在他里面找到满足。”
一个月之后，他沿扬子江西进，他写道：
“你大概正经过地中海，快要到拿不勒斯了……我正在等候轮船往武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是多么的挂念着你，但神让我深觉得在他的面前和爱中，我们是多么的丰裕……他帮助我在逆境中、在穷困中有喜乐。这一切的困难都只是让神可以更彻底地展示他的恩典、能力和爱心。
“我非常忙碌（他从武昌继续写信，当时他的一连串聚会已开始了）。神给我们有一段快乐的交通时间，而且又确定了我们赖以根据的原则是正确的。”
这最后一句是当时一个重要的信心宣告。戴德生和其它齐集在武昌的宣教士，都重新委身，愿意依从内地会正在发展的方向工作。不过，当时内地会又快要面对另一次危机了。
经过多年的祷告、忍耐和努力不懈，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已经来到了。中国内陆之门已是大开，而他们实在需要后援，在极北之地，还有南方和西方的宣教站驻守。不进则退，假如他们不向前进，他们就是走回头路，他们就是遇难而止，不再信靠那位永活的神了。
不错，他们的经费是十分不足，但他们多年来都是这么拮据的了。还有，新来中国如入他们行列的同工不多也是事实。所以若要说“就目前形势，暂不向前扩展”会是件十分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是将神给他们的新机会轻轻放过。当时的同工都觉得后退并不是神要把福音带进中国内陆的方法。
于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就采取了勇敢的一着，他们凭信心同意要为七十个新同工来华祷告，他们也写信回家报告这一协定。当时内地会的同工就仅仅超过一百人，他们收到的奉献亦仅够支持他们现有的工作，而如今他们竟愿意同心祈求神再给他们七十位新生同工！因为在实际执行上，他们难以同时接待那么多新同工，结果便以三年为期，作为这个发展计划的期限。
当大家在会议中同意支持这一协约时，有人就说：“到那第七十个人来华时，我们得再次聚首开个联合感恩会。”
“到那时候我们恐怕已分布得老远了。”另一位宣教士说。“何不现在就举行感恩会？在我们分开之前为这要来的七十个人谢恩？”于是他们举行了另一次祈祷聚会——这次是预先为神应允他们的请求谢恩。
虽然他们展示了这么大的信心，但在英国老家，很多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和批评者，都认为这是绝不能成事的。
佚名
肉体和心灵会衰残，
就让它们衰残好了！但神永不会
使我们失望。多多祷告，
不断祷告，因为撒但正在向我们开战——
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很多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凭着信，等待着来自家乡的鼓励之言和增加的奉献。但他们的信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果效，他们非但收不到更多资源以助他们向前发展，连他们现有的工作也要面对更大的经济危机。在一八八二年十月，戴德生写道：
“我们当时正围坐在桌旁，收到了从英国来的信。打开其中一封，发觉信里只有九十六镑，而非往常的七至八百镑，作为我们本月的经费。当时我那难过之情是久久不能忘怀的。
“我把信封合上，然后走回卧房，打开来信，路在神的面前，求问他我拿着这九十七镑该怎么办。这一数目根本不足以分配给那分布在七十个福音站、九十名宣教士，而这还未包括他们的妻子和超过一百个的当地工人呢，还有在我们学校里那比这些数目加起来还要多的儿童，我们又从何来金钱给他们吃饭穿衣呢！把重担卸给神后，我就向在泽库的同工堤起这件事，我们于是同心来到他面前仰望他的帮助，不过我们却没有将当时的境况给外面的任何人知道。
“不久神的答复开始出现了。当地的朋友给我们善意的礼物，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奉献对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就这样我们那一个月的需要就解决了，我们甚至不需要用一个小时去担忧。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我们再度有同样的经历。神让我们的心欢畅快乐，他用当地人的奉献来供应当地工作的需要。这是前所未有的呢。”
经过神这次供应之后，那些宣教士们都确信神必会答允他们的祷告，为他们带来那七十个新工人。不过知道在英国的弟兄姊妹对这事有犹疑，戴德生就和他的朋友们在二月二日一起聚集祷告，求神给他们一些征兆，好证实这件事是他许可的，以鼓励家乡那些怀疑者。
戴德生解释说：
“我们知道父亲高兴让他的儿女欢喜，所以我们就求他也使我们欢喜，同时好鼓励在英国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神感动一些有钱的管家，为着自己和家人特大的祝福，慷慨地为这事工奉献。”
在这之后数天，戴德生就启程回英国去了，所以他直至到达雅典前，一直都不知道这祷告的结果。虽然英国方面并不知道他们这特别的祈祷会，但是在塔兰路的同工们，即兴奋地在二月二日收到一份匿名的大礼物，那是三千镑！礼物中附有一节金句：“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这还不止，这份礼物寄来的手法相当特别。礼物的下款写着“爸爸、妈妈和五个孩子”。
