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征和疾病其实是两回事。没有病征之先，疾病早已存在；疾病未形成以先，病征便是治疗疾病的开始。它们不受欢迎的事实，愈发令它们成为非凡的恩典——上帝的礼物。倘若你愿意接受，这个从无意识而来的信息会令人主动自我检视和修缮。

    ——派克《心灵地图》

    我正坐在芝加哥一所华丽的管弦乐演奏厅内，听到贝多芬及莫扎特的作品，实在喜不自胜。但当乐队奏起由普罗高菲夫所作、冗长而复杂的协奏曲时，却是另一回事。当旺盛的血液从脑部流到胃部，以帮助消化星期日迟吃的早餐时，我逐渐感到昏昏入睡。

    演奏厅内的温度很暖和，而且不大通风。渐渐地，各种乐器奏出的声音融和在一起，逐渐减弱。我的眼睑下垂。我竭力令自己振作，匆匆地看看四周，看见许多穿着光鲜衣履、参加演奏会的人士已呼呼入睡。我用右手托着腮，手肘撑着木制的扶手。音乐渐渐微弱……。

    砰！我的四肢向四方伸展，四周的人对我怒目而视，伸长脖子望向我这边。我的外衣也掉在地上了。我既吃惊，又感尴尬，匆匆地抬起外衣，坐直在椅子上，再试行投入音乐中。血液立时涌上头上。

    发生了什么事呢？即使我已进入梦乡，我的身体依然忠心地保护着我。虽然我有知觉的脑子已经关上，但我的反射系统并没有关掉。当我的头部向前倾，我内耳的两块小囊就注满液体，并与耳内极敏感的耳毛平列，查出我的平衡出现危险的转变。就在最后关头，当我的头几乎横向扶手时，内耳便发出全面警报信号。我的手臂突然急动，头部立刻仰起来，而整个躯干也有一阵的抽搐。这种抽搐的动作虽然令我感到尴尬，却是我身体的紧急掣，尽力使我免受损伤。当我慢慢地睡着了，这些复杂的机制正在运作。

    人体痛楚机制的运作，正像我在演奏厅内经历到的警觉系统一样。痛楚的知觉大声地警告我们的身体有危险——身体正受伤害！—迫使我们集中注意有问题的部位。

    有时我们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举例说，我往医生处作检查时，他用胶槌子轻敲我的膝盖，我的腿便强烈地弹起。为何会这样呢？医生轻敲一下，我的膝盖便感应到它正在屈曲着：他的槌子敲打著的神经线，正是当我行走时膝盖忽然屈曲而受影响的那条神经线。我的身体赶快做出补偿，以免我绊跌而受到更大的痛楚。这种反应实在太自然，而且快如闪电，以致我的脑袋并没有时间想到我正坐在桌子上，而不是站立着，因此实际上并没有跌倒的危险。

    设计师的记号

    虽然这数以万计的警觉装实明显有着保护的价值，但痛楚的网络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身体系统，多半虐待人及令人难受。我从未读过一篇赞颂痛苦的诗篇，未曾见过表扬痛苦的塑像，也未曾听过歌颂痛苦的诗歌。痛苦往往被定义为“讨人厌”。

    基督徒虽然相信一位满有慈爱的创造者，但实际上却不晓得如何诠释痛苦。倘若基督徒在黑暗、秘密的时刻被困在绝境中，许多人都会认为那种痛苦是上帝的错误。他真的应花些心思，为我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法，使我们可以应付危险的情况。我常以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我现在深信痛苦的确不获好评；我们或许要看看诗篇、塑像及诗歌，思想当中如何描述痛苦。为何我的态度改变了？因为当我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痛楚的网络时，便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稍后，我便从人体开始谈论痛苦问题。

    为何我需要有痛觉呢？当我受伤时，身体告诉我什么信息呢？我从这方面开始仔细观看，因为许多人寻索“身体受伤时，上帝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都忽略从这角度思想。我曾翻阅许多谈论“苦难问题”的哲学书及神学书籍，这些书充其量不过是承认痛苦对于生物学是有些益处的。然而，痛楚网络的价值远胜于此，它蕴含创造力的标记。

    试想一想身体其中一个器官：皮肤；它是坚韧而富弹性的器官，遮盖青整个身体，就如先头部队一样，保护身躯免受外界的伤害。而数以亿万计的痛楚感应散布于皮肤的表层，它们并非随意地分布，而是按照身体各部分的需要精确地遍布全身。事实上，身体似乎并没有任何专门的“痛楚细胞”，因为痛楚的知觉已经与遍布全身的精细感应网络联系起来，而这些网络同样可以向人传递信息：压力、触摸、寒冷和炽热。

    科学家蒙上研究对象（他们通常都是倒霉的医科学生）的眼睛，然后量度他们皮肤的感应。例如一个蒙上眼睛的人未曾意识到外物接触他的皮肤前，多少压力才适用呢？这尺度称为绝对触觉阈，以克为单位（以每平方毫米的皮肤表层量度）。以下就是研究员的发现：

    舌尖能感应2克的压力手指能感应3克的压力

    手背能感应12克的压力前臂的背面能感应33克的压力

    脚掌能感应250克的压力

    由此可见，单单是皮肤感应压力的幅度，已十分大。我们运用舌头做一些复杂的动作，如发音，或把牙缝间的食物屑挑出来等。我们用手指弹奏给他、夹着水彩笔写字，或抚摩等，这些部位的皮肤要具备仔细调整的感应能力。1

    然而，一些不大关键的部位几乎不需要这种感应能力：倘若我们的脑部经常要接收脚部发出细微压力的报告——跺脚、挤压、支撑体重——我们很快便会感到疲累。因此，只有我们的指头和舌头才能感应极微细的触摸，而身体其他部位则需受到猛击，才能把这异常的情况向脑部汇报。

    这些阈的测量法仅抓到奇异的痛苦网络功能的表面。例如，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对压力的感应程度也有所不同。倘若我拿着一封重11／4盎司及一封重11／2盎司的信件，立时可分辨那封较重。然而，我若拿著一个重十磅的包里，便很难察觉两封信件重量的分别了。倘若我要察觉两者之差别，它们至少要有三盎司的差别才行。

    有另一项试验测试绝对痛楚阈：科学家用尖锐的针刺在人体的不同部位，看看需要用多少压力，才令受测试者感到痛楚。

    角膜0.2克便产生痛楚感觉前臂2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手背1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脚掌2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手指尖3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留意以上数字与压力阈的对比。2例如，手指尖显示出惊人的差别：它只能感应3克的压力，但超过3oo克的压力压在手指上，才会使人感到痛楚！为什么有这差别呢？试想想手指的功用：小提琴演奏家必须用手指感应不同压力的范围，才能弹奏出完美的音色和不同的音量；熟练的制饼师只要用手搅拌面粉团，便可察觉到面粉“黏度”或硬度的差异，即使差别只有百分之二；采购布匹的人只要用手摸摸布匹，便能比较不同布料的素质。手指尖能感应到这样细微的差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单靠触摸感应并不足够，手指尖还须具备很强的韧度，才可经受激烈的活动。试摸摸木匠或职业网球员的手，均长有磷片状的胼胝。倘若人每次紧握网球拍，又用槌子用力重击物件，手指尖就感应痛楚，并立即向脑部汇报，那么，人生便会很可悲。故此，身体的构造包括对压力特别敏感的手指尖，但手指尖对痛楚却不大敏感。我们的手及指头像身体其他重要的部位，能够有效地服侍我们*。

    可是，眼角膜有其不同的存在意义。由于它的透明度一必须透明才能让光线透过——只能提供有限量的血液给它，故十分脆弱，即使一个小伤口，也会导致失明。倘若有木屑或尘埃入眼，便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角膜的痛楚感应功能，有如连于脑部的电子发热线。

