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九九九年，在微風吹拂，毛毛細雨的日子，我們在上海成功舉辦了“廉政文化研究”活動，晚上回到酒店，十分欣慰，多年辛勞的心血，初獲成果。但午夜醒來，見窗外夜空灰沉，想起所見的高官，街頭騎自行車洶涌而過的百姓，還有所認識的無數知識分子，忽然悲從中來，不可斷絕︰那麼大一個國家，十多億的人民，窮一生也不能關懷得盡，什麼時候中國能更開放，更自由，更有法治呢？還有在印尼常被危機包圍的華人，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的同胞，中國人的需要何等大，而我是多麼有限和軟弱，體能已在奔波中衰竭，願意付出工作的人又如此少。我本求淡泊的日子，但上帝卻把中國的使命及那不容己的悲情放在我心中，使我不斷在世界各地奔跑。中國啊中國，什麼時候骨肉之親可以得更大的幸福呢？就在這凌晨深沉之際，我哭得像一個孩子。多麼遙遠的道路，多麼沉重的責任，自己又是如此渺小微弱。
轉眼新世紀來臨，二○○○年北美大雪飄零的時刻，我和太太到美國中部的山中靜修。山林的寧靜，讓我有機會反思人生與歷史，我們可以為中國人多年的苦難悲痛，為中國問題之繁復而哭泣，但也須冷靜地全面檢討中國民族文化的前途。中國的近代歷史曾經發生過很多改革和變化，但又多次走回老路，歷經波折，近期總算走出新的社會文化條件。我們須重新檢視作為中國性的價值和糟粕在哪著，思考如何以中國的性格走出一世界性的新路來。這中國性格的起點是什麼呢？是封建毒根，還是仁義價值呢？
李慎之教授最近寄來一篇文章提到，中國是否不斷重復過去的歷史悲劇，尤其是封建專制主義 這是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毒根？為此我在溫哥華組織了一個討論會，邀請卑詩大學漢學家杜邁可、丘惠芬兩夫婦和我發表觀點。參加者不但有來自中、港、台及東南亞的百多華人，甚至還有俄羅斯的漢學家，對中國古代的傳統是不是專制主義的文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我和李慎之很熟悉，知道他一直在對過去的中國文化歷史作很深很沉痛的反思。這當然與他的親身經歷有關，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在他生命中應該是最銳進的年代，思想、人格也最成熟，最有精力去貢獻社會的時候，卻偏偏遭到了中國多次的災劫。他以親身感受對這個問題發表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同情的。而他所提出的這問題亦確是需要深入面對的課題。我自己對此課題作了一深入的思考，我首先在方**上還歷史一個公平，將一些人物和處境放在歷史大環境中評論，而後再評價其對現今的得失，如此才能對中國文化有一公正的評述。我們先須認清楚，對中國歷史來說，封建一辭需用在周代才正確，而專制一辭也不必加“主義”來描述，因那是一現實的制度和文化，不只是一種主張。響應中國歷史，周朝的封建並不算專制文化，實際上那是地方與中央的一個權力的分配，而且用一種禮治文化統合把不同的實力調協和諧，雖然有天子，但不是一人獨尊，只是諸侯的共主。那個時候的政治文化崇敬上帝，《書經．泰誓》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以上天尊重人民意願，亦要求天子有道德，以人民為本。到孟子時總結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民本思想，在孟子之前已有一千年的歷史，此為中國傳統政治的德治理想，希望由有道德的聖人來統治，不只是君王要求人民有道德，君王自己也須有道德，所以人民和君主基本上處于平等的地位，此為中國原本政治文化的理想。
中國政治文化到了秦以後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秦始皇自稱皇帝，僭用自古“皇矣上帝”的尊號，自視為神，把上帝從超越的世界拉下來，統治者變成神。過去，最高的神是在超越的世界，不和統治者等同，故君王有錯，人民可按天命而革命。但秦始皇以後，統治者就等同神了，再沒有一種超越的真理可以用來批判統治者的權力，這就形成專制，即李慎之所謂皇權主義。漢武帝進一步利用儒家，把這種權力變成一種倫理的地位。皇帝不但有無限的權力，而且還有倫理上三綱五常中的最高位，皇帝永遠在倫理上處于不能替換的，像父親一樣的終身高位。這樣，中國政治權力的轉移只能靠農民革命，革命成功者成為新皇帝，二千年來連民本精神都消滅了，遑論西方的民主。
