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主要历史事件
1.从理性主义到启蒙运动
自十七世纪开始，许多思想家如笛卡儿(ReneDescartes,1596-1650)、斯宾诺沙(BaruchSpinoza,1632-1677)、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tz,1646-1716)等人都强调人理性的功能，于是产生「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思想。
笛卡儿是法国的数学家，也是虔诚的天主**。他为了响应当时的怀疑主义，而提出「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的名言。斯宾诺沙是被逐出犹太教的泛神论者[1]。他否定超自然神的存在，而相信大自然就是神的实体。莱布尼兹则是德国的基督**，他以本体论证明神的存在，并认为神是所有物体之源，祂是那最高的「纯体」。
当理性主义主宰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想时，英国也产生了「经验主义」(Empiricism)。经验主义哲学家强调人类感官的经验在知识产生中的作用。因为理性不能单独运作，必须藉助于经验所取得的数据或证据，才能去判断或解释。在英国最有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包括如清**哲学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爱尔兰主教柏克莱(GeorgeBerkeley,1685-1753)，及怀疑论者休谟(DavidHume,1711-76)等人。休谟的怀疑论，影响了十八世纪的康德，及二十世纪的罗素。
在神学上，则有「自然神论」(Deism)的兴起。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离开了，并任由人去管理和发展。因此他们虽然不否定神的创造及存在，但是否定神迹、道成肉身、预言及祷告的功效等。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中，如杰佛逊、富兰克林等人，大多是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甚至在宣教策略上，也曾产生重大的影响。
到了十八世纪，这些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潮风靡全欧洲，后世称之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的主将是法国的鲁索及伏尔泰。鲁索(Rousseau,1712-78)是个言行不一的思想家。他曾经是基督**，后来改信天主教，最后成为自然神论者。他自由放任的儿童教育理念，对近代教育有长久的影响，但是他却将自己的五个孩子遗弃在孤儿院里。他在1762年出版的《民约论》中，所提倡的突破性观念，即政府是一种「社会契约」，成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虽是他的笔名，而不是他的本名，但是后人却只知道他叫伏尔泰。伏尔泰与鲁索相似，虽相信有神，却拒绝任何教条与教规，他也无情地攻击教会。他为当年风行一时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撰写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启蒙观念，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浪潮。
2.民主革命运动
在十八世纪下半，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及法国大革命(1789年)是影响重大的两个事件。两者基本上都是启蒙运动思想在政治改革上的实践，但是结果差异很大。
美国独立战争是在美国灵性的「大奋兴」之后发生的，又有后续的「福音复兴运动」支撑，因此民众的灵性及道德基础较稳固，所以民主的改革较能够循序渐进。《独立宣言》虽然采用鲁索的政治哲学，但是仍以神为最高权威，并以「不证自明的真理」来证明他们的要求正当。另一方面，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政教分离，并准许言论和**结社自由。因此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化国家。