    我曾目睹一项世界级的棒球比赛要延期举行，其原因很简单，一根眼睫毛入了投手的眼睛。当他对著镜子把眼睫毛弄出来时，其他选手和裁判员一起围看他。倘若投手未能除掉这痛楚的根源，便没有可能继续这场赛事。这根眼睫毛若掉在投手的鼻子、手臂或身体其他部位，根本不会被察觉。

    剧烈的疝痛、肾石和无形的头痛

    身体内部机能更能证明痛楚网络是充满智慧的设计。科学家很喜欢以针刺和热烫的方式量度皮肤表面痛楚的反应，却不适用于内脏，因它们实在不会对这些小尖刺产生反应。

    为何它们不受影响呢？原来人体的皮肤受委派把割伤、烧伤和受压等警报分类，但内脏无须这等精巧的警报系统也能继续运作。

    如果你用局部麻醉药避过皮肤的防御，就可以用一根火柴燃烧胃部、插针入肺部、用刀割下脑袋、用虎头钳把肾压碎，或钻骨头，其间完全不会引起病人任何不适。那么，体内疼痛的信号会变成多余－一因为皮肤和骨骼已经保护了体内器官不受这些危险。

    其实，受身体保护的器官皆有独特的痛楚感受器组织，以面对特殊的危险。如果医生把一个气球插入我的胃，又充气使胃略为膨胀，胃就会立刻发射紧急疼痛信号一疝痛，或泌气痛到我的脑。胃部痛楚结构是订造的，为要保护胃避过特殊的危险。同样，肾如果有一个笔尖大的结石存在，就会发出剧痛信号。此外，关节的构造对针或力感觉迟钝，却对某些化学品极之敏感。4

    内在器官遇到痛楚感应器不能应付紧急情况，而必须向脑部传递信息，是十分罕见的事。内在器官怎样将它所感觉到的损害向脑部发出警报呢？情形是这样的：器官使用牵涉性痛楚这不寻常的现象，聚集附近的痛楚感应器，然后一同发出警报。例如，心脏病发作的人会留意到颈、胸、颚或左臂有一种燃烧或压缩的感觉，那里的皮肤细胞虽然全属健全，却热切地向脑部传遍紧急信号，好像是自身也受伤害一样，而事实却是它们的邻居心脏出了问题。这样，皮肤把它的痛楚感应器“借”给心脏。作为心脏的转送警报站。

    任何人在炎热的夏天急吃自制的冰淇淋，都会经验过一种关建现象，就是忽然感到头痛，而痛楚只发生在眼睛背后。显然，冰淇淋不是走进额头，而是胃的交感神经向脑部发出寒冷的信号，因此面、额和颚连接的三叉神经；令痛楚从一神经跳到另一神经，以致胃的冰冷感变成了头痛。

    牵涉性痛楚的奥秘有利于一些具挑战性的医疗诊断。脾脏受损，有时会在左肩的尖顶处感觉到；受损的附器会借助位于腹部两旁不同的痛楚感应器；颈部受伤可以使手臂疼痛。上述情况都说明身体的支援系统协力警报可能的损伤。

    医学图书馆已存放无数册书籍，都是讲述身体痛楚组织的作用，有不少令人惊讶的事实，我只是提到几个例子而已。这些事实——所需的痛楚细胞的准确分布、订造的压力／痛楚阈、牵涉性痛楚的支援系统——都说服我相信，无论痛楚组织是什么，并不是偶然的。

    痛楚不是计划外的添加物，或上帝的极大过失。相反，它反映出一个奇异的设计，妥善服侍人的身体。我们可以证明痛楚是正常生活的必需品，有如视力，甚或良好的血液循环一般。我们将会看到若没有痛楚，生命就会充满危险，并缺少了许多基本的乐趣。

    身体为何必须受伤？

    我对痛楚组织设计方面的欣赏，起源于我与布兰德医生友谊的开始。我在1975年知道他的名字，那时我正好初次研究痛楚这题目；我已经读了许多有关这个主题的书。有一天，刚巧我的妻子在一间医疗供应社的书柜内寻找书籍，发现一本小册子《痛楚的礼物》，它的书名并不寻常，作者就是布兰德医生。不久，我们在路易西安那州的卡维尔麻疯病院相遇。自那时起，我们一起合做出版了两本书，《神的杰作》和《神的形象》。

    布兰德医生的医疗工作广受赞誉，他获奖无数，包括拉斯克艾拔基金奖和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奖，也从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获封大英帝国司令名衔。但很奇怪，他得着的赞誉，大部分是因为他参与提倡痛楚。布兰德医生毫不犹豫地宣布：“感谢上帝发明痛楚！我没有想过地做出这么好的工作，痛楚很美丽”。他作为世界上研究麻疯病（一种神经系统的病）的重要专家之一，很有资格下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有一次布医生收到数百万美元，目的是要他设计一个人工痛楚系统。他知道麻疯病人和糖尿病人有重大危险，容易失去手指、脚趾，甚至全部手足，只因他们的痛觉警告系统失灵，就在不知不觉间自我毁灭。或者，布医生能设计一个简单的替代物，在极度危险下向他们发出警报。

    为了进行这个计划，布医生要像创造主一样地思想，预期身体的各种需要。为了得看别人的帮助，他雇用了三个电子工程教授、一个生物工程师和几个生物化学研究员。这队工作人员决定集中研究手指，因这是身体最常使用的部位，亦是最易有毛病的。他们发明了一种人工神经——压觉换能器，可以像手套一样带在手指上。当遇上压力时，电子神经就会引发电流，继而发出一个警报信号。

    可是，布医生和助手碰到令人气馁的技术性问题。他们越多研究神经，工作就越形复杂。究竟感应器应在那种程度的压力下才响起警报？一个机械的感应器如何能分辨可接纳的压力如紧握栏杆，和不可接纳的压力如紧握荆棘?应如何调校它，使人可以进行如打网球这类剧烈活动？布兰德也发觉神经细胞为要满足身体的需求，会改变痛楚知觉。因看发炎的压力，一只受感染的手指会感受十倍的痛楚。这是为何一只因肉刺而浮肿的指甲会使人感觉不适和阻碍：身体正在告诉你要用时间医治好它。神经细胞将“痛楚声量扭大”，将通常无人提说的肿块和擦伤扩大。这些有经济支持的科学家却不能用现代科技复制这样的伟绩。

    每个人工感应器售价约四百五十块美元，但需要很多个感应器才能保卫一只手或一只脚，而每个新设计使用数百次之后，都会因金属疲劳或腐蚀而损坏。布医生和同事因研究身体痛楚组织这不寻常的工程，每一个月都获得极多赞赏；这项工程包含了几百万个无须维修的感应器，让一个健全人一生中不断地使用。

    最初，布医生尝试寻找一种方法，令人工痛楚系统正常运作，而又不会损害病人。他读过不同哲学家的怨诉，他们反对这个被造的世界。上帝为什么不设计一个神经系统可以保卫我们，但却不会引起痛楚的不快感呢？这是他的机会藉着无痛的保卫系统改良原先的设计。

    首先，他的同事尝试透过助听器，发出一个听得见的信号。当组织受到正常压力时，信号就会发出哼声；当组织感到危险时，它便大发嗡嗡声。但是，他们后来证实信号大容易被人忽略。如果病人用受伤的手过份用力扭转螺丝刀，既使警报发出大响声，但他又不理会时。只会不断扭转螺丝刀。这种情况不只发生一次，已发生了很多次。人若感受不到痛楚，很难说服他信任人工感应器。

    其后，布兰德的同事尝试用闪光，但很快也因为相同理由而取消这个方法。最后，他们只有使用电震荡，将电极贴在身体的静止感觉部位，如腋窝。人只是被迫做出反应；电震荡却不足以做出危险警报。这个刺激必然令人不适，正如痛楚会令人不适一样。