但是，我們在分析這種專制制度時，仍要公平地評斷，回到二千年前的那個歷史環境。秦漢年代的文明，比同時代世界其它各地的文明，還是很先進的。在羅馬歷史中，公元前三十年屋大維在爭奪政權中打敗了安東尼與埃及艷後，成為前所未有的權力最大的人，在公元前二十九年被稱為奧古斯多。他漸漸廢掉共和國體制，建立帝國政治。奧古斯多的意思就是神聖的，是一種神的地位，他同時又稱為imperiummaiusproconsulare，即擁有絕對權力的大帝，其號稱與專制權勢和中國同期的皇帝一樣，都以統治者是神。而羅馬政治上還有禪讓的制度，讓賢能的人接任大帝，但結果除了所謂五賢君外，三百年來還是非常腐敗。原來禪讓也不是真的理想，誰有權，有兵，誰就可以得到禪讓。以後羅馬政權轉移都十分混亂，歷史學家曾嘲笑羅馬帝國後期，沒有一位大帝死在著上，因為全都在權爭或兵變中被殺。不過羅馬建立了比較好的法律制度，這種法律精神後來在西方影響很大。在進入二○○一年新世紀時《美國新聞周刊》發表專題討論歷史上公元一年的世界，特別提到與羅馬並列的高度文明漢帝國，文章說當奧古斯多以為自己最了不起的時候，如果他看到中國當時的漢朝，也許會謙卑一些，大漢文明雖然亦是皇權，卻還有一種比羅馬帝國更和諧的文官政治，以禮治而不是以法治為本，比較寬和而穩定。如果我們把它放回中西歷史脈絡來看，從漢帝國到唐帝國，雖然是皇權至上，在當時的世界文明來說，並不算最壞的政治。只有當它延續到當代，我們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才批判其落後。
中國的皇權主義發展，最嚴酷可怕的其實是明朝。本來，漢唐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官僚系統還有某一種議政權，對專制有一些平衡，但明太祖一面取消宰相，一面廷杖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進行侮辱，也破壞官僚系統的尊嚴，成為一種消滅清流的政治文化，到現在已有六百多年了。但想不到在中國皇權主義發展到最腐爛、最可怕、最極端的時候，西方卻產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重視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價值和尊嚴，也強調上帝將權力賦與人民，人民再將權力賦與君主，開始向完整的現代化邁進。西方的進步，始自文化上的更新，可說是固本培元，孕育出各種可見花果，包括科學、民主和經濟進步。而我們在這數百年文化上則很少向這方面發展。一代大思想家王陽明講致良知，但並未能引發重視人性尊嚴的文化，王陽明反而自己領兵去**廣西瑤族少數民族。而王學後學則高談神秘的天人合一，及無善無惡的心體。文化走向神秘，而非走向理性，同期政治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殘暴不仁，**忠良，甚至還出現了東西廠的特務政治。清代初年曾有一段仁政的時候，回復德治的民本理想，但雍正年間更興文字獄，干隆則再把專制政治推到最高峰，摧殘知識分子士氣。可以說明清六百年，中國才是真正在人類文明史中開始遠遠落後，專制政治達最高峰，文化腐爛，而迷信興盛。一百多年來的苦難，並非偶然出現，而清末到民國，我們始終沒有走出西方那種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啟蒙運動的道路，在非常長的近代，由于內憂外患，人們的自由性，人的創造性，是受到壓抑的。