法国大革命却在人民灵性低落的状况下产生，以致后来功败垂成，与美国独立战争两者有鲜明的对比。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因素之一是经济因素，当时贵族及教会拥有全国大部分的土地，贫富悬殊严重，引起农民及中产阶级不满。1789年革命爆发后，所通过的《民权宣言》，虽然高唱「自由、平等、博爱」，教会却并没有拥有自由。结果天主教会财产被查封，神父和修女被迫还俗，宗教团体被查禁。暴民甚至将巴黎圣母院教堂的圣母像砸碎，另外雕了一座「理性女神」取而代之。1792-93年间，革命党将法王路易十六、贵族和主教们，全部送上断头台。在1993-94年，暴民的恐怖统治达到最高潮，巴黎的「人民法庭」将数万人送上断头台，甚至革命党的领袖也被砍头。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战争英雄拿破仑在1795年，取得了政权，又恢复帝制，法国的民主革命终告失败。
另一方面，由于拿破仑在欧洲各地引发战争，使欧洲各国自顾不暇，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海外宣教都大受影响。再加上理性主义思想的冲击，欧洲教会灵性低迷，敬虔主义的热潮也消退了。因此使基督教宣教的基地由欧洲大陆(原以德国为主)，转至英、美两个英语系国家。因此十九世纪以后，80%的基督教宣教士来自英、美两国。
3.工业革命
由于近代的科学，是在基督教(新教)为主的地区内，特别是英国开始发展的，所以很自然地，「工业革命」乃是在十八世纪从英国开始萌芽的。「工业革命」的影响深远，特别在下列几方面：
(1)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型至工业社会，许多城市社会开始出现。贫富悬殊的现象更趋严重，贫民窟开始出现。而且工人薪资低、工作时间长，许多童工在龌龊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苦不堪言。劳工阶层成为社会上最受欺压的一群人，而教会也忽视他们的存在及需要。
(2)由于原料及廉价劳力的缺乏，导致英国的殖民主义及奴隶贩卖的兴起。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力，非洲的黑奴被俘虏、贩卖至英国、加勒比海及美国。为了掠取工业生产的原料，英国积极地在印度、非洲各地建立殖民地。因此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与十七世纪以前的殖民地不同。之前是为了建立通商的基地，现在是为了掠夺资源。
(3)最后，欧洲工业国家的富强，也逐渐带来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及帝国主义思想。甚至在宣教事工上，也都直接地或间接地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II.两次基督教的灵性大复兴运动
1.美国的「大觉醒」运动(GreatAwakening,1726-1760)
美国的「大觉醒」是由爱德华滋(JonathanEdwards)在纽英伦区展开的，之后怀特菲尔德(GeorgeWhitfield)在大西洋两岸又掀起另一波大奋兴的浪潮。这些灵性的复苏运动，对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有正面的影响。
十七世纪的美洲殖民地人民，几乎都来自于英国，其教会背景以清**的「公理宗」(CongregationalChurch)，和英国长老宗(PresbyterianChurch)为主。另外还有英国国教，及由威廉斯牧师(RogerWilliams)领导的浸信会(BaptistChurch)，其成员很多来自英国浸礼会。
十八世纪初开始，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已逐渐失去拓荒者原有的宗教热诚。因着商业的发展，物质主义使得教会死气沉沉，人们对信仰的事很麻木，去教会的人数不到百分之五。「大觉醒」起先是由纽泽西州的荷兰改革宗教会开始的，后来扩及沿海的东岸各州。但是使「大觉醒」运动造成极大的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却是爱德华滋。
爱德华滋(1703-58)出生于新英格兰的康涅狄克州的牧师家庭中，他在1724年毕业于康涅狄克学院(即后来的耶鲁大学)，1727年接任他的外祖父担任麻州北安普敦公理会的牧师。在1734年，他讲了一系列「因信称义」的道，因此点燃了属灵大奋兴的火。
爱德华滋是一位学者型的牧师，着作极丰。他讲道绝不煽情，乃是逐字读他的讲稿。但是圣灵的工作，却使人们成群地接受耶稣基督。爱德华滋后来自己记述说：『神似乎亲自来到镇上：人们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充满爱心，也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充满快乐，可是又充满痛苦。几乎在每间屋子里，都可以见到神在那里工作。』[2]
