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宗教上向来没有固执的成见，信仰有绝对的自由。不独在固有的宗教上很少争端，即对于外来的宗教，亦莫不宏量的容纳。这一点，在我们将述说宗教背景之前，应先郑重的提出。
有人说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虽号称有儒释道三教，释教是外来的，姑且除外，儒道二教，都算不得宗教，梁任公说过：『儒教之教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也。』儒家所崇奉的孔子，本是个教育家，他的学说，只限于现实的人生，绝少讨论到天道与神明，而且他的天道观念，正是修正了古代遗传下来的神权思想。至于所称的道教，创始于汉代的张道陵，依托老子之名的。老子本是个哲学家，而不是宗教家，从他所遗下的五千言道德经中，知道他认宇宙的本体为道，道的性质是自然，并不是一个有意志的神明。张道陵借托老子之名用符录来愚民，做黄冠逐食的法门。佛教虽是外来的宗教，但佛教中的学者，也有不承认其为宗教的。欧阳竟无曾有『佛法非宗教，亦非哲学』的理论。他以为宗教上所必具的四条件，(一)崇仰教主，(二)信从圣经，(三)谨守信条，(四)宗教仪式，佛教中是没有的，所以佛教算不得宗教。上面这些理论，是不是正确？只要一看一般社会的生活，便可以了解。
我们无论走到那一处城市，便可以见到许多孔庙，庵院，寺观；即数十户集居之小村落中，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庙宇，供着观音、关帝、财神、阎王等等塑像，尤其在普通家庭之中，莫不有土地神灶神门神及祖先等神牌，按时按节的焚香烧楮，顶礼膜拜。这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岂不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么？我们不能根据少数学者的理想，就把这种事实根本抹去的。
不过这种多神宗教的形成，当然有他的种种因素，本不是一件筒单的事。现在要略略地加以说明，便不能不从原始的自然崇拜说起。原始人民，对于种种不可解说的自然现象，起了惊奇而怕惧的心理，便视之为神明而崇拜它，那不只中国原始人民是如此，也可以说是世界一切宗教的起源。在中国的古书中，关于这类自然崇拜的纪录，真是多不胜举。我们从礼记的祭义中，得知古代有崇拜日月星辰的礼节，如所谓『祭日于坛，祭月于坎，』『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又尚书尧典所称『灭于六宗』。六宗是什么？贾逵说：「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周礼春官亦云：『以实柴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古称为三光。从中国文字上看来，凡关于祭祀的字，都是从『示』的，『示』是会意字，是由『二』与『川』两义合成的，『二』即古『上』字，『川』即『三垂』，表明日月星三光。可见三光崇拜，在中国是很早而且很普通的。此外如崇拜风雨，崇拜寒暑，崇拜山川，崇拜社稷等等，在尚书礼记周礼中都可考见。特别是社稷的祭祀，在古代看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谓『春祈丰年，秋祀报赛』，『右社稷，左宗庙』；尤其是周代要典。所以后来所谓『变置社稷』，成为国家灭亡的代名。我们只要一读礼祀祭法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后代多神崇拜的情形：
『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事实：原始的三光崇拜，游牧时代的庶物祟拜，进而至于农业社会的山川社稷祟拜，再进而至于封建社会的天祖崇拜，这种崇拜的演变，都由于生活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后来虽然因着社会的进步，而有不少的变迁，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遗传，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可以见到。从儒释道三教中考察，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可以看见这种古代宗教的遗传。现在把它分开来说一说！
儒教本不是宗教，诚如梁任公所说，但是后来却的确变成为宗教了。不但如此，在无形中竟成为国教。孔子自身，果然有反对古代宗教的意味，把古代的天祖崇拜，从宗教的而变为伦理的了。从前以『天』为有意志的神明，『祖』为有知觉的精灵的观念，到孔子身上却大大地不同。孔子观念中的天，已不是有意志的神明，而是一种流行不息的定理，所以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四时行，百物生』的变化上说明天道，是为哲学上的现象论。他又曾明白的说到祷告的态度，在子路请祷——『祷尔于上下神只』——的时候。明明表示出祷告是不能愈病的，而有『丘之祷久矣」的拒绝。照士丧礼『疾病行祷五祀』之义，子路之请，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而孔子为什么这样严予拒绝呢？我们只要看他所说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如果天是个有意志的神明，难道就不可以用感情去挽回的么？这可以证明孔子所承认的天，已经不是古代宗教上有意志的天了。再看他对于祖宗的观念，也是从求福降祥的宗教意味，变成为报本返始的纪念了。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明明表出所祭的对象是假设的而不是实有的。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死人是有知觉的，他回答子贡死人有知无知之问，很明白地说：
