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已经把中国宗教背景略加说明，这里应当与基督教教义互为比较。不过详细地比较，已有中国基督教学者如吴雷川徐宝谦诸先生著成了专书，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类，用不着在这里噜嗦。在这里只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提出几点重要的道理，来研究到底基督教在中国宗教的思想与习惯上有无融通的可能。现在先从思想方面说起：
(一)基督教的一神崇拜，与中国固有的对天观念，本没有多少冲突。在中国的对天观念中，虽不免有多神崇拜的倾向，然而认群天之中，有一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执掌着统治全世界的大权，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管辖万有的主宰，初无若何分别。且看中国古人怎样解释这个『天』字：说文说：『天，颠也，』含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诗经一类的古书里，有不少『上帝临汝』『赫赫上帝』等句子，可以证明古代人民具有认天为主宰的信仰。到了春秋时代学者思想中，才有一部分人从哲学的范畴中，把主宰的天变成为义理的天了。如孔子的天行思想，老子的自然主义，庄子的天钧天倪，孟子的天与人归等等，确已修改了对天神的观念。但是孔孟并不把天神崇拜根本**，还承认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的主宰。即机械主义的老庄，犹有『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其有真君存焉』一类的话。特别是那个保存古代信仰的墨子，他的天志篇里所表现出来的天，不独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主宰，直是一个爱人利人的父亲。那种思想，影响于后来的学者与一般的人民，实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且看汉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宋儒张横渠的『乾称父坤称母』等等理论，何莫而非是古信仰的遗传？历来虽然也有不少唯物思想的意见，像荀子的天行有常，像王充的天道自然，范缜的神随形灭等等，不承认有精神界的存在，但却没有影响到最大多数的民众信仰。所以一般社会，还是认天为人类的根源，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在森罗万象之中，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具体的神明。
(二)基督教的教义，包括在一个『爱』字里，从基督的牺牲，彰显了上帝的爱。上帝是爱，这个道理，在约翰的三封书信里，讲得最明白了。他说：『上帝是爱。』『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爱神的，也当受弟兄。』这可以说把基督教的根本道理说得很透彻；全部的新约圣经，都不过是阐明这个道理罢了。一方面讲明上帝怎样爱人，一方面讲明人应该怎样爱上帝。上帝看不见，爱弟兄就是爱上帝，所以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能爱看不见的上帝』。但是怎样爱弟兄呢？约翰又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根据耶稣自己的话：『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们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实际地怜悯人的困乏，是爱的表现。但这犹不足包括爱的全体，约翰又说：『主为我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耶稣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可见在基督教爱的道理里，不单是周济贫乏，还有两点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为弟兄舍命，(二)爱仇敌。保罗在林前十三章阐明爱的意义中！更包括着自我的道德，在消极方面，他说：
『爱是不嫉妨，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欢喜不义。」在积极方面，又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又可见爱不单是对人，也是对己的。在自己没有完备的道德，如何能真实的爱人，所以说：『爱不可虚假，要恨恶爱善。』能真实爱人，便是爱上帝，也便是『用心灵诚实拜上帝』。这种道理，在中国古圣贤的教训里，也有许多相同的说法，孔子所主张的『唯仁』的道德中，也有『仁者爱人』的说明，张西铭『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的思想，不即是基督教济困扶危的爱么？尤其是墨子的兼爱主义。他所说的『兼相爱』，必须从『交相利』上去实行，也有『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等与耶稣相同的话。孔孟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不即是基督教牺牲的爱么？老子的『以德报怨』，不即是基督教爱仇的道理么？从理论上讲来，原无多大的分别，即从历史上讲，也有不少真正『杀身成仁』『以德报怨』足以动天地感鬼神的事实，而一般民族精神，尤都认『乐善好施』为高尚的美德的。
(三)基督教的道德主张，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价值，不是在物质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耶稣说过：
『人若得着了全世界，失去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人活着不是单靠饼，乃是靠上帝口里的一切话。』
见得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同时，也并不叫人看轻肉身生活。保罗很明白地要人知道：『身体是上帝的殿，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毁坏他。』
可见身体是何等的宝贵，必须保全自我的身体，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基督教的人生观是积极的，是奋斗的，是乐观的。凭着这积极的奋斗的乐观的人生观，改造自我，改造世界，努力实现天国主义，达到世界大同。从个人的改造到世界的改造，这见得基督教的道德，并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而是『兼善天下』的世界主义。
