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玛利和我只不过是从中国漏出来的两颗水滴，滴在宾州乐园洞里。然而跟她们合起来却成为奇怪的小水潭，不肯干竭，总要起点什么作用，我们的环境最不可能但又最理想。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安全却又受限制。我们四个老弱残兵住在一起，有伴却是无用。
我们感到神要我们把流离在外的中国的人，聚集在一起。从中国来的老朋友(像我们一样的流离者)，路过此地，常停下来与我们叙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相信神喜欢使每一位愿意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在祂里面，都是兄弟姐妹，不拘种族，语言或职业。
对于中国的生活方式，好客厚礼的优良传统，我们都有共同的喜爱，这样也引起许多美丽的回忆——过去共享的好事物好时光，现在这些都隔得远远的，我们就觉得加倍的宝贵。我们共同欣赏、钟爱、效忠的中国，现在暂时失去了，留在中国的基督徒朋友，我们为他们的遭遇一齐忧伤。中国还有亿万的同胞，我们深切的关心他们。这些事情打开了我们心中爱的源泉，我们永远挂念那些微笑、友善的群众－－我们亲爱的同胞，前途会如何呢？那古老不变的中国，现在可有些什么的变动呢？
中国，涌流在我们的血液里，镂刻在我们的骨节间，凝结在我们的思想中，回响在我们的咀唇上。我们怎能忘记那细格子的窗，那朱红色的墙，那房顶飞翘的屋角，那翠玉似的稻田，那青山、那蜿蜒的河道，河上那美丽精巧的拱桥，河中扬着帆蓬的小船。我们怎能抹去记忆中，那笑容盈开的年轻小伙子，拉着人力车热切等客的影子；那满载货轮的苦力，弯腰弓背哼出歌声；那文雅潇洒的学者，挥动着毛笔写下的书法；那苗条而有光滑黑发的女人，带着几个结实的孩子，瞪看着我们的眼睛。还有记忆中的满布皱纹和微笑的乡下佬，善于经营的生意人，随处都在的群众，弄不清的各种土话，叫化子、阔佬、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像今日的新朋友一样真实。
“我们的朋友在中国不知怎样了？”这个问题常常在我们焦急的心中跃出。可是，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敢给任何亲友写信，怕对他们不利。从香港得到的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都拿来热切讨论又转告亲友。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没说出口，却使我们清楚感觉到的，最后又激励我写书信的，就是：“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值得吗？花掉的经费，投下的人力，献上的祷告，流出的血汗，都是白费的吗？”我必得作见证！我们得确定宣告，鼓励呼喊道：“没有白费！赞美主！是值得的！”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打开了行李在李曼老家安顿下来以后，隔离生活的真实感开始抓住了我。我要无限期的困在这间十二尺宽十五尺长的房子内了。我曾经答应主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事奉祂，只要有机会，我都要传讲福音。现在我有一口气，却没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去为祂作见证。下面这首诗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情：
我流露出热烈甘心的爱，问“父亲，我该哪那儿工作，今天？”祂说：“替我去那儿牧养。”手指着一个微细的小点。我急急回答：“啊！不行！那地方没人看得见，工作做得最好也无用，我不要那个小地点！”他温柔地回答，并没有严厉的字眼：“小子呀！查察你的内心，工作是为我呢还是在人前？拿撒勒是个小地方，加利利也同样微贱。”宾州的乐园镇更是如此！你在第卅号公路上开车，无论往东往西，一下子就容易开过了头，找不到乐园镇在哪儿，我大半生都是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现在好像住乌有之乡。我怎么能去传福音呢？躺在床上走都不能走的病人？我把这个问题摆在主的面前，就安心了，因为现在成了祂的问题，不是我的了。
然后，神开始在我的朋友身上动工，他们知道我的事情，就一个个传开了。那时神的呼召很清楚地来到：“写一本书，向全世界见证我的作为。”主啊，我怎么能写？谁要看？我是个无名小卒，谁知道我的名字？很多年前在中国，有人知道。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谁知道我蔡素娟呢？神似乎很温柔地责备我说：“你要写的书，不是写你的成就，而是写我的作为。我的名重要，不是你的。”
两年过去，我要作见证的事，毫无头绪。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疟疾还常常发作。发作起来，我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有时又昏得天旋地转，好像晕船那样大呕大吐。既不能吃又不能睡，一点点小声音就会痛得我醒过来。我常常想到我的老佣人，“要是苗妈在这里替我按摩就好了！”我这样叹息着，“她知道怎样帮助我，使我有勇气面对无休止的痛苦，使我躺在床上面不觉厌烦。”有时身体好过些，我就唱圣诗，将心思意念安息在主里面，我知道神的手在训练我，在造就我。后来，在不太痛苦的短瞬中，我开始在笔记本上，一鳞半爪地记下我早期的生活和神这些年来在我身上所行的奇事。好几个月以后，我的笔记本居然写满了。在我们离开中国差不多两年以后的一天，董海伦小姐来到我们这里。她也是从中国撤退的宣教士，也是在我们那一带工作的。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在基督里有非常密切的交通。来美国以前的那两年，我们曾同住在上海，一座受过炮火摧残的房子里。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么拥挤的城市中，我们能够头上有屋顶，周围有四幅墙已经是感谢不尽了。
