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一世纪新宇宙观的对话
■刘志光
□梁燕城
中国对现代文明的吸收
□：最近，中国派出大量的人员到西方国家进行学习和进修，不但有科技、文化、教育界的人士，而且还有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部。这都是在显明，中国正在扩展自己的视野，使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一代有更宽敞的胸襟。从文化上看，大批人员到西方学习，不但有助于对西方最新科学枝术发展的了解，而且也使正处在改革和开放最前沿的一代人，有机会对西方现代化背后真正的精神资源作一亲身的和深入的探讨。刘教授是从中国广东来到加拿大进修的，究竟当前中国从文化精神到行政运作上，如何吸收西方的资源呢？
■：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广东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最多的边陲地带。一九九五年我开始担任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提出来的治所方针是“安居乐业，学术自由”。在学术研究方面很注意与全国、海内外学者广泛地加强联系，连续举办或参与主办多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较近的有一九九八年在深圳召开的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一九九九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年会，同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哲学研究会年会。后来，我们又进一步提出“顶天立地”的学术研究口号。所谓“顶天立地”，也就是说，了解全国，把握世界前沿；同时牢记立足于广东这块热土，及时追踪、探索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新现象、新情况。从去年九月开始，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将一直学习到二○○一年九月，非常希望借此机会同加拿大哲学界建立起紧密的学术联系。我本人的专业是管理哲学，曾经和美国夏威夷大学以研究管理哲学着称的成中英教授进行过这方面的交流，他的思路是相当有前瞻性的，从中国古代的思想开掘出现代的意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所主持的哲学研究所，科学哲学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我知道你在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方面颇有研究，想听听你的意见。
当代科学宇宙论引发的新课题
□：我是在香港和美国接受教育，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我都接触了，最新的发展成果也都追踪了，包括后现代哲学的重要流派等等。慢慢觉得当代西方哲学只是陷于语言分析或后现代虚无主义的死胡同中，无甚新意。既无精彩大师，也未见强而有力的思辩性哲学家，更无新哲学问题的探讨。反而科学在近数十年却大大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宇宙论架构，因此我对科学最新的发展及科学的哲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实际上，科学的发展往往形成世界观的改变，对哲学有绝对性的影响。二十世纪末期的连串新发现，使我们过去架构的宇宙观有非常重大的改变。我们必须要知道它们有些什么改变，而且和哲学思维有什么联系，所以，最近五、六年，我都化了很大精力在追踪西方科学的最新发展，在哲学上说那是属于现代的宇宙论(cosmology)。记得西方科学哲学大师图林明(Toulmin)已在七十年代写下《回到宇宙论》(ReturntoCosmology)一书，那时是我仍是沉醉于新儒家系统，十分重视康德哲学及宋明心性之学，强调以人的主体来架搭科学知识。及读此书，才惊觉我们竟已放弃西方形而上学的重要部门，而这宇宙论部门其实是科学所不断探索而有新发展的。其后我又探索成中英教授的本体诠释论，接触到易学的方**，不落入纯主体境界中，因而在思想上突破了道德主体为本的思维。转而研究朱熹思想，不单发觉从前所确认的牟宗三对朱子之解释甚有偏差，且朱熹的天理观可与易学连接，打开一宇宙论的维度。而也正是这八十年代，科学上的宇宙论新发现不断出炉，到一九九二年，大爆炸论得到确据，物质宇宙已被证明不是十九世纪所讲的永恒无限，而是有个开始，于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对大爆炸论作了重点追踪和研究。如何从过去的宇宙观转到“新的宇宙起源论”，其中又找到什么证据，最新的发展如何，这些都跟形而上学联系上了。而有关形而上学的研究，西方和中国学者在哲学方面本来已经放弃好久了，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放弃了，都去搞什么“语言分析”了。但是问题在于：宇宙观的改变，使许多形而上学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而且是科学家提出来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结果，哲学家去讲“语言分析”，反而科学家却讨论形而上学，这是很有趣的当代文化现象。
