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曼小姐关进集中营的第二天，就听说有三个老人死在里面——姓名未详。类似的谣言满天飞，而我搬进了一间小阁楼，靠别人来照顾我缠绵病榻的生活，期待着李曼小姐的归来。集中营的囚犯，大半靠外面送进去的食物养活。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进去，除了两罐她本来就不大爱吃的果酱。叫我怎么办呢？如果她看见别的囚犯收到包裹，而她自己什么也收不到，她会怎样想呢？一位瑞典的宣教士教我：“你只能把包裹交给像我这样中立国籍的人，由我交给红十字会，再转寄给囚犯。”
那时，国币贬值得很厉害，一个洋铁罐也要卖六百块钱。但同时，内地会总部被逼关门，有许多东西拍卖。一个朋友替我买了十二打新的瓶子，一夸脱(1.14升)装的，还有一个德国造的食物搅碎机，这些东西大有用处。我把能卖的东西都卖掉，神也奇妙地供应，而我每个月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装好一个包裹，寄给李曼小姐。
朋友替我买到一些大而肥的北京枣子，我把枣子蒸软了，等凉了，才紧紧的塞进瓶中。后来我又买到花生，炒熟剥壳以后，请朋友帮我用搅碎机搅成花生酱。李曼小姐不大喜欢吃甜食，所以我在花生酱里面加一点盐。我预备的食物都是可以就这样吃，无需蒸过，也无需煮过，也无需掺热水拌着吃。
包裹重量限定五十磅(合45市斤)。许多朋友都不懂，李曼小姐食量不大，为什么我每个月要送这么多食物进去呢？可是我知道她的性情，她喜欢帮助那些收不到包裹的同囚。战争结束后，许多被释的囚犯写信来告诉我，他们多么感激我寄给李曼小姐的普通饮食，全靠我送进去的东西维持。李曼小姐总是将最好的食物分给有病的人吃。
囚犯每天都被令在地上捡又脏又发霉的米粒。然后把山芋皮、红萝卜皮跟米粒煮成一大锅。囚犯们排队拿小铁罐来领食。每天早晨点名的时候，犯人要垂手站直立正。如果有谁动一下，就要挨打。说来真残忍，因许多老而又病的人怎么能立正呢，尤其是李曼小姐，她那时已经六十三岁了，脊骨有毛病，身子根本是扭曲的。但是她勉强自已，同时祷告，求主帮助她点名的时候，可以站着不动。事后我听说，除了李曼小姐以外，每一个犯人都挨过打。
两个艰苦的年头终于过去了，一个寂静的下午，一位牧师太太对我说：“我听见了李曼小姐的声音！”“你说什么？”我大声叫起来。“日本投降了，犯人都自由了！她打电话来要我通知你，她自由了。”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把我震惊得几乎不省人事。我曾经天天等待她的消息。等了那么久现在真的消息才来到，我的身体却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喜。许久我才渐渐恢复过来。那些从前送她进营的中国友人，现在都可以去探访她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有好心的朋友来告诉我，李曼小姐自由了。他们又尽量把一切关于李曼小姐的消息报告给我听，弄得我精疲力尽。可是，虽然我每天都累得要命，我还是热切地渴望她随时会回来。
但是一天天过去，她还是没有回来。怎么啦，我等了又等，朋友来来去去，我都求他们告诉我，为什么她还不回来，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犯人在营地里吗？”我焦急地问。“只有一两个留在那儿，其余的都走了。”“那么，为什么她不回来呢？”大家都说不出理由来。像这样焦急了一个多月，我简直急坏了。她的小房间收拾好了这么久，等着她回来。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一个朋友送了一大篮美丽的鲜花来，说：“蔡小姐，恭喜你，李曼小姐就要回来啦！”
这样的空希望，更加摧残了我衰弱的身体，我连日来的疲劳由此转变成重病。天快亮的时候，我开始发冷，全身抖了一个钟头。那时陪伴我的人，是一个曾经在我床边悔改的尼姑，她听见了，冲进房来，双手紧抱着我说：“别怕！蔡小姐，主与你同在！”我还是一直发抖，然后就昏过去了。
一位朋友看见我情势危急，赶快跑到营地里去通知李曼小姐。营地在上海郊外，离市区很远。刚巧另一位朋友要开车进城来，李曼小姐即刻拿起她的圣经搭那位朋友的车离开了营地，她平躺在后座上，请朋友送她到美国领事馆去。