“看见神怎样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最令人惊讶的。他带领他忠心的管家‘为自己和家人特大的祝福慷慨奉献。’”
当他在春天抵达伦敦时，他发觉人们开始对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关心和重视起来。他们在中国拓展新工作一事亦在当地传开了。伦敦宣教会的韦列为道：“他们在该国展开工作，这正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其它差会做的工作也非常美善，只是他们并不是做拓荒的工作。”
麦卡悌当时亦已返回英国过其安息年，他刚从东至西徒步横过中国，一路上在各大城市传福音。苏亨利和范约翰是两位从缅甸进入中国西部的外国人，他们亦在英国分享自己的经历。所以当戴德生抵达英国，开始向各方面提及那七十名宣教士时，当时的基督教书体都对中国重新关注起来。
戴德生的妻舅海恩波已负起差会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他为差会介绍了很多新朋友，于是戴德生被邀请前往全国各地介绍内地会的工作。每到一处，当人们听到内地会的发展和中国不断的需要时，都深受感动。
一位内地会的新朋友，一位从告士打来的传道人，对戴德生那长长的讲道行程有这样的形容：
“……有一点你大可以放心，就是无论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他总不会开口募捐。多少次我听见他带着歉意的解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奉献不会从支持其它基督教机构转过来，作为内地会经费之用。正因着这一点，也尽量避免做一些会影响其它差会的工作。他是真心实意为其它机构说话的……
“那虚己的心，那带着尊严、凭信心生活的风范，在他身上都是那么实在！他不会想从你身上获得些什么，而是随时随刻愿意把他所有的与你分享。他的心思意念都存着慷慨助人的思想。有些人虽不曾用言语说明，但他们的表现却明显是向你索取资助的，而他就永不会这样做。”
在一次大会上，当他说到中国的需要时，竟然连内地会的名字也不曾提及。尽管没有募捐，但人们都乐意解囊，甚至自己身上的珠宝手饰也除下来为中国献上。当时的一个记录提到：“聚会结束后，大概有十五、六人愿意献身宣教工作。第二天，有人送来一个珠宝手饰箱。人们从戴德生身上收获之丰富，令他们觉得可以为内地会奉献任何东西。”
有些人只因为听到有关戴德生和他的工作就作出了表示。一位在剑桥的小朋友因为听说戴德生还在世，便愿意奉献自己储蓄的零用钱，帮助中国的小朋友认识耶稣。”
南开普敦主教卫伯科写信给他说：“有六十人在舍下聚会，请来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并请阁下在舍下留宿一夜。请为主名的缘故答应我们。”
罗士托勋爵从欧洲大陆写信来说：“我在主里向你问好。你对于英国贡献极多，因为你坚固了我们的信心。”
般纳医生转来一百镑，是一位不认识的长老会弟兄的奉献，这位弟兄说自己非常关心中国的工作。司布真先生和麦富新小姐都曾邀请他到他们各自的教会讲道。
“我的心仍然关心着你们光明的工作（布迦先生寄来一张五百镑的支票）。交与你们同心为那七十个工人祷告，但我向神祈求的并不止这七十人！假若我们肯倒空自己，单寻求神的荣耀和灵魂得救，我们必可看见更奇妙的大事。
戴德生要参与的聚会是那么多，他似乎已没什么时间处理内地会的工作。但一本记录内地会书信来往的记事簿，却显示他在短短十个月内，就亲自处理过两千六百封信——这本记录簿列明了每封信的收件日期、回复时间、还有一两句有关信函的提要。
要做的工作似乎是没完没了，但这些工作亦是有收获的。中国内地会的代表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讲道，是触发当时学生复兴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运动如火燎原，席卷英国，最后又影响及北美。就在这运动初期，已有很多学生愿意考虑投身宣教工作。一方面，内地会收到无数的询问，另一方面他们又收到足够的奉献，让戴德生可以先行返回中国为那七十个要去的宣教士打点一切，而当时距三年期限还有一段时间呢！
虽然知道内地会在英国的工作有所增长，并且为国人欣赏而心感欣慰，但戴德生却知道在华的工作扩展，只一意味着有更大的难关摆在前面。
他在南中国海上写道：“我们不久就会在战场上，但率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而不用害怕。‘他必能拯救。’他随时随刻都会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几个月后，他再写信告诉珍妮说：
“肉体和心灵会衰残，就让它们衰残好了！但神永不会使我们失望。多多祷告，不断祷告，因为撒但正在向我们开战……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很多。你不和我在一起，是个很大的试炼，此外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事。虽然如此，神的鼓舞是那么令人惊讶——实在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没有笔墨可以尽述。没有人会想到内地会会有那么奇妙的大事发生。同样，神也大大地使用其它差会。无可置疑的，神是大大使用了内地会。希望明年继续是奇妙的一年。”
