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基督教与欧洲文化之会通
谈到宗教与文化的会通，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及发展，是另一个成功的范例。但在讨论基督教与欧洲文化的会通时，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不仅在初期遭遇到希腊罗马文化的挑战，而且后期也成功地教化了先后入侵罗马的蛮族，最后才逐渐形成今天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在会通的过程中，宗教与文化的交互影响是必然的。因此我们也将探讨其会通的过程与结果。
(一)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
1.使徒时代（公元30－100年）
基督教是脱胎于希伯来人（即现今之犹太人）的古老信仰，因此，基督教是由一小群犹太信徒开始的，后来才逐渐在其它民族中传开。这些基督徒自然地组成了早期“教会”，而初期教会的领袖都是那些跟随过耶稣的十几位“使徒”（原意是“奉差遣的使者”）。这些使徒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而且绝大多数最后都为信仰殉道。其中活的最久的一位使徒乃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约翰”，着名的《约翰福音》及《启示录》即出自他的手笔，他大约死于公元95至100年左右。因此基督教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使徒时代”。
这些使徒几乎全部是来自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省的犹太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程度较低，因此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主要都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唯一例外的是使徒保罗。他诞生于大数城（在土耳其东南的海边），这是当时罗马帝国境内三个着名的大学城之一（另两个是希腊的雅典及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在使徒中，他受希腊文化的熏陶最深。但是保罗也同样受过严紧的犹太宗教训练，他是受教于当时最孚人望的“拉比”（即“教师”之意）迦玛列门下。正因他具备这种双重文化的背景，保罗成为向非犹太裔的外族人传扬基督福音的最佳人选。
保罗传教的基本策略有两个：（1）以大城市为中心，（2）以犹太人聚集的会堂为起点。他的都市宣教策略，日后形成了以城市教会为中心的教会体系。另外他以犹太会堂为起点的策略，更是促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迅速广传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当时，犹太人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大城市之内，总数约有七百万人，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七。[1]在犹太人的小区中，几乎都有犹太教的会堂。而在犹太会堂中，也常还有一些归依犹太教的外族人士，他们被称为“虔诚人”。[2]因此，每当保罗在犹太会堂中宣扬基督福音时，不仅可以吸引一些犹太信徒，往往也得到许多“外邦”信徒。然后就从这些信徒开始，保罗建立了许多各地的教会，发展极为迅速。因此，最早期的基督教，犹太色彩浓厚，外人很难分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而教会领袖也多半是犹太裔的信徒。所以依据《使徒行传》的记载，[3]最早期的基督教，主要仍是在犹太人中传播。这现象不仅在巴勒斯坦的教会是如此，即便在巴勒斯坦之外亦然。
随着基督教快速的成长，非犹太裔的信徒日渐增加，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为了是否仍须严格遵守各种犹太礼仪引起了争执。其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犹太人对食物的禁忌和割礼。[4]最后在公元49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中，[5]教会领袖们才达成共识。他们采纳了以使徒保罗及使徒彼得所提的建议，将“信仰”与“文化”作适当的区隔，不再要求外邦信徒遵守犹太人的文化和习俗。
耶路撒冷会议是基督教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个决议也成为日后基督教在不同文化中宣教的准则。从此外邦信徒开始大量涌入教会。因此，在公元60年左右，除了巴勒斯坦的教会之外，罗马帝国版图内的教会，都已转变为以非犹太人为主体的教会。即便如此，到公元100年左右，教会最兴旺的地区，仍然与犹太人群居之地有许多重迭之处。直到第二世纪，教会才开始在没有犹太人的地区发展。
但是后来由于下列三个因素使得基督教与犹太教渐行渐远：1）教义上的冲突，（2）犹太民族的排外性，和（3）在巴勒斯坦发生的几次反抗运动。
在教义方面，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大的冲突在于耶稣的身份问题。对基督徒而言，耶稣是“弥赛亚”（系希伯来文之音译，即“救主”之意，希腊文之音译为“基督”），是神的独生子。祂是神成为人的形状，来到人间，为替全人类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乃是建立在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复活及基督的再来等信念上的。至于犹太**，则期盼一位“民族救星”式的弥赛亚，故尔无法接受一位为救赎人类而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同时，犹太人的“独一神论”也使他们难以接受神是“三位一体”的概念。这种教义上的差异，使得两教越来越水火不容。
其次，犹太人的民族性极为排外，这是由于他们经历亡国之痛，因此更希图保持信仰及血统的纯正。他们以“神的选民”自居，即使在落难他乡之际，仍然能挺身昂首，傲然卓立。他们拒绝与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吃喝交往，更不屑于与他们称兄道弟的。然而基督教却是一个向万国万民开放的普世福音，基督徒秉持着耶稣及使徒的教训，不分种族、文化、贫富、贵贱、男女，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称，亲如家人。这在极端保守的犹太**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因此，排他性强的犹太教与包容性大的基督教，自然发生冲突。
最后，使犹太人与基督徒分道扬镖的重要因素，乃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革命战争。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铁腕统治下，曾有近百年相安无事的日子。但是由于罗马巡抚的横征暴敛，终于在公元66年暴发了叛乱。罗马军队在平息这场暴乱时，约屠杀了六十万至一百二十万犹太人，[6]并且焚毁了圣殿。在这个时期，基督徒却逃离了故乡，定居在约旦河东岸的比拉城。犹太人指责基督徒的叛逆与懦弱，基督徒却将圣殿之毁灭视为耶稣预言之应验。双方的仇恨日益加深，而基督徒也希望与叛乱的犹太人划清界限。至此，基督徒乃与犹太**完全仳离。
但是也就在基督教与犹太教分手之际，基督教开始遭到罗马政府的**。使徒彼得与保罗都在公元64年为信仰殉道，死在尼录皇帝手中。从此展开了为期长达两百五十年的基督教血泪史。在此之前，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影子下，不受注意地默默发展，甚至受到保护。因为罗马人的宗教是多神的宗教，后来甚至连皇帝也被视为神祇，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然而犹太人是不拜偶像的，所以在犹太人叛乱之前，罗马帝国给犹太人特权之一，就是容许犹太人不参与祭拜神祇的仪式。由于早期基督教被视为犹太教的一支，因此也享受到同样的自由与特权。可是后来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冲突日增，基督徒的人数也增加到相当引人注目的数量时，罗马政府直接针对基督徒的逼迫也就开始了。但是总的来说，在使徒时代，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例子，大致上是零星的、局部的，而且为期不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已有显着地成长。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公路，有助于信徒往来传播基督福音。第二，在公元三百年之前，希腊文是通行全国的语言，而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至于耶稣之前写就，与犹太教通用的《旧约圣经》，在公元前两百年左右，已有希腊文译本。因此，在传播福音时，可以直接用希腊文讲述，不需要藉助于经典的翻译工作，这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比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有利之处。
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与罗马文化的交流还不太明显，但与希腊文化的交流，则已经展开了。简单说来，这个时期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是采取“适应”(accommodation)的模式。[7]如果当地习俗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抵触，则教会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如果有冲突，则教会也绝不妥协。另外一个文化适应的范例，乃是《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三本耶稣传记相比，《约翰福音》有明显的希腊色彩。他以希腊哲学家所熟知的“道”(logos)，来介绍这位成为肉身、活现在人面前的神，可以说是匠心独具，而且贴切地将希腊人和犹太人对神共有的概念表达出来。