『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祀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死徐自知之，未为晚也』(说苑)。在这样模棱的答话中，很可以看出他是不信死人有知觉的，死人既没有知觉，何必祭祀祖宗呢？所以墨子曾经批评他是『无鬼而学祭礼』的虚伪，而孔子却认为是维持伦理的一种方法，叫人抱著『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去从事祭祀。后来传他学说的孟子荀子，都是把原始宗教性的天，变作了人本化的天。这可证梁任公的话是对的。但是后来的儒教，确实成为宗教了。从汉朝尊孔以后，孔子的地位，变成宗教的教主，他所手订的六艺，变为宗教的经典：他所提倡的孝道，也变为宗教的教义，儒释道三教同源之说，便为一般人所承认。从此历代行政元首的帝王，莫不用宗教的仪式，代表全体人民负起祀孔的责任。各处庄严的孔庙，普遍地建立起来，这样，儒教的『教』字，决不是仅仅教育的意味，而是有宗教的意味了。我们研究这中间的因果，不能不承认是受了阴阳家的影响。从董仲舒揉合阴阳五行的思想来说春秋，把孔子看得有点神秘，阴阳家原来保存不少古代的迷信，这种迷信就变成了东汉所盛行的谶纬之学。谶是一种预言，因此孔子也是未卜先知的神化人了。纬是一种迷信，竟承认是孔子所作。再加上三钢五常的提倡，儒教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的护符，而由国家的功令来提倡尊孔。后来宋代的朱熹，继续完成这宗教化的礼教，统制着千余年来人民的生活。质言之，儒教的成为宗教，实始于汉儒，完成于宋学者。
说到道教，也是创立于汉代，一方面附会着老子的学说，一方面摹仿佛教的组织，而有所谓五斗米道的产生。它表面是以老子为教祖，实际上是阴阳家方士派思想所凝成，迎合人民的低级信仰，以治病驱邪长生神仙之说相号召，硬把宗教家的冠冕，加在哲学家的老子头上。读过老子道德经的人，谁都可以了解老子是个唯物的机械论者。他所说的道，不是个有意志的神明——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是一个空无所有的抽象的自然。继续发挥老子思想的庄子，他虽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的怀疑，究竟还是个『未始夫未始有始』的玄学者，而不是宗教家。所以认老庄为道教领袖，实是汉以后的事。从张道陵以后，有魏伯阳葛洪的链养服食，有陶弘景寇谦之的经典科教，于是符录，丹鼎，经忏等派的道教，次第产生而普遍起来。这与佛教的输入，不无相互的因果关系，宋代朱熹所说：『二氏固互相仿效』的话，是有理由的。虽然他比较地说到：
『佛家偷得老子好处，道家只偷得佛教不好处：理致之见于经典者，释氏为优！道家强欲效之，则只见其敷浅无味。祈祷之见于科教者，道家为优，释氏强欲效之，则只见其荒诞不切矣。』这一番话，未必正确，但是道佛旨趣相同，互相仿效，自是一种事实。
在六朝老佛同重的结果，道教遂驾凌儒教之上。后来唐代以国姓之故而崇老，再以崇老之故而名道家书为经，宋代又集天下道书为道藏，道教更见发达，与儒释并行而支配了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此道佛二教，支配着水平线以下的低级社会，儒教则在水平线以上的高级社会中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总之：无论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都隐藏着许多古代多神崇拜的质素。说到这点，不能不提起墨子。墨子的学说，实在是很近于宗教的，他的天鬼信仰，原是古代自然宗教的信仰，以天志为实行兼爱的根据，正与基督教以上帝为爱的根源一样。在春秋战国，独有他是极端的保守古代宗教的，奇怪的很，本不是宗教的儒与道，倒成为宗教，很近宗教的墨子，反而无形地消灭了。但是照我的观察，墨子的宗教精神，并没有消灭，儒释道三教中，都有他的影响在内，我们不能因为墨子学派的形式没有人继续下去，便把他保存古代自然宗教的精神也抹煞了。前面说过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很有许多古代多神崇拜的遗传，这种遗传，与墨子学派实在有密切关系。战国以后，那种天鬼多神的信仰，影响到一般平民的生活中，正与当时阴阳家思想的影响有同样的潜在力，这在大多数人们是不甚了解的，这里我们应该补充的说明。