当他航行往中国时，他早已决定要在年底前返回英国，但因为工作未完成，他要到一八八六年才能成行，而那年是内地会最丰收的一年。戴德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内陆进行一连串的采访。他到那些新成立的宣教站，给那些宣教士工作上的指导；又参加会议，并和中国基督徒见面；甚至参与新的传福音工作。有些在偏远宣教站工作的老同工，已是多年不见，他们和戴德生一起话当年，又兴致勃勃地分享内地会的新发展。那些较年轻的宣教士见到这位领袖时，都被他的忠心所鼓舞。当他们和戴德生一起讨论工作时，都同时为将来的工作计划憧憬着。
“我们每个人都见到异象，”一位与戴德生同行的宣教士回忆说。“那些日子彷佛天国已降临人间。没有难成的事。”
戴德生的耐力令与他同行的年轻同工惊异不已。因为他们在内陆旅行时，多是徒步进行的。有时在一些偏远地区，他们可能要骑在驴背上，攀越那些崎岖的山径；借宿的旅店都是那么简陋，与驴驹同宿一块亦是在所难免的。有时，那些驴驹为了找草吃，竟把那些宣教士睡在上面的草帘子也吃掉。好多次他们晚上甚至找不到借宿的地方；有时日间的温度是那么高，令他们不得不在晚上行路。
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在英国是颇有名气的运动健将，谈到在中国往来的艰辛：
“夜间走路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了，因为在日间我往往不能入睡。有时当我睡着了，醒来时必会发现戴先生在看护着我，他会挂起蚊帐并赶跑那些苍蝇。在夜间走路的时候，因为睡意还浓，我会边走边睡着了。有时因为熟睡而栽倒，于是又惊醒起来走一阵子！
“由旅馆入夜打烊了，在不得其门而入之余，我们唯有露宿街头，好让那些驴驹也有时间进食。我们的食物通常就只有大米和高粱。偶尔我们会买到一只鸡、几个蛋、一些青瓜或少许水果。不过因为我们行止不定时，加上正是雨季，在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地方，小贩都没有出来摆摊子叫卖。雨下得那么多，我们常常被淋得浑身湿透，于是唯有把衣服一件一件除下来挂在火前烘干。有一次这竟激怒了‘灶君’，戴先生还得去做和事老呢。我们并没有带被褥上路，虽然戴先生自己会带两个枕头，一是用来承托头部用的，一是用来承托他的大腿。我们每人都多带着一件披肩。药箱有时则被用作枕头用……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一条河边，附近有几间小屋，那里的人都是靠背负商旅过河生活的。他们见到我们时都说河水太深，不能渡过，不过只要我们肯付一千块钱一个人，就会背我们过河。那实在太荒谬了，于是我自行走进河里去，这时河水正一寸寸地上升，雨水把河淹没了。那些人见我们定一直过河，结果都来帮忙，并且赚得一个合理的报酬。当我们都渡到对岸时，河水已开始泛滥。假如我们迟到半小时，就根本不可能过河。这时的河已变成一条滚滚大江了。
“过了河是一条小村落，不过却没有旅店之类可栖身。再前行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唯有找地方落脚，结果只能找着个猪栏借宿。我们把那些猪赶了出去，又借了几张木板凳，再把门拆下当床板。我们把自己里在披肩里，预备就这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才开始入睡，那群猪就跑回来了。它们把那些简陋的门栏推倒，进来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栖身之地。回想起来，那晚实在是太冷，我们不能够就此放弃到外面露宿。
“第二天天气仍然相当寒冷——我们是在山中行走，并非横过西安平原。
一路上滂沱大雨。道路有多处地方被大水冲走了，不过戴先生仍继续前进。当河面太宽不能度过时，我们就沿着河边的峭壁攀行，依着危险的山路向前走。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停止前进，虽然他屡次叫我留下来。有几次我们险些跌下山崖，我们才走过，山路就塌了，石块和泥土滚滚掉落河里。我们并不惧怕盗匪，也不害怕豺狼，我们见过几头豺狼，不过它们并没有袭击我们。我们每天大约定四十八至五十里的路。在最后的三段路，我们分两段就完成了，因为我们想赶上在汉中的船。”
有一次当整团人走得又累又饿时，他们听见戴德生在唱歌。其中一人留意到他在唱：“我们为这饭谢恩。”他不禁问，食物在哪里呢？
“不会太远的了，”戴德生含笑答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肚子饿了，很快就会送来早点！不过到时你得先等一等，要谢过饭才可以吃呢。而我因为已谢过饭，就可以立刻进食了。”
果然，就在前面不远，他们遇到一个卖米饭的人，结果他们可以饱餐一顿。
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发觉戴德生非常注意属灵的供应。无论往哪里，他必会带着火柴和洋烛，并他那本分成四册的圣经。