因此，《约翰福音》和使徒保罗的书信，都可以说是文化适应的最佳范例。而在公元100年以前，《新约圣经》的二十七卷书，都已先后完成了，且广泛地在各教会间流传。藉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宗教之间，找到了共通点，可以作为以后进行更深刻的文化会通的基础。
２．教父时代（公元100－500年）
所谓的“教父”乃是初期教会的一些领袖，他们有些是思想家，有的是“护教者”，其中有多人也成为殉道者。这个时期，不仅是基督教的快速成长期，也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的时期。其中又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公元313年），下令停止对基督教的**，为这个时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基督教不断受到无情的逼迫，而教父们的作品大多是用希腊文写的，因此称为“希腊教父”。但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却摇身一变，成为受政府保护且拥有特权的宗教。在这个时期的教父作品，大多以拉丁文为主，因此称为“拉丁教父”。
（１）君士坦丁称帝之前（公元100－312年）
自第一世纪末开始，基督教受到血腥地**，但是教会仍快速地成长。初期的信徒，主要是以下层人士为主，但也有中产阶级和少数上层人士。[8]但是后来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到第四世纪初，已成为教会的中坚份子。[9]他们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讥称的“人类中的渣滓”。相反地，他们大部份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并以金钱资助穷困的教会。[10]在道德方面，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大体上很好。[11]他们禁止堕胎、杀婴，而且收容许多弃婴，抚养他们长大。在家庭方面则儿女孝顺，夫妻互敬互信。甚至当时奉命捉捕基督徒的官员普林尼，也向罗马皇帝报告说，基督徒实在可算是“模范公民”。[12]另一位异**格林也曾如此形容基督徒：“他们如此不断地自律自制，他们如此强烈地渴望达到道德上最完美的境界，以至于他们几乎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13]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道德崩溃的危机。因为罗马人原本朴实、勤勉的民族性，已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而变得奢侈、淫逸、自大。罗马帝国的原始宗教，是属于“精灵崇拜”(Animism)，这是“非道德性”的宗教，因此无法提供高尚的道德准则。但是在接触到希腊文化后，罗马人就将希腊众神吸收到与它们相似的罗马诸神中。然而这种希腊罗马宗教也只有少数罗马公民及自由人才会信奉，对大多数的奴隶阶层而言，反而是来自东方和埃及的神秘宗教及占星术，最为流行。[14]
同时，在哲学方面，这时期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罗马帝国境内流行的哲学思想，主要有新柏拉图派、以彼古罗派、斯多亚派及犬儒主义等几种。[15]新柏拉图派(NeoPlatonism)的思想强调灵肉二元论，认为灵魂是善的，肉体是恶的。并且要认识神，必须依靠神秘经验。以彼古罗派(Epicureanism,或译为“伊璧鸠鲁派”)则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创立的，其宇宙观与近代的物质主义相似，基本上他们否定永生，追求实时行乐，以致于后来倾向于纵欲主义。斯多亚派(Stoicism)则强调理性与自我节制，其道德水平颇高，与基督教伦理有颇多相容之处。犬儒主义(Cynicism)则主张以无欲为最高的德行，他们自甘过穷困的生活，是极端的禁欲主义。所以在罗马帝国之内，对于伦理道德的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在当时罗马帝国所充斥的，是在道德上近乎真空的各种异教，或是道德败坏的纵欲派，要不就是严酷的禁欲派等。相对的，基督教却不分种族和阶级，强调平等、博爱、节制和谦卑等美德，因此基督教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兴宗教。即便在**及威胁之下，基督教的发展仍然极为迅速。据估计，到公元三百年左右，君士坦丁登基之前，在罗马帝国东方（小亚细亚及巴勒斯坦），大约已有四分之一是基督徒。在都市，基督徒人数更多，譬如叙利亚的安提阿城，基督徒约占了一半左右。[16]但是在西方却只有二十分之一。[17]这是因为，相对而言，西方在这两百多年间，比东方战乱少，希腊罗马文化的根基也较牢固，基督教较不易渗入。
这时期教父的最主要贡献，乃是以希腊哲学的逻辑推理方式，将基督教神学思想系统化。特别值得注意的，乃是一些被称为“护教者”(Apologists)的人士，例如爱任纽(Irenaeus)、殉道者游斯丁(Justin)、特土良(Tertullian)、俄利根(Origen)、亚他那修(Athanasius)等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也都有精深的希腊文化造诣。他们的心志乃是一方面要与反对基督教的人士为真理而辩，另一方面又要驳斥基督教内的异端份子。他们最主要的贡献，乃是在基督教的教义方面。由于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因此许多神学问题，诸如有关耶稣的神性、三位一体的神等，都是在这段期间被确立下来的。
这些希腊教父对希腊哲学的态度是十分友善的，他们认为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的“先驱”或“启蒙**”。[18]所以，他们强调两者的相似之处。例如柏拉图的永恒概念、实体与表相的区分，都曾被俄利根借用来解说基督教的思想；而斯多亚派的道德观念，也被视为与基督教伦理相互辉映。
此外，在这基督教创立的三百年之中，确立了新约正典、“使徒信经”(Apostles-Creed)和教会组织三件影响深远的大事。[19]“使徒信经”并非使徒们所写的，而是综合了使徒们的教导，以精确的文字，勾勒出基督教信仰的纲要来，成为历代信徒的共同信念。新约“正典”(Canon)则指被众教会共同认可的新约圣经书目。自基督教开始传播以来，虽已有许多基督徒的着作在教会中流传，但是其真伪、价值仍需鉴定。虽然新约正典是在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和老底嘉会议（公元363年）才追认的，但在此之前，共识早已形成了。这在视圣经为神的“启示”之基督教而言，确立圣经的权威性，是至关重要的事。
至于教会的组织，也是逐渐发展的。最初的教会组织是很松散的，在各地方性的教会只有长老和执事两种职份。后来由于教会人数日增，其中一位长老便成为长老团的主席，称为“主教”。而大城市的主教也再进一步成为整个区域的“区主教”，至于教会的教区，往往是以罗马帝国的“省”来划分的。这种层次分明、组织严密的教会结构，是受到罗马政治文化的启发。在面对政府的逼迫和异端的挑战时，这种教会组织，曾发挥极大的作用。
但自第二世纪开始，基督教受到越来越严酷的逼迫。分析其原因，则有好几方面的因素。第一，罗马帝国在经历将近两百年的太平盛世之后，开始遭遇到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基督教就成了替罪羔羊。罗马皇帝及官员认为，是因基督徒拒拜偶像，致遭天谴。当然这是推卸责任的话，但在无知的群众里，也的确发挥了转移注意力的效果。第二，基督徒拒绝对罗马神祇献祭，也不肯在皇帝雕像前烧香，这在罗马人看来，是拒绝对罗马帝国效忠的表现。在内战外患频仍，民众忠诚度大为降低的时代，“对国家不忠”是极重的罪名。但是事实上，在基督教受尽逼迫的两百多年中，基督徒很少反抗，而犹太人在公元66、132及156年，就引发了至少三次反抗罗马的革命战争，每次都死亡枕籍。第三，基督徒对世俗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教会领袖劝基督徒避免去竞技场观看残酷的决斗，或去戏院看猥亵的表演，特土良甚至要基督徒不要从军。凡此种种，都曾被指责为搞**的行动。
因此，有两百多年的时间，许多的基督徒被火烧死、被野兽撕裂、被斩首、被监禁或被鞭打，然而正如特土良所说的：“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种子。”[20]虽然有少数基督徒变节，但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坚持到底。殉道者对信仰的忠贞，激励了许多信心动摇的信徒，并且赢得更多的信徒。这些基督徒不屈不挠地忍受试炼，默默地加添人数，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出戏。[21]
(2)君士坦丁登基之后（312－500年）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不但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为戏剧性的过程。依据历史家尤西比(Eusebius)的记载，[22]在公元312年一场争夺王位的决战前夕，君士坦丁看见天空有十字架，并有文字写着：“靠这记号，就必得胜。”翌日，君士坦丁的军队，就拿着有基督记号的盾牌，高举有十字架与X记号（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头一个字母）的旗帜，与对手决一死战。结果君士坦丁的军队大获全胜。过了一年，君士坦丁就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赋予基督徒在法律前与众人平等的地位。
