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二十一世紀新宇宙觀的對話
■劉志光
□梁燕城
中國對現代文明的吸收
□︰最近，中國派出大量的人員到西方國家進行學習和進修，不但有科技、文化、教育界的人士，而且還有政府行政部門的干部。這都是在顯明，中國正在擴展自己的視野，使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的一代有更寬敞的胸襟。從文化上看，大批人員到西方學習，不但有助于對西方最新科學枝術發展的了解，而且也使正處在改革和開放最前沿的一代人，有機會對西方現代化背後真正的精神資源作一親身的和深入的探討。劉教授是從中國廣東來到加拿大進修的，究竟當前中國從文化精神到行政運作上，如何吸收西方的資源呢？
■︰我長期生活和工作在中國南方的廣東。在這二十多年時間里，廣東既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又是中西文化交流踫撞最多的邊陲地帶。一九九五年我開始擔任華南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提出來的治所方針是“安居樂業，學術自由”。在學術研究方面很注意與全國、海內外學者廣泛地加強聯系，連續舉辦或參與主辦多次全國性、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較近的有一九九八年在深圳召開的中西文化比較研討會，一九九九年在沈陽召開的全國應用哲學研究會年會，同年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哲學研究會年會。後來，我們又進一步提出“頂天立地”的學術研究口號。所謂“頂天立地”，也就是說，了解全國，把握世界前沿；同時牢記立足于廣東這塊熱土，及時追蹤、探索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各種新現象、新情況。從去年九月開始，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一年，將一直學習到二○○一年九月，非常希望借此機會同加拿大哲學界建立起緊密的學術聯系。我本人的專業是管理哲學，曾經和美國夏威夷大學以研究管理哲學著稱的成中英教授進行過這方面的交流，他的思路是相當有前瞻性的，從中國古代的思想開掘出現代的意義，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所主持的哲學研究所，科學哲學一直是我們研究的重要課題。我知道你在哲學、尤其是科學哲學方面頗有研究，想听听你的意見。
當代科學宇宙論引發的新課題
□︰我是在香港和美國接受教育，對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的主要內容我都接觸了，最新的發展成果也都追蹤了，包括後現代哲學的重要流派等等。慢慢覺得當代西方哲學只是陷于語言分析或後現代虛無主義的死胡同中，無甚新意。既無精彩大師，也未見強而有力的思辯性哲學家，更無新哲學問題的探討。反而科學在近數十年卻大大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宇宙論架構，因此我對科學最新的發展及科學的哲學發生了強烈的興趣。
實際上，科學的發展往往形成世界觀的改變，對哲學有絕對性的影響。二十世紀末期的連串新發現，使我們過去架構的宇宙觀有非常重大的改變。我們必須要知道它們有些什麼改變，而且和哲學思維有什麼聯系，所以，最近五、六年，我都化了很大精力在追蹤西方科學的最新發展，在哲學上說那是屬于現代的宇宙論(cosmology)。記得西方科學哲學大師圖林明(Toulmin)已在七十年代寫下《回到宇宙論》(ReturntoCosmology)一書，那時是我仍是沉醉于新儒家系統，十分重視康德哲學及宋明心性之學，強調以人的主體來架搭科學知識。及讀此書，才驚覺我們竟已放棄西方形而上學的重要部門，而這宇宙論部門其實是科學所不斷探索而有新發展的。其後我又探索成中英教授的本體詮釋論，接觸到易學的方**，不落入純主體境界中，因而在思想上突破了道德主體為本的思維。