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
基督教是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据1986年统计约有1,620,000,000人。据梵蒂冈的统计局报告在1986年有900,545,000名罗马天主**。最大的非基督教的宗教则是伊斯兰教，有560,000,000名**。
——摘自1990年版《基尼斯世界之最大全》第87页
2、《宗教：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现象》
……据西方1997年的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总人口59亿，信仰宗教的人数为47.8亿，约占81%。其中，基督**19.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3.7%；伊斯兰**11.54亿，占19.6%；佛**3.28亿，占5.6%；印度**8亿，占13.6%。还有其他许多宗教也拥有众多的**。世界上的宗教组织数以万计，难以精确统计。
——摘自《中国剪报》2001年4月30日
3、《美国人信教者多》
[日本《产经新闻》11月26日文章]题:美国人与宗教信仰
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78%的美国人每周至少祈祷一次，50%的美国人每天祈祷一次。
美国宗教之多达到人称世界宗教百货店的程度，不过90%信教的人分属于220个基督教派。其中最大的教派是天主教派，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新教。
新教又由于教义、仪式和对社会的看法不同而分为自由主义派和保守派。
自由主义派不论对教义还是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都采取相当自由的态度。不过，1960年以后，该教派人数锐减。保守派则在所有事情上与自由派对立，信徒也在不断增加。
保守派主张，通过向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可以防止美国的崩溃。同时该教派还主张，禁止堕胎、反对同性恋，以及在公立学校恢复祈祷。
在这些问题上，自由派有着不同的见解。
在美国宗教界，虽然有行政命令禁止重男轻女，反对男女差别，但在宗教界特别是基督教领域，根本就不遵守这些规定。据教会协会1968年搞的一次调查，166个教派中授予女性与男性同等资格神职的教派只有84个，占教派的51%。估计今后承认女性神职人员地位的教派将越来越多。
目前专门学习宗教的女性不断增加。女性希望将来作为神职人员同男性发挥同样作用。另外，英国教会在1992年作出了承认女性神职人员地位的决定，这对美国的宗教界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美国宗教界对社会问题比较关心。现在美国所面临的犯罪、毒品、艾滋病、家庭崩溃等都是严重问题。宗教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大伤脑筋。另外，宗教界各派还参与避孕、堕胎、安乐死、脏器移植等问题的讨论。
美国人对于自己信仰的教派对社会问题持什么态度非常关心。美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每隔几年就搞一次民意调查，题目是“美国人最信赖的机构是什么”。结果常常是教会和宗教派别在第一位，接下来才是军队和最高法院。尽管各教派为各种问题伤透了脑筋，但美国人仍把宗教视为自己精神上的指南。
——摘自《参考消息》1994年12月23日
4、《韩国基督徒增多》
[美国《时代》周刊7月12日一期文章]题:精神上的转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韩国，基督教的势力也在日益扩大。31年前汝矣岛教堂刚刚建立时，韩国基督**的人数仅有120万，自那以后，基督**的人数猛增，几乎每10年增加一倍，尤其是新教**增长迅速。到今天，韩国4500万人口中，约1/3是基督**，其中新教**为1180万人，罗马天主**300万人，另外，总人口中40%的人是名义上的佛教**。汉城大学宗教教授郑镇弦说，基督**“在大学、官僚机构、甚至军队中都占绝大多数”。10名将军中，有9名是正式入教的基督徒。去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三名主要候选人也无一例外，获胜的金泳三就是保守的鼎岘里长老会的长老。许多著名的工商界人士也是基督**。新教教会已向海外派遣了至少2000名传教士。
——摘自《参考消息》1993年8月9日
5、《各国无神论者知多少？》
[俄通社——塔斯社纽约3月1日电]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进行的调查表明，现在美国人中只有4%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这个民意测验所在18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在英国、南朝鲜、玻利维亚和葡萄牙各有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在匈牙利、加拿大和芬兰各有2%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在印度、土耳其和爱尔兰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不到1%。
发表调查结果的《纽约时报》指出，在进行调查的国家中，乌拉圭的无神论者最多，这个国家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说他不是**。乌拉圭驻纽约总领事泰阿尔迪向《纽约时报》记者说，这一事实毫不奇怪，乌拉圭早就有政教分离的传统。
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调查还表明，有96%的美国人是**，其中82%是基督徒(56%是新**，25%是天主**，1%是东正**)。还有2%的人说自己是犹太**，信仰其他教的人为12%。
——摘自《参考消息》1993年3月15日
6、《信仰透视》
……知识正在被千方百计地用来为宗教服务。例如，在科学技术登峰造极的美国，信仰宗教的人仅次于印度而居世界第二位。根据1977年盖洛普民意测验，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或某种高级的存在，而31%的美国人都经历过某种神灵感应、某种突然的宗教顿悟和觉醒。
在苏联，有组织的宗教在经过官方60年的压制以后，仍然兴旺发达，甚至又在兴起一次小小的复兴。在2.5亿居民中，至少有3000万东正教会**，是共产党员的两倍；有500万罗马天主**和路德派**；200万人属于各种福音派，如浸礼派、五旬节派和七日降临派；另外，有2000万到3000万穆斯林，以及250万反抗性最强的正统犹太**。
……牛顿不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科学家，而且也看作是一个历史学者，负有责任向人们展示《圣经》中历史记载的深奥含义。虽然他的巨大努力使近代物理学得到第一次综合，但他自己却认为那不过是认识超自然的征途中的一个小站。牛顿相信，造物者给学者两本书可读，一本是自然之书，另一本是《圣经》。今天，由于牛顿所开创的科学所取得的节节进展，上帝的无所不在性已渗透到亚原子粒子和最遥远的星系。这种很显著的扩张已促使另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创立所谓“过程神学”，在这种理论里面，上帝的存在可以从原子结构的固有性质中得到推断，按照怀德海原来想法，上帝不能看作是一种创造奇迹并主宰超自然实体的外在力量。上帝是一种连续而且普遍的存在，它在冥冥之中指导原子产生分子，分子产生有机体，以及物质产生心灵。在作为最终结果的心灵没有被完全理解之前，电子的性质是不可能被最后揭示出来的。过程就是实在，实在也就是过程，上帝之手正是通过科学规律显示出来。因此，宗教信仰和科学探讨本质上是可以相容的。……(作者：美国E·O·威尔逊)
——摘自《论人的天性》157-15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注：该标题系编者另加）
7、《西德社会侧观》——赵润
恐怖主义流行
在西德，什么小偷小摸、打架斗殴、撬门砸锁的事，很少听到。人们遵守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规则，似乎社会风气井然。可是，在机场上下飞机时，经常会遇到一种特殊的检查。那就是旅客的手提包要经过电子仪器扫描。不仅如此，警务人员还手持仪器对乘客无一例外的进行搜身。在机场上也时常看到荷枪实弹的人员在巡查。这是对恐怖主义者经常劫持飞机，进行绑架所采取的预防措施。看来，恐怖主义对西德社会的震动很大，不然为什么搞得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一年多来，在西德发生了几起轰动世界的重大凶杀和绑架案。被杀和被绑架后处死的，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如联邦总检察长、大银行家、大企业家、雇主协会主席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据德国报纸报道，这些恐怖主义者都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不仅在国内有自己的组织，而且与国际上的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恐怖主义的存在，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尽管刑法更严酷，警方的武器更锐利，缉捕手段也越来越现代化，但作案的程度却一次比一次更大胆更残暴。大多数恐怖主义核心人物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其中许多人还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热衷于暴力，要杀掉有影响的实力人物。恐怖主义及其同情者的出现，正是华丽的物质文明外衣下所暗藏的一个病灶，它反映了西德青年一代的精神世界的失调。
连“火箭之父”也信上帝
在西德，无论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高耸在建筑群中的教堂尖塔。从建筑艺术上看，教堂修建得确实很美、很庄严。尤其是钟楼的金色塔尖，在阳光里闪着亮光，从远处就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每座城市都有它出名的教堂作为该市的象征和标志。
在西德，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人是信教的。他们基本上属于两个教派，即一半人信基督教，另一半人信天主教。在德国南部如巴伐利亚，天主教的影响很大，我们在慕尼黑和距该市一百多公里的奥托伯意伦，参观过几座大教堂，都非常宏伟，都有很长的历史，现在也保护得很好。星期天，有不少穿戴整齐，开着车子去教堂礼拜。在善男信女中，不仅有老年人，也不乏青年男女。高大的拱顶上，缀饰着金色的圣光。大厅里蜡烛的微光，在这样高大的建筑里显得畏缩无力。神父在前面布道，信徒们在下面鸦雀无声地洗耳恭听，好像人们又回到了神权时代。
本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映，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等，把希望寄托于天国或来世，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利用它来麻醉人民以巩固其统治。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的产生，反映了原始人对于他们所不理解的严酷的自然现象的无能为力，因此它一开始就是违反科学的，可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类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宙航行等相继问世，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日益深化，在这种科学昌明的形势下，宗教理应退出人们的心灵和生活，然而在西德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里，宗教信仰却如此盛行，就连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们，也离开了实验室去教堂做礼拜。德国血统的火箭专家威尔诺·封·布劳恩，外国人称他为“火箭之父”，他为在月球着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是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也是信上帝的。他说，每逢他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总是要向上帝祈祷的。一方面搞尖端科学，另一方面却虔诚地拜倒在上帝脚下，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但这就是西德社会的现实！……