君士坦丁的行动究竟是出于宗教信仰或是一种圆滑的政治手腕？很多历史家认为是后者。[23]因为一方面，他的军队中以基督徒为主，支持基督教对鼓舞士气、团结人心有益。另一方面，基督徒的品格及对执政者的顺服，也有助于巩固君主专政的政权。何况这个新的宗教，或许还可以净化罗马的道德，并强化婚姻与家庭关系。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对基督教的支持，似乎是与日俱增的。他赋予主教在教区内有审判的权利，豁免教会的不动产税，圣职人员又可免除某些公民义务。他自己还捐赠给教会大笔金钱，在君士坦丁堡及耶路撒冷兴建宏伟的教堂，并定星期日为圣日，使百姓可以不作工，而去教堂作礼拜。这一切措施，都让当时的基督徒欢欣不已，向神感恩赞美。
然而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是利弊互见的。由于作基督徒突然成为一种殊荣，而且有各种物质的、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成千上万的人涌进了教会。但是“量”的增长却同时带来“质”的降低，[24]教会领袖们开始有争权夺利的事情，信徒们也有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因为大批的异**涌进教会，许多异教之风也带入了教会。譬如说受异教多神信仰的影响，教会在第五世纪末开始敬拜圣徒、殉道者和圣母马利亚。而对圣徒及殉道者遗物（诸如骨头、头发、衣服碎片等）的迷信，也逐渐流行起来。[25]
为了抗拒世俗化的潮流，“修道主义”(Monasticism)开始兴起。最早的修道士是埃及的安东尼，他在公元270年开始过“隐士”般离群索居的日子。后来逐渐有修道士群居的情形，这是后来修道院的滥觞。到基督教被接纳为国教之后，修道主义更是很快地传到罗马帝国各地，尤其是东方。而这些自愿脱离尘世，立志过圣洁生活的修道士，便代替了早期的殉道者，成为信徒敬重、崇拜的对象。这些修道士，在第五世纪后，欧洲“基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这段期间，最出名的教会领袖乃是安波罗修(Ambrose)、耶柔米(Jerome)和奥古斯丁(Augustine)三位“拉丁教父”。因为在此时，拉丁文逐渐取代了希腊文成为帝国内通行的语文。有人说希腊教父使基督教比较神学化、形而上学化及神秘化；而拉丁教父则使得基督教较为伦理化、法律化和实用化。[26]
安波罗修（公元340－397）是尼西亚信经的支持者，为信仰的纯正而努力。他最脍炙人口的事迹，是禁止屠杀无辜百姓的皇帝狄奥多西领圣餐，直到皇帝公开认罪为止。耶柔米（公元340－420）最伟大的贡献，乃是以二十三年的努力翻译了拉丁文圣经，称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迄今，这仍是被天主教视为最具权威的拉丁译本。奥古斯丁（公元354－430）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如马丁路德等人，都从他的思想得到启发。他最主要的作品是《忏悔录》及《上帝之城》。他所提出的“原罪”观念，是基督教最主要的教义之一。
在这期间，教会召开四次重要的国际性“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以弗所会议（公元431年）和迦克墩会议（公元451年）。这些会议都是为了教会内的教义之争而开的，大会结束时所制订的“信经”，至今仍为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大部份的基督教（新教）所共同接受。直到这个时候，基督教内部的教义之争，才算大致平息。
然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罗马帝国从第四世纪开始，已经日暮途穷了。在罗马帝国的外围有许多蛮族，其中最主要的是日耳曼裔的哥德人。公元376年，西哥德人因受匈奴人的**，而越过多瑙河入侵罗马帝国。这些哥德人虽然最后被逐出东罗马帝国，但是他们又联合了其它的日耳曼部族攻打帝国的西方。公元410年，阿拉利(Alaric)率领西哥德人攻占罗马城，六天六夜之久，蛮族洗劫了这个大城。对罗马帝国内的百姓而言，这是令人震惊的事。许多异**责怪基督徒背弃了罗马神明，致遭此劫。奥古斯丁为了回应异**的控诉，就写了他的不朽名着《上帝之城》。
罗马帝国为何衰亡？这是历史上的热门话题。吉朋(EdwardGibbon)在他的名着《罗马帝国兴衰史》中断言，是基督教毁了罗马帝国。[27]他说基督教不但对古典文化宣战，又使人们从积极的现实生活转变为消极地准备世界末日的来临。正当罗马帝国号召人去作战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不抵抗的观念，并鼓励人拒服兵役。因此，基督教的胜利，就是罗马帝国的灭亡。
上述这些评语，的确有部份属实。但是正如名历史家威尔杜兰的看法，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后所造成的“结果”。[28]因为在基督教开始传播之前，罗马帝国的宗教与道德已经瓦解，所以基督教才能快速地发展。公平地来说，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实际上，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由于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的。[29]
罗马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她的人口锐减、道德风气败坏、阶级间的斗争、赋税繁重、战争频仍。[30]人口减少是因为中上阶级的节育、堕胎，加上瘟疫与战争，使帝国西部人口锐减。到第四世纪左右，大部份的罗马军队都是日耳曼人或外族雇佣兵。罗马人原有的纯朴、刚健的性格，也在耀眼的财富中消失殆尽。同时，为了上层人士的奢侈享受，税负极重，民不聊生，阶级间的矛盾日增。所以，罗马帝国的败亡，内部的因素才是主要原因。
然而，西罗马帝国并没有因罗马的沦陷立刻灭亡，还苟延孱喘了六十多年之久。公元452年，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入侵意大利，准备进攻罗马，后来因教皇利奥一世(Leo.I)的交涉才撤兵。公元455年，另一支日耳曼裔的汪达尔人(Vandals)继侵占西班牙和北非之后，渡过地中海进攻罗马。这次又是因着教皇利奥一世的求情，才使罗马在经过十四天的揉躏之后，还幸得保存。公元476年，罗马军队的蛮族将领叛变，自立为王，强迫罗马皇帝退位，西罗马帝国至此正式灭亡。但是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则还延续了一千年之久，直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才沦陷于土耳其人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罗马皇帝无法保护罗马城时，却是教皇救了罗马城。因为那些先后入侵西罗马帝国的蛮族，有许多原先已经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像东、西哥德人，在第四世纪初，就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且有了哥德文的圣经，只是他们是属于被列为异端的亚流派(Arian)。[31]还有同属日耳曼族的汪达尔人及布根地人(Burgundians)也是亚流派的基督徒。因此这些蛮族对教皇都还很尊重，才能略有节制，免得生灵涂炭。教会在此烽烟四起、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却仍然能屹立不动，成为乱世的中流砥柱，准备承当起向蛮族传扬福音的重任。
3.中古世纪（公元500－1500年）
如今教会站在中世纪的门坎前，面对的是一个野蛮的异教世界，教会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另一方面还要教育这些人。但是教会已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保护，教会本身也有一些腐败的现象，只是教会仍有健全的教义、强大的组织和一批热诚的福音使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他们在这双重使命上，有辉煌的成就。在蛮族倾覆罗马帝国后五百年，欧洲的新兴国家几乎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再过五百年，即公元1500年左右，这些新兴国家也都已发展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中古世纪，教会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也是文明的缔造者。
(1)中古世纪前半期（公元500－1000年）
在第六世纪初，除了哥德人及部份日耳曼人是属基督教亚流派之外，大部份的蛮族都是异**。这些信异教的蛮族，在罗马帝国版图内的，有在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Franks)，在荷兰东部的撒克逊人(Saxons)，和在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在罗马帝国版图以外的蛮族还有住在爱尔兰的塞尔特人(Celts)、住在北欧的斯干地那维亚人(Scandinavians)等。
这些蛮族大部份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宗教及神话，也有法律和制度，只是不懂得读与写，因此没有高度的文明。[32]要教化这些蛮族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但是在五百年内，教会逐步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欧洲各蛮族都先后接受基督教。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民族归向基督教的时间：
爱尔兰人-第五世纪末
法兰克人-第六世纪初
英格兰人-第七世纪初
荷兰人-第八世纪初
日耳曼人-第八世纪中
斯拉夫人-第九世纪末
斯干地那维亚人-第十一世纪初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都是个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在这段时间，常常是只要国王信了基督教，全族的人也都同时归信。譬如说，法兰克王克洛维(Clovis)原是异**，后在主教的安排下，娶了一位基督徒公主克罗蒂达(Clotilda)。经由克罗蒂达的影响，再加上他戏剧性地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克罗维乃在公元496年，率同三千名部属同时受洗。[33]这种用婚姻为手段，来达成传教的目标之策略，曾用了不止一次。这与唐朝时代，笃信佛教的文成公主下嫁西藏，结果使西藏完全佛化，有异曲同功之妙。