轉而研究朱熹思想，不單發覺從前所確認的牟宗三對朱子之解釋甚有偏差，且朱熹的天理觀可與易學連接，打開一宇宙論的維度。而也正是這八十年代，科學上的宇宙論新發現不斷出爐，到一九九二年，大爆炸論得到確據，物質宇宙已被證明不是十九世紀所講的永恆無限，而是有個開始，于是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對大爆炸論作了重點追蹤和研究。如何從過去的宇宙觀轉到“新的宇宙起源論”，其中又找到什麼證據，最新的發展如何，這些都跟形而上學聯系上了。而有關形而上學的研究，西方和中國學者在哲學方面本來已經放棄好久了，從二十世紀初就開始放棄了，都去搞什麼“語言分析”了。但是問題在于︰宇宙觀的改變，使許多形而上學的問題重新提出來，而且是科學家提出來的，這是很有意思的。結果，哲學家去講“語言分析”，反而科學家卻討論形而上學，這是很有趣的當代文化現象。
■︰我曾經和其它學者談到過，“分析哲學”搞得太細了，不好，應該加入人文的內容，才會好辦些。
對繁星與良知的遺忘
□︰康德曾表示過其哲學的真正興味，就是對天上的繁星和內心的良知進行反省。當代哲學將“天上的繁星”交給科學了，到現在連“內心的良知”也被不少學者否認，哲學就只剩下“語言分析”的純技術。哲學似乎一步一步退到沒什麼可搞的地步。像海德格爾說，forgetofbeing，遺忘了萬有，遺忘了天地。現今西方文化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首先是啟蒙運動，否定了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形而上學宇宙觀，于是否定了繁星世界的基礎，到後現代的如今則連啟蒙運動的科學理性價值亦統統反掉。“繁星”和“良知”都遺忘了，亦即是人和萬物都被遺忘了。不料如今卻由科學家們重新提出這些問題，但科學家們的哲學和思辯訓練不夠，所以不能達到精彩的哲學反省。我追蹤的另一個理論是量子力學，它把機械的唯物的宇宙觀都打亂了，變成一個測不準但又似乎亂中有序的網絡宇宙觀。後現代主義把世界分成許多個小部分，分崩離析的小部分；而量子力學的哲學反省卻可以產生一種整體觀，把各小部份網絡在一起，很可能會產生一種整體和諧觀，多元並且彼此相關、和諧的新宇宙觀。這樣才可能走出後現代主義的虛無，達到二十一世紀的新宇宙觀。
在中國的“哲學遺忘世界，人們遺忘哲學”
■︰你剛才從科學主義思潮的發展，分析了哲學的失落和科學對哲學的重新呼喚。我想從另一面也談談這一點。
在中國，也有一種“哲學遺忘了世界，人們遺忘了哲學”的感覺。就中國而言，導致這一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前我們曾經過分倡導過一種對哲學的純意識形態的教條式的重視，現在來了個反動，走向另一個極端，好象什麼都沒有了。以前，在中國的大學里，教哲學的教師可能是最多的，因為哲學是公共課，不管什麼專業的學生都要學它；那時，在中國老百姓中間，哲學流派可能也是最多，農民有農民的哲學，工人有工人的哲學，賣雞蛋的有“雞蛋的哲學”、賣西瓜的有“西瓜的哲學”。以致于出現兩個極端︰一是極端意識形態化，一是極端庸俗化。教條化的哲學遺忘了真正的世界，結果是“人們遺忘了哲學”。不久前，我的一個同事從法國留學多年後回國，談到對法國、德國等國家的老百姓崇尚哲學思辨留有極為深刻的印象，而對今天中國哲學失落到如此地步表示難以理解。我說，如果今天的中國哲學不失落到如此地步，那反而不正常。這實際上是一種反彈，是對過去的扭曲的一種再扭曲。重要的是如何走出這種“扭曲”。“人們遺忘了哲學”，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當前中國社會又迫切需要一種哲學的理性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商品化，市場化過程，中國社會普遍出現一種“浮燥”、“狂熱”心態。從上到下，自里及外，整個社會彌漫、擴散著一種“短期行為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撈一把就走。沒有追求，沒有寄托，沒有精神歸宿。
