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教皇的贡献与改革
中古教会的正面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将中古时期欧洲的种种黑暗失败，归咎于教会，而我们忘记了当时的执政者及政治发展是要负相当责任的，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假如当时没有教会的影响，那情况更不可想象呢。
我们要知道，整个罗马帝国崩溃后，情况实在非常混乱，不同的蛮夷部族各据一方，他们虽然归化基督，但依然带着过往的习俗、迷信及部族主义。虽然查理曼大帝创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各部族也向他归顺，但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当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王国给他三个儿子瓜分，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于是**割据的局面，真是比中国的战国时期更混乱。这些部族常常互相侵袭，而部族的内部也往往出现**。在这时候，新兴的蛮夷部族却从四方八面攻来，在九百年左右有北方的斯堪地纳维亚人（即现今的挪威人的先祖），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入侵。在主后九百五十年左右，诺曼人（现在北欧人先祖的总称）更大举入侵。这些蛮夷的侵扰，弄得民不聊生。既然缺乏统一的领导对抗蛮夷的入侵，各地区的人便得各求自保，组织成一自给自足自保的个体。于是，欧洲的封建制度便开始形成。本来已经**不堪的欧洲更进一步分成很多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军事及政治上都相当独立。这诸侯国中最高的当然是诸侯贵族，他们拥有土地及军事装备。其次便是那些为诸侯效命的武士，再其次便是地主。这些地主有的自己拥有土地，有的向诸侯租借，为诸侯管理。最下层的当然是农奴，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只为诸侯或地主耕作。无论是地主或农奴，他们都受诸侯在军事上的保护，而他们则每年要纳贡及为诸侯建造房屋或其他若干服务。
问题是，这些小小的诸侯国除了抵御蛮族外，便自相残杀，教会极力制止亦无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定出"上帝的休战"的法例，要求各方严守，由星期三傍晚至星期一早晨完全休战，以记念主耶稣基督是使人和睦的使者。
教会在这个极度**的状态下，成为了唯一统一所有诸侯的力量，而要约束这诸侯的行为及调停他们之间的纠纷实非易事，一个积极的做法便是教育他们。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部族很多以前是蛮夷，文化的水平相当低，教会便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于是，在每处的教堂或修院都办有学校，由教会的修士负责。学校的课程主要有语文、逻辑、天文、数学等。修院不单是研究神学的中心，更是研究法律、哲学及医学的地方。
在大城市中有些教会学校及修院渐渐成为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这些学术中心从各地方吸引很多学者及学生到来，而大学的形成便是这样开始的。主后一二ＯＯ年，世界第一所大学便在巴黎成立，主要研究神学及法律。主后一二四Ｏ年，另一所大学在牛津成立，也是以研究神学、法律及医学为主。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欧洲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或修院演变而成的，以后亦在一段极长的时间与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可见教会在中古时代文化的建立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近代在否定宗教的气氛下，很多人将西方哲学的传统与基督教信仰对立起来，仿佛西方哲学传统的发展与教会无关，这是错误的印象。其次，欧洲之所以能继承希腊哲学的传统而开展新的领域，完全是中古教会的功劳。当时领导整个欧洲研究、整理、诠释希腊哲学，是教会的神学家。教会不单没有用否定的态度去排拒希腊的哲学传统，反而在深入瞭解及消化后，把这哲学传统发扬并普及介绍，使这哲学传统在欧洲文化的创建上，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要不是在十二世纪末一些神学家努力的发掘及整理，恐怕希腊哲学很多伟大的见解早已失传。