另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策略。例如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68－814年)就强迫他所征服的地区人民以受洗来表示顺服。当然，在这个时期，纯粹以武力为手段来宣教的，并不多见。通常都会与其它方式（譬如派修道士去教化百姓），综合运用。但是基本上，在中古世纪的教皇及教会，都是采取先针对统治阶层的“由上而下”的宣教途径，[34]这与基督教在头三百年所用的“由下而上”的策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不可否认的，的确达到了“群体归信”(MassConversion)的效果，使得欧洲在五百年内全部基督化。
这种由上而下的策略，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天主教主要的普世宣教策略。例如自利玛窦来华，一直到清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都是将注意力放在皇帝及官员身上，期望借着他们的改信基督教，能重演当年欧洲蛮族先后全族归信基督教的事迹。只是因为中西文化和环境的差异，事与愿违，功败垂成，此为后话。
从外在形势来说，在这五百年间，欧洲的情势可以说十分惨淡。在西方，有蛮族的争伐；在东方，则有回教的攻击。在第七世纪末，回教已囊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到公元718年，回教的军队又攻占了西班牙，开始进攻高卢。幸而于公元732年，法兰克王“铁锤查理”(Charles.Martel)在都尔平原，挡住了回教精锐的骑兵，才挽救了西欧。但是基督教已经元气大伤，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教区及信徒，而西欧又甫经战乱，整个形势可以说是坏到极点。
然而就在这欧洲诸王群龙无首之际，教会却扮演了调和的角色，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在中古世纪，真正挑担了文化承传之重任的，却是修道院。其实，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几乎同时承当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
在宣教方面，爱尔兰的修道院竖立了极为成功的典范。自从圣派垂克(St.Patrick)在公元432年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之后，修道院在文化较落后的当地，有极大的影响力。后来因欧洲大陆的战乱，许多饱学的僧侣逃至爱尔兰，使爱尔兰的修道院水平大为提升。在第六至八世纪之间，爱尔兰的修道院收纳来自英国及欧洲大陆的青年学子，施予最好的教育。但是爱尔兰教会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富有宣教的热诚。这些塞尔特裔(Celtic)的修道士与欧洲大陆的僧侣不同，他们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们常常十二个人一组，出去作“基督的朝圣者”。[35]他们主要的动机，是为了作苦行僧，宣教其实是附带的结果。然而自第六世纪开始，这些塞尔特僧侣将基督教传到了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大陆每个角落。所到之处都兴建修道院，一面训练宣教士，一面研究圣经。所以修道院成为当时的宣教与文化的中心。通常，这些塞尔特僧侣并不是由教会正式差派出去的，而是自动自发地外出宣教。但有一些修道士，则是由教皇特派到未闻基督福音之处。例如被尊称为“日耳曼人的使徒”之波尼法修(Boniface)，就是由教皇为了扩张教区到德国而差派去的。他设立了几所着名的修道院，并教导当地人畜牧、农业及家事等技术，建树颇多。[36]
在教育方面，修道院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在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前，世俗的教育基本上是由政府负责的。当时的课程是延续希腊式的教育理念，要学习初级的“三学科”(Trivium)，即文法、修辞和逻辑；还有高级的“四学科”(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七门课程，在中古世纪结束以前，一直是西方世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便越来越依赖教会来提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襄赞公务，而修道院也逐渐成为教育中心。
从一开始，修道院就很看重教育。最初修道院只收有心加入修会作修道士的男孩，但是到了第九世纪，修道院也容许那些只是为受教育而来的人入学，但是教育的目标仍然是宗教。[37]至于在课程安排上，仍以传统的七个学科为主，并以拉丁文来教学（此时已很少人会希腊文了）。自第六至第十一世纪，那些修道院的学校，几乎主导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界。其中最着名的学校，分别设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地。
其实法兰克王“铁锤查理”的儿子丕平(Pepin)在波尼法修的协助下，就已开始进行教育的改革，但是最有成果的，还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当查理曼在公元800年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后，他努力地为西欧人民取得三件无价之宝：法律、文化和基督教。[38]在文化方面，他大力提倡教育，并特别自英格兰礼聘神学家阿昆(Alcuin)来主掌皇家学院。阿昆在皇家学院中栽培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他们都成为修院及学校的领导人。因此，虽然后来查理曼帝国不久就**了，但是阿昆及他的学生所带来的教育改革，却产生了所谓“查理王朝的文艺复兴”(CarolingianRenaissance)。[39]
至于文化方面，修道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第一，修道士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抄写许多的圣经经卷和各种古典着作，为文化留下了无价之宝。第二，他们为了教化蛮族，甚至为蛮族创立他们自己的文字。譬如被称为“斯拉夫教会之使徒”的司瑞尔(Cyril)和美梭丢斯(Methodius)，就是由希腊正教于公元860年派往斯拉夫族的莫拉维亚人（即今之捷克）中间，去传播基督教的。他们兄弟二人就为斯拉夫人发展出一套通用至今的斯拉夫字母，为斯拉夫人奠定了文化的根基。此外，哥德人所用的哥德文字，也是由宣教士发明的，并为他们翻译了圣经。这种以创立本族文字系统的宣教模式，是基督教（新教）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对没有文字的文明落后地区的文化传承，有极大的贡献。
因此，基督教在开头的五百年里，主要是在思想上，和已发展到高度水平的希腊罗马主流文化会通，形成一个新的希伯来─希腊─罗马文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自第六世纪开始，情势有了新的转变。如今基督教所面对的，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文化。所以，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以“强势文化”的身份，来提携、濡化甚至改造本地的文化。因此，今日所谓的“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主体，所创造出来的新文明。
在政治方面来说，教会在第六至十世纪之间，势力日渐高涨。第一，罗马教皇的地位已明显地凌驾在其它主教之上，只有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勉强可与之分庭抗礼。第二，在欧洲陷入各立为王的战国时期，教皇的地位反而变得举足轻重。尤其是教皇大贵格利(GregorytheGreat)，他在公元590至604年间担任教皇，并取得政治大权，指派都市行政首长，并与蛮族缔订和平条约。第三，教皇在第八世纪开始为君王加冕，使教皇的地位更是如日中天。
然而自第九世纪开始，封建制度渐渐发展，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而教皇就一度被意大利诸侯所控制，直到教皇若望十二世结合了德国国王奥图的力量，才挣脱意大利的辖制。但是政教之间的权力斗争，却一直不断。在东方的教会则完全不同，他们一直用希腊文，在回教兴起后，更失去了大多数的教区及信徒。在政教关系方面，东方教会则一向屈服在东罗马帝国之下，东罗马皇帝完全控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及教会。而东西方的教会关系一直很微妙，若即若离，明争暗斗。到了公元1054年，由于教皇利奥九世与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交恶，双方关系才正式决裂。
(2)中古世纪后半（公元1000－1500年）
自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分道扬镳后，希腊教会在回教压力之下，没有太大的发展，只有在斯拉夫民族间，仍有宣教工作继续进行。所以俄罗斯及许多东欧国家，迄今仍属希腊东正教的范围。但在其它地区，希腊正教只能勉强维持原有的局面，无法进一步开展。然而在西方的拉丁教会，不但在教皇的权势上，依然如日中天；而且在文化的贡献上，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当然在这五百年间，最重大的事件，可能是“十字军东征”了。十字军东征的原因，是因为在东方，土耳其人代替了阿拉伯人占领了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对来自欧洲的朝圣者非常不友善，因此教皇乌班二世(UrbanII)在公元1096年发动了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之后，直到十三世纪中期，共有八次左右的十字军东征，[40]前后持续了二百年之久。