■：我曾经和其它学者谈到过，“分析哲学”搞得太细了，不好，应该加入人文的内容，才会好办些。
对繁星与良知的遗忘
□：康德曾表示过其哲学的真正兴味，就是对天上的繁星和内心的良知进行反省。当代哲学将“天上的繁星”交给科学了，到现在连“内心的良知”也被不少学者否认，哲学就只剩下“语言分析”的纯技术。哲学似乎一步一步退到没什么可搞的地步。像海德格尔说，forgetofbeing，遗忘了万有，遗忘了天地。现今西方文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首先是启蒙运动，否定了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形而上学宇宙观，于是否定了繁星世界的基础，到后现代的如今则连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价值亦统统反掉。“繁星”和“良知”都遗忘了，亦即是人和万物都被遗忘了。不料如今却由科学家们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但科学家们的哲学和思辩训练不够，所以不能达到精彩的哲学反省。我追踪的另一个理论是量子力学，它把机械的唯物的宇宙观都打乱了，变成一个测不准但又似乎乱中有序的网络宇宙观。后现代主义把世界分成许多个小部分，分崩离析的小部分；而量子力学的哲学反省却可以产生一种整体观，把各小部份网络在一起，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整体和谐观，多元并且彼此相关、和谐的新宇宙观。这样才可能走出后现代主义的虚无，达到二十一世纪的新宇宙观。
在中国的“哲学遗忘世界，人们遗忘哲学”
■：你刚才从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分析了哲学的失落和科学对哲学的重新呼唤。我想从另一面也谈谈这一点。
在中国，也有一种“哲学遗忘了世界，人们遗忘了哲学”的感觉。就中国而言，导致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我们曾经过分倡导过一种对哲学的纯意识形态的教条式的重视，现在来了个反动，走向另一个极端，好象什么都没有了。以前，在中国的大学里，教哲学的教师可能是最多的，因为哲学是公共课，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都要学它；那时，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哲学流派可能也是最多，农民有农民的哲学，工人有工人的哲学，卖鸡蛋的有“鸡蛋的哲学”、卖西瓜的有“西瓜的哲学”。以致于出现两个极端：一是极端意识形态化，一是极端庸俗化。教条化的哲学遗忘了真正的世界，结果是“人们遗忘了哲学”。不久前，我的一个同事从法国留学多年后回国，谈到对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老百姓崇尚哲学思辨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对今天中国哲学失落到如此地步表示难以理解。我说，如果今天的中国哲学不失落到如此地步，那反而不正常。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弹，是对过去的扭曲的一种再扭曲。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种“扭曲”。“人们遗忘了哲学”，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又迫切需要一种哲学的理性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国社会普遍出现一种“浮燥”、“狂热”心态。从上到下，自里及外，整个社会弥漫、扩散着一种“短期行为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捞一把就走。没有追求，没有寄托，没有精神归宿。
五年前，珠江三角洲最富裕地区的一个管理区(以前称生产大队，现改称为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来找我，请我帮助为这个管理区的几百个厂长、经理培训大学管理学课程。原来，该管理区共有人口一千二百多人，除去老弱病残和管理区的干部，还剩六百多人；然而在管理区境内设有外资工厂三百多间，各式各样的打工人员近三万人。管理区须向每家外资厂派一厂长和一报关员，已经无人可派了。于是，当地的初中学生一毕业，就赶紧出来当厂长。许多农民一夜间暴富，夸张些说：其挣钱的速度已超过了其数钱的能力。一位二十几岁的厂长坦坦荡荡地告诉我：吃喝嫖赌我都试过了，好象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动力了，没有什么能让我激动。我感到愕然！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中国社会迫切需要重新引入哲学的理性思维。
世俗化的文化危机
□：你刚才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学很喜欢用的一个名词──世俗化，从神圣陷堕入世俗。中国由文革时对社会主义崇高理想追求的极峰，转向其相反面，成为极端世俗化，遗忘了人的高层次的思维。大概是没有物质的满足太久了，于是蜂涌而去追逐物欲。如何提高人的思维层次，似乎没办法。