但在另一方面，中古神学家因为发现希腊哲学的体系，因而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及消化这些体系，更要将哲学的思想融汇在神学中。渐渐地经院神学便形成。所谓经院神学是用哲学思辩的方式去理解神的启示，逻辑推理成为神学思想的主要工具。不单如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观更渐渐成为人瞭解神启示的起点及总结，神学的思想便被困于哲学思维系统的框框内。这样，神一切的作为都可以用数理逻辑去推算出来，神启示的奥秘也再没有什么奥秘了。最严重的，神学家往往用一些很抽象的哲学概念来表达启示的真理，神的启示便显得很抽象，与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仿佛风牛马不相及了。从这角度来看，教会为欧洲保存了希腊哲学的传统，但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在中古政治混乱及道德生活低落的时候，很多信徒依然持守圣洁的生活，他们成为欧洲在精神上的领导者。例如几个重要的修会便在这情况兴起，这几个修会对于提高欧洲人的精神素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几个修会便是耶稣会修会，多明尼加修会及方济修会。他们都标榜简朴生活及舍己的精神，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广，带来不少信徒在属灵生命上的复兴。耶稣会的特色是透过劳苦的农耕生活去操练生命，以劳动作为向神的敬拜。多明尼加修会亦著重护教及传福音，因此他们以学术研究来配合传福音的需要，有很大的成就。中古伟大的神学家阿奎那便是多明尼加修会的修士。方济修会的特色是在于强调彻底的贫穷与舍己，而在贫穷中使人富足，也就是说，他们把操练敬虔的焦点放在服事照顾卑微贫贱的人。
这几个修会追求敬虔的操练，表达了当时很多信徒的渴望，中古时代基督徒的敬虔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得到不少属灵的鼓励和启迪。因此不要让一些普遍的印象误导我们，以为中古时代是教会黯淡无光的时代。中古的教会其实为欧洲现代文化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现代文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当然中古时代的教会有它的失败和黑暗的一面，但我们可不要将中古时代欧洲一切的黑暗与混乱，完全归咎于教会身上。欧洲当时内部文化的问题极冲突，往往是在教会的控制以外，解决那些问题与冲突也往往超过教会的能力范围，这样看中古的教会，大概会比较公平一点。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古时代信徒的信仰与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教会不单是他们属灵的家，也是他们工作之余歇息的地方，更是他们社交生活的中心。教会的敬拜、庆典与多种文娱活动，将本来已经密切的社群拉得更亲密；共同的信仰使这些社群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人生观及道德感，使他们更能结合起来，满有信心和活力的创造文化。教会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不可低估。
中古教会改革的尝试
远在改教运动之前三百五十年，教会已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信徒，对于教会内部的僵化与腐败，感到非常焦急，他们要唤醒其他信徒，回复圣经所要求的简朴和圣洁生活。大概在主后一一七六年，一个名叫彼得华尔度的富有商人，在深入查考圣经之后，发现中古的教会与新约时代的教会有很大的差异。新约的教会组织简便，并且不著重组织，没有阶级之分。而中古教会却变得非常组织化，并且赋以很多繁文缛节。同时，华尔度也发现，中古的信仰，似乎加了很多人为的传统，也加了一些欧洲人的迷信，例如相信圣人遗物有神秘力量，相信有炼狱，相信为死人祈祷及办弥撒对死人是有功效的。华尔度觉得这一切都不在圣经的启示中，于是便提议教会回复新约教会简单而纯正的信仰。在主后一一七六年，他将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分给穷人，因为他相信这是主耶稣基督吩咐的。他到处宣讲简单的福音，不久，有很多人受他影响，跟随了他。他们两个两个，赤着脚到处宣讲他们发现的真理。每逢星期一、三、五他们都禁食祈祷。他们清楚地否定炼狱，否定祷告弥撒对死人的功效。他们强调平信徒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有资格宣讲神的道。他们的教导扩散得很快，不单在意大利有很多跟从者，就是在法国的南部，数目也非常可观。教皇于是下令清除他们，很多人因此被异端裁判所残害，在教会的逼迫中，他们只有避到阿尔卑斯山的深谷中，到改教运动展开时，他们便成为更正**。