现在要说到佛教，佛教本是从印度输入的，但是不久便成为中国的宗教，与原来的形式有很显著的不同。输入之初，因为种族的关系，不免有种种的争端：先有道佛之争，后有儒佛之争。关于前者如古今佛道论衡中所记五岳十八山观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对，与在白马寺内道佛门法的事，这些固然不足观信，但后来在佛教历史中所说的『三武一宗』之厄，却大半由于道士所发动的。后魏太武帝因听信道士寇谦之与宰相崔浩的话，以及北周武帝听信道士张宾之，唐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等，乃有坑杀僧尼，毁灭佛寺的惨剧。推究这种争端的原因，由于道教的嫉妒，而不是两教教义的冲突，与民间的宗教信仰，未尝发生任何影响，反之一般人民因佛教频受摧残之故，而拥护更力。究竟道佛二教的旨趣相同，仍旧异常融洽，所以像雇欢夷夏论中所谓：
『释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则同，在形而下之器则异，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则异，在实则合。』等议论，却可以代表道教中的一般见解。关于后者，儒家中也不免有很多反对的理论，如六朝时代的范缜，发表他所著的神灭论，予佛教以致命的打击，然究因帝王的提倡，仍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唐宋学者的攻击佛教，如传奕韩愈欧阳修以及宋代理学家等，除了张横渠从研究楞严经的结果而从教义上立论外，其他都不过是形式上的攻击。柳子厚所以说韩昌黎的辟佛，不过是罪其迹，『知石而不知韫玉』，这实是对一般辟佛者的确评。但是在拥护与信仰方面：有学者，有帝王，有大多数的人民，如汉末牟子的理惑论，六朝时代三教调和的主张，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都是有力的论证。尤其大多数帝王的提倡，与佛**宣扬的努力，不但使儒佛二教渐形融洽，更是使佛教日趋发达的重要因素。于是『三教同源』，便成为一般社会的信仰。
说到帝王对佛教的提倡，从汉明帝遣使求佛以后，孙权为康僧会建寺江南，石勒的敬礼佛图澄，苻坚的迎取鸠摩罗什，以及南北朝的帝王，无一不信佛的，尤以梁武帝为最，亲手受戒于惠约，迎达摩于广州，三幸『同泰寺』，寺院多至几千所，可谓佛教全盛时代。此后历唐宋元明大多数帝王，都予佛教推行上以无穷力量，所谓上行下效，其影响于人民的信仰，自是很大。再从僧徒宣传方面观之，在译著事业与求法精神二点，可以见得大概。
译著工作，根据宋赞宁和尚在高僧传所说：
『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是有差违，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印印皆同，声声不别。」之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时期，大概是西僧主政的，著名的译者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从东晋至南北朝为第二时期，是西僧与华人合作的，著名的译者有鸠摩罗什觉贤真谛等人。唐朝至贞元为第三时期，是完全由华人自任的，著名的译者有玄奘义净等人。佛教经典，经过这些名人的译著，不独介绍，抑多发挥，当时学者既厌倦于注疏词章之空疏，又慑于名僧之学问德业，遂易歧视而为欢迎，变容纳而为皈依。又加以一般高僧之历尽艰辛，西行求法，佛教文化，遂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不独中国学术思想中含有不少佛教思想，如宋明理学然，即佛教本身，亦不再是印度之旧，而成为中国的佛教了。尤其从上行下效的原因，使佛教『转迷启悟离苦得乐」之本旨，影响大多数的平民，因为从兵变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生活，要寻求精神安慰与希望，更容易使『三世因果，善恶轮回』等小乘说素，普遍于民间。于是大多数信佛之人，都本着自私的来生希望，去焚香拜佛而借以为生活的和尚缁流，迎合这种种心理。寺院庙宇，遍满了全国，既本佛教固有的地狱天堂，又混合着中国古代遗传的多神崇拜，佛教便占着中国宗教上的第一位。虽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尚，与智信的居士，而大多数信仰的民众，不能不说是一种多神崇拜的迷信。这种迷信，支配着中国千余年来的人民生活，一直到现在还是具有很大的势力。
这样说来，怎能说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呢？换一方面看，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万物都有神明。从坏的一方面说，这种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时代的，应加以改正。从好的一方面说，中国人民都是承认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对精神修养方面，更有很丰富的经验，古圣贤人对于这方面有过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这也是中国文化上最优越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