五年前，珠江三角洲最富裕地區的一個管理區(以前稱生產大隊，現改稱為村民委員會)的領導來找我，請我幫助為這個管理區的幾百個廠長、經理培訓大學管理學課程。原來，該管理區共有人口一千二百多人，除去老弱病殘和管理區的干部，還剩六百多人；然而在管理區境內設有外資工廠三百多間，各式各樣的打工人員近三萬人。管理區須向每家外資廠派一廠長和一報關員，已經無人可派了。于是，當地的初中學生一畢業，就趕緊出來當廠長。許多農民一夜間暴富，夸張些說︰其掙錢的速度已超過了其數錢的能力。一位二十幾歲的廠長坦坦蕩蕩地告訴我︰吃喝嫖賭我都試過了，好象人生再也沒有什麼動力了，沒有什麼能讓我激動。我感到愕然！這些年我一直在想︰中國社會迫切需要重新引入哲學的理性思維。
世俗化的文化危機
□︰你剛才談到的問題，實際上是西方社會學很喜歡用的一個名詞──世俗化，從神聖陷墮入世俗。中國由文革時對社會主義崇高理想追求的極峰，轉向其相反面，成為極端世俗化，遺忘了人的高層次的思維。大概是沒有物質的滿足太久了，于是蜂涌而去追逐物欲。如何提高人的思維層次，似乎沒辦法。
北美亦有類似的問題，已走到極端世俗化的地步，一般人對學術文化沒有追求和認識。我剛從美國回來，在那里去過一個很大的教會，其中有一個服務中國人的部分，到那里的中國人全是博士生或做博士後研究的。平常中國人與西方人接觸的機會很少，而教堂成為中國人與西方人難得可以方便接觸的地方。但西方人曾反映，認為你們中國人好象不太跟我們講話，總是看不起我們，原來西方人以為中國人都是博士及博士後，學問比他們高，故看不起他們，因而有點自卑。而實際上，是中國人純粹因為英語不流利，在語言上有點自卑，才不太敢跟西方人聊天。但這現象反映了美國世俗化社會的文化水平下降。目前在北美的中國人理性及學術水平事實上比西方人高。在 谷那種高科技的地方，中國人越來越多，地位越來越高，因為中國人水平高、願工作、勤奮、工錢少也願意，慢慢地提升起來了。中國人對教育和學問追求的水平比現在西方人高，對孩子的教育也重視。西方人于是不舒服，越來越有一種酸酸的感覺，心態不平衡。美國李文和案的文化背景就在這里，西方人傾向于相信李文和是中國特務。好象明清以來的中國，看到外國人來，總覺得夷狄之心必異，不安好心。現在反過來西方人看到中國人的成就，也總覺得是有問題，主要原因在大眾失去了文化學術的品味，人的思想水平越來越平面化。馬爾庫塞(Marcuse)的一本書《平面的人》，這辭用得很好，因為現代世俗化的文明確是平面的、機械的，沒有立體的追求。西方的科技很高，制度很好，法律很好，但其文化在走下坡路。人們的思維的素質在下降。例如它的教育，不會刺激人去思維，不會啟發人的智能；只是鼓勵人的自我中心，只會叫學生重視自己想要什麼，不要受他人影響。它是獨我主義(egoism)的。物質很豐富，像老子說“五色令人而目盲”，五光十色將人困住了，也像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物欲牽引人心，人的思維，人的價值都被消解和忽視。馬克思早年就已批評這種現象，講“異化”，講“商品拜物教”。
異化與平面化的文化問題
■︰中國國內學術界這些年也在思考這一點︰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那麼上述現象是不是必然會出現？西方有了，中國也出現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異化”是不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如何消除這種“異化”？如何走出這種困境著這都是從今天中國社會提出來的很現實的問題。
□︰西方已掙扎了至少一百年，西方哲學家花很多時間去思索走出這種困境，找到出路，好象都不太成功。康德講“道德的無上命令”，客體講不通就退回到主體來講；到沙特的存在主義再退到無本質的純存在，更平面一些；最後變成只剩下情緒和感覺，沒有理性，越講越低。從科學那方面看，也是這樣︰人性被化約成生物的神經反應系統，生物化約成化學變化，化學化約成物理粒子，最後就是平面化為純物質，找不到超越動物性的價值了。西方在這條路滑下去，很難回頭，擋也擋不住，我們救也救不了。我們是外人，西方人不會听我們的意見，但回頭來看，中國則還有機會，因中國剛開始現代化進程，問題剛開始，可以預先想辨法解決這個問題。現代化是不是必然造成異化？這要看中國。當代中國不像伊斯蘭國家的閉關自守，並沒有關門，一面跟西方友好，在學西方的長處。但另一面又跟西方有不同。如今從西方的經驗教訓回過頭來看，中國若要避免走入西方那種淺薄的平面文化，就必須重建道德，重視人性的啟發，找出一種不同的世界觀來看人，不能僅把人看成為物質。但在重視人性價值時，又要避免儒家的弊病，須防止將人性變成教條，“以理殺人”的教條。我非常重視“人性是有無盡潛能”這樣一個假設，來對付將人性教條化的可能性。
