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启2∶26、28)
启示录二、三章记载的七个教会，是当时存在的七个地方教会，都在亚细亚。七个教会中，以弗所最靠近拔摩海岛，所以当约翰往亚细亚看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弗所。每个教会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主写信给他们，有称赞、有责备、有警告、有鼓励。这七个教会也可以代表教会历史里七个不同时期，或说这是预言性的七个教会。不管我们怎么领会它，推雅推喇教会实在是非常黑暗的教会，无论是当时的情况，或是应验教会历史里最黑暗的那段情形，这里描写的无疑是教会中最黑暗的一段。在黑暗时期，对得胜者的应许是非常宝贵的：“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为什么要把“晨星”赐给他呢？这证明现在不只是黑夜，而且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当教会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如果有人遵守主的命令，主应许要把晨星赐给他。晨星是天亮以前最明亮的星，在最黑暗的时候，那颗星显得格外可爱。当晨星出现的时候，就证明天快亮了。
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是因为他忠心的缘故，神乐意把晨星赐给他，就是马丁路得。马丁路得出现时，天就快亮了，教会有了希望，教会可以得着复兴。在教会史和一般历史里，称他为宗教改革家，但从神的眼光、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当初他并没有意思要起来改革教会。起初，他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觉得赎罪券违反圣经，为福音真理打是美好的仗。没想到等他顺服神、好好读主的话的时候，在二、三年之内，天上的亮光像洪水一样倾倒下来；从前是哲学博士，后来成为圣经博士。这时他醒悟过来，他看清楚了教会真实的面目，认识到教会已经变质，旧皮袋已不能用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所以当教皇御旨到时，他和一班弟兄在郊外的一个地方，把教皇的御旨用火焚烧掉，他真正从巴比伦出来了。神对于落入巴比伦的人，就是呼吁他们：你们应当从巴比伦出来。马丁路得原没想到要出来，但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圣灵借着环境把马丁路得拉了出来。我们读教会历史，要懂得圣灵对历史的解释。马丁路得读了启示录，才晓得敌基督就是坐在教皇宝座上的那一位。不只如此，在启示录十七章明显讲到巴比伦，那里有许多圣经的讲解，所以很多人认为宗教的巴比伦应该是指罗马教说的。直到今天，读启示录的人，特别是历史派，觉得启示录十七章就是应验在罗马天主教上。神说你们应当从罪中出来，巴比伦要倾倒了；马丁路得再读主的话时，他里面就有亮光了。原来在以色列的历史里，他们一度被掳到巴比伦；神天上的子民也是如此，到了有一天、特别是第四世纪以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以后，表面上是高升，实际上是堕落的开始，教会慢慢变质，一直到十六世纪，是最黑暗的时候，教会跌到了谷底。神借马丁路得起来做改革的工作，把神的儿女带回到起初去；这是神借着马丁路得给我们看见的曙光。但他只是神兴起许多人中的一位，因恢复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他不是三头六臂，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在环境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叹息、呻吟和埋怨，和我们是一样的，有失败、软弱的时候，也有刚强的时候。在他最软弱时，圣灵就把话给他，托住他；在他最需要援助的时候，神就借着环境把他软禁起来。表面上他那一年失去了自由，事实上却能让他安静下来休息，可以走更远的路；就在那一年之内，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当时印刷术已经发明了，所以德文圣经很快就传遍了德国。他有时候很忙，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祷告，我们若仔细读他的故事，就知道神怎样一步一步带领他走祂的道路。
