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教皇与教会的兴衰
前言
正如前一课提及，在中古时代，东方的教会日渐萎缩，而西方的教会却因宣教的成功，日益壮大，以致造成罗马大主教的地位日见提高，最后更被视为整个大公教会最高的属灵领袖。奇怪的是，罗马主教，亦即被称为教皇（或教宗）的，最初之所以被尊崇，是因为教皇贵格利第一世（GregorytheGreat,540-604A.D.）以"仆人之奴仆"自居，并且谦卑地实践牧养信徒的职分。贵格利于主后五百九十年任教皇，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大公主教"自居，以自己为整个大公教会的最高领袖。贵格利不单没有以同样的尊称与他抗衡，反强调作主教的其实是作众人的仆人，作大主教的便是"仆人的奴仆"。这样一来，罗马大主教的谦卑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自高，便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引致信徒及圣职人员普遍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反感，更拒绝承认他为最高领袖；反过来，他们却因此更加尊敬贵格利，视他为最高领袖，再加上贵格利任内的成就非常可观，罗马大主教的声望日益高涨。
教皇皇权的兴盛
主后六百五十年左右，回教已差不多占据所有对方教会重要的基地，东方的信徒很多都改奉回教，东方教会的声望便一落千丈。主后七百年左右，回教向西推进，企图进入欧洲，夺取西方教会的基地，幸好归化基督教的法兰克部族大败回**，西方教会得以免受蹂躏，更能继续发展。
法兰克族对教皇特别支持，为教皇平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蛮夷，教皇因此对法兰克族的领袖也另眼相看，于是法兰克王与教皇便结合，成为塑造将来欧洲历史一强大的力量。渐渐法兰克族的势力强大，于主后八ＯＯ年，法兰克王查理曼为教皇清除蛮夷后，进入罗马城，教皇将皇冠放在他头上，称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这加冕仪式有很重要的意义，象征着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法兰克王以军事力量为教皇清除骚扰意大利境的蛮夷，教皇请求他的帮助无疑是承认他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然而，法兰克王要统一领导西罗马帝国，却要教皇撑腰，他受教皇加冕，即表示他在地上的权力是必须由教皇肯定确立。自此以后，教皇在政治上的参与便越来越大。同时查理曼大帝在受冕后，即承认教皇在教廷附近一带的地方，有政治统治权；亦是说，教皇除了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是属灵领袖外，还在罗马部分的地方，有统治权，承认教皇有地上的统治权，即承认他可以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日后，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儿子你争我夺，在**的状态中时常要教皇调停，教皇便更深的介入政治斗争，而他们的权力便渐渐大起来。教皇在与帝皇或贵族斡旋，还有一厉害的武器对付他们，叫他们不能不驯服。那武器便是圣礼禁令。就是说，某皇帝或皇孙公子得罪教皇而不肯驯服时，教皇可向他治理的境界颁布圣礼禁令，除了葬礼外，一切其他圣礼如婚礼、圣餐、受洗等都得停止。这一招是皇孙公子最惧怕的，因为百姓不能忍受这禁令，圣礼是他们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受禁一久，他们便很容易**。就是连最强横的亨利第四，曾企图以大军围困教皇使他就范，但圣礼禁令一出，他也惧怕，结果要跪在雪地中三天，求教皇宽恕。可见教皇的威力。
教皇皇权的衰落
权力好像新酒一样，使人易醉。有权力便免不了有权力斗争。意大利的贵族一直以来对选立教皇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尽力将自己的心腹放在教皇皇位上。在九世纪至十世纪一、二百年间，教皇的选立往往受几个大家族操纵。在主后九百零四年至九百六十三年间，一个家族得势，教皇的实权便落在这家族最有影响力的三母女手中。他们母女三人用美色及各样的手段，控制教皇，教皇的皇位便往往由她们的情夫、儿子及孙子占据。这时期的教皇的统治被称为"**专政"。主后九百五十五年，她们一位孙儿未满十八岁便登上教皇皇位，号称约翰十二世。这人罪恶滔天，四处抢掠、奸杀，结果日耳曼族的奥图一世（OttoⅠ），看不过他的恶行，用武力干预，在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召开会议，将这教皇罢免。