    布兰德说：“我们也发觉信号必须不能被病人接触，因为甚至乎一个聪明人，若想做一件事却害怕引发震荡时，都会先关掉信号，做完想要做的事，然后在没有接收到不快信号的危险时再开启之。我记得我想到上帝何等有智慧，将痛楚放在人不能触及之处！”。

    经过五年时间的工作，历经几千个小时和用尽几百万美元后，布兰德和同事终于放弃整个计划。只适合一只手使用的警报系统，费用不但过度昂贵，机械也常常失灵，也无法足以传递无数的感觉。有时被称为“上帝的大过错”的一个系统，实在太不简单，连最高级的科技亦难以模仿。

    这是布兰德绝对诚恳地说出“我为痛楚感谢上帝”的原因。按定义，痛楚是今人讨厌的，足以迫使我们从炉灶缩回手指。然而，那神奇的特性却救了我们不被烧伤。除非警告信号命令我们做出回应，我们或许不会理会之。

    聆听你的痛楚

    美国人对痛楚的典型反应，就是服用阿斯匹灵静止最轻微的痛楚。这个方法只能处理问题的症状。我们不敢不先听到警报就关掉警报系统。

    有一个不听警报的悲剧例子，发生在美国NBA篮球赛赛事上。其中一个篮球健将格罗斯虽然踝部受了重伤，却仍然想上场比赛。篮球队的医生知道这场重要赛事需要格罗斯上阵，就在他脚上三个不同部位注射一种强力止痛药。格罗斯便动身参赛，但过了几分钟，当他争抢一个回球时，整个球场的人都听到一下巨大的折断声。格罗斯忘形地在球场上往返了两回，然后全身倒地。虽然他完全不觉得痛楚，但踝部内的一条骨头已跌断了。医生本想用麻醉药克制他的痛楚警报系统，但却引致他的脚永久损伤，终止了他的篮球职业生涯。

    痛楚不是上帝的过错。痛楚的感觉是一份礼物——没有人想要的礼物。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看痛楚是一个沟通组织。正如我在音乐厅的经历，我的平衡警报系统救了我避过一次尴尬倒地事件。它是一个不平常的痛楚感应组织，严密地保护我，只为了一个目的——不叫我受伤。

    我不是说所有痛楚都是好的。有时痛楚突然发生，令人悲哀。对一个障残的关节炎病患者或末期癌症病人来说，痛楚是如此剧烈，以致任何解脱之法，尤其是一个无痛的世界，就像天堂一样。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痛楚组织每日都在履行护卫职责，在这个有时怀敌意的行星上，它是保存生命的有效设计。

    让我引用布医生的话：你反对痛楚，唯一可以发出的合理抱怨，就是痛楚不可以关掉。痛楚可以完全不受控制且蔓延四周，以末期癌症病人为例，就算他听见痛楚的警报。已经不能治疗痛楚的起源。但我作为一个医生，确信在这种类别的痛楚中，有少过百份之一的痛楚是我们称为不受控制的。人所忍受的痛楚，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短期的；情况若要得着改善，就要人服用药物、休息或改变生活方式……

    我承认“痛楚的礼物”。这个叫人诧异的思想，未能解答与受苦有关的许多问题。但是，这是一个起点从实际角度去认识痛楚和受苦。太多时候，剧痛所引起的情绪惊吓，使我们看不见痛楚与生俱来的价值。

    当我跌断手臂而吞下几瓶阿斯匹灵去减轻痛楚时，第一个思想不是感激痛楚。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痛楚正在向我的身体发出危险警报，又在伤口的周围发动抵抗传染的防御措施，且迫使我停止可能使我更受伤害的活动。痛楚命令我要集中注意力，那是复原的关键。

    *我们已拥有许多所需的痛楚感觉。科学家量度神经系统的另一个现象，称为两点阈。他们用两条硬毛刺入蒙了眼睛的人的皮肤上，以测试两条硬毛所刺的位置要如何接近，才告蒙了眼睛的人感到只有一条针剌。换言之，这可显示到个别痛楚装置的分布有多接近。当两根刺在大腿皮肤上的位置相距约68毫米，我便无法分辨大腿上有两根刺，即使两根刺相距32毫米，我仍感到手背上有两根刺刺看，纵使两根刺距离只有2毫米，我也能感受到；而舌尖更是每1毫米也有痛楚装置，这就能解释我所感受到的常见现象，当食物藏在我的牙缝时。我可以用舌头寻出食物的所在，并很快知道牙缝藏着那类食物。但若用指尖寻找食物的所在，就很难了。牙齿间的空隙对于手指来说，比舌头更“感细小”。

    他取笑那永不觉得是个伤口的疤痕。

    ——莎士比亚《罗密欧和茱丽叶》

    几乎可以说，我们不想有痛楚。为何布医生和同事花上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去制造痛楚，但大多数的医疗专家却致力研究怎样停止痛楚呢？

    我已知道许多有关痛楚组织设计的真相，甚至到达一个地步，看痛楚是一份“礼物”。但是，单单知识不足已胜过我天生对痛楚的抗拒。我极度疑惑，直到我花了一星期时间在路易西安那州，与致力研究痛楚的布医生共事，疑惑才得以清除。

    布医生欣赏痛楚，是来自与麻疯病人同住的经历。他发现麻疯病人受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痛楚系统有缺陷。

    麻疯病这个名称令人想到夸张的形象：粗短的手指、溃疡的伤口、失去的脚、扭曲的容貌。文学作品和电影（通常不正确）如《宾虚》和《巴比龙》，限制我们把麻疯病看作是残酷、令人难忍的痛苦。这病有悠久的记录，又是人们最惧怕的疾病之一。有很多个世纪，当麻疯患者接近别人时，他们必须呼叫“不洁！”、“不洁！”。

    麻疯病的确是残酷的，但却不如大部分的病那样残酷。基本上，它的作用好像麻醉药，攻击手部、脚部、鼻子、耳朵和眼睛的痛楚细胞，以致产生麻木。有人或以为这病实在不太坏。大多数疾病令人害怕，是因为它们所引起的痛楚；为何一个无痛的病竟会如此恐怖？

    然而，有传言认为造成麻疯病麻木特性的正确原因，是由于组织损毁。几千年来，人们一直相信这病本身会使双手、双脚或脸部溃疡，溃疡的地方往往会传染下去，最终会失去肢体。布医生在印度的拓荒研究，证明所有真正麻疯病例只会今四肢麻木。造成组织损伤，完全是因为痛楚警报系统不发声了。

    损伤是怎样发生的？当布医生治疗印度村民发炎的手时，这个问题他曾问过几千次了。这场仗看来必败无疑。他把伤口医治好，乡上绷带，但只见病人几个月后带着更严重的损伤回来找他。他好像其他麻疯病治疗者一样，假设这个病好像真菌类一样地运作，不分青红皂白地毁坏组织。

    但是，布兰德很快就学会向病人细心发问，是否有任何活动造成他们损伤。有一次，他惊骇地目睹一个麻疯病人直接伸手入炭火堆中，取回他人遗留的一个马钤薯。布兰德知道他很快就要医治那个病人手上的疮——因火烧而造成，而不是因麻疯而造成的。那村民没有痛楚知觉，无心地使他的手受到可怕的虐待。

    布兰德开始在印度的麻疯病院到处跟踪病人。他们还会怎样伤害自己呢？他看见一个人在园子里奋力工作，不理会从他的手流下来的血。布兰德检查那铲子，发现原来他手握铲子的地方有一根钉子突了出来。别的麻疯病人会徒手弄熄一根燃烧著的灯芯，或赤脚走过破碎的玻璃。布兰德一直观察他们，便开始有系统地陈述他的激进理论：麻疯病是主要的麻醉药，只是间接的毁坏者。可是，他需要更多证据，才可以**几个世纪以来的医学传统。

    有一天，当布医生照常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便走到医院后面的一间小贮藏室去寻找物料。他试者打开门，但是生锈的扣锁却不易扭转。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最年轻的病人漫步走过来。他是一个身型细小、营养不良的十岁孩童。布兰德喜欢那个男孩，因为他愉快和有合作的精神。

    “噢，医生大人，让我来试试！”男孩一边说，一边伸手握住钥匙。只见他的手迅速拉动一下，就用钥匙开了门锁。布兰德顿时惊惶失色。这个虚弱、身量只有他一半的小孩，怎能发出如此大的气力?

