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時期天主教的發展
由于順治皇帝對湯若望的禮遇，使天主教的傳播得到強有力的保護。到十七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天主教信徒已經達到十幾、二十萬，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山東、陝西、江甦、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順治皇帝于1662年去世之後，六歲大的康熙繼位，由幾位攝政王把持朝政。他們開始時還能維持順治時對傳教士的禮遇，但過了不久，就在堅決反對天主教的大臣楊光先和因重用西方傳教士出掌「欽天監」而失勢的阿拉伯天文歷法學者的合力攻擊之下，致使攝政王于1664年發動了對天主教宣教士的逼迫。湯若望和他在「欽天監」的助手南懷仁(FerduandusVerbiest)都遭到監禁，甚至準備要處死所有的西方宣教士。然而，由于皇太後的干預，再加上突然發生地震，攝政大臣們擔心上天降災害，便將他們釋放，但「欽天監」的天文歷算工作則交給阿拉伯學者負責。
1666年，湯若望在北京逝世，被安葬在利瑪竇的陵墓旁邊。1668年，康熙從攝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奪回主政大權。他指責楊光先和他的阿拉伯朋友所修訂的歷法不夠精確，故命令南懷仁等天主教宣教士和阿拉伯學者比賽，看誰的算法更準確。最後，康熙評斷西方宣教士取勝，南懷仁于1669年入主「欽天監」，接續湯若望的事業。楊光先被判死刑，但念他年老體衰，故恩準他告老還鄉。
南懷仁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常要他講解西方數學、科學及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識，並授予他從一品頂帶。南懷仁于1688年逝世，埋葬在利瑪竇和湯若望的墳墓旁邊。康熙繼續重用天主教傳教士主持「欽天監」的工作，並請幾位法國耶穌會修士為自己和皇子們講授西方天文、地理、數學、科學、人文及宗教知識。這幾位傳教士在寫回本國的書信中，都樂觀地認為康熙皇帝已經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國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沙勿略(FrancisXavier)和利瑪竇等人理想中的「東方康士坦丁大帝」即將出現在「中央帝國」(TheMiddleKingdom)。
康熙是否準備皈信天主教，仍可存疑。但從他所作的七言律詩基督死的內容看，他對福音書的信息顯然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耶穌基督的事跡也明白無疑地打動了他的心。請看他的詩是怎樣寫的:
基督死
功成十字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兩番雞。
五千鞭撻寸膚裂，
六尺懸垂二盜齊。
慘慟八垓警九品，
七言一畢萬靈啼。
這首詩把主耶穌受難的事描述得十分完備，文字簡潔、生動。如果沒有熟讀聖經，絕對寫不出來。十字架、彼得三次不認主、鞭撻膚裂、與二盜同死以及「十架七言」等，都有所交代。詩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確表明康熙有讓中國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寶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所謂「禮儀之爭」及其後果
康熙幾乎接受了天主教信仰，這點在他所寫的基督死一詩中表達得十分清楚。不過，他所願意接受的天主教信仰，就是利瑪竇所闡釋的，與中國的儒家禮教相融合的天主教。其中最有指標性意義的，就是對祭祖和祭孔的態度。利瑪竇在深入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之後，清楚地認識到祭祖和祭孔在中國人心目中近乎神聖的地位。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講，祭祖是他們最重要的宗教活動，也是他們維系家族傳統的有力手段。而祭孔則是當時國家體制中的盛大慶典，與朝廷科舉選士制度緊密結合，對于維護皇朝官僚統治體制的傳承，有著無可代替的功用。因此，祭祖和祭孔是關系到整個皇朝統治基礎的大事，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廢棄的。
利瑪竇看清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就想要繞開這個阻礙中國人，特別是阻礙士大夫和上層貴族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問題。利瑪竇借用中國古籍中的「上帝」一詞指稱聖經中的創造主耶和華神。他指出祭祖和祭孔 不過是表達人們對祖先和古聖先賢的懷念及感恩之情，就像西方人去墓地向故人獻花憑吊一般，並沒有什麼屬靈的意義。他甚至認為供在家里的祖宗牌位和孔廟里的孔孟牌位，都 是祖先和聖賢的象征，並沒有鬼神或靈魂附在其中。因此，他認為中國人信仰天主教之後，仍然可以參加祭祖和祭孔的典禮， 要他們心中不把所祭拜的對象看成神靈，也不敬獻供品就可以了。