——摘自《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23日
8、《你相信天堂吗？》——金梅编译
如同复活节是基督徒们一年中最神圣的节日一样，基督的复活也是**们信念的根源，是他们的希望。如果上帝能使基督升天不朽，那么人类是否也可期望与他同享天堂之乐呢？
一年中，**们虽然只有在复活节才可听到有关来世的布道，但很多牧师却出乎常理地回避提到天堂或换句话说地狱。一些牧师认为对此是不需解释的：过去千百年中，布道者们一直大讲特讲天堂的快活和地狱的恐怖。然而今天，他们不愿再去描述那些从未有人见过的地方了。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戈顿·康威尔神学院工作的新福音派神学家道格拉斯·斯图亚特说：“问题在于牧师们，特别是新教牧师们，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来世生活。”
虽然教士们有可能深信不可知论，教堂里却仍然信徒满座。民意测验表明多数美国人不仅相信上帝，而且也信天堂。根据《新闻周刊》近期的一次测验，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77%的人相信天堂。在这77%的人中，3/4的人认为他们有把握进入天堂。……
编译自美国《新闻周刊》——摘自《环球》杂志1989年第七期
9、《苏联的东正教》——刘直译
在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和圣诞节等重大节日期间，全国各地的朝圣者，为了能在教堂内尤其是圣坛前占一席位，和大主教共庆耶稣复活或诞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坐落在莫斯科斯巴达克思大街15号可容纳6000人的耶洛赫夫斯卡亚大教堂。所以距礼拜仪式尚有几小时，而不设长椅的教堂内的人却早已比肩接踵、水泄不通。教堂周围的街道上亦密集着数不清的人群。他们无法进入教堂，只好在外面谛听神甫、**及唱诗班唱咏赞美诗。为了使大教堂门前不过于拥挤、不致酿成骚乱，政府派出大批骑警负责维持秩序。
1988年，东正教整整度过1000个春秋。
近70年来，苏联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对宗教所采取的政策亦有所不同：建国初期，禁止在教堂外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在国立、
集体和私人学校取缔宗教课和礼拜仪式。教会除为国家利益可在教堂内为世界和平设坛布道外，不准对内政、外交发表任何意见。教会不准通过电台、电视、报刊从事宗教宣传活动。不许在教堂外出售宗教文献。禁止保存宣扬宗教哲学和神秘主义的书籍。教会不得布施穷人和经济上赞助任何慈善机构。制定上述禁令的理由是：这些事宜与宗教活动并无直接关系，且苏联早已根绝饥饿与失业，扶贫济困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义务。
苏联对宗教的禁令虽十分详尽，但实际上并未认真贯彻，在国家官员的通融与默许下，教会仍施舍贫苦**，继续在民宅内为成人宣讲圣经，间或也在教堂外为孩子洗礼命名。尔后，国家同意给予神甫某些权限。由于诸多因素，这些权限往往流于形式。如允许神甫为停在医院的死者举行临终涂油礼，但又规定必须租用单间病房，并经主任医师许可。
50年代，人们曾把神甫扮成木偶拉到街头，任人唾骂。教堂门窗被捣毁砸碎，**偶像——圣像——被付之一炬。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与教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仅用唯物论观点同教会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苏联公民只许进行“无神论宣传”，不准再进行“反宗教宣传”。教科书中敌视宗教的有关章节被删除。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均反映在1977年制定的宪法中。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东正教进一步得到开放。大主教和主教们可以在官方报纸和电视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申诉信件亦见诸报端。教会已拥有了自己的杂志《莫斯科大主教》。但由于国家配合的纸张不足，印数有限，每期仅发行25000册俄文版和3000册英文版。此杂志只有经过选稿的人才能预订到。近年来，东正教大主教匹蒙及其他主教常为克里姆林宫座上客。深谙该教习惯和戒律的礼宾司官员从不让人给他们的餐桌上鱼，因为修道院出身的主教们不准吃鱼。匹蒙同苏联部长一样，出入乘坐海鸥牌豪华轿车。其他主教则享受司长待遇，拥有伏尔加牌汽车。在莫斯科，大主教匹蒙住在前德国大使封·密尔巴赫的华丽别墅。他可以在坐落于距莫斯科不远的著名文学家聚居的佩列杰尔基诺村的乡村别墅休养。其起居由修道士照料，膳食由修女烹制。每当寒风凛冽的严冬或阴雨连绵的盛夏，大主教便迁居到他的黑海私邸。
多数教会辖区不必为财政担忧。他们既能从**那里得到资助，甚至连退休职工也自觉地在经济上给教会以支持，本身又能筹措款项：洗礼、婚礼、葬礼等均收取费用，其中以将死者灵柩安放在教堂内的费用最为昂贵。此外，东正教会还例外地拥有不向国库纳税的生产场所和手工作坊。两年前，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教会耗资1600万马克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符利诺镇又开办了一家工厂。通过这些企业，大量卢布源源不断地流入教会。
人口占苏联公民一半的俄罗斯人中，1/3的成人信教。据莫斯科东正教会负责人谨慎估计，1.3亿俄罗斯人中，**约有4000万到5000万。但对**的确切数字，官方讳莫如深。东正**中，以不求升迁发迹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居多。对党的许诺失望、对长期以来一成不变的口号不满的青年人渴求在宗教中寻求人生真谛。一些逃避现实、寻求精神超脱的人之所以去教堂，是因为那里的气氛更隆重、乐声更悠扬、灵魂更净化、建筑更巍峨。
为纪念东正教创教1000周年，苏联政府决定为该教及其数百万**重新开放莫斯科的达尼勒夫斯基修道院。这座建于1282年、现已修葺一新的修道院里，眼下只住有30多名修道士，不久将增至70名，大主教匹蒙亦将移居此院。一位神甫说，达尼勒夫斯基修道院将成为“苏联的梵蒂冈”。
——摘自《海外文摘》1988年第8期第20页
10、《“基督和平队”开进俄国》
[美国《新闻周刊》1月11日文章]题:耶稣爱你们（作者肯尼思·伍德沃德和克林顿·奥布赖恩）
数百万俄罗斯儿童对耶稣的故事一无所知，这也许是75年来学校进行强制性无神论教育的结果。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官方道德楷模就是列宁，苏联教师赋予他耶稣一样的种种美德。
现在，俄罗斯出现了宗教信仰复兴。和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一样，俄罗斯正努力在其16万所学校重新开设宗教课。这是教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斯莫洛夫的特殊计划，他希望向俄罗斯学生提供有关“精神文化历史”的情况，允许他们“自由选择他们想要信仰的任何宗教”。但是问题在于俄罗斯的教育者不知怎样教宗教，阿斯莫洛夫邀请各种外国宗教团体向教师和公立学校官员传教。其中最活跃的是美国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新**。
在联合使团赞助下，美国60个传教、教育和福音派教会组织联合组成了1.2万志愿者参加的“基督和平队”。联合使团小组已为8000多俄罗斯教育工作者开办了为期4天的学习班，约1.1亿人观看了宣教基督教的电影《耶稣》。使团领导希望，到1997年底合同期满时，俄罗斯将有2400人能在公立学校、大学和青年团体中教《圣经》。
阿斯莫洛夫看来似乎毫不担心美国的福音派**会扰乱俄罗斯的政教分离的法律。另外，他对美国人赠送铅笔、钢笔和纸非常欢迎，这些在俄罗斯学校里已很少见。美国人还许诺将赠送电视等其他技术设备。
——摘自《参考消息》1993年2月22日
11、《莫斯科学校的变化》
[美联社莫斯科9月5日电]新学期伊始，莫斯科的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所有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科学与军事预备训练课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急救课。
——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圣经》及民俗学课程。
学生也可以上去年开办的俄罗斯东正教学校。
——过时的化学课本已被新课本取代。其它课本也在重新评估。
——对于这里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他们不必再穿共青团的团服。
——摘自《参考消息》1991年9月9日
12、《梵蒂冈使者三访越南》
[法新社河内2月5日电]越南有一座亚洲第二大罗马天主教堂。自改革以来，天主教又恢复了生机。梵蒂冈副外长切利日前对河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他与越南当局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越南600万天主**选举新的精神领袖的问题，该任命必须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
政府负责宗教事务的委员会主席武光说，自1990年河内大主教逝世以来，越南一直没有红衣主教。3个大主教职位和几个主教职位也一直空缺。继任问题一直很敏感。
比如，梵蒂冈在1975年提名前南越总统吴庭艳的侄子阮文顺担任西贡的主教。但不久西贡落入河内军队之手，他一直未被允许上任。
尽管越共从来不是顽固的无神论者，但河内对当地的天主教会心存疑忌，因为它源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与垮台的西贡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4年当法国人被赶出北越后，有大约80万天主**逃到了南方。1975年教会资产被没收，受到怀疑的教士被逮捕。
河内仍要求所有的天主**必须加入天主教爱国联盟。像越南所有的社会组织一样，该群众组织也置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控制之下。
梵蒂冈试图建立独立的天主教会，于是1992年5月致函越南的天主教教士，命令他们不得参加政治组织。
切利自罗马教皇保罗二世1990年与河内开展对话以来，已是第三次访问越南了。
——摘自《参考消息》1993年2月22日
13、《国歌趣谈》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曲。世界上最早的国歌是荷兰的《威廉·凡·拿骚》。
《上帝保佑国王》是英国的国歌，从1745年一直演唱到今天，曾经有20多个国家把这首曲子作为本国的国歌或准国歌。
世界上最短的国歌，当推科威特的国歌，14秒钟便可演奏一遍，往往是人们还没听清它的旋律，就已经演奏完毕。
1911年之前，我国清朝皇室在举行仪式时，往往只听到异国他邦的国歌，统治者感到不太体面，于是找了一些人写了一首叫《巩金瓯》的国歌。1911年10月4日，宣统皇帝正式下诏，把《巩金瓯》定为“大清国歌”。辛亥革命以后，这首国歌也就寿终正寝了。