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可以说乏善可陈，因为固然第一次东征夺回了耶路撒冷，但也只勉强维持了八十年。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使许多西欧人士第一次接触到文化水平更高的东罗马帝国及回教国家，不但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也因吸收到久已失传的希腊文化，以致于引发了西欧在十三、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文化的“复古运动”或“寻根运动”。因此学习希腊文和用高雅的拉丁文写作，蔚为时尚。[41]
然而从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来说，在这五百年间，最主要的影响仍是修道院运动。只是这时的修道院，与六、七世纪时代的修道院已有很大的改变。在九世纪左右，许多修道院已逐渐世俗化，腐败的风气也开始蕴酿，因此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分别有“克吕尼运动”(ClunyMovement)和“西妥修会”(CistercianOrder)两次的修道院革新运动。
克吕尼运动是由于一位敬虔的亚奎丹公爵，在公元910年于法国东部的克吕尼，创立一所新的修道院开始的。[42]他们严格执行禁欲主义，但是的确唤起当代灵性的觉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克吕尼运动是一种“体制内的改革”，期望恢复修道院和教会的自主性，可以不受地方政治势力的操纵。在最兴旺的阶段，克吕尼运动曾一度统管了两千多所修道院。在十至十一世纪之间，许多教皇是克吕尼运动的支持者，也使这运动的影响力达到最高潮。[43]但是在十二世纪之后，这个运动的势力也开始衰微了。
与克吕尼运动相当不同的是“西妥修会”。这个新的修会是在公元1097年创立于法国的西妥(Citeaux)。他们强调劳力而非学术，看重私祷而非公祷，要求每个修士亲手耕作、织补、煮食，不得假手仆役[44]。他们生活十分清苦，因此赢得百姓的敬重，在十二世纪末，有几百间西妥修道院散布在欧洲各地。可是在十三世纪后，由于西妥修会已变得很出名，又很有钱，所以原初的宗旨不再能够维持，声势也就下坠了。[45]
事实上，在中古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乃是一些新兴的修道教团，其中最着名的有“方济会”(Frans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他们的修道士与早期的僧侣不同，这些修道士被称为“传道士”(Friars)，[46]因为他们在街道、在教堂、在学校，到处讲道或教导群众，影响力很大。后来他们也几乎垄断了大学的教席，许多着名的教师，都是来自这两个修会。
道明会是由西班牙的道明(DominicdeGuzman,1170-1221)在公元1220年所创立的，他的心志乃是训练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修道士，借着讲道来教化人心。因此他们的修道士都称为“讲道僧侣”，又称“黑袍僧”(BlackFriars)，[47]因为他们都穿黑袍。道明会修道士以博学着称，许多中古世纪的着名神学家，都出身于道明会。其中最着名的是多马阿奎那(ThomasAquinas)。同时，由于他们有护教的热诚及口才，所以他们也专门作对付异端的工作。十三世纪之后成立的“异教裁判所”，就是由道明会主持的。在清朝康熙年间，为了祭孔与祭祖问题，和耶稣会教士闹出“礼仪之争”的，也就是道明会的修道士。
至于“方济会”则由亚西西的弗朗西斯(FrancisofAssisi,1182-1226)于公元1209年创立的。他出身富家，但献身后立志过贫穷的日子，并赒济穷人。因此方济会的修道士自称为“小僧侣”(MinorFriars)，又称“灰袍僧”(GreyFriars)，[48]因为他们经常穿灰袍，并且赤足。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也发现不容易保持过清贫的生活，于是方济会也容许他们拥有财物。只有少数坚持遵从弗朗西斯最初之会规的僧侣，就**出去，自成一派，但备受逼迫。方济会原以慈善工作为主，所以有“反智”的倾向。可是到后来，为了训练年青的僧侣，也开始注重教育，因此渐渐和道明会僧侣采取类似的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古世纪的后期，西欧的教育中心，已经逐渐由修道院转移到“主教学校”了。因为当教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主教们就在自己的座堂(Cathedral)设立学校，因此称为“主教学校”或“座堂学校”(EpiscopalorCathedralSchool)。[49]随着都市的发展，有些大城市的主教学校增长得很快，无论是财力或人力，都不是任何一个修道院可以比拟的。因此到十二世纪后，欧洲的教育中心已经是主教学校了，其中有一些更成为欧洲着名的学府，诸如巴黎、牛津、剑桥、布隆那等地。这些主教学校不仅训练圣职人员，也培育人文学科和神学的师资。
由于这些主教学校发展得很大，许多主教就指定校长来督导校务，学校也越来越有自主权，所以后来许多主教学校就转变为今天着名的大学。当时校中的师资全部都是修道士，尤其是道明会及方济会的僧侣。所以近代欧美的高等教育，事实上是基督教教育之产物。到公元1300年时，已有大学在巴黎、里斯本、剑桥和牛津等地成立了。这对欧洲文化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十三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不但刺激许多青年人求知的欲望，也使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体系，再度成为当代思潮的主流。那个时代也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主导的时代，着名的学者如安瑟伦、埃布尔拉德和阿奎那等人，都是经院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尝试将神学与希腊哲学揉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发展出“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而阿奎那的“神学总论”(SummaTheologica)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迄今，这巨着仍是天主教的神学基本教材。[50]
文艺复兴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很广泛的。第一，文艺复兴带来新的思想，其中很多是与中古世纪的禁欲主义反其道而行的。因此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先声。第二，文艺复兴也引起研究圣经原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兴趣，但是在研读圣经及早期教父的着作时，许多圣经学者和神学家发现，当时教会的仪文、传统和规条，往往与圣经的教训及初期教会的作法大相径庭。这些新的发现，引发了一波波的争议及改革呼声，最后导致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51]第三，文艺复兴也带来了艺术的黄金时代，米开郎基罗的雕塑，达文西、拉菲尔等人的画，都在教皇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写下了欧洲艺术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4.宗教改革之后（公元1500年迄今）
从基督教与欧洲文化的会通的角度来说，欧洲在十二世纪在表面上已基督教化了，但是尚未完全被转化。因此，这是一个从“质变”到“量变”，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换句话说，到十二世纪时，基督教在欧洲“量变”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但是要使基督教的思想在群众心里深刻化的任务，则还有待努力。到十六世纪时，借着教育的手段，进一步的质变工作已经大致上完成了。
十六世纪之后有许多重大的发展，我们只能约略的提及，而不准备作详细的讨论。譬如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在一般的历史书中，其重要性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宗教改革不仅是基督教内部的教义之争，以致于造成基督教阵营的大**。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乃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民族文化运动”。
宗教改革家强调圣经的权威性，所有的基督教传统和仪文，都必须在圣经的准则下，重新经过检验。这种“批判式思考”的立场，对天主教教庭的威信是极大的挑战，但对每位信徒而言，则是独立思考的开始。因此，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同时，这些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强调所有的职业都是神圣的，都是信徒可以用敬虔的心去从事的。这观念鼓舞了基督教（新教）信徒从事各行各业时，有一股新的动力和“敬业精神”。在英国，这是清**大批投入科学研究，导致近代科学在英国突飞猛进的主因，[52]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推动力。[53]