“他无间断地在天亮一小时前做灵修。”他的同伴这样记述，“然后又再睡去……有时我起来喂那些动物吃草时，会见到他点着洋烛在读圣经。无论周围的环境多脏多吵，他都不会忘记这习惯。在旅途上他通常躺下来祷告，因为他祷告的时间非常长，假如跪着祷告就会太疲累了。”
最后一段行程似乎是最容易的，因为那只是一段一千里长的船程，从北部的省分沿汉水直下海岸。但在这最后一段行程中，戴德生却请缨，照顾在汉中工作那对宣教士夫妇的五岁女儿白安妮。这位体弱多病的女孩子，恐怕只有沿海的气候才可以使她恢复健康。
安妮的父母，见戴德生一行人并没有女性在其中，就担心这样做会加重他的负担。但戴德生却相当坚决，于是在这四至六星期的旅程中，他都亲自负责小女孩的起居饮食，日日夜夜都在看守她，照顾她。
他在船上时写信给珍妮说：“小女孩的健康进步得很快。她非常可爱，常常小鸟依人般依着我，被那双小手揽着颈项，这感觉真美妙极了。”
当戴德生完成这中国万里行的壮举后不久，他就召集那新成立的中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大会。一八八六年年底，那些在各省区当监督的同工都一同聚集在安庆，听戴德生分享他这次旅程的心得，又一同讨论内地会面对的迫切需要。戴德生并且向这些在华的内地会领袖挑战，要他们开始思想将来更大的发展。
戴德生自己亦非常惊奇，因为经过三期的禁食祷告后，与会的每个人都同意假若他们的工作要继续前进，他们就必须立刻有一百位新同工。一百位！当他们再重新估量需要之后，戴德生亦得同意，加上那五十个已经开发的宣教站，一百位新同工亦仅可应付新的计划发展。于是在戴德生的同意下，委员会就发电报回伦敦说：“请为在一八八七年我们有一百位新同工祷告。”
这电报在英国所引起的震荡是可以想象的。从来没有一个宣教机构敢梦想同时派出这么一大队人作支持。中国内地会只有一百九十名成员。人们都难以想象在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祈祷求神为他们增派一半多的宣教士，不过戴德生返回英国向他们讲述了那些在中国的宣教士所作的祈祷三部曲。
原来，在他临离开中国时，那些在中国的领袖们都同意，他们除了向神求派那一百位同工外，还会求他赐给他们额外的五万镑，作为那些新宣教士的开支。而这需要，他们是不会向任何人暗示或募捐的。第三，这笔额外的奉献，会是整笔而来的，以免在英国那仅有的数名同工，要应付更多复信和记账的工作。
一八八七年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年有六百名男女志愿参与内地会的工作。他们从中拣选了一百零二人，经过训练就差派他们上路了。他们收到的额外奉献是五万五千镑，而非只是五万磅，于是他们的需要就落实了。更奇妙的是，这些奉献就只分十一批而来，那些在英国的同工的工作量并未因此而大增。
虽然如此！这蒙应允的祷告却大大增加了戴德生的工作。他每天要讲二、三次，甚至是四次的道。他似乎要不停地会见那些候任同工，还有每天平均要回复十三至十四封信。这样子一连过了十二个月。但这“一百名同工”的故事却是远近皆知，挑起更多人对中国以至内地会工作的兴趣。
结果在一八八八年，慕迪就请戴德生在返回中国途中时，顺道往美国一行。
“我并没有想过来美国会为中国内地会的发展带来那么大的收获。我很高兴神为我打开这一条路。听见有超过二千名学生愿意献身海外的宣教工作，我就特别想见慕迪先生。美国的宣教差会还没有准备负责起这二千位工人，或许当我们告诉他们有关神的信实时，他们发觉圣经是讲“要去”而并非是“受差派”呢。我相信当圣经受默示成书时，假若神要说“受差派”是可以的，不过神却说了“要去”。我希望我可以鼓励一些人出“去”。
当戴德生在慕迪博土主持的一个大型学生会议讲道之后，那些学生都主动地为中国的宣教士收集奉献。他们所收到的奉献足够支持八个宣教士一年的经费之用。
不过戴德生对这新发展却并不表示兴奋，他反而觉得是另一个重担。他解释说：
“有宣教士而经费不足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神必会照顾他儿女的需要，他不会要我抢过他自己的责任来。但有钱而无宣教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你们在美国的应把这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而不自己差派你们当中的人去使用这些钱。我们有钱，但人在哪里呢？”
戴德生非常焦急要回中国去。他说，假如他有宣教士而没有奉献，他也会立刻起程回去，因为他相信奉献是会接着来的。他就曾多次这样做。但他不能拿了钱而不带着一些新宣教士离开。
慕迪鼓励戴德生直接呼吁工人参与他们的工作，他照做了。当有三位年轻人愿一意上路时，他就欣然接受了那笔奉献。不过事情又变得复杂化了，原来每当他接纳一名新成员时，这成员的家人和朋友就会表示将完全负起他的费用。结果，当那首八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被拣上时，那笔原来的奉献都不曾动用分毫。当戴德生把这笔钱献给神，神就把它变为五饼二鱼，使它用之不竭。
虽然事前没有想过，但戴德生却立刻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内地会的分会。就在他踏足美国三个月后，他就带同十四位年轻的北美宣教士往中国去了。从那时起，中国内地会就成为了一个跨国的机构，虽然在更早之前，他们已是跨越宗派的了。
佚名
