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已經把中國宗教背景略加說明，這里應當與基督教教義互為比較。不過詳細地比較，已有中國基督教學者如吳雷川徐寶謙諸先生著成了專書，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類，用不著在這里嚕嗦。在這里只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提出幾點重要的道理，來研究到底基督教在中國宗教的思想與習慣上有無融通的可能。現在先從思想方面說起︰
(一)基督教的一神崇拜，與中國固有的對天觀念，本沒有多少沖突。在中國的對天觀念中，雖不免有多神崇拜的傾向，然而認群天之中，有一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執掌著統治全世界的大權，與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一個創造宇宙管轄萬有的主宰，初無若何分別。且看中國古人怎樣解釋這個『天』字︰說文說︰『天，顛也，』含有至高無上的意義，詩經一類的古書里，有不少『上帝臨汝』『赫赫上帝』等句子，可以證明古代人民具有認天為主宰的信仰。到了春秋時代學者思想中，才有一部分人從哲學的範疇中，把主宰的天變成為義理的天了。如孔子的天行思想，老子的自然主義，莊子的天鈞天倪，孟子的天與人歸等等，確已修改了對天神的觀念。但是孔孟並不把天神崇拜根本**，還承認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的主宰。即機械主義的老莊，猶有『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其有真君存焉』一類的話。特別是那個保存古代信仰的墨子，他的天志篇里所表現出來的天，不獨是一個賞善罰惡的主宰，直是一個愛人利人的父親。那種思想，影響于後來的學者與一般的人民，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且看漢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宋儒張橫渠的『乾稱父坤稱母』等等理論，何莫而非是古信仰的遺傳？歷來雖然也有不少唯物思想的意見，像荀子的天行有常，像王充的天道自然，範縝的神隨形滅等等，不承認有精神界的存在，但卻沒有影響到最大多數的民眾信仰。所以一般社會，還是認天為人類的根源，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在森羅萬象之中，有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具體的神明。
(二)基督教的教義，包括在一個『愛』字里，從基督的犧牲，彰顯了上帝的愛。上帝是愛，這個道理，在約翰的三封書信里，講得最明白了。他說︰『上帝是愛。』『上帝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愛神的，也當受弟兄。』這可以說把基督教的根本道理說得很透徹；全部的新約聖經，都不過是闡明這個道理罷了。一方面講明上帝怎樣愛人，一方面講明人應該怎樣愛上帝。上帝看不見，愛弟兄就是愛上帝，所以說『不愛看得見的弟兄，怎能愛看不見的上帝』。但是怎樣愛弟兄呢？約翰又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這是根據耶穌自己的話︰『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里，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實際地憐憫人的困乏，是愛的表現。但這猶不足包括愛的全體，約翰又說︰『主為我舍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舍命。』耶穌說︰『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可見在基督教愛的道理里，不單是周濟貧乏，還有兩點重要的意義，就是(一)為弟兄舍命，(二)愛仇敵。保羅在林前十三章闡明愛的意義中！更包括著自我的道德，在消極方面，他說︰
『愛是不嫉妨，不自夸，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歡喜不義。」在積極方面，又說︰『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又可見愛不單是對人，也是對己的。在自己沒有完備的道德，如何能真實的愛人，所以說︰『愛不可虛假，要恨惡愛善。』能真實愛人，便是愛上帝，也便是『用心靈誠實拜上帝』。這種道理，在中國古聖賢的教訓里，也有許多相同的說法，孔子所主張的『唯仁』的道德中，也有『仁者愛人』的說明，張西銘『凡天下疲癃殘疾，恂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的思想，不即是基督教濟困扶危的愛麼？尤其是墨子的兼愛主義。他所說的『兼相愛』，必須從『交相利』上去實行，也有『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等與耶穌相同的話。孔孟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不即是基督教犧牲的愛麼？老子的『以德報怨』，不即是基督教愛仇的道理麼？從理論上講來，原無多大的分別，即從歷史上講，也有不少真正『殺身成仁』『以德報怨』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的事實，而一般民族精神，尤都認『樂善好施』為高尚的美德的。
(三)基督教的道德主張，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價值，不是在物質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耶穌說過︰
『人若得著了全世界，失去了靈魂，有什麼益處呢？』
『人活著不是單靠餅，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話。』
見得精神生活比物質生活更重要，同時，也並不叫人看輕肉身生活。保羅很明白地要人知道︰『身體是上帝的殿，若有人毀壞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毀壞他。』
可見身體是何等的寶貴，必須保全自我的身體，來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教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是奮斗的，是樂觀的。憑著這積極的奮斗的樂觀的人生觀，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努力實現天國主義，達到世界大同。從個人的改造到世界的改造，這見得基督教的道德，並不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而是『兼善天下』的世界主義。