但是如何改造自我？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悔改，在祈祷的含义里，最重要的成分，是检查自己，叫人觉悟已往的错误，立定一个未来的新志愿。然后努力向上，追求到完全的地步，『你们要完全，像上帝的完全一样。』以个人完全的道德为建立天国的基础。总之：从对己方面言之，爱人如已为道德的标准，悔改信仰为建德的力量，祈祷默念为修养的工夫。从这点上说到中国；注重精神生活，注重道德修养，与基督教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视富贵如浮云，求精神之逸乐，几乎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观。『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非功利态度，也可以说是数千年来所共守的准则。儒家所主张的『反身而诚』『慎独克己』，正无异于基督教之祈祷忏悔。儒家之人格阶梯，包括于『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三语，圣人是人格上的完人，而圣人却是法天的。尤其是道家墨家，更明白地以道以天为道德根源，这又与基督教以上帝为道德标准无异。要建立完美的道德，先须从自我起头，所谓忠恕，所谓契矩，莫不是正己而后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个人而及于社会，可见中国在道德上的主张，也不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而是利人的大同思想。现在且进而研究到这一点，看看两方面的主张怎样？
基督教是要建立起地上的天国，没有国家的界限，没有人种的区分，是一个绝对平等的世界主义。这是基督教的特点，也是中国人所服膺的教训，我们看孔子的大同思想，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与孔子的『视人国若其国，视人家若其家』等等主张，何莫而非『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世界主义，这正与基督教若合符节。故亚派领袖西里尔(Cyril)讼聂派于东罗马帝及教皇，结果，判定聂派为异端而开除教籍。聂派便流窜到阿拉伯及埃及，后来他的学说为波斯学者所欢迎，遂得由波斯渐布及印度中国等处，阿罗本奉其教而来中国，可知此所谓景教者，即聂斯脱里派的基督教。
现在且把景教教义，与基督教互相比较，可以确实承认景教之即基督教，李之藻亦会从景教碑加以比较，略举如下：
景教碑文基督教教义
先先而无元后后而妙有上帝无始无终
三一妙身三位一体
无元真主阿罗诃上帝耶和华
判十字以定四方十字架
匠成万物然立初人上帝创造天地又造人
娑殚施妄魔鬼撒但
三一分身耶稣为上帝化身
景尊弥施诃基督弥赛亚
室女诞圣童贞女马利亚生耶稣
三常信望爱
八境八福
魔妄悉摧耶稣旷野胜魔
亭午升真复活升天
经留廿七部新约廿七卷
七日一荐七日礼拜
三威蒙度赞基督教义
慈父阿罗诃天父耶和华
蒙圣慈光救离魔上帝是真光救人脱离罪恶
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弥赛亚圣子耶稣
慈喜羔上帝的羔羊
圣子端任父右座耶稣升天坐上帝之右
三身同归一体三位一体
瑜罕难约翰
卢伽路加
宝路保罗
廉萨古以摩西
贺萨耶何西阿
这些经名或人名，都是诺音的，略举几条以概共余，若再从他执似剽加以研究，更为明了。所云：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与马太六章三节同。
『有财物不须放置地上，有盗贼将去，财物皆须向天堂上，必竟不壤不失。』与马太六章十九节同。
『唯看飞鸟，亦不种不列，亦无仓窖可守。』与马太六章廿六节同。
『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与马太七章四节同。
『汝等于父边索饼，即得，若从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鱼亦可，若索蛇恐螫汝，为此不与。」与马太七章九节同。从这几条，已可见两种经义完全相同，惟译文稍有分别耳。此可证景教之即基督教毫无疑义。
根据碑文所载，我们便可以推测景教在当时的经过情形。碑云：
『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日：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圣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这一个诏谕，在唐会要中亦有相同记录：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见唐会要卷四十九)其不同之点，即一称波斯，一称大秦，宋敏求长安志卷十有云：
『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义宁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云：『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阿罗斯当即是阿罗本之误。先是唐章述两京新记中亦有：
『义宁坊十字街之东北波斯胡寺』的话。起初原皆称波斯寺，后来因为要与火祆教有所分别，乃改称为大秦。唐会耍卷四十九有诏改寺名之事，云：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之者，亦准此。』
碑文又说：
『高宗大帝，克恭钻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可见太宗为建景寺于义宁坊后，高宗又继续建立景寺于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分全国为十道，故所谓十道即全国之意。)碑文又云：『圣历年释子(和尚)用壮(疑即玄奘)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讪谤于西镐。』东周即洛阳，西镐乃长安，又可见长安洛阳皆设立景寺，引起佛教与道教的反对，景教处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继续维持于不堕，当然是因为当时帝王的优遇，而景教教士的继来，声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云：『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罗含及烈，当是继阿罗本之后而来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两见于册府无龟：『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及烈原是武后时景教的领袖，这里所说在玄宗时来华，据近人考证，当时曾经回国而复来的。但在玄宗后期，又有许多教士来华，据碑文云：
