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一个最伟大的不识时务者  —索尔仁尼琴
    雁子

    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死于2008年8月4日,就在一个多月之前。不过他的肉身死与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灵魂永存。临死前有人问他对死亡恐惧吗?他说不恐惧也不遗憾,因为他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

    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不识时务。他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为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一书颁奖。又拒绝了叶利钦总统为他的《崩塌中的俄罗斯》颁奖。他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1970年又谢绝了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他因得罪了斯大林而坐牢,后来受到赫鲁晓夫的欣赏解除流放,却在1967年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9年11月,他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

    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按说他应该适合美国这块民主的土地了吧,但是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却因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流亡期间,他还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激起一片哗然。

    就是这样一个在全世界到处惹事的“不识时务者”,让我深深地感动了,这可能是我所见到的最具有良心、最敢讲真话、最具先知特质的作家了。

    他去世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消息,中国的媒体当然不会刊登他的任何消息,论他的成就,他并不比托尔斯泰等俄罗斯大文豪逊色,但是他太激烈了,太真实了,太暴露了,太不识时务了,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俄罗斯的一个奖项——普金总统颁发的“国家荣誉奖”。普金甚至还亲自上门去向他“汇报工作”。

    我认识他是因为一本书《我在哈佛的信仰》,这本书里写的都是哈佛的基督徒的见证,怎么会写到他一个俄罗斯人呢?他也不是哈佛的学生。原来他在1978年被哈佛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因此也就成为哈佛的成员之一了。

    《我在哈佛的信仰》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在哈佛的那次著名的演说,严厉地抨击了西方由于崇尚人本主义而抛弃了上帝属灵生命的危险结局。我正是因此对他产生兴趣的,立即在网上搜索他的资料,这一看,真是感慨万分啊!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几乎一生都在坐牢、被流放,却固执地活到了90岁的老人吧。

    他实际上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母亲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原因是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这可是个不小的罪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由于深刻地揭露前苏联在集中营中对于政治犯的丑恶行经而被称为“集中营文学”。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太夸张了——笔者)。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而我认为实际上赫鲁晓夫不过是在利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否定斯大林时代,这是政治家的惯用手段。

    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大量出版。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之后,苏联政局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上台,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随之遭遇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如同扔了一颗定时炸弹,引起政局强烈反感。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巨著《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

    1989年,苏联政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开始向西方的民主自由靠拢,苏联作协撤消了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 1994年,他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1997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认同普京的许多执政理念。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在索尔仁尼琴89岁的高龄,他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这样说。由于索尔仁尼琴已经坐在轮椅上,不能前去领奖,普金亲自来到他的家中。

    2008年8月4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90岁。他比苏联国家的寿命长了17年,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的国家,建于1917年,死于1991年。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代表了人类的良知。

    现在我要说到他的信仰了。索尔仁尼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用他的言行而不是称谓荣耀了上帝。

    哈佛大学创建于1636年,早期的校训是“察验真理”、“荣耀归于基督”以及“为基督、为教会”。可见这个培养了无数优秀大师和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校最早是一所教会学校。然而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基督徒似乎成了反科学、反文化、反自然的人,成为另类人群了。

    当今世界,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之后的资本主义革命,唯物质主义和人本主义占了上风,享受、贪婪、追求金钱和个体价值成为人生目标。罪恶满了世界,什么信仰,什么上帝,都似乎被遗忘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上帝已经死了”。就在此时,索尔仁尼琴来到了授于他“公民”称号的美国,来到了哈佛,作了一次演讲,在西方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西方世界把社会框架搭建在法律之上,“可是一个社会如果除了法律便没有其他准则,也不见得适合人居住。”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除了法律还需要信仰的支撑。法律于道德是无意义的,如果人类把整治社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律上,“便必然产生平庸的道德水平。”“在这重重威胁的世纪中,若只凭法律架构的支撑,简直杯水车薪。”

    实际上从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始,个人的权利就被抬到一个极端的地步,人本主义代替了神本主义,上帝靠边站了,人,成为不可战胜的神,人类开始大量地“偷吃智慧果”,开始大胆地建造“巴别塔”,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解释一切,真正的造物主上帝则成为虚构出来的人物。

    相对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来说,**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个**利,鼓吹个人自由,很可能会落入罪的泥潭中去。对于中国,表面上看目前还处于前一个阶段,离真正的个人主义和**解放还比较遥远,但是西方的教训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前车之鉴,不能不认真对待。

    索尔仁尼琴认为,“这种偏邪的自由是逐渐形成的。它源于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本非邪恶。”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会明白,为什么上帝会把亚当夏娃永远地赶出伊甸园,而且派天使把守不许他们回去,因为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他们以为吃了智慧果就会如同上帝一样聪明了,就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了。在上帝的眼中,人类最大的罪就是自以为是,以人为本。忘记了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他们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顺便说明一下,中国也在大力宣传以人为本,但与西方的以人为本不同,西方是以个人为本,而中国是以官为本,几千年来都是以皇帝为本,又没有赶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开始在主流媒体上强调**问题也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还有迫不得已之嫌,以人为本只不过是一个向民主潮流靠拢的幌子。

    当中国还在向皇帝“三呼万岁”的时候,西方已经真正地走向以人为本了。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是在恭维西方的人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与索尔仁尼琴是一致的(过去不是),启蒙运动之后,人们背弃了圣灵,变得物质至上,对私欲毫不节制,罪满了世界。不需要举例,当今社会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人的“原罪”造成的,其根源就是“人本主义”。

    而以人为本,目前正在被中国政治家门当成一个时髦的口号在宣传。让我们听一下索尔仁尼琴老人是怎么说的:“我们过分寄望于政治和社会改革,但到头来发现失去了最宝贵的产业,就是属灵的生命。在东方,这种属灵生命在统治者的阴谋下给摧毁了,在西方,它被商业的利益窒息了,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索尔仁尼琴老先生并不知道,其实东方也正在被商业利益所窒息,人本主义正在被高扬。

    索尔仁尼琴告诉我们“只有自愿、自发的自我约束才能使我们提升,超越物质主义潮流……我们无可避免要重新评估人生和社会的基本定义是什么。人真的能超越一切吗?在人以上真的没有更高的灵体吗?……”

    西方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一生与封建专制体制作斗争的民主运动领袖,这个悲情英雄,这个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竟然在西方作了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演讲。或许与请他演讲的目的相背,但却与基督的精神相符。

    一个先知,一个使徒般的宣讲。我毫不怀疑,他的言行来自上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