我们现在来看，神不只在德国做工作，同时神在瑞士也做了奇妙的工作。瑞士有两个世界：一是德语世界，以苏黎世做中心；一是法语世界，以日内瓦为中心。神在苏黎世做了些工作，毫无疑问的，神兴起了慈运理，神打发他去了苏黎世。他所看见的和马丁路得所看见的大同小异，那时苏黎世还是罗马教的天下，神用他释放真理没多久，整个苏黎世就受了正面的影响，恢复的工作就在那一带展开了。神把晨星赐给慈运理，主把亮光、把话语也赐给他，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讲教会复兴史，要看官方历史，也要看非官方历史；不只看士师记，也要从路得记来看以色列人的光景。因为神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借官方历史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要更清楚一点知道卫斯理运动，那么我们就要在卫斯理公会或循道会里面，看一般史学家他们收集的许多资料，无形中只代表一个立场，所以我们不光是要看官方的历史，必须把外在的资料加在一起，才能看见全貌。好像神过一段时间就兴起一个士师，他们不只是属灵人物，既是政治人物、也是军事领袖。你若只读士师记，你只发现复兴的波浪，看见复兴的火矩，但找不到复兴的钥匙。所以要注意在士师记背后有路得记，等你读路得记，你就晓得不一定在战场嘶杀的声音中才看见复兴的工作；在田园间安静的时候，神事实上在背后已经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
我们提到圣灵在教会一直有一条线，就像路得记那条线。我们讲到当时的背景，慈运理是非常重要的，他所看见的大体上和马丁路得相同，相信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他有一点和马丁路得不同，以致彼此争执的非常利害，甚至有人要把他们拉在一起和好。慈运理说：“我愿意流泪和所有这班弟兄们和好。”但马丁路得坚持自己的意见，用的话非常重。其实就真理来说他们大体一样，他们只是在一点(“饼杯”上)有所不同。马丁路得不相信桌子是祭坛，不相信主持弥撒的人是祭司，不相信所在地(教堂)就是圣殿、至圣所，他不相信这是“祭”。他说：“如果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而我们要每次把主献上，这是不对的。”他认为主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而且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与神之间没有居间阶级。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应该事奉神。主借马丁路得恢复了这真理。天主教或罗马教的错误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主领弥撒的人，一祝福饼和杯，饼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杯里的葡萄酒或汁就变成了主的血，因此，每个领圣餐、领弥撒的人，一定要下跪，因为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这是罗马教里留下的、圣经里没有的内容。马丁路得知道这是巴比伦的错误，就把它撇开。马丁路得长久活在历史的传统下，是很难甩开传统的，即使对以前的事多少有些怀疑，但很难完全撇开；因为他受的是修道院的教育，他虽然追求圣经，但他接受整个罗马教的遗传，要一下子甩开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神的启示。前面提过，他遇见打雷，在性命攸关时，他喊的是“马利亚救我”！很不自觉的那些东西就回来了。感谢主，借着圣经慢慢改变了他；因为如果主用他改变世界，主必须先改变他；他能改变世界多少，完全根据于主改变他多少。那几年中，不论是经历、不论是真理，因着他的背景，不可能希望更多，神已经做了太希奇的事。好像亚伯拉罕是在偶像堆中长大的，除非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否则在他脑子里不可能说，宇宙中这些偶像是假的。这实在是神做的，许多时候我们读历史看不见这一点。
