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城
三月底拖着行李，随着人潮走过深圳大桥，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由罗湖过境进入中国。虽然并非假日，还是挤满很多香港人，牵男带女回乡，春日气色并不炎热，排队时仍是满身大汗。已有六个星期在澳洲的奔波，跑了四个大城市，演讲了近五十次，如今已到尾声，经香港到广州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交流，之后才回加拿大。身体状况已是到强弩之末，但当火车滚过两旁的青葱田野，看到沿线很多新建筑，市镇中人群涌动时，我的心灵活跃起来：“又回到中国大地了”。
在火车上与多年老友杨庆球教授热烈地讨论中国历史、哲学及神学，转眼就到广州。这次是因几位早有交流的教授，托杨教授转达邀请，到中山大学作演讲，我正好赴澳洲回程之便，同时也探望一下刚认识的华南师范大学，对学生进行演讲。中山大学是我母亲的母校，母亲常讲述战时的故事。她万水千山地到内陆坪石上课，认识在岭南大学的父亲，那时父亲高大英俊，时常背诵古文，又能创作诗歌，才华横溢。在战争动荡的日子，他们俩只能到农村上大学课，在那简朴的山野之地，两人建立了极美的感情。战后他们才能到广州的校园，一睹两间大学的风采。她回忆在广州江边的岭南大学是非常秀美，如今已成中山大学校址。我在新旧建筑物交替的中大校园漫步，寻索父母亲早年的感情遗痕，还有六十年前那烽火连天，民族遭劫的岁月，这或许就叫做历史感、根源感。
母亲如今快八十岁了，父亲亦逝世十多年，他当年的才华和理想，因着内战逃亡香港，已理葬在那美丽而挤满难民的小岛，一生屈屈不得志，变成自暴自弃的隐者。记得我十多岁时曾质问他为何不像正常人一般去工作，他茫然带泪远望北方，说“我真正的向往是中原文化”。结果他一生没机会再回中原，默默无闻地死在这南方小岛上，如今只剩下所写的无数诗歌，细读之亦得知老父虽一生自我放逐，但其才情竟是如此高，胸怀是如此之深。母亲一身承担家庭的悲剧，工作勤奋，养育两儿成长，闲时常谈到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如谢扶雅、洪深、朱谦之等。故我在中学已读这几位名学者的著作。母亲凭着在中大所学的英国文学及优良的英语教育，结果在英国殖民地亦能工作立足。她常说十分感谢当时在中国能享受完全免费的教育，可惜时代风雨，报国无门。
走在中大的校园，仿佛踏在父母的足迹上，父母的青春和壮年岁月已随历史而去，剩下的是下一代回顾的唏嘘。虽然他们的理想未能完成，但终于今天我能继承他们的愿望，几年来从江北的中原，走到江南的边陲，亲身参与中国巨大变化的新时代，接触每一个真实的心灵。此中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之深情外，还多了一种宇宙性的深情，是天地而来的爱悯与眼泪。若不是中国历史与大地的呼唤，恐怕我不外仍在西方当个教授，有空时批评指点一下中国，而把自己的最高理想埋葬在北美那新奇年青的大地中。是八年前的一个深入反思，叫我学会超出政治观点束縳，而能以爱心宽恕和承担，看中国过去发生的种种灾劫。中国今日正在重重苦难中复苏，这民族的伤痕很深，我们与其用言论去鞭打，不如用慈爱的心与牺牲的行动去医治。
在中山大学与多位年青博士生讨论，他们均表现了新一代的清新思想能力，十分可爱。至于在中山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与教授们交流，发觉他们均思想开放，锐利而又甚有学识，显示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自由。在被聘为中大中国哲学及宗教学的客座教授与博士生指导的仪式中，我十分感慨。记得在中国刚开放的八十年代初，美国著名谐星霍普访华，其中一幕与中国孩子们共舞。那年代的中国，仍是满街解放装，一穷二白的岁月。但见一些几岁大的中国女孩子，穿著当时仅有的粉红裙子，很天真地和美国影星一起唱歌跳舞，我那时在香港的大专院校当讲师，本来对中国有很多不满和隔阂，但当见到中国孩子们的天真可爱时，心中就有一愿望，就是终有一天能教育真正生长在中国的孩子，这是一隐藏的小小心愿。记得九五年第一次蒙中国大学邀请(也是中山大学)，回国演讲，我就学犹太人的修殿节，点了九支腊烛，记念这事。