但是如何改造自我？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悔改，在祈禱的含義里，最重要的成分，是檢查自己，叫人覺悟已往的錯誤，立定一個未來的新志願。然後努力向上，追求到完全的地步，『你們要完全，像上帝的完全一樣。』以個人完全的道德為建立天國的基礎。總之︰從對己方面言之，愛人如已為道德的標準，悔改信仰為建德的力量，祈禱默念為修養的工夫。從這點上說到中國；注重精神生活，注重道德修養，與基督教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視富貴如浮雲，求精神之逸樂，幾乎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非功利態度，也可以說是數千年來所共守的準則。儒家所主張的『反身而誠』『慎獨克己』，正無異于基督教之祈禱懺悔。儒家之人格階梯，包括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語，聖人是人格上的完人，而聖人卻是法天的。尤其是道家墨家，更明白地以道以天為道德根源，這又與基督教以上帝為道德標準無異。要建立完美的道德，先須從自我起頭，所謂忠恕，所謂契矩，莫不是正己而後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個人而及于社會，可見中國在道德上的主張，也不是自私的個人主義，而是利人的大同思想。現在且進而研究到這一點，看看兩方面的主張怎樣？
基督教是要建立起地上的天國，沒有國家的界限，沒有人種的區分，是一個絕對平等的世界主義。這是基督教的特點，也是中國人所服膺的教訓，我們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與孔子的『視人國若其國，視人家若其家』等等主張，何莫而非『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世界主義，這正與基督教若合符節。故亞派領袖西里爾(Cyril)訟聶派于東羅馬帝及教皇，結果，判定聶派為異端而開除教籍。聶派便流竄到阿拉伯及埃及，後來他的學說為波斯學者所歡迎，遂得由波斯漸布及印度中國等處，阿羅本奉其教而來中國，可知此所謂景教者，即聶斯脫里派的基督教。
現在且把景教教義，與基督教互相比較，可以確實承認景教之即基督教，李之藻亦會從景教碑加以比較，略舉如下︰
景教碑文基督教教義
先先而無元後後而妙有上帝無始無終
三一妙身 三位一體
無元真主阿羅訶上帝耶和華
判十字以定四方十字架
匠成萬物然立初人上帝創造天地又造人
娑殫施妄 魔鬼撒但
三一分身 耶穌為上帝化身
景尊彌施訶基督彌賽亞
室女誕聖童貞女馬利亞生耶穌
三常 信望愛
八境 八福
魔妄悉摧耶穌曠野勝魔
亭午升真復活升天
經留廿七部新約廿七卷
七日一薦七日禮拜
三威蒙度贊基督教義
慈父阿羅訶 天父耶和華
蒙聖慈光救離魔 上帝是真光救人脫離罪惡
彌施訶普尊大聖子彌賽亞聖子耶穌
慈喜羔上帝的羔羊
聖子端任父右座 耶穌升天坐上帝之右
三身同歸一體 三位一體
瑜罕難 約翰
盧伽路加
寶路保羅
廉薩古以摩西
賀薩耶何西阿
這些經名或人名，都是諾音的，略舉幾條以概共余，若再從他執似剽加以研究，更為明了。所雲︰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覺。」與馬太六章三節同。
『有財物不須放置地上，有盜賊將去，財物皆須向天堂上，必竟不壤不失。』與馬太六章十九節同。
『唯看飛鳥，亦不種不列，亦無倉窖可守。』與馬太六章廿六節同。
『梁柱著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說言汝眼里有物。』與馬太七章四節同。
『汝等于父邊索餅，即得，若從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魚亦可，若索蛇恐螫汝，為此不與。」與馬太七章九節同。從這幾條，已可見兩種經義完全相同，惟譯文稍有分別耳。此可證景教之即基督教毫無疑義。
根據碑文所載，我們便可以推測景教在當時的經過情形。碑雲︰
『貞觀十二年秋七月詔日︰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聖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師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這一個詔諭，在唐會要中亦有相同記錄︰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見唐會要卷四十九)其不同之點，即一稱波斯，一稱大秦，宋敏求長安志卷十有雲︰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義寧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雲︰『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阿羅斯當即是阿羅本之誤。先是唐章述兩京新記中亦有︰
『義寧坊十字街之東北波斯胡寺』的話。起初原皆稱波斯寺，後來因為要與火祆教有所分別，乃改稱為大秦。唐會耍卷四十九有詔改寺名之事，雲︰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之者，亦準此。』
碑文又說︰
『高宗大帝，克恭鑽祖，潤色真宗，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羅本為鎮國**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可見太宗為建景寺于義寧坊後，高宗又繼續建立景寺于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唐分全國為十道，故所謂十道即全國之意。)碑文又雲︰『聖歷年釋子(和尚)用壯(疑即玄奘)騰口于東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訕謗于西鎬。』東周即洛陽，西鎬乃長安，又可見長安洛陽皆設立景寺，引起佛教與道教的反對，景教處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繼續維持于不墮，當然是因為當時帝王的優遇，而景教教士的繼來，聲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雲︰『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羅含及烈，當是繼阿羅本之後而來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兩見于冊府無龜︰『開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來朝』。及烈原是武後時景教的領袖，這里所說在玄宗時來華，據近人考證，當時曾經回國而復來的。但在玄宗後期，又有許多教士來華，據碑文雲︰