北美亦有类似的问题，已走到极端世俗化的地步，一般人对学术文化没有追求和认识。我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去过一个很大的教会，其中有一个服务中国人的部分，到那里的中国人全是博士生或做博士后研究的。平常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的机会很少，而教堂成为中国人与西方人难得可以方便接触的地方。但西方人曾反映，认为你们中国人好象不太跟我们讲话，总是看不起我们，原来西方人以为中国人都是博士及博士后，学问比他们高，故看不起他们，因而有点自卑。而实际上，是中国人纯粹因为英语不流利，在语言上有点自卑，才不太敢跟西方人聊天。但这现象反映了美国世俗化社会的文化水平下降。目前在北美的中国人理性及学术水平事实上比西方人高。在硅谷那种高科技的地方，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因为中国人水平高、愿工作、勤奋、工钱少也愿意，慢慢地提升起来了。中国人对教育和学问追求的水平比现在西方人高，对孩子的教育也重视。西方人于是不舒服，越来越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心态不平衡。美国李文和案的文化背景就在这里，西方人倾向于相信李文和是中国特务。好象明清以来的中国，看到外国人来，总觉得夷狄之心必异，不安好心。现在反过来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成就，也总觉得是有问题，主要原因在大众失去了文化学术的品味，人的思想水平越来越平面化。马尔库塞(Marcuse)的一本书《平面的人》，这辞用得很好，因为现代世俗化的文明确是平面的、机械的，没有立体的追求。西方的科技很高，制度很好，法律很好，但其文化在走下坡路。人们的思维的素质在下降。例如它的教育，不会刺激人去思维，不会启发人的智能；只是鼓励人的自我中心，只会叫学生重视自己想要什么，不要受他人影响。它是独我主义(egoism)的。物质很丰富，像老子说“五色令人而目盲”，五光十色将人困住了，也像孟子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物欲牵引人心，人的思维，人的价值都被消解和忽视。马克思早年就已批评这种现象，讲“异化”，讲“商品拜物教”。
异化与平面化的文化问题
■：中国国内学术界这些年也在思考这一点：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那么上述现象是不是必然会出现？西方有了，中国也出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异化”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如何消除这种“异化”？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着这都是从今天中国社会提出来的很现实的问题。
□：西方已挣扎了至少一百年，西方哲学家花很多时间去思索走出这种困境，找到出路，好象都不太成功。康德讲“道德的无上命令”，客体讲不通就退回到主体来讲；到沙特的存在主义再退到无本质的纯存在，更平面一些；最后变成只剩下情绪和感觉，没有理性，越讲越低。从科学那方面看，也是这样：人性被化约成生物的神经反应系统，生物化约成化学变化，化学化约成物理粒子，最后就是平面化为纯物质，找不到超越动物性的价值了。西方在这条路滑下去，很难回头，挡也挡不住，我们救也救不了。我们是外人，西方人不会听我们的意见，但回头来看，中国则还有机会，因中国刚开始现代化进程，问题刚开始，可以预先想辨法解决这个问题。现代化是不是必然造成异化？这要看中国。当代中国不像伊斯兰国家的闭关自守，并没有关门，一面跟西方友好，在学西方的长处。但另一面又跟西方有不同。如今从西方的经验教训回过头来看，中国若要避免走入西方那种浅薄的平面文化，就必须重建道德，重视人性的启发，找出一种不同的世界观来看人，不能仅把人看成为物质。但在重视人性价值时，又要避免儒家的弊病，须防止将人性变成教条，“以理杀人”的教条。我非常重视“人性是有无尽潜能”这样一个假设，来对付将人性教条化的可能性。
公民、人性与创新人
最近我思考“公民”这个概念。什么是公民？中国处境下的一个公民，须公民既把社会作为目的同时也把自身作为目的。现今西方文化把个人视为目的，社会视为工具，传统的独裁社会把国家当目的，人只是工具。其实，人与社会、国家是互为目的。我从文化现象的多样性假设人性有多种潜能，最近哈佛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HowandGardren提出所谓多元智能(multi-intellegence)的观念，甚有意思，**了西方教育的一元智能观，指出人有七种智能，我则认为不应限于七种，从人的文化现象上看，起码有四个层次，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产生了各种科学和技术，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学，三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创作成艺术、道德与心理学，四是人与真理的关系，表现为哲学与宗教，还加上一时间的维度，则产生了历史与考古学。
这不同的文化层次，来自不同人性潜能的发挥，形成多元的学问，多元的价值。而这各学问和价值又和谐并存，统一于人性的多种潜能之下，其后面的根基、根据就是人性。
■：你怎样界定人性这个根基，怎样建立起人性这个根基？如果我们事先设定了一个理想的人性概念，然后从它出发去建立一套社会价值，初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怎样防止这个根基建立过程中的相对主义呢？又怎样防止这个根基建立之后的教条主义呢？我对你这个人性概念很感兴趣，也觉得很重要。
