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我生下了长子圣水，可是那年初夏开始有一些奇怪的传闻，没多久空中开始有巨大的B29飞机轰轰地飞来飞去。太平洋战争打得白热化了！起初我心中有了一些抱怨，生长在贫穷的环境中，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结了婚，生儿育女刚要过上好日子就有什么战争了。可是一想这场战争或许能让我的祖国得到解放时，心中由哀地产生了希望。
我们在后院挖了防空洞，每天进行三、四次防空演习，一有飞机出现的警报就飞快地躲进防空洞。这样也觉得不够安全，第二年五月干脆到近郊的乡下避难了。在这混乱中不断地传来韩国要独立的消息。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都欢天喜地，但是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不敢把那些话说出口，只有一些靠得住的人聚在一起时才能相互交换这方面的信息。
“盟军已占领新加坡了。”
有一次听到空袭警报跑进防空洞后，我自言自语地说：
“这场鬼战争，不管怎样能够独立就好了。”
这下可吓坏了坐在身边的丈夫，他掐了我一下说：
“别乱说，让鬼子听见了不毙了你才怪呢。”
我们生活在有口不能说，有耳听不到的黑暗中。不仅这样，还说为了造航空油让孩子们上山扒树皮、采松油，并且征走了所有的铜制器皿，手上的金戒指也不例外，加之橡胶是紧缺的战争用品，人们不得不穿上日本木履了。学校里不让学生讲韩国语，要讲日语，并按日本风俗创姓氏，改名字，人们不再是根据韩国固有的家谱有名有姓的人了。
然而上帝爱我们的民族，让我们迎来了八月十五日的解放。三千里江山到处喊万岁的那一天，我们领着三个孩子从后山的防空洞回到了村子里。村子里到处都有太极旗（韩国国旗），人们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欢乐的心情。青年们挥动着太极旗大喊独立万岁；妇女们相互拥抱哭成一团，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人们用泪水冲刷着这黑暗的世界。再也见不到追踪父亲的可恶的日本警察了，从此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堂堂正正地称呼对方的真名实姓了。
然而这独立的喜悦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那漫长的黑夜刚刚熬过，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尽情地吮吸早晨清新的空气，乌云就笼罩了过来。解放的喜悦没过半个月，突然三·八线成为主要话题。
“是三·八线，还是四·二线，这都没有定下来。要是四·二线的话，新义州就属于南部了，关键在于开罗会谈上怎么定了。”
果然没过几天随着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分断的消息，满载大鼻子、蓝眼睛的苏联军人的大卡车接连不断地向南开进。又听说苏联兵不仅掠夺商店的货物还绑走年青的姑娘。所以不管是姑娘还是媳妇儿，出门时都背上一个小孩儿，这样他们就认为是妇女而不动手。人们不安地说：
“唉呀，日本强盗走了，这次来的更厉害了。”
正当人心惶惶的时候，苏联人开始到处抓日本男人，塞满了几十辆卡车后，送往苏联了。传闻不仅是日本男人，在日本官衙上班的人也要抓走。如果是这样，在海关上班的丈夫难逃此厄了，我们昼夜提心吊胆，最后下结论，在此地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丈夫和弟弟打算越过三·八线到南部。
我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后，把钱用布包着放进了装满辣椒的大袋子里，丈夫和弟弟背起袋子向南部出发了。我对邻居们讲他们上南市卖辣椒去了。他们到南市后对人说是上平壤，到平壤又说是上海州卖辣椒，一路上装扮成卖辣椒的过了三·八线，可是他们一去两个月都杳无音讯。
留在新义州的家人也计划过冬后的春天越到南部，为此，每天晚上都悄悄地准备，把家什都整理好了，两个月后终于接到丈夫和弟弟平安越线的信，过几天又来消息说到达了汉城。那时南北部还有通信来往，让我放了不少心。在这乱世中韩国教会迎来了又一次奋兴时期，各个教会都在召开奋兴会。我所在的新义州第二教会也请来金邻瑞长老开了奋兴会。奋兴会前，在执事会上提出了安排讲师住宿的问题，有一位长老小心翼翼地开口说：
“把讲师安排在旅馆怎么样？”
领会的韩景职牧师拍着地板说：
“都解放了，有十位长老的教会竟把神的仆人安排到旅馆去，成何体统，在神面前要受责备的。”
我见牧师如此伤心，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这怎么办？每个房间的东西都打包了呀……也不能请到我家去，等我过了三·八线后买一幢大房子，专门准备一间屋子来接待神的仆人吧。）
那天执事会结束后，我在上帝面前做了许愿的祷告，果真到今天为止总有上帝的仆人与我家同在。
教会天天晚上召开奋兴会，可是民心却越来越不稳定。天一黑，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了，晚上我上教会时就背上召集在美国牧会的长子圣水，因别的事要出门时就在脸上抹锅底灰。在奋兴会上我痛悔了五年来远离上帝、不守礼拜日、让母亲伤心的过犯，天天上教会悔过后恳求上帝在这乱世当中开一条能够平安地逃到南部的路，从九月份到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份为止整整七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天不落地上教会做了晨更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