『三載(即天實三年)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問化，望日期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于興慶宮修功德。』肅宗時命令景僧伊斯，參郭子儀戎事，碑雲︰
『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于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親見于臥內，不自異于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亦見教士中，于修德傳教之外，竟有參與戎幕的人。西來教士，見于碑文中的，雖僅二十余人，一為推測，必不止此數。從碑末具名之人數計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長安大約為景教教會之總機關，列名于碑上的，當為總機關中的職員。而當時教會已推及全國，所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雖屬形容之詞，但教會日漸擴展，傳道人數，更不止碑文所載十人而已。
碑文中的話，雖近于夸大，但當時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贊助，不是絕對無因的。因為唐朝對各種外來宗教的優容，不獨于景教是如此。碑中所舉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齡賓迎阿羅本，又把皇帝肖像，畫在景教寺牆壁之上，碑雲，『旋命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高宗又于諸州各置景寺，仍祟阿羅本為鎮國**主，玄宗命寧國五王，親到景寺中設立壇場，並且把五代祖宗遺像，陳列寺中，碑雲，『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五王，親臨福字，建立壇場，天實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肅宗又重建景寺，碑雲︰『肅宗文明皇帝于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則于耶穌聖誕時送香賜餅，以表慶祝，碑雲︰『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餅以光景象。』至于德宗登極的第二年，即為立碑紀念之時，其于景教的優容，亦可以見。德宗以後，情形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而從此至武宗，尚有大十多年經過，單從武宗毀廢佛寺的詔令中，與李德裕的德音表觀之，亦可以反證當時景教的隆盛，與佛教相伯仲。當時大臣如房玄齡高力士郭子儀等皆奉命招待，與景教發生密切關系，後人疑房郭為景**，雖無佐證，也有可能。
景教的傳教方法，我們在景教碑里，可以看出有兩種︰一為翻譯經典，一為醫治疾病？當唐太宗賓迎阿羅本時，即令為他『翻經書殿』。後來那個撰碑的景淨，確是景教中的一個著作家，諸經目錄中曾說他譯經三十部卷，大約當時景教經典，經他翻譯的，一定不少。從敦煌石室中所獲得的三威蒙度贊等等(見上述)，是不是這三十部卷中的東西，卻不能斷定，但他確會努力譯著，是可信的。我們從貞元釋教錄，知道他曾與般若共同翻譯佛經，其文如下
『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球，圖竊虛名，匪為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聖上浚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陳。且夫釋氏伽南，大秦寺僧，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閘佛經，欲使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查六波羅密經，原有兩譯本，一為十卷本，一為七卷本，現存藏中，題為唐劇賓沙門般若譯，而七卷本今已無存，當即般若景淨合譯，德宗評其『理昧詞陳』，乃至廢棄。然所謂理昧詞陳，大約是譯文中有許多牽強之處，基督徒而翻譯佛經，所用名詞，或許多附會，看景教碑與三威蒙度贊等文中，有許多佛教名詞，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度』，『世尊』等類，便可以知道了。
傳教之士，往往有精通醫術的人，以醫藥為傳教方法，為歷來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教士中，亦必有不少醫生在內。舊唐書記睿宗之子玄宗之弟讓皇帝患有病，經景僧崇一為他醫治。讓皇帝患傳里這樣記著︰
『開元二十八年冬，患寢疾，上令中使送醫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瘵患稍廖，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見舊唐書卷九十五)崇一這個名字，含有『崇奉一神』的意恩，景**中以『一』為名的，如景教碑所列的人名中有『元』『守一』『明』，以『崇』為名的，也有『敬崇』『崇德』等類，可知『祟一』是個景教教士。而不是和尚。並且所賜的『緋袍魚袋』，據唐書與服志，緋袍是紅色的品官服飾︰
『四品服深緋色，五品服淺緋色。』
魚袋也是唐朝一種大官所用的東西，上面刻著官姓名，隨身懸佩。都不是和尚所用的，故可以斷定這崇一是景**之名醫的。又杜環經行記說︰
『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足證西醫已于此時隨景教以輸入，而為傳教的一種工具了。
景教傳到了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年)遭受著很大的打擊，因為武宗听信了道士趙歸真的話，發出一道嚴厲的滅佛詔諭。從經濟的立場，以為僧尼穆護，都是坐食分利，飭令還俗。在詔諭中有這樣的話︰
『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士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唐書卷八十)當時宰相李德裕十分贊成，所以上一道慶賀武宗毀佛寺德音表，也這樣說︰
『遂使土本興妖，山林增構，一嚴之秀，必極雕鑽，一川之腴，已布高剎，耗蠹生靈，侵滅征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資治通鑒記著︰