「大觉醒」影响到麻州及康州，并在1740年达到高峰。在新英格兰约三十万人口中，有二万五千至五万人决志信主加入教会。也在同一年，怀特菲尔德来到新英格兰旅行布道。怀特菲尔德(1714-70)出生于英国，与韦斯利兄弟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他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巡回布道家，也是第一个用露天布道的方式，向群众布道的人。后来十九世纪的慕迪(D.L.Moody)，及二十世纪的葛理翰(BillyGraham)，也都沿用他的方式举行布道大会。
怀特菲尔德的巡回布道恩赐，使新英格兰「大奋兴」的火，更是燃遍了北美洲殖民地的各处。他于1738年至1770年曾在美国有七次旅行布道，对美国的「大觉醒」运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数年之内，约有一百五十个教会受到影响。许多牧师被复兴，教会再次恢复了活力。宣教事工受到激励，教派间的隔离被打破，高等教育受到重视，宗教自由为政治自由铺路。这一切都为美国独立战争，建立了坚实的属灵和道德基础。
2.英、美国的「福音复兴运动」(EvangelicalRevival,1787-1825)
几乎与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同时，圣灵也在大西洋彼岸的英伦三岛，掀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福音复兴运动」。首先在1735年开始，在韦尔斯有一个「韦尔斯大复兴」，怀特菲尔德就是在这里信主的。然后在1738年，约翰韦斯利(JohnWesley)也在一个莫拉维亚宣教士的分享会上，被这股属灵的热流所复兴。
约翰韦斯利是一个勤奋的布道家，一生中曾骑马旅行布道达二十五万哩之远！他也极擅长组织，将教会的会众编组成「小组」及「班」，以便彼此督促、互相代求。他的弟弟查尔斯韦斯利则是多产的圣诗作者，共写了七千多首圣诗。有人说赞美诗对福音奋兴运动的贡献，不下于讲道。后来由于英国国教抵制约翰韦斯利，不准他在英国国教的教堂讲道，他被迫只好在户外的帐棚中布道，结果大批的劳工及下阶层人士信主。这批信徒虽然都在英国国教的体制内，却不被接纳。后来当约翰韦斯利逝世后，就成立了「循理会」(MethodistChurch)。循理会打破传统，使用许多平信徒讲员，并设立了「巡回讲员」的制度。
这个「福音复兴运动」不但是近代福音派运动的先驱，而且在社会改革上(如禁止贩奴、狱政改革、改善劳工环境等)，贡献良多。在废除奴隶制度的奋斗上，英国上议院的威伯福士(WilliamWilberforce)爵士，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基督徒。他经过三十多年不屈不饶的努力，终于使英国国会在1807年通过了禁止贩奴及蓄奴的法案。这些社会改革及大批的中下阶层人士的归主，也遏止了英国政治及宗教的大灾难。
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乃是基督教教育方面「主日学」事工的兴起。这个原本是为失学的劳工及农人预备的「识字班」，后来却成为教会中基督教教育最重要的一环。主日学是由循道会的会友包尔(HannahBall)发起的，然后由圣公会的雷克斯(RobertRaikes)发扬光大。英国的「主日学协会」是在1803年成立的。英国的主日学运动，带动整个社会向全民义务教育跨出第一步。美国的「主日学协会」则是在1824年成立的。
这个「福音复兴运动」(美国有人称之为「第二次大觉醒」)，十九世纪初也在北美洲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由于「福音复兴运动」的影响，在1800年左右，美国民众去教会的人数，已经比独立前增加了一倍[3]。另外单单是循道会的信徒人数，就由1800年不到三千人，增加到1830年的十七万五千人，其中还包括印地安人及黑人[4]。也建立了许多福音派的神学院。
III.克理威廉及近代宣教运动
1.克理威廉(WilliamCarey,1761-1834)
在宣教方面，这些一波波的灵性复苏运动所埋下的种籽，更使十九世纪初开始的「近代宣教运动」蓬勃展开。其中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理威廉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因为他几乎独力开创了一个新的宣教世代。他的宣教理念及作法，迄今仍是基督教宣教策略的主流。
克理威廉1783年受洗，原为鞋匠，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是后来经由自修成为牧师。他深受爱德华滋神学的影响，因此萌生海外宣教的异象。1792年他所发表的有关宣教异象的论文：《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归信》(AnEnquiryintotheObligationofChristianstouseMeansfortheConversionoftheHeathen)，打破过去因为偏激的加尔文主义带来的固步自封的观念。他强调耶稣的「大使命」，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同年他在一次讲道中，提出「期待神作大事，竭力为神作大事」(ExpectgreatthingsfromGod,attemptgreatthingsforGod.)的名言。