    他的眼睛捕捉了一个泄露真相的线索。地上不是有一滴血吗？当布兰德检查那个男孩的食指时，就发现他转动钥匙的动作。令切开了的伤口直入食指的骨；皮肤、脂肪和关节全都外露。但男孩却完全没有知觉对他来说，切开手指及骨的感觉无异于拾起一块石头，或在口袋里翻转硬币。

    这事件以后，布兰德加倍努力测试他的理论，就是麻疯病是次要、非主要令人受伤的原因。他开始每天量度病人的手指，又试着解释每个水疱、溃疡和割伤的来由。他明白到病人因为无痛楚感觉，才活在极大的危险中。

    脚部受伤是容易解释的。如果麻疯病人转动踝骨，而磨损了筋和肌肉，就会自动调校，用弯曲的步伐走路。他们没有痛楚警报系统通知踝骨需要休息或治疗，这样，受伤的地方就会导致永久损害。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伤害是在夜间发生。手指和脚趾怎会在病人睡看时不见了？布兰德找到了那令人不安的答案：老鼠常走到那个露天病房，咬失去感觉的病人。病人感觉不到痛楚，就继续睡觉，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觉身上的损伤，并告诉布医生。如此的发现带来一个硬性规定：每个离开医院的病人必须携带一只猫，作为夜间的护卫。

    当我聆听布兰德医生述说这些恐怖的故事时，很快就明白为何他绝对自信地说：“感谢上帝赐下痛楚”。对他来说，痛楚代表上帝最大的礼物；他极度渴望与一千五百万个麻疯病人分享这份礼物。

    布医生住在印度二十年，之后便搬到路易西安那州卡维关的汉森氏病中心和医院。由关中心的经费是由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赞助，所以，他可以在那里继续研究；有可能帮助世上更多的病人。

    我在卡维尔医院初遇布医生，完全改变**后对痛楚的观感。由于麻疯病特征的缘故，所以医院兴建在遥远而难以到落的地方。进医院于1890年兴建在密西西比河畔沼泽的积林区（购买这块地时，是假装开设驼岛农场，好叫邻居不怀疑买主的真正目的。）

    麻疯病中心占地337亩，除了现代的医疗设备外，还有一个有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和一个实用的湖。围绕卡维尔的有刺铁丝网已经拆除，也欢迎访客来访；每天可有三个观光团到访。

    一个优美的环境，为坐轮椅的病人而设计的各栋楼宇，最好的医疗管理，免费提供最新的药物治疗——表面看来，生活在这个荫凉的植林环境几乎今人妒忌。麻疯病现今已受到控制，大部分病例处于早期阶段都是可以医治的。但是，我却很快领悟到麻疯病恐怖的一面仍然存在：丧失痛楚知觉。

    访问卡维尔

    我现正访问卡维尔的一间门诊诊所。两个物理治疗员。一个护士和布医生的椅子围成半圆形，围绕著一个电视监视器。他们一起检查三个健康有问题的病人。

    第一个进来的病人，名叫亚卢（不是真名），是一位中年的夏威夷人。我看出亚卢比这里大多数病人都有更多可见的残废部分。他患了最新的麻疯病而来卡维尔的。他的眉毛和眼睫毛都不见了，使他的脸儿变成光滑、不平衡的样子。因为他的眼皮麻木，眼泪容易流出，所以他就像个不断哭泣的人。

    布医生已经告诉我，亚卢的眼睛差不多瞎了，那是因为缺乏痛楚而弄瞎的：当遇到刺激和不适时，眼睛表层的微小痛楚细胞停止发出使人眨眼的信号；当麻木了的眼皮缺少眨眼时，亚卢的眼睛就逐渐枯干。对卡维尔医院来说，防止眼睛实在是一个挑战。有几个病人因为简单的洗面动作而毁掉双眼，因为他们的手对沸水不够敏感。

    除了眼睛外，亚卢也因麻疯病引致许多其他的副作用而受苦。他的脚是平滑的残干，没有脚趾——十只脚趾都因无意的伤害和感染而失掉。他的手也充满了深深的裂缝和厚厚的瘢痕。但亚卢的主要问题，即是他求诊的原因，却是心理过于生理的。

    亚卢觉得他和外界之间的门已经关闭。他看不见人。因为他失去了这么多的感觉，以致不能感受到握手或任何方式的人类接触。他最后只剩下不受影响的感觉：听觉；那就是他恐惧的来源，因为有一种新的实验药物使他的听觉有少许失灵。

    亚卢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这组人他何等喜爱自呜筝。他可以用自呜筝轻弹他童年时的夏威夷歌曲，和回忆年轻时的梦想。他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唱歌是为了赞美上帝，有时也自愿为教会弹奏圣诗。他为了可以继续弹奏自呜事、必须将拨子系于拇指上仍有知觉的地方。他靠看这处仍敏感的指头探测压力的变化，以便知道如何正确弹奏筝上的弦。

    但是，亚卢的拇指辨别危险的压力却不够敏感。用几个小时练习自呜筝使他的拇指留下硬块，现在有一处溃疡爆裂出来。他因惧怕，一直到现在才来求医。“你可有方法使我继续弹琴而不损毁我的手吗？”他以浓厚的腔调，近乎恳求地问道。

    医生和物理治疗师委员会在电视监视器前观察亚卢的手。他们使用温度记录探究他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利用机器在温度记录图上，亚卢的手出现了令人产生幻觉的图样，有微黄之淡绿色、黄色、深红色，以及夹杂着的所有色调。最冷的部分现出绿色或蓝色。明亮的红色是个危险信号，表示受到感染：血已经到了这个地带，使温度升高。黄色表示极度危险。亚卢的拇指唯一最有用的部位很容易看见，但不停的使用已经使这个部位发炎，如今呈现出黄点温度。

    温度记录革新了卡维尔医院的医疗方式，因为它首次为无痛觉病人提供一个警报系统。不幸地，这项技术不像痛楚组织，只能在压力时期过后才查出危险，而不是在压力时期当中查出来。一个有健全痛楚系统的人会很早就寻求医治，因为他／她的拇指会整天跳动，强烈地要求照料和休息。但亚卢却没有这些好处，他从不知道何时会进一步损害他的拇指微细的受感染之处。

    委员会设计了一对手套，适合亚卢穿戴，可以舒缓因自鸣筝拨子所引起的一些压力。布医生严厉教训亚卢，说他的拇指需要休息，要全时间穿上那对手套，并要每隔几天向他报告病况。当亚卢离开后，物理治疗员对他表示悲观，说：“亚卢憎恨手套，因为它们使他留意他的手，他无疑必将失去对拨子的一些控制。可能他会戴上手套一天，但第二天就会把它丢掉”。

    亚卢已经远避人群；因为视觉、听觉和触觉逐渐消失，使他断绝与人联系。现在他最后所钟爱的，就是透过音乐自我表达，也受到威胁。他或许在数周后回到诊所，而进一步的感染使他的拇指永久毁损，甚至会失去拇指。但在卡维尔，医疗是自愿的。亚卢失去痛楚组织迫使他去求医。他可以冒险选择不理会温度记录图的警告。

    一支拖把和一只鞋

    另一个病人赫克托进入房间。虽然他的脸孔不像亚卢那样残缺，但当我看见那张脸孔，也要自我压制不喘气。此时，我已习惯注视投射在温度记录图监视器的颜色，却非注视人的脸孔。赫克托竟有蓝色的皮肤！布医生留意到我的反应，就小声地对我说，赫克托抗拒磺胺类药剂，那是治疗麻疯病最普遍的药物，而医护人员已经为他试验一种新药物。竟变成蓝色染料，赫克托乐意失去正常的健康肤色，为的是希望停止麻疯病在他身上蔓延。