——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奇闻趣事》台历
14、《“上帝与美元”》——罗小怀
“我们相信上帝”，这句话与美元的关系犹如美元与美国人的关系同样紧密。在美元硬币上铸印这句话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了。“上帝”的名字为什么与美元联系上呢？
这源于一八一四年，当弗兰西斯·司科特·基为“闪闪星旗”写最后一节的时候，他写道：“上帝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座右铭。”
半个世纪后，当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宾西法尼亚洲的浸信教会牧师沃金森向财政部长蔡斯提出：美国在战争中打破旧制度，重建国家统一以前，应该让钱币与“上帝”的名字同存，以承认我们仍然要依靠上帝的力量。蔡斯与总统林肯同意了他的提议，于一八**年国家发行的硬币上，首次铸印上修正后的基的诗句：“我们相信上帝”。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战争的记忆淡泊了，特迪·罗斯福总统认为把上帝与财神相混是庸俗的，下令于一九O七年新铸硬币时把这句话删掉。然而公众抗议的呼声迫使国会做出让步，撤销此令。在五十年代中期，对上帝虔诚的关注程度在华盛顿明显加深：国会于一九五五年下令将这句话不仅印铸在硬币上，还要印在纸币上。
在七十年代，在硬币上铸印这一句话的做法多次遭到以马达琳·欧、海尔等一批无神论者的反对。时至今天，甚至连热心的分离主义者们也同意已退位的最高法院法官廉·布伦南的论点：“我们相信上帝等类似的口号已失去原来的宗教意义。”
——摘自《广州日报》1992年3月24日
15、《“美元钞票上的字”》
THEUNITEDSTATESOFAMERICAINGODWETRUST
（译为——我们美国信靠上帝）——抄自美元钞票
16、《祝仪的变迁》
[本报莫斯科7月28日电]（记者盛世良）全俄宗主教阿列克西二世今天呼吁俄罗斯东正**祈祷上帝为苏美领导人在削减战略武器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而降福。
阿列克西本人并未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这场祈祷，因为有更重要的公务；主持圣谢拉菲姆干尸迁至下诺夫戈罗德修道院的仪式。
过去，苏联遇有重要活动，都由天真可爱的少先队员献辞祝贺，红旗招展，鼓乐齐鸣。今天，时代不同了，不论是工厂奠基、警官毕业，还是总统宣誓、婴儿坠地，都由黑衣白领、宽袍大袖的神父祝福。
——摘自《参考消息》1991年7月31日
17、《当前某些地方党员、干部和干部家属信教的增多》——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最近出版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学报《唯实》今年第4期发表祁崇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盐城市滨海、阜宁、响水、射阳四县宗教发展情况调查》。
文章说，当前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党员、干部和干部家属信教的增多。阜宁县有8名原股级以上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虔诚信教。至去年底，全县已有5人退党信教。该县卫生局原副局长顾某生病后躺在床上“受洗”，请来二、三十个**搞祈祷，弄得乌烟瘴气，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文章还说，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少数**受外来渗透的影响，在发展**时公开提出：“发展一个党员，等于发展一百个老百姓，发展一个党的书记，等于发展一千个平民百姓”的口号，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摘自《报刊文摘》1990年8月7日
18、《面对十字架的思考》——中国“基督教热”透视
上海沐恩堂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1980年，当沐恩堂首次开放时，来此做礼拜的人达到5000多，几乎要把教堂给挤破！以后，上海其它22座基督堂相继开放，这里才稍有缓解，但来者依然甚多。
引人注意的是，“基督教热”兴起之初，信教者几乎是清一色“白发”，而且文盲居多，不过几年，信徒成分就发生很大变化。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粗略统计，在近3年新入教的2万名基督徒中，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约占1/4。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医生、作家、工程师以及在校大学生。
在温州市龙湾区状元镇上，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建筑：伟丽的尖拱形门墙，哥德式的屋顶上，高高的十字架直插云霄。与之相对的，还有一座两丈多高的塔式钟楼傲然矗立。
这座占地1.8亩，可容纳1000人的教堂，是该区3000多名信徒奉献15万元，用3个月时间建成的。开工的那些天，信徒们不论男女，也不论老少，都争相前来参加义务劳动。其场面之热烈，态度之虔诚，难以尽述。
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
有关数字显示：1982年，全国信徒300万，是建国初期的4倍；到1987年底，人数超过了400万。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许多信教者的心态：有对神虔诚地祷告，是渴望借助神的威力摆脱病魔的缠绕；有的因生活中遭受挫折或困难，想依赖神的帮助解除忧伤和烦恼；有的自感有“罪”自去寻求宗教道德的约束，企望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有的因精神空虚而去参加宗教活动，希冀在群体交往中得到乐趣……凡此种种，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在心理上却同出一源——满足感情的需要。
如果说，人的心理原因是产生宗教热的一种“原动力”，那么，社会原因则是一种“催化剂”。
记者接触了不少新入教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谈到信教的原因时，都埋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正。温州市一位青年医生说：“现在党风和社会风气简直很糟，实在令人厌恨和烦恼。只有当我走进教堂，听着‘圣哉圣哉’的赞美诗时，我的心灵才如被过滤了一样，感到清新和平静。”
记者在调查中，常常听到和看到信教群众热心为社会服务的故事。
安徽泗县刘圩镇“三自”爱国小组听说镇里想在一片河洼地上开拓一条新路，就主动请求承包施工任务。他们组织了200多名信徒，自带工具和干粮，只用了10天就完成了一条长500米、宽50米的高质量砂石路面。镇里要付给他们800元的报酬，**们一致谢绝。这个镇的“三自”爱国小组负责人还曾专程找镇长，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纸包说：“这是咱兄弟姐妹们奉献的200元，请镇里转寄给老山前线的战士。这钱虽少，却是我们的一片真情实意！”
河南平顶山市一位女基督徒，从机关退休后，看到市里没有聋哑学校，一些聋哑儿童无处上学。她于是开办了一个家庭聋哑学校，自己掏钱买来14套课桌椅，收了14名聋哑儿童，分文不取，还每天早晚亲自接送学生。
对于信教群众来说，最使他们感到敬畏的，莫过于“摩西十诫”；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他人财物……这些诫命，尤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们的头上，据说，谁要是违背了这些诫律，全知、全能的上帝随时地都将给予无情的惩罚，死后也不能进“天国”。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信教群众一般都比较遵纪守法。
当然，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加之少数别有用心之徒利用宗教乘机扰乱，也会形成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应当如何对待这种基督教热？一些宗教问题的专家们认为，宗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定要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它的消极因素而采取“堵”的措施，也不应忽视实际问题存在而掉以轻心，听之任之。正确的态度和措施应当是：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对宗教活动要依法加强管理，使之与我们的社会相协调。
近几年，少数地方的基督教活动之所以出现不正常现象，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国法律上的不完备而造成的。因此，国家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快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法》，使政府管理的方式，从习惯直接管理转变为主要依靠宗教法规的间接管理。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要坚决依法惩处；对个别与海外敌对宗教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组织，则要坚决取缔。
——摘自《报刊文摘》1989年2月7日星期二第3版
19、《心灵中的十字架》——来自教堂的报告
作者：王琪
那一年，西方列强用军舰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的时候，小小的十字架也坦然地步入中华民族心灵的殿堂。经过近2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如今已有700多万龙的传人成为红色十字架下最虔诚的信徒。
或许是女人偏爱上帝，或许是上帝偏爱女人，反正你一走进教堂就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比男人多得多，芸芸信徒中女人大约占70%以上，一位伺奉主40多年的老牧师郑重地对我说：“最近几年，我们教会特别重视妇女工作，入教的妇女越来越多……”
听到这话，我心里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灵魂停泊地
她是一位看一眼就令你难以忘记的老人，矮矮的个子，瘦瘦的身体，花白的头发，慈祥的笑脸。她生活在闽东山区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小城，在这座小城的一家平民百姓的基督教丧事礼拜上，我认识了她。那天傍晚，牧师和传道士带着十几个**为陈刘氏做丧事礼拜，她拿着一本《圣经》匆匆赶来。她虔诚地为死者祷告，高声地唱丧事礼拜诗，凝神聆听牧师宣读《圣经》，那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一个刚上学的小学生。
她叫陈毓贞,当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是这座小城中的知名人士。
毓贞老人的家在城边的一幢二层楼里，这所小楼是落实政策退还她的，走进她家，你会感到主人的性格——简朴、洁净、虔诚，屋子里空空荡荡几乎没有家具，卧室的墙上贴着牧师送给她的条幅：“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是一位一辈子都信奉耶稣的老人，遗憾的是耶稣并没有厚待她，小城里的老人们一提起她，会以钦佩的口吻对你说：这个人活得不容易，要是我，上帝给我三次性命我也不会活在人间了——