『會昌五年秋七月，上惡僧民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還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日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八)這里說『道士趙歸真復勸之』，究竟他是勸武宗毀滅佛教呢？還是勸武宗存留都城的佛寺呢？很難知道。若以『耗蠹天下』為滅佛理由，當時道教也非常興盛，何以在這大案中，別的宗教都牽連在內，獨不及于道教，難道道教不是耗蠹天下麼？那可以知道趙歸真之勸與唐武宗之惡，並不單是經濟方面的耗蠹天下，我們再看他詔諭中所說︰
『是逢季時，傳此異俗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一則日『異俗』，再則日『西方之教』，便可潦然于武宗此舉，是出發于排外思想，佛教是印度來的，景教是大秦來的，其余波及的一切宗教，都是外國教，所以他毀滅了一切宗教而獨不及道教，究意當時毀滅的宗教有多少呢？唐書食貨志雲︰
『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招提梵語，漢譯為四方僧物，蘭若亦梵語，漢語譯為空淨閑靜之處。)大秦穆護祆二千余人。』(即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唐會要有相同的記載︰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余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明顯外國之教，勸大秦穆護祆三千余人還俗』(見唐會要卷四十九)而李德裕德音表中所舉數目略有不同︰
『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余人，得良田數千頃，共僧尼令屬主客戶。大秦穆護祆二十余人，並令還俗者。』(見李衛公文集卷二十)這里所說的二十余人，或為二千余人之誤。數目雖有不同，毀滅佛教及一切外來宗教的事實，是可信的。所以在唐朝二百十年傳布的景教，遭著這一次空前的教難，是非常不幸的。觀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條奏所雲︰『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所送還本處收管。』知道外國教士都被驅逐回國，中國信徒均須納稅為民，(當時宗**是免納國稅的，)景教在中國，似乎告一段落，但卻依舊沒有絕跡。因為下一年武宗就死了，繼他的王位的是宣宗，是武宗的叔父，他即位之始，便貶斥李德裕，一反武宗所為，收同滅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有『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盛革末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這一番敕諭，佛教便恢復起來。是教有沒有恢復呢？這卻無從知道，不過從此三十多年以後，據一個阿拉伯作家的述說，黃巢作亂時，曾經在廣府殲滅了十二萬回回猶太波斯和信奉景教的人，事在八八○年左右，廣府在何處？有說是廣州，有說是杭州，至難考定，不過在武宗以後，景教仍舊在傳布，可以想見的。經過黃巢的大屠殺以後，中國又入于紛亂之局，西北十地，淪陷于吐蕃，西域來華之路，于是被塞，又經八姓十三君的五代大亂，景教便陷于無法繼續的情形之下了。一部分教士退入到蒙古境內，待機恢復，斐化行在所著的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中這樣說︰
『景教直到一四○五年，在外蒙古一帶，還有他們的蹤跡。又有一個親眼見過他們的人記載說︰那些聶斯脫里教人，彷佛是從作坊里走出來的鐵匠一樣。直到現在？還時常在黃河套左近發現些古時崇拜十字架的人們的遺跡，有人會想在當時那些人們所信奉的或許是景教。』(見該書3233頁)似乎景教在中國已經滅絕，只活動在蒙古境內，其實不然。我們從馬哥孛羅的游記中，看見他跟著他父親到中國來的時候，經過梁州府，寧夏，歸化等處，多遇到景教的人。後來他另一次旅行，經河問府，見該處有景**，也有教堂。南行經運河到揚州，記載在該處及鎮江有景教教堂，杭州亦有景教堂一所，這可見唐朝以後，景教在中國內地未嘗絕跡，惟其勢力不若唐時之盛而已。容于下文再為詳敘。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這便是中國的元朝。元朝開始于一二○六年的成吉思汗鐵木真，他帶領了蒙古軍隊，從中國的西北部出發，平定了西遼及花剌子模，滅西夏，雄震亞洲。他的兒子窩闊台，就是元太宗，繼承遺志，聯宋滅金，並吞了中國北部及高麗，復侵入歐洲，進軍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此後歷定宗憲宗而至世祖忽必烈，他在一二六○年即位，至一二七八年減宋而一統中國，定都燕京，又東征日本，南征緬甸安南佔城爪哇等國，其領士之廣，包括東歐及亞洲大部，實為前此所未有。
蒙古帝國既憑借其武力，統治了中國，他的國際貿易，不但推行到中亞細亞，更及到了歐洲，海道陸路的交通，遠至歐洲的意大利等國，听到『中國』這個名字，亦相率東來。蒙古的長官，對于外來的商人和教士，具著極優容的態度。處處于他們各方面的便利。在宗教方面，允許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來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時候，對于各種宗教是兼收並蓄，來者不拒，天主教也好，景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什麼都歡迎，什麼都附和。凡屬**，都可以不納租賦，不完捐稅，並免除其他任何國民的義務。借著這漫無限制的機會，于是潛伏在蒙古與內地的景教，既可以卷土重來，即流行于羅馬的天主教，亦得乘時東漸，這兩派基督教，使沉寂已歷四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從新復活起來。現在且分說之︰
【一元代的景教】
聶斯脫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後？不但在美索不達米亞，中亞細亞及蒙古境內，沒朋絕跡，甚至連中國疆域以內的景教團體還有存在，已見上述。最近麥克納中國基督教四大危急時期的演說中，在敘述景教之後，又說︰
『基督教在中國本部，未及推廣，其在中亞，則繼續傳布，在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時，東方基督教日漸來華，重整旗鼓。』相傳成吉思汗為他兒子娶了開爾脫(Kerart)部的公主為妻，這公主是個景**，所以在他的營內也有個景教寺。開爾脫的景**，都佔有相當的權勢，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在黃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在忽必烈入主中國復興起來，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這個名稱，在元朝的歷史中，卻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溫』。『也理可溫』是蒙古語的的譯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緣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謂蒙古人呼基督徒為Arcoun，唐朝傳景教之大德阿羅本，或即『也里可溫』的古音。多桑譯著旭烈兀傳︰