公民、人性與創新人
最近我思考“公民”這個概念。什麼是公民？中國處境下的一個公民，須公民既把社會作為目的同時也把自身作為目的。現今西方文化把個人視為目的，社會視為工具，傳統的獨裁社會把國家當目的，人只是工具。其實，人與社會、國家是互為目的。我從文化現象的多樣性假設人性有多種潛能，最近哈佛大學的教育心理學家HowandGardren提出所謂多元智能(multi-intellegence)的觀念，甚有意思，**了西方教育的一元智能觀，指出人有七種智能，我則認為不應限于七種，從人的文化現象上看，起碼有四個層次，一是人與物的關系，產生了各種科學和技術，二是人與人的關系，產生了社會、經濟和政治學，三是人與自己的關系，創作成藝術、道德與心理學，四是人與真理的關系，表現為哲學與宗教，還加上一時間的維度，則產生了歷史與考古學。
這不同的文化層次，來自不同人性潛能的發揮，形成多元的學問，多元的價值。而這各學問和價值又和諧並存，統一于人性的多種潛能之下，其後面的根基、根據就是人性。
■︰你怎樣界定人性這個根基，怎樣建立起人性這個根基？如果我們事先設定了一個理想的人性概念，然後從它出發去建立一套社會價值，初听起來很有意思。但是，怎樣防止這個根基建立過程中的相對主義呢？又怎樣防止這個根基建立之後的教條主義呢？我對你這個人性概念很感興趣，也覺得很重要。
其實我從另一種研究思路上也在追這個問題。前面我講到如何重新引入一種理性思維去防止和消除社會的浮燥心態的問題。不要去講太多太玄的東西，純學術的研究、純概念的推導是必要的，但對啟迪民智就有點隔靴搔癢的味道了，老百姓接受不了。我講“頂天立地”，“頂天”是了解學術最前沿，高屋建瓴，思想前衛；“立地”是深入大眾，立足現實，面對現實生活，從現實問題出發。所以我把自己研究的重點定位在“中觀”研究。不是宏觀，不是微觀，而是中觀，或稱應用哲學研究。近年國內應用哲學研究發展得很快，應用哲學學科分類也逐漸完善。像科學哲學、歷史哲學、倫理哲學等都已很完善。我這個哲學研究所除了一些基礎研究的項目外，在應用哲學方面主要是搞科學哲學和管理哲學。我自己好多年一直思索管理哲學問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前提就是人性假設的問題。一切管理活動都是以某個特定的人性假設為前提的。我這次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學題目也是管理哲學的人性假設問題。“工具人”的人性假設將人當作“螺絲釘”，“地主老財把我們當牛做馬”，這是這一人性假設的典型表達。“經濟人”的人性假設將人當成經濟動物，要調動人和刺激人只需滿足其物欲。這對窮人是有效的。當年**平一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足以號令全中國，以至于“東南西北中，發財去廣東”，因為當時中國太窮。“社會人”的人性假設認為人的需要是豐富的、多層次的、立體的，馬斯洛(Maslow)提出“需要層次論”，將這點說明得很清楚。“自主人”的人性假設突出了人的自覺性和自主意識，你可以告訴我好不好，但最終是我自己決定。中國政府當前號召加快民主化進程，激發人民的主人翁意識。我現在想提出“創新人”的人性假設。當年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是講社會發展規律同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的關系。社會發展規律與自然規律不同的一個重要地方，就是人的自由自覺活動在其中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但當時“反自由化”，有些說法不好提，我只得改一改。我想自由無非是兩個意思︰創新的能力和創新的機會。創新的能力涉及教育、培訓和激發，創新的機會涉及環境、體制和法制。創新是當代文明進步的關鍵，“創新人”的人性假設在當代社會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按照“創新人”的人性假設，我重新來定義管理的功能，不再是單純地組織生產創造利潤，而是為你的員工創造力的發揮創造條件，培育環境。當然，創造力發揮了，生產組織好了，利潤自然在其中。這是講企業管理；擴而大之，講社會管理，道理也是一樣。