1940年，毓贞19岁的时候，父母包办嫁给了本城茶商的儿子，从结婚到今天，几乎可以称为“金婚”了，但她只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自从丈夫去美国留学后，50多年来杳无音信。女儿立儿是毓贞唯一的精神安慰，可是女儿4岁的时候，一天毓贞在学校教书，婆婆烧了一大桶开水准备晾凉了给孙女立儿洗澡，立儿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婆婆稍不留神，一声撕人心肺的惨叫，立儿跃进了热水桶，半边身子严重烫伤，第二天就在毓贞的怀抱里离开了人间。那时毓贞只有23岁，她天天跑到埋葬女儿的山坡上哭泣。周围的人们担心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会去自杀寻死，暗暗看护着她，毓贞却说：“我是信主的人，不能去自杀，愿上帝给我活下去的力量。”从此，她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文化大革命”中，毓贞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扫,“四旧”的时候，毓贞被挂上大牌子游街，牌子上写着：“里通外国的现行**分子陈××，”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嵌在肉里，勒出一道道血印。一次批斗会上，毓贞跪在两个高凳子上，一个**派大声说：“陈毓贞，解放初期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改嫁？！贫下中农你为什么不要？！你为什么非要等他……”台下响起一片口号声：“陈××不老实就叫她灭亡！”只见一个凳子飞上讲台，把毓贞打翻在地上……
是的，解放初期，关心她的校长和同志们曾劝她改嫁，以此来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但是爱是不能忘记的，再说毓贞也不忍心丢下困境中的婆婆。哪想到“文革”中，这成了她的“罪状”？！
毓贞不仅自己游街挨斗，还要在年迈体弱的婆婆身边陪斗。后来，毓贞进了黑帮学习班，一呆就是三年，养猪、煮饭、打柴……“文革”期间，教堂虽然关闭了，但毓贞心灵中的十字架并没有倒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便暗暗地祷告，祈求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加给她力量，就是靠着这个精神支柱，毓贞挺过来了。
1979年中美建交后，毓贞的丈夫跟随第一批美国访华团回到祖国，找到失散30多年的亲人。这本来是件喜事，没想到却给毓贞带来更深的痛苦。丈夫在美国早已成家立业，他以为毓贞也已改嫁，因此在发给亲人的电报中只邀请妈妈和妹妹到上海见面，只字未提毓贞。婆婆疼爱儿媳，关心地说：“毓贞，跟我一起去吧！”毓贞泪流满面，嘴上却说：“他没有点我的名字，我不能去，去了会不方便……”婆婆和小姑去上海了，毓贞却天天哭到半夜，不被理解的人是最烦恼最痛苦的人，孤单单的毓贞只有从上帝那里寻找安慰和解脱，她想：这一切是神给我安排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应该顺乎神的美意，神会给我动力。在神圣的宗教氛围中，毓贞的心理渐渐得到了平衡。不久，丈夫给她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听妈妈讲，几十年来你细心照顾老人家，我对你的行动表示感激，对你40年的生活表示敬仰和钦佩……”毓贞老人平静地对我说：“我不嫉恨他（指丈夫），因为嫉恨他就是嫉恨主：我也不烦恼，因为上帝告诉我把一切烦恼都交给主去承担……”
尽管毓贞老人的个人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她却把慈爱的甘露撒到每一个孩子的心田。城关小学的校长曾经是毓贞老人的学生，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上课时，一个孩子拉了一裤子屎，陈老师没有一句责备，摸着孩子的头轻轻地说：“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以后上课要拉屎，告诉老师……”然后，借来一条干净的裤子给孩子换上，把脏裤子洗干净。小城里的家长们，总是争着抢着地把孩子送到毓贞老师教的班，曾经是毓贞老人任教小学的陈校长对我说：“陈老师是我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中见到的最优秀的小学教师……”
“陈老师那样爱学生，与信教有没有关系呢？”我问。
“当然有关系，陈老师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又有什么不好呢？”陈校长回答说。
一生的痛苦遭遇并没有在毓贞老人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她的心境是那样平和，她的性格是那样开朗、乐观，虽然年近古稀却仍显得年轻。每逢一、三、五下午，毓贞老人就义务探访信徒。一位双目失明的80多岁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每次探望时，毓贞老人都安慰她，并帮助她干上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你的经历这样坎坷，您怎么还这样乐观？”
“上帝加给我力量……”毓贞老人笑着说：“不过我的晚年还是甜的，党和政府给我一栋小楼，选我当政协委员，我有困难，政府就帮助我解决，比如我家门口凹凸不平，政府拨款帮助我砌好台阶……”
“那您感谢党和政府，还是感谢主？”我直率地问。
“我感谢党和政府，也感谢主，是主感动了大家帮助我安排好、过好晚年……”
十字架，毓贞老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她灵魂的停泊处。
看到毓贞老人如此虔诚地相信虚幻上帝，我不觉感到茫然，然而当我静下来细细琢磨老人一生的时候，又不禁感慨万千。毓贞老人的一生始终受着强大的异已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她掌握不了自己的爱情命运，把握不了自己的政治命运，人间的力量就是这样用超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践踏着人的肉体，摧残着人的心灵，这难道不是一种悲伤？！多少人就是这样在危难、贫困、孤独时，在精神痛苦得不能自拔时，在命运的方舟迷失方向时，接受了十字架的洗礼，成为最虔诚的**。
从信马列到信耶稣
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基督教→信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有神论者：
人的信仰只能有一个，许多人从有神论者转变为无神论者，而他，即从坚定的无神论者转变成为坚定的有神论者，然而，这是一个何等痛苦何等艰难的转折！
眼前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场面，在这所已存在一个多世纪的教堂里。满满地坐着500多名基督徒，目光炯炯的传道士穿着洁白的圣服站在讲坛上高声布道。圣桌上供奉着将近一米高的“十字架”，两旁安放着象征圣灵圣光的烛台。人们静静地、专注地听着，教堂里回荡着传道士的抑扬顿挫的声音。唱诗班随着风琴的伴奏、唱出优美、柔和的旋律，听惯了流行歌曲的耳朵猛一听赞美诗，真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传道士——教会的神职人员，但是你绝不会想到，此时站在圣坛上布道的这位池永广传道士，1983年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竟会是土改时期老乡长的后代，曾经是基干民兵、小学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把他抛到耶稣的圣坛？
已过不惑之年的传道士，出生在一个小海岛上。当时小岛上没有电，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那只小小的渔船。每当台风刮来，似乎象要把屋顶掀翻。在狂怒的大自然面前，人显得那样渺小那样软弱，令人不知不觉地产生对自然的恐惧和对神灵的崇拜。在这个只有千余人的小岛上，就有一座相当漂亮的基督教堂，小岛上有1/3的人接受了十字架的洗礼。然而，青少年时候的池永广并不信耶稣，他的父亲是土改时的老乡长，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儿子怎么能信耶稣呢？
尽管没有电视、没有广播，1966年那场社会大风暴仍然刮到了小海岛。现在的池传道士是当年的红卫兵，北京、上海、广州、韶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最使他难忘的是1966年9月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天他站在最前面，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向自己这边走来，他跳啊、喊啊，激动的泪花难以控制，当时他蛮以为自己“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要一辈子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他回到了家乡。作为回乡知识青年，他义务在村里办起了黑板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带领青年突击队平整土地，帮助五保户做好事，带领基干民兵参加军事训练……荣誉和职务也接踵而来，他被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在他扬起风帆加速前进的时候，他遇到了逆浪。
这个小岛以种地瓜和养海参为生，一次，一个外乡人来到小岛买海参苗，支书对池永广的父亲悄悄说：“那个外乡人买100担参苗，你给他多写5担，多余出来的钱咱们几个干部分了……”父亲照办了，却没有收这笔钱。不久上面来人调整，池永广和父亲如实反映了情况，这件小事，成了池永广个人命运中的灾难之源。
1968年的一天，在支部大会上，支书突然提议：“池永广参加保守组织，站错了队，应撤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表决的时候，这个荒唐的提议竟全票通过。紧接着抹下了池永广团支部书记的职务，然后连基干民兵也不允许他当。当时池永广的老父亲在大队当会计，支书对他父亲说：“你儿子站错了队，你当父亲的要负很大责任，你不能再当会计了……”于是，老父亲只得下地干活了。
“昨是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在这场突然袭击之下，池永广懵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只觉得自己冤枉，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身上。他找公社党委反映情况，公社党委的干部淡淡地说：“象你这样的人多了，你先回去吧……”他到县委反映情况，接待他的干部冷冷地说：“比你冤枉的事多了，你先回去吧……”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他热爱共产党，相信共产党，因此不断地找，不断地催，然而无人理睬。渐渐地，他绝望了，他看到父亲干了一辈子革命，到头来还不是不明不白地象倒垃圾一样被抛弃了吗？
烦恼、压抑、苦闷、焦躁象魔鬼一样纠缠着池永广，搅得他的心灵得不到片刻安宁，他要寻求精神安慰，寻求精神避难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村子里的教堂，听牧师布道，听**们唱赞美诗，听着低声的祷告，这一切使他的心恢复了平静，得到了解脱，在马克思列宁之外他又找到了精神支柱，从此他经常出入教堂。
1982年，当公社党委把平反通知书送到池永广手中的时候，他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到神学院读书。领导挽留他，劝他改变主张，但是他说：“太晚了，太晚了，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主安慰了我，给了我力量，我要为主做工，走永生的道路……”
至此，他彻底完成了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转折。