对于饼杯，马丁路得多少还不敢放手，他不相信变体之说，不相信祝福后饼杯真的变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他接受的是，饼杯在祝福以后，主的同在就在饼和杯里。但慈运理说：“这是我的身体”，是表征这饼杯是“爱的记号”。我相信在今天的福音派、基要派所接受的，事实上就是慈运理所看见的；不是马丁路得，也不是加尔文看见的。加尔文不相信“主的真实同在”在那里，他认为那只是“属灵的同在”在那里，并不是主就在那里。马丁路得则认为就在那里，饼杯一经祝福，主的同在就在那里。慈运理读得很准，今天擘饼，当饼杯祝福后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爱的表号。保罗说：“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主)。”另一方面，我们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主再来。我们每次擘饼时，看见饼和杯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因基督的身体和血分开，表明基督为我们而死，叫我们想起十字架上的一切，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如此行，为着记念祂。所以毫无疑问的，圣经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亮光，就是饼杯经过祝福后，的的确确没有改变。罗马天主教认为，如果不小心把主的血溅在地上，那是亵渎主，所以只有圣品的人才可以喝那杯，平信徒只可擘饼不可喝杯，并且领受饼时要一个一个跪在那里。这是教会黑暗时的情形。等天快亮时，神把晨星给了马丁路得，也给了慈运理，也给了加尔文。但他们各有不同的、单独的从神那里领受，虽然领受的是大同小异，但我们对饼和杯的亮光，较正确的认识应当是从慈运理那里来，这是指着德语的世界。
法语的世界在日内瓦，神在那里兴起了加尔文。很多人只知道马丁路得，事实上在爱主的人中间，加尔文留下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许多问题神就是借着加尔所带进复兴的。他在很多方面和马丁路得所看见的一样，如因信称义；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神给加尔文看到的另一些，直到今天仍留下深远的影响；神用他在日内瓦做了一些希奇的工作，以至许多人到今天仍然怀念、仍受其影响。因为日内瓦复兴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一点也不亚于在德国的工作。复兴的火由德国开张拓土以后，就蔓延烧到那里。神所兴起的先锋是马丁路得，但承接下来工作的无疑是加尔文，神把马丁路得看见的，由他往前又推进了一步。
提到加尔文，我们要提到他前面的那位弟兄，因没有这位弟兄，加尔文不可能在那里工作。加尔文生在法国，不到二十岁就在一班爱主的弟兄中间生活，那时他们受复兴的火所光照，看见罗马教的错误，于是要求改革的心非常强烈，当时巴黎大学的校长，不久以后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位。不久逼迫临到了他们，被放逐，受了许多误会冤枉。
加尔文觉得应该表白，因为他们这些罗马教追赶、逼迫的人，之所以被说成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是罗马教想以这种理由，挑起政府当局去铲除他们这些人。加尔文认为这太恶毒，他觉得他必须刚强为主作见证，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要义”。这是一本不朽的古典名著，把福音真理讲得很清楚。他写这本书时才二十六岁，他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要辩证福音，他要告诉当时法国人民，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不知不觉的，他就把福音真理写在书里面。当书一出版，很多人因读了这本书得了帮助。加尔文当时虽然被追赶，但他还想读书、想去德国进修，有一天他经过日内瓦，住在一家旅馆里，没想到那天晚上有一个老弟兄来敲门，这位老弟兄就是法勒尔。
法勒尔在加尔文去日内瓦以前已经到了那里，他刚到日内瓦时，那里仍旧全是罗马教的世界(那时德国北部受了些改革的影响，南部则仍然是罗马教的势力，日内瓦在这过渡时期仍是在罗马教的势力下)，法勒尔弟兄心里火热，有圣灵的能力，就在那领域里他大声讲说神的真理，到处传扬恢复的亮光。那时圣灵的工作非常强烈，没多久，整个城几乎都受了影响。
日内瓦当时有一万三千多人，福音的光照亮了他们的心，就觉醒过来，他们想应该把偶像去掉，没想到却引起了一阵暴动，因为圣灵在工作，撒但也工作。对法勒尔来讲，他是为神的殿发热心和焦急，因为教会今天堕落到处处都是偶像，应该像基甸那样把偶像打掉。但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不是为神发热心，而是为自己的利益热心，他们觉得长期在天主教的管辖下失去了很多的自由，现在能够有一个声音向权威挑战，把日内瓦改观，是再好不过了。这些人夹杂在群众里面，所以等到法勒尔说要**偶像时，如果是圣灵做工，是不可能引起暴动的，没想到整个城就骚动了，因为有人是为自己的利益大发热心。