自利瑪竇提出以上解釋之後，在華傳教的耶穌會修士都認同他的做法。他們這種對中國傳統禮儀妥協的態度，得到康熙皇帝的贊賞，這也是他得到朝廷保護的關鍵所在。然而，繼耶穌會之後來華傳教的其它宗派中，有很多並不認同利瑪竇所作的闡釋，因而一方面在中國與耶穌會爭辯，另一方面也去歐洲散布攻擊耶穌會流言，尤其是屢次上書給教宗，要求就所謂「中國禮儀問題」作出裁決。當時的教宗先是按多明我會(Dominican)和方濟格會(Franciscan)修士的告訴否決了耶穌會的作法(1645年)，後來又接受耶穌會的申辯，認可了他們的作法(1656年)。但是，反對派卻一直不服，不斷抗爭。耶穌會也努力維護自己的立場，並要求康熙作出裁定，康熙亦于1700年11月30日宣布了他對耶穌會的支持，並將敕文寄給教廷。結果，教廷卻認為耶穌會讓一位世俗君主裁定教會事務是很嚴重的錯誤，因而新教宗格勒門十一(ClementXI)于1704年11月20日正式發出諭令，禁止用「上帝」一詞稱呼造物主，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1705年，教宗特使多羅(CharlesMillarddeTournon)，要求康熙允許中國信徒遵守「禁約」。康熙先以禮相待，後來因對方態度頑固而發怒，將多羅驅逐出境，軟禁在澳門的一處修道院里，直到病死在那里。
教宗又于1715年宣布諭令，再次強調中國信徒不可祭祖祭孔，不可用「上帝」一詞，並再帕特使嘉樂(JeanAmbroseCharlesMezzabarba)來華，試圖說服康熙。嘉樂于1720年11月25日抵達北京，康熙于12月2日召見，次日又設宴款待。12月17日再次召見，明確答復他拒絕教宗諭令，並在教宗諭令上朱批說:「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嘉樂遂被驅逐出境。
1722年康熙逝世，雍正繼位後采取了更加嚴厲的禁教措施。從此以後，在一百多年里，清廷嚴禁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直到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國門為止。這其間 有少數天主教宣教士秘密進入中國，在各地活動，信徒人數也大幅度下降。
關于康熙的天主教信仰
康熙于1662年繼皇帝大位之初年僅六歲，在幾位攝政王的把持下，曾對西方傳教士和天主教發動過一次短時期的逼迫。然而，康熙于1668年從攝政大臣手中成功地奪回主政大權之後，重新采取了保護天主教宣教事業的政策，並仍舊啟用西方宣教士南懷仁入主「欽天監」，接續湯若望的事業。南懷仁逝世後，康熙繼續重用天主教傳教士主持「欽天監」的工作，並請幾位法國耶穌會修士為自己和皇子們講授西方天文、地理、數學、科學、人文及宗教知識。
這幾位傳教士在寫回本國的書信中，都樂觀地認為康熙皇帝已經接受天主教信仰，他下令全中國人民皈信天主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事。然而，由于後來發生的所謂「禮儀之爭」，卻使康熙最終與羅馬教廷鬧翻了臉，西方傳教士造就一位「東方康士坦丁大帝」的理想功虧一簣，至今仍為中外天主教人士及眾多教會史家唏噓扼腕，痛悔不已。他們認為如果當年教宗與康熙達成共識，今天的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國家，中國的歷史也許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這 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想法。天主教在華宣教事業所遭遇到的挫折，必須放在中西宗教和文化的沖突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楚。其中所牽涉的問題極其復雜，而所謂「禮儀之爭」則 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已，有沒有它都不會改變歷史發展的大勢。
那麼，康熙是否如天主教宣教士所言已經皈信天主教呢?從他所作的七言律詩基督死(參閱本報今年七月號第十三版拙文)的內容看，他對福音書的信息顯然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耶穌基督的事跡也明白無疑地打動了他的心。詩中有「百丈恩流分自西」一句，的確表明康熙有讓中國人民同西方人民一道分享基督寶血所成就的「百丈恩流」的心意。
康熙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心意在他的另一首詩生命之寶里，似乎得到更為明確的印證:
天上寶日月星辰，地上寶五谷金銀。
國需寶正直忠臣，家需寶孝子賢孫。
黃金白玉非為寶， 有生命一世閑。
百歲三萬六千日，若無生命最可憐。
來時胡涂去時亡，空度人間夢一場。
口中吃盡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間最大為生死，白玉黃金也枉然。
淡飯清粥充一饑，錦衣那著幾千年。
天門久為初人開，福路全是聖子通。
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份得永生。
從這首詩的最後四句中，我們看到康熙皇帝確實有接受基督為救主的心願。但從他後來的作為來看，他皈信天主教的過程並未最終達成。這樣的結果究竟是羅馬教廷對中國傳統禮儀的態度所造成的呢，還是康熙自身的內心狀況所造成的?我認為是後者，因為他無論對天主教信仰有多少寬容，有多少期待，對聖經和天主教教義有多少了解，他仍然是一位深受儒道兩大傳統影響，並以之為中華文化的「正統」(Orthodoxy)的封建君主。當西方宗教文化傷害到這個所謂的「道統」時，他仍然毫不猶豫他選擇本國的宗教文化傳統，而放棄外來的所謂「道德文明」。話又說回來，即使康熙真的作了「東方康士坦丁大帝」，強迫國人把天主教尊為「國教」，那又能怎樣呢?我相信歷史的邏輯發展，仍然會迫使後來的人采取同樣的排外行動。