『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刺伯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溫，」即「也里可溫。」』
但也里可溫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聶斯脫里派的景教呢，還是佛蘭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經這樣說︰
「也里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洪鈞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溫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難怪的，因為那時侯所稱的也里可溫，正象現在人稱基督教一樣普通，變為任何派別不同的總名稱。其實在鎮江等地的也里可溫，還是景教一派。從至順鎮江志考證，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溫**叫馬薛里吉思，他做了鎮江的副達魯花赤，在一二七八至一二八二年間，在城內外興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熱心宗教的情形，可以從梁相記中見之︰
『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余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聞其所謂教者，今馬薛里
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繪于殿，冠于首，侶于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極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于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雲︰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雍門舍宅建八世忽木刺大興國寺，次得西津堅土山並建答石忽木刺雲山寺，都打吾見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創為也里可溫義阡。又于丹徒開沙建打雷忽木刺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蘆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于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于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公在鎮江五年，連興士木之役，秋毫無擾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見大興國寺記)我們在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鎮江也里可溫的創始，與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當時的也里可溫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馬氏興建七寺的時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國之始，僅僅鎮江一地，已有那樣偉大的建設，其他亦可想而知。關于鎮江一隅的事實，後來在馬哥孛羅的游記中，亦曾提到︰
『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名馬薛里吉思者為其地長官。寺即其所建。」這明明說鎮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園序楊文杰東城記余說道︰
『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也里牙之靈跡，上下四方以是為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雲「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同。』(見春在堂雜文)當時景教在中國的復興，不下于唐朝，幾乎彌漫到各地，固不獨在鎮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鎮江杭州，乃因鎮江大興國寺碑文獨得保存在至順鎮江志中的緣故。假若我們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據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的一條記載︰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為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興御史台集賢院祟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御史台集賢院祟福司來省里一處商量來，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祟福司管時分，我听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會與省台一處商量，省台必同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一百個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