『三载(即天实三年)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问化，望日期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肃宗时命令景僧伊斯，参郭子仪戎事，碑云：
『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亲见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亦见教士中，于修德传教之外，竟有参与戎幕的人。西来教士，见于碑文中的，虽仅二十余人，一为推测，必不止此数。从碑末具名之人数计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长安大约为景教教会之总机关，列名于碑上的，当为总机关中的职员。而当时教会已推及全国，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虽属形容之词，但教会日渐扩展，传道人数，更不止碑文所载十人而已。
碑文中的话，虽近于夸大，但当时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赞助，不是绝对无因的。因为唐朝对各种外来宗教的优容，不独于景教是如此。碑中所举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龄宾迎阿罗本，又把皇帝肖像，画在景教寺墙壁之上，碑云，『旋命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高宗又于诸州各置景寺，仍祟阿罗本为镇国**主，玄宗命宁国五王，亲到景寺中设立坛场，并且把五代祖宗遗像，陈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五王，亲临福字，建立坛场，天实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肃宗又重建景寺，碑云：『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则于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饼，以表庆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饼以光景象。』至于德宗登极的第二年，即为立碑纪念之时，其于景教的优容，亦可以见。德宗以后，情形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从此至武宗，尚有大十多年经过，单从武宗毁废佛寺的诏令中，与李德裕的德音表观之，亦可以反证当时景教的隆盛，与佛教相伯仲。当时大臣如房玄龄高力士郭子仪等皆奉命招待，与景教发生密切关系，后人疑房郭为景**，虽无佐证，也有可能。
景教的传教方法，我们在景教碑里，可以看出有两种：一为翻译经典，一为医治疾病？当唐太宗宾迎阿罗本时，即令为他『翻经书殿』。后来那个撰碑的景净，确是景教中的一个著作家，诸经目录中曾说他译经三十部卷，大约当时景教经典，经他翻译的，一定不少。从敦煌石室中所获得的三威蒙度赞等等(见上述)，是不是这三十部卷中的东西，却不能断定，但他确会努力译著，是可信的。我们从贞元释教录，知道他曾与般若共同翻译佛经，其文如下
『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球，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浚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陈。且夫释氏伽南，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闸佛经，欲使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查六波罗密经，原有两译本，一为十卷本，一为七卷本，现存藏中，题为唐剧宾沙门般若译，而七卷本今已无存，当即般若景净合译，德宗评其『理昧词陈』，乃至废弃。然所谓理昧词陈，大约是译文中有许多牵强之处，基督徒而翻译佛经，所用名词，或许多附会，看景教碑与三威蒙度赞等文中，有许多佛教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世尊』等类，便可以知道了。
传教之士，往往有精通医术的人，以医药为传教方法，为历来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教士中，亦必有不少医生在内。旧唐书记睿宗之子玄宗之弟让皇帝患有病，经景僧崇一为他医治。让皇帝患传里这样记着：
『开元二十八年冬，患寝疾，上令中使送医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瘵患稍廖，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见旧唐书卷九十五)崇一这个名字，含有『崇奉一神』的意恩，景**中以『一』为名的，如景教碑所列的人名中有『元』『守一』『明』，以『崇』为名的，也有『敬崇』『崇德』等类，可知『祟一』是个景教教士。而不是和尚。并且所赐的『绯袍鱼袋』，据唐书与服志，绯袍是红色的品官服饰：
『四品服深绯色，五品服浅绯色。』
鱼袋也是唐朝一种大官所用的东西，上面刻着官姓名，随身悬佩。都不是和尚所用的，故可以断定这崇一是景**之名医的。又杜环经行记说：
『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足证西医已于此时随景教以输入，而为传教的一种工具了。
景教传到了武宗会昌五年(八四五年)遭受着很大的打击，因为武宗听信了道士赵归真的话，发出一道严厉的灭佛诏谕。从经济的立场，以为僧尼穆护，都是坐食分利，饬令还俗。在诏谕中有这样的话：
『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士木之功，夺人利为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唐书卷八十)当时宰相李德裕十分赞成，所以上一道庆贺武宗毁佛寺德音表，也这样说：
『遂使土本兴妖，山林增构，一严之秀，必极雕钻，一川之腴，已布高刹，耗蠹生灵，侵灭征税。』(见李卫公文集卷二十)资治通鉴记着：
『会昌五年秋七月，上恶僧民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还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日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这里说『道士赵归真复劝之』，究竟他是劝武宗毁灭佛教呢？还是劝武宗存留都城的佛寺呢？很难知道。若以『耗蠹天下』为灭佛理由，当时道教也非常兴盛，何以在这大案中，别的宗教都牵连在内，独不及于道教，难道道教不是耗蠹天下么？那可以知道赵归真之劝与唐武宗之恶，并不单是经济方面的耗蠹天下，我们再看他诏谕中所说：
