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护士学校的学习和一年的接生实习后，我就要派到医院了。当时护士的月薪是十元，这可是一大笔钱。我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自愿到鸭绿江边的边境地区。因为派到那里可拿工资外的二十元津贴，边境地区有很多的土匪出没，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故而边境津贴实际上就是扶恤金。对一草袋大米才三元，一筐鸡蛋才一分钱的时代来说，三十元的月薪的确是笔大数目。
母亲担心地挽留我，不让我去边境地区。邻居们也都说生命比金钱贵重。
“唉，我听说那里有很多土匪杀人放火啊！”
“还不止那些呢，有时连衣服也全扒走呢！”
“可不是嘛，住在那里的人们都怕土匪，要往南部搬家呢。你一个姑娘家单枪匹马的……”
可是，我早已下定了决心。
“妈，人生不在于匪帮而在乎上帝。不要担心了，呆上三、五年就……”
“好了，我知道你下面讲什么话了。好日子也好，大瓦房也不错，只是我不想用你在满州用生命换来的钱过好日子啊。我供你念书也不是为了这些呀……”
我也拗不过母亲，我知道硬说是不行的，只好用非常手段了。
“可是妈，递上去的自愿书是不能取消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就这样好不容易征得了母亲的同意。说归说，事实上我心里也很怕遇上土匪。听说他们残暴得象发狂的禽兽，只要冰封鸭绿江就会过来抢牛、猪、粮食等，而且杀人不眨眼。这些风闻真叫我坐立不安。加上我出发时正值二月份，冰还未解冻，脚还没站稳的时候遇上匪帮可怎么办啊。但是内心深处却分明有一个刚强壮胆的信心。
（上帝保守我呢，谁敢对付我？）
最终我把前程交托给上帝，安顿好母亲后，揣着一张调令到了咸境北道楚山地区。好在那一个冬天平安地过去了。
在楚山服务的第二年一月中旬，在风雪交加的一个晚上，值班的我到一个高中教师家接生去了。去年我在他们家接生过头胎女儿，那天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欢天喜地我也很高兴，忙着照顾产妇和婴孩，一晃就过了十一点，他家婆婆说：“怎能让一个姑娘家在深夜单独回去呢？”就拿着灯笼跟了过来。
我到医院还没来得及脱下大衣就听见刺耳的警铃声。值班的员工慌忙跑出去招呼医生和护士。医院闹翻了天，电话铃也响个不停，有人喊道：
“他们出现了，这么冷的天匪帮出现了。”
听到喊声我马上就知道事态了。过去几个月里也有过几回。
“不知道又是哪个村子被洗劫了？”
我自言自语地重新穿上大衣，戴上手套。那时卡车已到了医院的大院里。
“大家快上车，这回要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多穿几件衣服。听说有不少伤员，多带些棉球和纱布！”
我们急忙收拾好医药品上了卡车，二十三名医生和护士中留下两名后，其余的人全部紧急出动了。我们坐的卡车离开楚山上了长白山脉的山坡上。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急驶的卡车，好象随时都要滚下山崖。寒风夹着雪打在脸上，可我们也全然不顾，每个人都不敢喘大气生怕不知什么时候从哪个山沟里飞出子弹来。竖起大衣领随着拐弯的卡车晃来晃去的我突然想起了母亲，还想起了弟弟圣民，耳边好象响起了母亲挽留我的声音。为了打消这令人恐惧的念头，我使劲甩了甩头望着天空。天空依然漆黑，飘下的鹅毛大雪冰冷地灌进脖子里。不一会儿我们坐的卡车到了一个叫碧洞的村子。
“下车，下车，到了到了。”
我们都下了车，在车上蹲了好几个小时腿都发麻伸不开了。下车一看，全副武装的警察们正几步一岗地站在那里。
我们俩人一组搭伴进了村子。我进去的人家在那个村子里是最悲惨的。八口人中七口人已经死去，仅剩一个小男孩儿，肋下负了伤，肠子都流出来了，真是惨不忍睹。
“天哪，怎么会这样……”
我心跳如雷，手足无措。几个小时前还在那位老师家因喜得贵子而欢乐着，而同一时间里这个村子的人在瞬间已死掉了数十人。我们用绑带固定骨折的胳膊，止住了血，大概进行急救措施后把活下来的十一个人装上了大卡车。片刻也不能耽延了。到达楚山前又死了四个人，只剩下七个人幸免于难，太惨了，数十口人的村子只存活了七个人。那次事件之后，我在边境地区又经历了几次类似事件，每次我都想明天一定收拾东西回到母亲身边，可是事情一过就又忘了。起初为边境补贴而来的很多护士不到一个月就都回去了。而我为了能让家里摆脱困境，冒着生命危险在楚山度过了三年的岁月。那期间我家的光景有所好转，搬到新义州时还买下了梦寐以求的大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