当时法勒尔的确是照着主的话解说的，但属肉体的人听了就会有另外一种体会、另一种企图。所以改教永远是有掺杂的，一面是改教，另一面世界要利用这大好的机会来挣脱罗马教的辖制，因为他们厌烦了经年累月的被管辖，巴不得能在日内瓦有一个大的革新。在各城的教堂中，圣彼得堂总是最大的。在日内瓦也是如此，法勒尔在里面讲道，帮助了许多人，也把里面所有的偶像都打碎了。但圣灵做工，撒但也做工，圣灵种麦子，撒但把稗子也放在里面，使得法勒尔控制不住大家，不能控制形势的发展，因为整个城市都骚动了。
当初这些神的仆人起来为主推动改革实在不容易，如马丁路得到了一个时候，因着身不由己而痛苦不已；他明明看见圣经说教会(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乃是基督的身体，但他身不由己，因为他的命是诸侯保管的，不能不听他们。当然，这些皇帝、诸侯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只想从今以后少让教皇管，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在各人做各人的梦底下，不知不觉政教就合在一起，世界和教会在一起，聚会中充满许多没有得救的人。马丁路得承认在德国、在日内瓦都是如此。
法勒尔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如果是主的工作，怎么会有暴动、骚动呢？这样下去，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所以他非常痛苦。有一天他听说加尔文来了(加尔文当时已经很有名了)，于是他找到加尔文的地址，就去敲门，对他说：“这里需要你，请你留下来。”但加尔文说不可能，因为他要去德国进修，希望能够增长更多知识。法勒尔急了，最后严肃地说：“愿神的咒诅临到你的学习上；愿神的咒诅临到你所读的书。”加尔文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语气的话，觉得这句话是天上来的声音，于是他就答应留下来了。
起头他有很多理由不留下来，觉得这个烂摊子叫人收拾是不可能的，整理这些人也是不可能的，而且自己才二十六岁。但很希奇，神用了加尔文，没多久日内瓦平静下来了，而且大家都愿意接受加尔文的帮助。其工作果效之大，使得整个日内瓦基督化、福音化，大家都愿意顺服福音；法律根据圣经，各种各样的事，都照着圣经来做。能够把一个社会改变成为基督化、使社会完全根据圣经，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理想。如果社会上的一切真的根据圣经，所有议员都是基督徒，圣经说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一定是最安定的社会。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像日内瓦一样。这件事发生在日内瓦是空前的，从来没有碰到像日内瓦这样的情形，圣灵的同在是那么明显，使人能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圣灵在工作，复兴的洪流挡也挡不住。
当时在日内瓦有很多聚会由加尔文主讲，其中最大的圣彼得堂，是由天主教手里拿过来的。很多人看事情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你如果默想那手段，你会猜想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事吗？但那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他们一进圣彼得堂，就把里面所有的偶像通通都打掉，非常彻底。偶像完全消失了，整个城因此有了很大的复兴，几乎是定期的、全城的人来参加聚会，听加尔文怎样解释神的话。加尔文把整个日内瓦分成三个牧区，用五个Ministers，三个Ministers的助手，主日聚会有早、午、晚三个不同的聚会，还有礼拜一和礼拜三的聚会。一个礼拜内，日内瓦一万三千多市民，可以听到由加尔文讲的十七篇道，听的纯粹是神的话。不像现在有时听二十分钟就不行了，主的话挤不进去。以前圣经用链子链起来时，又听不到神的话。那时在日内瓦所显出来的情形，实在是主做的，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多的人听主的话，众人都挤到聚会的地方，就是要听神的话，使得整个日内瓦福音化、基督化。现在在加尔文的脑子里，基督化的社会就是教会，他这影响一直留到现在，留到今天的美国还是如此。