『是逢季时，传此异俗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一则日『异俗』，再则日『西方之教』，便可潦然于武宗此举，是出发于排外思想，佛教是印度来的，景教是大秦来的，其余波及的一切宗教，都是外国教，所以他毁灭了一切宗教而独不及道教，究意当时毁灭的宗教有多少呢？唐书食货志云：
『武宗即位，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官赐额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招提梵语，汉译为四方僧物，兰若亦梵语，汉语译为空净闲静之处。)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即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唐会要有相同的记载：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明显外国之教，劝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见唐会要卷四十九)而李德裕德音表中所举数目略有不同：
『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得良田数千顷，共僧尼令属主客户。大秦穆护祆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见李卫公文集卷二十)这里所说的二十余人，或为二千余人之误。数目虽有不同，毁灭佛教及一切外来宗教的事实，是可信的。所以在唐朝二百十年传布的景教，遭着这一次空前的教难，是非常不幸的。观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条奏所云：『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所送还本处收管。』知道外国教士都被驱逐回国，中国信徒均须纳税为民，(当时宗**是免纳国税的，)景教在中国，似乎告一段落，但却依旧没有绝迹。因为下一年武宗就死了，继他的王位的是宣宗，是武宗的叔父，他即位之始，便贬斥李德裕，一反武宗所为，收同灭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有『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盛革末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这一番敕谕，佛教便恢复起来。是教有没有恢复呢？这却无从知道，不过从此三十多年以后，据一个阿拉伯作家的述说，黄巢作乱时，曾经在广府歼灭了十二万回回犹太波斯和信奉景教的人，事在八八○年左右，广府在何处？有说是广州，有说是杭州，至难考定，不过在武宗以后，景教仍旧在传布，可以想见的。经过黄巢的大屠杀以后，中国又入于纷乱之局，西北十地，沦陷于吐蕃，西域来华之路，于是被塞，又经八姓十三君的五代大乱，景教便陷于无法继续的情形之下了。一部分教士退入到蒙古境内，待机恢复，斐化行在所著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这样说：
『景教直到一四○五年，在外蒙古一带，还有他们的踪迹。又有一个亲眼见过他们的人记载说：那些聂斯脱里教人，彷佛是从作坊里走出来的铁匠一样。直到现在？还时常在黄河套左近发现些古时崇拜十字架的人们的遗迹，有人会想在当时那些人们所信奉的或许是景教。』(见该书3233页)似乎景教在中国已经灭绝，只活动在蒙古境内，其实不然。我们从马哥孛罗的游记中，看见他跟著他父亲到中国来的时候，经过梁州府，宁夏，归化等处，多遇到景教的人。后来他另一次旅行，经河问府，见该处有景**，也有教堂。南行经运河到扬州，记载在该处及镇江有景教教堂，杭州亦有景教堂一所，这可见唐朝以后，景教在中国内地未尝绝迹，惟其势力不若唐时之盛而已。容于下文再为详叙。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这便是中国的元朝。元朝开始于一二○六年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他带领了蒙古军队，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平定了西辽及花剌子模，灭西夏，雄震亚洲。他的儿子窝阔台，就是元太宗，继承遗志，联宋灭金，并吞了中国北部及高丽，复侵入欧洲，进军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此后历定宗宪宗而至世祖忽必烈，他在一二六○年即位，至一二七八年减宋而一统中国，定都燕京，又东征日本，南征缅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其领士之广，包括东欧及亚洲大部，实为前此所未有。
蒙古帝国既凭借其武力，统治了中国，他的国际贸易，不但推行到中亚细亚，更及到了欧洲，海道陆路的交通，远至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听到『中国』这个名字，亦相率东来。蒙古的长官，对于外来的商人和教士，具着极优容的态度。处处于他们各方面的便利。在宗教方面，允许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来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时候，对于各种宗教是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天主教也好，景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什么都欢迎，什么都附和。凡属**，都可以不纳租赋，不完捐税，并免除其他任何国民的义务。借着这漫无限制的机会，于是潜伏在蒙古与内地的景教，既可以卷土重来，即流行于罗马的天主教，亦得乘时东渐，这两派基督教，使沉寂已历四百年之久的基督教，从新复活起来。现在且分说之：
〖一元代的景教〗
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后？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中亚细亚及蒙古境内，没朋绝迹，甚至连中国疆域以内的景教团体还有存在，已见上述。最近麦克纳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的演说中，在叙述景教之后，又说：