但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后，情况并没有改善，改变的只是由第二个家族操纵教皇，这个家族所选立的教皇，并不见得比以前的出色，更可怕的是，在主后一Ｏ一二年后，教皇的皇位竟为这家族世袭。主后一Ｏ三三年，这家族的一名公子登位，号称本立德第九世（BenedictⅨ），这位教皇的败坏比起约翰十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止**掳掠，更洗劫那些到罗马朝圣的信徒。在罗马城的人忍无可忍，便将他赶出另选教皇西维斯特三世，本立德却竟然将教皇的皇位以高价出售与一位名叫贾德恩的人，此人买得皇位后自称贵格利第六，而不久本立德又反悔，仍自称教皇，这样一来，教会便有三位教皇了。事情到此地步，神圣罗马帝国不得不召开会议，教皇的声望一落千丈，教会也同时感到非常彷徨疑惑，不少人心中在问，为什么他们的属灵领袖会堕落到这地步了。
改革教会的呼声开始出现，但改革的步伐却非常缓慢，并且受到很多的阻力。第一步的改革由一位名叫希特布兰（Hildebrand）的年轻修士推动，他本是法国一位修士，当教皇里奥第九到法国时，与他相遇，便请他往教廷协助他。虽然只是副执事的地位，由于教皇的信任，他推动了不少改革。随后几位教皇都任用他，他便运用他的影响力清理教会中**舞弊的现象。最后，他更大胆提议教皇由红衣主教团选出，如此，便可以把教皇的皇权从政治势力的操纵中解放出来。他的提议终于被接纳，而他自己也于一Ｏ七三年登上教皇的皇位，号称贵格利七世（GreogoryⅦ,1015-1085A.D.）。他在位时，确立属灵的权柄高于政治的权柄，并下令禁止贵族私自封立主教及指派教会职位，要求圣品人员严守独身的誓言；当时已经娶妻的神父激烈的反对，但教皇在群众的支持下，将这些人严厉惩治。
经贵格利七世的改革，教会的声望才日渐回升。而信徒对圣品人员及教皇的尊敬也开始恢复。然而，教皇皇权与政治势力的斗争就是在贵格利七世在生时也非常严重，上面提过的亨利第四，是与贵格利七世争领导地位而致动武。虽然在圣礼禁令的威胁下，亨利第四暂时屈服，但真正的斗争却在暗地里进行。这斗争一直持续，到主后一二九四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Ⅷ,1234-1303A.D.）与英王爱德华（KingEdward）及法王腓力(KingPhiliptheFair)因税收的问题斗争更形具体和尖锐；英王和法王因备战而需要庞大军费，于是向教会征税，教皇便颁下命令，禁止任何政府向教会征税，否则逐出教会。教皇更进一步调停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纠纷，及至法王拒绝他的调停，他又发出通告，宣称教皇不单有权统理属灵的事，同时亦有权统理地上的事，因此任何人都得服从教皇。法王立刻将教皇俘掳，把他囚禁，他不久死于狱中。法王乘此机会，将他的心腹推为教皇，号称革利免五世。革利免五世得法王撑腰，拒绝到罗马上任，而把教皇的皇位迁移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至此以后七十年，教皇的皇位便在亚威农，这时期于是被称为教皇巴比伦被掳时期（乃因这时期的教皇在法王控制之下，持续七十年之久），教皇皇权亦因此大失威望，一蹶不振，而西方教会也因缺乏属灵领导而更加腐败了。
中古教会的衰落
提起中古教会便离不了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确是中古教会历史很重要的一节。十字军东征的情节我们不详细叙述，只是略提，东征一共有七次多，主后一Ｏ九五年开始至一二五Ｏ年左右。东征的起源是回**残杀到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徒，引起当时的教皇及贵族企图从回**手中收复基督徒往日所失去的领土。但由于东征的军旅多是乌合之众，再加上他们彼此嫉妒争功，结果东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会及整个欧洲的资源消耗净尽便不在话下，人命的损失更是可怕，例如在东征一开始，几万人便在保加利亚给土耳其歼灭；随后二十万之众的军队也在匈牙利被歼灭。主后一Ｏ九九年，东征的军队的确攻占了耶路撒冷及安提阿，但不久又落在回**的手中。最使人心酸的却是一队由数千儿童组成的十字军，他们企图从法国马赛的海岸出发东征，一些商人假意给他们提供船只，结果却将他们卖给回**作奴隶。
十字军东征对整个欧洲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在二百年间，整个社会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当贵族和武士一批接一批去东征，军费固然很庞大，支持或发起东征的贵族自然要将不少田产卖出，地主阶层便渐渐兴起。那些东征的贵族及武士很多根本永远回不来了，于是他们原本统治的农庄便荒废或落在其他人手中。再者，多次的东征将不少欧洲的精壮份子从农业生产中抽掉，很多的农地便无人耕种，欧洲的经济架构被迫转变。最重要的还是东征其实打通了欧洲与地中海一带的贸易，意大利、西班牙的港口便突然发达起来；为了应付贸易，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城市的人口暴涨，而在农村留下来耕作的人口越来越少。