有朋友問我，什麼是管理哲學？到底是哲學，還是管理學？我首先想的是不爭論，搞起來再說，讓你去爭。爭論未定，兵已過河。一定要我回答，簡單兩句話就是管理哲學︰一要可持續發展，一要協調發展。這兩句簡單的話，不是管理學的問題，而是用哲學的理性思維來考慮社會管理時得到的結論。現在中國政府已充分重視到這個問題。可持續發展是縱向的︰聯合國環發大會提出這個概念，中國政府也早就接受這個概念。即我們這一代人要活，下一代也要活，而且要活得更好。污染，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等，不可持續了，是壞管理。前些年我在珠江三角洲富裕地區之一東莞市作巡回科技月演講，就講這個問題。溫哥華是聯合國認定最適合人類生存地之一，我看廣東的東莞也不會差到哪里，有山有水，有平原，有河流，有海岸，連續二十年經濟以兩位數的百分比遞增。但環境破壞得也很厲害。推山、砍樹、鏟草、蓋廠房，生態失衡。現在重新來考慮如何治理。協調發展是橫向的︰中國政府提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都要硬，這是協調。我想協調的範圍還可思考得更寬些︰人的需要是多元的，需要協調；真善美，需要協調；技術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理念更新，也需要協調。這幾年我把自己綁在管理哲學這里來做，思路就是這樣。我講的管理哲學始終與人性問題糾纏在一起，與你講的人性潛能、人性根基有異曲同工之處。從工具人，一直到創新人，人性假設的背後的根據是什麼，根基在哪里？我在追這點。
人與獸之區分
□︰“創新人”的概念十分有見地，代表了人的創造性，而這創造性正是人性潛能的動力，而自由亦正是創新能力的表現。西方講人性是指人的本能；中國講人性是指人的潛能。曾經有西方人請我演講，針對西方的中學校長演講。由于中國家長對西方的教育有很多意見，西方人不明白為何華人總有不滿，故請我去講解中國文化的教育觀。我跟他們說，中國文化的價值是追求一種Humanization，追求人要“成為一個人”，故華人家長要求教育在教學生做人，而不是順乎本能的做動物。他們有點困惑地問︰我們已經是人了，怎麼還有需要“成為一個人”的問題？我指出這里有一個不同，就是他們講的人性只是人的本能，不外是人的動物性，他們認為人已經是高等動物了，就不再需要“成為人”了。但在中國人看來，禽獸跟人是分開的，獸性與人性區分得很清楚。孟子對這一點的區分很強調，教育之目的在使人成為人，整個中國文化在這方面是根深柢固的。
兩種自由的指涉
西方的教育給人自由，順人的本能發泄，不壓抑人。我把這種自由叫“消極的自由”，不管你的自由。這種自由當然是很重要的，因保證了任何官僚權力系統不能干預個人。中國人是講“積極的自由”，或許可稱為“深度的自由”，強調通過文化的素養，使人發揮出更高的潛能。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柏林則反對這種自由，認為這給政府的強制性提供了依據，會壓制人的自由。然而中國哲學家石元康與林毓生對他都提出批判，特別林毓生在其《自由、民主與人的尊嚴》一文中有極深入的分析。我想柏林的疑懼，來自其假設人沒有普遍人性。然而如果我們承認人性的多元潛能這個基礎，就可以提倡積極的自由，而不成為壓制。它不是強制人達到一個什麼標準，而是給孩子充分的文化素養，啟發他們各種潛能，看其自己在哪一種可能性上發揮得最好，讓其自己自由作決定，這才是讓其有真的自由決定。而我對自己孩子的教育，就用這假設，從小就讓他們听古典音樂，看一些名畫，講述中西歷史，也跟他們講科學及宇宙之奇妙，他們潛移默化下慢慢就會明白，這樣他們對任何文化都有一些接觸，結果會找到自己的興趣。如兒子以後就喜歡了歷史，八歲開始自己讀中西方歷史，十六歲時就讀了很多的書，隨時可告訴你什麼年份，什麼朝代，在中西方發生了什麼大事，也能分析當今政治和社會中的爾虞我詐。