其实我从另一种研究思路上也在追这个问题。前面我讲到如何重新引入一种理性思维去防止和消除社会的浮燥心态的问题。不要去讲太多太玄的东西，纯学术的研究、纯概念的推导是必要的，但对启迪民智就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了，老百姓接受不了。我讲“顶天立地”，“顶天”是了解学术最前沿，高屋建瓴，思想前卫；“立地”是深入大众，立足现实，面对现实生活，从现实问题出发。所以我把自己研究的重点定位在“中观”研究。不是宏观，不是微观，而是中观，或称应用哲学研究。近年国内应用哲学研究发展得很快，应用哲学学科分类也逐渐完善。像科学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哲学等都已很完善。我这个哲学研究所除了一些基础研究的项目外，在应用哲学方面主要是搞科学哲学和管理哲学。我自己好多年一直思索管理哲学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人性假设的问题。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以某个特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我这次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题目也是管理哲学的人性假设问题。“工具人”的人性假设将人当作“螺丝钉”，“地主老财把我们当牛做马”，这是这一人性假设的典型表达。“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将人当成经济动物，要调动人和刺激人只需满足其物欲。这对穷人是有效的。当年**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足以号令全中国，以至于“东南西北中，发财去广东”，因为当时中国太穷。“社会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的需要是丰富的、多层次的、立体的，马斯洛(Maslow)提出“需要层次论”，将这点说明得很清楚。“自主人”的人性假设突出了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你可以告诉我好不好，但最终是我自己决定。中国政府当前号召加快民主化进程，激发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我现在想提出“创新人”的人性假设。当年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讲社会发展规律同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关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的一个重要地方，就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当时“反自由化”，有些说法不好提，我只得改一改。我想自由无非是两个意思：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机会。创新的能力涉及教育、培训和激发，创新的机会涉及环境、体制和法制。创新是当代文明进步的关键，“创新人”的人性假设在当代社会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创新人”的人性假设，我重新来定义管理的功能，不再是单纯地组织生产创造利润，而是为你的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创造条件，培育环境。当然，创造力发挥了，生产组织好了，利润自然在其中。这是讲企业管理；扩而大之，讲社会管理，道理也是一样。
有朋友问我，什么是管理哲学？到底是哲学，还是管理学？我首先想的是不争论，搞起来再说，让你去争。争论未定，兵已过河。一定要我回答，简单两句话就是管理哲学：一要可持续发展，一要协调发展。这两句简单的话，不是管理学的问题，而是用哲学的理性思维来考虑社会管理时得到的结论。现在中国政府已充分重视到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是纵向的：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这个概念，中国政府也早就接受这个概念。即我们这一代人要活，下一代也要活，而且要活得更好。污染，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等，不可持续了，是坏管理。前些年我在珠江三角洲富裕地区之一东莞市作巡回科技月演讲，就讲这个问题。温哥华是联合国认定最适合人类生存地之一，我看广东的东莞也不会差到哪里，有山有水，有平原，有河流，有海岸，连续二十年经济以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增。但环境破坏得也很厉害。推山、砍树、铲草、盖厂房，生态失衡。现在重新来考虑如何治理。协调发展是横向的：中国政府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这是协调。我想协调的范围还可思考得更宽些：人的需要是多元的，需要协调；真善美，需要协调；技术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理念更新，也需要协调。这几年我把自己绑在管理哲学这里来做，思路就是这样。我讲的管理哲学始终与人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与你讲的人性潜能、人性根基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工具人，一直到创新人，人性假设的背后的根据是什么，根基在哪里？我在追这点。