传道士的生活，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穷”。池传道士全家六口，每月只有不到100元的工资收入，在小城中实属贫困线以下生活水平。眼看着别人盖起一幢幢小洋楼，可他的家阴暗、潮湿、拥挤；眼看着别人吃鱼吃肉，他家却常以咸菜咸鱼下饭；眼看着别人在赶时装新潮流，池传道士却仍是一件蓝制服、一双解放鞋……
“你不觉得生活苦吗？你年轻力壮，为什么不改行当个体户，去挣大钱？”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问池传道士。
“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源，生活有困难可以慢慢克服，绝不能因为贪图钱财，贪图生活安逸而不去行善……”池传道士总是这样回答。
也许你嘲笑她(他)们心理素质脆弱经不起挫折和打击；但是你是否想到，假如你身边的党员贪污腐化，假如你身边的党的干部不负责任，你又怎么能相信它的光荣伟大，怎么能坚定不移地跟它走呢？当然，一个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并非完全代表党，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对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具有多大的影响啊！
明明是人创造了耶稣，反过来，人却虔诚地跪拜在耶稣脚下。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颠倒的，不可思议的，然而它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相信并崇拜那些超自然的神灵，之所以有许多人相信它，就是由于黑暗和苦难还在人间。
信教热
当前，信教热象一场大雾弥漫在中国人的思想空间。星期天，不管你信步走到哪一座寺院庙宇或者教堂，总是香烟缭绕、信徒济济。
不管是从信教人数还是从宗教种类来看，福建可以称为全国之最。福建省的基督**(受洗礼)40万余人，天主**(受洗礼)20万余人，出家僧尼2万多人，在册男女居士7万余人，善男信女不计其数。泉州被称为“宗教博物馆”，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三一教……中外众仙荟萃，各路大显神通。不过，不管哪一种宗教，女信徒都占绝对优势。宁德地区是闽东山区，全地区9个县就有6个贫困县，但这里的教堂寺院却很兴旺，据统计全地区共有教堂寺院1134所，大约平均2个行政村有1所，宁德县城关镇有人口6万余人，就有4所基督教堂(开放1所)，1所天主教堂，6个佛教寺院(开放3个)。
1986年到1987年全地区共发展共产党员6400余人，而宗教信徒(注册登记)却从10万余人发展到11万余人。每逢礼拜时，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从文盲到大学毕业生，从家庭妇女到国家干部，甚至一些出差路过此地的**，都按时去教堂做礼拜，从没有人通知。牧师和传道士对**是那样亲切慈爱，平时他们经常去探访**；**病了，他们便去探望，安慰鼓励**战胜疾病；**们闹纠纷，他们会调解，老牧师自豪地对我说：“尽管这几年城关镇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但我们基督徒中的犯罪率是0……”
今天，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宇航时代，航天飞机翱翔太空，使人们了解到天上既没有天堂也没有上帝；地理物理和地球化学的发展，也证明地下并没有地狱和阎罗。然而，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领域里，未知的奥秘仍大量存在，象“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等问题，至今人类仍感到困惑，人的有限的认识能力与无限的客观世界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也许这是促使人们崇拜上帝的基础？当然，今天，在我们国家，信仰宗教越来越属于中国公民个人生活中的私事，社会舆论不再干预，不过，当你面对着陈毓贞、池永广……面对着这“信教热”时，你，难道就不思索点什么吗？
——摘自《中国妇女》杂志1989年第2期第22-25页
20、《十字架下的祈求》——张正宪
不知经历了多少朝代，中国众多的平头百姓们习惯于供奉菩萨，用一代代连绵不断的香火，叩求那大慈大悲的神灵保佑。
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开始，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又转换门庭，与上千年前西域的基督结下了不解之缘。
穿行于苏北一些偏僻的乡村，我目睹了在十字架下，芸芸众生们带着一腔虔诚，万般心愿，唱着圣诗，祷告肉体的平安，祈求灵魂的拯救……
“耶稣热”，在穷乡僻壤中弥漫
滨海县城基督教堂。砖墙、红瓦、十字架，“荣神益人”四个大字在教堂入口处赫然入目。
恰逢安息日。来自邻近四乡八舍的信徒络绎不绝。其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梳着流行发式的时髦姑娘，脚步匆匆的乡下大嫂，还有胸前插着钢笔、显得喝过几年墨水的读书人……虽说是农忙时节，佑大的教堂里竟也装了个满满当当。
自文化大革命中召开批判大会、演出样板戏以来，这穷僻的乡村难得见到这样壮观的场景。
风琴声中，教堂里响起了时而娴静时而激昂的吟唱。很难想象，连那些平日里笑口难开、对音乐全然不通的老头老太们，都能唱出抑扬顿挫的歌曲来！
亦庄亦谐的讲道，引得满堂信徒，识字的不识字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一个个屏息恭听。
十几年前，苏北这几个县还被名之为“无宗教县”。如今，仅基督**便已有七八万之众。江苏省农村抽样调查队抽查了18个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村，发现宗教信徒有1341人，是党员人数的2.53倍，占总劳动力的12.1%。
大兴土木建教堂，在这里也渐成风气。去年三四月间，信徒们筹划在大套乡乡政府所在地的于庄盖教堂。旋即，奉献的钱、物纷至沓来。每天都有200多人自动前来义务推土、平地，有的专业户还把自家的手扶拖拉机开来，没日没夜的干。大米、鸡蛋、青菜、猪肉，甚至连烧饭用的油盐酱醋都送来了。一位虔诚的老太太还特地挖了两大袋野菜，洗得干干净净后送来。
耗资1万多元的教堂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成了。而近在咫尺的乡政府礼堂。连翻修一下都挤不出钱来。
就在这样一个贫困县，每年“两上交”任务难以完成。甚至连农业税都收不上来，而信徒们一年在教堂的奉献，却达17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诱惑，在教堂的入口处
这是一片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洗礼”的土地，为什么在这一片“净土”上，会有如此众多的人们突然象着了魔似地信奉起耶稣呢？
我走访了滨海县大套乡永岗村的陈为吾。他，58岁，粗识字，1952年入党，是建国后本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从1950年以来，他历任选区主任、大队贫协主任、治保主任、革委会副主任。
谁能相信，今天，他竟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呢？
“还是在1958年挖响坎河时，我落下半身疼痛的病。南京、苏州、盐城、淮阴的医院跑了不少，药丸吃了几斗，病却越拖越重。”1976年，在县医院作剖腹检查，诊断为胰腺癌晚期。宣判了死刑。
“我从娘胎出来，一生一世，不忘共产党。但19年的病没治好，穷得连小孩的衣服都靠别人送，病急乱投医，就这样我才受洗入教的，这些年来，身体逐渐好转，现在推的、挑的农活都能干。我不退党，但我的病是信教信好的，我也不退教。”
结果，在党组织与基督教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类似陈为吾这样的“神话”还有很多很多。绝大部分信徒，正是抱着“医病赶鬼”的信念，跨过教堂入口处的。
对于这些缺医少药，看一次感冒都得花五六元钱的贫困地区，对于那些无钱治病、久治不愈、还得担心医生把酵母片磨成面当土霉素卖的人们，教堂投来了一束希望之光，他们渴求从情绪的渲泄、神灵的庇护中寻得人生的康宁和平安。
借助于对信徒构成的调查，亦可窥破“耶稣热”其中奥秘。粗略统计，信徒中妇女约占80%，文盲约占70%。妇女，处在农村生活的最下层；文盲，处于致富新潮中的最末流。他们除了疾病的袭扰，还有不测的天灾人祸带来的生活困窘，种种畸形的婚姻关系带来的心灵痛苦，等等。正是在现实世界中他们过多地尝到了不幸之果，才那么强烈地渴望得到神的爱抚和慰藉。
近年来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势态，农村有文化的年轻人信教的越来越多。
大包干过后，“大锅饭”、“大呼隆”被革掉了，人们退回到家庭的窄小圈子。一年到头，这里的村民难得开上一次会。据说去年开的唯一的会是非开不可的选举乡人民代表的会，而且是每个人头补贴5角钱动员去的。不少村子广播不通，乡文化站长最显赫的“政绩”仅是办一块“黑板报”而已。
一边是枯寂、单调、沉闷的世俗生活，一边是聚会、唱诗、讲道、有声有色的宗教活动。一颗颗年轻的躁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失却了平衡。
响水县小尖乡的一位复员军人，正是苦于无法打发“烦死了”的日子，串亲戚时偶尔看到《圣经》而步入“歧路迷津”的；康庄乡聚会点唱诗班上那几十位小姑娘，也是被美妙的赞美诗的乐曲拨动心弦的……
当然，也有一些热血青年是感奋于时下的社会风气，而祈求从《圣经》中寻得人生的真谛。
天国，毕竟遥远。而安宁，爱心，却是不可须臾或缺的。
信徒，你的名字是愚昧，还是文明？
面对突兀而来的“耶稣热”，我寻问过不少局外人。回答大多是：“愚昧！”
从宗教的信仰来看，不无道理。以传教为名，搞流氓活动、骗人钱财的确有人在；穷得叮当响，却要为那高大明亮的教堂慷慨奉献，把改变穷困命运的希望寄托于上帝。
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农村的“两上交”、“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信徒都走在前面。还以例证：响水县张集乡在去年秋粮收购中，好多农户因粮价过低而不愿交售。乡领导别出心裁，召开全乡近千名基督**大会，要求“带头”。一个星期后，**全部完成交售任务，周围群众触动很大。
但**们何以会如此一呼百应呢？宗教中人告诉我：《新约全书》罗马书第十三章中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作为一种对上帝的畏惧感，是否也夹带着几分愚昧呢？
但是，宗教作为一种情感寄托，一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人与人关系的沟通，作为一种强调爱心的文化现象，似乎又不是“愚昧”二字所能涵括的。
在这里，我耳闻目睹过：
响水县有一农家，儿子不孝，父亲见邻居信教，家庭感情甚笃，万般无奈，便将儿子送进教堂，果然灵验。
滨海陈李点信徒孟兆才路上捡到一块苏州牌手表。自费去广播站广播招领启事，找到失主。
滨海场东村孤老太太孟明亮患病卧床，杨庄点女信徒自带粮食去轮班服侍20多天，直至痊愈。
还有修桥铺路、扶危济困等。仅响水县康庄点，每年都要拿出八九百元接济孤寡老人。
……
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凤毛麟角。
这种宗教形式中的道德复苏，是否表明了人们对往昔“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厌倦呢？是否显示了对时下一些道德滑坡现象的反拨呢？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当然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既然一些对生活感到茫然或绝望者，从宗教生活中找到希望，道德复苏，我们唯物论者难道就不能以伦理道德来协调社会关系吗？就不能融进我们的思想工作吗？应当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才能渗透进每一个幸运的、不幸的心灵？如何在互相信任、理解、宽容和关心的氛围中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呢？
——摘自《半月谈》1989年第3期第20-23页，“内部报导”