除此之外，宗教改革家为了使圣经更普及化，乃用各种语文翻译圣经，在很短时间内，德文、英文、法文圣经已经译妥，这对促进各民族发展各自的民族文化，有极大的鼓舞。在这之前，天主教的教庭为了表现出“大公教会”(CatholicChurch)的统一性，坚持在各国各民族都用拉丁文圣经，也用拉丁文举行宗教仪式，以致于只有圣职人员才能看懂圣经，一般平民则无法窥其堂奥。宗教改革促使信仰更能落实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同时也间接地助长了正在萌芽的民族主义思想。
同时，十六世纪也是帝国主义高涨的时代，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首的海上霸权，开始向美洲、非洲和亚洲开拓殖民地，天主教的教庭也同时派出宣教士到这些地区传教。之后，英、法、德、荷等国也向外开拓殖民地，而新教的宣教士也在十八世纪开始积极宣教，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这些基督教在欧洲之外的宣教活动，不属本章主题范围之内，故在此暂且按下不表，在下一章将另行讨论。
另外，十七、十八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以及之后兴起的新思潮如理性主义、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虽然都对当代欧洲思想有重大影响，但是也因与基督教和欧洲文化之会通关系不大，所以只有将来另行专文讨论。
(二)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基督教原本是脱胎于希伯来的宗教，因此，在与希腊和罗马文化会通时，必然会发生交互的影响。本节就是要探讨，在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中，希腊和罗马文化对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以及基督教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希腊罗马文化的框架和思维方法，来达到传教的目的。
1.希腊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自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希腊帝国之后，他及后继的君王都强力地推动希腊化运动，而希腊文就成为当时的国际性语言。甚至当希腊帝国灭亡，罗马帝国取而代之以后，希腊文依旧是帝国内主要的语文。直到第四世纪之后，拉丁文才渐渐取代希腊文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语文。
因此，当基督教开始传播时，希腊文化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已非古典的希腊文化，而是一个包容当时整个文明世界的世界性文化。[54]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主宰整个罗马帝国，主要是透过教育的途径。那时希腊文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也是通商用语。而且希腊的教育理念，和以七门人文学科为主的课程内容，更成为所有知识分子标准的学习项目。
至于基督教与希腊文化之间长时间的对话，第一阶段是从一些“护教者”开始的，第二阶段是由在埃及亚历山大以革利免和俄利根为首的基督教学院接棒，最后则是第四、五世纪的希腊教父们接续这项工作。
在那些护教者（特别是殉道者游斯丁）看来，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共通的真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些最睿智的希腊哲学家，也可能约略领悟那内住于人心的真理，也就是“道”(Logos)。[55]但他们坚持这真理仍只有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才能将之完全彰显。亚历山大学院的革利免则进一步地主张，只有借着希腊哲学概念，才可能完全理解基督教信仰。[56]
但是尝试将希腊哲学引入基督教最力的人物却是俄利根，他深受在亚历山大的犹太哲学家费罗(Philo)的影响，想把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结合。但是他对“道”的看法，由于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以致于使“道”有低于父神的倾向，而违反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因此后来俄利根被判为异端，被逐出亚历山大。然而他对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会通之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希腊文化对基督教最大的影响是文字和语言方面。在古代，希腊文是哲学语言；在基督教世界，希腊文则是神学语言。希腊文是非常精确细致的，适于表达复杂的概念。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及最早期教父的着作，都是用希腊文写的，这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为了应付教会内部神学的争议，许多的神学作品都以希腊文写成，这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确立，有极大的贡献。
其次，希腊哲学对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教父常把希腊哲学视为基督教信仰的“启蒙师傅”或“开路先锋”。[57]例如柏拉图哲学的永恒概念及对真理的认知，对介绍基督教信仰有很大的帮助；[58]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观，也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也有学者指出，基督教之所以能和希腊哲学特别亲切，是因为一方面，没有其它文化像希腊文化一样，能提供一个有关人的特质及人性的哲学；另一方面，也没有哪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有“道成肉身”的教义。[59]
过去很多人指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世界观是全然相反的，但如今大多数学者同意，这些差异是被夸大了。[60]许多被认为是希伯来思想的特异之处，其实在希腊思想中也有。反之亦然。因此，固然差异仍有，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2.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与希腊罗马文化会通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61]基督教由希腊吸取了她们精确的观念及清晰的语言，将之用于教义的说明上。基督教也由罗马撷取了法律及政府组织的概念，藉此建立了教会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其宗教及灵性方面的核心思想，却全然是来自希伯来的宗教。
(1)教会组织
的确，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在教会的组织及运作上的。譬如说罗马帝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体系，教会亦然。罗马帝国逐渐地由比较有自主权的“城邦政治”，转为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基督教的教会也是先由自主性较高的地方性教会，渐渐演变为以罗马教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式教会体系。而各地主教们教区的分划，也是依据罗马帝国的行政组织系统，两者平行并列。
这种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宗教组织，在其它宗教里是少见的，甚至可能是基督教独有的。相对的，中国佛教即使是在最高峰时期，也从未发展出类似的组织来。基督教的这种组织，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前，就已发展得略具刍形。但在第四世纪之后，便加速定型下来。这种教会组织结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曾发挥极大的作用。当罗马帝国解体，群龙无首时，各省市的主教们可以立刻代替行政官员执行安民抚恤的工作。[62]因此，自第六世纪开始，有一千年之久，罗马教廷几乎扮演了西罗马帝国实际统治者的角色。
这种教会组织固然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上，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不少后遗症。首先，这种集权式的组织，必然导致滥权和腐败，即便在教会之内也是如此。因为教会也是由一些有“罪性”的人组成的，与世人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他们深知自己的软弱，也深知罪性之深重，故而不敢自恃自傲，错误或可减少。自从罗马教廷越来越视自己为“神的代言人”，又发展出“教皇无误论”的观点后，腐败的倾向已是无可避免了。教会的腐败，引发了改革的呼声，这就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原因。
其次，组织化也容易造成“僵化”的现象。教会不仅是“组织”(Organization)，也应该是“生命体”(Organism)。生命体是有机体，不是没有生命的架构或物质；是能生长的，而非定型不变的个体；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基督教在第五世纪后，有逐渐僵化失去活力的倾向，后来是风起云涌的“修道院运动”，才发挥了再造的功能，使教会再度生机蓬勃。许多修道院和修会（如方济会和道明会），都是自发性的，并非由教廷设立的。还有一些修道院的改革运动（例如“克吕尼运动”），也是由平信徒发起的。虽然这些修道院或修会最后也都得到教廷的认可，但那也只是教廷顺水推舟之举而已。其实，这些都可视为一种“体制内的改革”。至于马丁路德及加尔文所领导的“宗教改革”-则是一种“体制外的改革”。
