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最近有很多爭論，主要由政治問題引發。本來中美兩國文化過去有相當好的互動。美國作為一年輕的文化，對中國那深遠歷史及社會文化智能和特質產生很多興趣，中國作為年老而又想更新的文化，也很想吸收美國的法治和民主，這原都是在良性互動之中。但政治上的猜疑，卻又使兩方文化的交流了解受到很多阻礙。這種猜疑來自人性的陰暗面，就是總要先懷疑不同者是否有邪惡動機，將懷疑當成真實，之後即引發成民族文化沖突。這種猜疑在冷戰期發展至極峰。到今天，這些冷戰的猜疑心仍藏在一些人心中，如最近，美國輿論突然指稱中國間諜已經滲透美國高科技界，一些跟中國進行正常交流的學術活動，也被指稱涉嫌竊取美國機密情報。主要媒體都參與這種所謂間諜新聞的炒作，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這次間諜風波始終沒有證據，所有的故事不外是傳聞，而這種傳聞竟主導了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的輿論思維，並且引起了對中國整體上的懷疑，進而產生一種對中國的恐懼。這使中西文化的良性互動受到很大破壞。多年前美國傳媒曾說外星人入侵地球，而且已經隱藏在美國的主要部門。這種傳說經過媒體渲染後，也使很多人信以為真並造成恐慌，後來才發現這是無稽之談。然而，這種無稽之談也可以提出很多所謂的想法，就是韓戰時中國是美國的敵人，這種敵人的形象一直揮之不去。在六七十年代一些的間諜電影里，壞人背後的都是穿中山裝的中國人，手中握有核武器的秘密情報。這種形象潛移默化，產生了猜疑之心。其次，近數十年華人科學家在美國冒起，漸取代西方人在高科技機構的地位，這都令以西方人為主的科技界妒嫉與不安，漸由和諧走向對立。
這種傳說和謠言，表明了對其它族裔的不信任的心態。這種心態中國以前也有。明末利瑪竇和其它傳教士來到中國的時候，由于是西方人，那時就有很多官僚認為他們是夷狄，其心必異，一定有其它目的。這難阻了中西的正常交流，拖慢了中國接受現代文明的開放性。到清末以後，因為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所有的外國人都產生了反感。一九四九年後，特別是五十年代初韓戰期間，在中國的西方人及傳教士都給定性為特務、**，被趕跑或抓進監獄。在這同時期海外華人在西方也很難抬起頭來。中西方進入全面對抗的狀態。
近年來，中國已開始認識到這種歷史的偏見所帶來的不利後果。一些學者經過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否定了不少傳教士對中國進行特務侵略的傳說。中國的書刊已公開為傳教士平反，如著名學者袁偉時，曾為文指出有很多傳教士都十分愛中國，有的傳教士到中國生活了幾十年，長期在中國服務，最後死在中國，更有些死在貧窮的山區或農村。那些地方毫無情報價值，他們如何進行間諜活動？最近我跟一位中國留美學者進行交流，他提到在美國認識的一位教授，一家三代人都生活在中國，其經歷非常感人。這位學者進行對這個姓馬天生(Mantinson)的家族研究，發現原來其祖父生在挪威，後移民美國，因感到一種關心中國人的使命，二十多歲就與妻子抱著幾個月大的嬰兒來中國，選擇在貧困的河南農村服務。這位學者說，一個間諜怎麼會把嬰兒也帶到貧困的中國農村呢 祖父馬天生四十多歲時病死在農村，原因是當時中國農村不具備醫療條件，其後，妻子不再得到原先教會差會的經費支持，只有一筆微小的撫恤金。但是，她仍舊維持著對中國的感情，留在了中國，用撫恤金買地養牛羊，靠售買牛奶為生，同時繼續為中國農村服務。在日本人侵略中國時，她還用自己的外國人身份，保護不少中國百姓和孤兒，並向日本侵略軍的少佐傳教。戰後，這個日本軍官果然悔改，並信奉了基督教。她的兒子也一直在中國長大，在二十多歲時到美國讀書並獲博士學位，本來可以在美國擔任大學的院長，但他還是回到了中國，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他又在中國生育其兒女，就是今天著名的馬天生教授。直至五十年代初，他和母親一起被趕出了中國。他們籌建了香港的道風山研究院，道風山後來成為研究中國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個重鎮。
