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的影响下，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牛虻》。
最早读《牛虻》的时候我应该才上小学，但当时我就被书中的句子激动得战栗。当时觉得牛虻是个革命者，是为革命献生的，是我的榜样。《牛虻》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
我喜欢牛虻，喜欢琼玛，为他们的爱情感动，也为他们不能结合在一起而遗憾。我恨那个出卖了牛虻的主教，是他毁了牛虻，从身体到灵魂。我也恨那个吉普赛女人（牛虻的情人），当时很不理解牛虻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这是他唯一的污点。信了上帝以后，视角完全不同了。
书里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基督徒。牛虻是在神学院里面接受革命思想的。是因为听了那个叫做马志尼的革命党人的演说。这个马弟兄是一个利用基督教和**搞革命的人，打着上帝的旗帜鼓吹自由民主博爱。亚瑟（年轻时候的牛虻）因此从基督教的课本中读出了“一种民主倾向”，认为“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导世界向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前进。”“教士是宣传基督教的教师，而一切革命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正是基督。”
资深基督徒一定看出来了，牛虻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并没有真正地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天上的上帝，还是活在地上的现世中，他的生命没有在上帝的爱中得到重生。他参加的是打着宗教旗子的世俗革命。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
这种愿望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今天似乎也存在着。
而牛虻的父亲，蒙太尼里神父一眼就看明白了他们的天真，何止是天真？简直就是违背教义的危险行为。为了保护牛虻也为了维护宗教的纯正，他破坏了他们的革命，出卖了自己的儿子和他的战友们。
可怜的亚瑟，一系列厄运扑面而来：被主教出卖，被女友打了一巴掌，又得知自己最敬爱的主教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自己是神父和母亲的私生子，自己原来是罪的结果。
打击是致命的，支撑他生命的一切在瞬间全部垮掉，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杀。亚瑟拿铁锤砸碎了耶稣像，跳河了。
他没有死成，但他的灵魂死了，亚瑟死了，活着的是牛虻。从此，上帝成为他的敌人。他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报复的目标是他曾经最爱的上帝和他的父亲红衣主教，为此他不放过一切攻击教会的机会。
从上帝身边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
作者丽莲．伏尼契是女人，所以他笔下的女人描写的非常细腻。她描绘了一个圣洁的琼玛，即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估计可能就是她自己的理想化身。今天我依旧喜欢琼玛这个角色，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看见了我自己的影子。作为基督徒的我，不是也在为民主自由博爱呼喊吗？不是也在热心着“革命”的事业吗？当然，很可能我也和她犯同样的错误，信仰和革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是真正的基督徒吗？看了牛虻，看了琼玛，这个疑惑被放大了。
蒙太尼里红衣主教也是一个迷，一个恨与爱，善良与邪恶，神圣与卑鄙，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他和牛虻的母亲偷情是因为“她是一个美得让人不知所以的女人，有一张圣洁的脸”。
天！圣洁也能成为犯罪的理由吗？他是神的仆人吗？是神拣选的吗？这样的人怎么能传达神的旨意拯救人的灵魂呢？这不是亵渎神灵吗？
可是谁又能否认他对上帝的爱？为了上帝他可以不认自己的孩子，为了上帝他可以把回到身边的孩子又推向了死亡，为了上帝他宁可去死。他果真死了，在和他最亲爱的的孩子——牛虻的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他心脏破裂了。
他和牛虻在监狱里的相见让我几乎失声痛哭。
他把脸埋在主教——他的父亲的臂膀里，这是他渴望了20年的父子亲情，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他太爱他的父亲了。等这个时刻他几乎等了一生。
主教是来救他出去的，主教可以做到，这是一个死囚犯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他不走，他要主教在上帝和他之间选择一个，或者放弃上帝，或者放弃他。
这是怎样的选择啊！任何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都会要了主教的命。他能不要上帝吗？不能！他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吗？看来是能的，如同亚伯拉汗为上帝献祭自己的儿子。