因着他的激励，「浸信传道会」(BaptistMissionarySociety)在1792年创立。这是「福音复兴运动」所创设的第一个海外宣教组织，而克理威廉也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个宣教士。他于1793年到达印度孟加拉国，四十年之久，他殷勤地工作。他开设染布厂，以「织帐棚」的方式自立更生。并且学习各种印度方言，到他去世之前，他与同工已完成总计约三十几种语文的全部或部分的圣经译本。另外他还出版了几种字典、文法及印度书籍英译本[5]。他虽然没有受过很多的正规教育，但是神所给他的语言恩赐，却是空前绝后的。
克理威廉在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建树。他开办基督教学校，创建一所大学；1820年成立印度农学会，改良农业；研究植物学，后来甚至获得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的荣衔。他也领导废止杀婴、童妓、寡妇殉葬等陋习的运动，在1829年获得成功。他成为激励他人投身宣教的「触媒」，也成为近代宣教士的典范，因此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
2.宣教组织(VoluntaryMissionSocieties)
在「浸信传道会」成立之后的一、二十年内，欧洲各国都纷纷开始成立宣教组织，并差派宣教士到海外，蔚为风潮。这些自愿的宣教组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是：
(1)平信徒扮演重要的领袖角色；
(2)有明确的宣教目标，并能招聚广泛的支持；
(3)大多数是不在宗派教会的组织内，较能集中资源。
例如在英国成立的差会就有伦敦传道会(LondonMissionSociety,1795)、伦敦圣教书会(ReligiousTractSociety,1799)、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ForeignBibleSociety,1804)等。而圣公会及循道会也设立了他们宗派内的宣教组织。在欧洲方面还有荷兰差会(1796)、巴色差会(BaselMissionSociety,1815)、巴黎传道会(1822)等组织的建立。
美国的各宗派，也在属灵复兴的浪潮下，都纷纷成立宣教差会。十八世纪末，有好几个宣教组织成立，都是针对印地安人的宣教而设的。到了十九世纪初，目标就转向普世宣教。于是新的宣教差会开始成立，例如以公理会为主的「海外传道会」(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于1810年成立，并在三十年内差派了694位宣教士。另外美国的「浸信差会」是在1814年创立的，其中最有名的宣教士，是到印度及缅甸宣教的耶德逊(AdoniramJudson)。而美国圣经公会则是在1816年成立的，对协助宣教士翻译圣经及印刷、发行圣经，贡献极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宣教士，义无反顾地迈向宣教工场，牺牲极为惨烈。据统计在1790-1850的六十年间，到达非洲的宣教士，只有极少数活过两年以上[6]，大多数在疾病、野兽及土着的攻击下殉道了。然而前仆后继地，有更多的宣教士接替他们迈向宣教工场，因此开启了这个伟大的宣教世纪。
IV.主要宣教策略
克理威廉是基督教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采用了许多非常有创意的宣教策略。因此以他所采用的这些策略，不但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方针，很多直到如今仍是基督教宣教策略的主流。他在基督教宣教史上的地位，就好比利玛窦在天主教的地位一样崇高。也有人将他与马丁路德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宣教的先知性创见，使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并不为过。
1.广传以当地语文翻译的圣经
由于受到宗教改革家的影响，以各国的文字翻译及发行圣经是基督教圈子里宣教士的共识。克理威廉终其一生，全力以赴地翻译圣经，他甚至将宣教中心变成语言中心。他首先完成了孟加拉国语的圣经翻译工作，后来又与其它同工合力翻译了另外五种语言的全本圣经、二十三种语言的新约圣经，及十种其它语言的部分圣经。各国的圣经公会则赞助其印刷及发行。