董小姐也是第二代的宣教士，她父母来南京比李曼夫妇迟些。现在她也跟我们一样，受疾病的缠扰。于是我们中间加多了一个软弱的同伴，不过她还能出户外活动。我把要写自传的决定告诉她，她说愿意帮我的忙。她现在退休了，所以有时间，况且她跟我们这么熟，我童年时代的环境，生活情形，她都了解。对我来说，困居在暗室中，似乎只有一个方法传福音，就是把我个人的见证写出来。我要述说神藉着宣教士，在我、我的家人、我的同胞身上，所成就的大事。
既然我不能像一九二0年代那样，随心所欲地旅行美国各处，传讲神的恩典，我只能用笔来表达我的感恩。我的生活小史可以用书本的方式，传到各处，进入人的家中、心中。
也许这本书可以鼓励许多信徒，他们曾经忠心为中国的宣教事工，献上恳切的祷告、大量的金钱。现在正在怀疑所付出的一切劳苦是否值得，有否枉费？
我的小书，要以神的大能为主题，述说圣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所动的善工。我要见证，虽然我出生在贵族家庭中，又在悠久历史文化中的中国名门家里，佛教并不能满足我心灵的需求。少女时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没有光明。我几乎要进灵隐寺当尼姑了，寺中的主持已经替我取了新佛名，削发入空门日子也拣好了。可是我当时未识的真神，却另有安排，祂也替我取了一个新名，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引导我绕过异教的礁石，直达“万古磬石”之前。
自从认识基督以后，我最大的快乐就是领人归主，所以从我自己的大家庭开始，我着手做领人得救的工作，我知道美国也有许多人，虽然物质丰富，却没有平安，许多人失望痛苦，许多人觉得孤单无用。我知道他们可以从基督那儿得到平安，而我的真实故事可以帮助他们。因此，在董小姐的协助下，我们开始了这份见证的工作。
说出来真难叫人相信，在神的不断帮助及我们不停的写作之下，居然短短的两个月，就完成了初稿。我们第一步把活生生的事一件件连串起来，这些事情像投在水中的石子，引起了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水波，甚至到今天还在向世界各地扩展中。当然，这份初稿还不足粗模到出版者的手中，我们还需要一行行的修改，润饰，这项工作花了我们四个病人一年的时间，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我们就聚在我房中祷告，求神在每一段，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上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很谨慎地在事件的正确和连贯上下功夫。我们要在记下的每项事件中，荣耀神不是荣耀人。堂妹玛丽常说：“这本书真出版了的话，该是一本祷告的书。”
我的眼睛看书不能看得太久，因此三位李曼小姐要耐着性子，轮流的念给我听，我还常常说：“请再念一遍！我终于把稿子修改完了，现在到了需要一位打字专家，把稿子打完定稿的时候。有一位二十九岁的法官太太，是兰开斯脱人，她很壮健灵活，从事于编写兰开斯脱历史故事的工作。有时她也来看看我，每次来都是她侄女开车送她来。这位年轻的女士是很讲究的职业女性，长得漂亮，穿得也很时髦。她坐在我床边的幼稚园小凳子上时，我就跟她谈到宣教事工。她很冷酷很卤莽地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感兴趣宣教事工。”
碰到这样的反应，我只能默祷，得人的渔夫啊！也许我这个钓铒，不适宜于这条鱼。我没有再向她说什么，她就起身到客厅跟别人谈话去了。过了一会儿，中国玛丽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进房来说：“那位年轻的女士答应免费替你打稿子。她说她每个礼拜六来，跟你一道校对。”以后的每个礼拜六，她都真的来了，每次都穿了不同的时装，十分漂亮。她很仔细很内行地校对稿子上的每个标点符号。过了不多久，她对我说：“你的故事很生动，我办公室的人都围到我桌前来，要我念给他们听。”真使我惊喜不已。又一个礼拜六，董海伦小姐陪她走出我的房间时，听见她说：“任何不相信耶稣的人，看了这本书都不得不相信。”又过了些时间，她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宣告：“我已经报名受浸了。”她说，又赶快加上一句：“可是我不要做宣教士，我不要离开我的祖国。”“亲爱的女士，我们都是宣教士哪！”我说。
她睁大了双眼，惊奇地问：“我不做不行吗？”"对了！”我再问她，“你爱你丈夫吗？”"当然！”她困惑地回答。“你因为爱你的丈夫，所以在厨房里忙，对不对？现在你也可以从做厨房的宣教士开始。”我告诉她，“像我不能出外旅行，但我还是床上的宣教士呢！”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把稿子完成了，不过还没有决定交哪一家出版。我自从多年前在中国参加慕迪函授学校以来，就一直向往慕迪圣经学院。因此我的第一选择，就是把稿子送到慕迪出版社去。一位在一间著名书局任职过七年的牧师，警告我说：“出版事业好像赌博一样。像你这样的书，寿命很短——六个月至一年罢了。慕迪出版社只出版名人的著作，谁认识你的？”
“人也许不认识我”我回答说，“但是我的神认识我，听说英女王依利沙伯和玛格丽特公主小的时候，有一次迷了路，走到一个乡下人的家里。‘你们是谁？’一个老头儿问她们。‘我们是个无名小卒。’她们回答，‘可是我们的父亲是英王！’”
中国玛丽和我再一同为这件事祷告，然后我们把稿子寄去慕迪出版社。两个月后，他们来信说接受了。一九五三年八月“暗室之后”正式出版。七个月之后，就重印了三版。到如今竟然重印了三十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