    赫克托是一个最合作的病人，他用既深沉又无力的德州语调，慎重回答委员所有问题。不会有事了，他自从上次检查后已经没有问题。但赫克托的温度记录图却不同意，它显示一个鲜明的红色危险斑点，就在他的右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网状薄膜上。一块胼胝遮盖了一切受感染的外来痕迹。但胼胝下受感染的地方正在腐烂。

    布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好家警察的调查小组，质问赫克托，要求他叙述每日的活动。他如何刮胡子？穿鞋子？他有没有工作？他打不打高尔夫球？或打桌球？赫克托必然在某些日子，用拇指和食指过度用力紧握物件。除非他们找到有毛病的活动和使他停止，不然他的手就会进一步恶化。

    最后，在严加拷问的过程中，赫克托认清了问题所在。他作为餐厅出纳员，每天完成轻便的工作后，就帮助清洁，用拖把擦掉溅落在地板上的饮料或甜品。那来来回回的动作，加上赫克托不能感觉到用了多少力紧握拖把棍，以致损坏了拇指内的组织。这个奥秘已经解开。

    赫克托再三多谢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有一个物理治疗员写了一张字条，请餐厅主管护赫克托做别的工作。

    还有一个病人进来，他是乔斯。他与卡维尔大多数人不同，穿着得最合时流。他的长裤子有明显的摺痕，而他那全棉的衬衫也很称身。他的鞋有著合时尚的尖趾设计，棕色的皮鞋又擦亮得极为光泽，完全不像我见过大多数病人穿上笨钝的整形黑鞋。

    乔斯的鞋事实上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份全时间当家具推销员的职业，所以他穿看小心。卡维尔的治疗员曾尝试说服乔斯，要他穿一些较不合时款却较安全的鞋，但他总是拒绝。他的职业和形象比他双足的状况更重要。

    当乔斯脱去鞋子和袜子时，我未曾见过有一双脚比他的双足有着这么严重的损伤，我找不到他的脚趾部位应有的小块。经过多年的感染，他的身体已吸收了骨组织。现在，乔斯是用圆圆的残干走路，好像一个被切断手足的人。当他提起脚跟时，由于没有脚趾缓冲撞击，他就会很规则地磨损双足，甚至残干。温度记录以图解说明他持续的毛病。布医生叫乔斯注意那些明亮的黄斑，显示受感染的范围。

    正常来说，一个人要习惯穿一双新鞋，会自动地跛行或改变走路的方式。如果脚伤太厉害，就会改穿一双更为舒适的鞋。可惜乔斯感觉不到危险的信号。委员会的成员尝试轮流影响乔斯，使他相信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总是有礼貌地拒绝。他不会穿上卡维尔制造的鞋。对他来说，这些练习鞋好像为残障人士而设，并向顾客暗示他有不妥之处。他面部的容貌和手部几乎都是正常的，他不会让双脚出卖他。

    最后，布医生叫制造鞋子的技工进来，要求他在乔斯的鞋上做出少许修整，以减轻部分压力。

    当诊断结束，最后一个病人离开后，布医生向我说：”痛楚往往被视为一种大障碍，使我们不快乐，但我视它为赐人自由者。你看这些人，亚卢：我们拼命为他找寻方法，使他仍有弹奏自呜筝这个简单的自由；赫克托：为了令自己不受伤害，连拖地板的工作也不能做；乔斯：他不能穿着讲究、走路正常，为此，他需要痛楚的礼物。”

    致命的疏忽

    麻疯病不是断绝痛楚防护警报的唯一痛苦根源。卡维尔做出的研究也被应用在其他失去感觉的医学情况上。有极多病例证实糖尿病人会失去痛楚感觉，完全面对同一样的危险。有许多伤害是可以避免的，但结果许多人仍失掉手指、脚趾和全部手足。酗酒者和吸毒者同样可以扼杀他们的敏感性：每年冬天都有酗酒者被发现死去，他们的身体在刺人的寒冷中冻僵了。

    然而，只有少数人生来就有残缺的痛楚组织。这些人也到卡维尔寻求医治。患上罕见症状的受害人间接被称为“对痛楚先天疏忽的人”他们也有各种警报系统，但是，他们的警报系统如布医生所使用的闪光和可听见的信号一样，不会受伤。对他们来说，用手指掠过一个热炉的感觉，等于用手指掠过沥青路的感觉；他们对两者的感觉都是中性的。

    家庭若有对痛楚先天疏忽的孩童，教养的时候使会特别困难。有一个家庭述说一件令人恐惧的事，那是发生在他们的女婴长了四颗牙齿之时。母亲听见女婴在另一间房间发笑和咕咕地叫，就走到房间，希望看看女儿找到什么新玩意。但她大声尖叫，原来她的女儿已经咬断手指尖，一边流血，一边玩耍，用滴出来的血画图案。

    你如何向这些儿童解释火柴、刀子和剃刀的危险？你会怎样惩罚他们？那小女孩看见她的“游戏”对母亲产生的影响后，就开始淘气地继续玩耍。每当母亲禁止她做某些事情时，她就会将手指放进嘴里咬。当她到了十六岁时，她已经咬掉所有手指了。

    医学的文献记载了近一百个这样奇特的病：一个七岁女孩挖鼻子直到鼻孔溃疡；一个八岁的英国女孩在勃然大怒下拔掉所有牙齿，只剩下九颗，又把双眼从眼窝中挖出来。患病的孩童可以用怪异的行动吸引他们的朋友，如将一根直针刺穿手指。

    这类人对痛楚不敏感，注定要一辈子不断遭遇危险。他们可以不自知地扭伤手腕或足踝，或咀嚼口香糖时咬破舌头。关节也会腐烂，因人睡觉或站立时不能变换受重压的地方。一个患病的女人失去生命，因为她感受不到轻微的头痛，而这是一个重病的警告症状。1

    这些人可以接受手术而不用麻醉药，但他们又怎样知道何时需要动手术？一个健康的人会预先感觉到心脏病发作或阑尾炎的症状，但他们却没有感觉。大多数人受到痛楚刺激，会立即做出反应；但先天失去敏感的人必须刻意留心最微弱的线索，思量合适的反应。腹部有搔痒感……是否表示我的腹膜已经爆破了？

    我访问卡维尔之前，医学教科书已有足够证据说服我相信痛楚的价值。我已经开始看见——甚至在嘉迪雅的病例中——痛楚不是根源问题，疾病才是问题。痛楚只是她身体的真实状况，通知她癌细胞和钴辐射正在伤害她。这些警报若离开，她可能会很快死亡，因不知道疾病存在。

    一星期留在卡维尔给我留下不能磨灭的回慝。每当我受试探因痛楚而咒诅上帝时，我就记起亚卢：他眼泪涟涟，面有疤痕，忘记了人类的触摸，渴望有方法保留他的音乐，就是他一生唯一所爱的。痛楚容让我们——至少是幸运的一群——可以过着自由而活跃的人生。如果你始终怀疑这一点，请你访问一间麻疯病院，亲身体验一个没有痛楚的世界。

    痛楚不是令人讨厌的事，以致我们不惜付上一切代价避免它。痛楚每天以千种大小的方法侍候我们，使人类的正常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得以保存。如果我们身体健康，痛楚细胞会示意我们何时走进浴室、何时换鞋子、何时松开紧握拖棍或泥耙的手·何时眨眼。若没有痛楚，我们就会把妄想症的生活引进来，不能抵御感觉不到的危险。一个无痛的人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整天躺在床上……但这样做也会引起褥疮。