21、《十字架下的思考》——王发麟
据报载，北京某中学校长孟令廉退休后，和6位经过专门培训的离休医务、教育、妇女、法律、理论工作者，在北京西城成立了“信任与安慰者协会”。从1988年11月26日至今年2月25日止，协会为150多名心理障碍和心灵受到创伤的人解除了痛苦。北京市长陈希同称赞他们是“新的心理学探索者”。
与此同时，另一份调查材料表明，“基督热”在全国兴起。仅就江苏省而言，基督**就从1980年的5万人急遽上升到1988年的38万人，教堂及**聚会点1000多个，遍布全省各地。全省发展最快的淮阴市，信徒已达10万余人。在苏南张家港市，1980年时信徒不到500人，而到1986年底，参加基督教活动的已达5200多人。笔者在多次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对这股“基督热”的缘起进行探索，企望能对改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裨益。
采访手记1
她，很美丽。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晶亮的眼睛，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她22岁，刚从高校中文系毕业，每个星期天都上教堂来，还参加了唱诗班。她大方地说：“是文学作品吸引我到教堂里来的。在中学和大学里，我爱读西方文学名著从而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对宗教信仰很虔诚，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我就想，是什么力量吸引、打动了他们？于是，我便到教堂里来体会一下，但很快，我就爱上这里。”
我问：“是什么吸引了你？”
她回答说：“是基督教的仁爱思想，我认为它使人变得纯洁与高尚。另外，宗教音乐也吸引了我。记得第一次到教堂时，当钢琴弹奏起圣歌，那庄严、高雅的旋律在空中久久回荡时，我不由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白衣天使在歌特式建筑的穹顶下飞舞翱翔……”
“你的父母支持你到教堂来吗？”
她说：“我父母都是离休干部，他们一开始不赞成，妈妈不放心，还陪我来，后来看到这里环境很好，一同参加活动的都是青年人，也就不过问，表现出理解和宽容。”
如果说，这位姑娘还是初入门径因而显得比较单纯的话，那么另一位姑娘的思想就要深沉得多。她清秀、文雅，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她27岁，1985年从高校美术系毕业。由于父母都是基督徒，她从小就开始接触宗教，中学时就读完了圣经。她在谈话中不断引述圣经中的故事和箴言，以表明她对这部100多万字的经典颇为熟悉。她说：“人是应该有信仰的，缺乏信仰的人必然导致道德沦丧。现在，社会上开展普法教育，其实，法律只规范人的行为，而且是最低层次的规范，唯有信仰才能帮助我们战胜恶念，不断地净化自我，逐步完成自我的超越。”
我问：“你平时表现怎样？”
她有点腼腆地说：“我在学生时代一直是优等生，现在，我认为自己是个很好的职工。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对同事真诚相待。这一切都是努力遵从上帝的召唤。”
我问：“你希望入党吗？”
她摇摇头说：“马克思主义是排斥宗教的。”她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与基督相通的。比如，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基督教则号召为社会作奉献；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基督精神则体现对人的爱……它们都是弘扬真善美的，只是表达形式不一样。当然啰，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一种非正统的看法。”她还没有成家，连男朋友也没有。
我问：“你是否把信仰基督作为‘他’的先决条件呢？”她笑了：“哪能呢？信仰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强求于人。但我希望‘他’一定胸襟宽阔，对别人的信仰能够理解与容纳。”
采访手记2
星期六晚。某教堂。一对第一次上教堂来的青年夫妇。
“比较内向，又有点软弱。”这是我对那位少妇的第一印象。
“我31岁，高中文化，1978年工作，曾任厂团支部书记。我为什么上教堂来？因为我感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太虚伪、冷酷了。”她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原来，她是一家工厂的仓库保管员。前任保管员精于世故，职工私下要点铁钉、纱头什么的他都有求必应。她上任后，堵死了这条路，再加上平时不善与人相处，因而人缘不好，特别是她的顶头上司——科长，要几斤漆回家漆地板，她不给，科长以后就给她穿“小鞋”，双方关系很紧张。去年，科长借故打了她，把她推跌一跤，造成流产。她向法院起诉，法庭在调解时，责令科长向她道歉，还让科长赔了些营养费。
“你觉得法院处理公正吗？”
她说：“我对法院没意见。我是说，这场官司让我把人心看透了。厂里领导官官相护，尽量说我不好。其实，冲突发生时，有许多人在场，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按理说，搞清事实真相并不困难，可是法院来厂里调查时谁也不敢为我作证，有的还帮科长说假话，法院也没有办法。太令人心寒了。所以，我到教堂来，寻找新的信仰。”
“你找过妇联、共青团、新闻单位、纪检部门，或信访部门吗？”
她的爱人插话说：“能找的地方全找过了，但没用。他们说，这种事由法院管，一推了之。”
“法院不是处理了吗？”
她愤愤地说：“法院只处理人身伤害事故。可是，那些对人的刁难、欺侮，那些冷酷、欺诈，那些官官相护，有谁能管得了呢？”
“基督教能解除你心中的委屈吗？”
她擦了擦眼泪，说：“当然可以。所有的人死后，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那些欺压的人，那些说假话的人，都要受到上帝的惩罚。谁也欺骗不了上帝。”
“可是，你的情绪不大符合基督教义呢。基督教宣扬忍耐和宽恕。耶稣说：‘当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要把左脸也转过来再让他打……’”
她茫然了，久久地说不出话来。热泪又从她的双眼中涌流出来。
采访手记3
我32岁，高中毕业，实际程度不足初中。今天是第四次上教堂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痛苦，看不到前途。我身体不好，有慢性病，每月都有病假，每到夏天，就不能上班。我没结婚，也不打算结婚，不想拖累别人。我是工人，领导挺照顾，让我做点杂事，很轻松。我实际上是工厂的包袱。我近来思想负担很重，工厂要搞优化组合了，我肯定要被裁下来，大道理我懂，要搞好生产就不能要我这号人，可真裁到头上，心里就不好受。我一直拿不到奖金，要是裁下来，工资再打折扣，生活就有困难。另外，我医药费花费不少，现在公费医疗，不用我操心，可听说公费医疗制要改革了，报上一登这方面文章，我就仔细看，看得心惊肉跳。有篇文章说，医药费公家全包不合中国国情，必须改革，职工自己应负担一部分。我看了眼里发黑，几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写这种文章的人，想必是身强力壮、很少生病的。公费医疗一改，我的命也就不长了。我实际上是靠大锅饭养活的，过去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现在认识到这不叫优越性，这是弊病。唉，我只好上教堂来。我这样的人只能靠两条，一靠工厂，二靠上帝。现在看来，工厂不太靠得住了，只能多靠上帝。上帝存在吗？说老实话，我不太清楚。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牧师说，上帝存在，现在我宁愿相信牧师的判断。如果他是存在的，就会保佑我了，你说呢？
采访手记4
女，24岁，助理工程师。她主动要求我到教堂外的院子里去谈。显然，她不希望让教堂里的同伴听到她的谈话。
“我是外地人，大学毕业后分到这个城市来，无亲无故。我当然想调回家乡去，但在这个关系社会里，搞调动要有许多门路，我找不到。我在这里感到很寂寞，休息天不知干什么好。厂里工作很琐碎，用不着大学问，我又不考研究生，业务书没啥可看的。所以我想扩大我的社交范围，想多认识一些朋友。一开始，我去舞厅跳舞，可是感到那种环境不好，出入舞厅的人大都文化素质不行，有人流里流气。”
“后来到教堂里来看看，发现这儿不错。这里有不少人受到高等教育。基督教讲究信（信仰）、望（希望）、爱（博爱、自爱），所以基督徒一般心灵比较纯洁，对人也很真诚友爱。几个月来，我在这里结识的一批朋友，平时也常常来往，这是我来教堂的最大收获。我对牧师传布的那一套教义并不信服，仍是无神论者，可是我在同伴中不谈这些，免得他们不愉快，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十分虔诚的。”
下面介绍的是一位21岁大学文科二年级学生，类似他这样的青年学生，笔者在教堂里不止一次遇到。
“我为什么上教堂来呢？因为我想了解基督教。现在对外开放呀，基督教对西方文明长期起支配作用，教科书中对宗教的介绍太少，而且有些宣传不令人信服。比如，教科书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愚昧加欺骗的产物。可是，如今越是发达的国家，宗教就越流行。许多得诺贝尔奖的学者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比我们愚昧吗？欧美国家总统、法官就职时，都要面对圣经宣誓，都是为了麻醉、欺骗人民吗？政治教科书回避这些，我们问老师，老师也不知所云。现在有不少大学生对基督教感兴趣，常在私下探讨。当然，圣经太厚了，没时间读，文字又不合今天的语言风格，不吸引人。老师对学生引导很少，只会说想入教的要先办退团（共青团）手续，实际上是施加压力。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可笑，干嘛这样紧张呀。”
“你们有可能成为基督徒吗？”
他摇摇头：“大概不会。我们到教堂来，只是出于学术兴趣。如今思想流派很多，哪能碰到什么就笃信什么呢？”
采访手记5
在出入教堂的青年中，有一些人并不具有宗教意识，对宗教活动也没兴趣，他们来到教堂，仅仅是把它当成心理咨询机构。请看笔者采访到的两个事例。
之一
这是一位18岁的中专学生，纤细、瘦弱，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林黛玉。她在家是独女，这个三口之家的日常生活缺少脉脉温情。夫妇俩都是中年知识分子，十年动乱中曾长期下放，粉碎“四人帮”后，夫妇一心忙于著书，每天都要劳作到深夜，把女儿冷落在一边。她就在这样的家境中长大了，性格变得十分抑郁孤独，成天少言寡语，常常独处一隅伤感流泪，甚至感到人生一片灰暗。于是，她来到教堂，向牧师诉说自己的苦恼。牧师告诉她，勇于在事业上拼搏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子女应该孝敬父母，而理解是最大的孝敬。在家庭中没有获得温情，可以在与同学、教师交往中得到补偿，还可以在学习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姑娘感到某种安慰。以后，她成了教堂里的常客。星期天下午，她甚至把作业也带到教堂里来做。逐渐，她的性格变得开朗些了，与同学的来往多了，脸上时常浮现着笑容，学习成绩也有提高，她和牧师成了朋友。
之二
这四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初次尝到人生的苦涩。前几年，由于厌学，他们在初一时便离开了学校，以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由于没有文凭，招工没有份，只能到处做临时工，想找女朋友，姑娘的家长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他们犹犹豫豫地站在教堂门口。
“可以进来吗？”
“请进。”牧师把他们领到会客室里，请他们坐下，又为他们泡了4杯茶端上来，他们惶恐地把茶接过来。