你如果早二十年来美国，那时星期日还有很多店都不开门，因当初最早移民到美国的都是清**，他们逐渐把美国建立成为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严格说来，他们所有的理想就是加尔文的理想，他们到美国来，把日内瓦的模型十足搬来了。基督化的社会怎样呢？主日去礼拜，商店就不开门。那时我们刚到美国，还不知道这里的习惯，我内人在礼拜天早晨拿衣服去洗，给接待的主妇说了一顿，后来我们才晓得很多人把礼拜天当做“安息日”。有人曾经这样说：“乘飞机不要选主日到达，没有人会去接你，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根是很深很深的。有人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国家的印象在哪里呢？不要忘记了，这样的模式就是从日内瓦借来的，这点认识非常重要。不只这样，现在日内瓦信主的人常常擘饼，定规不可无故缺席，每次都要参加。
加尔文并且相信教会需要有一班人来管理，要有一些Minister，加上长老(Elder)，由大家选举产生。但这选举是代表政府的，长老不是代表神的儿女，而是代表日内瓦所有的市民，为整个市民福利讲话的。按着加尔文的理想，这些长者理论上应该是选出来的，但因着当时的形势，事实上办不到，在实行上有困难。但无论如何，当时加尔文无形中就成了代表教会，和政府当局大家有一个协调、有个默契，他们也支持这个改革，因为改革越完全，罗马教的势力就一点也没有了，日内瓦就真正开始独立。那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长老应该是选举产生的，但事实上都是官派的。想不到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付那些不法的、不守规矩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你信主了，你还**、骚乱，一定要受到很严格的对付，开除还是小事，如果被判为是异端，在罗马教是用火刑，在这里也是一样，如果讲异端，教会就开除他，他就失去了保护，然后政府就把他处死，不幸的事就因此发生了。
有一位在西班牙的法国医生，因为真理上的问题，跑到日内瓦来，他对真理的看法以及所讲的和加尔文不一样，他们认定他是异端，最后被烧死了。这是历史上的悲剧。我们要明白加尔文所面对的，因着复兴的工作太好了，一个机会，在日内瓦就像实现了一个梦，好像是神的国、基督的国临到，现在大家都信福音、都听话，他就把社会基督化了，只要是在日内瓦，任何人都要守规矩，怎么吃、喝，怎么买、怎么卖，穿什么等等，都有规定，不知不觉的，加尔文好像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了。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清**是不抽烟、不看戏、不打牌的；你如果把这个标准也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不信的人觉得没有办法遵行。就像当初在美国，他根本不要守安息日，但你想买东西也买不到，因为政府下令规定不许卖东西。现在你可以想象到在日内瓦当时的情形。日内瓦是第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是用神的话来传讲，到了时候整个日内瓦就改变了。日内瓦是神借加尔文所做的工作，工作的非常彻底。
加尔文相信预定论，他相信我们这些人得救都是预定的。这是从保罗、奥古斯丁接续下来的观点。在他所写的那本书“基督教要义”里讲得很清楚，加尔文强调全部都是恩典，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点好，我们今天相信、得救，都是因为当初神预定我们；一个人得救，一个人被定罪，完全都是预定的。这个预定论是从奥古斯丁来的，奥古斯丁是从保罗书信里看见的。这是圣经里的教训，但不是圣经所有的教训；就算加尔文看见保罗所看见，也只是圣经的一部分。但因着这缘故，有人就着迷了，说加尔文的东西是最好不过的了，因此有人就走了极端。
前不久在英国有人说：“我们出去传福音，但如果神没预定他，我们的汗不是白流了吗？”因此他们就不再鼓励人信耶稣，他们用了另一种方式，每到一个地方，见到不信的人，他们喊几句就回家了。因为得救的人是预定的，不是预定的不能得救。如果钻到这样的牛角尖里，就违背了加尔文当初的意思。他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切都是恩典。这是对当时罗马教会的反应；因为当时教会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有点贡献。但加尔文认为：我们能蒙恩得救，是神一早就预定了。这是对的思想，也是影响深远的思想。今天凡属加尔文派的人，他们都相信预定论。
但卫斯理约翰却不这么认为。今天在美国，浸信会、以及很多宗派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立论。卫斯理约翰认为：如果人的得救既然是神预定的，但祂是公义的，怎么可能预定一个人沉沦呢？所以他说：人既有自由意志，不能说人没有责任，人也要负自己的责任；因为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既然是凡愿意的，就表示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这的确有道理，因圣经里有这句话，所以不可以把这节圣经放在一边。