宣政院是管釋教的，集賢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溫的。當時楊暗普做江南釋教總統，崇福司就根據他的奏章提出這番意見，以為也里可溫所犯的勾當既這樣多，就是有一百個官員，也管不了許多，可見也里可溫人數之多了。再從至順鎮江志戶口調查．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里可溫二十三戶，一萬零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溫一百零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單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溫一百零九人。從鎮江一區而論，平均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一戶是也里可溫，六十三人中，有一個也里可溫人。無怪這個崇福司官要著急了，若再從元史職官列傳去看，有許多職官寫著也里可溫字樣的。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直隸等省，南方如廣東雲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溫散居著。有也里可溫駐居的地方，當然有禮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順帝紀，說到別吉太後之喪，有下列的話︰
『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後雲雲。」甘州有十字寺，馬哥孛羅也提及過
『甘州者其地基督**，于城中建大禮拜寺二所。』
別吉太後是個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記也有『命也里可溫于顯懿壯聖皇後神御殿作佛事』的話。這不獨可以知道別吉太後是基督徒，更足以證明也里可溫教的普遍全國了。在元史中所稱為也里可溫人者，有不少是達官，是孝子，是良醫，是學者，是義士，而且他們的名氏，又多與古基督徒相同。當時著名的文學家馬祖常(見元史卷一四三本)是聶斯脫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歷代的達官，他會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見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們是元代大族，並且都是信也里可溫的。黃濕曾著馬氏世譜，余闕合肥修城記記馬氏政績，都有也里可溫字樣。
後來更有從地下掘出許多景教的遺跡，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塊有十字的石碑，都是這時的遺物。泉州是中國中古時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後來的廈門，是唐朝以來一切阿刺伯人及其他外國商人教士們進出的地方，到現在還有許多關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遺跡。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幾個有十字的墓石，大約也是十二十三世紀的遺物。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發現了兩塊刻花的石碑，碑頭上都有十字，與泉州出十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處，有幾個義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著十三十四世紀的年代。凡此皆足證明元代景教的發達了。
【二元代的天主教】
當蒙古侵入中國的時候，也正是歐洲發生大變動的時候。自西羅以帝國滅亡後，偉大的新時代產生了，文化的改進，商業的繁榮，影響及于東方，于是商人們歡喜到中國來，引起了羅馬**傳教東方的熱忱，便在西亞細亞設立了傳教的分所。當時有二個新興的宗派︰一名方濟名派(Franciscus)一名多明尼派(Donlinicus)聖方濟各是死在三二六年的，他曾經傳道給埃及人，並且到過聖地。多明尼很想聯合全世界傳教工作，使羅馬各教派都隸屬于正宗天主教。當蒙古軍隊快速度發展的時候，歐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脅，教皇依諾增德四世(InnocentIV)派遣專使，赴蒙古探訪，這個專使，就是方濟各派的修士，名叫喬伐尼比亞諾賈比內(GiovanidaPianodiCarpino)，他是意大利人，是方濟各的弟子，在一二四五年由昂(Lyons)出發，次年七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庫倫(Karakorum)，朝見新君定宗貴由，呈遞教皇文書，十一月間得了定宗回書回歐，于一二四七年到了法國，報告教皇。
三四八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長官阿爾及吉台(Aljigidai)所差來兩個景**的報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親，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國人，名叫安德肋龍汝模(AndredeLongjumean)，帶了另外兩個多明尼派修士，于一二四九年從西潑魯斯(cyPrus)動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于上一年去世了，僅取得皇後兀立海迷失(OgulGaimish)的回書。此後教廷與蒙古問的使節往還，固非一次，而從這些使者的報告中，得知有許多聶派的景**改信了天主教，並且知道天主教在東方一天發達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馬哥孛羅的父親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學家和宗教師一百人來中國，結果，因著戰爭阻礙，那將來中國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馬哥孛羅父子二人回到中國。馬哥寺羅在中國住了多年，幫助了忽必烈許多事體，他也曾游歷過中國許多地方，著成世界聞名的一部游記(已經譯成中文)，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