而女兒不喜歡歷史，覺得這是男孩子的事，她選擇了音樂，因為我從小就讓她有這方面的接觸，如今已快在大學音樂系畢業，到處演奏和領年青人唱歌，今年暑假又決定到中國教同胞英文，以海外華人身份服務祖國。這都由于我自小在各方面的文化素養都給了他們，然後由他們自己作選擇，而不是強制他們跟一條什麼路，因為人性發展是多元的。“消極的自由”和“深度的自由”的分別是，“消極的自由”假設人只是高等動物，“深度的自由”假設人具有無限的多樣性潛能。只講“消極的自由”，什麼都不教孩子，他反而沒自由，因為他很可能隨波逐流跟隨各種潮流文化走，很長時間都走不出自己的路。若講積極自由，教給他多種東西，啟發他的各種潛能，然後由他自己決定，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不是靠強制，而是用啟發手段，深度的自由不會導致壓制。其哲學基礎是認定人有多樣性的人性，人本質上是“創新人”。不斷面臨許多可能的創新，有許多條路，讓他了解這許多條路，給他充足的文化素養供他作選擇，由他自己作自律的決定，就並不會成為他律的簡單政治導向。這一切的理論基礎在人和社會的互為目的，一方面個人自己是一目的，不是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人人在自由創造時，以社會國家為目的，不以社會國家為工具，這種創造最終對社會、國家有利。在這里，不是以社會、國家為目的來界定人，也不是以人為目的來界定社會、國家，而是互為目的。關于這一點，西方走向一個極端，自古中國可能在另一個極端。
■︰在“積極的自由”的過程中，政府扮演什麼角色？中國和西方，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一樣的。在西方，人民把政府當犯人，成天監視著它；在中國，人民把政府當“父母”，整天供著它。政府掌握和控制傳媒，作出輿論導向；人民相信政府，依靠政府，跟從政府。這兩者有很大差異。我講“創新人”、講創新的環境和機會的問題，必然會涉及體制的調整、整合的問題。調整、整合的標準是什麼？政府扮演什麼角色？必須思索這些問題。
唐君毅的開放包容思想
□︰我想政府在教育上應從人性多潛能假設為本，采取提供多方文化素養的內容，及作啟發者的角色，以多方涵容的方法來推動這方面的文化路向。我很欣賞唐君毅的開放性文化和哲學觀，比較而言，牟宗三的思想我認為僅是一套獨裁的哲學，不足為法；唐君毅是一套開放的哲學，他把人生文化和中西智能都包容進去。他的開放性具有後現代的多元化自由，但又有一以貫之的和諧精神。他貫穿各種人生境界與不同文化的辯證邏輯是，從人生與文化現象背後尋找人性的根據。比如他在《人生之體驗》一書中，就是從人的心靈現象後面去發現人究竟是什麼，而《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讓人從文化現象看到人性是什麼。西方現在似乎走入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的路上去了。倫理都是相對的，你有你一套，我有我一套；最後誰有權，誰聲音大，誰人多，誰就贏了。沒有一個說服人的普遍的價值觀。多元的人性背後有沒有某種統一的東西在呢？中國文化自古強調“理一而分殊”，每個人都有分殊的不同，但有貫串所有人的普遍天理；人雖各有分殊，然而人性普遍共同，可並存而和諧。西方是並存而分離，後現代主義有一個名詞paralogy，我翻成“並行不悖學”，沒有“共識”，大家各不相干，沒有共同性。中國是另外一種，文化強調有一個統一的思想；然而，市場經濟和世俗化慢慢發展，“共識”漸會變一些他律的教條，人就開始不理會共同理想，于是腐敗就產生。要克服這問題，必須培養自律道德，然而自律的道德怎麼培養呢？柏拉圖就問過︰德性可以教育的嗎？教的東西都是他律，善良是不能像技能一般教育他人的。道德的教育應該啟發人自己去面對人生與文化的危機，啟發他嚴肅地去反省奮斗的目標和理想，啟發他覺得他應該自律。在中國，現在都在思考如何進行道德教育的問題，但道德課題往往會使學生感到枯燥，不會讓小孩感到興趣。