人与兽之区分
□：“创新人”的概念十分有见地，代表了人的创造性，而这创造性正是人性潜能的动力，而自由亦正是创新能力的表现。西方讲人性是指人的本能；中国讲人性是指人的潜能。曾经有西方人请我演讲，针对西方的中学校长演讲。由于中国家长对西方的教育有很多意见，西方人不明白为何华人总有不满，故请我去讲解中国文化的教育观。我跟他们说，中国文化的价值是追求一种Humanization，追求人要“成为一个人”，故华人家长要求教育在教学生做人，而不是顺乎本能的做动物。他们有点困惑地问：我们已经是人了，怎么还有需要“成为一个人”的问题？我指出这里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讲的人性只是人的本能，不外是人的动物性，他们认为人已经是高等动物了，就不再需要“成为人”了。但在中国人看来，禽兽跟人是分开的，兽性与人性区分得很清楚。孟子对这一点的区分很强调，教育之目的在使人成为人，整个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是根深柢固的。
两种自由的指涉
西方的教育给人自由，顺人的本能发泄，不压抑人。我把这种自由叫“消极的自由”，不管你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保证了任何官僚权力系统不能干预个人。中国人是讲“积极的自由”，或许可称为“深度的自由”，强调通过文化的素养，使人发挥出更高的潜能。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柏林则反对这种自由，认为这给政府的强制性提供了依据，会压制人的自由。然而中国哲学家石元康与林毓生对他都提出批判，特别林毓生在其《自由、民主与人的尊严》一文中有极深入的分析。我想柏林的疑惧，来自其假设人没有普遍人性。然而如果我们承认人性的多元潜能这个基础，就可以提倡积极的自由，而不成为压制。它不是强制人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而是给孩子充分的文化素养，启发他们各种潜能，看其自己在哪一种可能性上发挥得最好，让其自己自由作决定，这才是让其有真的自由决定。而我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就用这假设，从小就让他们听古典音乐，看一些名画，讲述中西历史，也跟他们讲科学及宇宙之奇妙，他们潜移默化下慢慢就会明白，这样他们对任何文化都有一些接触，结果会找到自己的兴趣。如儿子以后就喜欢了历史，八岁开始自己读中西方历史，十六岁时就读了很多的书，随时可告诉你什么年份，什么朝代，在中西方发生了什么大事，也能分析当今政治和社会中的尔虞我诈。而女儿不喜欢历史，觉得这是男孩子的事，她选择了音乐，因为我从小就让她有这方面的接触，如今已快在大学音乐系毕业，到处演奏和领年青人唱歌，今年暑假又决定到中国教同胞英文，以海外华人身份服务祖国。这都由于我自小在各方面的文化素养都给了他们，然后由他们自己作选择，而不是强制他们跟一条什么路，因为人性发展是多元的。“消极的自由”和“深度的自由”的分别是，“消极的自由”假设人只是高等动物，“深度的自由”假设人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潜能。只讲“消极的自由”，什么都不教孩子，他反而没自由，因为他很可能随波逐流跟随各种潮流文化走，很长时间都走不出自己的路。若讲积极自由，教给他多种东西，启发他的各种潜能，然后由他自己决定，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不是靠强制，而是用启发手段，深度的自由不会导致压制。其哲学基础是认定人有多样性的人性，人本质上是“创新人”。不断面临许多可能的创新，有许多条路，让他了解这许多条路，给他充足的文化素养供他作选择，由他自己作自律的决定，就并不会成为他律的简单政治导向。这一切的理论基础在人和社会的互为目的，一方面个人自己是一目的，不是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人人在自由创造时，以社会国家为目的，不以社会国家为工具，这种创造最终对社会、国家有利。在这里，不是以社会、国家为目的来界定人，也不是以人为目的来界定社会、国家，而是互为目的。关于这一点，西方走向一个极端，自古中国可能在另一个极端。
■：在“积极的自由”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和西方，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人民把政府当犯人，成天监视着它；在中国，人民把政府当“父母”，整天供着它。政府掌握和控制传媒，作出舆论导向；人民相信政府，依靠政府，跟从政府。这两者有很大差异。我讲“创新人”、讲创新的环境和机会的问题，必然会涉及体制的调整、整合的问题。调整、整合的标准是什么？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必须思索这些问题。
唐君毅的开放包容思想