在这情况下，贵族的收益便大不如前，而同时，商人却暴富起来，在这对比下，贵族的地位便渐渐给新兴的商人及地主取代了。贵族的衰落，武士的消失，城市的兴起及商人的暴富，使以往的封建制度全面崩溃。这时候的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属于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体，他们可以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城市，可以不属那处地方，也不会像以往一样，思想行为却受所属之地控制。这样一来，自由思想便开始出现，对教会或封建社会的传统开始发出疑问和挑战。
不过，十字军东征最大的影响是对于欧洲人在精神上的冲击。东征带来文化的接触；以往西方教会对于东方教会及初期教会的传统都非常陌生，但在东征时，初期教父很多的文献开始流入欧洲，东方教会的属灵模式也开始受注意。突然间，信徒开始体会，西方教会的传统不是唯一更不是绝对正确的传统，于是对西方教会的信仰表达，敬拜及属灵模式开始作出批判。同时，以往一度失散的希腊文学及哲学的文献，此时再被发现，流入欧洲，对于西方的教会造成很大冲击。西方教会再不能闭关自守、唯我独尊，而要设法消化这些新涌入的思想，将它融合于基督教的大体系中。于是教会的思想需要变化。
思想的冲击本来是好的，只要教会采取适当的态度。但不幸的是，教会却因为另一些原因，使自己更封闭；以致不能作出适当的应变。事情是这样的，很多东征回来的人都心灰意冷，对教会失去了信心，更怀疑自己的信仰，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带了诺斯底派的信仰回来，对于肉体特别厌恶，他们组织起来，称自己为"清洁派"，主张以苦行清除罪孽。教会起初想尽办法要将这派的人引领回教会的正统信仰，但始终没有成功，这派的人数日渐增多。其他的异端也同时多起来；有鉴于此，教会组织异端裁判所，四处搜捕异端的可疑者。异端裁判所的权力越大，他们对信徒造成的伤害也越大，不少无辜的信徒被酷刑、火烧，很多惨无人道及黑暗的事都与异端裁判所有关。不止这样，教会的信仰也因此越来越狭窄，更难在思想冲激下，对自己的情况作出反省和批判，这实在是最可惜的，因为缺乏反省和自我批判，教会便越来越僵化，更不能将本身的错误、偏见、执迷及败坏纠正过来。一个强烈的对比开始形成：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中，自由思想渐渐蓬勃，但教会的思想却因为过分的自我防卫而越来越狭窄、封闭，这样便使更多的人对教会失去信心。
当时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信心，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教会本身的腐败是主因。为了东征，教会不负责任地以属灵的口号，鼓励人去参加十字军，并且应许参军的人有天上的赏赐，这样一来，教会滥用了她属灵的应许，以后使自己的信用大有问题。再者，为了支付东征的庞大的费用支出，教会的资源耗用了不少，教会的经济也因此陷入拮据的状态。如何补充资源？教会开始售卖圣职，而买得圣职的人也尽量利用圣职发财，于是贪污舞弊丛生，更有利用信徒的迷信诈骗钱财的。教皇不单如此，更于主后一三ＯＯ年利用赎罪开创谋利的途径。教皇本里非第八宣布主后一三ＯＯ年为禧年，大凡到罗马朝圣的人便可将一切受洗以后所犯的罪一笔勾销。此宣告一出，立刻有二十万人涌到罗马，而大量的金钱也同时涌入教皇的仓禀。自此以后，继任本里非的教皇便宣布每五十年为一禧年，随后更减为每二十五年。更厉害的是，他们宣告凡未能亲身到罗马朝圣的，可用金钱代替。赎罪券的观念便是这样形成的。意思是说，信徒可用金钱，向教会申请免去因犯罪所应受的纪律处分，由教会发和赎罪证明。原来教会一直以来纪律甚严，信徒犯罪不单要向神认罪悔改，为了表示真心悔过，更得在教会的指导下进行悔罪操练，接受教会为他所定的补赎办法。赎罪券原本的意思是免去悔罪操练中种种严厉的纪律，并不是赎罪券本身可以赦罪。但很多愚昧的信徒便误以为赎罪券真有赦罪的功效，赎罪券一出，人对神审判的畏惧便大大减低。一些本来道德生活败坏的人便可以安枕无忧地去放纵了。
不单如此，赎罪券也成为一种商品，主教们更争相标购发行赎罪券的权利，谁向教皇出价越高，谁便可在那教区发行。为了投标，不少大主教及主教便向银行贷款，而日后为了偿还债款，便更大力鼓吹信徒购买赎罪券，整个教会的属灵生命，真是落到很可怜的光景。
在这种灵性、道德衰落的情况下，不少忠心的仆人屡次企图改革教会，但他们每一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有些更招致杀身之祸。然而感谢神，祂在主后一五一七年兴起马丁路德，针对罗马天主教败坏的核心一矢中的，因而牵动起改革的巨潮，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改教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