现在谜底才揭开了，按照法规，美国囚犯要经过美国医生检查身体，得到许可才能离开营地。李曼小姐受检验的时候，医生说她背部伤势严重，令她立即飞回美国。在领事馆里，她要求领事馆准许她放弃回美国，好跟我共住一个时期。“我的干女儿病得厉害”她说。“不行！”领事坚决地说，“我命令你立即飞回美国。没有什么例外的理由。而且这是你自己的益处，你需要医药上的照护才能复原。我不会允许你留在此地的！”
她说她决不离开我，因为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他毫不动心，她就一直坐在领事的硬板凳上等。在那样极度的虚弱中，她等了一整天，最后领事要下班了，门要关了，她还固执地坐在那儿。想想看，她那个样子多可怜，又虚弱，又消瘦，又病又累，又渴又饿，她从主那儿得来的爱是多么深！心里只想到我。领事最后拿她没办法，气愤愤地给了她三个月的期限。她谢了他，站起来徒步走了一英哩的路，来到我住的地方。在她那样的虚弱状况之下，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当她终于来到我床边，见到离开整整两年之久的我的时候，我却正在发高烧，根本不认得她，叫她“大哥”。也许我下意识中还是认识她的，因此我交给她一个布袋，里面全是我向朋友借钱的字据，一共有三千美元那么多。朋友们听说我快死了，大家都来找李曼小姐说个清楚，好让她知道我欠他们钱的确实数目。
有一天，一位未露姓名的宣教士来看我，我正在昏迷状态中，因此他把一个包裹交给李曼小姐，她问他要不要收条，他说：“不要，不要，我知道她是基督徒。”包裹里面正正是三千一百元美钞！神的供应多奇妙！李曼小姐用四百美元买了一个冰箱，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因为李曼小姐自出营后，常常觉得饿，却又一餐吃不下多少东西。有了冰箱，对我们俩人都大有帮助。
现在她有钱请医生来看我了，却没有一个医生诊断得出我的病证来。我体温高达华氏一百零六度(摄氏41.1度)，一个医生告诉李曼小姐：“请你别再劳神来请我。蔡小姐已经没有希望了，就是请全上海所有的医生，也不能救她。只有最后一个医生，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不幸到上海，染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都锯掉了。现在，他不能行医，所以他专心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专门研究疟原虫。”
李曼小姐看见我已经奄奄一息，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那两位年轻的医生请来了，还有医生的父亲也是医生，和两护士一同来。他对她说：“我要在蔡小姐的骨头中打个粗洞。”他先在我颈旁靠近锁骨的地方打一针麻醉针，然后护士按着脉，他抓紧我的手臂，开始用仪器钻入我的骨头里。当他抽出来的时候，血像墨那样黑。两个护士轮流压住伤口，血却流了半个小时才停。
医生对李曼小姐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血是黑的，我不用化验就知道血里满了疟原虫。”他又转过来对我说：“蔡小姐，请原谅我这样说，你会死在这间房子里的。”
我只能微声回答：“神是全能的。”他说：“李曼小姐，不用再麻烦什么医生了，给她药就像在火中倒下一杯水，绝对没有用处。”事后，他还是寄来了化验报告。我身上有三种最厉害的疟原虫，而且早已千子百孙的传宗接代了。红血球给它们吃光了，所以血是黑色的。那时大战刚完，许多美国大兵也染上了疟疾，一排排的躺在医院里，没法医治。就在那个时候，几个美国医生终于发明了一种特效药，他们不敢宣布药名，只用一个号码代替，有一个医生打电话给李曼小姐，通知她这个消息，说如果她能找到这种新特效药，也是个最后的办法。他告诉她新药治疗的办法。他告诉她新药的号码，没有药名，因为怕日本人知道。李曼小姐忽然想起，当初她进集中营的时候，一位中国先生曾经留下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给她，请她到美国后写信给他，因为他也想去美国。那时李曼小姐不敢把整张地址留在身边，她就撕成许多小片，分夹在圣经里，现在神帮助她把那些小片都找出来拼全了。她照着号码打电话过去时，果然那位先生亲自听电话。她请他打听一下，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种新药。“刚好昨天我有一位朋友从美国回家”他说，“美国政府不许人带现钞出口，但是可以带药品、手表之类的东西。我朋友带了许多药回来转卖，我可以去问他。假使他带了你说的那种药，我再打电话给你。”后来他打电话来说：“有了，我朋友带了一瓶这种药，号码相同，一千粒装。药瓶的说明是吃十粒就可以断根，但我朋友坚持要买就整瓶买。价钱是美金三百五十元，要不要由你，没价好讲。”