    ＊麻疯病的医学名称”编按：取名自一位挪威医生GH.Hansen（1841－1912）”。

    快乐是何等奇异的东西，又是何等奇特地与痛苦连在一起，因痛苦往往被视为与快乐相反…然而，无论人追寻那一种，他必会同时得到另一种；它们虽然是两个形体，但却连在同一个头上。

    大多数人面对事实的时候，都承认痛楚——至少有一些痛楚——可以产生美好及有益的目的。若除去痛楚提供的警报系统，隐藏了的危险会尾随人每日的生活。但更被人忽略的是，痛楚和快乐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两个感觉的运作如此接近，有时几乎令人难以辨别。

    痛楚是我们经验得看最大满足的基本成份。这说法听起来是否使人觉得奇怪呢？或许是的，因为现代文明社会用相反的信息干扰我们。人告诉我们，痛楚是快乐的相反。如果你感觉有轻微头痛，就会立刻用最新的特效解痛药减轻痛楚；如果你的鼻子滴下多过一滴的鼻涕。你便会尽全力取得减轻鼻窦炎的最新喷雾剂；当你的便秘产生轻微痉挛时，你会到药房去，从使人目眩的结晶糖、液体、药丸和灌肠剂的陈设中选择你的所需。

    我回想邸立基批评美国人的话：对受苦没有全面的见解。他的话不足为怪。现代人已经把自己剥离了人类历史的潮流，而这个潮流常常接纳痛楚是人生的整体部分。直到最近，任何解释人生的平衡观也说明痛楚是正常及惯性的事件。如今痛楚隐约成为一个巨大的侵略者。

    让我很快地附加一点，我习惯从杂货店购买经压缩包装的无血大块肉，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内工作，又因要在芝加哥的人行道走路，故要穿鞋保护双脚。但我这样做的时候，也领悟如此大量的奢侈品和便利，让我能正确地观察世界，以及看到痛楚不为其他世纪的人所承担，又是世上三分之二的人仍未曾领会的。我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把痛楚视作可以和应该受到科技抑制的感觉。这个扭曲的观点助长一种思想：痛楚和快乐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低声告诉我们。

    诺贝尔得奖人沃尔德（编按：美国生物化学家，发现并阐明视觉的化学和生理过程，1967年获领诺贝尔医学奖）对这个事实做出反省，说：“试领会一下：我现年六十九岁，却从未见过有人死亡，甚至从未身处一间有人死过的房屋。出生又如何呢？去年一个产科医生邀请我，我才首次及唯一一次看到人出生的经历。试想，生和死都是人生的最大事件，但它们却从我们的经验中被挪开。当我们小心地擦去人间感情的最深泉源时，仍设法想活出丰盛的感情生活。你若没有经验过痛楚，就难以体验喜乐。”

    发出嘈杂声的脑

    人脑在某些方面与电子扩音器相似，都是调整一大批令人昏乱的输入来源。我们的输入来源是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而不是有声转盘、录影机、小型唱片机和大型录音机。在一个健全的身体内，痛楚只是许多个输入来源之一特要报告四肢的情况。

    当一个感觉器官开始退化时，脑就会自动将发声掣的音量调高。有时一个麻疯病人不会注意到自己已失去触觉，直到触觉完全消失为止。因为他的脑藉著增强轻微冲击的音量而做出调校，直到感觉器萎谢了，不能再发出冲击为止。

    现今的文化叫我悲哀，因为当它尝试调低痛楚音量时，它就继续不断调高其他所有感觉源的音量。我们有耳朵，它们受到分贝（音量单位）的轰炸，直至永远失去接收细微的声音。请你试听任何其他世纪的音乐——十二世纪、十六世纪，甚至是十九世纪的音乐——然后把它们和今天大多数人所听的音乐比较。我们有眼睛。但世界却用霓虹灯散发磷光色彩的颜色去攻击它们，直到黄昏或蝴蝶的美黯然失色。试想象中世纪欧洲的村落，人瞥见虎凤蝶时所生的感觉，和今天在拉斯维加斯闹区出现同样的虎凤蝶做出比较。我们有鼻子，但化学制成的小滴剂好像墨水般印在杂志上，我们只需抓抓嗅嗅便可。我们若拿掉室内橱柜的喷雾罐，和室外空气中的污染微粒，相信大多数人就无法知道如何闻见自然世界的气味。

    我们用“麻醉”一词形容人的感觉被猛烈攻击，往往是由化学药物引起，使人变成迟钝，几乎失去知觉。我喜欢使用“微醉”一词，这是仿效脑／扩音器类比。在如此一个高科技的环境中，年轻的一代很容易把替代的快乐错认为真实的满足，以为人生就如电动玩具。他们看不见快乐是人经过挣扎后，主动伸手去拿，才会得到的东西。快乐已经为你预备好，你只需要在游乐场的乘坐装置上绑紧自己。

    美国的药物管理问题说明了这样的模式：借着提高知觉的能力，化学兴奋剂为总不能学到满足地欣赏自己世界的这一代开创新世界。沿着沼泽漫步，细听青蛙和蟋蟀的叫声，观看如发胀了的潜水艇的甲鱼扑通一声跳入水中，设法找到野花微微的芳香，这些都不能使人满足。甚至，采访荒野的外围，那处的大自然是可以捉摸的，这样做也不能使人满足。反之，我们经常用其他方法得到上述的经历；我们坐在闪烁不定、有靓丽霓虹色彩和低频率辐射的电视机前，单单透过眼睛接收感官刺激。我们以为已经去过额菲尔士峰，然后回家。但事实上，我们有些人却从未攀登过阿帕拉契山。用替代功能及人工的感觉代替自然的感觉，必会叫人的身体受损。我们的感官感觉如同肌肉，必会衰退。法国科学家利用实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一个隔离的暗房里。让自愿参与实验的人浮在温水上。由于没有外界的刺激，参与者的感官感觉因为没有收到任何报告而开始失灵。这些实验对象很快就变得不安和失去判断力，不久就开始产生幻觉。在极高处的飞机驾驶员，和与外界隔离的边境军队哨兵，也会经历类似的幻觉。当他们失去来自身体的感觉报告时，脑袋自动制造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的感官机能若能正常运作，就会发出更大的反应能力。实际上，神经末梢是透过使用而“增强”反应能力。有些科学家推论，因为我们自婴孩时已不断依赖手指尖，所以手指尖发展出难以置信的敏感度。同样，你可以每日用尼龙刷子刷手臂,以增强皮肤的敏感度。最后，手臂的表层必会感觉更大范围的快感和痛感。

    赤脚走路也可帮助改变皮肤的感觉，特别是当你走在沙滩上或草地上。草地的形状和结构等微妙变化，可供应脑部所需的感官输入物，这对脑部的健全发育极其重要。

    因这缘故，布医生半说笑半严肃地建议，人应当把婴孩放在粗劣的椰子席上，不应放在柔软的棉被和毛毡上。用柔软和模糊的感觉物包围婴孩，会抑制他们的神经发育，及限制他们对世界四周的理解。布医生也承认他的妻子不赞成他在孩子的游戏栏四周装上铁丝。残忍吗?这样做只是训练小孩接受这个世界有某些事物（如失物和热炉）是严禁接触和引致痛苦的。他说，当你越溺爱儿童，你就越使他们过一个孤立、极度缺乏感觉的人生。

    布医生尝试一生遵守这个原则，甚至到了人生最后的几十年亦如是。曾几何时，我以为痛楚是快乐的相反。我可以画一幅曲线图去说明人生。在图的两个末端是山尖，中间有一个水槽。左边的山尖代表痛楚或极不愉快的经验：右边的山尖代表全然快乐或狂喜；两者之间代表宁静及正常的生活。我想我的目标是要坚决面对快乐，并远离痛楚。但是，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了。如果我今日再画这样的图，画面上会有一个山尖放在中央，四周都是平原。山尖代表人生，用大写“L”表达，那里是痛楚和快乐相遇的一点；四周的平原代表睡眠或冷淡或死亡。