假若我们可以裁定神的话，而不用让
神的话语审核我们的生命；
假若我们可以随己意选择性地奉献，
那么我们就会是施恩者而神则是
那受惠者了。他并得要对我们的奉献
表示感激，并为我们肯依从
他的意愿行而觉得荣幸。但另一方面
设若地真是主的话，
我们就得在各方面以他为主。
在随后数年间，内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宣教机构。自戴德生往挪威及瑞典，在彼邦报导过中国属灵需要后不久，三十五位北欧宣教士，就在没有预先宣布的情况下，来到了上海，听候差遣。从德国、澳洲以及新西兰等地都先后派出宣教士来参与内地会的工作。不久，在上海的中国委员会也就成立了”个庞大的组织，远远超过其创始人的最初预计。
如今，戴德生的属灵生命因着他的工作影响及世界每一角落，他的责住感和工作负担亦不断增加，不过，他的信心始终支撑着他，使他勇往直前。周围的人都注意到他那坚毅不屈的韧力；一位在他到访澳洲时，曾接待过他的圣公会牧师说：
“他是朴实无华的实物教材，他从天上的银行支取他每日的需用‘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救主不会为任何事情担忧烦躁，故此他亦不会为诸事顾虑烦忧。主耶稣临危不乱，处事泰然，这正是他追求学习的目标。没有事会令他方寸大乱，惊惶失措，他认识到主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他生命所不能或缺的……
“‘我是在书房里，你是在一间大的客房之内，’我最后这样对戴先生说。
‘你关心的是亿万灵魂，而我就只那十数人。你的信件都是十万分火急的，比较之下，我的就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却常常惴惴不安，挂虑担忧，你则平静稳妥。请告诉我是什么使我们的反应那样不同的呢？’
“‘我亲爱的麦格礼，’他答道，‘你所提的平安，在我而言，并不只是个人向往的特权，而是非其不行的。没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根本就不能完成我所要做的工作。’”
“这是和戴先生交往的最深体会。你是否终日忙碌营役，烦躁不安？那么请你抬起头来，仰望那在荣耀中的人子！让主耶稣基督那奇妙的脸光照耀你。主有忧心忡忡吗？主有心绪不宁吗？在他的眉宇间，你不会发现有丝毫顾虑担忧的神色，但是他也关心你所面对的问题啊！
“‘凯锡克培灵大会的教导’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我在大会中听到那些策励人的真理，我自己也曾传给其它人听。但如今摆在我面前的，竟是凯锡克教导的实例，是我想也没想过会见到的，这实在令我深受感动。这位快六十岁的老人家，背负着如此沉甸的重担，却是那么样和闲适。抬上那厚厚的一迭信，任何一封都可能会是带来死讯、或者是钱粮短缺、或是暴动、或是发生严重问题等坏消息。不过，戴先生仍然以平和安稳的心拆阅并予以回复，因为主基督是他平静的原因，主是他赖以稳然不动的力量。当烦恼祸患重重围绕时，他安居在主里，从他那里找帮助、倚靠，他用纯一不止息的信心靠主而行。
“在一旁观察他，只见他仍是那么无拘无束，那么自然闲适。我找不到什么话语来形容他这态度，唯有圣经所说的‘在主里面’而已。他时时刻刻都在神里面，而神也同样在他里面，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在主里面呢！他和主的交通是多么的甜蜜，这也正是雅歌里所讲的亲密关系。他是个多么奇妙的混合体——一方面他像个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处理着极其严肃的案件；但同时在他心里又怀抱着那属于家的光明和爱心，他是刚与柔共聚一身！”
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戴德生早年的异象和迫切传福音的热忱依然没有消灭。事实上，他对于要遵行主最后吩咐的确信，却是愈来愈浓烈了，因为他对大使命的意义是愈来愈清晰。在一八八九年他写道：
“我得惭愧地承认，我从没想过要问‘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这命令的真义为何。多年来，我和许多人一样，为要传福音到更遥远的地方而劳苦工作；我们计划进入中国那些未得的省份，以及那些偏僻的小地方传福音，只是却从未切实思想主话的真正意义。
‘给万民？’
在中国就只有四万个基督徒。假如将这数目乘二再乘三，或许每个人可以向他八个邻舍和朋友传福音，我们仍只有一百万个信徒。发觉自己以前所做的犹如杯水车薪，戴德生不禁写道：
“我们要怎样看待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后使命呢？我们是否蓄意把‘主’这称谓轻忽略过，因为我们单只看重主为我们的罪死，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事实，而不肯因着自己是‘重价买赎回来’，所以要绝对地顺服我们的主？
“有多少属主的人真正意识到，基督若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他就不是主呢！假若我们可以裁定神的话，而不用让神的话语审核我们的生命；假若我们可以随己责选择性地奉献，那么我们就会是施恩者而神则是那受惠者了。他并得要对我们的奉献表示感激，并为我们肯依从他的意愿行而觉得荣幸。但另一方面，设若他真是主的话，我们就得在各方面以他写主。‘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