犹太人重建圣殿，是民族文化的大事，我也在此一生第一次回国讲学，在中国百年的大难与凌辱之后，参与重建，那时就展开了文化更新的多年奋斗。霍普到中国已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的孩子们已长大，达到博士班的年龄，也正是这时代的历史变化，我终于能教育中国的孩子们，满足了那小小心愿。在广州两间大学的青翠树林，年青人的笑脸，还有那悠悠而过的珠江，使我想起父母亲的坎坷，时代的艰难，从抗战到文革，到现今的开放，也不禁感慨万千。仰观上天，有真理与仁爱，俯察大地，又有无尽的辛酸，或许我们就是一条桥，一个管道，永远要将宇宙性的仁爱，带到人间。
这次在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发现知识分子都很热烈讨论法治和德治并重的问题。我指出，过去中国在儒家主导的文化中，只重德治，而少讲法治，中国古代的法只是法家式的刑法，即为了管治而用刑罚去对付犯罪者，但却没有对人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故具“法”不成为一种“治”，只是种“刑”。由于中国历史中缺少了法治这一环，德治就像去去了骨架，很易变成人治，使以后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许多困难。西方的法制，强调在上帝(真理)面前有个人的隐私性，并以这个基础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人人可以脱离皇帝，特权阶级及宗教教条的朿縳，直接以自己的良知来面对真理，与上帝自由相交。其自由即可确立自己的道路以及人生的发展。正是因为在上帝面前，而不是在皇帝面前平等，任何个人的权利都有不受干扰的自由性，没有人可以有特权。这是西方法治的意义，在法律下讲自由，而且由于早期西方文化有很强的道德与良知气氛，其德虽未成“治”，但却是法治极重要的条件。
中国经过近代多年的被欺凌与内乱，至今终渐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讲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是一大进步的成果。在中国的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各种自由，法律保障了个人自由，同时也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互相干扰，不互相侵害。我在中国看电视，发现很多节目让人民知道自己在法律上的权利，以及如何根据法律来处理与他人的冲突。在一个受人欢迎的《实话实说》节目中，曾经讨论过一个案，在一社区中，很多人在联谊会打麻将，结果其喧闹声到凌晨影响到旁边一个单位的人，无法睡觉，投诉到居委会，有人就提出用少数服从多数，用所谓“民主”方法决定，社区中大多数若同意，则可继续打麻将，使苦主烦扰不堪。但法律专家认为，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法则，是指面对整体发展方向的决定，但如今的个案，却涉及民事法律对个人的保护，少数服从多数从表面上看很民主，但根据法律的原则，个人和少数人的权益有不受干扰的自由，也就是少数也要得到保障。当代政治哲学大师劳斯(Rawls)曾指出，正义的原则，是指少数人的愿望不能因为多数人的看法而受到压抑，少数人的权益不受到干扰才算真正的公义。
中国在走向法治的同时，如今提出德治，是一种要的洞察。我在一九九九年开始提倡，针对腐败，是要重建一种具启发和自由创造的道德教育，结果和中国的道德研究机构很快就合办很多研讨。为何我那么强调道德教育呢？因为身在西方，亲身经历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的道德中立化教育带来社会很大祸害，西方的法制在保护个人自由时，尤其在**和民主的前提下，个人自由凌驾于对整体的责任以上，就会成就“独我主义”(egoism)，而非个人主义。