    痛楚和快乐

    大自然总是节俭的，利用相同的神经感觉器和路线传送痛楚信息，也传送快乐信息。按照细胞组成的层次，蚊咬发痒（不愉快）和呵痒（愉快）的感觉实在是一样，区别在于呵痒牵涉有些东西在你身上移动——一条羽毛扫过皮肤，一只手指在敏感的部位扭动。两个动作都涉及相同的神经感觉器，发射相同的反应到脑部去，但我们却解释一个举动是愉快的，而另一个举动是不愉快的。

    身体并不包含专门的“快乐”感觉器。你手指的感觉器向你脑部报告热的信息，或轻微电震的范围，或粗糙皮肤的粗劣程度，都是同样的感觉器向你传达天鹅绒或缎子的感觉。事实上，连产生性快感的感觉器与传递惊恐信息的感觉器都是一样的。若解剖性感应区，便会发现大量的触觉和压力细胞（这样便能解释为何那些部位会对痛楚如此敏感）。但却没有专门叫人快乐的细胞。大自然从来不会那样浪费的。

    有些痛楚——利用手指尖极力刺压蚊咬处以止痒，或经过一天辛劳工作后，痛肌肉伸展时的痛楚——被理解为快感过于不快感。我整天在山间滑雪后，想来个最热的水力按摩浴。我等了几分钟，然后极其谨慎地将手或脚放入水中。哎哟!我感觉一阵刺痛。我缩回手脚，然后再作尝试。水现在盖过我的脚踝，痛楚就大大减少。我慢慢地将身体浸入水中，刚才使我发痛的水现在使我觉得妙极。我的痛肌肉整天，都未曾有过这么美好的感觉。（如本盖尔的涂敷药也使用同样原理：它们轻轻刺激皮肤，引起类似“燃烧”的感觉，然后血液冲到这个部位,舒解过度疲劳的肌肉。）

    痛楚和快感的紧密连接，不但适用于细胞组成的层次，也适用于涉及全身一同运作的许多经验。人通常经历长久的挣扎后，才会得到最强烈的快感。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令人紧张的露营，是按照外展计划设计的，地点是在威斯康辛北部的森林区。任何人若感觉自己与自然世界或与痛楚隔离，这个计划就会提供立时的医治。我在凌晨四时起床，在没有手套下攀爬一堵光秃的石墙；我在森林逗留了十天后。走了一场马拉松赛跑；我又侵略黑苍蝇和蠓的世界总部——这些使人欣喜的活动，正等待居住在舒适地方的城市人。当我强迫疲乏的肌肤进入还带看昨夜的露水的睡袋时，就感觉平生从未曾有一晚是如此疲倦。虽然如此，我从未曾睡得这么少，不得不“感谢”那些晚间活动的蠓，它们比任何蚊帐的孔还小，又比任何杀人蜂更可怕。

    然而，我现在对那一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它如何影响我的感官知觉——它们好像活过来一样。当我呼吸时，可以“品尝”空气，与我“品尝”芝加哥的家四周空气完全不同。我的眼睛和耳朵觉察到平常所忽略的事物。

    有一次，当我们下午在灰尘和炎热中徒步旅行后，就放下七十磅重的行囊，作短暂休息。有一位组员跟随蜜蜂走到附近一块野草莓田。自重的杂货商总不会接受那些草莓，因为它们细小而瘦长，且外面包着灰尘。我们都不管，因为这是食物，或者里面包着一些水份。我摘了一把放进嘴里，立时被那鲜甜、浓郁的草莓汁的味道淹没，实在今人难以置信！这些变干了的小草莓比我过往所吃过的，是最好的我利用休息时间采摘更多草莓，装满整个塑胶袋作午间的小吃。

    最初，我以为我们偶然发现一种新品种，而这些品种会革新培植水果的工业。我渐渐地理解到这些味道与我身体的状况有关，而不是与草莓有关。利用我的身体和连接所有感官的过程，自动到达愉快知觉完全崭新的层面。如果我最先不是因整天步行而感觉炎热和辛劳，并肚子饿得发痛加强我的感觉，就永远不会感觉到草莓特别美味可口。

    运动员最能认识这种奇异的兄弟关系。试观看一个奥运的举重选手，他行近有两个突出的重轮的钢条棒前，深深地呼吸，面部扭曲，伸缩肌肉，弯身，预做几个用力拉上来的柔软动作。然后，他蹲踞，吸气，在极大的反射下拉紧身体，并开始举起棒条。哦，举重者面上表现出痛苦之情！他以千份之一秒的时速把棒条的重量急举到肩膀，然后把它举高，脸上刻划出痛苦的皱纹；肌肉尖叫着求解脱。

    如果他成功，就会将发出当声巨响的棒条掷在地上，棒的跳跃声四散；他的双手在头上紧握。在千份之一秒内，极度的狂喜取代了极度的痛苦；一方若没有另一方，将不会存在。如果你问举重者对痛楚有何感觉，他会瞪眼看你，顿觉困惑；他已忘记了痛楚，因为痛楚已经被快乐所吞没。

    林语堂在其著作《我国我民》中，描述古代中国的哲学：“我在一个炎热多尘之地，感到干渴——也感觉滴在赤肤上的大雨点——啊，这岂不就是快乐！身体的**发痒，最后我逃离友人，走到隐蔽处搔痒——啊，这岂不就是快乐！”林语堂的长篇快乐经验，每一处实在把痛苦和快乐结合起来。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有一个相似的段落值得注意。他开始时说：“如此，灵魂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灵魂所爱的事物已被找回或归还给它，而它的快乐就会大过它时常拥有事物的快乐”。奥古斯丁继续提及一个胜利的将军，当危险越大，便经历最大的满足；一个海员经过大风暴过后，在宁静的海洋中狂欢；一个痊愈的病人带着患病前从未尝过的快乐走路。

    奥古斯丁下结论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苦难尾随着一个大喜乐。1他如同其他教父一样，明白透过剥夺某些感官知觉，例如禁食，就能提升别的感官知觉。最美好的灵性经历是在旷野孕育出来的。”

    当我年老时，希望不会将日子花在消毒过的床褥上，并在无细菌的环境中带上人工呼吸器，避开外界的危险。我希望站在网球场上，竭尽心力与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凌空杀球；又或者我在最后一次远足时，气呼呼地拖看脚步走往约塞米提瀑布，再一次感觉水花溅射在我敲起的面颊上。简言之，我希望不再让自己与痛楚隔绝，以致我不能再感受快乐。

    与敌为友

    运动员和艺术家同样学会长期的挣扎和努力，几乎是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成就的前奏。米开兰基罗经过多年的劳苦和伤痛，才创做出西斯庭教堂的壁画，至今带给无数人快感。任何人曾经在厨房建造厨柜或培植一个植物花园，都可以从较世俗的事物中认识同样真理：经过痛楚而有的快感，会把痛楚并吞。耶稣用妇人生子作类比：九个月的等候和准备,生产时的痛楚，然后是孩子出生的狂喜（约十六21）。

    我有一次访问葛罗宾先生，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人单独驾船环游世界（他的故事可见于他的著作及其电影《鸽子》）。罗宾开航的时候，只是一个未成熟、十六岁的年轻人，他不是寻找前途，而是耽延。在漫长的旅程中，他招到一个强烈的海洋风暴，被撞倒在舷侧。一股凶猛的巨浪将船桅折断为二，使他幸免于被水柱淹没。他停留在赤道之海洋无风带——无风，无急流——忍受者这样的绝境。他把一罐油倒在船上，点上火后就跳入海中。（突然一阵狂风很快地使他改变心意，他跳回船上，弄熄火焰，继续他的行程。