就这样，年届六十的戴德生，这位立志要将福音带往中国内陆去的宣教士，将内地会的异象更为扩阔了。他开展了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去遵行主的吩咐，向中国每一位男、女，成人并小孩分享主的爱和他受死的故事。
当珍妮和戴德生在一八九一年返回中国时，令他们惊异的是内地会的工作已有长足的发展，而且还在不断扩展中。在一八八七那年，有一百位宣教士到达中国，这似乎已是十分可贵，但在一八九Ｏ及九一年，内地会上海总部又迎接了一百三十一位新同工——其中有六十六位，是在半年内陆续加入的。这是宣教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而中国福音工作的进展亦不限于内地会的工作。，在一八九Ｏ年至一八九五年间，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三名新任宣教士经不同差会，抵达中国事奉。
中国内地会的事工继续发展，到一九零零年，内地会已有七百五十名成员。除了向神求取经费之外，他们并没有向人募捐，但他们所收到的奉献却超过四百万元，亦从不借贷。他们的中国同工有七百人以上，受浸的中国信徒亦达一万三千人之众。踏入另一个新世纪，前景似乎甚是乐观，因为他们开展了一个新策略，就是更有计划地向每一个中国人传福音。
不过，好景不长，义和团之乱在一九零零年爆发，一时间其疯狂行径席卷全国，因着慈禧太后的掌权，那些狂热的义和团份子在全国各地起哄，带着宗教和爱国的炽烈情绪，誓要赶走所有“洋鬼子”。
到一八九八至九九年戴德生在中国宣教已达十个任期，他的健康亦垮下来了。在珍妮的催促下，他同意前往瑞士休养，调理身体。但他们才抵达那里不久，坏消息就接二连三传来。
只见电报如雪片飞来，不断报告暴乱、屠杀和藏匿在各内地会宣教站的难民被追捕的消息。每一个新消息都令戴德生的忧伤加重，他的精神和肉体亦变得愈来愈坏，直至一个地步他再也承受不了。“我不能看书，”他当时这样说，“我不能祷告，甚至也不能思想但我能信靠。”
在动乱未平息，一切秩序还未恢复时，中国已有上千人死亡，这包括五十八位内地会宣教士和他们的二十一名孩子。无数中国基督徒亦在此期间被杀害。最后暴乱终于止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亦各自返回所属的宣教站，而这些宣教站很多已遭受严重破坏。他们重新整顿，继续工作，只是他们并没有向中国政府追讨任何赔偿。这种勇气，这种敢于饶恕的态度令人十分敬佩，而亦因此为另一个传福音的新纪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位山西老者的话应验了。他在义和团之乱中被杀，死前他曾说过：“王国会衰亡，但主的教会永不会被消灭。”
一九零零年，戴德生从总干事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他的健康亦使他好一段日子不能返回中国。当他的体力容许他再环球旅行一次时，珍妮的癌症已是病入膏肓。他在她身旁陪伴照顾她，直至她在一九零四年七月死时为止。
在她临终前一晚，虽然她已是呼吸困难，她仍然安慰戴德生说自己并不觉得怎样痛楚。天快亮了，看见戴德生痛苦的脸容，她最后微声对他说：“求主快点把我接回去吧！”
戴德生从未觉得开口如此艰难！但为着他爱妻的缘故，他终于求父神释放她的灵魂。几分钟内，珍妮的呼吸就变得愈来愈微弱！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戴德生的伤心实在难以形容。在他们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句金句，那是他们最后一同购买的纪念品。在珍妮去世后的数天中，戴德生不时抬起泪眼望着那几个白底蓝字：“Celuiquiafaitlesprommessesestfidele.”（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告诉一位朋友：“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安静的等待，看看他如何证实这话是真确无误的。”
第二年年初，戴德生就偕同儿子和媳妇再访中国。以七十三岁的高龄，他作了一次极长途的旅行，他先后探访了他所熟识的老地方，然后又进入湖南，他从未到过的省分。
每到一处，当地的中国人和宣教士都热情欢迎。他被称为“敬爱的牧长”，来欢迎他的人又称他为“中国人的挚友”。他所到之处，总有一大群人聚集来听他讲道，有时他们聚集只为要看他经过，见他一面而已。
湖南之旅是最令他欣慰的，因为这是中国内地会最后一个在当地成立宣教站的省分。在义和团之乱前，他们还不大能进入该省。戴德生很希望踏足这省，他和同行的人乘轮船横渡广阔的洞庭湖，然后沿江向上直抵湖南省府长沙。到达长沙时，他不禁想起他们多年来，为进入这最后一个省分传福音付上的努力和祷告。在八、九年以前，这里根本没有宣教士可以逗留足居，如今这里已有超过一百一十一名宣教士，他们是来自十三个不同的宣教机构的，这些宣教士在十七个不同的城市工作，而且有一群灵命长进的中国基督徒与他们同工。这进展实在惊人。