迄今，圣经的翻译及发行，仍然是基督教海外宣教的最首要工作之一。因此目前圣经已经有将近三百种语文的全译本，另外还有两千多种语文的部分译本，其中大多数是由圣经公会及威克里夫翻译社(WycliffeBibleTranslators)所译。天主教由于政策的缘故，在圣经的翻译方面就相当保守，一直到将近二十世纪中叶，才开始改变。
2.用各种方式及途径传福音
为了经济上自立，克理威廉建立了染布工厂，又设立农场及学校，这是近代的所谓「创启式宣教」(CreativeAccess)的雏形。他认为宣教士应该尽可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后来有些宣教士也效法他的作法，纷纷建立医院、学校，以教育、医疗、农业、科技，甚至贸易的途径来配合宣教。
由于「福音复兴运动」的影响，当时的宣教士，并没有把「传福音」与「社会改革」视为截然对立的，相反地他们认为这两者应该是是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事工。所以克理威廉在印度极力地为寡妇殉夫、童妓、种性阶级歧视等社会上不公不义的现象大声疾呼，并竭力奔走，终于获得成功。
3.尽快建立当地的教会
早期莫拉维亚宣教士不喜欢成立有组织的教会，宁可维持一种松散的信徒团体型态。克理威廉则强调教会的重要性，并依据浸信会的组织结构，建立自主性较大的本地教会。这些教会虽然与英国的浸信会有关连，却不在其管制之下。这种比较独立的教会型态，与其它差会所建立的教会相比，更显示出其优越性[7]。
但是他的观念显然是超越时代的，大多数的宣教士并未沿袭他的观念和作法。因为大多数的宣教士是由各宗派所差派，所建立的教会也就自然隶属于各国的不同宗派。因此后来也渐渐造成宗派间的竞争，影响彼此的合作与合一。同时，由于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的影响，西方宣教士的种族及文化的优越感渐渐明显，他们往往将殖民地的教会视为未成年的「孩童」，总是将最后的决策权牢牢抓住，不肯尽早赋予本地教会自主权，这都影响到本地教会的成长。
4.尽快培育本地同工
虽然当时还没有所谓的「三自政策」(自立、自养、自传)，但是克理威廉却有先见之明，极力培育本地同工。他施洗的第一位信徒，后来成为当地极有恩赐的巡回布道家。他也重用女宣教士，去向那些被局限在深闺里的妇女传福音。这在当时也是个创举。在1805年他就已经开始宣告他的这种策略，1819年他更设立了「西蓝波学院」(CollegeofSerampore)，以训练本地的同工。
因此当天主教的宣教仍在强调「适应」(Accommodation)的策略时，基督教却已开始强调「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策略。前者要求各地教会尽可能仿效西方罗马天主教的型式，后者则在原则上鼓励本土化。当然在实际运作上，基督教并没有比天主教好多少。因为西方宣教士仍然以西方教会的组织，移植到本地教会上；在本土化的程度上，西方宣教士也拥有最后裁决权。但是至少本地信徒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唱诗、读经、崇拜。
5.了解当地「非基督徒群体」的文化、背景及思想
克理威廉同时代的宣教士往往将西方的文化强加在本地信徒身上，他们禁止非洲部落的舞蹈、太平洋群岛的花环、印度尼西亚的族屋，视之为「异教习俗」。克理威廉却认为，要向印度人传福音，不仅要学会他们的语言，而且要学习他们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克理威廉本人对印度的语言、文化、习俗、植物极为精通，他和他的同工甚至将许多印度文学及印度教经典译为英文[8]。虽然他为此曾遭受批评，但是他认为这是建立本土化教会所不可或缺的，而且事实上这对他的宣教工作帮助极大。
但是后来他的观点逐渐被别人接受，有许多的宣教士仿照他的方式，开始对当地文化予以深入的研究。因此十九世纪时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很多是出身于宣教士的背景。
参注：
1《基督教二千年史》，海天书楼。1997年，487页。
2同上，441页。
3DavidBosch,TransformingMission,Orbis1991.p.279.
4《历史的轨迹》，438页。
5《基督教二千年史》，572页。
6RalphD.Winter,“FourMen,ThreeEras,TwoTransitions:ModernMissions,”inPerspectivesontheWorldChristianMovement,WilliamCareyLibrary,1999,p.255.
7StephenNeill,ChristianMissions,Eerdmans,1964,p.264.
8GreatLeadersoftheChristianChurch,ed.byJohnD.Woodbridge,Moody1988.p.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