□：我想政府在教育上应从人性多潜能假设为本，采取提供多方文化素养的内容，及作启发者的角色，以多方涵容的方法来推动这方面的文化路向。我很欣赏唐君毅的开放性文化和哲学观，比较而言，牟宗三的思想我认为仅是一套独裁的哲学，不足为法；唐君毅是一套开放的哲学，他把人生文化和中西智能都包容进去。他的开放性具有后现代的多元化自由，但又有一以贯之的和谐精神。他贯穿各种人生境界与不同文化的辩证逻辑是，从人生与文化现象背后寻找人性的根据。比如他在《人生之体验》一书中，就是从人的心灵现象后面去发现人究竟是什么，而《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让人从文化现象看到人性是什么。西方现在似乎走入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路上去了。伦理都是相对的，你有你一套，我有我一套；最后谁有权，谁声音大，谁人多，谁就赢了。没有一个说服人的普遍的价值观。多元的人性背后有没有某种统一的东西在呢？中国文化自古强调“理一而分殊”，每个人都有分殊的不同，但有贯串所有人的普遍天理；人虽各有分殊，然而人性普遍共同，可并存而和谐。西方是并存而分离，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名词paralogy，我翻成“并行不悖学”，没有“共识”，大家各不相干，没有共同性。中国是另外一种，文化强调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然而，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慢慢发展，“共识”渐会变一些他律的教条，人就开始不理会共同理想，于是腐败就产生。要克服这问题，必须培养自律道德，然而自律的道德怎么培养呢？柏拉图就问过：德性可以教育的吗？教的东西都是他律，善良是不能像技能一般教育他人的。道德的教育应该启发人自己去面对人生与文化的危机，启发他严肃地去反省奋斗的目标和理想，启发他觉得他应该自律。在中国，现在都在思考如何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但道德课题往往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不会让小孩感到兴趣。
我曾经在香港教过宗教伦理的课程，是大型的课，向七百多人讲，结果很成功，有许多修其它课的学生也跑来听我的课。因为我是用启发性的教育，以生动的例子，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启发人们去反省和揭发人性、人生价值，这样的道德教育是会成功的。关键在于启发他们自己如何去面对危机，解决各种问题。
教育与价值的基础
■：你的基本的思路我同意。然而，难点是，你有没有预先设定了一个原则，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理想人性模式？如果有，然后按这个模式去导向，去推广，结果可能会很糟。好象父母为孩子选择今后的职业，其动机绝对是为孩子好，或为了整个家族好。但结果可能是苦难深重，父母也尴尬，孩子也要反叛。于是，好坏善恶的标准、根据是什么？其解释权又在谁手里？能否事先设定？近几个月我去考察了几间加拿大的中小学。我很关心一点，中国的中小学，教材是由政府统一指定的，老师没有选择权。而加拿大不是这样，由老师自己去选择和购买教材。中国的基础教育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是整齐划一地打基础，至于创新是以后成人了、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了。基础好了，创造力以后就会出来。西方多强调创新能力和独立个性。西方人认为，创造力必须早期启发，晚了就没有了，回不来了。更有极端些的，认为大脑不是用来记忆，不是用来做重复性活动的，而是为了创新思维的。自然，他们可能也就忽略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的教育。这些具体的差异可能都同上述问题有关。
好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讲教育体制改革问题。近两年，开始真正地想动了。但是，多半都动在形而下方面。两个大学合并，两个机构合署办公，这就是改革了。没有理念，没有形而上的思考不行。
□：东、西方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当然也包括在教育上的。西方重启发性的、自由创造的教育方法，我们可以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栽培年青人的条件。但是西方却忽视了基础教育(如历史、地理和数学等)，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我们应兼顾中国教育这方面的优点，两方面的长处都吸收，融会贯通，走出一条创造性的新路。中国正处于可创造未来文化的伟大年代。我们不必先预先设定一套外在的原则来迫人人跟从，却可设定内在人性的多重价值和潜能，作为自律地发展价值的根据。这可成为中西优秀价值融合的哲学理念。如果全都跟西方一样，我们的特性就没有了；如果我们特性太多，我们也不会进步。对两方面都清楚理解，然后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创造新的方向，如：启发而又不是没有纪律，有基础素质而又有创造性，有文化的多元性但又不是相对主义的。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国宣布教育改革，既不能停在过去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教育，又不能马上走入西方式的形态，故一切在摸索当中，创造当中。如今要考虑，如何让孩子们有自律的道德，又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呢？如何建立自身的健康世界观呢？世界观的重新稳定，可能是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灵魂问题。我们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一开始的宣言就是“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大家都在思考、挣扎，不想完全跟西方，但自己的灵魂又在哪里呢？中国自身也在找寻自己面对全世界的新的定位。