当人们提起戴德生的生命和内地会所带来的影响时，都只能说：“这是神的工作。”而戴德生的回应可以他这话来总结：“我们不能作什么，我们只能贡献些微力量，但神是行大事的神。”
在一九零五年六月三日，星期六这天，长沙的宣教士都齐集来为戴德生开了一个欢迎会。那天晚上，他的媳妇走到他的房间去看看他。
“我们敬爱的父亲就躺在床上，侧身挨着床边一张椅子，椅上点着一盏油灯。他的记事簿是打开的，夹着的多封书信也是打开的，他是很喜欢阅读书信的。我把他的枕头拉好，然后在床边另一张矮凳坐下来。他没有说什么，我开始谈到摊开在床上那本《宣教评论》当中的几幅图片……正说间，父亲突然转过头来，抽搐了一下。我抬起头来，还以为他要打喷嚏。然而他却一下接一下的抽搐着，他的气管并没有噎住，他也不是呼吸困难。他没有看我，似乎是开始昏过去了。”
“我跑到门口大叫存义，就在他到达床前时，父亲似乎快要离去了。我再去找海勒医生，当时他就在楼下。没几秒钟，凯勒医生已到达父亲床边，不过只见父亲咽下他最后的一口气。父亲并不是死去，而是快乐地，迅速地进入他永远的生命里。
“他的面容是那么安舒详和，这是多么奇妙！多年的重担一下子都飞逝了。他疲累的皱纹也隐灭了。他像孩子般安祥入睡，房内一片不能言传的和平。”
后记
贫苦的湖南基督徒，买了一副上等的棺木盛载着戴德生的遗体，然后运到镇江安葬。在那小小的墓地上，戴德生就躺在他的妻子和子女旁边。澎湃的扬子江在他身畔流过，他是安息在那片他所爱，并为其耗尽生命的土地之上。
中国内地会将如何呢？戴德生是个信心伟人，当他还在世时，神听他的祷告，不断祝福这群体。但如今又如何呢？
戴德生的信心见证在他死后仍不断延续下去，中国内地会将他的嘉言懿行发扬光大。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不久，日本入侵中国，当时内地会的成员已激增至一千二百八十五人。自从一九零零年开始，他们未经公开呼吁而收到的奉献就超过二千万元，与内地会同工的中国信徒就有三至四千人。在这三十年间，经内地会受浸的信徒亦达一百万人之众。
但今天内地会却以海外基督使团的名义继续工作，她的总部设在新加坡，在十多个东南亚国家里就有超过一千名宣教士分布其中。戴德生本人以及中国内地会还在继续影响今天的中国。
中国教会虽然经过很多年的逼迫，但至今仍兀立不倒，正如昔日在拳匪之乱的那段日子。她亦没有倒下来一样。当西方基督徒在七、八十年代，可以再次踏足中国国土时，令举世基督徒惊讶的是，中国的基督徒在不知不觉间已增至数百万人，而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家庭教教会亦有数千。相信在那许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当中，他们的属灵源流，当可追溯至中国内地会过去的工作，以及其属灵父执戴德德生先生身上
这位属灵伟人力量来源的秘诀为何？什么使他的生命产生出这么大的影响力？
这秘诀的内涵，或可引用以下一首戴德生心爱的诗歌来阐明：
他告诉我有光明之河
从他那处流到我这里，
为着他的喜悦，我会成为
一棵公正结果累累的树。
——杜斯津
“这是简单不过的，”他写道，“神不正是为着自己喜悦的缘故，把我们栽在溪水旁，让我们行事公正，多结果子么？”
神最初接触的是戴德生的生命，而非他的工作，非中国的福音需要，非内地会，也非他自己的经历。他知道这应许是真的：“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从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他是非常清楚戴德生的一句格言：“神并没有把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是一边得胜一边得着生命的。”对于戴德生来说，得胜的秘诀是来自每天与主的交通。他认识到唯有不断的祷告和忠心默想神的话，我们才能维持与神的相交关系。
他的生活是那么忙碌劳神，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维持自己的属灵健康殊不容易，但他却以这为首要的工作。
在儿子和媳妇的陪同下，戴德生最后一次的中国之旅是用驴车或木板车代步的。月复一月他们乘搭着这等交通工具，在中国的北方穿州过市。他们晚上住宿的旅馆都是简陋得可以，有时那些所谓旅馆就只是一个偌大的停歇间，他们得跟其它人一起共处一室。戴德生的子女会为父亲在房间一角挂起帐幔，腾出一个小小的空间来。当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会被划火柴的声音惊醒，摇晃的烛光会告诉他们，父亲已醒来正在读圣经了。通常深夜二至四时是戴德生的祷告时间。在一片寂静之中，他可以专心祷告。那闪烁的烛光，给孩子们对祈祷的领会，要比任何讲章和文字来得强而有力多了。
戴德生亦承认，宣教士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保持一个恒常的读经祷告生活。“撒但总会找点什么令你无事忙。”他常说：“当你要读圣经时，就会有些芝麻绿豆小事引开你的注意力。”
他是完全同意慕安德烈的话，后者说过：
“要腾出时间来，让神有机会向你显现。你要让自己在神面前有时间安静等候，藉圣灵，感受与他同在，经历他的大能。用时间在他面前读他的话，好明白神的旨意和应许为何。让神的话语包围在你的前后左右，使你在其中有圣洁的灵光照耀；藉此，心灵得蒙涤荡，在每天的工作上行事有力。”