『基督教在中国本部，未及推广，其在中亚，则继续传布，在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时，东方基督教日渐来华，重整旗鼓。』相传成吉思汗为他儿子娶了开尔脱(Kerart)部的公主为妻，这公主是个景**，所以在他的营内也有个景教寺。开尔脱的景**，都占有相当的权势，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在黄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在忽必烈入主中国复兴起来，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这个名称，在元朝的历史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温』。『也理可温』是蒙古语的的译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缘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谓蒙古人呼基督徒为Arcoun，唐朝传景教之大德阿罗本，或即『也里可温』的古音。多桑译著旭烈兀传：
『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刺伯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
但也里可温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聂斯脱里派的景教呢，还是佛兰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经这样说：
「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洪钧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温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难怪的，因为那时侯所称的也里可温，正象现在人称基督教一样普通，变为任何派别不同的总名称。其实在镇江等地的也里可温，还是景教一派。从至顺镇江志考证，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温**叫马薛里吉思，他做了镇江的副达鲁花赤，在一二七八至一二八二年间，在城内外兴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热心宗教的情形，可以从梁相记中见之：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闻其所谓教者，今马薛里
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侣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极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雍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刺大兴国寺，次得西津坚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刺云山寺，都打吾见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开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芦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于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在镇江五年，连兴士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见大兴国寺记)我们在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镇江也里可温的创始，与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当时的也里可温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马氏兴建七寺的时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国之始，仅仅镇江一地，已有那样伟大的建设，其他亦可想而知。关于镇江一隅的事实，后来在马哥孛罗的游记中，亦曾提到：
『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这明明说镇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园序杨文杰东城记余说道：
『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同。』(见春在堂杂文)当时景教在中国的复兴，不下于唐朝，几乎弥漫到各地，固不独在镇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镇江杭州，乃因镇江大兴国寺碑文独得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缘故。假若我们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据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的一条记载：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奉圣旨教俺兴御史台集贤院祟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御史台集贤院祟福司来省里一处商量来，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可温教祟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会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同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
宣政院是管释教的，集贤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温的。当时杨暗普做江南释教总统，崇福司就根据他的奏章提出这番意见，以为也里可温所犯的勾当既这样多，就是有一百个官员，也管不了许多，可见也里可温人数之多了。再从至顺镇江志户口调查．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之中，有也里可温二十三户，一万零五百五十五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温一百零六人，二千九百四十八单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温一百零九人。从镇江一区而论，平均一百六十七户中，有一户是也里可温，六十三人中，有一个也里可温人。无怪这个崇福司官要着急了，若再从元史职官列传去看，有许多职官写着也里可温字样的。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温散居着。有也里可温驻居的地方，当然有礼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顺帝纪，说到别吉太后之丧，有下列的话：