我曾經在香港教過宗教倫理的課程，是大型的課，向七百多人講，結果很成功，有許多修其它課的學生也跑來听我的課。因為我是用啟發性的教育，以生動的例子，在世俗化的社會中，啟發人們去反省和揭發人性、人生價值，這樣的道德教育是會成功的。關鍵在于啟發他們自己如何去面對危機，解決各種問題。
教育與價值的基礎
■︰你的基本的思路我同意。然而，難點是，你有沒有預先設定了一個原則，有沒有一個預先設定的理想人性模式？如果有，然後按這個模式去導向，去推廣，結果可能會很糟。好象父母為孩子選擇今後的職業，其動機絕對是為孩子好，或為了整個家族好。但結果可能是苦難深重，父母也尷尬，孩子也要反叛。于是，好壞善惡的標準、根據是什麼？其解釋權又在誰手里？能否事先設定？近幾個月我去考察了幾間加拿大的中小學。我很關心一點，中國的中小學，教材是由政府統一指定的，老師沒有選擇權。而加拿大不是這樣，由老師自己去選擇和購買教材。中國的基礎教育強調基礎知識和基本技巧，是整齊劃一地打基礎，至于創新是以後成人了、參加工作以後的事了。基礎好了，創造力以後就會出來。西方多強調創新能力和獨立個性。西方人認為，創造力必須早期啟發，晚了就沒有了，回不來了。更有極端些的，認為大腦不是用來記憶，不是用來做重復性活動的，而是為了創新思維的。自然，他們可能也就忽略了基礎知識和基本技巧的教育。這些具體的差異可能都同上述問題有關。
好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講教育體制改革問題。近兩年，開始真正地想動了。但是，多半都動在形而下方面。兩個大學合並，兩個機構合署辦公，這就是改革了。沒有理念，沒有形而上的思考不行。
□︰東、西方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樣的，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當然也包括在教育上的。西方重啟發性的、自由創造的教育方法，我們可以學習，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栽培年青人的條件。但是西方卻忽視了基礎教育(如歷史、地理和數學等)，道德教育和紀律教育，我們應兼顧中國教育這方面的優點，兩方面的長處都吸收，融會貫通，走出一條創造性的新路。中國正處于可創造未來文化的偉大年代。我們不必先預先設定一套外在的原則來迫人人跟從，卻可設定內在人性的多重價值和潛能，作為自律地發展價值的根據。這可成為中西優秀價值融合的哲學理念。如果全都跟西方一樣，我們的特性就沒有了；如果我們特性太多，我們也不會進步。對兩方面都清楚理解，然後把它們綜合在一起，創造新的方向，如︰啟發而又不是沒有紀律，有基礎素質而又有創造性，有文化的多元性但又不是相對主義的。從一九九九年開始，中國宣布教育改革，既不能停在過去的那一套意識形態教育，又不能馬上走入西方式的形態，故一切在摸索當中，創造當中。如今要考慮，如何讓孩子們有自律的道德，又對國家、民族有貢獻呢？如何建立自身的健康世界觀呢？世界觀的重新穩定，可能是當前中國文化發展的靈魂問題。我們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一開始的宣言就是“重建中國人的骨氣與靈魂”。大家都在思考、掙扎，不想完全跟西方，但自己的靈魂又在哪里呢？中國自身也在找尋自己面對全世界的新的定位。
論“並行不悖”
■︰前面你提到“並行不悖學”務監(paralogy)，我很希望你介紹多一些這方面的情況，並發表你的看法。
□︰它的思想根源主要出自維根斯坦後期所提出的languagegames(語言游戲)觀念。理奧塔提出︰各種文化表達都是一種narrative(中文可譯成述說)，在現代文明中，科學被認為是一種後設的述說(meta-narratve)，用科學可審視和判斷一切文化表達，而最後以科學為本，而在後現代的述說中，科學作為後設述說的觀點被否定了，科學也只是一種語言游戲，與各文化均只為一套述說，于是一切都打平了，各種文化表達平放、並行，沒有任何客觀標準。你有你的發展，我有我的發展，互不相干。既不打架，也不能對話而產生“共識”。它批判哈貝馬斯通過對話產生共識的觀點。好象很和平、自由自在，事實上卻變成虛無主義。現今歐洲許多哲學家都從這個角度去思考，認為人與人不能溝通和對話。我在歐洲開會時，曾提出疑惑，指出我們現在已在討論，我們不是在對話嗎？一位哲學家說︰事實上你不知道我講什麼，我也不知道你講什麼；我們都在講話，但我們之間不是真正理解。我比較擔心，這樣下去會造成社會的分崩離析。我覺得，“並行不悖”的背後有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沖突但又各自不理。幸虧西方有良好的法律控制一切，不同觀點可以通過民主程序來化解沖突。否則，在不成熟法制的國家，這不同就不能並行不悖卻會拿起槍來打了。