在這個時期里，與天主教在中國工作上關系最大的人，莫如那個約翰蒙高未諾(Johnof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濟各派的意籍教士，在一二九四年奉教皇派遣，來到中國的京都北平，得著新皇帝元成宗鐵木耳的歡迎，他就開始在中國做傳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勸化了一個景**高唐王闊里吉思信教，這位高唐王為了紀念教士的緣故，替他自己的兒子題名叫約翰。他在景**的反對情形之下，創建三座教堂于北平——從一二九八至一三一八年間——當一三○五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個外教人家的男孩——七歲至十一歲——給他們施洗，教他們學習拉丁文和教會禮節，把他們組織成一個唱經班和歌詠隊，用蒙古文譯出許多經文和歌詞，一部分學習成功的，便在禮拜時幫助崇拜的儀式，每逢禮拜，甚至在皇帝宮里也听到他們的歌唱聲音。那個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擔任些職務。高唐王闊里吉思更領導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後，他的兄弟把這些人民帶回到綏遠東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約翰常常去看他們，因此對于那地方的語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約與詩篇翻譯成這種文字，他的工作範圍便日愈擴大了。
約翰雖只是有五十八歲的人，但他的形狀卻已經很老了。因為有十二年之外，沒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來，只有他獨個兒主持這樣的繁劇，到一三○三年方有一位德國教士亞諾爾德普洛尼(ArnoldofCologne)來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約兩年工夫。
一三二二年，有一位意籍方濟各派教士名和德理(FriarodoracofPordenone)到了中國，在泉州登陸，後來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揚州，臨津，濟甯，沿著黃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該地教會情形，在北平耽擱大約有三年之外——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八——勸化了許多人信奉天主教。一三二八年才由西北經陝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亞美尼來，回到意大利，原期請求教皇派遣五十個教士，同來中國傳教，不意在到達意大利的次年——一三三一年——即逝世了。
一三一八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貝來格理諾繼任，五年後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繼任，在他的任內，又建造起一座教堂與一座較大的修道院，建築剛完成，他也在一三二六年病故，便沒有人繼續他的職位。一三二八年北平總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國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國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業，他那種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實在給予當時的影響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偉人，可是從他死了以後，得不到一個相當繼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學神學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沒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個教會代表，去請求教皇派遣繼任的人。信里面寫著這樣懇切的話︰
『自約翰死後，中國教會缺少了一個精神上的領袖，需要派一個繼續的人。』結果，教皇派來了一個名叫馬利諾利(JohnofMarignolli)于一三四二年來到中國北平，他穿著很莊嚴的祭服，在盛大的儀式中朝覲中國皇帝元順帝，並且把教皇所贈送的戰馬和禮物書信獻上，頗得皇帝的歡喜。但他鑒于中國那時的政潮險惡，逆料元朝的命運不久，大亂即將發生，于一三四五年決計回歐，雖經元帝懇切挽留，亦置之不顧。他取道馬刺甲，錫蘭，耶路撒冷，等地，于一三五二年到達亞味濃(Avignin)向教皇陳說有繼續派遣教士至中國的必要。雖然後來曾經先後派過三個人︰——一名多默(Tomasso)一三六二年，一名伯拉多(Prao)一三七○年，一名加布阿(CaPua)一四二六年，都沒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國便無形的停頓了。
【三元朝基督教的滅亡】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國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國人把他們驅回蒙古去。同時，在中亞細亞等地也被回教所佔領，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著阻得。不但元朝的國運從此告終，即將近百年慘淡經營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擊。
原來羅馬教皇很想把中國天主教的工作，繼續地保存下去，他在一三七○年以後派了許多主教，像考斯米薩來亞(CosmeSarai)沒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ofPrato)帶著許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蘭西斯波多(FrancisofPedio)帶了十二個同伴，也失了蹤。還有十個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後一個，在一四七五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監禁了七年，釋出後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頭餃的，大都是有名而無實，因為那些人根本沒有到中國任職。所以天主教在這時候，便無法繼續。關于這一代天主教在中國的成績，也難加以考證。根據一部分不很確實的報告，說歸化天主教的有三萬人，不過這些人，不都是漢族人，以阿蘭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見得當時民眾，對于天主教，沒有受到重大影響。模勒氏(A．C．Moule)在一五五○年前的中國耶穌信友一書中這樣說︰