『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云云。」甘州有十字寺，马哥孛罗也提及过
『甘州者其地基督**，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二所。』
别吉太后是个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记也有『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壮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的话。这不独可以知道别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证明也里可温教的普遍全国了。在元史中所称为也里可温人者，有不少是达官，是孝子，是良医，是学者，是义士，而且他们的名氏，又多与古基督徒相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见元史卷一四三本)是聂斯脱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历代的达官，他会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见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们是元代大族，并且都是信也里可温的。黄湿曾著马氏世谱，余阙合肥修城记记马氏政绩，都有也里可温字样。
后来更有从地下掘出许多景教的遗迹，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块有十字的石碑，都是这时的遗物。泉州是中国中古时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后来的厦门，是唐朝以来一切阿刺伯人及其他外国商人教士们进出的地方，到现在还有许多关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遗迹。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几个有十字的墓石，大约也是十二十三世纪的遗物。一九一九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发现了两块刻花的石碑，碑头上都有十字，与泉州出十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处，有几个义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着十三十四世纪的年代。凡此皆足证明元代景教的发达了。
〖二元代的天主教〗
当蒙古侵入中国的时候，也正是欧洲发生大变动的时候。自西罗以帝国灭亡后，伟大的新时代产生了，文化的改进，商业的繁荣，影响及于东方，于是商人们欢喜到中国来，引起了罗马**传教东方的热忱，便在西亚细亚设立了传教的分所。当时有二个新兴的宗派：一名方济名派(Franciscus)一名多明尼派(Donlinicus)圣方济各是死在三二六年的，他曾经传道给埃及人，并且到过圣地。多明尼很想联合全世界传教工作，使罗马各教派都隶属于正宗天主教。当蒙古军队快速度发展的时候，欧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胁，教皇依诺增德四世(InnocentIV)派遣专使，赴蒙古探访，这个专使，就是方济各派的修士，名叫乔伐尼比亚诺贾比内(GiovanidaPianodiCarpino)，他是意大利人，是方济各的弟子，在一二四五年由昂(Lyons)出发，次年七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库伦(Karakorum)，朝见新君定宗贵由，呈递教皇文书，十一月间得了定宗回书回欧，于一二四七年到了法国，报告教皇。
三四八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长官阿尔及吉台(Aljigidai)所差来两个景**的报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亲，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国人，名叫安德肋龙汝模(AndredeLongjumean)，带了另外两个多明尼派修士，于一二四九年从西泼鲁斯(cyPrus)动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于上一年去世了，仅取得皇后兀立海迷失(OgulGaimish)的回书。此后教廷与蒙古问的使节往还，固非一次，而从这些使者的报告中，得知有许多聂派的景**改信了天主教，并且知道天主教在东方一天发达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马哥孛罗的父亲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学家和宗教师一百人来中国，结果，因着战争阻碍，那将来中国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马哥孛罗父子二人回到中国。马哥寺罗在中国住了多年，帮助了忽必烈许多事体，他也曾游历过中国许多地方，著成世界闻名的一部游记(已经译成中文)，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
在这个时期里，与天主教在中国工作上关系最大的人，莫如那个约翰蒙高未诺(Johnof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济各派的意籍教士，在一二九四年奉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京都北平，得着新皇帝元成宗铁木耳的欢迎，他就开始在中国做传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劝化了一个景**高唐王阔里吉思信教，这位高唐王为了纪念教士的缘故，替他自己的儿子题名叫约翰。他在景**的反对情形之下，创建三座教堂于北平——从一二九八至一三一八年间——当一三○五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个外教人家的男孩——七岁至十一岁——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节，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唱经班和歌咏队，用蒙古文译出许多经文和歌词，一部分学习成功的，便在礼拜时帮助崇拜的仪式，每逢礼拜，甚至在皇帝宫里也听到他们的歌唱声音。那个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担任些职务。高唐王阔里吉思更领导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后，他的兄弟把这些人民带回到绥远东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约翰常常去看他们，因此对于那地方的语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约与诗篇翻译成这种文字，他的工作范围便日愈扩大了。