(2)教会信条
罗马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她的法治精神，因此罗马的思维方式，比较偏重条理性，其应用则偏重在法律及政治演说上。这对基督教的直接影响是，在第四世纪的“尼西亚会议”之后，产生了许多“信条”(Creed)。这些信条或信经，对教义的辩明上，的确有拨云见日之效；对教会内部的异端，也产生了辨别之功。这都是罗马文化之赐。
所以，在基督教发展的初期，极为重视教义之教导，最早的基督教学校称为“学道班”(CatechumentalSchool)，后来又发展出以问答式教学法为主的“教义学校”(CatecheticalSchool)，都是偏重信条的传授。直到今日，天主教和一些基督教宗派，在信徒受洗前，仍需先上此种课程。当然这种偏重教条教规的方法，也容易失去平衡，会产生一些“伪信徒”，他们可能在理性上认同教义，但在生活上无法表现出基督的样式，在灵性上也无法感受到神的同在。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希腊文化使基督教“神学化”，促使基督教的思想更深刻、更逻辑化；罗马文化则使基督教“教条化”，注重生活的规范及教义的灌输。但基督教信仰的精髓，却是来自希伯来宗教的“个人化”，也就是人神之间的独特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上，人才可能感受到神的超然圣洁及人的罪孽深重，从而体会到神的赦罪之恩。因此，基督教不是讲思想或智慧的宗教，也不是讲教条或戒律的宗教，而是讲人神关系的宗教。
(3)教会的仪式及艺术
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帝国之后，也吸收了许多希腊的宗教、艺术、文学及建筑，从之发展出优美的拉丁文明来。基督教也从这些希腊罗马文化继承了许多东西：例如异**的袈裟、法衣、圣水、圣坛前的蜡烛、节日，古希腊式的会堂建筑，拉丁式的音乐、诗歌等等。基督教并不排斥这些文化表层的东西，反而将这些东西融摄而成基督教的仪式和艺术，然后藉此表达基督教的宗教情操和意境。不容否认的是，希腊罗马的文明，的确使基督教在仪式和艺术表达上更加丰富。到中世纪后期，基督教本身的艺术，更发展到极高的水平，成为今日文明的瑰宝。
同样地，这些宗教仪式和艺术固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也有喧宾夺主的危险。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后来发展出许多繁文缛节的仪式、富丽堂皇的建筑和装饰，以及衣彩缤纷的服装，都使原来极为朴实的基督教大为走样。因此，中世纪许多的修道院及僧侣，都以非常简朴的形态出现，就是一种“反朴归真”的表现。宗教改革之后，许多新兴的基督教教派，也都改采较为朴实的建筑，简化的仪式，并废除某些节日，这也都是经过反思之后的行动。
除了上述三方面之外，罗马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还有教育方面。罗马人将希腊的人文教育简化为七个基本科目，这些科目后来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甚至在中世纪，教会独力承担教育的重任时，这七学科依旧是基本科目。但是这对基督教的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不在此详细讨论。
(三)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
基本上，基督教和欧洲的文化之间，到十五世纪为止，有“启”、“承”和“转”三个阶段。而基督教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古代文明的“继承者”，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缔造者”。
1.“启”：“文化交会”时期——道德的重整
在基督教初期的五百年，是属于“文化交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正如上节所述，希腊罗马文化对基督教有许多影响和贡献。然而同时，基督教也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宗教方面，基督教所提倡的是一种富有伦理实践精神，又强调神圣超越之爱的一神信仰，这与当时民间流行的精灵崇拜式的原始宗教、希腊罗马式的多神宗教、东方式的神秘宗教或希腊哲学家们的泛神论式宗教，都大异其趣。在宗教和思想相互激荡冲突的过程中，基督教的优越性也逐渐表现出来。以至于着名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讨论到罗马帝国时期的宗教时，会说：“除了基督教以外，在人类中没有更吸引人的宗教了。”[63]
基督教与当时的其它宗教相比，她的优越性在于它的“合理性”及“伦理性”。基督教虽然重视神秘的宗教经验，但是也强调理性思考；前者是主观的经历，后者是客观的验证。基督徒行事为人是依据《圣经》的原则，而非依赖异教祭司的“神谕”(Oracles)；运用理性判断，多过用直觉感受。因此，单从知识探索的方**而言，基督教是最合乎理性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宗教迷信的破除，也有益于民智的开启。
至于伦理性方面，基督教与犹太教都是因信徒的圣洁生活而广受称道的。只是犹太教的“种族中心主义”，使之自绝于外人。基督教则吸引了许多教外人士的加入，即便屡经**，教势依旧蒸蒸日上。在道德方面，基督教不但重视个人的操守，也强调公共道德。基督教自始就鼓励信徒捐献，并且关顾穷人、孤儿及罪犯。并曾在早期某些地区实施共产主义的小区生活，但是主要还是以自由捐献的方式。这种捐献是一种自愿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对于减少贫富悬殊，有明显的效果。
比较有争议性的是，有关基督教对奴隶制度的立场问题。有些近代学者质疑，为何基督教未曾明确地反对奴隶制度。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与十八、九世纪的奴隶是大不相同的。罗马人以战俘为奴隶，才产生了奴隶制度。到第一世纪之后，奴隶已占帝国人口的大半，其中有许多知识分子。事实上，当时许多贵族子女的家庭教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基督教虽未曾全面地反对奴隶制度本身，但的确鼓励信徒善待奴隶，甚至释放他们。历史上记载，有一位信徒在第五世纪初，释放了八千个奴隶。[64]有些信徒更给这些刚得自由的奴隶，土地或金钱。总之，奴隶制度随着基督教的广传而逐渐消失了，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在这基督教与欧洲文化会通的第一个阶段，基督教最主要的贡献，乃是在社会伦理的重建和道德的重整上。虽然基督教所带来的这些改革，并未能挽救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的命运，因为那还牵涉到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因素，但是基督教至少帮助东罗马帝国的国祚延长了一千年之久。
2.“承”：“文化承续”时期──民智的启发
基督教在欧洲的第二个五百年，是教化蛮族的时期。基督教在这五百年内，不仅使整个欧洲基督教化，而且成功地保全了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精华，没有毁于蛮族之手。这对文化的传承，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人批评中国的文化常有断层的现象，就是因为在社会动荡不安时，教育体系方面若因改朝换代而中断时，文化的传承就受到严重的挫伤。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当西罗马帝国倾覆，国家教育系统停摆时，却是基督教的修道院承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维系了文化的命脉。
不仅如此，基督教更将拉丁文化及教育理念，推广到欧洲各个角落。基督教的宣教士不仅前仆后继地前往蛮荒地带传教，而且为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了文字，并设立了修道院作为教育中心，使未开化的蛮族，诸如北欧的维金人，英国的萨克森人，高卢的哥德人、法兰克人等，在短短的几百年内，都成为文明国家。所以基督教在这个时期，是欧洲文化的“主导者”及“奠基者”，这种说法，并不算夸大。
3.“转”：“文化再造”时期──教育的推广
自十一世纪开始，由于十字军东征导致的东西文化交流，和继之而起的文艺复兴，使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化彷佛枯木逢春，百花争妍。希腊文化经由阿拉伯学者再度被引介回欧洲，引起复古的热潮。这是欧洲“文化再造”的时期，许多欧洲最精致的艺术作品，也出自这个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上基督教仍然扮演着主导文化的角色，因为许多早期的大学都是脱胎于教会的学校，学识最好的学者也都出身于道明会或方济会等修会，而“经院哲学”更是主宰当时的学术界，所以基督教的影响力仍然无与伦比。
到了十六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后发生的“启蒙运动”，才使整个情势开始改观，教会开始逐渐落居被动的地位。教廷的腐败和教会的**，使天主教自顾不暇，新教则实力尚弱，均乏力兼顾文化的工作。民族主义的浪潮，使教育的主权逐渐转移到各国政府的手中，公立学校开始出现。大学也越来越独立自主，渐渐脱离教会的管制，世俗的人文主义开始萌芽。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锋们，强烈地批判教会，天主教会在内忧外乱中逐渐趋于守势，倒是新教逐渐开始展现活力，积极向海外宣教。但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已由教会转移到大学，至此，教会主导欧洲文化的时代性任务，终告结束。
小结