回顧一世紀的滄桑，中國改革開放才二十多年，真正穩定而進步大概有九年。要求中國馬上追上西方幾百年走出來的水平，恐怕不甚公平。高喊鏟除專制毒根口號，也有點斗爭味。我覺得中國剛剛發展出百年未有的和平穩定時刻，並不需要新的激烈口號，卻須實質地尋求中國文化的固本和更新，建立真正走向現代的文化土壤，使人性的平等尊嚴價值生根在文化中，也以愛心和寬恕來消除因怨憤心靈形成的仇恨毒素，專制和腐敗才會瓦解。回顧西方數百年的民主發展，能在後來成功，在其背後有強大的宗教和道德之精神動力，使每次激烈沖突後，不會產生大亂，卻能迅速凝聚成一新社會，並無藉改變而成為人人貪腐的後果。反觀中國，明清六百年加上文革的激烈，消滅了最崇高的精神文明，若在民族心靈真空下追上現代化，有了新的自由空間，加上制度未完善，馬上就會產生腐敗。
我作為在海外出生、成長的學者，從人類全球的視角看現在的中國，既不是西方的民主國家，也不是古代的專制國家，卻是在作一歷史重大的實驗，嘗試走出一個獨特的文化和制度。事實上在歷史上很少有像中國現在這樣制度的前例，如果有的話，羅馬共和國的年代有一些相似之處。羅馬共和國制度是由精英執政的團體來主持行政，同時有元老院，也有人民代表大會來監察，是一個集體領導而又容許有議政平衡的制度。中國現在已擺脫皇權專制，八二年的憲法也明定主權在民。這是歷史上真正在憲法中確立了一個公民社會的特質，而且根據研究，中國也在形成一個公民社會，人民的自由空間是大大提高，這都是前所未有的處境，具有中國歷史上未有的各種可發展的條件。從古代標準來說已經是一個治世。但是，它還沒有完成，就全球、世界範圍來說，還需要化很大努力才能追上西方現有的水平。中國還只是一個沒有完成的理想，只是一個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似乎應重提一個新的理想，例如在未來的中階、遠階是什麼樣的法制、民主呢？有無一民主和法治成功的時間表呢？還需要詳細深入地探索。我覺得中國在從傳統的落後、專制和苦難著擺脫的過程中，須注意幾點︰
一、對中國過去歷史上犯過的錯誤須有全面的檢討和懺悔，以悔悟的精神去更新文化上的弊病，改正民族的劣根性。
二、對歷史上因著錯誤而來的苦難不須心懷憤恨，對現有的不足亦不必灰心喪志。我每次想到中國的問題，都是用聖經一句話來勉勵自己，“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們既是深深地愛著那五千年的歷史文化，那廣大博厚的大地，那億萬的人民，就要以愛心化解憤怒，對過去的錯誤有寬恕，對現今的不正現象有忍耐，以無盡的愛心，盼望中國能克服難題，以無比的恩慈，去關愛曾受過傷害的心靈，也以不撓的毅力，去參與這改革進步的大時代。將美善愛心與寬恕種入我們的民族文化靈魂中，這才會長出真正新的非專制文化。
三、對中國歷史的光輝，我們須作有感情的投入和肯定，但絕不要因此以為中國文化是天下第一劍，不要自滿自足，自以為超英趕美。我們須全面謙卑地吸納世界文明的優秀價值，且明白西方的進步不單來自其表面的物質成果和健全體制，還來自其深刻的道德、宗教和靈性內涵，須加以參照和吸收，而非加以嘲笑鄙視。
四、對中國的發展，須讓歷史依正常情況，走出成熟的條件，不要以為單單搬取西方一些民主形式過來，就可能馬上變得像西方一樣成功。我們期待中國用五十年來追上西方的四百年，已是很快速的了，如今走了二十年，還有三十年的發展，我們須耐心去等待，也不斷努力去促進其進步。
最近中國派出大批官員到西方國家學習或進修，這個做法相當好，培養了新一代的眼光和學問，胸襟比以前寬廣。相信直至各種新一代的人物出現，幾十年甚至百年來的痛苦包袱慢慢就會過去。
五、不要以為西方就是西天極樂世界。我由于在西方讀書和工作多年，對西方文化作過從頭到尾的考察，明白西方也有很多問題，如將**凌駕在責任之上，將自由凌駕在道德之上等，形成道德與美善風氣的全盤毀滅，也形成教育素質低落，及社會倫理的分化與斗爭。我們要警惕它的弊病，不亢不卑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國須摸索自己在全球先進國家的定位，發展出一個走向後現代的民主、自由、法治，同時又有道德、文化的新年代。現今中國所謂的三個代表論，所謂最先進的生產力，最先進的文化，對人民最幸福的制度，均要付出很大代價去理解其獨特的先進在何方。一切急不來，歷史的條件終是一步步發展，只要繼續開放，改革，並有一個長遠的民主藍圖和時間表，就總會接近這理想。中國末來在經濟、政治、文化都將面臨更重大的改革，沒有人知道未來如何，但我們需要有信心相信未來會更好，因我們相信宇宙是有終極美善的價值存在，讓我們去追求、探索和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