约翰虽只是有五十八岁的人，但他的形状却已经很老了。因为有十二年之外，没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来，只有他独个儿主持这样的繁剧，到一三○三年方有一位德国教士亚诺尔德普洛尼(ArnoldofCologne)来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约两年工夫。
一三二二年，有一位意籍方济各派教士名和德理(FriarodoracofPordenone)到了中国，在泉州登陆，后来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津，济甯，沿着黄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该地教会情形，在北平耽搁大约有三年之外——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八——劝化了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一三二八年才由西北经陕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亚美尼来，回到意大利，原期请求教皇派遣五十个教士，同来中国传教，不意在到达意大利的次年——一三三一年——即逝世了。
一三一八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贝来格理诺继任，五年后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继任，在他的任内，又建造起一座教堂与一座较大的修道院，建筑刚完成，他也在一三二六年病故，便没有人继续他的职位。一三二八年北平总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国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国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业，他那种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实在给予当时的影响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伟人，可是从他死了以后，得不到一个相当继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没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个教会代表，去请求教皇派遣继任的人。信里面写着这样恳切的话：
『自约翰死后，中国教会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需要派一个继续的人。』结果，教皇派来了一个名叫马利诺利(JohnofMarignolli)于一三四二年来到中国北平，他穿着很庄严的祭服，在盛大的仪式中朝觐中国皇帝元顺帝，并且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献上，颇得皇帝的欢喜。但他鉴于中国那时的政潮险恶，逆料元朝的命运不久，大乱即将发生，于一三四五年决计回欧，虽经元帝恳切挽留，亦置之不顾。他取道马刺甲，锡兰，耶路撒冷，等地，于一三五二年到达亚味浓(Avignin)向教皇陈说有继续派遣教士至中国的必要。虽然后来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人：——一名多默(Tomasso)一三六二年，一名伯拉多(Prao)一三七○年，一名加布阿(CaPua)一四二六年，都没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国便无形的停顿了。
〖三元朝基督教的灭亡〗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国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国人把他们驱回蒙古去。同时，在中亚细亚等地也被回教所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得。不但元朝的国运从此告终，即将近百年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击。
原来罗马教皇很想把中国天主教的工作，继续地保存下去，他在一三七○年以后派了许多主教，像考斯米萨来亚(CosmeSarai)没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ofPrato)带着许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兰西斯波多(FrancisofPedio)带了十二个同伴，也失了踪。还有十个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后一个，在一四七五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监禁了七年，释出后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头衔的，大都是有名而无实，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到中国任职。所以天主教在这时候，便无法继续。关于这一代天主教在中国的成绩，也难加以考证。根据一部分不很确实的报告，说归化天主教的有三万人，不过这些人，不都是汉族人，以阿兰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见得当时民众，对于天主教，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模勒氏(A．C．Moule)在一五五○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一书中这样说：