『古代和中古時代中國信徒的故事，並不是天主教的教會在中國開始成立的故事，卻多少在名義上或是在實際上，是信奉耶穌的外國人，在中國久居，或是暫居的記載。』他又根據古經上題著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沒有中國字，斷定德主教約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亞細亞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漢人。那些方濟各派的教士，他們留下來的遺跡，可以做我們考證的卻是很少。只有現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勞倫斯老楞佐圖畫館中的一本拉丁文聖經，這本聖經，是由于耶穌會修士柏應理(Couplet)在江甦常州地方一個外教人家里得著的，據說這是他家的祖先從元朝傳下來的。最近德禮賢氏(M．D-Elia)尋獲一只十四世紀的天主教聖爵。
在景教方面，我們從元朝文告中，見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溫同佛道的爭端。至元辨偽錄所記︰
『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見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八十七所引)『彌失訶』指景教，『達失蠻』指回教，這一番話，出于佛**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見得當時各教互爭地位的情形。我們又從元典章里見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說︰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準中書省書，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理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錄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于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先生人等毆打，深為不便，申訖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于各處再設衙門，又將道教法錄先生侵奪管領，實為不應，呈乞照驗。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議得即日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贊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擬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並攙管法錄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並僧錄司也里可溫掌教司，依上施行。』(見元典章卷三十三)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為也里可溫將法錄先生誘化，所謂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認為是侵奪管領之權。一為祝聖祈禱時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將法錄先生毆打。這可以想見當時也里可溫的興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擠。實際上當時景**的行為，的確也有許多可以非議的地方，在來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國基督教史里這樣說︰
『景**是不是可以稱為基督徒的，是很難說。有一個名威廉羅伯萊克(WilliamofRubruck)的，在中國邊境遇到幾個景**，他們念起經來，果然同歐洲的僧侶一樣，但是他們大都是醉漢，多妻的，盤剝重利的人。』
這未始不可以說是景教內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來的排擠。再看鎮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沒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溫實遭受一次很大的打擊。原來這寺本來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晉朝建武時建立的，初名澤心，後來梁天監在這寺內舉行水陸道場，宋大中祥符時改名龍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馬薛里吉思做鎮江副達魯花赤，始改建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復被收為金山寺院，歸佛教所有。這是根據趙孟淆的按語的，趙孟淆曾為該寺撰碑，其碑文有雲︰
『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為金山寺院，命臣趙孟淆為文，立碑金山，傳示無極雲雲。』(見至順鎮江志卷十)同時，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話。鎮江景教受此打擊以後，其勢力日就衰微，而漸至滅亡。所以總景教滅亡之原因，除了受著異教的**以外，還有自身內部的問題，在四大危急時期中說︰
『中國景**為數頗眾，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國人，威廉伯羅魯克來華，即在中亞傳道，與中亞景教接觸，評其缺乏知識設此兩派耶教，均以基督為法，互相敬愛，則耶教在華在亞之發展，必無限量也。總主教約翰初居北京寧夏時，景**極力反對，是以兩方互仇，不能協力同心。』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兩派互相傾軋，使佛道二教坐收漁人之利，是不足為怪的。
末了︰我們要問為什麼元朝基督教會和唐朝景教一樣的失敗，為什麼他們對于中國人的影響會這樣小？實在的原因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覺得困難，是無可否認的。元朝是挾帶了蒙古民族習慣來統治中國，處處與漢人顯得異樣，也許漢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對于蒙古民族有些岐視，所以蒙古皇帝與長官所熱烈提倡的基督教，漢人對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與無朝的兩時期中，基督教的活動，都在君王與貴族之間，與普通的平民階級沒有發生什麼關系，君王的勢力一倒，基督教也隨著消滅。等到漢族人起來**蒙古人的統治，把他們驅逐出長城以外，盛極一時的基督教，也就沒有站足之處了。本來與基督教站在對立地位的儒釋道三教，彷佛得了一個報復的機會，也在這種變動之中發展其排擠的一部分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