华尔度派被赶入阿尔卑斯山谷不久，英国又出现一个比华尔度更有影响力的忠仆，他便是牛津大学教授威克里夫（JohnWycliffe,1330-1384A.D.）。威克里夫在主后一三七六年左右开始抨击教会被财富与权力所腐化。他认为要复兴教会便要推行彻底的改革。他认为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以简朴、贫穷为标记，但当时的教会都聚敛财富，而圣职人品奢华无度。他更认为教皇不单权力太大，并且时常滥用、误用权力，使教会受了很多亏损。在激愤之余，他竟表示教皇根本便是敌基督。为了使更多人能瞭解圣经的真理，他将圣经从原文译成英文，这样做在当时真是罪无可恕，因为中古教会只承认拉丁文的圣经，以其他语言来翻译圣经是被禁止的。威克里夫得到很多英国人的支持，不止英国的平民支持他，就是连很多贵族也支持他，并且保护他。贵族之所以支持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提议英国在政治上独立，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以及教皇的控制。英国的贵族当然赞成这论调。
那些追随他的人专向低下层阶级宣讲福音真理，教导他们实践圣经简朴、贫穷、圣洁的教训。当威克里夫的影响力越大，教会的当权者便越感到不安，于是四出搜捕威克里夫的追随者，将他们烧死。于是威克里夫派便只好变成地下组织，但他们的影响力却依然很大。
威克里夫改教的思想传到现时的捷克。大概在主后一四ＯＯ年左右，布拉格大学的一位名叫胡司（JohnHuss,1370-1415A.D.）的神学教授，深受威克里夫的思想影响，开始在捷克鼓吹改革教会。胡司是一个很有能力和学问的讲道者，不久便成为大学神学系的主任，因此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当时整个捷克从上到下都支持胡司，国王甚至做他的后台，因此虽然被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天主教人士也不敢伤害他。他认为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人所组成的，而当时有很多在天主教教会中的人，虽说是属于教会，但却在真正的教会以外，他又认为在大公教会中，只有基督是元首，教皇、主教都不是必须的。于是教会发行赎罪券，在胡司看来，更是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
主后一四一四年，在君士坦斯举行的议会召他答辩，他本不敢前往，因怕有生命危险，但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证，他便前往，怎知他一踏入会场，立刻被捕，随即受审、定罪，然后就地处以火刑。他所发起的改革便因此失败。
在意大利又有另一位富商及政治首领，鼓吹改革教会，他便是萨沃那柔拉（Savonarola,1452-1498A.D.）。萨沃那柔拉于主后一四七五年放下他的事业，进入修道院七年受造就，希望作一个巡回布道者。在布道时，他感到没有能力，也没有果效，痛定思痛之余，便发现教会的属灵生命原来是这么软弱，于是便寻求复兴教会的途径。他大事抨击教会的腐败，并对教皇的权威提出疑问。意大利佛罗伦斯城的人民及政治领袖都深受他所讲的道影响，渐渐便在当地推行教会改革，相当成功；但后来因政局的改变，教皇乘机将他逮捕，处以死刑，他的改革也告失败。
除了零零星星个人推动的改革之外，教会的上层阶级也知道教会内部的问题的确很严重，而因此力图改变教会的情况。当时巴黎大学很多的神学家极力影响教会的领导阶层，催促他们推行改革。于是在主后一四Ｏ九年教会在比萨举行一次会议，商讨如何改革教会。在主后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在君士坦斯再举行会议，其中重要的主题也在于改革教会；然后在主后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四九年，又在巴色举行第三次会议，其中也商讨如何改革教会。但三次的会议，都没有带来实际的行动，因为从上至下，虽然人人都觉得需要改革教会，但一方面腐败的势力根深蒂固，一方面渗入到教会每一阶层、每一部分，要改变这个架构便等于要将整个架构拆去，重新建造。并且，当时的人真不知从何做起；处处都有问题，教会生活的每一环节都有腐败，要改革便要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然后重拳出击，方才有效，但当时始终没有那么有洞见的人出现，指出当时问题的症结。再者，当时教会的权责，大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没有改革的决心和热忱。
整整三个多世纪，屡次的改革尝试都失败，可见教会内部因循苟且所造成的阻力是多么的大，由此，我们便不能不佩服改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他必定有过人的洞察力，加上执著和勇敢的精神，方能为神作大事。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过往的改革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为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建立了重要的基础，假若没有这些忠心的仆人肯冒生命的危险勇敢地宣讲神的道，以唤醒信徒，恐怕马丁路德所受的阻力更大。从这些改革尝试中，我们看到圣灵不断在教会中工作，没有一刻撇下教会不顾。想到这里，我们便得安慰，纵然在过往多年中，中国教会也经历不少试炼与失败，但神不断保留忠心的仆人为祂见证，为复兴教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