■︰“並行不悖”不可能是長久的。最終，不是打架，就是對話。在最終的結果到來之前，允許它一段時間“並行不悖”也未尚不可。為什麼急于讓它們對話，假如它們還沒有對話的興趣的話；為什麼急于讓它們打架，假如它們還沒有條件打起來的話。讓它們自由地去走吧，走到差不多的時候，不是對話，就是打架。
□︰這觀點下的並行不悖，已是中國傳統的道並行而不悖的觀點，最終仍是有道，而可對話而達至和諧，“並行不悖”代表某種自由，中國學者都很響往，然而這自由是否立根于虛無，還是立根于道呢？這就是我們所須深切反省的。
■︰最後，關于理性思維我還想說另一點，即關于游戲規則(GameRules)的問題。社會的改革需要一種良好的游戲規則意識。我剛做所長時，就想搞出一整套的“游戲規則”來。但多數人反對，說︰我們今天並沒有踫到這個問題，沒有必要搞這個規則。西方人傾向于在沒有問題之前，就把規則盡可能搞出來，完善起來。然後，問題出來了，雙方都會遵守這個規則去評判和解決問題。在中國不行，常常等到矛盾出來了，再來定規則，這個規則就很難定了，規則就決定了結果，總有一方不願接受這個規則。如果規則早就制定了，當時定規則的時候沒有利害關系在里面，我把這點也看成是一種理性思維。這是理性思維在人們現實生活中起作用的表現，對問題考慮得比較遠、比較長、比較深、比較全面，不急功近利。中國人常常改規則，因為規則是我們已經有矛盾時定出來的，用它來評判矛盾，暫時解決了，我心里不服氣，我總是要改它。許多地方搞城市規劃也是這樣，你當市長，找些人做一套。我當市長了，把你的那一套丟一邊，重新搞過。西方不輕易改規則。前些天我問目前這個大學的一位教授，加拿大的憲法是怎麼產生的？有沒有必要改？他說︰是英國人以前給我們的；現在不管誰覺得它有沒有必要改，若真要改變它，從可行性方面講，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改革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同時又不斷面臨許多更艱難的問題。從上到下都覺得原來的那套不行了，但你不能說它不行；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它不行，去改它，去探索。這樣的改革阻力很大，難度很大。這是一種辦法。還有另一種辦法，首先公開宣示它不行，號召大家都來改。這又可能導致四分五裂，社會不穩定。為了穩定，情願繼續戴著舊帽子，水到渠成之後，再把它摘掉。
□︰中國的改革必然是緩慢地前進，因為中國是一老大國家。一駕大型貨櫃車要轉彎是很難的。記得，李澤厚曾說，中國開放的門總是擠一下開一點，又擠一下，又開一點，不能一下子叫它全打開。其實，中國這些年來已經改革得很厲害。我常被邀請去中國，發現大家都很希望尋找新的理念，創造力也非常強大。學術自由有了很大的進步。西方常常不明白這點，不了解真正的今天的中國，而往往執著中國不理想的地方來指責，是頗不公平的。因此我們在加拿大創辦了文化中國後，一方面邀請西方人到中國去，從觀察與對話去認識中國的真相，此外，也邀請中國的學者與官員訪問加國，互相交流。其實中西方在找尋適切的理念，希望掌握全球整個現代化的最新方向。中國的學術自由明顯比以前多了，討論和對話的空氣也相當活躍，這種進步比之十多年前是不可思議的，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文化的前景還是很好的。關鍵是中國除了開放更多自由空間外，也能建立你所講的游戲規則，一切依理性和法規辦事，而不是有權力的人都隨私意去改革。改革必須與法治及道德自律同時進行，才會有更理性和穩健的發展。
劉志光︰廣東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梁燕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