牧师对他们说：“必先自重，然后人重之。”只有自己做个有为青年，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现在开始重新学习还为时不晚，古人说过，青少年时期学习，如太阳初升的光芒；老年人学习，如点燃的烛光；不学习，则如瞎子夜行……不知不觉，半天时间过去了，四个小伙子告辞时，动情地说：“谢谢老师傅。这几年，不论到哪里，人家都不把我们当回事。我们打短工，别人只会拿我们当劳动力使唤，开口闭口就是‘小青年要好好干，不然自讨苦吃’。你这位老师傅年岁这么大，学问这样深，还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坐，还替我们倒茶我们忘不了你。”落日的余晖中，他们站成一排，向牧师端端正正鞠了一躬。
这家教堂的牧师说，象这样的来访者每月都有三四十名。由于神职人员不要求来访者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打听来访者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学习）单位，因此往往能够获得来访者的信任和好感。
采访结束了，但笔者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宗教已经向我们挑战了。难道那些有心理创伤和心理障碍的人一定要去教堂才能得到解脱与抚慰吗？能再简单地斥宗教为“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吗？宗教的发展，除了党的政策，就没有其它原因了吗？我们实在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了。
假如，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象抓经济工作一样有力：
假如，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工、青、妇乃至全社会都积极地去做思想工作；
假如，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更加真诚、负责；
假如……
如果世界充满了“假如”。大概就不会有人类社会了，好在，我们总是在狂热一阵之后逐渐冷静下来，现在，当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时，就会由衷地说：“我们确实做的不够，但我们会振奋起来，迎接挑战！”
——摘自《女友》杂志1989年第11期第20-22页
22、《相信上帝的人们》——可可，菲菲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有着这样的事实，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祈望从神灵中求得寄托，有成百上千的电台在永无休止地传播“福音”。在美国，各种宗教出版物达到商业出售书籍总数的1/3。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在全世界三亿二千多万基督徒中，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有增无减。在中国，现也有基督**300多万，其中主要分布于华中、华东、华南和东北，津京地区等。浙江省就有60万左右，占1/5。
一般的人对着神秘的教堂，总不免要疑惑：那些倾倒于“上帝”的心灵是怎样颤动的呢？
乍起的秋风扫尽了最后一点余热，天冷了。这天清晨五点多，他就起床了。自从矿上出了事故退出矿场，自己当了理发店老板之后，已很少这么早起了。这天是星期天，因为要到宁波城去购货，就可以到宁波的百年堂去做礼拜了。平常，他总是和母亲一块儿到附近镇上做礼拜的。在教堂里，仰望着高高的十字架，他的脸上掠过满足的微笑，仿佛游逛着的灵魂突然寻到了归宿。
每逢星期天，这个深藏在小巷里的教堂总是热闹非凡，不到八点，人已溢出了教堂。
颜曲兰是已有30几年教龄的**。她总觉得在冥冥之中有上帝在引导着自己，于是解放初就开始在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工作，自从1978年宁波市教堂重新开放以后，她每个星期天都来做礼拜，从不间断。这对她来说，已很难区分是为信仰的需要，还是一种习惯，她已经以“上帝”为核心构起一种精神的绝对空间。
马玲似乎是踏着八点的时针一块儿到的，这是一位文静而腼碘的姑娘。平时，她总觉得每星期唯一的休息日——星期天，反倒无处可去，无事可干，心里空荡荡的。这一天，她怀着好奇心和朦胧的依赖感首次来寻觅“上帝”足迹。站在大门口的牧师很快发现了这张陌生的面孔，他友好的领着她在拥挤的大厅里找寻座位。“我要——耶稣”的歌声象一种哭泣，也象一种呼唤，回荡在整个大厅，侵入人的灵魂。于是，在马玲的心中，一种难以言喻的安慰感油然而生……
哲学家费希特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信仰。”而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信仰，便又成为什么样的人。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它支撑着人的生活。圣徒保罗在给基督教有关“信仰”下定义时，说信仰就是“所企望的事物的实体，不曾见过的事物的证据。”信仰上帝，至少就等于祈望上帝能够存在。对于**来说，并不是由于相信了才寄以希望，而是由于有所希望才相信。
1983年在汉诺威举行的德国基督教庆祝活动和1984年慕尼黑举行的德国天主教的重大节日上，风尘仆仆赶来的人竟达十几万，而且绝大多数为青年。对此，法兰克福一名牧师说，“当今80年代，年轻人在其生活中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支柱，以便聊以**，所以教堂才门庭若市。”
那么，中国青年对基督教的兴趣也许就是这样引起的。
在浙江瑞安我们拜访了一位教龄不长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我们问及他为什么信奉基督教，而不去信奉天主教或者佛道教时，他说：“基督教的礼拜，不同于巫婆、算命先生用封建迷信来愚弄人们，基督教的文明色彩，可以从其音乐、建筑和《圣经》中来体验和领悟。可以说，没有基督教，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完成的。基督教之所以兴盛到今天，是它与古典文明结合的成果。”他认为基督教的文明色彩是不容忽视的。
有学者还从历史形态学上剖析我国沿海地区中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大农村，认为它类似于处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所以，基督教往往能在这些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
在温州瓯海县，一些先富起来的家庭，深忧当地愈演愈烈的赌博风，害怕自己尚未成熟的孩子陷入泥坑，于是煞费苦心的寻找办法想出妙招，便是“让孩子信耶稣吧！耶稣会好好教育他的！”
在有些农村里，当父母兄长觉得无法教育子女，当他们觉得规范孩子缺乏有效的尺度时，便骤然想起了耶稣，——用宗教道德来代替世俗道德，而这居然也成为一种有效地教育子女的方式。
那些信教的人们，他们到底是怎么会找上“上帝”的呢？
现在**几乎涉及到各个行业，但占大部分的还是农民。这些人为什么拜倒在“十字架”前呢？
原因之一，宗教氛围的影响
张列文曾是有3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所在的村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信教，而他的亲属几乎全是**，牧师的话远比书记的话有号召力，于是，在宗教氛围包裹中的他，自然难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又因为信仰的差异而与家庭不断磨擦，最后他拜倒在上帝的面前。
当然，还有许多人是从小受的宗教熏陶，对于“上帝”的信仰便成为一种认识世界和理解人生的认知模式，长大以后便自觉地走入基督的光环之中。
原因之二，关心与淡漠
有一位先进党员，家在浙江乐清县的虹桥镇，在村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威望。有一次，他和邻居一位**同时生病，他在病中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去安慰、看望过他，而邻居的家里则探病者不断，皆是教友，或送东西或安慰。这位老共产党员痛心疾首地说：“我入党那么多年，有什么用？”
随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出现了“各种各的田，各赚各的钱”的情况，基层的党、团、妇组织放松了党员、团员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党组织主动积极地关心老弱病的党员，慰问困难户等情况少了；而教会则以“大家皆兄弟姐妹”的口号将教友联系起来，使他们在十字架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牧师有定期的“家庭访问”项目，去安抚孤寂的灵魂。相比之下，就出现了这样的选择。
原因之三，生理上的疾病导致精神上的信仰移位
金友仁是个典型的农民，他原来是不信教的。但是自从心爱的妻子患了重病，他四处求医，用尽钱财，病却难以好转。于是，听从**的劝告，求助于“上帝的关怀”。
据不完全统计，因病直接或间接入教的人约占总**20%。
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了向我们确证，耶稣能治病救人的真理，特地举了一位老太太如何生病如何地难治又如何在信奉了上帝之后就不治而愈的例子。尽管他明知我们不相信，但仍说得煞有介事，似乎你非信不可。
当然也有乘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对我们进行宗教渗透的。这主要是通过电台（如香港电台的“空中福音”节目等）、海关（免费赠送宗教宣传品）和宗教人士的访问。
更有一种追求洋教以崇尚时髦的心理。因为基督教传播比较广泛的国家，都是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联邦德国、瑞典、瑞士等。一些人倾慕西方，也就不自觉地拜倒在“上帝”脚下。
据说，在一次大战前不久，奥地利的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宗教哲学家马丁·布贝尔，曾对哪位19世纪的作家将对21世纪的人类思想起领袖作用时，争论了一个通宵。,在翌日清晨，排名表上只剩下两个人：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基尔凯郭尔。
正是这位被誉为可以光耀21世纪的基尔凯郭尔在《非科学的最后附言》一书中，明确指出：“基督教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内在性，内在性就是主观性，主观性本质上就是激情，而激情达到了高峰就是对一个人的永恒幸福的极其无限的、个人的、强烈的关心。”
宗教作为一种现象，远不是暂时的和偶然的。或许，它在我国的发展势头还会扩大，其影响还会增加。因为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将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长期存在。
——摘自《社会·家庭》杂志1989年第3期第10-11页
23、《上帝的“新子民”》——蒋勇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股信仰宗教的热潮在中国迅速兴起，这并非危言耸听。“宗教热”正在当今青年中蔓延。许多男女青年星期天不是去电影院、游乐场，而是虔诚的走进了教堂。
作者有心作一番采访：
在我国的东海之滨——宁波。有一座基督教堂，这座十年“文革”后恢复礼拜的教堂，每到星期天来这里做礼拜的信徒座无虚席，连两侧走廊和教堂门厅里外也站满了**。教堂一位管理人员告诉作者：最多时有一千二三百名**来做礼拜，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青年**。在某县我们还了解到，在这个县的所有乡镇都有耶稣的“子民”，其中有几个乡的**在千人以上，这当中青年也有不小的比例。