『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信徒的故事，并不是天主教的教会在中国开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义上或是在实际上，是信奉耶稣的外国人，在中国久居，或是暂居的记载。』他又根据古经上题着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没有中国字，断定德主教约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亚细亚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汉人。那些方济各派的教士，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可以做我们考证的却是很少。只有现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劳伦斯老楞佐图画馆中的一本拉丁文圣经，这本圣经，是由于耶稣会修士柏应理(Couplet)在江苏常州地方一个外教人家里得着的，据说这是他家的祖先从元朝传下来的。最近德礼贤氏(M．D-Elia)寻获一只十四世纪的天主教圣爵。
在景教方面，我们从元朝文告中，见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温同佛道的争端。至元辨伪录所记：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七所引)『弥失诃』指景教，『达失蛮』指回教，这一番话，出于佛**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见得当时各教互争地位的情形。我们又从元典章里见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说：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书，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理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录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讫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录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录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见元典章卷三十三)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为也里可温将法录先生诱化，所谓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认为是侵夺管领之权。一为祝圣祈祷时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将法录先生殴打。这可以想见当时也里可温的兴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挤。实际上当时景**的行为，的确也有许多可以非议的地方，在来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国基督教史里这样说：
『景**是不是可以称为基督徒的，是很难说。有一个名威廉罗伯莱克(WilliamofRubruck)的，在中国边境遇到几个景**，他们念起经来，果然同欧洲的僧侣一样，但是他们大都是醉汉，多妻的，盘剥重利的人。』
这未始不可以说是景教内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来的排挤。再看镇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没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温实遭受一次很大的打击。原来这寺本来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晋朝建武时建立的，初名泽心，后来梁天监在这寺内举行水陆道场，宋大中祥符时改名龙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马薛里吉思做镇江副达鲁花赤，始改建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复被收为金山寺院，归佛教所有。这是根据赵孟淆的按语的，赵孟淆曾为该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命臣赵孟淆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云云。』(见至顺镇江志卷十)同时，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话。镇江景教受此打击以后，其势力日就衰微，而渐至灭亡。所以总景教灭亡之原因，除了受着异教的**以外，还有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四大危急时期中说：
『中国景**为数颇众，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国人，威廉伯罗鲁克来华，即在中亚传道，与中亚景教接触，评其缺乏知识设此两派耶教，均以基督为法，互相敬爱，则耶教在华在亚之发展，必无限量也。总主教约翰初居北京宁夏时，景**极力反对，是以两方互仇，不能协力同心。』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两派互相倾轧，使佛道二教坐收渔人之利，是不足为怪的。
末了：我们要问为什么元朝基督教会和唐朝景教一样的失败，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会这样小？实在的原因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觉得困难，是无可否认的。元朝是挟带了蒙古民族习惯来统治中国，处处与汉人显得异样，也许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对于蒙古民族有些岐视，所以蒙古皇帝与长官所热烈提倡的基督教，汉人对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与无朝的两时期中，基督教的活动，都在君王与贵族之间，与普通的平民阶级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君王的势力一倒，基督教也随着消灭。等到汉族人起来**蒙古人的统治，把他们驱逐出长城以外，盛极一时的基督教，也就没有站足之处了。本来与基督教站在对立地位的儒释道三教，彷佛得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也在这种变动之中发展其排挤的一部分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