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比较，发源于犹太地的基督教，能在拥有高度文明的罗马帝国内迅速传播，更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壮观。因为基督教在开头的三百年间，可以说是历经各样的逼迫，不像佛教在中国几乎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力。即便佛教史上几次的“教难”，其受逼迫的程度，也无法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所遭受的血腥**相提并论。但是基督教却在殉道者之血的浇灌下成长，遍及罗马帝国的每个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的时候，借用了希腊的语文、词汇和思想，来表达希伯来的宗教思想，却很少有被希腊哲学参杂、妥协或摄融的迹象。这一点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大概有两方面：一个是词汇和语言问题，另一个是思想的融会问题。
第一，在词汇方面，佛教最初在中国的传扬，语言的困难很大。有些词汇采用音译，以致语意暧昧不明；也有的是借用道家词汇，导致佛道不分，造成混淆。基督教在初期的传播，则困难较少。一来，《新约》圣经及大部份神学作品，都是直接用希腊文写成，没有翻译上的困扰。二来，《旧约》圣经早在公元前二百年就已译好，并广泛流传于罗马帝国之内，因而许多特殊词汇早已耳熟能详，不需另行借用希腊哲学用语。只有少数关键性词汇，如“道”(Logos)，才须借用，因此与希腊哲学产生混淆或参杂的机会较少。
其次，在思想的融会方面，佛教在中国也比基督教在欧洲所面临的问题大得多。因为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前，就已有大小乘之分，而且宗派林立，基本教义差异极大。相对的，中国本身却有思想致密而且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在此情况之下，佛教必须找到适当的“切入点”，因此凡不适合中国民情习性的宗派，自然很快就消失无踪，其它各宗也在儒道两教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有所妥协与修正，最后形成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基督教却不然。因为基督教本身虽屡经异端的挑战，但是基本教义很快就被厘清然后确立，异端也很快就式微了。相对的，当时的希腊哲学则五花八门，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思想可与基督教抗衡，因此，基督教在各希腊学派之间反而容易左右逢源、各取所需。所以基督教在与希腊文化会通的过程中，不仅一直保持原有的特色与教义，而且能吸收希腊哲学的精华。这种拒绝妥协、参杂或“综摄”的立场，也是基督教与其它文化会通时的基本态度。因此，两千年来，基督教在世界各国，虽外表形态和仪式有不同的特色，但在基本教义上，却没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少数“异端”另当别论﹞。
因此，总的来说，基督教对欧洲文化有“起、承、转、合”的过程，[65]它对西方文化的转化与再造之功，不是佛教在中国可堪比拟的。但是两者都是外来宗教在本土文化中，开花结果的范例，也是论及宗教与文化之会通时，必须借镜的实例。
注释：
1威尔杜兰(WillDurant)：《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台北幼狮书店，1973，162页。
2譬如像圣经中《使徒行传》十章二节的意大利军官哥尼流，就被称为"虔诚人"。
3圣经《使徒行传》11:19
4"割礼"是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所传下来的规矩，以割除阳皮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
5请参考《使徒行传》十五章。
6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161页。
7LouisJ.Luzbetak,TheChurchandCultures.Maryknoll,NY:Orbis.1991.p.86.
8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39页。
9R.Grant,EarlyChristianityandSociety.Harper&Row,1977,p.88.
10同上，239页。
11同上，242页。
12同上，243页。
13同上，243页。
14滕慕理：《新约综览》，香港宣道书局，1976年，67页。
15同上，72－74页。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EverettFerguson,BackgroundsofEarlyChristianity,p.299-372.
16R.Grant,EarlyChristianityandSociety,p.11.
17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49页。
18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ParadigmShiftsinTheologyofMission.Maryknoll,NY:Orbis,1991.P.193.
19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李林静芝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6，22页。
20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319页。
21同上，320页。
22祁伯尔：《历史的轨迹》，28页。
23威尔度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324页。
24祁伯尔：《历史的轨迹》，31页。
25同上，52－53页。
26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63页。
27EdwardGibbon,"TheRiseofChristianityandDeclineoftheRomanEmpire",inIssuesinWesternCivilization:Vol.1(editedbyLeonApt.Boston:HolbrookPress,1974),p.219-232.原文系取自TheHistoryof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Vol2,p.1-2,54-70.
28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340页。
29同上，337页。
30同上，338－340页-
31祁伯尔：《历史的轨迹》，61页。
32同上，64页。
33祁伯尔：《历史的轨迹》，65页。
34EugeneNida,MessageandMission:TheCommunicationofChristianFaith,Pasadena,CA:WilliamCareyLib.,1990,p.166.
35LouisJ.Lutzbetak,TheChurchandCultures,p.90.
36同上。
37KennethO.GanfelandWarrenS.Benson,ChristianEducation:ItsHistory&Philosophy.Chicago,IL:Moody,1983,108.
38祁伯尔：《历史的轨迹》，86页。
39HarryRosenberg,"TheWestinCrisis",inEerdmans-HandbooktotheHistoryofChristianity,GrandRapids,MI:Eerdmans,1977,p.229-230.
40祁伯尔：《历史的轨迹》，144页。
41同上，180页。
42祁伯尔：《历史的轨迹》，112页。
43RobertG.Clouse,"Flowering:TheWesternChurch",inEerdmans-HandbooktotheHistoryofChristianity,252-53页。
44同上，259页。
45同上，260页。
46同上，261－62页。
47同上，263页。
48同上，263页。
49KennethO.GangelandWarrenS.Benson,ChristianEducation,Chicago:Moody,1983,p.108-09.
50祁伯尔：《历史的轨迹》，156页。!
51同上，181－84页。
52当代中国科学发展史权威，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在讨论中国科学为何在十六世纪后逐渐落后于西欧国家时，曾有此论点。
53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兴起》(ProtestantEthicsandtheRiseofCapitalism)的主要论点。
54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NewYork:Sheed&Ward,1967,p.102.
55同上，109页。
56同上。
57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193页。
58同上，194页。
59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149页。
60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195页。
61JeromeD-Souza,TheChurchandCivilization,GardenCity,NY:Doubleday,1967,42页。另外持同样看法的学者还有很多，例如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148页。
62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73页。
63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47页。
64ChristopherDawson,TheformationofChristendom,127页。
65有关文化更新的"启"、"承"、"转"、"合"四个阶段的过程，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