慕迪有一次做了个比方，他说：“当你到天堂门口的时候，门口挂了个牌子，写着‘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得到，你可以进来。’等你进了门，回头一看，门上面有另外一个牌子，写道：‘你是预定的’。”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东西今天是看不见的，我们不懂，但在教会历史里却有很多的争执，从大复兴一直遗留下来。当初加尔文看得很清楚，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什么都不用、也不能做，都是主为我们做的。问题是，我们有思想、有意志，我们要回应。一个儿子和一台机器人不同在哪里呢？你叫机器儿子说“爸爸好”，它就说“爸爸好”，它没有思想，不能反应。但儿子则不一样，儿子会有自由意志的反应。的确，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至少对神的旨意和神的爱，我们应该有回应。今天相信预定的人最怕这句话，因为这表示我们自己有责任。什么是责任？就是你对某一个东西要有回应，对神的ability要有回应，你回应神的ability，就表示神大能的福音救了你这个人；当你回应说“我愿意”，这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仔细读圣经，这一点都不冲突。但有的人只看见一面，没看见另外一面，大家就在那里争执，在教会历史里，这是很悲哀、很痛苦的。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两首诗歌，一首是“永久磐石为我开”，做诗这位弟兄是跟随加尔文的，他认为一切都是恩典。另一首是“耶稣我灵魂的爱人”，大家都很喜欢唱，写这首诗歌的作者查理卫斯理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因着两人所见的不同，结果他们争论起来了，都要“为主打美好的仗”。最后写“永久磐石为我开”的作者临终时留下遗嘱，等他死后要把坟墓对着卫斯理的讲台，事后果然就是如此。但圣灵做了件奇妙的事，在许多英文诗歌本中，“耶稣我灵魂的爱人”和“永久磐石为我开”，常常编排在一起，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了主那里，就发现这些争执都是不必要的。我们只是瞎子摸象，所摸到的无论是腿或鼻子，都不过是象的一部分，不可以为那是象的整体。我们在见到主面之前，不过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是加尔文留下的负面影响。因为日内瓦的祝福太大，所以大家认为基督化的世界是有可能的，人们不知不觉就有了这观念，以为基督化的社会就等于教会。但我们不要忘记，教会只是基督的身体，包括了蒙恩得救的人。路得会和罗马教不同处在于“教会世界化”了；加尔文是“世界教会化”了，不管从那个角度看都有难处。
后来有一个人叫约翰诺斯(JohnKnox)，他是加尔文的学生，有人说他是清**的创始人，他去了苏格兰，随后整个苏格兰也开始了大复兴。他怎么使苏格兰复兴呢？非常简单，神实在祝福他，他和法勒尔一样，无论到哪里去，成千的人要听他讲的道。本来是罗马教的国家，听他讲了以后，甚至国会也表决要接受，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此后就把那些罗马教的人赶出去，把偶像全部烧掉。又出现和当初日内瓦同样的情形，因当时的情形是混杂的，许多人对天主教不满，肉体就趁机会趁火打劫，结果到处是暴动。那时许多人认为日内瓦是一个标准，所以整个苏格兰长老会，变成了苏格兰的国教。日内瓦是个城市，苏格兰是个国家，想想看，当这两地受复兴的火烧过以后，加尔文等怎么想？他们觉得两个蓝图，一个日内瓦，一个苏格兰都成功了，让我们也照这样去做，于是就发生了许多的事。
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把这些话交在你手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解开这些话，不只让我们明白历史，也要记取历史的教训。但愿经过这次的学习，叫我们对你的道路更清楚、更明白，叫我们不走冤枉的道路，谢谢你！为了这些复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把这复兴功课里所得的教训，深深印在我们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