这正是戴德生孜孜不倦奉行的。当他七十岁那年，一天他手拿着圣经，走过家中客厅时半途停下来对其中一名子女说：“今天我刚再读完圣经一遍，四十年来，这是第四十次了。”
他不单勤读圣经，且身体力行实践圣经的话。在跟随主的路上，他不会因为需付上任何代价而裹足不前。在中国劳苦的当儿，他曾经写下：“必有爱十字架的工人。”假如今天他可以对我们说话，他必会说：
“我们要为人的生命奉献自己，不肯舍己的生命是软弱无力的。要结果子就要背负十架。基督并没有两位，并没有一位是懒散安逸的基督徒的闲适之主，而另一位则是苦干尽心的基督徒的受苦劳碌的主。基督只有一位！你是否愿意与主连结，好结实累累？”
佚名
海外基督使团（前中国内地会）乃是一个国际性、超越宗派的信心差会，于一八六五年由戴德生先生所创办。
使团目前拥有一千名宣教士，分布在东亚十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及香港等），从事各类型的宣教工作，目标是要以最快速度，将福音传遍东亚。
从昔日的内地会，发展至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团，戴德生先生为差会所订下的原则，一直影响着差会的发展方向。而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使团建立了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跨越文化
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清楚地指出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并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除了从事跨越文化的宣教事工外，我们晓得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昔日内地会的宣教士们打破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隔阂，来到中国内地传福音，并立教会，今日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也同样要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广大的东亚“新内地”为耶稣基督的名名作见证。
拓荒植会
保罗曾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早期内地会宣教士也因看见当时中国内地的福音需要，便顺着圣灵的引导，为基督的名在各省建立了教会。时代的转移并没有改变使团的事奉方向，今日使团的宣教士仍不住从事拓荒宣教的工作，将福音传给那些被遗忘或被忽略的群体，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
注目东亚
东亚是使团事奉的“新内地”。这并不表示使团不关心其它地方的需要，而是东亚乃拥有人口最多、基督徒最少的地区。面对十七亿失丧的灵魂，使团的抉择是集中火力在这地区拓展福音工作，然后让其它差会按其工作方针，在世界各地与使团一起配搭事奉主。
团队精神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团不希望宣教士独力事奉，免得遭受撒但无情的攻击。因此，在各个宣教工场上！使团均设立工场主任，由资深的宣教士负责领导同工们一起事奉。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背景的宣教士，以不同的恩赐互相配搭，彼此服侍，不但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叫他们得着支持，同心去破坏撒世的营垒。
信心仰望
中国内地会成立之初，戴德生先生就已经采用“不借贷，不募捐”的原则，而差会的经济及人力资源，均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并藉着祷告求神去感动人。百多年后的今日，基于神的信实，我们仍然相信我们“若按照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这个原则屡试不爽，甚至在今天这个商业化的社会中亦然。
祈祷是靠
使团的征号是一双祈祷手，这标志着使团宣教士对神的信靠，也就正如戴德生先生所说的一样：“如果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父亲，我又何求于一无所能的人呢？”因此，我们鼓励你多祷告，常祷告。
此外，使团在香港设有委员会，事工范围包括：
主办或应邀主领各类型差传聚会
协助教会推动差传事奉
开办差传培训课程
组织短期宣教体验队
辅导有志宣教的弟兄姊妹
招募及差传华人宣教士
出版差传书籍刊物
差传书籍及影音租借服务
如教会、团契、小组或个人对上列事工感到兴趣，欢迎致电二三九八一八二三与本会同工联络，或致函“香港九龙中央邮箱七０五０五号海外基督使团香港委员会收”。
终于把这本书全部录入了.一字不差.敬请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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