此外，有一次我在美國演說時，得到醫學院副院長的接待。這位名叫陳振威的醫生告訴我，他原是一位孤兒，父親去世，母親貧窮，無法養育，結果被一位美籍加拿大人微牧師收養，與一批孤兒共同長大，供書教學，到最後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一代名醫。是那位外國人的愛心栽培，才使他成才，不致流落街頭，成為乞丐。原來這位微牧師二十多歲時到中國，建孤兒院，也在抗日期間保護了不少孤兒。四九年後被指責為間諜，但找不到任何證據。他就說，你們把我的心挖出來，發現里面只有兩個字︰中國。後來他到了香港繼續幫助孤兒，一生就這樣獻給中國人。陳振威十多歲時到了美國，先是在美國貧窮的黑人區艱苦維生，在餐館里洗碗打工，但他記得牧師對自己的愛和希望，奮發讀書，考取了普林斯頓大學，後來又到哈佛，獲得了心髒醫學博士。現在這個孤兒已成為美國一個很有成就的中國人。我發現，原來外國人在中國也曾做了很多美麗的事，但我們都不注意，只有後人把這些故事講出來，我們才明白這些外國人原來很愛中國。
同樣，中國人對外國人也有很多愛心和貢獻，如加拿大卑詩省前省督林思齊，就幫助過不少西方人和慈善機構。再如美國科技的進步，也離不了萬千華裔科學家的努力，他們也是很愛美國的的華人。當中國和美國有政治觀點相異時，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必須區分清楚，一些沖突是來自政客與傳媒，而不是美國人，美國也當知道，不要把所有華裔視為特務。華人對北美經濟和學術的貢獻，是美國成為超級強國的條件，中國人一向不是美國人的敵人，美國也不是中國人的敵人。問題是，為什麼在這樣原是朋友相交的一個年代，大家還在互相懷疑？中國民間已不再像冷戰時隨便把美國人看成間諜或特務，反而美國還在繼續走著這樣一條路。這就說明文化上的理解、對話、溝通還是很少，懷疑會演變成對立，對立變成對抗，對抗變成沖突，而生靈涂炭就是這麼造成的。
中國以前處于一種與外界的嚴重懷疑和對立情緒之中，但現在已經逐漸從對立走到對話、從對話走到信任，這過程已建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不僅在對外國的文化，需要有對話和信任的態度，就是在中國內部，也需要對話，通過這種渠道來建立一種可以承認不同，而不同之間又可以互相欣賞的一種和諧關系，相信這種精神所代表的文化才是中國真正的出路。對中國人來說，很難強迫西方作任何改變，但我們先走這一步，用不亢不卑的態度，不須崇拜或討好西方，也不必排斥反對其先進的文化價值，我們可以先以和諧、愛及寬恕的心來響應西方文化，使別人感到有一種仁厚的攝服力，慢慢即產生對話條件的建立。互信是對話的始點，人如何能互信呢？只有當心靈超越動物間斗爭的心態看他人，而知道對方也是人，共同的快樂與痛苦，有共同的親情與生存掙扎，從人性層次來建立互相之感應溝通，那麼我們即可深入感受他人的生命內涵和感受，而發覺對方與自己同是人類的一份子，雖然大家各有不同，但仍可有溝通和了解。
西方的後現代文化處境，本身正在否定溝通可能性。當代自由主義的極端，及新左派批判理論的極端，產生了虛無主義，人人為所欲為，終至毀滅了下一代的價值觀，產生近期多次校園槍擊的悲劇。近期美國卻有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名韋爾遜(JamesWilson)，他並不是從哲學科班出身，是哈佛大學政府行政系及洛杉機加州大學行政管理系的首席教授，他在一九九三年出版名著《道德感》(MarolSense)，在一般亳無價值內涵的當代倫理學中，重建人性及人的價值，以人類那不忍他人痛苦的同情心，及人為平等和責任而作抉擇的良知為基礎，指出道德感是普遍的，始于父母子女的親情，發而為惻隱及公平的要求。價值的根源在家庭與社會的感通關系，而不在孤離的個人或整體的意識形態。他指出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錯誤地視人為自由自主的純個體，而漠視了在關系中建立人的情味與價值。韋爾遜的觀點與中國孟子的觀點，十分接近，以人性人情為仁德之本。
建立人類的互信，其思維不能始于孤離的個人主義，也不能依賴整體的民族主義，前者形成人與人猜疑的條件，後者創造民族與國家沖突的根源。互信的基礎，在家庭倫理親情，父母子女兄弟均有天然的信任，由此以擴大到社會國家。有了互信，才能建立健康的經濟和政治，腐敗才能根絕。西方近代文化互信之始，在清**文化，結果成就偉大的近代西方文明。我們前述所講那些愛護中國人的西方人，是這文明的產品。至當代孤離的個人主義及西方的霸權主義興起後，西方才漸破毀其原有精神價值，進入虛無的後現代世紀。中國經過百年內憂外患，其互信精神亦破壞淨盡。要走向真正的清廉富強社會，仍須努力重建人性共同的價值，一種能感通互信的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