**们的心是虔诚的，不论是冬夏春秋，不管刮风下雨都按时参加宗教活动。去年的七月，江南地区遇到罕见的高温，赤日炎炎，气温连续数天高达摄氏40度左右，但是信教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各种宗教活动。主持人刚刚宣布仪式开始，钢琴乐曲声起，唱诗班领唱，众人相随，唱起了“赞美诗”。尽管酷热的暑气灼得信徒们浑身汗水淋漓，但大家仍然忘情地唱着，沉浸在一种极为庄严虔诚的氛围里。
基督教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分支，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据传是耶稣创立的。认为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善、无所不能的上帝，它创造并主宰着世界，人类从降生起就犯了原罪，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才能获得救赦，死后好进“天国”。据称目前世界上有基督**9.5亿人。
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呢？有关数字显示：1982年全国信徒300多万，是建国初期的四倍多，目前人数超过400万。有关人士预测。中国的“基督教热”在今后的几年内仍将呈上升趋势。
使人注意的是，“基督教热”兴起之初，信教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白发，而且文盲居多；没过几年，信徒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了信教队伍，他们当中有教师、干部、工人、农民。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如此信奉“上帝”呢？作者采访了一些信教青年，听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和入教动机的介绍，令人深思。
A姑娘，文静秀气。30出头了，还没有成家，按时髦的说法，她是个“老姑娘”了。家人、同学、同事，就连单位领导都为她着急，各路人马团团转着她游说，但偏偏姑娘她自己不急。有一次，她为躲避众人对她喋喋不休的絮言，走出了家门，偶然来到了教堂门口，那庄重的歌声传到她耳边，诱使她走进了教堂。她说：她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她爱教堂里的宁静，这里唱诗、颂经那么井井有条，人与人那么彬彬有礼，在这里没有一点点的压抑感。作者问她，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独身？她笑笑说，不完全如此，现在自己年纪是大了些，但至少目前还不准备结婚。
B是一位34岁的男青年。他对作者说：有一段时期，我感到脑袋空空，不知干什么好。对许多问题感到迷惑不解，特别是现在许多社会现象让人心寒，不少干部嘴上讲的比唱的还好听，一旦遇到分房子、加工资就拼命往自己身上扯，更不用说学雷锋啦。主——耶稣说，要以他永恒的爱，来爱所有的人，同时，又以他的爱来吸引人。这很合我意，于是我就信了教。
一个星期天，作者在“基督教堂”门口和一位刚刚做完礼拜出来的小C攀谈起来。“你为什么会信教？”他说：“我前年生了重病，医生说是不治之症，后来，至杭州、上海等几家大医院去治疗过，花了5000多元钱，病没好，钱也用完了，在朋友们的鼓动下，我走进了教堂，想求助于主耶稣来解除我的病痛。”另一位女青年也是如此。她虔诚地说：主耶稣能看见她受的痛苦，听见她发出的哀声，只有信主，祈求圣灵的恩赐，才能拯救自己。
近几年一些农村虽然生产发展了，物质生活充裕了，但是精神生活依然很贫乏，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不甘寂寞，纷纷参加宗教活动。
作者和一些信教的农村青年交谈时，他们说：我们这里工厂办起了不少，新房也造得不少，但是长年累月没电影、没有戏看，“文化室”空了，“民兵之家”散了，团支部也不搞啥活动，我们不信教还能干什么呢？
面对“基督教热”的兴起，人们在问：它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用讳言，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它将会被更好地继承发展。
在采访中，作者了解到不少信仰宗教的群众积极投身改革洪流，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可以听到宗教信徒为民做好事的故事。诚然这些信教群众是从“荣神益人”的教义出发的，但这种爱国和爱教结合的精神对社会还是有益的。对于**来说，最使人敬畏的莫过于：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等等，这些戒律，犹如一把利剑悬在头顶，所以，信教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极为少见。
“基督教热”的兴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目，应当如何对待这种“基督教热”呢？我们应该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落实信仰宗教自由的政策，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对宗教活动还要依法加强管理，使之和我们的社会相协调。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成了“上帝的新子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摘自《东西南北》杂志1991年第1期第28-29页
24、《调查资料》
①“……统计资料表明，新**中，绝大多数人是因为自己或亲属生病不愈而到基督教里求主保佑他们恢复健康的。疾病的痛苦无疑是人们皈依宗教的最直接的诱因，这种情况，即人们希望摆脱现实中疾病所造成的苦难，对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医疗水平实际上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没有使他们解脱苦难，宗教似乎使他们解脱了；医院没有给他们治好的疾病，上帝似乎给他们治好了，怎能使他们不信仰宗教，不膜拜上帝呢！……”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由罗竹风
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第266页
②温州宗教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探寻温州宗教发展的特点，我们作了一次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初步分析整理如下：
一、历史简况
近百年来，温州的宗教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天主教，于19世纪中叶从福建沿海一带和台州等地传入温州，解放前夕，教堂达到147所，**达3万多人。现今，6万多天主**遍布温州各地；基督教，在温州共有六个教派：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教自立会、耶稣教自立会、安息日会和基督教聚会处。基督教在温州发展得特别快，解放前夕，就已有教堂659所，**7万8千多人。目前，有教堂700多所，**31万多人。……
二、温州宗教的几个特点
纵观解放以来温州的宗教，我们认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量大面广，发展迅速。解放初，温州基督**7万8千人，占当时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全省的三分之一，天主**3万多人，占全省的二分之一。到1986年，温州的基督**达31万多，仍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天主**也增到6万多人。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天主、基督**的绝对数从解放初的340万增加到1982年的600多万，增长了75%。而温州，人口虽然增了一倍多，但**总数从11万增到36万多，增加了227%，远远超出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占人口的比例也从4%升到5.8%，其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比例的8.7倍。
2、**的文化宗教素质普遍较低，温州宗**的文化、宗教素质相当低。……
3、不少党员、干部入教，是近一、二十年温州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特点。列宁曾说，宗教是私人的事，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它决不是私事。我们党的文件明确规定，除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党员干部可以信教之外，其他党员、干部不准信教。但在温州，一段时间内，有不少党员、干部或公开或秘密地加入了教会。据对温州城区、近郊区和瑞安、平阳、苍南县的统计，一九八二年时，信教党员达到500多人，占了这几个地方党员总数的1%，其中还有些是党组织的负责干部。后来虽然经过整顿教育，大部分都退出了教会，但暗中仍然参与活动者还有不少。近年来城乡中陆续地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入教。
4、青少年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基督徒的年龄构成逐渐变轻。“文革”后期到近几年，大批青少年涌进了教会大门，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据1982年统计，平阳县基督教中，30岁以下的信徒约占**总数的70%，其中18岁以下的占28%。苍南县宜山区，有基督徒、天主**18000多人，其中18岁以下的有5300人。……
——摘自《温州宗教问题的调查》
作者：倪集崇、陈伟智、郑颉丰(市委党校与宗教事务局)
③近几年来，温州商品经济崛起，宗教也在迅速发展。温州基督教的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性。1986年，全市基督**居全省之首，同解放初比较，增加3.8倍，相当于1965年的8倍。从**的年龄结构看，中老年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二，大部分是“文革”前入教的；青少年约占五分之三，大部分是“文革”后期和近几年加入的。1983年，平阳全县**中，30岁以下的占70%，18岁以下的竟占总数的28%。全市男女**的比例为39:61。有些地方的**人数已经超过当地人数的一半，如瑞安市湖岭区全山村，全村969人，**已发展到700多人(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在内的10多名党员)，占全村人口的72%。龙湾区蒲州镇共901户人家，信教户就达到480户，占全队的总户数的58%。全市现有教牧人员128名，经政府批准和**自行恢复的教堂有635所，联合聚会点和宗教活动点(包括自发点)共1094处。
——摘自《论温州宗教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作者：莫法有（温州师范学院）
④“……有一个天主**聚居的村庄，信教群众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四年来人均收入增加五倍。有位**传授他的大棚种韭菜经验，帮助近二百户成为韭菜专业户，为全村创造产值三十多万元。……”
浙江有基督徒较多的县，县内有的乡镇的**尤为密集，统计数字表明，**聚居乡的生产情况，同其他乡相比，毫不落后。例如：**聚居的某大队1983年粮食亩产量在全乡占第三位，人均收入占第一位。有一个乡的**占全乡总人口百分之十七点五，1983年该乡人均收入在城北九个乡镇中占第一位。该乡一个村有七十多户农民，其中**有六十户，该村在各村评比中，出售肥猪为第一位，人均收入为第三位。该县有九个基督徒比例比较高的乡镇。在1983年三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被拘捕和审查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摘自《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第13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