李曼小姐祷告，求主预备这笔钱以后，买下了整瓶药。她即刻请那位医生来。医生拿十颗药丸磨成粉，塞进我口中。我已经很久不能吞东西，但这些药粉毕竟让他们灌下去。两天以后，烧退到华氏一百零四度(摄氏40度)，医生再回来跟李曼小姐商量：“十颗药丸本来应该断根的，但她的病情特别严重，好不好再灌十颗下去？”他们两同意了，故此第五天又照样来灌进去。那个时候，我已经恢复一点知觉，但是，我还是不能自己吞，还得让他们替我灌下去。几天以后，体温降到华氏一百零二度(摄氏38.9度)，我的知觉渐渐恢复，终于知道周围发生的事了，可是还讲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你可以想得到，我当时是个什么样子；瘦得皮包骨，可怕极了。我半年连手指都不会动，医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病状，因此他决定“每天给她三颗药，看看情形如何。”这样一直吃下去，竟然吃了一千颗。这么大的药量，任何人都受不住，何况我那么衰弱。然而我的体温还是徘徊在华氏一百度与一百零一度之间(摄氏37.8－38.3度)
一位女医生姓伍的，住在我们附近，她丈夫是外科医生。她非常和善，一天两次替我做静脉注射，补给营养，因为我不能吃。她本来不信主，但在圣诞节的时候，她向家人宣布说她信主了，因为亲眼看见神怎样将我从坟墓边救回来。有一次她问我：“你知道医生以为你就要断气了。把你家里的人都叫来，他们围住你哭，这回事吗？”我说我毫不知情。她说那时我唯一有生命的表现就是肩头动了一下。“像你那样的情况，居然到今天还活着，因此我告诉家里的人，我们母子决定跟从这位活神。”
然后她请求我：“让我丈夫代替我为你打针好吗？给他一个机会看见真神的存在，我要他也相信主耶稣基督。”“不好。”我转过来求她；“像我这样虚弱的情形，还是你替我打针好些。”她一直要求我，圣灵也在我心里催逼我，虽然不信主，他却是个非常慈心的好人，他每天替打针，等到我头脑清醒了些，就向他传讲主耶稣。一天，他提议用一个新方法，也许可以医好我，他问我愿不愿意试试。我说只要对我有帮助，我什么都愿意试。因此，他每天给我注射三针不同抗疟疾的药，然后他改用治麻疯、梅毒、蛇毒的药替我注射，还另吃三种药。“医生，我没有这些病呀！”我向他说。他解释说因为我体内充满了毒素，所以要以毒攻毒。神再一次帮助我这个脆弱的身体，受得住这些针药。最后，我又病得不能吃了，一天天与病魔挣扎，软弱得像块烂布。啊！我多么希望能够好起来。后来，我又开始反应，一天到晚地吐，身子好像变成了喷水池。好心的伍医生坐在我床边，拿着一块苏打饼干劝我：“就吃半块，吐出来不要紧，你吃下去了总有些留在里面。”我根本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的呕吐。外面正下着大雨。“蔡小姐！”他说，“今天我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在路上学到一个功课。我看见一座盖了一半的房子，大雨来了，工程一定要停下来，等雨停了再盖。我想我们也应当学造房子的办法，停止注射，等你好了些再重新来过。”
真是好像皇恩大赦！我就这样一点点地逐渐进步，像蜗牛爬那样慢慢一步步前进，不久可以吃东西了。最后烧退了，我的皮肤变成了土黄色。又经过许多个月，我才暂时脱离了危险。
十六年之久，我的病情绝少改变，也没有什么希望会变好。结果神奇妙的改变了我。李曼小姐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写给她妹妹的家书中提到这件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个真的，可是我们亲眼看见蔡素娟一天天恢复了生命与活动。我们只有惊异低头，感谢那特行奇事的神。当她的剧痛逐渐减少，骨头上再长回肌肉，动作也就也变得灵活时，我们才明白主在这么多年间，主一直奇妙地保守了她的身、心、灵。那侵入骨里致使她衰弱的疟原虫，已在减少中，可怕的疟原虫一减少，她就增加体重。耶和华在他丰盛的慈爱与怜悯中，好像在补还‘蝗虫那些年所吃的。(珥2:25)’她躺在床上，一点也看不出比病以前老些。请你们也转告友人为她祷告，求主照祂的美旨使用这康复的生命。不但她这样信靠，我们这些与她同受痛苦、同心祷告这么多年的人也同样信靠；但愿每时刻，我们都能分毫不差地遵照主的旨意，被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