论“并行不悖”
■：前面你提到“并行不悖学”务监(paralogy)，我很希望你介绍多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并发表你的看法。
□：它的思想根源主要出自维根斯坦后期所提出的languagegames(语言游戏)观念。理奥塔提出：各种文化表达都是一种narrative(中文可译成述说)，在现代文明中，科学被认为是一种后设的述说(meta-narratve)，用科学可审视和判断一切文化表达，而最后以科学为本，而在后现代的述说中，科学作为后设述说的观点被否定了，科学也只是一种语言游戏，与各文化均只为一套述说，于是一切都打平了，各种文化表达平放、并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你有你的发展，我有我的发展，互不相干。既不打架，也不能对话而产生“共识”。它批判哈贝马斯通过对话产生共识的观点。好象很和平、自由自在，事实上却变成虚无主义。现今欧洲许多哲学家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认为人与人不能沟通和对话。我在欧洲开会时，曾提出疑惑，指出我们现在已在讨论，我们不是在对话吗？一位哲学家说：事实上你不知道我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讲什么；我们都在讲话，但我们之间不是真正理解。我比较担心，这样下去会造成社会的分崩离析。我觉得，“并行不悖”的背后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冲突但又各自不理。幸亏西方有良好的法律控制一切，不同观点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化解冲突。否则，在不成熟法制的国家，这不同就不能并行不悖却会拿起枪来打了。
■：“并行不悖”不可能是长久的。最终，不是打架，就是对话。在最终的结果到来之前，允许它一段时间“并行不悖”也未尚不可。为什么急于让它们对话，假如它们还没有对话的兴趣的话；为什么急于让它们打架，假如它们还没有条件打起来的话。让它们自由地去走吧，走到差不多的时候，不是对话，就是打架。
□：这观点下的并行不悖，已是中国传统的道并行而不悖的观点，最终仍是有道，而可对话而达至和谐，“并行不悖”代表某种自由，中国学者都很响往，然而这自由是否立根于虚无，还是立根于道呢？这就是我们所须深切反省的。
■：最后，关于理性思维我还想说另一点，即关于游戏规则(GameRules)的问题。社会的改革需要一种良好的游戏规则意识。我刚做所长时，就想搞出一整套的“游戏规则”来。但多数人反对，说：我们今天并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搞这个规则。西方人倾向于在没有问题之前，就把规则尽可能搞出来，完善起来。然后，问题出来了，双方都会遵守这个规则去评判和解决问题。在中国不行，常常等到矛盾出来了，再来定规则，这个规则就很难定了，规则就决定了结果，总有一方不愿接受这个规则。如果规则早就制定了，当时定规则的时候没有利害关系在里面，我把这点也看成是一种理性思维。这是理性思维在人们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表现，对问题考虑得比较远、比较长、比较深、比较全面，不急功近利。中国人常常改规则，因为规则是我们已经有矛盾时定出来的，用它来评判矛盾，暂时解决了，我心里不服气，我总是要改它。许多地方搞城市规划也是这样，你当市长，找些人做一套。我当市长了，把你的那一套丢一边，重新搞过。西方不轻易改规则。前些天我问目前这个大学的一位教授，加拿大的宪法是怎么产生的？有没有必要改？他说：是英国人以前给我们的；现在不管谁觉得它有没有必要改，若真要改变它，从可行性方面讲，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又不断面临许多更艰难的问题。从上到下都觉得原来的那套不行了，但你不能说它不行；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它不行，去改它，去探索。这样的改革阻力很大，难度很大。这是一种办法。还有另一种办法，首先公开宣示它不行，号召大家都来改。这又可能导致四分五裂，社会不稳定。为了稳定，情愿继续戴着旧帽子，水到渠成之后，再把它摘掉。
□：中国的改革必然是缓慢地前进，因为中国是一老大国家。一驾大型货柜车要转弯是很难的。记得，李泽厚曾说，中国开放的门总是挤一下开一点，又挤一下，又开一点，不能一下子叫它全打开。其实，中国这些年来已经改革得很厉害。我常被邀请去中国，发现大家都很希望寻找新的理念，创造力也非常强大。学术自由有了很大的进步。西方常常不明白这点，不了解真正的今天的中国，而往往执着中国不理想的地方来指责，是颇不公平的。因此我们在加拿大创办了文化中国后，一方面邀请西方人到中国去，从观察与对话去认识中国的真相，此外，也邀请中国的学者与官员访问加国，互相交流。其实中西方在找寻适切的理念，希望掌握全球整个现代化的最新方向。中国的学术自由明显比以前多了，讨论和对话的空气也相当活跃，这种进步比之十多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文化的前景还是很好的。关键是中国除了开放更多自由空间外，也能建立你所讲的游戏规则，一切依理性和法规办事，而不是有权力的人都随私意去改革。改革必须与法治及道德自律同时进行，才会有更理性和稳健的发展。
刘志光：广东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梁燕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