最近法国立法对付邪教，正是面对这困境，因为不少邪教用洗脑和包围方式控制人。那么从**角度看，人有无自由去选择被洗脑及精神控制的权利呢？政府应否保障人愿被洗脑的自由呢？还是政府应负责任地拦阻邪教对人洗脑，才是保障其自由，免被他人控制呢？法国政府终于做出抉择，是保障人不被洗脑的自由。如今西方法律保障个人到一定地步，使社会出现随欲所为的独我形态人，走出街头争取吸毒、种大麻、性虐待、人兽交、恋尸狂和接受洗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形成对整体社会责任和对整体义务的否定。西方的法治已失去道德基础，中国在发展法治时，必须注意这可能的危机，明白法治必须与道德配合和平衡，才会产生更理想的社会。
但是“德”如何能“治”呢？根据徐复观的看法，中国自古儒学要求道德是一种普遍的原则，以德来统治时，不但人民要遵从，统治者也要遵从，把官民一视同仁地要求守道德，那才是真正的德治。故提倡德治，不但指人民要有道德，政府官员也要有道德，若官员有道德，德治的诉求本就含有反腐败的意义。问题是，如何进行道德教育？这是柏拉图在米诺篇(Meno)提出的一个难题。德行能否通过教育来传递呢？道德是不能用他律和外在要求而教人的，因为道德是一种自律，而一旦提出许多规则，就会使道德变成他律，外在的要求，这与法律区别不大了，变成道德的律法了。新约圣经曾特别批判过他律的道德律法，传统犹太法利赛人就要求人们遵从各种规条，被耶稣视为虚伪，而破解其用道德审判论断他人的做法，强调人应先反省自己的过错，才去判断他人。目前中国街上到处有所谓的七不、十不等口号，实际上很少有人遵守，因为是一种他律，在没有公安看到的时候，许多人并不会去自动遵守。如何把他律变成自律，可能是道德教育的终极问题所在。
德治与德教的关键是启发人心灵，去深沉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重大问题，反省宇宙的奥秘，生死的悬谜，人的痛苦如何渡过，及如何关爱其它人的重大道德问题，这些思想都是要通过人生面临危机，才会诱发出来。如面对失败、疾病、困苦、艰难的处境，经验终极的不安稳时，人才会反省包深远的人生的问题，而去要求自己达至一些理想和目标，进而产生道德自律的要求。国家和民族也只有在患难时刻，才能凝聚人心，团结人民。故此道德教育应着重启发人民对过去文化上的光辉有认识，并且对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和苦难有理解，因而激发人更去追求未来的理想改变过去的错误。若是只是掩盖历史的错误和苦难，使人以为一切都甚美好，人就不会努力。从历史的耻辱和困难的启示，才能引起民族文化的爱成为诱发道德自律的方向。
针对独我主义所可能形成的个人无限膨胀，道德教育须启发人多理解宇宙之浩瀚无际，生命与万有之复杂玄妙，只有面对繁星天空的壮大，人性与良知的尊严价值，人才会知道自己的渺小，因而开拓眼光，谦卑地永远追求真理，而不只是陷溺于当前的利欲之中。孟子提出人有大体与小体的区分，小体是感觉欲望的官能，只求小体的满足，会使人不思想，故人须“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使心灵扩大，不被利欲所控制。
针对西方独我主义之以人为动物观点，须强调人异于禽兽的本性。但不是铁板一块的人性，却是有无限潜能，无限创造力的人性，包括对真(科学)，善(道德)，美(艺术)，爱(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追求，教育是引导人追求和实现真善美。以启发为主，不是强制学生做一些事，而是鼓励和激发，这须要先尊重学生自主性，给与其自由创发的空间，不作太多干预。但另一面则提供真善美爱的启发，使人的自由不会陷于自利的独我式自由，如此使每一学生有林毓生教授所言的“文化涵养”，而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
从整体上，道德教育迫使我们创作启发出心灵价值的课题，而自律道德也需要有一些人格的典范，要真正让孩子们有学习的典范，否则，若老师、官员与领导人等，都没有人格，言行不一致，人民绝对不会有道德。德治也包括了对政府官员的道德要求，启发性的教育，而不是他律性，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未来课题。
道德深蕴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我们只有回到中国的大地，从心灵的启发开始，才能走向真正的以德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