最终，他选择了上帝。那个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儿子走出死囚监狱的背影，永远定格在我的眼前。
看到这里，谁还会怀疑主教对上帝的忠诚呢？即便是犯过偷情这样的罪，他仍然是上帝所喜悦的孩子。
牛虻真的这样无情吗？他疯狂地爱着自己的父亲，一切恨，一切报复，其实都是来自这个巨大的爱。
牛虻的悲剧正是在这里，他把主教当成了上帝，对主教的绝望导致了他对上帝的绝望。他绝望地问父亲：“这个复活了的耶稣到底为我做了什么？”他说：“耶稣这在十字架上钉了6个小时，而我被钉了多少年？”
爱有多大，恨就有多大，正是这种无边无际的爱和恨淹没了牛虻和他的父亲。
牛虻认为父亲的罪不在于他的偷情，而在于他不愿意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如果他承认了儿子，那么他的犯罪就不是犯罪，而是一次美好的爱情经历了。但是他拒绝承认他，这就使得他成为一个羞耻终生的私生子，成为他受苦受难的原因。他永远不会忘记在甘蔗地，在杂耍班的耻辱，他认为他受的罪远远超过了耶稣。这一切都是因为主教抛弃了他。而主教抛弃他的原因是因为主教选择了上帝。
我在想，他这个神学院是怎么上的？难道他不读圣经？难道他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道理？
我又想，道理和事实总是难以吻合，多少人不是都因为自己的苦难责备上帝吗？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过？
我还想，也许一个人对待苦难的态度才是衡量他信仰真假的试金石，当初的亚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后来的牛虻悖逆上帝也就不奇怪了。
这一切合情合理吗？我自问自答。如同牛虻当年在报纸上写两个署名的文章。
问：主教真的会偷情？
答：是的，因为他也是人，人都是有罪性的，这个罪会永远地继续下去。
问：主教抛弃自己的孩子对吗？
答：只能如此，否则他就要抛弃上帝，那他就死定了。
问：选择上帝和选择孩子必须是对立的吗？
答：本来不是的，但是亚瑟的出世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是罪的后果。所以连上帝都无法接纳这个苦命的孩子。作为罪恶的制造者，主教只好终生背负十字架，直到凄凄惨惨地离开人世。
作者正是抓住了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这些人性中最为本质的极端矛盾，写出了这本传世之作。
合上书,对牛虻，我还是恨不起来，他太有个性了，血肉之躯，性情中人。残忍的行为下面是烈火般的爱。只是多了几分惋惜，他的灵魂始终没有得救，始终执迷不悟，悲剧是必然的。
对主教，不那么恨了，多了几分理解和崇敬，他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仆人。他以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切的爱离开了上帝的爱，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不符合上帝之爱的爱与情，都注定要步入罪的泥潭难以自拔。
爱，是有道的，这个道就是上帝之道。
牛虻 作者简介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１８６４年生于爱尔兰科克市。原姓蒲尔，父亲乔治．蒲尔是个数学家。她早年丧父，随母由爱尔兰迁居伦敦。
１８８２年，她得到亲友的一笔遗赠，只身前往德国求学；１８８５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其间还曾在柏林大学听讲斯拉夫学课程。１８８７年蒲尔学成归国，在伦敦结识了流亡在此的各国革命者。其中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笔名为斯吉普涅雅克）对她影响最大。在他的鼓励下，她曾前往俄国旅游了两年，和彼得堡的革命团体有过联系。
１８９２年，她和一个受过她帮助、后来从流放地逃到伦敦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夫妇一起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的活动。伏尼契担任了流亡者办的《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她还出版了《俄罗斯幽默文集》，其中翻译介绍了果戈理和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伏尼契还结识了普列汉诺夫、札苏里奇，并曾到恩格斯家里作客。
１８９７年，伏尼契的著名小说《牛虻》出版。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对牛虻有过高度评价。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牛虻这个人物曾影响了许多当时的青年（参见刘小枫文）。
伏尼契还创作了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有小说《杰克．雷蒙》（1901），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奥利芙．雷瑟姆》（1904），叙述“牛虻”离家出走后１３年的经历的小说《中断了的友谊》（1910）。
伏尼契晚年迁居美国纽约，苏联文学界人士曾到她纽约的寓所访问，并为她放映根据小说《牛虻》改编的电影。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寓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