    五年后，罗宾驶进洛杉矶的海港，受到船只、旗帜、到众、记者、响着喇叭的汽车和蒸气汽笛声的欢迎。那时他的快乐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异于他所体会过的任何经历。纵使他从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快乐之旅回来，总感觉不到那种情绪。环游世界旅程的痛苦，可能造成他这次凯旋归来的欢腾。他起航时，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归来时，却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汉。

    罗宾被自我成就带来的健康感激发，就立刻在蒙塔那州的加里斯表买下一小块农地，建筑了一间茅屋，是用人手伐木而成。出版社和电影代理商都尝试用巡回全国宣传旅行、脱口秀合约和优厚的花费利益利诱罗宾，但他却全部推却了。

    我们现代人受到安逸的环境保护，总是倾向把我们的不快乐归咎于痛楚——我们所认为的大仇敌。如果我们有办法将痛楚从人生除去，啊，那么我们就会快乐！但正如罗宾的经历已说明人生不能如此轻易地分割。痛楚属于无缝组织感觉的一部分，又往往是快乐和满足的必需前奏。快乐的关键不在于付出一切代价避免痛楚，而是在于认识痛楚的角色：护卫人的警报系统，服侍你而不是攻击你。

    我体会到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痛楚，也适用于其他“敌人”。当敌人呈现眼前，我问自己：我能否从仇敌身上找到感恩的理由？出乎我的意料，答案几乎常常都是肯定的。

    恐惧又如何呢？例如：我们为何要为恐惧感恩？我知道恐惧背后的生理学，身体会用以下的方法表达：少量的肾上腺素加速心跳速率、增加皮肤磨擦、加快反应时间，并供应额外力量——这些全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的恐惧内。我试想象一项运动如下坡滑雪，若没有恐惧这个护卫反应，情况会是怎样：恐惧使我免于做出鲁莽的行为。恐惧好像痛楚一样，可作警报系统用，但这功能额外的好处是预知损害会出现。

    有人问瑞士医生和作家杜尼尔，他如何帮助病人去除恐惧。他回答说：“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人生每一件有价值的事都是使人惊恐的。选择学校、选择职业、结婚、生孩子等，所有事情都是使人惊恐的。如果它们不可怕，就没有价值了。”

    试考虑另一个显然的敌人：内疚感；许多人想从人生除掉这个人类的普遍反应。但请你想象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一个没有行为抑制的社会。美国法庭的制度订下心智健全的标准，就是人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而一个没有内疚感的世界必会使人倾向精神错乱。

    内疚感是对良心发出一个痛楚信息，告诉良心有些事情做错了，应该处理。处理内疚感有两个步骤是必需的：第一，人必须指出内疚感的起因，好比人必须指出他／她痛楚的起因一样。现今的辅导大部分都是处理这个程序，除去错误的内疚感的理由。但必须有进一步的步骤，就是走上没有内疚感的小径上。

    内疚感的觉察功能好像痛楚一样，是一种动力去除不快的感觉。然而，它基本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根由。除非你首先让内疚感引导你走向饶恕和合好，否则这个感觉终久不会帮助你清除真正的内疚感。内疚感本身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去，正如痛楚一样：二者同是有方向的，同是需要你迫切注视的症状。

    或者，我想到一个没有另一种痛苦的世界：孤独的痛苦。若除去我们内在的需要感觉——使我们不至于成为隐士的激励感——友谊，甚至爱应否继续存在？我们岂不需要孤独的力量使我们脱离孤立，又推动我们走向人群吗？

    我无意掩饰或降低存在于这个世界十分真实的苦难。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我们又感觉不能阻止这悲剧时，我们仍然可以控制自身的某些反应。我们可以在悲痛和忿努中责骂人生的不公平，剥夺了我们的快感和喜乐。或者，我们可以从意外的消息找寻益处，甚至从我们显然的敌人身上寻找益处。

    我最近听闻一项调查，被访者是居住在伦敦的年老公民。“哪一刻是你一生最快乐的”。对于这个问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回答：“闪电战！”每天晚上，笨重的德国空军轰炸机将数吨炸药丢在城中，把一个骄傲的文明社会击碎。如今，受害者居然留恋看过去那些日子！在那段黑暗及恐怖的日子，他们学会挤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奋斗。他们学到勇气、分享和盼望等品德。

    当不幸的事情发生——与妻子意见不合、与朋友发生痛苦的误会、因失责而产生内疚感的痛楚——我会看待那事件如同身体的痛楚。我接纳它是一个信号，提醒我注意问题需要处理。我努力表达感恩，不是为痛苦本身，而是为有机会回应，把看似不幸的事变成好事。

    被快乐所惊讶

    耶稣简明地捕捉了人生的吊诡的实况：“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这句话在福音书经常重复出现。这样的一句话违反了高级心理学提倡追求“自我实现”，但结果证实它不够高级。基督教提供了进一步的洞见，说明真正的满足不是透过满足实现而得，而是透过服侍他人而得。这个意义使我来到痛/乐原则的最后说明：基督教的服侍观念。

    我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曾访问过不同的人、回顾以往，我大致上可以将他们分为两类：明星和仆人。明星包括国家足球联赛的名人、电影明星、音乐演奏家、知名作家、电视名人等等。这些人支配着我们的杂志和电视节目。我们巴结他们，熟读他们的生活琐事一一他们穿着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惯常的健身活动、他们所爱的人、他们所用的牙膏。

    但我必须告诉你，根据我有限的经验，这些“偶像”是我遇过最郁郁不乐的一群，他门大多数曾有婚姻问题或破碎婚姻，几乎所有人都是无望地依赖心理治疗。这些过着极夸张生活的英雄似乎被不能医治的自我怀疑所折磨，真是悲惨的讽刺！

    我也曾花时间访问那些仆人。例如布医生，他有二十年之久留居印度乡村，在极穷困的人以及麻疯病人当中工作或是卫生工作者放弃高薪职业，参与门登霍尔协会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穷乡僻壤的市镇的工作；或是赈济工人留在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或其他贮藏所，人类在此所受的苦已达到国际水平；或是散布在南美洲森林，将圣经翻译成难懂语言的哲学博士们。

    我特别尊敬和钦佩这些仆人，高举他们作为激发人心的榜样。可是，我不会妒忌他们。我若果现在把两组人并排一－明星和仆人——做出反省，显然仆人是受人钟爱及仁慈的人。他们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又没有受到赞扬，在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中，“浪费”他们的才干及本领。但不知怎样，他们在丧失生命的过程中,却找到生命，因为他们得到“不属这个世界的平安”。

    当我想到曾采访过的大教堂时，脑海中不是浮现一间欧洲大教堂的形象；这些教堂现今都成为博物馆了。我反而想到卡维尔的礼堂；想到纽华克一间贫民区教会的屋顶上的灰泥正在剥落和漏水；想到智利的圣地牙哥一间宣教的教会，是用水泥板和波状铁皮所建造。我看见这些建筑物都是兴建在人类的不幸当中，充满著基督徒的爱。

    位于路易西安那州卡维尔的麻疯病院，是实行这个原则的一个奇特例子。一个政府代理商买下这块地，又应允发展，却找不到人手清理道路，修补农场苦工的茅屋，并排去沼泽的水。麻疯病的特征令人退避三舍。

    最后，隶属仁爱修女会的修女团搬到卡维尔照顾麻疯病人。她们黎明前两小时起床，在炙热的天气下仍穿着古板的白色制服；这些修女比任何海军训练新兵之营地过着更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唯独她们愿意做那些工作。她们掘沟，为建筑物打地基，使卡维尔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一直归荣耀给上帝和带给病人喜乐。她们或者学会了人生最深度的痛／乐结合，那就是牺牲的服侍。

    如果我花一生光阴藉着药物、安逸和享乐去找寻快乐，快乐会离我而去。“快乐躲避那些追求她的人”快乐却会突然临到我，家副产品、像出人意外的赏金，因我曾将自己投资进去。而那个投资极有可能包括痛楚。如果没有痛楚，很难想象欢乐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